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云在书话》 上 邓云乡 著

作者简介
  邓云乡教授,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邓云乡教授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善于思考,勤于撰述。退休后,以其亲身经历的事件或与他有涉的人,或事缘为诱因,或描绘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文化、民风民俗之变化,或明清以来文人文事钩沉,探究众说纷纭的历史文化现象,潜心著书。著有:《燕山乡土记》、《北京的风土》、《红楼风俗谭》、《北京四合院》、《清代八股文》。还有散文集:《书情旧梦》、《秋水湖山》、《花鸟虫鱼》、《吾家祖屋》。

  水流云在书话
  邓云乡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年12月

  一首连着今人命运的绝唱
  ——读邓廷桢《月华清》词

  连日台风秋雨,原想今年中秋节看不见月亮了。不料中秋那天风定多云,入夜云破月出,到了九点钟左右,居然南天无云,皓月当空了。延吉新居,楼高窗大,临窗外眺,十分空旷,云天高洁,月华如洗。对着月亮,思潮起伏,想到很多旧事,难免感慨系之。个人是生活在历史时代中的,不禁想起一百多年来的家国动荡,忽然想到鸦片战争时期邓廷桢的《月华清》词,那正是中秋节看月时写的(收在叶恭绰编的《全清词钞》中)。感到实在是一首好词,值得我们一读。
  唐诗宋词,自然不少都是发乎真情的千古名作,但毕竟离我们太远了,虽然能作表面上的理解、美学上的分析,但似乎总隔着一层,欣赏的成分多,共鸣的成分少,感受的成分——像切肤之痛那样的感受就更少了。当然,如果从继承文化遗产上说,分析字句,模拟古人,承继传统,那是另一回事。
  总之,今人读古人的作品,中间都隔着一段长短不同的历史空隙,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而读邓廷桢这首《月华清》则不然,稍微有点近代史知识和时代经历的人,便会引起直接的感受,仿佛看到当时的场景,听到作者的声音,虑到当时的局势,感受到作者写此词的情怀,而呼息相通,一起共鸣一样。
  这首词词牌是《月华清》,题目是“中秋月夜,偕少穆、滋圃登沙角炮台绝顶晾楼,西风伶然,玉轮涌上,海天一色,极其大观,辄成此解。”
  其词云:
  岛列千螺,舟横万鹢,碧天朗照无际。不到珠瀛,那识玉盘如此。划秋涛,长剑催寒;倚峭壁,短萧吹醉。前事,似元规啸咏,那时情思。却料通明殿里,怕下界云迷,蜃楼成市。诉与瑶阊,今夕月华烟细。泛深杯,待喝蟾停。鸣画角,恐惊蛟睡。秋霁,记三人对影,不曾千里。
  这首词好在那里,如何读、如何欣赏,与读唐、宋人作品又有何差别呢?
  下面我一一道来。
  先作一些文字技艺上的介绍:词牌“月华清”,据清万红友(树)《词律》载,有两体,一体九十九字,一体一百字,均仄韵。这一首是九十九字体。开头仄起,四字对句,第三句入韵。通首亦以对句组合为主,句法整齐。
  在音乐感上,富于铿锵节奏感,而非以迂回跌宕取胜。
  起首“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对仗,写虎门口形势景物,岛屿罗列、舟棹密布。“千螺”、“万鹢”都是熟典,但用在此处,起句状眼前景,极为自然。螺壳本可状发髻,进而可状峰峦岛屿。唐皮日休诗《缥缈峰》云:“似将青螺髻,撒在月明中。”“鹢”是一种水鸟,古代有的船头画鹢鸟,所以叫“鹢首”。《淮南子》:“龙舟鹢首,浮吹以娱。”这是首二句的出典。
  下接“碧天朗照无际”,写天、写月、写海,与前两句岛、舟连在一起,便展现了一幅极为壮丽的虎门海口中秋夜的画面。下接二句,推进一层,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之境界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气概。“珠瀛”即珠海,珠江因沙洲如珠,本有海珠之名。“瀛”即海也,此处要用平声,因用“珠瀛”,全句“仄仄平平”。“玉盘”,普通成语,月亮的代名词,苏轼诗:“银汉无声转玉盘。”下面“划秋涛”、“倚削壁”对句,写豪情,写气概,写抱负,写季节,写虎门形势之险要与军容气氛。“长剑”、“短箫”,长剑易于理解,而“箫”为何要“短”呢?这正是军队典故,因“短箫”即是军乐的代称。蔡邕《礼乐志》:“汉乐四品,短箫铙歌,军乐也。”
  前半片结句,用“旧事”两字一提,且“事”字叶韵。末句“那时情思”,“思”字读去声,亦叶韵。由第三句“际”字入韵,际、此、醉、事、思五字皆仄韵,上、去通押。“际”在去声八霁,“此”在上声四纸,“醉”、“事”、“思”都在去声四寘。“元规啸咏”用晋代庾亮典故。《世说新语》“容止”篇: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元规”是庾亮的字,晋元帝时,受讲东宫。明帝司马绍立,辅政。晋成帝司马衍时,平苏竣乱。后代陶侃镇武昌,遥制东晋朝政,北抗石虎,有志恢复中原,未成而卒。这里用“元规啸咏”典故以自况,十分恰当,符合作者身份,且抒发了感慨和抱负。如一般人用这样的典故在自己的身上,那便觉得是陈词滥调或者一味吹牛了。
  以上是上半阕,再看下半阕。写词一般章法,是上半片写景,后半片抒情;上半片写情,后半片抒感;上半片写眼前,下半片写过去或未来等等。
  结句再回到题目上。如苏东坡《水调歌头》,先是眼前明月,再是想象心胸,再是感离,在最后归到忆弟祝愿上。这也不是作者们故意安排如此章法,而是一般人感情思路的发展轨迹总是这样的。此词章法也如此。下半阕一上来就由眼前壮丽的景色想到北京的朝廷,为国之心、忠国之情、报国之志、爱国之怀,油然而起。
  “却料通明殿里,怕下界云迷,蜃楼成市。”简单意译之,就是“料想北京朝廷,怕下面为鸦片之害所迷。海外的势力成了市面”。但这层意思,因眼见景物而引起,又结合眼前景物以词语表现之。月光无限光明,这里有针对性用典,自不能泛泛地用一般“广寒宫殿”之类的俗典,而用了“通明殿”的典故。通明殿是道家神仙殿宇,因而习惯上也用来代替皇帝大殿。苏轼《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诗:“仙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殿。”
  据王十朋注,说是张守真朝见玉皇大帝,看见殿上匾额曰通明殿,便请示是什么意思。真君告诉他说:“上帝升金殿,殿之光明照于帝身,身之光明照于金殿,光明通彻,故为通明殿。”词中用此典,正确切。而加一个“怕下界”云云,似乎是月亮光辉有意照亮人寰。“海市蜃楼”,本是现成语,这里颠倒用之,十分灵活,连前“怕”字,便赋予新意,而且“市”字是上声四纸韵,正好入韵。熟悉写词句法的人,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对一般读者,不作介绍,便容易忽略。
  上句是想朝廷对下面,下句则是“向上汇报”。“诉与瑶阊”,就是向仙家宫门轻轻诉说,似乎是对月说,实际不是,而是告诉北京朝廷,这里风光很好。“泛深杯”、“鸣画角”两个三、七短句组合的对句,也是结合眼前景物,写出眼前形势的严峻,和卫国的决心。“蟾停”写月,“蛟睡”写海,“待喝”,写要使光明永驻。“恐惊”,写先不要惊动敌人,待一网打尽。结句回到题目,照应十分圆满而自然。“三人对影”用李白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句,“不曾千里”用苏轼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句,即月夜、中秋夜名句,一正用,一反用,十分自然,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精于此道的手法,所谓无一句无来历也。而一般读者,在这种明白如话的地方,最容易忽略,下半阕入韵字,除前述“市”字外,尚有“细”、“睡”、“霁”、“里”四字。“细”去声八霁,“睡”去声四寘。“霁”去声八霁,“里”上声四纸。
  下面再解释一下题目:
  “中秋月夜”,是指公元一八三九年,清道光十九年中秋夜。据《林则徐集·日记》云:
  十五日,戊寅,晴。黎明诣武庙、天后、海神各庙行香,即赴邓制军处。黄镇军自沙角来,留饭。午后制军来,即同舟赴沙角,在关提军舟中查点日来调集兵勇各船册籍,计前后排列兵船火船共八十余只。并携酒肴邀关提军、黄镇军同赴沙角炮台上小饮,月出后同登山顶望楼上,玩赏片时,仍与制军乘潮而返。是夜见义律复澳门同知信,乞诚尤切。
  邓廷桢《月华清》题目和这则日记完全吻合,正好帮助我们想象写词时的情景和各人的心情。“少穆”是林则徐的字,“滋圃”是关天培的字。这时林则徐是钦差大臣,邓廷桢是两广总督,关天培是水师提督。清代官场中客气时称官衔,不直接称正式官衔,而用代称,如知县称“大令”、知府称“明府”、巡抚称“中丞”。在林则徐日记中总督称“制军”、提督称“提军”。这是以官场称呼称之。而在词题中,则不好官称,而以字称之,是文字之交、朋友关系,这样就抛开势利的官场了。
  辛稼轩《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名唱,写的也是秋景,也是感时的千古绝唱,我们读后自然也感受很深,赞叹不已。但这种感觉是纯文学的、纯历史的,却无直接的切肤痛感。南宋偏安,金国兴起,以及后来元灭金、元灭宋等等,这些毕竟都只是历史,离我们很远了,当时百姓战乱的牺牲、南北流离的痛苦,如何爱宋、恨金等等,在我们感情上都引不起共鸣。相反,读邓廷桢这首词,我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觉得这首词似乎关连着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命运。写这词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的决战前夕;写这首词的人,正是当时负着历史使命,掌握着军政大权,与敌人正面对峙的主帅。试想,如果这首词的豪情壮志当时向顺利的方面发展,我们近百年的历史就不会这样,或者可以影响到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遗憾的是,这首词中的豪情壮志向相反的方向迅速转变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们虽然当时都没有死,但他们的壮志豪情却很快付诸流水了。而且这不是他们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神州的未来、炎黄子孙的近百年的命运,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疯狂的掠夺,百年来的外来侵略战争与不断的内战,使得国力民力一再破坏,再无休整喘息的机会,而邓廷桢吟唱这首《月华清》的时候,正是这段灾难历史开端的前夕——如此关系着历史,关系着千千万万近现代人命运的绝唱,能不令人反复沉吟,情为之移,神为之伤吗?
  纯真的报国热情,豪迈的大臣风范,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横溢的词赋才华……集中表现在这首《月华清》中,可是太遗憾了:“泛深杯,待喝蟾停”,而“蟾”并未停,历史的车轮仍不停运转,给中国带来的却是灾难的历史时代:“鸣画角,恐惊蛟睡”,而“蛟”并未睡,在此暗用周处故事,他们天真地想学周处斩蛟除害,而“蛟”,那个英国殖民主义的代表义律却在暗中大肆活跃,一把鸦片船、兵船潜泊尖沙嘴外洋,二是北上厦门、宁波、天津……试看《林则徐集·日记》记义律“乞诚尤切”云云,便知其想得简单,结果炮舰外交把中国的大门打开了,清政府屈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开始了。试观邓廷桢等人豪情满怀,赋此绝唱时,又何曾料到敌人的险诈、后来的大变,以及一系列的灾难历史呢?——真是使今天读者感慨万端了。从这点上来说,成千上万的唐诗宋词中,是找不出如此使今天人感慨的作品的。不是那些作品不好,比不上邓廷桢的《月华清》,而是时代感不同。简言之,古人名作,是隔着历史时代的;而这首绝唱,是连着今人命运的。
  这首词不是中秋那天当场写的,而是过了两天,写好给林则徐看的。《林则徐日记》同月二十六日记云:
  二十六日,已丑,晴。书扇数柄,嶰筠制军以中秋沙角之游,填《月华清》一阙见示,即和之。
  林则徐所和原词如下:
  月华清和邓嶰筠尚书沙角眺月原韵
  穴底龙眠,沙头鸥静,镜奁开出云际。万里晴空,独喜素娥来此。认前身,金粟飘香;拚今夕,羽衣扶醉。无事,更凭栏想望,谁家秋思。忆逐承明队里,正烛撤玉堂,月明珠市。鞅掌风驰,争比软尘风细。问烟楼,撞破何时;怪灯影,照他无睡。宵霁,念高寒玉宇,在长安里。
  如果没有原唱,这首也是非常好的。而一比原唱,这首词就感到浅了。
  情欠深与真,句欠畅而韵,有应酬之感,有堆砌之病,使人感到,原作真是词人之词,而这首则有点一般化了。就词论词,只能如此评价。如果详细解说,那又要浪费许多文字,篇幅冗长,没有必要了。只望读者于会心处仔细品味之。如果说谁的官大,谁的词就好,官越大,诗词越好,至高无上,登峰造极……如此衡文,那我就一名话也不敢乱说了。
  清代二百多年中,真正懂得重视知识,翰苑清品,即翰林院出身的人,出任封疆大吏,年年代代都有,与内务府笔帖式出身的满洲权贵,以及军功、捐班出身的来比,总受到特别尊重,在社会上也会得到重视,负有清望。因而这些人中,不少人既是大官,又是学问家、诗人、词家、书家等等。他们一边作官,一边研究学问,著书写文章,吟诗填词,写字作画等等。林则徐和邓廷桢都是这样的人。官作得大,而文章艺事成就也很大,都是名家。其间邓廷桢而且可以说是词人,著有《双砚斋词钞》二卷、《词话》一卷、《双砚斋笔记》六卷、《双声叠韵谱》数卷。除词外,于六艺、小学、群书均有论述,多所发明。他除是一代大吏名臣外,首先还是一个词人。林则徐也有《云左山房词钞》一卷,但他主要还是历史名臣、名人,文献至多,方面更广,于词则只是余事耳。后代对他的词则远不如对他的书法重视了,而事实也是如此。
  《月华清》是词人之词,不妨再介绍他一首《买陂塘·赠裘》,这是处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下写的真情实感的作品,每一个穷知识分子都会引起同感共鸣。词云:悔残春,炉边买醉。豪情脱与将去,云烟过眼寻常事,怎奈天寒岁暮。寒且住,待积取叉头,还尔祶袍故。喜余又怒,怅子母频权,皮毛细相,抖擞已微蛀。铜斗熨,皱似春波无数。
  酒痕犹涴,归来未负三年约。死死生生还诉。凝睇处,叹毳幕毡庐,久把文姬误。花风几度,怕白袷新翻,青蚨欲化,重赋赠行句。
  这大概是邓廷桢在北京翰林院作庶吉士时写的词。翰林庶吉士、编修都是穷京官,在外放主考或放外官之前,只靠俸银、俸米及一些馈赠过日子,开销又大,是十分清苦的,跑当号是常事。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就常常记着他跑当号的事。穷翰林没有什么值钱的衣物,只有两件皮衣,基至破旧貂褂,还能当几两银子。而且当时官场习惯如此,冬天一过,便把皮衣打点送进当铺,到了秋冬之际,再凑钱赎出来。到了明年春天,再送进当铺。
  邓廷桢这首《买陂塘》,写的就是这种情况。有苏季子金尽裘敝、末路穷途之感,充满了牢骚,抒写了感慨。如果了解一点清代未发迹的穷翰林的生活情况,就会觉得这首词写得实在好。不过后来邓廷桢发迹了,如果不发迹,作一辈子翰林院编修,那便一辈子处在这种牢骚中了。限于篇幅,略作介绍,供读者吟赏,就不一一详细解释了。
  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一八零一)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之后,戍伊犁。两年释还,擢陕甘总督。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卒于官。他的词主要学苏东坡。他评苏词云:“清刚隽上,囊括群英。”对苏是推崇备至的。
  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进士,也是改庶吉士、授编修,翰林院出身,在科甲上比邓晚十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们都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人物了。而这一百数十年中,先是帝国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侵略中国;继之是民族革命,推翻清朝;又继之是反帝反封建,全国解放;又继之是什么呢?
  与世界同步发展的问题……解放四十年了,今天逛深圳、逛沙头角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谁会想到邓廷桢的《月华清》呢?传统文化没有了,新的、未来的又是什么?为此更感到有些寂寞了!
  一九八九年九月廿日于延吉寓楼

