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小思 选编

  叶灵凤书话
  主编 姜德明
  小思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序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看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几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 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
  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摭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 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
  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
  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以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 年7 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 年4 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
  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叶灵凤书话
  第一辑香港史地
  《香港史地》发刊词
  不管你是喜欢还是憎恶,香港终是一个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地方。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变动,是以香港为转捩点的。1840 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中国上下从那时期开始对所谓列强有了新的认识,而列强也开始对这个“天朝”有了新的认识。香港恰恰就从这时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一百年以来,香港已成了人口二百万的世界大都市之一。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香港的重要性并不因此有所改变,而且看样子,在最近的将来,她的重要性有可能还要继续增加。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可说太缺乏注意了,更谈不到学术上的研究。过去对于香港这地方的一点自然史地研究成绩,可说都是外籍人士做的,正因为如此,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了,我们如要参加这行列,可以免除自行摸索的困苦。编者以为,香港在种种方面都是一个值得研究充满兴趣的地方,不论你所注意的是国际问题也好,中英关系也好,历史考古也好,甚至草木虫鱼也好,香港这地方都可以提供丰富的资料不使你失望。
  这就是本刊创刊的旨趣。当然,园地是公开的,我们欢迎一切专家和热心人士的合作与指教。
  香港《星岛日报》1947年6月5日
  西文香港史地书录解题
  研究香港史地方面的西文著作,从来还没有人编过单独的书目,所有有关香港的著作目录,大都列入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文书目之内。
  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广博的自然是亨利·柯尔狄尔氏。他的著名的《中国关系书目》(Bibliotheensinica),最初出版于1878 年,1908 年增订为四大册,内容共分五部,差不多收录了一切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香港自然也包括在内。在柯尔狄尔氏的书目出版以前,另有莫林都尔夫的《中国书目提要》(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出版于1876年,其中关于中外关系部分的书目内,将有关香港的单独列成一类。莫氏是德国人,任过驻天津的德国领事,后来一直在中国海关服务。柯尔狄尔氏的目录未出版以前,莫氏的目录可说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唯一综合书目。此外,1849 年广州出版的《中国文库》(Chinese Repository)
  第十八卷,附有研究中国的书目四百零二种。1967 年丹尼斯编的《中国日本通商口岸指南》(The open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卷末附录也有关于中国的参考书目,共有五百余种,注明关于中国的语言学书籍不包括在内,这目录所举列的书籍,有若干种也是关于香港的。这两种初期的中国书目,后来都构成了莫氏所编书目的一部分。
  莫氏和柯氏两种主要的中国书目,都是四五十年以前出版的。在这当中,又有不少关于香港的著作出版。我这篇书录,便是以这两种书目中所已经收录的为主,再加上这几十年新出版的,择其中有关史地部门者,随手加以纪录,并对内容略加说明。这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工作,距离完备尚远。我希望以工作为基础,逐渐补充,以期能完成一篇比较整齐的研究香港史地关系的书目。
  一、《中国文库》
  英文《中国文库》月刊,创刊于1832 年(道光十二年),1851 年停刊,共出了二十卷。这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关系必读的史料。可惜原书现存甚少,很不容易见到。莫林都尔夫的《中国书目摘要》第二编第十四组第四项“香港”栏内,收录《中国文库》上所发表的有关香港史料共十九种,如第十卷(1841 年)所载义律在澳门及香港发表的满清将香港割让与英国的正式布告,香港政府宪报第一号原文,以及当时香港人口街道名称等,都是最难得的初期史料。第十二卷所载的香港小史,第十四卷所载的香港地图,也是研究早期香港不能忽视的资料。实际上,《中国文库》里有关香港的史料极多,决不限于莫氏书目中所举出的十九种。
  二、《域多利威略述》
  莫氏书目第三三四六号著录,1848 年香港出版,十六开本。未见。著者不详。
  三、《香港风景》
  原名《Hong Kong Illustrated in a Series Of Views》,1849年伦敦出版,石印本,编者M·布鲁斯。莫氏书目的编号为二三四八号。
  据丹尼斯在他的《中国日本通商口岸指南》附录书目里说,本书的图画底稿似乎曾经被伦敦的石印绘工随意修改过,如中国人骑驴子,中国绅士男女在山顶上野餐,后面有人打着凉伞等等,认为都是增加上去的。
  四、《一八四六年香港年鉴及指南》
  原名“The Hong Kong Almanack and Dimrectory for1846”香港德臣西报出版,三十二开本,七十三页。本书是香港出版的年鉴指南之类的第一种。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内有商务监督庄士顿氏关于1843 年的香港状况叙述。当年香港政府官员及外籍商民的姓名,这一年所颁布的宪报法例等都有记载,并附有《南京条约》及《虎门条约》原文。莫氏书目第三三四九号也录有1849 年出版者一册。
  五、《香港政府宪报摘要索引》
  原名《Adigest andinder of all the ordinaries of the HongKong government》。编者W·塔郎特氏, 1850 年出版。莫氏书目三三九零号。
  六、《中国杂志》
  《中国杂志》(The Chinese Magazine), C·威卫斯主编,1868年在香港创刊,第二年停刊,共出了三卷。据莫氏书目所载,第一卷有关《在香港的欧洲人生活》,《快活谷》,《狄亚西号环游香港一周》数篇有关香港的文字。
  七、《香港名称》
  《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一卷所载,著者不详。见莫氏书目第三三六三号。这刊物系两月刊,香港出版。编者丹尼斯。第一卷一六三至一七六页另载有莱基氏对于香港的回忆一篇。
  八、《山顶下》
  一名《记事诗》,寄居香港多年的产品。
  著者麦裴尔,原名《Under the Pea》。1869 年伦敦出版,莫氏书目第三三六四号所载。未见。
  九、《香港、澳门、广州的鸟类》
  著者R·斯云荷氏,1861 年英国《自然科学史》杂志所载,见丹尼斯所编《中国日本通商口岸指南》卷末所附书目。著者关于台湾及海南岛的语言及自然科学著述颇多。
  十、《中国日本的通商口岸》(香港部分)
  丹尼斯编,1867 年出版,原名已见本文序录。自第一面至一一五面都是关于香港的,可说是一部至1865 年为止的香港史,附有香港岛及域多利威的市区地图各一幅,后者对于1866 年岛上各项重要建筑物的所在地均有说明。
  本书是关于香港初期情形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若干名词,如街名,商号,动植物及蔬菜名称,均附有中文对照,以便查考。对于香港开关初年的人口、市政及海岸建设情形,均有详细追叙。这些资料在今天已十分难得。书后索引部分并附有关于香港各部门的细目索引。
  当时的物价,据本书所载,牛肉每斤一毫六仙,猪肉二毫四仙,龙虾一毫六仙,石斑一毫八仙,澳门薯仔三仙,葡萄二仙。西人雇用阿妈的工资,每月八元至十元,轿夫每名每月六元至七元。
  本书对于香港的花卉、树木、昆虫、鸟类、地质,都有若干扼要的叙述。自从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后,不少住在香港或到香港来旅行的欧籍人士,早已开始了关于香港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本书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可说是当时已经获得的成绩一个总结。
  十一、《纳米昔斯号航程及作战史》
  本书作者为贝拉德(W.D.Bernard),书名原文是《Narra- 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1844 年伦敦出版,共分上下二册,第二十四章至二十六章都是全部关于香港的。
  这是关于鸦片战争和初期香港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纳米昔斯”号是一只铁甲舰,曾参加鸦片战争,占领舟山群岛、定海和宁波,又到过广州和南京,在琦善还不曾私下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前,它就在这里寄泊过。因此关于1840 年前后的香港岛情形,这本书可以提供最可靠的资料。第二十四章里,作者引述了1816 年英国大使阿美士德自英赴北京,路过香港海面停泊的记载。阿美士德的驾舰在“老万山”外洋面停泊,为的是等候从澳门来的司当东、马礼递等一班中国通,一同前往天津。
  当时的记载曾提到“香港水道”和一群多山而美丽的小岛,其中主要的一个名为“香港”。根据同行的史密斯的记载,他笔下所描写的那个小岛,毫无问题就是后来的香港。
  这记载的年月是1816 年6 月10 日,可知从那时起在英国人的口中便已经出现“香港”这个名称了。
  本书附有一幅香港地图,制作者是贝尔讫尔氏。据沙雅氏在《香港的诞生、青春和成年》一书上说,这是关于香港岛的最早的一幅地图。
  图中已经有维多利亚城,并注出若干重要建筑物的所在地,又有岛上几座山峰的高度。
  贝拉德在本书中曾提到香港开埠初期的荒凉和气候不健康的情形。
  他说,当时认为这个小岛除了有深阔的海港可供寄泊,以及东西两端有便利的出路以外,其他便一无所长。作者说,当时的不少人主张放弃香港而占用“烂头岛”(大屿山),可是因了全岛的面积太大,万一有敌人来袭不易防守,而在气候,出产,淡水方面,都与香港的不良情形一样,但是香港面积小,容易防守,这才继续占用香港。本书出版于一百多年以前,现在已不易见得到。
  十二、《岭南》
  本书原名Ling-Nam,一名《华南内地见闻》,著者亨利氏B.C.Henry),1886 年出版。
  著者亨利,系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于1873 年来中国。他是一位热心的植物学家,借传教上的便利,广泛的旅行中国各地,曾收集不少植物标本。
  另有一位亨利氏,是植物学家,系在海关服务者,来中国较迟,实是另一人,不可与本书著者相混。
  本书系他旅行广东、广西两地的见闻录。亨利氏涉足的范围颇广,他所到过的地方,不仅当时外人大都未曾到过,就是今天的旅行家也有许多未曾走到的。自第二十章至二十七章,全部是关于海南岛的。这一部分的资料很值得重视,因为当时关于海南岛的情形,外间知道者很少,外人而深入海南黎山的,更从来不曾有过。
  本书第一章略涉及香港。著者是植物学爱好者,因此那一点简略的叙述,也几乎全是关于这一方面的。著者说:羊齿科植物,仅是本港土生的,就已经有一百二十余种,外移植者还未计入。他认为香港的山上本来是林木茂盛的,后来林木给人采光了,英国占领香港后又重行培植,这才渐渐恢复旧日的青葱美丽。著者认为“香港”的得名,便是由于它是一个这样“芬芳的港”。
  十三、《科克的香港通信》
  乔治·温果洛夫·科克(George Wingrove Cooke)是伦敦《泰晤士报》的特派员,本书一名《中国——泰晤士报1857 年至1858 年关于中国的特别通信》。1859 年出版,是汇集当时发表在报上的通信稿重印的单行本。这两年,正是英法联军之役的前夜,英人为了广州入城问题和所谓“亚罗事件”,联结美法,两次进攻广州,并劫去两广总督叶名后。这些事情的经过,科克都是亲身参与的,他后来并与叶名后同船赴印度。所以从材料方面说,对于这短短的一段历史,本书所供给的材料可说十分丰富,而且是在中国方面是根本找不到的。
  本书第二章、第六章都是完全报导当时香港情形的。其他若干部分也有不少关于香港的描写。作者是第一次到香港,在那动乱的情势中,他虽然很关心英国的利益,用着一般外国人的成见和自以为是的心理来观察中国的一切,但他对香港的印象并不好。他不仅对这里的中国买办和苦力嘲笑了一番,就是对当地的外国人和这地方本身也着实批评了几句。
  难得的是,他对中国菜却恭维了几句,说虽然比不上法国的,却比英国的要高明得多了。
  以下是他在通信中对香港动植物的报导(见原书第六十二、六十三页):
  我对岛的动物和植物无法作满意的报告。装饰树在人工种植培养之下倒长得很好,从一个辽远僻静的,邻近一座贫瘠的小村和污染民居的叫作“快活谷”的地方,有一些花卉可以采集得到;可是野生的植物似乎仅是些粗糙的苔藓,连牲畜也不肯吃。说到牲畜方面,在耸立在我窗外的高山上,我从不曾见过有一只牲畜在山上吃草,只有下雨的时候,才可以见到逐渐汇聚起来的山水。有时候,岛上可以见到一只水牛,可是它大都是在走向杀牛房的途中。我从不曾见过一只母牛,可是这儿也有牛奶。但是这种牛奶,吃的人少,见了打寒战的人多。牛奶从哪里来的,这是香港市场的最大秘密,唯一可能出产这“牛奶”的牲畜是母猪——因为岛上确是有不少的母猪。但是又有一种低声的叮嘱,斜了眼睛望着那牛奶罐说,中国管家婆她自己——好了,不必多说了。好在除了听头的以外,很少人吃这种牛奶。
  有翅的蛾虫繁殖庞大的情形,使得你整天可以见到它们,在最漂亮的客厅里,白昼在地板上和桌上跑,大得像小老鼠,夜晚则撞着灯罩,大得像一只雀子。蜘蛛大得那么可怕,使你要诧异它们既然养得那么肥大,可是居然还留剩着这么多的乌蝇。蚊虫攻袭你的纱帐的技巧以及它们那么殷勤的吮吸你的血肉,使你用着一只阿比西尼亚老牛的心情欢迎着天明。
  科克又提到岛上的老鼠多和中国人喜欢吃老鼠的情形。他说,监狱里一晚可以捉到二百只,中国犯人对之馋涎欲滴,甚至递禀帖给当局请求赏给他们吃,以免暴殄天物。
  对于这类叙述,我们不难分别出哪些是夸张,哪些是真实。
  十四、《中国杂志·香港专号》
  1938 年11 月出版,是该杂志的第二十九卷第五号,编者卡洛克,但在实际上,这一期的《香港专号》是由苏威贝编的。当时华南风云正紧,香港继上海之后成为世界注意中心,这专号的出版虽然多少是有一点政治作用的,但因为《中国杂志》本身是一个历史悠久趣味广泛的刊物,所以这专号的内容至今仍值得一读。
  本期内容,最值得注意的,该是下列的几篇专论:法尔地尔的《香港早期历史》,编者苏威贝的《香港境内的考古发掘》(已译载于本刊第四期),同一著者的《香港自然史》,尤其是最后的一篇,他将香港自然史作了一个扼要的叙述,有许多必须翻阅若干书本始能获得的知识,这篇论文已经包括无遗了。此外,还附有若干图片和一幅地图。
  法尔地尔的《香港早斯历史》,其中附注的中文字:“新安”误作“新宁”,这可说是偶然的疏忽。
  本期的《中国杂志》,据说是香港专号,但仍继续保持该杂志原有的若干专栏,并有几篇其他可读的文章,如《海南岛和岛上的居民》,是从该期开始刊载的很详细的一篇研究,并附有极丰富的插图。
  十五、《中国的欧罗巴》
  本书原名《Europe in China》,还有一个副题:“香港历史·自开创至一八八二年”,著者埃特尔(E.J.Eitel)。1895 年初版,伦敦与香港同时发行。
  这部香港历史,采用《中国的欧罗巴》这个奇特的书名的原因,是因为著者认为:香港,这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实在是一个雏形的欧罗巴,是欧洲文明移植到亚洲来的一座温床。
  著者于1862 年来中国,最初从事传教工作。1879 年脱离教会,改任香港政府视学官,同时兼任当时香港总督轩尼诗的私人秘书。他也可以说得上是一位中国通,除了这部香港史之外,还著有关于中国佛教风水迷信的研究,又编过一部粤语中文字典,并且担任过著名的《中国评论》(ChinaReview)两月刊的编辑多年。
  这部香港史共分二十二章,自十七世纪中英开始贸易关系叙起,直至1882 年3 月轩尼诗总督去任为止,最后一章是1854 年到1882 年间的香港历史和中英关系的回顾,著者所以要特别提出这一段历史来分析,是因为他认为从这时起,英国派在北京的外交代表开始与香港总督脱离职权上的联系,香港政府的政策不再迁就北京外交代表的政策。他认为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转变。
  香港史的作者很少,除沙雅氏的《香港的诞生、青春和成年》(记载至1862 年为止)一书外,本书可说是仅有的一部。
  1891 年,作者曾在《中国评论》两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这部香港史的补充资料,题名《香港史的附录,自1882 年至1890 年》,将香港史的记载伸延至德辅总督任内为止。文末并附有自1841 年至1892年的香港人口、税收、行政费、船舶吨位的数字统计表。
  埃特尔的这部《中国的欧罗巴》,现在还可以偶然从旧书店里买得到,但是《中国评论》上所发表的这篇附录却不容易见到了。笔者很幸运,曾先后买到两册《中国的欧罗巴》,其中一册的书后竟附有剪贴下来的这篇附录。
  十六、《鸦片快船》
  本书原名“The Opium Clippers”,著者巴席尔·鲁布波克(Basil Lubboek), 1933 年英国出版,附有插画、图解及地图共数十幅。
  本书系记载十九世纪初年,轮船未盛行以前,从欧洲及印度往来中国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商船情形的。这些商船大都是以风帆行驶的快船,所运来的货物又多以鸦片为主,故名为《鸦片快船》。这种鸦片快船最初停泊在零丁洋,后来便集中到香港。本书虽并非全部与香港有关,但因了题材和香港有特殊关系,所以书中到处充满了直接或间接有关香港的资料。第五章是记载鸦片战争期间的鸦片贸易情形的,这时《南京条约》虽未签订,但香港在事实上已在英国占领之下,所谓“鸦片快船”
  都集中到这里来避难,当时新开的香港便成了这种快船的一个总站。
  本书著者除本书外,还写过《中国海快船》、《殖民地快船》等书,都是有关十九世纪中西航运情形的。对于本书,著者夸说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去搜集资料。书中若干鸦片快船的插画,都是从著名的私人收藏家那里征借来的。有几幅还可以使我们依稀见到初期香港海的面目。
  以下是从本书第五章摘译出来的几节: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条约中的最重要的条款,乃是关于香港的割让,但是这点在当时还不曾被人认识。
  在一八三六年的《广东纪事》报上,有一位目光远大的英国人曾写过如下的话:如果大英帝国的狮爪拟在中国任何一部分放下,让它最好放在香港吧。让这狮子表示,在它保证之下,这将成为自由港,在十年之内,它将成为好望角以东的最可观的一个商港。葡萄牙人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择取浅水港和严厉的规则。
  深水港的香港,它该永远是一个自由港。
  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未能人人皆像这位预言家的目光远大,因为他们在呈给政府的备忘录里曾说道:
  像香港这样的一个殖民地,事实上,英国商民从不曾要求过,因此对于突然建立这个殖民地,他们无不感到全然出于意外。
  关于香港初年的情形,著者说:当贝尔乾尔氏在香港上陆时(他是英国军官正式登陆香港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最早的一幅香港地图测绘者),香港岛的唯一建筑物是两座坍毁的小官员的官署,一在赤柱,一在香港仔。
  香港仔海港对面的车公洲上有一座中国庙。在英国未占领以前,这海港向来是一个著名的海盗巢穴,这从那许多废址上可以看出。
  著者又提到香港初期的建设情形。他说,最实际建筑的是渣甸的许多建筑物,当时都集中在岛的东部。海陆军的营房则在西环。中国商人的店铺多在今日的上环一带。
  十七、《香港植物志》
  本书原名“Lora Hong Kong Ensis”, 1861 年伦敦出版,本文四八二页外加序目五十二页,附地图一幅,售价不详,莫林都尔夫的《中国书目提要》列入第一七七一号,绝版已久,不易获得。
  苏威贝氏在《香港自然史》一文里说:“远在1861 年时,班逊姆氏就出版了他的《香港植物志》,这直到今日还是关于这区域的主要植物学著作。”
