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 下 作者:黄裳

  关于柳如是
  过去随便翻阅晚明野史,经常遇到有关柳如是的故事,逐渐引起兴趣。
  不过这和许多旧时代的诗人文士的出发点并不相同。
  柳如是在她的同时侪辈中间,无疑是声势最值赫的一位。无论是“秦淮四媺”,还是李香君、卞玉京,她的这些前辈或姊妹行,都远远比不上她的气派。不但在当时,就是在身后,300 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感慨一番。一张小像,一颗印章,一面镜子,一只笔筒,都是发泄幽情的好题目。这些雅人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想吊死去了若干年的这个小女人的膀子,却完全不顾在辈份上说,她该是他们的祖母、曾祖母……行,在实际上说,她又是一位“女吊”(女性的吊死鬼),竟忽略了她会在半夜里跑来“讨替代”。
  古今有些才子的有些设想,确是十分古怪的。譬如一个人,死了以后变鬼,这自然没有问题。但变鬼之后,会不会一年年也老下去呢?一般的意见又并不以为如此。牛僧孺作《周秦行纪》(或云这是旁人托名所作,用以进行政治陷害的,是颇古的“阴谋文学”,这里姑不具论),说他夜宿汉薄太后庙,会见了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潘淑妃、绿珠等一大串不同时代的古美人,一律朱颜绿鬓,宛如当年,饮宴倡酬,最后由昭君伴寝。(在别人都推辞了以后,薄太后选定昭君伴寝,那理由也是非常有趣的。说她嫁给了呼韩单于,后又改嫁,“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所以尽可自由行动,不要紧的。)实在风雅极了。不过想想戚姬后来是成了“人彘”的,杨贵妃缢死,潘淑妃杀头,绿珠跳楼自杀,都是血肉模糊的形象,但牛僧孺却一概不见。
  自然,这是小说,是才子们的白日梦,但也确实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迄今有关柳如是的许多诗文,大半即属于此类。自然,在这中间,有些议论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的。我这里所指的是总的倾向。
  为了“研究”(姑且这么说说吧),我搜集过一些资料。托朋友从图书馆里抄来了她的诗集,从清人文集、笔记中搜集了一大堆有关文献,几乎有编成一册“靡芜集”的本钱了。又搜集了她的一些逸诗,还买到过一张朱野云所抚的小像,正是如是初访半野堂的小影。画幅四周,题满了吴山尊、费屺怀、严几道等数十位作者的题诗。可惜的是,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一切就都“迷失”了。大概是“有一弊必有一利”吧,摊书满前,未必能写得出文章;面前只剩一张白纸时,倒也会胡乱写下些意见。自然,距离“研究”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远了。
  30 年前,我组织过梅畹华写他的传记,我的希望是通过他个人的经历、纪录或表现出清末一解放这个历史时代的一个侧面。他后来写出了一部未完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有些人的意见是生活谈得多了,也就是说艺术谈得少了。不过我想,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似乎多半还是谈生活的那些处所吧。
  不管类比得怎样不伦,柳如是和梅兰芳,无疑都是很典型的历史人物。
  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一个则活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末期,在新中国还活跃了十来年。两者都是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社会的变革都是激烈而巨大的。两人的具体身份又都有可能接触十分广阔的社会面。通过他们的个人活动,具体地、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社会,那条件都是十分优越的。
  柳如是也是有艺术才能和表现的吧?她写过一些诗词,留下了一卷尺牍,都很有特色,也都是不会磨灭的。她作为一个“名伎”,应该也有些吹弹歌舞的本领,不过我说不清。她有一幅《月堤烟柳图》的卷子流传下来,后面还有钱牧斋的题跋,我见过照片,却实在幼稚得很。不用说,这一切比起她的生活实践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正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口号一般,学得吹拉弹唱,“普天下服侍看官”,则是妓女、歌女……一切最下层的受迫害者的呻吟。两者之间,有被迫与自愿的不同,相同的是都有货色“出卖”,男的卖“艺”,女的就只有卖淫。卖淫也有三六九等的。明末秦淮就分旧院和宁院、猪市(或作朱市)许多等级;解放前上海也曾有长三、么二……许多名色。柳如是是属于高级的名妓,虽然身份不同,但努力方向是并不两样的。她们都要想方设法,早日跳出火坑。说得好听些就是“选婿”。
  明末名妓选婿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像“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要选择怎样的对象,她们采取一些怎样的手法去捕获对象……这一切,如果加以细密的研究,是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启示的。首先,依据当时的标准,怎样的对象,才算得上是头等的?
  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地主、名士,但当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发展的时候,商人也挤进来了,不过地位还是虚弱的。名士的得以跻身其间,原因是他们或则本身就是大地主,或则可以向大官僚转化。“名士”本身倒并没有什么分量。
  记得野史中记如是最早出身于盛泽的归家院,她本姓杨,名爱,柳则是“寓姓”。最早见于记载和她关系亲密的腻客是复社党魁的张西铭(溥)。
  这是很重要的线索,说明在她开始进入社会之际就和晚明的政治圈子发生了关系。接下去又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如是儒生打扮,到松江去拜访陈卧子,递上名片自称“女弟”,她是想下嫁给陈子龙的。这一段因缘又没有成就。
  “野史”说什么陈子龙“性严峻不易近”,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张溥和陈子龙都是晚明党社中举足重轻的人物。他们掌握操纵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其对立面则是以阉党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中极端没落腐朽的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中,他们的政治倾向是正义的代表,有颇广泛的政治基础。张溥先死,陈子龙在南明弘光一局以及后来浙东抗清起义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最后死于清师的镇压。柳如是最初相好和选择下嫁的对象,是这样两位“名士”,确是很值得注意的。
  王国维有题如是《湖上草》三绝句,其第三诗云: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
  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过去女人写信作文,不是自称为“侬”就是自称为“妾”,这里换上了一个“弟”字,在300 年前,可实在非同小可,难怪士大夫要目瞪口呆,为之哗然了。在古今妓女中间,这样毫不气馁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视一切的,柳如是是仅有的一例。这是对封建礼法的愤怒抗议,断然将它踏在脚下,勇敢地挣脱身上的枷锁,争取“人”的地位的行径。绝不能仅视之为有趣的“佳话”的。柳如是《湖上草》中有“我是华亭旧时客”之句,顾苓《河东君传》也说“君初适云间孝廉为妾”,这不知何指,大抵总不是陈卧子。如是在下嫁钱牧斋以前,活动地区,不外松江、杭州、吴江一带。徐野君士俊有“菩萨蛮”词,题《初三日与柳姬闲话》:仙源隐者应如是,桃花引惹渔郎至。一笑不相亲,再来何处寻?春城寒食句,青满章台路,休道柳如眉,月痕今似谁?(《今词苑》卷上)
  词中所咏当是如是,试看第一句,作者就将“柳隐”、“如是”字样都组织了进去。此词当作于湖上,别无其他故实,只“一笑不相亲”两句,勾勒了如是若即若离的姿态。因是同时人的投赠之作,十分可贵。
  更难得的是在李因《竹笑轩吟草》里,有《赠柳如是校书》二首,题下小注云,“工诗文临池”:不解长条系别离,一声折柳正相思。
  秋风犹恐成憔悴,好护青青似旧垂。
  昼掩章台自著书,十离诗就寄双鱼。
  扁舟三泖烟霞迥,觅得莼芽伴索居。
  龛山亦史是庵李因,也是一位名妓,后嫁葛征奇,是有名的女画家,她的《竹笑轩吟草》共三集,初集刻于明末清初。所收都是甲申以前的诗。集中颇有投赠同时姊妹行之作,如是之外,尚有赠王玉烟、王畹生(玉烟女弟,工弈棋画兰)、李淡生(工诗,善弈棋、音律)、章韵先(善杂剧、画兰)的诗。这两首诗尤可珍重,描绘了如是寄居九峰三泖之间的生活情况。多年来收集如是同时人的投赠之作,仅此而已。
  如是另一位密友是为她刻了《尺牍》和《湖上草》的汪然明。他是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有《春星草堂集》,收在《丛睦汪氏遗书》中。可惜我不曾仔细看过,现在说不出其中有无与如是投赠的诗文了。《柳如是尺牍》一卷,收31 通小札,都是寄给汪然明的。从其中透露的情况看,她和汪然明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如是来到湖上,就借住在汪的湖庄里。时间当在崇祯十二年己卯。在这些信里,如是自称“弟”而称汪为“先生”。汪对如是的生活,多方照顾,还为她的归宿细心规划。汪和钱牧斋也是相识,如是访牧斋于半野堂,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给汪然明的最后两封信都提起过。王国维诗第二首说,华亭非无桑下恋,海虞初有蜡屐踪。汪伦老去风情在,出处商量最恼公。
  就说的是此事。国维又一诗说,羊公谢傅衣冠有,道广性峻风尘稀。
  纤郎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
  静安自注云,“尺牍二十五云,‘承谕出处,倍见恺切。特道广性峻,所志各偏。久以此事推纤郎,行自愧也。’纤郎疑即王修薇字,号草衣道人,广陵人,后归许霞城给事。”
  这是汪然明为如是撮合,如是辞谢了,而举“纤郎”以自代的一例。这种例子不只一端,如她给汪然明的另一信说:接教并诸台贶,始知昨宵春去矣。天涯荡子,关心殊甚。紫燕香泥,落花犹重,未知尚有殷勤启金屋者否?感甚,感甚。刘晋翁云霄之谊,使人一往情深,应是江郎所谓神交者耶。某翁愿作交甫,正恐弟仍是濯缨人耳。一笑。
  她这里又一次把某些人的殷勤轻轻地回掉了。她甚至不能不向汪然明呼吁,“望先生速图一静地为进退,最切,最感。”因为“浮谈谤谣”不能不逼使她考虑“避迹。”后来她终于离开了杭州,避居何处不详。她有一封给汪然明的谢信,写得极动人:鹃声雨梦,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至归途黯瑟,惟有轻浪萍花与断魂杨柳耳。回想先生种种深情,应如铜台高揭,汉水西流,岂止桃花千尺也。但离别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则为刘阮重来耳。秋间之约,尚怀渺渺。所望于先生维持之矣,便羽即当续及。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断鸿声里,弟于先生,亦正如是。书次惘然。
  从这封信里,似乎可以看出,她对汪然明的以平等相待,尽情维护,是从心底感激着的。这个饱尝人间辛酸的女人的心,真地被打动了。细味全信,友情更深于爱恋之情。这不只是一篇漂亮的简尺,还凝聚着真挚的情谊。
  《众香词》收柳如是词六调,其《踏莎行·寄书》云:花痕月片,愁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里,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你。
  这一阕“踏莎行”,恰好可以作为她的尺牍的“代跋”。
  柳如是选婿的结果,选中了钱牧斋。钱柳的结合,不是基于爱情,那是明明白白的。对照我前面所列举的三个条件,钱牧斋是全部合格的。他是“东林领袖”、“文坛祭酒”、大地主、大官僚。据崇祯七年温体仁指使张汉儒揭发的钱谦益居乡不法40 款罪状,他有上百个奴婢,夺人田宅妻女,把持官府,操纵考试词讼,其实是个大恶霸地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还经营出洋兴贩,获利巨万。这可是个“新生事物”,为一般大财主滥乡绅所望尘莫及的。柳如是亲访半野堂,做了调查研究,决定下嫁给这个老头儿。除了满足于这些条件之外,还看到三年以前,钱牧斋在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搏斗中,走了司礼监曹化淳的门路,击败了政敌,使温体仁罢相,压服了浙党。
  政治前途充满了希望。这个小女人是很有野心和才干的政治活动家,她下了决心,嫁给了钱牧斋。
  钱柳结合以后,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钱牧斋为如是起造了绛云楼、我闻室,和她一起到浙江去旅行,回常熟时被看不顺眼的人们追着赶打,满船都是砖头、瓦块。可见他们的结合,是很不为“公论”所许的,一致认为“谦益愈放废”了。钱牧斋还为她写了无数艳诗,其中就有十分下流的长诗。
  这些诗被魏雪窦等所编选的《吴越诗选》选入,但另列一卷曰“艳体诗”。
  朱鹤龄说,“见一越友选时贤诗,嗤薄艳体,另为一编”,即指此事。这就说明了钱柳结合在当时引起的“清议”。
  如是下嫁后写了不少诗篇,如《奉和小岁日京口舟中之作》:首比飞篷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支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许并长。就颇费思量,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横直不是十分满足的。那首著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也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数诗皆据《吴越侍选》卷二十二“名媛诗”,朱朗诣评:“如是骨理皆妍,故是艳宗。”)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嫁给这样一个年已六旬的老头儿,是很难期待有什么“闺房之娱”的。《柳南随笔》所记的钱柳闺房对话,“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就是出色的特写。这一组“警句”由如是写进了《奉答牧斋》一诗,化为“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外面的流言,多起来了。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如是的佚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大抵和牧斋关系密切的人还肯说些好话,此外大量的则是丑闻。我想,这也不一定全是造谣。
  黄淳耀这位老夫子,在钱牧斋家里作西宾,如是要和他诗简倡和,吓得他要卷铺盖逃走。曾经刻过《绝妙好词》的柯南陔(煜)在《舟中读牧斋先生初学集得一百四十字敬题卷后兼寄孺饴行人》这样的诗里也有“松圆邀翰墨,河东媚房栊”的句子。看那全诗,对钱牧斋是倾倒备至的,但写到钱牧斋闭户著书,就要说左有清客程松圆,右有爱妾柳如是,可见当时士大夫中间的一般印象了。这些还要算是比较“蕴藉”的,赤裸裸的丑闻更是不少。
  野史中记柳如是养着不少“面首”,随时更换,一旦厌倦了就赶走甚至杀却。
  又有一次她的一个相好被捕下狱,钱牧斋十分不安,立即出面保了出来,说不然就会使柳夫人不欢。我想这些故事即使有些夸张,但却假造不来的。它们倒是揭露了钱柳之间的真实关系。
  不久,就是甲申国变。南明弘光小朝廷在金陵筹建,钱牧斋马上带了柳如是赶去,捞到一顶礼部尚书的纱帽。这是他极力讨好马、阮的结果。钱牧斋以“东林领袖”的身份,替冯铨和阮大铖讼冤,又要翻“三案”的旧案,说得嘴响,却不顾清流的齿冷。柳如是此时也有很“精彩”的表演。钱牧斋请阮大铖吃酒,要如是陪坐,阮胡子高兴极了,送给她一顶价值千金的珠冠,钱要柳如是道谢,还要她“移席”近阮。这些,柳如是都照办了。她陪钱牧斋来到金陵时,穿了“戎装”,头上插着野鸡毛,作“昭君出塞”装束,也着实出了一阵风头。顾云美(苓)《秘图斋存稿》诗(撰于崇祯癸未至弘光三月)稿本有《道中寄钱牧斋先生》一题:
  赌棋墅外云方紫,煨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
  顾云美是《河东君传》的作者。他这首诗把牧斋视为威望崇高的障北长城,可能是代表了弘光中某些士大夫的意见的,尤可珍重的是他记下了柳如是的一次重要活动。当阮圆海锦衣素蟒临师江上之际,柳如是也穿了昭君装到江防部队里去活动过,大概是搞什么犒师之类的把戏的吧。但此事顾云美后来不曾写入“传”中,可能是出于避忌之故。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仅只把它看做是这个“结束俏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的喜欢出风头,荡检逾闲的胡闹,那可就不免目光过于短浅了。她不惜出卖色相,讨好阮大铖,目的是为牧斋挣得礼部尚书的官位;她走到部队里去,是想拉拢抓着枪杆子的军阀。这一切,都是她想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搞政治活动的手法。我想,弘光一局,牧斋的一切动作,幕后都有她在指挥。这决不是什么忽发的“奇想”,是有事实根据的。
  宛平查为仁心谷《莲坡诗话》卷上:“钱虞山之于柳如是,龚合肥之于顾横波,同类燕人之惑易,惜无兰汤以洗之。宣城梅耦长(庚)有题顾梅生画兰云:“半幅双钩楚泽春,南朝旧部总伤神。靡芜诗句横波墨,都是尚书传里人。’(原往,上有钱宗伯姬人柳如是题句,靡芜柳小字也。)托讽遥深,亦属实录。耦长刻有《漫与集》。”
  《鱼计轩诗话》记黄小松赠邱学勄“两尚书墨”,一丸阳书“秋水阁”,阴书“门人吴闻诗上牧翁老师珍赏”;一丸阳书“门人范琦上芝翁龚老夫子珍藏”,阴书“北山堂”,合装一匣。因赋三诗,其一云“北山秋水名相亚,古墨生香一样新。记取芝香拈素手,尚书传里两夫人。”
  多少年来,人们对柳、顾总是“相提并论”,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在甲申、乙酉之际,多少士大夫都要经受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而钱、龚又都有故事流传。据说有人曾责问龚鼎孳当日为什么不殉难,龚答道,“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就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波”的出典了。龚芝麓把责任一骨脑儿推在顾横波身上,是典型的无耻之论。这在钱、柳就大不同。据野史记,乙酉五月之变,柳劝钱跳水殉明,钱试了一试,水冷得很,不敢下去。如是却“奋身欲沉池水中”。当然,这也是野史传说,难保没有出入。但我总想这也是假造不来的。钱牧斋的走下水池,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不是任何“天才”所能想象得出的。
  柳如是与顾横波,她们对政治的兴趣、看法,恐怕是大相径庭的吧。这两人虽同是“名妓”,又同是“相国夫人”,但完全不宜相提并论是无疑的。
  乙酉,清兵南下,钱谦益竟靦颜迎降了。柳如是在这当口有过什么表示呢?野史、正史都无记载,不敢悬拟。但野史中还记下了另一小故事。
  一次,钱、柳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牧斋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站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
  这个故事无疑也是真实的。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牧斋的鄙视,厌恶。秦淮河是旧院长桥所在之地,封建地主阶级残酷蹂躏穷苦少女、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地方,也是柳如是出身的地方。
  钱牧斋投降清朝以后,打着为先朝修史的招牌,到了北京。蒙“恩”赏给“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吏副总裁”的官衔。不知怎的,过了半年就“以疾归”了,大约总是混得不太得意。第二年,又因淄川谢升案而锒铛北上。家人都不敢出头,只有柳夫人单身带了一个包袱,随行护送。在押解兵卒的刀头剑铓之间,照顾牧斋。牧斋的好友、德州程先贞家有“杜亭”,历城王秋史(苹)杜亭诗“红袖裁诗临妙墨”句下注,“虞山河东君题诗亭中”。
  可能是此次如是陪牧斋北上经过时所题。这一次,据传说是行贿30 万金才得无事放归。牧斋对如是感激涕零,作诗说,“从行赴难有贤妻”。当时有人看了还觉得不舒服,因为柳如是到底还是“妾”,不能就这样说的。
  这以后,牧斋的经济情况似乎与先前大不相同了。在《尺牍》中常常叫穷,珍重收藏的宋本《汉书》也卖给了宁波的谢三宾。很可能是由于几次官司打点花费了不少。顺治五年,又因黄毓祺案逮系江宁,吃了一次官司。
  在这种局面下,钱牧斋并不曾闭门韬晦,还是与南明桂王的大学士瞿式耜有联系,和抗清的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有联系,与山阴祁氏兄弟破家结客密图抗清终被杀头的魏耕(即《吴越诗选》的编者之一)也有联系。在《雪翁诗集》卷五中有《欲谒虞山钱大宗伯,途中书怀先寄柬呈览》诗,中有句云:“前岁纵横计不成,仰天大笑还振缨。授书恰思下邳去,采药乃向玉山行。”诗意也十分显露。魏耕是说他抗清起义未成,要找钱牧斋去筹划兴复方略。从这一类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牧斋似乎还不是怎样的不齿于明遗民,还要和他一起计议抗清的大计。贤如黄宗羲,在《八哀诗》中也对牧斋特致好感。这一切都说明当时斗争的尖锐、复杂。柳如是这期间的活动,今天知道的细节不多了。那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类故事,正是干犯新朝大忌的政治问题,野史笔记也无人敢记,即偶有记者,在后来的文字狱浪潮中也大半毁失了。不过也还可以找到一鳞片爪。
  上面提到牧斋曾逮系江宁,是由于黄毓祺狱的牵累。黄于顺治三年在舟山起义抗清,据《江阴祝氏孤忠录》,如是就曾亲自到舟山去慰劳过义师。
  钱牧斋《后秋兴》诗之一有句:
  闺阁心悬海宇旗,每于方罫系欢悲。
  乍闻南国车攻日,正是西窗对局时。
  据考证此诗就是咏黄毓祺事。闺阁是指柳夫人无疑。可见他们在红豆山庄里过着饮酒下棋的悠闲岁月时,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政局变化与战局发展。柳如是一直没有脱身于政治漩涡之外,是明明白白的。
  钱牧斋《后秋兴》诗,题注:“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
  其第三诗: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
  破除服珥装罗汉,减损■盐饷佽飞。
  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矟鼓音违。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
  钱牧斋在诗中有自注,“装罗汉”句下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这是说神武伯姚志卓兵败,想再度起事,装五百罗汉是当时的隐语,柳如是卖尽金珠,帮助姚恢复了“一军”。“营垒倒”句下注:“张定西谓阮姑娘,吾当派汝抱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
  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这是明说如是曾入海犒师。“鼓音违”句下注“乙未八月,神武血战死崇明城下”,乙未是顺治十二年,正是张名振舟师纵横海上之时。“视瘠肥”句下注“夷陵文相公来书云云”。
  到了顺治十八年,吴三桂杀桂王,瞿式耜殉难桂林。郑成功也死去了,抗清复明的希望消灭殆尽。《后秋兴》诗就作于此际,但不敢刻入文集。我曾见到过抄本。这些诗当然不能说全无夸饰,但事实大抵是事实。在作历史研究时是应该加以考虑的。
  还有两个小故事,也是可以说明柳如是的政治态度的。
  白耷山人阎古古被清廷追捕得急了,如是曾将他藏在家里。
  黄宗羲年轻时曾游虞山,住在钱家。牧斋想留他下来读书,怕宗羲因家累不肯。一天夜里,宗羲已经睡下了,牧斋提着灯来到床前,摸出七两银子来相赠,作安家之用,说,“这是内人的意思。”这内人就是如是。黄宗羲后来作《八哀诗》,其一即是“钱宗伯牧斋”,特致感念。有两句是“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原注:“皆身后事”,美人当亦指如是。
  柳如是对年轻的黄宗羲持这种态度,自然因为他是黄尊素的儿子,在明末就和阉党作过斗争,是《南都防乱公揭》的起草人之一,乙酉以后又曾多次参加抗清起义活动的原故。
  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一贯的,几乎找不到什么反面的材料。
  乙酉以后她对牧斋还是关心的,但这关心总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她没有赞成过他的无耻叛降,而是在清廷逮问时给他帮助,在抗清活动中主动地参预并亲身实践,给他以巨大的影响。随着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她和牧斋之间的共同点也终于不复存在,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钱牧斋曾大肆宣传过柳夫人的“人道”,作了不少诗。其实柳如是是永远不会看破红尘的。照我看,如果不是一种政治姿态,就是在生活上对牧斋表示的一种厌绝。
  柳如是到钱家时,牧斋的正室陈夫人还在。此外大约还有几房妾侍。现在只知道其一即孺饴(即前引柯煜诗诗题中的“孺饴行人”)的生母。但二十多年中间钱家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如是手里的。这在钱氏家族中人看来实在不可容忍。牧斋一死,攘夺家产的斗争必然要爆发也果然爆发了。这就是所谓“钱氏家变”,有专书纪事。但,恰恰在这时,如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能”。她把这些族人请了来,好言相向,盛筵相待,在酒酣耳热之际,她宣称要到后楼上去取人们望得眼红的财物。她最后扫了这帮吃得酒臭喷人的家伙们一眼,上了楼,关好门,一根绳子吊死了。
  在这之前,她早已安排妥贴,派人去县里告状,关紧了大门,准备好绳索,等她一投缳就把这帮家伙捆起来送官。果然,这帮家伙在封建法条之下,因家主新丧,迫死主母而伏罪了。
  她又一次极为成功地运用了她一向鄙视并加以践踏的封建礼法,反戈一击,制伏了想把她活活吞下去的对手。这是如是一生对封建主义的最后一战,也最后一次地“胜利”了!
