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金梅 选编

  孙犁书话
  主编 姜德明
  金梅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

  ●《黄裳书话》
  黄裳以书话名。当世之人,若先生于书话体中得大自在者,盖鲜矣!
  身为报人,志在学苑,故兼学者、作家、记者文脉于一体,厚重而古朴,自然而大方,书卷气与艺术味杂然相糅,悠悠然有古雅清淳之风。先生钟情版本目录之学,探赜明清典籍,尤见功力,于古于今,无隔膜之感。
  所谈“善本”、“孤本”,多真知灼见,纵横古今,散淡飘逸,多为书林中妙语;而言及现代诸文人轶事,则洗练冲淡,如痴如醉。其所言多书话家肺腑之语,以人生为书,以书为人生,揭天下鲜知之旧闻,或乐古,或讽今,常有久历沧桑、冷眼看世之态。黄裳承“五四”遗风,辨伪、析真,锲而不舍,于混沌之中觅出新径,看似随意,而真义在焉。
  先生通晓小品之精髓,又杂以白话之韵致,得其要义而成新体。有感则通,思绪所及,援笔书之。其文古而今,今而古;其意浅而深,深而浅。
  黄裳书话,读之如清风朗月,林中甘泉,良多趣味,能不令我辈珍爱乎?
  (孙郁)
  ●《孙犁书话》
  文学艺术上的风格,是一种特定的高层次的思想艺术境界。它既从创作者的生活、个性、才情中来,也从其渊博的学识中来,是二者相激相发、相辅相成、无间融汇的结果。
  孙犁“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他的一生,是爱书、读书的一生。文史哲经,农林畜牧,金石考古,书法美术,轶闻杂说,等等,凡与社会人生相关的一切,他无不广泛涉猎,取精用宏。在他,阅读历史和阅读现实,是一个双向互补的过程,以此,他在两个方面都读出了自己的见解。作为创作家,他的全部阅读和书话写作,又都归趋于文学艺术规律的把握。其书话之作,有飘逸幽远的书卷气,而无单调乏味的学究味,更无卖弄学识之嫌。
  《孙犁书话》凡七辑:(一)《幻华室藏书记》;(二)《耕堂读书记》;(三)《耕堂读书随笔》;(四)《耕堂序跋》;(五)《书衣文录》;(六)《芸斋琐谈》;(七)《耕堂书信》。读一读《孙犁书话》,你不只可以真切地领略到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再次品赏到这位作家纯朴真诚、清净淡雅的整个创作风貌,更能体悟到:他何以在创作上能够独树一帜的奥秘……
  (金梅)
  ●《唐弢书话》
  文界之有“书话”一体,唐弢功莫大焉。唐公以作家、学问家为魂魄,以藏书家为筋节,治书话三十余年,成《书话》与《晦庵书话》,恃其书味本色及文章风采,风行海内外。本编选其书话精华,广搜逸文,贯通其六十年间著述,辅以“唐弢读书,我读唐弢”新视角,以编辑体例揭示其“书话六境界”。六境界中自有大智慧,若能“品书会心”,何妨借书话作清妙小品?至于“考镜源流”、“书坛掌故”,复使清妙归于厚实。“序跋甘苦”,苦在包罗某方面之小史,甘在化小史为抵掌闲谈。“装帧学问”及“书城纵横”,写尽访书艰辛、得书喜悦、赏书乐趣。高明读者诸君于“唐弢书话六境界”深处,领略某种潇洒雅致的“人生境界”,亦有流连忘返之感乎?
  余尝师从晦庵先生治鲁迅及现代文学凡二年,最喜其《偶成》诗中“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之情致。兹重拾其书话境界以证之:书话者,岂止话书乎?亦话“灯下窗前”如此读书人之性情也。知性情所在,即知书话妙谛之所在矣。
  (杨义)
  ●《巴金书话》
  有人向书找“颜如玉”,有人向书要“黄金屋”,往往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好读书的人不求“美女”与“金钱”,却乐在书中。因为他们在里边找到了乐趣,获得了知识,认识到世界,领悟出人生。
  巴金自小就爱读书,连梦里也在读书。他敞开胸膛,尽量吸收,见书就读,取己所好,日积月累,脑中存有个无形的“仓库”,那是谁也无法抢走的。书,在他寂寞时给以安慰,病痛中减轻他的苦楚,浩劫中予他以希望、鼓舞……。
  本书讲的正是他的读书、爱书、买书、赠书、写书、译书、编书,谈说自己的创作,绍介他人的作品,都是他的心里话。全书共分六辑,或从整体上谈书,或评说自己的作品,或为他人的作品置论……还有巴金为书刊撰写的广告!其中有些是《巴金全集》中漏收的,它们连作家自己也已遗忘掉了。本书目次编定之后,曾送请巴金审阅,首肯。
  这位体弱多病的九十多岁的老人,至今仍不忘读书。他说:“读了好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充满对生活的热爱。”
  (纪申)
  ●《阿英书话》
  先父阿英生平爱书、藏书、编书、写书,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连做梦也忘不了书。
  在多年革命生涯中,他的藏书历经坎坷。日寇侵占“孤岛”,他将几万册藏书匆匆托人代管,结果损失了大部。到新四军后,他在艰苦的敌后游击环境中,继续搜集各种书籍、报刊,为了妥善保存,费去了大量心血。解放战争爆发后,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他冒着生命危险,涉越冰河,把一些珍贵书报,运送到安全地带,为祖国挽救了重要的文献。
  他读书的范围广而杂,文学、社会科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多所涉猎。他学识渊博,造诣高深,话剧、京剧、电影、评论、散文、杂文、小说、诗歌、文学史、美术史,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成果。
  30 年代,他就开始写“书话”,尤重晚清文学研究;开新文学史料建设的先河。
  打开本书,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片新的天地:罕见的书籍版本,珍贵的佚文、轶事。从中到外,从古到今。五彩纷呈,醒人耳目。祖国的大量文化遗产,经过他的挖掘、整理,重又焕发出夺目的光辉。你读着一篇篇的书话,仿佛随着作者遨游于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
  (钱璎钱小惠)
  ●《郑振铎书话》
  先父郑振铎一生“爱书如命”。他以一介寒儒,常常倾其囊中所有来买书,而他的买书又绝不仅仅是“癖”,这和他的研究工作及关心祖国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人们从他撰写的书话中,可以时时感受到他的灵魂与书的撞击,倾听到一位爱国者的心声。
  他写“读书随笔”,字虽不多,却融汇了作者对每一部书的精辟见解。“关于古版小说”是先父多年从事古小说研究的收获,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古籍版本。“劫中得书记”,是先父在“孤岛”时期,为使祖国大批珍贵文献古籍免遭流失异域的厄运,而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的真实记录,是他以独特的方式报效祖国的生动写照。“西谛题跋”记录了先父对每本书的认识,寥寥数语却意趣无穷。“漫步书林”是他建国后从政之余写的一组书话。书林里繁花似锦,景色无边;作者如一位导游,与您边走边谈关于“书”的种种,使您在轻轻松松中增长不少知识。
  先父身为作家、学者、藏书家,一生离不开书,与书终生相伴,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像作者一样地去爱书、读书吧!这是本书作者的最大心愿。
  (郑尔康)
  ●《周作人书话》
  周作人嗜书。购书、藏书、抄书、订书、谈书、评书、著书,其与书如形与影。
  周氏少时接受旧学训练,颇涉野史笔记,自述由杂学入门。后步长兄树人(鲁迅)后尘,求学南京,留学日本,得异域文术熏陶,参较中西,遂淹博贯通。此可谓由杂而一。“五四”时代,本思想启蒙之旨,于神话学、民俗学、生物学、性心理学等东西洋著述,多所译介,于中国思想革命及新学科之创立,功不可没。此可谓由一而杂。此后转而广览中国古代笔记,提要勾玄,披沙拣金,用功甚勤。推崇平实态度,讲伦理准乎自然,论道义力避空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同情而宽容,不责备于古人,唯佳言之务得,思有惠于后学。常述先贤通达之论,公诸同好,其为书话,蔚成大观。此乃由杂复归于一。
  周氏于书,见多识广。学问无穷,人生有涯,杂而一,一而杂,又复归于一。后之学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欲得读书之秘法。周氏尝撰读书诗一首,以饮酒拟之,多饮常饮,一呷便识好丑:世有好事人,扣门乞传授。舌存不可借,对客徒搔首。非不愿借,乃无可借者。此事无捷径,唯苦读之,良久,自知其味。
  (黄乔生)
  ●《鲁迅书话》
  古时序跋之文均为小道,后人未有以此为业者。故章太炎云:“序记之属,古人所轻。”近来书话盛行,成一时之俏,风尚起矣。余历数众家,而鲜有提及鲁迅者。今辑《鲁迅书话》一册,引世人一阅,欲证之于学界。晚清以降,书话家者流,鲁迅乃第一人。先生曾游学东瀛,得西学之魂,后涉猎金石,校辑野史,倡导木刻,又译介域外文明,以白话文而名显天下。先生读书之多、之广,为现代一绝,而书话更巍巍大气:不掉书袋,不迂腐自娱,亦无绅士“雅”态。先生之文,上究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其所云有康德、尼采之气,其所爱在弱小之民;读古书而知旧世之弊,论世道则不畏朝野短长。其文贵于浑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夫鲁迅书话,智者之言、精英之言、人间真言也!无趋古之调而多人道之声,非西崽气而有东西合璧之神。拒闲适于门外,引悲慨于书林。“心事浩茫”,“寄意寒星”,立人兴邦之语泽被世人。夫子之语,洋洋兮多生命哲思,浩浩乎为旷世奇文。读鲁迅之书,而不阅其书话者,便不解其知识结构,亦难悟其精神真义也。
  (孙郁)
  ●序言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
  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
  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
  40 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 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
  50 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60 年代初,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
  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 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书小品,赵家璧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匋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写艺术短简,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书。我以为报纸副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1964 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文艺部,背后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
  到了“文革”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30 年代的******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
  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 年10 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 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1937年10 月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 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 卷第4 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
  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 年8 月15 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
  同月22 日出版的《涛声》第2 期,他又发表了《书话·2》。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阅一下,1933 年和1934 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名义写读书小品。书话在30 年代曾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1996年4月于北京
●孙犁书话
  第一辑幻华室藏书记
  序
  除旧布新,进化之道;喜新厌旧,人性之常。揆之天理人道,有不可厚非者。唯于书籍文物,人则不厌其旧,愈旧则价值愈高,爱惜之情倍切。古今一体,四海同嗜。或废寝忘食,倾家荡产,以事收藏;或终生孜孜,抱残守阙,以事研讨。其中亦自有道理存焉。
  余于旧籍,知识浅薄,所见甚少。然于六十年代之初,养疴无所事事,亦曾追慕风雅,于京、津、宁、沪、苏等地,函索书目,邮购旧籍,日积月累,遂至可观。不久,三四跳梁,觊觎神器,国家板荡,群效狂愚。文化之劫,百倍秦火。余所藏者,新书、小说及易出手卖钱者,荡然无存。其中旧籍,因形似破纸,又蒙恶谥,虽有贪者,不敢问津,幸得无大损。悼彼灰烬,可庆凤毛。发还之后,曾细心修整,并加题识,已有《书衣文录》四卷。另列幸存书籍草目,以备查寻。然文录所记,多系时事及感想,非尽关书籍内容;草目系逐橱登记,杂乱并无统系。今值清闲,乃就所列书目,及日常浏览所得,分类记其体要、版本,各为短文系之。非敢冒充渊博,不过略述管窥,就教于通达而已。
  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
  我的二十四史
  一九四九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接连都是席棚,木器估衣,到处都是。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
  那一年是天津社会生活大变动的时期,物资在默默地进行再分配。但进城的人们,都是穷八路,当时注意的是添置几件衣物,并没有多少钱去买书,人们也没有买书的习惯。
  那一时期,书籍是很便宜的,一部白纸的《四部丛刊》,带箱带套,也不过一二百元;很多拆散、流落到旧纸店去。各种廿四史也没人买,带樟木大漆盒子的,带专用书橱的,就风吹日晒的,堆在墙子河边街道上。
  书贩们见到这种情景,见到这么容易得手的货源,都跃跃欲试;但他们本钱有限,货物周转也不灵,只能望洋兴叹,不敢多收。
  我是穷学生出身,又在解放区多年,进城后携家带口,除谋划一家衣食,不暇他顾。但幼年养成的爱书积习,又滋长起来。最初,只是在荒摊野市,买一两本旧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后来有了一些稿费,才敢于购置一些成套的书,这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了。
  最初,我从天祥书肆买了一部涵芬楼影印本的《史记》,是据武英殿本。
  本子较小,字体也不太清晰。涵芬楼影印的这部廿四史,后来我见过全套,是用小木箱分代函装,然后砌成一面小影壁,上面还有瓦檐的装饰。但纸张较劣,本子较小是它的缺点,因此,并不为藏书家所珍爱。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喜爱同文书局石印的廿四史,它也是根据武英殿本,但纸张洁白而厚,字大行稀,看起来醒目,也是用各式小木箱分装,然后堆叠起来,自成一面墙,很是大方。我只买了一部《梁书》而已。
  有一次,天祥一位人瘦小而本亦薄的商人,买了一套中华书局印的前四史,很洁整;当时我还是胸无大志,以为买了前四史读读,也就可以了,用十元钱买了下来。因为开了这个头,以后就陆续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廿四史零种。其实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廿四史,并不佳。即以前四史而言,名为仿宋,字也够大,但以字体扁而行紧密,看起来还是不很清楚。以下各史,行格虽稀,但所用纸张,无论黑白,都是洋纸,吸墨不良,多有油渍。中华书局的廿四史,也是据武英殿本重排,校刊只能说还可以,总之,并不引人喜爱。清末,有几处官书局,分印廿四史,金陵书局出的包括《史记》在内的几种,很有名,我也曾在天祥见过,以本子太大,携带不便,失之交臂之间。
  我的《南史》和《周书》,是光绪年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校印本,字体并不小,然字扁而行密,看起来字体连成一线,很费目力。清末民初,用这种字体印的书很不少,如《东华录》、《纪事本末》等。这种书用木板夹起,文化大革命中抄书发还,院中小儿视为奇观,亦可纪也。
  我的《陈书》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百衲本。这种本子在版本学术上很有价值,但读起来并不方便。我的《新五代史》,是刘氏玉海堂的覆宋本,共十二册,印制颇精。
  国家标点的廿四史,可谓善本,读起来也方便。因为有了以上那些近似古董的书,后来只买了《魏书》、《辽史》。发见这种新书,厚重得很,反不及线装书,便利老年人阅读。
  这样东拼西凑,我的廿四史也可以说是百衲本了。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刊出我的书目书
  要购买一些古籍旧书,书目是不可缺少的,虽不能说是指路明灯,总可以增加一点学识,助长一些兴趣。但真正实用的书目,也并不很多。解放初期,我是按照鲁迅先生开给许世瑛的书目,先买了一部木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在天津鬼市上以廉价买的,两函,共十二册。后来又买了《四库全书总目》,是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共四十册,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
  在浩劫中,我丢失了不少书目书,其中包括印得非常豪华的《西谛书目》,以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这种很切实用的书。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喜欢这种近于无用之物呢?过了好久,才领悟出来:原来这些书目,是和辞源、各种大词典一类工具书放在一起,抄家时捆在一起运出去了。到了什么地方,一定是有人想要那些辞源、词典,就把捆拆散了。因此那些书目就堆落在地下,无人收拾,手扔脚踢,就不见了。书籍发还时,我开列了一张遗失书籍单,共近百册,还都是古旧书,颇引起一些人的惊异,问道:你平时记忆力那样坏,为什么对于这些破书,记得如此清楚?执事者倒也客气,回答说:你丢的那些书,我们的书堆里都有,就是上面没有你的图章。我平日买书很多,很少在上面打图章,也很少写上名字。当时好像就有一个想法,书籍这种东西,过眼云烟,以后不知落于谁人之手,何必费这些事呢?后来给我找来一本偶尔印有图章的《贩书偶记》,我一看已经弄得很脏,当场送给了别人,也就不想再去查寻这些书目书了。
  闲话少说,且说我那一部《四库总目》,是万有文库本,我还配购了查禁、抽毁、销毁书目。这种万有文库,无论从版式、印刷、纸张、装订上讲,都是既实用、又方便,很好的古籍读本。书籍印刷,正如一切文化现象,并不都是后来居上的,它也是迂回曲折的。至少在目前,就没有这样一种本子:道林纸印,线密装,封皮柔韧,字号行间,都很醒目。我现在用来补救的,是又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影印的大本。姑无论这么一块长城砖头似的书,翻阅极为不便;又因为它是一页之上,分三栏影印,字体细密,亦非老年人轻易所能阅读。但我还买了一本,炉存似火,聊胜于无。
  总目学术价值很大,但并不是购置旧书的门径书。因为它所采用的版本,已经近于史书的艺文志,现在无从寻觅。其他一些古代公私书目,也是如此。
  比较实用的,则是《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现在归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刷,很易得。我原有一本,丢失了,又买了一本。它的好处是在各书的后面,都注明近代的版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有这个好处,且更简明。近年更有人辑录小说书目,杂剧书目,对于研究此道者,更为方便。
  我有一部清末琉璃厂书肆编印的《书目汇刻》,正续两编,有当时出版的各种丛书的细目,很便查考。另有一部直隶津局运售各省书籍总目,是李鸿章当政时刻印的。据此,可以略知当时各省书局所印的书。还附有上海制造局所印的一些地理、数学、机械、化学方面的书籍目录,反映了当时崇尚新学的特点。并从价目上,可知当时印书用纸的名目,如官堆、料半宣、杭连、赛连、头太、毛太之类。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刊出
  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一《齐民要术》
  后魏贾思勰著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一九三八年六月
  印于长沙
  前有序,历数神农、后稷,及先圣贤哲,教民耕作,重农桑之言。反复抄引,不厌其详。中多名句,至今引人深思。
  淮南子曰:圣人不耻身之贱也,愧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长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为治水,以身解于阳睢之河;汤由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祭。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亦甚矣。
  农事多神话,所述非帝王之形象,乃农民之形象。
  贾思勰做过高平太守,此书当亦教民之言。“起自耕作,终于醯醢”,书之内容也。
  二《农书》
  元王祯著商务万有文库本共三册
  此书,鲁迅先生曾向青年推荐。余另有民国十三年,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图书馆大字线装本,共四册。首为郭葆琳序;郭,农校校长也。次为张恺题辞,为五言长诗,末有句云:“从此世界中,勿笑黄种黄,黄种有农师,山东东平王。”
  《四库全书提要》云:“祯字伯善,东平人,官丰城县尹。……元人农书存于今者三本,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二书,一辨物产,一明时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祯此书,引据赅洽,文章尔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
  余粗读其文,而观其图,除蚕桑之事,颇为生疏;农耕器用,均与儿时所见所用者无异。中国农业之发展,长期近于停滞,原因甚多;农民生活之不得改善,乃其主要者。
  三《农桑辑要》
  元司农司撰末有道光二十年知合肥县事丹徒陆献跋,系据乾隆时武英殿聚珍本重刊四册,有布套,价三元《四库提要》云:“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又说:“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
  书分七卷:卷一,典训,耕垦;卷二,播种;卷三,栽桑;卷四,养蚕;卷五,瓜菜;卷六,竹木;卷七,孳畜。
  前有至元癸酉翰林学士王磐序:
  读孟子书,见其论说王道,丁宁反覆,皆不出乎夫耕妇蚕,五鸡二彘,无失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饿不寒,数十字而已。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
  而陆献跋则谓:
  孟子言蚕桑详矣,何以《论语》无一言及此?不知富之者,富之以农桑也;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者,足之以农桑也。制田里,教树畜,盖包括其中矣。
  耕堂曰: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可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治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稍有识见之地主富农,多经营商业、作坊,或令子弟读书,另谋发财致富之路。后者虽符合耕读传家之道,然能致富者少,弄不好反倒赔本,是对农业资产的一种削减。因宦途难登,做官多非读书之人也。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齐民要术·序》称:“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然今之传本,卷七有货殖一篇,首引范蠡之言:“计然云:旱则资车,水则资舟,物之理也。
  白圭曰: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述货殖通变之道及执业之术。又引《汉书》:“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皆与序相矛盾,而又皆为社会现实,不得不承认者矣。
  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名存实亡矣。
  总之,像司马迁所描写的:“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与千户侯等”的地主,在汉朝可以有,我在农村,是很少见到了。
  四《蚕桑萃编》
  卫杰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据清浙江书局刊本排印,一册卫杰是光绪年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时,管理蚕桑局的人。他在保定西关,买了一些适宜种桑的土地,又在他老家四川请了一些工人来,传授植桑、养蚕、织绸等事,先做试验,然后向各州县推广。当时好像很有一些成绩。他编写了这本书,李鸿章、王文韶、徐树铭,先后给他写了序文。
  我在保定读书时,河北大学的农场有很多桑树,长得很好,恐怕就是当时的桑地旧址。另外,幼年时,家乡子文一带,有大片桑园,恐怕也是当时推广蚕桑的遗迹。
  关于北方能否种桑养蚕,历来好像有一些争论。李鸿章等人坚信古书记载,及顾亭林“西北高寒,最宜桑枣”之说,认为可以。前面说到的那位陆献,也是这样主张。实践证明,北方种棉则可,蚕桑希望不大,后来连桑树也很少见到了。
  不过,他这本书编写得很详尽,图谱绘制得也很工致。所表现的工艺,比康熙年间的耕织图进步多了。
  我从南京古籍书店,购得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一册,价三元五角。据《四库全书提要》介绍,此图系石印本,但我分辨不出是原版,还是后来的翻版。每页正面为图,背面为康熙御制诗。白绵纸印,并有衬页。图内还附有别的诗。宋楼撰有《耕织图诗》,不知是否在内,图也不知道是否根据宋时古本。
  我还有一本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印的《裨农撮要》,薄薄一册,亦系种桑养蚕之书,陈开沚著。此人系清末寒士,后以桑蚕获利,自述其经验者。
  清末,有识者注重实业开发,有关著述,颇亦不少。
  五《农政全书》
  明徐光启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精装本,上下二册《农政全书》,共六十卷,是徐光启汇录历代有关农事之言,及明人著作,参以己见,又经陈子龙等人整理编定的。就其内容来说,称为全书,实不为过。
  前有张国维等四人的序。张序最佳,他以天人之学,论说农民、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
  语亦有之:农之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非举八政四术之要,以安集而招徕之,则民腹尝馁,民情尝迫,而尚可谕以仁义,慑以刑威乎?且人所恶雀鼠者,谓其有攘窃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谓其怀盗贼之心。
  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恶下,下不得不欺上,各有所切也。
  张国维的官职是饮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
  当时的明王朝已处在总崩溃前夕,暗无天日,百孔千疮。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张国维看得很清楚,也知道农民的苦难、农民的心理、农民的要求、农民的力量。大厦将倾,局面已经不可收拾。
  他还想刊刻这部书,“预为训之戒之,图之策之”,以为亡羊补牢之计,不知此时再讲“农政”,为时已晚。
  徐光启著书时,原意亦在此。他尝说:“所辑农书,若已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非只文学,任何著作,都有时代的烙印。此书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大讲荒政,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不幸的是,当他的书刊刻出来不久,明王朝就结束了。
  张国维在序中还说:
  今如病尪之人,日行百里,巾箱囊箧,喘汗临深。而犹鞭叱,不令稍止。噫!亦危矣。
  和张国维一同刻这部书的松江知府方岳贡在序中说:
  嗟乎!治乱无象,农之获安于农与否,是即其象。彼罹虏罹寇者,以死亡转徙失先畴而不获安。幸而免此,又以剿饷练饷,急罹虏罹寇者之患,而岌岌乎不获安。爱养元元者,其务所以安之哉!
  这都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好像是在替农民说话。在官书的序言中,还是少见的。但这只是官话,他们实际做的,却正与之背道而驰。是没有人相信的,于实际无补的。
  历代农书所记农事,多是农民经验的记录;所介绍的农具,都是已有农具的图形。这都是著书人从农民那里学来的,农民不要看。古代典训,农民看不懂。所以官刻农书,只是一种形式,就像每年立春之时,皇帝在先农坛的活动一样。
  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授,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耕堂曰:四库子部农家类,著录无多,其重要者,余皆置备。《授时通考》,已送刘君,前已记述,其他数种,仍在架上。
  蚕桑之书,实隶农书之内。此外尚有畜牧书《司牧安骥集》,而所有农书,亦皆包括畜牧。《司牧安骥集》,传为唐人所作,乃兽医古籍,并有相马内容,上绘图,下歌诀,易识易记。集汉唐马政经验,虽备军旅,亦关农作。
  另有花奔之书,如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官修《广群芳谱》,陈淏子《花镜》,及近人所著《花经》。《花经》为精装本,已送李君,而李君不爱书,不读杂书,视书籍为日常用品,等闲之物,想已不知去向矣。《齐民要术》以为,花卉无补实用,摈而不录。其实所有花谱,其中大部仍为农作之物,农书重食用,花谱重观赏。正如李时珍之《本草纲目》,米谷枣栗,皆有条目,不过着重谈其药用耳。《本草纲目》,余有商务排印本,阅读甚便,其中亦多农业知识。
  余读书不重古本,然重校对。《群芳谱》为明末刊清修本,《广群芳谱》则为殿板之石印者。《四库提要》极力推崇御定之书,以贬低王氏原作,大不公平,王书自有其特色,非官书所能代替。
  古代农书,多有占验祝祷,其中自有迷信,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实际经验,且证明古代农民朴实,每做一事,皆认真虔诚,整洁以处。有些祝祭文字,写得还很有水平,如《齐民要术》所载祝粬文,视六朝骈体,并不稍逊,且有寄托。文人不得志,不能为经世之作;何处何时,不可写寄牢骚?
  读之慨然。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又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过去也没有认真读过,晚年无聊,乃重新翻阅一次,略记所得如上。
  此外,尚购有商务一九五七年印,清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和该馆一九五九印、同一作者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两书为植物学著作,皆关系农业。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写讫
  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
  初进城时,我住在这个大院后面一排小房里,原是旧房主杂佣所居。旁边是打字室,女打字员昼夜不停地工作,不得安静。我在附近小摊上,买了几本旧书,其中有一部叶昌炽著的《语石》,商务国学基本丛书版,共两册。
  我对这种学问,原来毫无所知,却一字一句地读下去,兴趣很浓。现在想来:一是专家著作,确实有根柢。而作者一生,酷爱此道,文字于客观叙述之中,颇带主观情趣,所以引人入胜。二是我当时处境,已近于身心交瘁,有些病态。远离尘世,既不可能,把心沉到渺不可寻的残碑断碣之中,如同徜徉在荒山野寺,求得一时的解脱与安静。此好古者之通病欲?