  本书共收香港所产花木一千零五十六种,除按照种类分别编目外,并注明发现的处所,发现者的姓名,以及与其他区域所纪录的同类品目的比较。这不是供给一般读者阅览的一本植物志,而且又没有图,因此若不是专家,看起来颇觉枯燥。
  著者在卷首写了一篇二十页的序言,说明他的材料的来源,以及在他以前的有关香港和中国的植物学方面的研究。在香港未属英领土以前,欧洲人所获得的中国植物标本,大都经由澳门和广州带到欧洲,这都是1841 年以前的活动,当时所采集的标本,有得自大屿山和汲水门的,因此颇有可能其中也有香港岛的出产在内。但正式在香港岛采集植物则是1841 年的事,这就是偕同那位著名的英国海军水道测量家贝阿讫尔氏一同在香港岛上陆的理查与斯氏,他本是海军医生,但是却对搜集植物标本有兴趣,就是他成了第一个在香港岛采集标本的欧洲人。他这年冬季在香港逗留了几星期,带回欧洲的香港植物标本共有一百四十种。
  除了理查与斯以外,早年以研究香港植物著名的两位人物,是张比安(T.G.Champion)与汉斯(H.F.Hance)。张比安是位军人,他在1847年则到香港,先后驻扎了三年,利用余暇在岛上各处采集,1850 年归国时,他的行囊中竟带有近六百种的香港植物标本。
  汉斯自1844 年以来就住到香港,他将热心采得的标本送给当时周游世界的一艘英国船“先驱”号上的朋友,这艘船曾经过香港,后来同行的一位植物学家便用这些资料写了一篇《香港岛的植物》。
  班逊姆氏说:他的这部《香港植物志》的材料,便是根据这两个人以及其他几个人所搜集的资料汇合而成。
  班逊姆氏将香港所产的植物与附近其他各地所产的作一比较研究,将它们按照地理分布情形归纳为七大类。班逊姆氏说,香港岛所处的位置,在植物种类的分布上是中国大陆北方的终点,同时又是南方热带的起点,因此范围极广。当地所产的植物,可以北至西伯利亚西南部,南至非洲南美洲都找得它们的同类。至于附近的印度、南洋、日本,在植物上和香港关系的密切,那更不用说了。
  香港《星岛日报·香港史地》1947年6月至11月
  日益消失的古老香港
  近十几年以来,香港的面貌改变得很厉害,从海上望过来,平地和山上出现了许多大厦,一座紧贴着一座,一眼望去全是方格的窗口,简直是新式的鸽子笼,九龙方面也是这样。
  随着这些新建筑物的出现,许多古老优雅的房屋都被拆卸了,有些很美丽的角落,也被填平改造,辟作了建筑基地,不顾前后左右的形势,造起狭而高的高楼。
  这几天,花园道口的玛利兵房正在开始拆卸,有两棵大榕树已经被毫不留情地锯倒了。我真替陆军监狱前面的那几棵红棉担忧,这几天开得正是灿烂,看来不用多久,它们就要变成灶下薪了。这一带不仅有许多红棉,而且是市中树木最茂盛的地方。因为自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以来,这里就被划为军营地带,树木受摧残的机会较少,所以显得特别茂盛。可是在最近一两年内,它们的命运就要不堪过问了。
  在再上一点的地带,麦当奴道和梅道一带,本是半山区最幽静的地带。最初有一两座大厦出现时,搬进去住的人十分高兴,因为他们居高临下,背山面海,占尽了形势之胜。可是曾几何时,前后左右伸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大厦,前面新起的更高,挡住了海;后面继起的更高更大,挡住了山。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家,甚至住在十楼以上,往往仍是窗口对着人家的厨房,什么风景也看不到了。
  就以我们住的地方来说,前面本来是可以望见海的,几年前街对面起了一座大厦,我坐在案前看书,抬起眼来就可以望见对面七楼或是八楼人家的主妇在房里铺床叠被。看又不好,不看又不好,只好率性将书桌搬开了。在我们卧房的后窗,本来仰望可以望见扯旗山顶。有时夜深睡得迟,下半夜的月亮会从山后面爬上来,照得山上的草木闪闪有光,令人看来有一种特别幽静的美感。可是现在呢,山腰悬崖之下早已出现了一排规模极大的高屋,遮断了山,遮断了月光。现在抬起头来,所能见到的是一排排的窗口和骨骼似的露天楼梯,吟不成“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
  我怀疑香港的经营计划,这几年在基本上有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已经将美化市容搁在一边,尽量地将一切可以开辟、填塞、腾挪出来的公地,迫不及待地拿出来拍卖,并且鼓励将房屋建得愈高愈快愈好。悽悽惶惶,好像不可终日,一点也无闲暇再来讲求诗情画意了。
  香港《新晚报》1962年4月2日
  丧失中的香港传统
  朋友送了一帙日本航空公司的月历给我,上面所印的图片全是日本有名的文物,印得非常精美。航空公司的经理在介绍词中说,日本的一切近年已遽急地趋向现代化,但是对于传统的美丽仍在尽量的保护,并存不废。这大约就是现代化的航空公司所印的日历特地采用了古文物图片的原因。
  这件事情,使我不觉很有一点感慨。
  目前的香港,在城市设计和管理方面,好像就缺乏了这样的理念。
  似乎忽视了过去,同时也不知道顾到将来,目光只是一味地注重眼前。
  仅就建筑设计来说,似乎只是着重简洁和单纯,完全忽略了美观和尊严。
  以中区的那一座皇后码头为例,旧日的皇后码头多么堂皇尊严,新的皇后码头却卑矮空洞,四无遮拦,作为徙置区的码头倒还相称。要举行什么官式的登陆仪式,就不免显得寒伧了。
  还有,那么具有历史趣味的玛利练兵场,竟拍卖给商人建筑酒店。
  这还不打紧,在那么一个重要的城市心脏地点,对于这座建筑物的图样应该怎样要从各方面郑重地予以考虑。结果,今日的美国大酒店已经建筑得将近完成了。建筑物的本身设计虽然不错,可是从城市美观的观点来说,从山上望下来,市中心和海港风景被它遮住了一大片;从海上望上去,港督府,大教堂,以及山腰的一大片美丽山景也全被它遮挡了。
  它本身占尽了海光山色之美,可是在它阴影下的建筑物都成了牺牲者了。
  在这方面,我非常钦佩具有百年历史的木球会,他们能保存那一大片草地,不为利诱,给古老的香港保存了一点体面。
  香港的历史并不长,只有一百多年。可是这个地方的上一代的开辟者,在市政设计方面,不仅很具有眼光,而且对这座城市本身显然很有感情,因此一草一木都可以看出经营者的苦心。可是他们的后辈,好像都存了“五日京兆”之心,拆的拆,卖的卖,那光景简直像二世祖将先人的花园祖屋卖给市侩改建市房一样。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将市容现代化了,事实上只是毁灭了传统。失去了旧的,并不曾创造新的,更谈不上像日本人那样的新旧并存。
  前几年,也有人曾怀疑新中国会这样,说是准备拆了万里长城去造水库和工厂。后来有人游了八达城,发现正在那里烧砖修补长城,这才知道谣言虽然有翅膀,却飞越不过事实的界限。近几年的大力保护各地古迹文物,更证明了新中国也是在一面趋向现代化,一面注重保护旧有的优秀传统。
  香港《新晚报》1962年12月27日
  香港之初期发展画册
  香港的亚细亚火油公司,这几年对于香港历史和自然史的研究工作,倒从旁做了一点工作。他们曾编印了一部香港蝴蝶图谱,近几年所赠送的日历,所采用的图片又都是与香港历史有关的。最近更将这些图片编印成一部画册,题名为《香港之初期发展》,所包括的年代自1842年至1912 年。
  这部画册包括了十二幅彩色画,都是根据旧香港的面貌加以剪裁,重行绘制的,有一点近于图解性质。每一幅另附有一页单色说明文字。
  尽管景物的绘制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对于香港的过去茫无所知的人,这里总算多少提供了一点资料,而且能给人一些具体的印象。这工作倒是值得称赞的。
  无论怎样,同样的以略具宣传性质的印刷品赠给客户,这样的日历总比那些采用脱衣女郎图片的高雅得多,而且也有用得多了。
  封面上所用的那幅地图,乃是英国人所绘的本港第一幅单独地图,绘制的时间是1842 年。目前仍在本港大会堂展览的旧香港图片,也是以这一幅地图为起点的。可惜编者不曾对这幅地图有所说明,因此一般的读者不会知道。
  不过,这幅香港岛最早的单独地图,价值是在它所具的历史性,而不是地图本身。因为这还是在鸦片战争初期,远在《南京条约》以前,英国人在这座小岛上登陆后,就进行测绘的。
  由于绘制草率,这幅地图在地形上很不正确,许多地名都填错了。
  最明显的是黄泥涌村,这本是今日的跑马地,可是这幅地图上却将“黄泥涌村”写在铜锣湾以东的一座山头上。
  每一幅彩图前面所附的那一页单色图解说明,看来比那幅彩色图本身更令人感到了兴趣,因为这里提供了若干历史知识,尤其是那十几幅历任总督的肖像,使我们可以见到这些曾对香港发展有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真面目。
  说明文字是中英文对照的。英文所根据的资料,比较正确。可惜中文译文不曾认真地邀请适当的人去校勘过。除了字句不妥之外,更有错误。如第五图坚尼地爵士任内的那一幅,中文说明将“Mountain Lodge”一字译成了“洛治山”,这是错误的。香港并没有“洛治山”。这是一座建筑物的名称,文雅一点可以译成“山顶别业”,是当年总督的避暑别墅,并不是什么“洛治山”。
  香港《新晚报》1963年7月1日
  读《新安县志》札记
  新安县即今日之宝安县。港九新界各地,在从前都是隶属于新安县的。鸦片战争时期,仍名新安,进入民国后始改名宝安。
  其实,宝安之名,比新安更古。据县志《沿革表》所载,宝安之名,始于六朝东晋,隶东官郡。东官就是现在的东莞。到了唐初,就废了宝安县,并入东莞,直属广州都督府。这样一直到了明朝初年,都是称为东莞。到了明万历元年,将东莞县分析为二,增设了一个新县,其地就是从前的宝安县,改称新安,与东莞分治。所以新安之名,是在明万历初年才有的,比宝安迟得多了。
  到了满清,在康熙五年,新安县并入了东莞,废了新安之名。可是到了康熙八年再将新安县恢复,隶属广州府。这样就一直称新安县,直到民国,因新安县名在别的省份内有同名的,遂恢复古名,改称宝安。
  由于今日港九新界各地,在从前也曾经一再隶属于东莞县,因此有关今日香港范围内的一些事迹,在东莞县志上也有记载。新安县辖下的村庄,旧载共有五百多座。今日新界及港九两地,在当时都是属于新安县巡检官富司辖下。在县志的《都里志》内,官富司巡检所管属的村庄,村名有不少至今仍沿用未改。如锦田村、屏山村、东头村、屯门村、厦川村、石冈村、隔田村、粉壁岭、石湖墟、大步墟等等,都是今日习见的,不胜枚举。
  属于今日港九市区内的,如衙前村、蒲冈村、牛池湾、尖沙头、土瓜湾、深水莆、二黄店村、九龙寨、黄泥涌、香港村、薄寮村、薄凫林、扫管莆、赤磡村,皆见于记载。其中尖沙头即今日的尖沙咀,二黄店村的“黄”字当是“王”字之误,即宋王台附近的二王殿村,薄凫林就是薄扶林,赤磡村即红磡,薄寮村即薄寮洲。香港村就是今日香港仔的香港围,也正是今日香港岛命名的原来根据。
  除了本地人的村庄之外,《都里志》另列有客籍村庄的名称。如今日的大坑、九龙塘、长沙湾、浅湾、沙田、深水埔、吉澳,都是隶属于官富司巡检辖下的客籍村庄。
  今日的香港仔,旧名石排湾,其名称见于县志卷八《田赋》栏:“叶贵长吴亚晚吴二福徐集和领耕土名石排湾一百一十丘,税二十五亩七分四厘,每亩岁纳租禄八钱”。
  香港岛之名,不见于新安县志,这不足异,因为“香港”一名,是在道光初年,才由往来在零丁洋一带的外国商船船员们叫出来的。《新安县志》修于嘉庆二十四年,所以只有“香港村”之名,无香港岛之名。
  香港这一座小岛,在未被外国船员称为“香港”之前,土人或以岛上局部的地名名之,称之为“石排湾”,或“赤柱”;有时又称之为“红香炉”、“裙带路”。
  “红香炉”是山名,指今日铜锣湾天后庙一带的群山。相传曾有一座红石香炉自海上漂流到那里的岸边,渔民以为天后显圣,就建庙以祀,并称庙的后山为红香炉峰。
  在嘉庆年间,红香炉设防,驻有水师兵勇,称为红香炉汛。
  “裙带路”之名更古,在明修东莞县志的粮册上,就有裙带路之名。
  后来林则徐等人的奏章,提到香港这座小岛,也屡称其地“土名裙带路”。
  由此可知本地人所说裙带路一名,系由“阿裙”其人为英国人带路而来,是毫无根据之谈。裙带路实是岛上原有的土名,其得名由来,不外岛上山腰自西往东的小路,在九龙对岸望来蜿蜒如裙带,所以称为裙带路。
  新安县志卷一所附的舆图,仅有红香炉之名,无裙带路及香港之名。
  红香炉位置在鲤鱼门炮台之下,屯门汛,大奚山,急水门之东,这位置当是今日的香港岛无疑。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图中除注名为“红香炉”
  的小岛之外,在它的东南角又有两座小岛,较上的一座注明为“仰船洲”,较下的一座注明为“赤柱”。这一来,就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了。
  “仰船洲”即昂船洲,按照实际位置,应该在香港岛(红香炉)之上,不该在它的东南角。至于赤柱,更是香港岛的一部分,图中将它与红香炉各绘成一座独立的小岛,而且相距颇远,更令人费解。
  图中有独鳌洋,是一座小岛,位置在佛堂门外大海中,在蒲台之上,塔门之下。“新安八景”之一的“鳌洋甘瀑”,就是指这地方,说其上有飞瀑,水质甘芳,如自天而降,所以称为“鳖洋甘瀑”。旧时颇疑“鳌洋甘瀑”的甘瀑,是指香港岛上南端近薄扶林处的大瀑布,现在仍据县志所附舆图看来,完全是另一处地方。
  不过,以“红香炉”、“赤柱”等处的位置为例,这幅舆图画得是不甚可靠的。那么,“独鳌洋”是否真的远在香港之东,那又有待考证了。
  新安县志所载的气候风俗物产,持以与今日相较,虽然隔了百余年,变化仍不很大,有不少仍可以互相印证。至于名胜古迹部分,则变化最大,多数已湮没无存,有些则星移物换,已不能确定在什么地方,仅有极少数仍可以指出其处。
  卷首有廪生陈棠绘的新安八景图。八景为赤湾胜概,梧岭天池,杯渡禅踪,参山乔木,庐山桃李,玉勒汤湖,鳌洋甘瀑,龙穴楼台。八景仅杯渡禅踪在今日香港界内,未逊旧观,其余如赤湾天后庙,早已拆毁,无胜概可言,参山乔木、庐山桃李等景所指何处,更不易确定了。
  打风为香港一大患,新安县志对于历年风灾有很详细的记载,对于本地人占望风色的谚语也记载很详,如说“凡岁一鬼打节有一飓,三鬼打节有三飓。鬼,鬼宿也;打节者,或立春立夏等节逢鬼宿也”。又说飓风息时,风势必转东荡西而南,然后停止,称为“回南”。凡是未回南的飓风,去了可能再来,因此有谚语说:“飓母不回南,再来不待三”。
  至于打风的预兆,县志说:“断虹先兆,云凝不停,雷隐不动,海气沸腾,矶石响,水禽遁”,还有“海气腥,云脚疏直”,这些都是飓风将来的预兆,就是现在也可以通用的。
  有些风俗,在今日本地人的生活习惯中仍可以看得出,如说“称寿必自六十一始,重一不重十”。今日香港人做寿发帖,往往有几秩开一之说,就是沿用这古老的风俗。还有,婚礼请客,不曰喜筵而称梅酌,也是有所根据的。县志卷二“风俗”栏云:嫁女不以妆奁相夸耀,犹尚糖梅。亲友造新婚家索饮,曰打糖梅。其家速客曰梅酌。
  在农作物方面,县志卷三“物产”栏说:“邑中宜稻,名类最多”。
  这种特点,我们即使在今日新界仍可以看得出。县志列举了几十种不同的谷米名称,有的是头造的早禾,有的是末造的迟禾。有“饭罗黏”,“不知春”,“香粳”,“鹧鸪耒”等等名称。我们现在到元朗大埔等处的米店里去看,除了“金风雪”,“油黏”之外,有时还可以看到志书上所说的这种名称。
  至于雨的名称,除白撞雨之外,还有所谓“偷淋”。偷淋者,半夜下雨,黎明即止之谓,现在已很少通用了。
  新安县濒海,县志所记载的海产鳞介,大部分都是我们今日在香港可以见到的。细读一过,在名词和俗谚方面,可以获得不少印证。
  本港渔民艇家,最忌“乌忌白忌”,见了就要连呼“大吉利是”。
  所谓“乌忌白忌”者,就是海豚,在长江中也有,称为江猪,读了新安县志,才知道这东西应该称为“鱀”。县志卷三“物产”门鳞类云:鱀鱼重数百斤,嘴如虾啄,脊若锋刃,有乌白二种,一作鱀.谚云:白鱀,乌鱀,不劳频至。至则有风灾。唐诗云:江豚吹浪夜还风,谓此。肉甚腥,不可食。渔人捕之以煎膏,夜照读而不伤目。
  香港人吃鱼,有谚语云:第一■,第二■,第三马家郎。石斑清衣之类不与焉。这谚语也在县志上得了印证。县志云:■鱼,圆头缩尾,狭鳞扁身,肉厚细嫩,刺与骨皆脆美,味甘平,食之肥健益气。一名镜鱼,以其形如镜也。有黑白二种,白者为良。
  ■鱼,大者长二三尺。身圆皮滑无鳞,骨脆味甘,肉多脂。性畏■,若以■拌,则味失真而臭。
  马鲛,即马膏鲫也。滑皮尖嘴,长身叉尾,以腊月出,至三四月,乃海鱼之美者。语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马膏鲫。
  但今日香港吃海鲜,多重石斑青衣之类,大约取其肉多,而且产量多,一年四季皆有供应。但是讲究吃海鲜的,却喜欢吃龙脷七日鲜之类,这就是古人所艳称的比目鱼了。县志云:贴沙鱼,一名版鱼,种类不一,色有青红斑黑,身有长短大小,鳞有粗细。细鳞而长大者佳。喜贴沙上,即尔雅所谓比目鱼也,一名鲽。咸淡水皆有之。吴都赋云:双则比目,片则王余。内有一种名七日鲜,经数日其味不变。又一种口偏左,名左口,即地鯆鱼也。
  以龙脷七日鲜与石斑青衣比较起来,前者确是肉味细嫩得多。青衣比石斑更不行,有时会有一种异味,因此内行吃海鲜,多不吃青衣石斑。
  大澳的黄花鱼,著名已久,县志云:黄花鱼,周身金鳞,头有石,莹洁似玉,长尺许,采于大澳海中,自九月至十一月,渔者暮听其声,用罟合围以取,则曰打黄花。色白者名白花,细小者名黄花从,其胶甚美。
  语云:黄白二花,味胜南嘉。
  香港小贩卖咸鱼的,惯称“黄花筒咸鱼”,读了县志才知道是“黄花从”。
  新安县内出产的花木蔬菜,见于志书而可以与今日香港常见的相印证者,县志说所产菜蔬,春则芥蓝莙荙生菜等等,夏则苋菜豆角蓊菜凉瓜等等。按莙荙菜即今日俗称牛皮菜,价甚贱,有人嗜食,有人则嫌其有怪味。蓊菜即蕹菜,有水旱之分。浮田所种,就是水蕹菜。
  县志又称邑产茶甚夥:
  其出于杯渡山绝壁上者,有类蒙山茶,烹之作幽兰茉莉气,缘山势高得雾露以滋润之故,味益甘芳,但不易得耳。若凤凰山之凤凰茶,担竿山之担竿茶,消食退热,以及竹仔林之清明茶,亦邑中之最著者也。
  按杯渡山即今日的青山,已不闻以产茶著名。至于凤凰山顶,相传有一株“神茶”,饮之能令人消暑解渴。但现在本港凉茶店有所谓“紫贝天葵茶”者,据说就是采自凤凰山顶。但已经属于生草药类,不是普通的茶叶了。
  县志所说的“宜母果”,就是今日的柠檬,“蜜望果”则是芒果。
  还有一种“万寿果”:“树高如桐,实在树间如柚,味香甜可人。”既不似木瓜,又不似大树波罗,不知是什么。
  素馨、茉莉、指甲花,都是香气酷烈的花,现在茉莉、指甲花还常见,素馨则很少见了。县志说,素馨、茉莉都是番人自西国移种于南海者,素馨原名“那悉茗”,南汉宫人素馨喜簪此花,故名。按“那悉茗”
  该是“耶悉茗”,县志误刊“耶”为“那”。
  又有“朱槿”,茎叶皆如桑叶,光而厚,其花深红色,五出,大如蜀葵。这就是今日常见的“大红花”,又称“佛桑”。除了大红色的以外,现在还有粉红、白和黄色的。
  拘那花,即夹竹桃花,夏开,淡红色。现在则除了淡红色的以外,也有深红和白色的。
  香港岛上的野生兰花是很有名的。县志对于兰花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名称有“隔山香”,“公孙逼”,又有“出架白”,青兰,黄兰等等。惟未提及“白兰”,只称有一种“树兰,高丈许,花似鱼子,香烈过之”,这当是珍珠兰之类,不像是白兰。
  还有今日有名的吊钟花,也有著录,说是“邑杯渡山极多”,吊钟在今日香港是受保护的禁花,禁止采折,但是杯渡岩所见的吊钟花,已不多了。
  香港《新晚报》1963年12月2日—6日
  万寿果与凤凰山
  ——读《新安县志》补志
  前几天我在《读〈新安县志〉札记》里,说起县志所载出产的果木“万寿果”:“树高如桐,实在树间如柚,味香甜可人”,不知是什么果实。昨承本报热心读者“宝安人”先生,投函赐教,谓“路西一带,称木瓜为万寿果”云,实在盛情可感。我本来也想到县志所叙述的万寿果形状:“实在树间如柚”,有点似木瓜,可是误信一般人所说,木瓜树是近代自外国移植来的果木,以为在满清嘉庆年间还不曾在广东一带繁植,所以不敢断定是木瓜,不料仍是我估计错了。
  “宝安人”先生在信上又说:“紫贝天葵,亦非出自凤凰山。东宝一带之大山均有之,尤以罗浮山所出产者质量均佳。凤凰山系于县之岭下村有凤凰岩,乃风景区之一。至于神茶,则未之闻也。”
  按凤凰山出产紫贝天葵,乃是本港的凉茶店所标榜者。其他各山也有这种植物出产,自是意料中事。不过所说“凤凰山系于县之岭下村有凤凰岩,乃风景区之一”,则显然有一点误会,将凤凰山与凤凰岩混为一个地方。按出产紫贝天葵和神茶的凤凰山,在大屿山内,是大屿山岛上的最高峰,又称烂头峰。县志说:凤凰山在大奚山(按即大屿山的古名)障内,双峰插霄,形如凤阁,与杯渡山对峙。
  由于“双峰插霄,形如凤阁”,所以称为凤凰山。至于凤凰岩,则诚如“宝安人”先生所说,在岭下村。这是旧时属于福永巡检司辖下的一个村庄。县志说:凤凰崖在茅山之北,巨石嵯峨,广数丈,洞彻若堂室。昔传凤凰栖其内。上有莺哥石、合掌石诸奇景。相传蔡若虚得道于此,土人塑其像,嘉庆年间重修,极其壮丽,亦邑内之胜区也。
  据县志所载,凤凰崖下还有一处名胜,称为望烟楼,是文天祥的子孙流寓之处。文家在邑内岁荒时就登楼眺望,凡人家无炊烟者就去加以救济,所以称为望烟楼。现在大埔还有文屋村,不知是不是他们的后人。
  县志艺文志内有一首《秋日游凤凰岩》古诗,是曾任新安县知县的邑人郑文炳所作,中有句云:“奇情胜概近蓬瀛,石室玲珑紫翠盈;松风涧水调丝管,瑶草琪花照眼明;凤翔千仞周八极,一览德辉暂栖息;轩翥宁同凡鸟群,文采欲绚青山邑。”所用的就是相传有凤凰曾在这里栖息的典故。
  香港《新晚报》1963年12月13日
  香港邮政邮票史话
  我虽然也很喜爱邮票,但是却没有集邮的癖好。我所买过的几套邮票,都是与古文物、文艺美术有关的,因此我的集邮知识大约只够得上进幼稚园的水平。对于邮政邮票历史的著作,只看过早几年英国企鹅丛书所出版的那一部,从其中知道邮票不仅赝造的不少,为了满足集邮家的蒐集癖,甚至有人捏造一些远在非洲的子虚乌有的国家,印制了一些很精美的邮票,拿到国际邮票市场上来骗人。
  看来集邮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癖好。
  至于有关香港邮票的事,我自然知道得更少。说老实话,我对于香港邮政局使用了几乎一世纪还不肯改变的本港邮票设计(最近总算改变了),一向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那几个中国字的字体,既不是我国的通用楷书或是帖体,又不是“美术字”,一望就知道是那些外国三流画家画中国风景,除了宝塔凉亭之外,喜欢在中国商店招牌上所写的那种“似是而非”的“中国字”。再有那些“五先”,“十六先时”的字眼,也使人看了非常不顺眼。
  总之是,“殖民地”的味儿非常重。那几个中国字与其说是方便“唐人”,不如说是用来作装饰的。
  因此我对于香港邮票的知识很幼稚,平时也很少见到在这方面有什么可读的资料。直到昨天,我才在无意中读到了一本有关香港邮政邮票邮戳的有趣专书,使我读了之后才知道这个部门之内也可以供给我这么多的有用资料。
  我所说的是《香港和中国通商口岸的邮政史和邮戳》(Hong Kong