  但一些野史的作者,许多诗人文士却把它看做柳如是为钱牧斋殉节,真是十足的昏话!
  综观柳如是的一生,大抵包括两个侧面。露在外面,为大家所看见的是她的“风流不检”;掩盖在底下,很不惹眼,但确实存在而且极为清晰的是她的强烈的一贯政治倾向。结合起这两者,才能使我们对她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在她那些“不检”的行径中间,处处浸透了对封建制度的抗议、蔑视与践踏。柳如是荒淫无耻的故事,在晚明那个社会里,并不罕见,倒无宁说是一种典型现象,是在没落的地主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市民等级的疯狂破坏性的表现,是它消极的一面。柳如是从封建社会的最下层挣扎出来,当她一旦挤进地主阶级上层以后,随以俱来的消极腐化因素就进一步迸发、加强了这种疯狂性。而这种疯狂性是会无情地破坏旧社会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加速旧的上层建筑的解体,促进了新的社会形态的发生的。我们说这里有消极的一面,是和一切大小卫道者的哗然不满完全不同的,他们是在拚死地保护旧事物,他们把柳如是视为敌人。
  在旧社会的文士所写下的大量有关柳如是的诗文中,即使是较有见解的,也很少能看出她那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们至多是把她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美丽的怪女人,加以咏叹。如此而已。
  柳如是的作品,《湖上草》一卷,《尺牍》一卷,有明末汪然明的刻本。
  高野侯曾得到过原刻,是虞山赵氏旧山楼的藏书。原书历经林云凤、车秋舲、贝简香、潘椒坡、徐子晋收藏。今不知流落何许。我过去曾买到一个旧抄本,为嘉业堂故物,卷中别增附录诗文不少,为管庭芬手辑。收藏家所收也大抵是传抄本。原刻少见,只见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著录一本,注明是“明刻,棉纸”,当是原刻无疑了。此书当刻于崇祯十三年以前。浙江图书馆目有“戊寅草一卷一册,明刻本,抹云楼旧藏”,未见。又张宗祥传抄《湖上草》一册,也在浙江图书馆。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癸丑五月十一日条记,“金陶庐函寄赠《玉台名翰集》,集禾中女子徐范、蹇嫒所刻,仅存汉魏茂漪、唐吴彩鸾、薛涛,宋胡惠斋居士(黄由之妻)、元管仲姬、明叶小鸾、自然居士张净妙、河东君共八家。后有冯柳东跋。”因知如是集曾有此汇刻本。
  长洲章钰《四当斋集》有《柳如是遗集序》一篇,为常熟张南械所辑柳集而撰。说是“尝从赵氏旧山楼传录汪刻,复辑补诗词若干首,而附以康雍以来纪载文字,定名曰《柳如是遗集》。”此本似未刻行,今亦不知仍在人间否?
  此外,我曾见过传抄的《旧山楼书目》,其中有如是所作《红豆山庄杂记》等数种,当是稿本或旧抄本。赵氏藏书于抗日战争前后流散,著名的《也是园杂剧》即于丁初我家散出。据说,这本《旧山楼书目》中的书,仍在虞山一带。不过这已是二十余年前的旧话了。我希望这批书仍在人间,则可能使我们见到柳如是更多的作品。
  过去我也搜集过一些柳如是的佚作。《柳絮集》、《吴越诗选》、《众香词》、《明诗归》(顺治刻,非钟惺本)等书中都收有一些如是诗词。书已不存,无从引录。谢翠霞和席佩兰《重修河东君墓纪事》诗中有句下小注云:“君寒柳词云,‘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细语’”,又注云:“君有‘酿花酒酌桂郎’诗,桂郎君家孙,早殇。”(《天真阁集》)又见道光刻仁和李堂《缘庵诗话》卷三有一则云:
  吾杭之西溪,奥区也。梅花之盛,不减铜坑。明季江浙耆旧多遁迹于此。故某尚书尝往来其间,今永兴寺犹藏柳如是手书小笺,题云:《次韵永兴寺看绿萼梅作》:“乡愁春思两欹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漾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后署河东柳隐,当是和尚书之作,诗字皆婉媚。
  这是手头仅存的两则柳如是佚作了。
  清人集中多有题咏柳如是遗物的,据所见条列如下:(一)柳如是砚,背镌“秋水阁”印,印上有“如是”小款。砚右有“壬午”二字。(休宁戴延介《眉妩》词注。砚藏“吴竹桥仪部”处。)
  (二)柳如是印,“消寒第八集席上,盾卿出一印章,云得之赵秀才家。
  朱文如是二字,旁刻癸未春楚秀镌赠,其为绛云楼中物无疑。癸未崇祯十六年也。”(孙原湘《消寒词》注。)(又见潘介緐《晓梦春红词》)
  (三)红豆山庄玉杯:“江静萝明经(曾祁),予乙卯同年也。自言高祖处士某,工俞柎之术,陈磪庵先生集中有传。处士曾为河东君疗疾,宗伯以玉杯为赠。上镌红豆山庄款识,属子孙世宝之。后为他氏所得。静萝踪迹赎还。今夏值君六十寿辰,出以觞客,属予作。”(孙原湘诗题注,《天真阁集》卷二十三)
  (四)唐镜:“周南卿得柳如是所藏唐镜,背铭曰:“照日蓤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初白老人有诗云:“宗伯籢清世莫知,籢花映日月临池。点妆中帽俱新样,不用喧传挽镜诗。”见《金陵杂咏》。“南卿拟拓柳本装册,并摹河东小像于左,索同人题句,爰赋四绝。”(钱唐张云璈《知还草》卷五)
  “镜背铭曰:(略,上下两联误倒),其旁刻‘靡芜”二篆文,极遒劲。中为夔螭,刻画飞动。小折叠架,上刻‘绛云楼印’四字。……”(邓之诚《骨董琐记》七)
  (五)青田石书镇:“石长二寸有半,广二之一。刻山水亭树,款曰‘仿白石翁笔’,小篆颇工致。面镌:“崇祯辛巳畅月柳靡芜制。’今藏王砚农处。”(张鉴《冬青馆乙集》二)
  (六)柳如是沉香笔筒:“陈文述《碧城仙馆诗钞》卷六,有此题七绝四首,无注。其第二首云:“也合裘钟记小名,沉香禅味悦温馨。真珠四面泥金字,留得尚书旧日铭。’约略可知原物形状,其上并有牧翁铭记也。”
  丁巳小雪前四日写毕
  后记
  十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有关柳如是和她的诗集《湖上草》和尺牍的小文。
  后来泛读明清人集部,注意收集有关材料,更集得资料一小册。凡此种种,前些年都被劫掠以去,至今存亡莫卜。偶于劫余丛杂中检得手抄数页,皆有关柳如是事。盖后来陆续抄得者。去年闲居无事,即据此重写为一文。观点还是过去的观点,不过少加条理。资料贫乏,但有些却不多见,怕更因我而散佚,所以也一并写入了。看了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这是完全说不上什么研究的。
  大约两月前,偶然得知故陈寅恪教授有《柳如是别传》的著作,都50万言。真是空谷足音,跫然以喜。今天于《学术研究》中得读其第一章,十分高兴,也颇有感触。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其专门著述多涉及南北朝隋唐史。陈先生读书极多,又能突破旧史家樊篱,“旁涉梵夹道藏”,运用域外资料,为比较之研究,遂多创获新解。但有一点是很特别的。他虽然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但在著述中却随时随地流露出对文学的偏爱。早年的论《桃花源记》,后来的研究元白诗,继以论述弹词《再生缘》,都是证明。
  而其最终的研究对象乃是柳如是,尤其使人感到绝非偶然。从《柳如是别传·缘起》一章,可以看出他对柳如是的同情与重视,称之为“女侠名姝”,尤看重她的思想、品质。陈先生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些话说得十分痛切,也是有卓越的史识的。对于女性的同情,尤为难得。陈先生《题牧斋初学集并序》诗有“谁使英雄休入彀”句,自注云,“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这是说,柳如是和钱牧斋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是有鲜明的差异的。我没有读过全稿,不能确说,但从“缘起”看来,陈先生因为同情柳如是,是很想为她“辩证”的。他说,“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有关柳如是的传说、记载,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复杂情况,但是,这中间并不完全是“诋诬”,有些倒是真实的。柳如是是一个被侮辱、损害的女性,但她后来地位变了,挤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她的叛逆的性格,使她蔑视践踏封建礼法,因而作出许多使正人君子攒眉怒目的事来,但这许多,终究是地主阶级腐朽本质的表现,历史的真实,不能曲为之辩的。同样,对待钱牧斋的态度也是如此。历史上有不少人对钱牧斋采取宽恕态度。如黄梨洲,魏耕……例子不少。这些人往往自己就是明遗民,但并不反对“二臣”钱牧斋,当然其中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蒂,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同,这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陈先生对钱牧斋的态度与对柳如是的不同,但总还是不无“温情”。他说“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这就是说钱谦益的迎降、出仕,都不过是难免的,这就和陈先生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清金溪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为王安石辩诬的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旧史学“辩诬”的代表作。其中自然有丰富的材料,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证。但其中也有大量十分可笑的“考证”。蔡上翔以同乡之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按照封建道德的标准,把王安石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作了不少愚蠢的努力。那是不足为训的。这本书前些年被捧上了天,那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把戏,出版者是有责任将真相告诉读者的。
  《柳如是别传》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倾向,未读全书,不能确说,这里不过是对“辩证”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钱、柳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当然不只局限于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很重视这部著作的,他集中了晚年的精力加以研究,而且自述其开始研究的经过说,“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检所学之深浅也。”这绝不是泛泛的谦词。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
  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运用典实丰富之外,尤为困难的是,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种种关涉,每每不易索解。困难不在古典,而在“今典”。古典不论如何僻奥,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可以查。今典则往往只存在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间有记述,也往往十分隐晦,而且多半毁失了。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远。在这方面,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很可贵的。这里需要的不只是素养,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艰苦的钻研精神。“缘起”
  中有一两个小例子,说明他的治学方法和成果是会使读者信服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天才,而是实干。当然,对考证的是否繁琐,无论什么时候是都会有不同意见的。我以为,只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解决实际的课题,应该都是允许的。虽然对具体课题的现实意义,会有不同理解。但这也应该允许不同的看法并存。
  我非常希望这部50 万言的著作能早日出版。我相信,将有大量使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疑难处所,因之获得解答,对这一时代和一些具体人物获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使我得以修正、补充过去认识的偏颇、错误。
  1978年7月21日
  书之归去来
  知识分子和书的关系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加以形容的。从古以来,读书人曾用种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书本的感情。有些话是说得几乎有些可笑了的,但我相信这都是真实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因为尽管人们宣传他们如何爱书,也作不成学者,当不了大官,更发不了财。最多也只能使人留下一个书呆子的印象而已。
  但在十多年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论上市以来,情形就有些不妙了。一个人如果有书X 册以上,就无疑要成为“反动”的铁证。这个X 的界限也并无明确界说,要看老爷的高兴而定。我并不是什么“藏书家”,但旧书是有几本的,其为“反动”自然已无疑义。紧急措施是将书橱、书箱……
  一律贴上白纸封条。好像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带放射性的毒物。每天回家看见这些交叉着的十字封条也真使人不舒服。后来,“荣幸”得很,那个和“四人帮”有密切关系的“大人物”说了话了,给了我“以伪乱真”四个字的考语,于是大小喽罗一拥而上,内查外调,翻箱倒柜,威迫劝诱,想方设法要找到我投机倒把的证据。不幸我没有学项子京的样,没有在每件书画上标明进价几何的习惯,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就又动员“专家”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大字报”,将古今伪造书画、古董的法门统统搬了上去。不过提到我的却只有最后一句,就是说我统统继承运用了这全套本领。还把我常用的几十方藏书印钤在一大张白纸上,在大会上示众。这样我就不只是“藏书家”,而且也是“假古董制造者”了,那个“大人物”的“指示”也因而得到了“证实”。
  又过了几时,索性将凡是白纸黑字的东西都从我这里扫数取去,承情只给我留下了几本,以供闭门思过之用。从此我就和书本告别,于今五年。
  我至今参不透那个“大人物”在百忙之中何以会对我寄以如此的关注;同时也悟出了过去读书人说的那种以书为性命之类的话,也是夸张过分了的。书去之日,我固然没有感受到“挥泪对宫娥”的李后主式的感情;没有了书,我也生活得很好,并不失魂落魄。但有时会偶然想起,那自然也是难免的。
  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从此知识不再是罪恶了;又逐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最近我收回了一点木版书以外的藏书。虽然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光景,也还是非常高兴的。大部头的,精装的,画册,小说……
  都大抵失踪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口头上虽然痛恨书本,实际上却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对“洋、名、古”也自有其偏爱,不过那取舍的标准有些不同。小说、图画,自然是有趣的事物,这是易于理解的。
  还有一个标准则是“定价”,在这里,他们到底也不曾逃开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价值规律。这样,我所能收回的大抵只是一些单本小册,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东西。但即使如此,这些历劫归来的书册,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乐。
  《金瓶梅词话》的故事
  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的藏书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是一部《金瓶梅词话》。
  40 年来,我曾经有不少机会在书商手里接触到真正的黄色书籍,不过我不想搜罗这种“宝贝”,因此在我的藏书中间,这种“宝书”所占的比重大抵也只有万分之几吧。就我的记忆,我藏有木刻的《双梅景闇丛书》和铅印线装的《金主亮海陵荒淫》两种,都是叶德辉刻印的。还有四本木刻的《杏花天》,大约是道光前后所刻的,要算做比较少见的本子了。此外就是这《金瓶梅词话》,影印线装本,是近时出版的。
  在我的印象里,《金瓶梅》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僻书。1950 年春,我在北京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就看见满满一架各种版本的《金瓶梅》。
  崇祯本就有两部,清初的张竹坡本好像有十多部,后来的各种翻刻本就更多。
  那胖胖的掌柜对这些“宝贝”也毫无居奇之意,价钱也很便宜。不过这些都不是万历刻的《词话》本。自从北平图书馆从山西发现了原刻《词话》之后,曾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有一个“古佚小说刊行会”借来影印了,郑西谛还将一册初印崇祯刻金瓶梅图附在前面。这就是我所藏的本子的祖本。记得《鲁迅书简》里就收有代友人购买此书的一信,对这种影印古本小说的工作,鲁迅先生也是赞成的。就在当时,北平的学者(记不清是不是马隅卿了)
  还将金瓶梅图选了几幅翻刻制成大幅宣纸信笺。20 年前沈尹默给我的一封信就是用这信笺写的。沈尹默用浓墨行草写在一张这样的笺纸上,实在可以算得一件“名物”。当时及少后,学人利用此书进行研究的,有吴晗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研究《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关系的论文;冯沅君女士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
  我记下这些旧事,意在说明早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运用《金瓶梅词话》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可以说明在五四运动后一二十年中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至于我买得此书,目的只不过是为开手了的一部晚明历史小说搜集一些资料,希望从《词话》里得到一些晚明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馔、宴乐、仪节等知识而已。
  我虽然并无什么名贵的善本,但这《词话》在我的收藏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但出奇的是它却是唯一受到许多人重视的“宝书”。十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一位“小将”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了好半日,言归正传,问是否藏有一部《金瓶梅》。他知道了我确实有,而且还是附有精图一册的影印本时,就“激动”起来,反复申明不该保留这样的东西,这对思想改造不利,这种义正辞严的责难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结论是应该由他取去保管。他若无其事地撕去了封条,从书橱里取了去了。后来这位“小将”因为种种原因,从“风云人物”一下子变为“寻常百姓”,虽然常有见面点头的机缘,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打听这部《金瓶梅》的下落。一直过了七八年,在清查过程中,有人揭发了此事,又有人告诉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还有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些朋友的好心我是十分感谢的。但却产生了奇异的感想。一部影印的《金瓶梅词话》竟成为我被劫去的两卡车书籍的代表,这实在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
  这次取回了劫余的书册时,一位经管书籍的朋友首先捧出来的也还是这两函“宝书”。他告诉我这部书后来终于被发现的经过,真有些像一个惊险故事。对这位朋友的好意,我是真心感谢的。
  这很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
  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大概在无论什么时代,也不可能成为公开的、普遍的读物的吧?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是不足怪的。不过在几十年中间,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里,它的神秘性却飞跃地增长了。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传统知道的实在不多,但偏偏记得有这样一部“宝书”,千方百计想看到它……其实也不只是青年,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变成我的藏书的代表的原因。
  这实在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萧珊的书
  这一篇本来是早已写好了的。今天读了巴金怀念萧珊的原稿,觉得文章不能不重新改写了。30 年前我和萧珊曾经是很熟的朋友。对于她的死,我是应该用文字来表示自己的悲痛的。除了文字(尽管它是那样的无力),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手段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从12 年前的秋天开始,我就不再能到她家去作客,后来连她们的消息也不知道了。记得1967 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到报社去上早班(当时我是一名运输卷筒纸的装卸工),在圆明园路北京路的转角处曾经看见过她一次。当时她和另一位中年妇女在一起,匆匆地向外滩方响走去。我发现她憔悴得多了,但灵活的举止还是旧样。她大约没有注意我这个穿着劳动服的装卸工,我自然也没有去打招呼。现在想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了。
  她的病和死,我还是过了很久以后从人们的谈话中听到的,当然也不可能打听那详情。直到最近,我也一直没有向巴金打听过。很早我就知道他在写这篇文章,后来他曾几次谈起,文章只是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想接口,总是岔到别的事上去。我明白他的心情。我担心他禁不起这样感情的重负。直到从他手里接过了原稿,才算舒了一口气。我为老人的坚强而高兴。我相信他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工作的诺言不只是说说的。通过这一篇浸透血泪的文字,我得到的是激励与鼓舞。我相信,阴暗的过去带来的必然是阳光璀璨的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毫无收获的牺牲还从来不曾有过。
  《怀念萧珊》记下的是充满了悲痛的故事,我倒想在这里写下一些欢快的记忆。自然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也不过是1946 年以后10 年中间的一些往事。当时,霞飞坊巴金的家——只是三层的一间书房兼卧室和二楼的一间客厅兼饭厅——曾被朋友们戏称为“沙龙”,萧珊就是这“沙龙”的女主人。
  每天下午和晚上,这里总是有客人,有时客人多得使这间正中放了一张圆台的屋子显得太窄了。客人当然绝大多数是巴金的朋友,但也有萧珊的一些搞文学的大学里的同学——她曾经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不过不管是老一辈或同辈的,她都接待得好,客人们都喜欢这个女主人。她是宁波人,不过我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过家乡话,她好像也不会说四川话,她说的是普通话,不够纯正的普通话。她高兴的时候,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和朋友谈笑时,真有一种生气,同时也极大地显示了她的善良、单纯、愉快的性格。她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熟朋友如靳以见面时总要对她讲两句笑话,有时还打趣她,靳以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的,叫她的名字时总要把尾音提高拉长,巴金也总是这样叫她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一点都不了解她的处境,但那一切却都是可以想象的。我担心,她怎能忍受得住那些超出想象的折磨和侮辱?她能挺过来吗?事实已经证实,她没有能挺过来。
  有时候她会显得有些神经质。那是弄文学的人所不可避免的。她常常捧着一小册屠格涅夫或别的欧洲作家小说的英译本在读,蜷着双腿偎在长沙发里细心地长久地读着。这时她就会跟着小说里人物的命运走,有时会提出玄妙的饱含哲理的问题或见解。这一切和窗外的现实是隔得多么辽远,但她提出这些来时是认真的。当她自己发现这一切不免有些突兀可笑时,就腼腆地一笑,合上书,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就是在这前后,她开始译一点屠格涅夫的小说。我曾读过她最初的译稿。
  她还要我给她的译文润色一下。可是我哪能有这样的狂妄。她有她自己的风格,她用她特有的纤细灵巧女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
  这就是1953 年夏出版的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前面附有五幅精美插图的一本小书。正因为这是一本小书,它又幸运地回到我的手里。紧接着她又译出了同一作者的《初恋》、《奇怪的故事》,和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
  现在这几本书的平装本和精装本都已回到我的手中,这是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事。这些书的译成和印制都曾为人们带来很大的愉乐。平装本是毛边的,这是有意继承五四运动以来最早的新文学出版物的传统。从《奇怪的故事》开始,又印了特印本,是蓝绸硬面烫金的,每种印的不多。我在印《旧戏新谈》时曾买了一些重磅木造纸做封面,还剩下了几十张,这时就献出来。巴金笑说,这拿来印书一定不好看。但印成的105 页的《初恋》,却实在不坏。
  米色布面烫金,封面是两匹马和一个坐在雪橇上的人。
  ……
  我很惭愧,只能用这样的文字来给萧珊作纪念。我希望,她的遗译还会有重印的机会。我相信,喜欢、感谢她的劳动成果的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里,并不只是一个、两个……
  《先知》
  在我开始买线装书以前,曾经有好几年热衷于搜集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的版本书。现在,这当然已经不成问题,但在40 年前,如果有谁提出新文学书也有版本问题,大抵是必然会引起哄堂非笑的吧!记得最早的同道就有《书话》的作者唐弢.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唐弢就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弄堂里。
  我用母亲给的日用钱从旧书摊上搜得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著作的初
  版本、毛边本、签名本……就曾引起唐弢的浓厚兴趣。几十年来,唐弢一直锲而不舍,不但辛勤收集,而且专心研究,有了很好的成绩,新文学版本书的重要性也为学术界所公认。我自己则早已洗手不干。不过“零珠碎锦”也还是剩下了一些的。
  这次归来的旧书中间,有一本叙利亚诗人凯罗纪伯伦的哲理散文诗《先知》,是1931 年9 月新月书店初版的精装本。这是黑布硬面装的一本小书,别无任何装饰,只在书脊上端粘有一块小纸片,印着“冰心:先知”。这是冰心女士的译本。
  值得爱重的是,这是译者的手校本。在扉页上还有冰心用钢笔写的一段题记。
  这本书送给文藻,感谢他一夏天的功夫,为我校读,给我许多的纠正——这些纠正中的错误,都成了我们中间最甜柔的戏笑——我所最要纪念的,还是在拭汗挥扇之中,我们隔着圆桌的有趣的工作。
  十一,十七夜,一九三一冰心书是用米黄色的道林纸印的,中间插有铜板纸印的插画。校改是用紫色墨水写的。记得还夹着一些用紫藤花编的精巧的小小花环。这次却找不到了。
  这是抗战初期在上海的地摊上买到的。可以算做我所藏的新文学书中的“白眉”。它的回到我的手中,实在不是我能梦想到的。
  不久前,我把这本《先知》托巴金寄还给它原来的主人。后来收到了复信,信中说,“收到巴金转来的您‘还’给我们的那本附有题字的《先知》,真有意外的欢喜和感激!几经离乱,赠书人和受书人的脑海中,都早已没有了那片帆影。为了晚年的慰藉,我们向您深深地致谢。”信是写在一张诗笺上的。三十多年前我曾得到过一张写在同样笺纸上的墨迹,写的是《憩园》里的一段话。后来被抄没了。
  1980年11月19日重校记
  江湖
  从归来的旧书中间,往往也夹杂着另外一些有趣的东西。如旧信,残稿……有些就会引起我久久的思索。
  我有个坏习惯,接到朋友的来信,从来不加销毁,有时就随手夹在书本中间。这坏习惯的恶果,在前些年可就完全显示出来了。它们落在“四人帮”
  爪牙手中,就变成了非凡的宝贝,成为他们罗织罪状,搞瓜蔓抄的资本。
  八年前的冬天,在海滨的干校里,当我们这些“审查对象”冒着刺骨的寒风在田里苦干的时候,两位“爪牙”就坐在向阳的宿舍门口,披着棉大衣,一面负暄,一面细细“欣赏”我的日记和信件……每次路过,偶然看见他们脸上漾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时,我的心里就一冷,不知道又被他们找到了什么“罪案”,也不知道哪个朋友又要遭殃……
  不过网罗虽密,漏网的鱼儿也并不是没有。这次偶然发现了一封永玉给我的信,看看邮戳,还是1957 年3 月11 日寄出的。信里还附有一幅小画,是应我的请求,为我打算结集的一册散文所制的封面。画面写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少女用担筒汲水的一刹那。不用说,这张画是白画了。它幸而逃脱了“爪牙”们的眼睛,不然在“黑画”展览里,大约是会占一席地的吧。
  今天,我就要求编者将它发表;同时也希望它仍能作为封面,给我带来光宠。永玉的信,我也想抄两段在这里,今天看看这些历史的陈迹,可能也是有趣的。
  封面画了几张,选一张,由邮挂号寄上,附信寄上的,只是给您看看,请不必考虑派用场。
  ……
  上课把人累得厉害,今年只刻过一幅小木刻。暑假回凤凰一事亦因旅费过巨,不成行了。但颇想您们二位能到北京来玩一趟。
  我的生活较单调,少出门。在家做不了什么事,功课忙且烦,到了一趟学院,回来也就晚了,有机会做专业的或可好些。
  想来上海一趟。想虽想,是很难来的。
  今天,画家的这些苦闷,大抵都不存在了。想到这里,不能不深切感到政府为文学艺术工作者带来的温暖。
  写到这里,我还想将永玉给我的一首词抄在下面。我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意。
  与裳兄久无音问。月前至际坰处,得见一函封为裳兄笔迹,惊喜失态。忆一九四七年曾相约裳兄同游姑苏,惜稿费为绿衣所误,未能成行。
  今与梅溪同来,思及旧事,不禁怆然。以金缕曲记之。
  年少风情惯。太疏狂,每误青蚨,负我游伴。木叶秋光三十载,涕泪平生抛贱。依旧是缸酒呼唤。问姑苏,长街水巷,谁记得慷慨林冲传?