  叶昌炽是清末的一名翰林,放过一任学政,后为别人校书印书。不久,我又买了他著的《藏书纪事诗》和《缘督庐日记摘钞》,都认真地读了。
  我有一部用小木匣装着的《金石索》,是石印本,共二十册,金索石索各半。我最初不大喜欢这部书,原因是鲁迅先生的书帐上没有它。那时我死死认为:鲁迅既然不买《金石索》,而买了《金石苑》,一定是因为它的价值不高。这是很可笑的。后来知道,鲁迅提到过这部书,对它又有些好感,一一给它们包装了书皮。“文革”结束,我曾提着它送给一位老朋友,请他看着解闷,这是我以己度人。老朋友也许无闷可解,过了不久,就叫小孩又给我提回来,说是“看完了”。我只好收起。那时,害怕“四旧”的观念尚未消除,人们是不愿收受这种礼物的。
  也好,目前,它顶着一个花瓶,屹立在四匣《三希堂法帖》之上,三个彩绿隶体字,熠熠生辉,成为我书房的壮观一景。还有人叫我站在它的旁边,照过相。可以说,它又赶上好时光、好运气了。当然,这种好景,也不一定会很长。
  大型的书,我买了一部《金石粹编》。这是一部权威性著作,很有名。
  鲁迅书帐有之,是原刻本。我买的是扫叶山房石印本,附有续编补编,四函共三十二册。正编系据原刻缩小,字体不大清楚,通读不便,只能像用工具书,偶尔查阅。续编以下是写印,字比较清楚,读了一遍。
  有一部小书,叫《石墨镌华》,是知不足斋丛书的零种。书小而名大,常常有人称引。读起来很有兴趣,文字的确好。同样有兴趣的,是一本叫《金石三例》的书,商务万有文库本,也通读过了。因为对这种学问,实在没有根基,见过的实物又少,虽然用心读过,内容也记不清楚。
  原刻的书,有一部《金石文编》,书很新,字大悦目,所收碑版文字,据说校写精确,鲁迅先生也买了一部。我没有很好地读,因为内容和孙星衍校印的《古文苑》差不多,后者我曾经读过了。
  读这些书,最好配备一些碑版,我购置了一些珂罗版复制品,聊胜于无而已。知识终于也没有得到长进,所收碑名从略。
  钱币也属于金石之学。这方面的书,我买过《古泉拓本》、《古泉杂记》、《古泉丛话》、《续泉说》等,都是刻本线装,印刷精致。还有一本丁福保编的《古钱学纲要》,附有历代古钱图样,并标明当时市价,可知其是否珍异。
  我虽然置备了这些关于古钱的书,但我并没有一枚古钱。进城后,我曾在附近夜市,花三角钱,买了一枚大钱,“文革”中遗失了,也忘了是什么名号。我只是从书中,看收藏家的趣味和癖好。
  大概是前年,一青年友人,用一本旧杂志,卷着四十枚古钱,寄给我,叫我消遣。都是出土宋钱,斑绿可爱。为了欣赏,我不只打开《历代纪元编》认清钱的年代;还打开《古钱学纲要》,一一辨认了它们的行情,都是属于五分、一角之例,并非稀有。但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小大属于文物的东西,我没有欲望去占有。我对古董没有兴趣。它们的复制品、模仿品,或是照片,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只是想从中得到一点常识,并没有条件和精力,去进行认真的研究。我决定把这几十枚古钱,交还给那位青年友人,并说明:我已经欣赏过了。我的时光有限,自己的长物,还要处理;别人的东西,交还本人。你们来日方长,去放着玩吧。
  我还买了一些印谱,其中有陈簠斋所藏玉印,手拓古印;丁、黄、赵名家印谱,陈师曾印谱,汉铜印丛等,大都先后送给了画家和给我刻过印章的人。
  关于铜镜的书,则有《簠斋藏镜》,以及各地近年出土的铜镜选集。
  关于汉画石刻,则有《汉代绘画选集》、《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还有较早出版的线装《汉画》二册一函,《南阳汉画像汇存》一册、《南阳汉画像集》一册,都是精印本。
  《摹印砖画》、《专门名家》,则是古砖的拓本。
  我不会画,却买了不少论画的书。余绍宋辑的《画论丛刊》、《画法要录》,都买了。记载历代名画的《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以及大型的《佩文斋书画谱》,也都买了。《佩文斋书画谱》坊间石印本很多,阅读也方便。我却从外地邮购了一部木刻本,洋洋六十四册,古色古香。实际到我这里,一直尘封未动,没有看过。此又好古之过也。
  古人鉴定书画的书,我买了《江村消夏录》、《庚子消夏记》。后者是写刻本,字体极佳。我还在早市,买了一部《清河书画舫》,有竹人家藏版,木刻本十二册,通读一过。因为未见真迹,只是像读故事一样。另有《平生壮观》一部,近年影印,未读。
  文章书画,虽都称做艺术,其性质实有很大不同。书法绘画,就其本质来说,属于工艺。即有工才有艺,要点在于习练。当然也要有理论,然其理论,只有内行人,才能领会,外行人常常不易通晓,难得要领。我读有关书画之论,只能就其文字,领会其意,不能从实践之中,证其当否。陆机《文赋》虽玄妙,我细读尚能理解,此因多少有些写作经验。至于孙过庭的《书谱》,我虽于几种拓本之外,备有排印注疏本,仍只能顺绎其文字,不能通书法之妙诀。画论“成竹在胸”、“意在笔先”之说,一听颇有道理,自无异议,但执笔为画,则又常常顾此失彼,忘其所以。书法之论亦然:“永字八法”、“如锥画沙”之论,确认为经验之谈,然当提笔拂笺,反增慌乱。
  因知艺术一事,必从习练,悟出道理,以为己用;不能以他人道理,代替自身苦功;更不能为那些“纯理论家”的皇皇言论所迷惑。
  我还买了一些画册,珂罗版的居多。如:《离骚图》、《无双谱》、《水浒全传插图》、《梅花喜神谱》、《陈老莲水浒叶子》、《宋人画册》等。
  水浒叶子系病中,老伴于某日黄昏之时,陪我到劝业场对过古旧书店购得。此外还有石涛画册,华新罗画册,仇文合制西厢图册等,都是三十年代出版物,纸墨印刷较精。
  木刻水印者,有《十竹斋画谱》,已为张的女孩拿去,同时拿去的,还有一部《芥子园画传》(近年印本)。另有一部木刻山水画册,忘记作者名字,系刘姓军阀藏书,已送画家彦涵。现存手下的,还有一部《芥子园画传》,共四集,均系旧本,陆续购得。其中梅菊部分,系乾隆年间印刷,价值尤昂。
  今年春节,大女儿来家,谈起她退休后,偶画小鸟,并带来一张叫我看。我说,画画没有画谱不行,遂把芥子园花鸟之部取出给她,画册系蝴蝶装,亦多年旧物也。大女儿幼年受苦,十六岁入纱厂上班,未得上学读书。她晚年有所爱好,我心中十分高兴。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写讫
  附记
  一九四八年秋季,我到深县,任宣传部副部长,算是下乡。时父亲已去世,老区土改尚未结束,一家老小的生活前途,萦系我心。在深县结识了一位中学老师,叫康迈千。他住在一座小楼上。有一天我去看他,登完楼梯,在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我的头部,不断颤动。这是我第一次发见自己的病症,当时并未在意,以为是上楼梯走得太急了,遂即忘去。
  本文开头,说我进城初期,已近于身心交瘁状态,殆非夸大之辞。
  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结发之妻,虽常常独自饮泣,但她终不知我何以得病。还是老母知子,她曾对妻子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
  那些年,我买了那么多破旧书,终日孜孜,又缝又补。有一天,我问妻子:“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
  她停了一下才说:“喜欢什么,什么就好。”
  她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不会喜欢这些破旧东西的。
  有时,她还陪我到旧书店买书。有一次,买回一本宣纸印刷的《陈老莲水浒叶子》,我翻着对她说:“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不过,画法有些不一样。”
  她笑着,站在我身边,看了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平时,她知道我的毛病,从来也不动我的书。
  我买旧书,多系照书店寄给我的目录邮购,所谓布袋里买猫,难得善本。
  版本知识又差,遇见好书,也难免失之交臂。人弃我取,为书店清理货底,是我买书的一个特色。
  但这些书,在这些年,确给了我难以言传的精神慰藉。母亲、妻子的亲情,也难以代替。因此,我曾想把我的室名,改称娱老书屋。
  看过了不少人的传记材料,使我感到,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只能借助中国的书来解释和解决。至于作家,一般的规律为:青年时期是浪漫主义;老年时期是现实主义。中年时期,是浪漫和现实的矛盾冲突阶段,弄不好就会出事,或者得病。书无论如何,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方剂。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七日
  我的经部书
  因为我特别爱好书,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
  发还抄家书籍,好像是在一九七三年,那时我还住在佟楼。第二年春天,迁回多伦道旧居,书籍亦随之回归。那时我正在白洋淀,参加一个剧本的制作,搬家的事,由同居张氏照料,报社文艺组同人帮忙。后来文艺组同志们打扑克,谁要是牌运不佳,就说:孙犁搬家,总是书(输)。从这一谚语的形成,可见当时书的盛况。
  等我回来以后,书籍还堆积在屋当中的地板上,如同一个土丘。冬季,稍事安排整理,我记录了一本“残存书籍草目”,是逐柜填写的,很杂乱无章。后又在一本《书目答问》上,用红铅笔,把我所有的,点一个记号,在书目之上。这是单凭记忆做的,那时对书籍的记忆犹新,很少遗漏,现在再想这样做,是做不到了。
  从这些红点上,可以看出我藏书的大略。当然,《书目答问》以外的书,不在此列。也可以看出,进城以后,我读书的过程。
  但经部书寥寥,在书目上,几乎看不到红点。有红点的,也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书,如《考工记图》、《白虎通义》、《燕乐考原》之类。这证明我当时对经书,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买以上小书,也并非是为了“明经”,而是当作杂记之类的书买的。
  其实,几种主要的经书,我还是收藏了的,不知为什么没有画上红点。
  《周易》,王弼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礼记》,郑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论语》,何晏集解,《四部丛刊》影印日本正平刊本。
  《孟子》,赵氏注,《四部丛刊》影印宋本。
  这些,都是古本古注,字大清楚,眉目整齐,翻翻看看,实在痛快,不能不叹古人印书之下功夫。
  《春秋左传》,杜预注,商务印书馆大字排印本,油光纸,线装十二册。
  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通读本,现在看起来,无论纸张、印刷、装订,都还是难得的。此书装修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时家庭有事,居室不安,我在新包书皮上,写有几段文字,实为当时个人私虑,一时心声。后念不雅,恐异日得此书者,不能理解,徒增疑闷,乃剪去之。用同类纸贴补,又嫌不好看,用近年一些青年人为我刻的图章,装饰了一下。这一切种种,都证明老年人的神魂颠倒,情意无聊。也证明我实在没有能从经书中,得到什么修养。
  此外,书架上还有四部备要本的《毛诗正义》,《〈尚书〉古今文注疏》等等。
  我自幼上的是洋学堂,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总觉得是个遗憾。上初中时,曾先后两次买过坊间石印的四书,和商务的大字排印本,好像也没有细读,这些书,后来也就都丢了。抗战时期,我赴延安,书袋里还装着一本线装的《孟子》。这说明,我是一直想补上这一课,而终于不能无师自通,没能补上。
  过去的学龄儿童,真不知道是怎样对付四书五经的,靠死背硬记,逐渐领会,居然能读懂,并能学以致用,我想象不出这个过程。
  崔东璧介绍他父亲教孩子们读经书的办法是:
  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
  这就更玄了。“熟读”,是可以想象的:“潜玩”就有些莫名其妙。一个小孩子如何能够去“求圣人之意”呢?
  但崔东璧绝不会是说诳话,他就是用这个办法,造就成的一位大经学家。
  崔东璧又说:
  奉先人之教,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然后知圣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后人晦之者多也。
  以上两段文字,均见他的“考信录自序”。后面一段,是和上段相承,谈他自己治经学的方法的。
  学问一事,确实是有多种方法,多种渠道,不能刻舟求剑的。
  我天性驽钝,基础差,读古籍,总是要靠注的。但也不喜欢过于繁琐的注,并相信古注。也发现有些注,确是违反了著作的原意。
  我对经书,肯定是无所成就了。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私塾吗?
  难道中国的经书,必须在幼年时背过,才能在一生中,得到利用吗?
  当初,孔子向老子问道的时候,老子只简单地回答了几句话: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者,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自古以来,经书对于人,人对于经书,不过如此而已,吾何恨焉!
  一九九○年六月十八日改讫。大热,挂蚊帐。
  我的史部书
  按照四部分类法,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共十四类。
  每类又分小项目,如杂史中有:事实、掌故、琐记。这显然不很科学,也很繁琐,但史书确实占有中国古籍的大部。经书没有几种,占据书目的,不是经的本文,而是所谓“经解”。
  历代读书界,都很重视史书,经史并重,甚至有六经皆史之说。我国历史悠久,史书汗牛充栋,无足奇怪。
  人类重史书,实际是重现实。是想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释或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青年时,并不喜好史书。回想在学校读书的情况,还是喜欢读一些抽象的哲学、美学,或新的政治、经济学说。至于文艺作品,也多是理想、梦幻的内容。这是因为青年人,生活和经历都很单纯,遇到的,不过是青年期的烦恼和苦闷,不想,也不知道,在历史著作中去寻找答案。
  进城以后,我好在旧书摊买书,那时书摊上多是商务印书馆的书,其中《四部丛刊》、《丛书集成》零本很多,价钱也便宜,我买了不少。直到现在,《四部丛刊》的书,还有满满一个书柜。丛书集成的零本,虽然在佟楼,别人给胡里胡涂地卖去一部分,留下的还是不少,它的书型和商务的另一种大型丛书——万有文库相同,现在合起来,占据半个书柜。剩下的半个书柜,叫商务的国学基本丛书占用。
  此外,还买了不少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零本,都是线装——其中包括十几种正史。
  这些书中,大部分是史部书。书是零星买来的,我阅读时,并没有系统。
  比如我买来一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认真地读过了,后来又遇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就又买了来,但因为部头太大,只是读了一些部分。读书和买书的兴趣,都是这样引起,像顺藤摸瓜一样,真正吞下肚的,常常是那些小个的瓜,大个的瓜,就只好陈列起来了。
  还有一个例子,进城不久,我买了一部《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和初唐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就又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隋唐嘉话》、《唐摭言》(鲁迅先生介绍过这本书)、《唐鉴》、《唐会要》等书。这些书都是认真读过的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五十年代,当一个朋友看到我的书架上有《贞观政要》一书,就向别人表扬我,说:“谁说孙犁不关心政治?”其实,我是偶然买来,偶然读了,和“关心政治”毫无关系。
  又例如:我买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后来就又买了《大唐玄奘法师传》。
  这部书是大汉奸王揖唐为他父亲的亡灵捐资刻印的,硃印本,很精致,只花了八角钱,卖书小贩还很高兴。再例如,因为从《贞观政要》,知道了魏征,就又买了他辑录的《群书治要》,这当然已非史书。
  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它能使四部沟通,文史交互。
  涉猎越来越广,知识越来越增加,是一种收获,也是一种喜悦。
  我买的史部书很多,在《书目答问》上,红点是密密的,尤其是杂史、载记部分。关于靖康、晚明、清初、太平天国的书,如《靖康传信录》、《松漠纪闻》、《荆驼逸史》、《绥寇纪略》、《痛史》、《太平天国资料汇编》,都应有尽有。对胜利者虽无羡慕之心,对失败者确曾有同情之意。
  但历史书的好处在于:一个朝代,一个人物,一种制度的兴起,有其由来;灭亡消失,也有其道理,这和看小说,自不一样。从中看到的,也不只是英雄人物个人的兴衰,还可看到一个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兴奋和血泪,虽然并不显著。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全国胜利,进入天津以后,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本来可以安心做些事业了,但由于身体的素质差,精力的消耗多,我突然病了。
  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和经验,我对文艺书籍的虚无缥渺、缠绵悱恻,不再感兴趣。即使红楼、西厢,过去那么如醉如痴、倾心的书,也都束之高阁。
  又因为脑力弱,对于翻译过来的哲学、理论书籍,句子太长,修辞、逻辑复杂,也不再愿意去看。我的读书,就进入了读短书,读消遣书的阶段。
  中国的史书、笔记小说,成了我这一时期的主要读物。先是读一些与文学史有关的,如《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游览志》等书,进一步读名为地理书而实为文学名著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由纲领性的历史书,如《稽古录》、《纲鉴易知录》,进而读《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等。
  这一时期,我觉得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比起文学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更引人入胜。《史记》、《三国志注》的人物描写,使我叹服不已。《资治通鉴》里写到的人物事件,使我牢记不忘。我曾把我这些感受,同在颐和园一起休养的一位同行,在清晨去牡丹园观赏时,情不自禁地述说了起来,但并没有引起那位同行的同调。
  阅读史书,是为了用历史印证现实,也必须用现实印证历史。历史可信吗?我们只能说:大体可信。如果说完全不可信,那就成了虚无主义。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还是有道理的。
  读一种史书之前,必须辨明作者的立场和用心,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学术都靠得住,写的书就可靠。反之,则有疑问。这就是司马迁、司马光,所以能独称千古的道理。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写讫
  我的子部书
  子部书,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那些古代思想家的书,例如周秦诸子,或汉魏时期,能成一家之言的著作。翻看《书目答问》,才知不然。子部的引首说:
  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
  所以,这种旧的图书分类法,在子部表现得最为混乱。它包括:周秦诸子、儒、法、兵、农、小说、释道、医、杂各家。还包括天文算法、术数、艺术、类书。现把我所有的子部书,过去没有谈到的,择要叙述如下:我的《荀子》,是王先谦集解本,思贤讲舍木刻本,字体工整,白纸。
  书的原主,还裱糊了一个极别致的书套,可以保护书的各个方面。《孔丛子》是万有文库本。《孙子》是近年中华印本。
  我没有买到好版本的《管子》。《韩非子》现存的,是顾广坼校过的木刻本,远不如王先慎集解本阅读方便。这部书我青年时读过,“文革”后期,又抄录过重要篇章。《墨子》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书前有俞樾序,作于光绪二十一年。首称:孟子以杨墨并言,辞而辟之。然杨非墨匹也。杨子之书不传,略见于列子之书,自适其适而已。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务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谓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其实则一。韩非以儒墨并为世之显学。至汉世犹以孔墨并称,尼山而外,其莫尚于此老乎?
  这说明墨学的重要,是晚清学者的一种见解。俞樾著述颇多,其《诸子平议》很有名,寒斋有之。我的这两本《墨子间诂》,虽是极普通的版本,但原主在书根上写的书名,秀整非常,可知也是很爱惜书的人,书保存得很干净。书后附有丰富的参考材料。
  我的《四部丛刊》零本中,有《老子道德经》,是影印的宋本。此外有国学基本丛书本魏源撰《老子正义》,作为日常读本。《老子》一书,我虽知喜爱,但总是读不好,至今依然。《庄子》是影印明世德堂本的《南华真经》,共五册。此外有日常读本《庄子集解》。《庄子》一书,因中学老师,曾有讲授,稍能通解。
  民国初年,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第二章第十二节,是《三家总论》,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老、孔、墨三家学说的优缺。录其要点如下:九流百家,无不源于老子。
  道家之真不传。今之道家,皆神仙家。
  老子于鬼神数术,一切不取,其宗旨过高,非多数人所解,故其教不能大。
  凡学说与政论之变,其先出之书,所以矫前代之失者,往往矫枉过正。老子之书,有破坏而无建立,可以备一家之哲学,不可以为千古之国教。
  孔子留数术而去鬼神,较老子近人,然仍与下流社会不合,故其教只行于上等人。
  墨子留鬼神而去数术,然有天志而无天堂之福;有明鬼而无地狱之罪。是人之从墨者,苦身焦思而无报;违墨子者,放辟邪侈而无罚也。故上下之人,均不乐之,其教遂亡。
  我读古书少,不求甚解,面对玄虚深奥之作,常常不得要领。夏氏讲解通俗,遂笔记焉。然他说:佛教西来,兼老、墨之长,而去其短,遂大行于中国。
  这就有些过头了。民初学者的见解,已和晚清大有不同。学术总是随时代而变化其研究动向。学者对古代文化的评价,也是适应当时的政治要求和社会意识的。
  以上为周秦诸子。汉魏子书:我有《法言》(汉扬雄)、《新语》(汉陆贾)、《新书》(汉贾谊)、《盐铁论》(汉桓宽)、《论衡》(汉王充)、《申鉴》(汉荀悦)、《潜夫论》(汉王符)、《人物志》(魏刘劭)等书,版本不一,有几种是《两京遗编》本。此丛书除字大悦目外,并无多少优长之处。好在我还有一些商务出版的,便于阅读的本子。读子书的要点:一是文字;二是道理。
  此外,考订的书,我买得不少;是作为笔记小品读的。至于小说家的书,买的就更多了,书目所列,几乎全有。其中有一些好版本,因在别的文章中提到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释道书,也在子部。《宏明集》、《广宏明集》,都是辩论性的。我买的佛书有:《般若心经》,短小,读过,觉得好懂。《大乘起信论疏》、《大乘入楞伽经》、《维摩诘所说经》,无兴趣,未细读,都是佛经流通处刻本。
  《妙法莲花经》是常州一名寺的木刻大字本,似僧尼用过。念经时一些音义,不直接注在经上,而是用小白方纸块写好,贴在经文旁边,非常奇特。经虽不很污旧,但我不愿翻阅,一直放在那里。还有一部谢灵运参加翻译的《大般涅槃经》,读过一部分。《法苑珠林》,共三十二册,四部丛刊本,都是佛经故事,号称妇女的佛经。读过一些。对于佛经,我总是领略不到它的妙处,读不进去,证明我尘心太重。我以为佛教之盛行,并不在它的经义,而在于它的宗教形式的庄严。所谓形式,包括庙宇,雕塑,音乐和绘画等。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写讫
  耕堂曰:周秦诸子,号称百家,不过形容当时学术之盛。书目著录,已不过三十家,且多有逸伪,盖多数已消亡矣。清末浙江官书局,印有所谓百子全书,余曾购置零种,其书版大而纸劣,墨色不匀,字大而扁,颇不悦目。
  甚不喜之,已送人矣。因未见全书,不能断言,想系连同后代子书,拼凑而成。闻近有重印者,亦未过问。
  百家争鸣之说,亦后人渲染耳。儒家为诸子之首,其学术主要为政治与教育两项,孔孟首发之,为历代帝王所尊用。其他诸子,有争鸣者,亦有自鸣者;有得意者,有不得意者。然其著述,则皆哲理多于实用,理想强于现实,虽皆有为而作,皆难施于生活。文化日渐发达,生活需要增多,学者遂不得不改弦更张,趋向实用。汉魏以后,多议论经济之书,如《盐铁论》、《齐民要术》等。此等书不多见,宋代又以朱子理学为子书之要。稍实际者,则为见闻杂志,读书笔记,或就事论事,或吸取经验。其杰出者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书。生活用书,门类增多。这是子部著述的必然趋向。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用极大篇幅,著录农、医、天文算术、艺术各家之书,就是适应当时政治、教育的需要。他作为儒门弟子,感到只是儒家那一套,已经不中用了。
  我的藏书中,以上各家的书,也略有购置,曾已述及。唯天文算术一类,因一窍不通,一本也没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曰:“自六经以外立说,皆子书也。”
  六经经儒家注释解说,实已成为樊篱。如上所言,子书实樊篱以外之说,笼外之鸣。总叙又说:“虽有丝麻,无弃管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表面上还是继承百家争鸣的传统的。这实是对修订《四库全书》这一政治行动的极大讽刺!这也说明:“凡能自鸣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有价值的学术、言论、著作,是可以不胫而走,流传万世,不会轻易被消灭的。
  七月一日补记
  我的集部书
  汉魏六朝:
  《蔡中郎集》,四部丛刊本《曹操集》,中华书局近年印本《曹子建集》,四部备要本《嵇中散集》,四部丛刊本《陆士衡集》,同上《陆士龙集》,同上《陶靖节集》,四部备要本《鲍照集》,四部丛刊本《谢宣城集》,丛书集成本《昭明太子集》,四部丛刊本《江文通集》,四部丛刊本《何水部集》,四部备要本《庾子山集》,湖北先正遗书本《徐孝穆集》,四部丛刊本此外还购有汉魏六朝名家集第一集,共四十人。因此,多有重本。《书目答问》所列,只差诸葛亮一集。该集旧本,曾于旧书店遇到过,一时犹豫,交臂失之,并非忽视也。近日友人送前后出师表字帖一本,翻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颓败”一节,掩卷唏嘘,几至流涕。汉魏文章之可贵,即在于此。身世与政治相关联,作家情感密切国家民生,责任感很强。非同后来文人之只知哀叹自己也。另有《东汉文纪》一部,故宫印宛委别藏抄本。盖从后汉书辑录。两汉文章,多赖史书以存,班、范有功焉。
  唐、五代:
  《王子安集》,木刻本《骆临海集》,中华书局近年印本《幽忧子集》,四部丛刊本《陈子昂集》,中华书局近年印本《张曲江集》,广东丛书本《李太白集》,四部丛刊本,另有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杜工部集》,湖北先正遗书本。另有《杜诗镜铨》,四川木刻本,及傅正谷所赠中华书局排印本。又有《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本。
  《颜鲁公集》,四部备要本《刘随州集》,同上《毘陵集》,四部丛刊本《韩昌黎集》,涵芬楼排印本,两函《柳河东集》,蟫隐庐影印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张籍诗集》,中华近年印本《李长吉歌诗》,四部丛刊本,文瑞楼石印本《沈下贤集》,观古堂汇刻书本《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本《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白氏长庆集》,同上《姚少监集》,四明丛书木刻本《李义山诗文集》,石印两函《温飞卿集》,四部备要本《浣花集》,中华近年印本《甲乙集》,四部丛刊本《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本《才调集》,同上我藏唐集,与《书目答问》所列相校,互有出入,所差无几。
  此外有四部丛刊缩印本:《玉川子诗集》、《司空表圣文集诗集》、《玉山樵人集》、《皮子文薮》、《甫里先生集》、《白莲集》、《禅月集》、《浣花集》、《广成集》。
  又有《唐四家诗集》,包括:王辋川、孟襄阳、韦苏州、柳柳州。胡丹风刻本。《宋本唐人合集》,包括高常侍、岑嘉州、王摩诘、孟浩然。医学书局影印本。商务据汲古阁本《唐四名家集》,包括:窦群、李贺、杜荀鹤、吴融。《五唐人诗集》,包括:孟浩然、孟郊、李绅、温庭筠、韩偓。《唐六名家集》,包括:常建、韦应物、王建、鲍溶、姚合、韩偓。商务书印刷精良,带有布套,书亦颇新。此外尚有《唐人选唐诗》及近年科学院文研所的《唐诗选》。总集有《全唐诗》、《唐文粹》。
  其实,这些年,我很少读诗词。说不喜欢诗词,是假的,但比起青年时期,是差一些了。我愿意读一些与我当前思想感情吻合的,有真实记载的书,读一些能消愁解闷的,历史经验的书。按说在唐诗中,是可以找到一些篇什的。有时翻翻杜诗,也读不下去。买了那么多诗集,有很多是重复的,不是为了读,而是为了藏。有些是慕名(汲古阁),有些是好古(宋本),有些是贪图大而全(全唐)。
  我的经验是:人在书籍极端缺乏时,才能精读、细读,才能受益。古人借书、抄书,终于有成,这是有道理的。农村有句俗话:儿多不如儿少,儿少不如儿好。可以移用于读书。儿少、儿好,反可以得济,书的道理相同。
  对于唐文,还是读了一些,可谈些看法:一、读唐文,还是先读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韩、柳、元、白的文章。
  元,诗不如白,但文章可读。韩文虽以载道自居,而时见真感情,有时表现得很强烈、直率。这一点,与柳文不同。文章重比较,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他的弟子们,如李翱之辈,望尘莫及。
  二、读选本,过去我也反对过。其实,人生时间,实在有限,只能读一些选本。选本读细,也就很不容易。《唐文粹》,编选得还是不错的。姚铉在序文中说:“文有江而学有海,识于人而际于天。”又说:“志其学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诣其极。然后,隐而晦之,则金浑玉璞,君子之道也。发而明之,则龙飞虎变,大人之文也。”我一直是当作座右铭的。新的选本,常常注解不明,校对不精,弄不好还要终生受害。
  三、对代表作家,有可能,要读其全集。零碎文章,也不放过。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作家,一个时代。
  四、要读唐人传奇,这是唐文的一种极致。
  宋:
  《苏舜钦集》,中华书局近年印本《司马温公文集》,丛书集成本《欧阳文忠集》,商务国学基础丛书本《元丰类稿》,四部丛刊本《嘉祐集》,同上《东坡七集》,四部备要本,另有施注苏诗,小木刻本《栾城集》,四部丛刊缩印本《临川集》,四部丛刊本《山谷内外集》,小石印本《淮海集》,四部丛刊缩印本《诚斋集》,四部丛刊本《渭南文集》、《剑南诗稿》,四部备要本《叶适集》,中华近年印本所藏与书目相校,相差已很多。北宋不到三分之一,南宋几乎无有,只存三人。
  宋之苏氏父子,号称文学大家。然清代学者王夫之,于所著《宋论》,屡屡讥评之,以为所学为申、商之术,志在显达。然存此心以为文,则有违艺术之道,如同水火之不相容。挟此术以从政,官亦很难做得好。多次失意,成就了苏轼的文学事业。东坡在海南期间,在田间曾遇一送饭的老妇人,她对东坡说:“苏内翰,你做了一场春梦!”春梦指的就是官场沉浮。苏洵、苏辙,虽有文集遗世,然于文学,均无多大建树。秦、黄气魄,亦无多少惊人之处。
  文章一事,时代气运,天人合一之说,不能不信,作家于天地(社会)接触不广,于义理(哲学)承受不深,则文章甚难做好。元明(元以异族统治,明以流氓政治)以后,文章已渐露浮浅,文人亦多轻薄。归有光明代大家,只有《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少数篇章流传。至明末,乃不得不推侯方域、钱谦益为文首。诗词,文说,戏曲,尚可驰骋,深厚文章,则甚难寻觅矣。元、明、清文集,我收藏寥寥,不赘。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耕堂曰:今人之文章、文集多矣,余择善而从。亦有三不读。一、言不实者不读。例如昨天还在为了某种目的,极力在历史垃圾中,去搜求、探索、描述、研讨、渲染、暴露“民族弱点”的人,今天又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弘扬”民族文化了。这样人的文集、文章,不读。
  二、常有理者不读。(常有理为赵树理小说里的人物。)这种人,“文革”时造反有理;动乱时,动乱有理;安定团结时,还是有理。常有理的人,最可怕,文章也最不可读,因其随时随地在变化也。
  三、文学托姐们的文章,不可读。她们把不正确的,说成是正确的;把不对头的,说成是对头的;把没有个性的,说成是有个性的;把没有影响的,说成影响很大;把赔钱的,说成销路很广,或是已经脱销,或是已行销国外……
  这种人的文章,尤其不可读,最没有价值。
  一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清晨附记
  我的丛书零种
  把几种书合起来印行,起个书名,叫做丛书。这种做法,据说宋代已经有了,明季渐渐多起来,至清朝而大盛。我们在顾修编的汇刻书目,傅云龙和罗振玉的续汇刻书目上见到的,大部分是丛书。其中书的部数多至数千种。
  清代的学者,如钱竹汀、李莼客、张之洞辈,都提倡丛书,鼓吹丛书。
  张之洞甚至劝有钱有力的人刻丛书,以为既对古人有好处,又惠及今人,自己也可名留千古。这就是要求别人赞助。
  清人刻书之风,嘉庆道光时已盛。同光之际,达到了高潮。这是有原因的:一、太平天国平定以后,政治暂时表现安定。朝廷为显示“中兴”,学者为粉饰太平,遂大做其学问。二、文禁已经松弛,很多“秘籍”,开始流传。三、西洋文化如潮水涌进来,一些保守之士,期以固有文化抵御之。四、人们希望政治维新,在文化上做些促进。
  有以上几种原因,丛书乃形成大观。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民国以后,因印刷技术进步,石印、铅印书大行。文化内容,以介绍新文化、新知识为主向,刻印古书之事,遂不多见。偶然有,也是一些遗老、遗少所为,已引不起读书界的普遍注意。
  商务印书馆,一向以介绍新文化,与流通古书两手经营为己任。民国二十四年,在张元济的提议下,王云五又编纂丛书集成。“综计所选丛书百部,原约六千种,今去其重出者千数百种,实存约四千一百种。”(见王云五所作缘起)是为初编,以后也未有继续。所选丛书,起自宋,至清末为止。
  大商家做大生意。为(有)了这部书,零零碎碎的丛书,遂不足道。
  进城以后,我买了很多《丛书集成》的零本,已经谈过。其实,那时买一整套,带着书柜,也花不了几个钱。我有两个同行朋友,经常到一家餐馆吃饭,那里有几个书柜,里面放的是《丛书集成》。主人知道他们是作家,就问他们买书不买书。他们说:不想买书,看这几个书柜不错,倒有意想买。
  主人说,这是商务印书馆特为这套丛书制造的书柜,是一套。后来经过几次商量,结果是主人把书从柜子里掏出来,卖给收破烂的,把书柜卖给了作家们。这真是典型的买椟还珠。说明我们那时刚刚打完游击,对大部头的书,是没有兴趣的。
  那一时期,我也只是买一些零散的丛书,但我注意的是丛书的原刻本,我想借一斑窥全豹,约略知道一下这部丛书的版式字体、纸张和印刷。
  在我现存的一些木刻本书中,有不少是丛书的零本。例如我有一本《冷斋夜话》是明季毛氏《津逮秘书》的原刻。一本《瓮牖闲评》,是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本。一本《封氏闻见记》,是雅雨堂丛书的原本,版式、字体古朴大方,是在冷摊上买的。《梁溪漫志》,是知不足斋丛书原刻,其纸张、格式,和翻刻本大不相同。知不足斋丛书,是乾隆年间鲍廷博校刊,出到三十集。鲍氏编辑态度非常严肃,每书前后有序跋,校对精审,印刷精良,原版已甚难得。各地翻刻者甚伙,后又有石印本,我也买了不少。他选择书,很有眼光,都是有用之书。版本大小也适中,被称为清代丛书之翘楚。
  功顺堂丛书原刻,我有《广阳杂记》,字型很大。海山仙馆丛书原刻,我有《酌中志》和《读书敏求记》,纸张很好,字体稍差。畿辅丛书,我有《典故纪闻》。民国以后的木刻丛书,如峭帆楼,我有《鸡窗丛话》。嘉业堂,我有《顾亭林年谱》等。刘承干的书,刻印得真不错,无怪鲁迅先生闻讯后,千方百计地去买。
  丛书最重校勘,最精者,莫如黄荛圃的士礼居丛书。我有天圣明道本《国语》和姚氏本《战国策》。惜非原本,且系油光纸印。然宋本风神,跃然纸上,黄氏风格,略无消减,只去真迹一等。
  其实有很多丛书,编得很杂乱,且多有重复,有删节。出书也没有计划,编者、校者,都不是高手。这样的丛书,买全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买零本书,可以选择有用的书,买回来看着也方便。所费无几,是一种乐趣,但也得遇到书籍散落街头的时候。现在,是没处去买这些书了。
  “文革”以后,有一位和我熟识的书商,曾到我家中说:“现在,《丛书集成》的零本,有多少,我们买多少。”他知道我有这种书,大概也听到,我家里的人在佟楼卖过这种书。他以为我手头上一定很紧,所以找上门来。
  我没有说什么,就把他打发走了。我虽潦倒,但还没有到衣食不继的地步。
  另外,我已经发现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实买卖人。年老无力与宵小,不管哪行哪业,不老实的人,我都会敬而远之。
  我保存了一本《丛书集成初编》目录,除有全部细目外,还有所用百部丛书的提要,很有价值。
  一九九○年七月五日写讫。北京有客来。
  附记
  余向无大志,心中无规模,做事无气魄。表现在购书上,也只是零敲碎打,抱残守缺。此次为文,检阅顾修汇刻书目,原书套已虫蛀残破,余买回时,用妻子包袱中的同色破布,给书套打上无数小补丁,呈鹑衣百结之状。
  今日面对,不只忆及亡人,且忆及一生颠沛,忧患无已,及进城初期,我家之生活状态。呜呼,逝者如斯夫!及至衰暮之季,稍有余裕,余又飘飘然以为自己能作诗;懵懵然以为自己会写字;残存些破书烂纸,有时又自诩为藏书家。此实余晚年不自量力,无自知之明,三件极可笑之事,宜深戒也!
