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时书话》 姜德明 著

  余时书话
  姜德明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1980-1-1

  小引

  集近几年我所写的中国新文学书话,编成这本《余时书话》。“余时”是我的笔名,取业余时间写作之意。书名不新潮,没有探案,没有武打,也没有脂粉,估计不能叫座,真为难了好心的出版家。
  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叶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华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
  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这里当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些光阴,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为伊倾倒过、迷醉过、欢愉过,也曾经为之懊悔过、担心过,甚至想一把火毁灭之。然而,终于还是旧缘未了,不能负心忘情。一位琉璃厂贩书的里手来寒舍串门儿,瞅着我的藏书,给了我一句恰如其分的评语:“就您费的这点工夫,没得说了。”这是经验之谈,我找到了访书的知音。
  为了保存这些发霉了的书,我蚕食了寒舍属于亲人的不少地方,承家人的忍让,我有愧了。其间亦曾求助过管房子的人,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对方的奚落和冷眼,人家说:“亏你说得出口,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找谁去!”我找谁去呢?我着实有点寂寞了。
  现在,《余时书话》是编好了,“小引”亦可收笔矣,可是我又为此书的销路担心起来。在目前的条件下出书,不是存心坑人家出版社吗?
  我怀着虔诚的心向正直的出版家们致意,你们印书已近于行善了。真难啊……
  作者
  1990年年底

  ◇余时书话◇


  鲁迅与北京书贾

  鲁迅先生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最爱去的地方是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旧书肆。1912 年5 月,他到北京后几天便初访此地,头一次便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部《纂喜庐丛书》,共七册。到年底,他写书账时共用去一百六十余元;1916 年买书用去的钱已达四百九十六元。当年琉璃厂旧书肆的生意尚称兴旺,夏季还有夜市,鲁迅日记中便有夜游琉璃厂并购书的记载。有一次他流连旧书肆,一个下午竟购《秋波小影册子》等书七十余册。这怎能不引起书贾们的注意。鲁迅先生当时曾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然而他买起书来还是不怕破费。晚年更自我解嘲道,连土匪都想置办个好点的手枪,这是吃饭的家伙!
  那时北京的旧书铺讲究送货上门,还有个人贩卖旧书的,俗称“背包袱”的。如1912 年10 月21 日鲁迅日记里记载:“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
  当时鲁迅住在绍兴县馆,出入会馆的贩书者不在少数。1913 年1 月4 日鲁迅日记又写道:“晚留黎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捡,因以五金买之。”这些“背包袱”
  的书贩和书铺的小伙计,大多探清了主顾们购书的范围,深知主顾们的脾气和所爱,当然也都懂得一些版本知识,甚至可以受主顾之托代为搜集某一门类的书,或者寻找一些难得的善本。我们不知道鲁迅先生联系最多的是哪家书铺,以及那些为他送书人的姓名,但在鲁迅日记里亦曾有记载,如1913年9 月19 日就有:“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本立堂是光绪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书铺的掌柜姓刘。1916 年6 月22 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驎墓志》一枚。”这是近于救济的性质了,想来鲁迅以前同他打过交道,知道此人品行不端被掌柜辞掉了。可能还是这个人,第二天又凑上门来,鲁迅只好以“不买”对之。第三天又来了一名姓李的:“晚李估来,买造像三种,二元。”由此也可想见当年出入于会馆、宅门的书贾们有何等的频繁。鲁迅先生在《野草》的《死后》里,曾经为他熟悉的这些“背包袱”的小伙计们留下了一幅素描。他以第一人称说,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一个书铺的小伙计走近他:“您好?您死了么?”
  接下去——
  是一个颇为耳熟的声音。睁眼看时,却是勃古斋旧书铺的跑外的小伙计。不见约有二十多年了,倒还是那一副老样子。……
  “那不碍事,那不要紧。”他说,一面打开暗蓝色布的包裹来。“这是明板《公羊传》,嘉靖黑口本,给您送来了。您留下他罢。这是……。”
  “你!”我诧异地看定他的眼睛,说,“你莫非真正胡涂了?你看我这模样,还要看什么明板?……”
  “那可以看,那不碍事。”
  一个能说会道的书铺小伙计,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卖书也要靠一张灵活的嘴。文中提到的勃古斋,可能是保古斋的化名,因为琉璃厂并无勃古斋的字号。
  鲁迅先生自然也结识了一些旧书铺的掌柜,如琉璃厂宏道堂的程掌柜。
  1913 年2 月9 日鲁迅日记(见图1)记载:“视旧书肆,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
  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鲁迅对其经营方针和肯于说实话的作风显然是持有好感的。宏道堂为河北冀县人程存立于光绪年间开设,清末改由族人程锁成经营,鲁迅结识的程掌柜当是此人。1921年该店又易邢姓经营,后易富晋书社。鲁迅对琉璃厂旧书铺类似程掌柜这样的人印象很深。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写《〈守常全集〉题记》时,忽然又想起当年北京的那些书贾:“他(按指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鲁迅先生在追怀一位文士和革命先烈时,竟然联想起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们,这是绝妙的一个对比。如今北京的旧书铺几近绝迹了,那种古朴的文化遗风还遗留下多少?年轻的朋友们还能想象得出那些掌柜和聪颖的小伙计们的神采吗?

  《中国小说史略》一版本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最初的两个版本都是北京大学的线装本,1920 年左右出版。头一个版本是油印的,是用毛笔蘸了药水写在蜡纸上付印的,所以也可以称为写印本,书名《小说史大略》。毛边纸印,十六开本,有周树人的署名,篇目只有十七篇,每页两面,由于是手写的,每页行数、每行字数都不等。另一版本则是用四号铅字排印的,书名仍沿其旧,篇目增至二十六篇,正文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字数三十三字,两面为一页,共一百七十二页,用的是竹纸,四周有边线框,二十四开本。这两个线装的本子一般又被称为“讲义本”,当时在学校里流传多,在社会上流传少。到了1923、1924 年北大新潮社发行了平装本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篇目已增加到二十八篇,全书基本定型,正式走向了社会。此后又合订成一本由北新书局出版,中间印行多次,并续有修订。
  去年偶然到旧书店走走,突然获见一无作者署名的线装本《中国小说史》(见图2),看看篇目确定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无疑,为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印本。比起北大的《小说史大略》的开本要大,既宽又长。真是书海无涯,我一向以为鲁迅先生的这本书只有两个线装本的概念,现在是打破了。因而想到为什么一些弄版本的过来人常说,一旦涉足此道,便会无尽无休,以至再也拔不出腿来。
  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印的《中国小说史》,是我们见到的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三个线装本。版心上部印有书名,中间印有“国三”二字并页码。“国三”当指国文系三年级的意思。版心下部印有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名称。正文每半页十三行,每行四十字,四周也有边线框,竹纸单面印,共一百四十二页。无作者署名。此本与北大的铅印线装本比较,每面多一行,每行多七个字,篇目多两篇。我还不及查清它所据的究竟是新潮本还是北新本。无疑的,这可以算作翻印的一种讲义本。
  若要考察它的出版年月倒有一个线索,即本书后面附有《中国小说史参考》十二页,收了俞平伯先生的一篇论文《谈中国小说》。版面与格式与正文相同,证明不是后来附加上去的。这是俞先生在燕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俞文在收入讲义时后面还有“附言”,从那口气看,似乎即出自俞先生之手。
  “附言”是这样写的——按此篇初刊于《小说月报》十九卷二号,后收入《杂拌儿第二集》,其第二分另写,所列表格亦全不相同,第四分则完全略去,盖有所避忌也。至于全篇字句之间亦稍变易,各有繁减,可以参互观之。
  十九卷二号的《小说月报》是1928 年2 月出版的,被俞先生误记为《杂拌儿第二集》的《杂拌儿之二》是1933 年2 月出版的。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印本可能是在1933 年2 月以后印行的。然而,也可能是在1930 年9 月后印行的。因为收在《杂拌儿之二》的《谈中国小说》,文后还有作者的编就附记,说明删去第四分(即《个人的悬谈与妄测》)的原因:“中间有许多‘老鸹嘴’,自然触恼了当代的小说大家,现在遵命谨删。”
  说这话的时间是在1930 年9 月,因此也有可能是俞先生在编就《杂拌儿之二》之后,书尚未正式出版时,他就恢复了《小说月报》未删的原文,附在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俞先生的论文也引述了鲁迅先生的观点和材料,颇为尊重先生的这部著作,当然个别地方还有不同的议论,这里就不介绍了。
  总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这个讲义本没有北大的那两个线装本重要,不过对热爱鲁迅著作版本的人来说,还是值得收藏的。同时也说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从学校走向社会以后,时间不长便在学术知识界产生了怎样广泛的影响。

  王孝慈与鲁迅

  好多年前,我在琉璃厂旧书肆购得一本线装石印的《闻歌述忆》(见图3),无出版年月,著者署名“鸣晦庐主人”。结尾处写有“上卷终”,照说至少还有下卷,却始终没有购得,也许根本就不曾出版过。看了内容,知道这是一位酷爱京戏、剧赏谭鑫培表演艺术的戏迷随笔。全书无标点,记的主要是清末的事。
  前几年,我在琉璃厂忽然发现《闻歌述忆》稿本两册,翻阅内容证明为鸣晦庐主人的手稿,其中修改和添补的文字恰与石印本同。书店主人说,稿本原为张次溪所藏,分上下卷,应是《闻歌述忆》的全本,却无石印本的自序。书稿写到谭鑫培的死,想来石印本刊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谭鑫培生于1847 年,殁于1917 年,活了七十岁。
  鸣晦庐主人随着当官的父亲到过河南、广西、江西,民国建立后才落脚故乡北京通县。从这部随笔集里,可以看到谭鑫培在清末的一些艺术活动,以及京剧在当时的盛行。当然,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官场子弟生活之一斑。
  作者第一次看谭老板的戏,约光绪二十七年,那是谭鑫培第三次到上海演出,已经五十余岁,被人誉为伶界大王。光绪二十九年,作者正在北京,看谭老板的戏成了他每天的日程,往往兴奋得头一天便“喜而无寐”。谭到天津演出,他也携仆人,赶到天津去看戏,不过是为了一出《捉放曹》而已。
  由于痴迷谭鑫培的艺术,他终于成为谭老板的朋友。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情况,在《闻歌述忆》中也有记载。我以前读过四十年代舒湮写的六幕话剧《浪淘沙》,因写庚子前后事,在第三幕中就有谭鑫培出场,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写“小叫天”的第一人,可以说把京戏高峰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舒湮形容谭“目光炯炯,烟容满面。高瞻阔步,气概非凡”。手中自然少不了胡珠盖的羊脂白玉鼻烟壶,手指上戴着亮晶晶的金钢钻戒。自从谭叫天进入宫廷,成为供奉内庭的御班掌班、慈禧太后的宠儿,在这个京剧演员身上也不免贵族的气派,剧作家舒湮说他“排场的阔绰,足以傲王侯,超六部,而迈九卿了”。现在读了《闻歌述忆》,当然比《浪淘沙》中的描写更加直接而生动了。比如作者初进谭府拜访叫天时,原在客厅相候,见面之后又由谭领至内室,“至内院,见上房五间,东西两厢,院落整洁幽静,女仆掀帘,谭肃客人西偏之曲室中。北首坑榻小几,中置陈白毯,明净照人。榻西首,一条桌上列一玻璃匣,中有人焉,谭也。盘其辫结,裸胸臂,手持箸方餐。凭一小桌,肴菜咸具,意极闲适而貌若甚自得者。谭曰:‘此泥人张制以赠予者。’后指壁间挂镜,扮武侯像。曰:“亦名笔也!’……又入内间,招余同莅,指榻上芙蓉盘曰:“不客气,请试一口。’”说着自己先侧卧着抽起鸦片烟来。时人云,京戏到了谭鑫培时方始完美起来,这位鸣晦庐主人专为清末的这位大艺术家写照,实在难得。
  抗战前的1934、1937 年,北京张次溪先后辑印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当时郑振铎、顾颉刚、赵景深都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家重视民族戏曲文化之一例。《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之续编中收入了《闻歌述忆》,可惜编者张次溪也不知作者真实姓名。
  1989 年春,我在无锡住了几天,日与黄裳兄相聚,偶然问及鸣晦庐主人何人,黄兄回答:“可能是王孝慈。”我想是的,因为王正是通县人。北归后即找出寒斋所藏杨云史的《江山万里楼诗钞》,因为记得《闻歌述忆》中,作者述及曾将历年看戏所藏的谭鑫培的戏单装订成册,并广邀友朋题句,其中有袁寒云、杨云史诸名流。在诗集卷五《壮年集》中,果然找到《题王孝慈英秀册子》,时在民国2 年,即1913 年。谭鑫培一名“英秀”,故名“英秀册子”。杨云史说:“王君孝慈,每夕听歌必存其曲目,凡四十日得四十篇,辑为《英秀集》。”据说王孝慈还为谭写了传记,并著有《仙韶余沈》三卷,被友人誉为论杂剧空前之作,因笔者未见原书,不知其详。
  想不到这位王孝慈君,竟与鲁迅辑印中国古代版画的事联系在一起。应该说,鲁迅与郑振铎合作刊印《十竹斋笺谱》,促成其事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孝慈。王孝慈除了喜爱京剧以外,也是一位藏书家,尤其珍藏古代版画。明崇祯十七年刊本《十竹斋笺谱》留传世间的仅一两部,连鲁迅先生都没见过原本,难得的是王君藏有一部,并慨然借与鲁迅、郑振铎重新翻印。1934 年2 月9 日鲁迅致郑振铎信中说他“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当时郑振铎曾向鲁迅建议,拟请北京的王孝慈、马隅卿也担任该书的编辑,鲁迅于1934 年5 月16 日回信说——加入王、马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原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
  从这封信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多么尊重原本藏主,不仅待人宽厚,想得周到,也是尊重文化的一种表现。《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仅仅说王孝慈是一位古籍收藏家,也是不知底细而为之,等于不注。
  王孝慈喜欢搜集古代版画不是偶然的,这同他一生喜爱艺术当然有关系。他在《闻歌述忆》中谈到,他自小喜爱泥制儿童玩具,“购置年以千计”“弗吝也”,“每展纸描其容度至夜分无倦容”,“稍长则购石印画谱与名人相”。又因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藏《无双谱》等版画古籍也不少,为他后来的搜集工作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是郑振铎的一大对手,如郑颇重视的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书便为王先得。图近三百余幅的明本《瑞世良英》,也为王购得。郑在王孝慈家见到明刻《程氏墨苑》,不禁雀跃,赞曰:“此书于版刻史、美术史大有关系,国宝也!”在旧书肆上每遇佳本,郑氏虽与王君竞争而“竟不能夺之”。四十年代,郑氏编撰《中国版画史》时回忆:“与余有同好者,在沪有鲁迅、周越然、周子竟诸氏;在平有王孝慈、马隅卿、徐森玉、赵斐云诸氏,搜访探讨,兴皆甚豪。有得必以相视,或一见奇书,获一秘籍,则皆大喜。孝慈竟因书发痫死。”郑振铎还为王孝慈殁后的藏书哀叹,如那部原版《十竹斋笺谱》:“孝慈家事极窘迫,不能不尽去所藏以谋葬事。笺谱遂归北平图书馆。余知孝慈书出售事,尝致北平诸友,欲得其笺谱,但余时亦在奇穷之乡,虽曰欲之,而实则一钱莫名,并借贷之途亦绝。”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印制过程延续了七年,到1941 年方始完成,而鲁迅、王孝慈两位先生“均不及见其成矣”。
  多年来关于王孝慈的史料无人顾及,我求教于史树青先生,他也不知鸣晦庐主人是王孝慈,却查出王原名立承,字孝慈,河北通县人,监生,广西法政学堂毕业,度支部主事,检查纸币清理财政处帮办,大总统秘书,政事堂机要局佥事,国务院秘书厅佥事,授五等嘉禾章。据史先生说,以上他抄自民国9 年7 月北京敷文社编辑出版的《最近官绅履历录》一书。看来王孝慈在北洋政府的官运平常,他多年的积蓄大部都用来收藏古籍版画了,所以落得身后窘迫异常,家人不得不靠卖他的书来办理丧葬事宜。王孝慈故于1936 年2 月,鲁迅先生恐怕没有同他见过面和通信,1934 年11 月8 日鲁迅给郑振铎的信中说:“王君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好像老实人是容易发疯的。”话虽不多,却对王君充满了同情。这位被鲁迅誉为“老实人”的王孝慈,生于1883 年,死时才五十三岁。

  赵景深与鲁迅

  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记得,当年为了翻译上的问题,鲁迅在《教授杂咏》里曾经嘲讽过赵景深。事后证明赵先生并没有为此而节外生枝,表现得洒脱而宽厚。如今已有翻译家出来提供事实,说明赵先生的译笔也是事出有因,与任意胡撰者不同。
  鲁迅与赵景深的交往不多,但赵先生结婚时,鲁迅先生曾经应邀赴宴,这可能与李小峰也有关系。1930 年4 月19 日鲁迅日记载:“李小峰之妹希同与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在对待鲁迅先生的态度上,赵先生早在二十年代编辑《文学周刊》时,就不止一次地撰文推荐鲁迅的短篇小说,又由于赵先生多年来从事古典戏曲、小说的研究,他也推崇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专门写过论述文章,还发表过鲁迅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论文,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实际上又何限于此呢。在介绍鲁迅作品方面,他至少还做了下述两件事。
  三十年代,上海开明书店和北新书局各自推出了活页文选,作为学校的课外辅助读物,也为了面向各方面自学的读者,影响不小。赵先生负责北新书局的《初中活页文选》的编辑工作,高中部分由姜亮夫教授负责。赵先生在编选和注释中国新文学作品方面,非常重视鲁迅的作品,选收了鲁迅先生的杂文、散文、小说和翻译作品不下二十余篇,如《〈呐喊〉自序》、《论雷峰塔的倒掉》、《维新与守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老调子已经唱完》、《雪》、《藤野先生》、《父亲的病》、《鸭的喜剧》、《白光》、《狂人日记》等,详目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所选的作品全部加了注释。这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很少有人提及。
  第二件事是关于介绍鲁迅作品的英译方面,这在过去也是不被人们重视的。1948 年10 月,赵先生编印了一本英汉文对照的《呐喊》(见图4),全书厚达三百余页,由上海北新书局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丛刊”之一出版。书内收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 正传》、《白光》等八篇小说的英译作品。赵先生为书中的英文单词加了五百多条汉文的注释,这要花费不少心血,也属于默默无闻的编辑工作,“聪明人”是不乐意干的。出书之际,已经是蒋政权风雨飘摇的时候,当时只印了一千册,此后亦未见再版,历经四十余年,原书已不可得,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不多。赵先生一向不喜欢自我标榜,也从不向人提及这些往事。如果他不是真心崇敬鲁迅先生,或对鲁迅的批评心存成见,他决不会主动地去做这些平凡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了。

  瞿秋白与《茨冈》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茨冈”即“吉普赛人”),原作于1824 年。瞿秋白于1933 年冬季在上海着手翻译。那时他在白色恐怖的压迫下,曾经多次迁移隐居处所,但仍坚持每天十小时以上的著译工作。正当《茨冈》译稿即将完工之际,他接到党中央让他赶赴江西苏区的命令,尽管这个决定对病中的他是很不合适的,他还是在1934 年初做好了离开上海的准备,并分别向鲁迅和茅盾等人告别。他把未完的译稿《茨冈》,送给前来为他送行的彭玲女士。四十多年以后,彭玲在回忆秋白、之华夫妇的文章《难忘的星期三》(刊1982 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中说,《茨冈》译稿写在一本黑色的漆布软面的簿子里,“他(按指秋白)一面打开译文,一面背诵起原文来,很快就沉浸在原作的意境之中,好象眼前看见了平坦广阔的草原、吉普赛人的篝火、帐篷和马车,甚至看见了真妃儿粗犷豪放、酷爱自由的目光。”出发以前,秋白便把《茨冈》译稿送给彭玲,并说:“你喜欢,你就拿去吧,作为你研究苏俄文学之助。”
  抗战开始的第二年,穆木天和锡金正在武汉办诗刊《时调》,出版了五期,又改出《五月》诗歌综合丛刊,1938 年5 月仅仅出了一期便告结束。就在这小型的诗歌丛刊上第一次发表了秋白的译作《茨冈》,这是锡金从穆木天那里得见秋白的手稿而整理发表的。彭玲是穆木天妻子彭慧的妹妹,多年来一直珍藏着这部原稿。锡金把《茨冈》未竟的结尾写成了简介,并在刊物上影印了手稿第一页,又把秋白用铅笔写在稿本衬页上的一行拉丁字译了出来,放在诗的最前面,这一行字是:“这是我第一次用最普通的白话写诗的尝试。”所以锡金在本书“附记”里说,秋白译稿《茨冈》的发表,为诗人们更好地运用诗歌语言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茨冈》译稿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是在1940 年3 月,当时作为“文艺新潮社小丛书第一辑之一”,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见图5)《文艺新潮》是上海孤岛时期一份重要的文学期刊,由钱君匋、锡金主编。这套小丛书也由他们二人主编。锡金为了本书的出版重新写了《后记》,说明他在武汉见到《茨冈》的手稿以后,“我费上两个整天整夜的时间,翻着《露和字典》,对着俄文原本,把可能整理出来的都从那些零碎纸片中整理了出来,第一次发表在《五月》上。”这一次出书,没有在诗的前面印出秋白用拉丁字写的那句话,只引入锡金写的《后记》中。据锡金介绍,1938 年4 月于汉口美的咖啡店楼上举行的第五战区士兵诗歌奖金评赛会上,他和话剧演员王莹女士、诗人高兰分段朗诵过《茨冈》,引起全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侍役特地停了音乐,连楼下的客人也站在楼梯上来听。1939 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女作家关露也朗诵了《茨冈》的一段。人们热爱普希金,人们也怀着一种尊敬的感情怀念牺牲不久的秋白烈士。
  《茨冈》的译本中,还收入张铁弦、陈冥译的苏联作家写的《普式庚·俄国文学语言的创造者》和《普式庚怎样写作》两篇译文,作为本书的附录。
  这个译本问世半个世纪了,包括更早一点在武汉出版的《五月》(见图6),都成了稀见的珍本书。全国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3 年2 月重印了秋白译的《茨冈》,原稿未译完的部分则由秋白的女婿李何同志补译完成。《出版说明》中讲到当年第一次发表此稿的《五月诗丛》,是在上海出版的。刊名和地点都弄错了,足见编辑部一时也找不到原刊了。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1920 年3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经引起震动和争论,1923 年3 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见图7)一书,编者是胡怀琛(1886—1938)。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看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的《序》,写于1921 年1 月,说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9 年(1920)4 月起,到民国10 年(1921 年)1 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改字添句。这当然不为作者所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胡适来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里的运用问题。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心而论到底错不错”,胡适答道:“我是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的,为什么呢?
  因为先生既然说是‘正谬’,先生‘正’我的‘谬’,并不是和我讨论,我又何必加入呢,况且先生并不许我自己辩白。”胡适又抓住对方说的“我现在的主张,不是主张旧诗,也不是主张新诗,是主张另一种诗”,因反击道:“先生既不是主张新诗,既是主张‘另一种诗’,怪不得先生完全不懂我的‘新诗’了。以后我们尽可以各人实行自己的‘主张’,我做我的‘新诗’,先生做先生的‘合修词物理佛理的精华共组织成’的‘另一种诗’,这是最妙的‘最后的解决’。”实际上从一开始讨论,胡适便把对方作为“守旧的批评家”来看待。《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虽然也留有历史资料,严格地说并非真正的诗歌批评,只能供研究新诗格律问题的人参考,它之不被史家所重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场讨论还有一段余波,1924 年3 月,胡怀琛又在上海晓星书局出版了一本《诗学讨论集》,继续与郭沫若、刘大白、吴芳吉等人讨论有关新诗的音韵等问题。书中收有他的一篇《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断定胡适的新诗有两大缺点:“一,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二,纤巧。
  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又有一位他的学生王庚,作了一篇《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的结果到底怎样?》,他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指出尽管赞成胡适主张的人数居多,但胡适“完全处于失败的地位;怀琛先生是完全对的。”这当然是一篇感情用事的文章。
  所幸的这两位姓胡的安徽同乡,并没有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反目结怨。1926 年7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怀琛诗歌丛稿》一书,书前有胡适应作者之邀而写的题词手迹——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小诗一章,寄尘先生索书。
  适
  胡怀琛号“寄尘”,他也作了答诗:“尘世原如梦,谁非梦里人。梦中还说梦,非梦也非真。”两人的诗颇有值得玩味处。新诗到底顺应时代的潮流进步、发展了。胡怀琛为了参加这场讨论,也试作了不少新诗,其中不乏清新可喜之作,后来他还检讨了当年怀疑新诗的不妥。

  《卷耳讨论集》

  新诗诞生以来,以白话翻译《诗经》者不知有多少。1923 年8 月,郭沫若在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卷耳集》,这是他较早的一次尝试。他说不想被历代注释《诗经》的各种旧解所束缚,而期望人们能从原作中直接去感受古诗的美,为此他把一切传统的注解都放在了一边,宁可作直观的解释。译古典诗为白话,固然也是一种创作活动,然而各家的旧解可以完全不予照应吗?
  唐弢在他的《晦庵书话》中说:“《卷耳集》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称赞之者,诋毁之者,遍及书报杂志,群众图书公司曾为辑成一集,曰《卷耳讨论集》,今已绝版。”寒斋藏有此书(见图8),是1925 年6 月出版的。
  不过唐先生误记了,该书不是由群众图书公司出版,而是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印行,编者是作家曹聚仁。该书的封面右上方标有“一角丛书之二”的字样,看来比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印行的“一角丛书”要早。我还藏有“一角丛书之一”《相对论》,1925 年6 月出版,是爱因斯坦原著,编译者轶名,校订者之一是曹聚仁。梁溪图书馆为发行“一角丛书”发表了启事,说出版此丛书主要鉴于学术界太贫乏了,“想替学术界效些微力”。
  《卷耳讨论集》卷首有编者曹聚仁的一篇《引言》,原文称——余董理《诗经》,又读《卷耳》一诗,旧日纠纷,都来眼底,爰检三年前友朋讨论之文而阅之,觉昔日之悬案至今犹未决也!余之愚见,将于《诗经集解》中详之,诚恐海内贤哲有所讨论,乃辑旧日论文都为一册以备参证焉!
  曹聚仁四月十五日
  郭沫若《卷耳集》收所译《诗经·国风》四十首;《卷耳讨论集》仅收《卷耳》的原文及郭的译作,此外收入俞平伯、曹聚仁、郭沫若的讨论文章各两篇(其中有的是以柬代文),还有施蛰存、胡浩川、蒋钟泽、小民的论文各一篇。全书不过五十余页,是名副其实的一本小册子。
  郭沫若译《卷耳》为白话,本不想纠缠各家的见解,然而他却无法拒绝别人对他提出异议和商榷,因此这场讨论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一旦讨论起来,意见纷呈,又不只是针对郭氏一人了。比如施蛰存既不完全同意于郭,也对俞平伯、曹聚仁有不同的看法。施与曹的见解恰好相反,施以为《卷耳》并非思妇自述之作,而是征夫行旅时的悲歌。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把《卷耳》也试译成新诗。他同郭译不同,郭以第三人称来叙述,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如果比较着来读,很有趣味。现在看来,七十年前的这场讨论虽然也涉及对原作思想内容的理解,但主要还是限于对词意的不同理解,一时也无法得出共同的结论。
  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之下,既然主流是反对古文,那么全盘否定传统文学的绝对化的观点,当时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郭沫若《诗经》今译的诞生,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并冷静地注意到如何继承优秀的我国古典文学遗产问题。因此这一讨论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我国早期新诗运动中一个小插曲,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中不可漏掉的一段话题。

  林纾的《剑腥录》

  我的同事朱碧森君,送我一本他的新著《女国男儿泪——林琴南传》(福建人民出版社),这是继1935 年寒光著《林琴南》一书问世后的林氏新传。
  林纾是一位与中国新文学运动颇有瓜葛的人物,朱君并非为林氏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反面角色翻案,但用公正翔实的材料,表现了林纾思想和生活的另一面,还他以历史的全貌。比如林纾的翻译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这是人尽皆知的,他创作的小说则少人提及。朱君的新著介绍了诸如《剑腥录》等林氏创作的小说,恰可说明林纾反帝爱国的思想,当然可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我存有《剑腥录》的初版本,民国2 年(1913 年)10 月在北京都门印书局出版,署名冷红生著,书名全称《庚辛剑腥录》。十年后,商务印书馆重印此书时,又改名《京华碧血录》。
  小说写到戊戌六君子的牺牲,也写了义和团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写了庚子八国联军入侵京津和人民的遭难。这是全书的重点。郑振铎以为林纾创作的小说记叙时事真实有据,在艺术成就上却不如他的翻译作品成功。这很可能受了叙述实事的约束,作者热衷于求真,于人物的刻画方面反而忽略了。
  《剑腥录》贯串全书的虚构人物,不脱传统小说的公式。如书中男主人公本是个文弱书生,忽而成了剑侠,可以力敌群贼、救助红粉佳人,等等。这都是失败之处。但是,林纾又是近代小说史上第一个打破了章回体俗套的人,从形式的革新方面开了风气之先。
  《剑腥录》的成功之处,不在写了男女主角,而是写了修伯茀这个人物,用林纾自己的话说,他创作这部小说,“意在表彰修伯茀之忠”。伯茀是个真实的人物,在小说中化名为伯符。他是林纾中举时福建主考官宝廷的长子。
  宝廷曾官礼部侍郎,伯茀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到日本考察过学政。他同弟弟仲茀虽然都是皇室弟子却主张维新。林纾与他们兄弟在北京结识。伯茀的岳父崔联元本恶新政,又是清廷老臣,庚子时仅仅因为支持女婿的反对杀戕外国公使的主张,与掌权的端王相忤便被斩首于菜市口。伯茀从岳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八国联军进北京,伯茀又不甘洋人的杀戮,在洋兵围困的住宅内服毒自尽。他在死前写下遗书,表明自己“虽讲西学,未尝投敌”。遗诗中有句:“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他以死来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当时与伯茀一起服毒而亡的还有弟弟仲茀,两个妹妹隽如、淑如,侍婢隆儿。伯茀死时三十六岁,小妹淑如才八岁,侍婢二十一岁。这些无辜者不忍洋人污辱而死节的场面,林纾在小说中都有所描写,读来极为悲壮。
  值得一记的是,在我的藏本《剑腥录》封面上还有林纾的毛笔题字(见图9),是寒斋所收藏的作家签名本之一。原迹无标点,名后盖有“畏庐”的印章——
  此书专表彰吾伯茀光禄兄弟忠节。今其爱女来索吾书,心为怆然,即作数语识诸其上,幸世妹宝之。
  畏庐老人和泪识
  从题记看,林纾赠书给朋友女儿的时候,是动了感情的。他洒泪写下的这些话,表明此刻在老人的心里,仍然忆念着那些在乱世中死难的忠烈。

  清华文学社丛书

  清华大学的清华文学社是1921 年11 月成立的,它的成员都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同学,主要有梁实秋、闻一多、余上沅、朱湘、顾一樵、饶孟侃等人。
  这个社团是五四运动以后成立较早的一个文学团体,活动范围大体是在校园里,不见什么纲领,历史也不长。1922 年7 月先是闻一多放洋美国,第二年暑假梁实秋也到美国去留学,主要骨干一走,清华文学社也就无形解体了。
  文学社的主要作品多是发表在《清华周刊》和它的《文艺增刊》上。《文艺增刊》1922 年11 月出版第一期,每月一期,出版了五期而终。现在,我们从《文艺增刊》的发刊旨趣中得知,在《清华周刊》上原来有个文艺专栏,但“余兴”色彩太重,文学社有志革除这种陈旧的面目,更有鉴于“清华学生的生活是机械式的,极其干燥无味”,所以才采取了这一“最高尚的救济方法”,办好一个文艺刊物。
  清华文学社除了办刊物以外,还出版了“清华文学社丛书”,初定出版三种,还将继续出版下去,结果只出版了两种。第三种虽然也问世了,却与文学社无关。第一种是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合集《冬夜·草儿评论》,闻一多批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梁实秋评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两书都是“五四”初期著名的诗集。第二种是文学社成员的作品合集《文艺汇刊》,1923 年4 月出版。(见图10)第三种已刊出预告,是闻一多的诗集《红烛》。
  1923 年9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红烛》时,版权页上已删去“清华文学社丛书”字样。
  《冬夜·草儿评论》的出版还有一段插曲,原来闻一多的文章是由梁实秋交给《晨报副刊》发表的,孙伏园却未予刊登,最后梁实秋加上自己写的《草儿》评论,“二文合起来约有四万字左右,可以刊印为一个小册,名曰《冬夜·草儿评论》,薄薄的一小本,编为清华文艺社丛书第一种。印刷费用为一百元,我父亲鼓励我写作,替我付了。”(梁实秋《副刊与我》)这当然是自费印行的书。第二种《文艺汇刊》,内容包括诗、小说、戏剧等,序言说:“这本《汇刊》是本社同人的几篇稿件汇集而成的,并非每人的优秀的作品尽在于此……只是作为清华文学社成立将近两年的纪念品。”闻一多、朱湘、梁实秋都不只一篇作品发表。顾一樵同梁实秋还发表了同题作品《尾生之死》,是取《庄子·盗跖篇》的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梁作是长诗,顾写的是剧本。印刷费用则出于学校和社友吴景超、梁思永等五人的赞助。《文艺汇刊》的书籍封面是由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先生设计,图案画是清华大学礼堂同方部的正面缩影。画面简朴,装饰味浓,值得一记。
  那么,何以《红烛》不作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的名义出版呢?这是出于闻一多的独立思考。他以为清华文学社是以兴趣结合的团体,并非以文学主张相同而结合的。他的诗集若拿到文学社的大会上,“当议案似的讨论通过,我可不干”,同时认为文学社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替一个人出了钱便要干涉他的稿件”。(1922 年11 月26 日闻一多致梁实秋信)于是他坚持摆脱约束,由个人来负责,不再编入丛书之内。他说:“用文学社的名义于文学社讲起来也许好听点,但于该著作对于社会发生影响与否毫无关系。换言之,一种出版物,社会若要注意它或忽视它,并不以其属于文学社与否为转移。
  老实讲起来我们的‘艺术为艺术’的主张,何尝能代表文学社全体呢?”梁实秋同意了他的要求。《红烛》一出果然轰动诗坛,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而闻一多思想上的某些倾向和清醒明智的主张,也在出书的这件事上表现出来。清华文学社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影响有限,它后来的解体也是很自然的事。

  俞平伯编“霜枫丛书”

  俞平伯先生逝世了。他的散文、诗和《红楼梦》研究,将是后人所乐道的话题。
  在俞先生早期的文学活动中,我想起他为霜枫社编辑的一套丛书,名为“霜枫文艺小丛书”,惜乎在俞平伯研究资料中未见说明。唐弢在他的《晦庵书话》中介绍过朴社发行的霜枫社的两本书,一是“霜枫之三”、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髭须》;一是叶圣陶、俞平伯的散文合集《剑鞘》(见图11),为“霜枫之四”。两书都是1924 年11 月出版的。早在四十年代,唐先生就说:“霜枫社收歇已久,各书甚不易得。”但是,唐先生没有提到霜枫之一、二何名,也没有说到这套书是谁编的,共出几种。
  “霜枫文艺小丛书”第一辑共出四种,除了唐弢提到的两本外,还有“霜枫之一”俞平伯校点、沈复著《浮生六记》,1924 年5 月朴社出版。“霜枫之二”是严既澄的旧体诗集《初日楼少作》,1924 年11 月出版。何以证明这套丛书的编者是俞平伯呢?原来在1924 年12 月出版的《文学周报》上,有关的书刊广告中已有明确的记载。此外,严既澄在1932 年11 月北平人文书店又出版了《初日楼诗、驻梦词合刊》一书,他在《后记》中说,1921 年他编好《初日楼少作》,“平伯兄见而悦之,取厕其所编丛书曰霜枫之中而锲行焉”。据称书出版后,友人郑振铎面告,有人称作者年未满三十而命其诗为少作,“不知其老成之作更何在耶?”因而他重印合刊本时便改动了书名。俞平伯曾经为《初日楼少作》写了跋。
  从俞平伯编的丛书第一辑来看,内容比较广泛,包括了古今中外的作品,名为小丛书,范围却很大。何以只出了第一辑而未能继续下去,现已无法查考。1924 年6 月30 日的《文学周报》上,刊有介绍这套小丛书的四则广告,是否出自编者俞平伯之手,值得人们注意。今录出——《浮生六记》作者是个习幕经商的人,全凭真率的性情和天禀的文才,写成这部反映出身世和心灵的自传。俞平伯先后作序文两篇,就它的本质和艺术加以批评,并钩稽书中事实,编成年表,对于读者尤为便利。
  《初日楼少作》月下微吟,灯前浅醉,如想在这境界中寻茜色芳年的残影,大可以读这本小诗集。良金美玉,灼烁明珠,令人爱玩。
  《髭须》莫氏这六篇作品,沾有浓烈的肉的气息,而文笔犀利,态度严正,不落猥琐。此从法文原本译出。
  《剑鞘》中含二人的论说美文小说札记书评等,俱经抉择,力扫浮滥,作者的才性,作品的风裁,比较观之,颇有兴趣。
  我觉得这些广告文字写得简练、典雅,同俞先生当时的文字风格比较相近,尤其不尚虚夸,是朴实而优美的文学广告。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未能及时地去请教、核定,现在是迟了。

  《光社年鉴》

  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刘半农,是一位才子气颇重的学人。他的喜欢艺术摄影,似乎也是他这种气质的反映。然而,又不是公子哥儿式的玩闹,他不仅研究摄影技巧,写了一本意趣横生的《半农谈影》,同时也注重摄影实践,为我国早期摄影艺术的发展尽了力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热心家。
  四十年前,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前,偶尔还能看到陈列着大开本的摄影画册《光社年鉴》,那是二十年代北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光社成员的作品选集。刘半农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同时又是《光社年鉴》的编者。研究刘半农,不能忘记他在这方面的成绩。
  《北京光社年鉴第一册》,1928 年1 月出版,收入光社成员1927 年作品展览会中的精品。《北平光社年鉴第二集》,1929 年1 月出版,收入光社成员1928 年的部分作品。两册摄影集都由刘半农编辑,并分别写了序言。刘半农是诗人、杂文家,懂音律,又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翻译家。读过两册《光社年鉴》,还能领略一下作为摄影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刘半农的才能。两集中收刘氏的摄影作品十七幅。在第二集里,还有他编译的《没光棚的人像摄影》,副题标明为“《半农谈影》之余”。文中插入不少人像和图影,一本正经地解释着摄影技术问题,使人惊佩刘半农的目光四射,以及他对艺术门类的广泛兴趣。
  光社成立于1926 年,发起和推动摄影艺术活动的主要分子还是知识界的人士,特别是北京大学的一些先生们。应该说由于五四文化新潮的影响,以及摄影技术的进步,我国现代摄影艺术才应运而生。这时仍然以业余爱好者来支撑这一活动,尚未形成职业的摄影艺术家。当年继北京的光社之后,上海又成立了华社,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摄影艺术家郎静山便是华社的成员。
  刘半农的摄影注重写实,讲究艺术韵味,也属于表现人生的艺术。《舞》写风中的一丛芦花;《夕照》写乡野普通农户的门楼;《垂条》如同一幅写柳的国画;《泪珠中的光明》似写拥抱中的情侣,颇富反封建的意味;《在野》写废弃在田野上的轧路机的滚轮,带点哲理和象征的意味。最见气魄的是《人与天》(见图12),天际苍茫,农人劳作,意境深远。《人像》、《鲤》、《着墨无多》、《静》、《莫干山之云》、《齐向光明中去》、《船艄头》、《平林漠漠烟如织》、《客去之后》、《山雨欲来风满楼》、《枫》等,也都是注重意境之作,是写人物和社会生活的。如《齐向光明中去》,表现的是一条过渡的船,船上都是短打扮的一些普通人。在艺术技巧上,有一种模糊的效果,不求色调的明亮和清晰,显然是追求国画的传统情趣,体现摄影艺术的民族化风格。当时光社的成员,包括刘半农的作品还摆脱不掉模仿国画的形式。摄影艺术的民族化,当然决不仅仅是模仿国画,但在开始阶段,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过程。刘半农的艺术摄影充溢着一种文气,一幅幅地欣赏,犹如连续读他的诗和抒情散文。
  两册《光社年鉴》都是用重磅道林纸精印,定价昂贵,每册都编有号码,每集印行一千册,售完决不再版。现在连这两本画册都难以见到了。

  高长虹不知所终

  三卷本、一百三十余万字的《高长虹文集》出版了,这对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令人感慨的是,如果不是高长虹故乡山西盂县来投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无力出版这套书,高长虹还将寂寞下去。
  凡是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会记得高长虹。他是鲁迅在北京支持过的文学青年之一,办《莽原》杂志时,彼此有过很好的合作关系,后来决裂了。但,鲁迅先生晚年还记着高长虹的小说,肯定他当年的成绩。最早注意研究高长虹与鲁迅关系的是林辰先生。那是在抗战胜利前后,条件很艰苦,资料奇少,他却为我们理清了很多疑难问题。从表面看,高长虹迁怒于鲁迅先生的有两件事,一是因为韦素园扣压了狂飙社成员的稿件,一是他追求许广平的破灭。
  更主要的当然是思想上的原因。这次读了《高长虹文集》中所收1940 年作者写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引起我的一点联想。无疑地这是鲁迅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半个世纪以后方为大家所发现。作者的态度是诚实的。如谈到鲁迅在女师大事件中虽有损失而收获更大,其根据是韦素园在一种广告上,把鲁迅称做“思想界的权威者”。这当然是含有一点讽刺的。
  从高的信仰无政府主义来考虑,他是反权威的,这很符合他的思想。至于他的狂傲,也不仅是性格使然,实在是不相信别人,只相信个人。否则稿件纠纷,终究是个误会,恋爱不过是个人的私事,虽然事出有因,但也没有必要多说。
  高长虹的书一般说都非常稀见,唐弢、林辰先生搜访旧书多年,也只收藏了几本。我所得的也很可怜,仅有《心的探险》、《走到出版界》、《曙》三种而已。有幸的是我买到他编的小型刊物《弦上》(见图13),至今已成为海内孤本。实际上到1946 年为止,高长虹共出版了专著十七种,《高长虹文集》中已全部收入。特别是1946 年在张家口出版的《延安集》,还是在该书最后付型时才偶然发现的。第三卷为集外文,是一般读者更难寻觅的零散文章,使人们第一次得见他在抗战后于武汉、重庆、延安写的作品,编者的努力令人敬佩。长时期来,高长虹是个近于神秘的人物,甚至有人称他为“怪人”,好像他生来自狂,无缘无故地反对一切。现在翻翻他的著述,其面影清晰多了,一个活生生的高长虹正朝我们走来。
  当然,在高长虹的传记中也还有一些空白,如三十年代初,高长虹先后到了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在国外生活了七年,直到七七事变,他才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那么他在国外是怎么生活的,做了些什么,写了什么样的作品,我们一无所闻。程思远先生说,1936 年他在法国与高有接触,一起加入了爱国华侨组织的一个抗日联合会。在延安,他的热情一度很高,写了一些作品,一部分发表了,一部分却因不合时宜未能公开。
  在“抢救运动”中,又由于康生诬高为“青年党”而接受审查,这对他当然是一个打击。据《高长虹文集》附录的年表介绍,毛泽东曾经找他谈过话,结果是不欢而散,包括他何以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等等,这些详情都还有待进一步弄清楚。
  最令人遗憾的是高长虹的不知所终。抗战胜利后,高长虹也离开延安到了新区张家口,这一段经历也少人提及。高长虹最后到了东北。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似乎没有参加机关工作,而是像客人似地长期住招待所,埋头编写什么中国文化辞典。1954 年诗人侯唯动在东北旅舍偶遇高长虹,见他披着长发,孤单单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用饭。人们当他是“神经病”。1956 年又有人在沈阳的作家协会食堂碰见过他,还是被当作“神经病”。此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出走了吗,还是死了?死于何年何月,葬于何处?
  高长虹生于1898 年,如果今天他还活着,应是九十多岁。

