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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门有关 ——也谈《鸿门宴》中的座次  作者:中天悬明月

发表时间: 2019-12-13  分类:随笔  字数:2341  阅读: 489  评论:0条 推荐:5星

  古人交往讲究座次,因为它显示着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通常的规矩是,以坐北朝南为尊。帝王会见群臣,他一定是面南而坐的,因为这是一种尊贵和荣耀。  但是,在鸿门宴上,项羽的位置却是坐西朝东。司马迁
 

  古人交往讲究座次,因为它显示着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通常的规矩是,以坐北朝南为尊。帝王会见群臣,他一定是面南而坐的,因为这是一种尊贵和荣耀。

  但是,在鸿门宴上,项羽的位置却是坐西朝东。司马迁着意描述了宴会上的座次: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张良面朝西的位置,看起来是在场人中地位最卑的了,不能叫“坐”而叫“侍”。

  有人对此提出疑问:既然此等场合,项羽、项伯的地位最高,他们为何不面南而坐,坐在范增的位置?有人说:平时是“南向”最尊,宴会时是“东向”最尊。两汉以前,“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即以面朝东座为上,他们的证据还是《鸿门宴》。有人拿顾炎武的话作证——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这统统是指设宴的座礼。

  还有人干脆这样解释:如果房屋是东西长而南北短,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次尊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面西。《鸿门宴》中项羽的军营很可能就是这样东西长而南北短的形状。

  甚至有人以“东家”“西宾”说事。说本来主人(东家)应该在东边陪客,把宾客让到西边;但项羽目空一切,自坐主位,说明了他的骄横自大,小视刘邦。这回答的是项羽为啥坐西面东的问题,却没有回答为什么坐西面东最尊贵的问题。

  笔者认为,倘若是建宫殿,修城池,盖房子,置庭院,这些固定的建筑坐北朝南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事,最讲究灵活机变,随形就势,常常讲不了那么多的规矩。作为行军打仗临时驻扎的军营,会有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地形的状况,比如山势的走向,比如建筑的材料,比如时间的制约……这些情况,也会决定营帐建在什么地方,建成什么形状。

  何处最尊?这里边还存在着一个关键,那就是——门的位置。

  我们可以拿现代的礼仪来作参照。现代人宴请宾客,宾客进门后都要观察一下,一般来说,不管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向,正对着门的那个席位肯定是最尊贵的席位,然后按长幼尊卑或职位高低依次朝两边排列,门口坐的往往是最不重要的,或者是搞服务的。这种讲究,从人们进门后入座前的相互谦让即可看出来。

  毫无疑问,项羽建在新丰鸿门的这座军营,绝对是临时驻扎的营寨。并且因为项羽到得比刘邦晚,有点被动,他的这个军营也建得有点仓促,已经不能像建宫殿那样从容和讲究了。具体形状虽不可细考,但营帐的门(军门)无疑是开在东边的。你看——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披帷西向立——恰恰说明军门的位置在东边;瞋目视项王——走进东边的军门,一下子便和西边项羽的目光接上了火。此种情况下,当然是项羽最先看见樊哙,于是有了——

  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于是有了张良的从中介绍:“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接下来,樊哙连吃带喝、慷慨陈词之后,项王没有话来回答,只好尴尬地对樊哙说:“坐。”樊哙就随着张良坐在了门口。再接下来,刘邦出门上厕所,顺势招手让樊哙出去。这中间根本就没经过项羽身边(很可能只是请示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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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军门开在东边的营帐里,我们不妨假设一下项羽面南而坐,也就是坐在范增的位置上,是一种什么感觉。那样一来,门就在项羽的左边了。让项羽坐在那里,不感到别扭吗?他的尊贵体现在哪里?他还会有那种目空一切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吗?

  不管古代现代,人的本性是相通的,感觉是相同的,至少有某种程度的相同。其实,坐在什么位置,面朝什么方向还在其次,关键是自居正中面对来人那种一览无余居高临下的满足感,和看别人列坐其次众星拱月甚至满脸谦恭的那种快意。

  实际上,不管是皇宫还是府衙,面南背北之所以尊贵,恐怕关键还是因为有一个南开的大门在陪衬。京城的城门,地方的衙门,都在起着这样的作用。汉初叔孙通在长乐宫演习礼仪,凡功臣列侯将军依次列西面东,文职官员依次站东面西。九个礼宾官,从上到下地传呼。皇帝这才乘坐“龙辇”从宫房里出来,百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祝颂敬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刘邦说:我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有一点可以肯定,长乐宫的宫门一定是开在南方,它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刘邦的尊贵感。

  倘若是为地形地势所限,东边是一座大山,营帐不得不靠山建于山的西边,营门就会是另一种位置,座次当然会是另外一种安排。假设不妨再大胆一点,如果实在因地形限制,不得不把门开在西边的话,那倒真不妨把坐东面西当作一种尊荣。

  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迁之所以不惜笔墨,逐一写出每个人的座次,的确是通过叙述项羽对座次的安排,突出项羽的骄傲——虽然到得晚,但依然藐视刘邦、目空一切的心理。由此细节,可见项羽骄矜专横、唯我独尊的性格,也可见刘邦忍辱屈从、顾全大局的勃勃雄心。

  《史记》的写作年代,距鸿门宴发生已经几十年。漫说几十年,即使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司马迁也不愿忽视有用的细节。这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态度,一种郑重严谨的写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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