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8卷 民国教育史

 

  本卷提要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教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逐渐地过渡到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重要转折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运动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演变。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局限于学校的近代教育的尝试,发展到注重实践和个性发展,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在民国时期众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举措中,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因为更注重下层民众,拥有广泛的教育对象,因而比较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本书着重于论述民国时期教育发展过程的形态和进程。
  一、民国教育概述
  民国教育史是指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教育发展演变的历史。民国教育承继了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的沉重负荷,在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的历史背景下,寻求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基于这种认识,本书主要论述教育思潮、教育运动、主要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制度及设施等,以反映教育的发展情况。作者认为,教育思潮、教育运动及教育家们的思想主张,影响和推动着教育制度及设施的变化更新;而教育的发展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教育制度的更新和教育举措推行的结果。外国列强的活动,则是这种变迁的背景因素。
  这种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有着质的不同。 五四 以前,是近代教育即资产阶级教育的短期尝试阶段。逐渐了解西方的中国人,针对西方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整合取舍命题,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这个改革试点上,在生源、课程、授课方式及指导思想等方面都做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但多为启蒙发微工作。 五四 以后,则是现代教育全方位展开并最终实施的时期。与近代教育相比较,现代教育注重生活、实践及个性的发展,更积极地追赶世界教育的最新潮流。最明显的就是认为教育不应局限在学校,而应当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对此,现代社会各阶级阶层各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产党因为更重视下层民众的教育,拥有了广泛的教育对象而获得成功,从而最终从方法上转换了现代教育。
  具体说来,可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变动,将民国教育史划分为6个时期:民国元年至八年(1912- 1919年),是近代教育即资产阶级教育的实施阶段。
  这种失败的尝试,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了反思传统教育的重要参照物。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 1921年),是现代教育的发端时期。马列主义的传播、勤工俭学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都体现出了教育的现代气息。但社会各阶层信奉的教育思想已发生分歧,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都影响了相当的社会层面。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1922- 1927年),这种分歧继续发展,但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三民主义的大范畴中得到共存。到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927- 1937年),这种分化终于明朗化。改造民国教育的各种方法都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国共双方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及随后的 三民主义 教育,偏重对教育的整顿和控制;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则注重教育的大众化;中间阶级也开始试行其乡农教育和平民教育主张。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937- 1945年),现代教育特别是 三民主义 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竞争,已显出优劣。国统区的教育危机和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最后,到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 1949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溃败, 三民主义 教育也从大陆总撤退,民主、科学、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成为解决大陆教育问题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可见,民国时期的教育,首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由粗具形态的资产阶级近代教育演变为杂然纷呈的社会化的现代教育。
  其次,民国时期的教育头绪繁多,变化复杂。受社会环境迅速变动的影响,教育思潮如浪如涛,教育运动风起云涌,教育名家层出不穷。社会各阶层都拿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也有好多没有明显的阶级阶层属性。所以民国教育绝非单线而是多线条的迅速演进,而且因为教育的逐渐社会化和现代化,而愈演愈繁,愈演愈烈,愈演愈新。
  还有,民国时期的教育具有明显对峙性。封建教育与近代教育(主要包括洋务教育、新政教育及革命民主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数十年对立,特别是后来国民党政府的 三民主义 教育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科学大众比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之间的对峙和冲突,都是其重要表现。对峙的重要原因是寻求合乎国情的教育,而且必然通过竞争角逐以决优劣存亡。
  民国教育史上总结性的成果较少,即便有也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这是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的必要性所在。
  民国时期体育的发展,受其本身特性的影响,有相对的独立性,笔者试图从不同地区展开论述。
  二、近代教育的终了和总结
  教育史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专门科学。它包括教育政策及制度设施、教育的发展普及状况、重要的教育思潮及主要教育家的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重教育的文明国度。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以杰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驰名中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教育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历代统治者颁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张载、王安石、朱熹、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也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促进着教育的发展。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备受尊崇,成为四民之首。但封建时代受教育的层面越来越窄,教育也越来越走向教条僵化。
  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使儒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的繁盛景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隋朝实行科举制选拔官吏后,教育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到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以四书五经为规范的八股考试更成为扼杀人才、选用奴才的工具,教育已经成了统治者愚弄民众维系统治的手段,走进了死胡同。
  清代教育制度基本上因袭明制,学校和科举相辅相成。中央的国子监及八旗子弟的官学、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小学及大小书院、以及私人设立的 私馆 和经馆,不是为取得科举资格,就是为科举做准备和补习,学校实际上是科举的附庸。科举制度则更加腐化。考试作弊已经习以为常。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 老师冒充学生下场顶****试,已经全然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了。 买取贡生、监生、举人等名额的事更是屡见不鲜,并美其名曰 捐纳.加之统治者大兴 文字狱 ,提倡义理、考据和词章等 无用 兼 无实 的学问,士林风气败坏, 旧学 已成为强弩之末,旧的教育制度已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了。变更传统教育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近代教育较之传统教育,改变较多也较明显的就是教育内容。适应时代的要求,顺应救国救民的呼声,在道光二十年至民国八年(1840- 1919年)
  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教育逐渐挣脱以宋明理学为规范的科举制度的束缚,不断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并参照中国传统教育的有益经验,以寻求一条拯救教育、拯救中国的有效途径。具体他讲,近代教育改变较多的是学校。洋务学堂、时务学堂以及后来的学制改革,就成为近代教育在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前后和辛亥革命时期变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实,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前后,好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讨论教育的变革问题。他们就是以地主阶级改革派著称于世的龚自珍(1792- 1841年)、林则徐(1785- 1850年)、魏源(1794- 1857年)等人。他们因为最早 睁眼看世界 ,有机会最早了解到西方世界的一些情况,从而提出振聋发聩的新颖见解。如林则徐的 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龚自珍的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都令时人耳目一新。他们的看法涉及到人性问题、知行的先后问题、对古典经学的整理问题、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以及对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人文风貌、经济发展如何看待等等新命题。由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行为,开了风气之先,时人和后人对他们极为推崇。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 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自珍之一时期。 林则徐被赞为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更是当之无愧。至于魏源,因为他的思想最系统,最先进,不仅提出要学习西方的人文风貌、军事技术、工业技术,而且认为应该鼓励自由贸易,允许民间自办新式工业,以完成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全过程,所以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有过深远的影响,《海国图志》还使日本获益非浅,以致诱发了决定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
  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多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实施;而且因为受条件和时代的限制,他们对西方也多是一知半解,其见解难免有粗浅孤陋之处。
  真正尝试实施近代教育的,是狂飚般兴起的太平天国。他们以建立 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的 地上天国 为出发点,以天下人都是耶和华的儿女,都是平等互爱的兄弟姊妹的拜上帝教教义为武器,对封建制度包括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指出满清皇帝只不过是 阎罗妖 ,所到之处, 去鬼神祷祀,无卜筮术数 ①更去孔子牌位,禁阅和焚毁儒家经典,并以拜上帝教的教义为基准,修改删消四书五经,使 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 ②在破的同时,太平天国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首先颁行了新的教材和经书,如《新旧约圣经》、《真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以及军事方面的《武略》、《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水旱战法》等,改革了教育内容。其次,以太平天国官书为依归,以选拔实用人才为目的,建立了 无论何色人,均准与考 录用的新的科举选官制度。再次,太平天国还极力倡行明白易懂的文风,文书中用大量简化字,官印用宋字,文书加标点符号,洪仁玕还特颁《戒浮文巧语谕》,这些,实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声。还有,太平天国实施了一系列大众化教育措施。如设立育才馆或义学,倡行 带徒弟 的制度;定期组织儿童到礼拜堂学习,多渠道地改革儿童教育;倡导妇女教育,男女平等,妇女一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带兵打仗、做官治土;太平天国的歌谣和 讲道理 等方式,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①   陈果夫认为此书所列习俗 大都含有全国共通性 ,因此我们在后面各节日的 概说 中皆加以列举。
  但鉴于此书具有 整理旧俗,厘订新俗 的用意,所以它所列各种习俗已经过主观加工,并不完全是客观原貌。
  ②   陈果夫:《国民生活历》,台湾东方文化书局 1976 年影印本,第 13-14页。
  除了注重教育的大众化、民主化、平等化,太平天国还注重教育的时代性。太平天国坚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把西方科学技术列为三宝之一。
  积极延揽容闳等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参政,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更提出了设新闻馆、学馆等一系列学习西方教育的主张。如天假时日,太平天国将会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道路。
  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教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在曾国藩(1811- 1872年)、左宗棠(1812- 1885年)、李鸿章(1824- 1901年)、张之洞(1837- 1909年)的倡导下,在19世纪60至90年代,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 中体西用 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教育。洋务教育包括西文、西艺和留学等方面的内容。
  洋务派举办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校,培养西文人才。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等。这些学校一般以招收正途人员为主,年龄要求渐趋年轻化。学习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后来也扩大到法、德、俄等国语言,并由浅入深地学习西方的历史、地理及科学技术。
  西艺方面,主要是设立了一些军事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及其附设的机械学校(1865年)、福州船政局及其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水师学堂(1866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南京陆军学堂(1895年)以及技术方面的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湖北铁路局附设的化学堂、矿学堂(1892年)和工艺学堂(1898年)等。同时,注意介绍和翻译西学知识,形成了江南制造局译书局、北京同文馆译员班及来华西人的 广学会 三个西学传播中心。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派出了多批学生赴西方留学,最著名的是留美幼童和闽厂生徒。经容闳的倡导和奔波,詹天佑等120名幼童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分四批赴美,学习 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 ,以期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 (容闳《西学东渐记》)。由于保守势力作梗,这些学生在光绪七年(1881年)被提前撤回。光绪元年、二年(1875、1876年)派赴英法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则多已成年,学多有成,不少人成了北洋水师的骨干。后来出使英、法、美、德、俄、日大臣也带学生出洋。
  必须指出,洋务教育也烙上了封建性的印痕。首先是其指导思想,张之洞概括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认为 中学 即经史之学,必须放在首要的主体地位, 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 在张之洞看来, 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电、化,西艺也 , 政尤急于艺 ,而最切要的是 兴学校.可见,西政根本不涉及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谈不上改革现行制度了。这就难怪早期维新派一直批评洋务派学的只是西方的皮毛而已。其次,念念不忘中文学习,是洋务教育封建性的重要表现。所有的洋学堂学生和留学生,都得用相当时间学习 圣谕广训 ,并不时 望阙行礼 ;注重学生的资格和出身,注重规范学生的 道德 等,更昭著了其封建性。同时,洋务教育也有相当的买办性。国内学校长期由外国人主持,如下韪良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年。学生出洋也由外国人率领,日意格和被梁启超斥为 似蝎、似鼠、又似蛆 的傅兰雅,都任过留学生监督。学习内容也只知适应,而不懂选择和如何变为己有。
  但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洋务教育第一次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破了传统教育长期以经史禁锢人心的沉重氛围,在中国近代教育兼采中西以求发展方面,迈出了功不可没的第一步。
  戊戌时期的维新运动则在更新的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制度。在维新运动中,起初的宣传鼓动、后来的论战及改革内容都涉及到教育的改新,而其领袖们的思想主张无疑起着指导作用。
  维新派的鼓吹活动主要有三种方式,办学会、兴学堂、办报纸。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 1898年)。全国共设立学会24所,著名的有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北京的保国会、湖南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设立学堂19所,有康有为早期讲学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等;报馆8所,如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和《国闻汇编》、谭嗣同在湖南主编的《湘报》等。
  这些成功的宣传活动导致了守旧派的反对和洋务派的阻扼。维新派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把孔子改观为倡言变革的 素王 ,从而提出了改变君主****为君主立宪的变法目标,认为只有这才是保国、保教、保种的良法。与洋务派的变 末 不同,他们提出变 本 ,即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时务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与洋务派的 中体西用 不同,维新派从人权天赋的角度出发,提出民本君末等一系列民主思想,冲击了封建的三纲五常。谭嗣同更提出了 冲决一切网罗 的大胆主张。
  维新派认为变法迫切需要 开民智 ,所以后来实施的变法内容多涉及教育的改新:废八股,改试策论,借以选拔 体用兼备 、 通经济变 的人才;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改各级书院为中西学兼修的大小学堂,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学堂,奖励捐建学堂者;筹办京师大学堂;设立农学会,刊发农报,创办农务学堂,促进农务;在产丝茶区设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设立翻译局及编译学堂;鼓励出版书报,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开放言论鼓励上书;筹设医学堂;鼓励设各种实业学堂,鼓励新著作和新发明。
  维新运动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此掀起的兴学校热,实为教育史上的又一新台阶。当时已出现了私人办学的现象。如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兴办的西学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以后上海 交通大学 的前身),就被认为是当时 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软弱,反对派的过分强大,戊戌维新中这最强的强项,也一样难免失败的命运。
  历史的书页翻到了20世纪,衰微中的统治者和崛起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花大力气于教育。
  满清统治者首先废除了科举制,建立了一套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废科举的举措有过多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都有过这样的诏旨,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才明 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废止了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与此同时,新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壬寅年),清政府颁布 钦定学堂章程 即 壬寅学制.分学校为7级;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高等小学堂3年,中学堂4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6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20年。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学堂附设的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壬寅学制受本身因素和清政府的影响,未得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第一个在全国颁行实施的学校教育制度。 癸卯学制 共分3段7级,长达近30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养院3年,初等小学5年(学生7岁入学),高等小学4年,共3级13年。第二段为中学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年,分科大学堂3- 4年,通儒院5年,共3级11- 12年。与此并行的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系统。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堂性质)两等,修学8年;实业教育除艺徒学堂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外,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等,修学共15年。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及方言学堂,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学约5年;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设立的进士馆,为已仕官员设立的仕学馆,都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带动了国内教育的发展。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十四年和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幼稚生的人数分别为918586、1179958、1522793人,而后两年的女学生分别为755、13498人,处于明显的增长趋势中。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官立高等学堂已达123所,其中法科学校47所;学生22262人,法科占12282人。这与当时的法政热有关,也呈现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①。
  这种发展还跟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有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为副。下设左右丞等各项事务官。下辖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等5司,司下设若干科,并有视学官视察全国学务。
  省级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裁撤学务司,设立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员,下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会计课和图书课。另外,设视学、议长、议绅若干名,巡视各州县,并辅佐提学使。
  同年设府厅州县劝学所,设总董一人,由县视学兼任,下设若干劝学区,由劝学员负责。
  ①   据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 181、182 页。
  至于教育宗旨,清政府曾厘订两次,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应 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部规定的教育宗旨为 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可见,两次教育宗旨都没有超出 中体西用 的范畴。但是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都足以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体系取代了封建的科举制而确立起来。
  在此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八国联军的重创以及戏剧般的日俄战争,促使清政府鼓励学生留日;加之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宪政的即将实施,留学日本成为一种热潮。最高年份的留日学生高达一万多人。因美国退还庚款,胡适等人自宣统元年(1909年)起先后被派赴美利坚。赴欧的留学生也日趋众多,留学运动在清末掀起了一个热潮。为此清政府也开始整顿留学教育,多次明文限制留学资格,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就规定只有中学堂以上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出洋;颁布了各种管理留学生章程,以明确游学监督的权限和义务。同年,学部还拟定了留学生考验奖励章程,考试留学国外高等学堂毕业生,最优等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和中等给予举人出身。此外,各省还制订了考试留学生出国的制度。可见,清政府在想方设法地控制国内学生和留学生,结果却正好相反。因为出发点和方法的不同,革命派获得了成功。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要求 革命与教育并行 ,倡行革命教育,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动,反对传统的封建性的 奴隶教育 和改良派的改良主义教育。据邹容分析 革命教育 包括推翻满清统治,恢复天赋的自由平等人权和培养政治法律观念三层含义①。由此,革命派指斥封建教育为 奴隶教育 ,清朝统治者开设的学堂为培养奴隶的 奴隶学堂.为了培养自由独立的国民,革命教育就要求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网罗。他们提出历代君王都是 独夫民贼 ,必须破除封建神教和封建迷信,指孔子为独夫民贼的宠儿。为此,他们推崇墨子为 小基督 ②提倡复兴墨学。他们还提倡 女权革命 、 振兴女学.可以看出,革命派的理论比较零散,缺乏系统,而且这种革命教育的主张是在与改良派的论争中逐渐提出的。对改良派先推行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程度再进行革命或改良的看法,他们坚决反对,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灌输教育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正因如此,革命派很注意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派认为 中等社会 是革命事业的 前列 , 下等社会 是革命的 中坚 ,要通过演讲和文字宣传等方式,实施对下等社会的教育: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给以新手段;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以新习惯;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为此,革命派组织了一系列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进行革命宣教活动;联络秘密社会和新军,以壮大自己,瓦解敌人;印行革命书刊报纸,传播革命思想。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报一览》中就罗列了报纸67种,杂志49种,图书115种。革命派的社会教育活动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58-59页。
  ②   梁启超:《墨子学案》,第 43 页。
  革命派也注重学校教育,把学堂作为革命的 鼓吹之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等革命人士,在上海创立了 中国教育会 ,同年,上海南洋公学百余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压迫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特设 爱国学社 ,会员兼任教员,分4班继续授课。校内学生自治气氛频浓, 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校内先后创办了《童子世界》、《学生世界》等刊物,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还接办了《苏报》,因宣传邹容的《革命军》,蔡元培、章炳麟和邹容被捕,一时全国各校的罢课退学潮迭起,影响很大。
  爱国学社 还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组织了义勇队,学习军事,准备暴动和暗杀;倡设 爱国女学 ,专攻暗杀。爱国学社影响了一大批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陶成章、徐锡麟等创办的大通学校,在秋瑾主持校务后,很快成为江浙一带的革命中心,后来血战大通学校时,许多青年学生壮烈牺牲,实在是可歌可泣。
  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深入人心。欧美同盟会支部都以留学生为主,华兴会、光复会甚至同盟会都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 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①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说明,日本留学生在当时和后来多成了反清的革命斗士,这是革命教育的最成功处。说明知识分子确实是革命中 首先觉悟的成份。 ②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98-101 页。
  ②   毛泽东:《五四运动》。
  (二)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教育政策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建立。3日,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9日,教育部成立,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历象3司。3月,又分为普通、专门、实业、社会、礼教、蒙藏6个教育司。随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如学堂一律改为学校,旧教材一律禁用,小学可男女同校,为女子设立中学和职业学校,禁止小学读经,废除 忠君、尊孔 的教育宗旨为培养公民道德,允许私人办学等,都体现着民主、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新气象。
  1。壬子癸丑学制在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蔡元培开始考虑教育的基本政策和制度。民国元年(1912年)7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就有关学校系统、教育宗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磋商。9月,教育部从已辞职的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出发,公布了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的教育宗旨。同时,公布了学制系统( 壬子学制 ),并在次年(1913年)修改后整合为 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所规定的学校系统如下:初等小学校4年,为义务教育,学生为7- 10岁;高等小学校3年,学生11-13岁;中学校4年,学生14- 17岁;大学或专门学校,预科3年,本科3- 4年,学生18- 23至24岁;小学以下的蒙养园和大学以上的大学院都不计年限。当时师范系统和实业系统较少变动,只将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分居中高2段;实业教育分为乙种和甲种,居初、中2段。另外,补习科,专修科及小学教员养成所,附设于前边各系统学校之中。
  这个学制的学习年限已大为缩短,废除了两性的差别,小学男女同校,中学则皆可为女生设校,并取消了贵胄学堂,体现着平等的气氛和相对的合理性。
  随后,教育部又颁行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师范教育令》等一系列教育政策,具体地规范了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学习科目。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颁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小学校以 留意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小学校中初等小学校由城、镇、乡设立,高等小学校由县设立;初等小学校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7种,高等小学校多出本国历史、地理、理科3种,共10种;小学并可设立补习科。
  同时颁布的《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以 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 为宗旨;中学校以省立为原则,县立为例外,经费地方自筹,分别称为省立中学、县立中学和女子中学;中学校课程规定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14种,女子中学略有不同;中学校入学资格,须在高等小学校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
  同年十月颁布的《大学令》沿用到民国六年(1917年),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 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大学设立时以文、理2科为主,须使文、理2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2科,或理科兼医、农、工3科或2科或1科者,方可名为大学;大学设预科和本科,预科学生入学资格以在中学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本科学生入学资格以在大学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在预科本科之外,另设大学院,学生以在大学本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修业年限不限。民国二年(1913年)一月颁布的《大学规程》,使课程规定更加详细,如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4门等。
  对于 壬寅癸卯 学制中的高等学堂,这时期改为专科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颁布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的教育宗旨为 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 ;种类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及外国语等;入学资格须中学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专门学校得设预科及研究科;修业年限为4年,预科1年,本科3年,研究科1年以上。
  民国成立后,对师范教育作了以下重大调整:从前的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临时及单级两种小学教员养成所改为小学教员讲习所,民国四年(1915年)十一月又改为师范讲习所;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初等师范学校以省立为原则,民国四年(1915年)又取消简易科;高等师范学校内,公共科改为预科,分类科改为本科(本科又分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6部),加习科改为研究科;师范学校中以前的完全科改为本科第一部,简易科为本科第二部,完全科中添设预科;高等师范学校中预科学习年限为1年,本科3年,研究科1年或2年,预科生入学资格以师范学校中学校毕业生为原则,本科生由预科毕业生升入,研究科生由本科毕业生升入,专修科修业年限2- 3年,入学资格和预科同;师范学校预科1年毕业,本科第一部4年毕业,第二部1年毕业、预科以高等小学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4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本科以预科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5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二部以中学校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7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学习科目各异,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等,高等师范学校本科通习的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当时也已明文规定师范教育以造就各级各类学校教员为目的。
  民国二年(1913年)八月颁布的《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实业学校以 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 为目的, 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 ,以省立为原则,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种,都分设本科和预科,预科1年毕业,本科3年;预科入学资格须年在14岁以上具有高等小学毕业之程度为合格,本科由预科学生升入,本科并分数科;学习科目4种实业学校各异,如甲种农业学校预科科目为修身、国文、数学、理科、图画、体操等,其本科的学科,又分为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通习课程为修身、国文、数学、理科、图画、体操等。其它种类的实业学校(甲种)课程都各具具体专业特色。
  乙种实业学校 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 ,以县立为原则,县以下也可酌设;也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类,多以3年毕业,每类又设若干科,如乙种工业学校分金工科、木工科、藤竹工科、染织科、窖业科、漆工科等科,其通习课程为修身、国文、数学、理化大意、图画、体操、实习等,与甲种实业学校的分科和科目大同小异,只是程度略有等差,其他种类的乙种实业学校的分科和课程也很具专业特色;乙种实业学校的入学资格,须年在12岁以上有初等小学校毕业的学力者为合格。
  另外,实业补习学校和乙种实业学校性质相等,也包括农、工、商等类,学习科目也分通习及别习两种,入学资格也相同。附设于各类学校中的还有实业教员养成所。
  2。改革的成功和失败民国初年厘订的教育宗旨、学制和教育行政令,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科学、合理而又平等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后来虽经过多次修改和调整,但其富有新意的教育体系形式和其基本精神一直延续了下来,对民国教育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后来民国教育制度的蓝本。
  在当时,这些新政策也带动了民初教育的发展,使中国教育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民初全国学校数和学生人数在明显地增长(见下表)
  





  但民初的教育改革也受到了政治风浪的大冲击。袁世凯上台后,一切教育计划都被打破,初期的民主风气也渐被压下去。民国四年(1915年),他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发布 教育要旨 : 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加之后来的军阀混战,民国教育被糟蹋得一塌糊涂。
  首先,是尊孔气息日嚣尘上。孔教会成立后,要求把孔教尊为国教,列入宪法,活动频繁,会所几遍及全国。受此影响,学校 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迂腐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精神尚远。 ①其次,鬼神迷信思想在学校和社会中极为流行。当时有人鼓吹 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又次,废读经名存实亡。各中小学校多半是死抱经书不放,既无读经也是以 修身 科来代替,而 修身 科多以宋儒编辑的儒家格言为教材蓝本。
  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每复古一次,读经与尊孔又重提一次,教育界复古气息弥漫。
  还有,女子教育在歧道上缓慢行进。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 五四 以前政府开设的女中仅9校、学生人数仅622人;女子职业学校更少。更严重的是,统治者违背了民初发展女子教育的民主本意,教育总长汤化龙在《整理教育方案》中要求,女子教育要 勿鹜高远之谈,标志育成贤妻良母主义 ,又回到了封建时代。
  所以,民初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失败了。
  ①   资料来源: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 305页。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142-145页。
  (三)孙中山、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孙中山(1866- 1925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其一生的思想处于不停的发展演进中。教育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中山非常重视教育,认为革命成功 宣传要占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 , 教育便是宣传 ,教育士民,唤起民众,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革命成功以后,教育年轻一代继承革命未竟之功更是紧急的任务。因此,解职以后,他便亲自 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的活动。 由此出发,孙中山指出教育必须服务于革命,要先革命后教育,先政治经济后文化教育。除了在推翻满清政权后,孙中山曾有过 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 ,当致力民生,倡导 建设之学问 、 文明之学问 外,无论是在推翻满清的革命实践中,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还是在 二次革命 后漫长而又艰难的反军阀斗争中,他都一直坚持革命先于教育。在民国三年(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他坚决主张 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民国八年(1919年)他又重申这一观点,认为不打翻旧的政治势力, 我们致力于教育事业,一般官吏,非但不能提倡,且将设法摧残 ①。
  针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 知难行易 说。即认为 真知特识 是从不断的实践中反复总结出来的,后于行而难于行,是为 知难 ; 行 主要指 不知而行 是人人都可做到的实践,所以 行易.由此出发,孙中山提出了 先行后知 、 知以进行 等观点。孙中山认为,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人类 多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 ,就拿习练、试验、探索、冒险4事来看,也说明 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经也。 由此他分析说,日本维新的成功,在于 不先求知而行之 ,中国变法,则 必先求知而后行 ,戊戌维新的失败,就是 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期 的一个表现。孙中山进而指出,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就能对行为产生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必然导致 知之更乐行之 , 知之则更易行之.因此,孙中山极力提倡 知以进行 ,在实践中获取真知特识,并用之指导实践更好地进行。
  孙中山以革命家的胸■极力主张普及教育。孙中山从民国成立起,就主张教育平等,使穷苦儿童都能安心上学,更要免收学费,为他们解决衣、食、住、书籍等问题。在民国元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及随后制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及《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等文件和演讲中,都一再重申了这一观点。在以后的演讲中,孙中山还强调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注意到了蒙藏教育问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把 厉行教育普及 规定为一项重要的 对内政策.此外,孙中山还号召青少年要立大志,要 为大家幸福 、 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 而读书学习,不要只为自己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学习时要注意方法,不要死记硬背,应从 考察 、事实 、总结经验中来求得进步:要注意 由浅入深 、 由近及远 、 由简及繁 地进行学习。要努力学好国外的物质文明,以帮助中国进步。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85-87页。
  作为一个战斗不息的革命家,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时时与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富有革命的时代性。但正因如此,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显得零散和不系统;较少从教育去看教育和革命,而多从革命与时代的要求去界定教育发展的方法,有时就会缺乏辩证的科学性,如知行的主次先后问题就仍没有理清楚,很容易陷于二元论之中。
  蔡元培(1868- 1940年)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出身于钱庄经理家庭,光绪二十八年(1892年)考取翰林实授编修,但他很快走上了革命之途,创立中国教育会,主持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七至十二年(1918- 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大行校政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晚年,蔡元培以 养成完全之人格 为己任,为教育事业确实奔波了一生。
  蔡元培非常重视世界观教育。民国元年(1912年)他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中,唯后二者 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把世界划分为 现象世界 和 实体世界 两部分。 实体世界 被认为是绝对的、超因果律的、无时空的、全恃直观去把握的; 现象世界 则正好相反。联系二者的是存在于 现象世界 中超物质形式而自在的 通性 —— 意志 , 意志 在 实体世界 中则变为无目的、无意识,并从而成为 现象世界 各意志 最后之鹄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教育。
  因此, 世界观教育 就是要遵循世界进化史指示的途径使人的 通性 —— 意志 获得最大的自由,最终 与实体吻合.为此,一方面要齐万物,破利害,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息息相通,使思想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努力渴慕和追求实体世界绝对自由的意志,渐与实体吻合,使意志完全自由。
  世界观教育 的方法就是 美感教育 ,通过这种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间的 津梁 , 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 ①。因为美感是普遍性的、超越性的。由此他提出以 美育代宗教 的主张,反对一切狭隘宗教,如认为基督教等 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精神界 ,也是违背自由原则的;他提倡 广义的宗教 ,即 一种信仰心.蔡元培的 世界观教育 是非唯物的,是超政治的,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但对反帝反封建仍是有促进作用的。
  蔡元培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中心。各种教育 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 自由、平等、亲爱 ,即儒家的 义、恕、仁 ①。自由被认为是主要的道德,是道德教育最高的目标。平等互助、亲爱合作或儒家的 仁恕 之道,乃是获得自由最主要的途径。蔡元培认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是 相对而实相成的,因为人人都有 通性.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这种 通性 ,使意识自由, 仁民而爱物 ②。为此,蔡元培提倡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强调平等互助的道德,提出了 工学互助 、 兼容并包 的互助合作思想,并强调道德的改进重在实行而不在读经,并废止了小学读经科。
  ①   欧粤:《上海市郊岁时信仰习俗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五集,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
  ①   周振鹤:《苏州风俗》,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8 年版,第39页。
  ②   《蔡元培选集》,第 17-18页。
  蔡元培还提出了 教育独立 和 兼容并包 的主张。蔡元培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应当超然于政治和宗教之外的教育家。民国十一年(1922年)
  他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同情非宗教运动,提出 信仰自由 ;并要求学生专研学术,不参与政治活动,提倡 教育救国 、 教育万能 ,主张教育超政党,不受政治干涉。在任北大校长时,他努力推行 兼容并包 的教育政策,让各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各种学术思想不问政治立场、学术观点,一体地 兼容并包 ,大学应该是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超阶级超政治的学府,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活跃了整个北大。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还包括发展个性,崇尚自然的教育主张。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分歧点就在于能否让个性自由发展。他说,旧教育 使儿童受教于成人 ,是强加的;新教育则从儿童的个性出发,成人或教师不存成见,站在儿童的地位,了解儿童,尊重其个性,制定其自由发展的教育方法, 使成人受教于儿童.因此,在教学方法上,他反对 注入式 的教法,重视学生自动、自学、自助、自己研究的方法;教师要引发学生的兴趣,并因材施教。他还提倡 即工即学 , 边工边学 的办法,使学生从实际活动中获知。在学校管理方面,他提倡 教授治校 、 学生自治 等制度,在北大首倡学分制,并废止过年级制度。蔡元培 发展个性、崇尚自然 的教育主张,对儿童个性自由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当时。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一直贯彻着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在五四运动前后是值得肯定的。
  (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思想
  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思想是清末民初教育思潮发展的直接结果。清末民初的教育思潮主要有:军国民教育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提倡强兵尚武之道,认为在当时 如果还不注意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则立羸羊于群虎之间,更何术以免其吞噬也? ①革命派鼓吹 军国民 或 尚武 教育,其意义不仅在于抵抗外侮,还在于以暴力推翻封建****统治。他们从事了一系列尚武活动,使军国民教育影响很大,一直持续到民国八年(1919年)。
  国民教育思潮:是清末民初最流行的一种思潮。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提出来的。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主张兴 国民学 ,梁启超则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把培养 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作为教育宗旨。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把国民教育和救亡图强相联系,还将它与革命教育结合起来,认为国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人 脱奴隶就国民 ,挣脱满清压迫, 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①。以 养国民独立之精神 ②。国民教育思潮持续到民国五年(1916年),又以 公民教育 的形式得到发扬。
  实利主义教育思潮:也是清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先提出的,民初,经蔡元培、黄炎培、庄俞等人的提倡,在社会上很快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蔡元培认为 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 ,是致富脱贫的一种教育思潮③。与此相类似的是黄炎培提倡的 实用主义 教育,主张教育应 以实用为归 ④。
