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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  作者:Kyle

发表时间: 2020-08-05  分类:长篇  字数:4391  阅读: 1454  评论:0条 推荐:0星

 

一九六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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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堪回首,

昔情莫再流连。

毛泽东概括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第二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只是历来一句话能顶一万句且放之四海皆为真理的毛泽东往生前最后所说的一句话:“我死后,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得不依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这杆伟大的旗帜。”

邓小平语录: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在历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之后,终于有人不想再继续高举下去了。只剩下最后一句:……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某某人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了。(2020年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共大张旗鼓地正式喊出了这一响亮的口号,名正言顺地没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十亿中国人民也随之渐入梦乡,共同作起了美好的中国梦。)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果不其然,中共给毛泽东的盖棺定论是: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

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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