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二、噶当派
 

二、噶当派

  噶当派是以所传教法的特征命名的。“噶”意为佛语,即佛的言教,“当”为教诫、教授,两字合在一起指佛的一切言教,包括显密经典,都是佛徒全部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其教法渊源于阿底峡,但创始人则是阿底峡的著名弟子仲敦巴。

  仲敦巴(1005—1064),出生在堆垅(拉萨以西)的富豪家庭,幼年在许(郎县)学藏文,后迁居康区,拜赛尊为师学佛。1045年初,至布让正遇拟邀请的阿底峡,后与来迎阿的卫藏僧侣代表一起,经后藏贝塘抵拉萨。自此一直追随阿底峡。1056年,阿底峡死后的第二年,仲敦巴接受藏北当雄一带地方头人的邀请,前往热振传教,并建立了热振寺,以此为中心,噶当派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仲敦巴一直是在家居士。随他学经的僧人有5、60人。他死后,热振寺的堪布由阿底峡的另一弟子南交钦波(1015—1078)继任,扩建了寺院。再传之后,才由仲敦巴的弟子博多哇(1031—1105)担任堪布。博多哇和仲敦巴的另一弟子京俄巴分别收徒传教,由此分成噶当派的两个支系,即教典派和教授派。

  教典派强调佛教经典的地位,重视对佛籍的学习,由此而得名。博多哇在未担任热振寺堪布以前,门徒已有千余人。后来他离开热振寺,另建博多寺,使噶当派的声势在卫藏地区大加发扬。

  博多哇门下以朗日塘巴(1054—1123)和夏尔哇巴(1070—1141)最有影响,都着重于讲经传教,前者有徒2 千多人,后者有弟子3600人。夏尔哇巴弟子中的甲·怯喀巴和董敦,又分建寺院,在教典派内形成两个系统。

  甲·怯喀巴(1101—1175)在拉萨附近的墨竹建怯喀寺,并任堪布,死后,由赛·基布巴继任。赛·基布巴(1121—1189),于1164年左右又建基布寺(又称新怯喀寺),任两寺堪布。死后由拉·隆格旺秋继任。

  拉·隆格旺秋(1158—1232)出身于吐蕃王室的后裔雅隆觉卧家族,自此开始,怯喀和基布两寺的堪布都由代表封建地方势力的这一家族成员担任。拉·隆格旺秋曾向1204年进藏的喀且班钦·释迦室科学习佛法。据说喀且班钦是印度那烂陀寺的最后一任寺主,他带来了“说一切有部”戒律,使四部戒律,(说一切有部、大众部、犊子部、上座部)在西藏佛教中得以齐备,此后继任两寺堪布的是拉·卓微衮波(1186—1259),本名绛曲沃,在任两寺堪布期间,凭借自己的宗教影响和本家族的政治经济实力,兼并了许多寺院及其属民,在13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雅隆觉卧地方势力关系密切的寺院集团。此后的四任堪布都属雅隆觉卧家族,直到1377年。这个家族同萨迦派的关系也很密切,在13世纪后半叶萨迦和止贡噶举的纷争中,怯喀寺、基布寺系统就是和萨迦派联合,一起反对止贡噶举的。

  夏尔哇巴的另一弟子董敦(1106—1166),在纳塘讲经传教12年,1153年创建纳塘寺,以此为中心,发展成为纳塘寺系统。这一系统由传授喀且班钦所传律学而著名。13世纪晚期,纳塘寺僧迥丹惹迟,将该寺所藏藏译佛经编订为《甘珠尔》、《丹珠尔》,当是编纂藏文大藏经之始。

  噶当派的教授派以注重师长指点教授下的实修而得名。也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京俄巴系统:一是内邬素巴系统。

  京俄巴20岁时在热振寺从学于仲敦巴,得受某些秘密传授的佛法。他着重提倡念咒、供佛和静修,这也是教授派的显著特点。

  京俄巴的弟子甲域哇钦波(1075—1138),是甲域寺(在隆子县境)的创建者。有徒2 千多,其中藏巴仁波且担任洛寺(京俄巴建)和甲域寺的堪布,冲协仁波且创建岗岗寺,2人均传承京俄巴的教法。

  教授派的另一系大师内邬素巴(1042—1118)是热振寺第三任堪布衮巴哇的弟子。他在倡导修定的同时,也注重经典研习,且能替人看病。他有两个著名弟子,其中皆贡钦波创建仁钦岗寺,绛曲格哉常住达坚寺,他们都以传承内邬素巴教授的修持和密法为主。

  以上就是教授派的两个系统(京俄巴、内邬素巴)和四个传承(甲域、岗岗、仁钦岗、达坚)。

  噶当派的主要寺院是拉萨以南、聂当以东的桑浦寺,1073年由阿底峡的弟子俄·雷必喜饶创建,原名内邬托寺。以提倡因明和辩论而著名。俄·雷必喜饶被称为大俄译师,幼年出家,后到康区向赛尊学佛法。1045年,他同枯敦·尊追雍仲等回到前藏,在拉萨附近建立扎纳寺,讲经传教。当阿底峡来前藏时,他也追随学法。他对仲敦巴十分敬重,曾多次去热振寺求教。他翻译和修订过不少有关因明的著作。死后,其侄子俄·罗丹喜饶(1059—1109)继任桑浦寺堪布。