  到了民国四年(1915年),为了反抗尊孔复古的封建逆流,受这些社会思潮的影响,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以新创刊的《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学校的尊孔读经和封建的伦理纲常。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公开提出 打倒孔家店 ,吴虞把儒家的旧道德宣布为 吃人的礼教 ,揭露了儒家思想的御用工具性质。鲁迅的《狂人日记》指斥了封建统治史的 吃人 本质。李大钊在《自然伦理观与孔子》中,抨击孔子是 历代帝王****之护符.同时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注重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儿童的个性,并掀起了 文学革命 和白话文运动,主张写文章不应摹仿古人,写八股文,而应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民国九年(1920年),从小学开始把过去的国文改为语体文,教科书也逐渐地从文言改为白话。
  陈独秀(1879- 1942年)是这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代表。陈独秀对青年人寄以厚望,把他们看成是中国社会兴衰的关键,是当时黑暗社会里的一线光明 ,因此培养新中国的新青年,是当时教育责无旁贷的责任,只有抓紧抓好教育,才 有救国新民之一日 ①。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3-144页。
  ①   《简阳县志》,1927年铅印本。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296页。
  ③   《教育杂志》第三卷第十一号。
  ④   《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
  ①   《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 1933 年版。
  陈独秀坚决反对封建教育,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洋的科学、民主、全身的教育。认为应抛弃过去只记先贤先圣的不科学而无用的教育,代之以重视西洋科学和生活知识及技能的学习, 以科学代宗教 ;应学习西洋 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民主而非民奴的 教育,并废除古典的贵族文学,代之以通俗的平民文学,以文学革命铲除文字上的障碍;学习西洋 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教育,养成 意志顽狠、体魄强健 的新青年。
  陈独秀的教育主张中贯穿着一种战斗的乐利主义的人生观,即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②。这些思想在当时很具代表性,推动了文化教育启蒙运动的发展。
  ②   陈果夫:《国民生活历》,台湾东方文化书局 1976 年影印本,第 231页。
  (五)列强与近代教育
  自鸦片战争列强入侵中国后,也把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渗透到教育界。他们对中国办近代教育非常起劲。西方国家纷纷要求中国学生去他们国家留学,传教士和来华西人积极充当牵线人甚至留学生监督,积极在中国办理西式学校。这些帮助中国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的活动,目的却在于用 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 ①传教士则更以 使中国基督教化为己任,其 以华治华 的目的十分昭著。
  因为有这一目的,西方国家及其传教士总把自己摆在超然的优越地位。
  他们不再像明清时期的传教士一样披着儒士的伪装,而是明目张胆地通过传教和其它活动使中国西方化。为此,他们认为中国人提出的 中体西用 是 轻视西学的表现 ,要求中国政府不要让基督徒学生参加祭拜孔子的仪式。
  在确立他们的地位之后,传教士们也努力与传统文化结成联盟。民国六年(1917年)当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董事会主席的卜舫济曾说: 培养有用的公民乃是我们与政府办的学校的共同目的。我们应当成为政府办的学校的辅助机构……为新中国造成基督徒公民 ②。他们还把孔子学说划归宗教思想体系,说孔子的学说 是以宗教思想为基础的 ③。
  因此,孔教会在民初成立,就得到西方人士的支持,其发起人陈焕章民国元年出版的《孔教论》,就有李佳白、梅殿华、李提摩太、费希礼等西方知名传教士作序鼓吹,认为 世界宗教,亦应联合统一,协力以救世人。 孔教会 最高顾问 李佳白把他的 上海尚贤堂 作为宣传孔教的场所。袁世凯的尊孔复古活动也得到了传教士们的响应。
  有的传教士还尝试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孟禄就主张 在中国文化中选出好的部分,在西洋文化中也选出好的部分来……造成一种新的文化 ①。认为中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很好,可以与 杜威一派的实验主义贯通一致 ,造成一种 新文化.当然这种愿望只能是师心自用,闭门造车而已。
  传教士在推广西方教育方面作了许多实际工作。教会大学先后建立起来,如圣约翰大学(1894年)、东吴大学(1901年)、长沙雅礼大学(1902年,后与文华大学等校合并为华中大学)、岭南大学(1904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年,后与燕京大学合并)、广州夏葛医科大学(1905年)、沪江大学(1906年)、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06年)、元江大学(1910年)、金陵女子大学(1913年)、福建协和大学(1915年)、金陵大学(1917年)、齐鲁大学(1917年)、燕京大学(1919年)等,都是美国基督教学校。上海震旦大学(1903年)则是天主教所办大学的代表。据日人的统计,民国六年(1917年),外国创办的初等学校占中国学校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高等学校则占80%②。宣统元年1909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又形成了一个庚款生留美的热潮。美国的大财团如洛克菲勒都向中国的教会教育提供资助,以 训练一些领导人物,做我们所要他们作的事。 ③同时,许多教会大学都在美国立案,从而使其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教会大学可以颁发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变成了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
  ①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3-167页。
  ②   《教育季报》1917年 7月,第 9卷第 3期,《我们工作的目的》。
  ③   《教育季报》1921年 5月。
  ①   《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第 122页。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 1090 页。
  为了加强各地教会学校的联系,在美国设立了 中国基督教各大学联合托事部 (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in China);民国元年(1912年),又把 中华教育会 改组为 全国基督教教育会 ,组织其董事会,下辖8省区基督教教育会:福建、华西(川、贵、云)、广东(含桂)、华东(包括浙、苏、皖)、华中(鄂、赣)、满洲、山东河南、华北(直隶、晋、陕、甘)。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也在学校中积极活动。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青年会校会数为44,105,200;会员总数为2767,3876,24135人,说明基督教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在不断增强。同时、教会学校学生数也在不断增长(见下表),在当时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有很重的份量①。
  









  日本人也野心勃勃,宣扬 东洋文化一元论 ,主张 超越政治的大文化运动 ,把 东洋文化中心移到日本 ,使中日 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 ①,明显想要独霸中国教育和文化,只不过这种想法被美国等暂时压了下去。
  ③   斯密士:《今日之中国与美国》,第 236页。
  ①   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7年版,第 188-192页。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7-208页。
  三、现代教育的开端
  五四运动后,民国教育进入现代阶段。现代教育逐渐成为一种大教育,社会各阶层都参与进来;教育内容也逐渐超出学校,注重社会实践和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一时期,不仅学校教育得到改善、调整,而且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和儿童教育也得到重视,教育伸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现代教育的发展可划分为开端、分化、解决三个标志性的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过渡。而在从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 1921年)这一开端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意识都十分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一) 五四 时期国家的教育制度
  五四运动后,工人民众的力量第一次为世人所了解,成为推动社会(包括教育)进步的重要力量;军阀们忙于混战,无暇顾及教育;同时受外国力量的干预(如美国),国家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
  首先是改变教育宗旨。洪宪帝制被废除后,教育部成立了 教育调查会 ,提出了 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 的宗旨。民国八年(1919年)杜威来华宣传实用主义,受此影响,十月在太原召开的第五届 全国教育联合会 建议以 教育本义 代替教育宗旨,并认为 施教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 ,取消了教育宗旨。
  同时,又对各级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受 五四 的影响,学校教学输入了民主科学的新内容,小学教科书统一采用语体文,推行注音字母,倡讲国语;受杜威 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 观点的影响,在学校中布置社会环境,城市小学开银行、商店、消费合作社,组织清洁会、慈善团、巡察团、编辑学校新闻等等,以努力使学校社会化。教学方法上盛行设计教学法,打破科目界限、取消教科书的逻辑体系,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制订 单元 ,通过学生自己 确定目的 、 计划 、 实行 、 批评 分4步学习,以适应杜威儿童本位主义的教育理论。后来连幼稚园也普遍采用设计教学法。
  中学教育因教育部在民国八年(1919年)允许酌减部定教学科目和时间,开始实行分科制或选科制,加授职业教育科目。这种重实业教育的趋势早就有了,民国六年(1917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议决的三十二案,大多表达了发展实业教育的迫切愿望。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并出版《教育与职业》杂志。民国九年(1920年),教育部正式通令中等以下教育宜重工艺。中学教材开始采用新文学作品和译作,注重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自然科学重视独立实验,实验室和科学馆普遍设立。管理方面取消监学、舍监设训育主任,采用导师制,普遍设立学生自治会,由其 裁判所 处理学生违纪事件。这时出现的男女同学现象也反映出了中学教育中的民主气氛。
  经过这些改革,当时的中小学教育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小学校学生数由民国元年(1912年)的2776373人,发展到民国八年(1919年)的5722213人。中学校由民国四年(1915年)的444所、69770人,发展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547所、103385人;师范学校也达275所、38277学生;实业学校由民国六年(1917年)的476所增加到民国十年(1921年)的842所,仅江苏、山东就在百所以上。
  大学的教育改革以北京大学最为有声有色。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北大学生多为少爷式的,他们进大学的目的也是想升官发财,学校里封建复古思想占优势。为此,蔡元培重请思想激进、作风自由民主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来校授课。以学术自由反对封建复古;以美育代宗教,反对封建迷信和宗教干涉学校;组织 进德会 ,主张不赌、不嫖、不娶妾、不作官,反对封建道德。教育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将学年制改为选科制,规定必修和选修科目。设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废门改设13系,由教授选举系主任(1919年增设俄文学系和世界语选科)。聘请新教师开新课,及时介绍西方新文化。建立旁听生制度,扩大受教育范围。招收女生,使男女教育平等。多办学术专题讲演,介绍新学说和新知识。
  北大的改革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在当时和以后,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摇篮,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首发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多与北大有不解之缘。
  (二)几种主要的教育思潮
  与世界局势和中国局势的重大转折有关,同教育改革起色不大相比较,教育思潮的汹涌澎湃,是这时期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教育思潮大多来自国外,主要有:1。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影响最广泛的一种教育思潮。因为实用主义标榜民主,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趋向;它提倡用教育消弭阶级斗争,也迎合了资产阶级的口味;为了遏制十月革命带来的过激主义,这种提倡平民主义教育的思潮就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实用主义教育提倡 教育即生活 ,在反封建主义的高潮中容易被接受;加上杜威多次来华演讲,他又有好多学生(如胡适、蒋梦麟、蔡元培、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杜威的实用主义就在中国广泛传开了,并获得了长久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主张 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尽量让学生在当时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中受熏陶。学校里边有银行、商店甚至有政府机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的缩影或实际存在的小社会,以使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社会的需要。
  实用主义教育提倡民主主义,学校中人人一视同仁,不分等级,无贫富贵贱,彼此和谐相处。以此移往社会,以求减少社会的纷争和矛盾。
  实用主义教育主张 教育即生长 ,不应替教育另定目的,教育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应不受政治等的干涉,应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自己的兴趣和目的出发去决定其自身的学习内容,使其自生自长,教师只能从旁指导。由此产生的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教学法跟着也盛行了起来。
  实用主义的弊端首先在于用学校小社会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小社会学校与大社会千差万别,这种设计的目的就很有幻想色彩;而且当时是以西方社会为模式而设计的,学生到了悬殊很大的中国社会,更加会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其弊端还在于绝对以学生为中心,让无知懵懂的儿童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会获得知识吗?只要能力,不要知识,是实用主义教育走向谬误的关键所在。
  2。平民教育思潮这种思潮,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都曾提出过。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十日开始发行的《平民教育》杂志认为教育的改良是一切改良的根本, 不先有了平民教育,那能行平民政治 ,主张细谈教育,不要去高谈政治①。他们反对剥削者独占教育的不公平现象,要求改观知识分子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的形象,认为教育应当是 给一般有用的人民——平民——受的。 他们研究了苏俄的教育制度,并模糊地认识到苏俄的教育才是理想的平民教育。
  民国八年(1919年)十二月一日创刊的《少年社会》杂志,向往 德谟克拉西的社会,认为应 推翻恶官僚;打破军阀派;抑制资本家,总起来一句话,就是铲除阶级,庶人人机会的均等。 而要实现这样的社会目标,只有依靠教育。通过教育树立 互助的,社会的,也就是' 德谟克拉西' 的人生观 ,把个人的思想变成大家的思想。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117页。
  平民教育思潮是 五四 时期有广泛影响的教育思潮。这种思潮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方法不当,把改造社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教育上,重蹈了教育救国论者的复辙。
  3。工学和工读教育思潮提倡 工学 运动的人,有拥有共产主义思想者,也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一致认为,为解决无钱求学的难题,应该提倡做工和求学相结合,做工和读书相结合的工学或工读教育。但他们的意见分歧仍然很大。
  在工学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表现出两种不同思想。
  拥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或亲历者,都通过实践认识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走上了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王若飞在民国九年(1920年)
  的《圣厦门勤工日记》中写道: 我对于现在的作工,是抱定下面四个条件去做:(一)养成劳动习惯。(二)把性磨定,把身炼劲。(三)达求学的一种方法。(四)实地考察法国劳动真象。 ①认识到了工学之间的互助关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以及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功效。由此,李维汉号召学习苏俄, 知识青年打破知识阶级,做那些农人工人解放的事业 ②。当时成立的 工学互助组 (后来改为 工学世界社 ),就是留法爱国进步青年的领导组织。
  李石曾和吴稚晖则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苏俄的 劳工专政 ,宣传克鲁泡特金的 互助论 ,以消弭阶级间的争斗。国家主义派曾琦、李璜的思想也和李石曾、吴稚晖一样,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有相当的影响。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还流行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旅欧周刊》的撰稿者倾向于认为, 工读主义 是由于 社会革命 的潮流而产生的,又是 改造社会 的发端。他们希望通过工读互助主义,甚至 诉之' 有血革命',以实现 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的社会;他们同时声明不宣传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在国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部分学生为提倡 工学主义 ,于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九日成立了 工学会 ,发行《工学》月刊,希望通过工读建立一个人人劳动、手脑并用、没有剥削的社会。他们高呼 劳动万能 和 劳工神圣 、提出了 工学结合 的主张,指出他们与 做工的人求学 、求学的人劳作实习和贫苦学生半工半读这3种工读含义不同,他们认为 工便是学,学便是工 , 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工学' 视作工求学二者,都是人类全体的正义,社会各分子的天职。是吾人立身社会的宗旨,也是理想社会的通则。所以不称' 工读' 而称' 工学'. 可以看出, 工学主义 带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但其通过普遍设立 工学主义 团体以改造社会,用 工学主义 精神来改造教育,再以教育改造社会的主张和作法,则过于理想化。
  王光祈在民国八年(1919年)底发起的 工读互助团 ,也是当时国内很有影响的团体。成员半工半读,在北京大学等校举办 素菜食堂 ,从事洗衣、装订及小制造劳动,同时听讲上学,在青年学生中轰动一时。王光祈认为 工读互助团 运动是 平和的经济革命 ,通过这种劳作的生活,并使 工读互助团小团体大联合 ,就可以实现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又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空想思路。可见,教育改良主义在当时确有较大市场。
  ①   周振鹤:《苏州风俗》,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8 年版,第45页;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172 页。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276页。
  胡适和张东荪都提倡 工读主义.胡适提倡美国式的半工半读,仿美国的生活介绍所 的方式成立 工读介绍社 ,介绍学生到资本家工厂劳动,以工资作为学费。张东荪则主张 省立学校与省立工厂合一化 或者 学校工厂化 ,学校可以不收费,而工厂又有了徒工。同样只把工读作为缓解求学难的一个办法而已。
  4。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潮蔡元培是这一思潮的擎旗人。他把教育划分为两大类: 隶属于政治者 (如军国民、实利主义教育)和 超轶乎政治者 (即他的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所以教育方针也包括为政治服务的和超政治的两部分,但以超政治的部分为重要,因为它能超乎现象世界,达到实体世界,能统驭一切。因此蔡元培一再坚持教育自由。民国七年(1918年)五月,他在天津中华书局 直隶省小学会议欢迎会 上讲演说: 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说他办北京大学也是 仿世界各国通例,循' 思想自由' 原则 的。蔡元培盛赞托尔斯泰的 自由学校 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以及蒙台梭利的教育法,认为这些都是适合发展个性的教育方法。发展个性,崇尚自然才是新教育的方向。只是这种超政治的、绝对自由的良好教育愿望,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其自由程度和成功程度也就不得不打一个大折扣。
  5。职业教育思潮这一思潮在清末已有人提倡,至 五四 时期民族资本有了一定发展后,这一思潮才充分流行开来。黄炎培是其代表, 中华职业教育社 是这一思潮的鼓吹团体。民国七年(1918年)该社宣布,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 一、为个人庶生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二、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三、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他们认为职业教育就是 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 缺乏改造社会意识,是这一思潮的明显缺陷。
  6。共产主义教育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后迅速传入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成了不少中国人的理想,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人首先从共产主义思想出发考虑教育问题,认为人人受教育的机会应当均等,劳动者必须受教育。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些我们在后面要再做论述。
  (三)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
  五四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人开始重新考虑教育问题。他们发现中国兴办了50多年的新学校,曾向日本和西方国家学习办学经验,但教育不普及如故,文化落后如故。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列主义,使他们认识到政治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教育的革新也要向俄国人学习。因此,他们认为教育必须以工农群众为对象,必须与劳动相结合,这才是普及教育唯一有效的途径。
  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来分析教育问题,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走在了前边。李大钊于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在《晨报》上提出了劳动教育的命题,主张在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
  同年他又在《新生活》上,以《工读》为题,指出应 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 ,并进而提出 耕读作人 的主张。他的《由经济上解析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和教育的构造都随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①。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用唯物史观首次分析了教育的本质。
  民国七年(1918年)四月,毛泽东(1893- 1976年)和蔡和森(1895- 1931年)在湖南发起成立的 新民学会 ,也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积极投身到各种教育运动中去。学员们研究世界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主张去俄国和欧洲了解革命运动的情况,吸收新的思想学说。民国八年至九年(1919- 1920年),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大力宣传组织下,新民学会会员纷纷赴法勤工俭学。他们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地调查和工读结合,以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国内的会员也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去,并尝试从小学教育和群众教育入手改造教育。当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出现思想分歧并写信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这一改良主张进行了分析批评,指出 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 的想法 实际上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教育握在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的资本家手里,无产者不夺取政权,教育所需的人、钱、机关都无从着落,又 安能握得其教育权 ?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分析了教育的本质和属性,并指出了先革命后教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除留法勤工俭学外,北京大学进步学生从事的平民教育运动,也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早期尝试。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邓中夏(1894-1933年)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该团坚持教育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利用假期到街头讲演,到北京近郊和芦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对工人和农民讲演。民国十年(1921年)元旦,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激进青年任教员,他们自编油印教材,白天教工人的子女,晚上教工人,师生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服务于工人的风气良好。此前,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启发下,长辛店还成立了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这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学员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穿起工人服装,和工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朝夕相处,从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了工人阶级的熏陶。
  ①   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77页。
  民国九年(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陆续成立。都创办了工人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通过它们对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提高其文化水平。如上海小组在沪西小沙渡办的工人学校和广州的工人学校,都属此类。
  工人学校的相继成立,使工人们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学校教育自己,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教育
  从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1922- 1927年)这一历史时期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的大敌,致力于工农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和矢志扫除中国外来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携起手来,建立了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并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北伐运动。受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命题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也团结在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即使已开始出现的分歧,也不足以改变这一主题。
  (一)北洋政府的教育改革
  受各种各样教育思潮的催动,受民间教育运动的感召,北洋政府也掀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教育改革运动,以求用政府的手段解决当时出现的一系列教育问题,缓解迫在眉睫的教育矛盾。
  这场教育改革是以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发起的学制改革为发端的。该会成立于民国四年(1915年)五月,以 邀请各省教育会推选教育家富于学识经验者,共同讨论,各抒心得 , 讨论教育利害得失,以条陈于教育行政官厅为职志。沈恩孚、黄炎培等是其发起人和组织者。民国十年(1921年)十月,该会在广州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心讨论 学制系统案 ,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民国十一年(1922年)九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济南学制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十一月,略加修改的新学制,以大总统徐世昌令的形式公布为 学校系统改革案.这个新学制以 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 为标准。对初等教育方面,规定小学修业年限6年,分初高两级,前4年为初级和义务教育年限。对中等教育方面,规定中学修业年限6年,分初高两级,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但可以根据地方需要设各种职业科。依旧制设立的甲种实业学校酌改为实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科。乙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收受高级小学毕业生。师范学校修业年限6年,可以单设后2年或3年,收受初级中学毕业生。后3年可以酌行分组选修制。对高等教育方面,规定大学修业年限4- 6年,医科及法科至少5年,师范大学4年。依旧制设立的高等师范学校为师范大学校,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大学校用选科制。
  可见,这个新学制的特点在于:第一,比起以前设立的新学制来,较多地给予地方和学校以灵活性,规定较为宽泛。第二,缩短小学年限加长中学年限,加强职业教育,以适应技工数量和质量增长的社会需求。第三,中等学校和大学均采用选科制,附则中特别声明注重天才教育,都是从自由主义教育和儿童中心的教育原则出发的。第四,新学制的标准和内容处处体现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印痕。第五,中小学由 七四制 改为 六三三制 是模仿美国的结果。
  随后进行课程的改革运动。民国十一年(1922年)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组织 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 草拟中小学课程,民国十二年(1923年)
  该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各地均照此施行。
  纲要规定,小学取消 修身 科,增加 公民 和 卫生 , 手工 改为 工用艺术 , 图画 改为 形象艺术 ,扩充其范围,并注重实用性。初级小学把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合并为社会科,设 自然园艺 科,体操改名体育, 国文 改为国语,注意语言训练。授课时间以分计,初级小学前2年每周至少1080分钟,后3年每周至少1260分钟,高小每周至少1440分钟,每节10分钟、15分钟、30分钟、45分钟、60分钟不等。
  初级中学分社会科(含公民、历史、地理)、言文科(含国语、外国语)、算术科、自然科、艺术科(含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含生理、卫生、体育)等6科。高级中学分公共必修科目、分科专修科目、纯粹选修科目。
  分科专修科目又分必修、选修两种。另设 职业指导 一科。中学均采学分制,每半年每周上课1小时为1学分。初级中学毕业生需修满180学分,除必修科164学分外,选修他种科目和补习必修科目。高级中学要修满150学分。高级中学设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以升学为主要目的,分两组,一重文学和社会科学,一重数学和自然科学。其3部分课程中,公共必修科目约占总学分的43%,纯粹选修科目不超过20%。
  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自成一统。其后期师范学校和高中师范科的课程设置如下:公共必修科目,较高中普通科增加了音乐,并可伸缩处置。分科专修科目中,必修科目有:心理学入门、教育心理、普通教学法、各科教学法、小学各科教材研究、教育测验与统计、小学校行政、教育原理及实习。选修科目第一组为文科,有国语、外国语、本国史、西洋近代史、地学通论、政治概论、经济概论、乡村社会学等,至少选20学分;第二组为理科,有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矿物地质学、园艺学、农业大意,也是至少选20学分;第三组为艺术科,有图画、手工、音乐、体育、家事,也是至少选20学分,以上3组不必全设,可视情况设职业教员组、幼稚园教员组等。此外,教育选修科目有教育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学、教育行政、图书馆管理法、现代教育思潮、幼稚教育、保育学等,以上各组均需选修,最少选8学分。纯粹选修科目由各校自定,多少不限,以达高中普通科水平为准。
  新教科书的编写不是由政府和学校负责,而由私人商办书局组织人员编写。私人编写的教材,由教育部进行为期6年的审定后,由各学校按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标准和教授宗旨选择教材。商务印书馆版的 新学制教科书 和中华书局的新小学教科书 ,是当时的大路货。当时学校盛行的仍是设计教学法,并广泛进行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由于美国人麦柯尔来华宣传其TBCF制,陆志韦的订正皮奈西门智力量表和俞子夷等人所编制的中小学各种测验的推广使用,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形成一种狂热。民国十四年(1925年)
  柏克赫斯来华宣传其首创的道尔顿制,有的中学便把教室改为作业室,发给学生教材大纲自学,定期检查以授新课,教师始终处于从旁指导的位置。
  可见,这个时期的教育改革,从方法、内容到学制,都证明了美国国家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的加深。
  (二)国共合作时期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民国十三年(1924年)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后,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进行了修改,并提出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口号。国共两党在新三民主义的大旗下携手并进,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
  工农教育方面,这一时期首先对工农教育的恶劣现状有了充分清醒的认识。据一个日本人对文化水平比全国其它城市高的上海某纱厂的统计,该厂目不识丁的女工占85%,男工占60%,识字者最好的能写自己的名字①。工厂的工人生活环境太坏,完全没有受学校教育学文化的机会②。有的中外资本家从事工人教育,也是从自己利益出发,为了培养驯顺聪明的合格工人。河南焦作各学校在 五卅 运动后 更联络各学校的校长教职员,组织一个学校联合会,以包揽并阻止一切学生爱国运动 ③。
  至于农民,他们 负担了一切的教育经费 ,但 专门学校、大学校,完全为城乡特殊阶级所专有,当然找不出一个农民子弟的影子;中等学校至少要中小地主的子弟才够得上有入学的资格;就是国民小学校的学生,也多属有余钱剩米的富家子弟。多数贫苦农民是完全没有份的 ,只能被 指为' 无知愚民'①。彭湃也在《海丰农民运动》中指出,当时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小、国小等, 但只限于城市的地主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 ,广大农民 负担有钱佬的儿孙们的教育经费,……倒不知教育是什么东西!全县农民能写自己名字者不到20%,其它80%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自然听不懂 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 了②。
  针对这一情况,工农教育活动成了这时期重要的有声有色的教育活动。
  工人教育方面,首先是用合法手段争取和发展工人教育。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讨论了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后拟定的《劳动立法原则》第四项中更提出了关于教育的 最低限度之要求 或 所应努力实现 的要求,指出现代教育极不平等, 应求政府以法律保证男女劳动者有受补习教育之机会。 ③第一次提出了工人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在同时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第十九条中,又重申了这一要求,要求 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之机会。 同年十月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在济南举行,山东省劳动组合书记部、济南《劳动周刊》社及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联合向会议提出了《劳动教育建议案》,指出当时各种教育工人均不能沾其余惠 的现实,要求政府制定劳动教育法案,并使资本家接受。
  ①   《开阳县志稿》,1939年铅印本。
  ②   《上海的童工问题》,《响导周报》第 110期,1925年 4月。
  ③   《河南焦作的民众》,《响导周报》第 165期,1926年 7月。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360页。
  ②   该书由广东省农民协会编,1926年 10 月出版。
  ③   《全国工会历史文献》,第 13 页。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月十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有重大影响的《工人教育的决议案》。该案首先明确指出,争取工人的教育权利,是当前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阶级要完成其政治斗争,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议案要求工会组织, 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校、协作社等,去做职工运动的工作,……利用这些工作,秘密发展工会组织。 ①指明了工人教育的方向。其次,明确指出工人教育的两大旨趣是 促进阶级觉悟 和 训练斗争能力。 强调阶级觉悟是 工人阶级所以能战胜资产阶级 的动力,因此要求工人教育的内容,虽应注意工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如识字、常识等,但更重要的是用这些 说明其原因结果,引用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关于 训练斗争能力 ,着重 在行动中去教育工人 ,通过劳资冲突和工人受迫害的事件,训练其斗争勇气和作战能力,来提高觉悟、提高认识、培养组织纪律性和国际主义及工农联盟的思想。并指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阅书报社及化装演讲、公开讲演、游艺会等,都是进行工人教育所应采取的形式,而以补习学校为重点,并不排除转化资方教育事业的性质的作法。
  民国十五年(1926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各项议案中明确指出 合作社、工人学校、俱乐部、图书馆、饭堂、寄宿舍等等 ,都是 合法的 组织和团结工人群众的好形式;还作出了改善学徒待遇、设立免费的女工童工的教育、设立女工童工免费的补习学校及娱乐场所、把男女工人补习教育的规定写进《劳动法大纲》等一系列教育决议。对工会和俱乐部的活动也作了具体要求②。
  其次,兴办了一系列工人教育事业。各种工会都纷纷举办了工人学校,很多厂矿、铁路、及手工业行业,先后设立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阅书报处和图书馆等。民国十五年(1926年)成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举办宣传学校。还设立劳动学院吸收工会干部学习,分区设补习学校和由它附设的子弟学校各8所,补习学校还附设俱乐部。
  最典型的是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办的工人学校。民国十一年(1922年)该会成立后,从办工人子弟学校入手,办起了夜校等一系列工人学校。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底,长沙办起了泥木工会工人补习学校、缝纫工会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新河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工会工人补习学校、工会特别补习班等;安源有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14所;水口山有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4所;铜管有陶业研究所1所。其中以安源最有成绩。罢工成功后,俱乐部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就达7所,学生近2000人;设有读书处12所及妇女职业部,还出版了《安源旬刊》,输送了大批干部和工人投入北伐和农民运动,还有30人被介绍进黄埔军校。
  ①   傅国华:《中山装的来历》,《江西日报》1981年 1月 25 日第 4版。
  ②   华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9 页。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月,湖南制定了《关于工人补习教育进行计划书》。首先设立湖南工人补习学校办事处,直接领导长沙的办事处并领导各地的办事处,下设教务、编辑、事务、经济4部,明确了组织体系。其次,规定学习时间以1小时为原则,把每一学程的段落组织得较短,并允许采用 间日或间几日 上学听课的办法,以充分方便工人群众。最后,对课程、教学、编级和教材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关于课程和教学计划,克服 贪多嚼不烂 的缺陷,要求每一段落之中,只学一种学科,学了一种,再学一种.关于教学方法,要求兼用讲演和学生自由发展的办法。关于学级编制和教材分配,建议多分班级,并按程度、年龄、校址远近不同调整。教材分配采取按10年级分班组织的办法,前4个年级各用1月时间,学完《成人读本》;一、二年级重学识字;三年级重学文法及日用文字;四年级兼顾政治、文法及史地常识;五、六年级,依次教社会常识及科学常识,两月学完;七、八年级自学为主,看报读书,读各种关于工人的定期刊物,教师只指导并布置作业;九、十年级采用分科制,按学生工作需要,分授业务专门知识,不具体规定课程和学习年限。从三年级起还得学习珠算,分4个年级学完。
  湖南人李六如编辑的《平民读本》,是首先问世的革命性很强的工人通俗课本。该书共计4册,不仅采取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为内容,而且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月十日该书在《湖南通俗报》上发表后,很快畅销各地。
  农民教育方面。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和广东,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这里从事的农民教育、对农民教育的具体规定和作法,对全国有着指导意义。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月举行的第一次广东全省农代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指出了帝国主义从文化上侵略和误导农民的现实,决定对会员进行普遍宣传和训练,还对于教育方针和教育设施,决定了数项原则①。民国十五年(1926年)五月的第二次广东省农代会,指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谋得完全解放之成功.为使广大农民及其子女, 成为有方法、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群众 ,决定一方面要求政府办贫民义学、通俗图书馆及阅报社等,一方面由农民自办各种合作社、义务学校及农民子弟学校、农民俱乐部等。并要求东家 资助青年雇农及牧童以教育费 , 以乡村公款设立俱乐部及其它娱乐机关,并争得县乡村公款,建立 青农补习学校 ①。这次大会通过的《农村教育决议案》指出,训练和教育农民的目的,是为养成其革命思想,增进其农业知识与技能。各级农协应借助各种切实可行的方式普及农民教育。关于课程也作了具体规定: 成年农民补习学校及讲演所,应以国文、信札、卫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政治常识、国民党史及三民主义等为课程或讲演材料。农民小学之课程,除普通小学之课程外,其与农业有关系及浅显的之革命理论,亦宜随时灌输。 ②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二月举行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 训练青年革命能力,养成斗争中之主要战士 为目标,提出有关教育的最低要求: 以祠堂庙宇的财产及他项财产,开办青年农民的免费学校,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 不受雇主干扰;农民协会组织儿童团以训练儿童成为革命的后备军 ③。并考虑到了接纳女生和苗瑶族农民的问题。在《农村教育决议案》中,要求从农村儿童就学的经济能力出发,改革农村现有的学校体制;各级农协注意办农民学校,省农协编教材,并出版农村白话报和农村画报,区农协设阅报处,发行壁报。另外,对解决师资问题、出版农民周刊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和设想。
  ①   《吉林新志》,1934年铅印本。
  ①   《新疆概观》,仁声书局 1933 年版。
  ②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 238页。
  ③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 356-357页。
  受此推动,农民教育迅速发展。彭湃(1896- 1929年)是其首倡者。他在组织了海丰总农会后,由农会专设的教育部创办了与旧的 新学 完全两样的 农民学校 ,由农会代请 便宜教员、指定校舍 ,由所在地指定耕地作为学田,农产收入除还地主地租外,当作教师的薪金。农村儿童得入学者500余人,所学多农业知识和文化知识, 农民教育 的口号不胫而走。
  湖南农民教育也发展较早。民国十一年(1922年)成立的 农村补习教育社 ,就在长沙农村办了17所农民补习学校,编印了不少教材。在北伐的革命高潮中,更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当时成年农民学校,每乡农民协会有夜学一所,就是说,这个时期湖南农民自办的学校,就达6000- 7000所之多①。此后,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教育也随着革命形势而不断向前发展,成为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革命干部教育,是这时期教育的又一大新特色。它的进行,一是借助进步的报刊杂志或 合法 讲话来进行;一是创办教育青年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如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及上海大学等,都以培养青年干部著称。
  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于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是第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借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起来,却带有绝对的新意:该校以人民群众得教育、学术文化民众所有为追求不息的理想;力图办成不须多钱可以求学 的 平民主义的大学 ;其目的,则 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为革新社会做准备。 受此目的影响,自修大学 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普及文化,周流学术。 该校分文科及政治经济两科,注重劳动教育。学法以自学和集体学习为主,教法则以教师的指导式为主,反对灌输。民国十一年(1922年)九月,适应一般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的要求,正式附设了 补习学校 ,课程基本上与一般学校同,但因何叔衡(1876- 1935年)等同志任教,革命思想贯穿其中。
  自修大学被取缔后,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一月,湘江学校接着开学,自修大学200多学生转了过来。该校分中学和农村师范两部,课程虽和普通学校一样,但却承继了自修大学的革命传统,用马列主义教育着青年学生。
  何叔衡、毛泽东、郭亮、夏曦、夏明翰等等,都曾是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师生。
  上海大学则由 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改名而来,创办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设文学和美术两科,文科分国学、英文两组,美术分图音、图工两组,并附设普通科和附属中学。十月改大学后,分为社会科学院、文艺院和附属中学3部分。并计划在6年内分3期建全16个系,重点建成了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系和文艺院的中国文学系和艺术系。瞿秋白是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和系主任,陈望道则长文学系,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杨贤江、沈雁冰、郑振铎、蒋光赤、施存统都曾授教于此。上海大学的任务,就是要培养社会科学及新文艺两方面的干部和人才,因此,在反帝和北伐的热潮中,上海大学都走在第一线。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政府解散上海大学改办劳动大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该校被日军炮火所毁。
  ①   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7年版,第 124-126页。
  培养工运干部的方式很多,海员工会曾组织宣传员养成所,湖南总工会曾随时开办工人运动训练班,湖北总工会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最著名的,当数省港大罢工中设立的劳动学院。该院由邓中夏任院长,肖楚女任教员,为罢工乃至全国工人运动培养了不少英才。
  培养农运干部,主要采取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政治训练班的形式。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七月毛泽东在广东创办的,他还担任了主要课程的教学工作。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底,农民运动讲习所已在广州举办了5届,都由彭湃主持,毕业学生454人。毛泽东、彭湃、肖楚女等同志亲自讲解农民问题,常带学员到海陆丰等地,实地参观农民运动,使学员受到明确的阶级教育、策略教育和广东农民运动的锻炼,培养了一批坚强的农运干部。学员结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充广东省各地农运特派员,其余2/3派回原籍,以国民党各省农运特派员身份,从事农民运动。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月,国民党 二大 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
  并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之下,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并责成其继续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届所址设在广东番禺学宫,毛泽东任所长,学生总数327人,来自全国19个省区,以广西(40人)、湖南(36人)、河南(29人)、湖北(27人)、四川(25人)、山东(23人)、直隶(22人)
  及江西(22人)为最多。讲习所五月三日开学。教学计划由理论学习、见习实习、军事训练、课外理论研究及各省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等5个部分组成,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讲授、实习、自学、集体讨论和调查研究各环节,培养学员领导农民武装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掌握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理论方法的灵活性。课程讲授采取专题的组织形式,在基础课和专业课的263个课时内,安排了25个专题。基础课包括革命史、革命理论及一些文化课的专题共13个,130课时;专业课包括农运理论和农村工作必需的知识技能共12个专题,如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统计学、农业常识等,共133课时。
  毛泽东、肖楚女(1893- 1927年)、周恩来(1898- 1976年)、恽代英、彭湃、张太雷(1898- 1927年)、邓中夏、林伯渠(1886- 1960年)、吴玉章(1878- 1966年)、郭沫若(1892- 1978年)、何香凝(1879- 1972年),都曾在所中任教, 他们的讲授使学生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 ①。
  另外,所里还组织学员参观3周;肖楚女还发给学员课外书24种,指导课外理论研究;组织了全国13个省区农民问题研究会,每1- 2周开会1次,并引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以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风气。十月五日学员毕业,318人纷纷回省踏上农民运动新途。
  这时广州还办了李富春为主任的政治讲习班,毛泽东也去授课。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17个省,达800多人,课程设置与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仿佛。
  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当以黄埔军校为最著名。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利用广州黄埔岛上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五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入伍,六月十六日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指出: 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革命武装队伍,没有广大人民的基础 , 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主旨,也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使命。
  ①   《武阳镇志》,1983年铅印本。
  军校规定每期入伍教育1月,正式教育6月;第四期后,入伍教育延长为半年。教育内容秉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并重的方法。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军队政治工作等等。每门课程最多讲16次,最少讲4次,每次2小时。军事教育方面,打破传统的军事教育制度、采速成法,由苏联顾问按红军的经验,安排军事科目的进度和实施办法,并重新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术科由苏联顾问先对各级队长讲解示范,然后他们回各队教学生。