  《清秘述闻三种》读后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书”中,有一套《清秘述闻三种》,其包括乾嘉时法式善的《清秘述闻》十六卷,王家相等人撰写的《清秘述闻续》十六卷,近人徐沅等《清秘述闻再续》三卷。这三种书记录了清代由顺治二年到光绪三十年,一百十三科会试、乡试全部主考、同考官的姓名、科第出身、籍贯,殿试三元的姓名、籍贯,各省乡试解元姓名、籍贯,各届会试、各省各届乡试的题目,以及各省学政姓名。虽非官书,但其完备程度,也同官方史籍一样详实。不过这却不是一部有趣的讲掌故的笔记书,因为全书只是人名籍贯、官衔和各次考试的题目。如作为闲书来看,那自然是十分枯燥的。因此我架上的一套,一直没有仔细看过。去冬因应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写《清代八股文》一书,才把这书当作重要参考书之一,仔细看了一遍,又放在手边随时翻阅核对,才真正认识这书的编纂价值。这套书所记录的虽然只是些人名、籍贯,以及八股文、试贴诗题目,十分枯燥陈腐,但不夸张地说,却是一部清代教育、科举、人事制度的总汇,如再说得形象一点:每一个名字,不也就是活跃在那个历史时期的大活人吗?每个名字当年都以其毕生的聪明才智,潜心“八股”,以之为敲门砖,去敲科举考试,也就是功名利禄之门,如照贾宝玉式的言论,就是所谓“禄蠹”。但反过来一想,那样漫长的历史时代,那样大的国家,那样纷纭的社会,那么多的百姓,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朝廷机构,或者说没一个好的政府机构,没有不断的新陈代谢的精明强干官吏来形成核心来管理社会,那能够想象吗?因此为当时社会、当时老百姓来着想,宁可没有贾宝玉、没有曹雪芹,却不能没有这些“禄蠹”。“禄蠹”者,宝二爷对其蔑视之称也(自然这也同曹雪芹的没有功名、潦倒终生的遭遇有关。不过这里不多论此是非,略作说明而已);如果不予蔑视,那就应称作“两榜出身”,或“正途出身”等等。
  科举制度为清代二百六十一年政治机构补充人才提供了长期的保证;八股文又为科举制度提供了训练人才和遴选人才的有效手段;私塾教育和“四书”、“五经”则为八股文训练提供了方便的场所和延续文化传统的固定教材。世界上从古至今以至未来,没有一种完美无缺、毫无弊端的制度,因而在历史中的科举制度自然不是完美无缺,但它却在历史长河中延续了上千年,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以“八股文”为科举考试主要内容的制度,在明、清两代也延续了五百来年,相对来说,对于每个参试者标准是客观的,机会是均等的,录取是公平的。自然这是相对来说,不能绝对化。因为一是考官水平不同,糊涂考官常常屈了真才;二是偶然有些作弊的情况,这样使营私者反而得逞,真才实学被屈,名落孙山。但还有补救办法,即一次考不取,第二次再考,第三次、第四次……一直考到老,只要有一定文采,大体能在乡试中考中。除去运气极差,或学问虽好,却始终摸不到“八股”窍门的,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如《聊斋》作者蒲松龄等。自然考中两榜,中个进士,的确也是很难的。正因为是相对公平的竞争,又十分困难,所以得到社会上长期的普遍公认,都认为科举考试是最隆重、最荣耀甚至是神秘的事。《清秘述闻》一书,及其续编、再续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的。
  《清秘述闻》编者法式善,字开文,又字梧门,号时帆,蒙古族乌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生于乾隆十八年,卒于嘉庆十八年。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清史稿》入“文苑传”。按法梧门原名“运昌”,清高宗为改名“法式善”,即满洲语“奋勉”之意。翁方纲序其另一书《陶庐杂识》云:“梧门姓孟氏,内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运昌,以与关帝字音相近,诏改法式善。法式善者,国语奋勉也。其承恩期望如此。”翁方纲所说“姓孟氏”,自是旗人叶音冠汉姓,自不同于孟子的孟姓。简单说他是蒙古旗才子,由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是史学家又是诗人,家住地安门外什刹海,是明代李东阳西涯府邸旧址,号梧门书屋,并设“诗龛”,名流吟唱赠诗,即投其中,主诗坛三十年,都人谓可接迹西涯,是乾、嘉之际旗人中的大名士。但他不只是吟风弄月的诗人,且又博稽掌故,勤于著述,除《清秘述闻》十六卷外,尚有《槐厅载笔》二十卷、《陶庐杂识》六卷、《存素问集》若干卷,并编其时各家诗为《湖海集》六十卷。法梧门自进士授检讨而后,长期在翰林院服官,又充四库书馆提调官。当时科举时代,翰林是士林最仰望的人物,翰林院是政治人物的储材馆,是学术文化的大本营,所谓玉堂清要、翰苑秘府,因而书名《清秘述闻》。“清秘”二字,秘”与“■”通,又因《诗经·鲁颂·■宫》诗境,于是清代“清秘”二字,基本上成了翰林院的代称,所以专记会试、乡试考官、题目、三元的书,以《清秘述闻》名之。
  如果说成通俗大白话,那就是“翰林院记事”了。旧时琉璃厂有著名南纸店叫“清秘阁”,也取意于此,也许意在作老翰林的生意。辞典中“清秘”二字注,引唐人张九龄的诗:“轩掖殊清秘,才华固在斯。”反过来正好为翰林院的雅称作注。实际在清人诗文中,“玉堂”、“清秘”等辞语,都是专指翰林院的。书前在其自序中说:乾隆辛丑,法式善散馆授职检讨,充四库书馆提调官,凡夫史氏之掌记、秘府之典章,获流览焉。嗣后再充日讲起居注官,司衡之特命,试题之钦颁,皆尝与闻其事。又充办事翰林官,玉堂故事,前辈风流,与夫姓字里居,迁擢职使,益得朝稽夕考,儤直之暇,一一私缀诸纸尾,同馆诸先生见之,谓可备文献之征,遂分年编载,事以类从,厘为十六卷……
  序言十分简洁,说清编书过程,是个有心人,此书是在工作中长期积累资料记录编撰的。《清秘述闻》和其另一部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著《槐厅载笔》二书都是专记科举、翰苑故事的书,被当时人合并称为“科名故实二书”,有大兴朱珪和大兴翁方纲的总序。朱珪是乾隆十三年戊辰进士,翁方纲是乾隆十七年恩科进士,都早于法式善三十多年,是法式善的老前辈。清代科名最重辈分,与本书关系极大,这里必须先作一些说明。
  科举考试制度不只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手段,而且是一种维系政治组织力量、保持政治力量平衡与团结的重要手段。这里必须从其师生、辈分、同年等等关系说起。先说乡试,每届乡试,顺天、江南、江西直到贵州,共十五个省级试区,由北京外放三十名考官(正、副各十五名),到名省主持举人考试。正、副主考之外,还要临时再调派许多名同考官帮同分房阅卷。同考官阅卷看中的卷子,再呈送正、副主考审阅,决定录取与否,俗称“荐卷”。
  如虽同考官看中送给正、副主考,而正、副主考重阅最后未录取,就称作“荐而不售”。如同考官送呈后被正、副主考取中,那便榜上有名了。这时正、副主考与新得中举人便建立了“师生关系”,最初阅卷的同考官和新中举人也建立了师生关系,称作“房师”。新中举人甲与乙之间,也建立了“同年”关系。这种师生关系、同年关系,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
  其最大不同,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极重要的“政治和权势同盟关系”。对于考官和得中者都有极现实的利害关系的。因为正、副主考及同考官不像现在主持高考的那些无权无势的穷教授,他们都是掌握着各种实权的官吏和即将作官的人。乡试之后,会试、殿试,历届考官更是由大学士、各部尚书、都御史等大官担任,这些人官既大,又都是进士出身,甚至不少是各种学问专家。十八房同考官也都是进士出身,大都是翰林院编修、检讨或各部员外郎、主事、御史等实缺京官。这样取中的新进士,便相互又建立了“同年”关系,和考官、同考官又建立了师生关系。新进士的起点官,是翰林院庶吉士、各部主事、外放各省即用知县,或是教谕,用现在的话说,一起步就是“县团级”的官,而且是有职有权的,这样“师生关系”就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关系、政治保障。新进士有作大官的老师作后盾,大官又有新进士二三百人的力量作支持,这样上下联手,一代一代,老师之上有太老师,门生之下有小门生,形成锁链式的老少几代联盟,是官场势力的结合,也是政治、文化的联盟。
  而且又新陈代谢的,通过考试遴选的,既起到政治上的团结作用,又避免了无标准地引用私人。亲王、郡王等王爷、贝子贝勒,虽然高贵,权势显赫,却不能当会试主考官、阅卷大臣等等,不能成批地网罗人才,形成各人的政治集团力量,因而权在皇帝手中,殿试三元叫“天子门生”。科举制度对清皇室的政治稳定起了巧妙的平衡、巩固作用。细说太复杂,略加解释,就更看出《清秘述闻》一书对当时及现在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作用。看上去只是一些枯燥的人名、出身、官衔,远没有一些讲掌故佚闻的笔记书看起来有趣,但就是这些人名,却织成一个清代二百六十多年的政治关系网。就当时来说,这固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书,对今天研究清史来说,也是一种十分方便重要的文献。冉加中华书局新版此书的编者,又把《续编》、《再续编》汇编在一起,并运用新式的较科学的手段,在后面附了新编的《〈清秘述闻三种〉索引》,这就更方便了读者。许多重要科举人物,何年中进士,何年任房考官,何年放主考,何年任学台,何年任会试大主考,了解这些,便可知其在当年的人际关系网,在政治上、文化学术上的各种靠山、各种师承,这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查不全,而在此附有“索引”的《清秘述闻》中却一索便得,岂不快乎?
  不妨举个例子:如给“科名故实”二书写序的朱珪,赞许此书是“实事求是,文献足徵,详矣,确矣”。自称是“珪无状,自年十八选馆,出入中外,三入翰林,今且岿然忝二十科之首,称先进焉。服官五十二年,每以人才为龂龂,而尤念释于翰林诸君子……”写序是嘉庆四年己未八月,这年他是会试大主考,其主要官衔是“吏部尚书兼管户部三库事务”,写全衔前面还要加“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南书房行走、实录馆总裁、国史馆副总裁、教习己未科庶吉士”等。他十八岁就中进士,是乾隆名臣,又是雍正师傅,《清史稿》有传,但要详查他与科举关系,从《清秘述闻》中很快就可排一简表如下:
  乾隆十三年戊辰进士,十八岁乾隆二十四年,河南乡试副主考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会试同考官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会试同考官乾隆四十四年,福建乡试正主考乾隆四十五年,外放福建提督学政乾隆五十一年,江南(包括江苏、安徽)正主考乾隆五十五年,以吏部侍郎充会试第一副主考嘉庆四年,以吏部尚书充会试正主考嘉庆十年,以内阁大学士充会试正主考从上列简表中,可见他除十八岁,以类似神童的年龄考中进士外,二十九岁即以编修身份外放副主考,自此直到七十六岁,九次任考官、学政、乡会试主考,算算他该有多少门生,而且遍布全国,不断有新人补充,这样他的政治基础、联系的面有多么坚固广大。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清代科举制度,完全是把教育、考试、政治、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形成巩固的政治力量,比任何政党的结合还要自然严密。如此理解,才能理解清代的政治组织本质。清代会试、殿试后,一、二甲名次在前者,大部分入翰林院作庶吉士,进一步为检讨,再上来为编修,这等于大官训练班。几年之后,先放一任副主考,收一批门生,初步建立政治基础。再过几年,放一次正主考,再收一批门生,进一步有了政治基础。再几年外放,就是实缺道员,然后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内调就是侍郎、尚书,再进一步为大学士、入军机,朱珪就是沿这一途径升官的。其他名人如林则徐、曾国藩等也都是这样上来的,所以社会上对翰林院那样仰望。尽管翰林院检讨、编修十分清苦,但他们一是凭本事考上来的,一般都是较为杰出的饱学之士;二是他们前途远大,作大官的可能性大而快。进士名次靠后的,分各部主事,或外放县丞、知县,用现在的话说,从基层作起,那升转就极慢,部中主事、员外郎,辛辛苦苦作上二三十年,侥幸外放,不过一个知府。而编修放过主考,再一外放,就是道员,三转两转,就是巡抚,老同年不少还是知县呢;第三外省巡抚、总督、京内侍郎、尚书,大多是当年的翰林。因而所谓“玉堂清贵”,并不是空洞的清高,而是有实际权势力量的。因而《清秘述闻》一书的重要首在于此,其次又有王家相等人的《清秘述闻续》、徐沅等人的《清秘述闻再续》。
  续书的编者也都是进士出身的人;再续编的徐沅、祁颂威等,虽非科举出身,但都是科举名人的后人。如祁颂威,山西寿阳人,便是光绪时都御史祁世长的子侄辈。而祁世长又是祁■藻的后人。清代这样的科举世家也是不少的。
  “续书”和“再续书”继承法式善《述闻》的体例,一直编到最后一科,使之成为完璧,成为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完整重要文献,也是极有价值的。
  再有一点,至此也略作说明,即《清秘述闻》及其二种续书中,除详细记录了各届乡、会试考官、同考官,及各省学政姓名、表字、籍贯、科第年份、官职等十分清楚、足资查阅外,还详记了历届乡、会试的题目,即八股文和试帖诗的题目。这里要指出的是:乡、会试都要考三场,每次两天,在考场中过夜。首场三篇八股文、一篇试帖诗;二场考五经:《易》、《书》、《诗》、《春秋》、《礼记》;三场对策五题。会试发榜后殿试,也是策问,所谓“金殿对策”。但是得中与否,首先决定于第一场八股文、试帖诗。要第一场决定录取的人,才调阅二三场卷子。殿试对策,也只是会试放榜之后,分一、二、三甲名次。因此《清秘述闻》只录乡会试八股试题、试帖诗题目,其他五经、策问题,包括殿试题一概不录。因此科举考试,从此书所记,更可看出其实质就是八股文考试。清代继承明代由顺治二年开国之初,即以八股文开科取士,其间争议很多,康熙初一度取消八股考试。《清秘述闻》所记:康熙三年甲辰科会试,题目是《修己以敬论》,康熙五年丙午科乡试,各省也都是策论题,如顺天《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江南《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等等。康熙六年会试题为《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论》。此后康熙八年己酉乡试,则又恢复考八股文。后来,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折反对用八股取士,说是“徒为空言,不适于用”。但经礼部议予以驳斥,大学士鄂尔泰反对。驳斥的论点,并不否认八股是空言,却反问明清以来,国家人才未尝不是从科举八股考试产生。这是客观事实,难以否定,因此八股取士,未能废止。一直到本世纪初,光绪二十八年之后,才先废八股,后废科举。这已是百年前的历史了,但却留下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疑点,甚或是一个历史之谜:即以《四书》命题、破题、承题、起讲、八比、大结之八股空言,从小训练,直至考中举人、进士,这样的学习内容、训练办法、考试手段,为什么能通过考试,遴选出那么许多历史人才呢?空洞的八股文和杰出的人才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对其没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不能用比较科学的观点予以说明,那么对明清两代的历史认识也是模糊的。自从废除八股文之后,本世纪以来,也有一些谈论八股文的书,却大多也只是介绍其形式,重复前人批判八股文的议论,并不能解释这一历史疑点,这是令人很遗憾的。我在去年写的《清代八股文》一本小书中,试着用现代认识论、教育原理的观点分析,才感到最大的作用是强化限制思维能力的有效训练,从幼年训练起,使之很自然地掌握一种准确、敏锐、全面的思维方法,克服漫无边际、不知如何是好、无所措手的自然状态,形成遇事处处能全面地思考问题的习惯。如“破题”,只要两句,但一下要把题旨分析开,引导儿童就这样去想,这实际就是从小训练儿童“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各股文章两两对照,实际也就是训练现在常说的“辩证思维方法”,是最有效地克服片面思维的手段。试想这样来理解八股文训练,该有多么奇妙呢!历史疑点可迎刃而解了。
  末了再拖个小尾巴,就是法式善《清秘述闻》卷首,还有一篇江阴王苏写的序,是一篇洋洋洒洒二千余言的骈文,写得实在漂亮,有内容、有文采,如文章一开始道:
  槐花时节,星衢捧出使之符;桂蕊因绿,月地讽登科之记。班连诸省,浥文露以分光;恩许三年,怀清冰而小住。撤幕之香易歇,煎茶之响难留。倘爵里之未题,将见闻之互易……
  当时知识分子,对八股文、科举考试、科名种种,都是怀有极深厚感情的,所以在内容枯燥的书前,却有这样动人的序。八股老手能写出这样绮丽的骈文,此可见科甲出身人的实学和文字功力。敬告翻阅此书者,千万不要忘了好好朗读一下这篇序。细说太繁,就此结束吧。

  《王国维全集·书信册》
  与《颐和园词》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册》使我想起了姜德明兄嘱我写“罗振玉写印本《颐和园词》跋”的事。这本“书信”的出版,为我写这个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上虞罗振玉氏手写石印海宁王国维氏《颐和园词》,乌丝栏,页六行,卷首扉页,小篆《颐和园词》四大字,亦乌丝方格。“和”作“龢”,篆法妩媚圆润,不作铁线法,乃罗氏中年神到之笔。扉页背面,乌丝小格,行四字,四行,如六朝砖铭,文曰:辰在壬子二月,比叡宾萌手录并篆首。
  文后镌有朱文小章,甲骨文“磬石”二字。
  壬子,即一九一二年。“比叡宾萌”用《吕氏春秋》“比于宾萌,未敢求仕”语意,意思是“客民”,不求官做。“比叡”二字费解。蒙守俨先生赐教,“比叡”是京都的山名,风景很好。此时罗、王二氏均正客居日本京都。此书乃静安先生《颐和园词》最早之印本,亦可称作“祖本”,待收入《壬癸集》中,京都圣华堂以江州旧木活字印行,已在此本之后一年多了。
  关于《颐和园词》的写成和印刷出版情况,在《艺风堂友朋书札》及《王国维全集》中“书信册”出版后,有不少文献可以征引: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即农历壬子二月廿三日,王静安先生致缪荃孙氏函云:前日接手书,并《石经诗》等,敬谂杖履安和为颂。《颐和园词》数日内即可印成,再行奉寄。
  函中说的即此罗氏手写石印本。
  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即农历四月十五日,致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氏函云:豹轩先生执事:久未奉教,殊深渴想,前从《日本及日本人》中,见大著《哀情赋》,仆本拟作《东征赋》,因之搁笔。前作《颐和园词》词一首,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
  同年六月二十三日,致铃木虎雄氏函中又云:《颐和园词》称奖过实,甚愧。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
  据以上所引数函,不唯可以确证《颐和园词》之写作印刷时间,同时于静安先生写《颐和园词》时之思想感情、写作动机,对自己作品珍爱之深情,亦可略窥一二。静安先生致铃木函中称清室为“觉罗氏一姓”,对光、宣之际及清代灭亡概称之为“末路之事”,殊令人特别注意。当时辛亥武昌起义刚过去几个月,民国初立,根据优待清室条约,溥仪在宫中仍是清室小皇帝,奉“宣统”朔望,光绪皇后隆裕还活着,一大批遗老还是开口“皇上”,闭口“太后”。在京的不少遗老,每天还要进宫朝见。而静安先生写给异国学者的信,却直称之为“觉罗氏一姓”等等,这不能不说明当时的静安先生是有民主思想的。静安先生此时思想情况似大不同于一九二零年前后的情况,如以此为线索探求一下静安先生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一年之后这十几年中的思想变化过程,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果简单地探询一下,静安先生的思想,为什么后来反而倒退了呢?我想,这恐怕同北洋军阀连年混战的现实分不开吧。也就是昔日的希望和怀疑,被后来的一个接一个的现实所冲击而破灭,最后只剩悲观和绝望了。在此略书感会,俟认真学习研讨后,再著文详论之。
  按赵斐云(万里)先生《王静安先生年谱》记载: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义后,静安全家即随罗振玉氏东渡日本,避居于京都。其时已届辛亥岁末,公历一九一二年年初矣。壬子二月作《颐和园词》,并由罗振玉氏为之石印。
  以上数函,可以对照《年谱》所记参看。
  关于《壬癸集》,据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三日,即癸丑四月初八浴佛日,先生致缪荃孙氏函云:
  至东以后,得古今体诗二十首,中以长篇为多,现在拟以日本旧大木活字排印成册,名曰《壬癸集》,成后当呈教。
  此即“圣华房本”。亡师刚主夫子藏有此书,曾手录《颐和园词》以相赐。并跋云:右录王静安师《颐和园词》,用《壬癸集》本,日本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印行本也。
  徒以时间匆匆,未能以小楷书之为憾。承云乡兄雅令,至祈谅之。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四日写于北京寓庐,谢国桢记。
  先生跋中如此厚爱,我十分感激,便想如何才能不辜负老师教导之情呢?
  这便是《静安先生〈颐和园词〉本事》一文的写作动机。但等到文章在《学林漫录》上刊出时,先生已作古两三年了。
  写《本事》一文时,此文所引各函,均尚未见到,草草成文,臆断之处甚多。本来是想不辜负先生的厚爱;反而治学不严,却又辜负了先生的教导,似此情况,实感惭愧。今日写此小跋,前景历历,如在目前。重睹刚主夫子手迹,思之不禁黯然。人天永隔,几砚侍从之欢,已渺不可追矣。悲夫!
  此词静安先生自云“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是什么意思呢?
  且看先生与铃木虎雄氏函中进一步的解释:
  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非如陈云伯辈,但以秀缛见长,有肉无骨也。
  盖自许梅村,以“使事”为工。我写《本事》,亦着眼于此点。但当时未见此函,而幸未背离先生原作骊珠,亦稍感自慰。
  原因是使事多者,在每句艺术诗句后,都有具体的史实,如不了解其“使事”之所来、所自,后之读者,事过境迁,只读字句,纵使知道出典,亦无从知其词之所指,事之原始矣。昔人于西昆诗有“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原因正在于此。所以我只想写《本事》,而并不想也不敢写注释。读康熙时查嗣瑮《查浦诗抄》中的《燕京杂咏》,既感其洋洋大观,又叹其每首中所写内容,朝野掌故,难以窥探,不易理解。近人濮一乘《长安打油诗》表现虽较明显,但不少现在也成为历史陈迹,后人看不明白了。这种诗只是字面注释,查查《佩文韵府》注出典故,甚至译成白话,那照样是读不懂原诗的。
  比如龚定庵的《己亥杂诗》,便是最好的例子。
  一九八五年七月,友人姜德明兄雅爱,将珍藏之罗氏写印本《颐和园词》寄沪嘱为题跋。此书当时印数极少,静安先生分赠友人可考者为缪荃孙、铃木虎雄、梁鼎芬数人。距今已七十三年矣。德明兄所藏此册,纸墨如新,洵为善本,弥可珍贵。留水流云在轩数日,几经拜读,爱不忍释。因写此小文,说明经过,以志墨缘。
  大暑后三日,挥汗于阁楼下。一九八八年初夏修改于京师阜外客舍,出访新加坡前二日。