  过阊门,愁肠断。有情莫怕朱颜变。小百年,两岸猿声,芥舟如箭。划到绝处愿是梦,梦也烦听归雁。曾几次船头站遍。如幸逢纳兰太守,且看我拚醉倾巨盏。君安否?问来燕。
  永玉癸丑初冬于苏州南林旅舍
  这是用小楷写在一张皮纸上的小条幅。癸丑是1973 年,正是风雨如晦的日子。永玉从苏州来沪,我从干校回来相见。拿到这张词稿时,读了,半晌没有话说。接着永玉就和我大谈其当年同游苏州不果之事,我却一些都没有印象了。永玉当时在上海靠卖画为生。所谓画也只不过是木刻。我则是他的大主顾。说也可怜,在报上发表一幅木刻,大约也只能换得20 只大饼吧。有一次我做成了他一笔“大生意”,请他刻了一大批“头花”,给副刊作装饰。
  在他词里说什么为绿衣人所误,怕也是冤枉了邮递员。我怀疑那笔能玩一次苏州的“稿费”,根本就是虚幻的。
  永玉是绝顶聪明的人。记得那次他告诉我,在干校时,夜里在被筒里用手电筒偷读唐宋词的故事。这首金缕曲填得好。好就好在写出了1973 年秋人们的沉重的心。这可不只是一个两个人的心。同时词里又是洋溢着乐观的调子的。正如永玉当时也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的无数绝妙的笑话。他对那一切,是充满了蔑视的。
  这以后,紧接着就是那场铺天盖地的“批黑画”运动。又是长久地没有消息。又过了些时,他给了我一大幅荷花,这可真正是一幅“黑画”。在风雨如磐的荷塘里,在枯枝败叶中间有三朵大红荷花,花瓣上钩了金。画上有小楷长跋,大大称赞了一通《红楼梦》里林姑娘所激赏的李义山的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
  这以后,又是“久无音问”。不过和过去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可真正是值得高兴的事。庄生有言,“泉涸,鱼相处于陆。相濡以沫,相呴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
  相濡相呴的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可是到底不如大家在四个现代化的江湖里“相忘”的好。
  阿英的一封信
  这次收回的藏书中有几册阿英的著作,但六七种大部头的书都不见,这都是他签名见赠的本子,是很可惜的。阿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终于死去。在他逝世之前,始终没有能看到收回被抄去的藏书。据说陈伯达得知阿英“靠边”的当天,连夜派了车子到他家去把所有的善本书劫去了。陈伯达是知道阿英的藏书情况的,因为过去阿英曾接待他参观过。陈伯达和那个与林彪、“四人帮”有着密切关系的“大人物”就是这种挂着“风雅”招牌的大坏蛋,他们的行径比起钤山堂主人严嵩来是尤有过之的。像《一捧雪》那样的故事,三四百年以后还依样重演,不能不说是一件触目惊心的事。
  阿英在文学研究上的业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新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新文学大系》中的史料索引卷就是一个证据。他收集的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出版物是非常丰富的。抗战中他出走苏北根据地之前,藏书都留在上海,后来全部星散了。有一个时期,上海的旧书店、旧书摊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藏书,书上都钤有一方《阿英》两字的朱文小印。我也曾买到过一些,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有力而又好事之徒为他抢救下来。
  解放以后,阿英的研究兴趣似乎已经转移到戏曲、弹词、版画和晚清文学、社会史料方面来了。虽然多病,而兴致一直不衰。这次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他1961 年给我的一封信,也要算是不无价值的史料了,现在就摘抄在下面:
  很久想写信给你,却拖了下来。
  大样转给郭老(他在外地休养)后,昨接他回信,说“勉仲一文很好,□□一文,尚值得商榷。焦理堂《云贞行》是否作于乾隆五六——五七年,未见原稿本,不敢肯定。稿本不知是否焦之亲笔。如为别人所抄,则纪年未必可信,不然,何以刻本《雕菰集》却无纪年的”。另一名字我看不清,故以□□代。不知你能代查讯一下否?
  《绘声阁正续集》(我有正集),《碧城仙馆集》(他已看过,但没有见到原刻),已转寄郭老,并请其翻阅时小心。他带回后,当即日寄回给你。
  ……
  近来工作情况如何,极念。何时还有机会偕尊夫人北来一游否?
  数年来一直在病中,近已能开始工作。买书癖日甚,数年来,已聚鸦片后清人集五千余种。戏曲可说无所得。弹词近又续收乾嘉本及旧抄本,但来源似甚枯竭。不知沪上情况如何?如时逛书店,不知能否代注意一下。
  我的地址你可能记不得了。是北京交道口南棉花胡同甲二十四号。
  匆匆即请
  双安英十六日
  这是我们分手七年以后的第一次通信。当时郭老正在以很高的兴致研究《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而我正好藏有端生妹长生的诗集正续集,为“织云楼台刻”的两种。就托阿英寄给郭老,后来郭老又写了一篇长文论定。那两本“合刻”是我在来青阁买得的,已经蠹吻如丝,郭老在阅读过程中还手为粘补。现在这两册书,却已有目无书,不知何往了。
  1954 年我曾到阿英的棉花胡同住所去访问过,他以非常好的兴致搬出书来给我看,记得看了许多明刻本,留给我颇深印象的是,其中颇有一些是他在新四军转战苏北时,抢救下来的。由于时间匆促,没有能够看到他藏书中的精品,我想,他的“善本”,不一定是明刻本,倒应该是晚清罕见的别集和俗文学史料吧。但陈伯达之流是肯定不会理解这一点的。
  到了1962 年,他还有那么好的兴致搜书,“书癖日甚”,这一点确也不易为人们所理解。我希望将来他的藏书能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专藏,将是给他留下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革命者的乡土》
  从发还的藏书多半只是零星小册,而开本大、册数多的,就往往“迷失”的情况看,“四人帮”的爪牙们的取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在他们的头脑里起决定作用的,恰恰是那个该死的“价值规律”。当然,书,不过是印上了黑字的一堆纸而已,就是论斤,也是大的、厚的、重的价值来得高。这是除了白痴都明白的道理,不必大惊小怪的。
  不过在留下来的小册子当中,却正有我所十分爱重的东西在。一本《革命者的乡土》,1946 年6 月时代社出版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本小册子。扉页上有作者1947 年11 月在上海题赠的手迹。这正是我们的“论交之始”,距今已是31 年了。我们是同行,也是同道,不过那时我已被打破了饭碗,而他却不曾。我读了这本小册子,产生了一种肃然的心情,就保存了起来,和一些喜欢的书本放在一起。这次又重翻了一遍,这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不过肃然的心情依旧不曾改变。
  同一作者的诗集《往日集》,印成于1961 年,纸墨讲究得多了,不过依然是一本小册子,所收的诗也还是以40 年代的作品为多,这次也一起回到我的手中,那么就和《革命者的乡土》作伴,重新藏在书柜里。
  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装制颇精,也全是小册,这次回来了三本。朱自清的《你我》,卞之琳译的《西窗集》和郑振铎的《西行书简》,全是我喜欢的书。特别是那后一本。记得那是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不久,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打听到郑振铎的住址,就跑了去访问。果然在静安寺“庙弄”的一座小洋房里找到了他。这是第一次相见,也并无人介绍。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就在他家的小花园里和我这个年轻的读者谈话,我说完了准备好的几句话以后,就从袋里摸出了《西行书简》,请他题字。他就站在花园里,取下钢笔在扉页上写道,“旧游之地,今已沦为狐兔之窟,何日得重游?郑振铎。”他那“龙飞凤舞”的钢笔字,特别显露出一种凌厉之气,使我今天还能记起当时被激起的敬佩之情。
  ……
  书的故事是说不完的。这回真的是写倦了。且待下次有机会再接下去吧。
  (注)《革命者的乡土》、《往日集》,陈凡作,为通讯集和诗集。
  日记·日记文学·
  日记侦察学
  多年来的习惯,临睡之前,枕侧一定要摆几本书,好像不翻看几页,总不肯安然入梦。有时白天有什么事,当天的报纸有重要的文章来不及看,想在枕上补课,但效果往往不好。不是失眠就是弄得头脑发胀,引人入胜的小说也要不得,它会使你不能掩卷,就算下了决心熄灯,也还是要辗转反侧……
  我的经验,枕上读书,最好是短篇的散文、杂文,郁达夫的日记尤佳,简直是找不到更好代替物的了。
  达夫的《日记九种》和后来的《达夫日记集》我都是多次读过的。说来可笑,二十多年前要写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章,缺少参考资料,达夫日记就曾帮了大忙。这怕是无论谁也想不到的。
  不久前遇见刚从富春江上归来的苗子,闲谈中听他说起,达夫的日记手稿还安然保存在富阳的老屋里,由他的儿子珍藏着。最近这日记曾整理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浙江的刊物上,我曾草草翻阅过一点,说不出什么。据说,这日记的原稿和《日记九种》中所载,颇有不同。原来,达夫在发表之前,是曾加过工的。我这才恍然大悟,仿佛摸到了从“日记”到“日记文学”的途径。达夫先生在《再谈日记》一文中说起他发表自己日记的经过时,也没有透露这一节,这就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又学到了一点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了。
  日记,大抵总是写了给自己看的。不过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作者,当下笔之初,就已经打定了传世的主意了。如李慈铭,当写好了半年或一年的日记,就装钉起来,准备旁人来借抄。不过《越缦堂日记》里常常会遇到大片大片用墨笔涂得一塌胡涂的地方,使人看了气闷。可见他老先生在借出以前,曾经仔细地检查过一番。这可不是我心目中日记的正宗。此外,如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大抵都有类似的气味,不过这些到底都是名人,他们日记的手迹,也都早已影印出来,而且研经治史,朝章国故,以至封建教条的种种内容也各已辑印行世,当然也都是有其参考价值的。但这毕竟不是我所向往的读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竟成了一种危险的恶习。特别是过去10年,不少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往往只不过是在日记里被发现了什么把柄。因为是白纸黑字,是定罪的头等证物,因此也更为某种人物所重视与欢迎。如此这般,我发现,一门崭新的学问,姑且名之为“日记侦察学”吧,已经产生。这确实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有确凿的事实根据的。
  我是有写日记的“恶习”的,而且也已持续了数10 年之久。解放前写日记,虽然因为年轻,阅世未深,不知此中利害,但到底心存顾忌。即使如此,今天看来,违碍之处着实还是不少。但上帝保佑,竟平安地保存下来了,没有出什么乱子。解放以后,放心大胆地记日记了,每年总有一本或几本。除了日常活动,书信往来,也记些读书笔记,创作意图,山川风物,文物图书。
  在我,是记得津津有味的,自然做梦也想不到有出版或辑录成书的好运。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这些日记,十年前的一天,一古脑儿被拿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英雄”们发现它们时得意的神色。当时我还奇怪地想,这又不是银行存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可证执迷不悟之深。
  不久以前,这些日记又回到我的手中了,足足装了一麻袋。有趣的是,每本日记中,都有几十百条夹签,上有红笔批注;在日记里面,又划满了红杠子,也就是夹签指出的要害所在。每本日记的封面上,都贴上一张纸,上写编号、年月、“已抄”等等字样。此外,就又发现了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捆“抄稿本”。这就是根据夹签的指示,恭楷抄下来的分门别类的“日记摘抄”。这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异、佩服,而且感激了。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竟变成了如此伟大的人物。在“四人帮”的爪牙们看来,我大抵是有被“宣付国史馆立传”的资格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放进“黑帮传”还是什么传里,反正是一展卷而材料皆备矣。真是不胜其惶悚屏营之至!
  至今我还不敢擅自整理,夹签也一张都不敢抽去,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
  现在只能举几个例在这里。如日记中记与友人吃饭,就被归入“腐化生活”类;有记买书事就归入“进书”类;(按,这是执行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指示”,搜集我“以伪乱真”的“罪证”的。)记写了什么文章,就归入“炮制毒草”类;记采访荣德生、郭棣活事,就归入“吹捧资本家”类;出版了一册新书分送朋友,就批“从赠书名单看黄的关系人”……我只不过多少翻了一下,就发现我的平凡生活竟是如此丰富多彩!真使我开了眼界,重新发现了自己。
  从一个角度看,这正是新兴的“日记侦察学”的发展与实践的一个好例。
  那用心之细密,分类之严谨,着实使人吃惊;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四人帮”的道德观、是非观……总之是世界观的极丰富、全面的展览。我想什么时候稍有闲空,就要加以整理、研究,这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的。这可实在并非什么笑话。
  1979年3月23日
  春夜随笔
  自从“半个红学家”江青垮了台,《红楼梦》研究的空气又浓厚起来了。
  报刊上出现的这类文字风起云涌,有些还是煌煌巨著的摘要,殊使人有目不暇接之势。鸿篇巨制自然不是咄嗟可办的,那么是早经着手的无疑了。可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也还有不少人闭户研究,并不跟随“半个红学家”起哄。
  也许,此中还有着与清代乾嘉考据之学盛行相同的因素,也说不定。
  我见闻有限,消息不灵。不过也曾浏览过部分论文,有些感想,当然这只能是一个读者的读后感。
  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比过去大不同了。对曹雪芹的家世,已经探索到他的远祖;通过几个古钞本的比勘研究,探索原本面貌的工作,也有人着手了;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也铺展得较宽了;有关作者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也时有所闻,而曹雪芹的文学传记也开始出现了。连曹寅的《楝亭集》也已影印出版。至于分析研究作品人物、创作思想、文学技巧的文章就更多一些。当然不能说全部都是精彩之作,这怎么可能呢?不过质总是建筑在量的基础上的。如果只准许一两个人发言,而且声明只有这才是惟一正确的,那可实在危险得很。万一这不幸而是昏话,后果如何,不问可知矣。盖不只“红学”一事为然也。
  如果要说一点意见的话,那么我想指出,有些论文,水平是不能说怎样高的。例如有的作者在研究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随笔论著”,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所举出的不过是几种极少参考价值的小册子,而且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那些明明是无聊、荒谬的论点。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又有人重新提出了,但说来说去不过是重复十多年前已经提出过的论点,使人读了意兴索然。有些学术刊物,好像不编入一两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就不够时髦似的,但后果如此,不能不使人感到白报纸确也使用得可惜。
  清初禅悦之风和《红楼梦》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是有的,可能还很密切。
  这是个出色的研究题目。从作者排列的目录章节看,也是很吸引人的,但读下来的感觉是有如在灵隐山门外面摸了一下冰凉的石柱础;蒙眬地望了一眼大殿的影子,终于没有能得到些微向往已久的知识。只好叹口气,废然掩卷。
  此外,还有一些过于“高深”、“细腻”的考证之作,是我所看不懂的。当然也要怪自己缺乏闭户读书的功夫与耐心。这样的研究也许是必要的吧,但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它与大众的关系是不大的。
  由于读者对曹雪芹的尊敬与因此而产生的关心,有关作家的遗事、遗物、遗作……一直成为研究者搜求的重要目标,而这种搜求是日益困难起来了,因此凡有发现,也必然要引起注意。在这方面吴恩裕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
  30 年来,他曾提供过不少有关资料,至今还为研究者所运用。最近的消息是他又有新的发现了,曹雪芹的遗稿和遗物。不过对这些发现目前正在进行着颇激烈的争辩,真伪尚无定论。不过这种争论究竟还是比较实在的,不那么虚无缥缈,因此读者是多的,也更为人们所理解和关心。此外,就是所谓大观园的遗址,也是争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我见过一篇有趣的论文,是反对大观园实有其地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见,说出来也并非难事,但文章却花了极大力气,从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起,下至《大观堂文集》、《大观录》……凡有“大观”字样者一一排比而罗列之。其实这对作者的论点并无若何关涉。而且我想,这种排比,也肯定仍是挂一漏万的。我看,这倒应该算是《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别格。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时风气,人人争作红学家,这自然是一种盛况。
  不过作为一个读者,我想冒昧地提出更加切实些的要求,避免花拳绣腿,虚饰浮夸;少争个人闲气,多下实在功夫。学术文章,特别是“红学”,不一定非做得那么神秘、复杂不可。科学研究是需要深入、细致下去的,但绝非“八阵图”,使读者进去以后就钻不出来,难怪有些人只是在阵图门口探头张望一下,立即避开了。大概这并非作者的本意,不过也难说,可能倒正是本意也说不定的。
  以上,只是一些极为粗略的印象,也一直不曾有过写下来的意兴。同时,也没有看到过有关《红楼梦》研究风气、趋向的意见。最近,先是从报纸上得到介绍,继而从《北方论丛》上读到了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文章,这才深切感到我所一直抱有的某些“隐忧”,确已公开化了。因为论文作者不但提出了新的论题,而且表现了空前英武的姿态。他宣布过去的《红楼梦》研究,有的“大概也就全部完蛋”,有的就该“相应予以报废”,有的要让它们“见鬼去吧”……而他的论断将使某些研究者“满头冒汗瞠目结舌”或“暴跳如雷”。总之,在他看来,干脆彻底得很,包括我上面所列举的那些研究文字在内,统统无非是“胡(适)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新”“旧”“红学家”
  ——春夜随笔之二
  在我们的《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似乎长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
  的关系了。有些作者,或是自封,或经指定,是要比另一些研究者“高出一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红学家”的专称,这是个半开玩笑,带有嘲讽意味的头衔。第一个发明者大概对“小说家流”抱有一定程度的蔑视,认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居然有人会来研究,居然又七嘴八舌弄得如此热闹,真是咄咄怪事。没有办法,跟“臭老九”一样,在九流之末,姑且为之安排一个座位,也算做一“家”。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学家”又有了新旧之分。那标准也颇为模糊。一般的看法,是王梦阮、蔡元培等算是“旧”的,而从胡适开始,就是“新”的了。(戴不凡称俞平伯为“老红学家”,是为特例。)另外一个虽不成文但有特定意义的标准则是,凡是注意研究作者家世、版本源流,注意脂砚斋批,探索原稿、残稿面目的总都被视为“不大正派”、“邪门歪道”;只有一空依傍,专论微言大义者才是正经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是从来不肯厕身“红学家”之列的)。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本来是非常分明的分界线竟又有些模糊起来,“评论家”也开始引用“脂批”,真是纡尊降贵,面子不小:“脂戚本”、“脂京本”……这些令人头痛的代号也在“评论家”的文章中出现了……总之,在研究工作中,较多地有了共同语言、学术交流,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身份还是马虎不得。“评论家”们似乎是“天生的”,写起文章来,必称对方为“先生”,采取一种“高屋建瓴”的架式,在气势上就先已压服了对手。虽然也要引用一些“红学家”发掘出来的成果、资料,但必多方表明不屑之状,反复撇清自己并不掌握任何“珍秘史料”,好像研究资料是什么不干净的事物,沾不得。当然一扭头就来夸说自己如何目光如炬,在“红学家”视而不见之处,发现了可贵的真理。这与某些“长官”以“大老粗”自豪的精神状态是很有些相通之处的。至于写起论文来,无疑就要势派惊人,一鼓作气,形成势如破竹的击溃局面。
  这种形势的逐步形成,大抵始于批判胡适之时,至十多年前而“发扬光大”,登峰造极。因为那时所谓“新红学家”大半都已被打翻在地,连呻吟也不敢了。
  这种局面,看来是有打破的必要的。不然就谈不上什么学术民主。两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点团结的萌芽,争鸣的气氛,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一些都不见,他霸道得比任何“评论家”还要霸道。
  与此同时,在“新红学家”群中,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文人相轻的现象。
  有时争论起来,竟自面红耳赤,失去常态,难道他们是百分之百地为真理而争辩么,好像又不是。在这种公开争辩之外,在字里行间,笔锋所及,更多的是“微言大义”,不是细心的读者,往往是不易察觉的。这不能不涉及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一种并非怎样高明,也不宜全面继承的“传统”。
  人都希望进步,这是很好的事;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竞争,这也是必然的。大家都是“新红学家”,好像都觉得不够光彩,谁都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身份,爬到“评论家”的高枝上去。这可能也是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不是“红学家”,新、旧都不够格,这不过是我的猜测。
  向上,是无可非议的。向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因而这个“标准”就值得研究。希望达到一个新的“标准”,同时也就希望摆脱一个旧的“标准”。
  是怎样的“标准”呢,这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不是无迹可寻的。
  戴不凡用来“克敌制胜”的重要或惟一的武器就是“胡(适)说”论。
  借了1954 年批判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余威,把《红楼梦》研究者的工作,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有益还是有害,一股脑儿都拿来与胡适挂起钩来,使之统统具备“完蛋”的条件。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
  你说脂砚斋是史湘云,这是“自叙”说,是该死的;我说“曹頫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实即畸笏。评(疑当作“详”)拙作《脂批考》。”这是工作需要,无可非议的。
  《红楼梦》中有过这样的话,“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戴不凡用并不繁琐的考证方法,证明了“坐于窗明几净房子中的红学家”所不曾考虑到的事物。
  “蓬牖”只能用于南方,在北京可万万用不得,要冻死的:“瓦灶”呢,那是“缸缸灶”,“是吴越贫民以及职业乞丐、小庙僧道的日用必需品。”不是“博物君子”,哪里知道得这么仔细呢?不敬得很,将这种随手点染的四六对仗句考证坐实,实在不能算是什么严肃的作法。这一切都是为一个论点服务的,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久居南方的,是为了这个假设而求证的需要。记得严绳孙给纳兰容若的信里就曾有嵌入“朱门”、“蓬户”的一组对句,也是用来作贫富对比的。而当时住在北京明珠室内的严绳孙也的确并未冻死,他不过是说两句俏皮话而已。
  一切必须服务于自己的论点,客观实际是不必顾及的。这就叫做实用主义。
  支持着这实用主义的,恰恰正是“胡适的自叙说”(即“胡说”论)这根大棒。
  关于“自叙说”
  ——春夜随笔之三
  先引用一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红楼梦》的论述。
  而世间信者特少(按指“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王国维(《静安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殁……
  又评论《红楼梦》云: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先生此书之成,距今已近60 年。在这中间,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论辩成果。《史略》中个别具体结论,也有些需要进行修改了。但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先生立论的精神。《史略》于1930 年重校刊行,先生撰有题记;《史略》又于1935 年译为日文,先生为撰序文,对新发现的资料可以纠正旧说者,都声明改正,而不及有关《红楼梦》的论断。这是足以证明在先生的晚年,也依旧保持原来的论点的。此外,在别的地方,先生又曾数数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并指摘“特种学者胡适之”的“自传说”谬见。
  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今天慎重的考虑。
  “自叙说”,是一种从简单平实的看法发展到荒谬地步的错误论点,是应该反对的。导致这种错误论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应予批判的。这统统没有疑义。但这不是说胡适及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从一开始就统统要不得。
  这样的论者,终于还逃不脱形而上学的牢笼。而鲁迅先生就不是这样。
  鲁迅根据自己写小说的经验,深信“亲见亲闻”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同时作为参考,并记下了王国维的“间接经验”说。他的肯定胡适的考证结论,也正在此,也仅在于此。至于一旦恶性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鲁迅就坚决地加以反对,斥之为“特种学者”。鲁迅是清醒的唯物论者,他的敏锐,他的实事求是,都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如果我们因为反对自然主义的“自传说”,就将一切研究作者家世生平……的工作都与“自传说”等同起来,一棒打杀,事实上就连王国维也不如,不能不落入最不光彩的“境由心造”
  的营垒里去,成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的对立面。
  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曹雪芹也没有录像机和录音机,怎么能要求他的小说无一事一字无来历呢?