  六日补记,闷热,挥汗作。
  我的“珍贵二等”
  我自幼读书,多读石印小书,天主教施舍之福音书,以及旧报纸、破杂志等。及长,衣食有余赀,可购书,亦以为读书读的是文字,并非其它,故不重视版本。想看的书,虽会文堂,鸿文堂,启智,益智等小书局,所印之石印本,亦多购存。不想看的书,虽宋刊元椠,亦不顾。当然,这种书也很难见到,见到我也买不起。
  我的书发还以后,线装书多贴有书签,油印,钢笔填写。其项目为:书名,册数,来源,备注。此签贴于书籍第一册封面之后。本来,我可以留着,便于检查,图书馆、旧书铺的书,都有书签。但我总觉不雅,也不愿留着这种记忆。旧书纸脆,撕是不行的,乃一一用小刀裁去。
  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我发现在有些书签备注栏内,写有“珍贵二等”字样,使我为之一惊。
  “二等”一词,本无高尚之义。过去妓院之茶室,即称二等。解放后,天津有用自行车后衣架驮人送客者,亦称二等,虽不明义由何来,然不能不叹造词之妙。总之,二等与二级含义相同,皆有贬义。
  但前面有“珍贵”二字,这又使我有些高兴,我竟然有了珍贵之书,也不枉当年“书的梦”了。
  被封为珍贵二等之书,计有:一、《郋园读书志》,排印本,共十八册。
  二、《太平广记》,宣纸影印明刊本,十套,共六十册。
  三、《说郛》,涵芬楼排印本,四套,共四十册。
  四、《流沙坠简》,罗振玉印本,二套,共三册。
  五、《四六法海》,明刊本,有抄配,共十二册。
  六、《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共八册。
  七、《国朝书画家笔录》,铜活字排印本,共八册。
  八、《新刊全相奇妙注释西厢记》,宣纸影印明刊大本,一套,共二册。
  九、《太平御览》,影印精装本,共四册。
  高兴之余,我又有些遗憾:难道我的藏书中,就没有一种可以评为一等——即一级的吗?后来一想,恐怕还是有的。落实政策,他们既然把这些“二等”发还了,可见还不是他们眼中之最珍贵者。只有一部《金瓶梅》影印本,他们拖拉不肯发还。经我多次交涉,才不得已还我,还造谣说:“他什么不要都可以,唯独不放松《金瓶梅》。”其实,不放松的是他们。因此,我断定他们是给我评了个“一级”的。虽非职称,也够光荣的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七日清晨
  第二辑耕堂读书记
  关于《聊斋志异》
  我读书很慢,遇到好书好文章,总是细细咀嚼品味,生怕一下读完。所以遇到一部长篇,比如说二十万字的书,学习所需的时日,说起来别人总会非常奇怪。我对于那些一个晚上能看完几十万字小说的人,也是叹为神速的。
  《聊斋志异》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断断续续读了若干年。那时,我在冀中平原做农村工作,农村书籍很缺,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掠,成本成套的书是不容易见到的。不知为了什么,我总有不少机会能在老乡家的桌面上、窗台上,看到一两本《聊斋》,当然很不完整,也只是限于石印本。
  即使是石印本的《聊斋》吧,在农村能经常遇到,这也并不简单。农村很少藏书之家,能买得起一部《聊斋》,这也并非容易的事。这总是因为老一辈人在外做些事情,或者在村里经营一种商业,才有可能储存这样一部书。
  石印本一般是八本十六卷。这家存有前几本,过些日子,我又在别的村庄读到后几本,也许遇到的又是前几本,当然也不肯放过,就再读一遍。这样,综错回环,经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
  最初,我是喜欢比较长的那些篇,比如《阿绣》、《小翠》、《胭脂》、《白秋练》、《陈云棲》等。因为这些篇故事较长,情意缠绵,适合青年人的口味。
  书必通俗方传远。像《聊斋》这部书,以“文言”描写人事景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读者面。但是,自从它出世以来,流传竟这样广,甚至偏僻乡村也不断有它的踪迹。这就证明:文学作品通俗不通俗,并不仅仅限于文字,即形式,而主要是看内容,即它所表现的,是否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情感相通,而为他们所喜闻乐见。
  《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它的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已经铸为一体。因此,即使经过怎样好的“白话翻译”,也必然不能与原作比拟。改编为剧曲,效果也是如此。可以说,“文言”这一形式,并没有限制或损害《聊斋》的艺术价值,而它的艺术成就,恰好是善于运用这种古老的文字形式。
  过去有人谈过:《聊斋》作者,学什么像什么,学《史记》像《史记》,学《战国策》像《战国策》,学《檀弓》像《檀弓》。这些话,是贬低了《聊斋》作者。他并不是模拟古人古书,他是在进行创作。他在适当的地方,即故事情节不得不然的场所,吸取古人修辞方法的精华,使叙事行文,或人物对话,呈现光彩夺目的姿态或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是水到渠成,大势所趋,是艺术的胜利突破,是蒲松龄的创造性成果。
  行文和对话的漂亮修辞,在《聊斋》一书中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非同凡响的修辞,是《聊斋》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接受前人的遗产,蒲松龄的努力是广泛深远的。作为《聊斋》一书的创作借鉴来说,他主要取法于唐人和唐人以前的小说。宋元明以来,对他来说,是不足挂齿的。他的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之强,无以复加的简洁精炼,形成了《聊斋》一书的精神主体。
  在哲学意义上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又起很大的反作用,即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这一般非只就一部作品完成了它的创作形态以后而说的,是指创作的全部过程。一种内容可以有各种形式,有成功或失败的形式。决定艺术作品成功与失败的,是作家对这一内容的思想、体验、选择和取舍,即艺术的全部手段。
  汉代是一历史内容,它有《史记》和《汉书》两种不同的形式,各有千秋。另外还有许多不能完整流传下来的汉书,不能流传,自然是一种失败。
  同样,《聊斋》所写,很多内容,是古已有之的。神怪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汗牛充栋的。但是蒲松龄在这一领域,几乎是一人称霸。
  什么原因?我在陆续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不能不想到这个问题。
  鬼神志怪书,晋及六朝已盛行。真正成为文学创作,则是唐开元天宝以后的事。著名的作家有沈亚之、陈鸿、白行简、元稹、李公佐等。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明显地影响了《聊斋》。
  唐人小说,包括大作家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在内,在创作上形成一个新的起点,继往开来,为中国短篇小说开扩出一种全新的境界。
  唐人小说的特点:
  一、很多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为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平凡人物作传。在这些传记性的作品里,都有鲜明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性格,表明深湛的哲学道理,生活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它不再侈谈神怪,也不空谈因果。
  二、他们不再把“小说”当作奇怪见闻、游戏文章,轻率地处理。而是郑重其事,严肃周密地去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都含有人生和社会的重大命题。他们的故事生动曲折、主题鲜明突出,人物活泼可爱。他们从简单重复的神奇怪异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这一时代的小说,现实主义的内涵特别突出显著。
  三、唐代小说作者,也都是诗人,他们非常重视语言的艺术效果。在他们的散文作品里,叙事对话,简洁漂亮,哲理与形象交织,光彩照人。
  这些特点,在宋元的同类作品中,逐渐减弱。一些作者,在小说中,有意卖弄才情,塞进大量无聊诗词,破坏小说的组织,使小说充满酸气。到了明末,好的传统可以说是消磨殆尽了。
  《聊斋》一书,追溯唐人的现实主义源头。它把一束束春雨后的鲜花,抛向读者。
  《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成就,必然和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据有关材料,蒲松龄的主要生活历程为:一、明崇祯十三年,生于山东淄川县满井庄。
  二、少有文才,但屡困场屋。
  三、曾短期到江南宝应县任幕宾。
  四、长期馆于同邑名人家。
  蒲松龄在宝应县,只有一年多时间。他活了七十六岁,可以说,他整个一生是在故乡度过的。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人物众多,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最大最深的源泉,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尽宝藏,是国家经济政治最大的体现场所。所谓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语言,对创作《聊斋》来说,都是宏伟的基础。蒲松龄这个生活根据地,可以说是长期而牢固的了。古今中外,凡是伟大的作家,没有不从农村大地吸取乳汁的。
  在名人家坐馆,教授几个生徒,是很轻松的工作。他有充分的时间,从事采访、思考、观察和写作。鲁迅说:有闲不一定能创作,但要创作,则必须有一定的余闲。过于穷困,则要忙于衣食;过于富贵,则容易流于安逸。
  蒲松龄过的是清寒士子的生活,他兼理家务,可得温饱,因此,他可以专心著书。
  到江淮旅行一次,对他创作也是有利的。往返途程,增加不少实际见闻,体验了各处风土人情,交了不少新的朋友,并收集到很多奇闻异事,作为他以后创作的素材。我们在《聊斋》中,常常见到一些江淮情景,就是此行的收获。
  《聊斋》的题材,故乡的材料,占很大比重,包括历史传闻和亲身经历。
  他也从古代记事中取材,但为数不多。
  蒲松龄在文学修养方面,取精用宏。中国的志异小说,有《太平广记》等专集,供他欣赏参考。但绝不限于此,他对于经史子集中的记事,无不精心研讨,推陈出新,汇百流为大海。
  在技巧准备方面,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据现有的材料,他曾写了文集十三卷;诗集五卷,又有续录;词集不分卷;杂著五册;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四种。
  这些著作的总字数,大大超过了《聊斋》的字数,但总观一过,虽然都有独具风格的才情和内容,其成就皆不及《聊斋》。文绝一体,天才孤诣;参天者多独木,称岳者无双峰。蒲松龄倾其才力于一书,所遗留人间的,已号洋洋,我们还能向他多求吗?这些著作,对蒲松龄创作小说,都可以说是准备。
  《聊斋》很多篇写了狐鬼,现实主义力量,使这些怪异成了美人的面纱,铜像的遮布,伟大戏剧的前幕,无损于艺术的本身。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是很动乱和黑暗的,时代迫使作家采取了这种写法。作家在创作上,实际突破了时代和环境的樊篱。有很多作品,具备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无情地对社会做了揭露和批判。他写的狐鬼,多数是可爱可亲近的。他把一些动物,比如狐、獐、猫、鼠;飞禽如鸽、鹌鹑、秦吉了;水族如鱼、蛙;虫类如蟋蟀、蝇、蝶,都赋与人的性格,而带有它们本身的生活特征。他对于植物,如菊、牡丹、耐冬的描述,尤其动人。他对于各种植物的生态,有很细致的研究。大如时代社会,天灾人祸;小如花鸟虫鱼,蒲松龄都经过深刻的观察体验,然后纳入他的故事,创作出别开生面、富有生机、饶有风趣的艺术品。在这部小说里,蒲松龄刻画了众多的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这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
  这是一部奇书,我是百看不厌的。而蒋瑞藻作《小说考证》,斥之为千篇一律,不愿再读。他所指盖为所写男女间的爱情以及女子之可喜可爱处。
  如此两端,在人世间实大同小异,有关小说,虽千奇百态,究竟仍归千篇一律,况《聊斋》所写,远不止此。蒋氏做考证,用力甚勤,而于文学创作,识见如此之偏窄,不知何故。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喜爱那些更短的篇,例如《镜听》。
  同时,我也喜爱“异史氏曰”这种文字,我以为是直接承继了司马迁的真传。
  蒲松龄也是发愤著书,终其生,他也没得见到他自己的辛勤著作印刷出版。
  粗略地谈过这部名著,我们从作品和作家那里,能获得哪些有益的经验教训呢?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红楼梦》杂说
  清兵的入关,使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新的、畸形的变化。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广大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榨,更加深重了。汉人变成了旗人的奴隶,原来的地主阶级,把所受旗人的剥夺,转嫁给他们的奴隶——农民。随龙入关的,数以百万计的控弦之士,连同他们为数众多的家属,不劳而食,拥有庄园、商业、作坊。
  统一全国后,上层统治者中间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父子兄弟之间,倾陷残杀。因此,就愈严等级之分,上下之别,层层统制,互相监视。政治方面的这种风气,由宫廷而官场,由官场而散布于社会,形成观念和风习。
  《郎潜纪闻》一书中记载:在这一时期,每年只京城一地,旗人的奴仆,因不堪虐待,自杀身死,申报到刑部的,就数以千计。其隐瞒不报,或贫病而死的,还不知有多少。这一广大的奴隶群,身价之低贱,命运之悲惨,走投之无路,已经可见一斑。
  旗人除强占土地、房屋、财产以外,还将大量的奴隶,收入他们的府内。
  其中包括大量的男女小孩,多数是京畿一带农民的子女。
  这些奴隶,也把他们的社会关系,生活习惯,民间语言,民间传说,带进宫廷、官府,如此就大大丰富了像曹雪芹这些人的生活知识和语言仓库。
  清代统治者原来也设想,就保持他们的无文化或低文化状态,并在汉民中也推行这种愚民政策,以弓马的优势统治中国。但这是不可能的。文化对于人民,如同菽粟,高级的进步的文化,必然要影响低级落后的文化,而促使其进步,必然要像水向低处流,填补其空白处。
  雍、乾时期,旗人的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皇帝三令五申,也阻止不住它的飞速发展。皇帝愿意他的旗下奴隶,继续练习弓马,准备为朝廷效力。(就像贾珍教训子弟那样。)限制他们与汉人文士交接往来,养成舞文弄墨的恶劣习惯。但他们却非要吟诗作赋,写字画画不可。他们不事生产,养尊处优,在中国文化的美丽奇幻的长江大河之中,畅游不息,充军杀头,也控制不住这种趋势。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那么多的八旗名士。
  这一部分人,对于他们面临的现实生活,政治设施,社会现象,有较深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也具备了一定的表现能力。而曹雪芹无疑是这些人中间的佼佼者。
  当然,曹雪芹感受最深的,是他本阶级的飘摇以及他的家庭的突然中落。
  大家知道,在雍、乾两朝,像曹家这种遭遇,并不是个别少见,而是接踵而来,司空见惯的。雍正皇帝,以抄臣民的家,作为他主要的统治手段,并且直言不讳,得意洋洋,认为是一种杰作。他刻薄寡恩,利用奸民家奴,侦察倾陷大臣;用朱批谕旨,牵制封疆;用圣谕广训,禁锢人民思想,使朝野上下,日处于惊惶恐怖之中。曹家的亲友,就不断发生类似的飞灾横祸。
  曹雪芹面对这种现象,他思考、探讨、并企图得到答案:什么是人生?
  人生为何如此?
  他从现实生活中,归结出一个普遍的规律:生活在时刻变化,变化无常,并不断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决定人生命运的,不是自己,而是外界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有时可知,有时不可知。他痛感身不由主,“好”“了”相寻,谋求解脱,而又处于无可奈何之中。
  在命运的轮转推移中,遭逢不幸,并不限于下层,也包括那些最上层——高官命妇、公子小姐。曹雪芹的思想是入世的,是热爱人生的,是赞美人生的。他认为世界上有如此众多的可爱的人物和性格,他为他们的不幸流下了热泪,以至泪尽而逝。
  是的,只有完全体验了人生的各种滋味,即经历了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兴衰成败,贫富荣辱,才能了解全部人生。否则,只能说是知道人生的一半。
  曹雪芹是知道全部人生的,这就是红书上所谓“过来人”。
  历史上“过来人”是那样多,可以说是恒河沙数,为什么历史上的伟大作品,却寥若晨星,很不相称呢?这是因为“过来人”经过一番浩劫之后,容易产生消极思想,心有余悸,不敢正视现实。或逃于庄,或遁于禅,自南北朝以后,尤其如此。而曹雪芹虽亦有些这方面的影子,总的说来,振奋多了,所以极为可贵。
  因此,《红楼梦》绝不是出世的书,也不是劝诫的书,也不是暴露的书,也不是作者的自传。它是经历了人生全过程之后,在丰富的生活基础上,产生了现实主义,而严肃的现实主义,产生了完全创新的艺术。
  我们可以用陈旧的话说:《红楼梦》是为人生的艺术,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
  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重写
  《庄子》
  在初中读《庄子》,是谢老师教课。谢老师讲书,是用清朝注释家的办法。讲一篇课文,他总是抱来一大堆参考书,详详细细把注解写在黑板上,叫我抄录在讲义的顶端。在学校,我读了《逍遥游》、《养生主》、《马蹄》、《胠箧》等篇。
  老实说,对于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有一时期,很喜欢它的文字。《庄子》一书,被列入中国哲学的经典著作,当然是很深奥的。
  我不能探其深处,只能探其浅处。
  我以为,庄生在写作时,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讲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还不是韩非子所称的那种“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种似是而非、可东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图欺骗“愚昧”之人的。
  像《庄子》这样的书,我以为也是现实主义的。司马迁说它通篇都是寓言。庄子的寓言,现实意义很强烈。当然,它善于夸张,比如写大鸟一飞九万里。但紧接着就写一种小鸟,这种小鸟,“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描写得更加具体,更加生动活泼。因为它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因此我们看出,庄子之所以夸张,正是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在书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们习见的事物,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传统,从庄子到柳宗元,我以为是中国散文的非常重要的传统。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谈话,涉及这方面的问题,简记如下:客: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
  主:是的,我近来不大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客:什么原因呢?