  《长虹周刊》

  1927 年初,诗人朱湘在北京清华大学办了一个文艺杂志《新文》,全部文章由他一个人包办。我曾经认为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这话说得太绝对了,因为1928 年10 月高长虹在上海创办的《长虹周刊》(见图14),也是唱的独脚戏。他公开声称这是“个人的刊物”,借以推行他的狂飙运动。
  朱湘的《新文》只支撑了两期,高长虹的刊物却维持了二十多期,直到1929年底为止,稍后他便出国了。现在,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份全套的《长虹周刊》,《高长虹文集》只编到《长虹周刊》第二十期为止的文章,编者以为该刊只出版到二十期。事实上我却藏有《长虹周刊》第二十一、二十二两期,后者是1929 年8 月24 日出版的。是否就出到二十二期,也很难说,因为他出国的日期至今亦还模糊不清。高长虹说,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有狂飙运动。1929年6 月他从上海一度北返,果然刊物随他而来,后两期便在北京编印出版。
  这种实干精神实在令人神往。
  《长虹周刊》印制得十分讲究,十六开本,白道林纸内文,每期还有一两页带颜色的铜版纸插图。创刊号的封面是高长虹的全身像。当时便有读者来信说定价太贵,每期只能印几百册。因为高长虹曾经在刊物上发起“突破千卷预定运动”,一千册是他的奋斗目标。高长虹把出书所得的稿费,全部用来印制这个刊物了,从刊物的印数也能想象他的狂飙运动影响有多大。
  刊物上曾经发表过四幅列宁像,还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在当时也要一点勇气。但,令人不解的是,在1928 年10 月出版的《长虹周刊》第三期上,他还发表过墨索里尼的四幅照片,封面上又有墨与雄狮的合影。这当然引起读者的反感,有人指出他这样做是无聊,他公开回答,他并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思想和人格,只是考虑到中国人是不太干的,而墨索里尼是行动的。意思是他并非宣传法西斯主义。同时他又解释,这正如他发表列宁的照片,并不赞成“赤化”一样。从这里当然可以看到高的思想混乱,以及刊物的某些倾向。他可能赞成行为主义哲学,破釜沉舟地办《长虹周刊》,也是他实践行为主义的一种体现。他认为人类正处于苦难之中,因此他高喊“我援救你们”、“我来为世界辟一条生路”,这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他自认为“是一个寻访奇迹的人”,因此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事,他就要行动,而且独来独往,百无禁忌。
  在上海,他还发起狂飙戏剧运动,不仅写剧本,还做行政组织工作,干得十分起劲,的确表现出他多方面的才能。他的剧本不论多幕剧还是短剧,都有特色,值得研究者注意。在理论上,他自视甚高,充满了理想和狂热,受了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影响,他反对婚姻制度,主张乱交。在谈及假如找妻子的话,他说如果自己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的,那么女方也一定能写出《安娜·卡列尼娜》来才行。所以他在恋爱方面,也只能是破灭的。但,《长虹周刊》基本上是文艺刊物,找不到高长虹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系统理论和纲领,主要还是他的文学创作。这时期除了狂飙社成员向培良、高沐鸿、高歌的支持,还吸引了鲁彦、柯仲平、塞克等人来参加。可以肯定地说,高长虹在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他的文学创作为他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
  我们不应苛求五四以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能够很快地找到真理,这是不现实的。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总要经过一定的曲折和漫长的路程。我们不必瞧不起这些人。当然,也有人一生也没有找到光明,反而落入深渊,如狂飙社的向培良,后来竟去歌颂****戡乱。高长虹也是一种典型,他追求进步,很多文学见解也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但有时又很幼稚、激烈和偏激。他经历过磨难,最后选择了延安,这是个令人鼓舞的归宿。这时候他已经认识到,只有十月革命才是真正的狂飙运动。我们从他的《延安集》里,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变化。
  然而,他在延安又遇到新的矛盾,一时也抛弃不掉旧时的因袭,他似乎很痛苦,也愈加孤寂。他的理想碰了壁,这有他主观的原因,是自身弱点的暴露,同时也有客观的原因,他无法排解这苦闷,背了沉重的包袱。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心情,实事求是地给以分析、评论。

  《三湖游记》

  《三湖游记》(见图15),散文集。1931 年9 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作者曾仲鸣、孙伏园、孙福熙。1929 年夏,作者们同在法国,决定以法国的三大名湖,每人各择一湖写成三篇游记。孙伏园写丽芒湖,孙福熙写安纳西湖,曾仲鸣写蒲尔志湖,因名《三湖游记》。
  孙伏园喜欢写游记,在这以前他已经出版过一本《伏园游记》,由他的弟弟孙福熙作封面画。内容都是国内的旅行记。在《三湖游记》中,第一篇便是他写的《丽芒湖》。全书二百余页,这篇游记竟占去百余页,可以单独成为一本小书了。作者采取日记体,且都加上了小标题,娓娓道来,使人如临其境。丽芒湖地处法国和瑞士的边界,作者的不少笔墨又写了瑞士风光和人情风俗。这半属法国半属瑞士的丽芒湖(有的译作莱芒湖),同另外两个名湖一样,都为文人所描绘过,如写《忏悔录》的卢梭,就曾经在丽芒湖畔居住过,多次写到湖上风光。这就同杭州的西湖一样,不仅有历代作家来描述,而且留下很多美丽的传说和故事。孙伏园写丽芒湖时,他时时想到了西湖,并加以对比,这种乡情的流露是很动人的。
  作者游湖时是三人同行的,一个是老弟孙福熙,一个是傅怒安(傅雷)。
  当时傅雷正在巴黎大学文科读书,这年暑假他在湖畔住了三个月,并在那里译了《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这是他发表的处女译作。三人中傅雷最年轻,在孙伏园的笔下,他是一个很活跃而有趣的人,作者称他为“勇敢的少年”。
  有一次他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全身黑服的妇人,背着一个白包袱走在前面,傅雷却说是“教士看报”,以为如此关心政治的教士较少见。孙氏弟兄便嘲笑他这个近视眼是:“将包作报,认女为男,不辨腹背,妙哉怒安。”读《三湖游记》,竟看到傅雷当年的行踪和维妙维肖的神态,这也是一件意外的享受。
  孙福熙擅于散文,出版过《山野掇拾》、《归航》、《北京乎》等散文集。这篇《安纳西湖》,果然显示出他笔墨的熟练和活泼。作者深知自然风光没有更多好写的,而且写好也不易,尤其安纳西湖不如另两个湖的事迹多,因此他在这篇也不算太短的游记中,只把风光作为环境的陪衬,写了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喜恶和种种议论。所谈既涉及异域风光,也谈到人生、社会、文学和婚姻,一路行来,颇不寂寞。但,我也有另外一种感觉,他的文风不如其兄孙伏园来得朴实。
  曾仲鸣的《蒲尔志湖》,更是别一种写法。他几乎不写目见的大湖,而是介绍这个被称为“诗人之湖”的人文史料,讲述了上个世纪发生在湖畔的一件哀婉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湖上情侣”的故事。这便是年轻的诗人拉马尔丁和查理夫人的一段恋情。这是法国文学史上极富情节性、也极为动人的一个爱情故事。诗人拉马尔丁在自己的诗里也叙述过这件事,如《湖》、《十字架》、《回忆》、《孤独》等,又在小说《夏佛哀》里作了更加细致的描写。后来以此为题材而创作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至今在湖畔还有不少遗址被保存了下来,任后人参观凭吊。曾仲鸣没有走文学的道路,而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但他写三湖之一的设计还是成功的。至于他后来追随汪精卫,一起投奔日本侵略者,终于因此而毙命,也是罪有应得,遗臭于世人了。
  《三湖游记》的封面设计者为刘雪亚,题名《遨游》。图案陈旧、零乱,在我看来未必是佳作。书中还附有制作精美的插图八幅,一半是法国画家所作的关于“诗人情侣”的插图,其中一幅还是三色套印的;一半是方君璧所作的三湖写生。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要求,这也算印制精良的一本文艺书了,可是我所收藏的还只是“普及本”。我没见过非普及本是什么样子,精装吗,毛边吗,或更见豪华?

  关于《摩尔宁》

  三十年代北平“左联”出版的文艺刊物,包括一些由“左联”支持的进步文艺刊物,数量足有几十种,但是现在若想寻找一份总目也有困难,更不要说见到原刊物了。刊物流传较稀少的原因:一是当时政府的查禁;二是受了经济条件的制约,本来印的份数就不多,甚至不能公开发行;第三是刊物的内容,限于当时左翼作家思想高度的影响,刊物还不能广泛地团结作家,无法吸引更多的同路人。因此作者的圈子小,作品的质量不高,社会影响也不大。“左联”本来是一个文艺团体,事实上更像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政治组织。我所见到的北平“左联”的刊物不多,给我的印象那些文艺刊物更像政治性的刊物。这与当时党的左倾领导思想不无关系。不讲究作品的艺术性,只强调作品的政治性,先把一部分读者吓得避开了。当然,这些热情、勇敢的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青年作家还是令人尊敬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中有的人已为这一崇高的理想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左联回忆录》(1982 年5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册,收有汪金丁同志的一篇《有关左联的一些回忆》,他谈到当时北平出版的一种与“左联”有关的文艺刊物《摩尔宁》。他说——一九三一年底,北平出现一本紫红色封面的文学杂志叫《摩尔宁》,其中张秀中的一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和技巧方面,我感到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是不是可以找个机会结识一下呢?我把自己写的一篇以当时学生救亡运动为题材的小说,送到《摩尔宁》的编辑部,那实际上只是一问大学生的宿舍。他们对我很热情,到第二期就发表了。但我没有看到这杂志再出第三期。有人告诉我,张秀中是北平“左联”的成员。
  我要补充说明的是,《摩尔宁》出版过第三期,出版的时间是1931 年12 月10 日,因此该刊的创刊时间,决非金丁同志说的“1931 年底”。我只收藏有《摩尔宁》第三期(见图16),刊名当是英语“早晨”的译音,是否算左联办的刊物仍可研究,至少是左联成员办的刊物则无疑。因为其中的作者张秀中、柳风不仅是盟员,还担任北平左联的执委。我所见到的第一、二期的要目广告,《摩尔宁》创刊号上刊有卢纳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的译文,还有署名泊尔、微光、非凡、力山、柳风等人的小说(未见署名张秀中的小说)。
  第二期的《摩尔宁》,除了译文以外,又有沈痛、独醒、子兮等人的小说,金丁的《理智的要求》就发表在这一期上。但,金丁忘记了他还有一篇小说《炎》,发表在《摩尔宁》的第三期上。这一期除译文外,还有李芬、力山、曼君女士、微光等人的小说。金丁的《炎》,放在创作栏的首篇。刊物为大三十二开,横排本,还附有铜版画页。第三期画页发表的是苏联油画《农妇》,编者还特别声明,这画选自日本版《苏联美术大观》的第二页,第一页是列宁像。这种看似多余的附言,也是在显示刊物的政治倾向,在编者的心目中并不认为是多余的。此亦时代的风尚,今人恐难理解。
  在编者写的《编后絮语》里,道出了刊物的处境不佳:“苦风凄雨的今朝,本刊第三期蓦的又展开了她的新生命。本刊诞生在不幸的当代,雪雨交加,阴风惨惨,不能不说是她的厄运,但是,突变与惊险,正乃生之最有趣的一幕,正是大时代到来的象征;愿她能坚忍不拔的奋斗下去,不惜冲锋陷阵,才能杀敌致果。”这“阴风惨惨”四个字,正暗示着国民党的政治迫害,像《摩尔宁》这样的刊物怎么能广泛流传呢。
  关于金丁的小说《炎》,编者亦有介绍:“现在,惊天动地不可一世的突变,谁都知道要数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武力进攻,《炎》这一篇小说,正是要在这种事实的系列里显示其中之真的作品。在这篇里,有中国,有日本,有帝国主义者,有被压迫群众,有从军的志士(?),有自杀警世的青年(?),有各式各样的运动,有刻苦奋斗的健儿……看来正如狂风暴雨,正如雷电乍惊。也许有人认为是太粗了,但这毕竟应当是现代的产品。”引文括号中的问号是原来有的,这表明编者与作者对人物的理解还有差异。从这一介绍里可以明白,作者急于用文艺武器为现实斗争服务,虽然精神可贵,显然有面面俱到的缺点,难以艺术地再现生活,因此亦有某些概念化的成分。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在眼前,作家的爱国激情十分真诚,又非常适时地说出了人们心底想说的话,人们并不反感这样的作品。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更不能对它求全责备了。

  纪念徐志摩

  一本厚达七百八十余页的《徐志摩研究资料》(1988年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摆在我面前,印数仅一千四百册,现在要印一本书至少得万册以上才能不赔钱,我们能不对出版家的决心表示嘉许吗!据说,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还有若干本编成后不能付梓,出版家们已承受不起赔本生意了。过去的中国新文学史不屑于讲徐志摩,更不要侈谈什么研究,现在不仅出版了诗人的全集,又有了一本比较有权威性的资料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
  对于这套丛书,我得到过几本,也买了若干本,总的印象当然是好的。
  好在差不多都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工作,能够按计划地出书便是胜利。其中每本书的质量也不相同,有的材料比较丰富,科学性较强,有的材料单薄些,时有明显的差错,从工具书的角度来要求还不够理想。好在有了这个良好的基础,将来不难达到完美的程度。笔者业余时间也爱翻翻资料,深知如今涉足此道的同志有难言之苦,没有一点耐得起寂寞的精神,也许早就去寻觅其他名利之途了。
  《徐志摩研究资料》有很多文字都是初见,但是也有某些同徐志摩关系密切的人物的文章没有收录,甚至连篇名亦无收录,林徽音女士的文章即是一例。又,当徐志摩逝世仅一个月,北平即出版了一本纪念集《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见图17),结果《徐志摩研究资料》中也失记了。
  诗人是1931 年11 月19 日遇难的,当时北平《晨报》副刊《学园》连续发表悼文,原定只发表两三天的纪念诗文,结果文章踊跃而来,一共出了八天的专号,最后在12 月20 日便出版了这本七十余页的《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封面题字者胡适,编者是《学园》编者瞿冰森。书前诗人的遗影一帧也是胡适所赠。作者多为在平的朋友,如胡适、陶孟和、梁实秋、余上沅、沈从文、郑振铎、吴世昌、凌叔华、林徽音、蹇先艾、于赓虞、刘廷芳、陈梦家、方玮德、盛成、吴宓、孙大雨、张恨水等近四十人。胡适的《追悼志摩》,是他的散文中较动感情的文字。他把诗人徐志摩形容为“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美丽的花样:“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
  值得注意的还有林徽音的《悼志摩》,人们都知道诗人同她是好朋友,当年诗人曾热烈地追求过她。林徽音的这篇散文,是女作家真挚感情的流露,隔了半个世纪以后再读,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她那激动的感情。他们初识于二十年代的英国,她早就领略到:“志摩认真的诗情,绝不含有丝毫的矫伪,他那种痴,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林徽音不同意人们说徐志摩的诗全是抒情诗,也不同意说诗人是不经意的浪漫。“志摩是个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还有他那最动人的特点,“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林徽音说徐志摩早年喜欢数学,始终爱好天文,最爱暑夜观星,可以指出天上星宿的部位,旅途中经常带的又是关于宇宙科学的书。二十年代初他还在《民铎杂志》上发表过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文章。他曾经对林徽音说,她的公公梁启超的相对论知识便得之于诗人的那篇论文。这是梁先生亲自对徐讲的。显然,这都是有关徐志摩的第一手资料。遇难那年的夏天,诗人去看在香山养病的林女士,他还向她介绍自己怎样在美国学了两年的经济学。暑假从杭州寄给林女士的信,又自称每一封都是“描写的水彩画”,他们最后的一次晤面是他南去以前,彼此在东城东总布胡同口分的手。
  林徽音早在英国便拒绝了诗人的爱情。现在女作家特别感受到,在徐志摩的一生中很少能得到人们的同情,而且为了一点理想的愚诚,他几次几乎不见容于社会。她赞扬了诗人甘冒社会的大不韪去争得恋爱的自由。从散文欣赏的角度,我以为林徽音的这篇《悼志摩》,应该列入“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类似《徐志摩研究资料》这样的书亦应收入这篇文章。不管林徽音的看法是否全面,这总是诗人同时代好友的一种评价。就在这本哀悼专号里,胡适还公布了当时北平朋友们拟定的《徐志摩纪念奖金章程草案》,一共六项,事实上后来未能实现。我看,这也无妨作为一种史料将它保留下来。

  徐志摩与京戏

  1918 年夏,二十二岁的徐志摩到美国留学,后来又进了英国的剑桥大学。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又几度重游旧地,并游历过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日本。据他的同时代人回忆,像这样一位长期吃洋墨水的人,平日却不着西装,总是一袭“民族化”的长衫,风度悠然。尤其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江浙才子却十分酷爱京戏。
  据徐志摩昔日北大同学毛子水先生介绍,1915 年,十九岁的徐志摩刚进北京大学预科时,正赶上北京进行菊部大选,推举“剧界大王”。当时呼声最高的是梅兰芳,北大也有人纷纷推戴梅氏,最后梅氏果然在“菊选”中得魁。当时徐志摩却不以为然,他说凭心而论,当然还是武生杨小楼最好。不仅如此,他还带着同学毛子水第一次去剧场欣赏了杨小楼。有时毛去徐的住处,一进院子常常可以听到徐志摩正在屋里唱京戏,哼的正是杨小楼。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当时杨小楼的武生戏是怎样地风靡了九城。
  1931 年春,徐志摩重回北大教书,讲授近代英国诗歌和翻译,他说:“我现在又回到北大来了。我在外飘流几年,重新的倒在母亲的怀里,觉得无限的沈着与甜蜜。”在欢迎会上,同学们请他唱歌助兴,没想到诗人不唱洋歌,却学起杨小楼在《连环套》里演的黄天霸,而且不是唱,是带做派的大段白口:“此马昼行一千,夜行八百……”学得维妙维肖,证明诗人是个十足的杨小楼迷。当时的同学们分析,这是他出于对戏曲中传奇英雄的偏爱,“他们的性格或合于诗人的脾胃”。(莽莽《徐志摩先生近一年中在北大的鳞片》,刊1931 年出版的《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对京戏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学京戏里的白口比学唱要难得多,徐志摩的爱好恐怕不是出自公子哥儿们的单纯玩耍。早在1926 年,他就同戏剧理论教育家余上沅先生合编过北平《晨报》副刊《剧刊》(见图18),创刊号上的《剧刊始业》就是徐志摩写的。
  志摩在《剧刊始业》中,曾经感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戏剧的轻视,如说“戏先就是游戏,唱戏是下流”。他在谈到创办《剧刊》宗旨时说:“第一是宣传: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与注意,因为戏剧这件事没有社会相当的助力是永远做不成器的。第二是讨论:我们不限定派别,不论那一类表现法,只要它是戏剧范围内的,我们都认为有讨论的价值,同时,当然,我们就自以为见得到的特别拿来发挥,只是我们决不在中外新旧间在讨论上有什么势利的成心。”这当然也表明并不歧视旧戏。果然,在创刊的《剧刊》第一期上就有赵太侔的一篇《国剧》,正是讨论京剧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京剧的改革和是否会消亡等问题。徐志摩接着谈《剧刊》的宗旨,第三是“批评与介绍”;第四是“研究:关于剧艺各类在行的研究,例如剧场的布置,配景学,光影学,导演术等等……”。徐志摩对戏剧,特别是民族戏曲的浓厚兴趣,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徐志摩自称“于戏是一个嫡亲外行”,只是来凑份儿、“闹场”的,而余上沅却推崇他真正懂戏。至少徐志摩并没有对传统的民族艺术像有的中国新文学家那样,采取一种偏激的否定态度。
  他的诗形式上是外来的,读起来也还是有民族的韵味,他之所以喜爱京戏,正是深知这一民族艺术的魅力所在。
  女作家林徽音同徐志摩在英国相识,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诗人逝世前夕,他们还一起连看了几场京戏。林徽音回忆:“对旧剧他(按即徐志摩)
  也得算在行,他最后在北平那几天,我们曾接连的同去听了好几出戏,回家时我们讨论的热闹比任何剧评都诚恳都起劲。”(林徽音《悼志摩》,刊1931年出版的《北晨学园哀悼志摩专号》)当林女士同诗人讨论京戏的时候,她怎么会想到,南行后的徐志摩隔了几天便在空难中消失了。恰如徐志摩在诗里的自白——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俞平伯与梅兰芳

  俞平伯先生于1915 年初到北京,那时他从苏州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文学部学习。稍后,全家也移居北京,住在东华门的箭杆胡同,恰与北大后垣毗邻。
  俞家距离王府井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也不远,就在这年的秋季,梅兰芳在吉祥戏院第一次公演了红楼戏《黛玉葬花》。海报一经贴出,九城为之轰动,同时也吸引了这位未来的红学家。那时梅兰芳才二十岁出头,事业心不凡,他不明白,为什么京戏舞台上几乎没有红楼戏?他跃跃欲试。先是翻箱倒柜地寻找家藏的祖传剧本,没有结果,最后只得自己动手新编。于是身边的几位文友便来帮忙,他请齐如山拉出剧本提纲,李释戡编写台词,罗瘿公也来参加意见,经过几番推敲便把《黛玉葬花》立了起来。梅兰芳演黛玉,姜妙香演宝玉,姚玉芙演紫鹃。这是梅氏演红楼戏的第一炮,上座不衰,相当成功。此后,他又编演了晴雯撕扇的《千金一笑》和《俊袭人》。《红楼梦》的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位青年艺术家,他又以无限的魅力在舞台上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俞平伯要比梅小几岁,谁能知道当年台下端坐的这位少年观众,日后竟与红楼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俞平伯也在舞台上早就认识了梅兰芳。
  1980 年1 月,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病逝,遗体告别仪式就在吉祥戏院的前厅举行。八十余岁的俞平伯先生闻知这一消息后,不由得想起六十余年前的往事,忆及后来同梅氏的正式晤谈,以及事后他曾为梅氏拟就的一联,原拟当时赠给梅氏,后未果,乃于1980 年3 月15 日将联语写出,原句如后——
  踏月六街尘,为观黛玉葬花剧逢君一杯酒,却说游园杜丽娘联语不见于近年出版的俞平伯各种诗文集。联语中的“逢君一杯酒”,指五十年代他与梅氏相逢于灯市口萃华楼饭庄文联举行的一次宴席上,这时他们才得以举杯对谈。俞先生讲到在舞台上早就认识了梅氏,而梅兰芳则怀着对学人的尊重说,他读过俞先生写的关于《牡丹亭·游园惊梦》演唱问题的文章,非常钦佩,并且为了加深印象,自己还抄写了一遍。这就是联语中所说的“却说游园杜丽娘”的本事。梅氏抄写的文章,是俞先生写于1957年5 月的《杂谈〈牡丹亭·惊梦〉》,全文共分四节,前两节是“关于‘游园’一般的看法”和“杜丽娘怎样醒的”,后两节是“唱演方面修改的商榷”,几近万言,抄写一遍的话当非举手之力。梅兰芳果然有令人尊敬处。1950 年,作家宋云彬也曾对梅兰芳在《游园惊梦》关于“迤”字的读音问题提出商榷,梅氏还就此专门求教懂得音韵学的俞振飞先生。俞、宋先生的议论洋洋洒洒,是不折不扣的学术文章,包括梅兰芳的见解,也自有根据,现已全部收入《舞台生活四十年》书中。梅兰芳被人们誉为艺术大师,确非凭白无故。他能如此自觉地重视学人的意见,这在同辈戏曲艺术家中也是稀见的。

  柳亚子编《文艺杂志》

  1931 年4 月,以柳亚子主编的名义出版的《文艺杂志》在上海创刊。(见图20)名为季刊,到1932 年9 月停刊,共出四期。柳亚子先生主编过新文学刊物,按说这是引人注目的一件事,但在柳先生的公子柳无忌的《柳亚子年谱》一书中却没有记载。
  说起来这并不奇怪,原来柳无忌也是这个刊物的编者之一,他是位知情者。实际上这个刊物是由在美国的几名中国留学生所编,不过由亚子先生在上海集稿、发稿、出版而已。四位编者是柳无忌、罗念生、罗皑岚、陈林率。
  负责编务较多的是罗念生。这是典型的一本同人刊物,特别是创刊号,几乎由四位编者的作品包办了,如罗念生的诗与散文共占八题,柳无忌的诗也有四题。《卷首语》所表白的办刊宗旨倒也单纯——不是为了祖国的文坛太沉闷了,不是为了现今的出版界太芜杂了,也不是要标榜什么新奇的主义,我们才集合起来办这个刊物。这季刊只是几个在新大陆爱好文学的朋友,在读书的余暇中,愿意抽出些工夫来做一番耕耘的工作,在创作与介绍方面,为开拓这块文艺的新土,期待着未来的收获。
  由此亦可证明,亚子先生确实只是挂名主编,关于刊物的方针大计,他并没有发言。只是在第二期发表了《重订苏曼殊年表》。以后各期刊物也没有增加几位新作者,只有朱湘、曹葆华等人。
  第三期刊物的出版赶上了九一八事变,第四期又赶上了一二八上海事变,两期刊首都及时作了配合,也不可能由美国临时寄稿来,我猜想这是由亚子先生就近在上海组织了稿件。前者是林庚白的诗《别忘了九一八》,后者是李康佛的诗《十九路士兵》。林诗控诉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李诗歌颂了淞沪抗战的士兵们。当时柳亚子结识林庚白不久,颇为欣赏林庚白的旧体诗,引为同道,不以林自称诗才超过杜甫而有微词。林庚白的遗诗集里几乎不见新诗,这里发表的却是新诗。他在诗里谴责了国际联盟包庇日本侵略中国,提出日本贵族和资产阶级同情战争,而劳苦的日本人民则是我们的好弟兄。
  林庚白是在珍珠港事变后,倒于日军子弹之下,他的诗印证了他爱国的真诚。
  歌颂十九路军抗日的李康佛不知何人,我怀疑这也是林庚白的化名,但这只是猜想而已。
  据柳无忌的介绍,第四期刊物载有他写的散文《别二妹》,其中引录了亚子先生第一次尝试的白话诗,内容是送别长女无非赴美留学的。这当然是饶有兴味的一则新诗话,特摘引几句以供留心此道者欣赏——我忍心放你走吗?
  海水天风销不尽离愁。
  我待叫你不要走吗?
  怎禁得这环境暗淡的神州。
  如果从亚子先生也给刊物写稿,并配合组稿来考虑,他又不完全是个挂名的主编。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亚子先生参加中国新文学活动的史实,理应列入年谱。
  《文艺杂志》的圈子还是过小了。几位编者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亦多留学的见闻,以及个人青春期的烦恼,没有什么厚实的作品。诗歌的内容也比较单调,着重形式的追求,倒是译文和理论有些可看的,显示了几位青年编者的文学根底和实力,应该肯定他们在介绍西洋文学方面所做的努力。由于刊物不见新的力量投入,也缺少接近现实生活的力作,据说当年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还批评过它。
  现在四位编者当中,只有柳无忌先生健在海外,罗念生先生逝世不久,罗皑岚先生也是近年病逝于湖南的。罗皑岚是长篇小说《苦果》的作者,三十年代发表作品较多。陈林率(麟瑞)也已故去,抗战后期他以石华父的笔名出版过几本话剧,后来脱离了文艺界。

  柳亚子与林庚白

  林庚白(1898—1941)在香港九龙遭日兵枪击殉于抗战后,夫人林北丽整理庚白的遗作旧体诗,编为《丽白楼自选诗》一册,1946 年3 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封面题字者叶圣陶先生,同时也是该书的负责编辑。书前有柳亚子先生执笔的《林庚白家传》、林北丽的《序》及《庚白的死》。附录十种,其中八种为林庚白散篇旧作,两种为林女士的《博丽轩诗存》和《更生集》,盖女士亦诗人也。书末又有亚子先生的一篇题记,剧赏庚白夫妇的诗作,最后说:“老夫耄矣,忽复逢此劲敌,惭喜交并,聊书数语。”时在1944 年4月。应该说为了《丽白楼自选诗》的出版,亚子先生也尽了力。
  偶读柳亚子先生的散文《怀旧集》一书,在《更生斋随笔》中有一则《记林庚白》,述及他自1928 年以来与林过从最密。亚子先生认为庚白的诗“理想瑰奇而魄力雄厚”,又说:“庚白思想颇前进,而生活未能脱离士大夫阶级传统之积习,余曾戏目为‘客厅社会主义者’,庚白亦笑颔之。”这真是知者之言,比喻亦妙。我们若从庚白的诗集中,寻找一些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人与事还是不难的,证明他确实拥护社会主义学说,这在他人的旧体诗集中也许是少见的。
  林庚白曾经加入过南社,却又看不起南社的诗人。亚子先生在南社中坚决反对同光体,为此与社内名流发生分歧,却把林庚白引为同志,以为只有他们两位才可以并列为南社的代表。亚子先生在《我的诗和字》(刊重庆《客观》周刊)中,分析了他与林庚白诗作的异同,他说:“我的诗和庚白的诗来源是不同的。庚白由唐入宋,再由宋入唐。他在同光体中间打过滚的,却能够跳出同光体的圈子,发挥其时与世的理论,要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入诗。
  他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我不敢贸然附称,但也并不反对他。我自己呢,庚白死后,从淞妹那儿读到了他的全集,觉得受他的影响很深。到现在,我很想做一个丽白楼诗派的继承人。”这是1945 年12 月的事。到了1949年4 月,亚子先生已经到了北京,他对林庚白自命为“古今第一,在杜甫之上”的说法已经没有异议,此言见于寒斋所藏的亚子先生持赠陈叔通先生的《丽白楼自选诗》上的题词。(见图21)亚子先生用钢笔在该书的封面上题字,字体飞舞,不太好认,其中写道:“庚白一代天才,造诣甚深,非曼殊所能企及,方驾杜陵,岂狂语哉!”从这里可以看到,亚子先生一向推崇林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亦愈高。
  1940 年,林庚白曾经着手编辑一部《今诗选》,共收民国纪元以来的诗人百余家,这里自然表现出选家的目光。于新诗人中,他选中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诸人,更有鲁迅和毛泽东的诗作,在当时这也要一定的识力与魄力,可惜未能终稿。
  说到亚子先生的字,确实属于自由挥洒的一派,不是那么好认,因想他在前文中亦曾谈及自己的字过于奔放,他说:“我的脾气太急,写字像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他写得像样不像样呢?”这完全是性格的自然流露。他写字只顾抒发个性,正是字如其人。
  文人中还有田汉亦如此,诗好,字亦好,但有时草得很难辨认。

  《铁流》缩写本

  1990年8月18日北京《文艺报》副刊《原上草》上的梁永《周文缩写苏联名著〈铁流〉》一文,向我们披露了自1933 年以来,周文缩写的绥拉菲莫维支小说《铁流》一共印行了四次,最后的是1950 年9 月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的作者最新修订本,并附作者的《说明几句》。这个版本距今已有四十年,平时不易见到,更不要说以前的各种版本了。
  曹靖华先生的《铁流》中译本,问世以前便“先天地”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原先订约的出版家不敢出版,还是鲁迅先生拿出一千元现洋,用“三闲书屋”的名义自己印行的。周文的缩写本一出亦即遭到查禁,市上流传极少。倒是在解放区,《铁流》的原译本和缩写本都得以翻印畅行,革命队伍里正需要这种书。据曹靖华介绍,抗战末期,林伯渠同志从延安到了重庆,他对曹老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看过这书的。它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铁流》中《译者的话》)我想,这里也应该包括了《铁流》的缩写本。
  梁永的文章说,《铁流》的缩写本一共印行了四次,恐怕不确,更准确地说自它问世以来共有三种版本,即1933 年上海光华书局的初版本、1941年2 月延安的修订本、1950 年9 月北京的修订本。1948 年11 月的华东本,不过是延安的翻印本,而在其他解放区也有翻印的,似乎难以统计齐全,如笔者就藏有1947 年11 月冀中新华书店的翻印本,所据的即为延安本。那么缩写本的《铁流》,以所见到者为准,至少已印行了五次。
  冀中新华书店总店在河北省饶阳县。冀中版《铁流》缩写本以绿色木刻插图作为封面,那是在荒漠中行进的一条乌铁似的人流。书名为棕红色,封面用的是白报纸,内文是土纸,这在解放区的出版物中算是讲究的。(见图22)书内还有十余幅木刻插图,我估计是延安本中原有的,可惜不知作者何人。为了适应当时的印刷条件,木刻线条比较粗犷,构图简练有力,这同《铁流》的内容风格相近,颇具欣赏价值。
  《铁流》缩写本的初版本,寒斋有幸藏了一册,那是左联大众文学委员会编印的,是“大众文艺丛书”的第二种,1933 年6 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作者署名何谷天,印二千册。(见图23)书前有一篇《大众文艺丛书缘起》,指明这一丛书是为适应青年大众的需要而出版的,主要考虑到有些外国名著的译本“原文构造的太复杂,译文的句法太难懂,以及书价太贵”,而“把它的故事用最通俗的文字传达出来……描写极力求简单化,使十多万字至几十万字的作品缩到二、三万字,书价也尽可能的定得低廉,使得一切忙碌而贫苦的大众都能购买来读”。从这篇“缘起”看,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左联”
  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果事后来检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落空,《铁流》缩写本在解放区的一再翻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周文以何谷天的笔名写了序言,他说:“《铁流》是一篇新形式的东西;与其说它是一篇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首长诗更来得妥当些。”他把原译本的四十章,缩为十八章,着重把握《铁流》中的群像描写,而故事情节一开始就是紧张的,“一直紧张到底”。三十年代进步作家从事的文艺通俗化的经验,也许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有意义。我以为类似《铁流》缩写本这样的书,可以与全译本同时存在,估计会有不少读者喜欢它。

  孟超的小说

  孟超同志早期的创作,很多都是在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完成的。他的诗和小说,都诞生在腥风血雨中,自然有悲愤也有感伤。我保存了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爱的映照》,1930 年2 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见图24)书的版权页上印着几行字:“本书原名《冲突》,以恐引起读者误会,故改此名,特识。”《冲突》是在1929 年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作者在《冲突》自序里认为“这个期间正是中国革命潮流转变的时候,社会上一般的现象,都是在矛盾冲突的状况下”,因此他把自己在1927 年下半年到1928 年上半年写的五篇小说结集时,就定名为《冲突》,一方面反映一个革命者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也有双关的含义,讽刺国民党的大屠杀政策。这样的书当然不为当局者所容,改名《爱的映照》,又配以女性的媚眼和红唇的软性封面设计,也许可以蒙住当局的眼睛,免遭查禁的迫害。
  现在重读当年被国民党查禁的这书,觉得也很可笑,因为看了这部小说集,觉得作者写的不过是两性间的一些矛盾、冲突,革命只是陪衬,或者作为一种环境、背景来描写,借着小说中的人物对当局表示了一种不满,发了一些牢骚。尽管孟超同志当时反对别人讽刺他们所创作的革命文学是“革命加恋爱”的公式,但是他的小说仍然难以脱离这一框架。然而,《爱的映照》照样被当局查禁了。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使是微弱的抗议和不满,统治阶级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当年斗争之激烈、白色恐怖之严密令人难以想象。
  “革命加恋爱”虽然幼稚,恐怕当局亦只准写恋爱,而革命,不管写得是否正确也是不准反映的。从这个意义来考虑,这又不是什么可笑的事了,当年创作革命文学的一批左翼作家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他们还是怀着严肃的感情在工作。
  孟超同志承认自己当时还残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的小说写出了冲突时代一些革命青年的心理现象,因此他强调《爱的映照》的阶级属性还是明确的,仍然属于无产阶级文学。他在《自序》里说他当时“正确的认识清楚了革命的出路……始终未曾走出了正确的轨道,并且不曾因此起了动摇幻灭的危险”,但是,就以他的那篇《冲突》来说,实际写的是革命者中间的三角恋爱,最后那位男主人公道德地退了出来。如果抛开小说中对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描写,不顾男主人公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这篇小说同当时流行的三角恋爱小说也差不多。《陶先生的烦恼》写一个对异性的追求狂,略有讽刺的意味。《梦醒后》写一个失恋者的苦闷。《爱的映照》写一个革命者不敢去爱的心理矛盾。《茶女》写一个女侍者的不幸,似乎是全书中在艺术上较为完整的一篇。当然,也有革命者的恋爱,以及脱离内容而附加的说教,如这样的口号:“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反抗!反抗!只有一条路,就是反抗!”孟超同志还替“标语口号文学”作了解释,他认为这是革命文学初期必然会有的现象,“由不可避免的宣传作用,而随着革命潮流推演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应该尽抹了他连系在社会进化过程必然的意义,而只是单纯的迎合着一般读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来决定他的前途”。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他对鲁迅、茅盾对革命文学的批评意见是不能同意的,甚至以为茅盾正好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孟超的看法当然也代表了太阳社的观点。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以及“革命加恋爱”、“标语口号文学”等问题,早已有了结论,《爱的映照》只是众多的革命文学中的一部,是主张这一理论的一种实证。过去孟超同志健在时,我没有读过这本小说,也不曾同他讲起过这本书,相信他后来早已改变了原先的观点。在我的印象中,孟超同志不愧为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晚年再也没有一点“左”得要命的面孔,是个不修边幅的可爱的老头儿。

  翻译家的小说

  李青崖(1884—1969),我国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翻译的莫泊桑作品最多,有九卷本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此外,他还翻译了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传》和左拉的《饕餮的巴黎》,以及伏尔泰、大仲马、都德等人的作品。李氏的贡献当然在介绍法国文学方面,但他也写小说,1933 年2 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上海》。(见图25)
  这个书名不像是一本文艺书的名字,书前无序,书后无跋,问世以来少有人提及,我只在当年的《论语》半月刊上见有一则新月书店的广告。这则广告写得相当简练,如今当然不知出自何人的手笔了。原文如后——本书为著者最近两三年来的创作,共短篇小说八篇。其中背景人物各有不同,或为外国使臣,如《中国的哑谜》,或为留学生,如《机器》,或为新旧人物的冲突,如《丧偶的诗人》,或为花瓶,如《新家具》,或为海派专门学者,如《上海》,或为三四等政客,如《吉祥话》,或为走狗,如《工具》,或为上海少妇,如《也许是这样的》。作者均用浮雕笔力,把他们刻在纸上,使读者得到新的境界。作者所译文学作品,是大众知道的,现在不妨从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来咀嚼他的创作。
  李青崖曾经与林语堂讨论过“幽默”的译法问题,也为创刊初期的《论语》杂志写过不少幽默小品。从他的短篇小说看他的文字风格,我们也可以承认他是一位讽刺小说家。这是从他的绝大部分小说的主题和表现手法来判断的。当然,我们所依据的仅仅是《上海》这本小说。
  书中所写的人物多为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也多少涉及某些官场生活。他的讽刺矛头主要还是那些上层的无聊人物和依附于他们的败类。《工具》写操纵选举的场面,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官场的黑暗。《上海》写海派学界的虚伪庸俗,其品格也不下于商界和官场了。《吉祥话》更描绘了一个鄙俗的家伙,处心积虑地想谋得一官半职,结果弄巧成拙,败露了原形。因此该书广告中称他为“三四等政客”,的确是个不入流的小丑。《新家具》写某上司为即将到任的女秘书准备办公家具,以图不轨,最后闹了一场丑剧。
  《中国的哑谜》,看去是奚落外国使臣猎奇中国元宵的制法,讽刺的却是国人的自我陶醉。《也许是这样的》更为离奇,写女人分娩的感受和全过程,讲者严肃,听者认真;然而讲者竟是个男士,实在是个绝大的讽刺。《机器》,写几个拿无聊当有趣的归国留学生。只有《丧偶的诗人》,正面写几个青年在封建势力下的挣扎,当然也讽刺了书生的无能。作者明显地对这些青年人表示同情。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的确有过一些蝇营狗苟的人,也确实有过一些挣扎的人们和离奇的故事,李青崖对这些人物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他的笔也是无情的。因此他的小说是入世的,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一员,他的小说也是为人生的文学。
  李先生自1912 年从欧洲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逝世前任上海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的大部分翻译著作,建国后都已出版。

  徐霞村的小说

  1986 年在厦门大学病逝的徐霞村教授,生前主要从事文学翻译活动。早在二十年代,他就翻译出版了法国洛谛的《菊子夫人》、左拉的短篇小说集《洗澡》、《法国现代小说选》等,还编写了《法国文学的故事》等专著。
  1927 年,他同作家郑振铎、陈学昭同船赴法,1930 年出版了散文集《巴黎游记》。这是一本并非着眼于风光景物的游记,很有特色。
  人们也许忽略了,徐霞村还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即1929 年5 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古国的人们》(见图26)。前年,上海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将它列入“现代都市小说专辑”影印问世。同时入选的还有穆时英、刘呐鸥、杜衡、叶灵凤、施蛰存等人的小说集。这给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提供了方便,值得人们感谢。当然,同原版本相比,影印本的开本、纸张,以及装帧都未必尽如人意,失去了早期我国新文学刊本的风味。
  徐霞村是水沫社的成员之一,小说内容又主要是表现现代都市的生活,研究者把他列入这一流派是可以理解的。但,徐霞村最初从事文学活动却与文学研究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26 年,他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在法国又任《小说月报》的驻欧通讯员,是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干部。徐霞村在《古国的人们》扉页上题词道:“本书献给我的朋友朱湘君。没有他我连一个字都不会写出来。”《题记》里又说:“为了时间和才分的关系,我从来没有这样大的野心来写小说,但我的朋友如朱湘君、叶绍钧君、郑振铎君、徐调孚君等位却对我抱着过大的期望,并且时时加以鼓励。”作者所提及的这些名字,几乎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
  关于书名,《题记》中说:“这是我个人的第一个小说集,里面所收都是两年来的作品,因为各篇所描写的多半是老中国的社会里产生出来的人物,所以便给它起了一个总名叫《古国的人们》。但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声明,就是,我在这里并没有给我们这个老国度戴上一个乐观的花冠或把她陷入一个绝望的死狱——因为我觉得那是太复杂的事了——不过我是从这个老国度里走出来的,现在拿她的一小部分做做我的练习绘画的材料罢了;我愿意读者注意。”他的小说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但挖掘的题材不深,也许表现的只是无足轻重的一角,对于更深层的观察和描写,可能从思想上就认定“那是太复杂的事了”。
  全书共收小说八篇,《烟灯旁的故事》、《L 君的话》、《英雄》、《爱人》、《邢二嫂》,其中有揭露兵痞恶行的,有暴露知识分子弱点的,也有写对异性的苦闷和男女之间的纠葛。如果我们把他的小说与同时期的另一位翻译家李青崖创作的小说相比,似乎显得略有逊色,艺术个性也不太突出。
  书中的《“悲多芬”先生》比较成功,写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一方面不满现状,一方面又不切实际,最后自然是以碰壁收场。
  另有《五十块钱》,写一小商人被兵痞敲诈的事;《唱》写北京学生公寓一苦闷青年的不知所终。作者对这两篇嫌太幼稚,本不拟收入,其实我看尽管意境不深,倒也明朗健康,很真实。看来作家们大可不必悔其少作。

  《琵亚词侣诗画集》

  十九世纪英国装饰画家比亚兹莱(1872—1898),因了鲁迅先生的介绍,早已经为中国的读者所熟悉。1929 年4 月,鲁迅编印的《艺苑朝华》第四辑就是《比亚兹莱画选》。鲁迅在《〈比亚兹莱画选〉小引》中对于这位只活了二十六岁的画家给以很高的评价——
  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比亚兹莱少时的生活底第一个影响是音乐,他真正的嗜好是文学。
  三十年代前后,作家叶灵凤受了比亚兹莱画风的影响,追随和模仿画家的线条,为自己的作品和创造社的书刊作了不少插图和封面。
  就在鲁迅编印的《比亚兹莱画选》问世两个月后的1929 年6 月,上海金屋书店又出版了浩文译的《琵亚词侣诗画集》(见图27)一册,扉页上写着:“献给一切爱诗爱画的朋友。”比亚兹莱的译名又化作琵亚词侣,这是有意追求一种典雅超俗的书斋趣味,是译者的偏好。金屋书店是诗人邵洵美创办的,浩文是诗人的笔名,应该说邵洵美也是爱慕比亚兹莱诗和画的一位作家。
  《琵亚词侣诗画集》是一本六十四开、袖珍型的小书,像金屋书店出版的其他书一样,印制得十分讲究。选用了重磅道林纸,毛边本,诗文全部加了套红的花框,堪称一件艺术品。邵洵美是一位热衷于书刊艺术的实践家。他办金屋书店,把资金全部投入对艺术的追求,舍得花钱,所以赔钱多,关门也快。这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也是一段趣话。对于邵洵美的思想评价是一回事,对于他在出版事业上的追求还是要记上一笔的。
  《琵亚词侣诗画集》共收画家创作的诗两首,一是《三个音乐师》,一是《理发师》。据说画家还有一首译诗,他短促的一生就留下这三首诗。此外便是比亚兹莱的自画像和三幅插图,及邵洵美写的序。邵洵美说:“琵亚词侣(1872—1898)的画在我国已有人提起过了,他的线条画是受了我们东方的影响的,但是当我们看了,竟觉得没一处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啊,这一个美丽的灵魂!”又说:“他不到三十岁便死了,但是即使是在病重的时候,他还是不息地工作着。他同时还向文学努力;写了一篇故事《山下》,西门氏曾说,要是他能多活几年,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是第一等的了。情感的纯粹,文词的典丽,韵律的和谐,决不是平常的作家所梦想得到的。”鲁迅先生说比亚兹莱的真正嗜好是文学,而邵洵美翻译和编印了这册精美的《琵亚词侣诗画集》,恰好是为鲁迅的话作出实证。他认为画家的画是讽刺的,文也是讽刺的,指斥他的人并没有真正了解画家。
  在邵洵美主编的《金屋月刊》上刊有一则《琵亚词侣诗画集》的广告,可能出自编译者之手,今录如后——英国黄面志的艺术编辑,黑白画的创造者,他的诗在我国从没有人提及。原因是他的诗集原本不易购得,恐怕我国还没有人读到过。兹由本店重价觅到一册,请浩文先生译出,再用上等纸精印,并附琵亚词侣自作插图多幅及自画像一张,价目低廉,只售大洋二角。
  我们是本着宝贵的东西,不应当独占的意思。爱画的爱诗的爱收藏的都得来买一本。
  翻翻《琵亚词侣诗画集》,实在是一种艺术享受。我保存的这册小书完整如新,六十年代初只花了三角钱便在旧书摊上捡得。现在回想起来如临梦境,甚至不忍回味了。