  俄·罗丹喜饶曾与两译师到阿里参加“火龙年法会”,后去克什米尔留学17年,约在1093年返藏。又到尼泊尔学密教。他翻译了许多佛典和因明论著,西藏大藏经中有他译出的经论40余部,人称小俄译师。他常在拉萨、桑耶一带讲经,特别讲授他翻译的因明著作《量庄严论》、《量决定论》、《量决定论疏》和“慈氏五论”中的《现观庄严论》等。有弟子 2万8千多,涌现出大批在佛学方面很有成就的人才。此后还出现了小俄译师的活佛转世系统,转世寺院是昌都查雅的马贡寺,但不知发端于何时。

  小俄译师的弟子中,以卓垅巴的成就最大。他为许多显密经论作注疏,其中根据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写成《教次第广论》和《道次第广论》,阐扬噶当派的教义,为后来宗喀巴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提供了蓝本。

  恰巴却吉僧格(1109—1169)是桑浦寺第六任堪布,著有《量决定论广注》、《量论摄义颂》及其自释。他写的《量论释义》,被称为西藏因明入门书之祖,提供了学习因明的独特方法,促使因明学更加兴盛。据说西藏佛教各派学经,普遍采用辩论的方式,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桑浦寺极盛时期,西藏佛教各派僧人常来这里学习,成为讲授因明的重要据点。大小俄译师所传的因明被称作“新因明”。此外,以《现观庄严论》及其注疏为主的般若学、以《入中论》及其注疏为主的中观学,也多由桑浦寺传播发展开来。它在西藏佛教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桑浦寺在恰巴却吉僧格以后,分为上下两院。在萨迦派掌握地方政权时,有几个扎仓曾被萨迦派收管。15世纪格鲁派兴起后,该寺与噶当派其它寺院一起并入格鲁派。

  噶当派以修习显宗为主,所习经典为《大乘经庄严论》、《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本生鬘论》和《集法句论》,称为“噶当六论”;加上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又称“噶当七论”。此后还增加了“慈氏五论”和龙树的“六如理聚”。它特别强调佛徒的修习次第,认为应该先学显宗后学密宗,并且只有对少数有“根器”的人授以密宗。主张显密二宗不应当相互攻讦,而应相互补充。

  噶当派的密宗修习以《真实摄经》为指导,此经属于密宗四部中仍以显宗教义为基础的瑜伽部,和萨迦、噶举等派推崇无上瑜伽密有所不同,又与宁玛派大量吸收苯教成分有很大差别。一般认为,噶当派的显密教法被认为是比较“纯净”的。

  噶当派比较正统,与汉地佛教一样,既重“观”,也重“行”。所谓“观”,相当于哲学世界观,“行”指修持实践。阿底峡讲“观”的书有《入二谛论》和《中观教授论》,讲“行”的书有《摄行炬论》和《发菩提心论》,《菩提道灯论》则为噶当派全部教法提供了概括性的依据。

  《菩提道灯论》把众生分成三类:一类曰“下士”,他们不求解脱,只求今生“利乐”,属“人天乘”;第二类为“中士”,这类人只求个人解脱,不想普度众生,属于“小乘”;第三类是“上士”,他们自求解脱,也救度众生,属于“大乘”。与此相应的修行次第也分下中上,合称“三士道”。学者从学“三士道”,必须先求名师,依照师长指导,再去身体力行,否则难免误入歧途。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就可以从“下士道”依次修起。

  “下士道”要求学者认识有生即有死,按业报法则,轮回无已。为了避免死后堕入“三恶趣”,求得“人”、“天”福报,就要皈依“三宝”,努力做止恶行善的事。即所谓“下士勤方便,恒求自身乐”。

  “中士道”要学者认识修待“下士道”,虽然能求得世间乐,但不能超脱流转苦,为了从世间诸苦中彻底解脱出来,就要遵循师长指导,进一步修持佛教规定的戒、定、慧“三学”,达到涅槃境界。是谓“中士求灭苦,非乐苦依故”。

  “上士道”要求学者发“大慈悲心”,决心自利利他,修“菩提行”,实践布施等“六度”。这样,既可度己成佛,又可度人永离诸苦,这才是大乐。故曰“上士恒勤求,自苦他安乐,及他苦永灭,以他为己故”。

  “三士道”把“人天乘”列进佛教教法,意味着沸教已自觉地将社会的道德教化列为自己的职责范围,这一思想不是始于阿底峡,而是8至9世纪间的唐宗密。但整个说来,“三士道”均属显宗的教法,地位远不如密教为高。因此,《灯论》的最后部分就是论述密宗的修习,它划密宗经典为作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四部,强调了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灯论》为噶当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确定了西藏佛教以实修为主的精神。

  噶当派在11至12世纪的200年中得到很大发展,尤以僧徒众多,寺院广布而著称。13世纪中叶,领兵进藏的蒙古将军多达那布在给阔端汗的信中谈到:“在边地西藏,僧伽组织以噶当派最大”。他们与地方割据势力结合在一起,曾形成相当规模的寺院集团,尽管并没有实际掌握过世俗政权。

  西藏佛教请教派普遍受到噶当教法的影响。噶举派的初祖玛尔巴曾从阿底峡听闻教授。达波噶举的达波拉杰先从贾云答学习噶当教法,后来又从米拉日巴学习大手印,他所传的教法,是噶当教法与大手印合修的教授。此外,噶举派的帕木竹巴、枳贡世间估、达城塘巴钦波、噶玛知三世等,都学过噶当教法。萨迦派的四祖庆喜幢曾从内邬素巴的弟子吉沃雷巴学习噶当教授,他的著作中所说的大乘共道的修法,即渊源于噶当派。

  15世纪格鲁派按噶当派的教义发展起来,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变成了黄教寺院,噶当派不复存在,而黄教则被称为新噶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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