  主: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
  客: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主: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
  我们读书,即使像《庄子》这样的书,也应该首先注意它的现实主义成分,这对从事创作的人,是很有好处的。从事哲学研究的人,着眼点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们反映的历史生活的真实细节,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基础所在。
  我现在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这是很好的读本。他在序中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
  对于这种话,我是不大相信的,至少,很难做到吧!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是背道而驰的。
  这位谢老师,原是新诗闯将,自执教以来,乃沉湎于古籍,对文坛形势现状,非常茫然,多垂询于我辈后生。我当时甚以为怪,现在才悟出一些道理来。
  曹丕《典论·论文》
  除去诗,曹丕的散文写得也很好。他的《典论》,虽然只留下一些断片,但读起来非常真实生动。例如他记郤俭等事,说:颖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各,餐伏苓,饮寒水,中泄痢,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竟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
  “逐声”就是庄子说的“吠声”,就是“以耳代目”,这种人有时被称为“耳食之徒”。他们是不进行观察,也不进行独立思考的。在我国,类似这种历史记载是很多见的。
  这种社会现象,有时可形成一种起哄的局面,有时会形成一种持续很久的社会浪潮。当它正哄动的时刻,少数用脑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虚妄的,那样就会担很大的风险。因此,每逢这种现象出现,诈骗者会越来越不可一世,其“功业”几乎可以与刘、项相当。但总归要破灭。事后,人们回想当时狂热情景,就像是中了什么邪一样,简直不值一笑了。
  考其原因:在上是封建****,在下是愚昧无知。这两者又是有关联的。
  他所记情状,不是也可以再见于一千多年以后的社会吗?历史长河,滔滔不绝。它的音响,为什么总在重复,如此缺少变化呢?还有他遗令薄葬的文章,《典论》中记述青年时和别人比较武艺的文章,也都写得很好。
  曹丕幼年即随魏武征讨,武攻文治,都有经验,阅历既多,所论多切实之言。这些方面,都非公子曹植所能及,被确定为世子,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的《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规律的文论。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个道理,论列了当代作家,谈到各种文章体裁,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见解,成为不朽的名论。
  创作者触景生情,评论家设身处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为五官中郎将,后为皇帝。他把同时代的作家,看作朋友,写起评论来,都以平起平坐的态度出之。所评中肯切实,功过得当。富于感情,低回绵远,若不胜任。
  《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等篇,因此传流千古。及至后人,略有官职,便耀威权,所作评论,乃无价值。文人虽有时求助于权威,而权威实无补于文艺。陆机《文赋》在中学时期,有两种古代文学形式,没有学好。一是楚辞;一是汉赋。
  一直到现在,总是对它们不太感兴趣,也不能得其要领。抗日时期,有一位姓梁的女孩子,从北平出来到解放区,就学于我教课的地方。她热情地送给我一本《楚辞》,是商务印的选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里迢迢,把这本书带到延安,一次水灾,把书冲到了延河里,与其作者同命运。
  司马相如、扬雄的赋,近年念了一些,总是深入不进去。才知道,一门功课,如果在幼年打不下基础,是只能老大徒伤悲的。
  在读晋赋的时候,忽然发见陆机的作品,和我很投缘,特别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赋》两篇。
  《吊曹孟德文》,我记得鲁迅先生曾两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见也是很爱好的。
  此文是陆机因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遗令遗物,深有感触而后作。事迹未远而忌讳已无,故能畅所欲言,得为杰作。但这究竟是就事实有所抒发,不足为奇;《文赋》一篇,乃是就一种意识形态而言,并以韵文出之,这就很困难。
  中国古代文论,真正涉及到创作规律的,除去零篇断简,成本的书就是《文心雕龙》。《文赋》一篇,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又因为陆机是作家,所以在透彻切实方面,有些地方超过了刘勰。
  这篇赋写到了为文之道和为文之法,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为文前多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体会感受;对结构的安排和文字的运用;写作时的甘与苦,即顺畅与凝滞,成功与失败。
  自古以来,论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论多成偏见;或从来没有创作,识见又甚卑下,所论多隔靴搔痒之谈;又或本身虽亦创作,并称作家,论文反不能从实际出发,故弄玄虚,如江湖卖药者所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
  致使后来者得不到正确途径,望洋兴叹,视为畏途。像《文赋》这样切实,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是很少见的。这种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谈。
  前几年,我借人家的书,把这篇赋抄录一过。并把开头一段,请老友陈肇同志书为条幅。后因没有好的裱工,未得张挂。
  《三国志·关羽传》
  自《春秋》立法,中国历史著作要求真实和简炼。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生命,传为美谈。微言大义的写法,也一直被沿用。但是,读者是不厌其详的,愿意多知道一些。于是《春秋》之外,有三家之传,而以左氏为胜。司马迁参考《国语》、《战国策》等书,并加实地考察,成为一家之言的《史记》,对于人物和环境的描写,更详尽更广阔了。它适应了读者的需要,而使历史与文学,异途同归,树立了史学的典型,并开辟了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历史强调真实,但很难真实。几十年之间的历史,便常常出现矛盾,众说纷纭,更何况几百年之前,几千年之前?历史但存其大要,存其大体而已。
  我国的历史,在过去多为官书,成书多在异代。这种做法,利弊参半,一直相沿,至于《清史稿》。
  《三国志》在史、汉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号为良史,裴松之的注,实际起了很大作用。但历代研究者,仍以志为主据,注为参考。后来,历史演变为文学作品,则多采用裴注,因为这些材料,对塑造人物,编演故事,提供了比较具体生动的材料。
  史书一变而为演义,当然不只《三国演义》一书。此外还有《封神演义》,以及虽不用演义标题,实际上也是演义的作品。
  演者延也,即引申演变之意。但所演变也必须是义之所含,即情理之所容。完全出乎情理之外,则虽是文学创作,亦不可取。就是说,演义小说,当不背于历史环境,也不背于人物的基本性格。
  当然,这一点有时很难做到。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夸张,而夸张有时是瞒天过海,无止无休的。文学作品的读者,也是喜欢夸张的,常常是爱者欲其永生,憎者恨其不死。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部演义小说,能适当掌握尺寸,就很困难了。
  《三国演义》一书,是逐渐形成的,它以前有《三国志平话》;还有多种戏曲。这部书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流传之广,也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在农村的一家小药铺,在城市的一家大钱庄,案首都有这一部“圣叹外书”。
  在旧社会,这部书的社会影响甚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谋士以其为智囊,将帅视之为战策。据说,满清未入关之前,就是先把这部书翻译过去,遍赐王公大臣,使他们作为必读之书来学习的,其重要性显然在四书五经之上。
  在陈寿的《三国志·蜀志》中,《关羽传》是很简要的:关于他的为人,在道义方面,写到他原是亡命奔涿郡,与刘、张恩若兄弟,“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终不负先主。
  关于他的战绩,写到在“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写到他诛颜良,水淹于禁七军。
  关于他的性格,写到诸葛亮来信说马超“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大悦,以示宾客。
  关于他与同僚的关系,写到他与糜芳、傅士仁不和,困难时,众叛亲离。
  关于他对女人的态度,本传无文字,裴注却引蜀记说: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关于他的应变能力,写到他因为激怒孙权,遂使腹背受敌,终于大败。
  他这一败,关系大局,迅速动摇了鼎足的平衡,使蜀汉一蹶不振,诸葛亮叹为“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者也。
  陈寿写的是历史,他是把关羽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写的。这样写来,使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长处;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活生生的人。
  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关羽,而不是其他的人,他同别的人,明显地分别开来了。我们既然准确认识了这样一个人,就能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吸取经验,对他发生真正的感情:有几分爱敬,有几分恶感。
  《三国志平话》,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六。《三国演义》,关羽个人的回目有十,其中二十五回至二十七回,七十三回至七十七回,回目相连,故事趋于完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及此书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中国旧的传统道德,包含忠孝节义;在历史观念上,是尊重正统。《三国演义》的作者,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使他在这一部小说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于是,在文学和民俗学上,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
  这一尊神还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旧时民间,一般人家,年前要请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贴在锅台旁边的,整天烟薰火燎;一幅就是关老爷,他的神龛在房正中的北墙上,地势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释、道、俗各家,神像分数行、各如塔状。排在中间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这位关羽,则身居中间最下,守护着那刻着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态倨傲,显然是首席。
  在各县县城,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孔子,那里冷冷清清,很少有群众进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至圣先师的牌位。
  武庙就是关羽,这里香火很盛,游人很多,因为又有塑像,又有连环壁画,大事宣扬关公的神威。
  关羽庙遍及京城、大镇、名山、险要,各庙都有牌匾楹联,成为历代文士卖弄才华的场所。清朝梁章钜所辑《楹联丛话》中,关庙对联,数量最多,有些对联竟到了头昏脑热,胡说八道的田地。
  当然,有人说,关羽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清朝的政治需要。这可能是对的。神虽然都是人造出来的,但不经政治措施的推动,也是行之不远的。
  幸好,我现在查阅的《三国志》,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这个本子是据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开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现原文抄录: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
  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
  从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日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这就不仅是胡说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强加于人了。
  至于在戏剧上的表现,关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专用的服装、道具;他出场之前,要放焰火;出场后,他那种庄严的神态,都使这一个角色神秘化了。
  但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种转化现象,小说起了一定作用。老实说,《三国演义》一书,虽如此煊赫,如单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是不及《水浒》,甚至也不及《西游记》的。《水浒》、《西游记》虽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学创作,是真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三国演义》,则是前人所讥评的“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一部小说。
  把真人真事,变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主张,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认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写得生动。有些作者,既缺少识见,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写,加上很多想当然,而美其名曰报告文学。这其实是避重就轻,图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三国志·诸葛亮传》
  本传与小说,出入较大的,还有诸葛亮。小说和戏剧上的诸葛亮,几百年来在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即所谓摇羽毛扇的人物。还影响了其他历史小说,几乎各朝各代,在争战交替之时,都是这样一个军师:《封神演义》的姜子牙,《水浒传》的吴用,瓦岗寨起义的徐茂功,明朝开国的刘伯温等等。
  诸葛亮在本传里,是一个非常求实的人,是一个实干家。陈寿奉晋朝之命修《三国志》,蜀汉为晋之敌,但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我以为还是很客观,实事求是的。他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综览陈寿所记,诸葛亮的一生,功劳固然很大,失败和无能为力之处也不少。最后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条件所致。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说孙权,前后出师表,高瞻远瞩,文词质朴,情真意诚,叮咛周至,感动百代,成为名文。
  他死以后,人民哀其处境艰难,大功未竟,敬仰他鞠躬尽瘁的精神,追思怀念,千古不衰。人民愿意看到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形象。但《三国演义》和一些戏剧,把这一人物歪曲了。
  最失败的是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把他写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于妖了。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对后主反复说明,世事难以逆料,举出当时很多事例,完全是科学态度。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
  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创造英雄人物,扬励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
  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创造英雄人物,反倒成了很容易的事。今天在文学艺术中,假诸葛亮的形象,还是不少的。虽不羽扇纶巾,坐四轮车,但也多是口中念念有词,不断发誓赌咒,一言而天下定的。
  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缘督庐日记钞》
  《缘督庐日记钞》长洲叶昌炽著,王季烈辑,上海蟫隐庐石印,十六册两函。前有目录,始自同治庚午,终于民国丁巳。
  叶昌炽是一个学者,他著的《语石》,是研究石刻的,体裁很好,很有见解的书,商务印书馆列为国学基本丛书之一。他著的《藏书纪事诗》,搜采藏书逸事典故,甚为完备,诗亦典雅。这个人做学问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代潘祖荫家编的丛书,校勘精细,惜字体太肥大,这恐怕和他的视力不佳有关。
  他只是一名翰林,出任过学政,没有做过显要的官。
  他的日记是摘钞,数量已经可观,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兴趣的,是经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记,几乎有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他是金石家,把范围定得很小,很具体,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别精细。
  他是经幢的专门收藏家、鉴赏家、学者。在这一范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治学方法,是很值得学习的。
  他也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但所记亦寥寥。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京,他是目击者,所记一般,无可采择,甚为可惜。
  这是一位保守派,对革命以后的社会生活,甚为不满。民国后,他还常穿戴翰林的服装,出门去给人家“点主”,遭到群众的围观讥笑,使他颇为难堪。可谓不识时务。
  颇似一书呆子,然又自负知人之明。长沙叶德辉去与他联宗,遭到他的拒绝。据他说,是看到叶德辉的眼睛里,有一种不祥之光,断定他不得好死。
  不幸而言中,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术了。
  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
  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
  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此记我未购买正本,只有《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及《越缦堂詹詹录》二册。后者为作者之侄所辑录,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绮楼日记》,为涵芬楼排印本,两函三十二册,印制甚精美。
  越缦所记,多京居琐事,可见此人生活、性情。但涂抹太多,阅读不便。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自由云龙辑出后,此记遂可覆瓿。湘绮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正像他自谦的,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及越缦堂之有统系。此外,新印的《林则徐日记》,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实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可以断定,这些大部头的日记,经过时间考验淘汰,千百年后,也就所剩无几了。目前所以是庞然大物,只因为还是新出笼的缘故。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日记》,董康《东游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后一种,为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后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
  但我只是浏览,所获仅仅如上。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1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于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后,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前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
  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么好处,看看别人怎么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著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风俗淳朴,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于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 “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1 ①原题为《清代文献(一)》,收入本书时由编者拟了题目。
  籍流落何方。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后,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购、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购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后,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
  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鲁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以后办理《四库全书》的重点,就转移到审查和销毁违碍之书上去了。
  清代办理《四库全书》,今日平心论之,有功有过,应该说是功大于过。
  这一措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认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对中国文化,当然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但并不是毁灭,并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还是要保存、整理、传播文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横扫。它的整理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周密组织,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督课甚严,赏罚甚明。它用的人员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时孚众望的,并由许多大员统领之。对于编辑、审查、校对、印刷、装订,都很考究,积累很多宝贵经验。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辉。
  即就销毁而言,在书籍中究系少数,并有抽毁、全毁之别。此外,销毁的根据,是违碍,是诋毁本朝。这种定罪法,还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这方面的书籍,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提出海阔天空的口号,随意罗织任何书籍者可比,所用的行政办法。审阅者为学者,当然他们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才定去取,并非发动无知无识者,造成疯狂心理,群起堆书而拉杂烧毁之。
  尝思书籍之危,还不在历史上的焚书禁书,以及水、火、兵、虫之灾。
  因为书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时之效,过后被焚被禁的都会再出现。清朝禁书那么多,真正绝灭的很少。最危险的,是像林彪、四人帮所为,以“革命”为旗号,利用军事政治威力,迫使群众以无知为荣,与文化为敌。当然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时,人民总是需要文化的,能够觉悟的。
  历史文化,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统治者,狃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学说,错以为人民越愚昧,越好驱使,越能战斗,进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图毁灭历史文化,以延长其个人统治。把人民赶进黑暗的闸门,把学者挤到万丈的深渊,如此做法,其结果是毁灭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毁灭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
  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后,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读《宋文鉴》《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荒马乱之后,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征传引》,使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历观各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幸,都已购存插架。
  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后,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卷首太史成公编宋文鉴始末)
  他这些话,对编辑断代文学总集,是值得参考的,是合理可行的。
  这部书的编辑,是由宋孝宗提起,由宰臣荐举人材。吕祖谦受命以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编成了。因劳致疾,皇帝存问赏赐,并加封官爵。
  历代编辑大部头书籍,都是由皇帝出面,委派大臣领其事,并组织书局,对编辑人员,待遇优厚,事成之后,都论功行赏。这也是历代皇帝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团结使用的方法。朝野上下,都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隆重,参与者以地处清要,感到光荣。宋之编辑上面提到过的几部大书,明之编辑《永乐大典》,清之编辑《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无不如此。但有赏也有罚,不称职或弄出差错,都受处分。
  《宋文鉴》的规模小,又在偏安之时,并无其他编辑人员列名,可能就是吕祖谦一个人在那里干。后来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总是用一些皇子、大臣领衔,不做实事,空得名誉。但既是奉敕编书,在圣旨下办事,还是郑重其事,要负一点责任的。
  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一下子联想到,三十年代良友编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由书店聘请几位权威作家,分担各个文体的编选工作。其工作方式,是由书店先把有关材料送给编选者,由他亲自选好,然后作一序文,置于卷首,说明他编选的尺度和对已选各篇的评价。序文都写得非常认真精彩。例如鲁迅编选的小说二集,就是如此。编选者都亲自下手,用了很大功夫,注入了很多心血,有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书店投入的人力并不多,几乎是赵家璧一个人在那里跑上跑下。但书印得很成功,成为一代文献。
  近几年来,各地编辑文学总集之风,又盛了起来,或以时代分,或以文体分,这自然是好现象。但常常不是由出版社出面,而是由一个什么编委会出面。这个编委会,自然都是名流,人员众多,机构庞大,但做实事的人好像不多。所需材料,常常不是自己去找,而是通知作品有可能被选的作家提供,有时还要求提供单面的印件,附带填写履历表,作品发表年月等等。主编者不直接从原始材料选稿,而是经过下面的人层层上交,最后定稿,这还能看出主编的取舍吗?有的甚至委托地方选稿,然后汇集上报;有的干脆请作家自选。这样一来,委员们岂不与过去那些空列头衔的太子太保,没有多大区别了吗?
  这是编选方面的大概情形。至于出版周期之长(一般出版社,出一本书,正常周期是一年另六个月,有的要三年四年不等),校对之不负责,装订之不善,铅字的模糊,排版的不整齐等等技术问题,就先不用去谈,等待改革吧!
  考察一下历史,一代文化成果的大小有无,常常与那一朝代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有直接关系。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我们应该负责地出版一些从内容到形式,从质到量都是第一流的书籍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日下午
  读《沈下贤集》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著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余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刻的书很有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下来。一看细目,都是一些偏僻、零碎的书,对我有用的东西很少。唯其中有《沈下贤集》二册,这倒是我久想得到的书,因此,虽然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堆闲物,也就不觉得后悔了。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这说明此书过去只有钞本传流,而观古堂刻本,不只是近年首刻之本,而且也是值得重视的本子了。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总目说,他为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而称赞他的志趣为:“盖亦戛然自异者也。”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么大作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上李谏议书》、《上冢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
  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这三篇,也都载于《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
  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他对自己的才能很自负,屡次直言不讳。在《文祝延》一文中,他又说:“或谓军副者亚之,能变风从律,善阐物志。”
  善感物态,善阐物志,都是说善于体会,善于描写。窈窕之思,则是描写中的作者的情思,也就是感情。
  他有一篇人物传记,题为《冯燕传》。全文四百五十五字,其最重要一段文章如下:
  燕伺得间,复偃寝中,拒寝户,婴还,妻开户纳婴,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转匿户扇后,而巾坠枕下,与佩刀近。婴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视,断其妻颈,遂持巾去。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面,他只用了六十九个字,写了三个人物,在这一危险时刻的举动、心理、感情。其中“燕卑脊步就蔽”六个字,写得活灵活现,人物情状,如在目前。
  我们不去评论文章中道德观念的是非,只是说明沈下贤体物传情之妙。
  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如果放在今天开拓型作家手里,至少可以写成十万字的中篇小说。
  我们说,唐代散文和唐代的诗歌一样,文字语言的修养和成就,达到了真美善的高度。这一高度,非宋人可比,元明勿论,也非蒲松龄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比。《聊斋志异》纪事,固有其文字之妙,但和唐人纪事比较,仍见其人为的痕迹。唐人纪事,一出天然,朴实无华,而真情毕见。作者能用最简练的文字,表达人物最复杂的心理,不失其真,不失其情。读者并不觉得他忽略了什么,反而觉得他扩充了什么,使人看到生活的精华和情感的奥秘。在描述中间,使读者直面事物,而忘记作者的技巧;只注意事物的发展变化,绝不考虑作者的情节构思。这才可以叫做出神入化。
  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状态返朴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说:“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达到这种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有作家的志趣和主张。沈下贤有一篇《答学文僧请益书》,说到下面一个故事:古时有个锻金的匠人,能制各种金器,才智还用不完。但他的日子过得很苦,弟子相率而笑之,说:“师傅的手艺可算高超,但你的收获,反不如烧土窑制瓦器的人,这是什么缘故?”
  金匠对曰:
  “烧制瓦器的人,操劳简单,看利也薄。他的制品是卖给世俗用的,早晨买去,晚上也许破了,就回来再买一件。所以他的买卖总是很兴隆,也就致富了。我的职业不同,我要苦思冥想,设计琢磨,一器成功,别人买去,就可以用一辈子,不用再置。所以我这里总是门前冷落,吃不饱饭。”
  沈下贤是把文学看作“黄金之锻”的。因此,他的文章,能流传百世。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读《哭庙纪略》
  二十年前,买得商务印书馆辛亥年排印本《痛史》一部,两函共二十册。
  书上盖有湖南大学图书馆圆形印章,文内偶有墨笔批注,字迹细小劲秀,不知出自何家之手。有蛀洞,我曾用毛边纸逐一修补过,工程繁重,非今日心力可为。书套上标进货价为四元七角,我购书时,价则为十五元,盖经贾人屡次倒手。
  《哭庙纪略》为《痛史》之第二种。线装十二页,薄如小米粒,原定价一角。民国初年,印书尚如此不惜工本。如在今日,整部《痛史》,也不过平装一厚册了事。如要线装,每册定价,就不堪设想了。
  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拿在手里,轻如鸿毛。读时或走或立,或坐或卧,均甚方便。而字又为黑体四号,老年人最是适宜,所谓字大行稀,赏心悦目者也。读时很高兴,十五元没白花,经济效益实足当之。
  然书的内容,则甚凄苦,使人不忍卒读,屡屡放置,又重新拿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才读完。
  所纪为:清朝初年,江苏吴县有个姓任的县令,“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国课就是钱粮;比,实际就是刑讯。过去审案用刑,都叫比。《四部丛刊》中有一部书,叫《棠阴比事》。至于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么意思,则不甚了了。总之,他如此酷毒,打死了不少人,自己却从常平仓中,贪污了一千石米。
  当地一群秀才,对这个县令很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同情受害者,也可能有本身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顺治皇帝逝世,哀诏传到了这里,地方官设幕府堂,哭临三日。秀才们乘此机会,把文庙的门打开,哭庙,要驱逐县令。
  事情闹大,上司过问贪污一事,县令却说自己到任不久,无从得银,“而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这样又把巡抚攀扯了进去。
  但是,巡抚给皇帝上了一个疏。内容要点: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委巷。当哀诏哭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此疏一上,奉密旨,十八名秀才处斩,其中八个人包括金圣叹,妻子家产还要籍没入官。巡抚当然没事,县令也复了官职。他回到衙门,“谓衙役曰:我今复任,诸事不理,惟催钱粮耳!”变本加厉了。
  过去,有师爷、讼棍、刀笔之说,能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细玩此疏,可以领会其一二。其最大特点,为审时度势,激怒朝廷。当清初时,东南一带,还不巩固,时有叛乱。正在用兵,钱粮最为重要,聚众最为不法,秀才带头,尤触朝廷大忌。师爷们从这些地方入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劝写文章的同志,看看历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清朝的各种档案材料,还有皇帝的谕旨,例如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是很有好处的。这不是教人学打棍子,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常常是关系一人或许多人身家性命的文体。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金瓶梅》杂说
  从青年时起,《金瓶梅》这部小说,也浏览过几次了,但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老实说,我青年时,对这部小说,有一种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愿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就放下了。稍后,从事文学工作,我发见,从文字爱好上说,这部书并不是首选,首选是《红楼梦》。我还常常比较这两部书,定论:此书风格远不及《红楼梦》。
  今年夏季,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金瓶梅》的删节本。说它是删节本,就是区别于过去所谓的“洁本”。我过去读到的洁本,是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上连载的,虽未读完,但记得是删得很干净的。人文此本,删得不干净,个别字句不删,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对研究者有利,但研究者还是需要读全文。究竟哪一种删法好,不在这篇文章研究之例,不多谈。
  想说的是,我已是老年,高价买了这部书,文字清楚,校对也比较精细,又有标点,很想按部就班,认真地读一遍。这倒不是出于老有少心,追求什么****上的刺激;相反,是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做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
  我从来不把小说看作是出世的书,或冷漠的书。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也不会写出好的小说。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也不能写小说,更不能写好小说。“红”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标榜出世思想,最后引导主人公去出家,得到僧道点化,都是小说家的罩眼法。实际上,他是热爱人生的,追求恩爱的。在这两点上,他可能有不满足,有缺陷,抱遗憾,有怨恨,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
  自从唐代,小说这种文体,逐渐完善起来,就成为对人生进行劝惩的一种途径。在故事结构上,就常常表现一种因果。释道两家也都谈因果,在世俗中形成一种观念。但是,文学上的因果报应说,实际上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小者、不幸者的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并不如此。因为善恶的观念,有时并不稳定,有时是游离的,有时是颠倒的。这种观念受时代的影响,特别是经济、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随形势变化而变化。
  我并不反对,有些小说标榜因果报应。因果,就是现实发展、变化的规律。事物都有它的起因和结果。起因有时似偶然,然其结果则是必然。其间迂回、曲折,或出人不意,或绝处逢生,种种变化,都是事物发展的过程。
  作家能真实动人地反映这一过程,使读者有同感,能信服,得警悟,这就是成功之作。起于青萍之末也好,见首不见尾也好,红极一时,灯火下楼台也好,烟消火灭,树倒猢狲散也好。虽是小说家点缀,要之不悖于真实。兴衰成败,生死荣枯,冷热趋避,人生有之,文字随之,这是毫不足奇的。小说家常常以两个极端,作为小说结构的大布局,庸俗者可成为俗套,大手笔究竟能掌握世事人生的根本规律。在写因果报应的小说中,《金瓶梅》是最杰出的、最精彩的一部。它不是简单的图解和说教,它是用现实生活的生动描绘,来完成这一主题。
  历来谈《金瓶梅》者,每谓西门庆这一人物,实有所指,就是说有个真实的人做模特儿,这是可以相信的。很多著名小说中的人物,都有所依据。
  前人说“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也并非妄言。
  最古老的小说,主角多是神魔,稍后是帝王、将相。唐代传奇,降而描述人生,然主人多非平民,而是奇逸之士。《金瓶梅》始转向现实,直面人生,真正的白描手法,亦自它开始。
  《金瓶梅》选择了西门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族。用这个人和这个家族,联系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朝廷、官场、市井,各行各业,各种人物。
  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人物和场景,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局面,也是这一书开创起来的。
  《金瓶梅》运用了写实的手法,或者说是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不避繁琐。采用日常用语,民间谚语,甚至地方土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色彩和气氛,也是它的创造。
  这部小说保留的民间谚语,比任何小说都多,都精彩,它有时还用词曲韵语,直接代替人物的对话,或对事物的描写。
  作者选择一个暴发户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和时代有关的。通过这样的人物,表明明代中季社会的面貌和内涵,最为方便。外国小说,有只写一个普通农民,普通工人的,并不要求人物社会地位的显赫。中国小说的传统,则重视主要人物的社会地位及其联系面。用广泛的接触,突出时代的特性。
  《红楼梦》写的是八旗贵族,这是清初的时代特征。《金瓶梅》写的是山东清河县内,一个暴发户的生活史。每个封建王朝,都会产生一大批暴发户。
  元朝蒙古入侵,明朝朱元璋定统,都产生了自己的暴发户。暴发户不只与当时经济制度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必须投当代政治之机,与政治制度有关。
  它用市井生活做背景,这是明中叶社会生活的缩影。
  曹雪芹是八旗子弟,《金瓶梅》的作者,则属于下层。然其文化修养,艺术素质,观察能力,表现手段,都不同凡响,虽尚未考证出作者确实姓氏,但他一定是个大手笔。他是混迹于市井生活的人,不是什么显贵。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看得很清楚。他对这一社会充满憎恶之情,但写来不露声色,非常从容。他也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所以写了那么多露骨的淫亵文字。他力图全面表现这一社会,其目的当然不会是单纯的泄愤或报复。他是锐意创新的,他想用这种白描式的社会人情小说,一新读者的耳目,并引导读者面对人生现实。他的功绩不只在于他创造了这部空前形态的小说,而在于他的作品孕育了一部更伟大的《红楼梦》。
  不仔细阅读《金瓶梅》,不会知道《红楼梦》受它影响之深。说《红楼梦》脱胎于它,甚至说,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一点也不为过分。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产生的,任何天才的作家,都必须对历史有所借鉴。善于吸收者,得到发展,止于剽掠者,沦为文盗。
  《金瓶梅》所写的生活场景,例如家庭矛盾,婚丧势派,妇女口舌,宴会游艺,园亭观赏,诗词歌曲,无不明显地在《红楼梦》中找到影子。当然《红楼梦》作者的创作立意、艺术修养境界更高,所写有其独特的色彩,表现有其独特的个性,在多方面,都凌驾于《金瓶梅》之上,但并不能掩盖它的光辉。
  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做一些比较,简列如下: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是诉诸视觉的。它的语言,不再那样详细繁琐,注意了含蓄,给人以想象和回味。
  三、“红”语言的这种特点,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红”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感伤自己的身世,追忆过去的荣华。在写作中,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是热的,无论是痛哭,或是欢乐。
  而“金”的作者,所写的是社会,是世态,是客观。“金”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毛发毕现,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嘲讽的味道。这一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
  四、“金”的写法,更接近于自然主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较之“红”,是少得多了。对于世态人情,它企图一览无余地倾倒给读者:“你们看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猥亵场面,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扔出来的。
  而“红”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都精心筛选过,在艺术要求上,做过严格的衡量。即使写到男女私情,也做了高明的艺术处理,虽自称为“意淫”,然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他在谈到淫秽小说《绿野仙踪》时说:“即中年人亦岂可阅!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这些淫秽文字,在“金”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
  五、因此,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就其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是当之无愧的。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他的信条,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要得富,险上做”。他除去谋求官职,结交权贵(太使、巡按、御史、状元),也结交各类帮闲、流氓打手,作为爪牙。他还有专用的秀才,为他歌功诵德,树碑立传。他开设当铺、绸缎铺、生药铺,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他放官债,卖官盐,官私勾结,牟取暴利。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娶孟玉楼,又得了一大批财产。
  这是一个路子很广,手眼很大,图财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恶棍、大流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
  书中说:“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西门庆贪得无厌,贪赃枉法,一旦败露,他会上通东京太师府,用行贿的办法,去求人情。他行贿是很舍得花钱的,因此收效也很大。行贿的办法是,先买通其家人,结交其子弟。
  本书四十七、四十八两回,写西门庆行贿消祸,手法之高,收效之速,真使人惊心动魄。
  这种人依仗权势、财物、心计、阴谋,横行天下,受害的当然还是老百姓。活生生的人口,也作为他们的货物,随意出纳,有专门的媒婆经纪其事。
  一个丫头的身价,只有几两银子或十几两银子。社会风气也随之败坏,他们虐待妇女:用马鞭子抽打,剪头发,烧身子。书中所记淫器,即有六、七种之多。《金瓶梅》是研究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库。
  说媒的,算卦的,开设妓院的,傍虎吃食的,各色人物,作者都有精细周到的描述。对下层社会的熟悉和对各行各业的知识,以及深刻透彻的描写,很多地方非《红楼梦》作者所能措手。
  《金瓶梅》的结构是完整的,小说的进行,虽时有缓滞繁琐,但总的节奏是协调的。故事情节,前后有起伏,有照应,有交待。作者用心很细,艺术功力很深。曹雪芹没有完成自己的著作,不能使人了解其完整的构思。《金瓶梅》的作者,写完了自己的小说,使人了然于他的设想。他写了这一暴发户从兴起到灭亡的急骤过程。
  作者深刻地写出了,这种暴发户,财产和势派,来之易,去之亦易;来之不义,去之亦无情的种种场面。写得很自然,如水落石出,是历来小说中很少见到的。他用二十回的篇幅,写了这一户人家衰败以后的景象。这一景象,比起《红楼梦》的后四十回,触目惊心得多,是这部小说的最精彩、最有功力的部分。
  鲁迅的小说史和郑振铎的文学史,都很推崇这部小说,郑并且说它超过了水浒、西游。鲁迅称赞之词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此为定论,万世不刊也。文学工作者应多从此处着眼,领略其妙处,方能在学习上受益。如果只注意那些****地方,就有负于这次出版的美意了。
  印删节本,是一大功德。此书历代列为禁书,并非都是出于道学思想。那些文字,确不利于读者,是道地的伐性之斧,而且不限于青年人。很多人喊叫,争取看全文,是出于好奇心理。
  此书最后,虽以《普静师荐拔群冤》收场,然作者对于僧道一行,深恶痛绝,书中多处对他们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抒发了对这些只会念经,不事生产的特种流氓、蛀虫的痛恨和嘲笑,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何人留下禅空话,留取尼僧化稻粮。”又说,“若使此辈成佛道,西天依旧黑漫漫!”