  陈梦家的《铁马集》

  如果有人想全面认识新月派诗人陈梦家,我以为光看诗人的处女作《梦家诗集》(1931 年1 月出版)还不行,一定要再看看《铁马集》(见图28)。
  前者似乎只有梦幻和爱情,虽然有的诗写得比较美,也很有才气。《梦家诗集》问世半年后再版出书,诗人在《再版自序》中说:“我常常感到自己的空虚,好像再没有理由往下写诗……我也如常人一样企盼着更伟大更鲜明的颜色或是声音出现。”他又说不想“再无意的表现我的穷乏,因此这集诗就算作二十年的不可清算的糊涂,让它渐渐在人的记忆中忘掉吧”。然而,人们至今一提起陈梦家,还是举《梦家诗集》,近年出版家重印的也是这本书。
  诗人有幸呢还是不幸。
  陈梦家的第二本诗集《铁马集》,1934 年1 月由诗人自费印行。1933年底,诗人编完《铁马集》,他又追悔五年来在诗的形式上花费的功夫,不过是“壮夫不为的小技”。很快他进了燕京大学作研究生,开始钻研古文字学,从那里去寻找和发现更有意义的工作。历史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一生的杰出贡献主要还是在考古学方面。
  在新月派的诗人中,他的诗风与徐志摩相近,但从《铁马集》中,人们可以看出他已经有了新的追求。他仍在写爱情诗,依然有整齐的形式,依然如流水似地轻盈,却益显成熟,这可以《雨》为代表——
  自从那个早晨
  你的眼睛下雨
  我开始就记认
  你明眸的言语
  同样格调清新优美的小诗还有《铁马的歌》,是献给古庙的小风铃的——
  不祈祷风
  不祈祷山灵
  风吹时我动
  风停我停。没有忧愁
  也没有欢欣
  我总是古旧
  总是清新。
  ……
  太阳向我笑
  锈上了金
  ……
  情绪健康欢快,这同《梦家诗集》里的空虚大有不同。
  最重要的当然是诗歌内容的变化,诗人开始走向大漠荒野,那是一条充满了生命力的现实之路。他不满于过去生活的狭小,企盼着转变,正如他在《铁马集》序诗中透露的心情——
  夏夜闪电不告诉你
  明天是暴热还是大雨
  留心我的阴险,
  在思想里
  不让你猜透我的计划
  他暗暗地在寻找新的生活天地,也改变着自己的诗风。读了《铁马集》,不能不对这位新月派最年轻的诗人刮目相看。最能反映这种变化的是诗集中的《在前线四首》。1932 年1 月29 日,即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第二天,诗人就投笔从戎,从南京到南翔参加了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的抗战。他在战场上看到从闸北撤出的难民,婉蜒数十里地在雨雪中行进,他写了《哀息》,形容那是一条黑线似的河流。在季家桥之役,他亲见子弹像蝗虫和风雨一样地狂暴,“挂采的伤兵染成一个血人走回来……”,于是他写了《在蕴藻滨的战场上》。在战火的废墟上,他看到一位不肯离开故土的乡民,一气呵成地写了长诗《老人》。他还写了《一个兵的墓铭》,纪念为国捐躯的士兵——“我们的英雄”,“并以咒诅我命运上可羞的不死”。这些主题在他以往的抒情诗中是少见的。请听他在生活中已经找到的伟大而鲜明的声音吧——现在躺下了,他们曾经挺起胸膛向前冲锋……交给你,像火把接着火把盼望你收回来我们生命的死亡!
  诗人还咒骂日本兵是一群贼,一群鬼,愤怒地斥问:“为什么人要变野兽?”在这里,诗人文质彬彬的风仪不见了,绮丽雕琢的雅句不见了,他已经不想“在没有着落的虚幻中推敲”了。
  几个月的前线生活是血的教育,这对诗人的思想影响至深,即使他那些不是写淞沪抗战的诗,诗风也有变化。1933 年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了华北,热河告急,他曾经到了塞外,写下《西山野火》。诗里有塞外的风沙、烽火和马嘶。又如《塞外杂诗》二首,写承德和古北口,这是古战场,也是华北抗日前线,诗人的笔气势苍茫而悲壮。在《秋风歌》中,诗人又呼喊“风啊,领我去北极,冰雪的北极”;他要求风借给他翅膀,“容我开张在万里的穹苍”:“风啊,吹吧,吹去一切败叶吹去你自己在落叶上的叹息”。
  这种激昂向上的精神,在他以往的诗中也不经见。
  诸如《九龙壁》这样的风景诗,意境也不一般。诗人问九条龙想要些什么,要庄严、骄傲、神奇……?最后,“九条龙一齐喊:我们要生命!”这首诗想象力的丰富,结构的完美,思想的积极,都使人联系到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想到诗人感情上的飞跃。一首《黄河谣》也充满了豪迈的气魄。诗人把黄河比作“我们父亲的田渠,母亲的浣溪”,它有父亲的英勇、威严,母亲的仁慈和温宜。诗人叮嘱人们:“五千年来它这古代的声音总是在提问:可忘了你们父亲的雄心,母亲的容忍?”这雄阔的胸怀,发自肺腑的爱国之情,怎能不打动读者。
  我很遗憾,以前曾经人云亦云地只把陈梦家看作一位讴歌自我、光写爱情的诗人,这当然是我的无知。读了《铁马集》,我感到他也是一位逐渐抛弃了小我而走向大众的爱国诗人。不过他还保持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因而联想到,若要认识一个作家的全貌是多么的不容易。

  王统照自费印书

  王统照先生自费印的译诗集《题石集》,四十年代初在上海出版,线装本。自费印的旧体诗集《鹊华小集》,1958 年印于济南,平装本。两种印本都不易见,寒斋有幸得藏。后来,我在厂肆偶得线装本小册《邻翁丛谈》,诸城王季航著,内收笔记两卷,附《西轩诗草》,署“男统照校录”,并1927年9 月写的《跋》一篇。这是王统照为父亲印的遗文集,时间当在1927 年底。
  近年出版的《王统照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者称该书在青岛“刻印”,误,应是铅字排印;出版时间写成9 月,也不妥,因为书前还有王氏族人写于11 月的《序》。想来是未见原书的缘故。王统照的跋文,当是文集中漏收的佚文。
  我原来想,王先生自印的书恐怕就这三种了,不想今春漫步厂肆,又觅得两本线装书《栩野诗存》。正编1932 年10 月付印,为“鉴庐丛刊之一”;续编1934 年1 月付印,为“鉴庐丛刊之二”。正编有王鉴先序,并例言,续编有王鉴先跋。这是王统照为乡先贤、清初诗人徐栩野印的两本诗集。诸城徐栩野,故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生前不过是个穷书生,书中有关的“志传”里说得好:“栩野既工诗,故家愈贫。”(同游张侗语)李文藻《诸城县志》中又说他:“贫甚,顾不以为意,以诸生终。卒之夕,罍无一粟,友人共葬之,为立碣曰:诗人徐栩野。”《栩野诗存》中的《破屋行》,正好写出诗人的贫困和妻子的贤慧:“潍涯手筑白云屋,岁久精卫脱其木。夜眠仰见星斗悬,欲覆白茅秋未蓄。夏月梅熟雨不止,老妻披衣中夜起。捉席先幕床头书,瓦盆乱受梁间水。所幸未随雨漂没,脊豁况复来好月。学书须学屋漏痕,三嘱老妻无愁绝。”有一次也是暴雨屋漏,只见诗人“方拥牛衣,闭目而歌”。他只会吟诗而无谋生之计,亦可悲。诗人到过北京,写过一些记游诗。“我所思兮客燕京,短褐半醉揖公卿……典衣沽酒长安道,当炉十月桃花笑……”清诗浩如烟海,没有刻本问世的诗人更不知有多少。
  据王统照《栩野诗存》的《序》中介绍,他从父亲的旧物中找出此书。
  诗稿上还有他父亲的题字。王统照说:“徐氏诗朴劲清茂,流传匪广,就旧诗论,固不失为一时作者,不知以何因缘此稿存于余家,余在童年即得熟读,或有待于余而为之传留耶?”王统照整理校印此书时,也正是他创作长篇小说《山雨》之际;整理付印续编时,正是他因《山雨》出版而遭受政治迫害将赴欧洲暂避之前。王统照的笔名有健先、剑先、息庐、容庐之称,各种研究资料和作家笔名录中却无鉴先和鉴庐的记载。据此可以补入矣。又,我所得的藏本还有王统照手书的题跋(见图29),写在正编的扉页上,今录如后——
  距今十六年初冬,余在青录印此册,凡二百本。次年又印下册,本数与此册除分赠外各存百本。经抗战,余在青之中西书全失,《栩野诗存》亦无一存。今日行经天津路,在冷摊上见此二册,以二万元收回。
  三十七年三月二日剑三识
  “三十七年”即民国37 年,是1948 年,那时王先生正蛰居青岛。这一年,他曾经试图经香港转道解放区,未果。

  潘伯鹰

  最近林辰先生忆起他几十年来搜罗旧书的故事,写他得失之间的苦乐,以及种种访书的故事,我颇有同感,觉得非常有趣。他特别提到一本与鲁迅有关的《蹇安五记》(见图30),值得他在个人访书史上记上一笔。这事我也了解,当时曾羡慕不止,以为林氏所藏乃世间的孤本矣。不想后来我也偶然访得一册,急告林辰先生,请他同为一乐。平时购书我向来无写题跋的习惯,这一回似乎不能不记,因作小跋,今抄如后——1975 年5 月15 日下午林辰同志来访,即在楼下长谈,言及月前他曾去天津,顺访设于文庙内的旧书店,选得几种平常书。离去时,忽见访求多年而不遇的《蹇安五记》,定价奇廉,只费五角得之。惜距登车返京时间接近,只好依依而别。林辰同志鼓动我专程去津选书,必有所得。余心动之,终不能成行,惟羡之而已。不想时隔四年,即1979 年11 月19 日,余访琉璃厂中国书店,初仅得一般书两册,后随意问及老店员雷君梦水,可曾见过《蹇安五记》一书?雷君稍作思索,即从书堆之最底层抽出一小册,赫然见封面签条题《蹇安五记》四字,不禁大喜,以六角得之。雷君贩书多年,过目不忘,诚京华书业奇才。林辰同志访此书数十年始得,余得此书正不费工夫也。
  《蹇安五记》,潘伯鹰著文言小说,笔名凫公,1935 年线装印成。作者曾托作家曹聚仁转赠鲁迅先生。有趣的是鲁迅仍嫌其不古,以为如用中国传统纸更妥。书仅六十余面,市上流传极少,因此很多鲁迅研究家都无缘过目,甚至难以下笔注释。潘伯鹰早年写过社会言情小说《人海微澜》等,多在天津出版。晚年以书法家名,遗有《玄隐庐诗》十二卷。他的《蹇安五记》述男女之私,时代忽古忽今,环境似在天上又在人间,文近骈俪而现代词汇又迭出不穷,不失时代气息。我只读过一遍,颇有看《聊斋》的感觉,人物若虚若实,情节扑朔迷离,令人想入非非。有的讽喻明显,如《归燕记》中借玉帝之口讽民国共和之换汤不换药称:“为之首长者,名曰总统,曰执政,曰元帅,曰主席,名号屡更,而贪窃威福以示别于平人一也。”有的却不知何所隐指。至于写男女之私,笔下的俏娃佳丽皆楚楚动人,介于人仙之间。
  描写性爱的《锁骨记》,亦是含蓄象征的笔墨,所以曹聚仁先生评为乐而不淫者也。
  潘伯鹰1966 年病逝于上海,生前除了赠书以外似与鲁迅先生并无往来。
  近读他的诗集《玄隐庐诗》,有一首诗涉及鲁迅先生,题为《杨世骥索题所摄鲁迅君遗影》,诗曰——斯人已往似鸿冥,瘦影犹留眼独醒。
  想见为君孤伫际,无言奇抱郁寒厅。
  这是礼赞鲁迅的纪念诗,未知原照是否尚存。
  杨世骥著有《文苑谈往》一书,1945 年4 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实为关于晚清小说的书话集,潘伯鹰为之作序。研究中国近代小说史者,向来少人问津,杨世骥似乎是继阿英之后最为努力的一位,可惜我们只见到他的《文苑谈往》“第一集”。

  《孔德校刊》

  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都会熟悉当年北平孔德学校的名字。因为鲁迅住在北京的时候,有时便往东华门附近的孔德学校去看朋友,特别是去看马幼渔的藏书。马氏专收线装小说,常有世间的孤本。直到鲁迅先生移居上海以后,他北返探亲,也要到孔德学校来看看老朋友,并看看马氏的藏书。在这里,鲁迅碰到过马珏小姐,她是幼渔先生的女儿,彼此成为忘年交;也曾碰到过钱玄同,结果是不欢而散。
  孔德学校的名字听起来相当封建,也许是为了复古而宣扬孔孟之道的孔教会办的吧。错了,此校与中法大学有关,校名是法国社会学家Comte 的译名谐音。应该说它不仅没有一点冬烘的味道,相反地是五四新潮发展以后,除了北京大学以外,一些有识之士进行教育改革的第二个实验场。校长也是蔡元培,教员中多数来自北大,学生也多是北大人员的子弟。教员中的名字
  就有沈尹默、马幼渔、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隅卿、徐祖正、张凤举、
  赵荫棠、王品青、王青芳等人。孔德学校的教材都是学校自行编印的,鲁迅先生的作品多次被编入国文教材,学校还将印好的教材送到先生的家里。作家纪果庵在1944 年9 月出版的《天地》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一篇《怀孔德》,文中说——
  因为思想上的启迪,孔德学校的作文乃是另成风气的。我曾负责整理过孔德从前的国文讲义,印刷校订皆甚精好,亦即知堂先生等主持国文课时所选刊者。大约一般学校还在读着商务出版的国文读本评注之时,孔德已经读显克微支的小说了,至于《狂人日记》、《呐喊》等篇更毋庸提。我在小学部教读时,取材常是《朝华夕拾》和《空大鼓》,但学生们往往撇着嘴和我说:“早看过了,先生选点别的好不好。”学生们文化程度之高以及眼界之开阔于此可见。
  三十年前,我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还能看到摆着成捆的《孔德校刊》,总有几十期。翻了翻内容主要是学生的作业,即作文。当时不想收存,后来再也见不到了。
  去年偶去旧书肆,见到一册厚厚的、毛边本的《孔德校刊》(见图31),是学校十七周年纪念的“纪念号”,即校刊第四十八期。篇幅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并请几位先生专门写了文章。校刊是每月两期,平时售价五分,这一期定价二角。出版时间是1934 年12 月。除了学生的作品以外,还有员工们写的《校务实施概况》,共五篇。教师的文章排在最前面,其中有周作人
  的《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徐祖正的《文化学院参观记》、钱玄同的《几
  句老话》等共十一篇。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已收入他的集子《苦竹杂记》,而钱玄同的那“几句老话”,却是篇洋洋数千言的论文,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注音符号,二是国语罗马字,三是简体字。收藏全份《孔德校刊》不易,我也无此需要,买下这本“纪念号”还是值得的。
  多年前,我在王府井上班的时候,有时散步到东华门,还专门去探访过孔德学校的旧址。那里已面目全非,建了大楼,改为第二十七中学。想象不出钱玄同住在校内什么地方,也无法联想鲁迅、刘半农怎样迈进校门来访友、看线装书了。

  白宁的《夜夜集》

  从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国前的三十年间,究竟出版过多少本线装形式的新诗集,原以为不过三五种而已,现在我不敢肯定了,因为前年我偶然又从旧书店购得一册《夜夜集》。作者白宁,桂林雅典书局代印,1935 年8 月出版。(见图32)
  按照线装书双面为一页来计码,此书共百余页,分三辑:一是“故里之什”,是作者漂泊十余年后重返桂林而作;二是“流浪之什”,表明他早在1922 年便到了北京;三是“情歌之什”;最后还附有一首“数理诗”。作者在序言里说,这本《夜夜集》虽然披着诗的外衣,却是一束文件,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纪录。总的看,失意的感伤占了绝大篇幅。诗人述说自己的日常生活,如在囚屋之内枯坐、徘徊。他在《雨》中说“我周遭太像牢狱”,又在《血花》里唱道:“青年握血花,彷徨野径边……举目四方望,遍地尽草莽;草莽多蝮蛇,何处是乐乡?”这些都透露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回到故乡,然而故乡也永远是冬天,因此他的诗颇有一些苦味,引起读者的同情。
  我们并不了解诗人的经历和真实情况,也不知道他最终是否走出了苦境。只在他写给“曼蒂”的一首诗《忆》中,我们才知道作者又名“尧”。
  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毛笔签名赠“先艾兄”,我便给远在贵州的老作家蹇先艾先生写信求教。他回信说不记得这人和他的书了,又说:“1942 年,我任遵义师范校长时,有一白宁,听口音,好像是广西人,曾来该校任音乐教师(系教育厅介绍),思想进步,相当活跃,曾指导学生办墙报,并在墙报上发表诗歌;后来引起了当地国民党专员的注意,聘约未满便离开遵义了,从此就没有他的消息。”这当然还不能肯定这人就是《夜夜集》的作者。
  我又从诗集中一首诗的附记里,看到“晨后之琳来札”的字样(1935 年6 月30 日),于是我又根据这唯一的线索致函卞之琳先生请教,很快便接到卞先生的回信:“祝贺你在搜集现代文学稀见书籍中又获难得的新收获,也感谢你让我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这位诗人白宁,恰好是他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多年来人们都以为这位同学早已故去。卞先生接下去写道——
  白宁是他笔名,是我在北大英文系同班同学中最接近的,也曾住过今红楼西边当时北大东斋平房宿舍,一度恰和我住的房子几乎正相对。他的真姓名是秦宗尧,广西人,原是北师大附中的高材生。他常用白宁这个笔名在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大约作、译都有吧),因家境困难,常在外边教中学,最后竟教到他家乡广西去了。当时北大倒很开明,不在乎学生常缺课,只要到学期终、学年终考试及格就行,1933 年我们班毕业那年却有个硬性规定,当年军训课一定要到够一定数量(也很有限几次)早操才能到学年终了参加毕业考试。你一定想不到我这个当年文弱学生,居然一学年上操十来次绰乎有余,还胆敢替远在广西的白宁代去排队,听到教官(还记得名字是白雄远)点名点到秦宗尧,我就代应一声“有”,让人家记录了几次就够资格参加毕业考试。那年初夏,日军从冀东和古北口逼进,兵临城下,毕业考试是到暑假后补行,我不记得白宁远道赶回来参加,所以在我们班毕业名单上好像没有秦宗尧名字,让我排在第一。以后逐渐失去联系,我只不知从哪里听说他在家乡病死了。
  卞先生的回信就像是一篇忆旧的散文,活现了他当年做学生时的风貌,包括只有青年人才有的那种激情。他始终不记得白宁也写诗,而且竟然出版过一本诗集。他原以为1935 年白宁已经死了,想不到那时他还同白宁通过信,其时他正在日本的京都埋首译书。
  卞先生急于要读这本诗集,我当然满足了他的愿望。事后他说:“白宁在我们同学时代是非常朴实谦虚的,想不到他也有如他在诗作中表现的才子气。”多年来,我在旧书店苦苦地检索,想不到竟为卞之琳先生寻来一个失去的旧梦,但愿诗人白宁还活着。

  《绿洲》

  1936 年4 月,在北平创刊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绿洲》(见图33),是当时北京大学外文系几位同学创办的。这个刊物得到朱光潜教授的支持。但,《绿洲》并没有在刊物上宣布这一背景。在此前后,朱先生还支持过其他文艺青年,如同年10 月在北平创刊的中国诗歌作者协会主办的《诗歌杂志》,朱先生曾经捐款赞助。
  诗人方敬于1986 年5 月写了一篇散文《意气尚敢抗波涛》,谈到抗战前他在北京大学外语系读书,朱光潜先生正在外语系当教授。他说——朱先生还关心同学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活动。他当时主编《文学杂志》,鼓励同学投稿。
  一些爱好新文学的同学要办一个刊物,他就积极支持和赞助。这个刊物的格式像《水星》,大三十二开,封面朴素,刊头两个绿色大字《绿洲》就出自朱先生的手笔。好像他还为《绿洲》写过文章。
  方敬同志的记忆不错,刊名确为朱先生所书,他为这个刊物写的文章不止一篇。只是刊名只有第三期用了绿色,前两期分别是黑红二色。刊物一共出版了三期。刊物的编辑代表人是杜纹呈,发行处在北大附近的松公府夹道。
  刊物发表的译文较多,这是外文系的人办刊物的特点吧,却又在稿约中公开声明,“译稿暂时不收”。创刊号上载有《绿洲》编辑室的一个声明,当可作为办刊宗旨来理解——
  关于本刊性质,正如我们在给几位执笔人信中所说的,“内容不限,但不拟刊载幽默或感伤文字”。我们想把这小刊物做成一个综合的文艺杂志,译作兼载,对于现代性与前代性的东西不愿屏弃任一种而愿加以选择,对于文艺各部门也不打算有所偏重,我们不把诗歌用更小的字排版,不让小说占据了大半的篇幅,多数杂志因兴趣关系不甚重视的文艺理论,也给它留出相当的地位。此外,我们想多刊载一些亲切诚实的书札或日记,本期的“书札特辑”是一个尝试,希望读者不要以读文章的态度去读它们。我们愿意这特辑里常有孩子的作品。
  这个抱负是不错的,态度也很积极,如反对幽默和感伤便是。但,稍嫌简单,如果幽默并不轻浮油滑,感伤又非无病呻吟又当如何呢?
  创刊号上有朱光潜先生的《论灵感》,以及梁实秋的论文,李健吾、陈敬容、金克木、卞之琳、辛笛、曹葆华等人的诗和译诗,小说几乎都是译作,散文和戏剧也多译品,其中包括冯至的译作。“书札特辑”三篇,两篇是译作。《绿洲》应是偏重翻译作品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刊物。第二期的“日记”
  专栏,有李广田的《廊下日记抄》和辛笛的《春日草叶》:“书札”专栏则是外国作家的书信。方敬发表了散文《初雪》。第三期朱光潜又发表了《谈戏的两种演法》,分析了表演艺术中两种不同的流派。梁实秋又在二、三期分别发表了谈谜语和《咆哮山庄》的文章。诗作者又增加了何其芳。编者说的要多发表孩子们的作品,我看是做到了,因为包括李广田、何其芳、陈敬容等后来知名的作家,在当时也还是刚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

  《春郊小景集》

  1934 年12 月18 日,鲁迅先生给木刻青年李桦写信时说:“先生的木刻的成绩,我以为极好,最好的要推《春郊小景》,足够与日本现代有名的木刻家争先;……”此后,鲁迅又对李桦解释,他的这个评价并非过誉之词,而且在1935 年2 月4 日致李桦的信中又说:“我看先生的作品,总觉得《春郊小景集》和《罗浮集》最好,恐怕是为宋元以来的文人的山水画所涵养的结果吧。”
  鲁迅先生如此推崇的《春郊小景集》,实在吸引人,很想一见。但,多年来在南北旧书店觅它不得。不想“文革”后期,我在琉璃厂的中国书店翻检一堆线装书,竟然从中抽出一本方型的线装画集,正是久觅未见的《春郊小景集》(见图34),价二元,急收下。记得那天在旧书店恰好分别碰到林林和吕剑两位先生,他们也在逛旧书摊。
  《春郊小景集》共收木刻作品十八幅,其中三分之一是套色木刻,1935年5 月1 日作为“现代版画丛刊12”出版。郑可装帧,全部手印,原拓贴在较粗糙厚实的米色草纸上,定价一元。扉页刻有“献给益坚之灵”字样,包括目录及自序都是用木刻制成,保持了完整的刀刻风味。(见图35)目次为:
  新绿、小鸟、蝶恋花、丽日、桥、踏青人、早春、青山、紫藤、山居、泉石、细雨、小舟、菜圃、浮云、柳、梅林、村景。自序写于1935 年清明节,原文如后——
  一九三四年春,益坚舍余西归后,余方制作版画。六月以半岁收获,供世评览,因以本集展出。然以一时抒情之作,未尝有付梓意也。今春重忆旧事,更目看版画日臻发展,附骥之心悠然复生,稚拙不计,竟以问世,亦聊以纪念益坚及自己过程一阶段耳。
  当然,这与鲁迅先生对作者的鼓励也有关系,只是作者出于谦虚而未提及。益坚是作者已故的妻子,姓梁。这部《春郊小景集》,乃是作者开始从事木刻运动的一个纪念。由于鲁迅先生对它的热情评价,我以为这也是鲁迅支持木刻青年的一个见证,是研究中国现代木刻史的一部史料。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李桦先生既是中国新木刻运动的先行者,也是坚持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现在仍执木刀,献身于他热爱的事业。更可贵的是他坚持鲁迅先生的主张,始终如一地继承木刻与现实结合的传统,发扬为革命服务的精神。
  从艺术风格来检验,翻翻他的《春郊小景集》,不难看出他后期作品的风格和木味刀法,与前期的作品是统一的、互有联系的。
  朱自清与《伦敦竹枝词》
  朱自清先生的两篇散文即《买书》和《伦敦竹枝词》,从来没有收入他的集子,也不见于他的文集或选集。朱先生说,买书是他的嗜好之一,就如抽烟一样。在1935 年1 月出版的《水星》上,朱先生撰文说——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伦敦竹枝词》,花了三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便选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五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很显然,朱先生喜欢这本小书,至少认为书中有幽默,所以他才交给林语堂去发表。多年来很想一见此书而未能如愿,不想近日却偶然得之,不胜愉快。
  《伦敦竹枝词》由观自得斋刻于光绪戊子年(1888 年),作者署名“局中门外汉”,著于甲申年(1886 年),已有一百多年了;距朱先生在厂甸发现此书,也有半个世纪多了。观自得斋主人徐士恺(1844—1903),安徽人。
  淡泊官场生活,独爱金石书画,所辑《观自得斋丛书》,辑录宋元明清人的杂著二十三种,别集六种。《伦敦竹枝词》为别集中的殿后之作,朱先生和我所见的当是丛书中的抽印本。我猜想作者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并会英文。
  朱先生以为本书作者写目睹亲见,真切有味,而且有的见解不错,比当代遗老遗少们还要高明。至于写伦敦的景物和风俗,朱先生说:“诗中所说的情形大体上还和现在的伦敦相仿佛,曾到伦敦或将到伦敦的人看这本书一定觉着更好玩。”我读了这一百首竹枝词,觉得大多言之有物,清新可喜。作者对于域外的新事物并不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是很难得的。从序歌和结尾的吟唱中,可见作者的感慨,如前者唱道:“手把花枝唱竹枝,竹枝新谱夜郎词。
  故人万里如相忆,夜夜中华梦到时。”(见图36)后者更有讽谕出洋只学域外皮毛者:“堪笑今人爱出洋,出洋最易变心肠。未知防海筹边策,且效高冠短褐装。”当然,作者究竟是百年前的古人,诗中也有迂腐和大惊小怪之处,“过江”一首便有莫名其妙的恐怖感:“水底通衢南北连,往来不唤渡头船。灯光惨淡阴风起,未死先教赴九泉。”一个习惯了封建皇朝礼仪的中国人,竟带有欣赏的口吻写道:“英臣见女王皆脱帽鞠躬而已。属岛苏格兰人皆短裤露膝而见君主焉。”“短衣短帽谒朝中,无复山呼但鞠躬。露膝更无臣子礼,何妨****入王宫。”对于异域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作者不禁赞许地唱道:“十八娇娃赴会忙,谈心偏觅少年郎。自家原有终身计,何必高堂作主张。”“赴会”当指交际场合。又如写一对爱侣之幽会,把英语译音入诗,也很诙谐:“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语怕人听。订期后会郎休误,临别开司剧有声。”注云:“姑莫林译言早上好也。开司译言接吻也。”又诗中出现“迈大林”,注云:“译言我的宝贝也。”对于伦敦的雾,别人多作美景歌颂,作者却写道:“黄雾迷漫杂黑烟,满城难得见青天。最怜九月重阳后,一直昏昏到过年。”注云:“伦敦居民四百万户,家家烧煤,烟筒如林,一交冬令,闭塞不通,烟凝不散,日色无光,白昼如晦,不足为异。”
  这当然是百年以前的伦敦景观了。据说现在伦敦无雾,也少空气污染。有趣的是,朱自清先生当年并未提到这首诗,而这位古人却不自觉地表现出反对环境污染的意识。伦敦的市民,应该感谢这位无名诗人,也许他是同情他们遭受空气污染的第一个外国人。

  张次溪

  在北京,研究北京风俗和掌故的作家,人们熟知的有两位,一位是金受申,一位是张次溪。
  两位作家都长期生活在北京,又都热爱北京风土,有志于搜罗、编撰有关文献,现在都已故去了。解放前后,包括抗战前,他们都是京津报纸副刊的撰稿人,著作多有。金先生似乎更注重实地调查和民间采风,他写的《老北京剪影》便是以自身的见闻,为社会上普通求生的人们写照,可以说是系列散文的写法。他的《北京话语汇》是部具有民俗趣味的小辞典,堪称雅俗共赏的优秀读物。由老舍先生作序,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多年来在北京大街小巷实地考察的结果,非常生动有趣,也具有文学和学术价值。张次溪似乎更执衷于旧籍的搜集和整理。他经年累月地跑琉璃厂的旧书摊,采取人弃我取的方针,专门搜罗有关的零本小册,积少成多,终于编成略具规模的几种丛书,比较有名的就有《京津风土丛书》、《人民的首都天桥》(见图37)等。两书都得到周作人的支持,后者并由知堂作序,是解放初期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出版的。周作人特别推崇书中的“天桥人物考”,认为它叙述了近百年来天桥艺人的事迹,“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的著作”。当然,六十年代张先生还发表了笔录的画家齐白石的自传。张次溪同齐白石交谊不浅,这正是他写作此书的有利条件。张次溪对京戏和戏曲史料也很关心,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辑印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丛书,同属研究北京文化史的范围,也属于开创性的一项劳动,只是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及。据当年在琉璃厂书肆的雷梦水先生告诉笔者,这套丛书当时也不过印制了几百部而已。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1934 年冬由北平邃雅斋书店出版,计线装铅印十二册。1937 年元旦,北平松筠阁书店又出版了《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亦为线装铅印,共四册。正编辑入了有关的书三十八种,续编收了有关的书十三种,都是一向不被人重视而又稀见的书。较早的版本有乾隆间的《燕兰小谱》、嘉庆间的《日下看花记》等。
  这样一部史料丛书的出版,马上引起戏曲界有识之士的欢迎,程砚秋认为这部书对撰写我国戏剧史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多年来程氏耿耿于怀的是我国没有一本近代戏剧史,而不能不让日本青木正儿写的《支那戏曲史》专美于世,他说:“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同样地中国的戏剧史还非中国人自己来编不可。”这是程氏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写序言时说的话,其中透露的心情又何止限于撰写戏剧史一例呢。

  新文学家的支持

  张次溪辑印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见图38),收有李慈铭《越缦堂菊话》、王韬《瑶合小录》、易顺鼎《哭庵堂赏菊诗》、罗瘿公《菊部丛谈》、沈太侔《宣南零梦录》等。有些作者已是晚近诗坛的名宿,说明当时的文人学士已经不再把戏曲视为小道。当然,执笔者消闲的笔墨一时还难以避免,其间的作品仍有良莠之别。
  那么新文学家们的态度又如何呢?五四运动时期个别激进人物反对过旧戏曲,以为同旧文化、旧道德一样都在横扫之列,甚至提出过消灭旧戏曲的过激言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却得到著名新文学家们的支持和赞许,张次溪的劳动基本上得到专家的肯定。这说明当时的文艺界已经纠正了文学革命时期某些不科学的看法。历史和民间文学研究家顾颉刚为张次溪写序时说,历史留存下来的戏曲史料极罕见,这是因为“历代鸿博之士视此道为末技,不屑道。学者不谈,谈者不学,遂至今日”,“晚近风气稍开,国人颇知一切社会活动皆是表征文化,模声绘色原非仅以娱人也”。顾氏又以为,自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一书问世,“学者承风,始有穷智毕力以探求其究竟者”,而张次溪辑佚的史料正是一种开辟性的工作。
  郑振铎则认为这部清代梨园史料,其可贵处在于不像过去那样只着眼于剧本和剧作家探讨,而重视了舞台史和演剧史的方面。他认为各个时代剧本形式上的变迁,往往是由舞台演出的条件限制来支配的,有时又是杰出的演员活动,主宰着戏曲技术的发展,甚至“往往有因一二演员的关系而变更了听众的嗜好与风尚”。这种见解也许是戏曲演员身在其中而不能觉察的,或者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还不能提高自己的认识,并加以理论的总结。
  郑振铎代表了新文学家向戏曲的靠近,科学地提高了人们对戏曲的认识。同时郑振铎也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他提出:“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持其柔情以向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演剧史上一件可痴心的污点。”顾颉刚也指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所辑入的日下品花、宣南拾梦之类,大抵文人遣性寄情,逢场作戏之作,“未尝立意以贻后世,不足以言信史”。这些卓见把戏曲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恰好是编者张次溪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赵景深也以一位学人的身份评价了这部史料的功过,承认它打开自己的眼界,并说他在撰写有关戏曲论文时,已经多处吸收了书中的材料。特别是新发现的剧目,更引起他的研究兴趣,为他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有趣的是这三位写序的新文学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是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
  自从张次溪完成这一史料的辑佚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尚无后人来继续这一工作,难道清代梨园史料已为张氏发掘殆尽?我对此有一点怀疑,恐怕是没有人再如张氏那样天天跑旧书摊了吧。

  焦菊隐与程砚秋

  1933年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印行的《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
  (见图39),是一本印制得颇为讲究的精装书。我所收藏的一本似乎可以陈列在国家戏曲博物馆里,也可以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因为它是两位大艺术家的友谊见证,表现了一位戏曲演员与新文学家的密切交往。在本书的扉页上,程砚秋用毛笔写着——
  菊隐先生惠存并乞
  教正程砚秋敬赠
  名后有印章,时隔五十余年,墨色印迹犹新,一手工整的魏碑,也很见功夫。
  程砚秋的这次欧洲之行,主要是去寻求国外的新知识,同时也进行一些文化交流工作。尽管他没有带着剧团去演出,可是他以演讲加清唱,现身说法,还是向域外人士介绍了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京剧。也可以说这是他准备出国演出前的一个序曲。1937 年,他准备率领剧团重访欧洲,已经约好宋德珠、王金璐、俞振飞等名演员同行,还派出联络人员到了巴黎,准备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首演。没想到七七事变突然爆发,他的这一行动计划终于成为泡影。
  1933 年他访问法国时,在巴黎旁听了欧阳予倩同李石曾的一场对话。那时正是希特勒进一步加紧法西斯行动的时候,欧阳予倩不能同意李石曾一味宣扬的和平主义思想。而李石曾的主张,对于程氏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李石曾还把程砚秋的某些剧目,作为和平主义的反战剧目来宣扬。欧阳予倩与李石曾的交锋,不知对程氏有无所动,至少使他知道了这是两种分歧的政治观点。我们没有材料说明欧阳予倩这位新文学家对一个戏曲演员的具体影响,但有文字记载的是,当抗战胜利以后,程砚秋在上海重登舞台时,欧阳予倩曾经为文祝贺,谈到他们当年在国外的相见,字里行间仍然委婉地希望程氏能结合战后的国内形势,认清不加分析地反战是不全面的。程砚秋有幸结识了一些进步的新文学家,这对他一生所走的生活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焦菊隐同程砚秋更有过直接的合作关系。1930 年,程砚秋在北京倡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他大胆地邀请焦菊隐担任校长,主持日常的校政和教务工作,一直到1935 年。这当然显示了程氏的目光和魄力。因为在世人的眼光中,焦菊隐是洋学堂出身的新文人,出版过诗集,是小说家、翻译家,同梨园戏班是不搭界的,怎么能由一位新文学家来领导戏校呢?然而,程砚秋毅然同焦氏合作了,并决心走一条戏曲教育的改革之路。如今早已享有盛名的演员李玉茹、白玉薇、王金璐、宋德珠、李和曾、侯玉兰等,都是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至今仍有很多著名的京剧演员,怀念焦先生曾经带给他们的终身受益的良好教育。
  讲梨园掌故,或者谈中国新文学家和戏曲演员的合作,我的这一签名本可以作为谈助。

  《书评研究》

  1989 年4 月,重印了萧乾的《书评研究》(见人民日报出版社《书评面面观》第一辑)。他写了《未完成的梦》作为本书代序。他说在1934 至1935年,他忽然对书评感起兴趣。恰好他在燕京大学需要交一篇毕业论文,于是“身在新闻系而心在文学系的我,就找了个跨在两系之间的边缘题目:书评研究”。1935 年7 月,他用那篇毕业论文即《书评研究》完成学业以后,即到天津《大公报》去编文艺副刊。他利用那块园地,“声嘶力竭地为书评而呐喊过。我宣告职业化的书评家终将诞生,并且还嚷着:“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有趣的是,新印本的《书评研究》还附录了他当年在《大公报》经手发表的那些书评。这是他组织的一支书评队伍,如杨刚、常风等都在这本书里重新亮相。萧乾不愧是一名编文艺副刊的老手,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他还在报纸上组织了讨论,设计了“作家谈书评”、“书评家谈书评”、“读者谈书评”等三组文章来扩大影响。这里搜集有叶圣陶、巴金、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张天翼、艾芜、施蛰存等人的文章,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也为中国新文学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单枪匹马地编一个大报的文艺副刊,竟然取得如此好成绩,这在今天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事。历史情况尽管不同了,但是当年萧乾那种富有开创性的劳动精神还是令人神往的。如果我们虚心的话,一定可以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
  我收藏有《书评研究》的初版本,那是1935 年11 月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之一出版的。这套小丛书由王云五挂名主编,小三十二开本,一律灰色封面,统一的格式。我的藏书是有作家题字的签名本,似乎先寄到了美国,由受书的友人带回了国内,终于又流散在北京的旧书摊。书上的题字(见图40)是——
  安宅兄:
  这书一出版即寄美一册,不知你收到否?兹乘寄上《篱下集》之便,再奉上一册,我相信你一定有以示我。自你出国,我入报馆后,我们通信太少了,这罪过在我多事。我是太马虎了,太疏懒了,但我永不能忘记你给我的若干帮助启示。这几年我们各因工作而沉默,终究我们会把晤长谈的,愈晚,不是可谈的愈多吗?
  乾弟
  一九三六、四、六、上海
  这实际上是一封散佚的作家书简,虽然很短,也能领略到年轻时萧乾的那种热情劲儿。作家平时习惯于用钢笔书写,还很少看到他使用毛笔,这次也许是个例外。受书者安宅,是李安宅教授,萧乾青少年时代的伙伴、从事革命工作的引路人。

  萧乾的《篱下集》

  萧乾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蚕》,写于1933 年9 月。萧乾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是《篱下集》,出版于1936 年3 月,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在萧乾的全部创作中,他的小说不如散文、特写多,字数也赶不上翻译作品。但是,他的小说起点不低,一开始便是直面社会、描写现实的。他紧紧地围绕着穷苦人民的生活,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进行了控诉。那时的萧乾已经进入上流社会,在著名的教会大学读书,再也不是个苦命的小学徒和送羊奶的小工了。可是他的小说并非躲进象牙之塔里的闲适之作,既无美丽缥缈的童话,也无迷人的风花雪月,相反地却有下层人民的苦难,还有对虚伪的宗教、傲慢的洋人的揭露。在萧乾的作品中似乎很少单纯地写风景,《雨夕》中对雨景的描写稍多,那是为了衬托疯女人的命运,目的还是在写人。
  萧乾的小说讲究语言,这从他多年来推崇沈从文先生便可证明。他尽量不用别人用滥了的形容词。多年前我读他的《矮檐》,写一个母亲清早醒来去摸身旁孩子的头,他是这样写的:“摸到邻枕的那颗小秃葫芦了。”这不仅是写人物的动作,而是写出母爱的口吻。母亲希望孩子好好念书,盼着孩子“那两只小窟窿多认点字”。这些生动、形象的口语,我相信都是生活中的活语言,是作者在穷街陋巷中得来的。
  萧乾从屈辱困苦的生活中走向了自我奋斗的路程,他的小说则植根于苦难生活而逐渐成熟起来。当然,他也并不满足于自叙传式的写实手法,《篱下集》中的《蚕》、《道旁》都有他更深的追求,富有象征意味,是哲理小说的尝试。《篱下集》并没有作者的跋,但在1934 年11 月,他在《水星》上写了一篇《给自己的信》,作为《篱下集》的代跋,解释着写作小说的经过和某些得失。此后,他似乎很少再用象征的手法了。
  十多年前,作者还住在天坛附近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当他知道我旧习不改,仍爱搜罗旧书,承他赠我一本1936 年8 月再版本的《篱下集》,又在扉页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自存本于1978 年岁末改为姜存本了。我生命最初的十几年,过的确实是寄人篱下的生活。我是个遗腹独子,母亲又在七岁时去世。寄住在一位堂兄家中。天不亮我就去织地毯(织过六年),后来送羊奶。晚上回来替他当小使,擦自行车、扫地等。白天挨师傅揍(都是铁家伙),晚上吃堂兄的板子,要不就跪砖头。十六岁上,当我在北新书局(当时鲁迅先生在编《语丝》)当徒弟时,我从那个“家”出逃了。此书有我早年生活的一些影子(但不是自传),也有当时对人生的一些朦胧看法——《道旁》即是。但主要还是我练的一点基本功:学习勾勒人物,学习使用形象化一些的语言。笼罩在全书的一个特点是:幼稚。
  但沈先生的《题记》却是一篇好文章。无怪乎刘西渭先生评此书时,重点是放在《题记》上。德明同志,希望你以同情一个孩子的心情来阅此书。
  萧乾78年岁末
  我可不认为《篱下集》幼稚,而且当年刘西渭先生的文章也不是光谈沈从文先生的《题记》。我特别找出李健吾先生以刘西渭笔名出版的《咀华集》,李先生说他读了《篱下集》以后“觉得大人小孩都分有我的同情,我的忧郁和我的思维”,并视萧为当时文坛上出现的一位值得重视的作家。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话了,最近我重读了这本书,仍然为书中的人物深深地感动。
  我确实“以同情一个孩子的心情”再一次接受了这本书。

  《人生采访》

  抗战前的北平,有京派文人一说,其实它并非一个有严密组织或任何章程的文学社团。大体是就地域而言,某些人作品风格有些相近,思想却未必尽同,因此它的成员也相当宽泛,后来情况的变化更大。萧乾,当时作为一位青年作家,可以说是从这个圈子里走出来的。他受了沈从文的影响,也是一位讲究文体的作家,但是他的思想更显活跃,包括文风也如此。他决不想作一名书斋里的学士,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学徒出身的苦孩子。同时他又接受了教会学校的教育,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使他更不安于封闭式的环境。他走向社会,一心要去体验人生的大课堂。抗战胜利后,他整理多年来写就的散文、报告,编成一本集子,交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在1947 年4 月。他为这本书拟了一个与内容很贴切的书名——《人生采访》。
  它看似平淡而含蕴深厚,意境也很美,如同作者的文字风格。
  我很喜爱这部“跑江湖”的记者的“职业文字”,购于1948 年的天津天祥商场二楼,后来带到了北京。这部厚达五百余页的书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大劫之后,我与作者重逢,深感到相聚的不易,请他在我的藏书上题字。不想这位老作家竟在书后写了一封信(见图41),简直可以作为创作本书的索引来看待,今录如后——
  德明同志:
  你胆子够大的!不但未把此书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反而冒了风险,保存至今,这使我感动得非写几句不可。写这些通讯时,我还不曾受过一点党的教育,因此,错误必然比比皆是。唯一想替自己辩护的是,对于那段黑暗的日子,那个旧社会,我从未粉饰过,歌颂过——更赤裸的暴露在编集子时全淘汰了,可参看桂林烽火社出的《见闻》。主观上我一直是想站在受苦受难者一边(因为我本来也是其中的一员),用文字把他们的苦难记载下来。然而囿于自己的世界观,看不到一个可以没有苦难的新天地。因此,这只不过是一片哀鸣而已。
  萧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于天坛南门。
  话讲得很诚恳,我看有些求己过苛了。写这封信时很多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常爱检讨自己,我想如在今天,萧乾不会承认过去的作品一定是“错误必然比比皆是”了。多年来,我们不是把过去的自己否定得太多、太过分了吗?