  读《藏园群书经眼录》

  《藏园群书经眼录》买了很久了,而直到近日我才极有兴味地阅读了它。
  我很爱看书目一类的书,包括各种目录,如《天水冰山录》,本是严嵩分宜老家抄家的清单,而我逐条阅读就很感兴味。只可惜它各条下面缺少一点注解。而各家书目中,有三言五语注或跋的却很多,读起来就更感兴趣。
  藏园老人这部大著,正是这样的。
  鲁迅先生说过,不读书的人,弄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读,就可以冒充读过很多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了。虽然《四库提要》也是我爱读的书,不但看过两遍,而且迄今还常常查阅。但我决不敢冒充是个有学问的人,老实说,我只不过是混过一张大学文凭的小知识分子而已,斯文末路,哪里敢说“学问”二字呢?
  我的爱看书目一类的书,说来理由很简单,只是“感兴趣,有味道”而已,很像爱看老的大饭庄子菜单一样,什么“红扒鱼翅”、“黄焖鸭块”、“烩两鸡丝”、“三不粘”等等,虽然吃不到,但看着菜名,也口角生香,馋涎欲滴了。如下面再批上“薰鸡和生童子鸡胸脯肉切丝同烩”、“蛋黄调糯米粉、加白糖大油炒、不粘盘子、筷子、嘴”等,那就更耐想象了。
  虽然我抱着这样的心态阅读目录巨著,对于前辈学人说来,似乎不恭,但我真实感受如此,亦未便说谎。而且我也感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自得其乐的读书真趣,也正在于此。
  藏园老人是我国晚近最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前辈,学问渊博,其对版本之考核精赅,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惊人地步。如宋刊本《扬子法言注》十三卷按语云:
  是书秦氏石研斋已覆刊行世,人多有之。然余尝取校,其卷十三第三叶秦本注明宋本缺叶依何焯校本补者,宋刊此叶固赫然具在。秦本之行格起止及文字俱有差失,可以据改。又,是书前人据音义后列国子监校勘官衔名,定为此宋治平监本。然详捡卷中,宋讳桓、慎均缺末笔。
  其刊工吴中、秦显、章忠、李信等见余藏宋刊《南齐书》,王寿、章忠又见余藏宋本《太玄经》,然则此书为南宋孝、光之际浙中所刊,非治平监本明矣。沅叔。
  同一宋版书,北宋、南宋年代不同,同一年代,监本、坊刻又不同,“治平”是北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公元一零六四到一零六七。而“桓”字,则是钦宗讳,已是一一二六年即五十九年以后的事了。显见治平年刻书不可能预见避钦宗的讳。必在钦宗之后所刻,自是南宋本了。而“慎”字为何缺笔呢?
  南宋孝宗名“昚”,“昚”是“慎”的古字,因此“慎”字也缺笔。据桓、慎二字缺笔可定为南宋本矣。按讳字缺笔判断古书刊本年代,在版本目录学家,本是常见的,而难得如此精密细致。从一个字的缺笔上便有力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何况还有那么些相同于南宋其他刻本的刻工姓名呢。
  宋版书常常刻有刻工的姓名,一般都刻在版心处,版心上方刻书名、几卷等,中鱼尾,下页数、刻工姓名。有的刻工姓名非常多,如所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北宋刊递修本,原版刻工有六十余人刻着名字。补版也有四十七人刻着姓名。又如宋明州刊绍兴二十八年补修本《文选注》六十卷。
  原版刻工记姓名者三十七人,补版刻工记姓名者六十一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扬子法言注》,也有刻工姓名三十一人。均可见每部书都成于许多刻工之手,很可想见宋代印刷业规模之宏大,从业人员之众多,这种真切的历史感受,是从印刷史之类的书中无法得到的。《经眼录》中不但在多处详记了这些刻工的姓名,而且想来均已熟记心中,所以一看《扬子法言注》的刻工姓名,多是南宋者,以自己收藏之《南齐书》、《太玄经》一对,便立见分晓了。
  南宋本被认为是北宋监本,是差的被错认为好的。自然也有好货一般不识者。如《史记集解》北宋刊递修本跋云:此书海内孤本,数百年来不见著录,余丁巳岁得于文奎堂书坊。微闻书出山右故家,贾人初获时亦不无奢望,扶之遍扣京津诸藏书名家之门,咸斥为南监烂版之最晚印本,岁馀无肯受者。遂漫置架底,任其尘封蠹蚀,乃为余无意获之,物有遇有不遇,信然!不然长安逐鹿者多,其价将十倍而未止,岂区区微力所克举哉!沅叔。
  学人考正版本,多以明、清以来名家著录、题跋、印记为依据,如毛晋汲古阁、黄丕烈、何义门等等,不见蓍录之孤本,一般治版本目录者则无法知其源流,轻视之矣。“书出山右故家”,山右是山西,山西明清以来,学问家并不多,但有钱人家多,喜欢买书,几代相传放在家里。所以清末到三十年代间,北京琉璃厂收旧书的商人,都喜欢到山西晋南乡间收书,自然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很买到一些好书。但这些藏书家都不同于江南天一阁、铁琴铜剑楼、山东海源阁等等,其所藏书既无考证题跋,也无图记。出售时就难遇到真识主了。此书幸而遇到藏园老人法眼,以低于市价十倍之价无意得之。其感叹“遇与不遇”之欣喜情怀,在跋语中跃然纸上了。
  而这种“奇遇”固不止一次焉,明万历三十年壬寅绵眇阁刊本《先秦诸子合编》十六种三十五卷按语云:
  此即世所传绵眇阁子书也,余求之二十年不可得,即残篇散帙亦未经目睹,盖传世之稀如此。己未六月游金阊,晤叶郋年同年,谓家有数种,濒行遂以《晏子春秋》一册相赠,余因是始得识是书面目。翌日至上海,宿李紫东书楼中,捡取明刻书十数种,已捆载将行,因待陶兰泉(湘)不至,乃登陟几案,流观架阁,搜得此书,惊喜过望,询其值须四十元,遂如值收之。
  紫东为余收书十馀年,不知余之求此,仅视为寻常明刻丛书等……岂知其罕秘乃如此哉!设非冥索穷搜,几于当面错过矣。书为黄寿收自江北,虫伤颇重,《文子》、《元仓子》、《公孙龙》缺蚀甚多,当访友人中有藏此本者补完之。已未六月廿四日扬州旅次记。沅叔。
  这一则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较之前面所记是有过之无不及了。己未是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这已是七十年前老话了。这两次“奇遇”,都提到书的价格,宋刊递修本《史记集解》未写明价多少,只说如被人争购,“价将十倍而不止”。明刊绵眇阁《先秦诸子合编》则写明是四十元。按当时最贵的是宋版书,《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九日曾记云:看涵芬楼藏书……今天见的有一部黄荛圃藏的宋《前汉书》二十册,价二千元。其实二千元买一部无用的古董书,真是奢侈,他们为什么不肯拿笔钱买些有用的参考书呢?
  当时的完整的好宋版书,一般是一百元一本。《经眼录》中记有两种《春秋经传集解》的书价,一是宋抚州公使库刊本,钤有“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诸玺,存卷一、二,只两卷。全书则要三十卷。按语云:彭城仲子手跋称为真宋监本,希世之珍……癸亥岁得之东华门外冷肆,价一百五十元。丁卯岁清点故宫藏书,则全帙固在,惟缺此二卷及第九卷。
  全套三十本,只两卷残书,还卖一百五十元,一册已合七十五元。如全帙,则定可值三千金,每册一百元矣。“癸亥”是民国十二年,宣统尚在宫中,东华门冷肆,即小古玩书铺,是专门卖宫里偷出来的赃物的,可见当时宫中失窃是十分平常的了。“丁卯”是民国十六年,当时故宫博物院已开始清点宫中古物了。
  另一部《春秋经传集解》,是明代翻刻阮氏种德堂本。书中记云:“辛酉十一月十六日孙毓修送阅,海虞瞿氏书,出以助赈者,号称宋刊,索千元。”
  辛酉是民国十年,海虞是常熟,瞿氏书是铁琴铜剑楼藏书,“号称宋刊”,要价就低多了。过去买旧书,虽有基本行情,实际也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买卖,索价与成交之数,一般打个对折是不成问题的。
  一般明版书,价钱要便宜得多,如所记《画继》等十一种书,共三十六卷,明翻宋陈道人书籍铺刊本。注云:“苏州来青阁杨寿祺送阅,索二百元,己未。”再如:“《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四十五卷、附续编诗一卷》,己巳九月过申见于陈乃乾处,索二百四十元,已收。”一般明版书当时每册是四五元之间,他以四十元买到明绵眇阁《先秦诸子合编》三十五册,虽然“虫伤颇重”,但每册只一元多钱,自是十分便宜的了。写到此间,不禁想起当年鲁迅先生拿了一部明版书,想卖给藏园老人的事,因为只给八元,先生十分不满,文中提到此事还悻悻然。这种老辈之间的趣闻,现在已很少人知道了。其实当时明版书的价钱是不很高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中载有不少当时书价单,其中记《隆庆四年登科录》二册,明刻本,八元;《翠屏集》二册,成化重刊本,八元。可见对鲁迅先生的书,也只是照行开价,或稍低些,但也不是故意压得很低。这从以上各明版书的价格中可以看出。
  胡适先生日记中的话,说得太天真,是聪明人说糊涂话了。因为藏书家是收藏珍本善本,其兴趣一是讲版本校勘学问,二是当古玩财富收藏,古书越来越少,故价钱越抬越高,这同作学问的人买参考书是两回事。他把性质不同的事比较而感慨之,未免有措大的呆气了。
  当时因为宋版书值钱,所以便有人作假骗人,也有人上当了。如《孔子家语注》十卷下记云:仿宋刊本,九行十七字,注双行二十四五六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中版式,贞、慎、让、桓、树、殷、玄皆缺末笔。藏园老人在后面跋道:
  此书徐敬宜新收,余乍视之颇疑为宋刊,及细玩之,则字体板滞,但具结构而略无神气,刀法亦乏峻峭之势,必为近数十年内依宋本重翻,而用旧纸摹印,以故示狡狯,讹惑后人也。
  此书敬宜以二百金得之。顷自上海书肆购得一本,与此正同,乃知为光绪壬辰上海扫叶山房照宋本缩印翻刻者,其直一金耳!癸酉二月廿五日记。
  “癸酉”是民国二十二年,“壬辰”是光绪十八年,前是一九三三,后是一八九二,前后相差三十一年。一本一金,十本十金,十金的东西居然有以二百金去买,这就是迷信宋版书的下场了。什么东西,一陷入迷信境界,必然要上当了。
  书中所记宋版书,还有更贵的,如宋刊《新序》十卷,注云:“海源阁书,丁卯十月廿九日见于天津,索五千五百元。”丁卯是民国十六年,黄金六七十元一两,价值可推算矣。
  真宋版书,在书商手中,常常重新装订。装订时要拆开,原在每册书皮前后,常常有空白页一两张,重新装订时插出来,攒上几百张,或者补印残缺一两册的真宋版书,使残书成为完整者,可卖大价。或翻刻宋版书,以这些旧纸来印,冒充真货骗人。即使行家也难以辨认。如再用旧墨印,科学检验也难辨真伪。此书藏园老人先是从字体神采上怀疑,等到买到一本相同者,才以真凭实据确认其伪耳。
  好多旧书铺卖的宋版书,不少都不是正路得到的。如前说从冷肆中买到的两本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就是从故宫偷出来的。这一偷,使宫中完整的书变成残缺的了。另外也不少偷私人的。《新序》十卷、明刊本,有黄丕烈跋,原是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后面跋云:此书自海源阁被盗劫出,邢赞庭(之襄)先得首册,不及百元,嗣下册出,估客居奇,竟以四百元合之,可谓厚价矣。沅叔记,甲戌二月七日。
  按甲戌是民国二十三年。南方乡间的藏书家多,北方的少,海源阁是北方唯一著名的,有四部宋版经书、四部宋版史书,建有“四经四史之堂”。
  聊城在山东西面,属鲁西贫穷地区,军阀混战时,是军阀土匪争夺盘据的地方,海源阁藏书除极重要的珍本预先送到天津租界银行保险外,其他大部为匪兵所毁。据传张宗昌兵驻聊城时,擦大烟枪烟油都用的是宋版书,其狼藉情况可想见矣。这部《新序》被盗卖,倒保存了一部古书,盗卖者虽然赚了几个钱,倒是有功的了。当年孔乙己说:偷书不算贼。因为他还知道书是有价值的,比烧书、用书擦大烟枪好多了。
  伦哲如先生《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两首写藏园老人的。其诗后注解道:
  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尝得宋、元《通鉴》二部,因自题双鉴楼,比年南游江、浙,东泛日本,海内外公私图籍,靡不涉目,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先生于书随弃随收,毫不惉滞,近者又去宋刊四种,易一北宋《周易单疏》。每慨黄荛圃、张月霄辈,汲汲一世,晚岁乃空诸一切,盖由役于物而不知役物,卒以自困,若先生者进乎道矣。
  先生刻《藏园题跋》二册,《续题跋》二册,言皆有物,自云每遇一宋、元本,或明钞本,必以他本过校一次,书不能皆为我有,已不啻为我有矣。
  又云:“每日校书以三十页为度,平生所校约八千卷,今后当日有所增也。”
  诗及注写于“乙亥”,即民国二十四年,十分概括,等于老人的一篇“小传”。读《藏园群书经眼录》及这篇“小传”,就我来说,其所感受者,还不止是知识上的、学问上的、历史上的,也还有不少感情上的,如风吹浪,时或涟漪骤起,有不能自已者,略举数例于后:
  《震川先生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后记云:“嘉庆辛酉庄述祖用朱
  笔评点,并用黄笔过录彭南畇评语。又旧人用桃红笔临钱牧斋谦益评点。光绪乙酉七月翁松禅师同龢用紫笔临宝云上人评点,又用蓝笔临钱木庵良择评点。余藏。”
  木版书字大行宽,天高地广,读书人可以任意评点注释,古人读书又细致,用各种颜色的笔加评点旁注。把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智慧功夫聚于一书,文采烂然,从记载中可以想见其书珍贵可观矣。如遇刻书者,遇到这种书,便翻刻套色来印,那便成了墨、朱、黄、桃红、紫、蓝六色套印的书了,试想这多么有趣呢!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套墨红黄蓝四色套印的《李义山集》,原是海盐孙蜀丞人和老先生的书,有老先生题字,我是在西单商场书摊上买的,一直十分珍爱。二十多年前抄家时自然抄走了。十几年后,居然发还,但我到徐家汇藏书楼领回来时,不但已非原书,回来打开一看,两本第四册,缺少第三册,真是啼笑皆非,感慨系之了。我想或者别人的一套,一定有两个第三册,而无第四册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切都是乱,小小的一套失而复得的书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弁山小隐吟录》二卷后面记云:“此书余于辛巳正月二十一日午刻见于文友堂书坊,因携归记之。是夕该店失慎,全部书籍俄顷化为灰烬,此书亦得免于难,亦幸事也。”
  “辛巳”是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读了这则后记,我陡然回到了那最黑暗的年代里,当时我还在高一读书,开学没有几天,一天早起,家住琉璃厂文明胡同、信远斋本家的萧宏遇同学骑车一到学校,进了教室就说厂甸门口大火的事,其时厂甸刚收市,对门原是一家卖花炮盒子的铺子。花炮爆炸,不慎起火,文求堂正好在隔壁,旧书遇到花炮,自然一火烧光了……
  小同学谈话时,色变形象,历历在目,弹指已四十九年过去了。今读此书,能不感慨系之乎?
  在书中还常常读到一些旧日老师的名字,如赵斐云先生、孙楷第先生、谢刚主先生,尤其谢、孙二老,近十年前,过从较多,真可以说是音容笑貌,如在眼前,而俯仰之间,不但已成陈迹,且诸先生均先后成为古人矣。今读斯书,能不掩卷而重太息乎?
  可述者尚多,限于篇幅,未便再赘了。
  庚午新秋云乡记于延吉水流云在轩新屋。