  几百年后,诵读之下,仍为之一快。
  中国自古神道设教,以补政治之不足,日久流为形式,即愚氓亦知其虚幻。然苦于现实之残酷,仍跪拜之,以为精神寄托。所以,凡是以佛法结尾的小说,并非其真正主题,乃是作者对历史的无情,所作的无可奈何的哀叹。
  《金瓶梅》的真正主题是什么呢?鲁迅说: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爱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
  这是一部末世的书,一部绝望的书,一部哀叹的书,一部暴露的书。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昨夜雨,晨四时起作此文,下午二时草讫。
  读《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为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
  耕堂按:方孝孺盖有感于明政之严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孙言论,意见与方氏稍合。可谓皆独特之见矣。然汉以秦为严酷,魏晋以汉为严酷。屠沽负贩,起而革命,而严酷如故,革不掉也。后世论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见。而在当时,恐不如此认识。书本为书本,行政为行政耳。后人以某事断秦政宽,以某事断秦政严,皆出意想。必须根据史实,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实际。
  然近代史实,尚不易弄清,历史公案,更难定矣!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桓谭《新论》:“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书成,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文约艳,体具而言微也。”
  唐马总曰:“暴于咸阳市,有能增损一字与千金,无敢易者。”
  宋高似孙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人卒无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
  《郡斋读书志》:“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
  耕堂按:从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与不敢。
  不敢是畏不韦当时的权势;不能,则一是文章为高妙之作,二是当时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细想来,这一个典故,恐怕只是一种传说,一种演绎。
  因为司马迁所作吕不韦传,只说予以千金,并无下面的话。司马迁说予以千金,只是强调这一著作的不苟与当时对待的隆重耳。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后世学者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成于不韦为相之时,不韦迁蜀以后,不久死去,何以能聚宾客著书?又何以能“悬之咸阳”?乃是司马迁的笔误驳杂之辞。其实,这里说的只是“世传”,其意即吕不韦遭到不幸之后,其书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视,与自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为过也。
  《吕氏春秋》一书,列入杂家,历史上不大被人重视。有人说是因为吕不韦名声不好。我看,恐怕是因为这部书的编写体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读时,叫人摸不着头脑。其实里面好的东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论,《孟子》、《韩非子》等书,以此见长,而《吕氏春秋》“察今”
  一篇中,即包含三则,无疑是一个大宝藏。且它所引古书,多是秦火以前的旧文,其价值就更可贵了。
  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真能使人目快神飞。晚年眼力差,他书不愿读,每日拿出此书,展读一二篇,不只涵养性灵,增加知识,亦生活中美的消遣与享受也。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记
  读《燕丹子》
  ——兼论小说与传记文学之异同
  滕云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选译的汉魏六朝小说。冬夜无事,在炉边读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书,我有光绪初年湖北崇文书局的百子全书本,为嘉庆年间著名学者孙星衍集校,初未细读也。
  《燕丹子》作者不详,旧题燕太子丹撰。据孙星衍序:“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想来这部书,也是太子的宾客所写。
  孙星衍又说:“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读过以后,觉得他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此书以记事为目标,原拟成为历史,然叙述夹杂一些传说及荒诞之事,遂为后人定为小说。即使作为小说,因为它有坚实而动人的历史事实,再加上叙述之委婉有致,乃成为古代小说之翘楚。
  冬夜读之,为之血涌神驰,寒意尽消。周围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乱,此真正小说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记》荆轲传对读之,并记两书写法之异点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记麴武,第二卷记田光,第三卷才记荆轲,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记》一开始就写荆轲,并同时写了与他有关涉的高渐离、盖聂、鲁句践等。在《燕丹子》中,高渐离只是在易水送别时,露了一次面。《史记》则把他处理成仅次于荆轲的一位侠义之士。
  二、在细节中,除去孙星衍提到的:“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燕丹子》还有荆轲赴秦时,“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和“行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者辱之,舞阳欲击,轲止之。”两个细节,为《史记》所无。
  买肉这一细节,对小说很重要,因为表明荆轲在进行大事中间,不为小事所误的克制精神。而司马迁或者认为,他前面已经写过两次荆轲的这种精神了,不再重复。这在史裁上讲,也是应该的。
  小说一再重复,可加强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当。《燕丹子》的处理,还是得当的。
  司马迁的荆轲传,现在通称为“传记文学”,然其本质仍为历史。所谓传记文学,只是标明:司马迁的历史著作,同时具有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作为历史,选材就应该更严格一些。荆轲刺秦,是一大悲剧。这一事件的失败,在当时是震动了千万人的心灵的,并且关系到了对荆轲这一人物的评价。司马迁不能不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紧,荆轲没得与他等待的那位侠客同行,而与秦舞阳同行,荆轲在出发之前,就看出这个人不行了。小说对于失败,则不必有结论,任人想象去好了。
  三、《史记》没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里马肝,砍美人手等细节,这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小说可以这样写,民间可以这样传说,作为人物传记,这些材料只会伤害荆轲的形象。
  四、至于《史记》不采用《燕丹子》中的乌白头,马生角,是因为荒诞。
  不采用它的乞听琴声,是因为虚构。乞听琴声的原文为:“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掷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
  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下,间不容发,哪有这种闲情逸致,这等从容?当然是不可能的。“入铜柱,火出燃”,却比《史记》所写,更为有声有色。
  《史记》虽不采这两件事,但放在小说中,还是可以的,能引起人们的一些联想。群众会这样想:啊,所以没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当呀!
  五、《燕丹子》一书,就在这个地方终止了。《史记》却在荆轲刺秦失败之后,又写了高渐离的不寻常的举动,又写了鲁句践感叹的话。使文末摇曳生风,更拨动了读者怀古的思绪,增加了作品的悲剧效果。
  耕堂曰: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无虚构即无小说,正如无冲突即无戏剧。然在中国,历史与小说,实亦难分。有时历史的生动,如同小说;有时小说的翔实,超过历史。而历史家有时也从小说取材,小说从历史取材,则更为多见。但文体不能混淆,历史事实,有时虽出人意想,不得称为小说;小说虚构多么合情合理,也不得当作历史事实。《燕丹子》与荆轲传,题材无出入,人物无等差,古人已因其有无虚构,判为泾渭。文体虽不同,写作艺术,仍有高下之别。仔细推敲,《史记》的剪裁塑造为胜。
  学者认为《燕丹子》成书于前,《史记》采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汉之际,关于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记载,关于荆轲事迹的传述,不会是一种,而是多种。其中有事实,有传说。事实有传闻异词,传说有夸张想象,记载有繁简取舍,不会一致。《燕丹子》为其中之精粹完备者耳。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读《棠阴比事》
  《四部丛刊》二集,有此书名,我没有买到零本。后来在天祥市场,遇到这一部清朝道光年间朱绪曾仿宋刻本,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了回来。书堆放在货架底层,封套破旧,落满灰尘,想来是很久卖不出去的下脚货了。
  原藏书人不可考,好像是一个银行职员。他用来抄补缺断的纸,是营口中国银行的簿记纸。他除抄录了残页的文字,还抄了知不足斋抄本的一个序文,夹在书页。书已经修补重装过,到我手中,我又把开裂的页缝用薄纸粘连好,把封套刷净。
  它还是很可爱的。因为书的底本,是黄荛圃的旧藏,真正的宋本。黄在为人家析产时,在租簿中发见了它,当时即定为上等。后来到了他的手中,写有很长的跋尾,也刻在这个本子的后面。
  朱绪曾的刻本,无论版式、字体、纸张,一体仿宋,就连宋讳,也照样缺笔,对于我这个没有见过宋版书的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了。
  本书作者桂万荣,南宋时鄞县人,庆元二年进士,做过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说:“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就是先以四字两句的韵语为一条目,然后分注一段有关折狱的故实。这些故实,都取材于宋人的笔记、碑传,或宋以前的著作。现在看来,他拟定的这些韵语小标题,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单独看,则不知所云;如果联系注文来看,又似乎多此一举。并且所引事例,多系传闻小说性质,说对办案人有所启发则可,说是办案的准绳、龟鉴,则悬殊太大,且太危险。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无影子等等,几近于迷信无知之谈。明人吴讷,为其删补,盖有因矣。
  然此书历来被列入子部法家类著作之中,且被从政的人以及藏书家称为有用之书。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崇尚道理空谈之书,一提法家,就是商韩,真正的有关法律著作,流传下来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较为完整。私家著述,有关这方面就更少,只散见于一些笔记小说之内。而一成小说,则故事性、趣味性强;一成笔记,则上下其手,出入其词。或自作聪明,主观想象,掺杂其间,以之为法制准则,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学者如孙星衍辈,注意及此,辑录校印一些旧文献,也很零碎,不足为“法”。
  这部书,我买来时没有仔细看,近日读了一遍,就像读其他笔记小说一样,没有什么“法家”的感觉。
  书分两册,正文只五十二页,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读完了。
  耕堂曰:司马迁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说:“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鲁迅有言曰:“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乡谚有云:“屈死不告状。”
  此为过去人民对政法之印象。法本为民而立,而民与之隔阂,畏而远之。疑狱多而难明,由来久矣!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写讫
  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进城以后,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种书,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书籍发还以后,我还住在小屋里,大书靠墙垒好,这些小型书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时与张君同居。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有说什么。
  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
  惋惜之情,与日俱增。商务当年印的这些书,版本小巧轻便,印刷清楚,校对可靠,断句可信。现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说明根据的什么珍本,参校了多少善本。别的不讲,只看标点,就错误百出,有的实在是笑话;书装订得很厚,是为省工;用纸粗糙,是为了料贱,与商务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叹。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
  还好,床铺下面的没有动。这部《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当时就屈尊在那里。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丛书集成初编,据畿辅丛书本排印。不到三百页的书,却分装四册,老年人读起来,轻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卫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时名相,新旧唐书均有传,传都写得很长,记其功业事迹。
  旧书卷一百七十四,史臣称赞他的“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时说:“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评价很高。谈到他的缺点,则说:“不能泯是非于度外,齐彼我于环中。”这指的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党斗争。“与夫市井之徒,力战锥刀之末,才则才矣,语道则难。”
  新书卷一百八十,对他的缺失,说得比较委婉:“宁明有未哲欤?”
  道与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难捉摸,也就很难判断有无。对历史人物,我们只能信任史书的论断评价。近人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称李德裕为人贼险阴狠。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说这人最后流窜岭南,是因为伤人太多,自食其果。鲁迅是从那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谈起的。李的门徒写了这篇小说,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说是自述体,内容不止对当今皇帝大不敬,主人公并于冥冥之中,与前代皇后杨贵妃结合。然后,李德裕作《〈周秦行纪〉论》,咬牙切齿,罗织罪名,落实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文字真可以说是带有血腥味道。
  奇怪的是,这篇小说一直署着牛僧孺的名字,流传下来。当时皇帝,并未追究此事,牛本人也不曾辩诬自解,遂成为文学史上一桩奇异公案。这是因为,李党的这种栽赃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显了。皇帝不会相信,读者也不会相信的。
  小说写得确实好,为历代文学史家们称许。在当时可以说是富有开拓精神,并闯入了一个禁区。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这般才能,为什么不自行创作,却去干这种事?为什么除此以外,又别无作品流传,却把版权白白送给了敌手?
  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说,唐代的传奇小说,多是考不中进士,或考中进士而穷极无聊的人所为。故多荒唐之言,并好造作、揭露他人阴私。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
  我现在读的一品集目录中,原有这篇小说和李德裕的《〈周秦行纪〉论》,都为编者删去。注云:朋党之见,不足示后。盖为乡贤讳也。李德裕是赵郡人。
  古代的所谓朋党,大概就是政见相同的集团;其间的斗争,就是政见不和吧?
  李德裕在《论侍讲奏孔子门徒事状》一文中说:“西汉刘向云:昔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在《朋党论》中,他又说:“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仲长统所谓:异同生是非,爱憎生朋党,朋党致怨隙是也。”
  这些见解、说法,都是无可挑剔的。实际斗争起来,剑拔弩张之际,恐怕就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来,朋党间的斗争,得势者都是把对手流放得越远越好。
  耕堂曰:今读李卫公失意后所作诗文,亦多悟道之言。岂人之一生,穷极潦倒之时,则与道近;而气势焰盛之时,则与道远乎!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写讫
  买《太平广记》记
  我第一次买得的《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短缺两册,用两本《人海记》充衬着。书是从天津劝业场三楼藻玉堂买的,当时的掌柜是深县一带口音,他诚实地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说:“闲看去吧,不好补。”
  回到家来,把书装订整理了一下,也没有仔细读,就放起来。“文革”以后,所抄书籍发还,我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同志。这部书,我买时价钱五元。
  对于这部声名显赫的书,我有了这部残缺的石印本,还是不甘心,后来又在天津古籍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即过去的泰康商场楼下,买了一部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木夹,并八套,六十四册。书是山东开雕的,字体倒也清整,只是纸张不好,是一种很薄的黄色土纸,就像乡下用的烧纸。前两册,还有些圈点、批注,是原阅书人做的,弄得纸面很不干净。书籍发还以后,这部书送给了李克明同志。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版本之好,对于这些古董玩意儿,一定不会喜好的。这部书,我买时价钱十八元。
  这种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我还见过广东的一种刻本,虽系白纸,但字体漫漶过甚,还不及此本清晰。
  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旧书店觅购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广记》。不久,书籍寄来,共十函,六十册,宣纸印刷,磁青书面,丝线装订,雍容华贵,不可言状。价一百元据书店人称,茅盾同志亦在寻找此书,因我登记较早,故归我所有。此书抄家后,被列为“珍贵二等”,发还书籍时,示意我“捐献国家”;我当时答称,业务所需,不愿捐献,请按政策办事。执事者遂把书还我,书尚完好,只是碰掉几个骨签。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广记》,我也买了一部,是一九六一年印本,纸张稍黑。近年我们排印的古籍,虽所据为善本,然因校对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与愿违,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在五十年代,天津僻静街道上,常有书摊。在北大关一胡同中,我曾见明刊本《太平广记》十余册,蓝色虎皮宣纸封皮。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犹豫未买,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会文堂在夫子庙街,主人为清朝一宦官,时常挟一青包袱,往来于早市冷摊,精于版本之学。
  一九八一年
  买《世说新语》记
  我们知道,鲁迅先生不好给青年人开列必读书目,但他给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那张书目,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记得在进城以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搜集那几本书。《世说新语》就是其中的一种。
  我先在南市地摊上,买了一本启智书局铅印的本子,只有上册。这本书后来送人了。
  不久,我在南开区一家废纸店,买了一部《四部丛刊》黑纸本的《世说新语》。那时,《四部丛刊》流落街头的很多,旧书店只收一些成套的白纸本,黑纸本无人过问,就都卖给废纸店了。这部书一共三册,我给他三角钱,他已经很高兴了。
  《四部丛刊》本的《世说新语》,是影印的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首页有袁褧写的序,他说: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缀综叙,明畅不繁。孝标所注,能收录诸家小史,分释其义,训诂之赏,见于高似孙纬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
  目录后所附的高氏纬略说: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见古人对此书的评价。这是当之无愧的。
  后来,我又在天祥市场买了一本唐写本《世说新书》,是罗振玉印的,极讲究,大本宣纸。这是《世说新语》最古的本子,系长卷,分藏四个日本人家,罗氏借来合印的。末附罗振玉手写的长跋,其中包括杨守敬初见此卷时的题跋。
  这个写本,后来附印在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影印的,宋绍兴八年,广川董,据晏殊校定本所刻的《世说新语》的后面,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这部书,我也购存一部,末附宋人汪藻所作叙录,包括书名篇数考证,考异,人名谱各一卷。
  我买唐写本时,并不是打算考证《世说新语》的源流,对于这种学问,我是一无所知的。是为了习字。唐人写经,我已经有了几种,很喜欢这种楷法,这个写本,字更精彩,也大一些。
  买来以后,我临写过两次。发见:这个写本,虽为考古家所重,当作字帖也很好。如果当作书籍来读,就很费劲。抄写时,脱字、错字很多,很多地方读不成句,或不明其义。此外,有些字的写法,也很特别,虽系古法,已不适用于今日。
  唐时,书籍靠抄写,为人抄写经卷,是一种职业。但这些书手,只写得一手好字,文化却不高明。抄写错漏之处,也不愿修改,因为那样一来,会使得卷面不干净,引起主人的不满。如果主人再不察,随即束之高阁,那就只能以讹传讹了。
  无论是晏殊校本,还是陆游校本(实际也是根据的晏殊校本,即董刻本),都是在传写的基础上,经过整理的。古籍经过整理,总要进一步,但也要看整理者是什么人。如果遇人不淑,不学无术,妄自尊大,那古书的命运就很难说了。晏、陆二家,一代名宿,所校当然可靠,但《四部丛刊》本陆游跋语甚简略,并未说曾经他校改。文字可疑之处,已经后人校出,列于书后。
  《四部丛刊》本《世说新语》,虽系明刻,实际上重开宋本,仅次真迹一等,确是善本。我现在阅读的,主要是这个本子。
  我还从天津古籍书店,买过一部光绪十七年,湖南思贤讲舍刻的,经王先谦、叶德辉校勘的本子,共四册。第一册多题跋、释名,各一卷,第四册多考证、校勘小识,引用书目、佚文各一卷。材料多一些,但读起来,还是不如《四部丛刊》本醒目。
  这部书,在书店翻阅时,标的定价是四元,当时我没买。后来,请他们给我送来,书价已改为六元。临时加码,装入私囊,这是一些书商的惯技,所遇已非一次,我只好任他敲了一下轻轻的竹杠,权当送他的车马费。
  杨守敬跋唐写本云:
  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闿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
  这是考据家的发见,应该尊重,但与读书关系不大。后来的整理本,删去《管辂别传》七十余字,是因为这一注文过长,有些文字与正文关联不大。
  其他个别字的差异,则因为写本的遗漏或错误。如元帝过江犹好酒一条,末句:“酌酒一酣,从是遂断”。写本作“酌酒一唾从此断”,显然不雅。远公在庐山一条,“执经登坐,讽诵朗畅”句,写本脱“朗畅”二字,使句子不整。
  像《世说新语》这类书,记载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古代曾被列入史部,后来才改为子部小说类。史评家刘知几曾对这样的“史书”,作如下评论: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豚。嗟乎!以峻(孝标名——耕堂注)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颐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史通》)
  但真正的历史家,例如司马光,在他撰写《资治通鉴》时,却常常取材于这类“小说”,读者信之,不以为非。
  在古代,历史和小说,真是难分难解,能否吸取它的精华,全看自己的鉴裁眼光如何。
  《世说新语》这部书的好处和价值,已见开篇引文,为更使览者明确,
  再引鲁迅论断: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国小说史略》)
  我读这部书,是既把它当作小说,又把它当作历史的。以之为史,则事件可信,具体而微,可发幽思,可作鉴照。以之为文,则情节动人,铺叙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醒。尤其是刘孝标的注,单读是史无疑,和正文一配合,则又是文学作品。这就是鲁迅说的“映带”,高似孙说的“有不言之妙”。
  这部书所记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记言为主。事出于人,言出于事,情景交融,语言生色,是这部书的特色。这真是一部文学高妙之作,语言艺术之宝藏。
  虽是小品,有时像诗句,有时像小说梗概,有时像戏剧情节,三言两语,意味无尽。这是中国一种特殊的文体,一种文史结合,互相生发的艺术表现形式。
  人言东晋,清谈误国,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统观此书,其谈吐虽冲远清淡,神韵玄虚,然皆有助于世道人心之向善,即所记人物行止,亦皆备惩劝之功能,绝非虚无出世之释道思想,所可比拟也。
  此书尚有清代纷欣阁刻本,亦称善本,寒斋未备。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记
  买《流沙坠简》记
  我忘记了从什么地方知道这部书,并为什么想要买它。鲁迅日记的书帐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帐买书的。鲁迅曾经说过,罗振玉印的书是很贵的。
  六十年代初,我从北京中国书店购进这部书。可能只是因为慕名,也因为有些闲钱。书店的标签上定价是一百元,为甲等一级,可见其名贵,也是我藏书中价钱最高的一种。
  书共两函,三大册。乌青布套,封面为土黄色,这是象征流沙吧。纸是日本印书用的宣纸,质地很好,国内是很少见的。罗氏的书,很多是在日本印行的。此书除图版外,文字部分全部系书写上版,楷书庄严秀丽,两个序文的字体尤佳。第一册,扉页里面有上虞罗氏宸翰楼印标记。罗序称:古简册出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一、晋之汲郡;二、齐之襄阳;三、宋之陕右。序末记宣统甲寅,实为一九一四年也。
  次为王国维序。略考简牍出土之地:一为敦煌西北之长城(出土者为两汉之物)。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魏末以讫前凉之物)。三为和阗东北之尼雅城等三地(古者汉遗物,近者隋唐之际)。王序末无宣统字样,只书甲寅。
  图版分三部: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
  第二函两册,内容为考释及补遗,补遗考释,附录等。
  以上,此书内容之大略也。
  罗氏此书,虽根据英人斯坦因图版及沙畹考释,然为国内研究汉晋简牍之始。王国维的序及先后考释,内容精确,行文严谨,功力甚厚,为后来研究此种学问者,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出土简牍的研究,主要在于汉代及以后的屯戍制度,王国维分为:簿书、熢燧、戍役、禀给、器物、杂事六项。
  它涉及的是古代西北地理、军事设施及其沿革。
  然此书所得简牍甚少,后续有出土。一九三○年,在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掘出汉简一万余枚。建国后,用其中两千余图片,汇印为《居延汉简甲编》,我也买了一册,精装大本,价三十元。与罗氏印书相较,书品风格,已大不相同。
  陈梦家根据丰富的材料,写了不少研究木简的论文,后汇集为《汉简缀述》一书,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刊行。我也买了一册。较之王国维,陈的考释,更为详细具体,研讨方法,仍追踪王氏,行文则比较通俗。陈初为闻一多派诗人,后考订金石。一九六○年,转治汉简,突飞猛进,成绩可观,然不久即惨死于十年浩劫。以诗人才华,退而考古,终不免死于人事纷扰之中,与王氏同,二人先后以学者之身,死于非命,亦考古一途之厄运也。读其书,不无戚戚之感。
  《流沙坠简》一书,初到我家时,完整如新,想来也是爱书人所藏,大概也不经常翻阅,上面连颗图章也没有。“文革”中被抄去,封套略有破损,发还后,我已修整过。我对它,与其说是读书识字,不如说是欣赏印本。几十年来,不过打开过三次,这次是为了写文章,恐怕是最后一次了。想在上面打个印章,想了想,还是前人的作法对,就作罢了。
  为了阅读它,我还从北京五洲书局买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这本书里,有斯坦因窃取敦煌石窟宝物的详细记述。第十章,有关于这些木简出土的情况。在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当这个外国人在我国西北行窃时,当地的官员、首领以及无业游民、吸鸦片者,贪图小利,为洋大人所收买驱使,甚至主动帮忙的情景,贪婪、愚昧、无知的心态。抚今而思昔,温故而知新。这当然是文字以外的书,题目以外的话了。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写讫
  买“宦海指南”记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向外地函购旧书,达到了恣意滥买的程度。存书中竟有这样两部:
  一、《宦海指南》五种。包括:钦颁州县事宜、佐治药言(续言附)、学治臆说(续说附)、梦痕录节钞、折狱便览。
  二、《增广入幕须知》十种。包括:幕学举要、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办案要略、刑幕要略、赘言十则、办公八字。
  两部书内,有好几种是相同的。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想入幕,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这些书。
  即使想做官入幕的人,这些书对他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都是清朝时的文献。不过,《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还有《梦痕录》的作者——汪辉祖,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从这里读到他的著作,我是很高兴,很有兴趣,很满意的。
  汪辉祖,清乾嘉时,浙江萧山人。那一带的读书人,如果科场不得利,多改业佐幕,就是后世所称的绍兴师爷。他的父亲,曾从事过这种职业,但很快就自动不干了,以为“有损吾德”。汪辉祖青年时,在做官的岳父那里,看到那些幕僚们收入不错,可以养家口,他也跃跃欲试。当他把这个愿望告诉家人时,他的祖母和母亲同声斥责他,不要忘记父亲的遗言。汪辉祖郑重发誓以后,才正式当了幕宾。他先后在十几个州县官那里当刑名师爷,工作了三十多年,写了《佐治药言》一书。晚年得中进士,自己也做了一两任州县官,很快就退休了,又写了《学治臆说》一书。
  他的《佐治药言》,当时就很有名,为人重视,因为都是根据他的见闻经验写作而成,他的文字也很通达简练。
  师爷一职,名声本来很坏。汪辉祖也自称,从事这种职业,是“寄人篱下,鸡鹜夺食”。但这种职业,又关系人民的安危生死,至为重要。所以他根据这一行应有的职责道德,著书立说,以教后人。
  他的书,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不断为州县官翻印,是有价值的政书。《梦痕录摘抄》是从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摘取有关幕职的片断而成,所以也列在这类书籍之中。
  耕堂曰:汪辉祖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僚。但他的著作却不只受重视于当时,鲍庭博刻入权威性的知不足斋丛书,阮元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于后世,乃至民国,仍为胡适、周作人辈所搜求。汪氏著书之时,不过是为了把自己从事这种职业的经验和见解,介绍给同业者或初习者,并非有意邀取评论界的哄抬,或羡慕外国的奖金。
  当今之世,有文士焉,本无经历,亦乏学识,著书立说,不为社会效益着想,不为读者身心立意,空设玄虚之境,念念巫祝之辞,企图惑群招众,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中华民族,并非如此等人所说的,那么愚昧,那么封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化对书籍,都是有选择的,有见解的。主要是看你的书,是否实际,是否有用,是否引人向上。如果你写的书,内容无实际,所谈非经验,读后使人昏暗沉沦,即使你虚作声势,亮出旗号,人民也是不买你的帐的。
  中国人认为有用的书,必须:一、有义理。二、有辞章。三、有事实。
  如果,你所写的书,与以上三方面,都不沾边,那就是无用的书,古人所谓灾害枣梨的书。汪辉祖得著书立说之道,故其书人称为有用之书。
  任何工作从事久了,富有经验,都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如果写得好,就不只对这一种职业有用,也会对其他职业有用。汪辉祖从事的职业目前已经没有了,但他的著作,还是有用处的。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
  买《朱子语类》记
  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共八册,价三十元五角。理学丛书之一,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金梅从书市代购。
  过去,从未想到买这种书,虽然我曾购有两种朱子文集及其年谱、近思录等。今春,卫建民开始寄赠“古籍整理情况”,其中有一篇文章,引证此书原文,印证南宋口语,我以为很有意思。也因为好久不买书了,旧习作怪,遂致函姜德明,请他到中华总店问问,有无存书,定价多少。姜复信:书已售完,因系前几年印,定价便宜。(第一册)
  我又托金梅到天津古籍书店,找个熟人,问问书库中是否有存书,也说没有了,似绝望矣。忽然抱来,喜出望外。金梅今日到书市看了看,那位熟人竟给找到两部,叫挑选。金梅并说:“你有很长时间不叫我买书了,所以我很当回子事。”实可感谢。
  午饭后即裁纸包装,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买书。(第二册)
  据出版说明,本书于明成化、万历,清同治、光绪年间,均有刻本。但我前逛书市时,未遇见过,想印数甚少。如此大部书,不易流传,而自辛亥革命后,此类书不再为读书界注意。解放初期,尤非上架之品也。(第三册)
  弟子记先师言行,成为一种著作,《论语》就是典型,朱子毕生为之集注;然只薄薄两册,孔子说话,也不过三言两语。像这样大规模的记录,可谓史无先例,朱子之幸也。当时师生关系,凝聚力大,接触者众,听讲者多,纸墨又方便,非同刀削竹木之时矣。(第四册)
  语录之体,一直流传。近代尚有王湘绮的语录《王志》,章太炎的语录《菿昌言》,均薄薄一册。近世教育,课堂讲解,备有课本讲义。下课之后,各自走散,偶尔闲谈,亦言不及义,故此种形式,逐渐式微。当代科学进步,师长之声音容貌,均可录存映放,此体或将消失。(第五册)
  鲁迅先生生前,曾有人提议,记录先生日常言行。先生言:如果那样做,最好把缺点也记上。后未闻实行,想亦甚难耳。家人不注意,外人难入室,入室难久坐,哪里就碰上重要有意义的事?先生死后,及门弟子多有记述,余当时颇留心读之,并于编《鲁迅·鲁迅的故事》一书时,多有采用。惜这本小书,虽于抗战时铅印一次,后来从未再版,许多史实,遂亦遗忘耳。(第六册)
  由他人写文章,记录一个人的言行,多不可信。因他人写文章,有他个人的爱好,有他个人的功利,已非客观。且言行重当时当地,及当事人感情心理。外人记之于异日,已隔一层,况各有不同之立场乎!