  话说《学文》

  《新月》杂志是1933 年6 月停刊的,《学文》杂志创刊于1934 年5 月。
  (见图42)两个刊物的主编都是叶公超。如果有人说《学文》是《新月》的继续,这可以理解。若是不问这一背景,只把它当作学人办的一本纯文艺刊物亦可,而且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这似乎是京派文人的刊物。
  《学文》没有发刊词,刊名的由来是引用了“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业余的性质。卞之琳先生在回忆林徽音女士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也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卞先生说《学文》出了三期,否,共出四期,到1934 年8 月止。赵萝蕤教授在《读书》杂志上怀念她的老师叶公超,说《学文》是闻一多主办,不确,还是讲叶公超较妥。
  闻一多是刊物的热心赞助人则不假,《学文》第三期上有则《本刊启事》可为证明:“叶公超先生行即出国,本刊编辑事务自第四期起暂由闻一多、余上沅、吴世昌三先生代行负责。此启。”刊物的撰稿人多为知名的教授学者,也有青年作家。他们是梁实秋、胡适、杨振声、饶孟侃、沈从文、季羡林、唐兰、孙毓棠、钱钟书、李健吾、闻家驷、陈梦家、方令孺、废名、林徽音、卞之琳、何其芳、赵萝蕤、曹葆华、臧克家等。叶公超晚年回忆,除《新月》原班人马,新人中增加了朱光潜,为《学文》增色不浅。其实四期中并无朱的文章,可见当事人也记不清楚了。
  刊物重视新诗,每期都由诗歌打头阵,一改当时以理论或小说开头的俗例。林徽音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陈梦家的长诗《往日》都是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后者连载了三期。林徽音还发表了小说《九十九度中》,为炎热的夏季北平社会写照。小说采取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但反映的生活还是现实的、民族的,不仅真实可信,也不是让人看不懂的那种小说。作者熟悉上层社会人物,然而对他们是讽刺的,相反地对劳动者却充满了同情,写了他们的不幸。我读林徽音的小说很少,这一篇相当不错。后来成为红学家的吴世昌先生,在第三期上发表了《魏晋风流与私家花园》,至今也是个吸引人的好题目。他考证我国私家园林的起源,涉及魏晋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是中国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钱钟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艺术随笔《论不隔》。第四期沈从文发表了《湘行散记》,同时又有胡适撰文、钱玄同书写的《一篇新体的墓碑》,是纪念1933 年5 月华北抗日战死将士的碑文。碑铭最后写着——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胡适和钱玄同以为,用白话写碑文的历史上可能有,但是用新式标点符号刻碑的,这是第一次。
  1977 年10 月,叶公超在台湾发表了《我与〈学文〉》,他并不讳言办《学文》的人,对于上海左联的文艺路线没有好感,因此想提倡一种自由的文艺。刊物采取了绅士的风度,并未公开宣布这一主张,只是由于究竟不能与前进的历史合拍,而作者的情况又各有不同,终于不能布成阵局。“新月派的旧人们,重聚仅四个月,不得不再次星散了。
  值得一提的是《学文》的封面由诗人林徽音女士设计,取材古汉碑图案,她用流丽柔美的线条,勾勒出古朴的人物鸟兽和花草植物。细心的读者还能从图案画面右下角,找到一个“徽”字的标记。当时她也不会想到,十五年之后,以她为主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这也是颇富戏剧性的一段插曲。

  林徽音编《小说选》

  女作家林徽音编的《大公报文艺丛刊1·小说选》,1936 年8 月由天津、上海的大公报印行。似乎一律是紫色布面烫银字的精装本,同年10 月再版发行。封面装帧设计者是钱君匋先生。(见图43)
  林徽音女士编的这部《小说选》,包含了她同作家萧乾的一段友谊和难忘的一次合作。当萧乾还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林女士便在天津《大公报》上读到萧乾的小说处女作《蚕》,叹为佳篇,马上要一见作者,于是沈从文先生便引领萧乾来到东城的“太太的客厅”里作客。从此,她成为萧乾作品的知音。当萧乾离开大学到天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时,林徽音不仅为他写稿,还细读每期的作品,出主意,提意见,关心萧乾的工作。1936 年大公报纪念创刊十周年,萧乾拟定设立文艺奖金和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的计划。这两项计划后来都完成了,而编书的任务便落在林女士的肩上。编辑人选定得非常合适,林女士也愉快地答应合作。
  林徽音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选中了短篇小说三十篇,按作品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并写了《题记》。入选者多为当时在北平的作家,如沈从文、老舍、杨振声、蹇先艾、凌叔华、李健吾、李辉英、芦焚、萧乾、林徽音等人;也有生活在南方的沙汀、张天翼等左翼作家,以及相当陌生的一些无名作家。这里当然有萧乾最初的选稿标准,同时也显示了选家林女士的眼光,因此这也是我们研究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不可忽视的一部读物。那年林徽音才三十岁出头,她的同时代人回忆,她目光四射,读的作品多,不时与朋友们讨论创作问题,常有一些警辟之见。读了《小说选》的《题记》,足见言者有据,并非妄语。《题记》并没有单独分析某一篇作品,而是就1935 年以来的小说创作倾向发表意见。她对当时的小说成绩还是满意的,特别是对艺术技巧的成熟更加乐观。她又提出在题材方面写农村和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日见其多,这并非偶然,但内容却有些贫弱和缺乏创造力量。她提倡作家要“更有个性,更热诚的来刻画这多面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她劝作家们不要满足于追求故事的完整,要善于去选择“生活大胆的断面”,“剖示贴己生活的矛盾”。她反对“许多人因是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鲜,而故意的选择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来做题材,然后敲诈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
  这些意见无疑地是有针对性的,也是当时文艺创作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这些缺点也是有益的。但是,由于她生活的局限,林女士并不理解当时有些作家,特别是左翼青年作家们还有另一方面的要求,即他们从主观上极力要去表现农村生活和劳动人民的苦难,尽管有些并不成功,这种努力也不是没有意义。林女士当时还不可能注意到这些作家向生活学习的良好愿望。
  在《小说选》的三十篇作品中,沈从文的小说占了四篇,是入选作品最多的一位作家。林徽音自选的作品是《模影零篇》,实为两题,一是《钟绿》,写一位美人儿的红颜薄命;一是《吉公》,写一个被封建大家族毁灭了个性的悲剧人物。两篇都流泻着一股淡淡的哀愁,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小说写得很简练,语言亦好,其中不乏别致而富于形象的比喻,这自然会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从她作品的风格看,也让人联想到她何以对沈从文的小说如此偏爱,我以为包括萧乾在内,似乎当时都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也许并不是我一时的猜想。

  《文饭小品》

  《文饭小品》(见图44), 1935 年2 月在上海创刊的一本散文刊物。
  康嗣群主编,施蛰存作发行人。创刊号上有编者的一篇《创刊释名》:“这个名字,乃是袭用了明季文人王思任的文集的名字。”取义有二,一是文人是吃文饭的,靠卖文为生;二是“文章之好坏,不能以饭之吃得饱否为准,各尽其能,所以本刊毕竟不计其赚钱与亏本而问世也”。刊物的印刷费是欠帐的,纸是赊来的,稿费要等刊物卖出以后再算帐,所以施蛰存在《发行人言》中预言,如果没有读者支持,也许出了几期便会废刊,果然到1935 年7月出版了第六期以后便无下文。
  事隔两个月后,施蛰存又为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杂志作了一次发行人,仍然用了并无其社的“脉望社”的名义出版,可惜也仅出版了一期而告终。在《现代诗风》的创刊号上,施蛰存发表了一则启事《〈文饭小品〉废刊及其他》,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文饭小品》曾出版了六期,现在已经废刊了。这又是鄙人的一次失败,对于爱护《文饭小品》的作者和读者,以及编者康嗣群先生,都非常抱歉。”失败的原因恐怕有两点,一是内容有些脱离时代,大多仍是书斋中的清品;二是不失为一种严肃而高雅的刊物,敌不过低俗的流行刊物的竞争。
  《文饭小品》的作者阵容是强大的,林语堂、周作人、刘大杰、李广田、靳以、林庚、丽尼、阿英、张天翼、郑伯奇、戴望舒、杜衡、黎锦明、郁达夫、赵景深、金克木、芦焚、王莹、罗洪、朱雯、徐讦、徐迟、赵家璧、老舍、俞平伯、魏金枝、丰子恺、李金发、刘白羽、梁宗岱、谢冰莹等人都来支持。我是按文章发表次序排列这一长串名单的,为了想说明作者身份的广泛,以及作家们当时对散文小品的浓厚兴趣。编者团结了一些左翼作家,后来也发表了一些小说。
  当然,编者自然有自己的倾向性,一篇《创刊释言》便有针对鲁迅先生的话,明白地对鲁迅说的小品文是清谈、小摆设等说法表示异议,认为那是“诽谤”。这样,编者和发行人便站在“幽默大师”林语堂的一边了。施先生发表于《文饭小品》的第三期上的《服尔泰》一文中,还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研究三十年代文坛上关于小品文的争论,《文饭小品》也是不能不看的。当然,历史发展了,施先生的观点早已有了变化。
  编者康嗣群,当年作为《语丝》的投稿者,曾经与鲁迅先生通过信。我却不知道解放以后,他一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而且据他的同事周天同志介绍,康先生工作细致耐心,发现了像茅盾研究专家叶子铭这样的人才,而且在担任《鲁迅研究资料编目》和影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方面,都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然而在“文革”当中,就是因为三十年代编过《文饭小品》而遭到迫害,1969 年郁郁而终。

  储安平编《文学时代》

  1966 年“文革”风暴一起,储安平在北京便神秘地失踪了。“革命派”诬他叛逃到国外,上面派人查了几年也无下落,就此不了了之。于是这位名噪一时的《观察》杂志主编、1957 年的“大右派”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声灭迹了。
  随着历史的进步,也许会有更多的读者开始认识这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编辑,并同情他的遭遇。笔者也是在1989 年初才知道当年他先是在青龙桥投河自杀未遂,接着又跳海自沉。然而他究竟是在哪一天、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投的海也仍然是个谜。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在上海创办的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观察》,在知识界影响很大。应该说这是他一生最活跃的时期。一边编刊物,一边写文章,同时还编了一套“观察丛书”,总的倾向是进步的。最后惹恼了国民党,下令查封了这个刊物。全国解放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观察》一度复刊,不久又改办为《新观察》,可叹的是他已无缘参加编务。1957 年又动员他发言,终于被打成顽固的“右派”。他尝够了人间的冷暖。
  储安平生于1909 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参加过新月派的一些活动,编过《中央日报》副刊,创作过小说,并于1936 年4 月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说谎者》。这本小说收了他1931 年至1934年的作品,说明他年纪虽轻,对于社会的观察还是比较深入的。他的这些写作和编辑工作活动,都为他后来出色地主编《观察》杂志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现在,如果我们要来研究储安平先生的编辑生涯,或了解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经历,我们不能不提到在抗战以前,他还曾经主编过一本文学月刊《文学时代》(图24)。可惜知道这件事的人太少了。
  《文学时代》的开本类似当时的《译文》和《作家》,设计很朴素,封面是黄色的,不加任何装饰,中间是本期作品目录。它创刊于1935 年11 月10 日,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印刷发行。这个公司是邵洵美办的,当时号称发行七大杂志,除《文学时代》外,还有《时代漫画》(鲁少飞编)、《时代电影》(包可华编)、《论语》(陶亢德编)等。《文学时代》创刊号没有发表发刊词,从征稿简则里也看不出刊物的主张,只有储安平写的《编辑后记》里,多少透露了办刊的宗旨。他说:“我们想出一个文艺刊物的理由十分简单,无非想借此使自己在写作上加上一根鞭策的绳索。”那时储安平正热衷于文艺活动,原计划这份刊物由第一出版社出版,拖延近半年方由时代图书公司接手。显然这与邵洵美当时的兴趣不无关系。尽管储安平一再声明不愿发表办刊宣言,而且认为一个刊物的内容,就是这个刊物的最真切的宣言,但是从他在《编辑后记》里的一段话中,仍可看出编者的指导思想和编辑方针。他说:“我们并没有这种企图,想使读者从这一个刊物里看到有任何一种集体的流动——不管是感情的或者是理性的。我们都尊重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容许每一个在本刊上写稿的人,有他自己在文艺上的立场与见解,除了对文艺的本身忠实的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更大的苛求。”提倡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文艺,这正符合储安平一贯的立场。当然他的忠实于文艺的思想,也包含了尊重事实和尊重实际的思想。这也是他办刊物的方针。《文学时代》的封面上公开标榜这是一本“纯文艺”月刊,不想让有政治色彩的社团来干扰刊物。那么他能办到这一点吗?文艺又怎么能纯到毫无政治色彩呢。在储安平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他既然说了就一定要贯彻。我们从储安平编的六期刊物来考查,他所团结的作者确实相当广泛,证明他的许诺并非虚言。不过话虽这么说,圈子还是有的,思想上的好恶也不可能在刊物上毫无反映。创刊号上女作家方令孺就透露:“安平立意邀集文章趣味相同的朋友们创办一种杂志。我想在这内外紧逼的年头,像不祥的云雾包围我们四周,能借文章来抒写心中的郁气,也算得泪眼中的微笑吧。”这“趣味相同”的标准当然也很宽泛,至少是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吧。比如《文学时代》里切中时弊的社会言论就不见,注重的还是纯学术的研究。有什么样思想的编者就会编出什么样的刊物来,这是不言而喻的。那时储安平刚出校门不久,才二十六岁吧,气魄已经不小了,他的愿望是善良的,刊物的格调也不低。
  看创刊号的作者,便足以反映出编者联系作者的方面。如老舍先生写来论文《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介绍了作家康拉得的成就,以及自己在创作上怎样受到这位波兰作家的影响。张天翼发表了小说《中秋》,反映了农村生活的破败。此外还有陈铨的小说《政变》、林庚的散文《今年的秋》,以及陈梦家、孙毓棠等人的诗作。以后各期的作者又有王统照、余
  上沅、郁达夫、田汉、宗白华、袁昌英、凌叔华、臧克家、梁宗岱、李长之、
  季羡林、林如稷、杨丙辰、赵家璧、罗洪等人。从这个名单,的确看不出这刊物属于一个什么派别或集团,甚至连编者同新月派的历史痕迹表现得也不太明显。臧克家的诗是写农村的灾难的,他在《文学时代》第三期上发表了诗《水灾》。那时他已经开始写小说了,第四期便发表了他的小说《义务打杂》。田汉的两个独幕剧《号角》和《黎明之前》分别发表在第三、六期上,剧中人有些就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剧本的内容都反映了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要求。张天翼还发表了小说《蛇太爷的失败》。储安平也在第四期刊物上发表了《一只朱古律糖匣子的身世》,小说寓有讽世之意,写法颇生动。总的看来,刊物比较重视艺术技巧的追求,尤其在诗歌方面更是如此。
  所以整个刊物尽管有内容进步的作品,但生活天地仍显得有些狭小,刊物所能联系的读者当然就有限了。
  《文学时代》并不是储安平第一次编辑的文学刊物,早在1931 年,他二十一岁时还曾编了一个刚一问世便夭折了的文艺杂志。此事见于储安平在发表方玮德一首遗诗后所加的注言,他说:“玮德这首诗是他在1931 年3 月寄我的。那时我们有几个朋友正打算出版一个小刊物。这首诗曾经编入那个小刊物的第一期上。但那个小刊物虽然印好了第一期,因为别的缘故,仍旧没有搬上市场正式出版。”从编《文学时代》到编《观察》,这十年当中储安平又经历了严酷的民族矛盾斗争,对于社会实际生活的接触更多了,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印象更深,因此一旦遇到国民党政府加紧反民主、进一步实行独裁****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在编辑《观察》时所表现出的锋芒是令人瞩目的,他变得逐渐激进起来。
  当《文学时代》于1936 年4 月出版第六期的时候,卷首便刊出储安平的一则启事,上面说:“敬启者,鄙人拟作远行,本刊事务未能兼顾,现已向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辞去本刊编辑之职,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本刊编辑事务当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另请他人继续负责。此启,储安平谨拜。”稍后,储安平便到了英国,在域外生活了几年。这大概就是他放弃编辑《文学时代》的主要原因。但是,即使他不出国,恐怕刊物的命运也不会长久,须知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要想维持一本格调正派的纯文艺刊物又谈何容易。请看储安平在卷后的《告别辞》里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储安平一去,《文学时代》杂志便告结束,没有别人再来接办过这个刊物,恰好出满了一卷。
  同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关心文艺了。五十年代初,《观察》停刊以后,他也不能在新的环境下施展他那编辑杂志的才能。他变得沉默了。待他被打成“右派”以后,不仅是沉默,连任何人也不愿见。所以梁漱溟先生在六十年代去访他,多次扣门,他故意听而不闻,更不用说应声去开门了。

  “诗及信”

  “诗及信”是指程鹤西、废名、林庚三位诗人在三十年代关于诗的书简小集,四年间共刊出四辑。1935 年1 月,在北平出版的《水星》杂志第一卷四期,发表了“诗及信”一、二辑,两题并列,类似一个专栏的名目。
  第一辑是程鹤西与废名的往返书信。鹤西先生的名字在文坛上久违了,他现在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院长,一位资深望重的老科学家,但在抗战前,他的诗与散文同林庚、辛笛、南星等同辈人齐名。不久前,程先生说,他脱离文坛足有半个世纪多了,然而业余时间仍然喜欢读书、弄笔,完全为了自娱,不图发表。1987 年他八旬寿辰时,自费印行了一本诗与散文的合集《野花野菜集》,记录了他从事科学事业以外的文学成绩。书中收有他于战前发表的不少作品,还有一部分只存其目,原作早已佚失。
  鹤西给废名的信和两首诗,都写于三十年代的南京,题为《有赠一》、《有赠二》,现已收入《野花野菜集》。废名的回信说,他很喜欢这两首诗,并受到感染,凭着记忆也写下某夜忽然得到的诗的感觉。这首无题的记梦诗,记他从梦中醒来,灯光下望着入睡的妻、女,“讶着我的坟一样的床”,直如走进生与死之两个世界。废名于诗的要求很严格,他强调诗要有诗的内容,而内容是什么又不好说,主要是指意境吧,只要有意境,即使只写某种感觉,也是有内容的诗。否则光有诗的形式,那不是诗。他自己便身体力行地在写种种感觉。当时赞成他这理论的诗人恐怕也不少,刊物上就流行这些显得比较空灵而又神秘的诗。
  “诗及信”的第二辑是废名写给《水星》编者卞之琳的信,并附重又改写的前面那首记梦诗。他用了更加简约的字句来写梦醒后的感觉,共八句,看去比较整齐,然而又不是方块诗。那时,卞之琳的诗也是注重形式的。晚年的程鹤西先生承认,当年他的诗颇受废名的影响,无形中丢弃了西洋文学的影响,开始重视中国古典诗词和佛经,如他在《野花野菜集》的《自序》中说的“逐渐倾向诗而禅的境界”了。
  北平沦陷后的1939 年,《新北京报》的文艺副刊于8 月11 日、18 日发表了废名给朱英诞的信十二封,是为“诗及信”的第三辑。(见图46)朱是北京大学的青年诗人,尊林庚、废名为师辈,战前曾经自费印行了诗集《无题之秋》,由林庚作序。废名后来在所著《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 月,作者署名冯文炳)一书中,专有一章谈林庚和朱英诞的诗,所据的就是《无题之秋》中的作品。废名在信中还约朱到“中山公园后门池边柏树下茶座上”去谈诗,并有信修改诗的字句,以及向朱索取诗集,以便分送外地的诗友。总之,他很欣赏朱诗里的禅意,亲热地称朱为“朱白骑”、“白骑少年”。最后的几封信,废名是从故乡湖北农村寄出的,那时他已离开日伪统治下的北京,仍在信中关切着卞之琳、林庚、程鹤西的消息。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废名才重返北京大学,继续在那里讲授新诗。《谈新诗》正是他战前和战后在北大撰述的一部讲义。至于朱英诞的诗,除废名以外,几乎无人提及,而且他的诗除《无题之秋》外,再也没有结集,当然更不知道他后来的诗风有无变化。
  “诗及信”的第四辑,是林庚写给朱英诞的十封信,发表在1939 年12月20 日出版的《辅仁文苑》第二期。信中附有林庚的诗《风林明月章》、《冬之情曲》等三首,基本上仍是方块诗,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整齐,有的词句显然迁就了形式,所以废名认为新诗的方块诗是失败了。靠后的几封信,说明林庚正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教书,仍然关心朱英诞的创作,他说:“近来诗境进益如何,听兄年来篇什不甚开展,一旦闭目觅句,则又恐易入巧途中,此宋人终身病也。”这些意见当非泛泛之谈。他们几位诗人的风格和观点有相近处,但也不尽然,比如废名最终又承认了新诗还是应该有形式。他们当中的几位都追求新诗里的禅意,这也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有趣的话题,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所以我认为无论从研究他们几位诗人的创作风格或关于诗的理论,“诗及信”都是一份有价值的史料。我对他们几位的探索精神怀有敬意,无论他们的成功或失败之处,都是严肃而有意义的,对后来者都有启发。此外,这些信当初并非为公开发表而作,其中不少私交中的琐事,轻松而有情趣,可作散文来欣赏,这也是我一向爱读作家书信的主要原因。

  《玻璃声》

  作为学者和神学家的赵紫宸先生,他的译著有《耶苏传》、《圣保罗传》等问世,1938 年他又自印过一本诗集《玻璃声》,线装铅印本,我从琉璃厂旧书肆得来。(见图47)
  《玻璃声》,作为诗集的名字,叫起来优美动听。是什么意思呢?作者在本书自序里说:“名家之诗,固可掷地作金声,余之所作,不敢谓金声而玉振,考其音响,其或有玻璃之声乎?羲和敲日,李贺似闻此声,余取以名此小书,其真能自谦乎哉?”全书共分三卷,卷一收旧诗,卷二收词,卷三是新诗。新诗的比重较小,仅二十一首。据知作者还印有一本诗集《打鱼》,笔者未见,也不知是旧体诗还是新诗。
  在新诗卷里,有一首《雪中行》,是写人力车夫的,当然是抱了同情心来写的。“五四”前后,报刊上颇发表了一些同情人力车夫的诗作,大多数出于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个别的也有酒足饭饱的闲人故意地在施舍一点怜悯。但是,多少年来不分清红皂白,我们习惯于苛求以往的诗人,以为他们大多出于浅薄的人道主义思想,不足道及。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免偏激。
  当时既然有那么多新文学家集中写人力车夫的主题,绝非偶然的现象,如果从鲁迅、胡适、俞平伯、郑振铎起,一直到像赵紫宸这样的作家,把他们的诗文都搜集在一起,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26 年,作者写了《破碎的国旗》一诗,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沉痛和焦急。他以写实的手法指出——
  在这异族乘隙同胞自戕的时期
  旗下的同胞不敢恳求平安
  不可避免地在某些诗里,也含有一点宗教色彩。这是他有别于其他新诗人的地方。
  诗集以旧体诗居多,既有诗人早期留学时代的作品,也有归国后在国内旅行的纪游诗。一些旧体诗也涉及了社会民情,以及贫苦人民的生活。如《为洋车夫言》,同样是献给人力车夫的——
  一百铜元十里程,拼将性命委于尘,
  奔来臭汗风沙厉,老去游魂涕泪频。
  犹有儿啼从索食,那堪屋漏更藏身?
  同胞四万有余万,除却自家孰是亲?
  又有一首《寡妇之言》,也是为底层人民鸣不平的——
  去岁无端死丈夫,囊中羞涩一钱无……
  可怜最小娇龄女,见在城东卖作奴。
  这样的诗歌,当然也可作为旧时北平社会的写照。
  在这本《玻璃声》以及作者的散文集《系狱记》里有一些作品是赠给女
  儿赵萝蕤、女婿陈梦家的。赵先生对女儿充满了爱心,很早就发现了女儿的文学才能,极为欣赏女儿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赵萝蕤教授现在已经从北京大学退休了,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法国文学研究家。赵先生思念女儿的诗中写道——
  天伦流散处,此日思萝蕤,雏凤声清发,幽兰有静思。
  ……
  蕤女索我念,于今三十春,及笄花品格,不栉玉精神。
  我同陈梦家先生有过往来,也有幸见过几次赵萝蕤女士,当我读到赵紫宸先生赠予亲人的这些诗时,我感到特别有兴味。我一方面在欣赏诗,一方面也作为中国新文学史料来读。这是别人难以体味的吧。

  《系狱记》

  这是一本散文集。书名《系狱记》,作者赵紫宸,1948 年4 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见图48)人们也许知道他是一位学者、宗教界人士,殊不知他也是一位诗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在美国大学里学的是社会学与哲学,归国后先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6 年到了北京燕京大学,在宗教学院执教并任院长。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的爱国活动,也是一位潜心研究学术的神学家。
  1941 年珍珠港事变后,燕京大学已不在日军的保护之列,赵先生与燕大几位名教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关押了一百九十余天。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便写了这部《系狱记》,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全书共分四章,依次是:《拉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如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苦难生坚忍坚忍生品格品格生希望》。在狱中,日本宪兵问他是否亲美?他回答:自己虽然留学美国,“却亦深明大义,决不肯亲美而危害我的国家,我信基督,是信宗教,不是服从外国的政权”。更为可贵的是,他敢于当面指出日本占领东北、发动侵华战争是错误的。即使是过堂时不给犯人松手铐绳缚、吃饭时不给筷子等等,他也要争一争,而敌人仍然置之不理。赵先生是神学家,散文中不免有些悟道的宗教语言,但他首先是一位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他的这种坚毅的民族精神,可以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作者是一位诗人,在《系狱记》里,几乎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为诗占去。
  诚如为他写序的吴耀宗所说:“紫宸兄是个诗人,诗之于他就像闲云野鹤,来去自如,又像满地珠玑,俯拾即是。在苦闷的羁囚生活中,别人搔首问天,而他则诗兴勃发,虽无纸笔,却能背诵无遗。”燕大被捕入狱的教授还有邓之诚、陆志韦、张东荪、侯仁之、洪煨莲等十人。狱中恰逢诗人陆志韦生日,赵以诗贺之:“偶然同患难,难得共贞明。”陆先生是早期新诗集《渡河》的作者,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日本兵殴打张东荪教授,张竟敢以囚人的身份还手,赵先生有诗赠他:“执手依依双泪迸,推恩脉脉一心传。”还有自咏明志和描写监狱生活者:“系坐于今三阅月,每逢假寐梦归回。青砂和栗成团嚼,白虱趁人整队来。寒气回流侵地榻,阳光散点作尘埃。生涯肯信长濒死,一息犹存志不颓。”最后,日本军部以莫须有的“行为不正,思想不肃”等罪名,宣判这批名教授有期徒刑一年、一年半,缓刑三年。出狱后三日,作者还被召回军部接受训话,那个日本军官装腔作势地大讲日本的胜利,还说到燕京大学远不如东京的帝国大学,云云。
  《系狱记》是以作者的自勉诗结尾的。喜欢读旧体诗的读者,也可以从这本记实性的散文著作里得到满足。

  两种《复活》剧本

  正如鲁迅的《阿Q 正传》和巴金的《家》曾经有过好几种改编本一样,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有过几种改编本。除去陈绵译的法国巴大叶的改编本以外,还有田汉和夏衍的两种改编本。
  田汉的改编本,作为“文学创造丛书”初版于1936 年9 月,同年12 月印行了第三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见图49)全剧共六幕,书前还收有画家吴作人教授设计的舞台面,以及在上海公演时的剧照。全书二百四十八页。
  夏衍的改编本,也是六幕,1943 年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1946 年1 月在上海印行了第三版。(见图50)全书仅有一百四十八页,比田汉的改编本少了一百页。光从形式上看,夏本也要比田本精练。夏衍改编本的封面设计,是男女主人公卡秋莎和涅赫留道夫的木刻肖像,风格粗犷,当然是适应大后方印刷制版的条件,用手工木刻来直接上版印刷的原因。书中没有说明出自何人之手,我特别问过当年在重庆参加美学出版社工作的冯亦代同志,他马上回答是廖冰兄。当年美学出版社的书籍封面设计,很多是廖的创作。
  两种《复活》版本的差异何在?这也涉及到夏衍何以要再次改编托翁的名著。夏衍同志在《懒寻旧梦录》(1985 年7 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里说:“改编这出戏,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陈鲤庭和白杨的怂恿,鲤庭想把这出戏搬上舞台,白杨则很想演卡秋莎这个角色;其次是当时有个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是孙科,主持实际工作的是张西曼(因为他公开地亲苏亲共,所以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西曼斯基)……”总之,主要是为了“中苏文化协会”义演筹募基金。夏衍同志又说:“任何一个改编者对原作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戏的主题,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重。田汉改编的本子很出色,但他似乎太着重于俄国的土地制度问题。”是的,田汉的改编本《夏活》,在第二、四、五幕里,都有大段的人物对白,是重复托翁小说里关于土地问题,以及司法、政治等问题的议论。这当然是忠于托翁原著的表现,作为剧本来阅读尚可,立在舞台上很难预料效果如何。大段的独白,甚至还包括一些数字,观众能听得进这些说教吗?田汉的风格是热情而强烈的,上场的剧中人物也超过夏衍的改编本不少,而夏衍的风格要冷静得多,没有热闹的情节,含蓄而又清淡。何者为优,不好说,至少是两种鲜明的艺术风格各显特色。
  多年后夏衍回忆说,在当时,以至到“文革”当中,他都为《复活》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文艺界每次搞运动,总有人要来算老帐。“要算的是什么帐呢?正像我改编《祝福》时加了一段祥林嫂砍门槛的戏一样,就是我把卡秋莎的性格加强了一点,她最后拒绝了那位贵族的忏悔。”夏衍的改编本抛开了托翁关于土地、司法等问题的长篇议论,也不想变成一个哀婉的“恋爱故事”,完全不抨击反动的政治统治,然而他终于不能逃脱某些人强加给他的“人性论”的帽子。
  抗战胜利以前,我还看过梅阡在上海编导的电影《复活》,那个改编本已经把环境、人物完全中国化了。男女主人公由李丽华、郑重扮演。如果能找到这个文学剧本,也可以放在一起加以研究。
  夏衍改编本《复活》的封面为丁聪作,不是廖冰兄。
  作者1994年补

  赵景深编《日记新作》

  1937 年8 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一本《日记新作》(见图51),因为适逢抗战开始,此书流传不广。原来这是赵景深主编的《青年界》第十二卷第一期(1937 年6 月)的全部内容,共收一百一十一人的作品。可惜他在编成此书时未作任何说明。
  赵先生的编辑经验是丰富的,这期刊物乃是“日记特辑”。《青年界》自第七卷开始,每半年都举办一次征文活动,前五次举办的是:“学校生活之一叶”、“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我的职业生活”、“暑期生活”、“青年作文指导”特辑。“日记特辑”刊出后,刊物即告停刊,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复刊。
  《日记新作》的文稿都是应征而来,比如书中收有鲁迅先生在1936 年10 月10 日、11 日的日记,便是由赵先生特地向许广平约来的。他在文后加了按语:“此为鲁迅先生逝世八九日前的日记,甚可珍贵。蒙景宋女士赐刊,谨此志谢。”作者当中有的多年来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如语言学家黎锦熙把自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起三十五年间每年5 月1 日的日记抄来发表,其中还有用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写下的日记。又如周作人、黎锦明、李长之、傅惜华、钱南扬等人的日记,似乎都属于这一类型,是很真实的记录。
  有的似乎是应约而作,严格地按日写下,如老舍、艾芜、宋云彬等人的日记。
  有的则是读书笔记,如汪静之、周贻白、叶灵凤等人的日记。有的则是一篇完整的散文,如徐仲年、李辉英、曾虚白、东平等人的日记。大部分作品都比较真实,生活气息很浓,证明编者出了一个好题目,大家容易接受,乐于执笔。据有的作者说,赵先生在征稿信中想得极周到,他曾经对作者们提醒:“您不写日记的,那就请从今天起写几天日记给我,或写一天的日记也行。”
  谁还好意思拒绝这位待人亲切的好好先生呢?所以胡适、郁达夫、阿英、曹聚仁、洪深、苏雪林、冰莹、陈白尘、易君左、路易士都应征而来,实际成为日记文学的大展览。
  我特别欣赏顾随的《剜荠菜》,写他在春天的早晨,到北京太庙的后河沿去剜野生的荠菜。凌叔华的一篇《小莹》是写女儿的,也写了武昌美丽的东湖和珞珈山,以及黄昏时她同六岁女儿在山路上的散步,这意境犹如一幅淡墨水彩。两位作家的散文都不多见,这也要归功于编者赵景深的主催。
  如果说有什么缺憾的话,我以为《日记新作》的封面设计太拙劣了,没有一点文学意味,甚至是十分低俗的。封面人物丑而怪,不明所以。版权页也很马虎,书名忽然又变为《现代作家日记集》;出版年月后边还加了“新一版”三个字,似乎还出版过旧版,实在是画蛇之笔。鲁迅先生过去批评北新书局作风马虎,这本《日记新作》又是一个例证。然而,书是好书,尤其对喜欢读日记的文学爱好者,更值得保存。

  陆蠡编《少年读物》

  多年前,我有幸从上海旧书店觅得一套陆蠡编的《少年读物》,每每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翻阅着这个小小的、美丽的刊物。
  《少年读物》是上海孤岛时期的一份文艺刊物,1938 年9 月创刊(见图52),同年11 月第六期刚出版便被法国巡捕房以抗日罪封闭。不仅刊物全被没收,连未用的稿件亦被掠去,后来编者陆蠡又被敌伪当局捕去,移送虹口日本宪兵司令部,终因坚贞不屈而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陆蠡是一位散文家,《少年读物》虽为综合性知识刊物,但由于编者的文学修养,使得这个刊物文学气氛很强,可以说图文并茂,印刷精美,连介绍自然科学的文章也富有文学性。陆蠡又是一位翻译家,他在大学时读机械系,并酷爱天文学,所以他来主编这个综合性刊物是最合适的。刊物编得纯净、美丽、热情,充满了知识和向上的精神,既注重对读者的品格的教育。也注重爱国和时势的教育,它从总体上反映了陆蠡的精神品格。巴金先生非常喜欢这位沉默而又谦虚的青年,他在《怀陆圣泉》中说,同陆蠡在一起“仿佛听完了一曲悲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评语。
  《少年读物》的《发刊词》是陆蠡写的,他说:“现在的少年,遭受国难家难重重痛苦,肩上却负着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非常责任。苦难愈深,责任愈大。让这小刊物成为苦痛时的慰藉,工作时的参考,休息时的消遣吧。”
  陆蠡在这个刊物上连续翻译了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并附有美丽的插图。他又以“大角”的笔名连载了科学小品《少年天文台》,以“圣泉”的署名发表了《檐溜》、《尘》等,介绍了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纯正的科学小品,同时又有着文学的笔调,寻找这样的作者,在今天也是相当难的。
  巴金热情地支持了这个刊物,尽管那时候他已经到了大后方,还是不断地写稿。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做一个战士》,指出战士并不是超人,而是一个平凡的人。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别广州》、《香港行》、《重进“罗马”
  的精神》等战时通讯。作家王统照、靳以、李健吾、芦焚、萧乾等人也都分别写了散文、政论和诗。10 月16 日出版的《少年读物》第四期,还出版了“鲁迅纪念特辑”,刊出鲁迅先生的照片及许广平、唐弢、黎烈文、静川等人的纪念文章。刊物注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和抗战形势的介绍,恐怕这也是不容于租界当局的原因之一。巴金在第六期的刊物上发表了《最后的消息》,他向上海的记者报告,广州市整天都在警报中,就在他写这篇通讯时,敌人的飞机正在他头上飞。终刊号充满了悲壮的气氛,陆蠡在写《编后》时担心巴金的安全,他写道:“华南吃紧时,我们怀着一颗惦念他的心,把原稿交到了印刷所去。广州沦陷后数天,我们接到了他17 日的信,知道他还在广州忙碌地工作着……我们竟意外地又接到了他18 日写来的信,报告我们广州已入战时状态,到处是紧张和悲壮的场面,劝我们不必系念他个人的安全。
  此后我们便没有再接得他的音讯。多少朋友在探询他的消息,有一家报纸也登出了‘巴金失踪’的消息。……我们怀念那高擎着火炬的八万同胞和巴金先生,遥祝他们的平安和胜利。”陆蠡被捕后却真的“失踪”了,直到抗战胜利后巴金回到上海,他还希望陆蠡能活着。
  1946 年1 月,《少年读物》在上海复刊,印制条件反不如以前的水平了。
  作为第二卷第一期的复刊号,重又刊载了当年陆蠡写的《发刊词》,并宣布“现在我们还把主编的位子留给他。”此时由顾均正先生主编这一刊物。巴金一如既往地支持《少年读物》的复刊,写了不少文章,更有朱冼、柯灵、孙用、黄裳等人撰稿。刊物的版权页上永远标明刊物创办人陆蠡的名字,这在中国现代期刊史上也许是仅有的一例,表现了人们对这位作家的最深沉的怀念。

  《现代散文集》

  “现代”这含义是很宽泛的,可以有几种理解。从中国新文学来说,目前人们仍习惯于把从“五四”到建国以前这段时间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在1949年以前,“现代”和“当代”并无严格的区分,两者可以并用,如钱基博有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其实又是讲近代文学的。“现代”也许又可作“现代派”来理解,这同我要讲的却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要介绍的这本《现代散文集》,当时可能是作为“当代散文集”来理解的。
  《现代散文集》,1936 年5 月上海今代书店总经售,经济书店出版。(见图53)三十年代出版散文选集的风气不盛,这本选集分量不大,也没有造成过什么影响,但印制得还算精致,编辑态度也严肃,值得一谈。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辑,可谓一本四季小品。每位作家只收一篇作品,共二十二题。
  春辑里收有王莹的《春雨》等。王莹当时是舞台上的明星,气质上却玉洁冰清,像一朵不染污泥的荷花。她热爱戏剧艺术,同时也显露了文学才华。她的散文是有感而发,直抒心曲的。在《春雨》里,她述说着自己厌弃春日里的冬天:“那些人的话,全都听得疲倦了。那些险诈的心,黑的心,冷的心,也全都见得厌倦了!”她的心里似乎有一点排遣不尽的伤感,凡是了解这位女演员的经历和思想的人,都会理解她所诅咒的究竟是什么。在她表面的消沉中,正蕴藏着一颗热烈的心。人们领略王莹的两部长篇小说,还是近几年的事,读她早年写的散文却令人感到,她的文学成就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秋辑里有许钦文写的《菊花》等,冬辑里有穆木天写的《雪的回忆》等。
  篇幅比较集中的是夏辑,计收:周作人《苦雨斋之一周》、老舍《夏之一周间》、巴金《我的夏天》、沈从文《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郁达夫《在热波里喘息》、废名《今年的暑假》、茅盾《热与冷》、赵景深《书生的一周间》。显然作家在执笔前是应编者之邀命题的,真是名手如林,怎能不引起我们的阅读兴味。
  我们并不强求在这方寸小品里,作家能反映出国家的兴亡。或涉及什么民生大计,然而每位作家确实又各自解释着社会人生,无法脱离时代和生活,可以说各有各的取景点和表现方式。留给我的印象较深的是巴金的《我的夏天》。巴金的散文重在一个情字,情真意切,个性突出。在这篇散文里,他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闸北烧起了侵略的火焰,虽然它可以烧尽作者的长篇小说《新生》的原稿,“却不能毁灭我的创造冲动,更不能毁灭我的精力”。于是,他就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日夜地赶写着,“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不能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地存在着来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巴金的散文总是向读者打开了心扉,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我们重读它仍然为作者那强烈的爱憎而激动不已。
  这本书前面无序,后面无跋,它的来龙去脉费人猜疑。幸好在最后一页不太明显的地方有一句编者附言,全文是:“本书所集各文均系辑自《现代》杂志。”好了,这就解开了书名之谜,原来除了包含“当代散文集”的意思,还可双关地理解,这是《现代》杂志的散文选辑。这可能是出自施蛰存先生的设计吧?又,本书有小字标明为“第一本”,似乎还有出第二本的计划。
  但,我所见到的却仅仅是《战时散文选》。
  《战时散文选》(见图54)是战时出版社刊行的“战时小丛刊”之一,本书为第十五辑。战时,当指七七事变以后。看来,这套小丛刊编印得比较仓促,连版权页也不正规,出版年月及编辑人均无记载,特点是篇幅不大,发行及时,开本统一,设计一致而又朴素大方,带有浓厚的战时色彩。丛刊包括的品种也很多,比如我还见过《战时小说选》、《鲁迅与抗日战争》等,虽然说不上是什么珍本,却保存了事变初起后的不少史料,现在当然得之不易了。我倒觉得中国现代文学收藏家应该保存好这套丛刊,并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赵景深先生回忆抗战生活时说过,他在抗战爆发以后,会同杨晋豪先生一起利用剪报,曾经编辑出版了一套抗战小丛书,足有四五十种之多。不知是否即指这套“战时小丛刊”?
  《战时散文选》反映的是抗战初期各地的战时生活,共收二十四位著名作家的战时新作,不少是选自夏衍同志主持的《救亡日报》。书中的散文有:
  郭沫若《希望不要下雨》、茅盾《十月五日的上海西站》、巴金《给日本友人》、老舍《友来话北平》、郑振铎《我空军炸敌目击记》、夏衍《日兵的信札》、丁玲《文艺在西北新区》等。编选者所收作家的作品颇广,足可证明大敌当前,不同观点的作家是可以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林语堂的《四城记》,记述了正在经历着战火洗劫的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四大城市。一向被认为是闺秀作家的凌叔华女士,却写了《慰劳汉阳伤兵》这样充满战时气氛的文字。周作人的《北平通信》,是写给《宇宙风》杂志编者陶亢德的几封信。大部分是解释他何以不能南下而滞留沦陷区的原因,如周的名言,南行同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便出自此篇。
  事实证明,他到底说了空话。
  此外,本书还收有丰子恺、曹聚仁、田汉、沙汀、冰莹、赵景深、靳以、黎烈文等人的散文,篇篇都保留着战时的风雨,以及人们奋起的情绪,从中不仅可见作家们的行迹,其实也是一页活的历史。它的历史价值也许会超过它的欣赏价值,这对中国现代散文史和作家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抗战八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个不朽的纪念日,我不记得有没有人编辑过一本全面反映这八年抗战生活的散文选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太遗憾了。这样的一本书还不同于事后组织作家们写的回忆文章,因为不管怎么说,事后的补记,那种现场感、真实感,以及当时的激情,无论如何是很难淋漓尽致地再现了。

  两本抗战小说选

  反映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小说选集,在全国解放以前出版的书中几乎很少见到。这是旧中国出版界的一件憾事。当时腐败的政府不肯、也根本没有条件进行这一工作,进步的出版家又无力实现这一计划。抗战胜利后,作家茅盾曾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商定,由他编选一册抗战小说选集,主要是短篇小说。结果因形势的变化,以及当时的经济条件而终于落空。现在仅仅留下一纸三十五篇的选目,即使编成,规模也不大,不足以反映那个伟大时代的全貌。
  寒斋仅仅收藏了两本抗战小说选,一本是抗战初期出版的《战时小说选》(见图55),作为“战时小丛刊之十六”,由战时出版社出版,巴金等著。
  另一本是抗战结束不久,由上海文艺书屋出版的《抗战小说选》(见图56),张天翼等著,出版时间是1945 年11 月。两本书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前者收作品十一篇,后者收作品八篇,加在一起也不足二十篇,还赶不上茅盾的计划。
  这本“战时小丛刊”,我曾经怀疑是赵景深、杨晋豪两位所编,至今未能证实。这本《战时小说选》,仍是从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柯灵编的《民族呼声》,以及茅盾、巴金合编的《呐喊》、《烽火》等刊物中选来。
  今录其详目如后——
  一二八的炮手郭沫若
  摩那里莎巴金
  失去爹妈的根子靳以
  一个明朗的故事郑伯奇
  大炮主义者王任叔
  一段速写艾芜
  慰劳周文
  俘虏黄源
  虹口在火烧白兮
  大鹏柯灵
  姚莹黄大白
  《抗战小说选》的封面,由钱君匋先生设计。不知编者何人,也不知文艺书屋的背景。有版权页,却无序跋和编选说明,篇目也无出处,不能说是很严肃的一本选集。今录详目如后——
  新生张天翼
  某夫妇巴金
  白魔沈从文
  别人的故事靳以
  千家村鲁彦
  两钱黄金王西彦
  鬼影罗洪
  野外艾芜
  从两书的目录可以看出,这里仅仅选收了国统区的以抗战为内容的小说,而解放区的作品则是空白。这当然不能苛求在国统区的编者和出版家。
  至于沦陷区作家所写的、反映抗战内容或与抗战有关的作品,就更无人顾及了。时代所限,看来这项任务只有在今天才有可能来加以弥补。