  军校由孙中山任总理,廖仲恺(1877- 1925年)任党代表,蒋介石(1887- 1975年)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苏联契列班诺夫任顾问长,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叶剑英、聂荣臻任教员,共产党员起着骨干作用。
  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只是出力的大小和方式有所差别。它的发展,对工农群众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革命意识的扩张,对革命干部的培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力,推动了革命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也是教育转换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主张的提出
  民国十年(1921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迅速发表其对中国教育的主张。中共 一大 就反对两种错误观点:即主张把共产党变成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机关、只办学校和报刊进行宣传教育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反对从事资产阶级革命及任何合法公开的工作,甚至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要求使教育变成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工具,成为一种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要求在各种工业单位成立劳工补习学校,由工人任董事会董事,管理校务,聘请教师教学,以唤起工人觉悟。组织 劳工组织讲习所 ,教授组织产业工人的正确方法, 训练从事我党实际工作的工人 ,并划分研究小组,特别研究 中国的实际情况。 ①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中共 二大 ,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也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纲领,即 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和 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②分析了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设立学校的掠夺目的,使劳动阶级明白其受痛苦的原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及其对知识阶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促动力,明确了教育的革命战斗作用和全民性,体现了其教育纲领的不同凡响。
  同年五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了3方面的教育要求:社会教育方面,要求提高社会青年的知识,提高其社会觉悟,并使年长失学的青年,得到普通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方面,要求对绝大多数无产者青年宣传社会主义,启发其政治觉悟和批评能力;学校教育方面,发动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到初步的科学教育,并发动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发动学生参加学校管理,发动取消基于宗教关系和其它方面关系的一切不平等待遇。并为此开展了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特殊的教育运动、普及的义务教育运动、免除学费运动、在教会学校中平等待遇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等一系列教育运动。可见,这一切,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教育纲领的实质精神。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张,促进了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改进。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规定: 庚子赔款,当完全划归教育经费 ; 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 ; 厉行教育之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主张。如前所述的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主张实施的结果,当然也是采纳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结果。
  ①   《西藏游记》,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四)几种主要的教育思潮
  1。国家主义教育
  国家主义教育是站在当时革命教育对立面的一种教育思潮。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二月,曾琦、李璜等在巴黎成立 中国青年党 ,以用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为职志。次年(1924年)秋,他们和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集合,积极在教育界宣传其主张。他们自己创办有《醒狮》杂志,还常在《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教育》等刊物发表论文,并利用大学讲坛进行宣传。还出版了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教育学》及李璜、余家菊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在《中华教育界》第15卷的第1期、第2期刊出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专号,组织 国家教育协会 ,出版《国家与教育》,大力宣传其教育主张。
  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主义教育, 即以国家主义为依归之教育也. 就中国目前言之,则莫急于(一)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二)发展国华以阐扬国光;(三)陶铸国魂以确定国基;(四)拥护国权以维国脉。 ①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有明显的爱国趋向,他们还曾提出 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的口号,但其阐扬 国光 、 国华 ,却是要通过学校和教育,复兴 国学 和 国粹.国家主义派的 燮和国民 主张有两层含义: 养成国民的共同意识 和 调和国民的利害冲突.重申了其拥护现政权的立场和反对过激手段的倾向。但国家主义倡议收回教育权、反对教会学校、反对留学的主张,也一再体现出了其教育主张及活动的爱国性,在当时造成了一定影响。恽代英写了《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一文,肖楚女写了《讨论〈国家主义的教育〉的一封信》一文及《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书,参加了对国家主义教育的讨论。
  2。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同国家主义教育是受五四运动后爱国情绪高涨的影响一样,科学教育也与 五四 以后重科学、学科学的社会氛围有关。一些外国人纷纷来华宣传 科学 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民国十年(1921年)和次年(1922年)来华的孟禄和推士都认为,中国教育的主要症结是科学教育不发达,科学教育一发达,教育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极力提倡 科学教育 ,极力向中国推行美国的教育方式。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就特别把它的用款方针放在发展中国科学上。民国十四年(1925年)六月该会举行第一次年会时,决议美国所退还的庚款应该用于下列事业: (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况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 并规定 担任科学教育者,应忠实服务,不参加妨碍本职之各种活动。 随后来华的美国人麦柯尔,更把 科学教育 引导到提倡 教育之科学的研究 ,一时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的编制和应用风气大盛,教师积极编制测验、学生则每日每星期受测验,科学教学风靡一时。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教育有把中国教育美国化的倾向,所以这一教育思潮的大力宣传和被接受,在当时和以后给美国人提供了太多染指中国教育的机会。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民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8-499页。
  公民教育思潮从平民教育思潮中演变而来。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部分人,受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倡行民主的教育和儿童本位主义教育,蒋梦麟、陶行知是其代表人物。民国十年(1921年)十二月,教育家们在考察欧美教育之后,联合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和新教育编辑社3个团体,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延聘杜威、孟禄、推士、麦柯尔来华讲学,提出新学制方案并发起倡行公民教育,改修身科为公民科。次年(1922年),该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成立公民教育组,讨论公民教育问题。认定国民教育,就是 以德莫克拉西的原则,造就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人类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 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月十日,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的集会认为,好公民的标准是:发展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崇尚公平竞胜;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有财产;注意公共卫生;培养国际同情。可见,公民教育最根本的缺憾在于只注意公民义务和道德的培养,而忽视了公民的权利。
  (五)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斗争
  这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斗争,以反奴化为主,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殖民学校和美英法等国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及封建军阀对学校和广大师生的横暴统治。
  日本自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就在东北和山东等地开办学校。一类是专为日本人办的学校;另一类则是进行殖民教育的学校,其目的在于 造成被教育者有奴隶之资格,使其安于被统治的地位,而不能有反抗之能力与思想。 在南满为中国儿童设立的日本语学堂,就为训练满铁沿线及各工厂 夫役 ,让他们熟悉日本语言。据调查,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开办的学校计有484所,教员2529人,学生68913人,图书馆27所,博物馆2所,体育协会5所①。在山东,也有 日本人的学校 23所,学生4446人;教育中国儿童的学校43所,学生3747人。为此,东北民众曾发动反对日本殖民教育的斗争。民国十二年(1923年),奉天省教育会开常会时,厅长谢荫昌就提议: 凡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省政权所及之地域,对于奉省人民施行师范教育及小学教育.这个提案通过后,经调查和讨论,一致主张收回自办。次年(1924年),奉天省教育会发起组织了 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 ,广泛展开反日本殖民教育活动,一面调查实况,一面禁止学生入日校学习,并自办学校,《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中指出,日本人在其殖民教育中,严厉取缔爱中国的教育,用警察听课的办法、立即停课惩罚的办法、贫寒学生免收学费的办法、尽力介绍毕业生就业的方法,麻痹中国学生的爱国意识, 倘长此不设法补救,20年后,东三省不亡而亡.为此, 要求当局取缔学生考入日本所设立之小学、师范、初级中学 ,并呼吁各省爱国同胞, 加以援助.《宣言》发表后,《民国日报》、《响导周报》、《中国青年》、《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纷纷发表反对日本殖民侵略教育的报导和论文。《响导周报》连续多期发表收回教育权的论文和《大连调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也发表《论列强对华之教育侵略》等文。支持东北的反殖民教育斗争坚持了一个长时期。民国十四年(1925年)奉天省 收回教育权委员会 举行常年大会,提出了取缔日本侵略者殖民教育和解散教会小学的5条办法,使这场运动汇集到反教会教育斗争的洪流之中。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教会开办了许多小学中学和大学,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基督教新教办的各级学校有7382所,学生总数214254人,其中普通中小学6890所,学生199694人;由基督教旧教(天主教)办的各级学校有6255所,学生144344人。与当时中国人自办的公私学校比较,教会学校占全国总校数的 7。65%,占全国学生总数的5。14%。据邮局调查,每1257人中就有教会学生1人。教会学校分布全国各地,以福建、广东、山东、江苏为最多,学校包括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师范和大学占相当大的比重①。因为他们自己说,这些学校是 为辅助传教而设 ,是 养成牧师教师之基础 ,目的是为 将来化中国为基督教国民之士女……创造一适合基督教义之社会制度。 可见,基督教学校,宣传的是一种使人亡国的可怕迷信。在 五卅 反帝爱国运动高潮中,教会学校就公然禁止学生纪念国耻,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殴辱中国学生,蹂躏中国的学校并毁辱中国旗,更露出了本色。
  ①   《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 1号。
  ①   梅生:《女子剪发问题》,《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 6册,新文化书社 1929 年第 7版。
  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教育的斗争,自五四运动时起就发展了起来。民国十一年(1922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组成 非基督大同盟 和非宗教学生同盟 ,开展了破除宗教迷信、解放国民思想的非基督教斗争,《先驱》杂志还出版了《非基督学生同盟号》。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学生,为反对英籍校长禁止组织学生会、禁止举行 五九 国耻纪念并一再开除学生,进行罢课,发表宣言,提出了 反对奴隶式的教育 、 走上前线去打倒帝国主义 等口号①,首先举起了反教会奴化教育的旗帜。
  与此同时,广州圣心学校、福州协和中学、南京明德女校等十几所教会大中学学生,也都起来采用罢课、部分退学和全体退学的方式,抗议殴辱学生、禁止学生参加国耻游行和不向中国政府立案。同年六月十八日发表的《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是一个代表性文件,指出 无形的文化侵略手段 ,是帝国主义最高明最恶毒的侵略方式,坚决要求 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 ,必须都向中国政府立案,课程编制要受中国政府的支配和取缔,反对进行宗教教学、宣传和强迫学生礼拜念经,抗议压迫学生和剥夺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宣言》的发表,激荡着反教会斗争的热浪,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特别是湖南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和中学,以及河南、四川各地的教会中学,都掀起了罢课、退学等反奴化教育浪潮。其中以湖南湘潭益智中学等五校为 更有活气 ,一时退学的学生近千人,斗争也转变为 根本取消教会学校,以退学反对立案为抵制 ,并提出政府不许教会学校立案、本国学校不收教会学校毕业生及转学生,机关不用教会学校出身者3项办法。
  值得指出的是,国共两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响导周报》及《中国青年》,不断发表文章,教育群众,及时指点方向,在运动中起着向导作用。
  帝国主义用血腥的屠杀进行反扑。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美国侵略者为了镇压福州学生抵制美国渔业,指使军阀官僚拘捕学生联合会员林昌浩,激起了几千学生的大请愿,反动当局开枪射击,杀死请愿学生7人,重伤几十人,制造了惨烈的 福州惨杀 事件。这一事件,把全国各地教会学校学生反奴化教育的斗争推向全国范围。六至九月,各学校学生纷纷用退学的行动,反击教会学校当局的镇压。河南开封的圣安得学校、济汴学校、美华女校、施育女校、圣玛丽女校及卫辉的牧野中学,全体一致退学。汉口博学书院和武昌三一学校学生退学后,还组织了教会学生退学委员会,作长期斗争的准备。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学部和中学部学生全体退学,并另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全国性的反教会奴化教育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低头。这一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年会上通过的决议说: 基督教学校,应采用' 新学制课程',对总统颁布的教育理想与原则,要力求达到。基督教大学中国行政人员委员会也决定 设置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及哲学.次年(192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规定教会小学前期取消英语教学,中学除外国语外其它科目一律用中文课本,并要求教会大学注重中文。民国十六年(1927年)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了 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办理 的决定,基督教大学中国行政人员委员会也通过了中西教职员平等待遇的决定。这些都体现了这一斗争的胜利。民国十四年(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召集了收管教会教育会议,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月,美国纽约万国传道总会掌握的岭南大学终于收回自办,这是反教会学校奴化教育胜利的重要标志。北伐的胜利进军,更使全国的教会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①   毛飞:《再论女子剪发问题》,《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 6册,新文化书社 1929 年第 7版。
  揭示帝国主义 退款兴学 的本意,是这时期反帝教育斗争的又一表现。
  美国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就采用退款兴学的办法,干预中国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奥战败,赔款取消,苏联也放弃庚子赔款,全国人民更要求取消庚子赔款。在此形势下,美、法先后利用这笔赔款,从事文化投资,开办清华大学和中法大学,并成立了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 和 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 以控制其所办的文化教育事业。民国十三年(1924年),日、比、英等也宣布退还赔款。日本决定以应得赔款,用在中国文化事业上,并与 中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 协商,使日本的 交技文化事务局 负责主持;英国也随后成立了 中英庚款董事会 ,负责用庚款考选留英学生,在中国直接办理学校和补助其他文化事业经费。对这种作法的用意,早就有人尖锐指出,正是 相竞争在中国知识阶级中,来制造他们各自的奴才,为的是要永远统驭中国的劳苦群众 , 以教育形式来开展对中国的侵略 ①。
  英国的《泰晤士报》也明白地说: 移此兴学,既利人,又利己. 吾人如无所行动,以直接维持英人在华中之势力,而美法则以取诸中国之金钱,作大规模之宣传运动。 ①而在同时,国人已提出了收回庚款用于小学教育及平民教育经费的主张;苏联也提出了退还庚子赔款,以充教育经费的主张。
  由此可以看出,美、英、法、日等国免付庚款用于文化投资的作法,有着明显的长期干预中国文化教育的企图,况且,指定应归中国掌握的庚款用于某项用途,本身就是一种干预侵权行为。
  反封建的教育运动,主要包括反军阀斗争和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批判。
  在国共合作时期,北洋政府三令五申整顿学风,派军警监视学生,甚至疯狂地逮捕和屠杀。为此,学生们纷纷掀起反军阀的斗争。民国十二年(1923年)三月二日,北京警察为市民召开提灯大会,打伤学生120人。第二天,学联通电否认国会及北京政府。5个月后,全国学联在广州召开第五届评议会,作出请孙中山组织政府执行总统职权 及 打倒军阀 的决议。民国十四年(1925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学生5万人,在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运动中,被警察伤捕多人。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工学界举行国民革命示威大运动,包围段祺瑞的执政府,捣毁章士钊、李思浩等人的住宅,二十九日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次年(1926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学生群众请愿抗议列强封锁大沽,遭到镇压。第二天在天安门前举行了 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并向国务院大请愿,李大钊带领学生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 、 打倒段祺瑞 和 废除不平等条约 的口号。反动政府的镇压,造成了打死37人和重伤无数、 血花飞溅、陈尸累累 的 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中,流血牺牲、壮烈成仁的青年学生更是多不胜数。民国十五年(1926年)
  八月,吴佩孚在汀泗桥战役惨败后,曾通辑武昌各校进步师生,并且野蛮地 斩决 陈定一等8名学生。同年十月,邓如琢再攻入南昌时,怀疑学生有引导革命军乘虚攻入的嫌疑,不分清红皂白地惨杀居留南昌的学生400余人。孙传芳和鹿仲麟在华东和北京曾用 尽法按治 和 超乎常轨……不得不……弹压的命令,残酷地对待学生。李大钊及学生邓文辉等20人,就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二十八日,壮烈牺牲在北京奉系军阀的绞架下的。应该说,广大爱国师生的反军阀斗争,正是使军阀政治摇摇欲坠的一种重要社会力量,也是北伐革命胜利进军的一大助力,这一点连统治者也深信不疑。
  ①   《无极县志》,1936年铅印本。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31页。
  在军阀统治之下,封建知识分子积极进行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复辟活动。《响导周报》和《民国日报》为此联合起来, 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当时《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曾引用吴佩孚的话说: 你们办学校,应当教忠教孝,怎么样说适应现代的潮流?……外国的教育,就是声光化电;中国的教育,就是礼义廉耻。高等师范理化都不应当要。不读经书,学这些事情,有什么用?不过在乡间去变把戏,或者制些药品害人罢了。……女子学校不应当要,男人读书做事情,女子读书有什么用呢? ①真想不出,20世纪的20年代,还有这么迂腐落后的教育观点。当时阎锡山在山西,就在 自省堂(即洗心社)常常用旧说(孔佛)批评新学说,他的左右各机关各学校的教职员,从而和之。②张宗昌也说近年来世风日下,几致沦亡的原因之一就是 我国学生,自沾染新文化后,日趋日下,近来各校添设讲经,实所以挽已倒之狂澜。 ①王士珍、王芝祥、江朝宗等,也请北京政府明令 通国尊经 ,并以神童江希张新著《四书白话解说》为各校通用教材。女教员女学生则连剪发自由也被剥夺。对这些复古活动的曝示,对反复古的大力提倡,可以看出是这时期反封建教育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使广大民众和师生的知识水平和爱国自觉性大大提高,推进了中国的进步。
  当时对蔡元培的 教育独立 论、国家主义的 教育救国 论和胡适的 读书救国说 ,也展开了广泛的辩论。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9-430页。
  ②   《读者之声?阎氏统治下的山西》,《响导周报》第 53-54期。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397页。
  (六)李大钊、恽代英的教育思想
  李大钊(1888- 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励志求学。民国二年至五年(1913- 1916年),留学日本,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和日本的侵略。民国五年(1916年)夏回国后,担任北京《晨钟报》编辑,在该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新思想,成为广大青年崇敬的良师,新文化运动时就有 南陈北李 的盛赞,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道路。民国七年(1918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还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通过教学研究、论文及译著并领导 新潮社 、 国民月刊社 和 少年中国学会 ,积极影响和指导五四运动。民国九年(1920年),他领导成立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始人之一。在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爱国运动中,李大钊始终走在最前列,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指导。他是一位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对新康德主义、实验主义、杜威罗素的实用主义、张东荪、张君劢宣传的生命哲学、胡适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的改良主义、梁启超张东荪宣传的 社会主义 ,都进行了大胆深入的论战。民国十三年(1927年)他被军阀政府过早地夺去了生命,时年仅39岁。
  李大钊的教育思想涉及革命教育、青年教育、工人教育及农民教育等方面,博大精深,体系恢宏,下面作一粗浅介绍。
  李大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分析了教育的性质。认为表层构造的一切 圣道、名教以及文学、科学、政教等,都只是一切社会物质基础的反映 , 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而且是必然的变革。 ①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 一代人师 孔子及其学说。就绝不应该在封建社会已崩溃了的中国,当作指导教育实施的法宝。因为社会已是阶级社会,教育也只能是阶级的教育,民国成立后军阀政客控制的学校,同样只能是他们手中的法器。如公立学校就 遭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 , 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会麻痹他们的意志 ②。由此,李大钊提出了开展反对封建教育的号召。因为 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 ,孔子的学说 就根本动摇 , 孔子或其它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 万世师表',所以现在孔子的信徒, 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 子曰' 的福音 ,就应在坚决反对之列。李大钊还在肯定信仰自由的前提下,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渗透的用心,提出了反对教会学校把圣经列为教学科目的口号。指出宗教 是一个无知的隐遁的地方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是一种 掠夺组织 ,为此,他赞美巴黎公社用法令取缔学校里的宗教科目、停止祈祷和宗教教学及宣布政教分离的作法①。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联合当时进步人士发起组织 非宗教大同盟 ,指出教会 最可恨的毒计,就是倾全力煽惑青年学生 , 教毒日炽,真理易泯 ,因此教育必须依科学之精神,进化之光辉 前进②。这样,李大钊就有力地阐明了教育的性质及其反封建复古和反教会两大任务。
  ①   《中国气象学会十周年纪念特刊》,会议报告,1935年。
  ②   《地理杂志》第 3卷第 1期,1930年。
  ①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 2卷第 2号,1914年 12 月。
  ②   《中华教育界》第 11 卷 9期,《教育界通讯》第 4 - 5页。
  李大钊热情关怀青年教育。他在《青春》中指出 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青年人应 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 ③并进而昭示说: 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 ④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更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出发,反对青年人 受腐败家庭的束缚 及 狭隘爱国心的拘牵 ,创造一个 少年中国 ,应该在 人道主义精神 和 勤工主义精神 指导下,开展物质和精神 两种文化运动 ,把自己改造成为 自觉的少年 、 世界的少年.在精神改造方面,要求青少年本着人道主义、互助、博爱的精神,把占据心变为创造、把残杀变为友爱、把侵夺变为同劳、把私营变为公善。在物质改造方面,要本着勤工主义、劳动神圣的主旨,改变 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 , 使人人都须工作,工作的人都能吃饭。 并且强调指出,这两种改造如 车的两轮 、 鸟的双翼 ,必须 用一生涯的努力 ,才能飞跃到 少年中国 的理想境界。而入手的办法,是投身山林村落中去,与劳农共同劳动,实现 村落的大联合 ,进而实现 我们的少年中国。 ①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少年中国构想中,多少有一些理想的色彩。
  李大钊也为教育指明了方向。他说:应该利用庶民胜利的潮流, 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 而不是强盗,指明了教育的工人庶民方向。他认为, 纯正的平民主义,是工人的或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ProterarianDemocracy) ,即通过斗争 把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特权等权,完全打破 ,实现平民的全体民主自由,建立一个平民社会。②他揭露资本家在精神上对工人的迫害,指出他们 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 , 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 要求在政治、经济上、 在教育上、文学上,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 ,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报社,专供工人在休息时间去阅览 , 必须用通俗的文学,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 为此,他极力主张缩短工作日,保障童工利益并使他们得受教育。③可见,李大钊的工人教育思想有着明显的革命性和阶级性,而且从社会的根本改变入手探讨教育问题,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李大钊也十分关心农民教育。他尖锐指出,农民的愚暗, 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而当时农村教育状况极端恶劣, 农村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因此,他号召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 ,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和教育的事业①。
  他认为针对农村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农民:教育农民认识帝国主义及 洋教 的本质;教育农民认识自己的力量,从而自己救自己;教育农民打破狭隘的乡土观念,认清其阶级地位;教育农民武装起来,使五行八卦失去效力。认为教育的方法,应到乡间去, 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的1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图书馆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准备。并须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 李大钊还强调指出,只有实行 耕地农有 政策,农民及其教育才能根本解决。李大钊的农民教育思想相当地细致入微,并且都触及了根本的实质。
  ③   《新青年》第 2卷第 1号。
  ④   《青春》。
  ①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 1卷第 3期,1919年 8月 15日。
  ②   《平民主义》1923年 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选集》,第 139页。
  ①   《中国天文学会一览》,1939年 11 月,第 8页。
  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以其激进革命性和现实针对性,给当时和以后的教育事业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恽代英(1895- 1931年)生于湖北武昌,民国二年(1913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经过两年的预科学习,进入文科中国哲学门攻读,参加了当年的抵制日货示威游行。民国七年(1918年)毕业后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员兼教务主任。五四运动爆发后,组织学生群众罢课、罢市,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创办《学生周报》,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这年冬天,在武昌组织了利群书社,创办利群织布厂,实行工读主义,并积极研究马列主义及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民国九年(1920年),恽代英深入到长沙、衡阳和新城的煤矿工区实地调查。次年(1921年),受聘任安徽宣城第四师范教务主任兼教员,五月遭通缉离开宣城。七月,改利群书社为 共存社.不久,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月受聘任四川泸县川南师范教务主任,随即授任校长,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吴玉章出面交涉释放后,去成都高师任教。民国十二年(1923年),恽代英离开四川去上海专任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创办并主编《中国青年》,倡导 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次年(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兼任上海大学教授。民国十五年(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次年(1927年)去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工作,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去香港主编《红旗》报。民国十七年(1928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 六大 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民国十九年(1930年)
  四月,恽代英在上海浦东被捕,在自己抓毁面容后,仍被顾顺章供认出卖,次年(1931年)四月在南京慷慨就义,时年仅36岁。
  恽代英是一位无畏的教育战士,在其有限的一生中,他对教育救国论、教会学校、旧式的和半新半旧的中国学校及教师等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针对蔡元培的 教育救国论 ,恽代英指出,在军阀混战、外强入主的中国,根本不是青年人埋头读书的时候,读书也救不了国。教育之不能救国,犹如变魔术、打大鼓、唱京戏的人一样,虽有一技之长,却不能为人治病,要拯救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 必须要革命.不过,他对蔡氏的批评分寸也有欠妥当之处。对于国家主义的 教育救国论 ,恽代英尖锐地说, 国家主义者总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 , 处处看出只是一个****产主义.因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经济上, 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所以国家主义总说教育救国, 专给学生一些不痛不痒的学术品性 , 于救国全无益处.恽代英还客观公允地说,对于革命者来说,并不反对任何人去真正地研究各种学术,但是 要打破任何学术都可以救国的谬想。 ①对宗教和教会学校,恽代英用唯物史观指出,宗教原来只是原始人对神秘事物的一种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后变成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基督教是 外国人软化中国的工具.针对教会学校宣传的宗教救国 和 人格救国 ,他指出这只不过是麻痹民众的手段。耶稣连自己的犹太民族都救不了,怎么来救中国?基督信徒们祈祷了两千多年,反而祈祷出了这么多帝国主义、军阀来,宗教救国完全是 昏话 ②。至于人格救国,耶稣和孔子都可称 圣人 ,都有一种仁道救世的精神,只是分别采用 劝 和 骂的办法,结果耶稣自己也难逃杀身之祸。所以恽代英说,对付那些压迫人的人, 劝 和 骂 都是不中用的, 只有用我们革命党' 打' 的法子。 ③对于教会学校宣传的 国际亲善 和 宗主国 ,恽代英告诫说,一定要分清宗主国政府和民众的界限来讲 亲善 ,不要为 宗主国 的概念所蒙混和欺骗,以至丧失反帝热情。恽代英还指出,教会学校不仅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而且其目的也是为了 骗人做他们的信徒 ,因此, 最认真的是念经、做礼拜 ,或 做几篇古文 、 学几句外国文 ,其科学的设备只不过是 聋子的耳朵 备而不用。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多数只能被人 廉价地雇佣 了,所以 我们要封闭一切教会学校,要驱逐一切教会教育家,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抛弃教会学校的青年,他们是受欺骗的,他们是受压迫的。 他呼吁 救救教会 学校下面的青年 ①。他的这些主张是客观的合理的,在反教会教育斗争高涨的时候,就更有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当时军阀政府统治下的学校,恽代英也对其重大弊端进行了淋漓的针砭。认为当时的学校是政府的门面和政客训练所,是 知识阶级的贵族 争位夺利的工具,是教师 混饭吃 的地方,家长们心目中的摇钱树,学生们心目中 升官发财 的阶梯,因此,这样的事业非但不能救国,而且是适足以祸国殃民的。恽代英把政府所规定英文比其它课程时间都更长的作法,称作 洋八股 教育。认为当时学生升学的机会、与洋人通信交谈的机会,即使在洋交通关系发达的上海,也少得很,所以政府和学校强迫学生疲精劳神地去学习这种用处不大的东西,只能说是半殖民地奴化教育的一种体现,应该反对这种洋八股教育, 学习做人的做公民的学问.恽代英认为当时盛行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最大的弊病在于 教师太劳,学生太逸 , 学生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承受知识的器皿,脑筋中不能有一点创造力 ,实际上是 注则有之,入则未也 的效果。对于当时学校盛行的体罚制度,他说自由活泼生长的儿童,免不了会犯这样那样的过错,教师对此的严厉体罚和威胁压服,就压制了儿童生长的天机,因为 惩罚不能使人改过,只能使人隐匿过失.唯一正确的办法,是 放任而随时加以诱掖指导 ,但绝不是绝对的放任自流。对于当时名目繁多、死记硬背才能应付的考试制度,恽代英坚决反对。因为学生若不知道所学功课的效用是不会用功学习的,只会迫于考试和留级而去死记硬背,反倒会比其他用功的学生考得好,这样,考试就不能 奖勤戒惰 ,而只能 奖狡猾欺诈而戒诚实罢了.所以,他认为考试应该有两个目的:检查改进教师的教法;帮助学生复习,用学过的材料形成一种新论断①。
  ①   参见《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中国青年》第 2期;《答醒狮周报 32期的质难》,《中国青年》第 82 期;《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 76 期;《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少年中国》第 3卷第 9期;《再论学术与救国》,《中国青年》第 17 期。
  ②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中国青年》第 120期。
  ③   同上文。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2页。
  对于教师,恽代英也给予了极大的注意。他首先认为,教师必须同时是一个革命活动家。教师要吃饭就得靠学术,但要明白学术和教育并不是救国的学术。教师要解决自己和别人的吃饭问题,就 非加入救国运动不可.每个教师先要在思想上懂得救国道理,要懂得国情和怎样救国。如果有了改造社会的决心,再抽时间 多读有关社会改造的书报 ,其效益是远胜 洋八股 教育的。教师还要把改造社会付诸行动,这是更重要的。要多注意社会事业和成人教育,这比 儿童教育十倍重要.可以组织阅报社、讲演团、农人团体、农村生活调查、平民补习学校等等。通过这些教育形式, 告诉这些人,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地生活变迁的原因,改良本地生活的方法 ,使我们 能在革命的场合中,统率那一个地方的人.教师最好能参加 革命的党 ,并介绍别人,使教师 成为一个全国的大军队的侦察队。 ②恽代英强调教师必须与学生建立平等民主的关系, 注意发展学生的反抗精神.首先教他们不怕反抗自己的教职员,放下学校威信、教师尊严的架子, 全然与学生平等,甚至起居、饮食、自修、游戏都在一块 ,与学生打成一片,并更好地了解学生,引导学生 改过迁善.认为学生 万不可无条件地信从 教师,甚至可以用 非常手段处置破坏大局的教师 ,但绝不能对教师进行无理的反抗;对好的教师,学生应该无条件地尊敬。
  恽代英的教育主张,多从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在当时不但有新意而且极富现实性,对当时和以后的教育事业都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如其论教师的真知灼见,把教育纳入改造社会的大命题下讨论,就更是高屋建瓴、说服力不凡。
  ①   《新疆概观》,仁声书局 1933 年版。
  ②   《怎样做小学教师》,《中国青年》第 20 期。
  五、现代教育的分化
  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27- 1937年)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信仰的主义、追求的目标不同,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明显分野,并且必然地在其各自统辖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全方位地实施其教育主张,双方都初成规模。中间阶级也积极实施其教育改良社会的方案,一时各种主义并起并行,新三民主义一统教育的局面被打破。所以,这个时期,是各种教育主张分头演进的时期。
  (一)国民党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经过消除宁汉分立、宁粤分立、中原大战等一系列艰难历程而建立起来后,在教育界仍奉行三民主义,不过,随着时势的发展变迁,三民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
  1。国民党政府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制定国民党成立后,对教育相当重视,认为 教育必须适应政治方面的要求,而政治必须仰仗教育方面的播种……从政治上实现三民主义,便非有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不可。 认为教育和政治是互为因果的。国民党的历次会议,都把教育的建设,看作中国国民生死的关键、立国之大本。蒋介石也认为教育是国民革命的 最大基础。如此基础不固,危险实甚 ①。所以国民党政府在确立了 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即以本党的三民主义来治中国 的排他性的 一个党 、 一个主义 的治国方案后,很快推出了 党化教育 的教育方针草案。
  这个方案是当时由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当时就叫 党化教育.它要求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为此要重新改组学校的课程,审查和编著教科用的图书,使与党义及教育宗旨适合②。而这时的教育宗旨,要求学生好好读书,听从成年人,不要参加政治运动。女子教育也以 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母性 为目的。
  党化教育 当时在一些地方得到了积极推行。江浙两省走在前边,浙江省政府公布了《党化教育大纲》,把 党化教育 具体化:要求以国民党训练党员之方法训练学生,使学生思想党化,接受国民党指挥进而指挥民众,反对中共及其主张;以国民党的纪律为学校的纪律,用管党的办法来管教育;要求保存中国固有的好道德,建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 新道德 ;要求以三民主义之中心思想确定学生的人生观。
  因理解不一和遭受批评,民国十七年(192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废止了 党化教育 而代之以 三民主义教育 ,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各种教学科目,都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次年(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教育方针问题,形成了新的教育宗旨: 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同时还规定教育宗旨的实施方针八条:
  ①   《双城县志》,1926年铅印本。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99 页。
  (一)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
  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之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智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
  (二)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
  (三)社会教育,必须使人民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义,并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备之资格,保护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
  (四)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智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
  (五)师范教育,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教育之本源,必须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为主要之任务。于可能范围内,使其独立设置,尽量发展乡村师范教育。
  (六)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
  (七)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国民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固在增进民族之体力,尤须以锻炼强健之精神,养成规律之习惯,为主要任务。
  (八)农业推广,须由教育机关积极设施①。
  当年四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通令公布了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使教育方针更加具体化。
  可见,国民党政府这时提出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已与孙中山 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 的新三民主义颇有些出入,已大失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精神。我们从教育方针中可以看出,其对工农教育和基层民众的教育就比较偏废。
  2。国民党政府控制教育的措施这些措施有:防范学生的革命行动。在 清党 的名义下,剥夺师生的言论、集会、结社、通信、行动等自由,并不惜采用恐怖手段,如为了防止学生赤化,派军警搜查、逮捕并杀戮学生;以 防共 为名,或停办或查封学校、解散师生。民国十六年(1927年)湖南、江西省下半年明令停办全省中等学校,次年(1928年)上半年云南省停办中等以上学校,上海先后查封了上海大学、大陆大学、华南大学、建华中学等。民国十六年(1927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 学生参加群众运动的标准.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民党中央又制定《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规定学生团体 以在学校内组织为限 , 以不侵犯学校行政为限 ,并将学生社会活动置于地方党和政府管制之下。蒋介石也以教育部长名义发布《整顿学风令》和《诰诫全国学生书》,令 学生惟当一意力学,涵养身心,凛古人思不出位之训戒,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不得干涉行政,致荒学业 ,违令者 决不稍事姑息 ①。
  以党治校。首先把原公立学校校长撤去,改由教育厅局派国民党员充任。
  并利用CC系和蓝衣社(即后来的 中统 和 军统 )、政客、市侩等分子,形成一个监视网。还建立了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由国民党员任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或公民教员,负责时时匡正学生的思想言论行为、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的言论、随时调查学生平时交友种类及其行为,以体罚、记过、开除相惩戒。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0-131页。
  ①   《平乐县志》,1940年铅印本。
  实行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民国十八年(1929年),教育部和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公布了《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这些学校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修习两年;女生于同时学习看护。选军官为教官,学生按军队的编制组织,由各级队长督视学生的行为。军事教育课每星期3学时,暑假还要集中3星期进行军事训练。对于初中及小学则实行童子军训练,教员由参加过庐山、峨嵋暑期训练团的人员中选派,童子军必须遵守的纪律有11种76条,违者用体罚、禁闭等手段进行惩罚。
  管理和整顿私立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年)公布《私立学校规程》,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公布了《修正私立学校规程》,规定中外人办的私立学校必须经过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核准,必须具有一定的经费,经审查认为符合要求才批准立案,禁止先设校后立案的做法。这些学校要受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办理不善或违背法令时后者有权撤消其立案或令其停办。规定私立学校要严格遵照《大学组织法》、《中学法》、《小学法》等现行的 教育法令 办理。这对提高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对宗教团体和外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也规定 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及在课外做宗教宣传。宗教团体设立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学及其同等学校并不得举行宗教仪式 ; 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教育儿童之小学 , 外国人设立之私立中等以上学校,须以中国人充任校长或院长.这些无论其实效如何,但对于收回中国教育权是很有好处的。
  划一课程标准和审查教科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公布了《幼稚园及小学课程标准》及《中学课程标准》,对学校课程的设置作了统一规定。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公布《教科书审查规程》,规定学校所用的教科书,未经教育部审定,或失审定效力者,不得发行或采用。审查标准要求适合党义、国情和时代性。后来又规定中小学教科书由政府编纂,与国立编译馆合同办理。这项工作在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933- 1935年)分3期大致完成。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
  实行毕业会考制度。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次年(1933年)又公布了《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临近毕业的学生,要经过3次考试,毕业考试及格后,才准予参加毕业会考;毕业会考及格取得了毕业资格,才准予参加升学考试。
  会考期间,对必考科目增加课时,而免考科目则停授或减少课时。这样就使考试变得很繁琐,而且陷入了为考试而考试的目的论之中。所以当时学生中反对会考的人数比例很大,高中反对者就占62%①。
  在学校开展新生活运动。民国廿年(1931年)行政院限令各校高悬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的匾额,作为训教准则。民国廿三年(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以讲礼义廉耻进而恢复上述 八达德 的新生活运动,以使 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合乎礼义廉耻 、 能够彻底军事化! 各地学校都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学校加强了军事教育和童子军训练,更加注重传统道德的培养。
  这年国民党中央一四七次会议,通过祀孔尊圣的决议,要求学校普遍进行纪念孔丘的活动,并以八月二十七日为纪念日停课开大会。湖南等省还要求中小学读经,曾国藩的作品也被蒋介石定为中学教材。
  ①   竺可桢:《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地理学报》创刊号,1934年 9月。
  对红色区域实施特种教育。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占领过的红色区域的革命影响,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民党中央第四届执行委员会通过《特种区域暂行社会教育实施办法》公布施行。接着又组织赣、闽、皖、鄂、豫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拟订《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5省各设特种教育处负责推行。特种教育实行教、卫、养兼施:施行公民训练,以纠正民众思想;施行职业训练,使农民有生产的技能;施行自卫训练,使地方有自卫的组织和力量。其教育对象包括革命发生地区一切受过革命思想影响的成人、儿童和妇女。特种教育的具体实施机关是中山民众学校,分成人班和儿童班。儿童班人员7- 16岁,40- 60人一班,每天上课两小时,1年毕业。成人班成员在16岁以上,主要课程为公民和自卫。公民以三民主义批驳中共的作为,提倡 八达德 ,讲授生活常识;自卫进行保甲、保卫、打靶、侦察的训练,承担筑碉堡、挖战壕、修道路、组织铲共义勇队、搜查游击队及埋枪等任务。这些都有着鲜明的针对性。
  3。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学校教育制度民国十七年(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据根据教育实情、适合民生需要、增高教育效率、谋个性之发展、使教育易于普及、留地方伸缩可能6原则,以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 新学制 为基础,推行了这时期的新学制系统。这个学制后来有局部修改,兹分述如下:(1)初等教育制度方面,民国廿一年(1932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小学法》及《小学规程》,规定 小学修业年限6年,前4年为初级小学,后2年为高级小学.入学年龄为6足岁,并可展缓至9足岁。各地方得设简易小学及短期小学,推行义务教育。简易小学招不能入初级小学的同龄儿童,修业年限折合2800小时;短期小学招10- 16足岁的年长失学儿童,修业1年,折合540小时。
  民国廿四年(1935年),教育部按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施义务教育标本兼治办法》,制定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规定全国学龄儿童除入普通小学外,在实施义务教育第一期内(1935- 1940年)
  应受1年短期小学教育;在第二期内(1940- 1944年)应受2年短期小学教育。后来又规定,2年短期小学招8- 12足岁失学儿童,毕业程度应相当于初级小学三年级;短期小学独立设置,可附于普通小学等学校或公共机关内;应利用中心小学指导短期小学;短期小学招学生两班,每班50人,可以灵活上课、同时上课,每天3- 4小时,每小时以45分钟计,课程为国语、算术、公民训练及体育,二年制短期小学课程为国语常识、算术、工作、唱游及公民训练等6种,并可巡回教学。