  AndTreatyPorts:PostalHistory AndPostalMarkings)。著者一共有五个人,主要的一个是霍金斯(A.E.Hopkins)。这是伦敦的邮政历史协会所出版的,霍金斯就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本书出版于1949 年。内容不算少,三百多面正文,外加五十面插图,可是定价也不便宜,每册要卖英金四镑多,或是美金十二元。
  著者对于本书售价这样贵的原因,曾有一点很有趣的解释。他说据他所知道,集邮家除了邮票目录之外,总是不喜欢看其他有关邮票的著作,他的这本书注定了销路一定不会好,因此定价四先令或是四镑,都是一样,反正只有那么几个人买,他们四先令也买,四镑也买。但是售价四镑却可以令本书亏本较少。这真是一位集邮家的奇妙算盘。
  然而他所说的也是事实,至少是我就不知道有这样一本“有关香港”的著作存在。
  自清末以至民国,中国人的职业,在“三百六十行”之外,有了一行新职业,称为“吃洋务饭”。所谓吃洋务饭,主要的并不是指在外国洋行里任职,而是指在中国海关和中国邮政局任职。
  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海关和邮政局里任职,竟要称为是“吃洋务饭”。要将这句话加以解释,若是写得详细一点,大约可以写成五十万字到一百万字。因为这句话不啻包括了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但是同时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那就是中国的这两个机关的实权,是操在外国人的手里,不仅用人方面,就是收入也全由外国人管理,因此称在这两个机关里任职,是“吃洋务饭”,可说完全是事实。
  不说海关,且说邮政。
  从前中国的邮政怎样是外国人天下的情形,从霍金斯的这部《香港和中国通商口岸的邮政史和邮戳》一书里,就可以找出许多宝贵的资料。
  对于同我一样的集邮知识很浅的读者,虽然知道现在从香港寄信往内地,只要贴上了香港邮票就可以,但是我们真想不到从前在我国的那些通商口岸寄信来香港,或是往外国,要贴用的却不是中国邮票,而是香港邮票。香港邮票可以在香港以外,可以在我们内地也通用,这实在是邮政史上的“珍闻”。怪不得本书的作者,他为了要写香港邮政邮票的历史,却无法只以香港为限,一定要将我国过去的那些所谓“通商口岸”,也包括在内了。
  从本书所附的插图上,我们就可以见到1872 年自厦门寄往美国的一封信,其上所贴的就是香港邮票。又有许多自广州、天津、汉口、宁波、威海卫等口岸寄往英国、美国和印度的信,所贴用的全是香港邮票。
  这种邮票,听说我国过去的集邮家称之为“客邮”。事实上,这个名称真是太“天真”了,他们在当时才不认为自己是“客人”哩。
  据霍金斯的这本书的附录所载,由香港和其他外国所控制,开设在中国领土上的邮政机构,共有一百五十八处之多,它们存在的年代始于1834 年,到1922 年才宣告废止。
  不过,这个“废止”,只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自己设立的“邮政”的废止。至于开始于1896 年的满清邮政,它不过是从原有的“海关邮政”蜕化出来的,这两者从一开始就已经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了。
  香港邮政本身,也有不少不寻常的历史。首先是1841 年1 月间,英国派来的商务监督义律,派兵在香港岛登陆后,就委任了原先在澳门担任邮政局长的庄士敦到香港来任代理行政长官。这位邮政局长虽然升了官,倒不曾忘他的本行,在这年8 月间就宣布要在香港建立自己的邮政。
  他这么要急急地建立香港邮政,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直到这时为止,所有自英国本国和印度来的邮件,都是一起先送到澳门,再由澳门分发到香港来。
  庄士敦宣布要建立香港自己的邮政,他就是不想英国的邮件再经由澳门转口。他这时既是香港的代理行政长官,这宣布自然很容易生效实现。可是他忘记了除了香港之外,还有伦敦。于是到了第二年,伦敦方面就推翻了香港自己的邮政制度,将它置于伦敦邮政总局管理之下,并且直接派了邮政局长来。
  这对香港来说,当然是一件很扫兴的事。诚如霍金斯所说:不到十个月,史宾(他是香港总督直接委任的新上任的邮政局长)的职务就完蛋了,因为在1844 年3 月21 日,汤麦斯·杰克逊·史加尔斯,一位由伦敦邮政总长委出来的香港邮政局长,已经抵达这里了。于是在以后的十六年间,直到1860 年5 月1 日,维多利亚城的邮务工作都是受着伦敦邮政总局的遥远控制。
  但是,据霍金斯说,事实上要直到1868 年,香港才完全摆脱伦敦邮政总局的控制。至于香港自己的邮票,则在1862 年12 月8 日就发行了。
  票值一共分为七种:二分、八分、十二分、十八分、二十四分、四十八分、以及九十六分。不过,印在邮票上的中国字并不是“分”,而是“先时”,即“Cents”的译音。
  从霍金斯的这本香港邮政史里,还使我读到了一些其他的有趣记叙。如他在最初的几章里,也提到了早年香港岛的情况。他说到当英国人初踏上这座小岛时,面向九龙的这一面,只有一条在山石之间蜿蜒的小路。题了一个很幻想的名称,称为“裙带路”。可知将这条小路形容为妇人的裙带,乃是根据原有的土名。那些“阿裙带路”的故事,不过是好事之徒望文生义,杜撰出来的。也许英国人初踏上这座小岛时,颇需要一个本地籍的向导。可是事实已经证明,香港并不曾产生过一个“带路的阿裙”。
  香港《新晚报》1964年3月1日—3日
  黄遵宪的香港感怀诗
  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所见诗题与香港有关者,有第一卷的《香港感怀十首》,第五卷的《到香港》,第六卷的《自香港登舟感怀》。
  这都是路过香港所写下的作品。事实上,诗人并不只到过香港三次。
  据新刊《〈人境庐诗草〉笺注》所附常熟钱仲联的《黄公度先生年谱》
  所载:满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 年),先生二十三岁,至香港,有感怀诗十首。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 年),先生三十八岁,由美乞假回国,道经日本,九月抵广州,这时曾写了那首《到香港》的七绝。年谱虽未注明,可知是经香港再到广州的。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 年),先生四十三岁,“正月十一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叔耘(福成),自上海乘法公司伊拉瓦第船放洋,先生则订明在香港守候。十四日,船抵香港。十六日,先生携次子仲雍、一仆,由嘉应州来,登舟。午正一刻开行,未初二刻出口,先生有自香港登舟感怀诗。”
  这三次都是有诗见于诗集中的,但是还有一次,已是诗人晚年的事。
  据年谱所载,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 年)先生五十三岁,“秋,归过香港,访番禺潘兰史徵君于华字日报馆,谈三日”。事实上这一次也有诗,是为潘兰史题《独立图》,但是《人境庐诗草》未载。
  黄遵宪诗集中所载有关香港的诗,自以《香港感怀十首》最为人传诵。这是他第一次到香港,也是年轻时代(二十三岁)的作品。这时是公元1870 年(满清同治九年),距离满清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已经有二十多年,就是距离《北京条约》(1860 年订立,其中又规定将九龙半岛尖端部分划归香港界内)也有了十年,二十三岁的青年爱国诗人,第一次踏足到这座小岛上,“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自然不胜感慨,因此写下了这十首感怀诗。
  这十首诗,诗人曾有几处作了自注。古直的《黄公度先生诗笺》和新刊的钱氏《〈人境庐诗草〉笺注》,也都有了一些疏注。但是诗中所写当时香港现状,以及风俗市情,还有不少地方可供进一步的诠释,现在略记一些如下。
  “香港感怀”诗的第一首:“弹指楼台现,飞来何处峰”,当是说香港当时改变后的面貌。这时香港岛在英国人经营下还不到三十年,中环一带出现了一个热闹的市廛,自中环到湾仔的皇后大道也早已筑好,山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洋楼。香港岛旧称“红香炉峰”,英国人称岛上的主峰为“维多利亚峰”,所以诗人说:“飞来何处峰”。
  第一首的次两句:“为谁刈藜藿,遍地出芙蓉”,上一句似乎是慨叹当时有不少人为了谋生活,到香港来从事开山凿石工作,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下一句他有自注云:“以鸦片肇祸,开港后进口益多”。这是当时事实。《通商条约》签订后,鸦片贸易成为合法的贸易,不必再走私,而香港更没有大规模的鸦片烟仓,不必再用趸船在零丁洋趸烟了。
  烟仓地点在今日中环安澜街后面。
  末四句“方丈三神地,诸侯百里封。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是说当时香港警卫森严,在西环设有炮台,在东区灯笼洲也设有炮台,在中环玛利操场上面也筑有炮台(今日雪厂街口的炮台径就是遗迹),控制对岸九龙形势,所以说这方丈小岛,也“居然成重镇”了。
  第三首的“金轮铭武后,宝塔礼耶稣”,诗人有自注说:“香港城名域多利,即女主名也”,这是指今日中环一带。“域多利”即维多利亚女王,因此香港人俗称“域多利城”为“君士坦”。君士坦者,“女王城”(Queen’s Town)的译音也。“宝塔礼耶稣”,当是指圣约翰大教堂,因为这是本港建筑最早的一座教堂,其地点和建筑外形至今都不曾改变过。
  第四首第一句“盗喜逋逃薮”,是说当时在内地犯了法不能存身的,都纷纷逃到香港来躲避。这些人在香港喘息稍定后便又为非作歹,因此早年香港的治安非常不好,窃案和拦路抢劫尤多,入夜后外国人携枪也不敢单身出外。后来本港采取了一种严厉的对付方法,捉到形迹可疑的人物就剪去辫发,送回对岸九龙。
  第三句“官尊大呼药”,诗人自注说:“官之尊者,亦称总督”。
  总督,香港人俗称“大兵头”。第五句“王面镌金宝”,是说所通用的英国银币,上面镌有维多利亚女王像。最末一句“关吏莫谁何”,自注云:“港不设关”,这是指当时香港以“自由港”标榜,对一般货物入境,都不抽税。
  香港感怀诗,第五首第六首都是咏当时香港的灯红酒绿繁华情形。
  这时香港公开设有妓馆,日本妓馆在今日湾仔大佛一带,西人妓馆在摆花街荷理活道一带,中国妓馆则在水坑口一带(稍后才迁往石塘咀)。
  诗中所咏“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蛮云迷宝髻,脂夜荡花妖”
  都是指这些****现象。这两首诗最好参看潘兰史诗集中那些叹香港妓馆酒楼的作品,他们都是同时代人。
  香港感怀诗的第七首:
  博物张华志,千间广厦开。
  摩挲铜狄在,怅望宝山回。
  大鸟如人立,长鲸跋浪来。
  官山还府海,人力信雄哉。
  古直笺注这首诗说:“案指香港博物院也”。又笺注“大鸟如人立”两句说:“案院中有非洲鸵鸟鲸鱼骨鳄鱼骨等。”
  这里所说的博物院,附设在大会堂内,原址在今日德辅道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所在地。大会堂的建筑很大,前门在德辅道,后门在皇后道,皇后道的门口还有一座喷水池。远望窗口很多。这大约就是诗中所咏的“千间广厦开”。
  这间附有博物院的大会堂,本与汇丰银行比邻而立。后来大会堂拆卸,将地皮拍卖,由汇丰银行买得一半,就将银行的旧建筑拆卸,扩大范围改建新厦,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汇丰银行大厦。余下的大会堂另一半地皮,由港府建筑了一座单层的临时建筑物,作公共图书馆之用。
  第二次大战后,这临时建筑物被拆卸,改作停车场,后来再拍卖,由中国银行购得,就建筑了我们今日所见的这座大厦。诗人在1870 年第一次来香港时,大会堂除了博物院藏书楼之外,还有剧场和跳舞厅,是当时本港文化活动中心之一,所以诗人来港之后,首先就去游览了。
  第八首有一句“御气球千尺”,是指当时本港在东区渣甸山脚下设有轻气球游戏,供人乘坐。这玩意在当时是新奇的,因此颇具吸引力。
  吴友如在上海所出版的点石斋丛画,曾用香港轻气球为题材,画过一幅时事风俗画。
  另一句“乘风百马骁”,钱氏笺注引王韬的《香港略论》云:“跑马场周约二十余里,每岁赛马,其间多在孟春和煦之时”。这座跑马场,可说是本港最早的建设之一。因为跑马场所在地的快活谷,原称黄泥涌山谷,是一片小河纵横的水稻田。谷中蚊蚋滋生,瘴气蒸郁,环境非常不卫生,对于外国人的健康尤不适合,因此早年住到黄泥涌山上的外国人,住一个死一个,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后来当局禁止种稻,将黄泥涌山谷的稻田和小河都填平,另辟水渠,改变黄泥涌的山水,那一片平地遂成了跑马场。
  另一句“街弹巡赤棒”,是指当时香港街上日夜有差人和更练巡逻。
  那时的差人,通称“绿衣”。
  香港感怀诗第九首,有句云:“飞轮齐鼓浪,祝炮日鸣雷”,自注:“他国军舰初至,必燃炮二十一响,以敬地主,西人名曰祝炮”。这两句诗的第一句,当是由于当时的轮船,有许多都是明轮的,在船舷两侧设两只巨轮,行驶时轮齿转动如飞,拨水前进,有的还在轮上画一只巨眼。从前我国招商局行驶长江的轮船,如“江永”号、“江宽”号都是明轮的。
  第二句“祝炮日鸣雷”,就是今日所说的“礼炮”,在当时也是新奇的。据说最初葡萄牙人到屯门时,军舰进口,鸣炮致敬,满清守军不明此礼,以为是葡萄牙人向岸上开炮,也发炮还击,酿成了误会。
  第十首“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时”,是说满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玛戛尼爵士来作亲善访问,可是自大的满清官员照例认为这是外国使臣来“进贡”,所带来的“国书”,称为“贡表”,因此在接待礼节上使得玛戛尼爵士大表不满,结果不欢而散。玛戛尼曾要求在广东沿海租一块地方,作为英国商人晒货收船,暂时歇脚之用。这是英国向满清最早提出的租借土地要求。
  第十首的最后四句:“凿空蚕丛业,墟云蜃气奇。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大约是诗人这时见到香港建设之盛,开山辟路,在半山架设了栈桥,空山上出现了重重叠叠的楼房,可是登高北望九龙,满清的黄龙旗仍在招展,不觉发生了这样的感慨。
  关于“蜃气”,就是俗话说的“海市蜃楼”。从前“新安八景”,有一景是“龙穴楼台”,就是说在九龙对岸有龙穴洲,其上不时可以见到域郭楼台车盖往来的海市蜃楼奇景。
  黄遵宪写了“香港感怀”诗之后,时隔十五年,在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 年),他这时已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年三十八岁,在这年秋天乞假回国省亲,又经过香港一次。这一次写了一首题为《到香港》的七绝:
  水是尧时日夏时,衣冠又是汉官仪。
  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
  满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 年),诗人又有机会来到香港。这时他已经四十三岁,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使臣薛福成的参赞,来港等候薛福成自上海乘船来会合出发。据薛氏的《出使日记》说: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十四日,抵香港。十六日,参赞黄遵宪公度携一子一仆自嘉应州来登舟,午正一刻开行。
  黄氏这一次有一首《自香港登舟感怀》的七律,诗云:又指天河问析津,东西南北转蓬身。
  行行遂越三万里,碌碌仍随十九人。
  久客暂归增别苦,同舟虽敌亦情亲。
  龙旗猎猎张旃去,徙倚阑干独怆神。
  这一首诗,是抒写他个人浮沉宦海的身世之感,对于香港没有什么涉及。有之,仍是关于“龙旗”的问题。他三次经过香港,所写的诗里面总要提到“龙旗”。而且遣辞用字几乎是相同的。第一次来香港,在十首感怀诗的最末一首里面说,“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第二次所写的《到香港》七绝,末两句是:“登楼四望真吾土,不见黄龙上大旗”;第三次的《自香港登舟感怀》七律,最后一联又用了一句:“龙旗猎猎张旃去”。诗人每次来到香港,登高展望,总不免要想到了“龙旗”,全是藉此来寄托他的家国之感。
  诗人最末一次来香港,是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 年),年已五十三岁,这是我们从潘兰史的记载中知道的。这时潘兰史正在香港主持《华字日报》,据潘氏的《在山泉诗话》说,黄氏“过香港,枉驾寓楼,论文竟日”。又说:“庚子秋,先生三顾余寓楼。自后简札往来,题图书扇,谨藏行箧……”。
  诗话里录了一首他为潘兰史《独立图》的题诗,不载《人境庐诗草》。
  诗云:
  四万万人黄种贵,二千余岁黑甜浓。
  君看独立山人侧,多少他人卧榻容。
  独立山人是潘兰史的别号,他曾请当时广东名画家居古泉为他写像,即《独立图》。据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说:“案兰史独立图,一时名士题咏殆遍……”。
  除了这幅《独立图》外,居古泉还给潘兰史画过一幅《独立千秋图》,是祝他“五秩开一”寿辰的。黄遵宪所题的,当是前一幅。据罗原觉先生见告,《独立千秋图》现由他珍藏,可惜画上的诸家题咏,在重装时全失去了。至于那幅《独立图》据说现藏简又文先生处,不知黄遵宪的题诗仍保存在轴上否。
  香港《新晚报》1964年7月8日—13日
  有关张保仔的新资料
  最近读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林则徐集》,从“奏稿”部分中发现了一些有关张保仔的资料。由于张保仔这个人物,在一般人的口中,是传说多于事实的,就是在有些人的笔下,谈到这个大海盗时,也总是搬用一些现成的资料,辗转传抄,人云亦云,很少肯下一点工夫去查核这些资料的来源,以及它们的可靠性,以致将他弄成了一个箭垛式的人物,许多无稽的传说都附会到他的身上。真正的张保仔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反而谁也不去理会。
  多年以来,我也喜欢谈谈这个有名的大海盗,并且想从各方面去发掘有关他的资料,希望能逐渐除下他的那些传说的外衣,看看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可惜有关张保仔的一项最重要的文献,我一直不曾有机会读过。
  这就是张保仔向当时两广总督百龄投降后,由百龄授意他的幕僚所撰的那部《靖海氛纪》。这是他叙述自己怎样招降郭婆带、张保仔的纪功录。他对于自己能在任内消灭了海洋上的大患这一件了不起的成就非常高兴,所以命他的幕僚袁永纶撰述了这本《靖海氛纪》来作纪念,事实上是表彰自己的功绩。
  我只是从新会县志、东莞县志、番禺县志等书里读过一些所引用的这本书的片断,又从外人的著作里也读过一些引用这书的译文。虽然它的大概内容已经知道,但是始终未曾有机会见过原书。
  我最初还以为这本《靖海氛纪》不十分难找,那知留意寻访了一下,简直没有人藏有、甚至知道这本小书,因此我至今还虚悬着这个愿望。
  我所以要想读一下《靖海氛纪》,是希望能从其中勾稽出一点比较可靠的张保仔资料,如他的乡里、出身、生卒年月,甚至他的私生活状况等等。尤其是他与他的师母郑一嫂的关系如何,都是我想确切知道的。
  当时许多满清官方的记载,都说“保与石氏通”。石氏就是郑一嫂,说这正是张保仔能在郑一死后,很快就窜红起来的原因,因为他同师母有了暖昧关系,师母特别提拔他,很快就从一个小头目成为红旗海盗帮的首领。
  这传说不仅很有趣,而且也很重要,因为另一海盗首领郭婆带,他是与郑一同一辈份的,统率黑旗舰队,就因为瞧不起这个靠了不可告人的关系而荣升红旗舰队首领的小辈,以致时起冲突,终于为了保全实力,率先投降了满清的。
  我一直想知道张保仔是否真与郑一嫂相通,可是一直还找不到能肯定或否决这个问题的资料。
  直到最近读了新出版的《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奏稿十》,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所呈遞的“追夺张保继室石氏诰封折”,这才解决了悬置多年的疑问,知道郑一嫂不仅与张保仔有过暖昧关系,而且还正式嫁与他为“继室”,并且得了诰封,成为“命妇”。
  从徐氏这同一折片里,我又知道张保仔死于道光二年,在福建闽安协副将的任上。他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张玉麟。曾荫袭千总衔,在道光二十年已经二十七岁,可能还是张保仔与郑石氏结合后所生的哩!
  林则徐是个正人君子,他对于盗匪是主剿不主抚的。因此两广总督百龄招抚郭婆带、张保仔后,他曾一再表示异议,对于张保仔投降后就成了满清水师的官员,而且一再升任,很表示不满,据《清史稿·一五六·林则徐传》说:
  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典江西云南乡试,分校会试,迁御史。疏论福建闽安参将张实,以海盗投诚,宜示裁抑,以防骄变。被嘉纳。
  张实就是张保仔,这是他投降后做官所改的名字。林则徐要求对这个投降的海盗“宜示裁抑”,虽然蒙受皇帝“嘉纳”,但是他仍在继续升官,嘉庆二十四年已升任福建闽安协副将,官至二品,而且还简放他到海外去驻守澎湖列岛。这自然又使得林则徐很看不过眼。这是嘉庆二十五年的事情,这时他正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因此在这年二月间,他为了这事曾上了一本奏折,认为“副将张保不宜驻守澎湖,并应限制投诚人员品位”。这是由于当时官场惯例,像张保已经到了这样的职位,很容易就可以升为总兵,所以他才提出了“限制投诚人员品位”的主张。
  否则“武职中有由行伍出身者,有由科甲出身者,或年久在营仍居末弁,或曾膺显秩旋黜下僚,今日所听命之上司,即从前所追剿之盗首”(林氏奏折中语),这未免太不成话,也令人难以心服,所以主张应该限制投诚人员的品位。
  事实上,反对优待张保仔的并不是林则徐一人。黄钧宰的《金壶七墨》载:
  保供职既久,有拟荐擢总兵以示羁缧者,桐城姚石甫观察言于大吏曰:保无尺寸功,穷促乞降,官至三品,国恩宽厚至矣,再加迁擢,何以服奸宄?