  鲁迅的言行录,没有做成,人们了解他,就得去读他的书,此鲁迅之幸也。而有些人,愿意叫别人写写自己,盖不深知文墨者。(第七册)
  引起我买这部书的动因,已如前述。读此书,可与宋人话本、宋元戏曲相对照,并可知明清白话小说用语行文之由来。一直到“五四”白话文学之兴起,均可从中找到源头。(第八册)
  附记
  语录之正体,为弟子“记录”先生之“话语”。记录因人而少异。记录如非一人,编辑者即应相互对照,就像后来的对笔记一样。故今之录音,虽更准确,已非语录之正体矣。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三日从书衣抄录,并附记。第三辑耕堂读书随笔
  读《后汉书》小引
  任何事情都难以预料。比如历史吧,前汉的刘邦,不事生产,后来做了皇帝;后汉的刘秀,一心事田业,后来也做了皇帝。于是历史学家就说,光武皇帝本来胸无大志,为人平平,他之所以成功,完全是机遇。比起汉高祖,他太渺小了。
  这也许是事实。我读《后汉书·光武本纪》,就遇不到像《史记·高祖本纪》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总提不起精神来。
  这部中华书局聚珍版的《后汉书》,原是进城初期买的,想不到竟成了我老年的伙伴。它是线装大字本,把持省力,舒卷方便。走着、坐着、躺着,都能看。我很喜爱它,并私心庆幸购存了这么一部书。
  但近几年来,拿拿放放,总读不下去。去年打开了,结果只写了一篇关于著者范晔的读书笔记,又放下了。今年夏天又打开,有了些进展,本纪算读完了,没有什么收获。后纪也读了,知道一些女人专政的故事。接着是“志”。
  志分: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这都是专门的学问,也读不懂,几乎是翻过去了。
  下面才是列传。这是史书的中坚部分,应该细读。
  列传,前边都是大人物。我发见后汉开端时的人物,光武那些功臣,和汉高祖时不同。他们多是一些宦家子弟,都读过一些书,甚至做过小官,有些政治经验,像马武那样的草莽之人很少。这是经过西汉很长时期的休养生息、文化教育的结果。
  例如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寇恂,“初为郡功曹。”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岑彭,“王莽时守本县长。”贾复,“少好学,习尚书。”吴汉,“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盖延,“历郡列掾,州从事。”陈俊,“少为郡吏。”……
  光武也读书,“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这样一个领导集团,驱使或对付那些乌合之众,自有它的优胜之处。
  但在这些功臣传记里,我还是读不出个所以然来。读到列传第十三“窦融传”,才渐入佳境。写得最好的,是它后面“马援传”。
  我们知道,范氏的《后汉书》,是根据好多种后汉书写成的。“马援传”的原始材料,可能就写得好。马援是东汉的一个名人,事迹当然不少,但人以文传,还得有人给他写好才行。
  耕堂曰:我读《二十四史》,常常有一史不如一史,每况愈下之感。这虽然不能说就是九斤观点,至少也违反进化论。每代都是先有史实,然后有史才,加以撰述。有时有重大史实,而无相当史才,加以发挥;有时虽有史才,而无重大史实,可供撰述。此遇与不遇,万事皆然,非独创作。班马之作,已成千古绝唱,再想有类似作品,实已困难。艺术一事,实在是有千古一人的规律,中外皆然,不可勉强。
  平心论史,各史皆有其长。即如《后汉》一书,范晔之才,亦难得矣,他的语言简洁,记事周详,有班固之风,论赞折衷,而无偏激之失,亦班氏家法。时有弦外之音,虽不能与司马迁相比,亦非后史所多见。范氏在自序中,对自己的论赞,颇为得意,不是没有根据的。这部书,一直列为史学经典,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惜我年老精衰,读书已无计划。加以记忆模糊,边读边忘。旷日持久,所得无多,甚感愧对此书耳。
  现将读书时零碎心得,粗记如下,供同好者参考。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读《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
  ——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文人
  传末,范晔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勉勉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耕堂曰:范蔚宗之论班固,已成定论。其所谓“不激诡,不抑抗”,就是对人、对事,不做主观的扬或毁,退或进,客观地记述其本来。这在史学上,是一个准则。
  古来论述班马异同者甚众,然多皮毛之见,又多出于个人爱好。范氏对两人的两句评语,实在明确恰当。
  传载: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他的《汉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传中保存了他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两都赋》的主题是:“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典引篇》的主题是:“述叙汉德”。此外《窦宪传》里还保存了一篇《燕然山铭》。
  班固的一生,他的全部著作,包括《汉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一朝一姓服务的。
  古代没有“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也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不是间接服务,而是直接服务。也没有人讳言或轻视为政治服务,文人都是自觉自愿的。这说明,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文学和政治的这种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很自然的。
  自从有了这个要求,有了这个口号,问题就来了,议论也就多了。近的不说,稍远的有三十年代,成仿吾与鲁迅,钱杏与茅盾,左联与“第三种人”,越到后来,越是争论不休。前几年,把这个口号变通了一下,还是有争论。这就叫:有口号,就有争论。
  世界上,当然有不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但近代历史,也在不断证明:一些大声疾呼“艺术圣洁”的人,常常又是另一种政治的热烈追求者。差不多在他们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进身之阶。不只为“政治”服了务,也为经济服了务,使他们能够大发其财!
  只要作家本人,不能完全与政治无关,那么文艺作品,就不能完全与政治无关。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一定就粗糙,就没有价值;不为政治服务,也不一定就高尚,就值钱。这要视作家而定。班固的作品,不是在永远流传吗?
  关于班固和司马迁的比较,我也有些浅见。我以为,其不同之处有:(一)家学、经历、气质之不同。司马谈和班彪留给儿子的思想遗产,并不相同。司马迁的任务是要继承《春秋》的事业;班固的任务,是整齐西汉一代之书。在为本朝服务这一点上,班固的思想比司马迁明确得多。司马迁在遭到不幸之后,生理和心理都造成很大伤害。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思想、感情,甚至精神、意识。文学是精神的产物,我们很难估计,这一不幸,在司马迁文学事业上的作用和影响。班固固然也遇到过不幸,但他在第一次入狱时,却因祸得福,著作得以上达朝廷,自己也弄了个兰台令史的官儿,有了个很好的写作学习的环境。
  (二)两个人的哲学思想不同。哲学思想是一切著作的基础,史学、文学均同。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很大成份是黄老,而班固则是儒家,并且是经过汉代大儒发掘、整理过的,训诂、章句过的儒家思想。司马迁作《史记》,几乎没有政治目的,没有想到要为谁服务。他写秦、项和写刘邦,态度是一样的。而班固作《汉书》,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表彰汉德。
  其相同之处为结局悲惨。然此中亦有分别。司马迁的悲惨在成书之前,而班固的悲惨,在成书以后。
  这两位文人之不幸,在于只熟悉历史,而不了解现实。深信圣人之言,而泥古不化。处官场而不谙宦情。因此,其伤亡也,皆在国家政治动荡,权贵剧烈倾轧之际。文人不知修检,偶以言语及生活细故,遂罹大难,为可伤矣!
  范晔论曰:“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范氏之言是矣,然彼亦终未能自全,言不旋踵,而身验之,此又何故欤!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读《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
  ——一篇好传记
  在小引中,我说“马援传”写得最好,其理由有三:一、这篇传记,写了马援的一生,包括他的言行,他的政治活动,他的文事武功。写出了这个人的为人风格和一些精彩的言论。以上写得都很具体、生动,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最后写了他奉命征五溪,师老无功,且遭马武等人的谗毁,以致死后都不能“丧还旧茔”,给这个人物增加了悲剧色彩,使读者回味无穷。
  二、马援与光武、隗嚣、公孙述,都有交往。这是当时互相抗衡的三种势力。传记通过写马援,同时也写了三个人的为人、行事,政治和军事上的见识和能力。传记用对比的手法:援素与述同里闾,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礼飨官属甚盛。
  下面紧接着,写光武如何接见马援:援至,引见于宣德殿。世祖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
  后面,又紧接着,写马援与隗嚣的一段话,使隗嚣的形象,跃然纸上。
  三段文字,写得自然紧凑,而当时的政治形势,胜败前景,已大体分明,这是很高明的剪裁手法。写人物,单独刻画,不如把人物放在人际关系之中,写来收效更大。
  三、记录马援的日常谈话,来表现这一人物的性格、志向、见识。
  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从客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跕跕坠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
  马援确是一个“说客”,他说话非常漂亮,有哲理。“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闻者莫不属耳忘倦。”他的《诫侄书》尤有名,几乎家传户晓。像“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些成语,都是他留下来的。他言行一致,年六十岁,还上马给皇帝看看哩!
  但据我看,光武对他一直不太信任,就因为他原是隗嚣的人。过来后,光武并没有重用他,直至来歙举荐,才封他为陇西太守。晚年之所以谗毁易人,也是因为他原非光武嫡系。
  他兴趣很广泛,能经营田牧,还善相马。他留下的“铜马相法”,是很科学的一篇马经。
  但好的传记,末尾还需要有一段好的论赞,才能使文气充足。范晔论马援:“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
  耕堂曰:马援口辩,有纵横家之才,齐家修身,仍为儒家之道。好大喜功,又备兵家无前之勇。其才智为人,在光武诸将中,实为佼佼者。然仍不免晚年悲剧。范晔所言,是矣。功名之际,如处江河漩涡之中;即远居边缘,无志竟逐者,尚难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况处于中心,声誉日隆,易招疑忌者乎?虽智者不能免矣。
  至于范氏说的:
  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
  这种话虽然说得很精辟,对人,却有点求全责备的意思了。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读《义门读书记》
  在我大量购书那些年,我买了多种名人的读书记,就是没有买《义门读书记》。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有一次在天津古籍书店,见到一部木版的,但看来书品不佳,且又部头大,就放过了。
  近年,已经很少买书,因为已经看不了多少。但有时听说有合意的书,还是想买一点,傅正谷告诉我,他买了一部中华新印的《义门读书记》。我托人去买,天津却买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华书局的门市部去问,才买到了。
  书分上、中、下,共三册,是前几年出版的,定价八元,还算便宜。
  翻阅一过,知为何焯读书时,随时记在书册之上的文字,又经后人从他读过的书册上,摘抄下来,整理成书的。都是零碎的考定、评语,毫无统系,谈不上著述。
  这类书,我一向没有兴趣。所买的清人王念孙、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的著作,都一直放在那里,没有细读。其实,较之何氏,他们的书还算是有些统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这部书,也为考据家所重视。所校两《汉书》、《三国志》尤有名。
  我先细读了书后有关他的身世的附录材料。这是我一向的读书习惯。从中得知他一生经历坎坷,并能看出清初读书人的特殊遭际。即使不读正文,钱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时即好学不倦,读书特别细心用功。他曾选印《四书文》、《历代程墨》,并评定坊社时文行世。全祖望说他“是以薄海之内,五尺童子皆道之。”这种工作,就像目前编印儿童少年读物一样,既出名,又有利可图,且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他由拔贡,选送太学,渐渐有了点名声。
  人一有了名声,便充满了危险。先是一些要人,开始对他注意,拉拢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门下”。如果能坚持淡泊,不去上钩也好,无奈读书人又羡慕富贵,不耐清苦。他先后依附过徐乾学、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荐到康熙皇帝身边。不久,又奉旨侍读皇八子贝勒府。这表面光荣,实际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热河,有人构谗语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于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驰送狱中,并籍没其邸中书。”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与官人之间,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贵官或被仇家告讦,名士则易成为“东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读书,则很容易被看作参与了皇统之间的明争暗斗。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确实要够他受的了。
  一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读《胡适的日记》
  因为长期不入市,所以见不到新书。过去的书店,总印有新书目录送人,现在的出版社是忙着给别人登广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书的封三、封底上。过去商务、中华都是利用这些地方,分门别类地介绍自己的出版物,对人对己,都很有利。这一传统,不知道为什么,不被当代出版家留意。
  《胡适的日记》也是宗武送来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书话》,我在书皮上写道:书价昂,当酬谢之。后来也没有实现。这次送书来,我当即拉抽屉找钱。宗武又说:书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价,确实不贵,就又把抽屉关上了,实在马虎得很!后来在书皮上写道:书价不昂,又未付款。
  可笑,可笑。
  这书是中华书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现在不能看长书,所以见到此书,非常高兴。当晚,就把别的功课停了,开始读它。
  《胡适文存》和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半部)、《白话文学史》(半部),在初中时就认真读过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记忆。因为,很快思想界就发生了变化,胡适的著作,不大为当时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总是随政治不断变化。“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了,就像他当时动摇梁启超一样。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无可奈何的。
  这只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如果单从文化本身着眼,则虽冷落,梁启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谁也抹不掉的。
  我以为胡的最大功绩,还是提倡了白话文,和考证了《红楼梦》。近来听说他晚年专治《水经注》,因为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书,未敢随便说。
  但专就一部旧书,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么精到,其功绩之量,恐怕还是不能和以上两项相比。
  提倡白话,考证红楼,都是一种开创之功。后来人不应忘记,也不能忘记。提倡白话,又是一种革命行动;考证红楼,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不过,什么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适的日记》这个“的”字,加上好,还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讨论的。文字是工具,怎样用着方便,就怎样用。不一定强求统一,违反习惯也不好,会显得造作。
  我还以为,近年的红学,热闹是热闹了,究竟从胡适那里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对红楼研究,实际有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
  一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大风竟日未停。
  昨夜不适。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内踱步。
  读《高长虹传略》
  文载《新文学史科》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传记。关于高长虹,过去人们所知甚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他的同乡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见到,读了这篇传记,却有些感触。过去,人们乡里观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献征集出版,不埋没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现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飙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翼文学运动。狂飙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飙》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飙,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飙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飙的主将,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飙”吹到了旁边,做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
  但据我看,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于还是落到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一生栖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读《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
  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于与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于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于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后多颂词,虚伪之情,溢于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读《船山全书》
  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过去,寒斋藏书中,有金陵书局曾氏木刻本《读通鉴论》,上等毛边纸印,字大行稀,天地宽广,虽字体有些笨拙(就是后来常见的金陵刻经处所刻佛经那种字体),然仍不失为佳本。
  书有棕色大漆木板夹,全书有一尺多厚,搬动起来很不方便,然分册甚薄,把持方便,甚便于老年人阅读,故为珍藏之一种。
  此外,我还买过世界书局出版的《读通鉴论》,洋装厚本。因素不喜世界书局所印书籍的字型和版式,后送给邹明。今邹明逝世,彼家恐无人问津此类读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书店,见过太平洋书店所印之《船山遗书》,平装,大字,分册多,阅读亦方便,当时尚不知重视王氏著作,疏忽未收,价钱不会太贵的,至今很是后悔。
  我还藏有四部备要本《宋论》。
  近年,我还陆续购买了中华书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书,如《楚辞通释》、《黄书》、《噩梦》等。
  现在,岳麓所印全书,我已经收到六册,王氏的主要著作,已包括在内,他们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再进行精细的工作,并用新发现的珍贵抄本做依据,重新进行编校。其优越之处,是不言自明的。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
  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
  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
  读《刘半农研究》
  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刘氏日记通读;徐瑞岳作刘氏研究十题摘读;其他一篇未读。
  刘氏著作,我只买过一本良友印的他的杂文二集,精装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后为一朋友借去未还。
  记得刘氏逝世后,鲁迅先生曾写一文纪念,我至今记得的有两点:一、刘氏为人,表现有些“浅”,但是可爱的;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常受朋友们的批评。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
  红袖添香云云,不过是旧日文人幻想出来的一句羡美之词,是不现实的。
  悬梁、刺股、凿壁、囊萤,都可以读书,唯有红袖添香,不能读书。如果谁有这种条件,不防试验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么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她,当作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作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立传。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么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当时北京,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痛的老一辈人还很多,也没人去恭维她。刘送三十元给她,请她讲故事六次,每次胡乱说一通,可得五元,在当时处于潦倒状态的老妓女来说,何乐而不为?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赛金花本事》一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于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到这种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著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你名誉有关,恐怕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鸿逵的训教。徐氏原文称:“时在北大研究院的钱玄同听说此事后,甚为生气,把商鸿逵叫去狠狠训了一顿,认为一个尚在读书的研究生,不应该去访问什么赛金花,更不应该为风尘女子立传。
  商鸿逵从钱玄同那儿恭恭敬敬地退出来,又跑到时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适之处,向胡氏详尽地汇报了撰书的起因和经过,并得到了胡适的首肯。”
  从这一段文字,可同时看出:钱、商、胡三个人的处世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
  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为:通过一女子,反映历代兴亡,即以小见大之义,余不得而明也。当然,文学之作,成功流传者亦不少见。《长恨歌》、《桃花扇》、《圆圆曲》,固无论矣。即《孽海花》一书,亦不失为佳作。然失败无聊之作,实百倍于此,不过随生随灭,化作纸浆,不存于世而已。而当革命数十年之后,人民处太平盛世之时,此等人物,又忽然泛滥于文艺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欤?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
  读《东坡先生谱》
  王宗稷编,在《东坡七集》卷首。
  一
  此年谱字数不多,非常简要。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年月之下,记东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诗文,以相印证。东坡诗文,多记本人经历见闻,取材甚便。诗文有不足以明,则引他人诗文旁证之。余以为可作文人年谱之楷模。
  二
  据年谱:苏东坡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五岁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三十岁判登闻鼓院,直史馆;三十四岁监官告院;三十六岁,因与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岁,通判密州;四十二岁,知徐州;四十四岁移湖州。
  此间出事,年谱云:是岁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谢表以为谤。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按子立墓志云: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舩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余读至此,废卷而叹。古今文字之祸,如出一辙,而无辜受惊之家庭妇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体验之。
  然宋时抄家,犹是通过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办,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伞以来,抄家变成群众行动,遭难者受害尤烈矣。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令人至其家取书(是求书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无书也,有书亦为人取去。所答甚得体,有见识,不愧为文君也。朱买臣之妻尤有先见之明,力阻其夫读书,不听,则与之离婚,盖深明读书无益,而为文易取祸也。此两位妇女,余甚佩服,故曾为两篇短文称颂之。
  四十五岁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五十一岁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几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见,命坐赐茶,并撤御前金莲灯送归值所。
  耕堂按:这在旧日官场看来,是一种殊荣。但令不喜官场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妇人呴呴之恩,买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岁,出知杭州。五十七岁在颖州。五十八岁再入朝,任端明、侍读二学士。五十九岁,即绍圣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州,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过海矣。
  六十三岁在儋州。六十六岁,放还,死于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后之“随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三
  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谓佳,然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幼读东汉书,慕范滂之为人,为母所喜,苏辙作墓志,及《宋史》本传均称引之,可知其志在庙堂,初未在文章。古人从不讳言:学而优则仕,因士子于此外,别无选择。如言:学而优则商,在那时则不像话。既居官矣,则如骑虎,欲下不能,故虽屡遭贬逐,仍不忘朝廷。
  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土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作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何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远古不论,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
  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东坡论文,主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以为文止而意不尽,乃是文章极致。然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然在宋朝,欧公之外,仍当首选。其父与弟,以及王安石、曾巩,皆非其匹。以上数人,在处理政事上,皆较东坡有办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于文学。人各有秉赋、遭际,成就当亦不同。
  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也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件,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能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诗,访僧参禅,自得其乐。还到处培养青年作家,繁荣文艺。然其命运,终与柳宗元无大异,亦可悲矣!
  四
  《宋史》本传,全袭苏辙所作墓志铭,无多新意,唯末尾论曰: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
  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还是有些见解的。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一日
  读画论记
  一、引
  六十年代中期,我买了一些美术方面的书。其中包括《画论丛刊》上下两册,《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石涛画语录》、《画鉴》等。以上,都是人民美术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有的还加了译注。
  另外,我从外地邮购一部余绍宋编的《画法要录》,系中华书局解放前聚珍版,线装两函,书印得很大方。上函讲山水,下函讲人物及其他。
  大病之后,身体虚弱,找出一些论画的书来读,既不费脑筋,又像鉴赏字画一样,怡乐心神,我以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二、《画法要录》
  最先读的是余绍宋的《画法要录》。第一函,共四册,居然逐字逐句地读完了。他是辑录前人论画的言论,依次叙列,上函所引书目,近八十种,多切实可信之说。余氏自撰序例三十四则,冠于书首,非常精辟,说明其撰述宗旨。
  余绍宋不是空头理论家,他参加过陈师曾等人组织的画社。他还著有《书画书录解题》一书,对中国美术遗产,研究颇深。
  此人不尚新奇,不务空谈。如其序例第六所言:吾国画学,固以不落迹象为高,然必先从规矩入手,而循至于不落迹象,乃为可贵。王安节云:有法之极,归于无法,斯言得之。
  艺术规律相通,绘画如此,文学亦如此。未有文字不讲规矩,而可能成为“作家”,甚至成为“名家”者。世界上如有这等人出现,一定是自欺欺人之辈。
  书前有林志钧序,写得也不错,是余氏的友人。写序时,正值国家多难垂危之期,尤可感慨。
  书上旧有蕉鹿轩藏书印,不知系何人藏书。书为粉连纸印,颇新,当时定价仅四元。此书民国十九年二月初版,二十年八月再版,亦可谓畅销之书矣。
  余见真迹甚少,尤不习绘事,然读此书,津津有味者,以其所论,多与文学创作有关。张彦远《书法要录》,历代以为切实可信。余对此书,亦如此观。
  艺术不能不创新,亦不能不借鉴新。不然墨守成规,谈何创造。但创新非务新奇,以新奇为招徕,为冠冕。
  清方薰《山静居画论》称:东坡常谓好奇务新,乃诗之病,画岂不然。
  东坡的诗,难道没有创新?何以又反对新奇?原因在于,这是有成就的大家,在多方借鉴,勤苦实践之余,对一些避难就易,哗众取宠之徒的一种婉言劝告。而新潮戏弄者,反以此反击老一辈为顽固,为嫉妒,则对先辈之谆谆善意,大为误解。
  此书序例十一曰:
  画学衰微,至今日而极矣。以狂怪狞恶为有气魄,以涂脂抹粉为美观。市井喜之,上海派提倡之,日本之浅识者附和之。动开画会,自标声价,耳食者震之,辄为所惑。于是后生小子,羡其易致富裕而博浮名也,竞趋而师事之。习俗如斯,谁复肯细研画理之精微?谁复肯推究古人之绪论?甚且以为历来巨迹亦不足师,就易舍难,急于自表,而画道遂不可问矣!
  真是开卷有益。今日报刊之热题:文学为何走入低谷?作家为何不值一文?阅读这段六十年前的精彩之词,细而思之,所有困惑,不是都迎刃而解,拨开云雾,得见一片蓝天了吗?
  人要自趋下流,别人是挽救不了的。艺术家亦然。有些人是“作法自毙”,也值不得同情。
  三、《画论丛刊》
  余绍宋的书,还没有读完,就想起了于安澜所辑《画论丛刊》。于是,把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几本书找出来,好在它们都捆在一起。
  于先生这部书,分为上下两集。前有余绍宋和郑午昌手书制版的序。
  这部书,据例略所言,专收画法画理之作;不收叙述源流,品第鉴别之著。所收又分为总论及专论二类。编前冠以作者事略,并辑录有关资料,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书画书录解题》等。
  此书于解放前,曾由中华书局印行一次。一九五八年,由作者重校再印。
  此丛书,选书精当,眉目清楚,校印审慎,颇便阅读,余甚喜之。
  夫画论一题,甚难言矣。余绍宋称:昔人论画,每不屑作明显之语,最喜高谈神妙。不曰艺进于道,即曰妙入化机,甚且有涉于禅理及太极阴阳者,几使读者忘其为论画之书。非唯不适于实用,亦与画家萧散之旨有违。
  又多偏重文章,往往有极浅显之理,数语即可了澈者,因重词华,反成艰涩。
  论画很少平实讲解,因之亦少发明。此不必远求,即如本书郑午昌先生序,所谈法理一段,就很像佛经一样,即便“静参”,也难明了。理论家之这一习惯,不分绘画、文学,根深蒂固,没有大智大勇,很难逃出这个圈子。
  近年文论,只有两途,一为吹捧,肉麻不以为耻;一为制造文词,制造主义,牵强附会,不知究竟。余一生读书,颇受此等文字之苦,故晚年宁听村妇村夫之直言,不愿读文艺理论家之呓语。
  玄奥无稽之谈,多出自著录题跋者之手,至于画家本身文字,则较为切实。因其从实践经验出发,不会有以上凭空设想之病。丛刊所收,多画家自述。
  例如“意在笔先”一语,这本是画家经验之谈,无关玄理,且为一切艺术实践之普遍规律,可施之于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然一经理论家玄化,则使人不易理解。
  再例如“远山无皴,远水无波,远人无目”之说,也是画家经验的积累,很可宝贵,而有些人以其言语通俗,好懂好记,贬之为工匠口诀。其实古代名家,多出自工匠。他们为使人易记易解,常把文字口诀化。
  其实,有些真正的画家,对一些玄禅之谈,颇有微词。清恽寿平说:宋人谓能到古人不用心处;又曰写意画,两语最微,而又最能误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处?不知如何用意,乃为写意?
  又说:
  今之号为画者伙矣,营营焉,攘攘焉,屑屑焉,如蚩氓贸丝,视以前古法物,目眩五色,挢舌而不能下矣。矧可与知古人称心所在也耶!