  曹雪芹也不是魔术师,怎能要求他在一张手帕下面变出一座“大观园”来呢?他必须看见过实物,这才能综合取舍,创造提高。写出一座大观园,没有“蓝本”是不行的。至于这“蓝本”在北京或在南京,原型是一个园子或是多少园子的综合,这些问题尽可由研究者自由探讨,各自摆出自己的论据来。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相信正确的结论终于是会做出的。
  这些也真无非是老掉了牙的老生常谈,但今天还要来重复则是可悲的。
  从戴不凡的长文里可以知道,他确是下了功夫的,还写了《脂批考》。
  但他在运用脂批的时候是很谨慎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回避的。例如和《风月宝鉴》及黄色小说都有密切关系的天香楼事件的脂批,就不引。原因何在?
  无非因为这些脂批说明了一个事实,天香楼事件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真实”,不论曹雪芹是作家还是编辑,也不论已删的小说有关天香楼事件原文与原状有怎样的差异,都脱不了真人真事的干系,自以不提为是。“因命芹溪删去”,这种白纸红字批语,在现实主义反对者看来,是过于刺目、过于可恶了。“雪芹自叙”是该死的,难道“石兄自叙”就要得么?
  戴文主张“石兄生平亦需重新研究”,我是很赞成的。只要不是信口开河,与小说产生有关的一切人物(姑且承认“石头”是个生物吧)的事情,我们都盼望能多知道一些。不过又不能不想到,还有那位“空空道人”呢,那位居然为小说改了书名的东鲁孔梅溪呢?”世法平等”,我们也要求知道一些有关他们的事情,自然愈详细愈好。按照小说的铺叙,着眼于他们与小说的关系,这些“人”的地位殊亦不在曹雪芹之下。
  曹雪芹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在写作这本伟大的小说时,在笔头上是弄了不少狡狯的。我们自然应该原谅,并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我们也务必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防止走上两个极端。一方面不可将孙悟空的颈后毫毛一一当真,顶礼膜拜;一方面也必须停止“禹是一条虫”故事的重演。我很担心,曹雪芹由作家化为编辑,怕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弄不好连这个人也会考成“乌有先生”的,这可不是笑话。
  1979年3月26日
  论焦大
  焦大可以算得是贾府的屈原。焦大不过为了看不惯贾门不肖子孙的行径,酒后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捆了起来扔在马圈里;又为了防止他讲出更不好听的话来,给他塞了满嘴的马粪。其实焦大的原意是要贾府好,不忍看它陷入破败的境地,动机原是可嘉的,但结果如此,因此他演出的应是一出悲剧。这些意思记得都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
  归结起来就是,焦大不去为贾府歌功颂德,反而借发酒疯,暴露了贾府的缺点,实属缺德,理应得到如此这般的处分。
  这是谁人的观点呢?自然是爬灰、养小叔子的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们。下令捆起焦大来的就是凤姐。至于坐在祠堂里的太爷,怕是站在焦大一边的,但对发酒疯,可能也不大赞成。宝玉的态度不大清楚,因为他不懂“爬灰”……这些字眼的奥义,还不识相地向凤姐打听。这也是戴不凡所主张的有大小两个宝玉的一条根据吧?岂有在“初试云雨情”之后很久,还听不懂这些话的道理呢?不过也很难说,封建时代的贵公子有时确实是有些古怪的生物,很难以常理论。不是作了多年皇帝的溥仪连穿衣、吃饭还不大熟练么?这不是造谣,是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的。我想如果宝玉真的懂得焦大说的其实是什么,他也不会主张捆人,呆苦木鸡.甚至发起呆病来,都有可能。当然他也不会痛哭流涕,当众检讨,或到祠堂里去请罪。总之,宝玉和凤姐是不同的。
  凤姐向盘根问底的宝玉进行恫吓,不许再提了,不然连你也要打死。曹雪芹写得实在深刻,使我们懂得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见写真实就要吓得灵魂出窍。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们就全靠这层朦胧的、柔情脉脉的纱幕保护了作戏,雾里看花,一切荒淫无耻看来似乎都是高贵文雅的。谁来动一动他们这命根子,可了不得,他们必然站出来誓死保护,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行为。
  凤姐下令原不过是“捆起来”,塞上满嘴马粪可就是站在一旁的小厮们的发明创造了。这一创造也实在不能不说是天才的。不过无论怎样天才横溢,小厮们还想不到要切断焦大的喉管,看来这只有归因于“时代的局限”了。
  1979年9月5日
  话说乌进孝
  《红楼梦》第53 回上半写“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是小说前80 回中最有艺术光彩的篇章之一。可以说是笔酣墨饱、仪态万方。细节安排极为精妙,使用非常简约、精确的笔墨,写出了十分繁富的内容。不只限于出色的平面描写,更具有厚重的烘染暗示效果。至于人物的生动凸现,语言的神情逼肖,在全书中也应该算是最出色的部分。
  前些年,这一章曾特别受到了重视,也遭受到可惊的歪曲。除了别有用心者不论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出于许多人的焦急。写下满纸富贵繁华、儿女嗔痴的曹雪芹,为什么不写“阶级斗争”呢?为什么还不正面描写农村中的斗争场面呢?等了好半日,到底盼来了一个乌进孝,一个贾府田庄的奴隶总管,怎能不高兴,惊呼,吹捧……这一切原是可以理解的。
  像乌进孝这样的人物,在清初人的文集、官府案卷、甚至戏曲小说中间,原是多次出现过的。但足以使人念念不忘,成为一种艺术典型者,还只有曹雪芹笔下的这一个。贾珍,无疑是个大大的坏种,但他也有道貌岸然的一面,他训斥贾芹的一场,就是最好的标本,但又绝不同于贾政。贾珍对“老砍头的”乌庄头的几节话,那身份、那口吻、那志得意满,真是活画。曹雪芹写贾珍倒背着两手,细看由贾蓉展开捧起的红禀帖时,那神情,简直就与京戏“法门寺”刘瑾从贾桂手里看状子一般无二。伟大的艺术家曹雪芹早已把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创造的身段、神情,移到纸上了。
  “又来打擂台了。”“不和你们要,找谁去!”只是寥寥数语,实在也并未吹胡子瞪眼,但那效果,不是远较用“三突出”法造出的“阶级斗争”高出万分么!
  在这“闲闲写来”的一节中,又写出并暗示了多少内容呢?皇家“恩赏”的作用、光禄寺“穷官儿”的觊觎、贾府请吃年酒的排场……以至铺在石阶上的大狼皮褥子等等。作者特别着意透露的是已经走在下坡路上的贾府现状。凤姐与鸳鸯设法偷老太太的东西当当的绝密小道新闻的传播,和贾珍的估计,极巧妙地暗示了贾蓉与阿凤之间的关系。这一切,正如古代文学评论家所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实在是妙透了。
  至于乌庄头的那张单子,当然也是十分珍贵的,不过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加注意的事物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一章节的内容深度的极为浅薄的蠡测。同时也觉得,怕不一定只有细节描写一种方法才能达到反映现实的目的。特别是在作品的具体结构要求有所限制时是如此。
  1980年1月22日
  古槐书屋
  古槐书屋是俞平伯的书斋,知道的人不少。不过他曾有《古槐梦遇》一书,由世界书局于1936 年出版,恐怕收藏者就不多了。世界书局是很少刊行新文学作品的,这也是此书不为人注意的一个原因。书刊行后不久就抗战了,这就为它的流传带来了极大的限制。全书收近似语录的100 则纪梦小文,前有序:“梦醒之间,偶有所遇,遇则记之,初不辨醒耶梦耶,异日追寻,恐自己且茫茫然也,留作灯谜看耳。古槐者不必其地也,姑曰古槐耳。”可以见其风格之一般。其中也颇多辛辣语,不一定全是“闲适”的东西,如第19则云:
  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
  看来这也不大像是梦话,书的扉页上又注明曰“三槐之一”,其余二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又收到过一本《古槐书屋词》,是一本木刻的小册子,大约只有二十几页,由作者手写雕版。也是少见的。
  此外又有一本《遥夜闺思引》,恐怕流传就更少。这是作者的一首五言长诗,通3700 余言,前有自序。全书由作者用极漂亮的小楷写的“仿绍兴本通鉴行格”的纸上。卷尾题“岁次乙酉九月二十四日写于北平德清俞铭衡平伯”。自序后钤一印,白文,“僧宝”二字。此书于1948 年在北平由彩华印刷局用玻璃版影印,不过用的乃是洋纸,而装订法甚古,用黄丝线于上下串订,可以说是相当别致的。记得我曾向作者购买初版、再版本各一册。现在手头只剩下1948 年5 月再版本一册。再版共印300 本,价12 万元。
  诗写得极美,小序用四六文。这些姑不论。我从此知道他写得一手极美的褚河南《枯树赋》。真是漂亮透了。因此前后请他写了大小若干张字。可惜一张都未剩下,而仅存的一张条幅则被“英雄”们在那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红笔叉子,不能裱了。这怕是代表了若干年来对俞平伯的评价的吧。
  解放以后,俞平伯大概只出过一本《红楼梦研究》,而此书正是一本著名的书。我还藏有一本,未遭祖龙之厄。我还存有一封他1950 年11 月2 日的来信,信中说:《红楼梦辨》拟改版,名《红楼梦研究》……先君于上月十二日逝世。弟本无心做文,但与出版方面既有成约,不得不勉力删改旧稿也……
  弟俞(在苫)平伯顿首。
  这封信恰好说到《红楼梦研究》,而且记下了俞陛云先生逝世的日子,应该是有些文献价值的。1954 年秋我偕内人到北京游览。友人在全聚德请吃饭。俞先生恰在隔座单间内,曾一招呼。以后不久,以他为靶子的大批判开始,从此就更无音问,以迄于今。
  在手边又找到几封他的旧信,都是解放初期所寄。当时我曾向他数数约稿,结果却寄来了三首绝句,是写在洋纸上的。也还是颇认真地用了《枯树赋》的字体写成的。他在信中说:“近少作文,却多赋旧体诗,亦可笑也。”
  又一信则说:“弟近来颇作诗,皆七言绝句,以文章不大好做,非诗兴之佳,实文思之窘耳。承加谬赞,如何如何……尊嘱写件可如命……惟先生于海王村肆访得之佳楮,乃以鸦涂涴之,岂不可惜欤。盖旧制笺纸,实用一张少一张了。”
  记得我寄给他的是在琉璃厂买到的“内用”笺。那是一尺来长的镜面高丽发笺,折成几叠,装在特制的小封套内。据说是乾隆时物,是“十全老人”用来做便条的。当时市价大约是一元一枚。这张字写得颇精,现在是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1979年3月31日雷雨之夕
  碧蕖馆
  碧蕖馆是傅惜华的书斋。惜华以收藏戏曲小说,特别是附有精图的本子著名,他的收藏在近代藏书家中间是有重要地位的。
  搜求古本戏曲小说的风气起于五四运动以后,在北方,最早注意及此的是董康,他的《书帕庸谈》是最早出现的专门性的著作。其后有陶兰泉、王孝慈、马隅卿诸位。在南方,就有吴瞿庵、郑振铎、周越然等。
  惜华久居北京,他和哥哥芸子都努力收藏俗文学书。解放后惜华入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元明杂剧传奇著录方面写有专著。我承他招待曾到碧蕖馆看过他的收藏。和马隅卿的“不登大雅之堂”一样,惜华的藏书中也有一大批所谓黄色书,上海的周越然也是如此。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史的资料,这些东西自然也有它们的文献价值,应该收集保存的。事实上,这种书艺术价值较高的是很少的。大部分是千篇一律,不近人情,只要翻看一两本,就早已知道即将出现什么花样,味如嚼蜡的事物。真正是典型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
  有一种名为“性心理学”的科学分支,好些年没有人提起了。著名的英国学者霭理斯的七大册巨著中就采录了不少实例,有一些也援引了文献记录,据我多少年前读后的记忆,那内容实在远不及我们的同类作品的奇突和花样繁多。如果外国学者能看到这些作品,大抵是会为之惊异的吧。这些作者的变态心理活动,明白无疑都是社会压抑的结果,不过其反射采取了特殊的渠道形式而已。
  写到这里是必须有例的。那么就来试举一二。
  有一种著名的《素娥编》,本来是周越然的藏书,后来转归惜华了。这是万历刊本,长方板框大册,人物都是“长身玉立”,与《人镜阳秋》的风格相似,而实不太精。前面有小引与近似唐代传奇文的故事一篇,插画就是故事的图解。这是极有名的“宝书”,我有幸得见了,其实也不过如此。
  另外还有几种棉纸精印的大方册页,却实在是精妙绝伦的版画。这是万历中新安刻工最精的作品。左图右文。题辞用四体书写成,形式有诗、词或小记。画面出于技巧高绝的画工。与通常此类册页不同的是,故事展开的场合,绝非通常的庭园居室,而是更为平凡也更显露了非常特色的普通生活场景。记得其中一幅是描写渔家生活的。在芦苇丛中,一叶扁舟之上,天空悬着一轮素月,环境的描绘极幽美。无论怎样的事物,在这里也就完全净化了。
  这确是艺术精品,虽然是不能公之于众的。我自己也有同样形式的出于新安诸黄之手的万历刻本,但内容却不同,是《罗汉十八相》。可见当时这种形式的画册也是颇为流行的。在画工雕手看来,降龙伏虎的道行与“妖精打架”
  也并无任何高下文野之别。在俗人看来,大约是不可思议的吧。
  惜华告诉我,这些画册,都是从北京的旧典当里买来的。它们有一个专用名,曰“避火图”。往往被供奉在帐房内隐蔽而神圣的地方,据说可以防止对当铺说来最可怕的火灾。藏有这样“宝贝”的典当大抵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店东与朝奉大抵是安徽人,他们就从家乡带来了这种作厌胜之用的版画。中国的火神也是道学家的好朋友,不愿看见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人们利用了火神爷的这一洁癖而获得了意外的平安。这种“常识”好像过去的书本里还不曾记载过。
  惜华是有高血压的。久久得不到他的消息,存亡莫卜。最近向北京来的朋友打听,才知道他已故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倒还是平安的,书籍也没有损失。但在他死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部卡车,把所有的藏书,当然也包括那几卷“避火图”在内,片纸不剩地统统运走了,至今一些都不知道它们的下落。朋友过去曾听惜华说起,康生是常常到他家里看书的。因为这位“理论家”也在“研究”《西厢记》,惜华还曾将一种罕见的《西厢》刻本送给他。“碧蕖馆”藏书的踪迹,看来大约可以从这里找到。
  1979年4月2月
  《版画丛刊》及其他
  下面是阿英1954 年11 月25 日给我的一封信。
  《猎人日记》收到,深谢。
  以为还有机会和你们夫妇同游碧云寺,没想到你们竟未曾留,殊以为憾。
  不知最近仍有机缘来京否?
  其实最近几天,我倒逐渐闲了。
  有两个问题想和你谈一谈。
  你们编的版画究竟是否出版并出下去?我主张最好能印出。前嘱作序,我早告惜华同志力不胜,他说供给全部材料,我答应代为整写。后来问他要材料,他又说没有,我就无从下笔了。也许我当时听错。我意只要有一个简单例言,也就可以了。若决定不出,我认为与出版家也应结束一下。不知以为何如?
  尊藏女性词集,不知是否将罕见者开示一目,李一氓同志很想看看。
  兄常跑书店,我很想找几部光绪同文印本的小说,如《水浒》、《红楼》之类(有石印图的),因为想搜集一点石印插图材料。我现只有《聊斋》一种。光绪其他有好插图的石印书也想选存一点。望你为留意。同文《三国》也要。北方很难找。
  如有,望将书价示知,当即寄来。本子,至少图页要干净一些的。此事不必急急。
  最近有何著译?精本小说、传奇,有所得否?