  可知对张保仔看不过眼的,不只林氏一人。
  林则徐在道光二十年五月十五日所上的这个“追夺张保继室石氏诰封”折,提供了许多过去很少知道的张保仔的私事,实在是研究张保仔历史的很重要的资料。兹将原折录下:奏为严办控案,查有再醮妇女时受封典,应行追夺诰封,以重名器,恭折奏祈圣鉴事:窃以本年二月间,有籍新会县寄居南海县之张石氏,赴臣衙门递呈,以伊夫原任福建闽安协副将张保在日,曾于嘉庆十五年间将银二万八千两,交付职员伍耀南生息置产,有书信收据为凭。道光二年夫故,四年该氏自闽回粤,上年二月向讨被吞,控县未结等情。
  当查张保即系嘉庆年间投诚之洋盗张保仔,曾任副将身故。其生前果否将银托人置产被吞,自须查有实据,方可著追。即经批司饬县,录案申送严办。并因张石氏呈内自称命妇,果否受有封诰,亦须查明,以访假冒其后。兹据南海县知县刘师陆禀覆,此案据张石氏与伍耀南在县控诉,讯为中证为凭,所缴信单饬令伍耀南当堂为字,核对笔迹,迥不相符。
  该氏现年六十五岁,先嫁郑一为妻,夫故之后改嫁与张保为妻,道光元年曾经请有诰封。禀请严办前来。
  臣查张石氏自闽回粤,十有六年,其夫张保在日,果有存交伍耀南银二万八千两,何肯任欠多年,近始出控?且既称嘉庆十五年交银置产,维时张保仔已在广东省城入伍,何难将伍耀南代置各产之契收回执业,而转任其侵收花息至三十年之久,尤背情理。况所执信单,乃本案要据,经该县比对笔迹,绝不相符,又无中证为凭,明系捏造图诈,业已饬县速行究结,勿任狡延。
  至张石氏前夫郑一,乃从前广东洋盗之渠魁,党夥蔓延,横行海上,幸逃显戮,自伏冥诛。张保即张保仔,本系蛋户子,幼嗣郑一为子,并受安南国伪封。郑一毙后,接管帮船,所聚大小匪艇数百只,盗夥数万人,劫掠商民,戕伤将士,其罪逆更有甚于郑一。粤省滨海村庄,受其荼毒之惨,至今间巷传闻,痛心劫骨。即嘉庆十五年间,悔罪乞诚,其中反覆情形亦非一次,均有旧案可稽。当时在事诸臣,舍剿言抚,亦系为民苏困,事出权宜。现在递呈之张石氏,即郑一之妻,改适张保,以叠作萑苻之眷属,竟滥邀翟■之光荣,是其名节俱亏,实恐沾污章服……
  查命妇夫亡再嫁,按律尚应拟罪追夺,所以励贞操而重名器也。今张石氏系再嫁后请封,尤为冒混,现尚恃系命妇,平空捏诈,缠讼不休,自应夺其原请诰轴,送部察收,仍将该氏饬族约束稽查,庶足以儆奸邪而维风化。
  臣谨会同广东巡抚怡良,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查张保之子张玉麟,曾荫千总,现年二十七岁,并未投营,亦有被控聚赌之案,并饬审明虚实,另行严办,合并陈明,谨奏。
  《林则徐集》编者原注:“六月十九日朱批:依议,该部知道。其聚赌之案,审明定拟具奏。”
  这就是说,郑一嫂的诰封,由于林则徐的这一折,就被追夺了。
  在过去,我们从不知道郑一嫂下嫁张保仔的事,更不知道她嫁后居然请得诰封,成为夫人。若不是有林则徐的这个奏折被保存下来,只怕很少人会知道了。
  关于张保仔与郑一的关系,我们一般都认为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或是师徒的关系,但是据林氏在他的奏折中所说:“张保即张保仔,本系蛋户,幼嗣郑一为子,并受安南国伪封”,那么,张保仔与郑一既是嗣父子的关系,则郑一嫂的下嫁,竟是义母子****了。林氏不曾提起这一点,大约由于认为他们既是盗匪出身,就根本不足以言廉耻礼义之事。
  至于林氏说他“并受安南国伪封”一事,未知是根据什么,也许《靖海氛纪》里曾提到了这事。据《新会县志》引彭永纶的《靖海氛纪》说:粤东海寇,时起时灭,由来久矣。乾隆五十六年,安南人阮光平逐其国王黎维祺,维祺奔入广西。嘉庆六年,维祺弟福映,以暹罗龙赖兵返国,与光平大战,杀之。光平子景盛与其臣麦有金遁入海,海贼郑七与吴知青等附之。景盛以郑七为大司马,郑七有海船二百,助景盛返国,十二月袭安南港,福映与战屡败,郑七遂据安南港虐其民,民怒潜约福映夹击之,郑七大败,中炮死,徒弟郑一领其众,劫掠海上……
  这里所说,受封的乃是郑一的师父郑七,也许那时张保仔还未出世。
  受安南国伪封之说,未知从何而来。
  林则徐有关张保仔的另一奏折,即他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内所上的那个“副将张保不宜驻守澎湖并应限制投诚人员品位”折,见新出版的林则徐集《奏稿》一,时间是嘉庆二十五年二月,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我们知道张保仔这时在水师中所担任的职务,同时还知道了一些他的私生活,如“仍常食鸦片,礼节不知,诸多任性”之类。
  原折云:
  奏为投诚出身之水师副将驻守海外要地,恐非所宜,请旨酌令改移,并量予升转限制,以重名器而肃戎行事。
  窃查闽省澎湖地方,孤悬海外,为往来台郡之所经由,乃重洋之咽喉,而内地之唇齿也。向设水师副将一员,统辖两营弁兵,专防其地,系属最要之缺,例应在外拣题。臣查任该协副将张保,即系广东投诚之张保仔,从前在洋为匪,夥众至一万七千余人之多,镇将大员屡被戕害。迨嘉庆十五年,前任两广总督百龄,办理盗帮投首,独张保仔刁难反覆,迟至数月之久,始将船只炮械呈缴到官。奏蒙皇上格外天恩,贷其一死,准令随同舟师缉捕,以赎重愆。旋即叠次超升,于上年四月间补授福建澎湖协副将。距悔罪乞降之始未届十年,而在营迁转之阶已跻二品,从来升任之速未有过于此者。
  臣伏思武职人员较文职多至数倍,皇上原无由尽悉其人。惟在大吏斟酌保题,务使人地尽属相宜,乃上慰圣怀,下息群议。若以投诚未久之人,膺隔海偏师之寄,即谓不追其既往,安能深信其无他。查前次在闽投首之朱渥,于千总任内管驾师船出洋,胆敢私携炮械,潜匿岛澳。幸经地方官查获,将朱渥参奏革审,严办示惩,可见野性未驯,仍当随时防范。况副将统兵之权重于千总,而澎湖扼要之地险于内洋。张保甫经赴任,虽未有如朱渥之大干法纪之事,但风闻该将仍常食鸦片烟,礼节不知,诸多任性。是前此盗船习气尚未痛除也。夫水师人才虽云难得,然闽浙两省将领中堪胜澎湖协之任者,谅亦不至乏人。
  如云熟手可资,则张保非从台湾入伍;如谓勤劳特著,则张保亦少歼贼立功,资格既未深沉,来历又非体面。在台地民情浮动,本不易于防间,而该将旧习犹存,更难期其妥协。
  与其惩创于后,何如慎重于前……
  据此,可知张保仔在嘉庆二十四年由福建闽安协副将曾转任澎湖协副将,居然在海外独当一面,难怪林则徐在他的御史职责上认为应该提出弹劾。可惜这个奏折的后果如何不知道,也许《清史稿》林氏传内所说,“疏论福建闽安协参将张宝,以海盗投诚,宜示裁抑,以防骄变,被嘉纳”,所指的就是这事。
  这个奏折的下半,即“应限制投诚人员品位”部分,也是因张保仔而发。因为根据当时水师人员的升转惯例,张保仔既已由参将顺利地升至副将,很容易再进一步升为总兵。林则徐认为如此一路往上升,不难有朝一日会升到“提镇”阶级。以盗匪出身的投诚分子,一旦成为方面大员,与文职的督抚分庭抗礼,认为有失体统,所以主张加以限制,即由“盗帮投首”的水师人员,升到了某一品级,就应该加以限制,不能再升。他说:抑臣更有请者,水师之升转捷于陆路营员,每隔年余即奉有保举总兵之旨……即如张保,既升副将,且任要冲,倘值保举总兵,势必将伊列入……
  他举出了如果这样,有四种不便的理由,主张加以限制。更因为当时“滥保市恩,渐成风气,武职之参游都守出身如张保者,正复不少,若皆可洊升提镇,殊恐不成事体”,所以他请求“皇上明定限制,敕令永远遵行”。
  大约就由于林则徐的这个奏折,张保仔就以“副将”终身,不曾再有机会升任“总兵”了。
  距离张保仔的时代稍早,当时南方另有一个海盗,称为“总兵保”,有人以为就是张保仔,其实截然是两人。“总兵保”姓梁,又称“总兵宝”,与郑一是同辈。以下就是几则有关“总兵保”的资料。
  新会县志引《靖海氛纪》云:
  ……郑七大败,中炮死,徒弟郑一领其众,劫掠海上,水师总兵官黄标屡败之。其后海贼红黄青蓝黑白诸旗雀起……梁宝,绰号总兵宝,白旗。
  《清史稿》一三七《黄标传》云:
  自安南夷艇散后,余党留粤者,分五帮,曰林阿发,曰总兵保,曰郭学显,曰乌石二,曰郑乙。
  又据《黄标传》附录,海门参将许廷桂,他是因“讨伐张保仔殉难”的,在他的事迹叙述中也提到了总兵保:许廷桂,广东归善人,由行伍擢千总,乾隆中从征台湾,累迁海门参将。林国良殁,护理左翼镇总兵。十四年击歼匪首总兵保于外洋。其余党张保仔率大队来援,众寡不敌,廷桂死……。
  看了这些记载,可知张保仔与“总兵保”是两人,年代和辈份都不同,而且“总兵保”姓梁,张保仔姓张。可是过去却被许多谈张保仔故事者误为一人,说张保仔又名“总兵保”。其实,若不是由于林则徐的那一个奏折,张保仔倒真有机会可以成为“总兵保”的。但是经林则徐那么一劾,他就只能以“副将”终其身了。
  香港《新晚报》1965年12月5日—10日
  调戏赤柱妇女被杀的英国军官
  现在花园道圣约翰教堂南面的墙上,嵌有一块纪念碑,是纪念早年两个在赤柱被杀的英国军官的。其实,对英国人来说,没有这块纪念碑也罢。因为有了这块纪念碑,就恰好向人说明当年的那些英国兵是怎样地毫无纪律,以及怎样地侮辱中国居民。因为这两个英国军官是在赤柱黄麻角村中调戏中国妇女,当场被中国居民杀死的。
  这是1849 年2 月25 日的事情。这两个英国军官,一个名叫科斯达,是皇家工程营的上尉;另一个名叫达亚尔,是锡兰来福枪联队的中尉,都是驻扎在赤柱的。在这天下午四时左右,联同其他两个军官,四个人一起到赤柱黄麻角村去散步。走了一程,其余两人同他们分了手,走向另一条路,他们两人则一直向黄麻角村走去。
  据后来被拘捕到法庭的黄麻角村民作证说:
  当这两个英国军官走进黄麻角村中时,已经是当天的薄暮时分,他们喝得醉醺醺的,一走进村内,就挨家逐户地找女人,这样一直来到家中最末一家人家。这家人家的屋内有一对老夫妻和一个年轻的媳妇。他们走进来时,家婆和媳妇正在煮饭。两个军官之中的一个,那个“矮而胖的一个”(后来证明是科斯达),就向年轻的媳妇动手动脚。家公和家婆见了,赶来阻止。不料两个英国军官忽然凶性大发,用手杖向他们迎头乱打,打破了他们的头,血流满面,他们只好跑到门口高叫“救命”。
  四邻闻声赶来,知道是红毛鬼调戏妇女还要打人,就一起冲进去想将他们拖出屋外。那知这两个英兵已失去理性,继续用手杖向来人乱打。
  这样一来,自然惊动了更多的村人,也激起了更大的愤怒。好汉徐亚保的船只正停泊在赤柱,听到红毛鬼在村中调戏妇女还要打人,就率领几个伙伴,手执长矛赶来,要将他们赶走。不料他们继续盘踞屋内,抢了徐亚保伙伴手中的长矛,将它折断。这一来自然更激怒了徐亚保,知道非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不可,就实行动手向他们攻击。两个英国军官这时才看出情形不对,已经大祸临头,就夺门逃命。可是已经迟了,被徐亚保追上,用长矛将他们戳倒,先戳死了科斯达,再戳死达亚尔,然后叫伙伴用竹竿抬了两具尸首,抬到赤柱山头的峭壁上,一起抛入海中。他自己在当晚就同伙伴乘船离开了赤柱。
  徐亚保仗义惩凶的壮举,使得赤柱人心大快。后来当局知道这两个英国军官咎由自取,也不敢为难黄麻角村民。圣约翰教堂的那块纪念碑上所记的,就是这两人。其中科斯达的尸首后来在海上捞到了,达亚尔则一直没有下落。
  香港《新晚报》1967年6月12日
  序新版《香港方物志》
  ①这本《香港方物志》,是在十多年前,在偶然的机会下写成的。从辑集成书到出版,这中间颇经过了一些周折,而且搁置了好几年,因此排印出版以后,若不是无意中从报上见到广告,作为作者的我,一直还不知道自己的书已经出版了。
  十多年以来,本书还不曾被人忘记,而且还继续有新的读者,这倒是作者深引以为自慰的,但他也明白这里面的原因,主要的乃是由于有关香港史地知识的出版物,实在太缺乏了,尤其是关于方物的记载,在十多年前简直是一片空白,因此我的这本小书,就无可避免的填补了这空虚。但我同时也知道,自己当时为了尝试撰写这样以方物为题材的小品,曾经涉猎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从方志、笔记、游记,以至外人所写的有关香港草木虫鱼的著作,来充实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在资料的引用和取舍方面都是有所根据,一点也不敢贸然下笔的。
  ① 此序文载1973 年11 月香港上海书局再版的《香港方物志》。
  可惜初版本书出版时,作者未曾有机会亲自校阅,本来应该附有若干插图的,也未及附入,这样倏忽之间已经过了十多年,自己一直引以为歉。这次改由上海书局出版,承他们给我改订的机会,将内容略作修正和删改,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以便能配合时代的进展,同时更按照原定计划,附入若干插图,使本书能以新的面目与读者相见。是为序。
  1970年新春
  第二辑书边散议
  摩登半闲堂
  灯下读我佛山人的遗著《痛史》,劈头就提到贾似道的“半闲堂”,因此使我想到,今日不仅有摩登的贾似道,同时也有摩登的半闲堂。今日的半闲堂里,却不是在那里“斗蟋蟀”,“擅改圣论”,而是在“斗麻雀”,“捏造电报”。
  遥想贾似道及其小使们,这几天该“忙”得可以。八圈“麻雀”之余,一榻相对,也许要唧唧哝哝到天亮,商量着哪里该添一道铁门,哪里该换一块招牌,搬家,买船票,打电报,收拾细软,提心吊胆,不时还要揭起紧紧放下的窗帘一角向外偷望,连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吓了一跳。这种情形,好比一向戴惯了“白面书生”面具的小丑,一旦要剥了面具露出真面目上台,总觉得有点辣辣的,躲在门窗后,一面顾念着牵线老板的“包银”,一面又担心台下观众的“橘子皮”,藏头露尾,进退两难,这情形真使人想象起来可怜又可笑。《痛史》里说,一个宦官询问贾似道,如今“蒙古兵马”如此利害,倘一旦到了临安,那如何是好?似道哈哈大笑道:“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么?”这种失败主义者的打算,摩登贾似道比他的“先师”干得更聪明。自己分明已经是“人家人”了,却还要假充正经的来个“建议”,一面欺人,一面欺自己,只可惜回答他的却是全国上下更一致的团结,国际更有利的援助和行动,以及他的“主子”家里内部的倾轧。俗话说“驼背跌跟斗,两头落空”,今日摩登贾似道的这一跌,岂止两头落空,简直一跌跌入了秦桧洪承畴的堆里,永无翻身之日了。
  黄公度《人境庐诗草》里有几句诗说得好:
  国恩养士重山河,赢得衣冠间谍多。
  吴吴呼朋潜入夏,惟庸遣使远通倭。
  摩登贾似道,今日躲在半闲堂里,读到他的先辈的这几句诗,不知脸上感到羞红否?
  香港《立报》1939年1月7日
  诗的统一战线
  这是中国抗战中的新文艺运动一个可喜的现象。抗战以前,在诗的风格上,甚至在诗的见解上,处于对立地位的两位诗人,现在为了“使中国新诗有更深邃一点的内容,更完美一点的表现方式”,为了使新诗“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他们两人携手合作。《顶点》便是这两种诗派汇合的新流。
  创刊号的《顶点》收有艾青,周煦良,袁水拍,徐迟,香草等人的创作诗,戴望舒的西班牙译诗,马耳关于他的业师英国诗人倍尔在西班牙战死的纪念文,以及诗作者对于诗的意见等等。这刊物在气质上是沉着的属于“后方”的,与一般磨琢未精但是充满战斗气息的青年诗刊不同。在抗战建国并进的今日,这同样是需要的。
  (为艾青、戴望舒合编诗刊
  《顶点》创刊号所作的评荐。)
  香港《立报》1939年8月9日
  《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这是一部新形式的著作。不是通讯,更不是小说。一般的说,该是所谓“报告文学”,但作者却愿意旁人称之为“历史”。
  就算作是一篇活的现代“历史”罢,因为所写的是一团兵士的一年半战斗小史。
  第七七二团是八路军的一个单位,作者所以选择了这团人作为描写对象的原因,全是“因为我恰巧在这个团里随军作客了一个短的时期,对于他们比较熟悉”。
  这本书里有理论,有叙述,有史料的摘录,同时也有文艺的描写,内容是够充实的,更坚定了我们的一个信念:我们愈打愈强,愈打愈占便宜;日本人愈打愈弱,愈打愈吃亏。
  作者原是诗人,文笔十分简炼朴素。
  (为卞之琳著《第七七二团在
  太行山一带》所作的介绍。)
  香港《立报》1940年4月22日
  序《山城雨景》
  《山城雨景》里所描写的山城,毫无问题的是本地风光。说到这里的雨景,今年可真够人欣赏了。我来到香港已经七年,从未经验过像今年这样的多雨,而且落得这样的使人不痛快。屈指算来,今年的雨缠绵不绝地落着,该已经近三个月了。在往年,我虽然从不喜,至少是不致苦于雨的。任是怎样的下雨,走出家门,至多是钻过一两家骑楼底,便有车可乘;今年可不同了,电车停止以后,即使肯坐香港最使人不舒服的人力车,也不得不走相当长的一节路,而在这悠悠的长途上,“天有不测风云”,你刚以为是红日当空,孰知转瞬之间就是一场倾盆大雨,有时率性是一面日头一面雨,使你啼笑皆非。这样,在今年最近的两三个月中,以“落汤鸡”的姿态走回家或走进办事室,真是一件常事。还有,不特此也,雨具的问题也使我苦恼。“遮”的价钱贵得使你不敢相信而终于不得不相信。有了遮,你以为该“风雨无阻”了,可是以遮代杖,跋涉了三天,三天都“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在某一天的早上,临出门的时候望望天色,“这样的天该不致落雨吧”,这样想着,便光着手走了出去,而结果——也许读者之中不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不说了。
  总之,今年的雨,便这么地作弄我,苦恼着我。至于因了这样的雨,而使得水涨,米贵,坍屋,多病,那更是不仅我一个人所经验到的,更不用我饶舌了。
  那么,今年的山城雨景,该没有什么值得人欣赏的了。其实不然,有许多东西点缀着这雨景,使人值得欣赏。这些新点缀品之一,便是这《山城雨景》中所描写的邬先生之流。
  当然,这欣赏是要代价的。可是当你浑身淋湿,冒雨在山道上走着,正在怨天尤人的时候,偶然回头一看,过去的“爵绅”之流,正如《山城雨景》里所描写的邬先生那样,不坐汽车了,也没有姨太太搀扶着了,只是一人凄凉地在路上踽踽独步,甚或手里这吊着的几根青菜,也和我一样的被雨淋得透湿。这情景虽然“残忍”,可是也实在够痛快。
  我相信,《山城雨景》的作者和我一样,在雨中特别注意邬先生之流,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欣喜这些渣滓正在被淘汰,正如点缀这雨景之一的是“塌屋”,可是只有旧的残破的才要塌,一座基础稳固的新屋是从不受风雨威胁的。
  山城又在大雨中。我自信我的“屋”还不至于旧得要塌,于是我便以泰然的心情,一面讲着“山城雨景”,一面欣赏着凄凉的走在雨中的“邬先生”之流。
  7 月22 日,大风雨之夜
  香港《华侨日报》1944年7月23日
  独漉堂诗
  我不曾见过《独漉堂集》。陈独漉的诗集在前清本是禁书,目前所读的仅是一本从旧书摊上得来的排印本《独漉堂诗选》。
  独漉是陈恭尹晚年的别号,与屈大均、梁佩兰同称为岭南三大家。
  三人的诗,与当时流行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梅村,龚芝麓,又迥不相同。江左三家富丽蕴藉,岭南三家则沉郁苍凉。诗如其人,恰是个性的反映。岭南三家,梁以才华胜,屈以学力胜,陈则以气概胜,所谓诗人之诗是也。独漉是陈邦彦的儿子。邦彦与陈子壮等起兵失败殉难时,他才十七岁,仅以身免。一生颠沛流离,家国之痛,梗于胸际,三家之中,他的诗成就特别高,正是家学和遭际使然。
  明朝以科举取士,本要消磨读书人的志气。但在垂末之际,尤其在岭南,如陈子壮、张家玉等,赤手勤王,书生杀贼,很给读书人吐了一口气,实是朱明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独漉堂诗选》乃至其他一切明末史料之值得在今天重读,正是为了这个原故。
  独漉堂诗,最好的当然是怀古咏史诸作,兹选录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过涯门谒三忠祠》于后,以见一斑:山木萧萧风又吹,两涯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大众周报》第4卷第5期1944年11月11日
  鲁迅先生在香港
  一
  1927 年,鲁迅先生离开厦门大学,到广州中山大学去教书的那一段期间,曾先后到过香港三次,并且曾在这里作过两次讲演。他经过香港的三次时间,第一次该是1927 年1 月间,因为他在那篇《略谈香港》的
  杂文一开头便说(见《而已集》):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下,匆匆便归。
  第二次,就是写这篇《略谈香港》的一次,虽不知道确实的日期但是根据这篇杂文末尾所署:“6 月11 日于广州东堤”,当是这年6 月间的事。至于第三次的日期,则见《而已集》里的另一篇杂文:《再谈香港》。这篇杂文开头第一句说:“我经过我所视为‘畏途’的香港,算起来九月二十八日是第三回。”这篇文章后面注明是9 月29 夜在海上写成的,可知那日期是9 月28 日。
  鲁迅先生在本港所作的两次演讲,一次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另一次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据先生自己在《三闲集》的序言里说:“我去演讲,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
  不过,鲁迅先生虽然自己说《老调子已经唱完》这篇底稿已经寻不到了,其实在今日《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里,赫然仍有《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一篇在,并且有副题注明是“1927 年2 月19 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可知这篇底稿一定是在编印《三闲集》时找不到,后来又找到了。这其中的经过,我们可以从许广平先生在《集外集拾遗》的《编后说明》里略知一二。她说:集外集预备出版送检时,其中编者引言,来信,启事,《老调子已经唱完》,《上海所感》……等共十篇,那时被抽去了,先生特另纸抄载书目,虽则原稿已落于检官之手,幸而如《令春的两种感想》等篇,承友好之助,得以重行补全,俾符先生特意收入拾遗中的原意……。