  柯灵的《掠影集》

  见过柯灵先生的人,都会为他那温文尔雅的风度所倾服。他的衣着总是那么整齐雅洁,待人总是那么庄重谦和,人们都爱戴这位以诚待人的长者。
  前两年他北上开会,适逢他八十虚岁寿辰,北京的几位朋友为他办了一次生日小宴,地点选在西城的一座古寺庙,大家围着寿星吃了一桌素席。佛门圣地讲求宁静,满院只有古木参天,这氛围很适合性格恬淡的柯灵先生。记得在座的黄宗江、董乐山二兄都即席敬酒,说了些感激当年先生引领入门的话。
  我当时想到,若是沪上作家何为、徐开垒诸兄在座,大概也会说出同样的话。
  柯灵先生的文风亦如其人,文字简约有力,喜欢用短句,意境很美,可以说是细语娓娓。但是,也不尽如此,有时他的文字又锋利逼人,甚至有愤慨和呐喊。不论是委婉和激愤,都溶进了他对人民的深爱。他的小说也不脱这种风格。1939 年7 月,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掠影集》(见图57)是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这是世界书局出版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中的一种,由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正因为利用了租界的特殊环境,书中的抗日等字样还能出现,但不久亦遭查禁,流传世上的这本书并不多。
  关于《掠影集》的由来,作者在序中说——这些年来,困扰着我的是所谓“生活”。它使我有所失,却也使我有所得。许多人世间可悲可喜可笑可歌的事情,更亲切地看到了,有时自己还在里面串演了一角。“徘徊斗室,俯仰天地”之余,不免有些感慨,那结果就委屈了若干纸张和笔墨;而这也就是我的一些“作品”的由来……叫做《掠影集》,是表明这无非是一些浅薄凡庸,浮光掠影之作。
  书中共收小说七篇,最早的一篇写于1933 年,最迟的写于1937 年抗战开始之际。小说植根于生活,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同伴》、《未终场》反映的都是演剧界的生活,那时候人们奋力而争的,不过是在台上能公开喊出:“东北是我们的领土!”《乐土》和《鹏》,更是直接写抗战的。
  《浮世画》和《云》,为抗战前夕的上海市民生活写照,有游荡街头的失业者、被迫出卖色相的舞女……灰暗的色调压抑得使人感到窒息,同时也让人预感到,用不了太久,大时代的风雨即将到来。
  柯灵先生青年时期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保持了他一贯的严谨风格,不虚张声势,更无卖弄,但是感人肺腑,意味深沉。包括那篇写三十年代农村经济不景气的《圣裔》,其中细节亦非凭空捏造,作者熟悉上海,也熟悉浙东农村。他本人来自农村,也经历过家庭的破败。
  我保存的一本《掠影集》书品极佳,曾请作者签名留念。柯灵先生用毛笔在书的扉页上题诗一首,那是在1983 年1 月24 日。诗曰——掠影浮光总徒然,漫对少作惜朱颜。
  安得羲和重弭节,搴裳捉袖更登山。
  先生至今仍是这么虚怀若谷,又这么积极乐观,令我钦羡不已。近日得到柯灵先生相赠的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柯灵》卷,见到书中已收入了这一手迹,更感到非常的亲切。想到去年春天我们在无锡县相聚数日,几乎每天绝早,我都能同这位长者在太湖边的住所内散步,听他慢言轻语地讲些能入我心的话。为了搭乘便车,他提前两日回沪了。最后两个早晨,只有我一个人望着辽阔的太湖独行,想起他的满头白发,以及送他们夫妇登车而去的情景,不禁有点怅然若失。

  刘西渭

  三十年代,李健吾先生用刘西渭的笔名写的书评、剧评创造了一种新的格局,即尽情抒发个人所见,写起来似乎百无禁忌,没有一般评论文章的枯燥公式。有人说李先生写评论是从直感出发的,属于印象派的批评家,或运用的是比较文学的方法。总之,李先生的评论文章有的简直可以作为美文来欣赏,读来别有风味,很不一般化。如今我们要研究李先生的思想和文笔,
  最好还是去寻找当年巴金为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两书都编入“文学丛刊”中。
  李先生为人热情,他的文风也充满了明快、热烈的色彩,文字活泼,还带一点俏皮。凡是以为评论文章只能平铺直叙地来表现批评家的理智和冷静,我看是误会了。如果一位批评家对议论的对象漠不关心或不痛不痒,还写什么评论文章,何必来浪费读者的时光。当然,也很难判定作者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完美无误的。李先生也有他的偏爱,有时话便说得绝对或过分了一点,但是,读者能够理解他,尊重他个人的喜爱和厌恶。
  我保存了一本上海剧艺社公演于伶编剧的《夜上海》特刊(见图58),那是1939 年的事,距今正好过了半个世纪。特刊编得很精采,内容很丰富,并记录了剧社一年来奋斗的足迹。于伶以剧社同人的名义在幕前喊出:“人不单是靠面包生活的。”结合日伪统治上海的环境,它所包含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为这个特刊写稿的还有作家应服群(林淡秋)、邹啸(赵景深)、吴天、钟望阳,以及剧社的演职员们。最令人注意的是李健吾先生写的《〈夜上海〉和〈沉渊〉》一文。李先生对于伶的为人和创作发表了精辟的见解,然而在李先生的新旧文集中却不见这篇文章。他用极简约的笔墨便勾画出于怜这位文化战士的人格和神采:“有谁见过于伶先生吗?见过的人帮我一同想想。没有见过的人可以根据他历来的制作……假如我们说,为了奔忙剧运,活生生把一个小孩子牺牲掉,偏偏就在牺牲掉的那惨痛的一早晨,有人却歇斯特里地诬谤他……”这是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却又如话家常,出于口语。
  他分析于伶的几个特点是:“第一:贫弱的身体。第二:诗情的心灵。第三:锐敏的感受。第四:乐观的信仰。这末一点或许是于伶先生,在最恶劣的心情和最困难的环境之下,能以不断地创作的坚强的支柱。”应该说这第四条说得既含蓄又明朗,正是一位党外作家对于革命作家的尊重,其态度的真诚和表现出的勇气,在当时的处境下是很难得的。
  李先生特别提到于伶和夏衍同是熟悉上海生活的剧作家,他们的作品对上海的观众最为亲切。夏衍、于伶两位党员作家,长期生活在上海并在那里从事革命工作,很自然地对上海人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李先生明确地指出,于伶的作品是诗和俗的化合,夏衍的作品更显理智、深刻。他以为最能反映上海生活的剧本,在抗战前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为代表,战时则是于伶的《夜上海》。这样的结论是贴切而又公允的,说得明明白白,又恰如其分。
  全国解放以后,李先生很少再用刘西渭的笔名了,然而不论是他的剧评还是外国文学研究评论文章,仍然保持着他的个性,很少人云亦云。至少他是厌弃雷同和平庸的。

  于伶的《女子公寓》

  于伶编剧的《女子公寓》(见图59), 1937 年春原拟由夏衍执笔写成一部“女性群像”的话剧,当时已经公开预告,后因他事未能实现。直到卢沟桥事变以后,上海已沦为孤岛,夏衍等人为了坚持和推动上海的进步戏剧活动,决定由于伶执笔,以便尽快推出新戏《女子公寓》。于伶在《女子公寓》的《改版后记》中说——
  到全剧还没有写完时,连唯一可以请教与相商的夏衍也只看完了第一幕的油印,留下些宝贵的修改的意见走了。记得那是下过了上海的冬天难得有的大点子雨后的晚前,他留恋地和我走着几乎是霞飞路西向的大半路程,关切地卓见地抒发他对于第三、四幕应该如何发展与结束的意见。记得是谈着走着,折向福煦路,他说这原来叫长浜路。谈着满天烽火中的畅想;讲着我留在孤岛上会可能面对的困难与风险,给了许多我难忘的安慰与鼓励的话,才依依脉脉地分了手。次日清晨,他悄悄地走了,在海洋里度过了他那可纪念的1938年之元旦。
  这是友情的抒写,主要写了两个革命者的严肃工作。就在夏衍离开上海的十多天以后,《女子公寓》正式上演了,打响了战后上海话剧运动的第一炮。
  在日本占领的特殊环境下,上海市民从舞台上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和希望。剧中的人物并不陌生,他们就生活在观众中间,有的在庄严地工作,有的仍然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于伶熟悉上海,深知市民的哀乐,这个戏几经公演,每一次都征服了观众。当人们看到那个年轻的姑娘准备到“老远老远的很苦的地方”去,并且听到剧中人讲“那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去的地方”的时候,观众都特别兴奋。当然,也有人还嫌不够劲儿,认为“有些地方胆子太小,语焉不详,殊不痛快”。于伶说:“我们能语焉详,痛且快的时候,当在不远了吧!”上引这些话是在《女子公寓》演出周年之际,于伶写信给夏衍时说的。令人意外的是,1943 年元旦,于伶从上海来到重庆见到周恩来,发现周恩来非常熟悉于伶在上海写的几个戏,并讲了优缺点,还对于伶说:“你在《女子公寓》里写到一位进步女性要离开上海,到一个‘老远老远,很苦很冷的地方’去,大约就是指陕北了。那样写法很好。”(袁鹰《铁窗梦断感殊恩》)于伶当即解释,在上海的环境下只能如此含糊地写,周恩来同志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其实观众一听就明白。”于伶又说,每次演到此处,观众就鼓掌。周恩来深情地说:“观众是可爱的。”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和互相理解,对于一个普通的作家来说,是最令人感到温暖的。
  1941 年7 月,夏衍在香港写了《于伶小论》,其中一段也无异对某些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沦陷区作家和作品的人,给以正确的引导,他说:“把一个具有知识的洁癖和善良人的息事宁人之心情的作者,抛掷在沦陷了的上海这泥泞的战场上作战,这是一件残酷的,可是在他创作生活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上海折磨了他,上海也孳乳了他。他学会了战斗,接触了‘浅俗’。他懂得了千万上海市民的心,他真实地从浅俗的材料中去提炼惊心动魄的气韵,使他完成了一种‘诗与俗的化合’的风格。使他写下了令人不能忘记的迂回曲折地传达了上海五百万市民决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意志的作品。”如何看待写市民阶层的作品,如何评价沦陷时期的文学,这似乎是至今尚未完全弄通的问题。
  我所收藏的《女子公寓》是初版本,1938 年8 月上海剧艺社出版,正是《女子公寓》第二次公演的前后。1939 年6 月,上海现代戏剧出版社又改版重印,于伶为它新写了题记。

  《小剧场》

  上海“孤岛”时期(1937 年11 月12 日—1941 年12 月8 日)的话剧运动特殊地活跃,令人难忘,主要反映了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要求。“孤岛”时期进步文艺和文化出版事业的存在,其可贵之处亦在于此。简单地说,一切满足了广大人民愿望的文艺作品,总会得到人民的欢迎和许可。现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研究“孤岛”时期文学时,不应该忽略当时的社会环境,应该非常珍惜当时的成绩。
  基于这种认识,对于上海“孤岛”时期的出版物,我平时也是注意搜集的。可惜成绩无多,目前在书肆上难以得到一两本旧物了,因此对手边留有的几本残丛更加自珍。前几年上海文学研究所和上海图书馆合编了一本《上海“孤岛”文学报刊编目》出版,实在是有利于社会,功德无量。偶然,发现个别的条目稍有缺漏,如1940 年10 月上海出版的《小剧场》半月丛刊,书中说出了五期,实际在1941 年3 月30 日还出版了第六期。(见图60)此外,《编目》中没有标明丛刊每期都另有一个篇名,这正是当时出版“丛刊”的特色,似不应略去。六期依次为《囤户》(独幕剧,叶尼)、《一个孩子的诞生》(独幕剧,许幸之)、《闲谈节奏》(评论,蒋旂,即唐纳)、《圣诞节前夜》(独幕剧,蒋旂)、《〈心防〉的写作与上演》(评论,欧阳予倩)、《愁城记》(剧本,夏衍)。
  《小剧场》小三十二开本,薄薄的三十二页,印制得很精致,艺术意味很浓,是一个综合性的小型话剧杂志。我很赞赏它每期几乎都有一个专题座谈会,如第一期论历史剧,第二期论怎样突破演技的停滞,第三期议论业余剧团的组织问题,第四期是探讨话剧的方言剧问题,等等。当然,刊物是以评论为主的,但每期又发表一个短剧,并以此作为丛刊的名字。夏衍的《愁城记》只是选发了它的第四幕。参加议论的作者有影剧界的许幸之、姚克、唐纳、石挥、吴仞之、李之华等,也有作家李健吾、赵景深等人。对于“孤岛”时期何以历史剧流行,唐纳说得极好,他认为观众“热烈地去看史剧,往往是为了它的强烈的政治作用”。考察当时创作的历史剧,大都具有现实感。创作人员考虑的是观众的现实需要。特定的环境造成了只能借历史来发言。欧阳予倩对夏衍剧作《心防》的分析,更是十分中肯,如说:“夏衍先生写戏,惯用暗劲,乍看上去平而且淡,不过是些日常生活,无论谁都懂得,理会得,并没有什么涂脂抹粉的装点,也没有矜奇暗异的描写;但是力量便从平淡中表现出来。”欧阳先生以“老上海”自居,认为《心防》乃实有其事,实有其人,看了戏他感慨独深。这样的评论文章理应列入《夏衍研究资料》集中,可惜该书漏收了。
  每期刊物的补白部分利用得也好,我非常欣赏编者以“作家书简”来填实,其中就有夏衍、陈白尘、瞿白音等人的书信。也许当时编者难以预想,相隔近半个世纪后,这些补白文字已成为研究作家的第一手资料。这个刊物以海风出版社编辑的名义出现,可能由后来以导演闻名的毛羽负责编辑。据当时领导“孤岛”戏剧运动的于伶同志告知,编者毛羽一名“于由”,在《小剧场》上发表了不少言论。同时毛羽当时正在上海剧艺社负责宣传工作,并编写说明书及广告等。
  当然,这还有待证实。当时于伶同志也很关心这个刊物,比如第二期隐去收信人姓名的夏衍书简就是于伶提供的。夏衍给于伶的这封信无写作年月,当在桂林时寄出。信中还谈到:“有一事奉托,巴金兄是否在沪?如在,请为一询,弟有散记集子约五六万字(《长途》),拟在文化出版,别无条件,只要能先支一部分版税供家用(能卖稿当然更好),此事在港时曾与他谈过。”信中“文化”即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夏衍的家属当时都留居上海,生活费用困难,然而夏衍同巴金的这次合作未能实现。《长途》一书是在1942 年由桂林集美书店出版的。

  《清明集》及其他

  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抗战杂文《边鼓集》和《横眉集》,自然代表了“鲁迅风”精神,主要作者是巴人、柯灵、唐弢等人。这是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的骄傲。其中也包括了周黎庵等人的杂文。
  周黎庵是林语堂创办的《论语》的老作者,抗战前参加编辑过追随《论语》的小品文刊物《谈风》,七七事变后停刊。抗战初期他写了不少杂文,基调是好的。珍珠港事变以后,上海“孤岛”时期结束,他参加了朱朴创办的《古今》杂志,担任了主编。《古今》是一份文史随笔刊物,主要作者以周作人为代表,不时也发表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甚至汪精卫的诗文,倾向就不那么好了。
  周黎庵出版的杂文集,寒斋藏有四种,总的说,没有收直接写抗战的杂文,或者只能称为文史随笔集吧。一方面这可能由于环境所限,一方面恐怕也是作者有意为之。
  《清明集》,1939 年9 月宇宙风社出版,是作者的第一本杂文集。(见图61)本书共收六篇文章,都是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过的,原有总题是《明清之际读史偶记》。书名原定为《柔日集》,后改为《清明集》,取书中所谈均明、清两个朝代的事。从集内所收作品的内容来看,如《明末士子的气节及与政治和妓女的关系》、《清初镇压士气的三大狱》、《清初二臣的生涯》、《明末浙东的对外抗争》等,都有间接谈抗战的意图,弹奏出了弦外之音。
  《吴钩集》,1940 年2 月宇宙风社出版。作者在《序》中说:“在笔杆报国的最近,我还写过所谓‘鲁迅风’的杂感。那些文字,大都收入于几个朋友合编的《边鼓集》和《横眉集》里;在个人爱好上讲,我是不大珍惜那些文字的。连同去年匆促写成的《清明集》,同是我不喜爱的文字。”作者喜爱的则是这本《吴钩集》里的关于人物掌故的文字。全书共十七篇,如《关于太监》、《清代文字狱——丁文彬逆词案》、《文字狱的株连性》等。书名《吴钩集》,因作者喜爱黄仲则诗:“昨夜朗吟浑未寐,草堂风雪看吴钩。”“吴钩”,古兵器名。
  《华发集》,1940 年5 月葑溪书屋出版。书名取自黄二尹诗“半生华发战高秋”句,自然带有自勉之意。在书后的跋语中,作者自称在交游中,对他写杂文鼓励最多的人是唐弢,因此,他把这本书献与这位朋友。书中收有《周作人与范爱农》、《关于周作人先生的事》、《关于文字狱史》等。
  《葑门集》,1941 年4 月庸林书屋出版。集中所收,多为“少作”,大都写于苏州葑门之一角,故以书名。全书近三十篇杂文,如《〈论语〉三年》、
  《半小时访章(太炎)记》、《章太炎先生轶事》、《关于鲁迅年谱》、《烟与清代文人》等。
  作者是否出过第五本杂文集呢,估计仅此四本而已。笔者访书多年,遍历南北旧书肆,未能再见他的书。而且此后正是他主编《古今》的时候,他的文字也不那么好看了。

  罗念生的《芙蓉城》

  翻译家罗念生先生,讲到他的文章有点“四不像”,其实也难说这一句贬语。天下的好文章恐怕正要谁也不像。写文章做到独树一格、与众不同又谈何容易。罗先生的翻译事业得到了世界的荣誉,近年希腊雅典科学院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又得希腊帕恩特奥斯政治和科学大学的“荣誉博士”,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罗先生是翻译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我收藏有他写的一本散文集《芙蓉城》,是1942 年重庆西南图书供应社出版的土纸本。(见图62)1989年问世的广西人民出版社版《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散文卷,没有收录此书,可见传世不多,编者不曾过目。这本散文集,前无序、后无跋,分上下两辑。
  上辑十二篇,写于抗战以前;下辑十篇,写于抗战以后。如果光看书名,读者可能误会这是介绍成都的一本书,其实只是借用了书内开首一篇作书名,而且这一篇并非全书最精采的一篇。这本书主要是写作者的故乡四川威远县的山村生活,极富乡野风味,尤其是民俗风物非常吸引读者。每篇的题目似嫌一般化,如《打猎》、《钓鱼》、《打鱼》、《养鸟》等,都变化不多,但写法不俗,几乎篇篇可读,包括《龙灯》、《贼》、《赌红宝》等,都以浓郁的地方特色,让人无法轻易放过。老实说,我在读这些散文时,常常联想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也想起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湘西,以及小说家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罗念生的散文充满了泥土气息,艺术风格是朴实的,却能给人以浓郁的神奇色彩。如《打猎》,作者写了那么多奇妙的细节,表现了公公是个打猎能手,这当然需要作者的细致观察和具备丰富的生活知识。整篇散文又以娘不愿儿子跟公公去打猎,烘托了打猎生活的神秘莫测,造成一种迷人的氛围。确实如此,若是生活本身已经很丰富,那就容不得作家再来半点矫饰和卖弄了。当然,罗先生的散文风格同沈从文的淡雅纤细不同,也不像李劼人的文字那样色彩斑澜。我也不知道作者是否真地受到过《猎人日记》的影响。
  1932 年出版的《文艺杂志》,罗先生是编者之一,我在这个刊物上找到一则关于《芙蓉城》的出版预告,说明此书早年拟由北新书局出版,结果延至十年以后方始问世。我相信这则广告出于作者之手,因为有夫子自道之嫌,如“作者是一位很粗野的人,他幼年时放过牛,扯过草,伴着人家去打猎打鱼。这书便是他幼年的回忆,充满了四川的乡味儿和地方色彩”。预告的篇目与后来正式出版的《芙蓉城》上辑也略有不同,抽去了《长子》一篇。1931年7 月出版的《文艺杂志》第二期,刊有该书的一篇序言,1931 年2 月作者写于美国,原文如后——我是一个粗野的人,身世很平淡,但童年的回忆,并不缺乏美丽的资料(我愤恨“我的童年”)。我生长在四川威远县新乡连界场坝子地方。这集子内除了《芙蓉城》是描写成都风景,和《端阳》文中混着一点成都与资中的色彩外,全是描写这乡野的文字。《渔猎》文中所叙及的老祖父现已经白发转青,还可以看出他当年的神采,我的父亲现在退老了,正享受着这种生活,他最近来信说:“行将养画眉鸟,以畅天机。”这书便敬献与这两代老人。
  这篇失落的序文,自然属于中国新文学书话的资料。我是先藏有《芙蓉城》,隔了二十年以后才发现这篇序言的。自《芙蓉城》以后,我们很少再看到罗先生的散文创作,前几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罗先生编著的《二罗一柳忆朱湘》,这是三位作家的合集。另一位罗先生是小说家罗皑岚,一柳是指现在海外的柳无忌先生。

  丰子恺游山图

  有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多年来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不仅为国人所喜爱,远在日本和南洋,甚至欧洲都有专门研究他的学者。有的课题比我们研究得还要细,热情也比我们高。我想,丰先生一定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某种魅力,否则这一切是无法解释的。
  抗战期间,丰子恺先生流离于广西、贵州、四川间,1940 年到了遵义,是随浙江大学迁移来的。那时丰先生在浙大任教。1941 年,是他创作的丰收年,编绘成《子恺漫画全集》共六册,以及其他几本书。但是,就现在所见的有关研究丰先生的资料和年谱来看,记载他在遵义活动的篇幅还不多,我乐于在此补上一笔。
  几年前,我在旧书店偶然发现一本由丰先生参加编辑和绘画的《子午山纪游册》,我主要因为欣赏丰先生所作的十三幅墨笔画而收藏。书为十六开本,毛边纸线装石印,1942 年5 月由遵义孤儿所出版并公开发行。
  子午山去遵义城八十余里,在乐安江上,奇峰幽谷,风景秀丽,并有清代三位名儒的墓茔。一位是著有《巢经巢文钞》、《诗钞》的郑子尹;一位是莫邵亭,他在曾国藩幕下多年,著作多有;还有一位是黎蒪斋,光绪间出使英、法、德诸国,任参赞,再出使日本,任钦差大臣。子午山更以这三位名人的古墓而吸引了游客。1941 年春,丰子恺先生同四位友人游山数日,同伴们写诗作文,丰先生作画,合编成这本《子午山纪游册》。作者们主要为谒墓而去,书的内容也是围绕三位名人而命笔。丰先生分别为三位清儒画了肖像,又画了三处墓地景物,并有《坐久意未厌》(见图63)、《湛湛江水兮上有枫》、《一弯绿水山百转》、《节孝祠》、《柳待春回绿未生》、《折取一枝城里去,教人知道是春来》等风景画。其中最后一幅即兴之作,因归途见同伴乘的人力车上插有一枝红梅而得。诗趣和画意都有丰先生独特的感受。据《纪游册》所记,丰先生在节孝寺观还画了佛像,书中却未收录,只记下了丰先生作画时,“每一笔一呼佛,百八笔而佛成,此独有之奇也”。
  丰先生画佛时的虔诚,以及艺术家的那种气质,实在令人神往。1942 年11月,丰子恺先生便率眷离开了遵义到重庆去了。

  《铁苗》与《铁花》

  熊佛西先生(1900—1965),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戏剧家。
  早年他留学美国,同闻一多、许地山是同学。归国后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是一位剧作家,也是一位戏剧教育家。战前他在北平办剧校,抗战初期到四川办剧校,战后又在上海办剧校,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仍坚持这一岗位。他的著作主要是话剧,还有戏剧理论,更有两部长篇小说,即《铁苗》与《铁花》。
  (见图64、图65)两部小说题名相近,但并不是内容连接的姊妹作。前者反映的是抗战期间的生活,后者写大革命前夕的北京社会,当然思想上还是有联系的。作者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两部作品都揭露和批判了政府和上层人物的腐败,以及反民主的行为,这是作品的主要倾向。
  抗战前,熊佛西在河北省定县农村从事过平民教育活动,幻想以普及教育和戏剧大众化来解放农民。我们并不怀疑其善良的愿望,以及当事者所抱的爱国精神、自我牺牲精神,但是这一理想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抗战以后,熊先生仍然没有放弃这一幻想,结果事业一再受挫,他才看清官方和地方封建势力怎样迫害学校,直至学校不得不解散,他也被迫流浪到广西和贵州。
  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他亲眼看到谁在破坏抗战、谁在迫害进步的知识分子,小说《铁苗》写的正是这一背景,那是他在1941 年秋天被迫离开成都而开始创作的。1942 年底,《铁苗》在桂林出版。我见到的是1946 年11 月上海华华书店出版的战后修订本。小说以绝大篇幅歌颂了一批坚持抗战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特别是主人公苗铁生教授。这位教授在战前的河北农村从事平民教育运动,连所在的村名“冬不老”,也是借用了作者在定县住的“东不落”
  村名的谐音,因此在苗教授的身上也有作者的影子。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主人公的觉悟指出抗战的希望不在大后方,而是在北方的游击战争生活中。当然,书中的人物并不等于作者,苗教授最后是被恶势力暗杀了,临终前他还呼叫着“不要屈服”。
  小说在艺术上的优点是对话多,显得作品流畅而简练,也许因为作者摆脱不掉写话剧的习惯,整个作品的结构还不太严密,人物发展也过于跳跃,缺少细致的刻画和分析。有些反面人物又有点舞台化,不太真实。整部小说对读者没有形成深厚的感染力量。
  《铁苗》修订本问世之际,《铁花》正式脱稿,后者的背景倒退了十余年,可它的现实感似乎超越了前者,这是小说艺术表现上的成熟,更主要的是作品加强了思想深度。作家是为了现实而写历史,读者看历史也是为了理解现实。《铁花》主要写两位教育工作者的献身精神,同时却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伪善的政客、土绅的形象。这是一个表面开明、实际是个玩弄权术的阴险人物,最后教授和烈士的妻子都死在他的迫害之下。作者着重写这个士绅的心理活动,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铁苗》和《铁花》都写到正面人物的死,作者的那种不满现实的正义感表现得十分强烈。联想到闻一多先生的被暗杀,当年同学的血教育了熊佛西,冲击了这位一向并非热衷于政治的作家。他不仅在小说里写到主人公的死不瞑目,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变为一位民主斗士,坚决同进步学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站在一条战线上。两部长篇小说表明作者的有感而发和鲜明的政治倾向。两书比较,我更喜欢《铁花》,因为后者更少幻想。遗憾的是两书都没有作者写的前言或后记,或在别的什么地方谈起过创作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经过和得失,使我们失去了同作者进一步交流的机会。这已是一项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春草集》及其他

  读臧克家的《诗与生活》(1981 年10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其中谈到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的诗友们,他说:“重庆诗友很多,常常聚在一起谈诗。
  王亚平这个好朋友,是组织能手,我们成立了‘春草诗社’,出版了‘诗家丛刊’,至今我还存有两册。一册是《诗人》……另一册《星群》……”关于春草诗社的土纸书,我也收藏了这两种,但似乎又不止这两种。近日有暇清理旧存图书,果然又增加了两种,可为克家同志的回忆补遗。
  按时间为序,1942 年5 月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了“诗歌丛刊第1 集”《春草集》,但这时并未标明春草诗社的名义,仅有诗歌丛刊编委会的名称,委员共七人:王亚平、方殷、李嘉、柳倩、高兰、郭沫若、臧克家,即现在一般认为的春草诗社的成员。刊首有《创刊词》,其中说到:“欲使口号的概念的以及一些不健康的诗作在今日诗坛上减少或绝迹,就必须勇敢地走进现实的密林里去,镇静而机敏地去把握主题,处理主题;再以最富于形象性的语言,去制造适于主题的崭新形式,这是全中国新诗人一致的努力目标,也是我们编辑这诗刊的主旨。”《编后》中又解释集名“春草”的意思是取“野火烧不尽”的含义。
  这一集内发表了《关于新诗的用字和造句》,是诗人们在1942 年1 月14 日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纪录。座谈会由老舍先生主持,参加者还有姚蓬子、安娥、任钧、方殷、柳倩、王亚平、臧云远等人。老舍最后发言,他认为“五四是新诗的萌芽,那时的诗从抒情技巧中成长起来,传统着旧诗的作风,这是好处,同时也有缺点,现在大时代来了,小巧的诗不能代表大时代的感情”,因此,出现了很多长诗、满腹牢骚的诗。同时他又反对那种类似口语“他妈的”骂人式的长诗。第一集里还预告,诗歌丛刊的第二集名为《夏叶集》,两月后出版,后来并未实现。
  三个月以后,《夏叶集》虽然落空了,但在同年9 月由重庆戏剧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诗家丛刊第1 集”《诗家》,其中的作品就有《夏叶集》预告目录中的长诗《从冬到春》(臧克家)。《诗家》没有创刊词及编委名单,作者基本是《春草集》的成员,又增加了徐迟、邹获帆、屈楚、沙鸥、穆木天、张铁弦、刘盛亚等人。郭沫若发表了诗作《易水寒》(即史剧《高渐离》中的插曲歌词)。《诗家》又预告了“诗家丛刊第2 集”的要目,但在第二年即1943 年9 月方始出版,这一集正是克家同志讲到的《诗人》。(见图66)在这一集,臧克家发表了《跋涉劳吟》,还有春草诗社王亚平、柳倩等人的作品,又有艾青、严辰(厂民)、戈茅(徐光霄)、戈宝权等人的作品。
  据一部《中国新诗大辞典》载,《诗家丛刊》在1944 年还出版了第三集《不凋的花》,笔者未见。
  1945 年6 月,以春草诗社的名义又印行“春草诗辑第一种”《星群》,版权页上还贴有“春草”的印花,由重庆文光书店等总经售,实际上这是纪念王亚平从事诗歌创作十五年和他四十寿辰的特辑。开篇便是冯乃超的《献给亚平兄》,依次是臧克家的《星群》、臧云远的《在新诗的路程上》,后者是在纪念会上的发言。此外,克家同志还有《死水》等三首诗发表。力扬、徐迟、许幸之、袁水拍等也发表了诗作。柳倩写了《从这天起——呈亚平兄》等诗。他又在《〈星群〉校后小记》里说明:“《星群》,是为纪念亚平兄创作十五年,我们几个朋友的一个合集。”从没有标明春草诗社的《春草集》到“春草诗辑第一种”的《星群》,共经历了三年的时间,估计它的“第二种”未能面世,因为仅仅月余,日本即投降,诗人们也各奔前程,走向新的生活。这几本诗刊的关系一时还是不太容易理清,特别是“诗家丛刊”两集与春草诗社是什么关系,可否列入春草诗社的刊物呢?
  承克家、郑曼夫妇函告,他们接触的材料也众说纷纭,据柳倩同志说,春草诗社的组织并不严密,成员也不固定。郑曼同志以为《诗家》和《诗人》似乎不能作为春草诗社编辑的诗丛,那是诗人禾波等编辑的。禾波是柳倩的弟弟,他同春草诗社的成员王亚平、屈楚等人当时都在一道,稿子互通有无亦是常事。我觉得郑曼同志的看法是有根据的,经过我这次的“多事”,总算弄清楚四十年代诗坛的一件往事,我的几本藏书也有了着落。至于那本未见的《不凋的花》,但愿在今后访书时能有所见,不过我估计,八成是个奢想而已。

  《燕京文学》

  《燕京文学》,半月刊,创刊于1940 年11 月20 日,由燕京大学文学社编辑出版。(见图67)那时候,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已经三年有余了,而燕京大学以美国教会学校的特殊地位,尚有一定范围的所谓自由。但是《燕京文学》也难以突破大环境的恶劣,这是不言而喻的。
  “创刊号”的《发刊词》里,显然有呼声,也有不得已的隐衷,编者说:“在这长长的,严冷的冬日里,我们带不来‘春天’。我们没有这能力,也没有这野心。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可是我们的‘歌声’也许会很低,很轻,轻得别人连听都听不见,更不用说能使别人的心‘异样的快乐’。”
  凡是在沦陷区度过“冬天”的人,当然可以理解编者们的内心独白。
  编辑的方针,大致是发表诗、散文、小品、戏剧、小说、批评与介绍。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小品,使它离开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就是因为以前小品太为人所轻视了。”另外,刊物还注重书评,并为此设立专栏。
  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便是《谈何其芳的散文》,作者欧阳竟,主要是评论何其芳的《还乡杂记》(良友图书公司版误印为《还乡日记》)。此外,还有孙羽的小说《猎人》、吴兴华的诗《柳毅和洞庭龙女》、黄宗江的独幕剧《戏》。
  当年这些燕园学子都是燕京文学社的成员,也是这个刊物的积极分子。吴兴华已故。孙羽即孙道临,他几乎每期都有作品发表,如《无帆船》、《歇息》、《弓》、《蝙蝠》等诗、散文和小说。黄宗江如今已年过七旬,仍然像当年一样地在写剧本。他写的《戏》虽是戏,也有他自己生活的影子。那时的黄宗江,正是个热情的、充满了幻想的人。他的同窗孙道临却没有继续走作家的道路。现在仍住在燕园的郭蕊女士,有《雨愁》、《写在自己的小手册上》等诗发表。近年我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不时看到她的新作,散文多于诗,仍然保持着诗人的感觉,用诗心来写散文。
  《燕京文学》的特点是每期都有一篇编者的言论,如《我们需要一个美术课程》、《生活的态度》、《谈悲观》、《我们对文学的态度》、《渊博与精深》、《我们需要一个戏剧联合》等等。刊物宣布了接受外稿,并请本校教授陆志韦、郭绍虞担任刊物的顾问,似乎只有陆志韦发表过一组《杂样的五指诗》,绝大部分还是同学们的作品,颇具校园文艺的特色。刊物为十六开本,第一卷共出版六期。第二卷出版的是五、六期合刊号,时在1941年9 月20 日。这一期,孙羽又发表了小说《公墓》和散文诗《支流》,郭蕊发表了散文《子夜秋歌》,黄宗江那时已到了上海,他写来一篇京味十足的散文《罗宋菜汤》。刊物上预告第三卷起将改半月刊为月刊,1941 年11 月10 日出版到第三卷第二期停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燕园,并搜捕了不少燕京人,连陆志韦教授都被抓进日本宪兵司令部。

  《辅仁文苑》

  《辅仁文苑》(见图68)是一本十六开的综合性文艺刊物,顾名思义这是辅仁大学部分师生们合作创办的。但是,1939 年4 月的创刊号却叫《文苑》,是由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几位文学青年合编的。当时标明这是一本“友谊的纯文艺集刊”。到1939 年12 月出版第二辑时改为《辅仁文苑》,标明为“纯文艺季刊”。封面题字者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长沈兼士。
  改名后的刊物,特别声明由学校提供经费,内容不变,但“以不妨碍公教的传播为条件”。所以个别文章也不免有点宗教色彩,还出版过一本“圣诞节增刊”,显示了教会学校的特点。刊物的生命维持较长,到1942 年4月第十和十一辑出版后停刊。停刊的背景是“大东亚战争”爆发后,不甘于伪教育总署的笼络和收买,表现了刊物的品格。
  《文苑》创刊号有赵荫棠的《悼钱玄同先生》、张秀亚的小说《珂萝佐女神》、林榕的散文、吴兴华的诗、李霁野的译文《战争与和平·导言》等。
  第二辑的《辅仁文苑》,又有林庚、南星、朱英诞、李曼茵、李道静等作者。
  辅仁大学除李霁野外,教师中还有孙蜀丞、杨丙辰、朱肇洛等人给刊物写了文章。编者提出:“文学不仅是表现人生,并且还负着指导人生的重大使命……
  所以这刊物积极方面要求每篇作品对人生都有好的影响,最低限度也要不至于发生恶的影响。”在敌伪统治下的北京,能够坚持严肃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方针,这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台湾的女作家张秀亚,是《辅仁文苑》的编者之一。当时她年轻、活跃,几乎每期刊物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其中有诗和散文,但主要是小说。
  经常写作的还有查显琳,即现在台湾的作家公孙嬿。1940 年3 月出版的第三辑,刊有孙羽的小说《山·海·城》。小说写了厌倦城市生活的一个知识分子,想在清幽的山中寻找心的平静,以及逃避与妻子的性格冲突,最后又失望地跑向大海。作者还发表过散文和诗,文笔很生动,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这位孙羽,就是后来走上演员道路的孙道临。
  1941 年4 月出版的《辅仁文苑》第四辑,凌叔华女士发表了《椰子集序》,这是同年3 月她为秦佩珩所著的一本散文集写的序。对于秦的散文,凌叔华“惊讶他文章深深涂了晦涩与黯淡的色泽”。还有一位李道静,战前他就在卞之琳编的《水星》上发表作品,这时他在《辅仁文苑》上发表的小说、诗和散文,也都带着凄苦忧郁的色彩。他出身于北大,抗战胜利后在天津一家私立中学教初中的国文,我正在那里读高中。看上去他是一个文弱书生的样子,一身旧西装,很不得志的神气。最近见到林榕同志,据他说那时李道静刚结婚,不久就因贫病而亡。这是一位不曾出版过集子的有才能的作家。
  1942 年4 月第十、十一合辑的《辅仁文苑》终刊号,发表了苦水的小说《佟二》。“苦水”是当时在辅仁教书的顾随先生的笔名。他是冯至、杨晦领衔的沉钟社的社友,后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近年出版有《顾随文集》。这篇《佟二》近似中篇,写一个忠厚农民全家的惨遇,小说虽然没有明指日本人和汉奸,但读者一眼便可看出这是影射日伪统治的。顾随教授的小说从来不曾结集,只有鲁迅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收了他的一个短篇《失踪》。

  《北大文学》

  1943 年6 月,即沈启无创办《文学集刊》的前三个月,在他支持下的《北大文学》创刊(见图69),以北京大学文学院北大文学会的名义主编,新民印书馆印行。当时沈启无正担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院长是周作人。
  《北大文学》第一辑的创刊,仅见一篇简短的《编辑小记》,没有说明这是个定期刊物。刊物为大三十二开,同稍后创刊的《文学集刊》形式一样。
  编者讲了三件事:一是创办筹划已久,二是所有稿件“都分别经过文学会的导师沈启无、钱稻孙、徐祖正、山口四先生审定”,三是“《北大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文学刊物,除了纯文学的创作外也兼收其他研究的文章”。果然在创刊号里便有《佛家哲学思想略说》(魏善忱)、《扶南史略辑》(蓝文卿)、《少昊考》(宿白)等三篇哲学与史学的论文。
  开头的三篇文艺论文都是教师的作品,如沈启无的《关于新诗》、郑骞的《论读诗》、朱肇洛的《论默剧》等。此外还有傅芸子的《敦煌本温室经讲唱押座文跋》、李啸仓的《曲稗小识》、张琦翔的《读红楼梦札记》等。
  译文有原田淑人的《关于唐代女子骑马之土偶》和增田涉的《民国三十年来
  的文学思潮》。林榕的《简朴与绮丽》,是较早地研究我国现代散文的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后来连同其他论文都收入他的论文集《夜书》中。他协助沈启无编过《文学集刊》,亦曾参加《辅仁文苑》的编辑工作,《北大文学》似乎也有他来效力。除了论文集《夜书》以外,他还出版了一本散文集《远人集》。
  创作部分诗与散文占了较大的比重,作者有沈宝基、黄雨等当时比较活跃的诗人,又以青年学生的作品为主。南星、李道静发表了散文,小说仅有闻国新的一个短篇《落花时节》。译作中有钱稻孙译的日本古歌,以及他人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菊池宽的剧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等等。
  作为大学办的校园文艺刊物,《北大文学》属于比较正统的一种类型,严肃而缺少活力。描绘现实生活的小说,或者说表现中国题材的小说仅有一篇《落花时节》,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这一侧面,也可以想见当时敌伪当局推行文化****主义之严,要么是为我所用的纯粹的汉奸文艺,要么就是这种与现实有距离的纯文艺和纯学术的书斋里的文化。然而,这样的刊物,也只能维持一期的生命。

  沈启无编《文学集刊》

  抗日战争期间,在北京沦陷区出版的文艺刊物中,沈启无主编的《文学集刊》(见图70)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纯文学刊物。它没有打出取媚于侵略者的诸如“文学报国”之类的口号,也没有贩卖庸俗的低级趣味。创刊号的《卷头语》里说——
  我们羞于喊口号,怕的是事实做不到,变成不负责任的空言。我们愿意担荷这责任,古典的精义与现代的写实熔为一炉,中外古今之得以闳通,而又各有它的独特。
  《文学集刊》是季刊,第一辑于1943 年9 月出版,第二辑于1944 年4 月出版,总共就只出版了这两期。它的停刊当然与整个时局有关,同时又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沈启无与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沈启无出身北大,是周作人的学生,当时是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刊物的出版者是北京新民印书馆的艺文社,而艺文社的社长是周作人。那时的文艺刊物都以周作人为号召,但《文学集刊》上却绝无周的文章,也无一句提及周的名字。但,在新民印书馆的宣传品中却有文字记录,宣传艺文社社长周作人领导了两大文学刊物,一是《艺文杂志》,一是《文学集刊》,并称后者“是新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正向大东亚文学的目标前进。
  《文学集刊》第一辑似乎以文学评论为主,如俞平伯的《谈西厢记哭宴》、傅惜华的《北大图书馆善本藏曲志》、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的》、商鸿逵的《王渔洋的散文》等。小说有袁犀(李克异)的《手仗》,关永吉的《陈岫和他的朋友》、马骊的《骨头》等。诗歌有南星、沈宝基等人的作品,沈启无发表了《闲步庵书简钞》和新诗。
  《文学集刊》第二辑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小说则有赵荫棠、毕基初等北方作家的短篇,译诗和译作也占了不少篇幅。俞平伯、废名续有理论发表。
  综观两期刊物并无宣传大东亚文学字样,不失为一本严肃可读的纯文学刊物。至于沈启无在私下追随日本人则是另外一回事。
  刊物出版的前一个月,沈启无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曾经到日本参加了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日本人提出的“扫荡反动老作家”的事件,表现了侵略者对周作人的不满。周作人断定沈启无在中间做了手脚,而在这以前他们之间为继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事已经有了矛盾。这可能就是周作人不支持《文学集刊》的原因。在《文学集刊》第二辑出版的头两个月,沈启无又化名写文章攻击周作人编的《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他编的《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并讽刺周作人办刊物把稿费全都送给了老作家。事情闹得很僵,就在第二辑刊物出版之际,周作人在报上发表了《破门声明》,公开驱沈于门外。声明中说:“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想当年这位沈某曾是苦雨斋中的常客,张口不离恩师的教诲,周某亦以有沈这样的弟子为骄傲,1939 年元旦周在家中被刺,正好来拜年的沈某也替恩师挨了一枪,不想如今已形同路人矣。
  师生的反目,在周作人的心中留下了阴影。他当时指名点姓地骂过沈启无,还检讨自己的“知人不明”。参见周作人《关于老作家》和《一封信》、《文坛的分化》等文。后来又指桑骂槐地写过几篇针对沈某的文章,如《遇狼的故事》等。此刻,周作人发表作品时常用“东郭”或“南郭生”的笔名,足证对沈的耿耿于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 年夏,他还写了一篇《关于东郭》,虽然表面上无所指,其实依然是旧案的余波,念念不忘往日的恩怨。
  这篇文稿原拟在谢兴尧主编的文史杂志《逸文》第三期上发表,且在刊物上发出预告,终因日本投降而未果。原稿在谢先生手里积压近四十年,前几年才发表在“万叶散文丛刊之三”《霞》上。如果不熟悉周、沈之间的矛盾者,也许不会明白《遇狼的故事》、《关于东郭》等文章都包含着对沈启无的批评。
  全国解放后,周作人和沈启无都生活在北京城,彼此却无往来。沈启无任职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中住过“牛棚”,后来病故了。