  请代问你爱人好。匆请俪安。阿英
  十一月二十五日
  1954 年秋天,我和妻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遇见许多朋友,那些日子是过得很愉快的,至今想起也还难以忘记。阿英先是在缀玉轩里遇见,后来又招待我们吃饭,还约我们一起到西山去看红叶,但我们终于没有践约,就匆匆回沪了。阿英是我所尊敬的前辈,年纪也要比我大好几十岁,但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前辈的架子。他是极诚挚的人,有时甚至使人觉得他忠厚得过分了。
  其实他革命半生,在旧社会过着长期艰苦、危险的战斗生活,理应“深于世故”了,至少是有些警惕性的吧,可是并不。在这封信里提到的编印版画的事就可以作为很好的例证。
  我在北京时曾到傅惜华的“碧蕖馆”去欣赏过他的藏书。惜华是缀玉轩的旧友,我在梅家与他相识,早就知道他是有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明刻戏曲小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藏。我几乎看了他所藏全部插图的精本,真是为之震惊了。当时郑振铎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早已出版,这是一部开山之作,所收之富和印制之精都是了不起的。但由于此书编刊于抗战中,北方的私家藏书没有能充分利用。因此惜华的藏书几乎都为郑氏图录所未收。我当时年少气盛,也完全没有考虑许多复杂情况,就贸然提议将这些精美的古版画编为《版画丛刊》,陆续印行。大致以新安、金陵、杭州……不同地域的作品为经,以时代先后加以贯串。并无另起炉灶编为全史的野心,只想早日把这些珍贵资料提供出来,使之化身千百,可期垂远。惜华慨然赞同。我提议请阿英写一总序,因为他是内行,同时也是极有资格的美术史论的作者。
  我以为我这想法是不错的。阿英是谦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匆促中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论述;材料固然丰富,但还不能说是全面的……这些因素他都考虑到了。即使如此,他还是答应有了材料,来做整写的工作。这就说明他没有任何个人考虑,他盼望此书能够刊行,甚至比我们还要焦急。
  后来我们接受了他的意见,把简单的例言,化为在一定程度上详悉的提要,尽可能使之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深度。稿子写好了。珍贵的样书也寄来了。
  一起有十几大包,而且都是头本,也就是全部精图所在的卷首。微型照片也拍好了。我和出版家交涉了很久,跑了不知多少趟,但最后也还是不成功,终于功败垂成。甚至直至最后我也没有从出版者那里得知明确的印或不印的决定或理由,每次都被一副笑嘻嘻的面孔挡了回来。今天想来,我原应早就悟出那道理了,但当时就是那么天真,那么一厢情愿。今天想来,阿英对我的依赖,也实在使我感动,他的天真也不下于我这样一个幼稚的年轻人。后来我将一包包书样重新寄回给惜华,再一次欣赏那些珍贵的古版画时,那种憾惜之情,到今天也还是如在目前。更令我抱憾的是辜负了阿英真诚、善良的热望。他自己,还为搜集石印的插图资料而独力奔忙着。比起明刻版画来,晚清石印插图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我是应该在前辈面前脸红的。因为没有这些“晚近”的资料,也就没有了完整的插图史,我竟连这样基本的事实都没有认识。
  1979年4月1日
  往事回忆
  在信堆里又找到了两封阿英的旧信。窗外下着淅沥的春雨,灯下独坐,翻阅着这些发黄变脆的纸张,蓝墨水早已变黑。我于是想到,日子像流水似的过去,一转眼已经快30 年了。
  我还是想把它们重抄下来。
  《西厢记与白蛇传》收到,谢谢。前寄金石书一帙,亦收到,迄此补谢。
  《曲品》原稿,前在文物局见到。兄将此记发表,真是功德无量,惜论断评介未能全部发表。不知你曾否录有副本,如有,甚盼能一借钞也。(如有并可以,请交慧珠同志,她今日返沪,二十后来。)(到后一周,即可寄回。)
  前托之方所觅,系嘉业堂本《武梁祠画像考》,后又托人在苏寻觅,亦未找到。拟托兄代为留意买一部,需款请随时示知即寄上。
  不知你何时能再北来了。
  一年来写了一部反官僚主义的话剧——《模范段》,除此发表了几篇研究性的东西。最近写了一部《中国年画发展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下月,拟从事第二话剧写作。此外别无可告。
  姬老想常晤见,看通讯,你要去体验生活,不知何时离沪?匆此敬礼。
  弟阿英
  八月十三日
  此信写于1953 年。信里是有一些故事的。我买到祁彪佳的《曲品》、《剧品》原稿后,先是将摘要发表在《西厢记与白蛇传》里,作为附录。随后就将原书赠给了北京图书馆。阿英说他在文物局看到此书,那是在团城郑振铎的办公室里。阿英、西谛都是古本戏曲的热烈爱好与搜集者。《曲品》的出现引起他们怎样的狂喜是可以想象的。他立即想要借抄,拳拳之心,到今天也还灼然如见。我的校注本,在两年后也印出了。当时曾写信告诉他。我知道,这书寄到北京以后,必然是当做宝贝“深锁琅嬛”,无论谁想借抄也很困难,那就还是先设法印出为妙。
  《武梁祠画像考》是《嘉业堂丛书》的一种,不知何故,流传极少,我终于也不曾为他找到。嘉业堂是刘承干的藏书处。鲁迅先生曾称刘为傻公子,虽然行事有许多可笑之处,但他确也刻过一些别的聪明的阔人所不肯刻的大书。这就是傻公子的可爱之处。
  从这信里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生气勃勃的战斗、工作精神。他当时担任着全国文联极为繁重的工作,可是写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剧本,还想另写一个。又写成了年画史的著作,还在搜集汉画像,戏曲资料。真是了不起旺盛的精力和工作意志。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1953 年老一辈革命作家的精神面貌吗?这种极为可贵的精神面貌在不久以后就开始受到摧残,到了十几年后索性被彻底搞垮,终于只剩下了魔鬼的舞蹈了。
  信里还提到了言慧珠。
  慧珠的追悼会是前些时和徐森玉等五位合并举行的。那天我去参加,大厅里已经挤不进去,只好站在门口“吃柱子”。面前的柱子上就正好挂着姬老写给她的一副挽联。我一直念着挽联上“惊变埋玉”、“还巢失凤”的字样,望着厅里挂着的她的照片,听着悼词,想起了许多事情。慧珠当然够不上江青所鼓吹的什么“高大完美”,不过作为一个演员,她是优秀的。她聪明,肯向前辈虚心学习;她继承了梅兰芳身上的某些可贵的艺术素质,她也有自己的特色,不过还来不及凝聚、融化,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去了。而且去得那么凄凉。听说她是在某一天受尽了侮辱折磨之后,回家,上理发店,上饭店,回家,盛装,然后……“惊变”、“埋玉”不只是她曾演过的两折曲子,她的结末,也和“埋玉”里的杨玉环没有什么两样。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女吊》里的几句话,觉得好像正是说的她。
  1979年4月1日
  陈寅恪
  中国历史学界,曾经有过著名的南北二陈。北陈是陈援庵(垣),却是广东新会人;南陈则陈寅恪,江西义宁人也,晚年则久居广州。所谓南北,可能是指他们掌教登坛之地而言。两位陈先生都有专精的学养,门弟子满天下,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两先生都已谢世,虽然晚岁荣枯颇有不同,不过现在都已得到正确的评价,遗著也都先后陆续刊行了。这是使人非常高兴的事。
  抗日战争中,寅恪先生辗转来到昆明教书,援庵先生则留居北平,著作不辍。所作多含有深痛的民族意识与家国之感。其《明季滇黔佛教考》一种,于1957 年重刊。前有陈寅恪所撰一序,重刊时照样收入。其时援庵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而寅恪方大受批判。我得读此序,深感援庵先生的风义,同时也发现寅恪先生虽然以“资产阶级学者”著名,而其言论却颇新颖而正确,并不如举世哄传之谬。此文为我所最爱读的文字之一篇,现在忍不住想重录一过,以飨读者。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先生先后考释摩尼佛教诸文,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今复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远寄寅恪读之,并命缀以一言……抑寅恪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微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呜呼!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寅恪不获躬执校讐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仅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藉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
  此序写于1940 年7 月。今天读来,则不但陈援庵1957 年不抽去此序为不可及;1940 年初刊时竟登此序也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寅恪所说宗教与政治不可分割的道理,自然是正确的。他引支愍度南渡事,更是对动乱社会与人民心理有深刻理解的表现。序文写得更是文情俱胜。这在寅恪先生晚年著述中更是一个特色,也许可以称之为“历史学与文学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的吧。
  上面一抄就抄了许多,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大合适。不过我还想更抄一段另外的文件,这是从我过去的一个抄本里转录的。那是陈寅恪先生为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也已是40 年前的文献了。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莫肯售,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幸亏这一段并不太长,抄起来还不费力。可是其意见之尖锐、犀利,态度之坦率、风趣,也正不易企及。虽然他的某些见解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畴,可供讨论批评的;但他在40 年前的意见,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也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几十年中间,有多少学人、志士曾经为此事而反复考虑。
  即使不能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但敏锐的中国人这一称号,在陈先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吧。
  我抄下这两节并不太长的文字,用以介绍寅恪先生思想的一两个侧面,看来比我吃力地说许多废话效果要好得多。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
  昨天看到新刊《中国史研究》中收有陈垣的《治史遗简》,是从援庵先生的家书中选录出来的。其中有许多精语。1940 年7 月31 日一信中说:前日接到十七日函,并寅恪先生序。第六卷将印毕,正好赶到,喜出望外。兹有复先生一函,便寄去。《佛教考》稿现在何处?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
  这里所说,就是寅恪先生为《佛教考》所写序文从昆明寄到北平的事,援庵先生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寅恪先生的尊重,对诤友的指摘的竭诚欢迎,都是极为动人的,因附记之。
  1979年5月12日
  “寒柳堂”的消息陈寅恪教授的遗稿《柳如是别传》的“缘起”已由广东《学术研究》发表,他的《论》也已由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刊出。“论丛”本较1959 年香港印本多“校补记”一节,系1962 年对《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身世有了新的发现并考证之后作的补充研究。
  这两种著作是寅恪先生晚年用力最多的研究成果。它们的一种共同特色是应该指出的。这虽是两篇学术论文,但《别传》的“缘起”和《论》的结尾都有作者近于自传性质的叙述,并附载了十多首诗。陈先生的诗写得极好,这些诗多成于抗战期间流离转徙之中,感情尤为深挚。他虽自嘲“论诗我亦弹词体”,但这实在是笔端沉痛,声韵凄楚,写尽了时代声音和家国之感的一组好诗。像“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这样的句子写于“九·一八”事变之际,确是吐露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声,不只是诗人的个人慨叹而已。
  陈先生在“文革”中间,也无例外地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于1969 年10 月7 日逝世,陈夫人也在同年11 月21 日死去,前后相去不过一个半月。身后遗下三个女儿。
  寅恪先生的著作,生前付刊的不过三四种。多年来散见各大学学报及学术刊物者都还可以收辑,这是不成问题的。晚年用了十多年工夫写成的5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现在已经交给上海的出版机构,正在付印,出版可期。
  这部原稿共有30 余册,是他在多年失明的情况下,由助手协助写成的。此外还有几种重要的遗稿,则前后遭到抄家劫掠,至今下落还在若明若昧之间,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和关切。这些遗稿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由陈夫人手抄的《诗稿》三册。
  其中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寒柳堂纪梦》,这是一部分六个部分的带有自传性质的著作,据说这不只是个人身世的叙述,而是作者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带有评论性的回忆,自然更偏重于对清末以来数十年间学术文化变迁的看法。我们悬想这可能是寅恪先生有意识写下的一部学术总结之作,而且并不只是局限于个人。据说这部“未定稿”曾抄成两份。陈氏家属保留了一张当时抄没时的收条,收条的签署人现在也还可以踪迹得到。
  《诗稿》据说是还保存在什么地方的保险箱中,至今尚未还给家属,其他的几种著作遗稿也是如此。这些情况已经由寅恪先生的门弟子向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做了汇报,相信不久必然会得到妥善的处理,这是应该向关心寅恪先生遗著的读者报告的。
  我们重视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当然不是说他的业绩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是论点或史料搜集以及考据方法等方面,都也还有可以商榷之处,这是毫不足怪的。在出现了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时,他自己也在一直进行着补正的工作。《论》如此,《元白诗笺证稿》也是如此。从《柳如是别传》的“缘起”可以看出,他在客观地评价柳如是这个人物的同时,也不免流露了为她“辩诬”的迹象。对钱牧斋也是如此,在指出他的丑恶一面的同时,也还不免有回护之词。例如他说,“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就对钱谦益的迎降,视之为难免的“通例”,这和他自己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不免发生矛盾了。这里我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陈先生的全稿我还未得通读,这些感想也可能是片面而不正确的。无论如何,这是一部极重要的著作,而实在也并非专门研究“钱柳因缘”,其实倒是涉及明清易代之际政治思想斗争的极重要的一部著作。史料十分丰富,同时又是十分缺略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特点,他在大量复杂、矛盾惝恍迷离的素材之中,进行探索,他的劳动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提供了一条门径。
  读者也自然应该从中得到应有的结论,学到有用的东西。
  1979年4月10日
  《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已陆续出版。可惜的是《纪梦》依旧是一部残稿,而《诗存》也是很不完备的。即使如此,出版社还是作了很好的工作,值得感谢。同时也希望,那些至今没有下落的遗稿,能早日找到,印行。
  1980年11月20日起
  槐聚词人
  ——一篇积压了30年的报道
  真的是在很早以前就想写这样一篇报道了,可总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延宕下来。这其实并不是出于主笔、编辑……的作梗。在这里我愿意先抄下一封旧信:
  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赵家璧君处乞为弟一促,谢谢。即上裳兄文几。徐、高二公均候。弟钱钟书再拜。内人同叩。三十一日这信写于1950 年1 月末。当时我正在北京小住。一天去看吴晗,他约我到清华园去玩,去住了三天,就住在西园12 号他的家里。我当时是一名记者,到了清华园这样的地方,是决不肯放弃机会,入宝山而空手回的。吴晗陪我访问了一大串名教授,收获是相当丰富的。后来也陆续写了一些通讯。但也有一些很精彩的见闻没有写,只好忍痛割舍。例如我去访问梁思成、林徽音,在他们住宅的晒满了阳光的客厅里坐了好半日,听梁思成谈古建筑,谈北平解放的故事……那时林已病得很厉害了,一直睡在一只小沙发上,也没有说几句话。就在那只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她盛年时所照的着色照片,真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少妇,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相信就是睡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对于梁、林,我是非常钦佩的。并不因为他们是梁启超的儿子和林长民的女儿,其实他们夫妇都是有非凡成就的古建筑学家,我早就拜读过而且爱读他们发表在“营造学社”学刊上的许多篇论文了。同时,林徽音又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小说家,《大公报》印过一本《小说选》就是她选编的。我觉得在编写现代文学史时,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忘记这位出色的女作家。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已经统统忘记了,但当时那间小客厅里的氛围、情调,和作客的我的心情,到今天也还是新鲜的。那天在他们那里还遇到了金岳霖教授,冬天,还在室内戴着一副绿色的打网球时用的遮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似乎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
  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听钱钟书谈天真是一件非凡的乐事。这简直就是曾经出现在《围城》里的那些机智、隽永的谈话,只是比小说更无修饰、更随便。那天晚上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谈笑,我也没有拿出笔记本来,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谈话的内容全忘记了,可惜。惟一记得的是,当他听说我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只买了一小册抄本的《痴婆子传》时,大笑了。这就是他赠我一联的上半,“遍求善本痴婆子”的本事。
  第二天我还碰到他一次,后来他又进城来回访一次。这就是“三晤”。
  当时我真想把他的话记下来,就是因为这封信,没有写。当时我头脑里也确有不少清规戒律,其实,开会太多之类,算得了什么呢?有什么可避忌的呢?
  可是我终于遵从了他的告诫,没有写。我向他约稿,他说自己诗情文思都如“废井”。反而说什么“笔挟风霜”,那自然是涉笔成趣。东坡诗“舌有风雷笔有神”,实在应该赠给他才对。
  他的《围城》在晨光图书公司出版,销路很好,但没有拿到过一文版税,他托我向晨光的主持者赵家壁催问此事。可惜的是我没有能完成他的委任。
  1980年4月3日
  关于《管锥编》的作者
  还是先抄下一封信来。
  奉书失喜。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也。弟无学可讲,可讲非学。访美时绝未登坛说法。彼邦上庠坚邀,亦皆婉谢。报章煊染,当以疑古之道疑今。兄旧是个中人,美言不信,必不受眼谩耳。明年或尚须远役,自知不舞之鹤,难为伏枥之骥,贻讥腾诮,且食蛤蜊。拙选初非惬意,本勿欲灾祸棃……未及细校,讹错殊多,重劳齿及,徒增颜汗。有小集一种,月内问世。差如韩陵片石,君堪共语也。×君美才,通函以少作相询。弟老而无成,壮已多悔。于贾宝玉所谓“小时干的营生”,讳莫如深。兄不为锦被之遮,而偏效罗帏之启,薄情忍心,窃有怨焉。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Voltaire 所以言Pyrrhonisme del’histoire,身外是非谁管得,隔洋听唱×××矣。佳笺玷污,愧甚。即颂近祉。弟钱钟书上,杨绛同候。四日此信距离“北来得三晤……”函,中间正好隔了30 年。简尺中的风调、才情……却依然如昔,这是使我极高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的《访美观感》中收有他的一篇报告,关于访美的种种都谈到了,这里也并没有更多的东西。此外,讲到了他的《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又提到了一些海外学人辛勤搜集资料,对他进行专题研究的事。这种研究态度曾经是令我吃惊过的,看来简直就像乾嘉经师对待先秦诸子一样。吃惊之后也不免发生一点小小的感慨。30 年来,记得他的人是不多的。新文学史研究者忘记了这位惊才绝艳的小说家;选了一本别具炉锤的宋诗,又几乎成了“白旗”。记得1962 年他到上海来过一次,出席大学文科教材会议。我设法挤进会议室去看他。在会议桌前相对,没有讲话,不过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眉宇之间的瞬息变化,“年光逝水,世故惊涛,”这一切,都在不言中进行了尽情的表述、交流。那次的经验也是奇妙的。没有问他“文革”中的经历,最近从一篇文章中知道,他在干校中当过信差。这在那种场合已经算是一种“美差”了,也许是对我们的学者的特殊照顾。几年以后这位“信差”拿出了100 万字的《管锥编》,海外学人热情地研究他的身世、著作……这是正常的、应该的。我并不完全同意他悔其少作的那些意见。
  《管锥编》是一部有趣的著作。我说“有趣”,也许有人会不同意;也许我还没有读通这书的必要功力。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本有趣的著作,比起我过去读《义门读书记》、《潜研堂集》、《二初斋读书记》、《读书脞录》……来有趣得多了,而广博深厚当然又不是能期望于过去的学者的。《倘湖樵书》、《辨讹类编》、《癸巳类稿·存稿》都是可观的著作,但与《管锥编》都不是一类。更不必提不可能出现于过去的著作中的新方法与新材料。
  此书出后,我想,有些史学、文学以至辞书工作者可能都会考虑增订、修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吧。
  三十多年以前,我曾劝过一些亲近的朋友,宁可作一个“才人”,也不要去作“学人”。今天看来,这意见当然是过于偏颇了。不过当时那样说也有一定的理由。因为那是个完全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与可能的时代,而学人的道路也确是艰苦、寂寞的。在默存先生身上,才人与学人却得到了十分理想、完美的结合,这可并非常见的现象。
  他写给我的两首诗,都是旧作。《蒲园且住楼作》一律是我特别欢喜的。
  夹衣寥落卧腾腾,差似深林不语僧。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已怯支风慵腊月,小园高阁自销凝。
  像李义山么?有些像。但义山没有这种深微、细密、凸现的写法。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诗,当然不会有完全的一致。这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却只用了56 个字。如果学他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这诗是会使我们联想起玉溪诗中坐在“隔雨相望”的“红楼”中的那位穿了白袷春衫的少年诗人的吧?这应该就是作者自己。不过研究诗比研究《管锥编》还要更困难得多,我不想更深入下去了。
  1980年4月4日清明
  绣鞋
  三四个月前在朋友那里看见一叠旧扇面,其中有两幅出于明末的周延儒和马士英之手,就借了回来。想写两篇小文章,因为手头无书,无从着手。
  荏苒至今,已将半载,而朋友却已逝世了。人事变幻,真不能不使我兴慨。
  扇面不能久留,文章必须赶写。资料查起来实在也太费事,好在30 年前曾写过一篇《鸳湖曲笺证》,那里面就有颇为丰富的故事,足够引用,乐得偷懒,想想也不能不惭愧。
  我有一部万历刻的《状元图考》,有大量极精美的插图。自明初开科以来每位状元公都有一张图,另附说明,大抵记着他们曾做过什么好事,上帝见喜,终于中了状元之类的“故事”。这种书大抵在“考棚”之类地方发卖,每逢大比之期,就要重印,自然也趁此增入前科新状元的材料。我所有的一部最后一张就是周玉绳(延儒),可见书的印行,已在他高中之后。画面画的是怎样的故事也已记不清,反正还来不及预言他被崇祯帝赐死,则是无疑的。
  这位宜兴相国的故事说起来也话长。这里只能简单地讲一下。他本来是和东林作对的,但后来却为张溥所争取,将他捧上台去,作了首辅。但结局却不好,赐死。周延儒并不是什么好人,可以说是劣迹多端。他那第二次出山的前后,就是一篇极精彩的故事。《霜猨集》有一首诗咏之: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
  诗后有小注曰:
  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惧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曰,不如在家寄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朱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直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真是出色的故事,大约也是当时的所谓“小道消息”之类,后来就统统称之为“野史”,以区别于道貌岸然的“正史”。不过古往今来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小道新闻,往往倒十九是正确的,其价值有时要超过正史万万。
  明末的政治、社会,已经腐朽到了怎样的天地,从这里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张天如(溥)是复社党魁,一般都看做好人的,然而那手腕却如此。不过我们还不能不承认他是个政治家,他用来说服周延儒的恰恰是政治上的利害。周延儒私纳民妇,对百性的态度可谓淫横绝伦;他对皇帝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这是不问可知的。也是《霜猨集》,有另一首诗: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殿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下有注曰:
  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这个故事简单,但刻露。我相信大抵也不会是捏造。像这类款式的贡品,真是千千万万,如“御墨”、“御用瓷”……简直数不胜数。不过把名字绣在妃子的绣鞋鞋底上,那就只能出之于“天才”,常人是万万想不到的。崇祯帝发现此事以后的反应,则殊非周相国所能料及。因为照常规说来,这样做是会格外讨得皇帝的欢心的,不然他为什么要在妃子鞋底绣上自己的大名?十拿九稳的马屁的穿绷,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还并非常见的特例,我们应该从此体会出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
  1979年5月2日
  春灯燕子
  阮胡子(大铖)写过四本有名的曲本。它们是《十错认春灯谜记》、《燕子笺》、《勘蝴蝶双金榜记》、《马郎侠牟尼合记》,今天都还有明刻本传世。大铖写这四种曲,有意和汤显祖的“四梦”争胜,这在《春灯谜》前的手书自序中可以看出。他说:余词不敢较玉茗,而差胜之二。玉茗不能度曲,予薄能之,虽按拍不甚匀合,然凡棘喉■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昭武地僻,秦青何勘辈所不往。余乡为吴首,相去弥近。有裕所陈君者,称优孟耆宿。无论清浊疾徐、宛转高下,能尽其致;即歌板外,一种■笑欢愁,载于衣褶眉棱旨,亦如虎头道子,丝丝描出,胜右丞自舞郁轮远矣。又一快也。(此序写于癸酉即崇祯六年三月)
  他指出了汤玉茗的弱点两条:不懂歌唱;没有老伶工的合作,不能有很好的演出实践。这两条都是实在的。
  阮大铖在《双金榜》序中还提到他的创作经验。
  此传梗概,胎结久矣。一针未透,阁笔八年。偶过铁心桥,一笑有悟,遂坐姑孰春雨,二十日而填成。平生下水船,撑驾熟烂,此不足言……
  所说也确是写戏的人的经验之谈,而用语又是那么俏皮,并带有浓厚的禅宗语录味道。此外,使我大吃一惊的,《春灯谜》前面,赫然有“山阴友弟王思任”的题叙。王思任正是大骂马士英,提出“吾越乃复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响当当口号的名人,他却对大铖极力称赏,序中说: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渭泾倒置,遂放意归田,白眼寄傲。
  这里所说,正是大铖因投在魏忠贤门下,列名逆案,落职归田的事了。
  王思任对此寄以同情,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奇。《牟尼合记》前面又有“香草垞禅民”的题词,看那印记,知道就是文震孟。他是启祯之间东林眉目,天启二年状元,有极高的声望。文震孟在序里虽然不谈政治,但对大铖剧本的成就则推崇备至,这又是不能不使我吃惊的事。作《石匮书》和《梦忆》的张宗子,也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这和“小人无不多才”是一致的,而惋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了。此外还有抗清死节的邝露,是大铖的学生,在诗集《峤雅》卷首还刻入了大铖的诗话,极尽尊重。我举出这些事实,倒不是想为阮胡子翻案,只是希望提醒《桃花扇》的读者,不可将明末党争政局看得过于简单。孔尚任是在写戏,而戏剧矛盾是必须集中、鲜明,不可能将许多细节都写进去。杨龙友这个人物,就是有意安排了来作为依违于两者之间的代表的。在杨的身上就有着文启美、王季重……的影子。《桃花扇》写阮胡子叫自己养的班子排了精彩的戏本,请清流名士们来看,最后讨了一场大大的没趣。戏是写得极好的,也符合历史真实,不过也确有简单化的倾向,阮大铖被写得近于《借东风》里的蒋干,他的阴鸷险狠的本质就被削弱了。而四公子们也真写得像一群不通世事的大少爷,不问青红皂白就应邀跑来看戏吃酒,竟连主人是谁都不清楚。这其实是不大可能的。阮胡子当年想请酒看戏,像文震孟那样的名人,绝不会不肯赏光,他实在也用不着那样鬼头鬼脑。
  我们如果要求孔东塘严格依照历史真实,做到无一事无来历,那是过于天真了;但看了《桃花扇》就以为彻底了解了南明的历史,也不免头脑简单得可怕。天下哪里有这等便宜事!