  可知当时是因底稿被扣,所以《三闲集》和《集外集》里都不曾收进。并且,鲁迅先生大约也因为底稿不在手边,对于两次讲演日期和题目先后也有点记错了。因为他自己说,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第二天是《无声的中国》。但是《三闲集》里所载的《无声的中国》,注明是“2 月16 日在香港青年会讲”,而集外集拾遗里的《老调子已经唱完》,则注明是“1927 年2 月19 日在香港青年会演讲”。可知并非如先生自己所记:第一天讲《老调子已经唱完》,第二天讲《无声的中国》,事实上是第二次才讲《老调子已经唱完》的,因为一是2 月16 日,一是2 月19 日。
  鲁迅在这里所作的两次公开演讲,显然曾经使得这里有些人士很感到一点头痛,因为他自己在《三闲集》的序言里,提起写作另一篇《述香港恭祝圣诞》的经过时,曾这么说:“我另有了一个想头,以为只要看这篇演讲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
  至于那时香港的面目如何,我想最好还是引用先生自己的话。《略谈香港》的第二段,就说得非常明白:我去演讲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受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
  二
  鲁迅先生在1927 年来香港演讲,以及后来在广州教书时,似乎对于当时的香港《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很感到兴趣。这两家都是香港资格最老的日报,现在早已先后停刊了,但在当时可说是这个特殊社会和特殊“文化”的最好镜子,因此在好几篇文章和通信里一再引用了这两家报纸的新闻记载和广告。当然,他也提过当时本港出版的其他报纸,总是没有比得上对《循环日报》那么发生兴趣。
  在《三闲集》里,有一篇《匪笔三篇》,又有一篇《某笔两篇》,差不多都是用当时《循环日报》上的小广告和新闻来做题材的。还有最有趣的一篇书信体的杂文:《述香港恭祝圣诞》,所引用的也是这家日报广告。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圣诞”,并不是指基督徒的“圣诞节”,而是本港人口中至今仍在惯说的“孔圣诞”。本港现在的许多商行,每年纪念孔子诞,仍是相当隆重,简直比学校更隆重,许多行业都要全业休息一天。只是现在大家对于推算孔诞的方法,至少已有三种不同的主张,因此本港共有三个“孔圣诞”,大家各行其是,各择一天举行,这样一来,就远不及三十年前鲁迅先生所记载的那么热闹了。从先生那篇《述香港恭祝圣诞》里所引用的《循环日报》刊载恭祝圣诞广告,我们就可以看出“今非昔比”。先生所引用的是丁卯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孔圣会为庆祝圣诞在太平戏院所演的大尧天戏班广告,其文云: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欢胜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道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也。本会定期本月二十七日演大尧天班,是日《加官》、《大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戏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给发数特别执照,演至通宵……。
  纪念孔圣而演《风流皇后》,这真太有趣,因此先生也忍不住掉起“古文”调子来幽默了几句道: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
  接着,他又介绍了这天皇后戏院所演的“假面新娘”“似是电影”的广告,因为这广告上也说:“请君今日来看‘假面新娘’,以证孔子之言……”。
  这里所说的丁卯年,就是1927 年。这时本港总督是金文泰,鲁迅先生第一次在本港报纸上读到他的演说词,见到称他为“金制军”,还以为他是中国人。这位“金制军”,在任时最喜欢研究中国“国粹”,提倡读经尊孔,因此当时庆祝圣诞不仅那么热闹,而且开演《风流皇后》时,居然可以拿到演至通宵达旦的“特别人情”了。
  香港《文艺世纪》第五期1957年9月
  郭沫若的百花诗
  郭沫若先生的新诗集《百花齐放》,是一部咏花的诗集,共有一百零一首,其中一百首每一首咏了花一种,第一百零一首是《其他一切花》。
  据诗人自己在后记里说,这安排是经过考虑后才如此的。
  百花齐放写了一零一首。普通说“百花”是包含一切的花。只选出一百种花来写,那就只有一百种花,而不包括其他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一切花”,作为第一零一首。
  这些诗写成后,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现在的单行本,每一首诗配了一幅木刻作插画,一百零一首诗就有一百零一幅木刻,这些木刻都是特地请了好几位木刻家配合每一首诗来刻成的,在我国出版界来说,可算是一次壮举。
  郭老的诗,既咏物,又说理,可说实现了“格物致知”的要求。诗人是学医出身的,对于花草的生态和性能早具有丰富的知识,因此咏来头头是道。他这一辑百花诗最大的特点,是每一首诗都是由每一种花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向读者倾诉的,就是那一首《其他一切花》也是如此,那些榜上无名的花便以“咱们”的身份在这一首诗里出现。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单色堇》,这是紫罗兰紫地丁似的小花,诗人藉了《单色堇》的口吻这么说道:
  在草花中我们虽然是微不足道,但我们的花色却算是紫色代表。
  欧洲的诗人有时还肯歌咏我们,中国诗人的性情却似乎太高傲。
  也难怪,有的连菽麦都不能辨认,高视阔步就好像一对双峰骆驼,眼睛中哪会看得上路旁的小草。
  这简直是当年《女神》和《瓶》的风格,也使人想起了他所译的《浮士德》。诗人是不老的。
  有几首诗写得极有风趣,如《黄瓜花》、《桂花》、《含羞草》,很有点像诗人自己那么豪放爽朗爱说笑话。《黄瓜花》的下半首几句是:郊区合作社有座四季青农场,没有籽的黄瓜长得有一尺半长。
  为什么没有籽,因为是处女黄瓜,雄花掐掉了,是人造的圣玛丽亚。
  《桂花》的设想更有趣,是说桂花已经参加星际旅行登记,准备飞到月宫去,为吴刚所酿的桂花酒补充原料,还想顺便请吴刚到地球上来观光,不过说:吴刚老人血压怕高了一些,能否回来,要请大夫作出主张。
  诗人到底是学医出身的,在这里不觉又露出了他的本色。
  香港《文汇报》1959年8月4日
  《新雨集》序
  《新雨集》是由我们六个人的写作合成的。事实上,我们六个人相识已久,彼此已是老朋友;但是六个人的写作汇集在一起,一同与读者们见面,除了在刊物上以外,这还是第一次。因此虽是旧相知,也不妨以新雨的面目,与读者们结文字缘了。
  六人之中,夏炎冰,李林风,阮朗,一向是喜欢写小说的,虽然偶尔也写一点诗和散文,这次却用他们本色的作品与读者相见;夏果和洪膺是喜欢写诗的,都是诗人,可是这次两人拿来参加“新雨”的作品,夏果则是十三首清新流丽的诗,洪膺却是一辑小品散文。不过我们只要读一遍,就可以看出这些散文不仅写得含有浓重的诗人气质,而且有许多篇都是谈诗的,可见诗人到底是诗人。至于我自己呢,以前虽然很喜欢写小说,可是藏拙已久,多年来写的全是一些短短的随笔,只好选了一辑来凑热闹,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得出来了。
  几个朋友凑合着来出版一本集子,在我们的新文艺运动初期是常有的事,近年则除了丛刊以外,这种方式倒不常见了,但在世界文学史上,却有一部极有名的这样的合集,这便是那部有名的《米当夜会集》。左拉在这部短篇小说合集里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磨坊之役》,莫泊桑发表了他的《脂肪球》,这都是了不起的杰作。因此我想不避“借光”之嫌,在这里介绍一下这部小说集产生的过程,因为这正是法国文坛一段有名的佳话。这是普法战争以后的事情,左拉当时已经俨然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大宗师了,但是莫泊桑等人还未成名。左拉在巴黎的郊外米当有一座小小的别墅,经常在那里招待朋友,莫泊桑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客。关于这部小说集的由来,后来莫泊桑在一封信上,曾经这么回忆道:在乡间的一个美丽的夏季黄昏……我们之中有人刚从河里游水上来,有人心里充满了大计划刚从村外散步回来。
  在悠长的晚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饕餮家,而左拉一人就有三个小说家的食量)的悠长消化过程中,我们便谈话消遣。左拉告诉我们他的未来写作计划,他的文艺见解,以及对于一切的意见。有时,近视眼的左拉,在谈话之间会突然擎起猎枪向草丛射去,这是由于我们骗他那是鸟雀,诧异着自己怎么老是打不中什么。
  有时我们又钓鱼取乐,海立克对于此道最为出色,左拉则老是失望的钓了一些旧皮靴上来。
  至于我自己,有时躺在左拉那艘命名为“娜娜”的小船上,或者游水。保尔·阿立克西则四出散步,荷思曼抽纸烟,萨尔默默无言,认为乡间令人气闷。
  在一个温和可爱的晚间,月色正浓,我们正在谈着梅里美的时候,左拉忽然提议讲故事,因为梅里美正是讲故事的能手。他的提议使我们觉得很有趣,大家便赞成了,但是为了留难起见,决定第一个故事所采用的背景,第二个人说故事时也不能越出这个范围,虽然所讲的故事各不相同。
  于是左拉便首先讲了普法战争史中那可怕的一叶,后来题为《磨坊之役》的故事。
  他讲完之后,我们大家都喊道:你该立刻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他笑道:我早已写好了。
  第二天轮着我。这样轮流下去,阿立克西使我们等待了四天,说是怎样也找不到题材。
  左拉认为大家所讲的故事很别致,提议我们应该写一本书……
  这就是《米当夜会集》(Les Soirees de medan)的由来。在这部别致的小说集里执笔的作家,除了左拉、莫泊桑之外,还有荷思曼、阿立克西、萨尔和海立克,一共六个人,在1880 年4 月间出版。由于左拉所讲的第一个故事《磨坊之役》的背景是普法战争,因此其余五人都依照约言,所讲的故事都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使得这部小说集充满了爱国精神,而莫泊桑的那篇《脂肪球》,更使他一举成了名。
  我当然不敢将我们的《新雨集》与左拉等人的《米当夜会集》相比,但是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几个志同道合的文艺工作者,能够有机会将各人写的东西集在一起,编成一本合集来出版,实在也不是一件易事,因此我希望这小小的尝试,能引起文艺爱好者和出版家的同样兴趣。
  至于内容方面,份量最重的,自然是炎冰、李林风和阮朗三人的小说。我觉得阮朗的小说,有点像美国欧·亨利的风格,喜欢从小市民圈子里找题材,十分现实,可是写得却那么冷静而又富于同情,看出了抑压在作者心中的愤怒。只有那篇《痒》是例外,写得那么轻松。
  李林风的小说,可说是小说家的小说,他选在这个集子里的三篇小说,我觉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的,该是那篇《生活的戏剧》,这是一个作家的幻想,富于浪漫气氛。
  在我们六人之中,年纪最大的是我,最年轻的该是夏炎冰了。由于他最年轻,因此他的作品也更接近香港的现实生活。在四篇小说之中,我特别喜欢的是《玩具》和《陈文仔过年》。两篇都是描写孩子的,我在一个春寒之夜读完了,心头不禁感到了人间的一丝温暖。
  夏果的诗,是一个南国诗人的新诗。由于住在岛上,诗人有时不免有一点怀乡,然而他并不忧伤,因为他能够——我从旅行归来,带了几包凤仙花的种籽,把一颗颗浑圆的种籽撒在土里,看它吐出情意深长的嫩芽。
  读了最使我神往的是那首《萧红墓志》,因为当年“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在漫长的十五年之后,“像考古家发现了古代文物,像勘察队发现了历史宝藏”,终于找到了那只“小小的坛子”的,也正是我。
  在随笔方面,洪膺的二十几篇随笔,前面已经说过,完全显示了他的诗人本色。无论是怀念他的故乡,还是写眼前风物,写远方的朋友,总是写得那么从容不迫,令人仿佛当面接触到了诗人的谈吐。“文如其人”,用来描写洪膺的文字,可说是最恰当的了。
  至于我自己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这些短文,可说全是在编辑先生催稿的电话铃声中匆促写成的,因为这就是我这几年以来在这个岛上的生活。除了有几篇怀念旧事的,还可以保存了一点文坛资料以外,其余都是读书札记之类,有些更是因事成文,信笔塞责,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了。
  像《新雨集》这样的合集,如果还有机会来尝试,我认为应该邀请一两个能画的朋友来参加,加入几幅木刻、素描或是水墨画,那就愈加有意思了。不过最好不要使人误会这是“同人杂志”,因为《新雨集》根本没有这种意图,这是不待声明的。
  1961 年3 月,香港。
  《文艺世纪》第48期
  介绍《新雨集》
  《新雨集》是上海书局新近出版的一部诗文合集,这在形式上至少是一个很新颖的尝试,因为这是由六个人的文章合在一起编成的:计有阮朗的小说四篇,李林风的小说三篇,夏炎冰的小说四篇,夏果的新诗十三首,洪膺的随笔二十一篇,叶灵凤的随笔二十篇,外加一篇序文,合成了这本新颖的文艺书。
  对于《下午茶座》的读者来说,《新雨集》的几个作者和一部分的内容都不是陌生的。这也正是我敢在这里坦然介绍这本新书的原因,因为《新晚报》虽然从不曾有过文艺版之设,但是一向对于文学艺术的活动很关心,这方面的新闻报道总是最详尽,读者之中也有许多都是文艺爱好者,因此也应该对这样的一本书发生兴趣的。
  《新雨集》的这个书名我很喜欢,不知道这是哪一位想出来的这个好书名。因为六个人虽然都是熟识的朋友,但是共同向读者们送出这一件小小的礼物,却还是第一次,尤其希望对于海外的文艺爱好者,能够藉此结识一些新朋友,那就不负题这个书名的人一番深意了。香港这地方,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都不能说少,可是一般的文艺活动和文艺出版物的销路,都是经常地处在低潮状态中。其中的原因虽然很复杂,可是并不费解,至少我认为与大家的工作态度不够认真和严肃有关。这种情形,颇与美术界的现象相似,“大师”、“天才”和“杰作”实在太多了,恭维者不负责任地随口乱捧,当之者也一点不觉得不相称,反而沾沾自喜。因此遂有了连普希金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也不知道的外国文学介绍者,也有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首“新诗”,就以为足够使得香港“诗坛”进入“世界诗坛”领域的“天才诗人”。不用说,这些人是从来不肯好好的用功,也从来不肯多读一本书的。这怎样能够令香港的文坛有生气,令文艺书在香港有好的销场呢?
  《新雨集》的六个作者,别有成就不去说它,至少大家对文艺工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从不敢欺骗别人,也不敢欺骗自己。这本来是从事任何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可是就香港所谓文艺界那些令人吃惊的怪现象来说,这反而近于是一种美德了。这就是我敢于向读者们推荐这本《新雨集》的原因。
  至于内容,由于都是由六个作者自己挑选的,无论是随笔、诗或小说,大约都能够保持了一定的水准。因为既是自己选的,好与不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过于不能见人的,自然不敢拿出来“灾祸枣梨”了。
  《新雨集》的封面设计和装帧工作,是由六个作者之一的夏果负责的,大方漂亮,一定也能令读者眼前一新。
  香港《新晚报》1961年4月3日
  读《花灯集》
  在朋友之中,黄蒙田兄是一个在个性上很有特点的人。他至少有两种特点是值得我羡慕的:一是几个朋友在一起,或是在公共场所,到了酒醉饭饱,糟踏将完之际,你在一瞬间之前,还分明见到他站在你面前说话,可是眼睛一霎,已经找不到他,原来已经溜走了。我虽然并不是那种在临走之际,一定要打锣的人物,但是却没有本领像他这么“放得下”,要走就走,一声不响。另一特点就是文章写得快,单行本也出得快;在我将编印一本书的计划放在心里蹉跎的时候,他的新著却早已出版了,而且已经送到你的手上,使你翻阅一遍之后,还要恍然大悟似地说:“原来这些文章也是他写的!”
  放在我手边的《花灯集》,就是蒙田新出版的这样一部散文集。集子取名《花灯》,看来并不只是由于其中有一篇是谈花灯的,一定还有拿出来“供人欣赏”之意。这个集子一共收了十八篇散文,内容的编排是含有季节性的,开头的两篇是《花市》和《年餐》,最末的一篇却是《冬夜》了。
  翻阅一遍,可以看出他的游踪之广,以及趣味的多方面。他到过四川,也到过北方,自己却是广东人。在爱好方面,我发现我有些正是他的同道。在那篇《跋民间玩具》的文章里,他所举列的那些土俗玩具,正是我所爱好的。我的柜上有两件从无锡买回来的小泥人,就一直使我特别喜欢,因为它并不是玩具商店出品的“大阿福”,而是我在一条小街的巷口,向一个摆摊的老艺人那里买来的。这是他自己的作品,因为一旁还放着几个未干透未上彩的泥坯。这两个小泥人,眉目和敷彩,都有唐装仕女的风韵,简直像是敦煌彩塑,一向是我特别喜欢的。
  还有他所说的那幅苏汉臣的《货郎图》,我就一直有一张有正书局用三色版印的复制品,在我手上怕有三十年以上了,那是有一次在有正书局大廉价时偶然买回来的。不知怎样,在我成千成万的画籍图册都在上海失散了以后,这一张《货郎图》却一直夹在一叠剪下来的图片之中被保存到现在。有一次,望舒为了考证元曲里的几个名词,曾借去作参考,几次要我送给他,我也舍不得。
  再有,他所说的“地瓜”,我也一向是喜欢生吃,而且总是鼓励别人尝试的。据我所知道,郭老也有同嗜。他在做三厅厅长期间,住在汉口旧日租界的一间楼上,客厅里就经常放着一篮又肥又大的“地瓜”,不时敦劝不曾吃过这东西的朋友尝试。
  香港《新晚报》1961年8月1日
  散文的魅力
  ——读《五十人集》
  读了最近出版的《五十人集》,首先令我感到喜悦的是量的丰富。
  五十个作者五十篇文章,随便翻翻,怎样都足以令一个读者如入山阴道上,有接应不暇之势。
  再说到质的问题。由于可以读书的时间不多,我没有那么好的幸福,可以一口气将一本新书读完。这本《五十人集》,我一共利用了三天闲暇的时间,才可以从头至尾将它读完。我觉得集里所收的五十篇文章,只有你自己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在质的方面来说,可说谁也不输过谁。
  我真诧异有这么多写小品随笔的能手,为什么平日在本港报纸副刊和刊物上,好像不容易读到类似这么多的好文章。同时我更有点惋惜,香港的小品随笔人材既如此济济,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产生一种纯小品随笔的定期刊物呢?
  《五十人集》的编者将这五十篇文章分成了七个专辑。他这么一分,倒给我将自己爱好的范围划得很清楚了。我自己虽然喜欢写一点有关掌故艺术和草木虫鱼的小文章,可是读了这个集子,使我最发生兴趣的,却是“小品散文”和“随笔杂记”这两辑。我不知这两个专辑在编者的心目中有怎样的区别,何以一篇文章不属于甲而属于乙。我则一视同仁,觉得几乎占了一半篇幅的这两个专辑所收的二十几篇文章,实在令我难舍难分。我尤其喜欢在一个总题之下包括几个小题目的那几篇,如阿甲的《露珠》,李怡的《豪雨及其他》,李阳的《井及其他》,夏炎冰的《青虫外一章》,吴其敏的《山村居小品》,无涯的《海之歌》,高阳的《酒话》,罗漫的《花果草木》,童华信的《口沫横飞集》,夏果的《随笔三则》,史民的《猫和狗》。
  老实说,我也很喜欢写写这样的小品,实在苦于没有那一份安静和闲暇的心情,因此读着别人所写的这种文章,实在有点见猎心喜。这大约正是我特别喜欢这两辑文章的原因。阿甲的那一篇《露珠》,令我读了特别喜欢。
  当然,这两辑里面还有几篇我喜欢的文章,那是史复的《故乡山水》,蒙田的《歌鸟春天生活》,陈君葆的《海边小语》,曹聚仁的《叫卖》,侣伦的《艺术家的路》。还有何达的那篇《道高一丈魔高一尺》,不过我却不大喜欢这个题目。
  香港《新晚报》1961年8月16日
  读新出版的《新绿集》
  从《新雨集》和《五十人集》之后,又有一本新的几个人的合集在书店里出现,这就是本港新绿出版社新出版的《新绿集》。
  史复先生在这本集子的后记里说,他一向喜欢绿色,虽然不知道《新绿集》命名的原本用意何在,但一见了这书名就欢喜,仿佛在这座海岛上荒凉的文艺园地中,发现了一片春天新生的绿意。这解释颇新颖可喜,而且含有很大的期待。因为既是新绿,它当然是饱含生机的,几时能开花结实,绿叶成荫,覆庇着生活的旅途上喘息的过路人,实在是大家一致期待着的事。
  本集一共收了近八十篇随笔小品。在六个作者之中,据史复先生的介绍,年纪最轻的是柳岸先生。既是年纪最轻,他才是真正的新绿了。
  我将那一辑《今物语》读了一遍,觉得果然清新可喜。他写的是鸟兽虫鱼,但是所写的又不只是鸟兽虫鱼。写这样的小品文,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错起来,一旦搅和得恰到好处,再有简炼的文笔来配合,就很容易写出第一流的自然小品了。
  《今物语》中有一篇是《龙虱》,这正是这几天的晚上,在岛上的夜空里满天飞舞的小生物。昨晚看戏夜归,一路上发现每一只街灯柱下都围聚着几个孩子,起初还不曾想到他们夜深不回家,在路边灯下徘徊不去干什么,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在捉龙虱。原来从水边结队起飞,冲入高空的龙虱,在夜晚见到有灯光的所在,就俯冲飞扑而下。萤光体的透雾力量,比一般电灯强。近年香港的街灯,多数改装了这种萤光灯,因此特别吸引了龙虱。