  周作人纪念集

  周作人的随笔集《立春以前》于1945 年8 月在上海出版,这是他在沦陷时期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就在这本书中,收有关于《沙滩小集》的一篇序,写于1944 年12 月。当年我很想找到这本书一读,因为这是为纪念周作人六十岁诞辰而出版的一本纪念集。直到1945 年4 月,北京谢兴尧编的《逸文》杂志上还刊有新民印书馆正在印刷《沙滩小集》的消息,并称书内“南北名家均有祝贺文”,那时已临近日本投降的日子,此书终于不及问世。
  《沙滩小集》是由傅芸子编辑的。傅是旧京一位文史学家,主编过《北京画报》、《南金》、《国剧画报》等刊物,是版本学家傅惜华先生的兄长。
  原书初名《汉花园集》,后改《沙滩偶语》,最后才定名《沙滩小集》。周作人说:“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不可,在海边沙滩上聚集着少数的人,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说他的故事。”看来作者还是以留在北京的友人为主,其中亦收有周作人的几篇文章,周说:“朋友们的好意很可感激,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不是有意义的事。”从研究周作人的资料来着眼,《沙滩小集》的未能问世不免是个小小的遗憾,但,当时人们正欣逢抗战胜利,又在讨伐汉奸声中,出版这样一本书确实也不合时宜。
  关于《沙滩小集》的部分内容,我们从傅芸子写的《近年来国学研究在北京》(刊1945 年1 月出版的《文化年刊》第一、第二卷)一文注释中,可以觅得若干题目,计有俞平伯《论语孟子之起讫问题》、江绍原《周羲大畜上爻辞何天之衢新解》、瞿兑之《传说证误举隅》、郑骞《洛阳伽蓝记丛考》、傅惜华《李卓吾著作考》等篇。看来该集既有散文,也有学术论文。
  《沙滩小集》未能问世,但在日本东京却编辑出版过一本日文版的周作人六十诞辰纪念集,即1944 年9 月由东京光风馆出版的《周作人先生纪事》。
  (见图71)本书由自称周的学生的方纪生编辑,当时方正在东京任华北驻日留学生的监督。书内共收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林芙美子、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鹤见祐辅、山本实彦、吉川幸次郎等十八篇文章,分别记述了他们同周的交往或对周的印象;附录周作人谈日本的文章四篇。编者方纪生除写了序言外,又写了《周作人点滴》,并编制了周的著作年表。
  此外,还收有周的墨迹、照片等多幅插图。封面是由武者小路实笃画的一幅彩色水墨画。该书只印了一千册。方纪生说,在周的六十寿辰前,有人即议论最好的纪念当然是出版周的全集,或设立文学奖金等,但考虑到时局的关系恐难成功,遂想到利用自己在东京的条件,取得日本作家的支持,编印了这本纪念集。他还特别提到出版家为了印制这本书专门用了较好的纸张,其实现在来看,也不过是极普通的道林纸而已,可见当时日本在决战时期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这本书印数不多,又加上日本失败在即,流传到国内的极少。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日本文化界及一些著名作家究竟是怎样看待周作人的,这仍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亦无妨有个中译本问世。至于编者方纪生,我只见过他战前出版的两本译著,即《文学家的故事》和《性风俗夜话》。北京沦陷期间,他还主编了《朔风》文艺杂志,“文革”以前亦偶有译著发表。

  知堂的旧物

  倒退二十年,在北京的旧书店里,若想找几本有名人藏书印记的书还是不难的。比如有周作人签名或印记的,我就收藏了几种。友人中也曾收过这类书。
  我有一册1936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十六开的平装本,原来就是知堂的旧物,扉页上盖着“苦雨斋藏书印”,我是从西单商场购来的。自从周氏弟兄反目之后,鲁迅购买周作人的新著多有记载,而且每有议论亦有褒有贬,堪称公允。知堂购存鲁迅著译的记载则少见,购一本《十竹斋笺谱》,也要借机影射挖苦几句,表现了他心胸的偏狭,以及对左翼文艺的反感。我存的这本画册,也可以作为他购存鲁迅编译作品的一例。
  明朝人王肯堂的《笔塵》,北平图书馆1930 年6 月线装铅字排印本。我的藏本正文第一页上有“苦雨斋藏书印”一枚。1936 年2 月,知堂写过一篇读书笔记,专门介绍此书,收在他的文集《风雨谈》中。他说原来只知道王肯堂是位医生,没有注意他的著作,直到读了《宇宙风》杂志的新年号《1935年爱读书》中叶恭绰推荐《笔塵》,才找来一部,“四卷两册实价三元,只是粉连纸不是机制的,尚觉可喜”。知堂平时所爱读的正是这种明末小品。
  按说如我这样的愚者,看看知堂在文中摘引的部分也就够了,不想后来在中国书店见到此书,书品极佳,价钱公道,且为知堂旧物,我便携之回家了。
  当时只看了书中谈书画的部分便置之一边。
  我收藏有知堂1926 年9 月北新书局出版的译作《狂言十番》,毛边本限定版,三十册中的第十册。扉页上有他的毛笔题字:“半农兄作人九、三十”。
  (见图72)应该说这所有权已属于刘半农,我是从上海书店得来,时在七十年代初。半农先生殁于北京,长期生活在北方,藏书何以到了上海?想想也不奇怪,因为刘先生的女公子不是寓居上海吗?估计是“文革”中散失出来的。
  还有一本线装书,有知堂的印记,还有题跋,先为自藏,后又送给老友钱玄同。原书得自琉璃厂旧书肆,书名《读诗一得》,作者吴仲仙,清咸丰四年(1854 年)刻印。这一次我是专为书上有知堂的题跋而购存的。抛开周作人的人品和大节,我还是挺喜欢他那挺秀隽雅的一手毛笔字。题跋共两段,前者写于1936 年3 月8 日,上面盖有“知堂书记”的印章。后段写于同年3月10 日,另盖“作”字印。前段原文如后——
  前得盱眙吴氏读诗一得元只是寻常书耳因后有钱楞仙先生题跋故为可贵今以奉赠玄同
  兄并记其缘起如右时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八日距题跋当时已七十二年矣。

  知堂作人

  写于同治三年(1864年)的钱氏题跋(见图73)何以在周作人眼中这么珍贵,原来这位古人钱楞仙,乃是疑古玄同的伯父,恰为钱氏家族中的旧物,周作人买来正是要物归原主。书还没有送出去,知堂又补写一跋,原文如后——
  今日往隆福寺街书店阅书账知此书系黄晦闻君旧物背面尚有原账号码可证也十日又记
  我翻过书背一看,果然贴有“673”号的标签,如果没有知堂的这一说明,谁又知道这是近代诗人、北大教授黄晦闻的藏书呢?知堂购书之日,黄先生已故去,人一死书也就很快地流散了。
  知堂的这几本旧物,竟然涉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重要人物,几乎每本书都能引起人们的许多遐想。

  言言斋谈书

  现代藏书家中,喜欢写书话的,其中有一位言言斋的主人周越然。他长期生活在上海,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担任过英文科长,因编辑《英语模范读本》、《英文造句法》等工具书而闻名,同时也给出版家带来不小的利润。他熟悉海上书林掌故,喜欢收藏线装古版书及英文版本。
  又有人说,在他的藏书中有不少中外文学的禁书,如明版《金瓶梅》等。在他写的书话里,果然有《西洋的性书与淫书》、《外国〈金瓶梅〉》等类似的题目,证明外界传言之不假。
  1944 年12 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了周越然著《六十回忆》一书,其中收有《初恋的我》、《我与商务》、《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等。1932 年8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里,又有他编写的一本《莎士比亚》。关于谈书的书。他先后出版了两本,一种是《书书书》(见图74), 1944 年5 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出版;一种是《版本与书籍》,1945 年8 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出版。前者收书话四十篇,作者在《自序》里说,书名原拟以《××读书志》为题,“后见其中所包含者,‘闲’书过多,‘正’书过少,未免太偏,故改用今名”。书中有谈孤本词曲小说者,也有泛谈版本及访书经验的篇章。后者收书话二十六篇,其中有《稀见小说五十种》、《稀见译本小说》等,又有《书能治病》、《古书的研究》、《申市过去的西书店摊》、《民卅一的书荒》等。他在本书《自序》里,大谈藏善本书可以“增价”之道,稍嫌过分,因此从他大量收藏性书和撰写的书话内容来说,有的格调不高,这与他同时代的藏书家相比未免大为失色。
  《书书书》和《版本与书籍》都各印一千册,尤其《版本与书籍》出版之际,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环境突变,读书界的心理已经厌恶了敌伪时期问世的出版物,因此流传不广,市面上极少见。我这藏本购于上海常熟路合作旧书店,价一元,在六十年代初算是高价了。奇怪的是,周越然的一些藏书到底也散了出来(他曾经宣言只收书决不散书),而且流落到北京的旧书摊。我买到一册宣统三年刻印的《谪麟堂遗集》,封面盖有“言言斋善本图书”印。周氏把宣统年代的书也目为“善本”,没有旧时人的偏见,这是有趣的。书内扉页等处又有“周越然”名印,及“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的藏书印。“曾留”二字用得也好,他到底看穿书的寿命是长久的,而藏书人则无可奈何,只好超然待之了。
  读1934 年版《大漠诗人集》,顾佛影有《赠周越然》一题,可以作为周氏的一则藏书纪事诗来读,今录如后——
  教书常为天下诗,著书乐煞天下儿。
  买书买尽宋元版,读书穷探沧瀛奇。
  湖州老少年,风度何翩翩。
  不爱做官做名士,看花饮酒浑闲事。
  “著书乐煞天下儿”,当指周氏编撰英文教科书事。

  谢兴尧

  本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散文随笔不能说不比较发展。
  在北方文坛上执笔较活跃的,除了知堂以外,又有两谢。两谢都是历史学家,文化圈里有“大谢小谢”之称。大谢身高,清华出身,研究南明史,河南人谢国桢先生。小谢身矮,北大出身,研究太平天国,四川人谢兴尧先生。两位有个共同的爱好,治史之外都喜欢写小品文。多年来积下的随笔小品恐怕不在他们的史学专著之下,可惜史学界目为小道,文艺界亦少人重视。其实两位作家以自己的行动,说明文史不能分家的道理,他们的抱负理应得到肯定。
  五十年代初,谢国桢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常给天津《新生晚报》写几百字一篇的文史小札。稍后调来北京,我才同他建立了忘年之交。谢兴尧先生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五十年代初他离开高等学府,参加新闻单位,负责图书馆的工作,我们得有机会结为同事。他常给副刊写二三百字的补白文章,笔名用“知非”。反右派运动之后,他写过一篇释“牛鬼蛇神”的小品,看似平常,内行人懂得非真正的文史学家莫办。
  “文革”兴起,他已退休在家,结果也变成“牛鬼蛇神”,被人拖到单位来。说“拖”,并非夸张,因为他生来瘦弱,又胆小怕事,到了会场早已吓得两腿发软,不能迈步,只好由两名壮汉拖他上台。罪名之一是,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曾经与简又文合办过小品文刊物《逸经》。这是三十年代颇有影响的文史刊物,创刊于1936 年3 月,谢兴尧任主编。当年轰动一时的是该刊全文披露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及一篇《红军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1945 年4 月,他又在沦陷区的北京主编了文史刊物《逸文》(见图75),到同年6 月出版了第二期而止,原因是日本投降在即,刊物办不下去了。撰稿者有周作人、傅芸子、傅惜华、徐凌霄、徐一士、谢国桢,以及女作家雷妍等。“文革”前后,他家居北城安定门,地名倒好听,看来他并未享受到真正的安定,后来连续弦的夫人也离他而去了。近十几年,他一直在独居。
  有一年因生煤炉不小心,中了煤气。事后我去看他,快到夏季了,火炉仍摆在那里,煤灰也没清扫,桌案上的积土足有半寸厚,说是等待外省工作的儿子来时清理。我问他的藏书呢,他说一半当废纸卖了,小贩连书的函套都不收,只好当生炉子的引火柴用,现在晒台上还堆了不少。我到晒台上一看,果然角落里堆有不少蓝布面的书套。不过我又看到晒台栏杆上洒有不少面包屑,问他,说是给八方飞来的鸟雀食用的。我称他这不失赤子之心,是对生活的热爱,可算一雅。还有一雅,他抽烟用的是长管的旱烟袋,看去实在不伦不类,他却认真地指出我的粗心,原来这是用稀见的竹根制做的,乃是贵州彝族兄弟的特种工艺。烟叶则来自云南。如果还有三雅的话,那便是桌上几下养置的长满绿苔的山石,天津的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还为他题了“斋石斋”的匾额。这说明,他除了喂鸟之外,还喂无声而有形的石头。那年他七十三岁,临别时他还跟我幽了一下默:“七十三,八十四,不知这个坎儿过得去否?”
  如今他早已安然过了坎儿,并移居有暖气煤气的新楼宿舍,煤球炉子早扔掉了。在新居他送我近年由他整理序跋的两部清人笔记,一是《水穸春呓》,一是《荣庆日记》,所据的是自藏的珍本和抄本。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后者是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如今他又重拾随笔小品之笔,回忆北大的往事,写了过去不敢想、也不敢写的胡适,以及京华风俗。文采不减当年,颇有一点知堂的余风,有点冲淡,似乎也有点絮叨,是老年人的文笔吧。
  白天,他读书、写作,晚上独守一个九寸的黑白电视机自得其乐。我戏作半联赠他:“九寸电视八瓦灯。”他脱口而出凑成:“老而不死是为贼。”我说不吉祥也不对仗,他说:“无妨。我今年八十四了,又是一坎儿,未知过得去否?”
  我说不成问题,理由之一是去年夏天,我还见他站在街头的冷饮摊上大食其冰琪凌,那兴致简直像身旁的一群无邪的孩子。

  赵荫棠的小说

  若是有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沦陷区的文学史,人们会发现1944 年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父与子》(见图76), 1945 年6 月北京伪华北作家协会又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影》。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赵荫棠。
  赵荫棠河南人,长期教书,北京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近四十年,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语言学家,早年著有《等韵源流》、《中原音韵研究》等书。
  抗战胜利后,他从北京进入解放区的张家口。“文革”中病故于甘肃师范大学。四十年代,当他回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时说,他的性格更接近文艺。
  1921 年左右,他在北京的《微波》上写稿,1928 年后又同诗人许玉诺等在北京合办《明天》、同女作家庐隐等办《华严》。他在这时期还出版过一本西人文论《风格与表现》,由华严书店出版。1931 年以后,他开始专攻音韵。
  到1936 年之后,有朋友接办《晨报副刊》,他又重新拾起文艺之笔。北平沦陷之后,“一半为应付朋友的文债,一半为要稿费,于是又大写特写起来”(《父与子·序》)。赵荫棠又喜作随笔,惜未结集。
  《父与子》收小说二十篇,大多数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笔端流泻着幽默感,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诉说着这一阶层人物的辛酸和自身的弱点。作品的环境多为二十年代前后的北京城。这样说可不可以称他为“京味小说”家呢?不能。因为作家尽管生活、写作于此,但是他仍未忘记中原腹地小城人民的生活。他熟悉那里的乡绅、土匪、小职员、生意人、村妇和歌女,有的人物甚至是其他作家很少写到的,如《宋磁碗》中的小古董商、《白面房里》的吸毒者群。在写作手法上,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浑厚自然,注意刻画人物的心态。
  长篇《影》,描写的是一位大学教授与一个烟花女子的纠葛。书的前半部分以写风俗的笔调,介绍了北京南城一带的花街柳巷,包括前门外的八大胡同,以及珠市西口万明路附近的暗娼。当然,也写了一些文人学士、公子哥儿们在这里的进进出出。这是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前期北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缩影。作者借着书中的人物,表白他所以要写妓院生活,是因为“在这里也可以显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迟至战争以后,这种色彩恐怕都要全失了”。曹禺在《日出》里只在第三幕集中写妓院,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影》整部小说都没有离开妓院,却让人感受不到激动的场面。我看这是由于作者过分追求民俗趣味的结果,于妓院的罪恶揭露少,客观描绘多,难免不带着欣赏的眼光,这正是小说的一大缺点。
  小说后半部集中写那个少女的吸毒成瘾,以及不可自拔的堕落行为。她几番挣扎想重新做人,终于陷落地狱,最后倒卧在什刹海的雪地里。小说男主人公的性格有些模糊,他是个善良温厚的教授,又是个喜好寻花问柳的俗类,读者当会发现作者对这个人物寄予的偏爱,相信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更加感到隔膜。
  但,可以肯定的是,赵荫棠的确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小说家,书中对北京自然环境的描写,尤如是优美的散文,而专写吸毒者的长篇小说,或许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陈绵的剧本

  1989 年第一期的《燕都》杂志,邓云乡先生发表了关于陈绵的一篇人物记,介绍了中国话剧运动史上久未提及的一位故人。陈绵有“中旅保姆”之称,既编剧,又作导演。谈唐槐秋、唐若青父女的中国旅行剧团,总会想起他的名字。
  邓先生说,北平沦陷后,陈绵写过一个话剧《候光》,可能暗示等待光明之意。这是不错的。这个剧本于1943 年8 月由《中国公论》社出版,作者在自序中对书名也有所解释:“我们感觉着黑暗么?光明是有的,等一等吧!
  它迟早会来的!《候光》的含意如此。”《候光》的创作是受了一个外国剧本《星期一八点》的启发,而完成以后的剧本与原著却大不相同。时间、地点、人物完全中国化了,甚至有点北京化了。陈绵出身北京旧家,熟悉大宅门的风俗人情,也经历过家族的破败,他写活了富贵人家的兴衰哀乐。他说:“这是一段有钱的人家作排场请贵客的故事,表面上是热闹欢笑,但是骨子里包藏着多少黑幕令人感叹令人怨恨令人悲哀。”尽管作者想在剧本里告诉观众,对于光明不要悲观,不要失望,“也不能无作为地一味死等”。但,作者只顾追求戏剧效果,批判的力量显得微弱,似乎题旨也不够鲜明。是不是受了敌伪统治的影响,只能这样欲言又止,以至于不能畅晓明白呢?
  在沦陷期间,除了《候光》之外,陈绵于1944 年3 月又出版了一本《半夜》(见图77),作为华北文艺丛书之三,由伪华北作家协会出版。书中收了两个多幕剧,一是三幕剧《天罗地网》,一是五幕剧《半夜》。后者是陈绵根据他早年在巴黎看过的一个话剧,凭借记忆而改写的。原著者是匈牙利作家拉若司·吉拉希,原剧名《火鸟》。陈绵看的是法国改编本,名为《那一天晚上》,讲一个电影明星被暗杀的故事。陈绵有意把它改写成一个有侦探剧意味的剧本,当然也是中国化了的故事。当时的日伪当局也只能允许上演和出版这样讽喻平和的剧本。虽然《半夜》从社会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来说并非无益,还是戏剧的商业色彩较明显了,所以陈绵也说,《半夜》和《天罗地网》都是属于大众的剧本。我不记得《半夜》是否公演过。
  《天罗地网》倒是比较有影响的,京津沪等地都演出过。剧中的人物很少,是一个心理剧,陈绵也是根据法国剧本改编的,原作还有陈绵的中译本,名为《缓期还债》。陈绵将它化为中国故事以后,剧名改为《干吗?》,一方面是根据剧中人的最后一句台词来点题提问,一方面可能从梵文的谐音而来。《干吗?》接近口语,《天罗地网》与剧情倒也贴切。剧本写一个谋财害命人的矛盾心理,故事性并不强,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恰可给优秀演员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作者把故事的背景设计在天津,当年我就是在天津新中央剧场看的这场话剧。剧中男主角马金川是由名演员周刍扮演的,他现在偶尔还演电影,已经改名周楚。这是一个很吃力的角色,可以说费力不讨好,没有舞台经验的人是演不来的。
  陈绵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多年来默默无闻,猜想与他在沦陷区参加过某些日伪的文学活动有关。但是,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在日伪时期他曾两度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坐过监牢。这是否与他在中法大学这个教会学校工作有关呢?到了“文革”时期,这些旧帐新帐一起算,他怎么承受得了!

  描写饥饿的作家

  高深是一位不幸的作家。他仅仅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兼差》(见图78),那是1944 年3 月由小说家袁犀(李克异)编入“新进作家集”交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但是作者不及看到这本处女作,便在1943 年12 月贫病而亡。他死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他的幼子刚刚夭折,妻子离婚,临终时只有一个孤苦的妹妹守着他。
  高深的死,向世人宣告在日伪占领下的沦陷区,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怎样在饥饿和疾病中挣扎着,终于倒下了。日本侵略者既用炸弹和枪炮屠杀中国人,同时也用饥饿和疾病来杀人。高深原来生活在北京,写过长诗、散文,主要写小说。当人们注意他的创作时,他已身染肺病,失业在家。由于付不出医院的费用,家属只好眼看着他成茶杯地大口吐血,靠当卖衣物和借钱来生活。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妻子曾经把喂儿子的母乳挤给丈夫吃。最后他不得不投奔河南柘城的岳父家。到了那里也只能喝小米粥。此时他写信给北京的朋友说——
  现再寄上当票二张,一张是弟棉袍,其他毛衣,祈兄预支点钱赎出,邮包寄弟,如此似迫兄太甚,但天寒地冻,屋中又无炉火,此中痛苦,实难尽述,尚有几张当票,但非急需物,以后再说。
  接着,“太太却和他苦打了一仗,把他兄妹逐出家门和他离婚了,这给他精神和病体极大的打击,使他没有了温暖,失去了安慰,在他乡异域,断绝了一线生路”。(参见《中国公论》第十卷五期的有关文章。)高深死后三个月,《兼差》在北京问世了。人们发现在他的小说里,几乎离不开贫困和饥饿的描写。《兼差》共收小说六篇,连那篇带点浪漫色彩的《新秋》,写一个肺病患者和白俄少女的恋情,实际两个人也都是病与贫的化身,那美丽的少女不过是个乞丐骗子。《兼差》更集中写一个小职员的悲惨命运。男主人公是个文书,每月薪金养不活妻子和女儿,下班之后得兼差去拉人力车。拉车时他最怕碰到熟人,偏偏让他碰到同事和上司,最不堪的是让他碰到自己的女儿,而失学的女儿,已沦为暗娼。高深笔下的这幅饥饿图,令人读了喘不出气来,然而又是非常真实的。高深吐着血在描绘善良人们的饥饿,他甚至不及写出自己吃妻子奶汁的细节来。高深是死不瞑目的。
  限于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高深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但是,他有勇气为“大东亚共荣圈”治下的平民作一幅真实的生活写照,已经值得称道了。书中没有歌颂皇军的话,有的地方甚至写到日伪军的专横,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也隐隐约约地写到一个不屈服的女中学生,那是沦为暗娼的少女的同学,最后她下落不明,据说犯下了可以枪毙的罪。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查明作者创造这个人物的意图,也不知原稿是否经过日伪当局的删节。总之,这是小说中的一线光明,可以引起读者的种种联想。
  高深是一个刚刚闪露创作才华便不幸陨落了的星辰,他的《兼差》也还有不够深厚成熟的地方,但是把它放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说之林,我看是当之无愧的。

  《弃余集》与《窥天集》

  三十年代在北平有一位喜欢写书评的作家,常常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以及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刊物《文学杂志》上发表书评。他的名字叫常风,是一位研究欧美文学的学者,也曾经协助朱光潜编辑过《文学杂志》,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更是一位热情的鼓吹者。
  1944 年6 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书评集《弃余集》(见图79),作为艺文社编印的“艺文丛书三”。这套丛书还有周作人的《书房一角》、废名的《谈新诗》、闻国新的短篇小说集《落花时节》等,一般说都是格调不低而又可读的书。作为文艺方面的书评集,我们平时还不太容易见到,常风先生的《弃余集》具有先行的意义。
  作家萧乾当年写过一本《书评研究》,常风也有志于此。他在战前数年几乎成为职业的书评家,不知评过多少文艺书,带给读者多少有益的启示,《弃余集》便是这段时间所作书评的结集。对于书评,他以为同文艺批评还不太一样。书评可称批评的一种,但不等于批评。批评的视野比书评要广大,“批评所着眼的是作者的整个精神活动,是比较抽象的理论,是从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来阐明一种文学批评上的学说。书评却不必这样多,它只是着眼一本书就够了。书评也需要有理论,它也许是根据某一点理论来评论,但它却不必直接来称引”;甚至提出书评无妨注意书的枝叶和细节,“若干新作出版了,这就需要书评者来赶忙看了,将这些新书不论好坏,告诉给读者,那些书值得他去购来读,那些书不值得他花费精力与财力,那些书有什么可取,那些书有什么可议的地方”。(《弃余集·书评家的限制》)常风的书评和他的关于写作书评的经验,对于我们仍有参考价值。
  《弃余集》里涉及中国现代作家的专题有老舍、张天翼、朱自清、萧乾、李健吾、巴金、叶圣陶、艾芜、茅盾、顾一樵、萧军、周文、王统照、杜衡、阿英、左兵、陈铨等人,论及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近二十本。此外,还有关于翻译作品和外国作家的书评,如斯诺编的《活的中国》、朱湘编译的《番石榴集》等。欧美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是常风先生关注的两个方面,多年来他就是如此执著地为读者工作。作为《弃余集》的一名读者,我从常风先生的书评中受益匪浅。
  1948 年5 月,在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正中文学丛书”中,常风先生又出版了一本《窥天集》,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这一次不是书评集了,其中有论文、随笔和散文,是他在七七事变后所写文章的结集。作者在本书《后记》里说:“事变后头四年开始靠一点翻译工作过生活,由于一点情感上的原因不肯也不曾写过一篇文章。从22 年(1933)至26 年(1937)事变为止,几乎成了我的职业似的写书评自然而然也停止了。”这种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他写《小说家论小说》的时候,恰在所谓“大东亚战争”之后,讲到英美和朱德、毛泽东时,日本官方命令必得在字旁加上犬旁,为了避免这一野蛮的措施,他不得不别扭地写成“英吉利”,等等。
  书中收有《亚里士多德论悲剧》、《人间词话》、《你往何处去》、《关于苏曼殊》、《杜少卿》、《关于评价》、《关于传记》、《小说家论小说》、《小说的故事》,以及关于作家李克异的两篇散文《面纱题记》和《怀袁犀》。
  袁犀是常先生当年在艺文中学教过的学生,他认为作家的处女集《泥沼》是成功的,放在事变前的创作集,如巴金编的“文学丛刊”中,一定会得到很高的评价而毫不逊色。记得抗战胜利后,我在天津的《大公报》上,还看到常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似乎是《一个知识阶级的心理演变》,叙述了抗战发生以后,他在北平八年的生活经历,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沉痛而爱国的回忆。
  近四十多年,常先生在山西大学执教,前几年我还看到由他主持执编的欧美古典优秀散文选两册,前面写有一篇很出色的前记。

  《消息》半周刊

  抗战胜利后,夏衍同志在上海主持复刊《救亡日报》工作,改名《建国日报》,仅仅出版了十二天就被国民党市党部查封了。1946 年4 月7 日,他又主持创办了《消息》半周刊(见图80),十六开本,每期十六页。每逢周日、周四出版,编辑人宋明志、丁北成,实际是姚臻、方行。夏衍在《懒寻旧梦录》(1985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说:“我们决定办一个‘匕首’、‘投枪’式的小刊物,但还是要争取公开合法。从正面说,目的当然是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但这样一个小刊物,不可能登长篇大论,所以用它来讽刺和揭露一切反动小丑,反而可以起《周报》、《文萃》所不能起的作用。”《周报》是柯灵、唐弢主编的进步刊物,《文萃》是黎澍等同志编辑的党办的刊物,两刊都以论文为重。《消息》半周刊以短文甚至以内幕消息为主,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的一切丑行和反动措施,实际是向广大读者公布国民党发动内战、反人民的一些背景材料。借此也宣传了我党的主张和介绍我解放区的情况,其中包括一些党的领导人的情况。这个刊物比较讲究宣传艺术,标题不那么呆板,如《延安也有美国兵》、《共产党的“骂”》、《CC 与CCC》等,很吸引人。第十期刊有《中共宣传部长“衣锦还乡”》,副题是“新华日报出版有期”,以此来报道中共代表团已经到达南京的消息。
  陆定一是江苏无锡人,这就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而“衣锦还乡”原来就是打了引号的。所以从形式上看,《消息》半周刊的版面显得有些零碎,其实这正是体现刊物特点的一种灵活性,也是争取刊物合法化的必要手段。创刊号没有什么发刊词之类的话,仅仅在以后出现的《征稿小启》中,提出欢迎“言之有物,反映现实”的通讯、小品、杂文、图片。不要论文和小说,正是体现夏衍同志提出的“匕首”和“投枪”式的特点。刊物以内容取胜,又照顾到国统区读者的欣赏习惯,因此问世以后不胫而走,很快就发行到两万册以上,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惊人的。
  夏衍同志提到:“当时,国民党已经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了青年党和民社党,敌伪时期和汪精卫勾结过的青年党头子李璜又跳出来拥蒋****。
  过去一直留在上海的方行找到了一首李璜和汪精卫的唱和诗,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把这首诗发表出来,作为青年党叛国的证据,还故意恐吓他说:‘本刊藏有不少李某与汪逆来往函件及唱和诗词,这些小丑如继续颠倒是非,兴风作浪,本刊即将继续将此类材料制版发表。’……”按此文登在1946年4 月25 日出版的《消息》半周刊第六期,题名《曾琦梁鸿志唱和录》,作者署名“古董家”。夏衍同志把曾琦的名字误为李璜了,把伪行政院长梁鸿志的名字误为汪精卫。曾、李都是青年党的头目,汪、梁都是大汉奸,事实和性质都没有错,估计夏公手头没有这份刊物而记错了人名。在文章的最后,果有夏公所述的话:“曾先生近年墨宝,敝古董家搜罗尚丰,读者有兴趣,鄙人当徐徐制版抄录而公诸于世也。甲申后三年,天昏地黑之日。古董家撰于上海。”这种善于利用敌人的材料,从事宣传斗争的技巧,正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才略,而夏公一生究竟用过多少笔名呢?”古董家”又是这不计其数中的一个。为了斗争的需要,夏公的笔名确乎难以统计,所以前些时候报上刊出一个确数,我是表示怀疑的。
  夏公又提供:“这份小刊物是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资助了‘一根大条’(黄金十两)而办起来的。”《消息》半周刊当然是由党组织和党员办的刊物,但是如果当时没有“开明绅士”的资助也许就办不成,夏公不忘旧情地在此记上一笔,体现了我党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传统作风,是非常有意义的。当年支持这个刊物并应约题字的民主人士,夏公提到了黄炎培、朱学范两位,此外还有马寅初、阎宝航、章伯钧、梁漱溟、施复亮,以及郭沫若和田汉。写文章的则有叶圣陶先生。马寅初的题词是:“国破人亡,民穷财竭。”陶行知题诗两首是:“说是人民第一,弄得没有饭吃。指望内战快停,愿您传此消息。”“我从首都经过,自由尚无一滴。前天到了上海,喜见民主消息。”诗中两见《消息》的刊名。《民主》,可能是指当时马叙伦、郑振铎合编的进步刊物。这里都有双关的含义。
  1946 年5 月23 日,《消息》半周刊出版了十四期以后遭到查封,历时共一个半月。夏衍同志亲切地称这个刊物为“小草”。而为了这株“小草”
  贡献独多的姚臻同志,在“文革”中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是不能不令人深以为恨的。

  《烽火十城》

  《烽火十城》,徐盈著,1946 年6 月北平文萃社出版,由西长安街的中外出版社总经售。(见图81)所谓文萃社,实际只是当时代印上海《文萃》北平版的一位同志经营,得到了军调部中共办事处的支持。徐盈先生是《大公报》名记者,当时与夫人子冈在《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工作,这是他的一本报告文学集,或者说是他在抗战胜利后新写的一部特写、通讯集。徐盈于抗战前在报界就享有盛名,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又没有放弃过小说创作。
  他的文学修养是一般记者中少有的。同时他还进行过某些专题研究,如对中国著名实业家的考察和研究,等等。这样,他又成为一位富有学人品格的新闻记者。然而,他主要还是写报告文学。这固然是职业的需要,说到底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因为徐盈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抗战初期,他同子冈已是地下党员了。后来在重庆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烽火十城》正是他在北平工作初期,跟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采访而写成的专题报告集。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抗战胜利了,人民要求生活安定,国家富强,而国民党则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企图消灭共产党,发动了内战。徐盈在《烽火十城》一书中,特地在书端摘引了英国作家迭更斯在《双城记》写的《开端》——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觉得作者借用这一段话来概括当时的形势是很恰当的,那的确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对于反动派来说是绝望的冬天,对人民来说春天已经不远了。
  全书标题如后:《北平调处执行部》、《从张家口说起》、《张家口人物速写》、《集宁风砂》、《从济南看山东》、《彭城走马记》、《大河南北》、《归绥一瞥》、《太原印象》、《延安的春天》、《“中原战事”以后》。作者以民间报纸的一位记者,随时与美军、国军和中共军事人员接触,又不能暴露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身份,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感情。在他的报告文学中,非常巧妙而自然地流泻着这种感情。他愿意不动声色地传达出心底隐藏着的希望和愉悦的心情。这是一本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报告文学集,连书名也带着历史的烟云。历史已逝,那难忘的斗争仍然吸引着我们。
  最有趣的是,在五天之内,他曾经跟着美国五星元帅马歇尔将军的专机,先后到了解放区的张家口与延安。作为党员的徐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在张家口见到了分别八年的丁玲,还有新结识的萧三。“丁玲带了一个皮帽子,穿着士兵大衣,萧三则穿着舶来品的皮短袄。”他不能畅写所见所想,包括他从飞机上最初看到了延河,也不能为之欢呼。他要尽力表现得冷静和“客观”。
  作者善作人物速写,他在书中写了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贺龙、萧克、成仿吾、董鲁安等人。他还写了傅作义、阎锡山等美蒋军官。在延安他只能停留一夜,宴会餐厅是用马灯来照明的,他在马灯下见到了主人毛泽东、朱德,还有活跃在宴会上的江青:“江青女士从在飞机场上迎接马歇尔的一刹那起,不论到那里,她都形成为一个中心人物。……她方从重庆医牙归来,她说重庆的物价吓死人,她又说在那里看了两次话剧,很不错。记者问她今后是否还要从事话剧演出,她想一想说道:“如果团体让我去做,我就做,如果不需要,就不做。’”我不知道“文革”当中,徐盈先生是否为了这段文字吃了苦头,也不知道“造反派”和江青本人,是喜欢他这样的描写呢,还是很不喜欢。
  很久不见徐盈先生了。他身体不太好,正在家中休养,很想去问候他,并同他聊聊《烽火十城》的事。

  女作家施济美

  一部形成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在也挤不下众多作家的名字,所以某些作家和作品尽管流行一时,也只能时过境迁,随风而逝,人们忘记了也就忘记了。这不能责怪史家。但是,对于文学史家来说,又不能只着眼一流作家的作品,否则何以断定谁是一流?谈史论文凡在大处无创见者,往往也正是忽视了无数个小处的结果。若是写某一阶段的详史或研究某项专题,更不能大而化之。
  1990 年第三期《随笔》杂志,刊有一篇补白《施济美》,施是一位四十年来未见提及的女作家的名字。作者说,施在四十年前的上海,与女作家张爱玲齐名,在读者当中曾经形成过一批“施迷”。笔者当时不在上海,不敢轻易断定如何,如果讲起沦陷区上海的知名女作家,除了张爱玲、苏青以外,应该数施济美了。三位女作家在抗战胜利后仍有新作发表,比较活跃的反而是施济美。那时她才二十几岁,正是创作力旺盛的时期。1947 年5 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凤仪园》(见图82),似乎是她的第一本书。
  据说她又有小说集《鬼月》、《莫愁巷》问世,笔者未见。
  施济美的作品对象,主要是城市青年。她的文笔流畅俊美,还含有一点幽默感,而大部分主题都离不开家庭和学校、恋爱与忧伤。这很适合当时城市青年的口味。她的作品就如她的年龄一样,生活阅历太浅,很多故事都是虚幻的,美丽而不真实。读她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写《鬼恋》的徐讦,或当今写纯情小说的台湾女作家琼瑶。生活天地狭小,观察社会生活的深度不够,但作品里却保留着少女的一种纯真。她的小说大体也属于纯情小说一类。
  读她的小说,也不知道那些故事是发生在战前还是战后,即以中篇《凤仪园》来说,只是讲一个青年家庭教师与单身主妇之间的爱情故事,最后当然是个不了了之的结局。作者讲她所以要写小说和出书,正如她喜欢珍藏幼时的用物一样,在她那家传的樟木箱子里,“锁着多少个昨天,和昨夜的月亮、太阳、星星和年华”。总之,如果一个作家抱着为创作而创作的理想,那么很可能什么也讲不清楚。然而,她的作品也不是一无是处,如短篇《蓝天使》、《痴人的喜悦》等,刻画小市民的心态颇为生动,证明作者熟悉城市生活,且有能力表现他们。《蓝天使》讽刺了一对爱虚荣而又自私的母女,从侧面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危。《痴人的喜悦》写小职员生活的悲辛,带点酸味的幽默。作者也发表了不少散文,风格近于清丽典雅的一派,可惜不曾结集。
  据《随笔》上的文章介绍,上海解放后,施济美加入了文协,还以笔名发表过诗,也参加过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开会时,她常常故意迟到,然后,悄然无声地坐在一角。“三十几岁,身材稍高,朴素清雅,还有些不易觉察的抑郁;虽然总是默默地微笑着。”应该说,她完全可以在新社会施展才华,也有可能加强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想不到“文革”初期,她不堪“造反派”
  对她的批斗污辱,同另一位也不曾结婚的同住女教师,打开煤气,一起“主动”地告别了人间。这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悲剧。

  丁玲编《长城》

  抗战胜利后,延安的一批作家出发到新区开展工作,那是个热火朝天的大时代,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去创造新局面。由艾青、江丰率队到华北去的队伍浩浩荡荡,最后到了张家口。作家孙犁在《<善暗室纪年>摘抄》中说,一路上队长分配他先打前站,后来又为女同志赶毛驴,“路上大军多路,人欢马腾,胜利景象。小孩置于荆筐,一马驮两个,如两只小燕”。丁玲和陈明、杨朔等人也以延安文艺通讯团的名义准备去东北。走了两个月,于1945年12 月到了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的张家口市,结果因东北发生内战,交通暂时阻隔,只好留在这里。这个时期,聚在张家口的作家很多,除了艾青、丁玲等人,连高长虹、陈学昭、萧三等人也在这儿。有的还从这里到国统区去工作,或者上了前线。孙犁同志从这里回到故乡冀中去工作。
  在《晋察冀日报》主持工作的邓拓同志,利用这个好机会,请丁玲主编报纸的文艺副刊。1946 年7 月,由丁玲主编的文艺刊物《长城》(见图83)
  也在张家口创刊了。在近年出版的《丁玲研究资料》(1982 年3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丁玲纪念集》(1987 年7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里都说,这刊物是由华北文联办的,不确,应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主办的。华北文联办的刊物是《华北文艺》,时间要推迟两年。所谓华北文联,那是1948年8 月,晋察冀边区文联和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合并以后成立的华北文艺界协会,地点不在张家口,而是在石家庄的冶河镇,刊物的主编人是欧阳山。
  丁玲同志编文艺刊物的经验是丰富的。她在延安便编过《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早在1929 年她就在上海与人合编过《红黑》,稍后又主编了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那时她还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已经闪露出她的文艺才华和组织才能。丁玲的性格没有旧式女子的闺阁气,她是一个热情奔放而又能干的女战士。
  《长城》十六开本,封面由美术家江丰设计,丁玲写了《编后记》。她说:“刊物取名《长城》,是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独立的目标上团结起来,保护革命的胜利的意思。”她希望刊物多发表通过艺术形象正确反映现实的作品,更注重真正大众化的作品。她还透露刊物的编委有丁里、艾青、江丰、沙可夫、康濯、萧三等人。丁玲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政论《海燕行》,热情地称赞了国民党起义空军刘善本上尉的正义行动。
  刊物发表评论、创作、诗歌、美术、歌曲、翻译等。显然是大型的综合性文艺刊物的规模,还是继承了左翼文艺刊物的传统,然而又保持了解放区出版物简朴的特色。读者对这一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出版物倍感亲切。创刊号有周扬、艾青、华山、刘白羽、秦兆阳、徐懋庸的文章,丁玲说外面的来稿不多,熟人的作品多了些。《长城》第二期于8 月出版,沙可夫、欧阳凡海、康濯、田间、水华、陈学昭发表了作品。这也是终刊号。9 月初我军放弃了张家口,刊物只好停办了。
  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张家口集中了那么多知名的作家,文艺活动也开展得比较活跃,值得人们回忆。两期《长城》只能是历史的片断,这对丁玲来说却是一个珍贵的纪念。

  新文学家的祝愿

  “五四”前后,京剧作为旧戏曾经被部分新文学家所不齿,甚至想把它作为封建余孽的颓靡之音而推翻之,完全代之以新剧。这当然是绝对化的观点,一种过激之词。
  “五四”以后,我国新文学家中不乏重视古代戏曲遗产者,如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等人,他们善于同戏曲演员合作,推进了旧剧的改革。另一方面旧戏曲演员中的有识之士,亦乐于同新文学家合作,吸取新的营养。这些先进人物中就有周信芳、程砚秋、梅兰芳等人。
  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的戏曲舞台上发生了两件轰动全国的事,即梅兰芳、程砚秋的重登舞台。两位京剧戏曲演员出于爱国的要求,已经息影舞台多年,现在欣逢日本投降,重又粉墨登场。这是中国现代戏曲史上值得纪念的一段佳话。两位大艺术家的道德规范和人格力量,也许超出他们艺术成就的影响,这次演出活动深深地吸引了大众。人们都知道,梅兰芳拒绝敌伪的威胁利诱,蓄须明志。程砚秋则迁移北京青龙桥郊外,习农隐居。他们在侵略者面前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尊严,以维护民族的荣誉。这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也是值得骄傲的一页。
  为了反映广大戏曲观众和文化界对程砚秋的这种热烈的感情,十六开本的《程砚秋图文集》(见图84)应时而生。图文集附有彩色剧照多幅,光程氏的生活照及历史照片就有六七十幅之多,即在当时也是显得十分珍贵的。
  从当时的印刷条件来看,堪称一本优秀的纪念册。出版的时间是1946 年11月。
  图文集中执笔的人很广泛,文学界的朋友有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吴祖光、周瘦鹃、姚苏凤、陈灵犀等人,戏曲界的有俞振飞、翁偶虹等人。程砚秋在卷首写了《希望与感谢》,除了回答人们对他的热情关怀以外,他特别讲到多年来便已经感到京戏是必须改良不可的,而七七事变,突然终止了他正在进行的这一工作。他说:“数年来,砚秋蛰居青龙桥畔,心情的冷淡,几乎忘了我的本身职业。”此文未见《程砚秋文集》收入。
  我们很少机会看到郭沫若关于京剧的发言,他特地为程砚秋写了一段题词。他写道:“平剧是吾国戏剧之民族形式中最称洗炼者,确为宝贵之遗产,值人珍视。以余度之,必将永存而不至磨灭。”京剧存亡问题,看来在四十多年前便已经议论纷纷,而郭沫若的态度却是十分鲜明的。题词不长,当是郭氏佚文中有意义的一页。田汉写了《寄语砚秋》,他的文字坦诚直率,如闻其声。他似乎并不赞成程氏仅仅献身于舞台,更寄希望程氏在戏曲改革方面多做工作。他明确地提出:“砚秋已过中年,此后似不必专在红氍毹上与人家争一日短长,不如断然奋臂作改革先锋,更足千秋也。”洪深文章的题目是《中兴的力量》,当然也是寄厚望于程砚秋,因为他看到当时的京戏已处于颓势,正在没落之中。结合当时的国势和时局,人们希望戏剧是战斗的,而不是歌舞升平。新文学家们的这种感慨并不是多余的。洪深还回忆了他同程氏多年来的交往,在抗战八年的流离生活中,他还保存着战前程砚秋为他书写的一柄扇面。欧阳予倩先生写了《怀念程砚秋先生》,他说当年与程初见,这位一代名优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二十年代中期彼此重会于南通市,1933年又在世界花都巴黎重逢。他们是戏剧事业上的伙伴,见面时就互相讨论戏剧问题。吴祖光的《我的祝颂》,以抒情的笔调描绘了当年一个燕市少年,在前门外的戏馆里做过的梦。那是些永远充满幻想、似醒而未醒的梦。所有这些作家的笔墨,均不见诸家的文集之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间失落的。
  无论是研究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还是研究新文学作家与京戏的关系,这些文字都是不应忽略的史料。
  《程砚秋图文集》所以编得这样丰富多彩,还要归功于两位报界老手即文艺副刊专家唐大郎和龚之方。这本图文集充分显示了他们的编辑才能。