  此亦可为当前投机下海者写照矣。
  《画论丛刊》,共收书五十余种,长短不一,玄浅各异,作家以逝去者为限。
  于安澜先生,博学多艺,中华书局早年即为其出版《韵谱》一书。后在北平,七七事变,南返原籍。其家似在河南,抗战期间,乡居杜门者六载。
  当时,日寇铁蹄所至,知识分子生存甚难,如在河北,则并乡居杜门,亦不可能。
  书为一九六二年八月版,时国家困难已过,纸质较好,印刷装订均佳,校对亦细,于先生对此书出版,颇为负责,后附校勘记,甚精审。
  四、《画鉴》
  解放以后,人美刊印古籍,名目繁多:除《画论丛刊》,尚印行过《中国画论类编》,惜我未见。我手头有的,如《历代名画记》与《图画见闻志》,则称中国美术论著丛刊,有点校而无注,书前简介,点校者亦为名家。《宣和画谱》、《画鉴》、《石涛画语录》,则称中国画论丛书,标点之外,尚有注译。其实美术古籍内容,很难分得清楚,名目多,反而易混。
  古籍今译,今日大行。然细考之,有利有弊:太艰深者,难以译准;稍浅近者,又可不译。如中国画论丛书,既已加注,即可不译。《画鉴》有一则:
  道士牛戬,信笔作寒鹊野雉,甚佳。
  译为:
  道士牛戬,信笔作寒鸦野雉等禽鸟,都是画得极好。
  译与不译,差不了多少。如稍不注意,还会走失原文精神。这是为求统一,名家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译。目前,白话译古文,成为风气,而译者学识多不逮,这就更成问题。古籍能不译,最好不译;欲读古书者,最好硬头皮去读原文,不借助当前白话译本。
  《画鉴》,元汤垕撰,书很短小,薄薄一本。讲历代的画,从吴(三国)到金。叙述简洁,颇有韵味,读一则,就像读一篇小品文,并且绘声绘色,读介绍文字,就如同见到了那张画一样,实在传神。
  近日习字,我就把喜爱的段子,写在条幅上,算作读书笔记,很是有趣。
  书写途中,又发现有的译文和原文只差一字:金人杨秘监,画山水图,专师李成。(原文)
  金人杨秘监画山水,专师李成。(译文)
  又如:
  金人任询,字君谟,草书入能品,画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之下者。(原文)
  任询金人,字君谟,草书入能品,画山水亦佳,在王子端之下。(译文)
  怎样也想不通,为什么这样做,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再一想,这不能怪译者,只能怪领导。他只能这样译。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费力不讨好。
  我读书,有违传统的“不求甚解”之义,遇到问题,常常耿耿于怀,说三道四。不久以前,还有人责怪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现在又犯了老毛病,不觉哑然失笔。
  此书后附画论,《画论丛刊》摘收。
  五、《宣和画谱》
  《宣和画谱》叙目载:各门画家人数及内府所藏卷轴数。其中,道释门四十九人,一千一百七十九轴;人物门三十三人,五百五轴;山水门四十一人,一千一百八轴。
  此数字,从一种角度,反映宋代及其以前绘画的内容,及各门从业画家的多少,即当时这一意识形态的趋势。
  我们读《洛阳伽蓝记》等书,知道南北朝时期,佛教大行于南北。寺庙的修建,极其奢侈;其中的壁画,无比辉煌。
  这些壁画,多以佛教故事为主题,然神仙之形象,不过是人间形象的扩大;神仙的生活背景,也不过是人间生活的翻版。
  因此,《宣和画谱》中的道释门,其实还是人物画。它又另列人物门,所画当系历史人物。我们知道,从汉到唐,朝廷尊奉功臣,多肖像于台阁,我们看画家阎立本的故事,即可知道,当时画家,主要是从现实生活取材,为政治服务。
  宗教画和政治画,逐渐发展,因此也就有了官家或私人的卷轴收藏。宗教画的发展,使更多方面的人间现实生活进入画面。因此,庙宇里的绘画,就已经不只是佛教之义的宣传,也加入了山水、楼台、禽兽、花鸟的描绘。
  这些描绘,各自培养了自己的画家,单列出来,就有了专长于一种形式的画家。
  可以说,中国绘画从人物画开始。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五代。宗教和政治,是它发展的基础。从事人物画的画家,从政治和宗教中,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们的画作,影响也大。例如顾恺之为寺院画一新的佛像,开放以后,三天之内,寺院从如潮涌的信徒的施舍中,竟能得到一百万的收入。
  如此可观的经济效益,使画家身价倍增。
  群众蜂拥而来,一来是为了瞻仰佛像,出于宗教感情;二来也是一种美术享受。壁画这种艺术,一直到我记事时,民间还有,艺人被称做“画庙的”。
  幼年进庙观光,也多徘徊于粉壁之下,是一次欣赏美术的机会。
  五代以后,随着宗教的式微和政治的动乱,工作条件大为降低,艺人也逐渐减少。绘画从粉壁,转至绢素上。山水画上升到主位,人物画却逐渐成为小小的陪衬。所以明朝的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说:佛道人物,今不如古;山水林木花石,古不如今。画家趋赴之不同,引起绘画题材的变化,进一步,又改变了人们的欣赏爱好。
  自宋以后,“画尊山水”。唐志契曰:画中推山水最高。
  《画论丛刊》所收论著,绝大多数谈的是山水画。作者大都是宋元以后的人,明清为多。
  山水画走上主导地位,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画家由职业性变为副业性,由工匠变为文人。
  文人画的兴起,适应了官宦、商贾、知识阶层的趣味和爱好;山林高致的思想,成了他们室内装饰的主题。
  这些人身在庙堂,向往林野;身在繁华,想慕山水;智者、仁者,各有所爱;显贵者以此自高;没落者以此自况。凡是能画的,能收藏的,都把山水看成是一个永久的主题,普遍性的艺术。
  最后,西画东来,中国固有的人物及其他写生之术,都有时相形见绌。
  唯有山水,与中国的纸、墨、笔,结为一体,相得益彰,效果突出,并变化无穷,使西洋技术,几乎无隙可乘,故能长久不衰,前途无量。
  六、《画史》
  我购书滥,美术书籍,除画谱画册外,还买了一些文字书:《佩文斋书画谱》,内府刻本,共六十四册,实系工具书,平日阅读不便。张丑《清河书画舫》,有竹人家刻本,共十二册,实系书画著录,理论较少。此外,如《庚子消夏记》,亦为真迹鉴定。至于《桐荫清话》、《国朝画识》等书,以其记述简略空泛,读之无味,多已送给搞美术的朋友。只留《国朝书画家笔录》一部八册,系铜活字印本,抄家时被定为“珍贵二等”。
  我有一本米芾的《画史》,系湖北先正遗书本,书很薄,没有几页。我读后,印象很深,以为这才是有血有肉之作。因此悟出,无论什么著作,凡是有实践经验的人写的,如果他是一个诚挚的人,不存自欺欺人之心,这书一定有价值,可借鉴,能流传。反之,那就很难说了,大抵是空泛的多,枯燥的多。
  这次,我读画论,更印证了我这个想法。凡是鉴赏家、收藏家的话,都不及画家本身的话动听感人。但人世间,实践者留下的话少,理论家的话多,这真是令人无可奈何。
  例如《画论丛刊》,开卷所收:画学秘诀,画山水赋,笔法记,山水诀等篇,都是古代画人集一生的经验,甚至是众人的经验,形成文字记录,还得伪托王维、荆浩等人的名字,才得流传下来,并被视为伪书,斥为粗俗,不知“文格”。画家何必知文格?
  七、《文人画之价值》
  因读鲁迅书,得知陈师曾。余心慕其人,曾购其画作三幅:一山水,二梧桐及老来少,三小幅月季。并得其遗诗一册,为其女弟子手写石印本。印谱二册,已赠韩大星。他这篇《文人画之价值》,美术书多引之,今始拜读,收在《画论丛刊》下册。
  此文甚简要,其主旨为阐明文人画之特点。然所谓文人,系一笼统名词;正如所谓工匠,亦笼统名词也。陈氏谓: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
  这又是笼统话。文人的性质与趣味,能统一吗?能一致吗?亦如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陈氏谓:“而文人又其个性优美,感想高尚者也。”这也难说。因为有了“文人高人一等”这个前提,所以通篇文章,就常常发生矛盾。“任意涂抹,以丑怪为能”,既是文人画的一种通病,又说这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既说“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又说苏东坡的诗,“论画贵形似,见与儿童邻,乃玄妙之谈”。把工匠与文人对立起来立论,必有偏失。
  中国美术遗产,无论壁画、石画,皆系古代工匠所留,形成宝库。而历代文人画,则以各种原因,损失殆尽。贵文人而轻工匠,于美术史难以圆通。
  然其有些见解,的确不凡。其所发挥,真有些像王国维之于文学,盖西学对他们的影响是相同的。当时从西方吹来的文艺清风,确使中华艺坛耳目一新。
  例如他说的:
  人心之思想,无不求进。进于实质,而无可回旋,无宁求于空虚,以揭提乎实质之为愈也。
  这对于理解现实与艺术的关系,可以说是很新颖很精辟的。
  至于他说的,文人画之四要素: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现在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在当时,能把思想与才情并列,证明陈先生还是进步的,是先驱。
  从此,文人画在中国画界,成为主导,原为工匠者,也努力进入文人行列。同时,写意画多于工笔,人人标榜个性,然“能感人而能自感”者,并不多见。
  陈先生英年早逝,遗著寥寥。此文虽短,精辟之论尚多。如论工笔与写意之关系:
  人意之求工,亦自然之趋势。而求工之一转,则必有草草数笔而摄全神者。
  他生前,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并不以画谋生,作品流传亦少,且在商店,被列在吴、齐之下,四十八岁即逝去。人云,画家多长寿,殆不尽然矣;或长寿者,必专业之画家欤?
  八、《石涛画语录》
  中国古代画论的基础,是画理和画法。画理就是:画者,“以通天地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以上均见于韩拙《山水纯全集序》,所谈非常玄妙。画法,就是六法。第一法是“气韵生动”。但董其昌劈头就说:“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见《画旨》。实际上等于无法可依,白说一句。
  所以历代画家,都谈实践,谈作品,很少有人在这两个玄虚问题上纠缠。
  甚至有人对六法持讥讽态度:“名师高谈最迂拙,先讲雅俗费口舌。又以书卷气为说,又将气韵为要诀。”见戴以恒《醉苏斋画诀》。
  虽然如此,但要进一步谈中国美术,还是不能离开这两条经典。前面提到过郑午昌先生为《画论丛刊》写的序言,其中谈到画理画法,原文为:盖画有法无法,有理无理。无法而有法,是为至法;无理而有理,是为至理。
  至法似无法,而法在有法之外;至理似无理,而理在有理之奥。
  以上,虽不易理解,然究竟是研究者理论的升华,可以说是客观的,静止状态的理法论。石涛的一首题画诗,则是进入创作状态的,即主观的能动的理法论了。
  石涛说:
  书画非小道,世人形似耳。出笔混沌开,入拙聪明死。理尽法无尽,法尽理生矣。理法本无传,古人不得已。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把卷望江楼,高呼曰子美。一笑水云低,开图幻神髓。
  这一首诗,说明一个创作过程。画家深受理法的熏陶,并对理法深有领悟和体会,面对眼前的景物,他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他进入自然景象之中,并有推动和支配这些景物的愿望。他终于与自然景物结为一体,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景合一,天人合一。他创作的画,活了起来,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并影响着自然,赋予眼前景物新的光彩,增加了大自然的美的内涵,美的力量。
  这样,石涛的画,就有了气韵,就完成了六法,也表现了个性。
  每一次创作,都是画家一次神游的过程。他能把体验到的,虚无缥渺的东西,捕捉到绢素上来。
  石涛的这首题画诗,是他的一次创作体验。我想,只有石涛式的创作论,才能阐释中国传统的、玄妙的、难以理解的画法画理。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三日(阴历二月初二)。
  外面大风,窗前阳光甚暖。至此,本文结束。
  盖自旧历年后,余开始读书、为文,已近一月矣。
  甲戌理书记
  《佩文斋书画谱》
  内府印本线装六十四册,价二十五元。
  此书购置已多年,以其浩瀚,从未细读。今值大病初愈,既读画论诸书,且有文字矣,又念及是书。近日屡拆屡捆,已三次,决心未能下。今晨又打开,并为首二册包装,希能浏览一过,稍长关于书学之知识,日后或能有所论述,与画论配套。呜呼,大难不死,平生多次,上天既不厌其生存,自当努力,散放余光,使之有所辉照。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耕堂记
  《定香亭笔谈》
  阮元著。此达官贵人之笔记也。所记无人民生活,更无其疾苦,全部为风雅之事,加以宾客满园,偶有谈吐,即有人捉笔记之;偶有吟咏,即群起而唱和之。诗词满篇,都为歌颂而作;名流如鲫,皆为附骥而来。每册皆有记录之名,真可谓笔记著作中之阔气者矣。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记。(第一册)
  此卷钱塘陈鸿寿录,不知是否即画家也。三卷录者为仁和钱福林;四卷为钱塘陈文杰;一卷为嘉兴吴文溥。卷首有阮元嘉庆五年序,版成亦在此时也。同日又记。(第二册)
  此书购回后,多年未读。近日整理木版书方找出。见书皮残损,乃为之包以毛边纸。此系扬州阮氏琅嬛仙馆原版,亦可珍也。(第三册)
  此书纸敝,板片漫漶,原主人圈点殆遍,并有抄补,亦读书人也。其藏书章为“暂留吾家”,亦可谓达者矣。书皮为单页,已朽残,多补贴,不知是否我购回所作。原装订者如此偷工减料,原主人必系清寒之士。
  此书购自津沽,我进城后,大买旧书,减去书估多年陈货,使其有利可图,并暗中庆幸遇此大老憨,亦津门书市逸事之一端也。(第四册)
  此书一函四册定价五元。书签空白,今日题写之。余尚有《小沧浪笔谈》,亦阮元作,性质相同,版本亦类似,用纸稍差。
  《粤东笔记》
  李调元辑,会文堂石印,线装四册。留此书,可观当时出版界之一格:即向大众普及,向乡村及小城市开扩。纸张粗劣,价格极廉,然于传播文化知识有功,绝非今日印坏书,坏人心者可比。
  余近来整理旧书发见:旧书所用中国纸,即使为次等纸张,其寿命亦超越报纸百倍。甲戌。
  《妙香室丛话》,《屑玉丛谈》申报馆仿聚珍版笔记二种。此等书见于鲁迅书帐,余从上海邮致数种,现仅存两种,其他已送人,恐散失矣。每种册数、厚薄相同,盖于设计,亦费一番功夫矣。甲戌。
  《明夷待访录》
  共二册,影印本,当系丛书零种。然原刻字体工整,故影印亦清楚可喜。
  黄梨洲此书,清末民初颇流行,余在中学即知之,盖宣传民为贵也。甲戌冬为做一简易书套,并题书签。
  《湘军记》
  光绪十六年袖海山房石印,四册。王湘绮之“志”出,曾国荃不满,乃请王定安为此“记”。湘绮之志,为曾纪泽所请;曾氏兄弟间意见不同,已延至第二代。曾国荃为此书作序,谓为传闻异词,实系主事者之相违耳。出版说明,谓为据木版影印,甚不似,恐系写印。甲戌冬月。
  余另有王氏《湘军志》,四川土纸印本,一函四册。
  《秦淮广记》
  缪荃孙辑,商务大字排印本,线装四册,余前有题识。以缪氏之学识,而有暇辑录此等材料,人可誉之为别有见解。然终是大材小用,不足为训。
  其后亦有大学者,致力于琐琐,人虽不言,其书亦多不行。甲戌。
  《庸闲斋笔记》,《柳南随笔》余既以多种石印书送人,今手下只有此二种;系扫叶山房印本。书无大用,只存该山房印书格式。
  清末民初,石印方便,传奇及笔记小说曾亦泛滥,观当时书籍后之广告可知。然能传至今者寥寥,盖佳作少,而无内容者多,必遭淘汰。甲戌冬。
  《知不足斋丛书》第三集
  余有多种知不足斋丛书,有原刻,有翻刻,有石印,多为零本。此为一整集,而又系原刻,故珍藏之。
  又零本三种:农书一册似原刻,其他为该丛书之二十四集,则系尾声矣。
  纸墨较差,然亦不能遽定为翻刻。时期不同,条件较差耳。
  《知不足斋丛书》,为有清一代丛书之最佳者。出书最多,亦最有价值。
  书多实用,每书有跋,即“编后记”,鲍廷博氏之精细用心,实开鲁迅编印书籍优良作风之先河。鲁迅于二十年代,仍购进北新书局石印《知不足斋丛书》一部,可见其对此丛书之垂青矣。
  北新石印本,余存十余种。甲戌。
  《清人考订笔记》
  线装八册。无用之书。明知无用,而仍印行。好古之士,无时无有。有人印,即有人买,又怪何人?甲戌。
  《张大千生平和艺术》
  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下午,卫建民寄赠。书印于一九八八年,云购于旧书摊,然书甚新,如未触手。建民知我性格,不会寄脏书给我。当即用彼包裹纸装之。闷热,雨短时即停。
  余自作《读画论记》,内涉及中国绘画发展史,恐有失误。今读此书,余所作时代划分,尚与大师主张相吻合,乃一块石头落地。
  建民后又寄一册,近人所作《中国绘画理论发展史》,余兴趣已转移,遂将书转赠他人。甲戌。
  《涵芬楼秘笈》一、二、三、七集
  此四套书,购于南开某马路。路旁有一破废大车,上面散放一些书籍出售。此等书,本各有布套,售者惜布而轻书,将布套留下,只抛卖书。书价甚微,每集六角。余抱回家,已放置多年矣。病后无聊,很少看书,然终日无所事事,亦甚苦恼。乃偶作此等简易书套,以护易损之书。时至迟暮,仍眷眷如此。余与书籍,相伴一生,即称为黄昏之恋,似亦无所不可也。
  所谓秘笈,亦甚难言。纪晓岚所谓多读秘书,是指皇家所藏,外界轻易不得见者。后人所谓秘笈,则有好有坏,有些书商,甚至以“秘本”招徕、欺骗读者。故对所谓秘笈,不要过于迷信。一切有价值著作,易于流行传世;一切价值不大之书,保存者少,成为孤本,或成为秘书,亦不足为奇。验之今日作者,动不动即慨叹当世之人,不识彼之天才,书卖不出,即声称藏之名山,寄希望于将来。此等想法和志向,恐亦有验有不验耳。甲戌。
  《牧斋初学集》
  此书原用《古学丛刊》书套,昨日改题书签,误将初学写为有学,又更易重写,实无事找事也。晚听广播,姚依林同志逝世。一九四五年冬,余从张家口返冀中时,去北方局组织部办理手续,曾见一面。彼时同志之间,识与不识,何等热情。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晨,修理《牧斋初学集》,砚有余墨,袋有碎纸,乃题数语,贴于卷首。
  《世说新语》
  思贤讲舍本,余尚有《荀子集解》,亦为该社刻印,可靠之本也。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今日晴暖,制此书套,并晒衣被。
  《十国春秋》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余检书至《十国春秋》,忽见书衣上有连日所记与张离异前之纠纷,颇伤大雅。乃一一剪下,贴存于他处。《书衣文录》发表时,亦检及此书,现查阅《文集》,只摘录其中数语。以后因此书部头大,很少拆阅。今年老,念及身后,故使之与书本脱离。
  呜呼,余一生轻举妄动之事太多,身心受祸亦不少,过去之事,亦不愿永存记忆。然仍贴存之,以警来日。来日虽无多,亦不无意义也。
  《扬州画舫录》
  昨晚修理此书,又查对中华排印本。排印本在灯下读,已模糊不清,方感此旧本对我之可贵。近年新书新刊,已无可读者。前些年所买古籍新印本,又将因目力日衰,而不能读。余又不能一日无书,则进城后所滥购木版书,即将成为目前唯一之精神支柱矣,可不宝之!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
  此本虽非初印本,然亦不易得矣。
  《蜀碧》
  彭遵泗著,版破损,字漫漶太甚。
  前读《鲁迅日记》,许钦文曾送此书一部与他。后先生著文,引此书,谓张献忠等杀人太多。近代颇有人讳言之,甚不必也。张流入四川后,杀人更多,几以杀人为战术之一种。此等现象,历史多见。甲戌。
  《蜀典》
  余胡乱买书之时,于劝业场对过古籍书店购得《蜀典》二册。破损甚多,纸亦薄脆。原堆于货架之上,无人过问。余喜其字大行稀,拟携归修理。然经验不足以治此,所用衬纸太厚,破页又太多,修补之处,高高突起,难以平整,实不雅观,亦不便阅读。乃拆毁之,用以垫书。今日忽又惜之,叠在一起,差足一卷。
  其内容为:故事,姓氏,堪舆,著述各项,皆系辑录旧闻,成为《蜀典》。
  然已不全,装订亦不易,先收入此袋,俟收集全,再做处理可也。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下午记
  《昭陵碑林书法集锦》
  陕西礼泉赵君,先后来信,并寄画册、字帖等。又求当地画家孙君作白菜萝菔一幅,为我祝寿,情意可感。去年寄去字一幅,失邮。今又寄去一小字幅,未审能到达否!此帖即赵君寄赠,下午无事包装并题记云。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此君后又来函,有所商谈,余因故未及时作复,音问遂断。交友之道,余甚疏忽也。
  《中国书法全集康梁罗郑卷》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九日,北京耿君持赠,余报以小型石印书《西域水道记》一部四册,彼在研究河道。此君读书甚多,今年三十岁,前途正未可限量也。
  上午十时,滕云等七人,集于寒舍,商议召开研究会事。据云:筹备甚早,而批下甚迟。余只重申不要拉赞助之旨,余未过问。合影后,彼等移至独单详谈,余休息。
  书法者,知识分子之余事,然亦处世之大节,观此集,可知文字非小道,文人之政治趋避,亦反映其间。以历史论,康梁不失为时代之猛士,而罗郑实为因循自私之小人。合编一集,正如一个舞台之上,丑净同时演出。
  《阅微草堂砚谱》
  河北省沧县筹印《纪晓岚全集》,邀余为顾问,赠以此册。
  余向来不当顾问。然报社之顾问不能不当,因系饭碗所在处。中国作家协会之顾问,不到下届改选,亦无法辞掉。此顾问乃柳溪代允,亦不得不当也。
  文人好砚,以其为本身工具也,又以其为石也。此亦物恋,实难言矣。
  米元章得徽宗端砚,至以朝服包之,不畏墨污,此公爱砚可谓第一等矣。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记
  古砚多笨重,不便携带,未知旅行及进考场,所用形制当如何。近友人赠以井冈山所制小砚,盛以竹盒,砚亦薄小,可知古时亦必有此等轻便之物也。
  进城后,小摊多有端砚出售,价甚廉。余以其无用,所收甚少,并随手赠人。只留两方,一购自南市,一购自荣宝斋。皆端砚,方整秀美,石色亦佳,并有硬木盒装。近为《南方日报》写字一幅,竟获赠一方端砚,石质已不如旧产,然以余之字换得,亦可谓厚赠。
  山东常君,数年前,赠一方红丝砚,甚美观。今查纪氏砚谱,亦谈及红丝砚,然谓青州红丝砚,早已绝迹,纪氏当时求之,已甚难得。不知何以近日又有出产,方便时当向山东朋友询问。
  《墨巢秘玩宋人画册》
  书籍翻完翻字帖,字帖观厌观画册。书法画法两外行,艺术之事漫商量。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记
  宋代画院,作者如林,待遇优越,作品丰富。然绢素生命不长,且加国家多难,兵火损失,逐年减少,至今只存零缣片羽,收藏者珍贵如此。再越若干年,则并此亦将不存。当时画师,争奇斗艳,心血所钟,竟如此短暂,即告消亡。艺术之局限性,亦令人无可奈何矣。
  自印刷术兴,中国古老文艺,得以延续生命,并可广泛流传,此科学救助之力,科学之可贵,正在此等地方见之。
  同日记
  宣和画谱只存名,历代名画已成灰。所存碎裂,并无款识。收藏家判定为谁所作,恐亦不可靠,聊以慰藉后人思古之心耳。沧海桑田,当是常见之景,画幅小事,尚须论乎!
  次日又记
  商务印书,无论字帖画册,只要有传播价值,皆不惜工本。此册乃双层宣纸精印,后来无有也。
  此册封皮,有余修补痕迹,当年有工具,有各色旧纸,亦有时间去干这种勾当。今日思之,怅然自失。
  《顾恺之画女史箴》
  一九九四年六月八日重装。近日不能静坐读书,乃觅出一些画册整理。
  此册原曾修补,今又为包毛边纸皮,稍为洁净,以美观感。
  此如系真迹,则中国画法之传,源远流长,不绝如缕矣。余幼年逛庙会,见壁上所绘男女,衣饰风度,无不如此,师徒一线相传,千古不变。
  同日记
  《华新罗写景山水册》
  甲戌夏装。余后半生与旧书打交道多年,所受污染多矣,此亦老死而无悔之一途乎!砚中墨干矣,可以无言矣!