  谈《瓜蒂庵丛刊》两则

  一、关于《瓜蒂庵丛刊》
  谢刚主国桢先生去世已经十年了。谢老是我北大时的老师,去世前四五年中,过从甚密,先生去世前的情景,今犹历历在目,而时光流逝,一晃就是十年了。我常常思念老人,有时翻阅旧照片、旧信,拿起老人的照片、书信看看,感到无比亲切。闲来则经常翻翻老人的著述,近年中,翻阅最多的是《瓜蒂庵丛刊》,有时偶然想到先生,便随手取一本翻翻,看几页书中的文字,欣赏欣赏各种版本的字体,尤其是读读先生书后写的跋语,浑如面对老人,听他娓娓讲述,讲者、听者便均忘怀纷扰的尘世,怡情于一本破书中了。这时真感到手中捧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往昔的历史和衰老垂危的生命……
  《瓜蒂庵丛刊》的全称应是《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是据谢老藏书中部分明、清笔记掌故的珍本影印的。因为丛刊预先没有列书目,也未分集,所以应该是多少种我也不知道。我所有的共二十一册,二十二种,因为原书卷数不同,长短不一,因而册数、种数并不一致,有的一种书三厚册,有的则一薄册包括三种书,当然也有不少是一册一本的。全部是照原书套红影印,统一印作现在的小三十二开本,纸面平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二十二种书中,元代一种,即刘一清的《钱塘遗事》。明代五种,三部大的,即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李乐的《见闻杂记》,两种短的,即黄宗会的《缩斋文集》、归昌世的《假庵杂著》。
  清代的最多,计十六种:高凤翰《南阜山人学文存稿》、徐炯《使滇日记》、《使滇杂记》、许锷《石湖棹歌百首》、程穆衡《燕程日记》、桐西漫士《听雨闲谈》、沈涛《交翠轩笔记》、许承祖《西湖渔唱》、徐昂发《畏垒笔记》、周亮工《闽小记》、英和《恩福堂笔记》、陈学益《余生记略》、余宾硕《金陵揽古》、潘耒《救狂砭语》、李延昰《南吴旧话录》、梁维枢《玉剑尊闻》。
  这套丛书所据影印的底本也多种多样,有一般木刻本,有写印精刻本,有精楷抄本,也有一般行书抄本。丛书每种前均印有谢老写的总序,题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后署“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安阳谢国桢识于北京团结湖畔之瓜蒂庵”。在序中写了为什么叫“瓜蒂庵”,以及印这套丛书的缘起及经过。这篇序当时曾在报纸上发表过,限于篇幅,在此我就不多引用说明了。另外每种后面,又都有先生写的“后记”和“跋”,每篇都是极有情趣的文字,不妨略作介绍。如《钱塘遗事》后记云:余年十九负笈春明,游琉璃厂,雅喜购书。自此阅世,往来不绝。文化大革命后,余又游中国书店,选得《钱塘遗事》等书而归。此五十余年来,余识书友少者壮、壮者老、老则死,余又得与新进者相接,且能知余姓氏,谙余撰作,内自惭愧,亦窃自喜。《钱塘遗事》十卷,清嘉庆己未东洞庭席氏扫叶山房刻本。玉照堂席氏刻有《唐人百家诗》,乾、嘉以还,刻有《大金国志》……等书,此亦当时所刻,而刊刻颇精,有知不足斋鲍氏之遗风……是书记载南宋遗事甚详,其“祈请使行程记”可与汪元量《水云集》同观,余藏《水云集》亦鲍刻旧本。敝簏藏本,虽乏善本,然晚来摊书对照,寻思抽绎,老眼为之犹明,亦人生之快事也。壬子五月七十二叟国桢被酒书。
  限于短文,这段文字引用时略删数句,然读者亦可看出老人爱书的感情、寄托、乐趣,包括厂肆沧桑、访书经历,以及老人渊博的学问、儒雅的风怀、怡然的感受,都从这段短短的跋中反映出来了,其醇真之处,是只可以感受,无法用文字说明的。
  另有一种显示老人才情的跋语,亦极可爱,如英和《恩福堂笔记》后记云:
  雍容豪华气象满洲贵族人家
  一旦风流云散空庭静扫落花
  书已破损不堪,以其可备清朝掌故,因修葺而存之。英和为清廷名相,名演员程砚秋其后人也。砚秋已逝,其馀韵绕梁未绝,今惟有春城空听卖花声矣。刚主老人题。
  这四句六言小诗再加这段按语,写得多么漂亮,又岂是一般文史学者所能企及的。自然,早在三十年代,谢老已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史学家,文字本是馀事,但反过来说,也正需行云流水、感情真挚的文字,才能佐其博闻广记之学,传之久远的史家著述,赢得更多的读者,《左传》、《史记》不就是文史双辉的鼻祖典范吗?可惜,有些只会捧高头讲章的人是难以理解这点的,因之,有人甚至称老人为“史料学家”。
  谢老一生爱书,搜求秘籍,极为勤恳,邺架所藏甚富,而且大多是极有趣味的小部头元、明、清掌故笔记书。在先生书斋中,我也见过不少种。这部丛书所印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先生的总序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所写,个别书的跋也有写于同月稍后的,如潘耒《救狂砭语》的跋,就写于五月二十四日,先生给我亲笔写的最后一封信是五月五日。其后在六月间,先生外出跌了一交,便生病住协和医院。其时还让王湜华兄代笔写信给我,八月间我回北京到医院几次看望先生,老人很高兴,谈得很好,待八月底我回上海,又去苏州,突然传来噩耗……这套《瓜蒂庵丛刊》的出版,老人一本也不及见了,实在是使人无限伤感的。另外,《丛书》的出版意义、版式,如何阅读、欣赏其可爱处,及其欠缺点,可说的尚多,限于版面,要另写一文介绍了。
  二、《瓜蒂庵丛刊》赏读
  谈谢国桢的《瓜蒂庵丛刊》,意犹未尽,想再说个“下回分解”,但并不一定书接“上回”,因为是另起炉灶,想说说它的出版意义及阅读时如何鉴赏。
  意义,也可叫价值,或用商品观念说,经济价值。其实这些都是不固定的、随着时代不断在变化着,而且有些事物又是人言言殊,你认为有意义、有价值,也许我认为一文不值;反之,亦如是。说到《瓜蒂庵丛刊》的出版意义和价值,也只能就我的认识和感受而言。有人未必同意,但你不同意我还是照说,这就叫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原则下的小分歧。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说意义之一。
  出版《瓜蒂庵丛刊》的意义之一,就是保存和向读者介绍了不少有趣味的孤本书。我国历代学人著述,浩如瀚海,不知有多少,除极少著名者的作品流传下来外,其失传者真如秋风黄叶,每朝每代不知有多少,尤其是小本著述,或是未经付梓的稿本,更是容易散失。好事者有鉴于此,想出刻“丛书”的办法,把许多零散小书汇刻在一起,成为一部大书,易于被人重视,得以流传下来。有时作者正集反而失传了,零星趣味小书却因“丛书”而流传下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李清照,她的见诸《宋史·艺文志》的《易安词》六卷早已失传,传世的《漱玉词》是后人辑录的。而她的趣味小书《打马赋》却因刻在一些丛书中辗转流传下来。《瓜蒂庵丛刊》中不少都是谢老搜求到的孤本,有的是抄本,有的虽是刻本,也是流传极稀的孤本。而且这些书还不只是版本的稀少珍贵,更可爱的是每种书都有有趣的内容,或难得的史料,而不是空洞的高头讲章。再有抄本、刻本都是精抄、精刻,从书法、印刷艺术上讲,也是极有欣赏价值的。
  不妨举一两个小例子,如《燕程日记》,是乾隆二年正月著者程穆衡由镇洋乘舟出发,到淮安易舟登车,到北京会试的日记精抄稿本,原藏太仓图书馆,战后散失,为陈乃乾收藏,后散出又归谢老收藏。书中所记,沿途风俗物产十分详尽,记车行雇车,二十四两银子,车行只给车夫十二两,记陋俗以小孩病死将妨其弟,未死即以斧戕其脑,“视溅血点数,征其后再举几子”等骇人听闻的情况,都是难得的风俗史料,这正是《红楼梦》同时代的社会。正如谢老跋中所说,是乾嘉盛世表面现象另一面的实录。有历史癖的人阅后感慨很深。再如《石湖棹歌百首》,咸丰许颖叔蝇头精楷抄本,只薄薄十三四页,却极为可爱。诗境高古,亦可追范石湖田园之什。这样几页破书,如不是谢老有心人觅得,编入丛书出版,今日读者又何能见到如此精美的读物。
  意义之二则是影印这种不同版本、抄本的孤本旧籍,对于极少有可能看到线装古书的当前读者来说,是十分有益的。我常有一个呆想法,感到近几十年来,广大文史哲知识分子,从小到老一直阅读劣质新闻纸、小五六号铅字印的书,是一个很大的不幸,真有愧于身为这个发明过印刷术的文明古国之子民,作为一个读书人,一生丝毫没有享受到一点大字疏行、乌丝粉纸、朱墨烂然、“手倦抛书午梦长”的读书乐,说来真是遗憾,但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古书倒出版了不少,但一律也都是新闻纸排印本,《二十四史》算最好的,大字繁体、直行排印,看起来多少舒服一些,其他则一律是小字了。
  从这些排印的古书中,是无法直观感受古代书籍、各种版本纸墨精妍的芬芳的。如何解决呢?有此向往和爱好者,只好到大的图书馆中,借几部线装古书来看看,借不到善本书,借几部普通本子或过去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
  的景宋本看看也好,但办到这点也不容易,尤其现在,各大图书馆的线装书是不大容易借到的。因而广大文史读者,也还只能日日面对劣质新闻纸的油墨圈了。要想双眼明亮,看点舒服的书,实在不易。景印出版的《瓜蒂庵丛刊》,正好给有此向往的读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买一套回来翻翻,如看到许多种精美的古籍。虽然也全是新闻纸印的,不知原书各种纸张之美,但起码版式字体是原来的,而且又是朱墨套印,黑色的各种字体,朱红的各种图章,懂得欣赏的人,一看就感到可爱。
  这套丛书所收李乐《见闻杂记》,是明万历间写刻本,字体楷书,虽不甚精,却也中看。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是明刻、清初修补的写刻本,字体如作文小楷大小,较前书更漂亮。田艺蘅《留青日札》是万历刻本,黑体长宋,周亮工《闽小记》也是这种字体,康熙刻本,行距较疏,看上去更宜人。清代“康版”书刻工之精是有名的。徐炯《使滇日记》、《使滇杂记》是康熙前期精美的写刻本,楷法之挺秀,刻工之细入毫发,看书时真叫人惊叹不置,爱不释手。程砚秋先人英和的《恩福堂笔记》是道光时刻的大字黑体扁宋,是古籍中另一种字体,端庄严肃,也另有看头,不过不常看木版书的人,猛一看,不大习惯。朱墨套印,不唯谢老的藏本章、跋后的名章等古雅可爱,而且还有别的藏书家的章,如马隅卿先生的朱文“鄞马廉字隅卿所藏图书”、郑天挺先生的朱文“郑天挺读书记”等章。从这些图章中不唯得知书的流传,亦可想见前辈学人爱书的风尚。读《瓜蒂庵丛刊》,能从这些方面都得到一些感受,产生一点爱好,也就是开头所说的“如何鉴赏”了。
  如能得到这点收获,也还是谢老遗爱嘉惠后学,又怎能不令我们深深地思念他老人家呢!