  1979年5月6日
  马瑶草
  明末的马阮,即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坏种,是久有定论的了。从晚明以至今日,出现于史学家和诗人之口的斥责声,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只是在五六十年前,出现了一位姚大荣,以同乡的身份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为士英辩诬。我曾翻阅过这本“奇书”,但并未被姚先生说服。其实就是在当时,在清流中间,对士英的评价,也并非一面倒的,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还有过不同的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是夏完淳在《续幸存录》里的意见。他是将士英与鼎鼎大名的史阁部对比立论的,也的确大胆:
  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
  夏完淳的意见和曹孟德有些相近,他并不否认史马两人在道德人品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当时的客观具体情势出发,主张两人的职务应该调换一下,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不过终于还只能是书生的迂阔之谈。他没有通盘考虑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这实在并非一两个个别人物所能左右的。他的这议论也不能不引来清流人物的许多不满。
  另外还有一种议论,就是“小人无不多才”(樊樊山语)。那是在否定了马阮之流的大节之后,进而指出他们虽是坏种,也还有其“才能”。这才能,是指他们的诗文词曲序画而言的。这自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人间坏种多矣,但能做出大大的坏事,给民族、国家、人民带来特大灾难的,也还要靠他们的“才能”。
  阮大铖有诗集,有《春灯·燕子》的曲本,知道的人颇不少。但马士英的诗、画流传下来的就很少。马士英是能画的,清初的刘大山(岩)有《题马士英画》一诗,在《大山诗集》卷四中:福人醉不醒,幕府凯歌休。君臣鸟兽散,兹事羞千秋。断续焉中看字样,凤阳提督金陵相。尚有闲情作画师,六代山川恣跌宕。小部新翻燕子笺,吴绫细楷朱丝缠。司马填词宰相画,孝陵王气飞灰烟。吁嗟鼠子金衢走,人间尚惜迂痴手,看画君须掩姓名,画工莫问为谁某。
  刘岩的诗集流传很少,还是康熙时所刻。作者的诗笔也何让于梅村!真是慨乎言之,马阮并论,弘光一局,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场奇耻大辱。诗末透露了一点消息。在清初,马士英的画还是流传得有;作为画人,也不是凡品。
  不过人们看见那署名就觉得可耻。乾隆中吴兴姚世钰也有《题马士英画》一诗:
  剩水残山信手为,百年留得墨离离,与人家国浑闲事,那不常称老画师。
  可见百年以后,马土英的画迹也还是有流传的。忘记是谁的诗了,有“××青楼冯玉瑛”之句,诗注说,人们讨厌马士英的为人,但又不忍毁弃他的作品,于是就把画上题属的“马士英”加上点画改为“冯王瑛”,而且指实为一位善画的名妓。这诗的作者是晚清人,不过今天冯玉瑛之作好像也从来没有发现过。
  至于马士英的诗文,那就流传得尤少。我只在阮大铖的《咏怀堂丙子诗》前面看见过马士英所作一篇小序。文章写得是不坏的。记得他特别抓住了阮大铖诗里的“禅味”加以发挥,而且引用了他自己的一联断句:“深机相接处,一叶落僧前。”也确表现了一些禅宗的意蕴。当时阮胡子正在南京祖堂山献花岩畔避风头,同时埋头写剧本。
  这回是从燕赏斋主人的藏扇中看见了马士英的一幅草书金扇,草书有颇深的功力,使人想起张瑞图、王铎等明末书家,那风气是一致的。原扇失去一行,诗云:□□□□□,浙比鱼龙乡。流止同一观,湖山孰低昂。晨昏蟾蓄泄,王气聊相当。荷芰接松楸,映带生空香。夏深水鸟散,莫乱澄湖光。即事尽幽赏,蒲风生夕凉。
  属款是“为维城词丈书马士英”,”马士英印”(白文方印)。
  这诗,和上面所引的断句风格是一致的。放在《咏怀堂集》中,也毫无愧色,不但禅味颇浓,而且气象比起阮司马还要来得雍容阔大一些。看来,“小人无不多才”这话还是不无道理的。
  据燕赏斋主人见告,若干年前叶玉虎(恭绰〕看见此扇,曾为之惊赏。
  叶玉虎说他曾藏有阮大铖的字幅(按,已影印入■山精舍本《咏怀堂诗》)
  但平生不曾见过马瑶草的墨迹。我想,做为反面人物的遗迹,这种事物也自然有其文献价值,殊不必义愤填膺、拉杂摧烧之的吧。
  1979年5月5日
  消夏录
  长夏无事,以读书自遣。陶渊明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忘食”不一定办得到,多少忘掉一些暑热,倒是可能的。近来记忆力衰退,有许多从前看过的书,还曾写下过批注,几乎都全然忘却了。重读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愉乐,也不免有些惘然。想想还是多少记一点下来的好。古人著作中笔记一项特别丰富,那部分原因就在此。做这样的工作,重要的是见识。
  不只是议论,就是选材,也往往可以看出读书者的见解。这是很不容易的。
  也是暴露自己思想,趣味……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渠道。不过我想,只要采取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态度,一定是会得到读者谅解的罢。
  钱大昕论诗
  钱竹汀(大昕)是我所佩服的作者,我有一部原刻的《潜研堂文集》,还是马笏斋的藏书。随意翻阅,很有兴趣。钱竹汀是著名学者,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文史考证方面。不过他也作诗,他有一种非常难得的老实态度,他知道作诗不是自己的特长。他在诗集自序后面,写了一段附记:予既以有韵之文,受知圣明。然性不喜瞰名,检点箧中,所作亦无甚称意者。故从未敢刻以问世。而江南书肆选刊近人诗,往往滥收拙作,真赝相半。偶有一客过予,诵所见佳句,听之愕然,谢以非某作,句亦殊不佳,客怃然而退。予于诗虽非专门,而寸心得失之故,要自知之。
  固不欲掠它人之美,亦岂可以恶诗冒为已有。兹取前后所作,钞为一集。
  不敢自以为是,亦欲存庐山之真面云尔。
  这篇短文写得好。表面看来,钱大昕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儒者,但实际他是很严肃的,还有点厉害。那位想来奉承的“客”,碰了一鼻子灰而逃去,在钱先生笔下,是活生生的。这自然并不是小说,但确是写出了社会上的一种典型。很真实,很有深度,因而也就很有意义。
  钱大昕的严厉,使读者不易觉察,固然与他的修养、文字有关,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吹胡子瞪眼,声音也不奇怪而高,只讲道理,不学泼妇。看似平易,其实是比一切“英雄”们都厉害得远。
  他还很有点幽默感,他并不曾有意丑化,但那位“客”的脸谱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经验,一下子就联系起来了。
  沈德潜选过一部《七子诗选》,其中就有大昕的诗。沈是钱的前辈,但作风很坏,大有那位“客”的气味。我怀疑,附记里的有些话,就狠狠刺了他一下。自然这不过是推测,但我相信,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诸葛亮与魏延
  《三国志演义》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故事,把魏写成一个“脑后有反骨”的角色,暗示只有诸葛亮能掌握、使用他;诸葛一死,魏延就再也无人能加以制驭,最后还是靠了诸葛的“遗策”才杀了这个“祸害”。不能说完全没有史实根据,但确是大大地小说化了,也大大地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魏延是个很有见识才干的将领,比马谡高明得多。他在伐魏的战略上,与诸葛有明显的分歧。他主张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诸葛亮不予采纳,却选择了兵出祁山的迂远路线,而且前后试了六次之多,结果还是失败了。一般人都把这作为诸葛谨慎小心的证据,陈寿还批评诸葛,“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易为人理解的悲剧。
  魏延的作战方针是一条出色的奇计,诸葛不会不理会、赏识。但他不能采纳;又不能明白讲出自己的理由来。魏延当然想不通,难免对丞相有意见。
  这就是悲剧的实质。
  王船山是多少看出了那秘密的。他认为,刘备死后,阿斗胡涂无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明知出祁山不易完成北伐大业,但还是先后六次执行了同样的战略。碰了壁要转弯,这是猪都懂得的道理,难道诸葛就不懂么?
  诸葛亮苦在明明知道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只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才能争得生存,但又不能公开宣布;相反,在口头上还必须高唱“北定中原”的调子,否则人心就有瓦解的危险。他当然不能向魏延推心置腹地说明。而魏延自然也摸不出诸葛的心思。这真是一个悲剧。
  诸葛亮的《出师表》虽然提出了伟大的战略目标,但却缺乏必胜的信心。
  通篇充满了悲壮气氛,但缺乏誓师的雄壮气势。过去读来总觉得有些奇怪,其实,那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
  马士英与杨龙友
  我在《春夜随笔》中曾经谈到马士英和他的画,其实清人文集中有关的材料还有的是,只是手头无书,记忆不济,不能广为征引而已。今天翻阅张商言(埙)的《竹叶庵文集》,在卷八中又发现两诗,原题云《题马士英画二首》,题下小注云“即王阮亭尚书所题诗之帧,今陆丹叔同年藏之”。
  此君作画题辛未,门馆清闲消夏宜。尚是江南无事日,未曾庐凤督师时。
  一般不骂杨龙友,桃叶江声骂汝多。剩水残山能几笔,六朝难画画陂陀。
  张商言的诗写得不坏,特别是那第二首,道出了清初文士中间流行的一种批评尺度。诗人还是明白的,大约也多少知道一些杨龙友的底细。
  杨是马的亲戚,是典型的清客。他是“画中九友”之一,会画两笔画,也会作诗。看来他在马贵阳身边是负责联络清流的工作的。成绩似乎也还不坏。他实在应该感谢孔尚任,一曲《桃花扇》帮了他的大忙。观众大抵是同情他的。但他在南明一局的政治漩涡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也还是不甚清楚。说他是个中间派,也不一定恰当。杨龙友不只是“画中诗酒”而已,他还会抓枪杆子,当然也是借了马士英的权势,不过实在胡涂得很,在金陵瓦解的混乱中,左冲右突,毫不讲究策略,最后终于胡里胡涂地死于乱军之中了,这当然也是他毕竟和马阮不同的所在。不过吴梅村早就指出了他望风先遁的不光彩纪录。过去研究南明史的人有一个十分简单化的标准,不论一个人为何而死,如何死法,只要是在甲乙之际丢了性命的,就一概称之为死难的烈士,丝毫不作具体分析,这是很可笑的。南明史至今留下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笔胡涂帐,着实有必要加以清理。
  杨龙友的画流传下来的也很少,30 年前我曾看到过故宫所藏的一幅墨竹,上题有“龙友墨戏”四字。虽然是文人画,到底也还有一些功力的。推想他的绘画成就也不一定就在马士英之上。
  我还藏有杨明远的《怀古堂诗选》,其中有不少有关杨龙友事迹的第一手史料。不过此书至今还没有回到手中,因而无从征引。记此备忘。
  武则天的结末
  《资治通鉴》实在是一部好书,也是我的爱读书。当然我并不想从这书里学到什么政治斗争手段与统治经验,我是多少当它做文学作品读的。前人说“六经皆史”,不无道理;我也想说,诸史皆文,当然这中间有高下之别,但《通鉴》确是上乘之作无疑。
  偶然翻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入玄武门杀二张的一节。这时武则天已经病得很厉害,她的两位面首张易之、张昌宗乘机用事。张柬之等定计,抱持太子到玄武门,“斩关而入”,杀易之、昌宗,然后来到武则天长生殿病榻之前。“太后惊起”,先问,“乱者谁耶?”后来看见太子,又命他回东宫去,无效。人们反而提出“天意人心,久思李氏”,要她交出政权,传位太子。武则天此时大抵已经明白大势已去了,也不想再做无益的挣扎。只是她还对两个人发了两次牢骚。一个是武则天所信任的宰相李义府的儿子李湛。武则天对他说,“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另一个是崔玄■,武则天对他说,“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
  这些真是所谓十足的废话,一些作用都没有的,只能表示她在事变面前束手无策与软弱。崔玄■的回答是“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以后武则天还说了些什么,司马光没有记下来,大概是些更为无聊的谈话。不过《通鉴》不删上面的两段对话,却是有见识的。这不但极精炼地刻画了武则天的虚弱,同时也还说明她直至此刻还对杀了她的面首恨恨不已,以及对“任人唯亲”政策的极大的幻灭感。她实在没有料到,她最后的精神支柱,竟自如此地垮掉了。读者也清楚地明白,武则天这时是彻底完蛋了,她的一切倚靠,一切希望,都不复存在了。
  如此看来,这两节都不是什么“谈话”,加以记录是正确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明白,一些论者称赞武则天有知人之明,任人唯贤,到底有多少说服力。
  又过了将近一年武则天才最后死去。但实际上她此刻已经死掉了,无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是如此。
  与二张一起杀掉的还有张昌仪。昌仪刚造起了一所“逾于王主”的新宅第。有人夜里在大门上写下“一日丝能作几日络?”的话,就是说“能作乐几日?”擦去了,又写上;一连六七次,“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故事,用不着在这里再作多余的分析了。
  1979年8—9日
  关于《随想录》的随想
  听说《随想录》要印成一本书了,很是高兴。这些文章陆续发表时,我曾先后读过,作者大概说了些什么话,是有个约略的印象的。为了印证旧有的印象,我又找出旧报翻了一下,旧报并不完整,但可以证明我的印象还是准确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
  我还有过另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又是一本悲壮的书。我这样说,因为我的确感觉到这些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是通过作者自己的心写下来的,都经过自己良心的检查。“良心”,按照一位著名诗人的意见,“就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同意这个说法。
  作者写的其实也不过是一些“身边琐事”,不过由于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不平凡的时代,因此“身边琐事”也就往往有了更深广的内涵。作者在许多地方都说过,因为他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因此就不能随意浪费,要抓紧时间讲自己所要讲的真话。而讲真话,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勇气,有时还需要非凡的勇气。这就是为什么会使我感到这是一本悲壮的书的原因。
  作者要讲的真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讲到了自己的毛病。例如,作者讲了他在一些场合真诚地讲过一些“豪言壮语”;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曾“响应号召”对一些人和作品作了并非出自本心的“批判”。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其实有些情形,读者、人民心里是明白的,并不需要作者自己站出来解释。但他这样做了,说明他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而且并不将自己除外,不是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见有些自命“一贯正确”者,为了自己“形象”的“完美高大”,花了许多力气,而得到的往往只是相反的效果吗?
  作者最近经常说起,一个人的思想是时时在变化的,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有时回顾两年、一年、甚至半年以前写的文字,有些认识就又有新的发展变化了。这自然说明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个飞速进步着的时代。两年以前作者为《家》的新版所写的“后记”中说过:“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估计不够准确,但所能举出的论据也只是书店门口长得出奇的队伍。今年年初我写过一篇短文《补课》,也是想说明这点意思,不过吞吞吐吐地说得很不清楚。现在,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总算初步弄清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卖弄了十多年的其实不过是从旧货店里里找出来的“出土文物”。作者在一筒《随想录》里,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而且承认,在今天的马路上,也还会时常遇见在散步的高老太爷。
  作者很喜欢讲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作县官的父亲的衙门二堂里偷听打小板子的故事,这已经写在《随想录》里了。作者还记下了他在巴黎瞻仰卢梭的石像时的感想:“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看起来,这些好像都已经是“陈旧”“过时”并不时髦的思想,但是没有办法。正如我们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依旧不能不一步步脚踏实地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走过去一样。想一厢情愿地跨越时代,那结果已经是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的。
  作者还告诉我们许多故事,发生在前些年的希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大抵是稔熟的,也许在有的朋友听来不免有些陌生,以为是讽刺。不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些故事也正有着强盛的生命力,一时半时不会为人们所忘记。就像曾经在上海这地方不可一世过的两位“长官”,(可惜其中的一位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我们至今也还不能不“姑隐其名”,使读者读起来也难免气闷。我们实在对这群恶棍宽容得过于长久了。)一位给作家规定了严格的时限,超过规定一天所发生的事也不许写,用的是比科学家还要科学的方法;另一位则主张出版社要出人材,大约是指跟“走资派”对着干的人材吧。这些都是《天方夜谭》的作者也想不出来的“妙计”。不过我希望读者不只当作笑话来读,必须想到,掩盖在这些“笑话”背后的是无数善良的人的血和泪;并且关心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怎样的努力,我们才能最后杜绝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居住的这块地方重复发生。
  不能不想起鲁迅先生。在先生的杂文中间,很有一些是论及30 年代旧中国的那个文坛和作家的。我还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先生要把许多精力花在这些地方呢?后来逐渐悟出了一点道理。作家不是遗世独立,文坛也并非与世隔绝的处所。“剧场小天地,天地大剧场”的原则还是可以适用的。
  记得鲁迅先生曾指出过去许多人挤进文坛的方法。有靠太太的奁资的,有先作官的,也有“捐班”的;这样,坐着金子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坦克车的X 品文官或“诗人”就凯旋而归了。也有的人变了一通戏法也取得或保持了“作家”的桂冠。先生指出的这些“文坛登龙术”,虽然已经是50 年前的往事,好像到今天也并未完全失传。《随想录》里记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不只一个,像这样的故事绝不只有一件两件。一些过去起劲地“批邓”、“批走资派”的“作家”,在“四人帮”倒台以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些“聪明人”很快想出了办法,用“四人帮”替换“走资派”,只要请排字工人抽换几个铅字,连人和作品就都是崭新的了。于是他们照样在文坛上走来走去,点头微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有的人还堂皇地在会上介绍“深入生活”的“经验”,我怀疑这是弄错了讲题,应该更正为魔术家的心得才对。
  《随想录》的作者却告诉我们:“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可见他走的是一条另外的道路。作者在很多地方表示了他对读者的信赖与感激,使人读了十分激动。他感谢读者给予他和他的作品的保护;他声明他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这些话是真诚的,在谈天中,我听见过更多同样意思的话。我以为,靠了这些,他才没有走一条“既保险、又省事”的道路,因而有着比一切“既得利益者”都高尚的灵魂。
  从他这里的有些叙述以及过去的作品中很容易留下一个并不准确的印象,仿佛作家的命运是寂寞的,孤独的。事实是恰恰相反的。读罢《随想录》引起了很多很多新的“随想”,但我想说的,主要就是这个。
  1979年12月6日
  涉江词
  去年秋天到南京旅行,借住在南京大学的招待所里。朋友送给我一册新出版的《古诗今选》(上册),是南大自己印行的。晚上回到宿舍,灯下翻看。《今选》所收是从汉乐府诗起迄于唐代前半期的作品,大半都是名篇,但也有一些不常见于通行选本,选者的手眼很有一点特色,诗后所加的案语,也多有一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意见。觉得是一本颇有意思的书。
  第二天朋友陪我出游,走到玄武湖边,看见墙上贴着这本书的广告,自然要看一眼,不料却以现编选者之一的沈祖棻的名字四周加了黑边,就向朋友打听,才知道她不久以前(1977 年夏)在一次车祸中死去了。听了不禁怅然。
  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认识了程千帆教授,他也是《今选》的选者之一,是沈祖棻的爱人。当天晚上他请同学送来了两本书——《涉江诗词稿》。附来的信中有两句说:“今送上亡妻遗集二册,可见一女性在抗日战争中(词稿)及文化大革命中(诗稿)的心灵活动。”这就使我忽然想到,文学史上很有一些作者是在某个时期突然搁下了习惯使用的文艺武器,换了另外的手法进行创作的。这原因自然很复杂,我想,最主要的可能是觉得某一形式已经不适宜抒写自己的情感了。在《涉江诗词》的作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不知道。我还是先来读她的同。在外面跑了一天,时间很晚了,也有点疲倦,不过还是读下去了,在灯下竟一直读到夜深。
  过去我也喜欢收集一些词集,特别是女词人的集子,数量也很不少,不过总是失望的时候居多。以清代女词人而论,除了徐灿(湘苹)之外,似乎就没有发现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作者。如季娴(季振宜的姊姊)、顾文婉(顾梁汾的姊姊)、吴藻(苹香)这些作者,也都没有写出过怎样出色的篇什,他们共有的特色似乎都是那种临于公式化的吟弄晨风夕月、花鸟闲愁。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公例。只要一开卷就能知道的了。《涉江词》也是出于女词人之手,也同样写的是一位少女、少妇直至中年的心情变换。《涉江词》五稿,起1933 年,迄1949 年。是作者24 岁到40 岁中所作。但不同的是,作者生活在一个大时代里,她无法摆脱时代现实的震撼、感染。应该说这是作者的幸运,因而使她得以高出于300 年来的女词人。何况,即使是同样的传统题材,她那枝灵秀的笔,也会写出完全不同流俗的句子。
  开卷第一首“浣溪沙”的最后一句就是“有斜阳处有春愁”。似乎一开始,作者就已在“鼙鼓声里”吟唱了,时代的脚步声从这里就已经开始了。
  接下去就是一连串的乱离、迁徙的日子,作者写得最多的也是思乡、念远的心情,在她的笔下似乎总是摆脱不开浓重的离愁。“一别巴山掉更西,漫凭江水问归期,渐行渐远向天涯。”(浣溪沙)这是从重庆去雅安之作,在船上,她怀念苏州的故园:“家近吴门饮马桥,远山如黛水如膏”。接下去,“门前芳草连天碧,枕上花枝间泪红”:“明朝还怕,剩水残山,春归无地”:“轻寒莫放重帷下,万一江南有雁来”:“登楼欲尽伤高眼,故国平芜又夕阳。”多么浓挚的离愁,但这不是千百年来词人笔下摆弄了无数过的那种离愁,是在民族抗战中一位女词人梦里的呼号,它们是有千钧的重量的。
  词人的笔灵巧得很,词人的心更是灵巧,似乎只有女性才能有如此细致、微妙、变幻的心情,也只有这样一技女性的笔才能加以描绘。“一点愁心无处寄,付与杨花,洒作弥天泪。”“才道这回,遣得愁心,又被两眉留住。”“何苦,连梦也不如休做。”“风中乱絮旧情轻,雨后零红残泪坠。”“飞红宛转托春波,流尽年光桥下水。”像这样的句子,是抄不尽的。其中有许多,正是词家的典故,但一经经营,就都成为自铸的新词。下面抄一首“浣溪沙”,正是俊句如云,放在旧选名集中也毫无愧色之作:向晚东风拂面温,天涯旧月映眉颦,谁家玉笛怨黄昏。似酒浓春都化泪,如花坠梦旋成尘,梅边空忆去年人。
  记得那天晚上在旅寓读《涉江词》,读到“丙稿”,几乎使我惊唤起来的是,在这里竟自发现了我37 年前在重庆土纸印的《大公晚报》上读到过的一组《成都秋词》(虞美人)和《成渝纪闻》(减字木兰花)。当时我曾将题为“涉江近词”的这两幅剪下来,一直带在身边。这两张剪报一直跟着我到昆明、桂林、印度……一直跟着我回到重庆。在写《关于美国兵》时,禁不住抄下了其中的几首。当时,我不知道这词的作者,也无法去打听,这个悬了三十多年的谜底,竟自在今夜揭开。而这位女词人竟已在一年前不幸逝世,终于失去了向她致敬的机缘。为了真实地叙述我当时读后的感触,请允许我抄下我的一节旧文。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去年(或者已是前年了)《大公晚报》的副刊上曾经刊载过几首“涉江近词”,是《成都秋词》和《成渝纪闻》。照我看来,其中关涉到美国兵的地方很不少,先抄两首“减字木兰花”:弦歌未了,忍信狂风摧蔓(蕙)草,小队戎装,更逐啼莺过粉墙。
  罗衣染遍,双脸燕支输血艳,碧海冤深,伤尽人间父母心。
  秋灯罢读,伴舞嘉宾人似玉。一曲霓裳,领队谁家窈窕娘。红楼遥指,路上行人知姓氏,细数清流,夫婿还应在上头。
  这两首都是《成渝纪闻》,大概都有典故可寻,可惜作者不曾把它写将下来,然而细译词意,则嘉宾的骄横与豪门的无耻,已经明明白白不必研究了。其余的几首,还有不少妙句,稍摘如下:酒楼歌榭消长夜,休日还多暇;文书针线尽休攻,只恨鲜卑学语未能工!休夸妙手,憎命文章供覆瓿;细步纤纤,一夕翩跹值万钱。
  这是词人的吟咏,我觉得很有意义。至少留下了这么一段事实,再过多少年就会是可珍贵的历史……
  现在真的又过了三十多年,《涉江同》也真的成为历史文献。我今天也依旧不想改变我过去的意见。有趣的是,十多年前,一些可怜的叭儿指责我那本《关于美国兵》是洋奴文学;今天,中美两国人民又恢复了传统的友谊,也许那些旧日的叭儿,会又觉得这些话依旧是该死的吧。其实问题是清清楚楚的。任何时代,在叭儿们的手下,是出现不了各国人民之间真正的纯洁友谊的。
  随着时局急遽的发展变化,词人笔下日益减去了纤细轻柔的韵致,终于出现了“眦裂空余泪数行,填膺孤愤欲成狂”这样的声音,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那段日子写下的。她回到珞珈山后,有“鹧鸪天”词: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直钱。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这自然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战争中例行逆施的愤怒控诉。女词人拍案而起,大学的研究室不是桃源,再也坐不住了。《涉江词》的至此戛然而止,应该是必然的结局吧。这样的作品,是应该存留下去的。
  1980年4月26日
  善本的标准
  我有一个习惯,每买到一册新书,往往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字。按习惯,这是应该称之为题跋的。我所写的一些,离真正题跋的要求很远,但另外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名称,现在姑且也称之为跋吧,我在新买的一册《鲁迅图片集》前面跋曰:
  此册为“四人帮”叭儿所编,出版之日,“四人帮”已近末日。北折价新书,中有拆换贴补多处,然不能救其总倾向也,因可觇石一歌之流伎俩之一般,遂买之归,立些存照。此十年间所刊“奇书”多矣,惜多未留存,补牢无及。盖囿于偏见,必好书始藏之,遂有此失。所谓“善本”之定义,殆非重加论定不可。温记所感如此。
  这里使用了文言,也还是“积习”所致。但因水平所限,与传统的题跋之古色古香者,距离甚大,也许读者还是能够谅解的吧。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久已孕藏于胸的一点感想,那就是“善本”的标准问题。
  “什么是善本?”数千年来,人们提出了无数答案,各不相同。其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大抵是由于标准不同之故。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书,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做善本了。还有一般的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但大抵逃不出这个范围。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为市场风气所左右的善本标准的升降。即以近数十年而论,宋元版当然一直是善本,但在过去,四部里的“经部”是最受重视的。科举废后,“经”就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有一个时期,重视起“集部”来。到了清末民初,禁书大红,这自然是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后来好运就轮到戏曲、小说和地方志。小说的走运是因为“五四”以后重视了俗文学。至于地方志价格飞涨,那原因就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帝国主义十分“关心”“地大物博”的中国,想收集资料,掌握中国的风俗、地理、物产、矿藏之类的情报了。
  以上这些分析,十分粗略。但我觉得,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从中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十年以来,“四人帮”为了他们罪恶图谋的需要,制造了大量的书册,真是看了使人眼花缭乱,读了使人义愤填膺。但扔到茅厕坑去,却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是完整地留下一份来,加以分析研究,好好进行总结。那无论为今日,为明天,都是一件大功德事。何况这些书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可珍的“历史文物”了。
  岳飞的集子,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是流传下来了。但秦桧的文集呢?