  关于《大家》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出版的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但严肃进步的刊物最多能维持几期亦便烟消云散。《大家》创刊于1947 年4 月(见图85),到6月出版到第三期终刊。预告原定由柯灵、桑弧主编,因他们忙于其他而未果,改由龚之方负责,名义上主编者是唐云旌,笔名唐大郎;发行人是龚之方,实际他是这一刊物的总设计者。这是他们两位继《程砚秋图文集》后的又一次合作。
  创刊号的《编后》说:“眼前,书坊中畅销的是专给堂子里姑娘枕头边消遣的书刊。……在我们还觉得可以一看的都先后夭折了。……我们有的是一股傻劲,始终没有想到要迁就环境。《大家》月刊还是有我们自己的风格,综合性的取材,尽可能做到轻松明快,不让读者感到沉重;趣味是不可少的,实质也不能不顾到。”这大概就是《大家》的办刊宗旨了。
  创刊号向读者郑重推荐了赵超构(笔名沙)先生的短论,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赵先生仍以笔名林放在《新民晚报》撰写短论。同时推荐的还有张爱玲的小说《华丽缘》,编者指明这是她继剧本《不了情》之后,于抗战胜利后的小说“试笔”。此外的作者还有凤子、袁水拍、黄裳、吴祖光、钟子芒、桑榆、石挥等。此后又有茅盾、马国亮、桑弧、徐淦等人的作品。张瑞芳发表的散文《冰天雪地的春天》,是从东北吉林写给友人的一封长信。
  那时她正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在内战的炮火声中拍摄影片《松花江上》。当时她写的几篇关于东北的通信,包括写伪“满映”情况的散文,都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大家》和同时期的文艺刊物《清明》(吴祖光、丁聪主编),都是由龚之方筹措了一笔经费创办的。《清明》出了四期,《大家》出了三期,筹款全部赔光,刊物只好关门大吉。龚先生年过八旬,现定居苏州,常走京沪两地。1990 年我在北京见到他,依然满头乌发,以乘公共汽车在京访友为乐。
  五十年代他曾经在北京参加《新观察》的编务。应国靖著《现代文学期刊漫话》一书,怀疑龚先生已故去,这是没有根据的。前几年,他还为海外报纸的副刊撰写专栏,介绍京沪文化界的近事,以及社会风情,文笔轻松,趣味盎然,是理想的专栏小品。也许正是由于龚先生的总体设计,《大家》也是注重美术的一份文艺刊物,丁聪、张乐平、张光宇、陶谋基等画家均有作品发表,增加了刊物的艺术趣味。
  主编唐大郎所说的不忘刊物的实质,这从每期首页的杂文的专栏《是月也》也看得分外清楚。这都是些短则十几个字,长则不超过百字的三言两语,很多利用了官方的言论,立此存照,反戈一击,是极有说服力的讽刺文章。
  从中可以看出刊物怎样在关注着时代和社会。如:北平大搜捕,一夜之间,共抓获“不良分子”二千余人。又如:北平大搜查声中,警察局长汤永成对报界发表谈话:“搜查者对人极有礼貌,一切不礼貌之举,皆加惩处。”又如:蒋主席书告同胞,“闭厂、罢工,皆非所许!”不必注释,读者一眼便能看清矛头的指向。这种嬉笑怒骂的零言碎语,出自龚之方的手笔,表现出作者观察敏锐的报人本色。
  大郎先生已于1980 年病逝。1983 年10 月,香港广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旧体诗集《闲居集》,署名刘郎。这笔名也反映了他的风趣,因夫人姓刘,借以表示他对妻子的忠贞。这本诗集语多诙谐,却道及近半个世纪以来作者的交游和思想感情,涉及的人物不下百余名,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上海文化界的掌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例如《危楼记》一首——
  危楼一角许同凭,侍诲当初辟视听。
  依旧刘郎诗味活,几时公眼再垂青。
  注云:“这是我于1974 年初夏为了寄怀夏衍先生写的一首绝诗。那时,听说夏公被瘟神们折磨了将近十年之后才放他回到家中。我写了一封信和这首诗托在京的友人送到夏公手里。直至两年半以后,方始收到他的回信。信上说,读了我的诗,有‘山阳闻笛’之感。”作者回忆1947 年吴祖光、丁聪合编的《清明》时,编辑室是一陈年旧屋,“所以我把它唤作危楼。这是一层意思。另外,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到编辑部里来的又都是进步作家,祖光的文章里谈到夏公不但是这里的常客,而且还招集一些人在室中开会,分明是担风险的地方。这就是危楼的第二层意思。”唐太郎当时也常到“危楼”坐坐。“即使像我这一块料,夏公对我从不歧视,也从不顾忌。到了上海解放,他对我表现了极大的关怀,所以他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仁厚长者。”
  这是一位党外人士对于一位党的文艺家发自内心的感情。

  愤怒的联语

  那是北京东安市场还有旧书摊的时候,我常常在那里买一点别人弃而不置的小册子。有的只有几页或几十页,价钱也只几角,我却非常珍视它。因为这虽然是逝去的历史,可总留下了自己的一点联想和怀念。这是旧中国学生运动时期的书刊。这些书刊常用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出版,大体是地下党或进步团体和个人印行的。限于当时斗争激烈的环境和经费困难,这些出版物大多是急就章,一方面印刷简陋,一方面却也显示战斗的色彩,有的封面上只用红色印着几滴血迹,也是无声的抗议。
  《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见图86)是其中分量较重的一本,足有二百余页,印制精良,还有画家丁聪作的一张封面图:一个愤怒的青年挣脱开手上的镣铐,高高举起一支火把。
  一二一事件发生在1945 年底。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该都还记得烈士们牺牲的那些日子,曾经在人们的心底掀起多么巨大的波浪。于再等四位无辜青年的血进一步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从而认识到谁是发动内战的元凶,谁是扼杀民主的祸首。烈士们的血照亮了人们前进的路,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反对国民党独裁、争取民主的行列里来。
  这本书以郭沫若的《历史的大转变》代序,还有于再等四烈士的传记,以及《惨案经过》、《入殓记》、《各地追悼记》。此外便是悼文、葬仪、诉状、烈士遗影等等。最难得的是挽联部分,取自上海、重庆、昆明等三个地方,占了全书近一半的篇幅。这种形式历来在书刊中作为附录,人们习惯地把它看成一般的应酬文字,然而,这些挽联正是民主力量运用的一种战斗武器。
  一二一运动中的挽词和挽联一部分出自当年民主运动领导人的手笔,这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是不易见到的。
  宋庆龄写的挽词是“为民前驱”。柳亚子先生写的是:“九龙池迥,蔑子坡平,更为滇都增痛史。鲁迅湖澄,钱塘江阔,忍从歇浦奠英魂。”于再烈士是杭州人,殉难在昆明,这次追悼会是在上海举行的。
  沈钧儒先生在“献给死者和生者”的联语中写道:“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
  张澜和梁漱溟写的是:“为反内战而牺牲,真成痛史;试思中国之命运,能勿忧心?”
  黄炎培的挽联通俗动人:“学生在学校里座谈,暴徒在群众中掷弹,是谁支使那个凶手?最高学府何等尊严,青年生命何等宝贵,请你们扪着自己良心!”
  李公朴写道:“四位民主战士,你们死去,你们永远不会死去。一群****魔鬼,他们将来,他们已经没有将来。”此联语书写不久,李先生亦在昆明以身殉于民主事业。这是敌人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民主老人马叙伦写了悼文《悼昆明民主运动死难烈士》,还写了悼诗《挽歌》,是一首悲壮的七言长句,诗曰:“志士一瞑偿其志,所勉后死毋徒悲,四子已入光明史,遗血殷红在国旗……”
  作家柯灵、唐弢写道:“居然杀了你,于先生、于先生,在这般时代,有如此国家。切莫放过它,刽子手、刽子手,既不许自由,讲什么民主。”
  还有一部分挽联出自普通群众,或者工人之手。这样的联语也许文气不足,也没有引用什么典故,但是一针见血,爱憎分明。这些联语的署名往往是“一群接线生”、“一群酱业职工”、“一群银钱业从业员”、“一群生活比战俘还不如的‘自由人’”、“一群女士”等等。例如“上海的一群五金业同人”的挽联写的是十足的白话,却能讲到问题的实质:“这是什么天下,教授学生遇此屠杀。竞有如此政府,凶手主犯任其法外。”有的群众更简练地以四个墨写的大字道出这血腥的罪恶是“党国所赐”。这样的挽词,挂在烈士追悼会上,怎能不激起人们声讨敌人的怒涛。所以愤怒的青年学生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今天你们敢打进民主堡垒,明天我们就倾覆法西斯巢穴。”这是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一副挽联。
  《一二·一民主运动纪念集》,1946 年11 月由上海镇华出版社出版,于再纪念委员会编辑,这个出版社其实是虚拟的,因为镇华是于再烈士的原名。据知这书是于再的妹妹于庾梅及妹夫顾家干编辑并自费出版的。于再是中共党员,曾在延安学习过。那次在上海开的追悼会,是以家属名义举行的家奠,实由地下党领导。这是一次正义的进军,给国民党的打击是沉重的。

  《围城》的封面

  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由于电视剧改编的成功,如今已是众人纷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赶印了六万册,以应书市的急需。
  《围城》的初版本,1947 年5 月上海晨光公司出版。(见图87)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中的一种,封面设计都是统一的,每一种只要更换书名和颜色,以及右下方的一幅画即可。比如徐志摩的《志摩日记》和老舍的《老牛破车》,右下方都用了作者的照片,而《围城》由丁聪作画。但是,书中并无说明,以至多年后连画家也忘记此事。丁聪用十分简练和流利的线条,描画了一对背对背的男女半身肖像。男主人公手持烟斗,颇具绅士派头。当年丁聪为很多文艺书刊设计了封面,常作人物半身削像,如骆宾基的小说《混沌》,以及凤子编的《人世间》等都是。我曾经问过画家何以如此,他说如果人物画成整身,或再加上环境描写,岂不成了书籍插图?反之则可突出地刻画人物形象。我为他补充说:“你的封面人物画,给人一种雕塑的趣味。”其实这也是我四十多年前读他封面人物画的感觉,只是那时我们并不相识。
  1948 年9 月《围城》再版(见图88),封面画换过了,亦无说明和介绍。
  换上的似乎是一幅绘画或文学插图,看不清画中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画中一男士坐在桌旁吸雪茄,一女士背向男士伏在柜前面壁凝思。我以为这幅画不如丁聪的设计单纯、鲜明。直到前几年,我偶然读海外的报刊,见到有人介绍英国现代画家华尔德·理察·锡克特,所附的插图正好是《围城》再版本用的那一幅画,标题为《烦恼》。这是一幅油画,它同丁聪的设计有相通和巧合之处,都是在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和烦恼,而且主人公都是一对男女。这是不是就很典型地体现了《围城》的主题,也难说了。
  据介绍,华尔德·理察·锡克特(1860—1942)是英国印象主义派画家,受了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影响,他也走进“外光派”的行列,即这些画家都喜欢直接利用室外的自然光来作画。他定居英国,但每年都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借以了解世界美术的新潮流。他善于作风景画,主要表现光的效果和某种气氛。1914 年创作的这幅《烦恼》,是着重描写室内场景和人物心理动态的肖像画,颇受时人重视。《围城》再版本选用它来作封面,当然是借用它的讽刺和象征意味,这与书的总体气氛也是吻合的。也许它的内涵比丁聪的设计丰富些?
  我在1949 年3 月出版的《围城》第三版扉页上,又见到DG 创作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博士装男士,一裸女,一条远洋客轮。博士帽、文凭、论文、洋装书和笔均已腾空而飞。看来这也是为了呼应书的内容而作,不过稍欠含蓄,美感无多,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类如蛇足了。
  198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排修订本,排除了先前设计的一切因袭,封面完全改观,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更不要说人物图影了。方鸿渐究竟什么样?
  孙小姐、苏小姐又究竟什么样?画家也难以执笔,不过这个封面又过于庄重和古板了,甚至可以说缺少文学书的意味。

  《春寒》种种

  夏衍同志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春寒》,是1947 年11 月由香港人间书屋印行的。(见图89)我收藏的一本得自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书品极佳,就像是刚刚印出来的一本新书。淘旧书的人难得碰到这样的好机会。
  小说描写抗战初期至皖南事变这一时期,在广东战区的青年们参加救亡工作的情况。书中写到他们思想上的苦闷,也写到他们的感情生活。小说刚一出版,同年12 月13 日香港《华商报》便发表了作者夏衍的《关于〈春寒〉答读者五问》。最主要的一点是,一位读者向小说作者提出:广东的抗日先锋队组织在当时已相当活跃,是有目共见的,为什么作者在书中只提到他们的被捕,并没有展开去写他们的活动?作为一种读者意见,按说什么要求都可以提,但是,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来说,这一要求就值得研究了。这让我们联想起后来对电影《武训传》的某种批评,即批评者不就作品产生的时间环境而论,也不顾作者创作构思的规律,专门来责难影片何独只写武训而不去写农民起义的领袖宋景诗?宋景诗当然应该写,可那是另一部影片的任务。
  至少这种批评有点求全责备。当时,夏衍同志还是作了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读者的意见。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本书一开头就决定了以少数外来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其间几次想多写一些‘抗先’的故事,我所知的材料就如‘后记’所说,可以另外写一本小说。这本书写于整风运动之前,你所指出的无疑的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了。”夏衍同志的这一回答,当然可供我们参考。
  1980 年,我写了一篇《夏衍的诗作》,收在拙著《书边草》中。夏公收到我的赠书后,于1982 年3 月14 日写给我一封信,内容与《春寒》有关,今摘录如后——
  有一篇文章提到我,累你“遍查”了我的著译目录,居然给你查到了我写的诗,但是,你只查对了一小半,一大半还是“中了我的计”。现在应向你坦白一下了。《春寒》中吴佩兰流亡途中在船上写的那首“不像诗的”新体诗,的确是我自己写的,但后面萧琛写的那两首七绝,就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抄”来的了,这两首诗是我的一位同年辈的朋友写的,我很欢喜,抄在本子上了,后来写到这个地方,“灵机一动”就用上了,——当然后来出单行本时征得了作者的同意。老实说,我写不出这样的好诗。
  这位写诗的朋友是作家钟敬文,但钟先生已不记得了。后来林林同志在桂林查阅《救亡日报》,终于发现钟先生发表的旧诗中有此两首,复印了一份,带回北京。钟先生一见方才恍然。他对笔者说:“还是老夏的记忆力好。”
  此亦有关《春寒》的一段掌故也。
  前几年,我在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了黄蒙田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春寒〉及其他》,谈到他偶然经过坚道而想起当年并无其址的人间书屋,并忆及《春寒》出版时的某些细节。人间书屋是由几位有理想又不得不日夜为衣食而奔忙的穷知识分子所经营的,其中就有木刻家新波同志,他又是人间画会的创办人。黄蒙田先生当时是书屋同人,也是画会成员。他告诉我们,《春寒》的排印本,“不是原稿也不是剪报,而是别人的手抄本,经过作者修改、润色和校正最后清样。这手抄本是章道非女士到图书馆借了《大众生活》抄下来的。她是新波夫人。”这一情景让人联想到当年人间画会和人间书屋青年同人的奋斗精神,不禁怀念起作为共产党员的新波同志。到今年,新波同志已经逝世十年了。
  十年前,我曾将自存的《春寒》初版本送请夏公签名留念。他用墨水笔写了如下几行——
  韬奋同志在香港办《生活》周刊,曾连载茅盾同志长篇《腐蚀》,哄动一时,《腐蚀》完稿后韬奋同志命予滥竽充数,乃有此作。三十年后见之,更增惭汗,致此数语,供德明同志一笑。
  夏衍1979年9月
  题语中的《生活》周刊,是《大众生活》之误,所谓三十年后更增惭汗,我想是谦词。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文学的人们,当会作出公允的评价。

  悼念朱自清

  1988 年是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收到张守常同志寄赠的由他编辑的一册哀念集《最完整的人格》(北京出版社),颇为珍视。这是一本有特色的书,它不是遍收当代人新写的纪念文章,而是专收当时人们写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文献价值和时代色彩。
  朱先生逝世的时候,正是国统区黎明将至的最黑暗的时期。他的死曾经震动了整个知识界,人们呼出:“不该死的人死了,该死的为什么不赶快死掉!”当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还可想到当年的激愤,好像又回到那个斗争激烈的年代。这本书当然可以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朱先生的基本资料,但它又不是书斋中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料。
  朱先生的逝世与悼念闻一多先生的活动,在文艺刊物中的反映有不相上下的规模。为了悼念朱自清,朱光潜先生在北平的《文学杂志》上编了一个专辑,在上海则由臧克家先生于《文讯》上编了一个专辑。两个专辑都表现了编者的政治热情,编辑方法也是出色的,除了文章之外,还有图片、手迹、书信等。此外,《国文月刊》、《中建》杂志也有专辑,规模稍小。这些都已经反映在《最完整的人格》中。这些专辑针对朱先生在贫病中的爱国正义行动,把人们的仇恨和激愤都集中在国民党的身上。
  本书的缺憾是未见收有1948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文潮》月刊的专辑(见图90)。这个刊物一向标榜“纯文艺”,又是由官办的正中书局出版,所以不被人们看重。但是,朱自清逝世专辑是编得不错的。这个刊物的编委大多数是知名的作家、学者,如洪深、赵景深、冯沅君、李长之、顾仲彝、谢冰莹、赵清阁、罗洪等人。记得许寿裳被暗杀,《文潮》也有纪念图文。
  悼念朱自清先生的这个专辑同样有图片、墨迹、书简,还有俞平伯先生的挽词,朱夫人陈竹隐女士的《祭佩弦先生文》,朱先生女儿朱采芷的《寄给爸爸》,以及朱先生的遗文《青年与文学》、遗墨《怀平伯》等。此外,还有谈宜的《清华园里悼良师》,记清华同学会追悼会情况;谢冰莹的《自清先生二三事》。最为珍贵的是赵景深先生记录的一组发言,那是1948 年8 月30 日全国文协和上海清华同学会联合举行追悼会上的即席发言。在会上致词的有叶圣陶、胡风、许广平、陈望道、熊佛西、李健吾、杨晦、顾一樵等人。
  赵先生是一位知名作家,却喜欢发表一些文艺界座谈会的记录。他是有心人,手也勤,更不怕别人瞧不起。事隔四十年,我们重读这些记录能不怀着感激的心情吗?何况这些发言也都不见于各家的文集,有的内容又未必是不重要的。如胡风先生明确地说,他是受过朱自清影响的,特别是二十年代朱先生写的那首献给邓中夏的诗《赠A.S.》。
  《文潮》的这个专辑,谢冰莹女士曾参加组稿。但愿《最完整的人格》再版时能有所增补,以求全面,以存历史。

  叶圣陶纪念册

  我在琉璃厂旧书店的残丛中,捡到二十年代北平孔德学校印的一本国文讲义。这个学校同北京大学的关系特殊,校长由蔡元培兼,周作人、沈尹默、马幼渔、沈兼士都兼过课,钱玄同更长年住在学校里,学生多为北大的子弟。
  由这个学校编的国文讲义,其水平便可想而知了。教材印制得也相当讲究,一律毛边纸线装铅印,竖排,校订仔细,格式疏朗悦目。鲁迅的作品亦被收进过讲义,学校还赠给鲁迅先生若干册。鲁迅也到过孔德学校,找朋友来看书。学校在东华门附近,旧址现改为北京二十七中学。我保存的这册讲义,收有鲁迅、冰心、周作人的散文。叶老的四篇是:《伊和他》、《寒晓的琴歌》、《小岘的回家》、《没有秋虫的地方》。原书行将散页,旧纸却古色古香,我便抽出这四篇,衬以宣纸,加上封面,单独订成一册。前后又留出几张空白页,拟请师友们题字留念,于是我自制的这个新古董便问世了。
  最先请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题扉页,他以魏碑写了“圣陶散文四篇”,时在1978 年7 月。当然,还请了主人叶老题字。他写道(见图91)——德明同志寄示此册,始知早年之作尝为孔德学校之教材。今能回忆者,商务印书馆之新学制初中国文教科书第一或第二册选录拙作《阿菊》,时为一九二三年,不知与孔德学校印此四篇孰为先后也。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叶圣陶识。
  依我估计,孔德学校的讲义要迟于商务的二三年。
  唐弢题词是——
  早期散文,大都讲求意境情趣,而又带一点哲理。圣老四文,均不例外。此虽孔德学校教材,有选家主观爱好在内,要亦一时风尚使然,非个人选材时偏执之耳。
  诗人臧克家题道——
  读了叶老早期的散文四篇,我有许多想法。一般作家,到了后期,往往悔其少作,其实,大可不必。经历日富,技巧益臻成熟,这是自然发展,决不能以今非昔。少作有特殊情趣,老来此趣不可再得矣。圣陶先生是多面能手,小说,散文,书法,为世所知,少年所刻印章亦佳。吕剑同志前年曾集其刻石,订成印谱,叶老见之大惊,盖已忘却矣。我喜读叶老作品,更钦佩叶老为人,诚笃平易,朴实无华,交谊深厚,老而弥笃!
  端木蕻良写道——
  在少年时代,我是《火灾》、《稻草人》的热心读者。青年时代,我写的第一个长篇《科尔沁旗草原》,系由茅盾先生交与开明出版。第一次发排,毁于战火,开明重又付排。
  1936 年在沪时,承开明邀请聚会于福州路开明书店楼上,得与叶老、夏丐尊、周谷城、范洗人诸前辈见面。抗战军兴,又得与丰子恺、章锡珊诸先生相值。及今思之,开明书店对于当代青年不啻一座爱的教育的大学校,开明不啻是叶老的一座丰碑!德明同志锐意搜集文史书以报之。
  钟敬文先生题诗一绝——
  须眉如雪照人清,四海文流仰寿星。
  五十年前承奖挹,眼中人愧负先生。
  原来五十年前钟先生曾以《花的故事》投寄叶老主编《文学周报》,叶老予以发表,并写信称许。叶老不愧为前辈,几代作家都受过他的恩泽。
  柯灵同志也有题诗——
  山深宜凝翠,水阔自盈盈。
  过眼云烟尽,不老是童心。
  吴祖光有题诗并后记——
  不是逢人苦誉公,童颜鹤发意从容。
  襟怀澹荡清溪水,风骨崚.峻岭松。
  圣陶先生是我平生钦敬的长者,而我又恰是当年孔德学校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匆匆过去,骇浪惊涛,如云烟过眼。德明同志以此本见示,乐为题识如上。
  林林同志更以日本俳句的形式写道——
  新春读古文
  爱的教育情意深
  钩起我童心
  黄裳题字如后——
  叶圣老的书,我是在小学时开始接触的。记得当时买得《稻草人》一册,以为枕秘,转眼五十年矣。这里的几篇为孔德学校所印,孔德同人皆于新文学运动有甚深之关系,选刊讲义更不易保存。此虽戋戋数叶亦自有可珍贵之处。“五四”以来新文学史料之搜集研究,是二十多年前兴起的新学问,名家辈出,各有创获,然论真赏亦叹寥寥。此见德明所藏所感,因漫记之。
  题字题诗铃印者尚有多位,大家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对叶老人格的尊重,以及对他文章的热爱。可惜在叶老生前,我未能及时把题满字的这小册子,再呈献在老人的面前。现在倒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本叶圣陶先生的纪念册了。

  《重圆花烛歌》

  为俞平伯先生的九十华诞,新加坡周颖南先生在海外精印了俞平老手迹《重圆花烛歌》。承北京友人送我一册。
  《重圆花烛歌》是俞平老在1977年为纪念与夫人结婚六十周年而作的长歌,虽然写的是夫妻间的经历和感情生活,但也离不开时代的悲欢、家国的兴衰,所以无论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还是从作家研究的角度,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特别是许宝騤先生的长跋,介绍本事,无异为平老作传,更加难得。
  叶圣陶先生在1985 年7 月,为《俞平伯旧体诗钞》一书写序时说——平伯兄还有一首长诗《重圆花烛歌》纪念他结婚六十周年,注入了毕生的情感。他数次修改都给我看,嘱我提意见。我也提了一些,有承蒙他采纳的。
  叶圣老与俞平老相知最深,他评论这首长诗注入了俞平老毕生的感情,分量是很重的,值得我们好好地品味。
  周颖南的印本除了俞平老的手迹,还有谢国桢先生楷书抄录的《重圆花烛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那一手隽雅的小楷我倒是熟悉的。值得纪念的是我也收藏了一份平老《重圆花烛歌》的手稿,正是1978 年3 月谢先生抄歌时所据的原本。我核对了印本中谢先生的抄件,的确不差,只是没有抄录平老在原稿后面写的附记——
  此与前写本文字稍异,亦信笔书。戊午正月初三记。
  平老曾经多次修改长歌的字句,这里还是用“为君再赋催妆句,退笔拈来字几行”作结尾,算是初稿无疑。
  鄙人一向喜爱平老的散文,他的集子多有收藏,也曾向老人求得墨宝,但这份长歌的手稿则是谢刚主先生转赠的,其间经过谢先生写有跋语,今录如后——
  这大约是前年冬天的事了,俞平伯老人寄给我他写的《花烛重圆歌》,因为我在1970年秋后与平老夫妇同过了一个时间,我看了他写的诗感觉到很亲切,我就用旧纸写成小楷连原稿送还给他。他回信说:你写的小楷留下,原稿送给你吧。平老手稿德明同志见而喜之,我就转送给德明兄。事情已隔多时了,想不到前些天平老又来信说:新加坡有位周颖南先生要把我作的诗和你写的小楷登在《书谱》上,征求你的同意。我实在写的不好,只可以说是附骥尾而名益显了。今天早晨陈从周同志新自沪来,约我一同去看叶圣陶老先生,他首先问我,你给平伯写的诗,交给周颖南君了没有?周君是华侨中文学爱好者,是颇喜欢你写的字的。因之在吃过晚饭以后,用心想与德明同志写这诗跋,可是有客来中断,客去后仍是继续着写,并把平老最近的信,一并送你聚在一起以作个结束,想德明同志也感到高兴的。1977 年4 月25 日雨窗灯下书,时年七十有九。
  跋语写在两张旧花纸小笺上,依然是秀雅的小楷,并盖了印章。诗题颠倒了两个字,“重圆”应在前。我爱读刚主先生的题跋,以为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老人,有时很天真,常常在题跋里尽情抒发感情。平老的书简更是我意外所得,今亦录后——刚主先生:多日未晤,维起居康强。新加坡周颖南君屡来书对公甚表敬佩,前赐我法书七言歌行兼尊跋语,周拟付香港《书谱》杂志影印刊出,征请您同意,祈赐示复为荷。
  即颂近安。
  弟平伯四月十七日
  俞平伯先生愉快地度过了九十岁的生日而仙逝,我找出《重圆花烛歌》的原稿,不禁缅怀已故的俞、谢两位先生。

  俞平伯书简

  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九十岁的生命旅程,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就在他逝世的前两天,我刚好在书店购得他的两本新书,一是线装直排本《俞平伯旧体诗钞》,一本是《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两本书都放在我的案头,这些天临睡以前总要翻读几页,好象他那微笑的面容亦映照在书叶上。
  不久前,天津一位研究俞平伯的同志,来函向我征求俞先生的信,拟编一部俞先生的书信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其实我同俞先生联系不多,信件亦少。仅有的十几封信,似乎都与书有关。(见图93)如我提出二十年代先生与朱自清先生分别编的《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可否视作文学研究会的外围刊物,先生于1978 年的回答是否定的。又如我在读《鲁迅日记》时,发现1923 年11 月10 日记载:“李小峰、孙伏园来,并交俞平伯所摄小影,为孩提时像,曲园先生携之。”我曾经怀疑,是否鲁迅先生主动要找曲园先生的相片?俞先生在1979 年3 月2 日赐示——昔赠鲁迅以先曾祖相片,只目师友渊源,我自动地送给的。他并未向我要。
  同年8 月,我又请教有关俞平伯所著《三槐》、《遥夜归思引》五言长篇事,他于16 日作答——示悉。我近无写作。所云《三槐》者,尚有《槐屋梦寻》、《槐痕》俱已亡佚。五言长篇,昔年寱醉之语,不值分析,留供玩赏耳。印本有数种,皆珂罗版。已不甚记得了。
  《古槐书屋词》木刻本,久绝版。顷拟重编,尚未就。所云“静娟”,姓胡,我的姨表妹,其人尚存北京。你买得此本很巧。自悔其少作,乃荷代为保存,为愧。
  俞老的“三槐”之一《古槐梦遇》,以及《遥夜归思引》、《古槐书屋词》木刻本,寒斋早已有藏,而开明书店版《读词偶得》我藏的还是作者签名本,赠静娟女士者,故有所问。
  1985 年2 月,我以三十年代昆曲研究社谷音社五次活动的特刊为准,写成《俞平伯与谷音社》一文,事先奉呈原稿请平老教正,他于3 月10 日复信称——
  得来书并附文。清华往迹我无意重提,你有此文亦好。有二点似须一说。一、此社只唱曲,并不演戏。这是古代曲社的传统,其兼演出者乃后来事。“清工”“戏工”原是分开的。二、文末一节当删。所说三点我都不敢当。若指俞振飞先生,则比较确。我既不会吹笛,亦不会演戏,只会此书房里的昆曲而已,或系传闻之误,所谓“俞”,殆即振飞也。
  我即按先生的意思改正了拙文。
  说来也巧,我历年从旧书店所得的俞老签名书独多,如谷音社的五本特刊合订本,前面就有“秋荔亭”的印章,这是俞老在清华园时代的室名。又1934 年8 月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俞著《读诗札记》一书,是俞平老签名送给钱玄同先生的。作者在书上用毛笔恭敬地题道:“疑古老师赐正学生平伯呈”,名后盖了“乌巾山舍”的印。(见图94)我将这一手迹摄影呈他过目,1986年6月28日俞老回信称——
  示悉,复制品甚佳,得读谢谢,仍奉还,乞收。事在三十年代前。乌巾山,一作乌牛,地在德清东门外。先曾祖故居,所谓“乌巾山下先人屋”者是,后遂刻一章为纪念。不幸于六六之变一旦失之,只留此“印蜕”耳,似亦可珍也。
  钱玄同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教过书,俞老对疑古先生一向执弟子礼,直到晚年仍保持着尊师美德。所谓“六六之变”,当指“文革”之乱,那是个可怕的毁灭文化的时代。
  俞先生晚年的书简都是写在横格信笺上的,有时还利用废弃的印刷品背面的空白处,重检这些信笺,也重见了一位长者的彬彬有礼和俭朴的作风。
  想到前几年,我最后一次去拜访先生,他把用钢笔写在稿纸上的旧体诗《1981年3 月23 日寅刻口占示内子卯时灯下之书》送给我,并说:“这是我早就写好留给你的。”署名后还盖了闲章“性喜涂抹”,我说,应该用毛笔、宣纸写才雅。现在,即使是俞先生的墨迹片纸也已变成了珍贵的纪念。

  巴金谈书

  1988 年10 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学术交流会。会后我去看了巴金先生。
  上午九点钟,我敲开了巴老家的铁门。室内静悄悄的,巴老一个人坐在高背木椅上,面前一张小茶几,旁边立着一根手杖。我轻轻地走到他面前,发现他依然是雪样的白发,和霭的面容;依然是一身洁净的蓝布制服,温文儒雅。
  这是个阴天,屋外飘着雨丝。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参加会的朋友,有的去看过巴金,老人知道我到了上海。
  “不会的。走以前我一定要来看您一次。”
  “这一回你买不到旧书了吧?”
  “一本也没有买到。昨天是星期日,我到南市的文庙去了一趟,那里不是有个旧书市吗?书摊很多,差不多全是1949 年以后出版的书,旧书当中只看到您的一本《雪》,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年11 月的第12 版。很破旧了,我没有买。不贵,只要五角钱。”
  “那很便宜么!”巴金说。
  “我已经收藏了《雪》的初版本,就是那个绿封面的,假托在美国印的那一本。我的那一本还是毛边书,书品不错呢。”
  “那不错。这本书解放后我没有重印过。”
  过去我曾经建议巴老应该写一篇自己买旧书的故事,读者一定很想知道当年他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怎样逛旧书摊,也想知道他在上海搜集旧书的情形。巴老显然很有兴趣,但是当时他说精力不够,以后有机会时再写吧。这一次,我又问他有关逛旧书摊的事,巴老说——“过去我常跑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那里书店多,旧书摊也不少。
  还有个外文旧书店。常熟路也有几家个人经营的小店和书摊,我的很多外文书就是从那儿买来的。解放前,那附近住的外国人不少,他们临回国时就把书卖掉,其中有不少稀见的版本。”
  我联想到巴老的外文藏书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于是补充说:“王子野最近翻译的《邓肯自传》的续编《没有讲完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用的就是您的藏书。他是从您送给北京图书馆的那批藏书中找出来的。您的藏书真起作用了。”
  “不止这一本,还有一本也是用了我的藏书,那是一位美国作家谈写作的书。”
  “您从什么时候就不跑旧书店了?”
  “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吧,因为忙啊,那时连新华书店也没法去了。现在更失去了跑书店的自由。走不动了。”
  我想到巴老在抗战期间走了许多地方,成都、昆明、重庆、桂林、贵阳等地,是不是在各地都收藏了一些书?
  “我在昆明、桂林、贵阳没有什么藏书,在重庆的时候书也不多。那是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只要碰到有熟人复员回上海,我就随时托人捎一点书回来。结果有的箱子丢失了,书也就不见了。那时候土纸印的书价钱很便宜,也没有想到日后会这么珍贵。”
  我向巴老谈起现在有的图书馆不愿意借旧书,甚至连旧书收藏目录也不公开,巴老当然不以为然,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好想。说着,他站起来,在书橱旁边递给我一本香港版的《随想录》精装合订本,并且事先已经签好名。
  我一边致谢,一边说这是一本好书,而巴老却幽默地说:“书不好,印书的纸头好。”
  巴老知道我爱书,又打开书橱下面的柜门,从里面取出香港新印的三本《家》、《春》、《秋》。巴老早已送给我国内版的这三本书了,香港版的用纸和设计都比较讲究,且是竖排本,我当然很高兴。我想蹲下替巴老取书,巴老说:“不要紧,我自己来。”他在《家》的扉页上签了名,抬起头同我商量:“签了头一本,那两本还签吗?”我连忙表示,够了,那两本完全可以不签了。巴老对香港版的封面设计很满意,特别是肖像照片的运用,似显未显,色彩也不刺目,含蓄而又典雅。
  见我正在收拾这些宝贝,巴老微笑地问我——“现在,除了唐弢以外,是不是就是你的旧书多了?”
  “我可不敢跟唐先生相提并论,差得多。但是,您这么一问,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心,我也得继续搜罗旧书。”
  我站在巴老的书橱前随便看书,看到巴老当年编的“文学小丛刊”,它比“文学丛刊”还要巧小精致。我说女作家罗淑的那本《鱼儿坳》,我藏的那本还像刚出版的新书一样,书品极佳。巴老坐在那儿,不无惋惜地说:“我保存的那本被出版社借去,撕开了,送到印刷厂去排版。当年初版的《鱼儿坳》只印了一千册,现在再也找不见了。人们太不知道爱惜书了。”
  我又翻到巴金编的《西班牙的血》(见图95),是1949 年的版本,而且书柜内有复本,恰好是我不存的。我无礼地提出要求:“巴老,这本画集我没有,您有复本,我要向您讨一册了。”厚道的巴老爽快地答道:“送把你,送把你。”我还想不到,他又把这书要过去,为我签了名。这是巴老送我的唯一的一本旧书。我在自我解嘲地冲巴老说:“这有点变相地抄家了!”
  那些日子,电视台刚放完电视连续剧《家》、《春》、《秋》,我问巴老看了没有?巴老回答看了。我又问:“怎么样?您觉得。”明知这是巴老不好回答的问题,我还是脱口而出了。巴老的妹妹在一旁回答,邮局送报纸的人说好,他天天接着看。送牛奶的人也说好,可是他又说:“好是真好,就是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大家庭,不是这个死了,就是那个死了,让人心里不好受。”这当然是现代青年的一种反映,巴老默不作声地听着。
  巴老又向我打听罗荪同志的身体近况,谈到不久以前刚接到他的一封信,只写了几个字。冰心老人倒是常有信来。
  我想告辞了,希望巴老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玩玩。
  巴老说:“开会我都请假了。现在我一个月只出两次门。一次去理发,一次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每天早饭以后,还在院子里走两趟。”
  我夹着重重的一包书满载而归,巴老照例要送客。他站在屋阶前说:“再进来坐一坐么。好像离你上次来上海已经有两年了吧?”
  看望巴老的当天下午,我终于又跑了一趟福州路,想再碰碰运气。承书店主人帮忙,我还是买到十几本三十年代出版的新文学书。第二天一早,我便赶车到苏州,专程去角直镇看了新建的叶圣陶先生的墓地。我在苏州寄给巴老一封信,向他介绍了他也非常关心的叶先生的墓地和纪念馆,同时告诉他,我那天从他家出来,到底又去了一趟旧书店,还是买到了旧书,因为我相信,巴老不希望我从上海空手而归。

  唐弢的书话

  六十年代初,唐弢先生从上海迁京不久,我们就相识了。他住在东四张自忠路旧段祺瑞执政府的大院里。大门前有两头石狮子,进门往左拐的深处,有一片红楼就是。我当时住在东四十条西口,同他只有一街之隔。我去请他写书话的。
  唐先生的藏书,我慕名已久,可惜那时候他还无法开箱上架,不得一见。
  印象最深的是书斋对面的一间客厅里,满满地摆着一套笨重而堂皇的皮面沙发,也是从上海运来的。“文革”当中,主人竟以卖废品的贱价处理了。当时的气候是上山下乡,吃忆苦饭,这套皮沙发太不合时宜了。所以直到如今,凡是到过唐府的朋友,一定会发现唐家的沙发很平常,远不如时下刚成家的小青年们阔气。
  后来,他搬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四合院,记得原来是李健吾先生住过的房子,对门住的是卞之琳先生。这一回他有了真正的藏书室,书都摆开上架,我曾穿游其间,看到很多中国新文学的绝版书,大开了眼界。现在,唐先生早就搬进楼房去居住,藏书又都装箱入柜了,只在卧室兼书斋的房子里备了几架常用的书。人们爱说,藏书家的乐趣在于随时可以摩挲自己的藏书,其实又谈何容易呢。
  唐先生的“晦庵书话”,我是在抗战胜利后才读到的。虽然在这以前,我偶尔也买几本五四文学绝版书,但自从读了他的书话,好像他送给我一份搜集中国新文学版本的“白皮书”,指引我到那个神秘的世界去探索。他的书话有长有短,以短的居多,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他写起来体式不拘,真是兴之所至,信笔而书,读起来毫不费力。其中有的是从传统的题跋蜕化而来,有的又以带感情色彩的文字写出心之所爱。我非常赞赏他在《晦庵书话》序中说的:“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受了他的影响,怀着浓厚的兴趣也在书林里徘徊,大半得到的却是一场梦幻。
  但,我没有失望。获得时的满足是难以名状的,失落时也含有一种期待的陶醉。我爱书话,它不是书评,也不是理论文章,似乎更近于谈书的掌故,倘能引起人们爱书的兴趣就很不错了。
  “文革”初期,唐先生大吃一惊,我也如陷深渊。我约他写书话和《长短录》专栏的事,都成了审查的重点。当时还有人整理材料,为此分别印了两本备忘录,其间是非,现在不谈也罢。总之,最后是正确战胜了谬误,作者和编者都是无罪的。然而,自那以后,唐先生再没有重写他那精粹的书话小品了。现在已经有不少对书话感兴趣的朋友,包括笔者在内也在学习,总是不能自如。我想,模仿也不是出路,人们不应该忽略唐先生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其中的奥妙一时也是学不来的。若是真心想学的话,反不如先学他那种爱书的一片童心。
  《晦庵书话》至今是我案头的常备书,时常随便翻翻,不是为了查对什么资料,而是享受那书香的氛围,就像别人疲倦时听抒情音乐一样。他有若干则书话不曾发表过,就写在我的藏书上。谈的都是他自己写的书,是我请他题字留念的,有的也许正是他平时不轻易向人吐露的心语。比如,他在《落帆集》(1948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扉页写道(见图96)——
  以散文写诗,《落帆集》实为余最初之尝试。有人极喜此书,如方令孺、傅怒庵(雷)诸位;亦有人劝余多写《劳薪辑》一类杂文,勿作此种个人抒情文字。乐山乐水,各异其趣。然惟其有《落帆集》,并有《劳薪辑》,始有唐弢其人。此则惟余自知之矣。唐弢志。一九七八年六月于北京
  又《劳薪辑》(1941年3月改进出版社)称——
  此书抗战期间印于福建永安,在我的旧著中,是较为难找的一本。德明兄居然收得,算是翰墨因缘了。1978 年9 月于北京。
  又《投影集》(1940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称——
  此书记下了一点生活的足迹,多少也有时代的某些投影吧,我每次翻开它,总有惘然若失的感觉。一九七八年八月记于北戴河唐弢又1947 年4 月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的《短长书》,唐弢写道——1940 年,地下党工会系统在上海办出版社,曰北社,由陈公齐、陆象贤主持其事,出过刊物《北极》二期及《第三国际纲领》等书;为掩护计,又印“杂文丛书”,计木斋之《消长集》、柯灵之《市楼独唱》、列车之《浪淘沙》及余之《短长书》,凡四种,前三种曾再版。《短长书》不及再版即遭禁止,而北社亦告结束。各书均为三十六开小本。抗日战争胜利,徐伯昕巧施妙计,利用国民党小军官之财力,出版进步书籍,约楼适夷担任编辑,适夷征稿于余,当以北社之《短长书》出后即禁,发行奇少,乃将原书十六篇扩充至三十六篇,改版重印,此出版社即南国出版社,于是《短长书》由“北”而“南”矣。
  一九七八年六月志于北京唐弢
  还有1934 年3 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推背集》,是唐弢的第一本杂文集,他在扉页上题道——此书为余最早之杂文集,所谓悔则不必,愧或有之之少作也。鲁迅先生曾一再介绍其出版,终无成议。后由陈雪帆(望道)先生推荐给天马书店主人郭挹清,始得问世。挹清后去四明山打游击,文人从戎,大著勋绩。今则墓木已拱,思之怃然。一九七八年九月唐弢志
  这些夫子自道的书话有些掌故,有些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有一些独见和感慨,恰都是短章寸句,意有未尽,我以为这才是理想的书话。

  艾青的画

  听说海外有豪客,指名要收藏艾青的画,甚至提出:只要是艾青画的,随便几笔什么,都可以出高价收买。诗人怎肯俯就,但是却也说明海内外向往艾青画的人还是不少。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某地海滨问过诗人艾青,他的画可曾公开发表过?
  “你想看吗?去找我初版本的《大堰河》吧。那上面有我的几幅画。解放后,大约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一本我的诗选集,封面上的画是我画的。可惜都已绝版了。”诗人回答。
  “好,我一定要找到这两本书。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满有信心地如此表态。
  “何必呢,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爱艾青的诗。读他诗的时候,常常会悬想他的画该是什么样。杭州的西湖艺术学院究竟是诗人的母校,而他到法国去,不也是学画的吗?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也许他曾经支起画架,描绘过两岸风光?
  海口夸下几年,仅仅找到1955 年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艾青诗选》(见图97)。封面左下角有一幅彩色风景画,果然是艾青所画。画的左下角还隐约地露出艾青的签名。画上是古木参天的大树,背景辽远,笔风和色彩纯厚,亦有装饰意味。我说不清这同他诗的风格究竟何处相通。总之,在欣赏这幅风景画的时候,我觉得它意境幽远,并想说:“春天来了!”
  不久前,我到范用同志家中串门,在他的书架上忽然发现了《大堰河》的初版本,浅米色麻布面精装,厚道林纸精印,果然附有三幅艾青早期的画。
  这书是1936 年11 月10 日出版的,特约经售处是上海杂志公司,当时只印了一千册。主人说,这是抗战期间他在桂林的旧书店买来的。后来带到重庆、上海,又带到北京来。当年桂林旧书店的那个老板,对于什么旧书值钱相当精明。可惜那时他没有余钱,否则可以买到很多好书。十多年前,主人曾将此书请艾青过目,并请诗人题字留念。艾青在书的扉页上写了如下几行——
  好像一个孤儿
  失落在人间
  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
  经过了多少折磨苦难
  相隔了四十多年
  终于重新相见——
  身上沾满斑斑点点
  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
  可真不简单!
  题赠藏书的范用同志,以致感激。
  艾青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从题辞看,艾青很珍爱他这部初版诗集。
  三幅画的题目是《篱》、《夜》、《检票员》。《篱》中的两个人物像在碰壁之后,无法走出困境。《夜》是街灯下,一个夜行人正小心地躲过那条恶犬。《检票员》也许画的是诗人在巴黎得识的朋友吧。画的风格有点现代派意味,人物也很像毕加索早期作品的风格。我终于见到了艾青的画,这种满足和快慰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

  赵家璧

  赵家璧先生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第二届韬奋出版奖,作为读者和朋友,我感到很高兴。我知道赵先生的名字很早,抗战前他在上海编良友文学丛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后来在旧书摊前,常常可以看到他写的、编的书,也想把他编的“文学丛书”全部买齐。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办晨光出版公司,这一次我是买新书了,几乎出一本我买一本,那套文学丛书差不多买齐了,至今保存了若干种。作为一位出版家,他的很多设计都是成功的,不知吸引了多少像我这样的读者。
  五十年代中期,我同赵先生有了交往,还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那时我请他为副刊写稿,他写了当年不曾实现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计划,文章发表后,马上引起出版界的兴趣。当时他写信向我报道这个喜讯,我将它摘编发表了,那是1957 年6 月的事。他在信中说——《编辑忆旧》第二篇刊出后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电报,愿意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并说将派人到上海来和我面洽。我们现在已通信联系,初步决定仍由我主编这套大系,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需时一二年,假如二十年前的一个梦想因此而得以实现……根据读者的反映,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有迫切的再版要求,我可能在六月中到北京,我也将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意见,他们愿意的话,略加修订,也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梦想终归是梦想,一场政治风暴来了,要抓右派,赵先生的北京之行也成了泡影。我更担心这一组回忆文章会给他带来厄运,若果因此而成为右派分子,罪过当然在我。不久,果然有人来问罪,幸未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运动过后,我们在上海相晤,大家都没有忘记那场虚惊。
  《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计划落空了,而《中国新文学大系》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0 年10 月重印问世。赵先生一定要送我一套,我说寒斋已藏有一套旧版,不必再麻烦了。但,十巨册精装本还是托人带来了。翻开第一卷的扉页,上面写着——感谢并纪念你于1957 年5 月最先鼓励我写有关《大系》的《编辑忆旧》,这使我至今还在继续写这方面的文章。
  赵家璧1983年9月14日上海
  旧情难忘也许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1984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赵先生的《编辑忆旧》一书,作者恰好有京华之行,适逢笔者在外地,不能与先生一聚。他在留赠我的这本书上写了几行字(见图98)——
  是您,在一九五七年暴风雨将来临的日子里,第一次启发并鼓励我写这类回忆文章。
  这个书名就是您当时为我起的篇名。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能编写成这样一本书,最先应当感谢的就是您!