  读《王文韶日记》

  我很爱看前人日记,每看完一部就想写点什么,可是常常拖延着,还没来得及写,又在看第二部了。去冬看中华版《李星沅日记》,看完拖着尚未动笔;不久又拿到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退思斋日记》,内容也很丰富,也想写,还未动笔;又拿到中华的《王文韶日记》,看过之后,觉得是应该写篇东西了。正遇电视台播放以高阳小说《胡雪岩》故事改编的港台电视《八月桂花香》,乱七八糟,欺弄观众,深感社会上历史知识太贫乏了。这本是去古未远的人与事,《王文韶日记》中就有不少地方记到胡雪岩,想着写文介绍一下这部《日记》,不说别的,就是对于看电视也有好处,不会被那些不学无术、胡乱编造的编剧、导演们愚弄和欺骗了。自然,如有好学认真,忠实艺术,对观众负责的编剧、导演,在编、导近代历史剧之前,看看这部《王文韶日记》,也是大有益处的,一定会使你所编、导的戏,更真实地再现历史,提高学术水平,或许成为真能显示中华文化气氛的作品,这不也很好吗?
  比如说清代大官的服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清史稿》中《舆服志》虽有记载,而某些具体情况,则远不如《王文韶日记》中记得详明。试看光绪六年一年中所记:
  “正月戊寅元旦己巳……慈宁宫、太和殿、寿皇殿行礼时刻,服色均同前。”(按照光绪五年元旦所记:“穿蟒袍补褂同时行礼。”光绪二十六年元旦记云:“巳初皇太后升皇极殿受贺,在皇极门外行礼。朝衣本色貂褂,不带膆.巳初二刻皇上升乾清宫受贺,在门内甬道上行礼,蟒袍补褂染貂冠。”
  光绪二十八年元旦记云:“辰正二刻太后升皇极殿受贺,皇上率同行礼,巳初二刻皇上升太和殿受贺,以上均朝衣、朝冠本色貂褂。巳正二刻寿皇殿随同行礼,蟒袍补褂。”以上所引,可参阅佐证“服色均同前”内容。)
  “初七日……乾清门外站来回班,是日忌辰,仍穿补褂、挂朝珠。”
  “十五日……保和殿赐蒙古王公筵宴,乾清门站出班,穿貂褂不站回班。”
  “十九日……换染貂冠、白风毛褂。”
  “三十日……换洋灰鼠褂。”
  “二月初七日……换银鼠褂。”
  “初八日……换银鼠袍。”
  “二十五日……换毡冠绒领棉袍。”
  “三月十二日……换绒冠夹领湖色衫。”
  “十七日……换夹袍褂。”
  “二十五日……换单褂。”
  “二十七日……换单袍。”
  “四月十八日……换实地纱袍褂。”
  按四月二十日王文韶接旨与董恂、徐桐等为殿试阅卷官,二十一日记云:“雨。寅正进内,穿朝服。”这朝服不是平时“袍”、“褂”,而是朝珠、蟒袍、按领(俗名披肩)、高顶朝帽大典礼服。
  “二十七日……换芝麻地纱袍、褂。”
  “五月初五日……换直径纱袍褂,即亮纱。”(按原书标点未断开)
  “廿八日……换葛纱袍、葛丝冠。”
  “六月二十日……本年皇上初旬万寿……本日蒙赏大卷江绸袍、褂料两卷,帽纬一匣,大小荷包各一对。”六月二十五日记云:“花衣第一日。入对一刻许,卯正散。赴宁寿宫听戏,戴胎帽,辰初入座。”按清代大臣遇皇太后、皇帝生日,穿蟒袍上朝,谓之“花衣”。只是无披肩、高顶朝帽,以区别于“大典朝衣”。“胎帽”是夏天凉帽。分白罗胎、万丝胎(藤丝、竹丝所编)两种。前者配单袍褂、实地纱、芝麻纱袍褂。后者配亮纱、葛纱袍褂。此处所说“胎帽”,即藤丝、竹丝所编之凉帽。
  “七月十八日……换亮纱袍、褂。”
  “三十日……换麻地纱袍、褂。”
  “八月初八日……换实地纱袍、褂。内廷称亮纱曰直径,实地曰单单纱。”
  “十八日……换单袍、褂。”
  “二十六日……换戴暖帽。”(按暖帽又名“秋帽”,帽沿由缎、绒、毡到羊皮、染貂、貂。)
  “九月二十三日……换羊皮冠、黑绒领珍珠皮袍褂。”
  “十月朔日……换海龙冠、皮领灰鼠袍、褂。”
  “初九日……换白风毛袍、褂。”
  “十一月朔日……换貂冠、貂褂。”
  由貂冠、貂褂直换到葛丝冠、葛纱袍,再由葛纱直换到貂褂,这就是清代官服:皮(大毛、小毛)、棉、夹、单、纱,周而复始的一年的更替。五品以上的官,才能用朝珠、穿貂褂。王文韶这一年是兵部侍郎领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兼户部管库,自然要穿貂褂。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朝代,各种官吏的服饰、帽子等级别是十分严格的。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所谓“王侯宅第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不了解一点历史上服饰情况,意识不到这点,是读不懂这些诗句的。
  清代官吏服饰级别,除《清史稿·舆服志》外,在《清通志》、《清通典》中及私家著述吴荣光《吾学录》、载涛、恽宝惠《清末贵族之生活》中均有记载。但所记都是资料性,像《王文韶日记》中所记,那一天换什么,生活感特强的材料,可以供人想象真实情景的,却不多见,因而感到是十分有趣的,便摘引光绪六年全年的替换官服的记录,以供参考想象。编历史戏剧影视,从事形象艺术,虽不能也不必样样求真,但多少有点这样的常识,便不至于“穿冬衣、戴夏帽,颠倒春秋”了。自然,这也还是对认真从事艺术的人着想,对于那些招摇撞骗的人说来,则无所谓了。
  王文韶出生于嘉定,原籍杭州,后仍以杭州为家,咸丰二年(一八五二)进士。一生宦途得意。自光绪三年充军机大臣,八年因云南军需案受嫌遭劾,回籍养老母,旋丁母忧,在籍六年。十四年起复,由湖南巡抚、云贵总督而北洋事务大臣、直隶总督。光绪二十四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再入军机,经过庚子,随銮驾到西安,又回北京,一直是军机大臣。前后二十多年。其光绪七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的《日记》,也都详细记载着换衣的日期,一般不再赘引,只将其特殊者,略引数则,用存掌故。如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云:
  “蒙恩赏穿带膆貂褂,异数也,免冠碰头。……恭邸惠赠褂统一袭。本日同蒙恩赏者为潘伯寅大司寇、景秋坪大司农、翁叔平大司空、徐颂阁少司马。向例带膆貂褂非特赏虽亲王不许穿,现在除恭、醇、惇三邸外,只有御前大臣伯王、景额附、劻贝勒、宝、李两中堂及本日蒙赏之五人,在廷共十三人。李肃毅本年以恭题孝贞显皇后神加恩赏穿,外省一人而已。”
  “膆”是狐、貂等动物颈下的毛,又长又软,是一张兽皮最好的部位。
  一般貂褂,是貂背上那块皮拼起来,貂膆割下另外单拼,赏穿带膆貂褂,是特殊恩典。所以在《日记》中记得特别详细。清代关于衣着赏大臣的,除此而外,尚有黄马褂、双眼光翎、紫缰、绿牙缝靴等。王文韶在光绪二十七年赏穿黄马褂、用紫缰。这年八月初九日记云:“奉特旨以回銮在即,赏穿黄马褂,遵即碰头谢恩。”
  十二日记云:
  “慕韩送黄马褂料两件,金陵定织也。”(按慕韩是杭州同乡孙宝琦,清末曾任法、德公使、顺天府府尹,民国曾任国务总理。)
  二十日记云:
  “是日换戴暖帽,始穿黄马褂,绿牙缝靴。巳正入对,荣相及韶均蒙恩赏用紫缰。”(按荣即荣禄。)
  按“绿牙缝靴”也是特赏或品位极高的大臣才能穿。《日记》光绪五年“随扈记程”三月二十日记云:“行装穿绿牙缝靴,内廷惟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例得穿绿牙缝靴,馀非特赏不准穿。盖皇上常用之式也。”
  试看,在封建皇家森严体制下,虽一靴鞋之微,也有严格规定。
  凉帽、暖帽、袍、褂、马褂、靴这些由头到脚的官服,都有严格规定,复杂区别而外,还有袍子上的腰带和带的所谓“活计”,包括大小荷包、眼镜套、扇套等等。而且皇上、皇太后年终及喜庆事时,常常赏荷包。《日记》年年都记着赏“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三对”、“龙字大荷包一对……内装金银八宝十六件”、“赏福字荷包、八宝金锞”等等,可算作官服的“配件”吧。
  王文韶最后官衔由授体仁阁大学士,转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大学士,真正是大红顶子一品官,前后二十多年,两任军机大臣,极得西太后宠信,特殊恩典:带膆貂褂、黄马褂等基本上都全了。在《日记》中,详细记载,谢恩碰头,其得意态,从字里行间,神情如见,这是读“日记”的趣味,缩短了我们同历史人物的距离。读其他历史书是无此感受的。
  清代官服,除内衣之外,一袍一褂。“褂”是对襟,比袍短七八寸。无领。“马褂”是骑马的“褂”,更短,齐腰部。民国后,定蓝色长袍、黑马褂为乙种礼服,不再穿用“大褂”。貂褂是毛向外穿用,没有表示官品的“补子”。除貂褂外,其他棉、夹、单、纱等“褂”,前后胸间,均有绣或织的“补子”,其文武品职花纹,《清史稿·舆服志》有详细记载,在此不述。
  只说一下“褂料”,一般长两丈馀、宽一尺三四寸,四半“补子”,或绣、或缂丝、或织,已在料子上弄好,裁服装时,正身前后四片,一对即可。大臣除去自买,宫中赏的也很多。《王文韶日记》常有记载。
  如光绪四年十一月十日记:“蒙赏大卷年年吉庆江绸袍、褂料一套。代皮衣。”十二月十九日记云:“赏……袍料一卷、褂料一卷。”光绪五年十一月十日记:“赏江绸袍、褂料两大卷,代皮张。”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记云:“赏绉绸袍料两大卷、褂料一大卷、帽纬一匣。”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记云:“赏宁绸袍褂料两大卷,内造活计一匣。”十月初五记云:“赏绛色五彩蟒袍面一件,大卷袍、褂料四卷,袍三褂一,系万寿赏。”十二月十九记云:“年节例赏尺头大卷三、袍二褂一。”同月二十二日记云:“慈圣赏尺头四大卷、袍三褂一、貂皮六张。”
  以上所引,均可见袍、蟒袍、褂料,大多都是织好现成的。大臣冬天按规定日期换穿貂褂,貂皮毛在外,不能缝补子。因此在穿貂褂期间,遇到特殊典礼,还要临时换穿补褂。《日记》中也特别注明。如光绪二十六年元日记:“巳初皇太后升皇极殿受贺……朝衣、本色貂褂不带膆.巳初二刻皇上升乾清宫受贺……蟒袍、补褂、染貂冠。”这就是在二刻时辰之内,脱去“貂褂”,换上“补褂”。
  清代龙兴关外,最重皮衣,直到清末仍然如此。大臣由貂褂、貂冠、换白风毛褂(即白狐皮沿边,俗名出风)、染貂冠,换洋灰鼠袍褂,再换灰鼠袍、褂、海龙冠,再换珍珠皮(羊胎羔皮)袍褂、羊皮冠,再换毡冠、蓝绒领棉袍、褂。由大毛到小毛,皮衣要更换五次。贵重皮衣的价钱在当时也是很贵的。《日记》中记光绪二年在湖南买皮毛价云:“有以海龙褂统求售者,毛头颇好,以二百十金得之,用重价置备衣服,在余亦仅事也。”
  “以百二十金买大狐袍褂统一幅,号称玄狐,虽不见真,尚可去得。”
  他当时是湖南巡抚,早已具备穿貂褂的资格。讲究穿贵重皮货,这些也都不是平时随意可以买得到的东西,所以《日记》中特别记明了。
  清代官服,最少里外三层,内衣、袍、褂,冬天好办,大热天便十分难耐,当时防暑降温条件又差,这样便在衣料上想办法,穿纱,由实地纱到芝麻纱、亮纱、葛丝纱,前三者是生丝织品,后者是加麻的丝织品,这些纱各种颜色、各种花纹都十分精美,这些料子,现在一般都看不到了。
  八十万字的《王文韶日记》,说了半天,只说些官服的事,未免为方家所笑,都是些鸡毛蒜皮,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实际这八十万言的《日记》中,西瓜还是很多的。王文韶生于道光十年,逝于光绪三十四年,活了七十八岁。《日记》所记自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至光绪二十八年(一九零二),前后三十五年,经历了太平天国、回军、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等重大事件,王文韶又是多少年的军机大臣,甲午第二年又是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北洋大臣,《日记》中记录了多少有关军国大事,都没有介绍,只谈服饰琐事,实际也是因为近代史学家谈史多是军国大事,这些琐事却很少人注意到。
  又因近年来以清末历史编写的电影、电视非常多,似乎感到这种琐事也应该有人注意一下才好,而在此《日记》中所记又特别详细,便摘引若干,作些综合的介绍,也只是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的意思吧。
  自然,这部洋洋大观的《日记》,除军国大事、服饰琐事而外,也还有不少其他专门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值得研讨。如光绪七年《日记》后附录“王文韶收付帐”(光绪四年至八年),便是很有意思的。为了稍加解说的便利,花了一点时间,把其各年各笔收入汇成总数排列如下:光绪四年,共十九笔,总六百七十五两零三分四厘。
  光绪五年两宗,第一宗三十二笔,总九百二十三两六钱一分八厘。第二宗二十三笔,总二万六千五百九十六两七钱零二分。
  光绪六年,共二十六笔,总八千七百零九两九钱一分二厘。
  光绪七年二十三笔,总三千六百七十二两零五分六厘。
  光绪八年二十八笔,总二千三百五十三两八钱九分。
  除收入帐外,还有支出帐,支出帐都有苏州数码“■■■■”记数,前面只写人名,如“文卿■”,“筱峰■+”等,“■+”可以看作是五十两,这“■”是多少呢?二两似乎太少,二百两似乎太多,看不明白,其“付帐”无法解说。
  清代官吏的薪水收入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正俸(包括俸银、俸米)。
  这数字是很少的。“王文韶帐单”细目所记:春、秋两季俸银只四十六两五钱。俸米折银户部、兵部各一份,每份只七两九钱九分。
  正俸之外有“养廉银”,类似职务津贴,实缺官才有,外官较多,京官大僚,不知如何。帐单中光绪八年记有“吏部养廉二十两八钱九分”一笔。
  前几年兵部、户部都没有养廉银,不知是何原因。
  “饭银”,所记兵部、礼部、户部、吏部都有,而多少不一,有的特别多,如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四、廿四、廿七三次饭钱一百零八两。而光绪八年吏部饭银有一次只二两三钱。不知如何计算法。礼部有捐纳房,户部有钱法堂。王文韶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调补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三库即银库、缎库、颜料库。这是发财的差事,他好像又管捐纳房捐官的事,钱法堂铸钱的事。这些差事更是来钱的好地方。所以这年以“捐纳房饭银”的名义收入特别多,总收入两万六千多两,有一笔就“二千三百三十两六钱九分”,有整有零,名义是“饭银”,这似乎是大家分的,当时可能正是广开捐纳的时候。大概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等都可分到“捐纳房”为数可观的“饭银”。
  “照费”,这笔费用只有兵部有,如光绪五年正月收兵部照费七两。闰三月兵部照费廿一两。据清末何刚德《春明梦录》“部费名目”条:“以吏部论,领凭有费,领照有费,引见亦有费。”又“余得京察记名后”条云:“乃因中东战后,各省停解照费,津贴无资,且内升,更为清苦”,“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费”。又云所说“照费”,大概吏部有,兵部也有。
  “盘费”,就是现在的旅差费。五年二月记“户部随围盘费银三十两”。
  同年三月记二十至二十八日“随扈东陵”事,盘费大概即此次出差旅费。
  清代京官大僚,还有各种收入,如“印结银”,是为同乡官外放作保证人的酬劳。各省京官都有分例。再有外官馈送京官,夏有“冰敬”,冬有“炭敬”。出京各官则有“别敬”等等。据何刚德《春明梦录》:“余初到部时,京官俸银尚是六折发给,六品一年春秋两季应六十两,……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吏部有查结费,与同部之同乡轮年得之,约在印结半数。此外即饭食银也。饭食银每季只两三金耳。得掌印后,则有解部照费,月可数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则不名一钱也。”又“外官馈送京官”条云:“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馀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
  据上所记:王文韶作为兵部侍郎、军机大臣行走、各国总理事务衙门行走、礼部捐纳房、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又管钱法堂,一个人在几年中同时担任这么些要职,怎能没有印结银、冰炭敬等收入呢?收付帐中均未记入是奇怪的。
  这个帐单对研究清代大官僚的经济收入,包括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无疑说都是一份很重要的资料,但仔细研究这份“收付帐”,则感到它是不全的,似乎是有意附在《日记》中的。光绪八年他因云南军需报销案有受贿嫌而遭弹劾,特地把四至八年的收支帐摘抄入《日记》中,所抄自然都是公开的“正当”收入,即拿到那里,纵使对簿公堂,也无问题。但细阅这些“正当”收入,似乎也未记全。如光绪六年所记“春俸”、“秋俸”俱全,而五年则只记“秋俸”、无“春俸”,四年则春、秋俸俱未记入,“正俸”收入都未记明,其他可想而知了。因此可断言,其实际收入远远超过此数。
  《日记》中可介绍的材料太多,限于篇幅,不能再多引了。末了再说一个极小的事,就是清代大官见皇上有“磕头”与“磕响头”之分,《王文韶日记》所记,则有“碰头”与“磕头”之别。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记云:“本日蒙赐福字,加赏寿字,见面时免冠碰头。初次加赏则然,以后只须磕头。”可见“碰头”不同于“磕头”,“碰头”只要脱去帽子,头碰到地上。
  如碰出响声,就是“响头”了。细想也是滑稽的,这就是封建礼数。
  清代官吏,不论大小,都习惯长期写日记。从小就注意这方面的教育。
  宣统年间,袁世凯住于洹上时,手订《袁氏家塾训言》,中有一条云:头二班诸生,各立日记一册,将逐日所习功课,及晚饭后自修所读阅各书,别有心得之处,详细记载。届星期六呈阅一次,藉觇志趣而稽勤惰。
  据此亦可见旧时传统教育中重视培养学生记《日记》之情况。这是培养勤奋、细致、有恒等等良好习惯的有效手段。大多数人从小受此锻炼,养成习惯,到老不衰,从少年诸生,到七八十岁耄耋老人,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官高一品,也勤奋如少年,每日必记。清代自康雍乾嘉而后,直到民国年间,一生写了几十本日记的,何止百千万人,能流传至今,能出版的,那真是九牛一毛也不到。此日记吴庆坻《蕉廊脞录》云:“仁和王文勤公入枢府,由吴江汲引,颇为清流所抨击,寻乞养亲归,以滇案降官,即家拜湘抚,擢滇督,再蒙特召,又出督直隶,未几复召入军机,庚子之乱,两宫西狩,文勤怀军机处印,单车追及怀来,扈从入秦,自是东朝眷倚益隆,恩礼优渥,年七十七告退,命驰传归。戊申家居,闻两宫升遐,随班哭临,遂疾笃薨于里第。生平相业无可称述。然当己庚之间东朝意主废立,尝示意文勤,文勤力陈不可。庚子拳匪之讧,亦颇谏诤,几为端王诸人所诬陷,微荣文忠力保全之,亦与袁、许诸公同弃柴市矣。余尝得文勤日记数十巨册,皆其官京师及鄂湘时所记,论人、论事皆有识,在鄂臬、湘藩、湘抚任,公余无日不观出者,老辈固不可及,又辛未三月某日日记一则,云:郭子美军门来晤……读此数语,可见其爱才之笃,待友之诚。”从史学角度看,都是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中华书局近年已出版了不少种,据知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日记”稿本还不少。衷心希望,能再多出几种,为史学研究提供更多的珍贵资料。
  一九九一年九月廿八日完稿于浦西延吉水流云在新屋北窗下。

  《忘山庐日记》与北京

  读《胡适来往书信集》,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丁文江信云:我听见人说,孙慕韩的兄弟孙仲屿有很详细的日记,所以用思成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慕韩托菊生转交,请他借给我一看。(孙是李瀚章的女婿,和丁叔雅、陈伯严、谭复生齐名,当时所谓“四公子”是也)慕韩说,日记是有的,但是在杭州,等他写信去问……譬如庚子年上海容闳、严又陵所组织的国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而《申报》上没有一字的记载,我问过了当时闻其事的人(如菊生、楚青)都不得要领,从孙的日记得了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
  这封信说的就是《忘山庐日记》。当时梁任公去世不久,丁正在收集材料编写任公的年谱,托人把八大册《忘山庐日记》中有关梁任公的材料都抄了出来,并感到日记“每天有几百到几千字,关于学问的札记极多,有刊行的价值”,曾建议张菊生先生出版,但因当时“商务现状太坏”,不能印行,所以就拖了下来。几经沧桑之后,直到八年前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去丁文江氏写信时,半个多世纪,原稿居然未失落,而且能够出版,真是万幸了。
  丁氏重视这部日记,是因记录了不少有关任公的真实材料;建议出版,是因关于“学问的札记极多”;我爱读这部日记,则是因为它详细记录了本世纪开始时北京的社会情况,印证我幼年听到老人们所讲的春明故事,不唯更清楚地了解史实,且有分外的亲切感。
  《忘山庐日记》作者孙宝暄,字仲屿,杭州(旧时写籍贯是浙江钱塘)人。父亲孙诒经是侍郎。哥哥孙宝琦,清时官法、德公使,顺天府尹,民国又做到国务总理,字慕韩,即仰慕宋代名相韩琦之意,所以丁氏信中称其字。
  孙宝暄自己清末以荫生分部主事,保补员外郎,历官工部、邮传部、大理院等衙门,民国曾任宁波海关监督,不过去世较早,民国十三年去世时只五十岁,其兄孙宝琦寿长一些,一九三○年去世,也只活了六十五岁。
  《忘山庐日记》始记于光绪癸巳,即一八九三年,每年一册,除丢失,现出版九册。当时他杭州、北京都有家,其父兄和他都在北京做官,因而许多本日记所记都是北京的事。在清代末年,北京社会情况的变化发展,“庚子”是一个转折点。在《忘山庐日记》中,有光绪十九年、二十年在北京的日记,是庚子前的北京。有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所记全是庚子后的北京了。
  癸巳、甲午,对现在人说,是很遥远的事了。作者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京官的生活情景,有的潇洒,有的可笑,有的怡乐;也记录了一些当时北京社会风俗情况,都是很好的资料,读起来都很有味道。
  在癸巳冬至详细地记录了偷看光绪赴天坛祭天的仪仗。文云:天子于巳正诣天坛,宿斋宫,以翌日冬至,将有事于圜丘也。余晨偕仲基及大哥,诣正阳门前义和公绸缎铺,自牖窃观:始则车尘飒沓,人声沸天。数有赤衣乘马者欢呼腾跃而过,云皆天子舆人,沿途换班者。顷之,翎顶补服乘马过者,不计其数。既而戒道者至,声渐阗寂,各廛闬尽阖,路畔唯见戎衣佩刀者旁立无算。又顷之,遥见一曲柄黄盖迤逦来,其后有负长刃者,佩弓矢者数十人,咸侍卫,乘马,左右整肃徐徐行。俄乘舆至,舁者三十二人,后从骑无虑数百匹,冠服不一。又豹尾枪、大纛旗,皆天子囟簿也。既过,市中人蜂拥而出……
  如把这段记载,和《红楼梦》元妃省亲描绘对照看,十分形象,可以较真实地想象皇家外出时卤簿仪仗的气势。日记中还记他第二天半夜和他哥哥孙宝琦去天坛配祀的情况。
  甲午正月初二记大内筵宴情况道:“天子中坐,诸大臣皆旁跪。陈果肴积数尺许,皆不能食。顷之,忽传天子退,皆纷纷攘掬,充然怀袖,殊可笑。”
  皇上在场,只摆摆样子;皇上一走,大家抢吃的,这就是宫廷宴会,现在的人想得到吗?
  记风俗云:“妹霞裳生日,始着裙梳髻,年甫十五。庭院奏杂戏……”
  这就是古人所说“及笄”之年,“着裙”、“梳髻”,是典礼。《红楼梦》宝钗过生日描写,也正如此。
  记街道情况的地方很多,择录一段,以见当时街景。文云:出城,诣长椿寺,与寺僧闲话许久。归,行过牛街一带,人家疏落,地闲圹,一若风俗醇茂,熙熙然有太平景象。折而东,见矮屋数椽,中有读书声,清朗远彻。余跨马过,即至夏地山处……
  我北京家自五十年代末,住里仁街,出入牛街是必经之路,现在变化自然很大。而在三四十年前,则经过时只有荒凉之感,读“忘山庐”所记,“熙熙然”景象,真是恍如隔世了。
  光绪二十七年庚子后,作者重到京师,兵燹之后,有不少地方则是疮痍满目了。记西安门一带云:余到京已来数月矣,不见都中有兵燹之象。惟正阳门外廊房胡同一带,略见断瓦残垣,然已陆续起新屋,亦忘其为乱后也。惟月之初八日……绕道西安门内,驱车至地安门,一路所见,荒凉满目,其房屋皆遭焚毁,而从前皆人烟稠密之区也。
  小时候,住在西皇城根,斜着从惜薪司穿过去,就到了西安门里。一路整齐房子都是新盖的,而其他则不少小破房,西安门里街上的房子都不整齐,十分不谐调,这还是庚子战乱、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乱烧民房的痕迹。
  按庚子时八国联军侵略者是旧历七月二十日进入北京的,在仲芳氏《庚子记事》中有排日所记十分详细的记录。在侵略者未进入北京前,义和团和董福祥的武卫军攻打东交民巷,攻打西什库,火烧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大火一直烧去前门楼子,烧到棋盘街。据齐如山《回忆录》记载,他都是各现场参观过的。同《庚子记事》等书所记是一致。“忘山庐”所记廊房胡同一带火场盖房也和仲芳氏所记一样。
  清代京官,常有饮馔聚会,这种聚会因参加者多是文化较高,甚或学有专长的人,或辞章,或金石,或考据……种种不一,都是文化气氛极浓,因而号为“文宴”。外放的官,到了地方上,尤其府县官,便很少有讨论学问的朋友。这样给京中朋友写信,便常常回忆京中友朋“文宴之乐”。《忘山庐日记》中记到这些宴饮的情况很多,地点大多是会馆、酒楼、游乐胜地。
  如甲午二月初二记云:
  时土地庙西偏施放烟火,余偕杏孙、子修、 斋暨余兄等六七人,是日 斋约在全浙馆饮叙,登看山楼望之……
  这就是在会馆中请客。全浙会馆在下斜街西头路西,馆中有戏台,同嵩云别墅、江西会馆、湖广会馆、全蜀会馆等处一样,都是能摆多桌酒席并能唱堂会戏。自然平时也能小吃。 斋约欢叙。 斋是吴士鉴,子修是吴庆坻,是有名的“父子翰林”。子修是父、 斋是子,科名前后仅隔六年。做过主考,是著名史学家。杏孙则是盛宣怀,更是大名人了。当时这种文宴很普遍。
  现在早已没有会馆,也没有这种客人了。
  文宴更多是在酒楼中举行,“日记”中记到的名店很多,著名的有广和居、致美斋、玉楼春、余庆堂、同丰堂等。庚子之后,又时兴吃西餐,如什么德昌西菜馆、意大利饭肆等。店名甚多,不及一一备载,只是大多是知名老店,知道其地址的。只这“意大利饭肆”不知在何处了。其时是光绪二十七年的事。
  至于名胜风景之区的文宴,当时最多的是陶然亭、龙树寺、龙泉寺、天宁寺、高庙、南河泡等处,以及西直门外高亮桥、万寿寺、海淀等处,和现在所见,也大不相同了。如记平则门外风景云:与仲华、稼霖出平则门,游农圃间。俄傍城行,垂柳依依,遂径至船坞,有御河中通昆明湖,两岸亦植杨柳,水清漪不殊西子湖,下车徘徊久之。又诣酒肆中酌酒食梦。薄晚,入西直门,归见森树绕廊……
  当时西直门外高亮桥有水路,那拉氏坐船到颐和园,经万寿寺、海淀南面等处,风景绝佳。现在这条水路早已没有了。
  现在出版的《忘山庐日记》最后三年所记,即光绪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丙午、丁未、戊申)三年。这完整连续的三年,正是清室推行新政的时期,所记与近代史料关系十分重要,都是第一手好材料。从北京地方史料看,北京早期市政建设史料,书中有些很清楚的记载,如光绪三十二年初记云:
  时自四牌楼以南,方筑路,泥石狼藉、■臿纷如,车行视未筑日益艰。
  过了一些日子,又有一处记云:晨,坐慕兄马车,赴颐和园。自西四牌楼,出西直门,至万寿山路,约十八九里之遥,皆平坦如砥。在马车中,看西山峰峦起伏,林原如画,此为上海所未有者。余于上海,独爱其道路。居则必京师之屋,以其爽垲绝于他处也。始谓二者不可兼得,今则果兼之矣,岂不快哉。
  这是北京最早修马路的实录,其他如记京师大学堂开学情况,亦很有意思。文云:晨起诣大学堂。是日开学,自管学大臣以及总办、教习、学生、各执事人员咸集。薄午鸣钟排班次,约二百余人,齐行三跽九顿首礼于至圣先师前。礼毕,学生退至讲堂前,与总教、助教及编译各执事人员行相见礼。日中,各散。
  这是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事。当时大学堂开学,师生都要行大礼。
  庚子前后京中一些重大史事,“日记”中记到,自不必说了,有时也记一些社会情况。如记“估衣行”云:有贩估衣曹姓者来索值……遂与闲谈,先向其同业中公议之规则若何?答云无其规则,惟同业之伙侣,如有亏负钱财逃遁,至累其主者,凡同业中不许收用而已。又问:凡初习是业者,其阶级若何?曰:首须能分别货之名色。能辨其真赝高下,某货能得若干价。然价亦无定,以供求之多寡而涨落……又须习裁度布帛,知其长短能配合制衣之用……
  孙宝暄是个学问家,细心人,能注意到把调查社会的情况记入日记中是可贵的。其他有关专门史料的记载,如邮传部的成立经过,元日太和殿朝贺情况,西太后、光绪死,宣统登基等等,记载均详细真确。均可单独摘编成文,在此就不一一赘引了。至于所记当时岁时风俗、厂甸、妙峰山、万寿寺、农事试验场,更是一幅幅记录了本世纪开始时京师生活的风俗画。限于篇幅,在此也不一一征引讲说了。
  孙宝暄虽是杭州人,在杭州、上海都住过不少年。但作为世宦人家子弟,从小就生长在北京,所以对北京是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的。他在日记中曾总结了当时北京居住的“六乐”。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四日记云:出城,途遇筠青,与偕访少川叔。日中,饮于万福居。余前论上海有三苦三乐,而京师则苦少而乐多,盖除车尘道路之外,别无所苦也。其乐有六:曰山林之雄奇,曰宫阙之壮丽,曰林木之葱郁,曰寺观之苍古,曰街衢之广阔,曰房屋之轩爽。其它如酒楼论道,厂肆收书,妓馆谈禅,剧台听乐,合前为十乐。皆南方所不能胜,或有为他处所绝无者。
  实际他还没有说全,还有冬天的炉火,夏天的冰,以及庚子前三个小制钱一枚鸡蛋的物价,加上这些,那好处就更说不完。以江、浙为代表的“南方人”(北京当时习惯叫法),是做梦也难想象的了。孙宝暄以杭州人那样喜欢北京,是有道理的。我认识不少江、浙老先生,没有一位不说北京生活好,尤其是旧时冬天便宜的煤,暖烘烘的炉火;夏天便宜的冰,凉阴阴的大冰桶……也有个别例外,就是章太炎先生,这位余杭人是经冻的,冬天再冷,零下十几度,也不生炉子。我没有赶上认识老先生,但从他信中读到:不论被囚龙泉寺,还是软禁钱粮胡同时,都说最讨厌生火炉……这也是特殊的了。
  可惜老先生没有赶上“空调”。而《忘山庐日记》却一再记到炉火事。如:大雪飘萧,终日坐斋中,炽炉暖甚。观书,并览舆图。晚,入卧室,屋小, 西式炉略暖。
  《鲁迅日记》也有同样记载。同是浙人,太炎先生为什么不知围炉之乐呢?
  按《忘山庐日记》得以出版,是据上海图书馆藏原合众图出馆过录本标点排印的,前有合众图书馆主人叶景揆氏序,先简记其生平云:孙宝暄,字仲玙,钱塘孙子授侍郎诒经之次子,慕韩总理宝琦之胞弟,李筱筌制军瀚章之女夫,以荫生得分部主事,生于同治甲戎,与余同岁。甲午平壤丧师,上书主和,谓晚明耻与本朝言和,以致亡国。为主战派所呵。奉母出都,寓沪八年,回都签分工部行走。长沙张文达公赏之,派编书局。文达长邮部,调充庶务司主稿。后与陈雨苍尚书不合,拂衣去。又入大理院。民国初,简宁波海关监督,殁于任……
  关于日记入藏,叶氏《卷庵剩稿》中有数处记到,其较详一条云:孙仲玙宝暄勤学敦品,同时师友,多直谅之士,日记甚详,每年一册。本拟分类编作集,闻共有三十余册,在杭寓已散失,为人所得。仲恕百计寻觅,在其家觅得八册,计癸巳、甲午一册,名《梧竹山房日记》。戊戌、辛丑、壬寅、癸卯、丙午、丁未、戊申各一册,名《忘山庐日记》,拟公正颜骏人之夫人,提议归合众图书馆保存。因仲玙之子,颇不更事,颜夫人为仲玙胞妹,或有力量可以玉成此事。余到京应试时,与仲玙常往来。慕韩好应酬,支持门户,仲玙则折节读书,记诵渊博,深识古今学术源流,其日记纤悉必书,以毋自欺为旨,同时交游,未有如之者也。仲玙日记,蝇头细字,极费自力,仅阅癸巳、甲午一册,戊戌一册,博学慎思,持论平允,所作诗,雄浑苍劲,颇多得意之作。
  又一处记云:
  仲玙之子,坚欲取回《忘山庐日记》,谓将由己手编印,不假他力。因向商借抄一副,如仍不允,只好奉还。古来读书人心血所构,复瓿糊窗者何限,宁上一仲玙也。
  据以上记载,可是流传情况及出版经过。出版是过录本,几经秦火之后,原稿自不可问矣,唯有长太息耳!录存后附记。