  课程方面,民国十七年(1928年)教育部颁布《小学暂行条例》,次年(1929年)又颁布《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规定初级小学科目为党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工作、美术、体育、音乐等;高级小学也如上,只是社会科中包括公民、卫生、历史、地理。每周教学时间:一、二年级为1140分钟,三、四年级为1320分钟,五、六年级为1530分钟。民国廿一年(1932年)又作了课程调整,不特设党义科,将其融化到国语、社会等科中,另加公民训练,增设卫生科,工作改为劳作,其教材分家事、校事、农事、工艺4项。每周教学时间也改为一年级1170分钟,二年级1260分钟,三年级1380分钟,四年级1440分钟,五、六年级1560分钟。民国廿五年(1936年)又以发展儿童身心、培养民族意识、培养国民道德基础、培养生活所必须的基本知识技能为主旨,再一次调整了课程,把社会、自然合并为常识,劳作、美术合并为工作科,体育、音乐合并为唱游科,取消卫生科,自四年级起算术加珠算。每周授课时间也作了改动。
  (2)中等教育制度方面,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学暂行条例》,次年颁布《高级中学暂行课程标准》,取消文理分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公布《中学法》、《师范学校法》和《职业学校法》,教育部由此颁布《中学规程》、《师范学校规程》和《职业学校规程》。规定中学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修业年限3年,可混合设立。初级中学生年龄为12-15足岁,高级中学为15- 18足岁。师范学校修业年限3年,特别师范科修业1年,幼稚师范科修业年限2或3年,学生入学年龄为15- 22足岁。师范及幼稚师范科入学资格需初级中学毕业;特别师范科则需高级中学或高级职业学校毕业。师范学校由县以上地方设立,特别师范科以附于师范学校为原则。
  各地方可设简易师范学校和乡村简易师范学校,修业1年,以初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培养各种专科师资,特许办理专科或专设学校。职业学校方面,分为初级和高级职业学校。初级者入学资格需曾在小学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年在12- 18足岁者,修业年限1- 3年。高级者入学资格需小学毕业或同等程度年在15- 22足岁者,修业3年;或曾在小学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年在12- 20足岁者,修业年限5- 6年。职业学校初级以县市设立为原则,高级以省或直隶市设立为原则,机关、厂矿、社团、私人均可照章设立。
  课程方面,中学的课程照教育部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颁布的《中学课程暂行标准》设立,初中为党义、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自然科、生理卫生、图画、体育、工艺、职业、科目、党童军,共180学分。
  高中公共必修科规定为党义、国文、外国文、数学、本国历史、外国历史、本国地理、外国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军事训练、体育、选修科目,共150学分。民国廿一年(1932年)公布正式课程标准。初中的教学科目及时数,第一表为公民(10)- (3年总时数,下同)、体育(18)、卫生(6)、国文(36)、英语(30)、算学(28)、植物(4)、动物(4)、化学(7)、物理(7)、历史(12)、地理(12)、劳作(16)、图画(10)、音乐(8),每周共教学34- 35小时,在校自卫13- 14小时。第二表减少劳作、图画、音乐、卫生4科时数,增加 蒙回藏语或第二外国语 科,每周教3小时,3学年共教学18小时。高中的教学科目及学时数,第一表为公民(12)、国文(30)、英语(30)、算学(20)、生物学(10)、化学(10)、物理(12)、本国史(8)、外国史(6)、本国地理(6)、外国地理(6)、论理(2)、图画(10)、音乐(6),每周共教学31-34小时,课外活动及在校自习26- 29小时:第二表取消论理、图画、音乐、卫生4科,增加 蒙回藏语或第二外国语 科,每周教5小时,3年共30小时。民国廿五年(1936年)又公布了《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减少了教学时数,修改了劳作课程,确定了职业科目的地位与时数,取消了自习时数的规定。
  关于师范学校的课程,教育部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廿四年(1935年)颁布了诸如《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之类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师范学校的课程为公民、国文、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卫生、军事训练、劳作、美术、音乐、论理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测验及统计、小学教材及教学法、小学行政实习等科。乡村师范及幼稚师范的课程,另有规定。
  关于职业学校的课程,直到民国廿三年(1934年)才刊行《职业学校课程标准》,分初级、高级两种,初高级都分5科:农业、工业、商业、家事及其它职业者。课程设计初级较高级简易一些,如初级关于商业者的课程为:普通商业簿记、会计、速记、打字、广告等;高级则为银行簿记、会计、速记、保险、汇兑等。职业学校每周教学40- 48小时,以职业学科占30%,普通学科占20%,实习占50%为原则。
  (3)高等教育制度方面,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设大学院,各省设大学区,以大学院和大学区领导全国及各省的教育。两年后(1929年),大学院取消,恢复教育部。民国十九年(1930年)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次年(1931年)又颁行《专科学校规程》。
  规定,高等教育机关分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3种。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学院,具备3学院以上者,方得称大学,且3者中必有1理、农、工、医学院。不满3学院者称独立学院,修业年限除医学院为5年外,均为4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得设研究院所,研究院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科研究所,具备了研究所以上者,始得称研究院。研究所每所设若干学部,研究期限2年。专科学校分工、农、商、医、艺术、音乐、体育等,修业年限为2- 3年。大学由教育部、省及市设立,均得经教育部核准。私人也可设办大学。大学各学院下设若干系,并得附设专修科。专科学校部、省、市及私人设立均得经教育部核准。
  课程方面,民国十八年(1929年)颁布了《大学规程》,规定: 大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及第一、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设置本科目。 大学各院各科课程得采学分制,但学生不得提前毕业。后来一律采用学分兼学年制。除医学院外,大学生应修学分最低标准为4年132学分。需课外自修者,每周上课1小时满1学期为1学分,实习及无须课外自修者,2小时为1学分。民国廿年(1931年)的《修正专科学校规程》规定: 各科专科学校以党义、军事训练、国文、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 亦实行学分制。除医学院外,其它各院系科科目表,在这一时期没有颁行。
  可见,国民党的学校教育,有两个明显的特色:突出政治。各级以党义、公民、社会、国语等公共必修课,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突出三民主义的统率地位,此其一。其二就是把义务教育作为重点,各级学校都以普及义务教育为重要职责,而工农及其子弟的教育则被搁置一边。受当时社会动荡的影响,受上述特点本身的制约,这时期的教育发展并不迅速,这从下表中大致可以看出:初等教育①
  












  ①资料来源: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161页。
  ②资料来源: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114页。
  ③资料来源: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30─31页。
  从上列表格中还可看出,教育经费的不足和动荡造成的人民贫困,同样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4。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运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一贯反对。蒋介石说: 如仍照前一样,对政府不满意时即集合开会不上课,或有时社会发生事故时,即集合游行示威,或教职员学生间不合意时,即相率罢课,此皆应废除,否则教育破产,国家亦破产。 ①民国廿一年(1932年)国民党政府发布《整顿教育令》,规定学生中 有屡犯校规言行越轨者,宜分别惩戒。其有习气太深不堪栽成者,宜断然开除。若有狃于习气,违犯纪律,或企图作大规模之破坏行为者,则授权当地军警,严厉制止,学校当局,不得曲为迴护 ②。但学生们是社会的精英,富有青春朝气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民族危机严重时,学生运动还是要冲破国民政府的防范而勃然兴起。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是 九?一八 和 一二?九 时期的学生爱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的 九?一八 事变发生后,学生们首先站出来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学生都成立了 抗日救国会 、 抗日宣传队 、 抗日义勇军 ,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入侵,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北京大学提出: 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对我国民众实行武装。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决议立即采取抗日行动,全校停课3周,实施军事训练,男女一律从军,女生学习看护。徐州学生举行游行请愿时,有一学生当场切指血书: 在生一日,誓与日对抗到底。 学生还向民众宣传抵制日货。在爱国热情受到压制时,平、津、沪、粤、汉等地学生派团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在劝说学生 安心读书 无效后,在南京珍珠桥畔下手,杀死学生30多人,伤100多人,并用武力强迫学生回校,通令禁止示威游行。但各地学生仍坚持斗争,上海学生举行了抬棺游行示威,运动一直持续到 一?二八 淞沪抗战后。
  民国廿四年(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平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为抗议日本侵略华北,十二月九日,北平1万多学生走上街头,高唱救亡歌曲,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的口号,汇集新华门前向北平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抗日救亡的基本条件。在大批军警的袭击下,学生受伤500多人,更多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罢课,纷纷成立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种集会和宣传。12月16日,又发动青年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的大游行,与用水龙、棍棒、机枪袭击群众的军警奋勇搏斗。天津、汉口、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重庆、西安、开封等地学生都举行了罢课和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国民党政府下令关闭学校,提前放假,学生却在中国共产党 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 的号召下,组织了北平学生 南下扩大宣传团 ,沿平汉线南下,宣传抗日救亡的迫切性和方法,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到北平后,又成立了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继续推动抗日救亡,其中不少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骨干。 一二?九运动 ,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学校管理制度,开辟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途径,它不单是一次教育运动,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①   童振藻:《浙民衣食住问题之研究》,木砚斋 1931 年版,第 28-31页。
  ②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2页。
  (二)中华苏维埃政府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发展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不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后来转战到陕北,一直以相对独立的政权而存在,而其所推行的教育,则是以工农大众教育为重点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的承继和进一步发展。
  1。方针和政策在战争的环境中,民国廿年(1931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 中华苏维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证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①民国廿三年(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 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并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 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①。
  可见,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体现着这样几个基本导向: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使 工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 ,并且不分民族、宗教、性别,一律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当时苏区的生活环境决定的,也是为了 将来完全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别 ②。所以,受当时革命性质的影响,这一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教育方针,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性质。
  2。发展情况及经验苏区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革命干部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和儿童教育等方面。
  红军的军事学校,最初是随军的教导队和训练班。建都瑞金后,先后建立了各种军事学校,有培养高级军事干部的红军大学,有培养连排级干部的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纪念彭湃、杨殷)和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经念黄公略);有训练炮兵和工兵等部队干部的特科学校;有训练游击队、独立团和赤卫队干部的游击队干部学校;有训练前方通讯技术人才的无线电学校;有培养部队中军医护理医药人才的红色医务学校和红色护士学校。其它各苏区也有类似的军政干部学校或训练班。修业年限均有很大伸缩性。
  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创立于民国廿二年(1933年),600- 700学员都是战场抽调的营以上的干部。内分指挥科、政治科和参谋科,军以上学员成立高级班。学习时间一般8个月。除上课外,着重总结作战经验和军事演习,以 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 为办学原则。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来作过报告。长征时改名 干部团 ,到达陕北后,改名为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①   《西藏游记》,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①   《苏维埃中国》,第 285页。
  ②   《小学课程教则大纲》,1934年 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
  在 古田会议 上,毛泽东把士兵教育的经验总结为 十大教授法 ,即: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有广泛的影响,广泛运用于革命干部教育等教育形式中。
  民国廿二年(1933年),中央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创办苏维埃大学的决议,并指定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为大学委员会委员,毛任校长。八月,开设特别班(本科)和普通班两部,特别班又分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农村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8班,学习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3部分,时限半年。普通班时间不定。有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工作经验者方有资格入学。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建立于民国廿二年(1933年),设有新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学额80名,学期2月;党、团、苏维埃及工会干部训练班,共4班,每班50名,学期4月;高级训练班,训练各省委、省苏维埃及工会派送的高级干部,学额40名,学期6月。主要学习科目有马列主义原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
  同时成立的中央农业学校,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制度,设有本科、预科和教员研究班。预科从实习中学习农业常识和必要的文化,学限2月;本科学限1年,课程有政治常识、科学常识和农业知识等内容;教员研究班由教员组成,研究苏区农业。校内还附设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会。徐特立常去该校指导,还编写了《农业常识课本》。
  民国廿三年(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订了《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规定要 完成青年的义务教育,使能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及实际的生产劳动之一种.学生入学年龄13- 14岁,学限4年,课程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专门技术及文字课目4项,生产技术课占总时数的40%以上。学生在校长及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成立 学生公社 ,实行自治。并进行经常的军事教育。
  苏维埃政府很重视师资的培养。民国十九年(1930年)徐特立任教育部长,大抓苏区师范学校的建设。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创办闽瑞师范学校,调训教师200余人,学限1年,开设政治、理化、算术、常识、体操、劳作和游戏等,采用上大课的方式教学,徐讲主要课程。同年创办了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徐任校长,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图画、唱歌、生理、体操、游戏、劳作等。学限3- 6个月。次年(1933年)还成立了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类似现在的教育行政学院。各县设有短期教育干部培训班、在职教师轮训班和寒暑假讲习会等。民国廿三年(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规定,师范学校分为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员训练班。并制订了《高级师范学校简章》和《初级师范学校简章》。
  规定高级师范学校的学科为教育学、教育行政、社会政治科学、自然科学及国文文法等,修业年限6月至1年;初级师范课程有教授法、小学组织与设备、社会教育问题、教授方法总论、教育行政概论、政治常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修业3- 6个月。短期师范学校学习教授原则、小学管理法、社会教育问题、教育行政略论、政治及科学常识,为期2- 3个月。小学教员训练班,在假期开办。均需注重教学实习。各级师范学校学生均重在培养有一定文化的工农分子,尤其是妇女,并都成立了 学生公社 锻炼学生自治。
  瑞金的高尔基戏剧学校,招收对戏剧和文艺有特长和兴趣的16- 27岁的青年,加以训练,4月一期,教授政治常识、戏剧理论、音乐、舞蹈、剧团工作和文化课。
  苏区的工农业余教育形式很多,有夜校、半日学校、露天学校、星期学校、寒暑假学校、识字班、识字组、读报组、俱乐部、列宁室、巡回图书馆、研究会等,其中以夜校、识字班和俱乐部为最普遍。
  《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规定夜校 以能写信、做报告、看红中(《红色中华报》)为毕业标准.当时夜校村村都有,每校1教员,学生男女老幼都有。兴国一县的夜校,就有学生15740人,其中女生10752人,占69%,妇女得到初步解放。工人的业余补习学校,也采取夜校的形式,对象为各行业的工人、学徒,按程度、职业分班授文化、政治和技术课,教师多为老工人。各地夜校还编写了辅助教材,当时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有《成人课本》和《妇女课本》,地方编有《平民读本》、《群众读本》、《工农读本》、《初级读本》和《工农兵三字经》,等等。流行最广泛的是《工农兵三字经》和《初级课本》,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用通俗的语言,阐明劳苦大众受压迫剥削的原因及翻身的出路,很能提高群众觉悟。
  识字班组则更灵活。教师是由群众推选的较识字者,班主任或识字组长多为夜校学生。利用乘凉时、喝茶时、田头旁、灶头旁随时随地教学, 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 ①。识字班组的人数增加很快,民国廿三年(1934年),江西、广东两省共32388个识字班组,参加群众1505711人,兴国全县3337个识字班组,参加者22529人,女子占60%。
  俱乐部是根据地 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 ,活动的内容丰富多样,有政治讲演会、科学讲演会、读报讲报、编写墙报、游艺、演戏、化妆表演、体育活动等,有的俱乐部还附设图书室、运动场、识字组等。差不多每乡每村都有。民国廿三年据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统计,俱乐部1656个,工作人员49678人。
  当然,工农业余教育的蓬勃发展,是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群众政策的出台及土地革命的开展分不开的。
  苏区的小学教育一直被看成是 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的重要战场②,加上免费、义务、普及的儿童教育方针的制定,小学教育发展迅猛,做到了乡乡有小学一至三所以上,有些地区已村村有小学。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入学儿童不到10%的兴国,当时儿童入学率已达60%,儿童 现在,每日大部分时间受教育 ③。
  ①   杨希尧:《青海风土记》,台湾东方文化书局 1971 年影印(1933年)版。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
  小学的教育制度规定,列宁小学为五年制,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3年,高级2年。采用半日制和全日制两法,年龄大的编入半日制班、半天劳动半天来校学习。农忙放假每年30天。小学规模不等,按人口分布因地招生。教学内容,《小学课程教授大纲》规定,初级小学设国语、算术、游艺3科,每周上课18小时,课外教学每周12小时。高级小学设国语、算术、社会常识、自然常识、游艺等科,每周24- 26小时,课外教学6- 10小时。
  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组成的课外教学,是小学教学计划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课程设置体现着知识教育、政治教育、劳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和《小学课程教授大纲》都规定,小学教育应 有系统的加强儿童的知识能力和对于政治问题的了解.要使儿童成为 有能思想的头脑,有能劳作的双手,有对于劳动的坚强意志的完全的新人物. 必须采用启发式,要充分发展儿童自动的能力和创造性 ,反对注入式;反对 把整个的科学知识 加以人为的呆板的分割的教授法, 采用混合和统一的教授法 ;禁止 强迫威吓,甚至敲打的手段 ,必须完全用诱导劝告和帮助的方法.各地苏维埃政府,也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原则规定和具体要求。
  当时苏区建立了较完整的小学教育网和小学教育制度。除列宁小学外,各乡村普遍建立儿童团和少先队组织,以 养成儿童团体生活的习惯,勇敢牺牲的精神为社会服务.这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半军事组织,他们中有不少是小学学生,其活动也与小学密切配合,如帮助学校动员学童入学、出操、站岗、放哨、查路条、宣传、破迷信、慰劳、送信、帮助生产等。所以,儿童团 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①。苏区少先队中,还特别为战争组织了模范队,约10万人,占少先队的1/3。组织仿红军的编制,是不脱产的军事组织,成员多为18岁以上的青年。他们也到少先队的列宁室和俱乐部进行文化体育活动,并参加识字组和夜校的文化学习。民国廿二年(1933年)少先队员组成了有名的 少共国际师 ,投身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中,奋勇杀敌,不少人重伤不下火线,牺牲前不忘嘱咐战友为 少共国际师争光 ①。
  苏区的教育虽然为时较短,但也形成了一系列有益的教育经验。首先,是教育为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服务。其教育目的,紧密结合革命及战争的需要,用共产主义精神去造就身强体壮忠实于无产阶级的 战斗员 ,首先教育工农,培养 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其教育内容,把阶级分析的方法教给学生和广大工农群众,揭露剥削阶级的本相,指出工农的革命特性,及对知识分子引导和改造的办法,以启发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指明摆脱剥削和压迫的道路。其教材内容,贯彻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以树立理想,提高觉悟,鼓动参加革命的行动。其教学方法,也多采用启发式,杜绝注入式,以起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其教育制度和教育组织,具有时间短、年限少、工农优先和军烈属优先的特点,体现着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原则。但也正因为受革命及战争的强烈影响,苏区的教育,虽然发展的势头比较迅猛,但缺乏正规性和系统性,速成的特色较浓,影响了苏区教育的份量和水平。
  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革命实践相结合。苏区的小学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反对剥削、劳动光荣的观念,积极传授学生以劳动知识,并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劳动实践, 劳作实习 和 社会工作 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科目,也是决定其升留级的重要砝码。教师自己要经常地参加劳动,学期和假期,也 是站在劳动及生产观点上来解决的 ②,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红军大学以 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 为原则,培养出了许多英勇善战的革命干部。各级师范学校,规定了30%的实习和社会工作时间。中央农业学校,更以实习为中心,学习各项农业知识。注重实际工作的能力,注重理论在实际中的灵活运用,是苏区教育中最大的收获,也是最成功的经验。
  ①   童振藻:《浙民衣食住问题之研究》,木砚斋 1931 年版,第 18-21页。
  ①   张行周编:《宁波习俗丛谈》,台湾民主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42-244页。
  ②   《闽西各县区文委联席会议决议案》,见《老解放区学校教育资料选集》。下略《老区教育》。
  还有,依靠群众勤俭办教育。苏区的教育与农民协会、贫农团、工会、合作社及妇女会联系广泛而频繁,使群众能够随时随地监督学校、协助学校。
  教育行政机关,更 必须与群众团体互相检查互相协助 ,巡视员也必须向群众 去询问 ①。学校经费,有许多是群众筹措或群众团体负责筹措的,有的村学生带米给教师吃。教师也多从群众中来,或从群众中训练培养出来,而最早的教师则是红军,因为红军 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② 。群众的大力支持,是苏区教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够存在并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苏区的教育,还注意不增加群众负担,政府少负担的因陋就简原则。小学课堂多在祠堂、神庙或大院里,课桌椅学生从家自带,黑板则用墙壁。学校办公费每月仅一二元红票,粉笔、墨水都自制。夜校也只支出灯油费和粉笔就可开办。红军大学等校舍,都是学生自己设计、自己劳动建立起来。这也再一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成功性和重要性。依靠群众勤俭办学的经验,在当时和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对改变中国落后的教育面貌起了重大作用。
  ①   《奉天通志》,1934年铅印本。
  ②   《实用北京指南》,上海商务印务馆 1920 年版;《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
  (三)第三条路:乡村建设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有些人尝试走一条不同于国共两党的农村改革道路,以解决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农村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和乡村教育理论就应运而生,影响较大的是晏阳初为代表的 平民教育 和梁漱溟为代表的 乡农教育.1。梁漱溟的 乡农教育 思想及实践梁漱溟(1893- 1988年)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清末参与过维新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家。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提出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 乡治 主张,拟开办 乡治讲习所 ,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次年(1929年),他去河南辉县百泉村开办河南村治学院,自任教育长。民国十九年(1930年)主编《村治》月刊,宣传其理论主张。他这样说: 青年们对于今之所谓国民党,已失望到干净地步不消再说,你设想他将跟着章太炎、胡适之先生走呢?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如果不能指点出一厌足人心的新方向,不能开辟一条给社会有力分子情甘努力的大道,则举国青年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我编本刊,专意在对青年——尤其是对左倾青年——讲话。 ①这说明他已在以 青年导师 自居,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在河南村治学院停办之后,他转往山东在邹平县办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及菏泽两县为实验县,研究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案,设立研究部和训练部,以培养乡村建设运动的干部。在民国廿年(1931年)把自己的理论和言论,选编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民国廿二年(1933年)7月,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的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 上介绍经验扩大影响,之后又费尽心血写成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观点系统化,成为其思想的集中体现。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 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 的钥匙。他认为中国原是一个乡村社会,根本的特点是 伦理本位,职业分途 ,不存在阶级分立,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引起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大破坏,经济方面使农村破产贫困,文化方面使社会秩序紊乱。对此极度破坏的救济,只有乡村建设的道路。因为原因来自外部,所以革命是必须极力排除的。梁氏认为,乡村建设的意义:第一是救济农村,由改良农业以求经济进步;第二是创造一种新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转变出一种新文化来。他认为要进行这样的 乡村建设 ,最要紧的是要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想办法;其次要靠农村有组织,联合行动。 如何组织呢?如刚才说的乡农学校的组织便是。 ①也就是说要先在乡村中组织乡农学校,进而把乡农学校作为推行 乡村建设 的组织形式。
  梁氏非常强调教育的领导地位。他认为 统同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是很宽泛的东西.教育的作用 无论作广义的解释或狭义的解释,都不外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这个定义. 如果教育能尽其功用,论理说社会不应当再有暴力革命;因为社会出了毛病,教育即可随时修缮改正,固不待激起暴力革命而使社会扰攘纷乱也!人类社会的所有革命,就因为教育不居于领导地位。①因此,他把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手段,并把乡村建设和民众教育合为一体,认为 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法可行 , 乡村工作者在探求方法时,只有归之于教育;教育者在寻找方向目标时,也只有归之于乡村建设。 ②教育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教育, 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 ③因为这些,因为乡村建设有 抵御共产党 、 代替共产党 ④的目的,其主张也被称为 乡村改良.
  ①   《奉天通志》,1934年铅印本。
  ①   《西康综览》,正中书局 1941 年版。
  梁氏的乡农学校分乡学和村学两级。其组织原则,第一是 政教合一 ,以教统政.认为不靠教育,乡村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都会毫无办法,因此政府或团体关于乡村建设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都要借助教育的力量来进行,所以他就把教育系统和行政系统合并而称为乡农学校,村学代替了乡公所,以乡学代替了区公所,使乡农学校发挥下级行政机构的作用,把行政的事用教育工夫来办,实行下级行政机构的 教育机关化.第二是 融合归一 ,以 社会式 教育为主。认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区分没有充分的理由,照发展趋势,将逐渐以社会教育为本位,所以两系统必须合并。在 非常时期 应着重成人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主,而把其它的教育包括进去,形成一个统一组织。其办法是把社会式教育与学校式教育并设,在乡农学校中设立成人部、儿童部、妇女部、高级部等,各部要因时、因地制宜,可以先设儿童部,与地方有了联系之后,相机而依次设成人部、妇女部。因为成人是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所以终归要抓成人教育为主以推动社会改良运动。
  宋代的吕和叔曾提出过 吕氏乡约 ,以 德业相劝 、 过失相规 、礼俗相交 、 患难相恤 为基本约文,把乡农组织起来。梁氏以此为仿效目标。他赞美这种 乡约 的合理性,并说 我们就是本古人乡约之意来组织乡村,而将其偏乎个人者稍改为社会的。 ①由此制定出一套 村学乡学须知 :以 推动社会,组织乡村 为目标,鼓动农民长志气,造成 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 的风尚,以便把社会的政治法律问题都放在道德教育的范围之内, 养成一种新礼俗,形成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不求硬性的法律,无一定标准,无最后制裁)之上 的社会新组织。这种乡农学校的组织,使学长居于父老、师长的地位,把农村中的关系变为父子、师生关系,使一村一乡都成为一个大家族,强调农民的 义务观念 而放弃 权利观念 ,以求防止暴力革命于未然。
  乡农学校由4部分人组成:学长、学董、教员、学众。学长、学董是 乡村领袖 ,由实验县的县政府遴选委任。步骤是:先在乡村中挑选三五个(或多至十几人)有信用资望的人任学董,组成学董会或校董会,作为乡村的办事机关;然后在学董会中推选聘请 老成厚重 、 品学最尊 的人为学长、作为民众的师长,不负责具体事务,只负训导监督之责;另选一位年富力强头脑清楚的人作为常务学董兼理事,主持办理乡村中大小事务,相当于乡镇保长。教员由在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受过训练的乡村建设运动者担任。他们的受训课程包括党义之研究、乡村服务人才之精神陶炼、乡农自卫常识及技能之训练、乡村经济方面之问题研究、乡村政治方面之问题研究五大部分。其中特别注重精神陶炼。陶炼的核心是灌输他所主张的民族精神,他说这就是 人类的理性 ,也就是 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①受过良好精神陶炼的教员们,在乡村中间要起 提引问题 、 商讨办法 、 鼓舞实行 的作用。学众就是乡村中的一切人,主要以成年农民为对象。
  他认为乡村民众多为 缺乏知识头脑 、 愚迷 和 自私 的,因此要以一乡为乡学,以一村为村学,加紧对男女老少的改造和教育。
  ①   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7年版,第 130页。
  ②   《自述》,见《自救》。
  ③   《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
  ④   《乡村建设理论》,第 280页。
  ①   《宜川县志》,新中国印书馆 1944 年版。
  乡农教育从 平淡处入手 ,其主要教育内容是精神讲话和自卫训练。
  精神讲话是贯彻精神陶炼的具体步骤。其目的,在于救济乡村精神的破产,让乡下人也能激起想搞 乡村建设 的精神,以改变一般人 窘闷无主、意志消沉 的精神状态。具体步骤是 起先要顺着他的心理,以稳定他的意志,将中国旧道德巩固他们的自信力。……然后再输入新的知识道理来改革从前不适用的一切,以适应现在的世界。 ②要使 遵乡约、守秩序 、 敬长睦邻 、 尊敬学长 、 要接受学长的训饬 等思想成为一种 自觉 ;并要劝人不缠足、不早婚、不抽鸦片、改良农业、组织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如美棉运销合作社,由乡绅牵头,与城市金融界取得联系,以使农村进入流通界。自卫训练以 剿除共匪 为目的,以人民自卫组织为根本方法。于是借乡农学校鼓动农民,以乡村为单位组织编练,发给青壮年农民枪支,练习军事技能而成壮丁。然而,这不过并没有起到乡村自卫的效果,而是练成了一批地主武装。
  梁氏的乡农教育,因为有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因为他宣传 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 ①,也得到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投入,其推行面积曾达到17个县,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新教育运动。但由于梁氏始终不承认农村有阶级以及由于财产(特别是土地)分配不均而造成的阶级矛盾存在,没有去考虑解决农村中矛盾最突出的土地问题,而是从精神、道德入手,建立政权、学校和军事组织三结合的乡农学校系统,只能很快呈现出疲软状来。梁氏自己也承认,因为 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 , 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 ,乡村教育便出现了 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的现象②。当乡农学校训练的壮丁被带走的时候,农民气愤已极, 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政府支持乡农教育而又因军事需要干扰它,这是梁氏的一个 难处.还有一个 难处 则是理论上的,也是要命的:由于出发点的背谬,导致了上述艰难的结局,梁氏难能从理论上解释其必然性,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入侵搞乱了农村经济,而其合作社则在向农村输入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东西(如美棉运销合作社),这使解决矛盾者自己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77页。
  ②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
  ①   《三江县志》,1946年铅印本。
  ②   《乡村建设理论》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
  2。晏阳初的 平民教育 思想及实践晏阳初(1894- ?)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人物。民国九年(1920年),留学归来的晏阳初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平民教育科科长,把组织华工识字的办法推广于国内,在长沙等地设立平民学校,引起社会注意。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 平教会 ),自任总干事,在城市推广识字教育。因市民反应冷淡,民国十五年(1926年)转向农村,在河北定县建立平民教育实验区,平教会总部也移到定县,并向国外发展。
  由此提出了一套乡村建设的理论。晏阳初的活动,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民国廿年(1931年),蒋介石亲自接见他。第二年(1932年),晏阳初提出了 县政改革方案 ,并得实施。在定县设立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各省设 县政建设实验区 ,并以定县作为研究院领导下的县政建设实验区 ,晏阳初任研究院院长、实验部主任兼实验县县长,使平教会变成了政权机构。
  实验使平民教育与保甲制度、壮丁训练结合起来,实行政教合一。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晏阳初又到湖南衡山建立南方基地。抗战期间,晏阳初又在四川巴县歇马场设立 乡村建设育才院 ,继续推行其平民教育运动,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晏阳初认为中国一切社会问题不在于别的,只在于人民没有文化知识。
  要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只有走平民教育的路。 要用教育的力量,把建设的知识、能力,乃至建设的精神,灌输给农民 ,使农民自动起来,自谋农村的建设, 从而达到从事农村工作的最后目标 ①,也 就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为最多数的国民谋教育的新路,在教育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晏阳初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定中国农村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症。愚,指最大多数人民目不识丁,缺乏知识;贫,指最大多数人民谈不到什么生活程度,在生死间挣扎;弱,指最大多数人民是病夫,无科学治疗,无公共卫生;私,指大多数人民不知团结,缺乏道德及公民训练。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教育,即培养知识力量来攻愚(文艺教育);培养生产力,来攻穷(生计教育);培养健康力来攻弱(卫生教育);培养团结力量来攻私(公民教育)。要运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3种教育方式。学校式即平民学校,被作为四大教育活动的中枢。平民学校分3级:县设实验平民学校,对教材、教具、教法加以研究提供经验;乡村中心设表演平民学校,对村自办的普通平民学校起示范指导作用;村平民学校由村教育建设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由村长、学董、教师、团体代表及地方领导组成,负责施行平民教育。社会式的教育以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为基本力量,成立 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 ,作为农村建设的社会重心,由它开展拒毒、禁赌、修桥、补路、仲裁、武术团、运动会、演说比赛、读书会、办农民周刊、图书担及巡回文库等。家庭式教育主要对家庭成员施行公民道德训练。
  平民教育的内容,文艺教育即识字教育,用《农民千字课》教农民,再灌输公民知识。生产教育也即生产合作的活动,一方面给农民介绍一些生产知识,另一方面组织合作社举办信用贷款,使金融资本流入农村。认为 只有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才是对共产主义的有力解毒剂.卫生教育,虽设有保健员、保健所、保健院,但农民多负担不了费用。公民教育即公民训练,原以教公民常识以激起道德观念,后代以 新县制 ,督促实行地方财政税收、国民兵的改革、土地与户口调查及训练人民听从长官调遣,也即在保甲制之下驯服地当兵纳税。
  ①   林登仙:《台湾高山族(阿眉斯)的风俗习惯》,《文史资料选辑》第98辑,1985年。
  晏阳初和梁漱溟一样,错在没有看到农村的根本问题,虽也注意到农民的贫困,但因起点的错误、方向的背谬、方法的华而不实,结果影响了全局。
  这一时期,近乎中间立场的教育主张,还有胡适的教育救国主张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胡适(1891- 1962年)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民国十九年(1930年)
  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下列数篇文章同出自《新月》)
  一文,认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不是中国的大敌,中国的大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消灭他们要靠科学、知识、道德、教育,认为应 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地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由此,他后来逐渐提出了人才救国的理论,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没有出路,在于领袖人才缺乏,而要培养领袖人才,就必须依靠教育, 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 ①。他号召青年向巴斯德学习,说 法国给了德国50万万佛朗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②他还说, 普鲁士战胜法兰西,不在战场上而在小学校里 、 英国的国旗从日出处飘到日入处,其原因要在英国学堂的足球场上去寻找 ,所以他号召学习武训,重新掀起教育狂热,这样中国就不会得 死症 ③。随后,《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又大力宣传读书救国,倡导青年读经。留学欧美的青年学者,则在教育救国的声浪中,埋头于 教育之科学的研究 ,实用主义教育书籍的翻译出版达到高潮,并把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与之联系起来。 教育救国 一时蔚然成风。
  陶行知(1891- 1946年)是 生活教育 的创始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计划。次年(1927年)在南京附近晓庄进行新教育试验,认为 真知识的根安在经验里 ,随后又提出了 教学做合一 的主张。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晓庄学校办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提出 生活即教育 的理论。认为 生活即教育 , 社会即学校.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是生活就是教育 、 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 ,所以生活教育极为广泛, 与生俱来,与生俱去……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主张放弃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 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为了实现其生活教育主张,他创办了 乡村工学团 ,其特点是:以社会为学校;生活即教育;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相师相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劳力上劳心才算真正的做,否则是瞎教瞎学; 行是知之始 ;与大众共甘苦共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工学团的含义: 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工学团要实施普遍的军事、生产、科学、认字、民权、生育等6大训练。在办理 工学团 中,陶行知提倡全国的小学生做 小先生 , 即知即传人 ,并组织 自然学团 ,推行 科学下嫁运动. 生活教育 的理论及实践,对反对传统教育、普及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由 爱 出发的出发点未免抽象了一点,而且仍未完全摆脱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①   林嘉书:《闽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5-167页。
  ②   《赠给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③   《教育破产的经济方法还是教育》。
  (四)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的奴化教育
  民国廿年(1931年) 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大肆推行其奴化教育。
  次年(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宣布废止所有教科书,各学校课程暂用四书五经讲授,规定教育以 重仁义,讲礼让,发扬王道主义 为宗旨,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 为目的。同时宣布封闭所有高等教育机关,以大学生 忘掉了学生身份 , 狂奔排日 为借口,取消了30所大学,代之以资政局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法学校、中央陆军训练处、警察学校、税务讲习会等政府办事人员训练机关。后来虽逐渐恢复了高等教育,但其训练奴才的目的仍未改变,而且一般人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为了训练急需的师资和 开拓 性的人才,民国廿三年(1934年)在吉林成立了吉林高等师范学校,次年(1935年)又在沈阳成立了奉天高等农业学校。
  在民国廿六年(1937年)伪满洲国新学制公布以前,学制方面的改变重在中等教育方面。注重设立职业学校,把普通中学大部分改为 实科中学 ,其中改为农科的为数最多,以适应日本对初级技工和开拓满洲的需要。教科书规定先以四书五经、孝经为中小学教科书。民国廿四年(1935年)溥仪去日访拜天皇归来,发表了 回銮训民诏书.从此后,中小学改用 固定 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体现着 日满不可分 和 复兴礼教,振兴东洋道德 的奴气。其课文就有:靖国神社、仁德皇帝、山田长政、佐木间大佐事略、日本三景、游日本五浦记、濑户内海、孝子故事、忠孝一本、曾国藩谕子书。
  在日本语教科书中更有桃太郎、蒲岛太郎、乃木大将、 建国宣言 、 即位诏书 、御巡狩、御访日、 奉迎满洲国皇帝陛下之歌 等课文。各册教科书中都载有 即位诏书 、 回銮训民诏书 、 建国宣言 等,中小学生不仅要背诵,而且要一字不漏地全部默写,以使学生真正崇日、敬 帝 、畏天、信神、尊孔、节孝。日本人还打算从消灭中国文字入手,彻底消灭满洲人的民族意识。教科书中日本语的授课时间不断增加,从初小一年级开始讲授,每周一般6小时,有的多达每周10小时。消灭中国文字的另一种方式是编写 协和语 教科书,即在教科书中夹杂日文,这些日文从少到多,后来完全代替了中文。民国廿六年(1937年)以后的教科书竟称日语为 国语.日本人就从宣传 日满一体入手,达到了 日满同源 的目的。
  各级学校的课程均注重 经学.不仅单设,而且修身、国文、历史等课程中都有经学的重要内容,以灌输封建传统思想。民国廿三年(1934年)
  通过了《统制学生思想方案》,把各学校中进步书籍和具有民族意识的书籍,全都烧毁,以淡化人民的反抗意识、民族意识和亲苏亲共意识,直到消灭这些思想意识。
  日本人还特别注重奴化训练。对学生的课外活动、日常生活都进行极严厉的管束和奴化熏陶。各学校中都设有 御影奉安殿 ,供放溥仪照片并存放 即位诏书 和 访日回銮训民诏书 及 国本奠定诏书 ,以之为最神圣处。每次集会,全体师生要向 御影 和 诏书 行最敬礼,以最敬礼聆听宣读诏书。学生每天须向 建国神庙 、 建国忠灵庙 、 帝宫 遥拜,并向 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 祈祷,每天还要跟着校长朗诵 国民训. 国民训 号召崇敬天照大神,尽忠天皇,尊敬礼让,邻保相亲,以达到民族协和,东亚共荣。学生饭前饭后须以日语齐诵感谢天照大神和天皇的颂词,就寝前须向父母所居方向行礼,以尽孝道。各学校遍布特务监视师生,学生路过 神社 如未脱帽行最敬礼,要受 不敬罪 的处分。 北兴会 就是一个搜集情报、监视教师的特务组织。民国廿二年(1933年),吉林市中学、毓文中学、女子中学等学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民国廿五年(1936年)
  哈尔滨市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被大批逮捕屠杀。此年,该市被捕杀的达2000余人,绝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
  但民众的斗争反抗仍然是压不下去的。当时依兰中学、佳木斯中学、富锦中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一中、二中、三中、女一中、法政、医科专门学校、商船专门学校都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反日斗争。东北人民还利用合法的形式,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教科书中有文天祥、岳飞的不屈事迹。教师在讲解 谏迎佛骨表 中就反对宣传天照大神的迷信作法,有的教师更揭示日本人武装移民、强种鸦片、经济统制、配给、出荷、勤劳奉仕、征兵、抓劳工等残暴虐待的事实,激发学生的仇敌情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少教师和学生还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和义勇军。杨靖宇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就是带领学生参军的哈尔滨三中教师;抗联军中的学生军和学生营,则是在拜泉、阿城等地由学生组成的。在当时英勇顽强卓绝惨烈的东北人民反日斗争中,学生及教师是其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五)鲁迅、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鲁迅(1881- 1936年)是一位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本名周樟寿,后来改名树人,字豫才。 鲁迅 是他的笔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鲁迅赴日留学西医。为了更大范围也更有效地拯救中国,他弃医学文。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授初级师范的化学、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宣传进化思想,批判封建传统。次年(1910年),受聘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并任生理卫生课教员。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民国元年(1912年)受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任教育部部员,同年随政府迁往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教育部佥事等职。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等校任教,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成为反封建的健将。民国十五年(1926年),因受北洋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次年(1927年),又应邀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因蒋介石发动政变,鲁迅被迫离开广州,开始他在上海的战斗生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逝世。
  鲁迅生前积极从事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从而针对旧教育、社会教育、青年教育、儿童教育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的真知灼见。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教育的弊病,是他着重批判针砭的对象。他首先抨击了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学生、压制学生思想的政策。他说,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 五四式是不对了。因为这是很容易为' 反动派' 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锻炼、用拷问…… ,以防范青年的自由思想和行为,就是对小学生,也 时时加以检查 ,以求将教育完全引向 正规 ①。九?一八 事变之后,针对国民党政府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强迫安心读书的作法,鲁迅辛辣地指出: 读书呀!读书呀!