  这些画册,都是六十年代,从北京中国书店邮购而得。文明书局所印字帖画册甚精。鲁迅先生居沪,所逛书店,文明为常去之处。兼售旧书,故有时先生一人进去,留夫人及海婴于店外,恐小孩受旧书尘垢污染也。今日装成,忽忆及此。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记
  《石涛画东坡时序诗册》
  甲戌夏装。东坡诗多凄苦内涵,然又强作洒脱。处寂寞之境,而寻觅慰藉之情。为宦不顺,而关怀庶民之事。有感即发,不作隐晦之态,此种意境,甚宜石涛作画也。闲时当细玩之。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题
  《石涛山水册页》
  人随世变,情随事迁。
  余近日始读石涛材料,知其明末王孙,楚藩后裔,流落为僧,精于绘事。
  至政局稳定,清朝定鼎之后,此僧北游京师,交结权贵,为彼等服务,得其誉扬资助,虽僧亦俗也。乃知事在抗争之时,泾渭分明,大谈名节。迨局面已成,恩仇两忘,随遇而安,亦人生之不得已也。古今如是,文人徒作多情而已。曹雪芹有见于此,故借袭人,说出一句“名言”。
  余少见真迹,此册略见石涛风格。其画法,简洁而淡远,笔墨纯熟如天成。开卷其作风自现,无第二人可比,此谓之创意。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记
  《铁桥漫稿》
  有虫蛀而不易修,望之兴叹而已。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日
  《古泉丛书》(上)
  山西杨栋,过去送我四十枚铜钱,我早想还给他。今秋,他来看我。我第一件事,就是还他铜钱。结果,翻遍木匣,一次,二次,第三次方才找到。
  甚矣,老年之忙乱善忘也。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
  《古泉丛书》(下)
  余幼年时,犹用铜钱,现身边已无一个铜钱,而有关于古钱之书六种。
  今晨起,糊两个书套封藏之。其中李竹朋之书,印装何其精美!而戴熙之书,乃余过去所手补者。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五日
  附一九九二年题书二则:
  《宋司马光通鉴稿》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九馀老人装。
  余自七十年代起,裁纸包书近二十年,此中况味,不足为他人道。今日与帮忙人戏言:这些年,你亲眼所见,我包书之时间,实多于看书之时间。
  然至今日,尚有未及包装者。此书即其中之一,盖书太大,当时无适合之纸耳。
  《宋贤遗翰》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装。
  此过去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印刷精良,为当时先进,鲁迅曾称许之。
  故园消失,朋友凋零。还乡无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艰,痛遭逢之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凭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抄讫
  理书续记
  《两般秋雨庵随笔》
  清钱塘梁绍壬撰,光绪十七年汪氏振绮堂版,共八册。
  梁氏此书,余幼年即知之。此书与当时流行之《秋水轩尺牍》,名声很大,其实皆名不副实,不知为何能名噪一时也。盖读书人,亦分层次,其修养素质,则如宝塔状,其根基越广,人数越众,受教育的机会越少。群众需要普及的文化,则通俗者能传远,亦能畅销,书籍为商品,易懂易看则购者认为实惠有用,故声名大,卖得多。
  余购此书,重其版本。前有汪适孙序,书的纸张印刷,仍有振绮堂丛书余韵。初购此书归,浏览数则,颇觉其浅薄。余以为随笔之作,亦必以实践经历为主,穷文人或富贵子弟所作,必流于肤浅。因穷文人所见不广,而纨绔子弟之作,又必流于轻薄也。即如一般名士,如随园大名,其所为笔记,亦陷于浅薄。
  余藏有商务排印本,宋元小说大观多种,其作者皆为有政治经验,或经历过社会大变乱的学者。其所记述,皆为一代故实,有益于人生,无一字空泛,更无卖弄学问之意。每册后有夏敬观所作校记。明清之作,能与之比者已寥寥,况近代乎。
  近代人粗通文字,写两篇小说,即成为名作家。既不去读书,亦不去采访,自己又无特殊经历。但纷纷去作随笔,以为随笔好作,贫嘴烂舌,胡乱写之即可。其实随笔最不易写好,它需要经验、见解、文字,都要达到高水平,而且极需严肃。流俗之辈,以为下笔即可换钱,只是对随笔的亵渎。
  随笔既被人所践踏,亦如其他文章,一代不如一代。此亦九斤之见,必为弄潮儿所笑也。
  余好听鼓书,很少听评书,今年先后听评书三、四部矣。近人所说评书,亦吸收现代语言,注意人物性格塑造。余因无书可读,乃退而听评书。近听《隋唐演义》,最有趣味。因曾购此小说而未读,赠与映山。近又读隋唐正史,颇欲知此小说之结构也。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后记,边听评书。
  《鲁岩所学集》
  清张宗泰著,共八册;附余事稿、交游录各一册。民国二十年模宪堂重刊。
  今日大风,入冬以来,天气偏暖,多雾少风,时又阴雨。今西北风至,冬寒将临矣。近日读目书,今晨翻《清代文集篇目索引》,见此书细目,乃取出,又发见未发表《书衣文录》一则,遂抄出,放回。下午睡起,又取出拟重读之。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下午
  今日检书,见书皮题字,多为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盖此二年,心情烦乱,无日不以此为事也。其间一九七五年春,家庭多事,情感尤其波动,如无书籍为之消遣,不知将又如何度日也。
  同上。
  作者一生,州府教授,是一个真正的书呆子,所作几乎都是读书札记,然阅读范围甚广泛,读书甚精细,独自有见解,故成就如此。阮元称其为“古朴之至,闯然农夫也”。又曰:“足下为人所不为,读人所不读之书,真所谓天机清妙者。凡所论著,皆不急之务也。”此为达官贵人,对穷酸秀才所作评语,既有其赞美超凡之意,也说出书呆子穷极无聊的一面。然而,这是一种现实,历代而不移。说者无恶意,听者亦不后悔也。
  作者自序:“余于凡百玩好,无所动心,顾独喜读书,如啖蜜然,中边皆甜,只觉有不尽之意味,浸淫于胸臆间,而莫能自已也。”这是肺腑之言,然也是书呆子的受病处。受病不深,则吐言不实。
  孙葆田后序称先生:“学问质实,非如世人之炫博矜奇也。”正因为质实,故其书得以传世。历史不会收留空腹高心、欺世盗名之作。
  曾记郑振铎颇喜此书,谓可随身携带。书可随身,可知爱好之至,有用之极也。
  余所藏似为新书,甚可爱。今见书皮洁白,想在上面写些字。但纸质不佳,不吸墨,思想亦枯涩,无词可书,徒事抄写,可叹。
  《李文忠公外部函稿》
  “文革”前,自南京古旧书店邮购,线装十四册,价十元。有木夹板,已破碎,余黏合之。夹板上原有题字:即译署函稿。都是李鸿章寄交总理衙门的信函、文件和译件。光绪壬寅孟冬,莲池书社印行。书页夹缝,有“三号印一千”字样。
  此书为桐城吴汝纶编辑,扉页题字,出自他的手笔,柳颜兼备。吴为清末古文大家,李鸿章得力幕僚,这些函稿,恐怕大部为他所拟。时间起自同治九年,止光绪二十年。
  这一时期清朝处于外交多事之秋,蚕食瓜分,无日无之。朝廷处于皇皇不可终日之境,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外侮日深,束手无策,群众起而反抗,反遭政府镇压,甚至滥杀本国人民,为帝国主义泄愤。民心失望,民气大伤,国家命运,已不可问。
  当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通商大臣,实际上是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参,但不能决策。政府倚靠他,又不完全信任他。曾国藩、左宗棠一些老人,已经退去,李鸿章以办理洋务,成为重臣。曾、左、李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干将,他们屠杀起义人民有经验,但对列强入侵,则只有退让容忍。
  一步一步地向后退,一方面给清政府“保留面子”,一方面又不敢过于激起民愤,处境十分狼狈,内心十分矛盾。
  当时所谓洋务,实际就是传教、通商。外交则是割地赔款。读这部函稿,大者如天津教案,日本侵台,朝鲜事件,越南事件,派人员出洋学习,购买枪弹船炮……同时中国土地之上,不分水陆,无时无地,不发生洋务、外交事件。交涉,谋划,又无不是丧权辱国的结局。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有很多悲惨景象,已被历史风雨淡漠。唯有城市乡村,残存的那些建筑、遗迹、口碑和传说,还包含着民族的抗争、屈辱和血泪。
  书用粉连纸三号铅字排印,有栏格,颇清晰。书亦完好,只有一处虫蛀,破损二、三页,书鱼做一窠,蜕化而去。
  书出自南京,当为国民政府外交人员所用。然利用亦不多,一处用红墨水勾划,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对话。当年正是与日本外交频繁之时也。
  此书对余本无用,然曾修整包装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灯下,今又将第一册书皮上文字剪去,并浏览数日。清末外交,已如过眼云烟,所留存的事件详情,外交对话,皆反映一代真实,使后之读者,不无感慨。保定莲池,为余幼年旧游之地,过去只知有书院,不知有出版机构,此书之外,尚有何书,亦未详也。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四日记
  《章氏丛书续编》
  无书可读,昨夜忽忆及此书,或有可读文章,今晨找出,实无可读,前已有记述矣。正如鲁迅所说,其门弟子编辑此书时,尽量把他们的老师打扮成当代大儒,纯而又粹,所收皆“皇清经解”式文章。章氏晚年所作短文,竟无一篇生动活泼者存世。是章氏不为乎,或编入他书,余未见乎!实可怪异。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品花宝鉴》等新印本
  新潮小说不足以征服群众,于是请出这些作品,作为文化食粮。评论家以“清代世情小说”推荐之。清代世情,传播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民共和国,不亦谬乎!然今之世情,近于是矣,故此等书得以流传也。
  此等书虽名载小说史,然余从未想读过,更从未想买过。既不能以之教育自己,又不能以之教育后人,插之书架,亦不能增加书房光辉。
  此下流之书也。开放以来,各地出版社竞印过去禁印之书,有些竟不知是何等书籍。而不在扫黄之列,盖即所谓“擦边球”也。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金石学录》
  清嘉兴李遇孙辑,道光四年原版,西泠印社用活字复印,上下两册。从南方邮购,价只一元五角。今日为制简易书套封存之,并题数语。
  今日取《金石文钞》,此书同捆一处,纸张印装之精美,今日所不能见,见亦不能得。余购此等书时,尚无人顾及此也。然细观其内容,亦不过抄录他书,无深刻之见,说不上是学问,只能作清谈之助耳。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
  《金石文钞》
  余近日读汉西岳华山碑,想查阅其全文,今晨检及是书,该碑已收入都穆《金薤琳琅》,此书无有也。《金石文钞》一书,似见于鲁迅书帐。余所购者为新书,非别人看过,盖系印书人家库存,后流入上海书肆,故鲁迅得购于三十年代,余于六十年代,又能从上海邮购也。
  《金石文钞》八册,《续钞》二册,泾县赵绍祖辑,原刊于嘉庆年间,有法式善序,为赵氏古墨斋十五种之一。余之所购,系其从侄书升,重刊于咸丰庚申,又有光绪二年潘祖荫序,可见刷印不只一次也。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记
  余喜读碑帖,而患其字体不清,文字不全。曾购《金石粹编》一部,以便查考。该书系石印本,字体缩小,老年已不便阅读。乃又购《金石文钞》一部,以图补救。此书系在上海邮购,书到后方知系续都穆之《金薤琳琅》,汉碑多在都书,此书所抄寥寥。但唐碑仍不少,失望之余,尚可稍慰。唐文亦是古文,可供好古者无聊时念诵。余对此道颇无知,购书亦不细检书目,故常常买来一些不如意之书,然此书字体颇大,便于阅览,纸亦洁白,有可爱之处。近日无事,为制简易书套二,分为上下两函储藏之。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记
  《古刻丛钞》
  近日读《金石文钞》,法式善序,谓陶宗仪《古刻丛钞》甚佳。余忆及存有此书,在《知不足斋丛书》零本中。昨晚找出《四库全书提要》称:金石之书,贵在文字,不在目录。此书抄录全文,使古刻得以流传,故可称也。
  欧阳修、赵明诚之书,价值非不高,然只有目而无文字,彼时所得见者,今已无处去寻觅,故可惜也。亦遗憾难补之事也。《金石文钞》诸序,极称洪适《隶释》及都穆《金薤琳琅》二书,以其皆录有文字。
  《金石粹编》号称全富,然所收时有遗漏,此余所发见也。后人亦多有微词:一为晚年所为,精神照顾不及;二为错误不少。看来集体著书,其弊甚多,实际无人负责也。余对此种学问,纯属外行,不敢妄议,只能鹦鹉学舌而已。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记
  《爱晚庐随笔》
  近人张舜徽著,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湖南出版局李冰封君赠,余为之书一条幅,以此为报也。此书印数七百五十,而仍有余书,可为赠品,可叹也。
  余放置案头,已有半年,时常翻阅,认为很有价值。书分学林脞录、艺苑丛话两部分,均为笔记性质,内容广泛,经史文艺,无所不包,尤于近代史料为详。所记充实有据,为晚清以来,笔记所少有,而书之命运,竟不入时如此。非著作之过,乃社会、文化风气之过也。
  旧称士、农、工、商,当然社会有分工,不能人人都去读书,那样将无衣无食,没法生活。然社会也总得有人读书,而读书也总得有个实际要求。
  现在讲发展教育,讲尊师重教,讲尊重人材。而课堂,出版,已成买空卖空之势,纸张都用来印了无用有害之书,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竟卖不出去,这里面的道理,实在难以说清了。
  余孤陋,不知张氏学历、生平,询之在大学教书之姚大业君,得知为历史学家。从其自序中,知有著作多种,然姚君亦不能告知其详也。
  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上午
  吴组缃材料
  《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五年第一期,载有关吴氏文章共十三篇,余毕读之。
  吴氏创作,崛起于三十年代之初,《一千八百担》最有名。然余对吴氏作品所读甚少,印象亦不深。因当时迷恋革命文学,向往草野作家,认为吴氏小说是科班出身,大学生作文,故注意不够。其实吴氏创作严肃认真,此从材料所知,后人有定评也。然后来颇羡慕吴氏能为冯玉祥国文老师,以为遭遇非凡。近年读吴氏回忆,虽亦有怀恋之情,然此差事,实际亦甚苦。吴氏一典型书生,正值青年,国家亦处在多事之秋。而冯氏当时已是下野军阀,性格、经历、想法,差异必很大,相处实不协调,虽冯氏礼贤下士,在那个圈子里工作,如果不是为了挣点钱,恐怕不容易混下去。后终于决裂,辞职不干,这是必然的结果。
  吴氏晚年,有弟子问他,为何不专搞创作,而去教书。吴氏答:写小说不能养家。此言甚确。以当时吴氏之名,文坛之秀,尚不能专业,其他作家可知矣。那时的作家,不像现在这样,专业,即有铁饭碗,如此容易。然非吴氏一代人,已不足与谈此中之甘苦矣。
  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上午
  第四辑耕堂序跋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一九三七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华北地区。那时我正在家里,亲眼见到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巨大的抗日战争的怒潮。
  人民的抗日情绪,是一呼百应的,奋不顾身的,排山倒海的。
  这一年的秋季到冬季,可以说是人民抗日战争的动员、组织时期。在这一过程里,村庄的局面,开始是动荡不安的,经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使人民的抗日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更高地发扬起来,集中而有力地抗击侵略者。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以来,在华北地区就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以后在农村更有了深厚的工作基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前后,党很有远见地加强了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
  当我的家乡,遭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农民勤劳、勇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
  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
  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所以,当一九五○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
  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
  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份,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
  我特别喜爱他们那种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可以被称做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作品自然反映了这种精神。它在我的心灵里印证最深,它是鼓动我创作的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有限,我的艺术经验不足,加以写作时没有全盘的计划,小说的结构力量,在有些地方是薄弱的,所表现的生活是不够广阔的,以及其他种种缺点。
  我希望热心的读者予以批评,赐以教益。
  一九六三年九月
  《秀露集》后记
  本集所收,主要为近一、二年所作散文。其中也有几篇旧作,篇后系有写作年月,读者一看便可明了。旧作经过战争、动乱,失者不可复得,保存下来的,也实在不容易。每当搜集到手时,常有题记。例如《琴和箫》一篇,
  即原附有如下文字:
  这一篇原名《爹娘留下琴和箫》,发表在一九四二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在我现存的创作里,它是写作较早的一篇。但是,在后来我编的集子里,都没有这一篇。一九五七年,我病了以后,由康濯同志给我编辑的《白洋淀纪事》里,也没有收进去。
  这一篇文章,我并没有忘记它,好像是有意把它放弃了。原因是:从它发表以后,有些同志说它过于“伤感”。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是很不愿意作品给人以“伤感”的印象的,因此,就没有保存它。后来,在延安写作的《芦花荡》和《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里,好像都采用了这篇作品里提到的一些场景,当然是改变得“健康”了,这三篇文章,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参照来看。
  现在淮舟同志又把它抄了来,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久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弱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因此,我竟想到了创作上的一些问题。真正的激情,就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所流露的激情,恐怕是构成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在历史著作里,在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成就大小的分别,道理也是一样。应该发扬这一点,并向现实生活突进。但理论问题是很复杂的,非目前脑力所能及。现在,只是把这篇作品的来历,简述如上。
  一九六二年八月七日晚大雨过后记
  此篇,前抄件已失,淮舟念念不忘。今岁,先后到天津人民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检阅所存《晋察冀日报》残卷,均未得见。终于《人民日报》资料室得之,高兴抄来。淮舟于此文,可谓情厚而功高矣。今重印于此,使青春之旅,次于晚途;朝露之花,见于秋圃。文事逸趣,亦读者之喜闻乐见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晨又记
  再如《烈士陵园》一文,写出较早,发表在《人民日报》;还有一篇,写出较晚,交给《天津日报》,刚刚排出清样,就赶上了“文化革命”。于是悬挂楼间,任人批判,批判之余,烟消火灭,它就无影无踪了。文章的命运,历史证明,大体与人生相似。金匮之藏,不必永存;流落村野,不必永失。金汤之固不可恃,破篱残垣不可轻。所以虽为姊妹篇,一篇可以赫然列目于本集,一篇则连内容、题目我也忘记,就是想替它恢复名誉也无从为之了。
  其它几篇旧作,也都是路旁的遗粒,沉沙之折戟。虽系残余,可备磨洗。
  因为,用旧日文字,寻绎征途,不只可以印证既往,并且希望有助于将来。
  至于这些新作,也都是短小浅陋的。近年来,文章越写越短,以前写到十页稿纸,就自然结束;近来则渐渐不足十页,即辞完意断。这是才力枯竭的象征,并非锤炼精粹的结果。然于写作一途,还是不愿停步,几乎是终日矻矻,不遑他顾,夜以继日,绕以梦魂。成就如此单薄,乃自然所限,非战之过也。
  “秀露”一词,亦别无含义。在农村生活时,日出之后,步至田野,小麦初生,直立如针,顶上露水如珍珠,一望无垠,耀人眼目,生气蒸蒸,叹为奇丽。今取以名集,只是希望略汰迟暮之感,增加一些新生朝气。
  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记
  《澹定集》后记
  为一本书命名,比为一篇文章命名,要难一些。一篇文章,在写作之前,成竹在胸;在初稿完成之后,余韵犹在。起个名儿,写在篇首,还容易些。
  如果是一本书,把一些从杂的文章,汇编起来,立个名目,就常常使人“一名之主,旬月踌躇”了。
  “晚华”二字,本来名副其实,有人嫌其老。我为了酬答这些同志的美意,第二本集子,就取了“秀露”两个字。有人看了又嫌其嫩,说是莫名其妙。
  确是这样。人老不服老,硬是说七十如何,八十又如何,以及老骥伏枥,焕发青春之类,说者固然壮一时之气,听者当场也为之欢欣鼓舞,仔细想想,究竟不是滋味。
  因为毕竟是老了,于是这本集子,就定名为“澹定”。这两个字,见于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我读书不求甚解,这两个字从字面看,我很喜欢,就请韩映山的令郎大星同志刻了一方图章,现在又用来作为本集的书名。
  其实,就我的体会,凡是文人用什么词句作为格言,作为斋名,作为别号,他的个性,他的素质,他的习惯,大概都是和他要借以修身进德的这个词句正相反的。他希望做到这样,但在很大程度上,不一定做得到。当然有一个格言,悬诸座右,比没有一个格言,总会好一些,因为这究竟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多少还带有一些文化教育的性质。
  就用这两个字吧,其别无深意,正和前两个书名相同。
  其中有一篇短文,题名《王凤岗坑杀抗属》,是旧作,冉淮舟同志从图书馆复制来的。我向读者介绍:我过去写过这样的文章。这样的文章,我现在还能写得出来吗?
  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下午雨中
  《尺泽集》后记
  “尺泽”二字,引自古书,其义甚明,就不再做什么解释了。
  尺泽虽小,希望它是清澈的,没有污染的。它是从我的心泉里流出来,希望能通向一些读者的心田里去。
  希望在它的周围,能滋生一片浅草,几棵小树。能为经过这里的,善良的飞鸟和走兽,春燕或秋雁,山羊或野鹿,解一时之渴,供一席之荫。
  希望它不要再遭到强暴的践踏,风沙的掩盖,烈日的蒸煮。蚊蚋也不要飞舞其上,孑孓其中。
  在历史上,它是有过这种不幸的遭遇的。前些年,才又遇到一场春雨,使它复苏。因此,它特别珍惜自己的存在,珍惜自己的余生。
  因为是水,是有源泉的水,是清澈的水,凡是经过这里,投影其中的,都可以显现自己的面目。妍者自妍,媸者自媸。它是没有选择的,一视同仁的。
  它的存在,年深日远,它确实有些疲倦了。它不愿再与任何事物,做使自己也使别人无聊的纠缠。
  总之,在它的容纳之中,都是小的、浅的、短的和近的。江海之士,浏览一下,就会失望而去的。
  末附三十年代,我习作的两篇文艺论文,分别由两位青年朋友,从旧杂志报章抄录而来。三十年代之初,我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因之热爱上接近这一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且直到现在,还不改旧习,时常写些这方面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为权威者笑。读者看过这两篇短文,也就可以知道,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下午大热,闻雷声。
  《远道集》后记
  “远道”二字,引自一句古诗,取其字面冲淡,别无深意。
  人到晚年,前途短促,而所思忆,常常是邈远玄虚的往事。自己走过的,是一条无止无休,山山水水,乍寒乍暖,风雨无常的路。这条路非常绵长,非常曲折,但印象又已经非常模糊,回忆起来,近似进入一种梦境。
  目前,我所住的庭院,越来越乱杂,砖头瓦块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不平,我很少到院里去散步了。
  今天夏天,热得奇怪。每天晚上,我不开灯,一个人坐在窗前,喝一杯凉开水,摇一把大蒲扇,用一条破毛巾擦汗。
  我住的是间老朽的房,窗门地板都很破败了,小动物、昆虫很多。今年耗子又特别嚣张,所作声响,有似黄鼠狼,也可能真的是黄鼠狼。破纱窗上有几只壁虎,每天晚上,准时出现在固定的地方,捕捉蚊蝇,并常常有小壁虎,掉在我的床铺上。有各式各样的蟋蟀在四处鸣叫,我不必再去花一角钱买叫蝈蝈了。
  过去,我在秋季的山村,听过蟋蟀的合奏。那真是满山遍野,它们的繁响,能把村庄抬起,能把宇宙充塞。
  夜深了,月光从窗口射进来,也有些凉意了,我钻到蚊帐里去。
  记忆里的那条路,还在眼前伸展,渺渺茫茫,直到我真的进入梦境,才忘记了它的始终。
  我的记忆中断
  窗外明月高悬
  壁虎仍在捕捉
  蟋蟀仍在唱歌
  一天,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来拿这部书稿,他说:“今年这一本,比去年那一本,还要厚一些。又没有附录旧作,证明精力是不衰的。”
  我说:“不然哪,不然。我确实有一些不大好的感觉了。写作起来,提笔忘字,总是守着一本小字典。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今年的文字,过错也多。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还有,过去文章,都是看两遍,现在则必须看三遍,还是出现差错。原稿上删去的地方很多,证明烦絮话、废话增加了。明年是否还能有一本书,实在难以预期。”那位编辑安慰我说:“不会的,绝不会的。”
  当然,以往走过的道路,不管有多么远,成败如何,那只是一个人的行程,并且已经是陈迹;未来的人生道路,那才是无止境的,充满希望的。
  一九八三年九月五日上午
  《陋巷集》后记
  以上,是我一九八四年三月至一九八六年五月,所写文章的汇集。两年的时间,仅得这样一本小书,较之前些年,确实是步履蹒跚了。
  其内容,仍与前几册相同。过去的事,居十之五;眼前的事,居十之五。
  关于未来和明天的,几乎没有。这证明,在我的身上,浪漫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了。
  当然,这并不是我对将来和明天,失去了信念和希望。相反,这种信念和希望,像我前几年写过的一首诗里提到的,将牢固地伴随我的终生。
  我只是觉得,我老了,应该说些切实的话,有内容的话,通俗易懂的话。
  在选题时,要言之有物;在行文时,要直话直说,或者简短截说。
  我看到当代作家的一些文字或言论。有些人总想把话说得与众不同,把话说得充满哲理,以便别人看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出的,只有天才的作家,才会说出这样的语言。
  我不知道别的读者怎样,每逢我看到拐弯抹角、装模作样的语言时,总感到很不舒服。这像江湖卖药的广告,明明是狐臭药水,却起了个刁钻的名儿:贵妃腋下香露。不只出售者想入非非,而且将使购用者进入魔道。
  古今中外,凡是真正的哲人,凡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的语言,都是质朴的,简短的,道理都是日常的,浅近的。
  “陋巷”二字,虽不雅训,却出自圣人经典,也就是那些质朴简短的文字之中。我七岁时,入乡村小学,学校门口虽然悬挂着两面虎头牌,却原是一家农舍,处在一条陋巷之底。
  我在这里读书识字,受到教育,并从此有了念书人的经历,有了自己的一生。
  及至老年,我相信,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与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
  仍然是陋巷里发出的弦歌。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作
  《无为集》后记
  从二十岁起,开始与文字打交道,中间曾有几次停顿。“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停顿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也不是完全搁笔。运动初期,我以惜墨如金的笔意,每天对付二百字的检查,在措词取舍上,动了很多脑筋。运动后期,于一九七○年起,我与远在江西乡下的一位女性通信,持续一年又半,共计十万余字,算是一次很有效的练笔机会,使我在“四人帮”垮台之后,重理旧业,得心应手,略无生涩。
  此外,就是“解放”之后,以包裹旧书为消遣。先后写在书皮上的文字,也有五万。
  呜呼,人既非英杰,又非奇才,别无扬眉吐气之路,写一点失败的情书,弄一点无聊的题跋,稍微舒散一下心气,也还是可以的。从业务上说,也算是曲不离口,弦不离手吧?
  以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现在这一本,题名《无为集》。
  这些,都是小书,每本十万字以上。其内容,包括几个大题目:耕堂散文,芸斋小说,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芸斋短简。也都是单薄小文,零碎文章。
  从文风和内容上看,与我过去写的东西,都有所区别。这是无足奇怪的,我现在写不出以前那样的小说,正如以前写不出现在的文章一样。此关天意,非涉人事。
  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本来以文艺为人生进步而作,现在翻开一本小说,打开一本杂志,就是女人衣服脱了又脱,****揣了又揣,身子贴了又贴,浪话讲了又讲。如果这个还能叫做文艺,那么倚门卖俏、站街拉客之流,岂非都成了作者?
  人在青年,是不会想到晚年的,所见的是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否认和掩饰。
  有些感受,不能不反映到我近年的作品和议论之中。我极力协调这些感受,使它不致流于偏激。有人说,某人整天坐在家里骂人,太无聊了。无聊有之,骂人之心,确实没有。既不坐在家里骂人,也不跑到街上捧人。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象,汰除恩怨为箴铭。如此行文,尚能招怨,则非文章之过,乃世无是非之过也。
  在文字工作上,也不是没有过错的。在进城初期所写的小说中,有的人名、地名,用得轻率,致使后来追悔莫及。近期所写小说,虽对以上两点,有所警惕,在取材上,又犯有不能消化的毛病。使得有些情节,容易被人指责。这都是经验不足,考虑不周,有时是偷懒取便所致。文字一事,虚实之间,千变万化,有时甚至是阴错阳差,神遣鬼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我起书名,都是偶然想到,就字面着眼,别无他意。“无为”二字,与“无为而治”一词无关,与政治无关。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意思。
  这是想到自己老了,既没有多少话好说,也没有多少事好写的,一种哀叹之词。也可以解释为,对自己一生没有成就的自责;也可以解释为,对余年的一种鞭策。总之,不是那么悲观,有些乐观的意思在内。
  任我怎样不行,为书起个花哨俏丽的名儿,多想想,还是可以做到的,那样征订数就可以多一些。但我不愿那样做,这也是因为我老了,要说心里话,不愿再在头上插一朵鲜花,惹人发笑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
  《曲终集》后记
  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本集之命名,其由来在此。友人有谓为不祥者,我也曾想改一下,终以实事求是为好,故未动。
  自一九八二年《晚华集》出版,朋友们以“每年一本”相期许,当时亦自知奋发,预定生前再写“十本小书”。最初数年,尚能如期完成。后来身体逐渐病弱,力已不能从心。以本集稿件而论,其最初剪存者,为一九九二年一月,目前截止,则已是一九九五年一月了。粗略计算,十本小书,虽已完成,然用的时间,不是十年,而是十三年。
  集内文章,不再评论。读者都是故人,自去理会好了。唯当说明者,书中有十六篇文章,于编辑珍藏本时,出版社已提前收入。今天编印此书,照顾过去体例,仍按编年辑存。出版社是一家,自无异议,对于已购珍藏本的朋友,则应交代如上。
  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上午
  《孙犁文集》自序
  当我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亲爱、尊敬的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七十岁。
  当我为别人的书写序时,我的感情是专一的,话也很快涌到笔端上来。
  这次为自己的书写序,却感到有些迷惘、惆怅,彷徨回顾,不知所云。这可能是近几年来,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经历,谈得太多了,这些文字,就都编在书里,此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另外,计算一下,我从事文字工作已经四十多年,及至白发苍颜,举动迟缓,思想呆滞之期,回头一看,成绩竟是如此单薄贫弱,并且已无补救之力,内心的苦涩滋味,富于同情心的读者,可想而知。
  限于习惯和体例,我还是写几句吧。
  一、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种种特点。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作家群,也都有他们特殊的时代标志。读历代大作家的文集,我常常首先注意及此,但因为年代久远,古今差异很大,很难仿佛其大概。
  我们这一代作家,经历的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青年读者对这一代作家,并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生平,就很难了解他们的作品。
  老一代人的历史,也常常难以引起青年一代的兴味。我略叙述一下,只能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下个注脚。
  二、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做的真实的纪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
  三、再加上我在文学事业上的师承,可以说,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有些评论家,在过去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说我是浪漫主义的。他们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有些评论,因为颠倒了是非,常常说不到点上。比如他们曾经称许的现实主义的杰出之作,经过时间的无情冲激和考验,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过程: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这样一种好景不长的近似人造卫星的过程;而他们所用力抨击、使之沉没的作品,过了几年,又像春草夏荷一样,破土而出或升浮水面,生机不衰。
  四、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我们要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学。
  五、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六、文艺虽是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或取快一时,以游戏的态度出之。
  七、我是信奉政治决定文艺这一科学说法的。即以文集为证:因为我有机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我才能写出一些反映这两个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十年动乱,我本人和这些作品同被禁锢,几乎人琴两亡。绝望之余,得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文集才能收拾丛残,编排出版。文艺本身,哪能有这种回天之力。韩非多才善辩,李斯一言,就“过法诛之”。司马迁自陷不幸,然后叹息地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有些作家,自托空大之言,以为文章可以决定政治。如果不是企图以文艺为饵禄之具,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例证。我是不相信的。
  八、我出生在河北省农村,我最熟悉、最喜爱的是故乡的农民,和后来接触的山区农民。我写农民的作品最多,包括农民出身的战士、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我不习惯大城市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在嘈杂骚乱无秩序的环境里,我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厌烦和不安的心情中,很想离开这个地方,但又无家可归。在这个城市,我害病十年,遇到动乱十年,创作很少。城市郊区的农民,我感到和我们那里的农民,也不一样。关于郊区的农民,我写了一些散文。
  九、我的语言,像吸吮乳汁一样,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母亲故去,我的语言的乳汁,几乎断绝。其次是我童年结发的妻子,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在母亲和妻子生前,我没有谈过这件事,她们不识字,没有读过我写的小说。生前不及言,而死后言之,只能增加我的伤痛。
  十、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
  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在生活中,在一种运动和工作中,我也看到错误的倾向,虽然不能揭露出来,求得纠正,但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制造虚伪的作品,对这种错误推波助澜。
  十一、我对作品,在写作期间,反复推敲修改,在发表之后,就很少改动。只有少数例外。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
  十二、古代哲人,著书立说,志在立言;唐宋以来,作家结集,意在传世。有人轻易为之,有人用心良苦。然传世与否,实在难说。司马迁忍发汗沾衣之辱,成一家百代之言,其所传之人,可谓众多,然其自身,赖班固以传。《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亲笔,并非别人的想当然之词。文章与作者,自有客观的尺寸与分量,别人的吹捧或贬抑,不能增减其分毫。
  十三、我幼年尪怯,中年值民族危难,别无他技,从事文学之业,以献微薄。近似雕虫,不足称道。今幸遇清明之世,国家不弃樗材,念及老朽,得使文章结集出版,心情十分感激。
  十四、很长一个时期,编辑作风粗率,任意删改别人文章。此次编印文集,所收各篇,尽可能根据较早版本,以求接近作品的原始状态。少数删改之作,皆复其原貌,但做起来是困难的。十年动乱,书籍遭焚毁之厄,散失残缺,搜求甚难。幸赖冉淮舟同志奔波各地,复制原始资料多篇,使文集稍为完善充实。淮舟并制有著作年表,附列于后,以便检览。
  十五、文集共分七卷,计其篇数:短篇小说三十八,中篇小说二,长篇小说一,散文七十九,诗歌十二,理论一部又一○四,杂著二部又五十七,都一百六十万言。
  文集的出版,倡议者为天津市出版局孙五川等同志,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同志主持其事。出版社负责编辑为李克明、曾秀苍、张雪杉、顾传菁等同志。在讨论篇目、校勘文字时,又特别邀请邹明、冉淮舟、阿凤、沈金梅、郑法清等同志参加。正值溽暑,同志们热心讨论,集思广益,在此一并致谢。
  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写讫
  题文集珍藏本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我刚吃完早饭,走出独单,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社长还有一位女编辑,抱着一个纸盒子,从楼下走上来,他们把《孙犁文集》这一部书,放在我的书桌上,神情非常严肃,连那位平日好说好笑的女编辑,也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
  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我非常兴奋,称赞出版社为我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实事。女编辑郑重地说:“你今天用了‘很好’、‘太满意了’这些你从来很少用的词儿。”
  我告诉她:我走上战场,腰带上系着一个墨水瓶。我的作品,曾用白灰写在岩石上,用土纸抄写,贴在墙壁上;油印、石印和土法铅印,已经感到光荣和不易。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华贵的书。
  有好几天,我站在书柜前,观看这一部书。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
  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
  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并不奇怪,使人难过的是;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
  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辑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
  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