  李越缦与《苏园花事词》

  李越缦是浙江绍兴人,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的洋洋巨著《越缦堂日记》,自一八五三年写起,到一八八九年,共三十五年,六十四大本,早已影印出书。一八八九年后,被樊增祥携去的八册,也已由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他去世于一八九四年,前后差不多写了四十整年日记,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北京写的,真可以说是一位北京地方史志专家了。他对当时的北京评价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有一段用“三”来概括的话,十分有趣。他写道:都中风物有三恶:臭虫、老鸦、土妓;三苦多:天苦多疾风,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贵官;三绝无:好茶绝无,好烟绝无,好诗绝无;三尚可:书尚可买,花尚可看,戏尚可听;三便:火炉、裱房、邸钞;三可吃:牛奶蒲桃、炒栗子、大白菜;三可爱:歌郎、冰桶、芦席棚。凡所区品,悬之国门,当无能易一字者矣。
  如引了这段文字,写一篇“李越缦与北京”,把他所写各项一一加以解说,也是一篇有趣的文章。但今天我不想写,只想用它作个正书前的“开篇”,或长篇说部的“楔子”,只引其中二句话开个头,那就是“火炉”和“花尚可看”六字。
  江南早春天寒多雨,比隆冬还冷,实在是难过,因为又湿又冷,房中又无火,只好成天悉悉索索了。所以江南谚语说:“冬冷不算冷,春冷冻死鸭。”
  明代李日华、近人知堂老人也都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此我不再多说了。去年十二月末,上海气温突然降到零下八度,许多居民楼水箱管道一下子冻裂,其冷可知。近日节近春分,又连日冷雨欺人,寒冷透骨,也使人特别难受。
  读《李越缦日记》,既想到北京火炉之暖意,也想象不久“花尚可看”之都门花事。这样我便怀念起苏园花事来了。如此这般,不也就把“李越缦”和“苏园花事”连在一起了吗?
  北京是个看花名城,不但现在,过去也特别著名。不信,看元、明、清以来,在北京居住过的文人诗文集、笔记,很少没有写到花事或看花的书。
  有势有钱并不等于有文化。懂得看花,才是懂得文化艺术生活情趣的一种表现,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深度的。因而北京几百年来看花胜地特别多,随便一数,就可能有几十处,既见诸前人的文献中,我过去也曾写过不少这类的小文章,在此不必多赘。在此我只想谈谈前人没有说过的苏园花事。我曾为“苏园花事”写过四十首《忆江南》词,以韵语咏唱之,足见我在感情上对其眷恋之深。此文中将引用述及,因以“词话”名之,更亦有深情在,但非“****”,不能与《金瓶梅词话》相提并论,万勿误会也。
  “苏园”在哪里?在北京西皇城根老门牌二十二号。它本是清代末年邮传部尚书陈玉苍(名璧,号洁庵)氏的第宅。陈是福建闽侯人。林琴南最早是因他的关系到北京五城学堂(师大附中前身)当教习,后来一直在北京,从事翻译小说、提倡古文等等,声名大著,他曾为陈氏写《苏园记》云:闽江有村曰苏琯村,陈氏聚族居之……吾友絜庵尚书长于是村,既通籍,遂舍其遗产二万余金,归之陈祠,为岁时报飨之需,陈宗贤之。然尚书子姓繁,多仕于朝,因筑室于宣武门之东,治园四亩,名之曰苏园,不忘其乡也。园之构无重楼邃阁之制,松桧中书舍三数楹,拓余地以艺蔬果之属,怪石四五,离立篁竹间,朴野仍如村居。尚书年七十有一,晨起扶杖徜徉,见园丁之灌艺费力,则亦自理其瓶锄,其伉健虽老于圃事者不能过……
  林琴南文中把为什么叫“苏园”说得十分清楚,但对园之大小、花木情况,说得都不够详细。我在苏园住了十三四年,度过了我儿童时期的后几年和整个青少年时期,对于林文所记,不但感到亲切,而且可以补充说明,以补其疏略之处。苏园在当时人们口头上只叫“花园”,“花”却不仅限于园内,还有园外。这所大房子有二百多间,占地三十多亩。大门进来,是一条南北长三十多米,东西十米宽的长条地带,种满了花树;在二门内右侧沿几十株刺柏的引路走过去,才是苏园的小门。而进去却豁然开朗,才是正式苏园,实际也不只四亩大,如再加外面两部分,整个苏园不算里面住房院子,少说也有十五六市亩大,《苏园记》中首先是把园的面积有意地写小了。所说“园之构无重楼邃阁之制……朴野仍如村居”等等,如以“园门”说,只是墙上随便开三个月亮门,连门楼、门扇都没有,倒真是“朴野仍如村居”,如把二百来间西式大宅子说在一起,那畏庐老人又是说瞎话骗世人了,这也是为尚书公制造舆论,有意把“苏园”说穷一些。此文收在《畏庐三集》,写于民国十一二年间,后面还有一大段评价陈氏“长于理财”、“精于剔弊”的文章,经营东西二陵工程为宫中节省了三百多万两银子,虽受知于西太后,但得罪了内务府及清代末年亲贵,使他们不能贪污更多的银子,因而在宣统元年被劾罢官。在此我不想评价人物,因而不多引用林文。除林文外,陈宗蕃氏之《燕都丛考》内二区各街市中记云:“东斜街之东,即西安门外南皇城根,亦名西皇城根,苏版尚书筑宅于是,园林甚广。”所记亦即此处。“甚广”二字亦足证林文之不实了。二文中说到花木的地方很少,我这里却主要想谈谈苏园的花事。
  李越缦说北京“花尚可看”,看哪些花呢?没有苏州香雪海的梅花,没有杭州满觉陇的桂花以及广州木棉、昆明山茶,这些花在北京都是盆栽的。
  北京看花,讲究海棠、丁香、杏花、牡丹、芍药、荷花、菊花几种。苏园除去荷花无池沼、菊花其家式微之后无人栽种而外,其他一些木本花样样都有,而且很多。在我居住的那十几年中,虽然园已荒芜不堪,而木本花年年逢春发芽著花,仍十分葱茂。在我青少年的十来年岁月中,真可以说是饱享了看花的福,饱嗅了春花的香,饱温了绮丽的梦……其时虽大多是在沦陷及胜利后兵荒马乱的年代,瓶粟常空,日处饥馑之中,但得享看花之福,亦是苦中生趣,不可不记也。
  苏园的花木,最老的是四株古槐,树龄起码在三四百年以上;其次是白皮松、偃松,均建园前物。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推测,这一带原是明代灵济宫的旧址,书中所谓:“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风无风声,日无日色,中有碧瓦黄甃,时脊时角者,灵济宫也。”其具体位置正在这里。一进大门右首,两株三四个人合抱的老槐,左右对植,明显地看出是旧时庙门前或神殿前的树,按树龄估计是灵济宫旧物。苏园的住宅大门是坐西向东,面对皇城。往南不远,就是灵境胡同,半世纪前人们口头上还习惯叫“灵境宫”。实际就是“灵济宫”,庙门可能是坐北朝南,门前想来就是现在的灵境胡同了。苏园还有两株百年以上的楸树,这种树不常见,北京旧时人家在立秋时要佩戴楸叶。这两株树分植里院外庭前,两丈多高,不像新移植的。苏园是庚子后所建,而这两株楸树,看来起码是乾、嘉以前旧物了。我在《苏园花事词》中曾写道:苏园忆,大树不知年。莫向寒松询岁月,老槐郁郁势参天。灵济说从前。
  当年人传说,苏园建造之前,这里有座破庙,可能这座破庙还不小,有些园圃花木,苏园建造时,予以利用了。私宅占庙产,原是被非议的。但保存了老树,又是好事。“千年田易八百主”,庙产、私产、公产,年代久远,谁又能说清楚呢?
  苏园最早著花的是山桃花。《水曹清暇录》中引《燕台新月令》二月云:“是月也,鸡糕祀日,山桃华。”苏园只有一大株,在二门边,斜出高过屋檐,约有一丈五六吧。著花最早,而且十分繁茂,开时真可以说是缤纷满树。
  我十来岁初搬进苏园时,正遇大风天气,坐洋车拉进去,于浑黄中在二门口眼前忽然一亮,一树繁花,给我留下极强烈的印象,几十年来仍如在眼前一样。《花事词》中写道:苏园忆,初识小桃红。一样花开尔独早,冲寒先喜醉东风。迎客记头功。
  苏园花木中最多的是丁香、榆叶梅,一进大门、二门,约三十多米长的引路,两边深三丈的花木地带,种的大多是榆叶梅和丁香,每边深进去种三排,株距一般三公尺左右,密度很大,蔚然成林,少说也有八九十株,加上内园的就更多了。花期次第开放,年年清明至谷雨期间,骑车回家,一进大门,就在花径中行走,虽不能说是“香雪海”,也可以说是“香满院”吧,况且还有闪耀在阳光中的色彩白、紫、嫩红呢?在《花事词》中,我为丁香、榆叶梅各写一首,其词云:苏园忆,花事一春忙。三月缤纷连四月,白丁香间紫丁香。林木总芬芳。
  苏园忆,聊代横斜枝。榆叶还如梅蕊嫩,单双红白闹春时。艳色重胭脂。
  词中均纪实之语,双瓣,或曰重瓣榆叶梅,色如胭脂,极为艳丽。
  苏园最为艳丽的花,是花厅前两大株垂丝海棠,分植花厅院中左右两侧,高近两丈,修剪得也漂亮,四外出枝成半圆形,真是枝繁叶茂。花作嫩红色,满树光艳照人,蜜蜂绕树成群飞舞,忙着采蜜。我童年时不知多少次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抱着好玩的稚气看着,并非成年人的观赏,只是觉得好玩,为这美丽的花树自然吸引。《花事词》云:苏园忆,几树海棠红。春日繁华夸锦绣,秋来佳实满筠笼。格调女儿风。
  明清以来,北京春日花事,最重海棠。见诸前人记载的名海棠很多,有的迄今仍生长着,但我很少见到,更很少在花期时见到。平生所见海棠,以苏园的最繁艳,秋日结果时,树枝都压弯了。
  苏园最淡雅的花是两架紫藤。紫藤在北京也是掌故花,清代吏部紫藤,在原前门里公安街公安局二门右侧,改建广场时被拆除。苏园藤花,自然没有这样古老,但花架高敞,花时又在丁香、海棠之后,紫色花在暖日中,蜂喧蝶闹,春意渐深,极为淡雅宜人。予词云:苏园忆,一架紫藤时。堪与丁香称姊妹,风情应记少游词。此物亦相思。
  苏园最不受人重视的花是牡丹、芍药。北京三春花事,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本来最重牡丹、芍药,是大量培植的,但我在苏园居住的那些年代,是苏园日渐荒芜、无人管理的年代,大一些的花树,能自己生长,年年着花如故。牡丹、芍药则年年要人照管,冬天包扎施肥,夏天浇水遮阳等等,才能长得茂盛,年年花期看花。而当时苏园,老尚书早已去世,各房分户另过,也再无花匠照管,二三十丛牡丹、芍药,不但无人管,年年被孩子们摧残得差不多死光了。年年只有少数的几株开两朵花,也十分可怜了。我在《花事词》写道:
  苏园忆,一品玉堂花。魏紫姚黄开次第,娇红软绿委泥沙。谁更惜春华。
  词中对于荒芜之苏园,亦感慨系之矣。苏园现在那些房子还在,而园没有了,都盖成楼房了。我的《苏园花事词》四十首,情在思旧,意则在存京华掌故。限于篇幅,在文中不能多所征引,再引最后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词云:苏园忆,兴废漫须嗟。试读宋人李氏记,洛阳当日满城花,掌故老京华。
  意亦只如李格非之《洛阳名园记》,岂有他哉?壬申春分前后,江南冷雨十四日,杜门未出,念春明花事,草成此文,聊存京华故事吧。