  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方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 当时,学生坐在教室或实验室中都受枪炮的威胁,怎能安心读书?对于国民党政府在同年通电谴责学生 捣毁机关、阻断交通、社会秩序,悉被破坏 ,致使 友邦人士,莫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的电文,鲁迅谴责道: 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 党国' ,怎样的' 友邦' ,要我们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尊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 通电各地军政当局' ,' 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阻止,敷衍塞责' 了! 道明了友邦的用心和国民党政府防范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目的所在。对于当时学校教授的公民科,鲁迅指出其目的只在通过说教,养成青年少年的驯顺心理。他自编公民科歌,对当时何健在湖南推行的封建军阀式的公民科教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指明何健的公民科,共有四着: 第一着,要能受 ,打杀煎熬要全能忍; 第二着,要先磕头 ,拜孔拜何健不周全者要杀头, 砍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 ; 第三着,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 第四着,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 ②。活脱脱地勾勒出了公民科的内容及其作用。
  ①   送竖屋指在上梁前数天,亲朋邻里都来送礼,礼物中有发糕、红烛、鞭炮和对联等。
  教育内容中的尊孔读经,也是鲁迅一直反对的。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鲁迅就曾预言: 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是好的么?……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 ①。以后国民党政府果然抬出孔子作为偶像,定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新生活运动中,孔子仍然是圣人,其宣传的封建道德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题精神而得到传扬。为此,鲁迅继续执行其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他说,孔子 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所以孔子死后总被人当做敲门砖使用, 中国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是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 ②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因为鬼神并不会给我自己带来好处。这就道明了国民党政府抬出孔子来的用意,也宣示了这种作法对于 愚民 的必然无效。
  对于当时学校中实行的会考制度,鲁迅指出,这跟教育经费的紧张有关,也与政府对知识的苛求有关,文科大学生过剩,中学生也太多, 知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非铲除知识不可。 于是就选择了会考等制度,把大部分刷回 民间 去做愚民,少数留下来也就好管束了③。所以鲁迅给青年们说,你们是有希望的, 但这环境是老样,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 ④号召青年人勇敢地拿起 火与剑 的武器,勇敢地砸烂 黑色的染缸.其次,鲁迅明确提出要为社会革命 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的主张。他从批判洋务派和改良派入手,认为洋务派 竞言武事 ,却仍保存封建制度,是不能抵御列强侵略的。而改良派 制造商战立宪国会之说 ,也是空洞乏力的。商战不过是 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 而已; 立宪会议 ,则借 众治 之名,使独夫独裁 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 ①所以鲁迅说,这些主张皆是 抱技拾叶.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 根柢在人 、 首在立人 的主张。他说: 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竢夫一世 ②。只有以尊个性和张精神为宗旨,对人进行合理的教育,造就大批精神奋勇、健康、饱满的新人,才能做到 凡事举 的社会改革,才能挽救社会的 槁丧.鲁迅进而指出, 尊个性而张精神 的启蒙教育,应该先从容易觉悟的青年作起,然后逐渐作到 群之大觉.要教育出大批 精神界之战士 , 中体西用 的方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中体西用 要求 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 ; 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 声光化电' ,下午' 子曰诗云'的中西合璧的具有二重思想的人。 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③,只有将这种二重思想连根拔掉,以新思想教育青年及群众,才能改造社会,扶危兴国。
  ②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52-554页。
  ①   《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 1932 年版。
  ②   《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民国年间抄本。
  ③   《准风月谈》,《知识过剩》。
  ④   《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
  ①   《坟》,《文化偏至论》。
  ②   《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认为,革命的战士应具备这些精神:第一,要有 容纳时代新潮流的精神.决不能仅用当时前一时代的 模型 ,而应该使他们能紧紧地跟着时代前进, 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①。鲁迅形象而又含蓄地指出: 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世界新潮流。 ②鲁迅所喻示的便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第二,要有彻底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苏联人 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没了烟焰 的精神,正是国人学习的榜样。鲁迅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积重难返,旧的东西根深蒂固,所以 改造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坚持不断,而且要注意实力 ,革命新战士,必须具有革命的 韧性 ,坚忍不拔、不怕牺牲、决不妥协的精神,把改造社会的事业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直到成功。第三,要有 远大的目的 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鲁迅常晓喻青年,要建立 正确的阶级世界观 和人生观,要有自己远大的人生目标。他说: 对于为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办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 ③鲁迅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并竭诚引导。他对青年们说, 终极目的的不同 ,早晚会分道扬镳的。劝诫青年人不要像某些知识分子, 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 , 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只是一条排泄的粪。 ④青年人要有远大目的,同时又要做 楼下的一块石材 , 园中的一撮泥土 ,培养自己的艰苦精神。
  对于年轻人怎样锻炼成才,鲁迅认为必须投入到 社会实际斗争 中去。
  他说: 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 的教育,容易思想僵化,未老先衰,是培养不出 革命战士 的。 倘若不和实际社会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中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 左' ,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①。 倘若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正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 ②。他的老师章太炎就是一个例子。他 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③所以他坚持,知识青年,对社会实际斗争,绝不应当 隔岸观火 ,而要 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到斗争的 旋涡中心 去学习去锻炼,使自己 和革命共同着生命 , 深切地感受革命的脉搏 ,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从而 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智 ,成为具有 坚定革命魄力的力量 ④, 有学问的革命家.
  ③   《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①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19 页。
  ②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
  ③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④   《鲁迅书信集》,《致肖军、肖红》。
  ①   《重修镇原县志》,兰州俊华印书馆 1935 年版。
  ②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9页。
  ③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475页。
  ④   《集外集拾遗》,《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再次,鲁迅指出,对于青年的教育,不仅要引导他们成为 有学问的革命家 ,而且应教给他们广博而切实有用的知识。第一,年轻人要博且精,在掌握宽厚的知识的基础上成为专门家。他说: 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⑤,而 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 ⑥。他鼓励年轻人说:只要 肯下死功夫,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的。但 要有专心,专于一门 ,不能 件件要来,行行要搞,诗歌来一下,小说写一下;又做论文,又搞翻译、戏剧、美术、历史,什么都来,如似杂货摊子。……结果样样都不成功 ⑦。他还说,专门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 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 ①对于年轻人平时的学习。他主张 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 如 学理科的偏要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要看看科学书 ②,这样对别人别事,都有更深的了解,而且对于自己的专业,也有莫大的益处。比如画家如懂得解剖学,想画人的手臂,就不会想画粗壮而画成肿了。鲁迅自己弃医学文,所以文理兼修,他的话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说服力很强。
  第二,青年人要学习 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鲁迅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后,尤其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革命文学的争论开展以后,逐渐地掌握了马列主义。鲁迅这样谈心底的感受: 以史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 ③所以他教导青年说: 我看现在青年人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 ④他建议青年人,要识得真金,得先从最基本的马列原著读起。
  因为当时中国理论界比较混乱,有 乱骂唯物论 者,也有 自己不懂而乱赞的 ,青年人 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 ⑤。
  然后,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学习中剖析自己。鲁迅讨厌 那种脑子里存着许多残滓,却故意隐瞒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 惟我是无产阶级'的人, 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 ⑥,要勇于剖析自己思想中的 病症 ,剔除 渣滓. 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鲁迅明白地激励青年人: 得了一种苦楚的教训以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①
  ⑤   《鲁迅书信集》,《致宋崇义》。
  ⑥   《鲁迅书信集》,《致肖军、肖红》。
  ⑦   《记鲁迅先生的一次谈话》、《回忆伟大的鲁迅先生》。
  ①   《绥蒙辑要》,1936年铅印本。
  ②   《青海》,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
  ③   《鲁迅书信集》,《致韦素园》。
  ④   《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⑤   《鲁迅书信集》,《致徐懋庸》。
  ⑥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29 页。
  第三,青年人要学习历史,形成科学的历史观。鲁迅认为,无论学哪一专业的青年,都应该学点历史,树立科学的历史观,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文化和个人发展的基础。 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②鲁迅还进一步阐释道: 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③青年人学习历史是必须的,应该 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 ,然后, 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其中就需要运用 史的唯物论 ,既不作 古董的杂陈 者,也不作 古洋商 ,而是 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学其精华,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 ④鲁迅还要求,青年人读史,还必须结合现实,这样去 读史,就可以愈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 ⑤第四,要求青年人学好自然科学,以收教育之功全.受青少年时期对科学的盎然兴致的影响,与对科学知识极度贫乏现状的认识,鲁迅较早就形成了科学教育的思想。他说: 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名目的学者,' 灯红' 会对' 酒绿' 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 ① 切实的智力 不是别的,正是科学知识和技巧 ,是使我们制造机器和使用机器的 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 ②。
  因为科学家的作用,就在于 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 ③。这就是说,科学有改造社会的功效。所以鲁迅坚持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个培养人才以发展科学的长期教育规划,有 高深 的提高,也要有 浅显 的普及。培养出一批 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 , 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滋,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 的人才,确是当务之急。为此,鲁迅坚决反对迷信,认为 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 祖传' 、' 老例' 、' 国粹' 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 ④必须 一面清算旧帐,一面开辟新智 ,要救中国, 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 为此,鲁迅自己身体力行,大力反击封建迷信及复古,宣传先进的科学知识,一生中译著了《说鈤》(1903年)、《月界旅行》(1903年)、《地底旅行》(1903年)、《北极探险记》(1904年)、《中国矿产志》(1906年)、《人之历史》(1907年)、《科学史教篇》(1907年)、《药用植物》、《 蜜蜂 与 蜜 》(1933年)等文章和著作,晚年还准备着手翻译《昆虫记》。
  最后,鲁迅对儿童教育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鲁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把儿童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考虑,指出从 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到20年后中国的情况 ⑤。鲁迅的儿童教育思想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②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6-357页。
  ③   《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④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⑤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1-32页。
  ②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 10 月。
  ③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④   《华盖集》,《通讯》。
  ⑤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其一,关于儿童的素质和把儿童培养成 后起新人.在开始的时候,鲁迅用进化论的观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 人性不变 论和才能 天赋 论。
  他说: 如果说生物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 ①后来,鲁迅接受了马列主义,用阶级论去分析人性。他说: 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 (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 都带' 而非' 只带'. ②明确指出人性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但人性除了阶级性之外,还有社会性、人类性。由此,他指出,天生的 愚 和 智 是不存在的,比如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绝不会是一首好诗。
  鲁迅认为,必须给予儿童合理的教育,使之 成为完全的人.应该首先使儿童有健康的身体, 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 ,成为合格的 将来' 人' 的萌芽.其次,要有生动活泼的精神。绝不应该把他们教成 老成持重,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 、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小奴才。
  第三,要有顽强勇敢的品格。鲁迅认为, 儿童如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③鲁迅认为,孩子的驯良、怯弱、萎缩,都是 历朝的压抑 的结果,就像使 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灭了,但只是供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 ④过去 为儿孙作马牛和现在 任儿孙做马牛 都是社会大背景的一个表征而已。因此儿童教育一定要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以社会改革作为大前提,培养 后起新人.反之,儿童教育只能被吞没。
  其二,批判毒害儿童的传统读物,为新一代编写新作品。儿童正是求知欲旺盛的时候,可塑性大,所以鲁迅特别重视儿童读物。对自己受害非浅的《三字经》、《鉴略》等 蒙童读物 ,对当时中国的儿童读物,首先批而判之。指出当时的儿童读物,仍然是 三、百、千 ,家庭教育仍是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的老套,课外书又是骗诈性的《二十四孝图》、《增广贤文》、《神童诗》等,使孩子 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 ①。鲁迅还作文章指出,《二十四孝图》中好多故事封建性浓,毒性强,如 老莱娱亲 完全教儿童行骗,违背了儿童心理; 郭巨埋儿 则宣传扼杀儿童的孝道,是礼教 吃人 精神的张扬, 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蔑视了真的人情。 ②对于当时宣传的 哭竹生笋 和 卧冰求鲤 ,鲁迅更大胆地揭示其迷信成分,并且对这种不对儿童生命负责的宣传大加讽刺。鲁迅还说,让儿童学 囊萤照读 已太不切实际, 凿壁偷光 则是要引起邻里纠纷的。这些不科学的教材和引导意向,必须改变。鲁迅更不能容忍向儿童灌输投降主义。日本人侵占东北时,儿童读物中宣传 木兰从军 、 汪琦卫国 ,鲁迅气愤地说,这是 推出' 女子与小人' 去搪塞 ③。针对《经训读本》中《孝经》宣传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鲁迅诘问道:'为国捐躯' 是' 孝之终' 么? ④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有人在《申报》的《儿童专刊》上说什么中国人杀死了日本人 应加倍治罪 才是 大国民风度 ,垂危中的鲁迅先生奋起疾笔: 此作者真畜类也。 ①义愤溢于言表。
  ①   《青海》,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
  ②   《阳原县志》,1935年铅印本。
  ③   《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④   《而己集》,《略论中国人的脸》。
  ①   《准风月谈》,《新秋杂识》。
  ②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③   《花边文学》,《小童挡驾》。
  鲁迅还对儿童读物的创作和翻译,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建设性意见。鲁迅认为儿童读物,首先要反映时代精神。但当时,新印出来的教科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之类,鲁迅说: 这些故事的出世,岂但儿童们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 有益' 和' 有味' 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②而教科书的插图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付流氓气 ③,对儿童的成长明显有危害性,真不知要将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所以鲁迅主张,儿童读物要有时代性,不能离孩子的生活太远,但对过去的东西,也可以加以适当的改造,如《白蛇传》, 有的地方须增加(如百折不回之勇气),有些地方须削弱(如报私恩及为自己而水满金山等)。 ④在改造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从旧形式中解放出来,反映出时代精神,适合培养 新后代 的要求。
  第二,儿童读物要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教育者必须仔细体察儿童的心理特征,了解儿童的语言、喜好、思想及其世界,儿童读物要多些浅显易懂的神话和童话故事,教科书也要图文并茂,图画应反映儿童的生活,真切而优美;文字要是 孩子的话 ,浅显有趣。当时的画本,不是过度恶作剧的顽童,就是一副死板板脸相的好孩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者的教育观。鲁迅指出,必须改变这种教育观,到儿童中间去,了解 赤子之心 ,端正儿童教育的方向⑤。
  不仅儿童读物要了解儿童的心理特征和爱好,要为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作充分的知识准备,做到准确性和科学性,而且教授者也要力求给儿童形成正确的形象和科学的概念。决不能将儿童提出的问题,不加重视或一概置之不理,更不能用 混沌初开,乾坤莫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 等非科学概念搪塞儿童,那样误人子弟,结果会积重难返的。
  第三,给儿童编写浅显易懂的科普读物。在还没有儿童科普读物时,鲁迅就主张使儿童 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 ①;并要求从事儿童教育者,注意对儿童 教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 ,培养他们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和习惯。他更认为, 科学盛大,绝不缘于一朝 ,呼吁教育家和科学家 放低手眼,拿起笔来,为少年儿童多写点科普读物.鲁迅自己亲自搜集儿歌、翻译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和科学小说,先后译成《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童话》、《月球旅行》等,成为发展中的中国儿童读物的借鉴。
  其三,批判传统的教育方法,主张根据儿童的特点 完全解放孩子.鲁迅把当时旧的教育方法概括为禁, 一味的禁止 和任, 任其跋扈.前者对于儿童的思想、言论、行动,甚至表情都严格限制, 美其名曰' 听话' ,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②。 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20岁,早已老态可掬 ③的现象,就与旧的教育方法有关。这样教育的结果,还经常会引起孩子不讲真话等坏习惯。鲁迅主张放弃这种惩治的办法,鼓励儿童直言不讳、襟怀坦白,这比说假话、学阴谋好得多。所以鲁迅常告诫当时的成年人,要正确对待孩子,给孩子一些自由和平等,孩子有错时,也不要随便打骂, 要好好的对他说.对于 任 ,鲁迅说,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在门前是暴君、小霸王,但到外面, 便是失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 ,这是不负责任的 纵恶 法,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将来一定是 顽劣 的,甚或可能是流氓打手。
  ④   《且介亭杂文》,《寻开心》。
  ①   《鲁迅书信集》,《致黎烈文》。
  ②   《表》,《译者的话》。
  ③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④   《鲁迅全集补遗》,《关于连环画》。
  ⑤   《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①   《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
  因此,鲁迅对当时的教育状况很忧虑,提出要了解 孩子的心 ,根据儿童的特点教育儿童,最后作到真正的 完全解放孩子.要做到 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第一,是要正确的理解儿童,不要以成人的思想强加于他。做父亲、当教师的 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碍于孩子的发达 ①。
  理解孩子,是教育他们的前提。第二,要正确地指导儿童。要养成儿童 纯洁高尚的品德 ,合乎新潮流的精神,以及切实的知识和健康的体魄。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自由,但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 ②第三,解放孩子,不把他看成 父母福气的材料 ,而应 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 ,使他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鲁迅把最终解放孩子成为真正的 新后代 的希望,寄托于解放了的社会。
  鲁迅的教育思想一如他的其他思想,显示着明显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他对当时教育界恶劣现象和思想的辛辣批判,招招切中要害;他对中国教育思想的改进和补充,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呼声,是置身于 旷无人迹的荒原 中的勇敢呐喊。由于其丰富的教育实践积累,这些思想又时时绽放出科学性合理性的光焰,鲁迅在教育界,一如他在文学界,其成就和贡献是彪炳史册的。
  杨贤江(1895- 1931年,一名李浩吾),是第一个较有系统地介绍和传播马列主义教育学说的教育家。宣统三年(1911年)高小毕业,就地任高小教员,次年(1912年)进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崇拜 教育万能.民国六年(1917年)毕业后,先后任南京师范学校教员和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书记,并参加《少年世界》的编辑工作。民国十年(1921年)到上海任《学生杂志》编辑,民国十二年(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的宣传工作,协助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经常在上述3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成为当时青年的导师。民国十五年(1926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次年(1927年),去武汉总政治部工作,并兼任《武汉日报》编辑。民国十六年(1928年)被迫离开上海去东京,用日文转译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发表《教育史ABC》等研究成果。次年(1929年)受日警迫害返回上海,介绍苏联的教育理论,并写成了有名的《新教育大纲》。民国十九年(1930年)该书出版,第二年(1931年)杨贤江病逝。《教育史ABC》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教育史,《新教育大纲》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列主义教育学的著作,是杨贤江思想智慧的集中体现。我们从教育的性质、批判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资本主义教育思想、社会主义教育论及教师的社会责任与青年学生运动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②   《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③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①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②   《鲁迅书信集》。
  教育性质方面。杨贤江从批判入手,认为主张教育是 觉世牖民 事业的教育神圣 说,认为教育不涉及政治的 教育清高 说,主张教育立场公正没有偏私的 教育中正 说、主张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之外而不受其支配的 教育独立说 ,都是教育超阶级的看法。这些主张对于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经济关系如何,它们没有说明。教育这架机器被贼偷了去,当作鸦片来毒害人,它们没有晓得。 ①杨贤江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指出 经济构造 决定 上层构造 ,但上层构造 对于社会的经济关系及生产力也有影响的作用。②教育这种社会现象,是 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 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它是必然地跟着变的。 ③但政治和教育虽然同属上层建筑,二者的经济关系却是有区别的, 政治的本义是经济之集约的表现 ,所以这种政治便直接支配 一般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 ,教育当然也没有例外。教育 不仅由生产过程所决定,也由政治过程所决定 ④,自有史以来,就没有脱离政治关系的教育。当然 教育也有率先领导或者促进的功能。 ⑤由此,他指出教育发生发展的过程, 只根于当时当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 ,自有了人生就有了教育⑥。原始社会的教育就是实用的 、 统一的 、 全人类的.但是由于 社会的经济构造的转易 ,教育内容也就起了变化。自从私有财产产生以后,便出现了占据较多的 支配阶级 和占据较少的 被支配阶级.支配阶级有自己的教育制度,把灌输拥护私有财产的道德作为教育的任务, 被支配阶级 则被排除在制度之外,或受欺骗的教育,从此, 教育是阶级的,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 ①从此,教育跟着所有权走, 你有所有权,你便有教育权 ,少数特权者享受着教育权, 即使是低能儿,只要他的父兄是个地主、富豪、买办、官僚、或是军阀,不怕没有教育权,他不特可以升入任何学校,还可以留学外国。但要是个穷人的子弟,那么尽管他怎样聪颖的天才儿……
  也莫妄想有个识字读书的天日。 ②他更借辛克莱的语言揭示说: 教育这架机器早被强盗偷去了,强盗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为了受教育者的利益,在占有它、运用着它;强盗细心地而且故意地,不教你智慧而教你愚蠢,不教你正义而教你贪欲,不教你自由而教你隶属,不教你友爱而教你憎恶。 ③教育已具有了阶级性。这些观点,在今天已很普通,当时却有着浓浓的新意。
  ①   《新教育大纲》,第 4页。
  ②   同上书,第 12 页。
  ③   同上书,第 14 页。
  ④   同上书,第 270页。
  ⑤   同上书,第 104页。
  ⑥   同上书,第 14 页。
  ①   《新教育大纲》,第 5页。
  ②   同上书,第 42 页。
  批判改良主义方面。杨贤江着重批判了 教育万能说 以及由之引申产生的 教育救国说 和 先教育后革命说.对于把教育说成是超越一切而独立存在,具有非凡本领,可以教育任何人,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 教育万能说 ,杨贤江指出,由于教育是受制于经济和政治,仅靠教育事业的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万应膏' 式的教育,只在教育家的嘴边,决不在事实上.因为现代教育的症结 是在于现代所特有之富 ,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富有者同时在政治上也占有支配地位,在教育上也就享有特权。教育不可能超越经济上政治上的制约而发挥其效能,若不在 富 的问题上谋出路,教育终将变为无效能④。
  教育救国 者,虽有的主张 道德教育 救国,有的主张 爱国教育 救国,有的主张 职业教育 救国,却都没有指出救国的正确途径,杨贤江甚至说: 主张教育救国,而轻视民众的革命,这也是转移革命民众的视线,而让他们走上错误道路的阴谋诡计。 ① 先教育后革命说 者承认革命的必要,但却认为民众不懂革命,得先教育人民,再进行革命。杨贤江指出这是欺人的话,不可能在支配阶级的教育制度下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人才和革命的民众。不革命,只能安于受支配阶级的统治和教育。所以 这样的主张是叫大家走上合法运动之路,走上取消主义之路;这不仅是' 后革命' ,简直是' 不要革命''放弃革命'②。
  杨贤江郑重指出,不能用教育代替革命,而必须用革命解决支配阶级,以改造社会改造教育。在革命中,教育应作为 革命的武器之一 ,服务于革命的总纲领总任务,尽它一方面的作用。在革命之前,它是夺取政权的武器之一,一方面进行煽动宣传,揭露统治阶级破坏其统治秩序;一方面要把革命的政纲尽量传播,以激起被压迫民众的革命情绪,使尽心尽力于革命工作。在革命之后,教育要尽巩固并促进政权的作用,它应该教育民众拥护由自己建立的政权,保持民众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对政策的一致信任。这些主张在当时的革命低潮中道明了革命与教育的真切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
  关于资本主义教育,杨贤江首先指出,中国教育界存在着颂扬资本主义教育的现象。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文化侵略和干预,把资本主义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古脑地输往中国。另方面中国的一些教育家大力宣传教育资本主义化,称赞资本主义教育劳动化、科学化、平民化、中立化、和平化等等,特别是把美国的学校教育作为摹仿和崇拜的目标,拿美国的教育理论来教育中国青年,力求中国教育 美国化.杨贤江指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往哪里走和向谁学习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资本主义教育虽然实行义务教育,教授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技能,比起中世纪是进步多了,但它仍然是阶级教育,为资产阶级所独占。它给工农以知识教育,是为了方便于 一方面给予教育的最低限度,而在别方面榨取劳动的最大限度 ①,一方面努力宣传与奖励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学问;一方面尽量压迫对资本主义不利的学问。因此在美国就发生了猴子案,对教育进化论者实行处罚。所以,资本主义教育,其主要倾向只有是非科学的,当然更非平民化、中立化、和平化的;倒是其独占化和商品化,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资本主义教育中的一系列矛盾,如提倡个性自由又要培养规格划一的人;既要使劳动者聪明伶俐,又要让他们迷信资本主义制度最优良;既提倡学术自由,又实行思想****,这些都是由其商品化和独占化特点所引发的,体现着没落趋势。
  ③   同上书,第 4 - 5页。
  ④   同上书,第 111页。
  ①   《新教育大纲》,第 115页。
  ②   同上书,第 117-118页。
  对于美国的教育,杨贤江引用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鹅步》和《鹅雏》两书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剖析。美国教育是根据连环董事团财阀们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教育制度。例如摩尔根做终生董事的大学里,校长是摩尔根生命保险公司的董事,校长、教育主任的书,都可以在摩尔根的书店出版,印书纸可以去摩尔根有关的造纸公司去买,摩尔根的报纸杂志为这些书作推荐和鼓吹,造纸地方的督学是摩尔根大学的毕业生,他采用这些教科书并鼓励那里的中学生升入摩尔根大学。当然也积极为摩尔根大学校长竞争副总统提供帮助,经费由保险公司支付。其它学校也存在这种连环的利益关系,学校的董事都是财阀或其公司的经营人兼任,校长和教授都要为财阀 奉公守法 地服务,学生也就很难脱挣重重的束缚。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勃特娄当时更明白地说: 一世代的责任是把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制度,无损伤地,传递给下一代。只消这样?叫人类永远一直同向来一样,世界无穷,阿们!我们所以要进大学是为了求知我们的祖先,变成为同他们一样的人——盲目本能的可怜的牺牲。 美国中小学也是由垄断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所经营的,南加利福尼亚,黑手党作为财阀的行动工具,支配着教育局,支配着督学,支配着一切学校和所有的教师和学生,甚至他们的父母。由此,杨贤江严肃地向读者指出: 美国的教育现状如此,美国教育的理论还不妨供我们应用吗? ①要求提防这种侵略苗头。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杨贤江坚信:社会主义必须继资本主义而起,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教育, 是有教育上的' 阶级斗争' 的意味的.而 东方红了 以后的教育,是以养成无产阶级的忠实斗士,且由此以准备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为目的 ②。这种教育, 公然宣言为阶级的政治的.其任务是:既要破坏作为资产阶级工具的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又要创设无产阶级自己的学校,利用它作为实施社会主义教育与启蒙之工具。他说: 社会主义学校要在精神的领域,在人类的心理方面,履行变革布尔乔亚社会的任务,使成人的意识适合于新的社会关系;特别要教育那些具有基于新社会的心理的青年。 ①这种社会主义的学校,就应该智力体力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①   白尚恕、李迪等:《中国数学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435 页。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20 页。
  ②   同上书,第 342页。
  ①   《上海县志》,1936年铅印本。
  杨贤江极力阐扬了 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 和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他说,原始社会的教育,就以 教育与劳动一致 为特色。到了阶级社会,才出现了阶级分化, 脑与手拆了伙,求知与做工离了婚 , 教育与劳动分家 才变成阶级教育的主要特征,一部分人受着贱视劳动的教育,弄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一部分人得不到文化教养,弄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和目不识丁, 教育事业变成空谈坐视的事业.奴隶社会实施 劳动与教育截然分途 ;封建社会实施 贵贱有别的不平等教育和远离社会劳动的教育 ;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向劳动者实施教育,也只给予教育的最低限度,并以榨取劳动的最大限度,作为联结教育与劳动的代价。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理想,使人得到智力和体力全面发展。才能最终消除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才能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免费教育,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苏维埃创设的统一劳动学校,就是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教育机关,其前提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有可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教育。杨贤江在他译著的《新兴俄国之教育》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中,比较了美俄的教育,结论是:美国的教育,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苏联的教育,为了95%的工农大众的利益,那才是民主主义的,是为了全体的启蒙而准备着的。 ①关于教师的社会责任与青年学生运动方面,杨贤江指出,教育既是革命的武器,教育者就负有重大的政治任务,不问政治的作法和想法是必须批判的。教育者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要具有正确的认识;其次,应该使受教育的儿童青年,获得解放的门路,教他们了解政治环境和经济情况,引导他们参加工作接近实际;再次,对民众应该作为他们的 宣导者.教育者要完成这些任务,单靠个人力量是做不到的,应当把自己这一集团的力量,完全组织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势力。教育者的结社应以学校为单位,由地方组织开始,逐渐按级联合而为全国的组织。结社的目标, 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获得批判的自由与生活的安定 ②。具体讲,在政治上要争得各种自由,以解除权势的压迫;在经济上要保证生活的安定,以求生活的 人间化 ;在思想上要具有不断前进的批判意识。
  杨贤江从大革命时起一直是青年的导师。他说: 我是主张学生应该与闻政治的,自然这所谓与闻并不是叫学生去做官、做议员,乃是要学生平时对于政治有研究,对于本国的政象能留心,在必要时还能有相当的表示。 不应该只埋头读书甚至消沉、堕落。青年学生应当自己起来斗争,并且使这种斗争日益成为左倾的 、 革命化的 ,与革命总的任务联系起来争取自己应享的权利。斗争中必须依靠团体而非个人的力量,要有组织有纪律、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学生运动,克服其运动只停留在学生领袖和大城市的倾向。应该把斗争的目标放在争取广大学生利益的基础上,以避免社会各层的冲突,引起的学生群众间的分化。他还指出,学生运动应与工农相结合,把学生运动扩充为国民革命的政治运动;同时去做工农青年群众运动,最好能投入工人队伍、兵士中间和乡村里去实地做青年运动。杨贤江具体提出了学生运动的任务:(一)扩大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注意反世界大战的宣传。
  (二)反对国内军阀斗争。(三)争取思想、言论、出版、研究、集会、结社的自由。(四)增加教育经费。(五)学校充分民主,学生有参加校务和选择教师的自由。(六)扩大平民教育,提高一般工农的文化水平。
  ①   《宁夏纪要》,1947年铅印本。
  ②   《呼伦贝尔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 1923 年版。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虽有不少疏漏处,但仍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教育名著,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教育问题,为中国科学的教育学奠定了基石,在当时和以后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称之为 观点正确或比较有参考价值而对我帮助最大的 一本书。杨贤江还探讨了教育史和教育学各方面的问题,为教育作出了较大贡献。
  六、抗日战争中的教育
  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基本上在和平共处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下,积极承办教育事业。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优劣在当时已显出端倪。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推行的奴化教育则引起了人民大众一连串的反对。
  (一)国民党统治区三民主义教育的危机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已渐失其灵活性和有效性,其教育实施的功效也不理想,以至下层民众的教育运动峰叠浪涌,三民主义教育已呈现出危机。
  1。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教育宗旨仍以修改选择过的 三民主义 为指导中心。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对前后学校之处理、维持及师生之辅导、照顾,作了概略规定。以 战时须作平时看 为办理教育的方针,并规定 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①。否决了 教育界一部分人士主张变更教育制度,以配合抗战需要 的合理要求②。仍然奉行 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的教育体统。次年(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教育的条文为: (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 同时,又订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了九大方针与十七项要点。其九大方针为: (一)三育并进。(二)文武合一。(三)
  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四)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神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及生产之急需。(八)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九)
  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 ③从上述两个文件可以看出,虽然 纲领 中很有一些抗战精神的及时体现,但实施起来却仍然多是老套子,只是提出了自然科学要 应国防及生产之急需 ,变动甚小。还有当时颁布实施的《青年训练大纲》,采用了德国的训育制,也许是想完全彻底地 师敌之长技.而其《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对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进行 信仰训练 ,要他们 绝对服从领袖 , 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 再后来,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颁布《训育纲要》,在初等、中等学校中进行以 管、教、养、卫 为目标的封建性的训育制度。次年(1940年)《国民教育实施纲领》颁布, 国民教育制度 取代 义务教育制度 ,使义务教育和民众补习教育合流,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并重。全国6- 12足岁儿童,除可能受6年制小学教育外,应学2年或1年的义务教育;全国15- 45足岁的失学民众,应受初级或高级民众补习教育,先从15- 35足岁的男女开始。这可以说是《县各级组织纲要》的副产品,也以利于 新县制 的推行为目的。民国三十二年(1944年)又颁布和推行《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把上述的导师制纲要具体化。
  ①   《中华民国史教育志》,第 4页。
  ②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二章《抗战时期的教育》。
  ③   《中华民国史教育志》,第 4 - 5页。
  可以看出,这时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体现着强烈的遵从性。如通过推行训育制、导师制、国民教育制度等办法,来增强领袖的权威,增强其对教育的操作和指挥,以加强教育的适应性来满足战时需要。此外,还动用了祖先的神兵利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蒋介石在庐山一次谈话中说,要以国民党党员 十二守则 为教育的基本科目,为一贯的根本教材,为一切教育的中心。他甚至说: 今后教育的责任,只要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就行了。 后来更一再强调 尊师重道 和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八达德。国民党政府制订的《训育纲要》,也要求以 十二守则 和 军人读训 为基本精神,使青年人树立 亲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乡里和睦 ,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及 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的牢固道德观念。上述两个偏向,我们可以说,体现了 战时 教育政策的非战时性特征。
  2。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状况(1)初等教育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颁行的 国民教育制度 ,取消了四年小学的义务教育制,把儿童的义务教育和成人的补习教育合而为一,这就使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才开始试行的义务教育再度搁浅。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推行的新县制规定:每乡(镇)设中心学校,每保设国民学校,教育的对象为儿童、成人、妇女3部分, 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 ;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壮丁队长,以便管理。次年(1941年)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国民教育之普及,以5年为限,分期进行,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七月, 以期达到每保一校之目的.这个纲要密切配合着新县制,配合着 管教养卫 合一的教育,学校也成了 管教养卫 的中心地方,向儿童和成人灌输四维(礼义廉耻)八达德的精神训练,培养儿童能自养复能养人的能力,并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以完成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建设的 管、教、养、卫 任务。
  国民党政府为了要对小学教师实行统制,制订了关于小学教师进修、辅导、训练等办法,特别是规定利用暑假期间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并鼓励他们加入国民党。
  为了统制中小学教科书及教材,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将国立编译馆的 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 改组为 教科用书组 ,规定中小学各科用书,均由国家编辑,交该馆负责办理。同时,又将原有的课程标准,重行修订。编译馆据此标准编辑的小学教科书,就加入了一些封建道德之类陈旧的东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国民党政府在陕甘宁边区附近进行的特种教育,则有明显的 防共、限共、溶共 目的。当时在这些乡村广泛设立中山小学和中山民校,给儿童和成人各种****训练。在原先的苏维埃区域,也极力推行这种特种教育.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初等教育,当时基本陷于停滞状态。据统计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为:小学(包括完小、初小、短期小学和简易小学)有212385所,学生8882077人,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增加为小学320080所,学生18364956人。可到抗战时期的民国廿六年(1937年),小学降为229911所,学生骤降为12847924人,到民国卅年(1941年),小学为224707所,学生为15058051,学校仍在减少,学生回升的幅度也不大。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小学为269937所,学生21831898人,才有了大幅度的恢复。这固然与战火纷飞兵荒马乱有关,也跟教育经费不足有相当的关联。中国地方教育经费,向来以地方公产及各种附加捐税的款项为来源。民不聊生,教育经费自然来源紧张。特别是地方豪绅的浸渔,影响更糟。实行新县制后,县政府官吏又任意侵吞,时人说: 各地侵占教育经费之风,愈演愈严重!甚有县份,竟将国民学校经费不列入县预算,责令乡保自筹,无异将地方教育陷于停顿。 ①《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 五年内普及识字教育,肃清文盲 的计划便不能不落空,请看下表②:
  






  直到抗战结束,失学人数仍占学龄儿童数的47%以上, 肃清文盲 更何从谈起。
  这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学前教育和小学课程方面也作了一些新规定。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公布《幼稚园规程》,规定: 幼稚园收受4- 6足岁的幼稚儿童,予以1年或2年之保育。 也可收更小的儿童①。小学课程方面,民国卅一年(1942年)公布了《小学课程修订标准》,规定小学初级科目为8科,高级科目为9科,修正要点为:(1)公民训练改为团体训练,为实施训育及训练卫生习惯之科目。(2)美术又改为图画。(3)一、二年级音乐与体育及图画与劳作仍为分科教学。(4)初小常识包括社会、自然。(5) 高小社会包括公民、历史、地理3科,以分科教学为原则。每周教学时间一年级为1080分钟,二年级为1170分钟,三年级为1290分钟,四年级为1350分钟,五、六年级均为1500分钟。
  (2)中等教育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中学 施以严密之训导 ,采用了种种训育措施:高中以上学生,继续施行 军事训练 ;初中继续施行 童子军训练 ,在各校成立和发展 三民主义青年团 组织。后来又颁布了《青年训练大纲》和《训育纲要》,采用国民党党员的 十二守则 ,对青年学生进行严格的信仰训练 、 德行训练 、 生活训练 和 服务训练.同时又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中学的训导制度采取导师制,规定由国民党党员任训育主任(有的有特殊身份),掌管全校的训育工作。一年级设导师1人,由校长委派,导师必须是国民党党员。
  每个导师均应对学生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进行严密的监督控制。
  为了加强控制,强迫中学生背诵《中国之命运》。教育部还编辑了一套 国定教科书 ,以 青年守则 和《春秋》、《礼记》为中心,把三民主义 渗透到国文、史地等科目中去,并以公民科为重要科目,以求控制学生的思想。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页。
  ②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 1483 页。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7-358页。
  对于在战乱中被迫流亡后方的青年,国民党政府从民国廿六年(1937年)起设立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公私立中学、师范学校的流亡学生。到抗战结束,这种国立中学共设置有34所、其中包括国立女子中学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西南中山中学7所。这些学校规模一般比较大,1000人以上者12所,500人以上者13所,500人以下者仅5所。此外还有国立职业学校,国立师范学校等。一律实行 公费制 待遇。国立中学的设立,使国民党政府可以直接掌管学校的人事、经济大权,更加便于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和管理。而学校实行的公费住宿制度,又为这些训练和管理提供了便利。国立中学的训育管理,就比一般中学严厉,并且着重按 军事管理办法、初中童子军管理办法、青年训练大纲、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中等学校特种教育纲要等严格实施。 ①国立中学的设置也有助于吸引流亡学生,不致全都投奔于抗日根据地。但这对当时教育的稳定和发展也是相当有益的,在战乱中为学生提供了求学的机会。
  为防止战区青年之被利用 ,民国廿八年(1939年)成立了 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 ,下设3个组,第一组主管特种教育,第二组主管战区教育,后来增设第三组主管教师救济工作。并把全国沦陷区划分为70个区,每区设 ××战区教育督导专员办事处 ,各战区还分别成立读书会,收容大、中学肄业学生;又设立补习学校,收容失学青年。同年底,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设立战地失学青年招考训练会 ,在各战区各重要地点设立 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考站 ,好多设立在通往抗日根据地的交通道口。该会负责从敌伪手中挽救失学失业青年,并进行安置。一部分人被分发到国立中学或大学,也有一部分被安排参军上了前线。同时,设立无数 青年训导所 、 进修班 和 战时中学 ,对青年实施军事管理;对 思想偏激或行为不轨……按情节轻重送请法院或军警机关依法处理 ①。
  国民党政府一直限制普通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普通高中,这种作法抗战时期也没有改变。民国卅年(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初级中学、简易师范、初级职业学校3类学校班级总数为6:3:2;高中、师范、职校3类学校班级总数比例为2:1:1②。据统计,民国廿六年(1937年)全国中学生309563人,师范生48793人,职校学生31592人。过了10年(1946年),全国中学生才增加到1495874人,师范生245609人,职校生137040人,发展又显迟缓。
  这时期,国民党对中等教育也作了些许调整。对于学校设置、学生入学年龄和入学资格的规定如下:(1)中学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修业年限各3年,初高级中学可以混合设立。(2)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3年;特别师范科招收高中或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修业年限1年;幼稚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2年或3年;简易师范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修业年限4年;简易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1年。(3)职业学校分初高级两种。初级职业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或从事职业有相当程度者,修业年限1- 3年。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而年在15- 22足岁者,修业年限3年;招收小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而年在12- 15岁者,修业年限5- 6年。护士特科修业2年半,助产特科受课及实习1600小时①。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08-①   《宁夏纪要》,1947年铅印本。
  ②   《西康综览》,正中书局 1941 年版。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以升学为目的《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并令若干国立中学及川渝等12省市教育厅指定成绩优良之公私立中学试办。同时以完成6年课程之五年一贯制中学也在试行中。同年,教育部修订三三制中学课程,初级中学分甲乙两组,甲组作就业准备,乙组作开学准备;高级中学也分甲乙两组,甲组侧重理科,乙组侧重文科。同年又重新修订课程标准,与前相比较,改变有:(1)减少教学时数,从每周教学33小时减为31小时;(2)实行分组选修,依学生的志愿与能力,分别选习;(3)合并教学科目,植物和动物并为博物;(4)改定科目名称,生理卫生一科包括生理及卫生,故改为生理及卫生;(5)初中英语改为选修科目;(6)加强本国史地教学,修订中学课程标准规定本国史地各占2/3,外国史地占1/3,这次修订改为本国史地各占5/6,外国史地各占1/6。
  师范学校制度变动较大的是这几点:(1)比照《国立中学暂行规程》,设置国立师范学校。抗战期间设置的国立师范学校共14所,计国立普通男子师范学校8所,女子师范学校1所,国立劳作师范学校1所,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1所,国立幼稚师范学校1所,国立侨民师范学校2所。(2)根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规定,酌量设置特别师范种、简易师范科。(3)
  简易师范学校的四年制可办成三年制。(4)增设社会教育师范科、体育师范科、音乐师范科、美术师范科、劳作师范科、童子军师范科,并可设此类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课程,进入抗战就对教学科目及时数和各科课程标准,重行作了修订。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正式公布《修正师范学校与简易师范学校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同时复订正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修订原则八项,这项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直到民国卅二年(1943年)始告完成,也只增加了师范学校课程中丁组选修科目卫生教育学及医学常识两科。至于分科师范的课程,除了民国卅三年(1944年)先后公布幼稚、劳作、童子军师范科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时数表外,也没什么变更。
  职业学校的设立一直受到鼓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订定《推进川、康、陕、甘、宁、青、滇、黔、桂等九省农工职业教育计划》。民国卅年(1941年)又颁布《奖励农工商业团体办理职业学校训练班及职业补习学校办理办法》,后来这个办理办法改为奖励办法:凡是实业机关或职业团体办理之职业学校而成绩优良者,给予学校补助费、教职员奖助金及学生公费名额。抗战开始后,国立职业学校如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国立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等,都迁到后方。随后又增设国立职业学校多所。
  职业学校的类别及分科,按《推行中等职业学校计划》,分为高级和初级两级,农业、工业、商业、医事、家事、海事及其它7类。各类分科,较前更为详细。关于职业学校的课程,抗战期间,订定了各种《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数表》、《教材大纲》、《教学要点》等,对上述两级7类作了具体规定。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编第一章,第 11 页。
  经过这一番调整和改革,抗战时期中等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10年间中学增加了4。8倍①。加上教育比较发达的华北、华东等地,富有教学经验和学术专长的教师大量内迁,西南各省的教育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3)高等教育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仍然是按照民国十八年(1929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相沿施行。表现不同的是:加强了高等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 导师 训育制。特别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全国教育会议后,在全国各大专学校成立了国民党、 三青团 组织,以 加强学校与党务之联系.党团的频繁活动,使学校 特务化 风气浓厚。 特务学生 、 特务教职员 经常带着手枪,欺凌同学、侮辱女生、殴打师长。学生被捕、失踪、被暗杀的现象经常发生。同年,教育部向全国各级学校发布了 注重精神训练 的训令,要求专科以上各校学生,特由本部颁发青年守则,仰即转印分发并随时由各该校主持训育人员,严加考核,务须每个学生均能熟读背诵。 用 十二守则 来训练学生。对于纷纷内迁的大学,采取并校、联校的办法,加强控制。对于这种统制学校的作法,钱穆也说: 由政府来统制全国教育,并非坏事,毋宁说是政府之一种进步的表现,但私人意见,仍望政府能采取较宽的自由主义。 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种控制意识也时时体现出来。战乱频仍,教育部对于救济学生、整顿学风、增设学校、调整院系,整理课程仍积极进行,并提倡体育和实施军事训练。民国廿八年(1939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规定:(1)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2)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其他各学系。(3)法学院设法科、政治、经济、社会学及其他各学系。(4)农学院设农艺、森林、畜牧、兽医、蚕桑、园艺、植物病虫害、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及其他各学系。(5)工学院设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电气工程、矿冶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建筑工程及其他各学系。(6)商学院设银行、会计、统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商学及其他各学系。(7)凡各校单独某院之一二系,而该院并未单独成立者,得附设于性质相近之学院。(8)两学门以上并合组成之学系,由各校院就合组情形拟订名称,呈请教育部核定。大学各学院可以附设专修科。医学院不分系的作法也未变更。教育学院仍依前《大学规程》之规定,设立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方法及其它各学系。
  大学各学院及专科学校各系科课程,完全由学校自定,并无统一的课程标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课程,先从文、理、法3学院课程着手,制定《文、理、法三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分2目,一为原则3条;二为整理要项9项。同年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陆续公布了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民国卅三年(1944年),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先修订文、理、法、师范4学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正式将 三民主义 及 理则学 列入。三民主义学分如旧,理则学加了学分,当时以 论理学 科范围较小,且易与 伦理学 混淆,乃改为 理则学.西洋通史改为世界通史。文学院社会科学中,增列社会科学概论及法学概论。自然科学中增列科学概论、普通心理学及地学通论。社会科学中民生概要改为法学概论。各学院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之各科目,均一律加 普通 二字,以示教材范围。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57-558页。
  ①   《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 1932 年版。
  前此,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狠抓大学课程再度整理 ,强调要 规定统一标准 ,而且先从规定大学必修科目入手,在整顿要项 的第一条规定:全国大学各学院系的必修、选修课程 一律由部定范围内 酌量增减。而把党义、军训、体育列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而党义科就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子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历届宣言、唯生论、民生史观、国民党史、抗战建国纲领等,学生除必读这十大类参考书外,还要做读书笔记。同时又规定《四书》为中国文学系的必修科目。次年(1939年)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控制全国教育用书的编选、审查、出版工作。民国卅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奉蒋介石手令,又把伦理学列为各系一年级的共同必修科目,并且要 注重阐述先哲嘉言懿行 ,鼓励学生用功读书,读书救国。当时有一种流行说法:功课愈重愈好,教授法愈蛮愈好,考试愈多愈好,及格、升级、毕业的标准愈严愈好。民国廿七年(1938年),中央大学600名新生中。全部课程都及格者仅170人,而退学、留级的占1/3。成都的光华大学,因 成绩太坏 ,一次就开除学生70多人。
  这些教育措施的实施,起到了一定效果。据统计,民国廿六年(1937年)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91所,学生31188人,10年后(194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207所,增加了116所,学生155036人,其中文类各科学生79472人,理工类各科学生59673人,高等师范生15891人,增加了123848人,是10年前的近5倍。
  (4)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此前一直发展较慢。民国廿二年(1933年)师范生(包括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和简易师范)才100840人,到民国卅一年(1942年),中师学生为109009人,到抗战胜利时就超过了20万。而高等师范民国廿七年(1938年)只有6所。
  抗战时期,初高等师范教育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党政府是重视师范教育的。国民党政府为贯彻其教育统制,认为师范教育较之通过训育主任、党员教师、童子军组织及军训教官来控制教育,要好得多,也许会有效得多。
  因此,师范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廿七年(1938年)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规定: 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 同年国民党参政会议,建议中等学校师资之训练,应视全国各省市之需要,于全国划分若干区,设立师范学院。不久,就发布了《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国立大学未设师范学院者,得于文学院内增设教育学系。民国卅一年(1942年),又发布了《修正师范学院规程》,并以国立大学所原有之教育学院或教育系为基础,增设文理类各系和公民训育学,改称师范学院。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已有独立的高等师范院校11所,附设于大学的师范学院4所,学生14498人。于大学文学院中设立教育系的,共有24校,此外还有哲学教育系、家事教育系、乡村教育系。中等师范学校也有所发展,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全国有师范学校(包括中等师范学校、乡村师范、简易师范和分科师范等)902所,学生245609人。
  对师范学校的管理也日趋严格。《修正师范学院规程》中规定:师范学院为施行 严格之心身训练 ,采用导师制。学生一律住学校宿舍, 实行集团生活,严格训练.导师对学生的言行、思想、学业、生活等, 译密记载,每月报告一次,由主任导师汇集整理 ,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导时,可请求主任导师准予退训.再经 退训 ,即由学校除名。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和主任导师(后来改设 管训部 ),都要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 聘任 ,以确保他的政治素质。对于中等师范,民国廿七年(1938年)发布了《第一次师范教育方案》后,至民国卅五年(1946年),又发表了此类的 方案 、 规程 5次。其中《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院学校校长及全体教员 均负训导责任 、 严格训练青年身心.《第一次师范教育方案》规定:对 不合格及不健全 的小学教员、私塾教师,由各省教育厅进行调查,分别给以 补充训练.《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重申,师范学校 应特别注重建国信仰规定 ,也应注重 人格之陶冶、专业之训练.并在其《工作要项》中规定,应即订定师范新生入学指导办法,督令各校于实施新生入学训练时支配适当时间实施之,以确立师范生从事教育及基层政治工作之认识及志愿.当时各类师范学校课程中,都把 地方自治 、农村经济及合作 等,列为必修课目。
  具体说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复订的师范学校及简易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修订原则八项为:(1)须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2)须符合国民教育之意义与目标,使师范生具有完成国民教育任务之充分知能;(3)须适合管教养合一之要旨,使师范生能以教育力量为中心,推动地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建设,完成地方自治;(4)须表现师范学校之特殊性能,顾及师范生专业需要;(5)须使师范生具有兼教儿童及成人之能力;(6)各科教材须切合实际需要,并须顾及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各科应用教材及教学法;(7)各科教材应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并须顾及各科相互间之联系;(8)
  各科教材可采取其它方法另行组织以求完善。另外,对于师范学校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学校的设立办法,也都一一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我们前边已经提到。
  对于师范学院的具体规定也很详细。民国廿七年(1938年),教育部公布《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修业年限5年,师范学院各专修科,修业年限3年。师范学院得设第二部,招收大学其它学院性质相同学系毕业生,授以1年之专业训练,并可附设研究所,招收师范学校毕业,具有研究兴趣,或大学其它院系毕业有两年以上教学经验之中等学校教员,研究期限2年。
  还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之,师范学院分国文、外国语、史地、公民、训育、算学、理化、博物、教育各系。
  为了养成尊师重教育的社会风气,《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规定: 自1942年度起,应于每年3月29日起举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 ,进行各种宣传,并举办 师范生效忠国家、献身教育事业宣誓.民国卅二年(1943年),国民党政府又规定 各中小学校于每年举行教师节(8月27日)纪念仪式时应由学生家长率同学生代表向教师行谢礼.