  赵家璧

  1984.9.5.北京读了以上的话,我感到非常不安。当年向赵先生约稿时,我还是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赵先生已是文学界的前辈,究竟是谁鼓励了谁呢?
  在几十年的编辑岁月里,我有幸结识了不少作家,带给我不少温暖。但是,也碰到过昨天还是个无名之辈,而一旦成名之后,若在什么场合相遇,也形同路人矣。这种人的特点在会场上往往喜欢靠近主席台就坐,而我们当编辑的总喜欢坐在边角。也好,让我也来尝尝人情的冷暖,感受一番世态的变幻吧,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些。我当然没有因此而感伤,更没有绝望,因为人间自有温情在,让我们再去寻找那些真诚而善良的朋友吧。

  莫忘孙用

  鲁迅先生校订并作校后记的《勇敢的约翰》(见图99),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著,孙用先生译,1931 年10 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二十三开大本,道林纸精印,并优美的插图十余幅,有几幅还是彩色的。无论是在当时和现在,这都是精美绝伦的一本书。平时我常爱翻翻它。六十年代初,一位朋友去广州出差,他在那里的旧书店得到此书,最后送给了我。在朋友的馈赠中,凡有赠我旧书者,我都铭记在心,觉得比送我一座金山还要令我喜欢。
  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本书,决定了孙用先生一生的文学生涯。鲁迅先生影响了孙用的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在鲁迅先生逝世后,他又全部投身于鲁迅先生著译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回报了当年鲁迅先生对他的提携。说穿了,无非是一代一代的人都是为了后人的利益而延续着一种严肃的事业。孙用先生在鲁迅作品中所下的校勘工夫和所取得的成绩,在海内外堪称首屈一指,早在1950 年,他便出版了《〈鲁迅全集〉正误表》、《鲁迅全集校读记》两本专著,开辟了新文学校勘工作的先河。如果没有自甘寂寞的韧性精神,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干不来的。
  四十年来,孙先生仍默默地坚持这一工作,不以为苦,最后一本是关于《鲁迅译文集》的校读记。这不是时髦的书,在书店里常常会遭到冷遇。我偶然整理自己的书架,看到这些书,往往会感到慈祥的孙先生正透过他那厚厚的近视镜片微笑地望着我。
  我同孙先生私交不深,总是在会场上相见的时候多。偶尔到东城红星胡同去看周汝昌先生,在院子里也碰见过孙先生。那时他们同住一个宿舍。还有一次,见他一个人正在胡同里散步。
  不论是在这种场合,或是在会场上,以及他的办公室里,我所见到的孙先生总是微笑的,从来没有说话滔滔不绝,或抢着话筒去发言,他把精力都留在伏案工作上了。他是一位译著多有的翻译家,尤其注重弱小民族的作品,却没有为此而玄耀过。他也从来没有吹嘘过鲁迅先生曾经同他讲过什么,没有四处去活动当个委员,更不懂给握有权力的人送点礼,好讨个出国旅游的美差。他经年累月、老老实实地为读者工作,肯定也没想过得奖、戴花、拍电视。他傻不傻呀!
  在清理旧资料时,我意外地发现了孙先生写给我的两封信,都是1978年写的。重读一遍,又见他那微笑的面容。一封是收到我寄给他的《战地》双月刊之后写来的——
  德明同志:
  廿日大函奉悉。
  《战地》也收到,看了半天,编得真好!我不会写稿,不然是真想投一些的。我最近为鲁编室帮忙搞鲁迅著作的校对工作,每天要看二三小时左右,也就觉得累了。
  近来您一定是很忙吧?
  肃此鸣谢,顺祝近好!
  孙用上
  4.25.上午同年,我又寄给老人一本《鲁迅书信新集》,这是经我编注,在内部印行的小册子。很快地便接到孙先生的来信,读后却让我无地自容了。
  德明同志:
  承寄赠《鲁迅书信新集》,非常感谢!我翻读了一下,发现排校之错误不少,随手记下了“正误”三页,特此附呈,即希指正。其中一页七行及七二页九行之误,如果再版,似乎是必须予以改正的。
  即此问好!
  弟孙用上
  5.30.上午信中没有一句批评别人的话,还要求别人来“指正”,我感到有一股严厉的风吹到我心的深处。那三页正误表简直是对一个粗心的编辑的惩罚。一本百余页的小书竟有三十处值得商榷的地方,能不让我脸红吗?
  裴多菲故乡人民已经为孙用先生建立了铜像。匈牙利人民没有忘记诗人裴多菲,没有忘记伟大的鲁迅,也没有忘记孙用先生。我们呢?

  黎锦熙诗集

  寒斋收藏了几种油印本诗集,大多数是作者自费印行送朋友的。我就收藏有聂绀弩、夏承焘、张伯驹先生相赠的这种书。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的《廿年纪事诗存》(见图100),则是我从旧书店里得来的,是1964 年的油印本。
  所谓“纪事诗”,作者有个解释:“这些诗除纪事外,别无可取,就不足存。”黎先生似有偏爱,写诗作文往往喜欢加注释,注文不仅多,而且很详细,有的竟长达千字。我常想,这是不是五四时代一批学人有考据癖的流风?如顾颉刚先生也是如此。写诗加本事,历来有人目为繁琐,是耶非耶,各执一辞。如果诗句平平而本事却提供了重要掌故,我看还是兼容并收为好,不必加以排斥。黎诗共分五卷,依次为“国难集”,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间。第二卷为“半年流浪集”,写于七七事变后的半年。这当然都是产生诗歌的一个大时代。第三卷是“栾城集”,写于北师大内迁陕西,黎先生执教西北联大时期。第四卷是“关陇蜀游集”,写于1941 年学校再迁兰州,并迎接了抗战胜利。第五卷为“回乡集”,这既指作者回湖南故乡,又指复员回北平。近二百首诗,记录了作者二十年间的行踪,其中有作者的学术经历,也有他对所到之处社会环境和山川风物的歌咏。若是研究黎先生的生平、考察他的思想,这是一部不可少的资料。
  诗集最后部分附有《今稿》,未列卷,都是黎先生于建国后所作,如参加天安门庆典、祝贺我空军击落美蒋间谍飞机、赠彭加木词等,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在新社会的情绪。又一首词,是作者听了春节前夕对台湾广播后,忽然得了一个好梦,报道台湾解放,他便乘了宇宙飞船绕行地球一周……从这富有喜剧色彩的歌唱中,我们可以了解老教授的思想感情。
  黎先生是五四时代的著名人物,是参加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成员,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同新文化运动中著名人士多有来往,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他又是毛泽东同志的同乡,还有齐白石亦是。当年黎先生与胡适、邓广铭教授还合写过一本齐白石的年谱。诗集里对钱玄同着墨殊多,也是研究中国新文学人物的重要史料。诗集里收有1957 年9 月他挽齐白石的诗——
  父执晨星陨,佳城白石留。
  百龄输两载,万里唁三秋。
  据诗注介绍,原来白石老人生前曾经自营生圹于北京西郊魏公村,取其南边有白石桥这一地名。通过这件小事,足见白石画师的情趣和心境。所以又有人建议附近的紫竹院公园,也可改名为白石公园,后未果。这些自然是属于北京的文化掌故,光看诗是不明究竟的。
  黎先生住在北京东四的北小街,距叶圣陶先生住的东四八条不远。“文革”期间,文人学者寂寞得可以,有时叶老便去黎府聊天解闷,坐公共汽车也不过一站地。1979 年2 月,叶老写有《追怀黎邵西先生》二首,写1974年夏他访问黎先生时的情景,其中一首写道——
  难忘前岁访先生,列桌排书真若城。
  高论滔滔笔在手,著书到老我心倾。
  尽管黎氏处境不佳,仍执笔著书到生命的终结,正是一代学人的风范。

  题字的故事

  有一段时间,我忽然对叶圣陶先生题写书名的封面发生了兴趣。那大多是题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书上。解放前,出版界还没有注明封面题字人的风气,然而看得多了自然会想到这是叶圣陶先生题的,如茅盾的《春蚕》、《子夜》等等。当年开明书店的书,还有不少是丰子恺先生题的,他的字风格更独特,一看就知道。我想,用书法来布局书刊的封面,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对研究现代书籍装帧艺术史的人来说,并非毫无意义。
  我就寒斋所藏的旧书,凑集了近二十种封面,特向叶先生讨教。他自谦字并不好,劝我罢手,而且在未见原书以前,还往往否认有的书是他题的。
  待我呈书于当面,老人才嘻嘻地说:“不错,是我写的。我又完全忘记了。”
  比如开明书店出版的林庚白旧体诗集《丽白楼自选诗》,我看是叶先生的楷书,先生则于1981 年11 月25 日回信说——林庚白曾与我畅谈二三次,系他来找我,今日惟觉其才气横溢,所谈为何已记不起。
  其书之封面字大概非我所书。
  我马上呈书上去印证,并说已有复本,此册可留存叶府,不必退还。五日之后,叶先生来信说——丽白楼诗书名确是我所书,惟已完全忘却。足下既另有一本,此本乞赐我,不胜感谢。
  如此往来论证,双方皆大欢喜。
  我还存有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初版本,那是1933 年9 月未经删节的查禁书。封面书名题字是篆书(见图101),扉页书名题字是楷书,无疑的都是出自叶先生的手笔,先生也完全忘记了。这一次,我不仅请先生过目,还请他在书上再题几个字,先生慨然应允。他用毛笔写下——德明同志要我在这本书上题几句。这本书的封面和扉页都是我写的,非常难看,对不起作者,对不起读者,现在后悔也来不及。看剑三自己写的跋,想起彼此间将近四十年的交情十分可贵,可是他的声音容态久已渺茫了。跋里提起的江湾某园是叶家花园,当时卖票让人游览,不知道这个花园现在怎么样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叶圣陶几行题语,充满了怀念老友的感情,可以当作一篇微型散文来读。前人说,书的题跋也是优美的小品文,信然。所说“剑三”(即王统照)的跋,写于1933 年6 月,其中谈到《山雨》起草于1932 年9 月,12 月初旬完成,起意则更早——
  记得一九三一年的八月由杭州回到上海,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叶圣陶兄约我在江湾某园闲谈。我们踏着绿草地上夕阳的淡影,谈着文艺界的种种情形与创作的话。
  王说准备写两个长篇,一部是以济南五三惨案为背景的城市小说,一部就是《山雨》。“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及农民的自觉。
  这两种题材圣陶都极赞同,希望我早日完成。”两位文学研究会元老的情谊溢于纸上,但不知江湾的叶家花园现在究竟怎样了。
  叶圣陶先生不仅为《山雨》题书名,还任校对。王统照说——末后得谢谢圣陶,因为《山雨》在开明印刷时,圣陶兄自愿替我校对,这不但作者应该十分感谢,而且是这本小书的光荣。
  这是叶先生的作风,也是开明书店的编辑作风。叶先生在追念丰子恺先生的诗中有“新书细校得先娱”句,写出他为朋友们校书时的精神境界。

  黄裳的题跋

  书的题跋当然是写在书上的,然而黄裳的一部分藏书题跋,却是凭了记忆写在装书用的旧纸上。书于“文革”中被抄去尚未发还,这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后来他集成一本书,名为《前尘梦影新录》,近年由齐鲁书社印行。
  不见原书而光看题跋,我觉得同样有魅力。
  每次到上海,总要去看看黄裳的藏书。上次去看的是明代版画,有的还是残本。他的理论是,中国新文学书残本不值钱,古籍愈是残本愈应注意,往往正是世间的绝本。当年他专搜残书,至今仍珍藏。前些年他送我一册张祥河刻本《饮水词》,我说不懂古籍版本。他说他尚有比这更好的本子,当然,这个本子也不易得。说着,抽出毛笔马上作一题跋——纳兰诗词集,清代凡数刻。康熙中有通志堂合集本,徐建庵所刻也。又一诗词单刻本,即此本所从出,皆不常见。此小册颇精整,可便讽诵。德明南游过访观书,取此副本为赠,因知其好饮水词也。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雨窗题记。黄裳。
  我爱读黄裳的散文,早就收藏了他的《锦帆集》(1946 年中华书局,“中华文艺丛刊”第四种)和《锦帆集外》(1948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九集之一)。我请他为这两本书题字,用的是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制作的笺纸。他写道——锦帆二集。此二集皆早岁所写抒情小文,并杂文、游记。初集刊于重庆,为新中华文艺丛书之一,集外编入文学丛刊,皆由巴金先生编定,实为最早成书与读者相见之物,以是种种少年哀乐皆在此中。然两书皆少见,亦未重印,只七年前香港曾有影印本耳。集名出玉溪生诗,曾于后记中记之。近又有《惊弦集》亦出“锦瑟惊弦破梦频”之句,亦可记也。辛酉好春,德明兄南游过沪,赠以日本笺纸,因写旧书题记数纸赠之。其他尚多,当俟异日。
  黄裳。
  另有黄裳著通讯集《关于美国兵》,1947 年3 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此书更为稀见,四十多年来未见重印,而作者似乎颇偏爱此集,因书题跋如后——
  一九四四年余在渝州离大学,作美军通事,遍历滇、黔、桂诸战区,更去印度,循公路归潞西,凡一年而日寇投降,遂得解甲。闲居无俚,辄写小文记军中故事,寄柯灵兄海上,付《周报》发表,颇得时誉。继印小册,只数百本,流传未广。德明兄过爱拙著,俚书短册,皆有收储,独无此书,亦罕见本矣。余在学校所学非新闻学,亦不知报告文学之精义,然私爱此书逾于他种,因所历实境皆能写入,无少避忌,颇得挥洒之乐,人间毁誉亦纷然并起,甚不寂寞也。今日思之,固未尝以此取媚美军,亦往往称其科学技术之优点,实中间论调也。然以此篇而受左右之夹击,盖意中事耳。展眼三十余年,细思亦只有此法为能得真乎,他无妙策也。掷笔一笑。
  辛酉谷雨日书赠德明兄。黄裳。
  就因为这本书,黄裳同志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罪名之大,骇人听闻。幸好这早已成为逝去的恶梦。我以为作者的这篇题跋,道出了他写作此书的甘苦,是我们认识此书价值的极权威的说明。应该说明的是,就在作者赠我题跋后不久,我竟然在旧书店觅得一册《关于美国兵》,虽然书品稍差,我也不敢苛求了。当即报告了黄兄,竟使他大为意外。至此,黄裳同志的著述,寒斋俱备矣。

  黄氏二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黄宗江的增订本《卖艺人家》,厚如一块砖头,承他赐赠一册,早已珍藏。黄宗江的散文,已经有口皆碑,就像他的为人一向天真活跃,他的散文也写得活,有灵气。每个人大概都有几本偏爱的书,我忘不掉的还是他1948 年12 月在上海森林出版社印行的《卖艺人家》初版本(见图103)。那本小书只有一百页,不知我读过几遍,迷惑了我足有小半辈子。我想如果作者的痴迷、梦幻都是真诚的,那么他的读者也清醒不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作者坐在四川的小茶馆里一气呵成的,莫怪我一捧起此书就放它不下。
  我以旧藏本呈献于作者,请他题几个字,结果他在书的扉页上留下这样几行——
  昔日黄花蒙见惜,老树当发酬知己。
  ——为三十七年前1944 旧作题跋。
  宗江,1981 花开时节。
  作者交还这本书时又说,关于《卖艺人家》的出版,“颇可一记友情,乃我1944 年落花时节一挥而就于内江茶楼,一少女(今老妇)代抄,我即远航海外,亦代为我保存。1946 年黄裳接手,连载于《文汇报》《浮世绘》。
  1948 年辛笛出书……”书的装帧设计者是曹辛之,封面题字的是黄裳,印制得相当精美。所谓森林出版社及发行人,以及像那么回事的通讯地址,其实都是子虚乌有。对于《卖艺人家》,黄裳说得好:“这确是一本好书。作者在书里所讲的故事,他那种不合‘规范’的文字风格,……都是很特别也很美的。”当然,尽管黄宗江四海为家,可是我还是颇为欣赏他散文里的那股京味儿。
  1949 年4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八集之一的《大团圆》,是黄宗江的剧作。这是写北京的,自然更有京味儿。当年我看过据此改编的电影《大团圆》,其中的几位杰出演员如蓝马、路曦、卫禹平现在都已去世。黄宗江在我的这本藏书上写道——小池何堪互濡沫,大泽安忘逐团圆。
  ───为解放前感时之作题跋德明藏书。
  宗江,解放又解放后,辛酉清明。
  两书题跋之后都盖了“江珊藏书”印,这也是黄宅的室名堂号之一,就如同他家的另一堂号“焦大故居”一样。“珊”是他夫人阮若珊同志的简称。这颗图章还是“四人帮”专政时期,冯牧同志刻的。冯牧同志也出身京华子弟,成长于延安,又长期过着戎马生涯,但是由于受了古都传统文化的熏陶,除了是一位知名的文艺评论家以外,能唱京戏,也能治印。
  宗江同志还告诉我,《大团圆》于1947 年在北平搬上过舞台,当时他还在本剧的说明书上写了一篇前言,作为幕前讲话。那时候马彦祥同志正在编北平《新民报》副刊,特别转载了这篇文章。据称这是一篇有一定寓意的嬉笑怒骂的文章,那个时代也确实是适于产生这样的作品。

  签名本的趣味(之一)

  在旧书摊上挑选旧书,我很少为了书上有无作者的签名而决定买或不买。我收藏的签名本都是在无意间得之,甚至是回家之后在灯下才发现的。
  当然,有几种也是专为签名而买的。
  1980 年,我在上海四川中路的旧书店,买到有作者叶圣陶先生签名的散文集《西川集》,写信告诉了叶先生,他在2 月10 日的回信中特别向我指出签名本的价值,恰合我意。他说——您收得本人签名的书,确有趣味。签名本必有上款,又可以考究受书者何以不能保存,以至传到旧书铺,此亦掌故也。
  每本有作家签名的书,其散失、流传的经过,我相信都可引出一个可长可短的故事来。看起来琐细,也许会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时代意义。我存有1954 年4 月周作人在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初版本,扉页上有他用毛笔的签名,并盖有名章,上面写着——行严先生惠存寿。
  这书是送给章士钊先生的。那时周作人写诗作文还不宜直署原名,而用“遐寿”或“长年”的笔名。前两年,我偶然在周作人的日记中,发现他是托北京张次溪转送此书的。那么这本书何以流入旧书肆,今已无法查考。不过关于这两位当事人却大有可讲。不说别的,光是讲北京女师大事件,周作人和章士钊就站在对立面。周作人在女师大教书,他站在学生一边,同鲁迅、许寿裳等一起发表宣言,写文章,公开反对章士钊。事隔多年,两位当事者又同住一个城市,但当以朋友相待,并以著作相赠了。
  诗人辛笛,1948 年1 月在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印了一本《手掌集》(见图104),曹辛之设计封面,典雅可爱。书出之际,他恰好有大洋彼岸之行,携去分赠域外友好。
  七十年代初,我在天津的旧书店内部门市部买了一册《手掌集》,扉页上有诗人的签名——
  宝心兄存念辛笛。
  1948 年2 月13 日,初客于旧金山,明晨首途去洛杉矶。
  越过大洋的这本书并未长留彼岸,由受书者又带回了祖国,或另有来历?前些年,我好奇地问过辛笛先生,他说那受书者回国后在天津执教,当是“文革”中流散的。辛笛先生送我的书中另有一本《手掌集》,上面也有题字——
  此为三十二年前旧作,早应覆瓿,乃有香港书商私自翻印,兹承友人远道见寄,仅以一册持请德明同志指教。辛笛,1979 年5 月在上海。
  两本书我都珍藏着,似乎更喜欢经历过历史风尘和长途旅行的初版签名本。想起来这世界也真小,一本书的下落更变幻莫测,谁也想不到它最后的归属。
  前年,我有机会作越洋旅行,坐在旧金山机场的一座圆形候机大厅里,准备飞往洛杉矶。一个人枯坐无聊,便猜想着眼前过往人的种种身份和职业、年龄……我忽然又想起辛笛先生的这一签名本,很真切地记得“首途去洛杉矶”那几个字,一算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那时的旧金山机场有现在这般漂亮吗?那时候的诗人辛笛该有多么年轻哟。

  签名本的趣味(之二)

  在我收藏的书刊中,有两本期刊上是有作家签名的,偶尔翻到时总不免要多看几眼,一是墨迹珍贵,二是确实可以给关心中国新文学掌故者提供一点知识。比如我收藏了一本上海中华圣教总会1924 年出版的《爱国报》第二十五期(见图105),这是尊孔、提倡孔道的刊物,其中也有“益世小说”
  和文艺,实为文言小说和旧体诗词。刊物上声明会员一律送阅,封面上还标有“孔圣万岁”的字样,看了令人生厌。我并不想研究尊孔的史料,本来也不会搜集这类刊物,但是为了封面上的墨笔题字,我还是立刻收为己有,旧书铺定的价也还公道。
  这是五四时代两位著名作家的交往实录,题字只一句话,如下——
  敬赠
  玄同先生的荒谬图书馆
  伏园
  原来这是孙伏园特地购来送给钱玄同先生的。孙伏园是北京《晨报副刊》的主编,“五四”前后同鲁迅、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诸先生往来密切。
  赠送这本刊物的前后,他正与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在北京合办《语丝》杂志。
  他深知五四运动的时候,钱玄同是一位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其激烈和坚定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把这样一本复古尊孔的刊物送给钱先生收存,当然是最合适的。从这一简约的题字里,我们又了解到在钱玄同先生的书斋中有一个“荒谬图书馆”,当然是专门搜集那些反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反面书刊了。看来那时疑古先生还有兴致搜集一些奇谈怪论,仍不失当年的锐气。也许这个“荒谬图书馆”所藏的不仅是关于尊孔的书刊,比如疑古先生在书摊上买到过一本《情诗三百首》之类的书,其中竟把鲁迅先生的诗也收进去了,他可能认为这也是属于“荒谬图书馆”的版本,因此特地买了一册送给鲁迅先生,并在1920 年5 月7 日致鲁迅的信中说“天地之大,无奇不有”。
  五十年代初,孙伏园先生在出版总署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我的同事陈君与他们馆里的一位女士结婚,孙先生以长者和领导人的身份来我们单位参加婚礼,我有幸得见这位名人一面,还听他讲了几句祝贺的话。凡是接触中国新文学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孙伏园这名字的,因为他的名字总是与鲁迅先生连在一起。我青年时代可能犯有名人崇拜病,记得最高兴的便是看到了孙伏园先生。真是岁月如流,现在不仅孙先生早已过世,连当时的新婚夫妇也已先后亡故。
  还有一本1945年夏季在大后方出版的刊物《民主生活》创刊号(见图106)。这是一本三十二开的土纸印的刊物,连封底封面算上只有二十页,甚至没有版权页,不知出版于何处。但是,我一直把它作为稀见的珍本刊物保存。这是因为我遍查有关的期刊目录,都不见它的记载,而它的内容又是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刊物,我怕它因失记而终至亡佚。另外,在这刊物的封面上有烈士李公朴先生的亲笔签名,他用钢笔写在封面的顶端——
  徐盈子冈先生公朴赠
  由此可证,《民主生活》大体是李公朴烈士所编,又可证明是在昆明出版,那时他在昆明办有北门书屋。稿件又有寄自重庆的说明,这也是一个旁证。刊物可能出版于1945 年6 月,也许是李先生被国民党暗杀以前所编的最后一种刊物。李先生与闻一多先后倒于争取民主的血泊之中,看到他的墨迹油然而生一种崇敬的感情。至于受书人的徐盈和子冈夫妇,前者是我常常有所请教的前辈,后者是我一度同过事的大姐,自有一种亲切之感。现在子冈大姐已故,徐盈先生近年亦长期养病在家。看来《民主生活》在当时未必能公开发行,除《发刊词》外,共七篇文章,只有一篇有化名,其余全无作者。
  刊物的政治观点是鲜明的,如《国民党六全大会透视》、《重庆——特务的世界》、《重庆政府反民主反人民的新措施》等,都是使国民党当局看了会心惊肉跳的文字。《发刊词》更公开称“法西斯中国分号——蒋介石集团”,这样的刊物即使发行也立刻会遭到查禁。编者自称办这样一个小小的刊物,担负着为民主而斗争的重大任务,不免有点“小炉匠揽大炮”的弱点,但是愿意尽最大的力量办好这个刊物。《民主生活》是否出版过第二期,或一共出了几期,一时也难查到,因为创刊号出版两个月后日本投降,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

  签名本的趣味(之三)

  “九叶集”诗人之一的陈敬容女士已经逝世了,生前她曾经赠我四川版的她的一册选集。抗战胜利后,我开始读她的诗和散文,以及她翻译的《巴黎圣母院》,那还是我第一次读雨果的长篇。1948 年5 月,她在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诗集《交响集》,我是从北京的旧书摊上得来的,是她的签名本。(见图107)这是“森林诗丛”中的一本,其他还有方敬、杭约赫(曹辛之)、辛劳、莫洛、唐弢、唐祈的几种,一律袖珍小型本,是曹辛之设计的开本和封面。我结识陈敬容也是在诗人辛之的家里。她的签名本是送给李健吾先生的,扉页上写着——
  健吾先生指正
  敬容5 月,1948 年显然,这本诗集是由李先生从上海带到了北京,不知怎么又流落到旧书摊前。
  除了签名以外,书中还有多处改正了错字和漏句,甚至连诗的标题也排错了,如《陌生的我》,错排成《陌生的城》。
  记得李健吾先生去世后,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事毕,我就近去看曹辛之先生,坐下不久,也是去同李先生遗体告别的陈敬容、卞之琳先生先后来了,自然我们的话题都谈到了健吾先生。每当我翻开《交响集》的签名本,常常会想到这件事。
  胡风先生的书我也在旧书摊前捦得两本,一本是1948 年5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曹禺电影剧本《艳阳天》,是“文学丛刊”中的一种。书上有曹禺的签名——
  胡风兄指正家宝
  胡风先生的书何以能流到旧书市场上来,一想到他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也就用不着多说了。另一本是1938 年4 月武汉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战地生活丛刊”第四种即吴奚如著的报告文学《阳明堡底火战》。我所收藏的是广州支店的粤版本。作者用毛笔写着(见图108)——
  赠给我们的批评家——胡风兄
  奚如1938.8.9.保卫武汉战争之时。
  这个简短的签名给我留下两点很深的印象。一是吴奚如同志带着充满感情的语言,赞誉胡风是“我们的批评家”。知道奚如同志经历的会理解“我们”的含义。他1925 年参加革命,同叶挺同志在一起工作,大革命时他担任过湖北省委代书记,后来到上海参加“左联”和特科的工作,抗战开始后又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奚如同志参加“左联”前后创作了不少小说,出版过几本集子,同胡风有过工作联系,最了解胡风是我们队伍中少有的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理论家,因此这个“我们的批评家”
  决不是泛泛之词。第二个印象是,这本《阳明堡底火战》,包括签名末尾写的“保卫武汉战争之时”,都充满了战争时期的气氛。“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曾经激发起全国人民抗战的士气,这个签名本充分反映那个大时代的风云色彩。
  非常难得的是,当胡风的问题尚未平反以前,奚如同志自己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公正处理的时候,他仍然以一个老同志的品质,为胡风向中央上书直言,并写了详细的材料,“对于组织上了解和处理胡风同志问题是有很大帮助的”。(周而复《长相忆——怀念吴奚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三期)从他送给胡风先生的这一珍贵的签名本,我们可以联想到两位老革命家的崇高情谊。遗憾的是即使在文艺界,现在知道胡风这名字的人多,而知道作家吴奚如名字的人恐怕太少了。

  冷摊得来

  寒斋的书橱前,从来不敢贴这样的告示:“自用书,不外借,请原谅。”
  但,我理解在书橱前贴此类告示的主人的心情,非常羡慕这种直言的勇气。
  我的很多藏书都得自冷摊,买时花不了几个钱,想不到日后竟成了“海内孤本”,身价倍增。比如狂飚社的高长虹,1926 年他在北京编过一种小型的杂志《弦上》,是极小的六十四开本,每期仅几页,很多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不曾过目,仅仅知其名而已。某年,我吃过午饭之后,照例去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漫步,无意间得到了这个小刊物的合订本,只用了八角钱。后来唐弢、陈漱渝同志先后借用过。去年高长虹的家乡来人,要印行高的文集,他们又借去复印了几份。果然按时还来了。“文革”当中,我到天津出差,顺便到当时设在东门内文庙的旧书店去看书。那是个内部门市部,正殿、侧殿里都有旧书,书价也不贵。其中署名马天安的剧本《出狱之后》,是个薄薄的很不起眼的小册子,只用了四角钱。回到北京便放在旧书堆里了,多年不曾翻动过。直到前几年,我在编邓颖超同志的《纪念与回忆》时,才发现马天安就是马骏烈士的笔名,剧本正是在天津出版的。当年马骏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组织觉悟社,共同领导了五四时期天津的学生运动,后来还担任过地下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待我就此写了一篇书话之后,远居西北的马骏烈士之子来信说,他第一次知道父亲写过剧本,要求借阅。此外,写过《马骏传》的作者也来信说,不知此事。当马骏烈士的孙子还回我的藏书时,他说已经复印了几份,还诡秘地使了个眼色:“您当年花几毛钱买的旧书,现在成了革命文物了。”我深为这位年轻人懂得旧书的价值而欣慰不已。
  六十年代初,北京中国书店在国子监设有旧书门市部,进门需要购书证,实在是个好去处。阿英、唐弢是常客。那时唐弢正在西郊主持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周末才回城,我则天天上班,只有星期日上午才能去看书,所以我们常在这一天碰面。阿英同志几乎天天到,竟连星期日亦不漏,有这种痴劲儿的人,现在见不到了。我在这里买到一本在当时来说可买可不买的书,那是土纸印的六十四开本的《缪弘遗诗》(见图109)。书很薄,作者又名不见经传,结果花了四角还是买来了,主要为着前面有李广田的一篇短序。这是西南联大一位学生的诗集。前些年,碰到李先生的家属,知道他们正编李先生的文集,一问果然漏收此篇,便借给他们抄补进去。青年朋友刘君,志在编撰《中国现代新诗目录》,他的腿很勤,跑遍了各地的图书馆,有好几本书却只见其目,《缪弘遗诗》和闻一多作序的《三盘鼓》即是。我借给他这两本书复印,他高兴得跳起来。我受到他情绪的感染,俨然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金矿,飘飘然了许久。
  事情还没有讲完,友人王景山教授,为撰写西南联大文艺社团的回忆录,也来找我借《缪弘遗诗》。我把书寄给他,他回信说——缪弘和我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同系、同级,又同是当时联大文艺社社员。捧读这本诗选,四十年前事,历历在目。这本诗选,当初我们都有的,但后来经过复员、解放,以及历次运动,大都没有了。现在竟从兄处看到,真可谓有缘矣。但更值得为兄一说的是,今天上午我已经把诗选拿给扉页署名“少伟”的那个人了。
  真有这样的巧事,景山兄说,这位原书的藏主“少伟”也是西南联大同学、文艺社成员。他是夏衍同志的女婿,已故女作家赵慧琛的胞弟。赵女士在三十年代演过电影《马路天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景山兄等都各自复印了一份,并将原书还我,说来这已经是1986 年的事了。
  我感谢这些找我借书的识者与不识者,他们都给我带来愉快的回忆,也不枉我多年来在冷摊前耗费的光阴。他们也没人强索我的藏书,因为连我也感到,他们保存那书也许比我更有理由。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这种尊重别人的感情是美好的。我还遇到过这样的借书人,以为我是图书馆,什么书都应该有。我说没有某本书,对方冷冷地一笑:“你再找找看么,何必说得这么肯定。”我想糟了,人家不相信我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不被人家信任更难过的事吗?

  琉璃厂人

  北京琉璃厂旧书肆的书贾们,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评价的,有商人凡俗的一面,然而也有儒雅的一面,这是别处的买卖人所没有的。听从前在琉璃厂卖过旧书的人说,直到抗战以前,还有文人学者、大学教授为了搜集版本的需要,甚至投资开旧书店,委托伙计们寻觅奇书。伦哲如这样干过,谢国桢先生也干过。所以贩书者比有的大学教授过目的书还多,实在亦并不奇怪。
  由于受到长期的薰染,在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种书卷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的旧人现在留在中国书店的已经不多了。
  讲到儒雅的风度,通学斋书铺的孙殿起最为人乐道。他只念了几年书,却有《贩书偶记》等专著问世,他的《琉璃厂书肆三记》更是一部内容绝佳的史料。在他的笔下可见版本的流传、书肆的变迁,以及书贾们的风貌。有趣的是,在他的笔记里,说什么琉璃厂的书铺设在路南者多,路北者少;营业兴盛者,厂甸以东又胜过以西。似乎在说这与风水有关。这当然是不足信的。他介绍福润堂主人王福田,其中还涉及宫廷掌故。王于光绪二十九年开设书店,“多残缺不完之书,故其牌匾曰配书处。其营业以售于清宫大内居多数,并得有入内腰牌”。卖旧书的带着腰牌进宫内送书,这也是一幅不经见的清末风俗画。孙氏介绍正文斋的谭锡庆,也无所避讳:“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惟往往鱼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骗;盖仿旧钞本为其特长也。”
  还有不设门面的个人经营者,那更得有专长或路数,比别人加倍地付出劳动。
  如河北衡水人彭文麟常跑外省,1931 年在山西某县古玩店,“见架上书,有残本《永乐大典》签条一纸,遂令铺伙取下,凡十余册,廉价得之。”又有河北冀县人魏进考,也是个体经营者,“所交多属参众两议院议员。某年国会解散,所有外欠诸债,未收回,而其售出之书,皆取诸同业者,至期无以应,别无善策,遂服毒自尽,享年二十二岁。进考自幼与余同学三年,小余三岁,聪颖过人,专工书法,真草隶篆四体皆佳,其摹仿诸名家手笔,俱能逼真,惟其生不遇时,惜哉!”这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贩书者的悲歌,是民国初年大人物欺凌小人物致死的实录。孙殿起逝于1958 年,那时我虽然已经进京八年了,却无缘一见,实为憾事。
  然而,我认识了从十几岁便跟孙先生学徒的雷君梦水,他是孙先生的外甥。他腿勤手勤,腿勤是指他常跑西郊的燕京、清华两所大学,结交了如邓之诚、朱自清这样的学人;手勤是指他凡是过目未见的书,他都用笔记在小本子上,养成过目不忘的能耐。他也没有念过几年书,现已出版《古书经眼录》、《书林琐记》等专著。如今他退休在家,仍钻研古籍。他虽卖书,也自备一点心爱的书在手边。出于洁身自爱,也是为了避嫌,购来的每本书上或贴有单据,或留有购书日期、定价和单据号码。这种处世之道亦带有一点儒雅之风。
  松筠阁的刘氏,也是光绪二十几年开设的老店了,我见过属于第二代的主人刘殿文先生,外号“杂志大王”。满头白发,待人和气,每次都要把顾客送到门口,点头鞠躬道别。第三代的刘广振君,也是个奇才。对建国前的各种杂志,能够倒背如流。有一天他拿出二十年代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本校刊,上面刊有孙树勋写的小说和剧本,那是作家孙犁的少年习作。所以多年来他是唐弢和笔者访书的益友。同他谈谈文艺杂志的掌故,实亦人生一大乐事。
  如今他的女儿也在琉璃厂卖书,条件变了,似乎看不到多少父辈们的风流了。
  去年赠我一册《郑板桥外集》的郑君,也是一位贩书而懂书的人。这本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料专集乃是他在贩书之余整理编就的,退休之后仍不忘访书看书,闲居中近又编就一部清人笔记《寄龛四志》,尚待出版。原书作者孙德祖,绍兴人,周作人颇推崇此书。林辰所藏的新文学版本,有的即得自郑君的书摊。林先生要找鲁迅作序的淑姿的《信》,郑君从杭州同行处觅得一册,赠给了林先生。他也赠我一册《白采的诗》,是中国新文学早期的绝版书,坚不受值,堪称君子之风。他贩书之余喜作卡片,我借他自制的文艺期刊卡片看过,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在别人下班回家之后,他在店里多留一两个小时写就的。其中不少坊间所漏收的条目,连刊物的开本、页码,以及售出的时间、售价也记录在案,甚至标明“罕见”、“极罕见”的字样。
  还有一位刘君,懂外文,我从他手中买到过增田涉译、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一册,还有一些民初的石印唱本。即使见到他而无书可买,听他谈谈中国新文学书林掌故也很有趣。有一次他跟我说,头年清理外文书,见到一本徐志摩签名送给陆小曼的书,当时放在了一边。待清理完了大批书以后,再找这个签名本,怎么也找不到了。又一次,我从他手中买到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写的中译本《苏联行》。我翻到插图照片中的一幅莫斯科市女警察的照片,他开发票时说:“郭沫若写的访问苏联那本书,也谈到苏联的女警察……。”我当然不记得这细节,至少证明他看过郭老的书。如今他也退休了。
  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魏君,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在松筠阁刘掌柜那儿自学的。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老掌柜的常让他抄书,卖个好价钱。近年在家闲居,手抄了一部《道德经》自娱,已请名家启功、吕叔湘等名人题跋,实在是雅趣不浅。不久前又见他在报上发表贩书杂忆,题目是《忆向达教授》,记述他从前给向觉明先生送书的情况,并很得意于“货卖识家”。
  琉璃厂现在已变成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街,但那魅人的文化气氛究竟还有多少?我们在这条大街上,还能结识一些有点凡俗、又有点儒雅的卖旧书的朋友吗?

  闲话藏书(代跋)

  给藏书下个定义是很难的,给藏书家下个定义更难。什么人才配称藏书家?拥有多少书才称得上是藏书,藏什么样的书才能称得起藏书家?
  我想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各有各的标准,难求统一,也不必太认真。反正我不敢妄称自己是藏书家,也从来没有看不起仅有少量存书便自称是藏书家的人。
  偶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卷,其中有关藏书的条目,我以为说的很好,似乎可以把一般藏书者同某些可以专门称家的人区别开来了。关于藏书家,那上面说:“凭自己的爱好、评价和鉴赏力而有选择地收藏图书,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参考、阅读或消遣,也是为了把某个领域的书籍精心地、完善地收藏起来。”以我的条件来论,就不可能做到“完善地收藏起来”的水平,焉能称“家”?不过如果说这就算定义的话也难周全,因为这当中的界线不可能划得十分清楚,即使是专门的收藏家不也是从无到有、逐渐丰富起来的吗?究竟从什么时候算起才能称“家”呢?
  正当的藏书家应该是从获取知识开始而逐渐引起了藏书的兴趣,然后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从一而终地搜集某一方面的书籍。但事实上也有自己并不从事什么研究,完全出于热爱人类历史文化的动机,甚至出于一种爱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而开始藏书。这同样很高尚,也是令人尊敬的。自古以来我们便有这样的私人藏书家。当然出于私利而藏书的人也不少,如旧时的书贾也藏书,但只要目的不是毁灭文化,那么在保存和集中书籍这一点上,对于后代还是有功的。所以对于一切有收藏喜好的人来说,我们都应当鼓励、提倡,从长远来看,总比整个社会都轻视收藏要好得多。这总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化活动吧。
  1985 年11 月11 日,新华社在莫斯科发出一条不被人重视的简讯。一位九十五岁的莫斯科人丘瓦诺夫一生收集各种罕见版本书籍和手稿两万多本,光手稿就有五千本,其中甚至有世界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手稿。短讯说,这位藏书家从童年起就有收藏书籍的兴趣,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他便立下了收集各种罕见版本书籍和手稿的志向。可惜记者没有专门去采访这位老人,否则一定会写出一篇非常有趣的专访,因为他一生的藏书活动,一定会有很多奇遇,是富有传奇性的。近来他已把部分珍藏献给了苏联国立图书馆。
  这是藏书家们的珍藏最理想的去处,中外一理。我赞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藏书目录”说的“私人藏书是世界上许多大图书馆的基础”,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如果调查一下我们各大图书馆的馆藏基础,也可以开出一大批私人藏书家的名单,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给他们写出一篇内容丰富的藏书家传记。直到今天,我们不时可以在报上看到一些私人收藏家把藏品捐献给国家的消息,这也印证了百科全书的说法。我国南唐时代的藏书家鲁宗范说得更实在:“典籍乃天下公器,世乱藏于家,世治藏于国,其实一也。”
  他明确地指出某些个人的私藏,其最终目的也还是替国家保管而已。如果这话是出于真诚的,我觉得这是很开明的见解,也是很有远见的。“文革”初起,到处扫“四旧”,线装古籍一钱不值,并且成为罪恶,可是当时在北京图书馆门前常有不留姓名、地址的公私藏书家,趁着夜深人静把线装书成车地堆在那里,目的也还是让它有个好去处。说真的,我听到这消息以后,对那些作出如此决定,以及深夜偷偷地把古籍运来的人们怀有深深的敬意。这在当时要冒一定的风险。保存民族古籍而有罪,这只能是某个畸形的时代才能发生的事,也许今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吧。
  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介绍,藏书的内容和方法大体可以分为专门收藏初版书籍、按作者收藏、按主题收藏、按善本收藏这四类。
  初版本的收藏是指广泛收藏各种初版书的收藏家,古今中外都有这样大胃口的收藏家。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只收某种专业初版书的收藏家。
  所谓按作者收藏,“即选择一个作者,将其所有版本的作品收藏起来,或集中收藏某一个作者某一个时期的作品,甚至其中一、二部作品的所有版本”。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这里说的一个作家的一、二部作品的所有版本,当然是指一些名作家的名作而言,在我国如鲁迅的各种书、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等。仍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释,“按主题收藏,那广收群书,例如从经典著作、美国文学,以至棋、咖啡、拳击、侦探小说,或原子能开发等均可列为收藏对象”。这种有范围的收藏是最大量的、常见的,例如郑振铎同阿英的收藏都属于文学收藏,但也各有特点。
  第四类按善本收藏,它的收藏范围最小,只是一些经过精心选择的善本。
  善本的标准每个国家也不一样,就中国而言,善本的标准也不时更移。以前只有明代的版籍才算善本,后来降至乾隆以前,现在同光年间某些精刻也被人们目为善本了。
  其实这四类收藏方式,也难以完全概括尽藏书家们的兴趣。比如还可以增加按出版单位来收藏,如有的收藏家专门收集某个历史较悠久的出版社的全部印刷品。中国古代、近代、现代都有不少著名的书坊和出版社,这种收藏于研究中国出版史大有裨益。还有按年代和地区范围来收藏的,如专门收藏抗日战争时期的书籍,细分又可分成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三个地区。
  无论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或某一时期和某一区域的,这种藏书都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
  有一点倒中外相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说:“不管哪种收藏方式,书籍本身的状况十分重要。一本书的最好版本和拙劣版本或普通版本之间在价值上有很大差别。”似乎我们的古书更讲究这些,例来讲究书品的优劣。近代和现代的出版物便等而下之了,甚至连书贾一般都不重视现代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各种版本的价值。这显然是一种职业上的偏见,以至现在有些铅印书比某些线装书还难寻找。
  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更注重书的经济价值,有些人把书当成牟利的资本,早已染上了铜臭味。据说西方一位巨富,专门收藏绝版书。忽然发现巴黎市场上又出现了一部与他同样的绝版书,为了保持他原有孤本的价值,竟然不惜高价购得,然后用火烧掉!这是一种身上带有血腥味的收藏家,是很可怕的。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提到版本价值的差别时,还指出要看书的本身是否与名人有关:“最理想的藏书是有作者的批注或题词,或者曾经名流占有、使用并留有印记的书籍。”这一点也中外相通,旧时我国有不少书商作伪,专门制造某些假的藏书印记,借以提高书的身价。如果印记题词之类是真的话,倒可以借此鉴定古书的真伪,或研究版本的流传,有批语、题跋的还可以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学术,当然更有价值。
  写过《陶庵梦忆》的明代散文家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这话可能有点偏激,但是我觉得他大概有切身的体会,也是在歌颂那些带点傻劲的有收藏癖好的人。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收藏家是幸福的。”无疑的,这也是在歌颂收藏家们对保存人类文化所作出的贡献。经过文化大劫以后,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富有痴情的各式各样的收藏家,包括藏书家在内,而且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