  枝巢老人及其著述

  在《书城》五月号上,读到林海音女士的文章,我不由得想起枝巢老人。
  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事,在北京南新华街,旧时师范大学校门内,图书馆前,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先生,身材不高,一头花白短发的平顶头,和蔼地和我说话。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初学写旧诗,四首回忆故乡清明上坟的绝句,其中第三首最后两句,原是“弱弟那识愁滋味,声声频唤叠金钱”。老人因诗的平仄不叶,且意思比较幼稚,给我改为:“客中惯识愁滋味,怅望春风白 单。”同时告诉我说:“改诗只能就诗改诗,这也不是什么好句子,只是平仄叶了,和前面意思贯串了,读起来就顺了……”老人当时穿着一件半旧铁灰线呢面棉袍子,一边把改好的稿子还给我,一边指着稿子说话的神态,谆谆教导,神情可亲,迄今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先生是国文系老教授,给高年级同学讲授“诗、词、曲”等课程的,我只不过是初入校一学期多的新生,又不是国文系本系的,只不过经国文系高年级同学介绍请先生改诗稿的,而先生却这样认真,和蔼可亲地立在路边讲给我听,想想这种老辈的典型,实在感人。其时正是沦陷八年的中期,太平洋战争刚刚开始几个月,似乎有了一点“春”的指望,但还在漫长的严冬中,不知何日才能“回暖”,清明节近,客里愁多,我想起小时在故乡上坟的事,写了四首绝句,第一首是:陶家庵畔草初生,一路春禽送好音,别后有家归未得,年年客里过清明。
  “陶家庵”是老家祖坟所在地,战乱年代中,自然不能回去扫墓,乱离压抑的情感,便借诗来抒发。经过老先生一改,又这样诚恳地一讲,似乎得到无比的慰藉。此景此情,一直埋藏心灵深处……几十年后,一读林海音女士的文章,忽然想起来了。
  怎么会因为读林海音女士的文章,忽然想起枝巢老人来呢?这自然是一般读者不能理解的,因为现在知道林女士的人那是很多很多,而知道夏枝巢老人的人恐怕就很少了,因此我为了回忆枝巢老人,就必须先把这两代人的关系,就所知作个极简单的介绍。
  简言之:夏枝巢老人是林海音女士丈夫夏承楹先生的父亲,半个多世纪前,夏承楹先生和弟弟夏承楣、弟妹周国淑是冰上运动名家,每年冬天北海化装溜冰,花样表演是少不了他们几位的。林海音女士原名林含英,好像最早是春明女中毕业,后来又上成舍我先生《世界日报》办的新闻专科学校。
  半个多世纪前,枝巢老人在师大授课时,校长是黎世蘅,文学院长是李泰棻,海音女士当时似在图书馆任职,不过记不大确切了。
  夏枝巢老人名仁虎,字蔚如,别号“枝巢子”,原籍江宁,即现在南京。
  自戊戌通籍,即到北京,在北京作小京官。《旧京琐记》序中说:“余以戊戌,通籍京朝……初为卑官,多习鄙事。”好像是举人朝考作内阁中书的。
  庚子之后,西太后实施新政,成立邮传部,管路、航、邮、电,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摩登有前途的机构,不少后来出名的名人都进了这个新成立的部。(其中不少文化名人、词人,我将写文另外介绍。)枝巢老人当年也进入此部当差。据孙宝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记云:十四日,雨未止,趋署,陈长官忽降严谕,不许书记在司中,恐其助司员拟稿件也……是日,又有新调到部者六人:曰夏仁虎、曰唐浩镇……
  所述陈长官是陈璧,字玉苍。孙宝暄当时任庶务司正主稿。另有船政司、路政司、电政司、邮政司。庶务司等于总务行政,正主稿等于后来的司长。
  枝巢老人当时是由哪个衙门调到邮传部的,《日记》中未写,就不知道了。
  辛亥革命之后,枝巢老人在北洋政府中,还作过不少年事,并不是“遗老”。在北洋政府十五六年中,具体在什么部门作什么职务,一时说不清楚,但政治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手头有吴景洲《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所列民国十五年“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同人名单”,就有夏仁虎,和张学良、顾维钧、蔡元培、叶恭绰等几十位大名人并列,而且还被选举为“基金委员”,其他基金委员为顾维钧、叶恭绰、潘复、何煜、赵椿年、胡若愚、汤铁樵,连老人在内,共八人。于此可见老人当年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而且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即这些委员中,除军政要员而外,大多都是学术专家、各大学名教授。枝巢子非军政要员,所以列名维持会同人,又被选为基金委员,原因自是属于后者了。
  枝巢老人是词人,和八十年代初才去世的中州张伯驹是至友。张的《丛碧词》中有《台城路》(步枝巢怀金陵韵)、《沁园春》(步枝巢韵)、《湘月》(残年急景、烽火四天,时与蔚如诸公唱咏为乐,亦无可如何中,聊以自遣耳)、《夏初临》(夏至日,枝巢主人席上赋)、《齐天乐》(江南移种红梅,今春复花,邀客宴赏,枝巢翁为唱,依原韵咏之)、《风入松》(题枝巢主人“楼台梦影图”)、《昭君怨》(斋中兰蕙正开,又将南行,枝巢词来乞借,因移赠二丛,词以答之)、《八声甘州》(寄枝巢诸词友,依屯田韵)等与老人有关的词多篇,可见关系之密切。手头没有老人词集,不能择引,恰有《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册》在案头,收有老人诗、词诸作多首,引《绕佛阁》(暮春向夕,独游稷园,赏迟开牡丹)一阕于下:嫩寒向暮,苔砌小立,松下孤馆。芳事愁短。尚怜叶底、斜枝媚虚慢。蒨红露满。幽趣自领,尘近心远,相对凄婉。漫随士女游踪乱沙岸。胜日傍寥寂,剩与芳菲春一线。还似旧时啼妆遮半面,又雪絮波萍,时序如箭。晚来重见,怕树转珠灯,风过零乱。好园林画图谁展。
  词牌《绕佛阁》较少见,清万红友《词律》收有周邦彦一首,并在注中说:“此词作者甚少,唯梦窗有三首……”枝巢老人此词,用的正是《词律》所收周邦彦一阕原韵,不过比较自然。可能老人当时正在课堂上讲周邦彦此词,独自闲行稷园花下,按谱自然吟成了。老人稷园牡丹诗很多,在此不多引了。张伯驹于抗战第二年即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在北京琉璃厂刻印《丛碧词》,题耑是傅增湘,第一篇序是夏仁虎,第二篇是郭则澐。老人在序中说:余在少日,嗜为倚声,以宫调失传,师承难得,中间歇拍,殆将卅年。会罹世变,逢此百忧,沧桑屡易,小劫沉吟,骨肉流离,音书间阻,幽居感喟,时复有作,词侣星分,吟俦雨散。伯驹张子,酬唱实多……
  后署“戊寅上巳日枝巢夏仁虎题”。《丛碧词》初刻仿宋大字,瓷青纸书衣,白棉纸印,页十行,行十八字,极为精美。不过这已是近六十年前的旧物,当时尚有这样刻工、这样财力,与八十年代初张丛碧先生又油印的《丛碧词》,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枝巢老人中间歇拍近三十年,所以叶恭绰《全清词》中,未录枝巢老人词,大概不无原因吧。
  枝巢老人自戊戌年到京,其后一直久寓宣南,经历了庚子义和团、八国联军进北京,经历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经历了袁世凯洪宪称帝,经历了张勋复辟,经历了段其瑞执政、张作霖进北京当大元帅,经历了北洋政府结束、政府南迁、北京变成了文化古城,又经历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进入北京、八年沦陷,直至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北平围城、北京解放、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北京人的各种战乱灾难,老人都亲身经历,以词人之心,感受最深。他先写出了十分著名的著作《旧京琐记》。沦陷时期民国三十年“七夕”知堂老人有诗云:鸟鹊呼号绕树飞,天河暗淡小星稀,不须更读枝巢记,如此秋光已可悲。
  一首小诗,很可以代表当时不少老人们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态。所说“枝巢记”,就是《旧京琐记》,这是一本十分有名的书,知堂老人也很重视。
  这本书是家刻本,只印了几百本,当时分送亲朋好友。内容共分十章,即“俗尚”、“语言”、“朝流”、“宫闱”、“仪制”、“考试”、“时变”、“城厢”、“市肆”、“坊曲”。但这不是一般的风俗、掌故书,而是倾注了老人深切的思旧感情的著述,还不同于著名的《燕京岁时记》、《天咫偶闻》等纯风俗书。前面序中说:余以戊戌通籍京朝,日月不居,忽逾一世。沧桑数变,逢此百忧,鬓发已摧,名业未立。
  华灯照夕,明镜窥晨,谓可以已,复何言哉?回忆年时,如隔梦寐。鹪巢既营,菟裘将老,端居鲜事,何以送日,不为无益,奚遣有涯。检书惧劳,耽吟嫌苦;出畏风日,卧损骨骼。小人闲居,君子所惜,越吟未忘,北籍将注。空桑三宿,尚复有情;梦华一篇,况乃异代。初为卑官,多习鄙事。不弃长老,时获异闻。岁月滋多,胸臆遂积。重以改革,凡百变更。公羊三世,隍鹿一梦。及今所述,已为陈迹,告诸后生,或疑诳汝,暇则移录,著之简篇。钟虡已往,怀哉旧京,荐绅羞言,是曰琐记。若其大者,有史官在,都为一集,类分十门……
  这篇序,可以当作老人自传看,把经历和写书时的心态感情都表现在文字中了。心态自是思旧的、消沉的。“戊戌通籍”的爱国知识分子,多少都受当时所谓的清流思想的影响,希望皇上维新改革成功,中国很快富强起来,而结果却失败了。接着又是“北拳南革”。北拳为西太后利用,招来八国联军侵略。庚子之后,那拉氏开始改革,光绪还活着,清流们在朝在野,稍存希望,但已回光返照,不久灯尽油干,那拉氏和光绪都死了。宣统三年,亲贵当政,“南革”迅速发展,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清代灭亡,民国建立。清流们及具有清流思想的人,有的躲在租界里作遗老,有不少则顺应潮流,接受现实,作了民国的官,不过大多是北洋政府的官,上下级朋僚之间,都还是光、宣时代旧人,生活和感情,在北京城圈内,都还可以维持。待到大革命之后,国民军到北京,政府南迁,北京改为北平,这时当年受“清流”思想的人,都已垂垂老矣,除极少数长袖善舞的人,又到南京政府粉墨登场,成为新贵外,大多数的人,则失去了饭碗,破灭了希望,只剩下想象承平、缠绵绯恻的思旧之情了。这就是《旧京琐记》产生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也是印书虽少,却造成极大影响,唤起不少同病相怜的读者的思旧感情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书的翔实内容和高雅的文字艺术表现。比如这一篇序,通篇俪词,四字一句,对仗那样工稳妥贴,自然流畅,用典不显其艰深,述事而不显其冗杂,无故作高深之态,有低回感慨之情,现在又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作者呢?
  我在写《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等有关北京风土的著述时,枝巢老人的《旧京琐记》是重要参考书。现引一段“习尚门”讲北京居室之美的文字,以见所记一斑:京师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之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正房必有附室,曰套间,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夏凉冬暖,四时皆宜者是也。
  中、下之户曰四合房、三合房,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口角奸盗之事出焉。或识文字,或擅口才,若领袖然。至于共处既久,疾病相扶,患难相救,虽家人不啻也。
  我写过一本《北京四合院》,说得很简单,也写了十来万字,而老人所记,只短短两小段,就把北京各式居室的特征及住户的关系都写出来了。
  “七七”事变,八年沦陷,是北京近百年中最大的一次灾害,“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书桌”,杞人忧天、终日耽心的人们,最怕发生的事实终于来了。政府南迁时的思旧之情,这时就又更恶化了一步,所以才发出“不须更读枝巢记,如此秋光已可悲”的痛苦感慨了。这在异地异时的人是难以感受的。
  《旧京琐记》是枝巢老人在政府南迁后自费出版的家刻本。“七七”事变这年秋天,老人又有《旧京秋词》之作,二十首绝句,均写旧京风俗,每首后均有小注,但词句中皮里阳秋,伤感讽刺,寄托各种哀愁,似乎没有单行本,收在张次溪所编《燕京风土丛书》中,前题“《旧京秋词》,江宁夏仁虎蔚如著,东莞张江裁次溪氏刊”。前面有一骈俪小序云:岁序不留,羁人多感,见红兰之受露,识素秋之已深,偶仿竹枝之歌,聊当梦华之录。凡所题咏,并涉旧京,传之他时,或成掌故云尔。
  其第一首云:
  迎秋三日雨滂沱,此夕双星怨怅多,如此洪流天不管,舞台耽误渡银河。
  这年秋初,雨水特大,天津闹大水,老人写入诗中,并在小注中说明。
  但“如此洪流天不管”,亦可借喻为日寇侵略战争,老天亦不管,无可奈何也。
  其第十二首吟兔儿爷云:
  银枪金甲巧装排,扑朔迷离总费猜,泥塑纸糊儿戏物,西风抬举上高台。
  写秋日旧京风俗,不能不写到兔儿爷。老舍先生《四世同堂》中是一种描绘,而这里又是一种写法。当时汉奸王克敏辈,正酝酿成立汉奸政府,粉墨登台,出任傀儡官。老人两句“泥塑纸糊儿戏物,西风抬举上高台”,亦是无可奈何的尖锐讽刺了。
  这二十首竹枝词,首首都写得十分艳丽凄凉。当时我只不过是个十二三岁孩子,今日读来,仍风情似画,如在目前,低回不已。只可惜限于篇幅,只能移录介绍两首,不然我真成文抄翁了。
  我自离开新华门师范大学,转入沙滩北京大学之后,再未与老人见过面。
  所说老人享寿很大,直到五十年代才去世。因读林海音女士文章,忽然想起老人,便写了这篇文字,除抒发自我的思念之情而外,我也想起一个文化问题,即多少年来,由于种种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报刊介绍,往往总是抽象多,具体少;新学多,旧学少;西方多,传统少;通俗多,高雅少……
  时至今日,小报摊上,更是拳打脚踢,奸淫掳掠……连篇累牍,不知都是些什么了。介绍介绍枝巢老人及其著述,或有关心文化发展、头脑清新的读者,注意及此,鉴往事而思来者,稍予纠偏乎?
  甲戌盛暑挥汗于延吉水流云在新屋风扇下。
  附言:
  《枝巢老人及其著述》文在报纸择要发表后,不久即收到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王景山教授来函云:
  顷有友人剪寄先生大作《国学·过去与未来》一文,读后不胜钦佩,文中提及夏仁虎(蔚如)枝巢老人,更令我顿生空谷足音之感……关于夏蔚老,我近来也收集了一些有关材料。他的各类著作,粗略估计,达三十余种。我读过的是《旧京琐记》、《清宫词》、《啸庵诗词稿》、《枝巢编年诗稿》、《啸庵文稿》、《碧山楼传奇》、《枝巢四述》、《京华忆语》、《秦淮志》等,仅及四分之一耳。先生提到的《旧京秋词》我知有民廿八刊一册,张次溪校,但未之见。另曾读《枝巢九十回忆篇》二百韵,系一九六三年作,时夏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已盲,只能口述由次子承楝笔录了。而香港正排印中,蔚老已于是年七月十日归道山矣。先生文中云夏于五十年代初去世,当系六十年代初之笔误。六三年他还有《北梦录》万余言长文,寄当时的文史出版社,似未刊出。现在则连原稿也不知何去了。
  蔚老关于国学的著述,除《枝巢四述》外,尚有《学海津梁》、《学海探源》等数种,我都还未曾见到……
  另据景山教授近日寄到《关于周作人的<枝巢四述序>》一文介绍,知道枝巢老人著述尚有《珠鞋记传奇》、《五色花》等。另枝巢老人于北洋政府后期,曾任财政部次长、代总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所以在近七十年前东北军在北京时,蔚如老正在财政次长、代总长任上,所以才成为故宫博物院的基金委员。景山教授信中材料及文中材料,均可作为本文的补充了。因择录如上,并对景山教授致以谢忱!
  甲戌祭灶后二日记于延吉水流云在新屋寒窗下。