  





  两个综合起来考察,这时候的教育仍然是向前发展的,从上表①可以看出,失学人数在逐年减少,从下表也可以看出,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在逐年增加②
 










  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坚持其教育统制的政策,这种发展的势头已被打住了。况且这种缓慢的发展,与当时中国的人口相比,与失学的人数相比较,仍然是大不成比例的(因为这两个数都是官方数字,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统得过死,影响发展,不能不说是国统区教育的症结所在,也是危机所在。
  3。下层群众的教育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统制政策,并没能压制住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学校的民主运动也不断发生。与三青团等组织相对立,广大师生自己纷纷组织了起来,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救亡工作团普遍成立。在他们领导下,编辑壁报,举行讲演会,组织读书会,进行募捐援助前方战士,大大提高了青年的觉悟。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学校中,进步师生学习马列理论蔚然成风。尽管这些书籍都在被禁之列,但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还是不胫而走,风行于各界。特别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经常地被学生老师们用来做《中国之命运》的反教材。进步刊物也被禁,阅读者还有受监视、受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可是当时《新华日报》、《群众》、《生活周刊》、《全民抗战》等报刊,仍然洛阳纸贵势头不减,马列主义的影响在后方扩展了开来。
  当时因为全民抗战,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没有出现过,但学生和教员之中已出现明显的分垒,这是必须指出的。救亡工作团和读书会是一般学生最普遍的组织,也是当时最合适的组织形式; 三青团 则作为政府的助手,出现在学生们的对立面。在抗战的不同时期,国共双方都积极从学生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国民党在大学里普遍成立自己的党组织,要自己的党员严把关口,同时不时地从各级学校吸收表现好的师生加入国民党,这个工作做得比较顺手;共产党也在大后方吸收知识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廿七、廿八年(1938年、1939年)这两次规模比较大,也有些近乎 明目张胆 ,后来则转入地下,但组织的发展则更快,因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工作团、读书会等学生组织的主心骨,也是当时普通学生群众赖以依托的力量源。
  ①   尹明阶:《谈谈汉阳县的旧风俗》,《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 2辑。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5页。
  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当时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变得人人向往。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负担徒步,长途跋涉,络绎不绝,国民党政府的 招致站 遍布交通要道,特别是通往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路口,却依然不时有鱼群漏网,这种效果就不单是几本毛泽东的著作、几种进步刊物所能做到的,因为这需要的是具体而微、潜移默化的功夫。对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拍摄了一张题为 背着背包的青年人步行投奔赤色分子 的照片,并且说,因为 共产党人实际上变成了流动的、有武装的、四处出现的宣传队 , 毛泽东现在可以比较安全地继续实现他那加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了。这项计划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 ①。当时西安办事处接待的这类青年较多。民国廿七年(1938年)五至八月经西安办事处输送延安的青年统计为:武汉办事处880人,西安办事处801人,兰州办事处30人,湖南通讯处120人,广东通讯处78人,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50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37人,陕公同学会西安分会35人,民先总队部107人,第一游击队150人②,合计2280人。这些求学者在西安办事处提出申请后,听取中共领导人的形势报告,再去西安七贤庄7号延安各抗日学校设立的联合招生委员会参加考试,合格者立即用专车护送到延安。投奔延安直接参加抗日工作的青年学生,则无须考试,各地办事处情况也不同③。
  ①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7-219页。
  ②   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图片 317. ③   同上图 311-318.
  (二)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形成
  1。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教育。民国廿七年(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 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 民国卅三年(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又说: 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文教工作的领导。民国廿六年(1937年)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次年(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教育要为长期战争服务。
  为抗战服务的教育,必须同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联系起来,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抗战背景下抗日根据地教育的一项重要政策。它立足于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经济落后的现实基础之上,要求教育不能排除在生产运动之外。民国廿八年(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对延安青年在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的同时,实行生产运动、开发千万亩荒地,特加赞扬,称之为真正的 抗日救国的先锋 , 是全国的模范.民国卅二年(1943年)毛泽东又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指示中指出: 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
  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有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是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教育工作走群众路线,是这时的又一教育政策。民国卅三年(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强调,文教工作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其原则有两个:一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一是群众的自愿。大会确立了群众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中实行 民办公助 的政策。 民办 就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由群众自己动手办好学校。
  公助,不仅在物质条件和某些其它方面给群众以帮助,更重要的是加强对教育的领导,保证在教育内容上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使教育既能联系生产实际,适合群众的需要、又能帮助群众提高觉悟。所以民办和公办学校之间的关系,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各有所侧重。公办学校是民办学校的核心。当时群众办学仅为初等学校,干部教育和完全小学,规定由政府办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当时又一教育政策。毛泽东指出当时陕甘宁边区150万人中,文盲就占100万以上,还有2000个巫神,仅仅破除迷信,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文化统一战线的任务之一,就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破除封建和迷信,解放群众思想;其另一任务就是用民族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武装群众头脑。既要反对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宗派主义。 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①民国廿八年(1939年)中共中央指示: 一切战区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 ; 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 也 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①民国廿九年(1940年)又具体指出:在文化教育改革上 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作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的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 ②这就是要求学校的大门向一切赞成抗日的青年开放,不论他们的阶级、党派、民族和地区。在教育组织形式上,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
  ①   《上林县志》,广西上林县图书馆 1934 年铅印本。
  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教育要配合抗战必须有所侧重。民国卅一年(1942年)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 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 ③民国卅三年(1944年)三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更具体详细地阐述了教育的重点问题。指出:干部教育之所以重于群众教育, 不但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先锋,他更需要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培养提高的目的是为着群众的,而且因为农村环境中群众教育的内容究竟有限,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就入于干部教育的范围。……因此,政府的教育部门就不能不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方面.社论还指出,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又应该重于儿童教育,因为 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
  他们提高一步,战争与生产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见影,不象儿童受了教育,其应用尚有若干限制.成人教育较之儿童教育更迫切,更易见效,自然是战争状态的重点选择。但儿童教育并未被忽视。在战争状态,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办好了,就可以大大促进胜利,就会有更充分的条件来发展儿童教育,这是从根本上重视了儿童教育。事实上,干部教育带动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都获得了发展。
  2。初步的教育成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化基础很差。抗战前,陕甘宁边区仅有小学120所,文盲占总人口的98%。此后却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如晋察冀边区,民国廿八年(1939年)上半年,小学增至7000余所。小学生达40余万人,差不多每个较大的村子都有初等小学,每个行政区都设立了中学,并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学院。其它解放区,教育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解放区的学制没法统一。其教育组织大概分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时称国民教育)。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及各种训练班属于干部教育,小学和各种社会教育组织属于群众教育,高等小学也带干部教育的性质。下边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和群众教育四方面做一概述。
  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各种干部学校,是解放区教育组织中最重要的部分。
  派到这类学校中的负责人多系久经锻炼的党的高 级领导干部。教师多数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其中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术界名流。学生一般也是革命觉悟较高的青年先进分子。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6、193页。
  ②   某些人认为童养媳的第一胎会生男孩,这有利于传宗接代。
  ③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 1辑,1950年版(无出版社),第 29-34页。
  抗战时期影响较大的干部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民国廿五年(1936年)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后迁延安,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是干部学校的典范。抗大一至四期都在陕北的瓦窑堡和延安。学员由1000人激增至5000人,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民国廿七年底(1938年),在延安组成一、二分校,进入晋东南和晋察冀解放区,总校也随后入晋东南,留下部分人员组成延安第三分校。总校五至七期学员在华北敌后完成学业。此后,分别在山东、晋察冀、陕甘宁、淮北、苏北、晋冀豫、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建立了12个分校。民国卅一年(1942年)抗大总校及部分分校师生迁回陕北绥德。抗战胜利后,抗大总校奉命挺进东北,组成东北军政大学。9年中,抗大共培训了20余万干部。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三八 作风就是抗大的教育方针,即: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和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的校训。抗大的主要课程分两类: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中有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程中有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射击、救护等。还根据学员需要设置地理常识,自然知识、算术、日文等文化课程。生产劳动在教学计划中也占重要地位。抗大的教学有两条原则,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一是少而精。抗大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并且形成一套具体方法: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中心突出;适当联系;认识发展规律。抗大学员的学习作风,体现了个人认真钻研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和集体主义的学习精神相结合。集体学习有小组讨论会、读书会、座谈会等形式。
  抗大的学员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们自建校舍、自己运粮甚至开荒种地,力求生产自给,以此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培养 劳动化、工农化、革命化 的抗日军政干部。抗大实行的是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教师、学员和职工真正打成一片,同吃小米、住窑洞、穿灰布军衣和草鞋,一切都由学校供给。除对个别外地来的教授在生活上多一点照顾之外,一般教职员每月仅有2。5- 7元的津贴,和学员一样过供给制的生活。师生们思想上互相帮助,保持一致;生活上互相照顾,每到一地都要与群众密切联系,调查研究,行军中也用行谈会、流动黑板等方法抓紧学习。 救亡室 是抗大中最活跃的群众组织。他们通过办墙报、高唱革命歌曲、举办军政问答会、讲演会、座谈会、晚会、展览会、军事体育比赛等各种各样的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和思想教育,被誉为 课外学校.针对干部教育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偏向,民国卅年(1941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提出要从明确培养任务;加强领导,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改善教师质量;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这就使包括抗大在内的干部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陕北公学。民国廿八年(1939年)九月创办于延安,培养一般抗战干部。
  后迁关中,成立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工作等方面较高级的干部。
  又建立研究员部,设民主政治、民生经济、民族文化、国防教育等系。学习1年。陕北公学常与 抗大 相提并论,在干部学校中影响较大。
  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简称 鲁艺 )。民国廿七年(1938年)成立于延安,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还有研究室和实验话剧团,以培养文艺干部为主。
  中国女子大学。民国廿八年(1939年)成立于延安。分普通班、高级班和特别班,专门培养妇女干部。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胜利的。 ①这正好道明了女大的办学目标。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国廿九年(1940年)由安吴青训班发展而成,培养青年运动的干部。要求不仅具有革命理论,而且掌握各种文化知识和技能,如戏剧、音乐、体育等。学校组织以学生自治为原则,由学生与教职员共同管理学校。学校教学以辅导为主,上课时间大大减少,注重学生自学和研究问题。
  延安大学。民国卅年(1941年)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泽东青年干部学院合并而成。民国卅三年(1944年),又将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行政学院及自然科学院并入,成为延安大学所属的3个学院。
  华北联合大学,民国廿七年(1938年)成立于延安,次年(1939年)进入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初分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4部,后来发展为法政、文艺、教育、外语等学院。民国卅七年(1948年)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改为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党校)。民国卅一年(1942年)在延安成立。这是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而成立起来的一所新型干部学校。为抗战及中国革命培养政治、军事、文化干部,规模宏大,毛泽东亲任校长。该校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热风而起,并且投入到了这场干部教育运动之中,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就是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学校的教育对象也就及于全党了。学员一入学就投入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斗争中,以精通并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看中国问题。学习内容多为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学习方法是先精读,作笔记,再开小组会讨论,然后进行思想和工作检查,改过扬善,以达到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改造思想、改进工作、团结同志、团结全党的目的。学校学员有中央及各省党的负责同志、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文化工作者等。初成立时的党校分为6部:第一部是中央及各省的负责人;第二部是从前线调回延安学习的干部;第三部是理论工作者及作家(原中央研究院);第四部是为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而设立的;第五部是陕甘宁地方干部;第六部是新来边区的干部。另外,民国卅年(1941年)在延安设立的中央党校,以培养地级、团级干部为主。
  中央研究院。其前身为马列学院,民国卅年(1941年)改为马列研究院,旋改为中央研究院,次年(1942年),成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延安的干部学校,还有培养自然科学人才的自然科学院,培养地方行政干部的行政学院,培养医务人员的医科大学,培养军事人才的军政学院和军事学院,培养翻译人员的俄文学院,培养新文字干部的新文字干部学校,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炮兵学校等。
  干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41-442页。
  在职干部教育由于人数众多,重要性强,在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注下,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运动。在职干部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其业务学习范围包括: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有关的历史知识,有关的科学知识5项。其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其文化教育通过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来学习文化。其理论教育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内容。学习没有期限,不断学习,不断改进工作,再不断学习。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范例。
  中等教育主要有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两种形式。民国廿六年(1937年),陕甘宁边区设立鲁迅师范学校,次年(1938年)又建立边区中学,后来二者合并为边区师范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起初只有20多个学生,多为八路军家属,年底就增加到360个学生,一半是外地高小毕业生。校址曾由延安移到延长,又移关中。学校教职员多在抗大和陕北公学受过训练。课程分为四部分:政治课包括社会科学、政治常识和民众运动等;军事课包括游击战术和军事训练;教育课包括国防教育、教学法、管理法、教育行政等;普通文化课包括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新文字等。其时间比为3:1:3:4,修业年限1年。鲁师体现着教育与社会活动相联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色,是一社会化的教育。师生同享供给制,物质条件相当艰苦。
  边区中学创办于民国廿七年(1938年),修业年限2年,生活采供给制。
  学习重自学,政治、军事、社会科学每周讨论1次,历史、地理、自然等科则讲授完毕后集中讨论1次。到民国卅年(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学发展到7所,5所是师范学校,学生计有1000多人。自民国卅二年(1943年)起,又附设地方干部班,教育在职干部。1年后,地干班学员达300多人。晋察冀边区自民国廿七年(1938年)筹设边区中学,次年(1939年)开办了7所中学,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又增办两所。到民国卅年(1941年),毕业学生7000余人,但多为短训班性质,培养行政、民运、自卫队、教育、合作社等方面的干部。山东解放区的中等教育也在逐渐发展之中。
  不过,起初的中等教育有注重政治教育而忽略文化基础知识的偏向。民国廿九年(1940年)起进行重视文化课的调整,又走上了旧型正规化的道路,丢掉了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点。直到延安整风后,才逐渐正式走上正轨。
  小学教育发展更迅猛。如陕甘宁边区旧有小学不过120所。边区建立后的民国廿六年(1937年),小学达545所,学生万余人,其中完全小学16所,模范小学78所。到民国廿九年(1940年),小学总数增加到1341所,学生43625人,其中完全小学又增加了3倍。所有小学都非常重视抗日的政治教育,一方面经常地学习时事政策和政治常识,另一方面组织儿童参加社会活动,领导儿童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总体战,边区政府教育儿童做到五不:(1)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2)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3)不报告地洞和粮食;(4)不要敌人东西;(5)不上敌人学校、不参加敌人少年团①。同时用敌人的残酷暴行教育儿童,激发其同仇敌忾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感。让儿童参加 控诉复仇大会 ,亲耳聆听接受熏陶。于是有的儿童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也绝不吐一句实话。抗日教育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边区小学一般实行民主管理,学生会组织很普遍,发挥作用很大:一方面组织同学认真学习,保证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另一方面锻炼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运用民主方式学习过民主生活。建立了生活检讨会制度,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学生会推选代表列席学校会议,提出建议和批评。学生代表也可参加学校的决策会议,然后全体师生共同执行。
  同时,教师的指导作用也得到加强。学生活动当时存在计划性差、缺乏耐心的缺憾,所以民主管理是以教师的指导为前提的。同时教师也用集体领导代替了个人独行,所以当时民主气氛是比较浓的。
  ①   《西藏纪要》,1930年铅印本。
  这种在对象上面向大众、在内容上服务于抗日、以民主为方法的教育,当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具体情况的现象。如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初,百废待举,恶劣的条件导致步履维艰,但在教育方面却提出了实施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要求,采取的办法也只能是依靠行政手段硬性推行。民国廿九年(1940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定的义务教育条例规定: 不论贫富,凡学龄儿童(8- 14岁),一律入学,否则予以处罚。 ①于是有的学校整个学期都在动员学生入学,结果却并不理想。如晋察冀边区就采用过 评议 法,凡经 公众评议 应该入学的,必须入学,也引起了有的群众不满。这时期还因为追求数量,实际教学工作有所放松,社会活动和文娱活动占去了学生大部分时间,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到民国廿九年(1940年)下半年,又决定: 合并学校,重质不重量。办法是:一、每县宁可取消10个普小,一定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小;二、每个学校不满20或30人,不准开办;三、年限、班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 整齐划一'. ②这是同中等教育一样实行正规化。但学校合并,多数学生离家住校,加重了家庭、政府和学生的负担; 整齐划一 在当时边区的经济状态下,因大失其因地制宜之长,也就扼制了教育的发展势头; 整齐划一 和前边一些因素的影响,造成学习年限过长,学校和家庭勾通又不便,家长顾虑增大,送子上学的积极性并不高。同时,提高质量成为重要目标,教育内容转以文化知识为主,与边区的群众生活实际相脱节。自然科学中多讲火车、轮船、电气机械,而不是边区生产中的实际知识;文化知识也多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同时,政治教育存在着口号化及牵强附会的偏向。由于这些偏向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校与群众的对立,小学毕业生中有不愿做农民者,也有看不起庄稼人而离婚者。好在这些现象在抗战时期,大约民国卅三年(1944年)左右得到了检讨和纠正,但这些教训仍不失为以后长期教育发展中的借鉴。
  社会教育组织灵活多样。有冬学、夜校、识字班(组)、半日校以及剧团、俱乐部、救亡室、秧歌队等。民国廿七年(1938年),陕甘宁边区共建立了夜校208处,学生1917人;半日校61处,学生919人;识字组5834组,组员39983人;冬学600处,学生达10000人。以后各种形式不断发展。
  其中冬学是最主要的形式。
  冬学适应农民生活习惯,很受欢迎,其对象主要是成年人,也包括儿童。
  以扫盲反日反奸教育为目的,学习时间可以是整个冬天。冬学的开办,首先是乡或村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并民主选举冬学委员会,其委员有各方面代表,负责领导、动员入学、解决校址、校舍、教师等问题。冬学的学习内容有国语、珠算和政治常识及军事演习。冬学还提倡新文字(拉丁化)教学。自民国廿六年(1937年)起,规定用汉文和新文字两种课本,并为推广新文字举办大批的教师训练班。个别地方推行新文字成绩很好,延安1563名学生,经过40天的学习,有561人学会了日常用语和自然写读,不少人当上了《新文字报》通讯员。后来冬学更突破了学习的范围,成为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场所,如参军、支援前线,组织生产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 一切通过冬学 的口号。
  ①   《检讨边区教育历史》,《解放日报》1944年 11 月 5日。
  ②   《检讨边区教育历史》。
  3。群众性的教育运动群众性是边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中共奉行的群众路线的教育方针直接相关联。群众性的教育运动主要体现在 民办公助 和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两个方面。
  为提倡 民办公助 ,民国卅三年(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对 民办公助 作了具体指导,要求(1)民办小学的形式(完全民办或 公私合作 )和推行的步骤,不求一律。一般普通小学,如条件许可,应即改为民办,逐渐达到中心小学以下,均归民办;(2)民办小学的学制和教育内容,均尊重群众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要,学制长短和上课时间均不求一律,课程的设置也可同意群众的意见,废除一些暂不急需的科目。教材如不愿用政府的课本,也可以与群众商量自编,以多联系生活实际,多些政治常识和生产知识,以免陈腐为原则。学生名额不加限制,校址、经费、教师待遇全由群众决定。(3)民办不能和公助分离,不能听其自流①。这个指示发出后,首先在延安的杨家湾、裴庄、磨家湾、沟门等处试办民办小学,迅速发展到574所,次年(1945年)上半年,达到了1051所,占陕甘宁边区小学总数的75%,群众成了办学的主力。
  实行 民办公助 的正确步骤是:(1)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在干部和积极分子中酝酿准备,深入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对办学的看法,充分进行讨论和研究。再通过知识分子向群众宣传解释,使群众普遍地认识到读书识字的重要,自动起来办学。如果群众的觉悟还不够,或虽想办学,但还存在某些困难,就耐心地启发,并切实给予帮助,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对办学树立信心、愿意共同想办法来克服困难。如杨家湾民国卅二年(1943年)就有人提出立校。第二年(1944年)春天,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下来,帮助群众筹备。在市和区分政府督促下,工作组作了细致的研究工作,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征求大家意见。其时正 青黄不接 ,群众负担不起,于是工作组又提出,富的欢迎多出,穷的少出,一个小孩一斗米,教师开支公家暂助。同时决定 有一个教一个……决不强迫.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拨菜地、借水缸、拿凳子,几乎要啥给啥,秋后全乡又自动捐出了400多石粮食,开了9垧学田,经费就全不需政府补助了,上学儿童也由10多个增加到30多个。(2)学校办起来后,加强由群众产生的校务领导机构,密切学校与群众间的联系,争取群众对学校的监督,使学校在群众中生根。校董会就是当时学校的领导组织,是由群众推举出来的。民办学校办得好的,往往与它的作用分不开。杨家湾校董会有7个校董,但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直接管理学校。教师陶端予有意识地防止 教员为政 ,主动请求校董帮助解决问题,从而激发了校董们的主人翁意识。校董们切实负起了领导责任,把学校当做自己的事业,办得越来越好。同时,使群众经常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使家长知道学生在学校中学些什么,做些什么,效果怎样,进而与教师合作督促学生进步向上。(3)教学密切联系群众,适合群众需要。
  在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方针指导下,选择实际生产中的材料作为教学内容,这是当时教育改革、民办小学的一条重要经验。优秀的民小教师,一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另方面很好地分析这些意见,从而恰当地安排自己的教学活动。如算术课着重教珠算和心算,教学生识钞票、量布、算土地面积。国语课更广泛地联系政治思想教育、劳动教育、生产技术和自然常识及社会常识等方面的内容。再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提高,增加一些时事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教育,以造就群众真正需要的知识人才。
  ①   《解放日报》1944年 4月 23 日。
  民办公助当时因为是初步尝试,也出现过主观主义的一哄而起,甚至为了完成任务而采取比赛的方式,使很多学校流于形式。学校办完后,不督促,不检查,把自愿和民办当成了放任自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和效果。这种作法及时地得到了纠正。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群众性教育运动的又一表现形式。其经验大致为:(1)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时间力求与生产相适应。根据农村居住分散和已经发展的集体劳动组织成为现实的特点,教育的组织就不求集中,而是尽可能地同集体劳动组织结合起来。这些集体劳动组织,陕甘宁边区有变工队、华北有拨工组,山东有互助组,妇女有纺织小组,儿童则集群放羊。于是就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成立学习小组,一块劳动,一块学习,或轮流进行。
  学习场所也很灵活,以不影响生产为原则。当时曾有一种 巡回学校 ,由邻近的几村组织起来,成立校董会,每村选一校址,教员轮流教学。平时则由校董组织学生复习。巡回学校一种如上,另一种则以一个大村庄为中心,组织周围各村,用 捎带巡回 的方式,定期地有计划地进行轮教。这种巡回学校的好处在于: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更易于教育推广;发挥群众自学自教的作用,既从群众中培养了教师,又节省了专职教师的开支①。教学时间的安排,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季节而定,灵活采用整日制、半日制、早学、午学、夜学或随到随学等方式。如华北龙华桑文义民办小学,所在村有80多儿童,春天有40人上学,24人为整日班,16人为半日班,整日班下午早放,半日班下午上学,其余40余贫苦儿童,隔日学习一晚上。麦收后,整日班改为半日班,半日班改为早饭前和中午上课,以应农忙。这种方法效果好过以前的四季整日上课。(2)领导儿童进行生产劳动。除了儿童回家干活外,学校更注意把学生组织起来,师生齐动手,有计划地从事校内外的劳动。校内劳动有手工业劳动,如纺织、编竹器等,也有农业劳动,如种地、饲养等,小学还有合作社,以组织生产;校外劳动是配合农民进行,把儿童编成小组,帮助农民修地、开荒、拔麦等。这就既支援了生产,又锻炼了学生,还解决了一部分学生的学习困难和生活困难。(3)进行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教育。劳动观点的教育以正面教育为主。讲劳动英雄的故事,举行劳动小英雄评选大会等,树立儿童的劳动光荣意识,同时对轻视劳动的言行进行批评。生产知识教育,注重在劳作过程中教和学,如开荒时教开荒法,锄苗前示范锄苗的合理方式,捉虫时边捉边教,还教学生唱 二十四节气歌 及拨工的必要性和好处。课堂上更让儿童了解 作物的病害 之类的实用知识。
  也有只搞劳动忽视教育:搞男女一样开荒种地,教师利用学生劳动改善自己生活,为了少教学而滥用半日制、减少教学时间,对儿童的生产劳动放任自流等现象。这些现象都及时得到了批评和纠正。
  ①   翟定一《论巡回教育》,载《解放日报》1945年 2月 21 日。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区教育因为环境恶劣,又属新形势下的创试,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偏颇之处,但其发展的势头一直看好。
  这与党政军各级的大力支持帮助、全体民众投入办教育直接相关。作为全民的事业,各种教育都获得了迅猛而长足的进展,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系(如下图),给革命事业的胜利提供了良好基础,也为后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新天地,以及在这片新天地上施展作为的宝贵经验。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所过之处,首先摧残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随之推行其奴化教育主张。抗战爆发后仅1年内,沦陷区的高等学校遭到破坏者91所,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108所的85%,损失财产达3360余万元;当时全国的中等学校仅有学生571800人,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受破坏的小学和幼稚园达129700多所,占当时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294000所的44%;受破坏的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5所,博物馆42所,古物保存所54所。被破坏的中、小学校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余万元。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国文化事业遭受的损失磐竹难书,仅文物一项,被毁坏、抢夺的就达36万多件,其中就有江苏吴兴南浔刘氏之嘉善堂珍藏的《永乐大典》残本。
  在破坏的同时,日伪设置了奴化教育机关,推行其奴化教育,利用旧戏剧、电影及各种报刊杂志、图书大力宣扬淫风赌风,鼓吹中日同源,灌输亡国奴思想。民国廿五年(1936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共587000余册,次年就增至380万册,民国卅年(1941年)高达3440万册。民国廿八年(1939年),伪满进口的日本报纸5494万份,是中国关内报纸进入东北数的10倍。
  此外,日伪还组织了武装宣传队—— 宣抚班 ,直接去各学校进行奴化宣传。
  民国廿六年(1937年)伪满政府颁布了 新学制.它规定教育的方针为: 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旨趣,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着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 这个方针明确指出要养成 忠良之国民 ,至于忠于谁,良于何,更是昭然若揭了。
  新学制 完全废除了原来的 六三三 制,施行 实务 的教育制度。它把学制分为3段4级,学习年限13年:初等教育包括4年的国民学校和2年的国民优级学校,并单设有为期3年的 国民学舍 、 国民义塾 等。
  中等教育包括国民高等学校、女子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师道特修科、师道学校等。国民学校分农、商、工、水产4科,和女子高等学校一样为期4年;职业学校分农、工、商、女子等类,均4年,前2年为初等教育阶段。后2年才是中等教育阶段。师道特修科和师道学校均为期2年,但后者第一年属中等教育,后一年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农、工、商、水产各科大学和师道高等学校,均为期3年。
  这个 新学制 颁发过后,伪满地区的教育确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个学制的特点还是非常显明的。其一,是初等教育的学习年限较前加长,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年限则在缩短。因为初等教育阶段学生智域未能全开,而高级和中级阶段则是学习知识技能的关键阶段,所以这种作法并非为了注重初等教育,其实务 性正在于以养成 忠良之国民 为目的。其二,中等教育职业化,这也是其 实务 性的一个体现。目的在于把东北青年培养成信仰 唯神之道 、 八纮一宇 的初等技术人员和培养此类技术人员以供日本帝国主义驱使的师资力量。其三,提倡私塾教育,更具落后性。其 国民义塾 和 国民学舍 均由私塾改造而来。而这时的私塾们采用个别教学法,教学内容也仍是《四书》、《五经》之流。其四、日语订为必修的国语科,而将国语改为汉文。伪满的《学校教育要纲》中规定: 任何学校,均须列日语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而将来满洲国的共通语言,决限定用日语.认定日本为宗主国,媚日奴性表露无疑。
  在 新学制 之外,还有直接隶属于伪满国务院的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是专门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建国大学设有研究院,由建国大学日人副总长兼院长,下设建国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共产主义批判研究班、皇学研究班,宣传伪满是 独立的新国家 ;新国家实现了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同时又宣传 日满不可分的关系 ,以混淆视听。
  日本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后,也利用当时当地的汪伪政府、维新政府等伪政权,推行其奴化教育。华北伪政权先后改组和创设了7所高等学校,其中 新民会 创办的 新民学院.就是一所培训高级汉奸、官吏的大学。民国廿九年(1940年),日本在东京召开 东亚教育大会 ,提出了开展 奴化 、 驯服 教育,以实现 日支亲善 、 共存共荣 、 东亚和平 ,以此统一南北沦陷区伪政权的教育方案。
  受此影响,沦陷区的教育机关编辑了一套 中国日本化 的教科书,彻底排除抗日内容,宣传 中日亲善 、 日满不可分的关系 、 日汪提携 的极端媚日思想。认为日满之所以不可分,在于: 自古以来 日满就有 密切的关系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做了重大的血的 牺牲 ;日本为 开发 满蒙付出了 苦心和投资.日本史学家也鼓吹满洲是 独立国家 ;东北是 满蒙人的住地 ,中国人是 侵略者.而竭力灌输 日满同源 、 中日一体 的奴性教育。此外,沦陷区各学校把提倡传统道德教育的 修身 列为重要学科;把初等学校中的历史、地理合并于综合性的 国民科 ,几占总课时的1/2;把宣传殖民主义的政治和语文混合在一起,并用日语讲一半课时,后来更改为 国势.直接灌输奴化教育的学科也不断增设,如《新公民教科书》就包括 新中国的诞生 、 日本对华的援助 、 新中国政府 、 新人民党 、 新中国国民党 、 新环境的认识 、 新中国的缔造 、 中国事变的意义 等,极尽颠倒是非之能事,根绝爱国意识。
  除正常的学校教育外,还把奴化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及各种典礼仪式中。
  沦陷区的人民进行了种种反奴化教育的斗争。东北师生一部分参加了抗日武装,另有一部分逃亡关内。在东北的师生依《东北反日总会及抗日联军政治纲领》的指导,积极 反对日本仔的奴隶教育,反对强迫教授日文、日语,反对日本仔强夺中国邮政、电信,要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和读书等等自由 ①。每当校方命令他们高呼 满洲国万岁 时,总有人嘹亮地喊 满洲国完事儿.北平的学生拒穿伪市政府规定的校服;有的学生打电话大骂校长、教导主任;有的干脆请棺材店为校长送去寿终正寝的象征物。沦陷区的师生念念不忘苦难的中国及其文化,有好多地方有两套课本,宪兵、汉奸不在时就抓紧时间读中文课本。
  ①   蔡一木:《南阳婚俗》,《开展月刊》第 10 、11期,1931年。
  需要指出的是,游击区机智灵活的教育斗争对沦陷区民众明显有榜样作用。游击区有有名的两面小学和隐蔽小学。前者又称抗日伪装小学,墙上一样挂孔子像和亲日标语,学生也持有伪教科书。但这些只有在敌伪来巡逻时,由应敌教师教授。等敌人一走,就由抗日教师接替应敌教师上抗日教材。这种两面小学民国卅二年(1943年)河北定县等八县就有154个。隐蔽小学又称地下小学。在敌人岗哨林立的地方,采用 游击教学 的上课形式,这村、那村、青纱帐里都是课堂。地下小学多实行 分组教学 ,按年龄、性别、住宅、街道、职业分组,由组长或导生做 传递先生 ,进行各组授课活动。
  地道战开展的地区则实行 洞口教学.游击区在艰苦条件下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对沦陷区民众的反日教育斗争无时不产生积极影响。
  七、现代教育在大陆的转换
  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政府镇压国统区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反战爱国运动,使国统区的教育丧失了民众,真正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舟,最终只能和其政权一样退出大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以大众化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和拥护,随着解放区的逐渐扩大,终于在大陆取代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教育权。至此,经过漫长而坚韧不拔的革命,教育的所有权转回到了广大人民手里,大陆教育完成了转换。
  (一)国民党统治区教育的崩溃
  1。美帝国主义的教育侵略美国一贯重视通过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来软化和控制中国政府和人民。这时期,美国作为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助,也极力经营其在教育方面的独霸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全国20多所教会高等学校中,受美国津贴的就有17所,其中华北3所,华东9所,中南3所,西南2所;全国300多所教会中等学校,受美国津贴的就有200多所;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1500多所,约占全国教会小学的1/4。民国卅五年(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后,美国获得了控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同时,美国送给蒋介石一个 中国社会教育计划 ,从大多数成年人文盲的教育入手,帮助中国推行成人教育。这个计划的起草人是曾任驻华美军宣传与教育处长的史瑞夫上校(Lr?Col?L?G?Shreve)和 中国通 毕港宁博士(Dr?Frank?W?Price)。
  这个计划有抵制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意图。计划指出: 有人谓惟共产党可予中国前途以希望,本计划实施之后,当可予此种说法以有力之答复,此点不可忽视。 又说: 而共产党之调谓:共产党为今日中国有具体计划,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之惟一政党,自可驳正。 这个计划强调 对美联络 ,并由美国设一个特别顾问兼技术协助团 , 帮助 中国推行成人教育计划。
  这个协助团由美国富汝百法案(The Fulbright  Legislation)、美国国务院国际宣传及文化事业处(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andCultural  Affair)、美国国务院部际文化与科学推行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美国教育署(U?S?Office  of  Education)、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in  America)、国际训练局(InternationalTraining  Administration)、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等机关组成,可见美国的操纵意图。
  民国卅六年(1947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又签订了 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其内容包括:协助中国学者,交换留学生;宣传美国 救济 中国的恩德 ;宣传美国的 强大.此外,还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美国派董事5人,指导中美文化交流和 亲善 活动。美国把其 剩余战时物资 售与中国所得2000万美元,作为其在中国进行各种教育活动的经费。
  不论其客观效果如何,这个计划和协定,无疑是美国继退还庚款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广泛深入的文化侵略,其目的正在于控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如其控制国民党政府一般。