  没有了对立面,要研究历史,就会感到困难。这道理长久以来是很少有人理解的,真是可惜得很。我自己曾经收藏过阮胡子(大钺)的三种原刻诗集。
  几年前就被正人君子指责为“立场反动”,随即抢去了。他们的理论根据是:阮大钺是历史上著名的坏人,收藏他的诗集,那立场自然就错了。至于为何还要抢去呢?也很易解。因为这些差不多已经是“孤本”的诗集,能卖出大价来。总之,他们所尊奉的还是善本的“旧标准”,因而不免总要做出可笑的事情。
  1978年10用
  诸葛的锦囊
  好久不读《三国演义》了,不过印象还在的。特别是诸葛亮,不时要想到,觉得他委实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聪明人的典型。
  刘备应孙权之邀,过江招亲。诸葛派了赵子龙将军随行,承担保卫之责,临行之时,交给赵三通锦囊,其中各藏妙计一条。遇到极大困难时,扯开一观,就会得到解脱困境的妙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我现在只记得那第二次。刘备招亲之后,十分开心。蜜月持续得太久了,不但全然忘却了荆州,连赵将军也轻易不肯接见。刘备的这种坏脾气,好像也传给了阿斗,“乐不思蜀”的那一幕,就是乃父东吴招亲的翻版。这是值得历史生物遗传学者加以注意、研究的。
  刘备这种坏脾气的确给赵将军带来了绝大的困惑。他不得已,从怀中摸出了锦囊。扯开一看,“呵,呵,是了!”马上进宫,谎报曹操大军进攻荆州。果然有效,刘备终于从粉红色的梦境中惊觉,头脑清醒起来。
  千百年来人们都十分佩服诸葛亮,当作神仙,这是上了《三国演义》的当。即以此事而论,诸葛料到东吴招亲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他长久对刘备进行观察、分析以后获得的结论,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他据此做出决策,封入锦囊,交给赵子龙去执行,至于这决策是否正确,他其实也拿不定,还得由实践来检验一番。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证明诸葛的判断与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算得是一条个别的客观真理。
  同样的事例还有“空城计”。那全过程中的诸葛亮都是心旌摇摇,强作镇静的。因为他的此“计”正在接受着实践的检验。直到司马懿大军后撤40里,他才叫出了一声“惭愧”!这说明,实践的检验完成、通过了。但这条“空城计”的真理性可真短暂得很,司马发现上当之后,马上又杀回来。这时诸葛如果抱着旧经验不放,照旧坐在城楼上面,无疑就要束手就擒。只是赵老将军的一支人马的出现,将司马挡了回去。诸葛亮可实在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诸葛亮有丰富的知识。在高卧隆中的日子里,他很读了不少书。也并不像梁效所说,专攻法家著作,他倒是博览的。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搞“本本主义”。当疑难不决时,也绝不从袋里摸出什么鬼谷先生的小册子,寻章摘句,他只是装作出神似的盯住他那把鹅毛扇只是看(据舞台演出),其实只不过是在考虑问题,一般观众却偏偏相信扇子上有什么花样,那又是上了当了。
  他也并非一贯正确,有时也会失算的。人尽皆知的是他误用了典型的“本本主义者”马谡,失守了街亭。马谡的肚子里装满了兵书,背得滚瓜烂熟,随时能够选出一句来,活学活用。不幸的是他见了鬼,偏偏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条,结果在“死地”上一败涂地了。韩信的幽灵也不曾给他以援救。
  诸葛亮是实事求是的。他犯了错误,马上给阿斗上疏检讨,“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总结经验,严于律己,承担责任,请求处分,同时又斩了“本本主义者”的马谡。
  看来好像很触了一次大霉头,失尽了面子。然而不然。他的威信反而更高了,古今一切看官、读者,从未由此得出结论,说他是个大傻瓜。
  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兵败之后,死不认帐,“空城计”不带“斩谡”,却搬出图书馆里收藏的各种兵家典籍,咬文嚼字,曲解附会,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依旧是正确的,那他早就被观众赶下台去了。
  千百年来,人们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可爱敬的典型的聪明人,并非相信了他的自我宣传。他的集子早就散佚了,经过历代学者的搜辑,也只剩下了薄薄的一本,而且还不尽可信。人们是从他的毕生实践中得出结论的。
  据说过去有些将军都是爱读《三国演义》的,把它当做战争教科书。我倒有些相信。我也颇想找一本来重读一过,但并非为了学书不成要去改行学剑,我觉得这本小说里很有些值得注意的思想材料,应该好好学习。
  1978年9月26日
  怕鬼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何其芳曾经编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前面还写了长序。编这书的用意是激励中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做,发愤图强,蔑视古今中外一切鬼物。好得很,好极了。这本书里收集了许多从旧小说、笔记中找来的不怕鬼的故事,它说明,中国人民从古代起,就是有不怕鬼的传统的,即使是长期在严重的封建、迷信的压迫之下,也没有能熄灭这一盏思想之灯。
  这本书出版以后不久,江青就指使她的同伙借批判鬼戏为名,抛出了批评“有鬼无害”论的名文。那主要论点之一就是,人们看了鬼戏,就会相信人世间真正有鬼,就会使迷信思想泛滥……害处真是大极了。在这里简单地归纳一下,大约可以称之为“怕鬼论”,是和《不怕鬼的故事》唱对台戏的。
  那结果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切沾点鬼字边的戏曲都不得上演了,发展下去,就“打倒”、封禁了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因为江青之流的“理论”与“推理方法”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们最善于抓住“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一吹一扇,就能卷起漫天的狂风恶浪,可惜的是不能持久。就算是12 级以上的台风吧,寿命也短暂得很。
  奇怪的是,前两年重印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无常》、《女吊》这两篇文章却依然在的,不曾遭到“抽毁”的命运。总算这位“女皇”的皇恩浩荡。
  这样,在那几年几乎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就经常翻翻《无常》和《女吊》,少说也各看了十多遍了,而至今不厌。记得我每次读到“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吧,‘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就会感到热血沸腾,精神振奋,坚定了和一切箱魑魅魍魉血战到底的决心。那效果,恰与江青的“理论”正好相反。后来我渐渐悟出,这就正是使她胆战心惊、切齿痛恨的主要原因。
  《女吊》里歌颂的是绍兴戏台上的一个女性的吊死鬼,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真可谓大笔特书,在《鲁迅全集》中,还少有同样的例子。
  那几年,对江青之流的高论,又哪里有说半个“不”字的自由!不要紧,还是关起门来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原来早在40 年前,先生就为我们预先做出精确的批判了。他说: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吧。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
  鲁迅不是算命先生,然而他竟看得这么远,这样准。真称得起是英明顶见,不能不使我深深佩服了。自然,即使是鲁迅,也没有能够料到40 年后上演的这一火炽的阶级搏斗大剧的性质。鲁迅还是太忠厚了,“呆鸟”这个字眼使用得不那么恰切,“低估”了这群******野心家。我想,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从鲁迅先生开始,没有谁赞成或鼓励过自杀,也没有谁提倡反科学的迷信。就是“鬼戏”(这个词,就是存心不良的。全世界有谁把《哈姆雷特》叫做“鬼戏”呢?)人们也只是肯定那些“带复仇性的”和带有其他积极意义的作品,绝未照单全收,一切皆好。江青之流的攻击不过是诬陷。
  江青一伙在前些年害死了不知多少革命者与无辜的人,他们心里又哪能不怕,怕化为厉鬼的冤魂向他们索命!反动派发了狂,就会一脚把科学踢开,求神拜佛,画符念咒,无论什么事都是干得出的。
  且看他们怎样对待那些在他们的淫威之下死去的人们吧。最早被称为“畏罪自杀”,后来改良了,改称为“不明政策”。“四人帮”又有什么“政策”,还不是把一切不是他们一伙的都赶尽杀绝吗?把人搞死以后,连死尸也不放过。他们绝不吝惜自己身上涌流了来的脓水,就向死难者身上无情地浇去。
  陈毅元帅的名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在江青看来,真也无非是“鬼戏”一路货色。然而它说明的却正是,中国的英雄儿女即使战斗至死也还是不怕鬼的。实践证明,这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愤怒起来的中国人民只一脚就将这批鬼物踏得无影无踪了。
  1978年9月
  西太后与现代化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也不免觉得有些古怪。
  孟心史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是很有趣的文章。它报道了早在1903 年、整整75 年前的光绪癸卯,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芦、和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会办商务大臣”
  盛宣怀,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陶兰泉(名湘,是有名的藏书家)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
  那是75 年前,修铁路和装电灯都是地道的现代化新事物。这两项新建设都是在西太后关怀之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皇太后对现代化的兴趣与关心,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别动机。装电灯是为了在颐和园里更酣畅地享乐,白天玩不够,晚上再来玩,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之类可就显出非凡的优越性来了。修铁路则是为了上坟——恭谒西陵。总之,西太后的“洋为中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远的。
  孟心史记述道:
  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注)
  看看这些办法,实在也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花车的卧榻无论怎样讲究,抽起鸦片来总显得逼仄,转动不便。现在换为铁床,难怪总管太监李莲英事先审查时,要连呼“晓事”了。不过这一点,是常人也还可以想到的。出色的是用水银铺底的如意桶。那构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中国的水银矿开采,历史不能说不久。但除了用来做防腐剂,使尸体不坏(通称“水银葬”)外,只有这一用法最为别致,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
  西太后重视现代化的事例当然远不只此。去过颐和园的人,大抵都看到过一处十分高大的楼阁式的戏台,这也是当年西太后试验现代化手段的地方。这座戏台是有转台的装置的,而且在高空还有种种特别设备。不但舞台场面可以快速转换,避免了落幕换景等等麻烦;连天兵天将的从空而降,也毫不费力。这自然是机械化的结果。可惜这座戏台久已废弃不用,我虽多次参观,都不曾见过那实际应用。只是从老太监之流的口中,听到“老佛爷”在这儿看戏看得如何开心之类的回忆而已。
  总之,西太后的关心现代化、重视现代化,是无疑的。而现代化又是要从洋人那里学来的。而从辛酉以来,她对洋人的态度就有了确实的变化。她深知“外患固宜亟平,内忧尤当早虑”的道理,而“海疆不靖”,则是由于“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她看出,花了大笔银子去建设海军,不是个好办法;还不如用这笔钱来造颐和园,就在这园里搞“现代化”玩玩来得稳当、实惠。
  为什么要关起园门来搞“现代化”呢?那是因为她认识到,现代化是万万不可公开推广的。一旦公开,蚁民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到新事物,想到新问题,心也就会活起来。那可是对她的江山十分不利的。在戊戌一役,她是得到过切实的教训的了。因此,尽管她自己玩得起劲,但对蚁民们还是不停地痛斥“奇技淫巧”。连如意桶那样的好东西,也不肯推广。这就是用一张“洋、名、古”“封、资、修”的大封条企图把一切外来的现代化新事物统统挡之于国门之外的“妙策”的先河。
  西太后往矣。这位“慈禧……(共16 字)皇太后”的手腕,今天看来虽然并不怎样高明,但她到底昏天黑地地搞了50 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灾难;60 年后她的私淑弟子江青给人民带来的是比她的前辈更为深重的特大灾难。就这一点论,是青出于蓝的。在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江青也有了重要的发展,虽然终于跳不出西太后的掌心。但人民到底也大大进步了,江青费尽心机,也不过只捣乱了十年光景,连西太后的五分之一还不到。这样看来,那可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1978年10月18日
  (注)水银比重较高,“粪落水银中”,未必能“没入无迹”。此成为陶兰泉推测夸饰之词。
  慈禧太后吃饭
  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里有描写崇祯帝在宫里生活的内容。有的读者读了很有兴趣,说写得好;也有人怀疑那真实性,觉得靠不住。这种议论都不怎么经得起推敲。300 年前电影还没有发明,无法留下照相或纪录片来;崇祯帝也来不及写自传。因此,这一切都是死无对证的,只好听任小说家来编排。而小说家又并非历史学者,是不负绝对真实的责任的。
  不过姚雪垠在有的文章里又曾谈到,他曾如何广搜史料,详加考证,表示他的作品里虽有艺术的想象、夸张,但基本上却是不无根据的,看来,这里是出现了矛盾了。而这矛盾又不只出现在历史小说上,举凡历史剧、历史电影……大抵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也读过一些晚明野史,就不记得曾看到过记述明朝皇帝怎样在宫里吃饭、消遣……的作品。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里好像也不曾记。当然,我的见闻寡陋,这是不能作为定说的。可是记载大官、贵戚生活的笔记就很有一些可作为借鉴之用。如著名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那一幕,就被陆次云(?)描写得活龙活现。但那也不过是小说,随意想象得之也说不定的。
  看来,只能采取“折中主义”,从事历史题材写作的作家,当然要以想象为主,但要尽可能有所依据,至少要采取谨严的态度,不要信口开河、闹出笑话是要紧的。
  因此,我对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有时就会感到有些不满足。好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古装电影”,演员大抵穿了京戏或越剧的服装登场,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明代,(清朝的服饰,大家倒还多少有些印象,因此较为谨慎)一律乌纱、蟒袍……古人固然比较“淳朴”,不像今人那样常常举行时装展览,在服装上掉花样,但一套衣服两千年不变,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类似的问题还多,风俗习惯,家具、用品……都是难题。因此,写历史小说,拍历史电影,都不是轻松的工作,不能完全采取以意为之的态度。不过又不能太迂。现在出土文物日见其多了,可以考证确凿的事物也很有一些了。如果事事照办,那就不得了。例如,桌子的出现晚得很,至少在战国时代还没有,那么拍起屈原的电影来,如果死抱住历史的真实,屈原和婵娟就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要进行表演是困难的,摄影师也会感到头痛。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有时我们确实掌握了千真万确的历史实况,但如果写进了作品,有些读者是会说你造谣的,或谓之恶毒的讽刺。
  例如孟心史记陶兰泉回忆所见慈禧太后在火车上吃饭的场景: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传菜从东南门进,即撤一菜从西北门出,如是川流不息,至膳毕止。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以空碗分赐后妃,但见后妃就碗食之不已,不知其果否下咽。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里描写得极为生动,也是完全真实的。陶兰泉亲眼看见,都有些难以相信。他怀疑,天天在宫里吃饭,难道都是这个样儿不成——嘴巴和手丝毫不得背离太后的动作,要求完全合拍,堪称绝对服从的典范,令希特勒见之,也必自愧弗如的。
  这材料出于著名清史学者的著作,大约人们总是会相信的。但如有某个作者,将这场面写入小说,那就非被当做“讽刺作家”不可,然而,岂不冤哉!
  上好的讽刺作品,往往不在讽刺作家的文集里,倒往往藏在历史记载中间,近来我是愈发相信了这种意见。
  1978年10月18日
  韩信的哲学
  昨天晚上偶然翻阅吴江计默的诗集。计默是计东的儿子,也是清初的著名文士,也是继承了父辈的遗民思想的。他的《菉村诗集》开首的三首《述古》诗,就是明证。这是三首五古,述说的是张耳、陈余、韩信与田横的故事。我们只要想想作者所处的时代,这些古人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民族之间的种种现实矛盾,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些古诗不只是借古喻今,简直就是坦白地声明了他自己的态度,自然也希望朋友们和他一样,采取同样态度的了。
  这样立意明确的诗篇,而且就在开卷之首,清初那些奉命锻炼文字狱的叭儿们竟自视而不见,轻轻放过了。可见乾隆皇帝所任用的是怎样一批无用的狗才。
  《述古》的第一首是:
  陈余并张耳,于魏称名士。如何耳独王,余顾死汦水。吾闻监门时,吏笞余欲起。耳也蹑之受,小辱无遽死。两人事成败,只此识臧否。不见圯上翁,留侯为纳履。
  张耳和陈余是好朋友,又同为魏国很有声望的人士。秦灭魏,悬赏捉拿他们。他俩改变姓名到了陈,充当一名“里监门”的小卒过活。管他们的吏因为一件小事要打陈余的屁股,陈余忍不住想站起来反抗,“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余谢之。”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就见于《通鉴》卷七。诗人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有许多“小事”,是不值得用死的代价来计较的,因为这对整个的斗争事业无益。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也不过是同样的意思。
  “小辱无遽死”,这虽然只是简单平淡的一句诗,给我的印象却极深。
  特别是在经过了十年动乱之后。怎样才算是“小辱”呢?超越了怎样的限度才算是“大辱”?十多年来,那么多革命老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至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受的都是怎样的“辱”呢?许多人因为不懂这个“道理”,站起来反抗,被迫害而死了。今天,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看清过去的种种之后,不去纠缠某些个人恩怨,求得全国的安定团结。那标准,我看也还是在于分清“辱”之大小。
  在林彪、“四人帮”尽力推行他们的******政策时,有些人执行了甚至是创造性地卖力地推行了这种“政策”。被迫害者所遭到的凌辱,就不只是个人精神肉体上的,而且是有关党和国家的尊严的。有些可以“忍受”,也应该忍受,张良给黄石公拾鞋子,韩信还乖乖地从流氓的胯下钻过去,都是可以理解的。难怪计默要称赞他说“淮阴真国士”。绛侯周勃下狱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后来他不能不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狱吏的尊贵!”太史公也只是用了这么一句话,就将老将军所受的全部凌辱写出来了,周勃也正是忍受了这一切,才有可能建立后日的奇功。也是太史公所写过的那位李将军(广)就差得远了,他也受过小吏的侮辱,一朝重掌兵权,首先就将这小吏调到帐下,杀掉。因此,李广终于算不了一位真正的英雄。
  无论什么时代、什么阶级,是都要讲究斗争的策略的。鲁迅在30 年代就反对过赤膊上阵、有勇无谋的许褚、李逵式战法,难道我们会因此而责怪鲁迅的斗争性不强么!