  跟我一同看戏回来的儿子也跃跃欲试。我们在几处街灯下面停下来略加搜寻,很容易而就捉到了五六只。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南国粤剧团的几位负责人,他们除了专赠戏券之外,这时连那一只还留在我的衣袋里的空信封也有了很好的用途,给我的孩子盛龙虱。
  许多孩子们捉龙虱,是拿去卖给人家炒制“和味龙”;我得特别声明,我们捉了龙虱回去,是养在玻璃罐中当作“水族”来玩。看它们抢饭吃,看它们表现潜水的本领。
  龙虱的活力真是惊人的,同时更是第一流的潜水能手。我时时都在惊异,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能够有那样的本领从平地飞入高空,在水中又能那么浮沉自由,身上那一身油光的壳甲,出水后又能滴水不沾。
  它可以什么也不吃,继续生存好几个月。我想,人类若有这种小生物的这几项本领之一,世界也许早就改观了。
  香港《新晚报》1961年9月19日
  读《新绿集》再笔
  在《新绿集》中,有向天先生的《读诗杂谈》,又有张千帆先生的《绿窗小札》之一:《鲁迅的旧体诗》。向天先生曾写过一部《鲁迅旧诗笺注》,现在张千帆先生在他的那篇小札里就引用了几次。这不只是一种巧合,在我看来还特别有意思。
  对于鲁迅的旧体诗,尤其是其中的某几首,我的感受有时颇与别人有一点不同。许多人都从这些旧诗中欣赏他的格调的冷隽,修辞的典雅,以及字里行间所流露的那种不与恶势力低头,敢于反抗的精神。至于我读到这些旧诗,首先想到的却是他动笔写这些旧诗的当时的情状。
  以那一首《悼杨铨》的七绝为例,我就是在未曾读到这首诗以前,在出事的那天早上,打开报纸先读过了这令人发指的消息的。
  又如那首有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所载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纪念柔石、胡也频五人的遇难。当时虽然消息封锁严密,各人都不知道几时也许会轮到自己,但是他们的被捕和后来的噩耗,仍在暗中迅速地流传到各人的耳中。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不曾在《北斗》上发表以前,由于当时国内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发表这消息,有人(我想这人一定是史沫特莱女土)不避艰难,将这消息送到美国出版的《新群众》杂志上去发表。《新群众》在当时是英语中唯一的一个进步刊物。
  他们刊出了这消息,同时并刊登了五个遇难者的照片,于是这一屠杀文化人的罪行,第一次以铁一般的证据,摆在世人的面前了。叨了租界的光,这一期的《新群众》,居然还可以在那家德国人开设的外文书店里买得到,还不曾受到禁止。
  当时无法在自己家中安居,不得不改名换姓到旅店里去暂避一下的,实在大有人在。因此读着“惯于长夜过春时”那首七律中的“忍看朋辈成新鬼”一句时,所感受的乃是一种纪实的实感,因为确是有许多人,在不久以前还同胡也频,还同柔石在一起,没有几天,就怆痛地“忍看朋辈成新鬼”了。
  杨杏佛的被害,是与他参加济难会的活动有关的。被害的地点,好像是在当年的法租界福开森路的世界学社的会所门前。我对这件事情的印象特别深,因为若不是有中国济难会在奔走援救,那时被关在淞沪警察厅狱中的我,也不免在朋辈的忆念中早已成为“新鬼”了。
  香港《新晚报》1961年9月20日
  读周为的《往日集》
  在灯下读了周为的《往日集》。
  《往日集》是一部新诗集。在香港这地方,是很少有机会能读到一部新诗集的。因此平日虽然很少读诗,这次也高兴地翻阅了一遍。好在篇幅不多,四五十首诗,有的从头至尾逐句读完,有的只读了其中的几句,有的更只是读了一个题目,便这么草草地读完了。
  这四五十首诗,最前的几首写于1936 年,最末的一首写于1956 年,整整跨过了二十年的岁月。诗人在这二十年之中写下的诗句,当然不只这些,但是他自己愿意选入这《往日集》与读者相见的,却又只有这些,可见诗人到底是诗人了。
  在新文艺各部门之中,许多年以来,新诗的产量不算少,但是在成就上说,比起其他各部门,不能不说是最弱的一环,而新诗本身有许多问题,如形式问题,音韵问题,词藻语汇问题,可说至今仍不曾摸索出一条路来。有时简直是西洋诗体的翻译,有时又像是词,有时又像是分行写的散文;近年的情形更苦闷,旧诗又有流行起来的趋向,同时民谣民歌真正口语白话的歌曲形式又获得大力提倡,“新诗”夹在这中间更显得彷徨无主了。
  《往日集》的作者在这时候忽然选辑他的旧作,印成这部集子来出版,我想他一定也是有感而发的。若不是决意将自己过去的努力成就作一个结束,便是想重新再出发。我倒希望他的动机是后者,因为现在正应该是我们的新诗人检讨过去四十年来新诗坛的损失,重新再出发的时候了。
  在《往日集》里,读了令我最喜欢的,乃是那首《在一个农民的葬礼中》。这可说与集后所附录的《论诗小札》里那位刚先生(想必是杨刚吧?)的意见不谋而合。我特别喜欢第一节和最末一节。因为我们这一辈的人,也都是“尝够了贯串上下三代的烦忧”,而这一只还未僵硬的手,也正在养活着上下三代,像他所歌颂的那个农民那样。紧接着后面的那一辑《秋》,也使我读了很喜欢。只是集中那几首字句整齐的四行诗,这种形式却是我一向反对的。当年望舒在世时,为了这个问题同他不知争辩过多少次了。
  对于新诗,我一直认为它在形式和意境上与我们原有的词相近,应该向这方向发展,因此我一直反对那种字数整齐的西洋律诗体裁。这是我的偏见,也正是我不配谈诗的原因。然而在中国新诗人之中,我却有不少好朋友。现在读了《往日集》,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个诗人朋友了。
  香港《新晚报》1961年11月1日
  《五十又集》的后记
  书店里送来《五十又集》的排样,要我看一看,希望我能写几句什么。这在我国旧文体来说,要写的该是“跋”一类的东西,这是韩愈、柳宗元最拿手的文体;其次就是考古家私书画鉴藏家,像笔记小说上所记的那位考古大家一样,即使是弟子寄给他的从一枚烧饼上戏拓下来的“铭文”,他也能引经据典地写出一篇煞有介事的题跋来。若就新文艺体裁来说,我要写的该是编后记或读后记一类的文章。可是事实上,我不是《五十又集》的编者,不便写编后记。读后记呢,我要说老实话,读是读过一遍了,只是不仅说不上是精读,就是粗读也说不上,只是从头至尾翻了一遍,这样当然是不足以写读后记的。
  但是我终于若有所恃的来这么写了,我所依凭的是什么呢?没有别的,不过是《五十又集》的这个“又”字。我是读过不久以前出版的那部《五十人集》的,而且我自己也有一篇旧作滥竽其间。《五十人集》的体裁新颖和内容的丰富多变化,远远的胜过了一部个人专集或是一册文艺刊物,这是它最大的特色,也是它最能引人入胜之处。我曾经很高兴地将它一篇一篇地读了一遍。就是我自己的那篇旧作,我也仿佛读着别人的文章似的,读得津津有味。
  这一切全是由于《五十人集》是一部新型的文集。五十个人到底是五十个人,生活、思想、爱好以至文笔,都各不相同,可是也并不完全矛盾。因为这五十个人到底也不是“乌合之众”,彼此之间也不全是“路人”。因此我们读着《五十人集》,仿佛遇见了五十个朋友,或是到了五十个朋友的家中,听着他们每人向你谈论或是诉说什么,使你有一种新鲜而又亲切的感受。
  我想一定是由于这样的关系,《五十人集》出版后,不仅许多读者对这部散文集感到了兴趣,就是出版家也感到了兴趣,因为销路竟然很不错,这才继《五十人集》之后,又请人四出征稿,编成了这部《五十又集》。
  《五十又集》的体裁,自然也与《五十人集》差不多,但是内容方面,在我匆匆的翻阅了一遍所得的印象,觉得有了不少新的特点。第一是此五十人并非全是彼五十人,有不少是新的参加者,使得本书的读者获得了不少新的朋友;其次是本书的第二辑,山水、风土、人情那一部分,有许多是侨居海外朋友的作品。印尼、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甚至一向被我们忽略了的澳门地区,在这一辑里都成了被描写的题材或是题材的背景;此外还有几位最近有机会出门去作壮游的朋友,他们新写的游记也包括在这一辑之内。这几位朋友的游踪,包括了从长江三峡、桂林岩洞,以至日内瓦、苏黎世和巴黎,实在令人羡慕。读了他们的文章,令我略可自慰的是,他们跋涉万里所得,却供我们在家中作卧游了。
  还有一辑,就是本书的最末一辑,有几篇生活气息很浓的抒情小品,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了人生和人性的各方面,我认为是特别值得向本书的读者们推荐的。
  当然,第一辑的历史文物部分,第三辑的生活趣味部分,第四辑的鸟兽虫鱼部分,都是我自己平日不仅爱读,也是爱写的范围内的文字,自然使我读了更加感到兴趣。尤其是第三辑里,有两篇文章里竟谈到了我自己,这就使我读了不仅高兴,而且感到光荣了。
  1961 年12 月,香港。
  香港《文汇报》1961年12月20日
  读《五十又集》
  在《五十人集》出版半年之后,三育图书公司又出版了《五十又集》,这一份的出版热忱是值得钦佩的。不看内容,只要先看封面,《五十又集》就够得上说是一本漂亮的新书。夏果先生这一次的封面设计是十分成功的,封面图案的根据是亨利·玛谤斯晚年所醉心的彩纸剪贴。这是孩子的游戏,同时也是大师独具匠心之作。《五十又集》的封面设计就脱胎于此,变化得恰到好处,色彩也明朗而又沉着,上下的空白留得更是恰合分寸。书名的地位也排得很好。他这一次用了老宋体的铅字,不像《五十人集》那样用美术字,是他这一次的封面设计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仅是为了这一幅品格很高的封面设计,这本新书就值得向爱书的读者们推荐。
  谈到内容,既称《五十又集》,本集所收的五十篇随笔散文,有一部分执笔人不免是参加过《五十人集》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生力军。在这里面更突出的,是有几位海外作家应邀寄来了他们的作品,如阿黄名名,耶戈,山戋一,这些几乎是从不曾在本港报纸刊物上发表过作品的,还有几个是名字虽然很熟,但平时是很少执笔的,听说这一次都特地写了一篇来参加《五十又集》。这些可说都是这本新书的特色。
  在《山水风土人情》那一辑里,我特别细细地读了耶戈的《在查宛夫人家》和阿黄名名的《红豆的故事》。耶戈是旅居印尼的作家,查宛夫人是峇厘的著名女舞蹈家,曾来过我国观光。这是一篇访问记,也是一篇很含蓄的报告文学。作者着意描写了这位著名女舞蹈家所过的清贫的日子,反映了她的品质的高尚。
  《红豆的故事》的作者,听说是用中文写作的一位缅甸作家,所以名字才那么怪:阿黄名名。这一篇富于浪漫气氛的小故事写得极好,有一点感伤,有一点淡淡的哀愁。我觉得本港那些专门制造“都市传奇”的作家,应该读一读这样的作品,可以知道怎样才不是廉价的“传奇”故事。
  还有几篇游记,也是这本《五十又集》的特色之一,如画家任逊的《桂林岸洞甲天下》,诗人陈君葆的《下三峡琐记》,名记者吕章的《京游琐记》,还有李宗瀛的《巴黎五日》,若望的《苏黎世一日游》,这些亲身经历的新鲜印象,都是可供我们外游的好文章。
  可惜就是定价不大便宜。但是据说本书的成本确是要这许多,那也就无法可想了。
  香港《新晚报》1962年1月24日
  《红豆集》序
  《红豆集》的内容,是由六个作者的文章构成的,一共分为六辑。
  按照编排的次序是:阮朗的《海南岛之旅》,若望的《瑞士风物》,夏果的《生活的鲜花》,高旅的《沉戈小集》,戴文思的《读画偶记》,霜崖的《霜红室随笔》。
  这些都是散文,都是小品,随笔,游记和札记一类的文字。若是就内容的性质来归纳一下,《海南岛之旅》和《瑞士风物》该是一类,都是旅途的印象和报导,虽然一个写的是自己国土的最南端,一个写的是万里之外的外国,但都是从同一个热爱祖国的角度去看的。《生活的鲜花》和《读画偶记》又是一类,都是对于近几年来艺坛画苑的新人新事的印象和介绍。剩下来的两辑:《沉戈小集》和《霜红室随笔》,恰好也可以归为一类,都是读书随笔和文学艺术上的一些小考证文字。
  这六辑文章,题材写得最统一的自然是阮朗的《海南岛之旅》,可说是一辑专题报告。写的不仅全是海南岛,而且着重这几年以来海外归侨在祖国最南端这个大岛上为自己开辟的新天地。动人的人物,动人的经历,作者将他这次旅行中亲身见到和听到的一切,用他那一枝流畅的笔记了下来。激动的感情,在字里行间到处可以看得出来。这也难怪,从华侨成为归侨,海外孤儿回到亲人的怀抱里,从此可以摆脱受人欺凌的生活了,叫人看了怎样不要高兴。
  若望的那一辑《瑞士风物》,是他不久以前旅行瑞士所写的通讯,是游记,也是旅途随笔。一个人第一次旅行一个相隔很远的别的国家,所见所闻自然无一不是值得告诉别人的,何况作者所去的正是以风景美丽著名的日内瓦,莱梦湖,卢骚岛,阿尔卑斯山,不要说是他身历其境,就是我们读了他的报导,也要不禁神往了。不过,有些时候也正合上了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话:“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最舒服的还是自己的家,最美丽可爱的还是自己的国家。因此作者在这些游记里所流露的思乡情绪,可说是极为自然的。对于刻在日内瓦“记者之家”门前的卢骚的名言:“当我幼时,我父亲吻我的时候,他的激动好像在对我说:杰克,爱你的国家!”不仅作者读了之后在旅途中会时常想起这几句话,就是我们读了也同样的不会忘记。
  《生活的鲜花》的作者夏果,是诗人,也是画家。他的这一辑散文,写的自然都是有关艺术和日常生活情趣的,写得都十分细腻深刻。我很喜欢那一篇《水墨画中见真情》,他要写的乃是关良先生对于京戏水墨画以及对于艺术青年的真情,但我们读了恰好感到作者对于他的这位老师的人格和作品所流露的真情。
  夏果也是搞封面设计的,那一篇《书籍的封面设计》,对于新中国这几年新出版物的装帧和封面设计所下的评语,不仅十分中肯,而且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沉戈小集》的作者高旅,是有一点历史癖和考据癖的,同时又很喜欢以古证今。他这一次收在《沉戈小集》里的这四篇散文,除了最末一篇《听猿记》是一篇回忆旧事的散文以外,其余三篇都有这种特色。
  《神行太保和道家》,是抉出贯彻在《水浒》里的道家思想,而这种思想出现在梁山人马的身上,却不是想导人于迷信,而是用来发挥反抗统治的那种叛逆精神。这是作者很精辟的见解。
  另一篇《果戈理的笑和苦恼》,作者给我们指出了潜藏在果戈理作品的笑料后面的那些爱与憎。这样一来,我们再读着《钦差大臣》和《死魂灵》那些作品时,就明白果戈理作品里的笑,决不是袖手旁观的嘲弄了。
  《读画偶记》这一辑里的文章,诚如它的题名所示,全是谈论古今中外的画家和他们作品的文字。作者戴文思是很有修养的美术评论家。
  他热爱艺术,但是更热爱生活。能将自然和生活融合到一起的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就特别受到他的喜爱。在他分析石鲁、赵望云等人的印度、埃及旅行写生作品时,就使我们更加明白了这一点。
  作者不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自己就是画家,因此在他谈到朋友们的那些作品时,就显得更加亲切抚爱。因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是能体会到那些作品的产生过程的。
  《红豆集》最末一辑是《霜红室随笔》。我要在这里揭露一个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这一辑零碎的小文章都是我自己的。那个笔名已经用了多年,许多人都已经知道,但是也许还有人不知道,我觉得在这里加以隐瞒是不该的。因为这篇小序写得虽然不好,但是这里面并没有一句假话,我若是不指出这件事情,就未免对不起读者了。
  最后,让我在这里总结一句,参加构成这一本小书的六个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无论是坐在工作室内,或是跋涉在千里之外的旅途上,在执笔的时候,我们都是面对着自己可爱的国家,面对着海外无数的文爱好者的。集名“红豆”,就是表示凝结在这里面的这一点微意。
  香港《文汇报》1962年2月21日
  自题《红豆集》
  承香港新绿出版社的好意,去年出版了一部几个朋友的合集:《新绿集》,今年又给我们再出了这部《红豆集》。在这两个集子里,我都参加了一份,所选的都是在这里发表过的那些小文章的一部分。这是老编给我的机会,也是读友们给我的机会。这几年经常在这里写一点小文章,不知不觉,已经写了怕有千篇左右了。有时写得很高兴,有时却又写得很苦,这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了。
  《红豆集》的名字,不仅很风雅,而且还很香艳。也不知最初是谁提出来的,大家都没有异议,便这么采用了。可是这个书名却苦了为我们设计封面的新绿出版社的那位小姐,听说她易稿再四,才选定了目前所取用的这一幅。褐黄色果实上的那些原红色的小点,想必就是“此物最相思”的红豆了。
  红豆,这种古人用来坚定爱情的小信物,我们在今天却用来对于肯破费一点时间读读这小集子的读者们表示一种深情的寄意了。
  《红豆集》是由六个人的文章集合成的。除了我自己的《霜红室随笔》外,其余是阮朗的《海南岛之旅》,是他亲身访问海南岛后回来所写的一辑专题报道,内容和文笔都十分动人。若望的《瑞士风情》,是他去年旅行日内瓦的游记。有几人能有机会亲炙过瑞士雪山和莱梦湖的风光?我们没有去过的人,读着他的这一辑游记,也尽可以当作卧游了。
  夏果的《生活的鲜花》,诚如他的题目所示,写的全是有关生活情趣,读书读画的印象,其中有真情,也有他的独特的见解。高旅的《沉戈小集》,份量虽不多,质量却不差,他分析了果戈理的“幽默”成分,解剖了巴尔扎克的“英雄”真相,那一篇《神行太保和道家》更指出了别人不大注意的《水浒》的一种特色。戴文斯的《读画偶记》,可说都是画评,但是却用随笔和抒情方式来写的,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他所读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都谈到了。
  这样的散文合集,是近年新流行的一种单行本形式。就我们几个人来说,已经出过三种了。除了这部新出版的《红豆集》和《新绿集》之外,还有上海书局所出的那部《新雨集》。合集的好处是可以使读者用一本书的代价读到较多几个作者的文字。这比刊物又有点不同。因为是经过整理的,比较有系统。若是用菜式来比拟这“精神食粮”的话,合集就有点像是“拼盆”了。
  香港《新晚报》1962年3月29日
  《陋巷》赞
  最近大会堂曾上演过一个很好的话剧,只演了两场,我相信爱好话剧的人一定有不少错过了欣赏的机会。
  这是姚克先生编导的《陋巷》,是香港戒毒会为了筹募戒毒院建筑经费所作的义演。由于这个戏是与反毒有关的,也许一般人对它的兴趣不大,我在未看以前也是如此。哪知看了以后,才知道情形大大的不然。
  我那天因为有事,没有看完场就走了,剩下两幕未看,现在愈想愈觉得有点舍不得。因为那两幕正是戏中有戏,一定也是十分精彩的。
  诚如柳存仁先生所说,《陋巷》的好处是它本身确是一出“戏”,不是高头讲章,不是化装演讲。你在未看以前以为一出特地为了反毒筹款而义演的话剧,一定不会特别好看。你只有在看了之后或者说,坐下来看十分钟之后,才无法不刮目相看了。这个剧不仅剧本写得好,导演处理得当,就是个别演员的演技也十分精湛,而且非常认真,布景和灯光的效果也好,可说是一次戏剧艺术水准很高的演出,而且演得很成功。
  姚克先生的剧本是用国语写的,但是演出却是用粤语演的。我想,在这方面,陈有后,雷浩然两位先生一定帮了不少的忙。那些一再引人哄堂大笑的粤语台词,运用得恰到好处,我认为也是这次演出成功的因素之一。(如曾瘿公说同小偷住在一起不怕物件被偷,姚的国语台词是“他们这一行的规矩,向来不吃窝边草”,在台上演出时,巧妙地译成了“佢地有一种规矩,在这里吃,就不在这里屙”,可说天衣无缝。)
  《陋巷》的剧本,戏剧性非常强,同时所有的戏又不是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分配得很均匀。分开来像是几个片段,又像是一辑素描,可是首尾却又能连贯在一起,不像那种以几个独立故事拍成一部电影那样各不相关,可以看出作者编写这个剧本时是真正用了一点功夫的。若非胸有成竹,他也不敢全戏只用一个布景了。由于灯光和明暗控制得有效果,不变的布景令人看来毫不单调,这也是值得称赞的一点。
  当然,再好的剧本,若是没有好的演员,也是徒然。这一次在《陋巷》中演出的演员,每一个都是老手,而且各人演得都很认真,这更是使得这次《陋巷》的演出获得好评的基本原因。
  以下三点,是我认为应该再加改善的细节:道友们的体格和肤色还是太健康了,应该加强化装。亚仙、亚兰的打扮还嫌太漂亮。时间虽是只有一个下午和早晨,所晒的衣服也应该予以变换。
  香港《新晚报》1962年6月11日
  晓窗读《晨曲》
  蒙田兄寄来一册《晨曲》,这是他新出版的一部散文集。深夜做完了一天应做的工作之后,便在灯下一口气将它读完。掩卷推窗一望,东天一派鱼肚白,晓色迎人,已经快是黎明时分了。
  作者在后记里说:
  长久以来我喜欢在早上八点钟以前这一段时间执笔,正如别人喜欢在深夜里执笔一样,这只是个人的习惯。因此,当我编好这本集子时,便很自然地用上《晨曲》这个书名了。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那篇《晨曲》,就是作者写他这种早起生活的感受,全篇都是在歌颂,甚至在鼓励别人也应该绝早起身,享受一下“这一天最宁静的一刻”的滋味。
  我也是早起生活的向往者,正如我也是旅行生活的向往者一样。有几次,在我走过公园的时候,我也曾见过那些每天早上在那里打太极拳或是进行深呼吸的人。不过我的身份与他们有一点不同,我这时并不是一个早起者,而是一个迟睡者。可是略可告慰于作者的是,我这个迟睡者是将夜间的时间消磨于书桌上的,并非耗费在他所指责那样的地方。
  因此在临睡之前,我偶而还有机会欣赏一下晨光曦微的景色。
  《晨曲》集里,不仅有几篇我所喜欢的文章,而且发觉有许多地方,我们都是有同好的。集内有一篇《大树礼赞》,就使我读了深有同感。
  多树本是这个都市值得赞美的特色之一,可是近年由于建筑新屋,许多很优雅的小园林,连同几十年培植起来的大树,一起被折毁锯倒,变成了一座座像是叠起火柴盒似的大厦,实在是最煞风景之举。世上能有几个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为了一棵白兰树,宁愿更改建筑图样的懂事人呢?