  2。学生爱国运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实行真备战、假和谈的政策。备受战争灾难的广大民众,特别是爱国的青年学生,积极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 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 、 组织联合政府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民国卅四年(194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昆明几个大学的学生团体,决定举办 争民主、反内战、反美帝 的时事演讲会,昆明当局当天就发布了禁止集会结社游行的命令,晚上又出动大批军队、警察、宪兵用美式装备团团包围现场,并鸣枪鸣炮,同时宣布戒严,封锁交通,把5000多师生阻止在寒冷的郊外,直到深夜2时才开城放入。次日中央社竟报导说: 西郊匪警,昨夜枪声.愤怒的学生以西南联大(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和云南大学为首,决定二十六日罢课,并提出立即制止战争;反对美帝助长中国的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游行、人身自由……等要求。罢课一直坚持到十二月一日。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的流氓、特务、军警,全副武装包围了云大、联大等校,进行打、杀、追捕和破坏,在几个小时内,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被打死4人,伤50- 60人,造成了 一二?一 大血案。真相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以《昆明惨案》为题的社论,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揭露;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通电抗议、慰问、捐助等活动,形成了全国性的反战爱国运动。
  民国卅五年(1946年)二月,特务捣毁了重庆庆祝政协成立大会,打伤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等著名教授。七月,蒋介石决意发动内战,暗杀了反战爱国的民主教授李公朴、闻一多。九月,美国进步团体发起的 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 ,在全国各地迅速得到响应, 美军一日不撤,学运一日不止 的口号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二月底,北平和全国各大中学校学生发动了抗议美军****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抗暴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全国各地参加抗议罢课、游行的学生有50多万人,并有不少的市民工人参加,形成反美反战民主运动的又一高潮。次年(1947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宣布宪法,上海青年学生又举行了抗暴示威游行。五月,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震撼全国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运动。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喊出了 向炮口要饭吃 的口号。五月二十日,沪、宁、苏、杭地区的学生在南京联合举行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大游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被捕、受伤100多人,造成了 五?二○血案.同日,北平、天津学生也举行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大游行,又遭镇压。这更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反抗,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竞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带动下,城市工人罢工、市民抢米风潮不断;农村抗税、抗捐、反对征兵拉伕的斗争空前高涨;台湾人民掀起了反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 二?二八 武装起义。民国卅七年(1948年),上海市各界展开了挽救教育危机的斗争; 小教职 组织还发动了一场小学教师 反饥饿、求生存 的 六?二八 斗争。这些说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实为国统区民众斗争的先导和代表。
  所以毛泽东说: 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所以他概括地指出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当时情势,确实如此。可见学生运动的巨大作用力。
  3。三民主义教育在大陆的全线溃退自从国民党政府选择内战这条绝路后,其管理下的教育也逐渐陷入完全绝望。起先是因为忙于备战,其新的教育方针并没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出台,仍然沿用抗战建国纲领指导下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有所不同的是,针对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新动向,更加强化学校和教育中的特务等控制机构,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和控制,其结果自然适得其反。
  等到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援助,放手打仗,用于教育的经费少得可怜,办教育的人员也为战争困扰而不能专心致志,于是教育问题越来越多,渐被搁置了起来。于是没有饭吃的学生只好 向炮口要饭吃 ;工薪微薄的小学教员抵挡不住物价飞涨的势头,也只好站出来 反饥饿,求生存 ;有识之士则自发组织起来拯救教育危机,要求国民党政府支持和赞助。这个几乎与战争同步的拯救教育活动,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办法,只好诉诸刀枪,结果使国统区民众完全绝望,师生完全绝望,纷纷走上反蒋反战的道路。由教育一脉不保,导致完全丧失民心,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证明国家政府的进步应尽量与教育保持同步,如果国家和政府落后于教育发展的要求而不思改进或竟无法改进,二者关系必势成对立,这时期的教育发展轨迹正好昭示了这一规律。
  到了国民党政府求和和后撤时期,教育已然成了政府的包袱。教育机关一撤再撤,终于随政府撤退到了台湾。以 一个党、一个主义 为中心宗旨的 三民主义 教育,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迁台,在大陆变得没着没落,如断线风筝一般。这是一个全线的溃退。
  (二)解放区教育的蓬勃发展
  1。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政策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政策随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而不断改变和调整。抗战胜利前夕的民国卅四年(1945年),中共 七大 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 七大 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尽量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推进中国新文化。 这一指示,无疑具有纲领性,也是各解放区制定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依据。
  民国卅五年(1946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战时教育方案。建议组成一个宣教委员会实施战时教育。战时教育必须提高社会教育的作用,动员参战;注重时事教育;应用战时活的教材去教育广大群众;根据不同情况,对巩固区、边缘区、敌占区、新解放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这一年,东北行政委员会配合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实现民主政治,开展经济文化建设的总任务,发布了《关于改造学校教育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规定东北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是中等教育重于小学教育,而中等教育主要是办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地方干部训练班,普通中学只占次要地位。课程要求学以致用,教法是启发的、讨论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群众冬学首先是时事和政策教育,其次是识字教育。次年(1947年),又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中等教育必须肃清盲目正统观念,树立民主革命思想;必须以土地改革教育为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并要求实行民办公助,以民教民的方法发展国民教育。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在这一年里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
  进入反攻阶段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适时地指出,新形势下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大批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革命思想的各种知识分子,以应建设需要。教育领导机关首先要拿出一定力量办大学、中学、师范和专门学校,培养各种知识分子和干部;其次是要加强领导国民教育;再其次是有重点地进行社会教育。规定了适应长期建设需要的正规教育制度和方法。学制:小学仍用四二制,中学仍用三三制;课程:加重文化课的份量。还规定了毕业制度、放假制度、每周和每日上课时间、考试制度和课外活动时间。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对新收复区学校教育的改良,按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来办,调整课程,团结、教育教职员。同年,华北区召开中等教育会议,通过了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实施办法,突出了培养合格人才的主题。次年(1949年)通过的《1949年华北区文化教育建设计划》,规定了大、中、小学及社会教育的发展方针:整顿各大学、专门学校,并加以适当扩充,创办各种专业学校和干部学校;大量培养各级学校师资;建设普通中学,大量培养有知识的革命青年,对新解放的中等学校,维持现状,逐渐整顿和改革;恢复、整顿和发展小学教育,老区小学注重读、写、算能力的提高,新区小学向工农子弟敞开大门,工业区重视工人子弟;继续加强社会教育,有效地组织工农群众学文化,提高其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同时,在中共 七届二中 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 把军队变成工作队 的指示,以适应革命干部的增长需求。同时, 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 ,仍是这时期一贯的教育方针。
  2。解放区教育的发展状况各解放区的教育进展不一。
  东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奉行 干部教育第一 的政策,把中等教育提到首要地位。民国卅五年(1946年)下半年,中等学校已为数不少。一类是旧式的未改造过的普通中学,一类是新型的混合中学,由中学、师范和干部训练班3部分组成,比较切合实际需要,但为数较少。次年(1947年)八月,中学已达105所,还有近20个干部训练班,半数以上的中学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派去的领导干部。到民国卅七年(1948年)8月,中学又增加到145所,学生6万余人,劳动者的子女大量入学。还争取了26000青年参加革命工作和转入干部学校学习。这时期的中等教育还是短期训练班性质。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中学正规化的要求提了出来。次年(1949年)又进行了高等教育的整顿。
  小学教育,在实现了土地改革的农村,推行 民办公助 ,采取早学、午学、夜学、半日班、全日班等多种形式,力求与生产相适应,并以农村小学作为社会教育的中心。冬学仍是教育农民的重要形式。城市中的小学,着重恢复,学制不变,并进行适当的改革。除私立者外,仍旧公办。至民国卅七年(1948年)八月,共有小学17726所,学生1688446人,比较上年,学校增加72。4%,学生增加90。8%①。
  华北解放区。高等教育方面,有著名的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由这两个大学合并而成的华北大学。华北联合大学于民国廿八年(1939年)成立于晋察冀解放区。抗战胜利那年,在张家口恢复其3学院、1文艺工作团。
  次年(1946年)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迁冀中。两年中培养了1800名革命干部走上各级革命工作岗位。北方大学是民国卅五年(1946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创办的,分设文艺、行政、财经、工、医等学院,还有几个研究室,两年间,也培养了1000多名干部。民国卅七年(1948年)八月,两校合并为华北大学。其任务是吸收国统区的大中学生,通过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学校包括4部:第一部为政治训练班性质;第二部为教育学院性质;第三部为文艺学院性质;第四部为研究部,分设中国历史、哲学、中国语文、国际法、外语、政治、教育、文艺8个研究室。还有农学院和工学院两院。拥有大批著名学者和干部,是新型大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华北解放区的中等学校,在日本投降时只有34所,学生6359人。第二年(1946年),学校数增至82所。到民国卅七年(1948年)下半年,就增加到144处,常年在校生24000余人,中学生占15000余人,师范生7000余人,职业学校学生2000人。日本投降后的3年中,华北解放区中等学校培养了36000多名学生参加革命工作或转入高等干部学校学习。这年(1948年)
  八月,华北解放区与东北同时提出了中等教育正规化问题。
  日本投降前,华北解放区有高小965处,学生58000余人;初小32000处,学生150余万人。到民国卅八年(1949年),小学总数已增至51900余处,学生325万余人,小学教师766000余人。
  ①   谭纫就:《中国的离婚研究》,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 1932 年版,第 58-61页。
  社会教育方面,农村中除了经常性的社会教育活动,如剧团、歌咏队、识字组、读报组、黑板报、墙报、山头广播、屋顶广播等等之外仍着重冬季的群众教育工作。在土改未完成的地区,结合平分土地、参军支前等中心工作,对农民进行政治为主、文化为辅的教育。在土改已完成的地区,则通过文化教育进行民主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并以开展生产运动的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在城市中,民众教育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如张家口市民教育馆,开办汉奸罪行展览、工人生产展览、妇婴卫生展览、 三八 妇女节展览、 四四 儿童节展览等各种展览活动;俱乐部组织各种戏剧歌舞演出和讲座;还设有阅览室和特约茶馆。业余补习学校有群众学校儿童班、业余公学、业余美术班、店员夜校、鼓曲研究组等多种形式,也是城市群众教育的重要机构。
  山东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前,有山东大学1所,学生近千人;中等学校42处,学生约15000人;小学25000处,学生170余万,社会教育方面,青年夜校、妇女识字班极为普遍。国民党军队进攻被击退后,山东解放区的教育在端正思想、明确方针政策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他解放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大体类似。
  各解放区在这一时期,着重解决了这些教育问题:(1)青年知识分子和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由于长期受敌伪顽的影响熏陶,当时青年学生和教师中仍普遍存在着旧的正统观念,而不以人民为正统。
  而当时的形势又急需各方面的人才,急需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青年的思想教育问题就在恢复和改造学校的过程中,首先被提了出来。在解放战争(1946- 1949年)的头两年,知识青年特别是中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改造是东北中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其 目的是改造学生思想,使之走上革命道路,变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要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干部的后备军。 ①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土地改革教育。土改教育的贯彻程度,乃是当时衡量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阶级立场的尺度。这种教育当时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让大家自由大胆地谈看法,在讨论中明理;或自己诉苦回忆,互相教育;或请国民党降兵降将、光荣的工农兵现身说法,说明形势和前途,使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走。
  (2)中学正规化问题。到解放战争中后期,解放区域不断扩大,对革命干部的需求因建设的任务不断增加而不断增强,以短期训练班为主的中学教育必须走上正规化。当时对中等教育正规化的要求,着重在两个方面:建立统一的制度和加强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
  制度方面,首先是修业年限。华北与东北均规定中学仍采用 三三制 ,初高中各为3年。华北除了三年制的初中外,再办一年制的速成班。师范学校,华北采用三年制为主,一年制为辅的办法;东北则规定普通师范4年(培养高小教师),简易师范2年(培养初小教师)。其次,对入学、毕业、上课、放假、考试等等也作了规定。东北规定中学放寒假45天,暑假20天;每学期从开学到放假共19周半,保证十足上课17周;新生入学须符合条件并通过入学考试;每学期结束及毕业,均要举行考试;并在原则上规定,不中途抽调学生。华北也做了相应规定。
  ①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 1辑,1950年版(无出版社),第 11 页和统计表(五)附言。
  加强文化科学学习方面,是确定文化课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华北与东北都决定中学文化课占90%,政治课占10%。东北还规定师范学校文化课占70%至75%,业务课占15%至20%,政治课占10%。还规定中等教育中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每周不超过6- 8小时。
  新型正规化的新意就在于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是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是注重唯物论基础上的切合实际的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所以它与旧教育明显不同,预示着教育界已在新旧教育角逐之后,真正开始破旧立新改朝换代了。
  (3)高等教育的整顿问题。高等教育也面临着与中等教育同样的问题,为了从战争走向建设,也必须进行整顿。东北解放区因为解放早,整顿工作也最有特色。其具体措施包括:新建和调整高等学校、建立正规制度、改进教学、整顿与充实教师阵容、增加图书仪器设备和加强组织领导。民国卅八年(1949年)通过的《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规定》,就是东北为此制定的专门文件。
  关于新建和调整高等学校。提出设立8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工科,沈阳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大连大学工学院;农科,沈阳农学院与哈尔滨农学院;医科,沈阳医科大学(中国医大、辽宁医大与药学院合并)、哈尔滨医科大学与大连医学院;师范,东北大学;行政,东北行政学院;文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外语,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大连大学俄文专修科;朝鲜干部学校,延边大学 。
  关于建立正规制度。修业年限:工、农、医科4年,社会科学及文艺3- 4年,专修科二年。入学资格和考试制度:大学本科生及专科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经入学考试合格者。精简编制:实行 学校编制学校化 ,而非机关化和军队化;将全供给制和全公费制改为助学金制;高等学校经费列入国家预算。
  改进教学。首先加强政治教育,政治课占授课时间的10%- 15%。确定俄语为第一外语。专业课教学计划由各校自拟。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着重指导自学,集体讨论和社会活动不宜过多。
  整顿与充实教师阵容,主要是提高教师质量。一方面改善教师待遇,鼓励现任教师进修,发挥其积极性;另一方面增聘水平较高的老师。
  充实图书仪器设备。通过学校调整,使图书仪器设备适当集中,并保证高校一定的经费,以及时增加必要的图书仪器设备。
  加强组织领导。决定各校党委直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行政领导则设高等教育委员会统筹,具体行政事务,则由各有关业务部门负责。
  其它解放区也逐步进行了高等教育的初步调整工作。全面地大幅度地调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的。
  (4)工人教育问题。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日益重要,各解放区纷纷进行新的探索。东北在民国卅八年(1949年)通过了《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决定》,认为在新形势下,过去上大课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职工教育:举办业务教育机构。包括工人补习学校,招收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工人,学习政治常识、社会科学常识、近代革命史、世界知识等课程,由工厂中负责人任教员;业余技术补习班,招收青年技术工人,教授普通切用的技术理论知识,由企业中的技术人员任教;识字班,以扫盲为主。此外,还办工人夜校、设立图书馆、俱乐部等,促进政治文化学习。
  设立工人学院。包括3类:工人政治大学及工人政治学校是第一类。前者招收4年以上工龄,有相当文化程度,思想先进的工人,学习期限3月;后者招收具有小学程度的工人,学习期限1年,培养懂政策的干部。大企业附设的职业学校是第二类,招收小学毕业之职工子女,每日工作4小时,学习4小时,4年毕业,培养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工人子弟学校,也附设于企业内,便利工人子弟入学,这是第三类。这些学校均在经济上大力照顾学生,多免收学费;各级政府还在工业区增设小学,以利工人入学。
  山东人民政府在民国卅八年(1949年)召开城市教育会议,认为 职工教育的基本目的与任务,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以便发展生产,培养大批工人干部.他们的职工教育计划,包括设立政治学校或职工干部训练班,文化补习学校、识字班和学习小组,各种技术工补习学校或技工研究班、学习班、各种职业补习学校、夜中学、职工子弟学校,并广泛组织职工文娱活动。
  这时期的工人教育,适合形势的需要,把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并针对不同地区而有所侧重,方法得当,效果良好,工人的智慧和才能以及热情高度发挥,形成建设新世界的巨大创造力。
  (三)民主教育思潮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抗战胜利后,针对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潮的重新抬头,民国卅四年(1945年)生活教育社出版了《民主教育》刊物,宣传民主教育,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回潮。这个刊物虽由生活教育社编辑出版,实际是国统区一切爱国进步教育家的共同刊物,是他们宣传民主教育的主阵地。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陶行知的《民主》、《民主教育》两篇短论,翦伯赞的《人类的尊严与教育自由》以及邓初民的《民主政治及民主教育》等文章,号召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陶行知的文章强调 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 的立场。翦伯赞则说: 为了恢复人类的尊严,首先就要恢复教育的自由;为了恢复自由的教育,首先就要从文化的神殿中把法西斯匪类驱逐出去,把被投在监牢的,驱在马路上的文化战士,请进文化神殿。 他还说: 要恢复教育的自由,就必须取消所谓党化教育,使教育不再成为一派一党之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整个国家或民族之文化传播的机关。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教育才能达到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 翦伯赞的文章,大胆地申明了对理想的渴求,更重要的是,勇敢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改造现实的具体构想。这些观点,切中时弊,可以说是民主教育思潮的中心要旨。邓初民指出,只有中国成为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地方,没有镇压人民的各种法令的地方,没有秘密警察的地方,没有集中营等等的地方,没有不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的地方,没有人身之不能获得确切保障的地方,教育界才有讲学自由,读书自由,阅报自由,选课自由,转学自由,推而及于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
  明白地道出了教育的不自由、不民主,缘于社会结构,只有改造这种不合理的旧社会,才能有施行民主教育的机会和可能。这些文章的发表,带动了对教育界非民主非自由现象的针砭和认识,带动了对民主教育的探讨,一时之间,民主教育蔚然成风,在当时全国的爱国民主声浪中绽放出异彩。国民党政府为此非常恼怒,将民主教育思潮的发起人之一陶行知列入黑名单,准备像对付李公朴、闻一多那样来对付他。民国卅五年(1946年)七月二十五日,陶行知在这种迫害下逝世于上海。民主教育思潮的掀起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使国统区众多的教育家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不可理喻和前途无望,站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反面。这是又一次釜底抽薪,使国统区教育因第二条阵线形成而丧失了大多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同时,更丧失了大多数的教育骨干。
  这是国统区教育在大陆全线溃退的又一表现。
  在民主教育思潮中,涌现出了 活教育 的理论。这是陆鹤琴(1892-1982年)最主要的教育理论,它产生的标志,是民国卅五年(1946年)陆鹤琴主编的《活教育理论与实施》一书的出版。
  其实,陆鹤琴很早就在进行 活教育 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民国三年(1914年)他赴美公费留学,在霍布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从克尔柏克屈、孟禄、桑戴克等人学习教育。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等专著。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家园里办起第一个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民国十六年(1927年)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民国十八年(1929年)扩大为中华儿童教育社,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儿童教育研究组织。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离开上海去后方,次年(1940年)创立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开始他的 活教育 实验。民国卅年(1941年)创办并主编《活教育》杂志,宣传其逐步提出的 活教育 主张。民国三十五年和卅七年(1946和1948年),主编《活教育理论与实施》和《活教育的创造——理论与实施》两本书,系统地提出了 活教育 的理论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鹤琴历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
  他的 活教育 理论包括(1)活教育的目的论。他说:这 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①。要通过教育,使人自觉,使人拥有爱国主义,做具有科学头脑和民主精神的现代人。(2)活教育的课程论。强调获取直接经验。他说: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活教育的内容他认为应包括: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科学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和儿童文学活动。要求各方面都以 做 为中心组织教材、活学活用。(3)活教育的方法论。用他的话说,就是 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 ,这是活教育方法论的核心。在强调做的同时,还强调思维的作用,认为 思想是行动之母.在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中,教学过程被规定为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创作发表和批评检讨4个有机步骤,在这个系统的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则起指导的作用。
  幼儿教育思想是陆鹤琴教育思想中最丰富最科学的部分,也体现着活教育的指导思想。他首先认为儿童教育观念必须更新,应该在切实了解儿童、尊重儿童、热爱儿童的基础上教育儿童,这样儿童教育才能成为儿童教育,才会有可能搞好。其次他提出了一系列儿童教育方法:如游戏式教学法,寓教育于生活中的方法,整个教学反对分科的方法,科学地运用模仿心理的方法以及实现教育者之间的教育联合的方法,都从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出发,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至今已被广泛地运用。
  活教育理论从现代生活出发,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意识,但也有实用主义教育影响的痕迹,是当时一种温和的教育主张。
  与 活教育 名称相近的有陶行知的 生活教育论.前边我们提到过陶行知的一些教育思想和实践,但后来他的教育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有必要进行系统的介绍。
  一二?九 运动以前,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来的晓庄学校),提倡 科学下嫁运动 ,办 山海工学团 (即乡村工学团),百折不挠地改良教育。作为乡村教育的最早提倡者和先行者,他还喊出了 革命成功靠锄头呀 的口号,思想一直比较激进。
  一二?九 以后,陶行知立即号召 山海工学团 师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起成立了 国难教育社 ,参加 全国救国会 ,奔波海内外,宣传坚决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国难教育方案》中,他说: 要配合救亡运动,培养保卫祖国,争取祖国独立自由平等的战士。 在《普及什么教育》中他更明确地说: 唤起民众,联合起来,百折不回地去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 把教育同救国争取国家独立自由联系起来,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是他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在爱国民主的抗日救国浪潮中,他的思想不断进步,直到在 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的奋斗中劳苦过度而死。 ①周恩来称他是 党外布尔什维克 ②。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倡尊师爱生。他采取的办法,一是以身作则,一是处处关心爱护学生,以至于成了学生的 慈父和真正的保护人 ,因 爱满天下 而深受敬爱。
  ①   刘克宗等:《江南风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4-195页。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普及教育、劳动教育、民主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普及教育方面。这方面的教育思想表现在:(1)为 农工劳苦阶级 办学。陶行知从工农大众的利益出发,一生办了不少乡村小学、工学团,在城市也办了不少工人夜校和幼儿园,后来又创办了 育才学校 和 社会大学 ,积极普及下层教育。他在《我们的信条》中说: 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 烧心香'.……我们必须有一个' 农民甘苦化的心' 才配为农民服务 ,才能把 个个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变做中华民国的健全的自治单位。 他说他自己时而提倡平民教育,时而倡行乡村教育,时而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其实只有一个中心问题, 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 ③。为此他身体力行,与农民打成一片,做老农的学生和朋友,作农民诗人,以深入实地地探讨和推广教育的启蒙和普及。
  后期,他又提出了 大众的教育 、 民主教育 、 人民第一 的主张,认为 民主教育是要力求农工劳苦阶级有机会受教育 ④,并 要求教育机会均等。对人说,无论男女老少贫富阶级信仰;以地方说,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 ①,使普及教育思想趋向彻底和完整。
  (2)提倡 科学下嫁.陶行知把这看作是普及教育的另一个途径。他认为 资本家占有了科学……能够享受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子女。 所以 要做相反的工作 , 使做工种田的人,拾垃圾的孩子,烧饭的老太婆也享受近代科学知识 ,这就需要 科学下嫁运动.为此,他主编出版了不少近代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通俗浅易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又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设天文、气象、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农业等科,吸收儿童100多人,每月按时发给讲义,学生据此自己动手做试验。这个学校被迫停办后,陶行知又创造了 空中学校 ,利用无线电台向广大民众广播科学知识。其服务于广大民众的苦心人所共鉴。
  ①   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5-216页。
  ②   周恩来 1946 年 7月 25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③   《普及教育运动小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④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胡申生等:《社会风俗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6-247页。
  (3)创造与推行 小先生制.针对普及教育活动师资缺乏的问题,陶行知创造了使小孩互相教学的 小先生制.在晓庄学校和乡村工学团中,小先生制得到了广泛的实验和采用。陶行知认为 小先生制 有四大优点:可以解决女子教育;使成人进步;使知识为公;使学校与社会流通②。后来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他又详细地论述了 小先生制 的好处,认为它能攻破 先生关 、 娘子关 、 买卖关 等许多普及教育的难关,如果全国小先生普及教育总动员令一下,便有6000万人可以向着现代化开步走。这里,他也看到了以 儿童中心 为基础的 小先生制 的局限性,即它要依赖或决定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如需要一个总动员令,无限制地发挥其作用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向往。这个努力的目标太大。尽管如此,在师资缺乏的解放区, 小先生制 采用得相当广泛,杨家沟民办小学、晋察冀解放区的隐蔽小学等,就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小先生制.教育的普及是当时非常重要且急待解决的教育问题,陶行知为此殚精竭虑、奔波呼吁,怎奈教育的根本改良必须以社会的革命和改良为先导,所以他后来只好 承认大众文化的普及要等到整个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 ①,这是思想的锐进,也是心酸的检讨。
  劳动教育方面。为了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他坚决主张革书呆子 的命,因为在教育与劳动、生活脱离的旧教育中, 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是为教育而教育。他不仅反对传统的 老八股 教育,也反对全盘西化的 洋八股 教育,认为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 吃饭不务农,穿衣不作工 的 蛀书虫 ,已到了山穷水尽、 老鼠钻进牛角筒 的境地,已为劳动生活所不适应②。他还指出, 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之促进的媒介。 倘把农业和教育结合起来,用好的乡村学校作种种科学农业的中心机关,农业推广 必有一日千里之势 ③。
  后来,在与工农群众不断接近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已超出了改善农民生活的范畴,有了新的发展。在《怎样达到工以养工》一文中,他主张 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 这就基本上看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终极目的,在于在普遍地对农民工人进行普及教育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同时实现知识分子自身的改造,以最终打破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社会的职业、地位和阶级差别,实现社会分子 统一 的大同世界。他自己以身教人: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①,号召知识分子勇敢地到劳动和生活中去更新自己,最终升华自我。可见,毛泽东奉送的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的称号,陶行知是当之无愧的。
  民主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民国廿五年(1936年)以后,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陶行知先后打出了 国难教育 、 战时教育 和 民主教育 的旗号,并为此创办了育才学校和 社会大学.他认为民主教育的任务, 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原则发挥各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福 ②。认为教育必须干预和影响政治,来彰明自己的社会角色。所以他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中又说: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乃是亡国的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国难教育目标有3个: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因此,他力主在行动中实现救国,实施救国的教育, 为读书而读书,为教书而教书,乃是亡国的教育 ③。陶行知很惋惜那些官运亨通的五四元勋,会被象他们当初一样起来救国的学生及学生运动,搞得坐卧不安;也很不耻他们 救国不忘读书 的劝谕和 提前放假 的拙招①。
  ②   《小先生与民众教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张鸿来:《婚礼杂说》,北京文化学社 1928 年版,第 14-15页。
  ②   《行知诗歌集》中《牛角筒》篇。
  ③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中国工程师学会 19 年度会务总报告》,中国工程师学会编,1931年。
  反对帝国主义,爱祖国、人民和儿童,是其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陶行知不时通过他那通俗易懂、旗帜鲜明的诗歌,号召民众特别是儿童反对帝国主义。如《山海工学团二周年纪念》诗中就有: 懂得帝国主义该打倒,联合小拳头总进攻.在他更拿手的是通过字诀来教育儿童仇敌反帝,《育才十字诀》有一首就是: 十月一、十月一,请问公敌是什么?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 陶行知因为与当局背道而驰地宣传国难教育和其思想中最为闪光的民主教育,成了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对象,他也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生活教育方面。生活教育是陶行知完整的思想体系,既有教育的目的和方针,又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他在晓庄学校提出的。它吸收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反传统成分,并把它应用到平民教育运动之中,同时,又对它进行了突破,变其 教育即生活 、 学校即社会 主张为 社会即学校 、 生活即教育 ,提倡 教学做合一 ,并在办乡村学校、提倡实施乡村教育运动中将生活教育的理论加以推行。用陶行知自己的话说,他是 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 教育即生活' 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没有' 教育即生活' 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 教学做合一' 的理论。但到了' 教学做合一' 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 生活即教育'①。可见, 生活教育 在主观和实践上都在逐渐摆脱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生活教育理论包括 生活即教育 、 社会即学校 和 教学做合一 三大主张。
  (1)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既是生活教育的方针,又是内容。陶行知说: 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 ②彰明生活教育的来源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受生活的影响, 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 ③。教育的内容就是生活,教育等同于生活,这就是 生活即教育 的内涵和外延。为此,陶行知把生活作了划分,如 属于康健生活 的有10种, 属于劳动生活 的也有10种, 属于科学生活 的有30种, 统统算起来重要的总在3000种以上。我们姑且可以普通的说,我们有3000种生活力要培养,即有3000种教学做指导要编辑。 ④要求教育去适应生活,从生活出发并服务于生活。这里,陶行知和杜威一样把生活和教育混同了起来,杜威是把教育日常生活化,陶行知则更进一步把日常生活都作为教育的内容,力图把生活教育化,都没有看到教育这一高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这一较低级、原始的形态之间的差别,以及他们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从逻辑上和教育发展史上看,都有非科学性;也正因为如此,主张教育被动地去适应、服务于社会和生活,忽视了其改造社会、影响社会生活的功能。这是生活教育理论一个明显的偏颇之处。
  ②   《民主教育之普及》,见《中国教育改造》。
  ③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第 214-216页。
  ①   《教学做合一讨论集》,《生活即教育》。
  ②   《什么是生活教育?》。
  ③   《什么是生活教育?》。
  不过,陶行知之提倡生活教育,目的确是为了劳苦大众的普及教育。他说他之所以主张 生活即教育 , 就是要用教育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愿,把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 ①因为中国的旧文化,无论做什么事,总以天理来压迫人欲,人欲总是没有地位的,不合理的,所以非用生活教育去打倒不可。他说他之所以提倡生活教育,是 因为生活即教育是要解放人类的.陶行知说,中国从前有一个很不好的观点,就是看不起小孩子,很小就让读《大学》、《中庸》,小孩子没有地位,所以他主张不仅要通过生活教育解放大人,还要解放小孩,要是儿童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要从成人的残酷中把儿童解放出来 ②,从小大人 的传统教育中把儿童解放出来。注重不同的教育联系不同的生活,因而采纳不同的内容,如儿童生活即儿童教育,成人生活即成人教育,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科学性的重要表现。由此,陶行知理所当然地强调 教育以生活为中心 ,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也就理所当然地反对 洋八股 、 老八股 这些脱离实际生活的死教育。
  陶行知总结说: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
  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的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 ③要求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从事乡村教育的人成为乡村生活的 灵魂 ,真心实意地为劳苦大众服务。这说明他隐约地发现了教育的社会改造、影响功能。
  (2) 社会即学校.这是他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育主张。在好多文章中他都提出过这一观点。他说: 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 ①可见,社会即学校 的主张是服务于劳苦大众的,也是针对着传统教育的。他认为 老八股 、 洋八股 的传统学校,不仅是为学校而办学校,而且象鸟笼一样,既狭小又与社会生活隔绝,所以它与劳苦大众无关,只能是士大夫子弟的特殊学校, 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所以陶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把整个社会活动都作为教育的范畴,冲破这堵高墙, 把教育从鸟笼中解放出来 、 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 ,如同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使人们在社会这所 伟大的学校 里,人人可以做先生,人人可以做同学,人人可以做学生,真正做到有教无类 ; 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 ②。陶行知强调学校必须和社会打成一片, 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 ③,教育要始终坚持为社会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但这并不是要取消学校,主张 学校消灭论 ,这一点我们从其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可以找出明确的答案。
  ④   《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武田昌雄:《满汉礼俗》,大连金凤堂书店 1936 年版,第 169-172页。
  ②   《生活即教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③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标点本,第 373页;顾颉刚、刘万章:《苏粤的婚丧》,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版,第 56-57页。
  (3) 教学做合一.这是生活教育的教学论。陶行知说: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的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 ①可见, 教学做合一 特别强调要亲自在 做 的活动中获得知识。晓庄学校就取消了课堂教学、取消了教科书,也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代之以 农事教学做 、 家事教学做 、 园艺教学做 、 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 等等,以活动为中心,有什么活动,就进行什么教育,就看什么书。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指出, 做 就是 在劳力上劳心 :单纯的 劳力 是蛮干,不能算作 做 ;单纯的 劳心 是空想,也不能算作 做 ,所以,只有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以求进步,才是真正的 做.这是与他的哲学思想相关联而产生的。陶行知主张 行是知之始 ,只有以行求知所获得的 亲知 ,才是 一切知识之根本 , 闻知 、 说知 必须根于 亲知 里面才能发生效力。由此产生的 做 的中心和 教学做合一 就是唯物的、科学的,与杜威的 从做中学 的实用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教学做合一 的主张,鲜明地针对着 死读书,教死书 的传统教育。
  陶行知留学回国后,看到国内的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实行以 教 为中心的注入式的 教授法 ,便提倡 教学法 ,强调学生的 学 ,进而提倡 教学合一.教育界积极响应, 教学法 课程首先在全国师范学校先后开设起来。在实施乡村教育的过程中,他又把 教学合一 演进为 教学做合一 ,提出教要根据学,学根据做,以做为中心。要求教师认真研究学生如何获得知识,学生要在实际生活中学好本领,时刻不忘在生活中以做获取 亲知 ,以免变成 书呆子.这种启发式教育方法的提出和施行,是民国教育的进步,也是陶行知重要的教育贡献之一。
  民国廿五年(1936年),陶行知发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指出了 生活教育 的6个特点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指出生活教育肩负着普及文化教育、争民主自由和争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的 天职.在理论上大进一步。以此为指导的教育实践更把生活教育推上一个新台阶。育才学校在鼓吹抗战崇尚民主的气氛里,开始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被誉为 沙漠里的绿洲 、 民主的圣地.