  不论是张耳,还是韩信,他们都是旧时代的人物,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完全是另外的一套。韩信是很聪明的,但终于还是在长信钟室里完成了他自己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努力讲求斗争的艺术时,切不可忘却一条明确的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前面这些话也绝非意在替软骨头们辩解。为什么我们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时总是会想到张志新烈士,也就因为她是最懂得并能以生命保卫这一标准的真正的时代的英雄。
  “蠹鱼”的悲与喜《文物》1979 年第12 期发表了一篇介绍《虬峰文集》的文章,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石涛生卒年问题,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说是新发现,其实是应该使人感到惭愧的。《虬峰文集》这书,早在1936 年就由孙殿起著录在《贩书偶记》里了。北京图书馆也早已藏有此书,当然说不清是何时入藏的。但多年以来,没有人去读却是事实。在这中间,有关石涛的研究著作却发表了不少,热闹得很。其实激烈争辩的问题就明白地记在睡在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中间。
  这使我不禁联想起许多事情。
  过去,善本书多半藏在个人手里,广大的研究者不能方便地利用,这自然是很不合理的。不过今天国家图书馆里的藏书又怎样呢?情况似乎也并不使人满意。至少对收藏和利用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就一直没有安排妥当过。好像图书馆的唯一任务就是“藏”,千方百计地“藏”起来。自然,也不能忽视图书馆工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不过也不能否认,这还是藏书家的旧传统,也是一种旧框框或禁区吧,要打破还是很困难的。
  同时,也不能只责怪图书馆。读者一方也是有责任的。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去打开这个禁区的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久以前在南京遇到一位研究《红楼梦》的朋友。我说,住在南京,有好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又有不少并未消灭净尽的清代遗迹,更重要的是有人民,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民。曹雪芹和他的家庭成员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这里肯定还有不少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的材料未被发掘出来。我建议,把清初直至嘉、道出版的地方文献、诗文集、笔记……仔细地翻检一过,再结合实地调查,人物访问,肯定会有丰富的收获,能为《红楼梦》的研究打开一个新局面的。
  朋友很赞成这个提议,但叹息这工作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那么何妨发动学校、研究机关、社会力量呢?有在很好指导下工作的几十、几百位研究生、研究员,就能不困难地展开这工作。同时,研究专题还可以开辟得更广泛些。注意目标不一定局限在一个方面,可以同时有许多专题。这样搞下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是必然可以出成果的,这是百年大业的基础,应该尽快列入日程的。
  《老残游记》的作者曾经描写了他到海源阁访书吃了闭门羹的故事,并作诗一首,那最后一句是“深锁琅嬛饱蠹鱼”。这是一百多年以前发出的叹息。我们希望,在今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日子里,不再继续听到这样的叹息了。
  于陈端生二三事
  (一)《绘声阁续稿》
  关于《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生平,郭沫若同志写过好几篇长文加以考订,最后写定了“陈端生年谱”。所据资料,最可信据的是作者在《再生缘》每卷的开首和煞尾的自叙;其次就是作者的妹子陈长生的诗集《绘声阁初稿》。这都应该说是属于第一手资料。至于陈文述的《西泠闺咏》,虽说是以同时、同里、同族人记近时事,却并非全可信赖,虽然他记下了可珍贵的《再生缘》的作者和她的身世的一些线索。
  《绘声阁初稿》,收入“织云楼合刻”中,初刊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慎余书屋藏版。这是归安叶氏女史的家集。最后一种即叶绍楏的妻子陈长生的《绘声阁初稿》。更后26 年,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在广西续刻了长生的《绘声阁续稿》,合原刻四种重印,前增海盐朱方增的骈文序一篇。由于刻版于西南,这个本子的流传就更少了。就在这个《续稿》里,保留了长生诗38 题。其中涉及陈端生的有三题。
  (二)阵端生的卒年及其他
  《绘声阁续稿》第11 页,有“哭春田大姊”诗两首:捧到乡书意转惊,尚疑恶耗未分明。牵萝不厌茹茶苦,咏絮真同嚼雪清。久任劬劳难撒手,重亲膏沐倍伤情。残编未了凭谁续,那得奇缘说再生。
  素食频年礼辟支,玉关人返鬓先丝。可堪宝镜重圆日,已是瑶钗欲折时。机畔尚余新织素,箧中应贮旧吟诗。河于分袂成千古,泪洒西风酒一卮。
  这两首诗,提出了不少事实的铁证。首先,由陈端生的妹妹肯定了她的《再生缘》十七卷残稿的著作权。其次,证实了春田确是端生的字,与长生字秋谷取径正同。证明了郭老论断的精确。
  其次,两诗对陈文述不负责任的记载,做了有力的驳正。陈文述“绘影阁咏家春田”诗小序里说的“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春田死。”现在证明是不确的。陈文述不过是为了把端生身世弄得愈发哀感顽艳而信笔挥洒,和《文章游戏》、《妆楼摘艳》之类的编者玩的是同一性质的把戏。
  端生在夫婿遇赦归来以后,还生存了一段日子,虽然这时日是很短促的。
  因此,长生才说她“重亲膏沐倍伤情”,那时她已病重,所以才说“瑶钗欲折”。
  两诗对端生的晚年生活,也做了如实的反映。丈夫遣戍以后,范家的家境是很艰苦的。端生像杜甫笔下的“佳人”一样,过着“牵萝补茅屋”的艰苦日子,支撑着这个家庭。一女夭逝以后,还剩下了一子,抚育的劬劳使她不忍撒手抛撇以去。同时,她在晚年是信佛的,而且频年素食,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像陈端生这样的女作家不得不走上的一条悲剧的道路。
  两诗还涉及了郭老和陈寅恪先生同样注意到的“织素人”问题。这个“织素人”,的确是“舍陈端生莫属”的。
  就在这两首挽诗之后,隔了一诗就又出现了“喜蓉洲甥至京有怀亡姊感赋”的七律:轻装匹马□游燕,话到乡关倍黯然。忆尔垂髫如昨日,感余薄鬓已中年。辛勤负笈轻千里,检点缝衣痛九泉。莫向天涯悲旅况,三余努力课陈编。(□蠹蚀不可辨)
  这位蓉洲甥,无疑就是陈端生的遗息。“年谱”,“生子一,名丁郎”条当据改。因为丁郎见之于陈云贞《寄外书》,是《文章游戏》编者的创作,不足据的。
  这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少年,在丧母以后不久就远道来京,相依姑母。
  长生的诗里也只及亡姊,不提姊夫,固然由于避忌,而端生身后范家境况的衰落,也从而可知了。
  (三)“忆旧”十章《绘声阁续稿》有“忆旧诗十章”,前有小序。这一组诗是长生的自叙身世之作,但在她出嫁之前,是和姐姐生活在一起的。因之其中有一部分也正是陈端生前期生活的写照。小序是骈文,概括甚密,抄之如下:屏烛销红,惊回昔梦;砚花写绿,吟入新秋。长生家本西泠(杭州),生依北阙(北京)。忆自探奇蜃海(登州),低鬟而甫胜金钗;索句鱼城(苏州),转扇而始调绿绮。既则维扬听月,白下看山,历齐晋之关河,绘潇湘之烟雨。或慈闱问字,痴争咏絮之名;或官阁奉觞,轻试调羹之手。固已花间翠阁,处处妆楼,水上红旌,年年画舫矣。迨夫虎林遄返,问寝依然;雁里言归,承欢不再。遂乃重辞乡国,三上京华。结庐于红杏坊头,贳酒于绿杨市上。琴书四座,细熏郎署之香,刀尺三更,代听金门之漏。今者班清玉笋,君换头衔;座拂菱花,侬惊鬓影。金堤尘土,认他马迹重重;锦瑟华年,数到鱼鳞六六。抚今追昔,似露如烟;写我清襟,借兹彩笔云尔。
  写这十首诗的时候,叶绍楏在北京作翰林院的冷官,长生随任,年36岁。所谓“三上京华”,第一次是指在北京出生;第二次是指癸卯(乾隆四十八年1783)绍楏举京兆(见崔龙见“合刻诗”序)而言。按《续稿》时序排列的序次,此十诗作于端生死前两年。那么端生逝世时长生38 岁。与郭老《年谱》中所推相去不远。现在选有关涉的几首诗,抄在下面:髫年何处认芳闺,回首蓬莱梦已迷。海气凉侵衣袂润,岛云浓压画楼低。花间泻露红犹渍,镜里梳鬟绿未齐。镇日牵衣随阿母,幽吟只在曲廊西。(右“忆登州官署”)
  这是第一首。按《年谱》,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八月,端生、长生父玉敦改官山东登州府同知。姊妹都随任,端生这时已撰《再生缘》九至十二卷,而长生则仍是垂髫少女,牵母衣而问字,初学作诗。第二首是“忆姑苏官署”,有“银烛光中促理妆”之句,殆是初嫁之日。第三首是“忆扬州官署”,有句云,“花下琴书供索句,樽前姊妹惜离群。”是嫁后怀念端生之作。这时长生初婚,虽已离开母家,但仍在江南,下面“忆金陵官署”一首中有“伶俜始作辞家女”之句,这以后她就随任到翁姑蒲州官署去了,也有诗。下面是忆济南、长沙官署的两首。其次是“忆钱塘故居”:碧窗曾记绾双鬟,行遍天涯又重还。裙衩绿湔沿岸水,镜台青借隔江山。开奁姊觅吟余稿,掠鬓亲怜病后颜。底事牵衣愁远别,罗襟犹染泪痕斑。
  长生这一次回到杭州,又得与端生重聚。诗里真切地抒写了她们姊妹俩浓挚的感情和这一段愉快的日子。不久,她就“重辞乡国,三上京华”,江干一别,竟判人天了。下面还有“忆吴兴故居”和“都门旧寓”两首。无可记。只从诗里知道所谓“织云楼”,是吴兴叶家故居里的一境而已。
  (四)其他
  《绘声阁续稿》不知道是否是编年的集子。如果按照时序排比,则这38题是在四年(或三年)中间写成的。而从“喜蓉洲甥至京”一首以后的一首起,就开始了从北京到云南的纪行诗。路上走了大约半年左右,在“初至滇南学使署(在昆明)感赋”两首里,有附注说,“先君子(指陈玉敦)于乙巳岁(乾隆五十年)摄云南府篆,旋乞病归,今隔十八寒暑矣。抚今思昔,易禁该然。”这是长生此次入滇在嘉庆八年癸亥(1803)的铁证。如果《续稿》中诗没有太多的刊落,而诗的编排是按照时代序次的话,则《年谱》里有许多关键性事件发生的时日,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
  1961年
  放翁诗
  (一)杏花、春雨、江南
  对陆放翁的诗,一直不大有好感。想来可能是受了林黛玉议论的影响。
  《红楼梦》第48 回,写香菱学诗,向黛玉请教,香菱说:我只爱陆放翁的“垂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
  这番议论被林姑娘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
  想想也可笑,印象里似乎是林黛玉把陆放翁一笔抹杀了,但这回找出《红楼梦》来看,才知道并非如此。林姑娘所批评的只是“这样的”“浅近的”
  诗,并非专指陆放翁,也没有说他的诗全是“浅近的”。香菱所举的那两句的确不算好诗,陆放翁也的确作过不少这种并不高明的诗,这都是事实。林姑娘的议论,看来还是有道理、有分寸的。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留下那样的印象。可能是对林黛玉过于迷信,而理解问题又十分片面之故。
  放翁的诗后来也陆续读了一些。不过他的《剑南诗稿》太丰富了,实在没有通读的勇气。我也只是通过选本领略了一些剑南名作。最近无意之中抽出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来翻阅,就又接触到剑南诗。最引起兴趣的自然是那首“临安春雨初雾”: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真是老相识,从小就熟读、爱读的名作。而且这诗也的确很“浅近”,没有什么江西诗派的艰涩、古奥。但谁能否认它是好诗呢?
  说真的,从前喜欢它也只是喜欢全诗中的“小楼”一联。这也不能说错,这写得实在是好。江南春的神魄被这14 个字描绘尽了。不是十多年前还出现过一个剧本取名为《杏花春雨江南》吗?眼前书桌上有一块同治旧墨,前面一枝杏花,细书填绿也是这六个字。看来这和邱迟的“暮春三月……”16 个字同样成为描写江南的千古不朽名句。如果不联系全诗、全文,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写景名句。
  钱氏的注里提到陈与义的名子,“杏花消息雨声中”,王季夷词“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都是好句,但也都比不上放翁的名句。
  也许是年纪大了几岁,近来对这首诗的理解也更深了几分。陆游写这诗时是淳熙十二年,诗人62 岁了。被任命为从六品的知严州府事的地方官,皇帝在他去陛辞请示时指示他“可以多作诗文”。这在念念不忘中原的诗人听来是多么大的讽刺!分明已经被看做一个只能弄弄笔头的“作家”,而在当时,这也正是“废物”的别名。陆游自然是不可能理解他的爱国诗篇会带给人民多少鼓舞的。
  他真的响应了皇帝的意旨,写了这样一首诗,申述他对于世事,看得像纱一样的淡薄了。他只能过那种“闲适”的生活,天下真有不得已而做“雅人”者,睡在床上听雨,这说明他的睡眠并不怎样恬适,他写字,写那种很费时间的“草书”;他分茶,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种技术,作《茶经》的陆羽就把这列为“茶有九难”的第二难。他用了一个“戏”字,可见并非内行,只是聊做“雅人状”而已。
  说起草书,还可以举出最近影印的《陆游自书诗》真迹。这是一卷道地的草书,也正好是矮纸长卷,若论书法,也未能算做如何的精能。但确有草法,不过那已经是80 岁时所作,笔意更为颓唐了。
  诗的结尾两句,用了一个典故,揭露了当时临安的不可一朝居。那里多的是官僚、地主,虽然“钱唐日日雨如春”,但没有一个人心中还有中原,还有沦于异族铁蹄下的人民。
  能说这是一首“闲适”的诗吗?它不像陆游一些别的作品,并没有直接写出抗敌的字样。而且写来写去都是些封建士大夫的“雅人韵事”。写字、吃茶、听雨、卖花声……但不能说这就是一首“闲适”的诗。
  这首诗确实流露了颓唐的意绪,玩世的态度,这都是事实,但我觉得也还有它值得体会的另外的一面。放翁诗其实并不“浅近”,倒往往是人们理解得“浅近”了。看来,我的这点浅薄的体会,也还得感谢林姑娘的启示。
  (二)陆放翁与柳如是
  就在写“小楼一夜听春雨”那首诗的前一年,淳熙十二年的春天,61 岁的老诗人写过另一首著名的七律“病起”:山村病起帽围宽,春尽江南尚薄寒。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断香漠漠便支枕,芳草离离悔倚阑。收拾吟笺停酒碗,年来触事动忧端。
  和“小楼”一诗一样,这诗里透露的是相同的感情。同样,这不是全然颓废的感情。我甚至觉得比起他在诗里明写忧国壮志的还要来得动人。虽然在这里他只提起生病、春寒、惜花、焚香、吟笺、酒碗……这些封建士大夫的生活琐事和凄凉、零落的情怀,但重要的是判断他在这些细节后面表现的是怎样的心情。
  这首诗也是属于无待诠释一类的。钱默存这本选注是很用功力的名作,但我还是不能不表示一点意见,那就是有些地方不免失之于凿。如他说“芳草”一联,另引了三处放翁诗,仿佛这芳草就是指的旧京的春草,这样来坐实放翁的忧国之思。其实这不一定。照我简单的想法,诗人看到春草绿,就不免想到流光如驶,想到“闲”与“老”,于是“悔”了。他悔的是虚度年光,而不在“倚阑”本身。而这草,也正不一定非要生在哪里才能算美的。
  另外使我感到兴趣的是,明末柳如是有一首“春日我闻室”诗,用的韵脚和放翁此诗全同,更奇的是风神也十分逼肖,甚至用字遣词都能看出放翁的影响。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
  柳如是的作此诗是在下嫁钱牧斋第二年的春天。牧斋为她造了一座房子,取名“我闻室”。出典是佛经里的“如是我闻”字样。《牧斋遗事》在引此诗后评曰,“盖就新去故,喜极而悲。验裙之恨方殷,解用之情愈切矣”。
  这不能说没有说到一些真相。这正好说明了一个住进了金丝鸟笼里的女人的心情。她不无依恋地向过去的生活告别,那种生活是愁苦的,但却还是比较“自由”的。“何人晓”、“独自看”,着实写出了这种寂寞的情怀。
  柳如是和陆放翁似乎是牵扯不到一起去的,但奇怪的是诗人爱国的情怀,竟引起了这个小女人的苦闷。于是就用了原诗的韵脚,而且把一些用字遣词的方式也借用过来了。但这两首诗都是好诗,都写出了他们具体的真实的感情。
  可能人们会说我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但我却坚信,这中间肯定有一种因缘。
  (三)诗人与驴子
  钱钟书先生在注放翁“剑门道中遇微雨”诗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看法。那就是诗人和驴子的关系。钱先生引了李白在华阴县骑驴,杜甫诗“骑驴三十载”,郑綮的“诗思在灞桥驴子背上”……证明驴子似乎成了诗人特有的坐骑。我想佐证还不只此,从记忆里搜索,一些古画上的诗人韵士,也往往骑的是一头驴子,而很少有骑马的。这是什么原故呢?
  我想总不能说诗人都是胆小鬼,怕从马背上跌下来。何况骑驴也并不安全,它发起脾气来,照样也会后脚乱踢,把人扔下背来,而且骑驴也并不舒服,坐久了屁股往往疼得可以。想来这恐怕还是与“吟诗”有关。诗人要推敲,要细细地思索、酝酿,驴子走起路来慢腾腾地,一颠一顿,有节奏,有韵律,大约对作诗是很有好处的吧?放翁诗的本身,似乎也提供了一种解释: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而骑驴入剑门。
  到过剑门的人都知道,那种险峻的处所,栈道似的山岩小径,何况还下着小雨,骑马奔驰是不可想象的。还是骑驴来得稳当一些。
  此外,我想这和古代的经济生活也是有关系的。马,是大牲畜,是作战和耕作所不可缺少的。恐怕只有阔人才乘得起。请想,“貌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这是何等郑重的写法!李白被皇帝“召见”,才派了马去接他入宫;杜甫大小也是个官儿,又住在首都,但却骑了30 年的驴……可见在当时马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乘得起的。正像今天的诗人,并不见得认为公共汽车比小汽车更风雅些,或者坐在小汽车里诗兴就会逃走。难道像沙丁鱼似的挤在公共汽车里就保险能诗兴勃发么?
  这样看来,上面的那句似乎应该修改一下,“驴子仿佛是古代社会地位并不太高的诗人特有的坐骑”。这样,似乎比较合乎实际些。
  剑门,我是曾经走过的。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比陆游幸运得多,不必骑驴,我是作为“黄鱼”搭在一部木炭汽车上入蜀的。但一经过那里,不由得立即想起了放翁的这一首诗。那山水真是奇绝,汽车路想来总比宋代的山路宽得多了,但依旧狭得使人吃惊,路边就是“下临无地”的深渊,那“剑门”,正在一条山路转折的地方,远望正如两把锋利的剑,孤峭地插在山堆里。中间露出一条缝,透出青青的天色。我们还在剑门的小店里过了一夜,在昏昏的灯火下面听一个老头儿说“渔鼓”的印象,至今还十分清晰。
  剑门过去就是剑阁。这又是个有名的地方,记得当时我以极大的兴奋跳下汽车奔到一座碑亭前面,定睛一看,不禁失笑,随之也嗒然意尽了。原来那石碑上工整地刻着六个大字:
  唐明皇闻铃处。
  1965年
  后记
  将这两年所作的杂文选编成集,取了“榆下说书”这样一个名字。榆,说的是我家后面的一棵参天的老榆树,它的树梢比四层楼还高。到了夏天,就像一把绿色的太阳伞。“说书”,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淡。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演成为故事的有些相像。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
  我只能写点这样的文字,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在学校里学习的和走进社会以后经历的,都是全不相干的另外的事物。这就使我不可能得到心要的系统的训练。一点零碎的常识,也大抵是多年随便买书、胡乱翻书中得来的。好像摆着一个寒伧的地摊,只有几件破破烂烂的货色。心中有数,绝不敢叫卖百货商店里的高档商品。地摊上的旧货又大半陈旧残破,不过有些目前还可以将就使用,也有这样那样的买主选中买去。仔细想想,这本小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地摊”在若干年前就理所当然地被“砸烂”了。想恢复起来是困难的。有很长一个时期我做的就是没有本钱、没有货色的生意。全靠头脑里残留的一点记忆。而记忆近来又大大衰退,零零落落。有些真切,有些就模糊。因此记得实在的就多说一点,拿不准的就避开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小本经营或无本经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空话多而实例少。虽然尽量避免,总免不了出现事实上的错误和悠谬的意见。
  这就不只希望读者予以见谅,还要加以纠正了。
  近十年前,康生曾经给过我“以伪乱真”的四字评语。也许是八个字,记不真切了。至今也还是不明白,怎么会荣幸地得到了这位“理论权威”的关心。有人说这是康生看到我的藏书上的题记以后的“批示”。我有一个坏脾气,买到一本书,翻过以后总要写下一点题记来。有时也说一点有关版本的意见。我的鉴定力并不高明,上当受骗的事是常有的,我也从不失悔,只是将那付了学费取得的经验写进题记里。至于是否曾经出于某种动机,把明刻说成宋版,把残本说成全书……那就要请“专家”、“学者”的大小“英雄”们来判断。他们遵照康生的意见,把我的藏书全部“没收”以后,经过长年累月的鉴定、编目、研究,我写的题记自然也都全部看过,他们是应该有发言权的。
  至于康生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版本鉴定学力,我也并不盲目崇拜。例如,有一部原刻的萧云从《楚辞图》,我在题记里指出是“乙酉刻本”,也就是南明弘光刻本。而“专家”所制定的目录里则说是乾隆刻本。
  那书的字体刻工确也有些与乾隆本相近,但到底并不是。这书到今天还被扣在那里,也许是被当作以清刻冒充明刻、“以伪乱真”的标本了吧。
  这也真是算不了什么的小事。
  康生只不过是批了几个字,也许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有人就得意地、神秘地辗转传说了。在那时候,谁能知道一半句“顾问”的说话,可是了不起的、真正值得夸耀的财富。没有一点关系,能知道吗?康生说了某人是“坏人”,传述了康生这句话的,就自然成为与“坏人”不同的“好人”,这也是明明白白的。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宣布依“法”全部没收,很有一些人表现了非凡的“革命热情”。不过就在当时我也多少看透了这些“英雄”的心。他们肚皮里盘算的和嘴里叫喊的,看得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正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风气。从康生那一伙开始,到大小“众路英雄”,他们的终极理想或有大小高下的不同,但在思想方法、具体手段上则并无多少质的差异。仔细想来,他们接受的也不过是几千年世代相传的过去了的“英雄”们的衣钵。几乎同样或相类的事迹,就大量地记在例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里。也许当代的“英雄”们并不人人读过《通鉴》,但竟全部无师自通地熟练掌握了那一整套法门。这才真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想改变这种现实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绝不是“没收”或“销毁”这种手段所能奏效。在这本小书里有时就说的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不论这过去的是几千百年或几天。不然就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吃大苦头。
  时时记住过去就会使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么?我看也不一定。我相信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没有一天不在前进,虽然对进步速度的判断是有争议的。有时我向嫌进展小、慢的心急朋友建议,不妨取一张去年今日的日报,拿来和当天的报纸相比,看那重大新闻、批评或表扬的事物……很容易看出今昔之异。是不是真的有了进步,也是易于判断的。当然,对前进步子的大小、迟速,免不了还会有不同意见。但进步总是不能否认。这里用的其实还是回顾过去的方法。譬如过去我们只能称之为“那个理论权威”、“那个顾问”的康生,今天说起来就不必转弯抹角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本书里也还留下了一些这类的“谜语”,我也不一一加以改正,因为这反映的也正是一种历史现象。
  198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