  作者介绍了广东特有的食品沙河粉。我到过的广东地方不多,在广州近郊出产沙河粉的沙河,却有机会一再去玩过,而且目的就是去吃新鲜现炒的芽菜河粉。伴侣之一是诗人林林,并且亲眼见到了沙河粉的蒸制过程,用那么一面大竹筛箩,将粉浆在上面一抹,浸到热气腾腾的大锅里一幌,用手一揭就是一张雪白爽滑的沙河粉。那情形颇与上海豆腐店里制腐皮和百叶的过程相似,只是更加迅速紧张多了。
  蒙田称赞了开红花的影树,称赞了这里的雾景。这几天,正是影树开花的季节,也正是使得山光水色变幻无常的雾季,我真想像他所说,决心起个早(或者睡得更迟一点),去享受一下他所歌颂的晨雾朝阳,鸟语花香的境界。
  香港《新晚报》1962年6月18日
  重读《耕耘》
  一位朋友送了我两册《耕耘》。这是二十二年前(1940 年)几个朋友共同经营的一个综合性的文艺月刊。送来的虽只是两册,却已经是当时这个刊物已出各期的全部,因为它根本只出过两期。第一期在1940 年4 月出版,第二期却脱期了四个月,到了8 月才出。第三期便根本没有办法出得下去了。
  《耕耘》当时的销路并不错,不能支持下去的原因,是印刷费周转不过来。大家为了生活已经透不过气来,为了要办这个刊物,奋勇凑了一笔印刷费,以为在第二期付印之前一定可以收回一部分的,不料战时交通不便,预算全部落空,印刷所又不肯赊欠,停顿了三个月再出第二期,可是第三期再也无法出得下去了。
  《耕耘》的内容和编排,不仅在当时很获得好评,就是在二十二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也还不错。编委一共十个人:丁聪,郁风,徐迟,夏衍,黄苗子,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戴望舒和我。执行编辑是郁风,发行人是黄苗子。
  耕耘社有一个社徽,是光宇设计的,是一架古老的老牛耕田所用的犁。设计这样的小图案,本是光宇最拿手的,这一架犁耙画得极好,《耕耘》月刊的第一期封面就用了它。后来我们又用耕耘社的名义,出版了果耶的版画集《战争的灾难》和诃勒惠支的选集。
  《耕耘》的内容,是图文并重的。由于执行编辑是画家,对于图版的选择和编排都花费了不少工夫,有木刻,有漫画,有速写,还有特别配合文字的插画,如第一期就有舒群的诗《心的告白》,附有特伟的插画三幅。第二期有刘火子的诗《先知者》,附有光宇的插画六幅。
  对于木刻,《耕耘》是当作重点来特别介绍的。第一期有景宋写的《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附有新波、李桦等人的木刻,此外还介绍了延安艺展出品的两幅木刻。第二期有西谛的《关于太平山水诗画》,介绍了清初刊印的一部木刻诗画集,此外还有木刻家张望和刘建庵作品的介绍。
  我自己在这两期《耕耘》上所写的,也全是介绍西洋木刻的,第一期是《木刻论辑》,第二期是《现代木刻五家》。
  除了编委以及上面提起过的诸人之外,在这两期《耕耘》上发表作品的,还有思慕、倪贻德、林焕平、司马文森、袁水拍、艾青、杨刚、黄茅、林林、巴人、常任侠、韩北屏、楼适夷、吴晓邦等等,可说洋洋大观,应有尽有。因此即使在二十二年之后,打开来一看,仍觉得很有点意思,可惜的是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
  香港《新晚报》1962年8月21日
  读《作家书简》
  从张建老处借来前次匆匆翻过一遍的《作家书简》,准备细细地看一下。我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习惯,对于一本自己不知道,或是未看过的书,只要有机会,我总想仔细地看一遍,至少要知道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内容所写的是什么。
  辑录当代中国作家书信成书的,据我所知道,除了像鲁迅那样的个人书简集外,辑录诸家书翰成集的,只有我前次说过的孔另境所编的《现代中国作家书简集》,以及这一册《作家书简》了。就内容的分量和编辑体例上来说,这一部远不及孔氏所编的一部。但是这一部也自有它的特色:所有的信件全是用原信制版印成的,并非排印本;其次是当时所谓“京派”作家的书信较多;再有,有几位作家是较生疏的,知道的人不多。更有,编在最后的十二封信,是十二位女作家写的。这可说都是这部《作家书简》的特色。
  本书的出版者是上海中央书店,编辑者是虞山平衡,他可能就是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出版年月是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即1949 年2 月,这时上海还未解放,正在崩溃前夕,经济情形一定很混乱,因此“定价”两字之下是空白的,没有印出要卖多少钱,以及用什么货币作标准。初版印了五千册,这也不算少了,可是流到香港来的一定不多,因此我一直未曾见过。
  所收的作家书简,自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韬奋诸人以下,包括了所谓京派和海派作家,共有七十四人,数量可说不少。这些书信的来源,编者在《卷头语》里这么说:戊子孟冬,偶然于上海三马路冷摊上,购得整束的断简残札,都属三十年来现代文坛上名家的往还书简。因此引起了我对蒐集本书的兴趣。又承景深、萍荪、丹林、逸梅、鵷雏诸文友的帮助,供给不少手札,得完成此编,真使我十分高兴……
  他又表示自己本想略作“编年加注”而不能的原因,是由于“对于诸位作家过去极少亲近,很不容易明了他们当时的情况,使我何从考核呢,因此只好从略了……。”
  从这口吻看来,行文的语法不是纯粹的新文艺体,再加之又提到了一些在当时是属于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朋友,可知编者平衡一定就是平襟亚。他在上海一向是办小报的,后来又挂牌做律师,经营过“一折八扣书”,印过《古本金瓶梅》,和其他所谓“珍本小说”,颇赚了一点钱,是一个在当时上海出版界专走偏门的人物。
  《作家书简》里的各个作家信件,大都是一封或两封,惟独鲁迅的信,收了十封之多。可惜不曾印出上款,因此不知道是写给谁的。但是看信的内容,多数与稿件有关,可知是写给某一个刊物的编者的。据曹聚仁先生的推测,多数是写给林语堂及《人间世》的编者的。在张建老所藏的这本《作家书简》卷末,曹聚仁先生曾写了几句题记,对这些书信的来源有一点很可贵的透露。他说:这些信,大部分系作者致陶亢德及林语堂者。一部分系赵景深手边所存,也有小部分乃是平襟亚所存。也有极重要史料,为外人所不知者。时陶亢德编《人间世》,因此有关稿件为多。鲁迅各信未收入《鲁迅书简》,已刊《文艺世纪》,可作补遗。
  这是曹先生在十日前见面时,为这本书简集所写的题记。鲁迅的十封信,既不见于《鲁迅书简》,这可说是一项很重要的发现。可惜有些地方,显然有了删略,可是又不用符号说明,如第五封信有句“顷收到一本是三十八期”,第六封有句“大札与两本,顷同时拜领”,显然删去了那个刊物的名字,因此读起来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不知何故要如此。
  书中类此情形者还很多,删去了人名、书名或是文章的题目,总是不加注明。至于上款,有的保留,有的删去,也不一致。这都是这部《作家书简》在编辑体例上的缺点。
  郁达夫在本集里有信两封,都是在抗战期间写的,一封较早,删去了上款,但是可以知道是写给陶亢德的,这时达夫正在福建陈仪处作幕客,王映霞独居杭州,因此信上还叫《人间世》将稿费寄到杭州交给王映霞。
  另一封有上款,是写给易君左的,时间较后,这封信的口吻就不大相同了,很有史料价值,因为这时已经发生了“毁家”之变,他读到易君左赠他的诗,有“富春江上神仙侣”之句,不禁感慨无量,就在信内“赋呈两律斧正”,其中一首,就是那有名的: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
  昨夜刚逢牛女会,他生再卜凤凰台。
  最愁陌上花开日,怕听人歌缓缓来。
  在“一饭论交竟自媒”之下,有注云:“内子事,其始固因一饭而失身,颇可伤也。”
  这首诗在写给易君左的这封信上,题作《避地汉寿赋寄君左》,可是后来又改了两句,成为《毁家诗纪》之中的一首。所改之处,是将“昨夜刚逢牛女会”一联,改成了“水覆金盘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
  郭老也有两封信。一封提到了“北伐途次”和稿费版税等等问题,看来也是写给《人间世》或《宇宙风》的。另一封只有寥寥数行,从字迹和口气看来,似乎在时间上比前一封迟了很多。原信如下:信接到,不日将离此地,容缓报。五问辰君事,亦容缓谋。此复即颂撰安。郭沫若,九,廿。
  这封信不知写给谁的。“不日将离此地”,不知是指上海、武汉、重庆,甚或是香港?”五问辰君事”句有点不可解,“五问辰君”若是读成“王向辰君”,那就可解,因为王向辰就是老向。但是郭老与老向平日又似乎不大有来往。同时信上的那个“五”字也写得很清楚,不可能是“王”字的误笔。
  望舒也有一封信,有上款,是写给赵景深的,内容除了致谢赠书之外,还谈到了一些中国旧小说和戏曲的问题。这封信是在香港写的,信末没有年份,只有月日,该是1938 年以后,1941 年以前所写,因为望舒那时除了在报上编副刊以外,还编了一个《俗文学》半月刊,所以对中国旧小说和戏曲问题感到了兴趣。
  施蛰存也有一封,有上款,是写给“君练”的。君练不知是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看来他那时一定正在编“文饭小品”,热中于明人小品文,因此才写得那么“风流”。原信云:君练兄左右,承饷樱笋,红破芳唇,洁逾玉版,色味两绝,口眼兼惠,无以报答,仅能泥首耳。连日阴翳,殊闷损,不知足下作何活计?弟则在院中坐地看天,学井蛙而已……。
  蛰存的家,一向在松江,后来才移家上海。这封信,可能还是在松江写的。
  阿英也有一封,用的却是“魏如晦”的笔名,这是他当时写剧本所用的名字。这封信也是写给赵景深的,向他征求对于《牛郎织女》剧本的意见。
  曹聚仁的一封,没有上款,看来也该是写给陶亢德的,因为信里也提到了寄稿的事。他在这封信上第一句便说:“我已变成噤口寒鸦,不敢乱叫一声……”,这该是他的“涛声”或“太白”时代,正在以“乌鸦”自居。不知曹兄以为然否?
  集中的朱雯和罗洪是夫妇。朱雯是松江人,是蛰存的同乡,太太罗洪是写小说的。两人战后在上海编过刊物,搞过出版社,所以这册《作家书简》里除了他们两人自己的书简以外,还有几封别人写给他们的,如王西彦的一封是写给罗洪的,钱锺书,黎烈文,储安平都是写给朱雯的。
  《作家书简》里有一封周作人的信。可惜,上款没有印出来,不知是写给谁的。这是一封内容很不寻常的信。知道信中所说的这件事情的人当然很多,但是由他自己的笔来报道,该是极难得的。原信如下:得五日来信,承远念甚感谢。电报所记不尽不实,时为元日上午,自称某校学生求见,鄙人弹中左腹,棉袍皆穿而阻于毛线衣之磁扣,只腹皮被撞伤,铅丸后为警察从地上拾得,其上印有扣纹,其来袭固是意外,亦是意外倖免也。沈启无君刚来,则弹中左胸,现在医院中,虽是重伤今亦可无虞矣。刺客出去在门首已被抓住,而门外尚有一人,进来开枪,致车夫死一人伤一人(皆街坊熟车,鄙人自己并无车),殃及无辜,甚为负疚,实在亦是无可奈何也。此事原因不明,但我想与近半年(以至近十年以来)不无关系,官厅虽在调查(亦未必有结果)却已与我无干,鄙人素持“忍过事堪喜”主张,至其影响则使我不能再往燕大,经济上不免更窘耳。匆匆奉覆不备。作人启。十三日。
  信中所说,是他在“华北教育督办”任内遭人暗杀未遂的事。他想竭力用“冲淡”的态度来叙述这件大事,但到底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原因不明,但我想与近半年不无关系”。所谓“近半年”事,大约就是指他在“教育督办”之事。
  老人信中所叙述的经过,不知与当日实情是否有什么出入,我手边没有别的资料,无从比勘。只有一部1946 年在美国出版,一个署名
  LooPin-Fie(卢品飞)的中国学生用英文所写的回忆录:
  《ItisDarkUnderground》(《地下是暗的》),其中曾提到了这件事情。
  作者卢君自述他自己就是当时设计混进周氏宅内下手暗杀的三个青年之
  一,其余两人是“高”和“王”。
  书中说当时周氏正在会客,客人大约就是信中所说的沈启无。他们三人拿了一封假信,自称是来自天津的学生,“王”在二门外把风,“卢”
  和“高”进去,趁周氏阅信之际,拔枪打他。书中说高的手枪棉袍口袋里绊住了,一时拔不出来,那个客人已经发觉有异,要开口喊叫,因此“卢”先开枪打倒了客人,“高”才拔枪向周氏射了一枪,见他向前仆倒,两人才由“王”在外面接应逃走。临走时又打死打伤了几个要阻拦他们的仆人和车夫。
  “高”后来发现他所射的子弹,给周氏内衣的铜钮扣(周氏自己的信上说是磁扣)挡住,仅受轻伤而已。他当时向前仆倒,是受惊骇仆倒的。
  有书简收在这部《作家书简》里的共七十四人,名字可说绝大部分都是爱好新文艺的人所熟悉的。但也有极少数的例外,一般人不大知道他们的名字,或是他们的作品;有的更说不上是作家,至少不是新文艺作家。如林庚白,至多只能说是旧诗人;还有陆小曼,也只能说是徐志摩夫人,或是当年的才女、闺秀,甚至是美人,但是到底说不上是女作家。就是列在卷首的蔡元培先生,我们称他为作家,也于义未安。集中有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就是连我也觉得十分生疏,姓吴名丁谛。他的信是用文言文写的,上款是“秋翁先生道鉴”,从信上的口气看来,有点不像是新文艺作家。
  有一位罗■岚,一般人大约对这名字有点生疏,或是不知其人。我则对他可说特别熟悉。他是湖南人,在清华大学念书时代,就已经是我们《幻洲》半月刊的投稿者,写些很幽默的杂文,笔名是“山风大郎”,这是将“岚”字拆开来用的。有时也写小说,则用罗■岚的名字。清华毕业后,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集中的那封信,提到了南开大学被日机炸毁的事,这该是在抗战初期写的,其时他早已从美国回来,在南开教书了。
  同罗■岚有过好几年的书信往还,可是当时他在北京,我在上海,彼此始终未曾见过面。后来他寄了一张照片来,胖胖的身体,圆脸,戴着眼镜,在照片后面大书“聊当一面”四字。
  集中另有一封罗念生的信,大约也是写给《人间世》的编者的,其中有一提到罗■岚的地方:“今又拉得罗■岚君的日记一篇。此君颇能幽默,以后当更有好文章奉上……”这几句话,可作我的叙述的补充。
  还有一位女作家赵清阁,最初是写小说的,后来专写剧本了,我想知道她的人也不大多。她是上海美专的学生,同我是先后同学,为人有点多愁善感,一面学画,一面已经开始写小说。有一时期,在寄来的作品和信上,不停地喊着苦闷。
  连夜在灯下翻阅着这册《作家书简》,一面将想到的信笔写下来,不觉已经写了这么多。这不是读后感,也不能是补充,只好说是一种变相的注疏罢了。
  香港《新晚报》1962年10月15日—19日读《好望角》
  《好望角》是本港新近出版的一个纯文艺小刊物,是同人性质的半月刊,已经出版了两期了。
  编者在代创刊词上说,这个刊物的出版,是一个梦,而且是“一个偌大代价的梦”。因此我虽然对他们的倾向不大喜欢,但是仍很高兴而且细心地读了一遍。自己是过来人,对于凡是肯将文学艺术当作是“毕生憧憬的专业”的人,我总是关切的。
  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一类的话,这早已成为过去了。香港人的文化生活,这几年正在一天一天的丰富起来。仅就新文艺的爱好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书院的学生,都在那里写新诗,写散文。虽然所写的有一点空虚,都是些近于无病呻吟的哀愁之类,但这总比不写的好。因为路是人走出来的,即使走了岔路,只要及时有了认识,或是经过几次碰壁和摸索,自然就可以走上正路的。
  就是文艺出版物,这几年在本港的销路也渐渐的好起来了。若不是如此,像《好望角》这样的小刊物,即使经营者愿意怎样付出“偌大的代价”,这个“梦”大约也不容易实现的。我想说的是:年轻一代的文艺爱好者,无论目前所喜欢的是怎样的流派,总应该脚踏实地地去做。
  这首先要认识自己。其次不应该将个人的成就看得过于重要。在艺术创造上,自卑当然是不必的,刻苦和认真却是必须的,夸耀和标榜都足以阻止自己的上进。
  再有,在祖国的大地上,也有“一个偌大代价的梦”正在那里逐步实现,也早已有了许多“证物”,《好望角》同人的视野,正应该伸张到那方面去看看。
  这两期《好望角》的内容,若是他们认为最足以自负的是那些新诗,但是我的意见却是:最令我失望的正是这些诗。我觉得只有戴天的《花雕》略有几句较好的单句,其余的就连“文字的游戏”也说不上。
  读着这些新诗,使我想起了亡友望舒。然而他的作品,整首读起来像是七宝楼台,即使拆下来也仍是片片珠玉,在修辞造句和文法上没有一点瑕疵的。
  创刊号上的陈映真的《哦,苏姗娜》,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创作,气氛和情调都处理得很好,而且写得很有把握,一点也不过分。相对之下,第二期的梓人的《长廊的短调》便有点像是报纸上常见的“都市风光”了。
  这个小刊物给我的印象是清新的。不过,对着版头上那一堆歪歪倒倒的铅字,我想,几时能将它们规规矩矩地排列起来,正是我们文艺爱好者大家应该努力的事。
  香港《新晚报》1963年3月20日越剧不是绍兴戏
  ——读曹聚仁的《人事新语》
  曹聚仁先生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可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巨著,因为单就篇幅来说,就有四百六十余面之多;就内容来说,主要写的是北京和戏剧。这两个题目,就是每一个写一百万字也写不完的。现在用两百多个小题,缩压在二十多万字的篇幅内,内容所谈的,从今到古,又从古到今,满目珠玑,简直有点令人目不暇给。
  我先读了他的《后记》,才知道研究中国近代几种舞台剧的源流和变化,正是他自壮年以来就拟定的四个主要课题之一。难怪他在这本新书里谈戏谈得那么头头是道。他所看过的戏大部分都是我不曾看过的;他所引用的那些戏剧资料,也都是我平时从不留意的。
  对于戏剧,我实在太外行了。不说别的,就拿目前已经与京戏分庭抗礼的越剧来说,我一向总说越剧就是绍兴戏,也就是当年上海“大世界”里的那种“的笃班”。读了他的《越剧小问答》,才知道今日的越剧虽然源出“的笃班”,却不能称作绍兴戏,因为它的发源地并不是绍兴,而是嵊县。这一来,可说使我对于“越剧发展史”上了宝贵的一课。
  越剧源出嵊县之说,我还可以举出一个无意之中见到的有力证据,那就是最近的一期《人民画报》有一幅“越剧之家”的照片,这是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发起创办的,搜集越剧发展史料,前辈艺人行迹,以及越剧曲本乐器等等,陈列供越剧爱好者和越剧新人参考。这“越剧之家”就不是设在上海或绍兴,而是设在嵊县。这可说是以嵊县为越剧发祥地的最有力的证据。想不到从前以土匪著名的这个浙东贫瘠小县,如今竟有了这样的光荣。
  聚仁先生的这部《人事新语》,内容分为甲乙两编。甲编《京居随笔》,写的是新旧北京的一切,仅占了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余下的是乙编《艺文一角》,谈的就全是戏剧了。北京是一个住不厌,玩不完的好地方,戏剧更是一个研究不完的大宝库。尤其在现在,被整理发掘出来的地方剧种,不要说是看过,我就连那名字也不曾听过。可是《人事新语》的作者谈起这些五光十色的地方戏,却能够如数家珍。我虽然并不特别爱好戏剧,但是对于他的这一份知识,不仅钦佩,实在还有点羡慕。
  我想,诚如他自己所说,读了这部《人事新语》,对我来说,今后至少已不会再闹“越剧是绍兴戏”的笑话了。
  香港《新晚报》1963年10月28日《文艺随笔》后记
  这些随笔,事实上可说都是我的读书录。
  我发觉自己在读书和写作方面都有一点癖性,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书不读,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谈,因此就没有资格做批评家,也很少写批评文字。
  这些随笔里所谈到的书,都是我自己曾经读过的,也是我读了之后觉得喜欢的。当然,我平时所读的书,并非仅限于这一个方面。这不过由于要编辑这本小书时,为了不想内容过于广泛和芜杂,这才选了一些全是谈外国作家和作品的,集在一起,成了这本小书。
  这三十几篇随笔,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更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发表的。就时间上来说,写得最早的一篇和写得最近的一篇,时间的间隔至少在十年以上。因此内容不可能是一致的,有些地方可能会有重复或是歧异。好在每一篇都是独立的,这些缺点的影响还不至太大。
  自己看自己所写的文章,虽然很不容易摆脱主观,但是我却很清楚哪一篇写得坏,哪一篇写得好。但我要赶紧声明,这个“好”字的标准,却是绝对主观的。因为我一向认为要写这一类的随笔,将自己读过了觉得喜欢的书介绍出来,是应该将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生平和一点有趣的小故事,融合着这本书本身来一起谈谈的。有时,一本书在这世间的遭遇,会与这本书的内容同样的有趣。这都是我特别感到兴趣的。能将这一切融会贯通到一处,写成一篇文章,我才觉得符合我个人的理想,这也就是我自己认为好与不好的标准了。
  不过,要这么做,当然不是一件易事。有时为了一本书,要另去翻阅其他的十本书;有时即使有了足够的材料,可是没有充裕的时间容我仔细地写。结果我虽然知道应该怎样做,往往未必就这么去做。这里面的过程,知道最清楚的当然是我自己。因此即使是自己的文章,我自己也并非每一篇都是喜欢的。
  在这些随笔里面,很少论断,我自己的意见更少,因为我着重的只是在介绍,因此疏忽错误在所难免,但是空洞言之无物的弊病,却有机会可以避免了。
  香港《新晚报》1963年11月19日八年来的《文艺世纪》
  创刊于1957 年的《文艺世纪》,到今年已经开始踏入第八年。算起期数,已经出版了八十一期。这样的一个数字,尤其是文艺刊物,在本港的定期刊物出版历史上来说,可说难能可贵之至了。
  这许多年来,本港自然也出版过一些其他的文艺刊物,有些是特别注重小品随笔的,有些并非纯粹新文艺的,有些虽以文艺来标榜,事实上却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可惜大都由于人事和销数关系,无法长久支持,此生彼灭,也不知已经出版过多少种了。
  目前本港的文艺刊物,仍有几种小型的,可说是同人刊物性质,大约销数也极有限,对外界发生的作用不大。
  《文艺世纪》的销数也并不理想,听说支持得也很吃力,但是刊物的主持人终于能支持下去。而且现在居然已经达到第八个年头,这就很不容易了。《文艺世纪》是月刊,自创刊以来,好像每月都能够按期出版,从未脱期,从这一点特色,看出主持人办事的毅力和韧性。刊物能够支持到今天,大约也与这一点特性有关的。八年以来的《文艺世纪》,逐期分开来看,每一期的篇幅好像太少,因此内容有时不免显得有点单薄。但是合在一起一看,尤其是翻翻它的合订本,就觉得握在手中很有一点分量,仿佛说明一年十二期,合在一起来看,内容就很有一点分量了。
  我近年是很少看创作小说,因此每一期的《文艺世纪》,必读的总是那些小品随笔和西洋文学的介绍,还有那些谈论美术的文章。我觉得《文艺世纪》在这几年以来,在这方面很作了一些贡献。
  有一时期,《文艺世纪》的内容很偏重戏剧和民间文学。可惜我对这两个部门的兴趣都不大。但是相信对此道的爱好者一定能接触到一些好作品。尤其是关于东南亚一带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这是在一般刊物上很难有机会读到的。
  新版的《文艺走廊》,这几期的执笔人数,好像没有起初那么多了。
  写生活气息的天南地北小品文,该是读者特别欢迎的,希望编者能加紧罗致才是。
  听说《文艺世纪》在南洋一带的销路,远比本港为佳。若是如此,我们这里的文艺爱好者未免有一点惭愧,对不起这个文艺刊物了。
  香港《新晚报》1964年2月3日读《风雨艺林》
  这几年,香港的在学青年,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倾向,就是有许多人都爱好文艺,喜欢写作起来了。不管他们写出来的作品水准是怎样的,不管有时他们的后面还会发现一些别的野心家的阴影,但是年轻的人能够向文艺伸出了手,而且在开始向前走,这倾向总是好的。
  对于一向爱好文艺的我,能够回头见到有这样多的年轻同路人赶了上来,这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事了。
  最近又读到了一份《风雨艺林》,正是由这样年轻的文艺爱好者所组织的团体出版物之一。读了那一篇《风雨的一年》,才知道两件事情:一是这个文艺团体的成立,已经有一年的历史了;二是“风雨文社”的前身是“盟星社”,后来改为“风月文社”,再改成“风雨文社”。