  ②   《什么是生活教育?》。
  ③   《普及大众教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今日的西藏》,知识书店 1951 年版。
  八、民国体育的发展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却又自成一统。而红色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又有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我们从中华民国的体育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两方面来论述民国体育的发展。
  (一)中华民国的体育
  中华民国的体育对晚清体育有一定的承继性。因为晚清自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后,体育运动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欧美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随西方的学校教育逐渐传入中国,并经几十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以中国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虽仍在广大地区的民间流行,甚至在农民革命和武装起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已退居次要地位。外国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构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基本内容。所以,我们也花一定的笔墨,介绍一下晚清(1840- 1911年)时期体育的发展状况,以体现民国体育发展进步的承继性和系统性。
  近代体育发端于洋务运动中新式军队的编练和新式学堂的兴办。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清廷的禁卫军都先后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改习 洋枪 、 洋炮 、 洋操.当时的 洋操 多源自英、美,内容有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新政时期,清政府又重建新军,聘请德国人为教练,张之洞的 自强军 、胡燏棻的 定武军 和袁世凯的 新建陆军 ,都以德国军官为教司,他们给中国介绍了德国的军事理论和技能,也传来了德国体操的许多内容。福建船政学堂等第一批新式学堂,更积极聘请外国人任教师和军事教练、其中尤以德日教师居多。从军事训练的目的出发,这些学堂开始设置体育课。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据《清续文献通考》的记叙,除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身体操练方面,也很重视, 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光绪政要》中,记载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 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 说明体育课的内容有练体力的升降等活动,而且军事训练课,和中学、西学、文事等内容区分了开来,按时单独上课。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课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扛、双扛及爬山等,一部分是德国体操内容,另一部分是日本式的赛跑游戏。
  到19世纪70年代后,改良维新成为一种思潮。在当时维新派提倡的新学中,也闪烁着近代体育思想的光芒。康有为在《大同书》《小学院》一章中说: 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益舒展……体操场,游乐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 ;在《中学院》一章中,也提出修建 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 ;在《大学院》一章中强调, 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他自己在广州长兴里开办的万木草堂 ,也规定 枪 (兵体操)、 体操 及 游历 为必设的教学内容。梁启超也主张教导儿童 习体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就注意对儿童和学生进行体操训练.严复则根据进化论原理,阐明了运动强身的道理。在《原强》中他说:身体 逸则弱,劳则强 ; 劳心劳力之事,均沛体气强健者不为功.是说身体不断锻练才强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必须有一个健壮的体魄才能胜任。维新派的这些宣传和实践,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形成了 耻文弱 的良好风气。
  随后,在革命的声浪中,清政府被迫实行 新政. 新政 中颁行的 癸卯学制 ,就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 体操课 ,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 体操科 时间为2或3小时。规定小学 体操要义 ,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展,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 ①。对中学和师范学堂的 体操 则强调 实用 ,规定 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而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而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 高等学堂的体操同样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奏定学堂章程》强调,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科 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确指出, 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 , 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则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受军国民主义的影响,清末民初各学校的体操课,除一些徒手体操和轻械体操外,多半是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之类的兵式体操。其呆板枯燥和不适应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弊端,已经受到了时人的批评。
  受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 新政 中各学堂的体操教员多由中下级军官充任,他们的不能胜任和学校的不断增多,使体育师资缺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培训体育师资成为当时的一项急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学部通令全国,要求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 附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法等。名额百名,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在此前后,赴日专攻教育和体育的留学生,也纷纷回国举办体育学校和体操专修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除了一些短期训练班、传习所外,新创办的公立私立体育专门学校和体操专修科主要有: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1905年)、江苏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6年)、四川体育专门学堂(1906年)、王氏树人学堂体操科(1907年)、四川耀梓体育学堂(1907年)、河南体操专科学堂(1907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年)、奉天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年)、中国体操学校(1908年)、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08年)等。它们的教学内容有:体育学、教育学、解剖学、生理学、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这些学校和专科大都在辛亥革命前夕停办,办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前者由留日学生徐一冰、徐傅霖和王季鲁创办于上海(民国九年迁浙江吴兴),修业年限两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停办,共毕业学生36届,1500余人,好多学生毕业后,又在各地创办了一些体育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也设于上海,后改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停办,共毕业学生46届,1700余人。这些体育学校和专修科创办后,虽然体育师资仍供不应求,但多少得到了缓解。
  ①   《中国空气动力学发展史》编写筹备组:《冯?卡门中国之行》,《编务通讯》,1982.1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等运动及其竞赛活动,首先是由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开展起来的。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英、美等国各教派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无正式的体育课,只在课外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并组织代表队和运动竞赛。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上海圣约翰书院开展了田径运动,并举办了以田径为主的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后,北京汇文书院、北京通州协和书院开展了棒球运动,组织了棒球队,还开展了墙球、网球、足球等运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后,一些学校组织了以田径、球类为主的校际运动会,如苏州的 联合运动会 等,有些学校还与外国驻军进行球类比赛。基督教青年会也在体育方面积极活动。一是传播近代体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美国在天津介绍了筐球(篮球)运动。光绪三十至三十四年(1904- 1908年),天津青年会干事C。H。罗伯逊曾到京、津讲演 西洋体育 ;上海青年会干事C。H。梅克洛也在沪、宁一带进行有关体育的演说。民国五年(1916年)后,梅克洛任南京高师体育科主任,编纂了不少体育教科书;20年代初期又在东南大学体育科创办了《体育季刊》。此外,津、沪等地青年会还经常组织体育表演,并建造体育馆、游泳池等体育场所。二是组织并操纵早期的运动竞赛。宣统二年(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 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认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是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筹办的,该会体育干事美国人M。J。埃克斯纳任此次运动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后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名义上由北京体育竞进会组织,实际上也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筹办的。民国二至十二年(1913- 1923年)的远东运动会,其筹备、选拔比赛等工作,也都由青年会的外国干事所把持。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
  因人民的强烈反对,这种现象才结束。三是培训体育专业人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了 体育干事训练班 (后改为 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 );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女青年会开办了 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天津青年会也开设过 体育干事训练班.外国教会影响、制约中国体育的发展,这是中华民国体育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
  这个包袱和晚清辛辛苦苦打下的以西方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为主流的近代体育基础,以及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并不断发挥作用的、以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就构成了中华民国体育发展进步的具体历史背景。
  中华民国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开展体育运动受到种种限制,但随着时代前进的大趋势,体育也在不断地发展中,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点。
  20年代是旧式体操体系(包括德国式体操、瑞典式体操、日本式普通体操及兵式体操等)在中国由盛而衰,英美竞赛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时期,也是田径、球类等运动进一步开展,学校体育得以更新的时期。30年代是体育运动相对高涨、体育体系的形成时期。40年代是体育运动的低潮时期。根据这些总体情况,我们择其大要者,从学校体育、五四运动的影响、体育团体、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运动竞赛活动几个方面,对中华民国体育做一轮廓性的勾勒。
  学校体育方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于民国一至二年(1912- 1913年)颁布了 壬子癸丑学制 ,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的 学校令 和 施行规则 ,规定中小学仍设 体操 一科,每周3小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两种,兵式体操尤宜注重.可见,因这一学制与清末的 癸卯学制 都是仿照日本的学制系统而制定,所以其在体育方面的规定差别并不明显。
  民国四年(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获得总锦标的好成绩。但参赛运动员多为教会学校师生,公立学校无能插足者。受这一现象的刺激,这年教育部指令公立学校 引导学生于体育正课之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课,尤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宜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砺…….此后,公立学校特别是普通中等学校就出现了 双轨制体育 :一方面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课外活动中田径、球类等竞赛性活动也不断开展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教育科学的进展和一些新教育学说的传播流行,各国体育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以培养 军国民 或 优良士兵 为目的的 体操 体系渐次衰落,而生动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活动、游戏渐渐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中国受五四运动的推进,学校体育更新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也呈现出了相类似的趋势。民国八年(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案中指出: 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应加以改进。 一些学校纷纷自行废止兵操。民国十一至十二年(1922- 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仿照美国学制而制定的 壬戌学制 及其《课程纲要草案》时,正式将学校 体操科 改为 体育科 ,规定其内容以田径、球类等运动、游戏为主,并一律剔除了兵操。这是体育史上的一大进步。20年代以后,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渐统一,竞赛性活动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展起来。许多学校成立了运动部,建立了各种运动代表队,各校间经常进行比赛。但是锦标主义日益盛行,体育活动的目标渐渐趋向夺标夺魁,而不是力求使广大青年学生从中受益。
  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学校体育渐有一些具体规定。如民国廿年至廿一年(1931- 1932年),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中学与小学的《体育课程标准》,对体育课的学时、内容和授课方法等做了划一规定。民国廿五年(1936年)
  公布了《暂行大学体育纲要》,随后又制定了中小学男女生《体育教授细目》,民国廿九年(1940年)还公布了《体育实施方案》和《各级学校设备暂行标准》,做了更进一步的具体规划和规定。但由于这些文件本身有好多不切合实际之处,贯彻又不力,学校体育经费无保障等原因,实施过程中并未产生多大效果。所以,当时各学校在体育实施方面仍各行其是,并未划一。据民国廿二年(1933年)的调查,北平、天津各大学中,有的有体育正课(如清华大学每周有4小时体育课),有的只有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如南开大学、北大工学院等校,课外活动的参加者,全校千人中只有几十人),有的则仅有短时间早操。至于中小学校,因绝大部分体育教师未受过专业训练,实际是会什么就教什么,许多学校的体育课都以 自由活动 或自由打篮球来搪塞。当然,也有少数学校体育开展较好,形成较20年代相对高涨的形势。抗战爆发后,不少学校解散或迁往内地,受体育经费、场地、师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开展正常的学校体育运动已难保证。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总溃败的前夕,学校体育呈普遍没落景象。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30年代前半期,体育的专业教育发展比较迅速,众多的体育系、科、学校纷纷设立,其中办学校较正规且历史较长的是南京和北平的两所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南京高师体育科于民国九年(1920年)改为东南大学体育科,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体育系,抗战期间迁至重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增设两年制体育科,此后科、系并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所开课程,基本上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运动场地、设备在各校中也是较好的,但教学中有学科重于术科的倾向。民国五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年(1916- 1950年)该系、科共毕业学生380多人。北京高师体育科(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民国六年至卅七年(1917- 1948年)共毕业学生500多人。可以看出,当时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数量不少,但招生人数并不多,毕业人数也就更少。抗战前体育毕业生最多的年份,也只有154人。
  五四运动的影响方面。五四运动是一次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五四运动首先促进了中国人民收回体育主权。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制定规则用中文、器材用国货,表现了由反帝带来的爱国、独立意识。其次,因为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扩大影响,体育也愈来愈走向科学和民主化。由于提倡民主和男女平等,女子体育得到了发展;隶属于军国民主义的简单枯燥的兵式体操不受欢迎了,代之以更适合青少年生长发育强身壮体的活泼有趣的球类、田径等项目的推广。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列主义的传入,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科学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体育论文。民国六年(1917年)年轻的毛泽东以 二十八画生 为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辩证和唯物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体育的目的、意义、科学价值和作用以及锻炼方法、注意事项等,是较早的一篇重要的体育科学论文。恽代英同年发表在《青年进步》杂志上的《学校体育之研究》,针对当时学校体育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正确论述了体育的主要目的,并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可行的改革建议,是另一篇重要的科学的体育论文。
  体育团体方面。近代中国的体育组织,出现在20世纪初。当时,留日归国学生纷纷在江、浙、粤等地创立体育会,倡行军国民主义,这些组织多成为革命志士暗中联络和聚集革命力量的机关。这时广州和香港也出现了一些旨在提倡与组织运动竞赛的体育团体。宣统二年(1910年)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随着竞赛性运动的盛行,各种体育团体相继涌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精武体育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精武体育会是一个组织庞大的群众性体育团体,其前身是上海精武体操学校。该会以研究武术、提倡近代体育为宗旨,除推广中国传统武术(如名扬四海的精武拳等)外,还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等10余种近代体育项目。
  宣统三年(1911年)秋成立女子部。民国九年(1920年)后,又向华南及南洋一带发展,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华侨聚居地相继设立分会。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共成立总分会42个,会员约40万人。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其首任(1924、8- 1933、9)名誉会长是王正廷、张伯苓,名誉主任干事沈翮良。该会先后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设办事机构。它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会务是:进行国际间有关体育问题的通讯交往;引进及审编各种业余运动规则;主办分区足球赛和轮值在中国举行的远东运动会;选拔出席远东运动会、奥运会及戴维斯杯网球赛的选手;审订每年全国田径及游泳运动最高记录;出版《体育季刊》杂志;协助各地组织进行活动并解答有关各地关于运动裁判及疑难问题。可见,该会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体育界的权威机构。该会成立后,除办理上述事务外,还参与筹办了中华民国第四、五、六、七届全国运动会,代表中国陆续参加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等单项运动的国际协会。
  体育管理体制方面。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当局没有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官方对学校的管理,主要通过教育部和一些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发布有关指令和决议来实现。如民国四年(1915年)教育部指令各公立学校开展课外活动,并于春秋两季召开运动会;民国七年(1918年)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会议通过决议, 推广新武术 ,并把其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 体操课程 等等,都是其表现。由于缺乏管理体育的机构和制度, 指令决议 的贯彻实施都大打折扣,全国范围内体育运动的开展也处于自发阶段。
  有鉴于此,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受其它国家的影响和国内许多体育界人士的推动,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管理体制。这年十二月,大学院(当时负责管理全国学校和教育)召集部分体育专家于南京成立 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 ,作为当时的全国体育的中央管理机构。进入3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行政机构。民国廿一年(1932年)在教育部下设体育委员会(后改称 国民体育委员会 ),专门负责设计指导、督促全国体育工作,各级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民国廿二年和廿五年(1933、1936年)
  教育部还先后设置 体育督学 和 体育组 两个系统,前者负责督促、检查各地对体育法规的执行,后者主管学校体育、军训和童子军训练。除上述行政机构外,在国民党党内、军内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内,均有相应的体育管理机构。
  体育运动竞赛活动方面。中华民国时期,规模较大的体育运动竞赛活动有地区性运动会、全国性运动会、派人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
  地区性运动会包括华北运动会和华中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项目,第一届只有男子田径;从第二届起(1914年),增加了男子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和网球;从第十一届起(1924年)又增加了男子体操(器械)表演;第十四届(1929年)起陆继有了女子田径、篮球、排球和垒球;从第十五届(1931年)起,有了男子摔跤、武术表演项目;从第十七届(1933年)起,有了冰球和滑冰两项。比赛成绩也较好,突出的有:在第十八届(1934年)华北运动会上,白春育创造了12磅铅球全国记录,成绩是14。292米,焦玉莲创造了女子100米全国纪录,成绩是13″2,这两项记录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第十五届(1931年)华北运动会上,哈尔滨队创造的女子50米×4接力全国纪录(成绩28″6),也保持了18年未被打破。华北运动会共举办了18届,历史较长,运动项目也较齐全,比较正规,积极地促进了华北和全国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华中运动会是在 华中体育联合会 筹组下召开的。参加单位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4省。从民国十二年至廿五年(1923- 1936年),共举办了6届,会址分别在武昌、长沙、南昌、安庆。运动项目的发展情况如下:第一届仅有男子田径、篮球、排球,从第二届(1924年)起,增加了男子游泳、足球、网球项目;从第三届(1925年)起,又增加了棒球;第四届(1930年)起,开始有女子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第五届(1935年)增加了女子游泳和垒球。此外,每届均有武术和体操表演。历届运动成绩以湖南较好,但总起来看,华中运动会成绩不如华北运动会。
  全国运动会,从宣统二年(1910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后来被民国认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起,到民国卅七年(1948年),共举办了7届。
  第一届全运会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在南京劝业场召开,规定以华北、华南、上海、吴宁(苏州、南京)、武汉5个区为参加单位,参赛运动员140人,竞赛项目有田径、网球、足球和篮球。比赛结果,上海区获高等组田径、网球两项冠军,获总分第一;华北区获中等组总分第一;圣约翰书院获学校组总分第一;华南区获足球冠军。
  第二届全运会以全国东、西、南、北4部为参加单位,民国三年(1914年)五月在北京天坛召开。竞赛项目比上届增加了队球(排球)、棒球两顶。
  比赛结果,北部获田径、篮球、队球、棒球冠军和网球双打冠军;南部获网球单打冠军;东部获足球冠军。计算总分,北部名列第一。
  第三届全运会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及武汉体育界人士筹办的,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在武昌跑马场召开,以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5区和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参赛运动员360人。比赛结果,华东足球、棒球及网球双打获胜;华北田径、篮球及网球单打获胜;华中游泳获胜;华南排球获胜;华北获总名次第一。这届运动会明显的特点是:外国人操纵运动会的局面有所改变;女子开始参加表演(球类、武术、器械体操);田径赛之丈量由以前的英尺制、码制,一律改为米制。
  第四届全运会由全国体协具体筹办,民国十九年(1930年)四月在杭州梅东高桥举行,参赛运动员1630人,较以前大幅度增长。这次运动会首次改以省、市、特区及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首次增设了女子组;采用锦标制,男子竞赛设田径、全能、(五项、十项两种)、游泳、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8种锦标,女子设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四种锦标。比赛结果,以上海、广东、香港为优。
  第五届全运会由国民党政府 全运会筹委会 筹办。民国廿二年(1933年)十月在南京中央体育场召开,参赛运动员1630人。这次运动会增设了男子 国术 (武术)锦标,且将田径锦标分为田赛与径赛两种锦标。比赛结果,上海名列前茅。田径项目创造了一些好成绩,如刘长春创造了男子100米跑全国纪录10″7和200米跑全国纪录22″1,赫春德创造了跳远全国纪录6。912米等。
  第六届全运会民国廿四年(1935年)十月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参加运动员增加到2348人。竞赛项目与上届相同,增设了举重、竞走、马球、小足球、摔跤、自行车等表演赛项目。结果仍以上海成绩最优。
  第七届全运会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时期的最后一次。民国卅七年(1948年)五月也是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参加单位共50余个,运动员2700人。竞赛项目中增设了男子举重、拳击和男女乒乓球单打、摔跤,还增加了男子器械体操(包括单、双杠)、跳水、水球、棒球、射箭、拳术等表演,以及女子射箭、拳术及举重表演项目。比赛结果,香港队获男、女总分第一。
  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时期全运会虽然在项目、参赛人数等方面有所发展,但运动技术水平和成绩的提高却相当缓慢,许多项目的成绩更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派人参加了从民国二年至廿三年(1913- 1934年)的第一至十届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是远东国家的区域性国际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赛、径赛、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8项,第九、十两届增加了全能项。各项均设锦标,并在此基础上设总锦标。民国九年(1920年)作为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运动会和体育组织,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为国奥所承认。此后,比赛规则、项目、记分方法、丈量制度均受奥运会影响而渐趋规范化、标准化。 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坚持拉满洲国入远东运动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第十届后的远东运动会因无法继续举办而宣告解散。中国参加历届远东运动会的成绩,以第二届为最优,名次在菲律宾、日本之上,获得总锦标。足球队实力也一直保持不败,除第一届获亚军,第九届与日本平分锦标外,余8届均获冠军。历届田径、游泳比赛中,中国运动员也夺取了一些单项冠军。
  自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中国体育界人士、远东运动会的赞助者王正廷以个人身份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中国开始与奥运会发生关系。民国十七年(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宋如海出席参观开幕式。民国廿一年(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国民党政府原不打算派代表出席,但因日本声称要派两名中国选手代表满洲国参加这次奥运会,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促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募资派遣田径选手刘长春和教练员宋君复前往参加比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国派遣140人的代表团出席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其中,男运动员69人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游泳、举重、自行车的比赛,并有武术运动员前往表演。比赛结果,除符保卢的撑竿跳高以3。80米的成绩取得决赛权外,其余各项均在初赛中被淘汰。 中华赴欧体育考察团 也随同运动员前往。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中国还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参赛选手有足球20人、篮球10人、田径3人、自行车和游泳各1人,无女选手,还有30人的随行者,比赛结果,各项均在预赛中被淘汰。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参加比赛的三次奥运会都没有实现0的突破,这一重任只好交给后来者了。这一现象,不能不说反映了当时中国体育的整体水平。
  (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
  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通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和保卫根据地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体育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
  (1)红色根据地及红军中的体育。中国共产党首批创立的红色苏维埃根据地,有广东海陆丰、井岗山、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广西左右江、陕甘和海南岛琼崖等10多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赣南闽西,即中央苏区。这里的体育活动最为活跃,无论工厂、机关、学校、连队,都普遍了 列宁俱乐部 (也称 列宁室 ),由它在工会和青年团领导下负责筹办、组织各单位的文化体育活动。据统计,中央苏区曾有列宁俱乐部1917个,参加文化体育活动的固定会员达9。3万余人,形成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风气。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带头参加体育锻炼,毛泽东坚持冷水浴、做早操、跑步、爬山、打篮球、踢足球。他还和徐特立等领导修建了瑞金沙洲坝的大运动场。
  朱德、邓发、张爱萍、杨勇等经常打篮球、排球;任弼时当时是苏区中央局篮球队的中锋;邓小平、聂荣臻经常跑步;红军女子大学校长康克清曾带领学生在双清桥下游泳。
  中央苏区的学校、机关体育也相当活跃。中央苏区有3000余所列宁小学,学生10余万人。列宁小学和儿童中广泛开展了徒手操、表情歌舞、游戏、舞蹈、秋千、拍皮球、叠罗汉等多种体育活动。苏区的少先队设有中央总队部,由周恩来兼党代表,总队部下设有专门的 体育训练委员会 ,少先队员在站岗、放哨、当交通员等协助保卫活动中,经常手持一根棍子进行操练。
  每逢大的节日就进行各种体育比赛。如民国廿二年(1933年)先后在瑞金、宁都举行了以步伐操练、散兵群、瞄准、投弹等为内容的 闽赣两省少先队军事体育比赛大会 和以篮球、足球及各种田径项目为内容的 闽赣两省少先队运动会.中央苏区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也经常广泛开展体育活动。苏维埃大学经常开展的体育项目有足球、篮球、乒乓球、单杠、双杠、赛跑、竞走等,还举行过有关体育活动的讨论会。在机关干部中盛行球类运动,不少机关都组织了球队,经常互相比赛。篮球以少共中央篮球队实力最强,曾在民国廿二年(1933年) 五卅 全中央苏区的运动大会上,打败了所有对手,取得大会篮球赛冠军。
  中央苏区每逢 五一 、 八一 、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以及 三一八 、 五卅 、 九一八 等纪念日,几乎都要举行各种运动会。竞赛活动往往结合军事体育、政治教育和文娱表演进行。在举行各种田径、球类项目比赛时,常常有障碍跑、投弹、刺杀、马刀、抬担架、爬云梯等比赛;也进行游戏、跳舞、高跷、霸王鞭、表情歌舞等表演和比赛;儿童的比赛中有竹箭射击、打野外等项目。民国廿二年(1933年) 五卅 纪念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 ,计有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少共中央队获篮球、排球冠军,红军学校队获足球冠军。运动会后还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大会,这是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体育组织。
  其它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不同规模的体育运动。如方志敏领导创建的赣东北苏区,在民国廿年(1931年)曾在列宁公园附近修建游泳池,平整大操场,并以此为场所经常开展田径、球类、游泳、军事体育以及秋千、举石担、爬山、武术等民间体育活动。每逢春、秋两季还召开 赤色运动会.各地苏区的30万红军,是苏区的开拓者、建设者和保卫者,也是苏区体育的骨干和先行者,体育运动是红军进行战备训练、增强战士体质、活跃部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军事体育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井岗山时期,红军领导人经常带领部队,结合练兵进行爬山、行军、打野外、做游戏等活动,部队常被分做两支,在山下集合,一声令下后就比赛爬山夺红旗,优胜者往往发给3发子弹、两片烟叶或1双草鞋。红一方面军和其它红军,结合练兵开展了射击、刺杀、劈刀( 马刀花 )、爬山、跳障碍、爬云梯、木马、投手榴弹、过独木桥等军事体育项目。还普遍采用每天出3次操、上两次理论课的 三操两讲堂 制,上述军事体育项目,就是出操的主要内容。
  此外,跑步、爬绳、跳高、跳远、撑竿跳高、投标枪等项目也紧密结合战斗需要开展。另外,在连队俱乐部领导下,也开展各种球类、单双杠、打秋千、舞蹈、游泳、棋类等文化体育活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 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娱乐部工作,作下列各种游艺:①捉迷藏;②玩足球;③音乐;④武术;⑤花鼓调;⑥旧剧等。 节日和纪念日,红军中各种军事技术比赛和体育比赛相当活跃。建军节几乎都有体育比赛,中央苏区红军多次举行过 八一运动会.万里长征途中,红军仍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进行体育活动。有的部队一到新营地,常勘察江河、池塘,进行游泳。到达遵义后,红一方面军战士和当地中学进行过篮球比赛。民国廿五年(1936年),朱德随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炉霍县,曾和战士们一起在驻地修建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活动,并在 五一 节召开了运动会。长征结束后,在甘肃庆阳举行了全军运动大会。民国廿五年(1936年)红一军团举行了 五一 运动大会,红十五军团也召开了运动大会,并邀请国民党东北军关麟征部参加比赛,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次运动会的运动项目有武装赛跑、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红军中的体育活动体现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一优良传统后来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中的体育,因受战争状态和恶劣生存环境的限制,充分体现了群众性、艰苦性和军事性的特性,也相应地缺乏系统和规范化。
  (2)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体育活动,以陕甘宁边区最活跃。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进驻保安县(今志丹县)后,红军部队、工厂和机关中就开展过跳高、跳远、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铁饼和篮球、乒乓球、网球等各项体育运动。民国廿六年(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就以延安为中心逐渐开展起来。
  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入延安,延安体坛出现了新的喜人局面。民国廿六年(1937年)秋,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延安工作科下设青年俱乐部,开始筹办延安全市性的体育比赛,并组织群众在延安北门外的大砭沟修建青年运动场。民国廿八至卅一年(1939- 1942年),延安的体育运动形成高潮。为加强对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领导,民国廿九年(1940年)五月四日成立了根据地著名的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由李富春任名誉会长。它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组织和推动各基层单位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军民体质,提高生产、工作和学习效率,为抗日战争服务。体育会成立后,有了一定的经费,在经济、技术指导、器材设备等方面对各单位提供一定帮助;并曾在延安提倡每天 10分钟运动 ;组织过示范表演和体育照片展览;利用假日、节日组织全市性运动会和各种比赛。民国卅年(1941年) 五一 节举行了全市工人的球类竞赛;同年 五四 又举行了延安各界运动大会。民国卅一年(1942年),在体育会的安排下,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各派出20多个篮球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对抗赛。这年一月二十五日,延安还成立了一个体育学术机构—— 延安新体育学会 ,朱德当选为名誉会长。会上决议要对体育、卫生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倡议在延安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即随即召开的延安 九一 扩大运动会。
  这是抗战期间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民国卅一年(1942年)六月开始筹备,不少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进行了选拔赛,组成各单位、各系统的体育代表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这次运动会很重视,不少领导人直接参加领导工作,朱德任运动会会长,贺龙、柳湜任副会长,李富春、肖劲光任正副总裁判,裁判委员会委员有徐向前、王震、徐特立、吴玉章等,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叶剑英,委员有胡耀邦等,具体工作由延安体育会负责和主持。九月一日大会在延安大砭沟青年运动场开幕。朱德致开幕词,吴玉章致贺词。参加运动会的有延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的代表,以及边区各专署、县、市的运动员共1300多人。八路军120师和山西新军的代表还专门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赶往延安参加。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以及武装爬山、武装爬障碍、射击、投手榴弹等。此外,还有网球、足球、棒球、马术、赛马、跳水、武装渡河、举重、双杠、单杠、木马、垫上运动、团体操、舞蹈、武术等表演项目。比赛分男子、女子、少年3组进行。
  比赛期间,延安《解放日报》连续登出 九一 扩大运动会特刊,刊登朱德、贺龙等领导人的题词和专文,大加宣传。
  为培训边区的体育干部,民国卅年(1941年)春,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体部领导下,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办了一个体育训练班。同年九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体育训练班就扩大为延安大学体育系。该系有专职工作人员1名,既管行政又搞教学,其余教员兼职进行义务教学。教学采取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方法。教师们编写了各种教材,开设了篮球、排球、田径、垫上运动、游泳、滑  冰、体操、舞蹈、解剖学、生理学、体育理论等课程。30多名学员,冬天和雨天在窑洞上课,晴天在山沟或山坡上课,延河滩就是田径场,延河是游泳和滑冰的场所,篮、排球网自己织,破麻袋装上麦秸、羊毛就是体操垫子;器材简陋、伙食差,但大家学习、锻炼的热情很高,有人100米跑出了12″,跳远跳出5。9米。民国卅一年(1942年)夏天,这批学生结业,大多分配到部队和边远的学校担任体育指导和教学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体育,较之中央苏区有了较大发展。如群众性体育运动形成了初步规模和系统化,运动项目也不再以军事为中心,并增加了垫上运动等运动项目;较早就有了负责组织体育运动的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和研究体育运动的学术机构延安新体育学会,体现着向正规化和系统化的迈进;开始有了培养体育人才的培训班和延安大学体育系,有了长久科学化的打算等等。但这时的体育运动受时代和地域条件的限制,仍然没有走出以群众性体育运动力主的旧模式,体育运动正规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任务仍很艰巨。
  (3)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体育。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和留在南方各省的红色游击队,在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后,继承红军的传统,重视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抗战最初几年,八路军总部转战在晋东南山区,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朱德、罗瑞卿、左权常和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排球和足球,朱德在排球场上相当活跃,对带动体育运动起了良好的榜样作用。当时机关和连队都有篮球队,仅八路军司令部就有3个队,经常和政治部进行友谊比赛。八路军总部还多次举行小型运动会,进行球类、田径和军事体育等项目的比赛。其它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也开展了各种体育活动。冀中军区在民国卅年(1941年) 五一 和 五四 就举行过运动会;战士们曾化装穿过封锁线,到敌占区天津去买回篮球和关于比赛规则等方面的体育书籍;并派出一个篮球队,穿过封锁线,到晋察冀军区去参加庆祝 七一 的篮球比赛。
  在八路军各部队中,120师的体育活动一直享有盛名。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很重视体育。从民国廿九年(1940年)起,师部配备专职体育干部。
  同年七月,在师部教育科下设体育股,要求纵队、旅、团各级司令部设体育参谋,管理组织系统比较健全。民国卅年(1941年) 八一 运动后,贺龙师长还亲自召开全师体育工作会议,布置检查体育工作。民国卅一年(1942年)在师部和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创办了 体育训练队 ,培养了一批体育干部。当时,120师较广泛地开展了球类、田径、体操、举石担、举石锁等活动。此外,军事体育项目也开展得很普遍,投弹、射击、刺杀、超越障碍和器械体操被称为 练兵五大技术 ,不但进行广泛训练,而且还被列为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篮球在120师特别盛行,每个营都建有1个篮球队。其中在民国廿七年(1938年)初,由师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和师直属队干部、战士组成的120师战斗篮球队(简称 战斗队 ),是抗日根据地实力最强的篮球劲旅。该队曾两次战胜陕甘宁边区的冠军队——东干队,因此誉满全国各抗日根据地。 战斗队最初有队员30多人,他们在频繁的战斗中坚持训练和提高,不但打篮球,还广泛开展排球、游泳、田径、骑马和各种军事体育项目,实际上成了部队开展各项体育活动的骨干。
  战斗在华中各地的新四军也积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新四军领导人重视和喜爱体育活动。在黄桥决战中,敌军的枪炮声已近在耳边,陈毅将军仍然从容镇定地执子走棋,其对围棋的热爱一时传为佳话,对新四军内的体育活动的开展起了良好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民国廿八年(1939年),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苏北江都大桥地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下,仍利用休整时间开辟运动场地,自制运动器材,开展刺杀、投弹、跑步、跳远、跳高、单杠、木马和篮球等活动。民国廿九年(1940年)春,该纵队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民国卅一年(1942年)元旦,新四军军部、师部、7旅旅部、8旅旅部等篮球队同前来慰问的八路军115师慰问团篮球队在军部驻地举行了新年篮球友谊赛。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 1949年),各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在战争状态中,仍然利用间隙,结合练兵开展了各种体育运动。特别是在民国卅五年(1946年)上半年开展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练兵运动中,军事体育和普通体育的作用得到了大发挥,使这次练兵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军的作战能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为以后获得全国胜利提供了良好的素质基础。
  人民军队中的体育活动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军事体育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过比较起来,八路军新四军较之红军,其普通体育项目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可以看出,军事体育和普通体育项目相结合进行,是提高军队体育水平的一个良好方法。军队体育的社会化趋势,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九、结语
  教育必然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这在今天看来已成共识。但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因为受时代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未能全盘地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其比较缺乏国情性的教育思想及与之有关的教育运动,则在当时只是昙花一现。像乡村建设运动及有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家们,没有看到中国社会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所在,以及土地改革这个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推出了一套学校——行政式的社会教育改革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在当时有许多可取之处,在现在仍有现实意义,但由于出发点的背谬,最终还是注定了它的结局。平民教育、自由主义教育、活教育、生活教育、民主教育都难于实施,或根本搁置了起来,只能留作后人借鉴。至于在国难日重、国危日迫的情势下,仍然坚持学生当以读书为本分、 救国不忘读书 之类的观点,简直就该  说是大逆不道了。
  政治决定教育的规律,恽代英早就指出了。民国时期政治性又特别强,民国教育自不能不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和 三民主义 教育;北洋政府为了自保,搬运外国教育,兼施土洋结合,封建性较浓;中国共产党标明教育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战争,其教育中军事成分较浓。受社会政治问题严重性的影响,许多教育主张、教育运动围绕当时的中心政治问题而展开。 教育救国 在民国时期高唱不绝,缘于中华民族一直灾难深重;乡村建设运动的诱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启示。经过分析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民国时期救亡图存、自强独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教育。撇开这个大目标,人为的政局动荡也使教育不断呈现出波折性和起落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建立后,都根据自己的意旨颁行了不同的新学制,我们不否认这些学制改进的合理性和有益性,但也无法否认这些改变造成的混乱,这就带来了重新整合的困难和波折;中国共产党因为被迫长征,红色根据地的教育完全废弃,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便只有从零建设起。以此与教会教育的发展相比较,便会倍觉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可贵了。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们,满腔热情,要振兴中国的教育,并以此改造社会、振兴中华,但却只能接受一个个的失败,只有某些教育实干家(如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创办厦门大学的陈嘉庚以及倡行职业教育的黄炎培等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正是这些可贵的失败尝试,促进了民国教育的发展,为后来的教育事业昭示了前途。民国教育留给我们的,不完全是奠定基础的成就,更多的是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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