  当然,“风雨”比“风月”有意义得多了。不过,如“献诗”中所说的,将“风雨”当作是一种敌性的令人不安的现象,这是大可不必的。
  海燕迎着风雨飞翔,决不是将风雨当作敌人,而是将风雨当作友人。风雨的破坏作用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年轻人正应该具有像风雨那样摧枯拉朽的精神,将“风雨”的声音当作了战歌,不是在风雨中挣扎,而是手拉着手,在风雨中前进。这样就可以征服自然,使风雨成为有利于人的力量,不致在风雨之中彷徨挣扎叹息了。
  是的,表现在当前香港青年写作者作品中的,好像“忧郁”、“太息”和一种缥缈的哀愁太多了一点。我们老一辈的人,对于时代,对于国家,甚至对于人生,都看不出有一点要令人叹息的地方,年青的一辈更不应该如此。我希望流露在那些作品中的,乃是真正的“无病呻吟”。
  因为既是“无病”,只要一停止“呻吟”,就可以健康起来了。
  “风雨文社”的同人,显然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他们高呼要挽救将在风雨中败北的香港青年,要反“二类八种”的香港青年,这包括了“阿飞”,“崇洋媚外者”,“没有国家观念者”等等。对一群年轻的文艺爱好者来说,从一开始就能有这样的自觉,这是极可喜的。
  这一份《风雨艺林》,是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创刊号。他们在“我们的话”里特别说明:出版这份《风雨艺林》,可说是我们一年来节衣缩食的成果。因为这份刊物的经费,全部都是我们在平时所得的稿酬和将零用钱节约下来支付的。
  对于具有这样热忱的文艺爱好者,我是愿意在这里摇动着经历了半个世纪文坛风雨的翅膀,来向他们表示欢迎的。
  香港《新晚报》1964年3月13日读《听雨楼丛谈》
  喜欢读杂书的人,对于谈文史掌故的著作,总是特别感到兴趣的。
  我正是其中之一。我读书读得很杂,不仅有些朋友翻翻我案头的书,见到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甚至不足为外人道的书都有,不免要暗暗地摇头,就是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好笑。推源溯始,我最初学画不成,立志改写小说,不知相信了哪一位前辈大师所说的话,写小说的人应该什么书都读,什么事情都应该知道一点。我为了实行这个教训,从此什么书都喜欢去翻翻。结果小说写的倒不多,读杂书的习惯竟养成了。
  自然,年纪大了一点,文史掌故一类的书,渐渐地更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在朋友之中,精于这一门学问的,自然要推高伯雨兄,也就是我现在要说的这本《听雨楼丛谈》的作者了。
  我以为,写掌故文章的,可以不避道听途说。因为不写道听途说,内容便要缺乏趣味;但是又不可不辨道听途说,因为若是不能辨别谁是道听途说,谁是真实事实,那就失去了掌故文章的价值。《听雨楼丛谈》作者所写的这类文章,就有这样的好处。他摭拾旧闻,对于一人一物,必定要指明其出处,辨别其真伪。这就不是“阅微草堂笔记”式的“姑妄言之”,而是近于“梦溪笔谈”一类的有益于考证之事的文字了。
  以本书之中的那篇《王昭君及其遗迹》为例。出塞和番、毛延寿画像索贿、马上琵琶一类有关王昭君的故实,谁不知道?可是作者在这篇小考证的文章里,除了也照样叙述了这些为人熟知的昭君故实外,接着就指出这些故实哪些是子虚乌有,哪些是积非成是,更有哪一些真正是王昭君的事实,却是一般人所少知道的。如王昭君所嫁的匈奴王死了,继位的新王也要纳她为妃,昭君以为有悖伦常,汉成帝却劝她应该“入乡随俗,敬事新君”。这事就很少人提起。这实在是婚姻风俗史的好资料。原来“子收父妾”的收继婚风俗,在汉朝的匈奴人境内,就已经通行了。
  还有《广雅书局及其版片》和《绍兴东湖与陶■宣》,两篇文章都是与广东掌故有关,而且是互相有呼应的。他曾说起陶■宣所写的《顺德杂诗》,称赞顺德甘竹滩鲥鱼之美。我最近刚游罢顺德归来,展读此书,竟未能一尝甘竹滩鲥鱼的风味,可说失之交臂了。
  香港《新晚报》1964年4月16日黄蒙田的《抒情小品》
  读了黄蒙田兄新出版的《抒情小品》,有一件事情使我对他十分羡慕:那就是他曾经到过四川,而我则遥望着三峡和锦城,向往多年,至今还未能达到这个愿望。
  四川确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历史、风景、人物、物产,在在都足以使人看不完、说不完也写不完。难怪作者在他的这部《抒情小品》里承认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一再回味当年在那里的生活。他在那一篇《蜀道》里,就谈到自己在这“难于上青天”的地方,只身行旅的苦和乐。
  现在的“蜀道”早已是坦途了,可惜我仍是只能在这里读着他的文章作卧游。
  作者是一个很注重生活趣味,而且很喜欢独来独往,独自悄悄地去领略人生趣味的“观察家”,因此他喜欢单独旅行,独自一个人上茶楼,逛街。书中的《旅行》,《街景》,《早点》,《消夜》等篇,都是抒写他自己对于这些生活情趣的体验和见解的。在那篇《消夜》里,他又提到了四川,回味到重庆深夜街头卖“炒米糖开水”的凄清滋味。
  这种叫卖声,我最近总算听到了,那就是在歌剧《江姐》第一幕。
  那个时代,也正是作者旅居四川的时代。
  作者不仅到过四川,也到过江南。使我高兴的是,他虽然不是江南人,却对江南的一切深具好感。江南风景之好,固然是有口皆碑了,难得是有些日常生活习俗,这是很有地方色彩的,作者也能接受。在那篇《早点》里面,他就表示不惯于本省人每早的“一盅两件”,而是喜欢用我们外省人的油炸花生和热油条来吃粥,或是“长期用两块方形的烧饼夹油条,或者一只烤白薯作为早点而吃得相当滋味”。
  最使我读了高兴的,是作者在食品爱恶方面,有许多地方与我相同。
  在那篇《萝卜》里面,作者叙述他非常爱吃萝卜,不论生熟都喜欢。这使我读了非常高兴。据我的经验,广东人对萝卜是不大有好感,至少是不爱吃,更不会生吃的,而我则恰恰相反,熟的固然喜欢,更喜欢的是生吃。街上有卖“上海青萝卜”的我总喜欢叫住买一两个,并且趁机对卖萝卜的小贩加以“训话”,告诉他这是天津的特产,并不是上海的,主要的是买来生吃,或者用盐腌,从没有“上海人用青萝卜煲猪肉汤”
  这一回事。家中的孩子们见惯了,每逢我在门外买青萝卜,他们就在里面窃笑,知道那个小贩又要听我的“训话”了。
  《抒情小品》共收了小品四十五篇,接触的方面颇广,作者自谦这不过是抒写个人兴趣之作,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读来备感亲切有趣。
  香港《新晚报》1965年3月14日读《话旧谈新录》
  “南苑文丛”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新书,是柳岸的《话旧谈新录》。
  这是一部文史小品和读书随笔的合集。他谈到了历史人物和近代人物,也谈到了小说中的人物。前者如霍去病、王莽、沈括、岳飞、林则徐、吴梅村等等,后者如《水浒》里的宋江,《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曹操,还有《红楼梦》里的探春、晴雯、刘姥姥和焦大等人。
  作者是有他自己一贯的见地的,因此不论是一个丫头晴雯,还是明太祖朱元璋;是诗人袁枚的笔记,还是洪秀全的诗文,他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有时借古喻今,有时又借今喻古。作者虽然在《后记》里自谦“没有什么大道理”,其实这些文章都是令人读了觉得很有道理的。
  “开卷有益”,这句话实在不错。我是很欣赏汉朝大将霍去病墓上的石刻的。去年在西安,曾想到他的墓上去看看,虽然不曾去得成,却在西安省立博物院里看到从他的墓上搬来保管的石刻。其中如“马踏匈奴”像,就是特别纪念他的战功的。我总以为霍去病在西北有那么多彪炳的战功,又是赫赫有名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总以为他的年纪一定不会很轻的,一向也不曾留心过他的传记,现在读了这册《话旧谈新录》里的那篇《卫国英雄霍去病》,这才知道他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作者说他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看来我简直比他更甚了。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是我爱读的一部好书。我比作者幸运,他要向“藏书家求借一观”,我却自己有一部,也是康熙时天水阁刊版的,可惜不知与他所读过的那一部如何?因为这书经过乾隆间的禁毁,有不少虽是康熙版,却是后来用旧版重印的。
  《邓廷桢词赠林则徐》,从邓氏寄赠林则徐的两首小词上,发挥了两人的私交,同时也说明了两人的抱负和遭遇的挫折。邓氏是我的乡先贤,曾见过国内拍摄的《林则徐》电影,有林氏送他上船,到福建去上任的镜头,白髯拂胸,一副忧时忧国之情,很使人看了感动,这大约就是他赠给林则徐那首《换巢鸾凤》时的心情了。
  最近游黄山归来的朋友,曾带来了刘伯承将军所讲的一个有趣的老虎故事,已有人写入了文章,我提议柳岸先生的这册《话旧谈新录》将来再版时,应该将这则老虎故事补入那篇《袁枚的几则老虎故事》之后,证明这畜生无论是纸的真的,都是没有什么可怕的。
  香港《新晚报》1965年6月20日读《当代文艺》
  读了新出版的《当代文艺》创刊号。
  在报上见了这个刊物的广告,心里就是一喜。近年来这里产生了不少的文社,有这么多的年轻的文艺爱好者在这个社会里对抗一下少年犯罪者,对抗一下“披头四”,实在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好事。在我的预料中,早就应该有一个比较集中一点的刊物了。这总比那些自己排印的或是油印的会刊更有意义。虽然我明知《当代文艺》并不是这些文社的机关杂志,但是我倒希望这个刊物的出版,能够起一点带头作用,像他们在这一期上所披露的“我们对各文社的呼吁”那样,能够将这些文社组织起来,使得大家互相呼应,结伴一起向前走。
  就这一期的《当代文艺》本身来说,我不大喜欢这一期的封面设计。
  甚至不喜欢那整个“形式”,觉得有一点像“西点”、“茶话”一类的综合刊物,配不上它的内容。若是容许我将“形式”与“内容”分开来看,我觉得《当代文艺》的内容比它的外衣像样得多了。
  那一批“闻其名今得见其人”的作者群像,虽然有人觉得有一点“那个”,但我认为问题倒不在该不该刊登照片,而是在编刊的手法。这一期的“作者群像”,编得有一点像是“同学录”,我想我的老朋友徐■先生、李辉英先生、易君左先生这几位见了,一定有啼笑皆非之感。
  还有,对于徐■先生,我当然不仅久闻其名,也久见其人了,但是对于这一期《当代文艺》上所刊的那一幅画像,却令我有“三日不见,刮目相看”之感。我们的《风萧萧》的作者,怎样完全变成像是另一个人了。
  发刊词不知是哪一位执笔的?作者想必是一位虔敬的教徒吧?不然,为什么要将《当代文艺》与“圣诞”拉上关系,而且要“愿圣洁的烛光引导我们的路”呢?
  由文艺女神维纳斯,由人类文化上的先知先觉,由智慧的火炬引导着我们前进,岂不是更为适合吗?在这一期的小说之中,我先读了吴丽婉的那篇《这一个晚上》,编者说她是曾经数易其稿写成的,她的努力果然不曾白费,这倒是一篇很能抓住了人性和无可奈何的感情的小说。
  我自己年轻时候就很喜欢写这样的东西。
  倒是编者特别推荐的那篇翻译短篇《席》,我读了倒并不觉得怎样感动。那最后才打开的几张席子,大的是父亲用来纪念夭折的孩子们的,这一点“小感情”并不会一定激动每一个读者要为这个情节流泪。
  《当代文艺》的主编是徐速先生,据许多朋友见告,在这里属于台湾系统的作者之中,他的文字是属于比较可看的一个。可惜我还不曾看过《星星,月亮,太阳》,因此连忙翻开《杀妻记》看了。这是一个中篇的上半。就已经刊出的这一部分看来,故事性很强,文字简洁。他的风格有一点近于沈从文,但是沈从文的文字非常富于魅力,语汇和造句都有他的独特风格,简直像是海明威,因此若是想向这一个方向走,那一枝笔还应该更下苦功才行。
  《杀妻记》的末尾有几句编者的按语,是这样的:因篇幅关系,本文只好发表一半,谨向读者致歉。查本文下期进入高潮,故事奇峰突起,变化莫测,切幸读者及时注意!
  这简直是电影预告的口吻,太不像是“文艺”了。我不知这位作此按语的“编者”是谁,我若是“主编”,我就一定行使权力将这样不伦不类的按语抹去。
  以此类推,目录上的那两句标语:“当代名作,文艺长城”,也大可以删去。文艺刊物总应该像一个文艺刊物,刊物的名字称为《当代文艺》则可,若是自称自己的作品全是“当代名作”,那就有一点失态了。
  至于自称“文艺长城”,这就更要使得读者们忍不住要问:“这些当代名作要防御的是什么呢?”
  还有,那几则“香港文讯”一类的文字,以后还是省去的好。尤其是那几句对联式的标题,简直近于恶趣了。
  徐訏先生的那首小诗,编者说他“徐先生驰骋文坛数十年,到头来还是‘铸成了今夜的凄凉’”,倒使我颇有同感。我们若是断章取义,可以明白铸成他“今夜的凄凉”的原因,乃是由于“为多年前一念之错”。
  看来这个问题,有点要牵涉到他不久以前在一篇短文里所说的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了。
  近几年来,这里的文艺气氛很活跃,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是品流复杂,又很容易被市侩所操纵,使得许多年轻人容易流入自大,好像今天发表了一篇作品,明天已经是“名家”,后天便“踏入了世界文坛”,这实在是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写作都没有什么益处的举动,还是用功地读书,用功地写作,脚踏实地地往正路走好一些。
  末了,我愿意提醒编者一句,这里的《文汇报》每星期三有一个文艺周刊,因此发刊词里所说:“几十家报纸几乎没有一个纯文艺副刊”这句话,至少应该修正一下。
  香港《新晚报》1965 年12 月3 日至4 日“南苑文丛”的新书“南苑文丛”最近出版了两册新书,一是昨天在这里谈过的我的芳邻的《西窗小品》,另一册是黄蒙田的散文集《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里所收的那些散文,都是作者近年游山玩水,观赏花鸟书画,陶冶性情之作。然而所写的并不全是一己的闲情逸致,有浓厚的生活色彩,更有乐观的时代气息。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对于过去苦难岁月的回忆,但这是他站在幸福的大路上的回顾,并不迷恋,也不惋惜,而是为了同伴们更能领略美好的前景,这才引证了来作比较和警惕的。
  作者游展所及的地点,大部分我都曾经去过,有几处还是结伴同游的,因此他所抒写的感想,往往能引起我的共鸣,加之他也是美术爱好者和文艺爱好者,在生活趣味上也有许多地方相同,因此读着他的作品,有时会使我倍感亲切。
  作者是岭南人,但是对于江南和北方的一切,有浓烈的爱好,更有深厚的理解。集中的那篇《南国早春》,写的固然是乡土风光,《山水手卷》也是岭南的手卷,但是《湖畔抒情》,他却是站在我们江南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边上,被这一幅烟水朦胧的水墨大绘卷所陶醉了。还有《荷湖》和《小桥流水人家》写的都是我们的江南,有的甚至是我的家乡。
  他所赞赏陶醉的一切,也正是我一向赞赏陶醉的一切。更高兴的是,我的家乡的玄武湖,居然将他迷住了。这使我读了他的文章,不得不引为异乡知己。
  《春暖花开》里面,谈到了真正北方的,除了那篇《春暖花开》之外,是《生命的色彩》和那篇《柿子和银杏》。前者赞颂了我们首都的绿化工作,后者的第一节描绘了北方秋天柿林的美景。
  城市的绿化工作,现在已经不是个别城市的市政工作,而是成为有全盘计划的国家重点建设工作之一。不要说首都北京了,我们旅行途中所经过的过去任何一处“穷乡僻壤”,任何一条乡村公路,无不到处是苗圃,路的两旁绿树成荫。“林荫路”在过去是一个矜贵的名词,现在却成为普遍的现象了。
  作者在《生命的色彩》里特别歌颂了那些长期默默工作的造林人员,他们才是绿化战线上的英雄人物。这一抉发使我们领悟到自然的主宰是人,是我们自己。过去几年战胜自然灾害是好例子。这么迅速大规模绿化首都的成就是更明显的例子。
  香港《新晚报》1965年12月13日勖《文艺世纪》
  上次曾经说过,1966 年的香港,在出版方面来说,好像是个文艺年。
  继《海光文艺》创刊之后,听说筹备已久的伴侣社的《文艺伴侣》,也已经决定了创刊的日期,而老招牌的《文艺世纪》,从最近的一期起,更扩充篇幅,增加内容了。
  《文艺世纪》是一个已经有了十年历史的纯文艺刊物。一个销路并不特别大,一直维持着一定水准的文艺月刊,在这里居然能支持了十年,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如果说这个刊物已经有了什么成功,我觉得它的存在就是最大的成功。十年树木,经过十年的灌溉,无论有人说香港是什么文艺沙漠,经过这样长期的培育,撒下去的种子总有一些已经落地生根,发芽长成了。
  我当然不想说,最近那几种文艺刊物的创刊,以及近年来当地那些文社一类组织的风起云涌,是受到了《文艺世纪》的启发,但是对于《文艺世纪》同人来说,眼看由孤军作战,逐渐出现了不少同路人,不能不感到一种安慰和鼓励。路是人走出来的,《文艺世纪》的十年辛勤,总算已经踏出了一条路了。
  由于《文艺世纪》从二月号起已经宣布增加篇幅,看来他们已经决定不放过眼前这大好的形势,要加强他们的工作,为这里和海外的文艺爱好者服务。我觉得在目前已经出版的和筹备中的那几种文艺刊物,性质都是比较偏重轻性的。在这种倾向之下,《文艺世纪》应该更多负一点正面的责任,务必要满足一些青年文艺爱好者的要求。他们可能不只要求要读一篇好的创作,更想知道怎样才是一篇好的创作,以及怎样才可能写出一篇好的创作。《文艺世纪》应该在这方面负起批判指导的任务。
  还有,近年这里不少青年文艺爱好者学习写作,拿起笔来总有点“无病呻吟”,形成了一种新的风花雪月主义。这是西方流行文学的流毒。
  这样写下去,连好的“课卷”也写不出,遑论文艺创作。这全是多年来缺乏正确的批判和诚恳的启发工作的原故。今后的《文艺世纪》,应该在这方面也多负一点责任。
  同年青的文艺爱好者谈认真学习写作的问题,往往会吃力不讨好,甚至还要招怨的。但是要将文艺爱好者从“都市传奇”,从流行小说的歧途上拉回来,对《文艺世纪》来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任是怎样吃力也应该坚持担负下去。
  香港《新晚报》1966年2月6日读《大华》创刊号
  最近,有几位喜欢研究文史、熟悉近代中外掌故的朋友,创办了一个半月刊,取名《大华》,第一期已经出版了,承他们惠寄了一份,使我很舒适地消磨了一个夜晚。
  第一期所讲到的那些近五十年来的我国人物,自“洹上私乘”的袁寒云以降,如陆小曼、徐志摩、周作人等人,多数是曾经见过,甚或相识的。但是其中所谈的有一个人物,使我特别感到兴趣,乃是西凤先生在那篇《五羊城中一怪人》里所说的“大同共和国国王”刘大同。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最初是住在我的叔父家里的,这就是我时常说起的被人称为“革命党”的三叔。他虽然很穷,却交游广阔,什么三山五岳的人物都相识。有一天,忽然有一个朋友来找他,是一个过气的小军阀,带了一个很年轻的广东姨太太,潮潮气气,此外还有一个生了一把大胡子的老头儿,红光满面,这人就是刘大同了。
  我所以特别记得他的原因,是因为就在这天晚上,那个小军阀在一家北方馆子里请吃晚饭,我也叨陪末座。这是1925 年左右的事情,这位“大同共和国国王”果然诗酒风流,十分豪放,当场就吟了好几首诗,还给大家写字,我也得到了一叶扇面,写的是一首七绝,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两句:“春雨春风入酒楼,吟诗句句带新愁”,以下的两句已经记不起了,想必是他自己的作品。
  他的书法倒不错,像是用魏碑再加上黄山谷那一派的结体,写得十分跌宕生姿,所以至今还留下了印象。自然,那一叶扇面早已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一切过去的事,若不是看了《大华》这一期的那篇文章,我当然不会想得起的,读了西凤先生的这篇文章,才知道他原来是这样一个“出卖风云雷雨的狂士”。
  自然,除了这一篇之外,这一期的《大华》自然还有好些谈论近人掌故的有分量的文字。如果不以人废言,末一篇“花随人圣■摭忆”补篇,倒是颇有些资料的。前几年,我曾将“花随人圣■摭忆”翻过一翻,原书就是向《大华》的主编人林熙先生借来的,还是抄本。据说这是最完整的本子,比目前市上的排印本要多了十多万字。
  近年,这类谈掌故轶闻的刊物,在这里很流行,但大都有一点背景和色彩,虽是谈掌故,在取舍上也大有文章可做。因此像《大华》这样,为谈掌故而谈掌故的刊物,不存什么成见,内容自然会比其他的更为可观了。
  香港《新晚报》1966年3月20日读徐益寿的《文史随笔》
  许久不曾有时间看笔记一类的书了。偶然回来早一点,想起案头有徐益寿先生新出版的《文史随笔》,便取来在灯下读了起来。
  他这部随笔的取材,多数得自于前人笔记小说诗话这类的著作中,经过他的勾稽和整理,披沙拣金,许多小故实的出处,以及一些一向被人忽略了的记载,都可以使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毫不费力地读到了。
  而作者在掘发归纳这类题材时,是要翻阅过不少书,花过不少精力时间的,读者可说坐享其成了。
  以前读前人的这类笔记作品时,也曾随手将自己认为有用有趣的题材,随手摘录下来。文句较多的就记其大要,或者记下书名卷次。不过当时所注重的,都是偏重于某些偏僻的问题。兴趣没有《文史随笔》作者的这么广泛,而且此道不弹久矣。现在读着他出版的这册新著,见他用功之勤,收获之富,使我不禁又有临渊羡鱼之感了。
  我国的笔记文学,内容丰富,可说是百科知识的一个大宝库。只是种类繁多,要尽读是不可能的。笔记一向是被人当作“闲书”的,以每天正经工作的余暇去读,一年读一百种,要读满一千种也得十年,但是我国的笔记文学可读的何止千种。因此我一直希望能有人将这一座知识大宝库加以整理分类,编出提要和索引,使得喜欢读这类作品的人,不致有茫然不知从何入手之感。
  《文史随笔》里有一篇《笔记文学》,作者曾将我国这一类著作内容的广泛复杂特点,作了扼要的介绍,并且推荐其中包罗万象的零星资料的可贵。可是同样也感到要汲取这样的材料实在不容易。他也这么说:这是因为凡属笔记都会牵涉各种学问,不专主一题,所以搜集资料常有大海捞针之苦。但这种困难,将来经过古籍的彻底整理,总是有法子克服的。
  我一样鼓励别人多读我国的笔记文学。因为不论为了汲取知识、学习语文,甚至消遣,都是不会令人失望,而且日久一定会见功的。我们试以徐益寿先生的这部《文史随笔》为例,这五六十篇随笔,从语文诗词,一直谈到“木牛流马”、“封禁山”、“烧饼油条”,引经据典,提供了许多小知识,都是勤读前人笔记作品的收获。这就是一个好证据。
  香港《新晚报》1967年3月10日夜读《北窗夜钞》
  读了徐益寿先生的《文史随笔》,案头还有罗烺先生的《北窗夜钞》,顺手取过也读了起来。
  这是我的读书习惯,一本新书到手,往往随手翻几翻,看一看目录序文与题记之类,就随手放在一边,以便找一个机会再仔细地去读。这一搁有时就会搁得很久,甚至一直不曾再读过。等到自己偶然想到要读这本书时,原书早已不在案头,只好又去重买一本。
  虽然夜已深了,好在我一向是“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这里也正是北窗,罗烺先生“夜钞”,我便在这里夜读了起来。
  徐益寿先生的《文史随笔》,主要的是取材于前人的笔记文学。罗烺先生的这本《北窗夜钞》,却大部分取材于正史,是一部读史随笔。
  我一向只喜欢读野史,很少接近正史,因此对书中所发挥的那些论题,我的兴趣都比较小。只有那些谈到近代历史人物和地方掌故传说的,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洪秀全的金田村》,《英雄邓世昌》,以及关于陈璧娘,洛阳桥,惠州西湖的,对我来说才比较熟悉。
  书里有几篇都是谈论太平天国人物的,其中那篇《罗大纲致英国外交人员书》,使我特别感到了兴趣,因为其中牵涉到了香港。
  以前在研究香港和太平天国的关系时,也曾接触过这个问题。当时香港总督般含以兼任商务监督的身份,亲自到太平天国的天京去,就是要实行援助满清来打击太平天国的开始。他的动机很简单,英国的外交一向是实利主义者,他们最初以为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倾向基督教,若是取得天下后可以使他们更接近,更听话,但是后来看出情形并不如此,太平天国诸人并不是“洋奴”,只有比满清更不容易“听话”,因此就暗中决定改变政策。般含亲身到天京去,不过是作最后一次的观察而已。
  罗大纲这时还希望他们“以诚相待”,实在是与虎谋皮了。
  香港《新晚报》1967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