  《胡适的日记》录趣

  最近买不到什么好看的新书,只得把书架上一些旧书翻来翻去重看。为了要写“胡适故居”一文,又重阅《胡适的日记》一书,好书不厌百回读嘛!
  重一翻阅,又发现不少有趣的文字,情不自禁,便想作个文抄公,抄出来供大家欣赏,我想大家不会怪我只会抄书的吧。
  见宣统
  胡适见宣统这是人们常常说起的,其事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廿四日记道: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五月卅日记道: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拓本。此画极好,有一诗云:写竹应师竹,何须似古人。心眼手如一。下笔自通神。
  道光辛丑又三月,南海招子庸作于潍阳官舍。
  招子庸即是用广州土话作《粤讴》的大诗人,此诗虽是论画,亦可见其人,可见其诗。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缎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按即康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以上就是胡适见宣统的实录。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事,但却故意写得很不在乎,很调侃。自然,那时正是大批胡适的时候,溥仪写书,亦正如写交待材料,自然不免要在文字上耍些手法,达到避重就轻,贬低胡适的目的,何况还有人为他修改过多少次。谁如果对此感兴趣,不妨找出二书,对照看看。
  章太炎
  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记章太炎道:
  下午陈仲恕(汉第)来谈……仲恕为熊内阁国务院秘书时,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
  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那有工夫做那麻烦的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罢,六百万的借款,我可得六十万的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的不可能。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们为什么都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坐至三四点钟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麐)见他。
  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燕孙(梁士诒)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复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
  此事也十分有趣。太炎先生以一等嘉禾章作为扇坠,大闹中南海怀仁堂的事,社会上知道的很多,在熊希龄内阁任内要钱的事,知道的很少。而且章太炎耍的手法十分显示其个性,亦颇有趣。当时一万块大洋钱,少说也可抵现在一百万,穷得没有办法想发财的书呆子,读了这段记载,能不心动乎?
  辜鸿铭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记辜鸿铭道:
  夜间王彦祖先生邀吃饭,同席的有Demieville andMonetier 及辜鸿铭先生。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今记数事如下:他说:“去年张少轩(勋)生日,我送他一副对联,为‘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你懂得吗?”我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自然是大帽子了。”
  他说:“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四存就是存四,可对忘八!”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子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极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常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他对Monestier 说:“你们法国人真不要脸!怎么把一个博士学位送给徐世昌这个东西!
  你的《政闻报》上还登出他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上,桌上堆着许多书,叫做《徐大总统看书之图》,喂,喂,真难为情!你们为什么不送一个博士学位给我辜鸿铭呢?”
  这位法国小政客也无言可答。其实辜鸿铭应该得这个学位;他虽然顽固,可不远胜徐世昌吗?
  说起辜鸿铭,现在也还有不少人写文章说他的轶事,但大多辗转择引文献,真正见过他的人并当面听过他妙论的人大概很少了。这七十二年前的日记正生动地记录了他当时的音容和妙论,今日读来,仍有闻声传神之感。当时正是他在第一次欧战后,以《中国人的真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People)一书震炫欧洲的时候。此书日本人先译为日文,中国人又从日文转译,刊登在当年的《东方杂志》上。
  傻大姐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月记熊希龄谈话道:
  ……熊秉三先生邀我们住在他双清别墅里……熊先生爱谈话……乾隆帝的生母来历颇不明,故向来有乾隆为海盐陈氏子的传说。熊先生在热河时,见行宫内东宫(俗称太子园)之前,有矮屋,上盖茅草。此为雍正帝为太子时所居,忽有此不伦不类之茅屋,逐引起熊先生的注意,但宫内无人能说此事者。最后寻得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宫役,能说此事:“乾隆帝之生母为南方人,诨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业(热河有南方各种工匠,如油漆、红木之类)。时方选秀女,临时缺一名,遂把她列入充数。后来太子(雍正帝)病重,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衣不解带,太子感其德,病愈后遂和他有关系,他后来在一个茅篷内生一子,即乾隆帝也。后来乾隆帝就在产生之地作此茅屋,留为纪念。”
  此事无从考证了,但乾隆帝实在像一个傻大姐的儿子。
  这则日记也很有趣。熊希龄氏清末做过热河都统,就住在避暑山庄内。
  清代自咸丰死在避暑山庄后,同、光、宣三朝太后皇帝都没有再去过这一行宫。到熊住在里面作热河都统时,行宫已空关了三十多年了。他住在里面日久,所以对此茅屋作了调查。妙在名叫“傻大姐”,使人一下子想起《红楼梦》中捡绣春囊的“傻大姐”,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有意这样写?当时胡适正在研究曹雪芹家世,在此却未将这个“傻大姐”和《红楼梦》曹雪芹联系起来,未免可惜了。再有当时熊正办香山慈幼院,所以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其时也正是沈从文先生初因熊之介到北京的时候,熊是下野的国务总理,正在大办慈善事业,沈则是刚刚不当兵的小青年,小楷写得极好,人又好学勤奋,和熊都是湘西凤凰的小同乡,所以得到特别赏识照顾。沈先生在北京呆了几十年,可总说不好普通话,北京话更说不来了,和别人谈话,越高兴越是说凤凰土话,那别人就越是听不懂了。有一次我笑着问沈先生:“您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怎么总说不来北京话?”沈先生也笑着说:“我是一九二一年来的……”我笑着接话碴儿道:“您来北京的时候我还没有养哪……”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转眼,这也是十三年前的事了。
  周氏弟兄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记周氏弟兄道:
  到小学女教员讲习会讲演……演讲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负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
  他接着谈下去:我自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
  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
  胡适、周启明(知堂)、周豫才(鲁迅),当时习惯叫“胡先生”、“周二先生”、“周大先生”,当时的确都是得学术朋友之乐的。看所记到八道湾乘兴访问,畅谈、留饭,多么随便,多么融洽。三人日记,各记到对方的地方很多很多,但像这样一长段写友谊,十分传神的文字却很少。所以值得后人欣赏、想象。同书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记道:“……中间出去到中基会团拜,到周作人家贺他老母八十岁生日,吃了寿酒,才回家继续写文字……”
  点滴处均可见二人友谊,如果没有“七七”事变,没有日本侵略者,该多好呢……
  傅作义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记傅作义道:
  傅作义将军为他先父子余公建纪念堂,来函征文,说所求不过十数人。其附来的行状历叙他年少时种菜,挑担,赶马车,卖煤,颇能纪实,今夜为题小诗:拿得起鞭子,挑得起重担子,靠自己的气力起家,这是个有担当的汉子。
  老子不做自了汉,儿子能尽忠报国。
  这儿来来往往的人,认得他爷儿两个。
  其时正是傅作义在百灵庙打过胜仗后的几个月,又是“七七”事变的前半年。这首白话诗,大概见到的不多,但和五十六年前的历史联系起来,也还是耐人想象的吧!
  我最爱看古人日记,在日记中看到的大都是活泼泼的坦率自然的活人,在文集中看到的则常是衣冠整齐、道貌岸然、甚至装模作样的假人,而在历史书中则常常看到的是斧削的或殡仪馆化了妆的死人。假人、死人自然都没有活人亲切好看;而且还安全。纵然是强盗的日记,在你看时,大概也都是只能你看他,而他不会再威胁到你了——自然,强盗是否写日记,也大成问题,如真实地记载,那岂不要一旦失风,变成犯罪的铁证吗?因而这只是个比方,想来聪明的强盗是不记日记的。记日记之风,清代官场及学人,最为重视,不少人都能几十年如一日。民国初年,不少人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如《鲁迅日记》、知堂老人几十本日记,都是几十年中每日必记的。可惜后者迄今无出版消息。据知《郑孝胥日记》都在排印了。知堂老人几十本日记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胡适日记并不是几十年如一日连续写下来的,除其在美留学时的日记,早已印作四大本出版外,留在北京的日记署名为《胡适的日记》,七年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今年八月间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胡适纪念馆”,看影印十大本《胡适手稿》,也没有日记,大概他后来没有写什么日记吧。《胡适的日记》所收一九二一、二二两年的日记所记甚详,不少都是珍贵的教育、文化、学术文献史料。可惜太少了,多么遗憾呢。癸酉小雪后,风雨交加,抄并记于延吉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按适之先生日记,台北远流出版社影印有《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八册,现在逐卷借来阅读,一九九三年八月在台北,虽几次访问“胡适纪念馆”,终因时间匆促,粗心大意,未仔细询问,写此文时,随笔乱写,说胡先生“没有写什么日记”,错误殊不应该,特此说明,通读清样时补记,云乡志。

  胡、顾《水经注》书札

  坐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的研究室中,翻阅着十大本姜黄色封面、线装的《胡适手稿》,不由得想起远在北京九十高龄的顾起潜(廷龙)先生。
  记得是在三年前吧,有一天我去淮海中路顾老上海家中看望,顾老正忙着写一篇文章,纪念胡适之先生,说是台北要举行胡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特地约顾老写这篇文章。顾老从华东师大借来《胡适手稿》第三集,以集中所收胡先生与顾老来往的一批信件作参考。他一边说着四十多年前胡先生旧事,一边拿书翻给我看着。在书中卷三收有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卅夜的信结尾几句道:
  此次不曾见着森玉先生,千万请代致候。并乞代候揆初先生,并代谢嫂夫人盛馔。弟胡适敬上卅七、十、卅夜。
  顾老一边指给我看,一边笑着对我说:“你看这‘盛馔’二字,将来看书研究历史的人,还不知说我用什么高级菜招待他呢!他那天突然到我新闸路家中来。当时正是金元券飞涨的时候,小菜极难买,一时也来不及买。他老先生突然来了,又没有吃饭,家里只有青菜、鸡蛋,便炒了点青菜、鸡蛋,吃了个简单的便饭……看了这‘盛馔’二字,想想真是可笑,也不胜感慨、抱歉……”
  当时我听着也不由得笑了,捧着那本《胡适手稿》第三集,心想多看看,但顾老写文章要用,我又不好带回家去看,匆匆一翻,也看不了多少,连书中收了顾、胡之间几封信也没有弄清,便放下书与顾老闲谈了一会儿,告辞走了。这次有幸应“中研院文哲所”之邀,来台北访问,在胡先生纪念馆中,得以静静地重读此书,情不自禁地想着几年前的旧事,又感到这也是十分幸运的文字缘了。
  《胡适手稿》是在胡先生去世后,于一九六六年影印出版的。胡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后期对《水经注》的研究花了很大工夫,因而这十大本手稿,其中有六集是关于《水经注》研究的。研究的焦点,是世传戴震校《水经注》,全是偷赵一清的,而赵一清、戴震又都是偷全祖望的。胡先生对此开始相信,
  在《手稿》第一集第一篇写给魏建功的信中说:
  昨天莘田说,心史先生有一长文给季刊,亦是证实戴东原偷赵东潜《水经注》一案。莘田说你颇有点怀疑,我读心史两篇文字,觉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东原作伪似无可疑。古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东原是绝顶聪明之人,其治学精神确有甚可佩服之处,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但聪明滥用其聪明,取巧而讳其所自出,以为天下后世皆可欺,而不料世人可欺于一时,终不可欺于永久也……东原之于《水经注》,当时也许只是抄袭赵书,躲懒取巧,赶完一件官中工作而已。初不料皇帝大赏识此书,题词以光宠之,又不料他死后段玉裁等力辩赵书袭戴,乃更加重东原作伪之罪了……
  这信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写的。信中所说“莘田”是罗常培先生,心史是孟森先生。当时胡先生是完全相信戴东原抄袭赵书的。而后来胡先生发现了疑点,开始注意此说,找书参看,资料越多,疑点越多,研究兴趣越浓,找出大批证据、进行大量考证,证明了此说的不可信,努力澄清戴偷赵、赵、戴皆偷全的疑点。进而证实全祖望校《水经注》往往假托先世,是“英雄欺人”、“不老实”。《胡适手稿》是根据五千多页原件影印的,其中关于《水经注》的抄件、批注、片段文字、来往信件,占了十分之六。胡、顾二人书信均收在第三集。前引原文是胡先生写给顾老的第一封信。另有数信。
  在这组函件前,附有胡先生手写编目如下:
  胡适给顾起潜的信
  卅七(一九四八)十、卅夜
  又(一九四八)十、卅一夜
  附白(一九四八)十、卅一夜
  顾起潜答胡适之
  卅七(一九四八)十一、十三
  胡适给顾起潜
  卅七(一九四八),十一,廿八夜附白(一九四八)十一,廿九夜
  顾起潜答书
  卅七(一九四八),十二,六夜这些信都是商榷详细考校《水经注》文字的。当时顾老正在主持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是在浙江兴业银行及叶揆初、张元济等老辈学人支持下办的私人图书馆,馆中藏有全祖望重校《水经注》残抄本、黄友录本、陈劢录本三部,胡先生找顾老借阅此书,并托影印其中一叶,所以前引信中开头就写着:
  起潜先生:谢谢你几天的厚待,谢谢你种种帮忙!承你影印谢山重校本卷二首叶,已收到了,谢谢。此叶谢山手迹印薛刻本卷二“河水又南入葱岭山”之下的话……
  信的开头,只两行字就写了三个“谢谢”,神情如见,可以想见老辈学人的情谊真切,也可想见胡先生学术研究之乐。此信共写了三张,胡先生自己特印并经常使用的二百字直行稿纸,主要内容是校订此页谢山手迹的话,提到薛刻本、张氏约园本,信中还提到顾老问及的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稿本的事等等。信中说起此事时写道:日内当代为一问,连日为教员罢教事累我奔忙,故尚未能去访问傅普生兄。
  这几句跳出学术之外,留下了历史的影子。当时胡先生是北大校长,北平解放前夕,学运斗争剧烈,金元券迅速贬值,物价一日数涨,教员罢教。
  胡先生在上海看完书后,去南京为罢教事向当时教育部及其他各方谋求解决办法,多要些钱,救急解决北大教职员的临时生活、过冬煤、米等等。读了这两句,令过来人立时想起当时的苦难年代。因之顾老托向中央研究院傅晋生先生访求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的事,一时无暇顾及,但信中还特别说明情况,表示歉意。这信是从南京寄到上海的,信的结尾说“此次不曾见着森玉先生,千万请代致候”,森玉即徐森玉先生,“代致候”并加“千万”二字,可见多么珍重,在沪时间多么匆忙。
  信原件边上又批注云:“重校本跋,稍迟当写寄。”这是顾老请胡先生给三部书写跋,因此所收十月卅一日的第二函中,一开始就写道:今天开始写合众馆三本跋,有一点须请教。我的笔记说:陈劢咏桥录本有下列缺卷……我写此跋,深悔当时不曾多费一日时光,细细比勘此陈录本与黄友本。我想请兄试为我校钞卷十一……
  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匆匆草此,竟是长函,一切费神,至感!胡适敬上卅七、十、卅一夜。”此信是前函后一天写的,写了五页,后面又附了两页“附白”,全信七页二百字稿纸,共千四百字,全是逐条逐字考订文字,不便多引。正文页上有几处尚有小注,如第三页文中“今日偶见薛刻本全校卷十一的叶一上的须水条”句上便有眉批云:“湛水叶须水请特别注意陈、黄二本有无作‘■水’?约园本作‘■水’,张氏约园本尚不止此四条称‘重校本’……共六条之多!”在此不必多举这种有关《水经注》的纯学术商榷批注的例子,只引上面一两点,就可看到其治学多么勤,多么细,多么认真谨严了。
  胡先生的信都是钢笔写的,顾老的回信则是毛笔小楷,开头较工整,第三页后作行书,信很长,每页十三行,行二十字,共十一页。有的单行大字下,再加双行小注,全信约三千字。开头云:适之先生:两奉手教,敬悉种切命查各节,条复如下……
  将胡先生函中托查各条,逐一回答,此函结尾处写道:“谢山《鲒埼亭集稿》,已选照一叶,俟印出,即寄上。”当时没有复印设备,要复制原件,只能拍照片,或者影抄。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收胡先生给顾老信件都是寄给顾老的,所印三份原件如何又回到胡先生手中,编在手稿里印出来?这事我说不清,也未问过顾老。自然这种事现在不成问题,写好信未发之前,马上留个复印件,印书制版和原件一样,太方便了。可惜当时尚无此设备。因而这时期内二人通讯并未全收在此书内,如胡致顾最后一信开头道:
  起潜兄:昨寄一“喜信”,报告沈文起《水经注疏证》稿本已在西安发现了卅五卷,此信想已达览了。我近年到处宣传,我正治《水经注》,其用意正欲使各地的《水经注》都出现耳。
  如此一事,即可见我的宣传确有用处。今日审视我开始写的答你十一月十三夜的回信,已发现了不少错误,故决计重写过。承影写黄友本,“湛水”、“沁水”二篇,又“洭水”一叶,多谢多谢。先说“黄友”……
  这封信更长,二百字稿纸写小字,每页成了二百八十字,先写了十一页,已是三千来字,时间是“十一、廿八夜半”,后面又加二附页,时间是“十一、廿九夜”,即隔了一天,又作了五六百字的补充,可谓洋洋大观了。而开始所说的“喜信”,报告《水经注疏证》稿本的信,却未收入此书中,未免遗憾。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前二函均称先生,此函已称兄。据五十年代中期知堂老人函告:北大传统,较客气称先生,友谊较深无须客气均称兄。称谓之间,亦可见传统风尚。
  最后一封,是顾老写给胡先生的。时间是“卅七、十二、六夜十二时”,除说收到胡先生廿八、廿九两信,重抄“陈劢本”七则,已寄上外,还特别关心沈文起《水经注疏证》,信中问是否已寄到,希望用晒图蓝纸晒印一份,这是当时最方便的复制方法。信的后面说:近闻沪藏书家有《水经注》批校本两种,一洪亮吉、孙星衍校,顾千里跋,陈澄中藏。一武进丁绍基批校,历时十五年之久,范行准藏,俟吾设法观到后,再行奉闻。
  自先生提倡《水经》之学以来,中外人士学与不学者,皆知是书可谓伟矣。龙得参与捡校之役,殊以为幸。俶扰之中,邮筒不绝,尤堪纪念。
  揆初、菊生、拔可、森玉诸丈,皆镇静安好,属笔道念。
  胡先生和顾老为《水经注》研究考校邮筒不断的时候,也正是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战火纷飞、震动全国全世界的时期,而二位却为《水经注》研究如此认真、勤奋,这正是胡先生十二月廿八日信的结尾所说:“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生活,可笑之至!”这种“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心态,一般世人是难以理解的,当事者在夜深人静,沉溺于自己乐此不疲的学术研究境界中,忘去一切,一口气写完三千字的考订长信之后,忽然醒来,想到外面世界,以世人眼光,再看自己,感到“可笑”,其矛盾心态,主客观的无可奈何之感,跃然纸上矣。顾老回信,针对此点,并告知叶景揆、张元济、李拔可、徐森玉诸位前辈学人处此动荡中的情况及挂念之情。读到此间,似乎一下子使人回到四十五年前了。自然,当时的老先生们是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事情发展变化的,但他们都曾执著地把为中国文化的研讨、延续和发展当作自己最大的快乐,这点是共同的。作个假设,如果是个统一安定的大环境,他们不是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吗?
  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数十年岁月,飞快地过去了。胡先生已成为历史人物,关于《水经注》研究始终未写成专书,只留下六大本有关研究资料的手稿,供后人阅览。不知现在还有几人会以那样的欢乐精神去作“故纸堆生活”。
  癸酉重阳后三日完稿于京东定福庄客舍高树黄叶秋窗下。

  石印《御制圆明园图咏》

  在我近几年里偶然买到的残破小书中,与圆明园有关的,除去王湘绮手书《圆明园词》的影印本外,还有两本十分可爱的书,那就是石印《御制圆明园图咏》上下册。与其说是买,还不如说是碰上,因为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也。
  书是光绪十三年天津印的,还是日本的石印技术早期传入我国时所印。
  光绪十三年是丁亥,西历一八八七年,距今已逾百年。这年甲午、戊戌、庚子等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都还未发生,光绪在这年正月十五日举行亲政仪式。苏州的风流状元洪钧以前内阁学士的资格充出使俄、德、奥、和(荷)大臣,著名的傅彩云(即赛金花)不但作了状元夫人,而且作了公使夫人,随同放洋,大出风头,也都是这一年的事。据如皋冒鹤亭《孽海花闲话》,他和傅彩云相识二十余年,傅只对他说过一句真话,即生于同治三年甲子,作公使夫人时已二十四岁了。与这些著名的事件同时,这两本书在天津石印书屋印出,经过九十余年之后,居然到了我手中,置诸案头,供我朝夕翻阅,有图有文,像随意逛圆明园一样。在恒河沙数般的史事和人海中,这是多么偶然而又巧妙的一个结合啊!
  这两本书是黄色封面的,这是当年御用的颜色,贴着同样黄色的书签,黑色双线边框,黑色正楷《御制圆明园图咏》书名,上下各一册。书还很新,上册的书签角上稍微破了一点,下册却一点也没有坏,连订书的珠子丝线仍然完整洁白,似乎没有经历过任何沧桑一样,与那数不清的付之“丙丁”的比起来,也算是书中的幸运儿了。
  翻开书卷,扉页之后,第一面是朱印三龙闹海的图案,上面正中正面龙头象征康熙,下面左右二龙护一竖额,象征雍正、乾隆,小篆《御制圆明园图咏》七字,龙周围都是祥云图案,下面江水海牙。第一面反面,正中一行到底印“光绪十三年七月天津石印书屋敬谨摹勒上石”。
  雍正的《圆明园记》和乾隆的《后记》均大字朱印,共占去十九页,每页折成正反两面,每面五行,每行九字,暗合“九五”之尊,加以有不少抬头处,所以全文并没有多少字。翻开一看,红色字很大,欧阳率更体,中锋笔笔送到,毫芒四射,很像旧时小儿在书房读书描红用的“红模子”。这种书现在一般读者是很难想象的。如果用这么大的字,印现在那些大作家的小说,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书,要印一万页,哎呀呀,那不要吓死人吗?
  雍正的记中说得清楚,圆明园在畅春园北是他作皇子时所居的赐园,即康熙赐给他的。“圆明园”的园名,也是康熙起的。什么意思呢?其记中说:“至若嘉名之锡以圆明,意若深远,殊未易窥。尝稽之古籍之言,体认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这就是“圆明”的意思。这篇记的后面一共盖了四方御印:一是双蟠龙“乐天”小圆玺,朱文;一是“稽古右文之玺”,白文;一是“勤学好问”,白文;一是“乾隆养翰”,朱文。老实说,这两篇记,只是看看当年皇家体例而已,除此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好看的,还是后面的图。
  在此之后,便是图画和乾隆的御制诗。每张图后面,便是御制诗和诗注。
  图是按照四十景的顺序排列的。即:
  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州清晏镂月开云
  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
  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长春仙馆
  万方安和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月地云居
  鸿慈永祜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澹泊宁静
  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濂溪乐处多稼如云
  鱼跃鸢飞北远山村西峰秀色四宜书屋
  方壶胜境澡身浴德平湖秋月蓬岛瑶石
  接秀山洞别有洞天夹镜鸣琴涵虚朗鉴
  廓然大公坐石临流曲院风荷洞天深处
  以上四十景,每一景一幅画,一首诗,诗后有诗注。画都是正方形册页式,长宽各二百四十毫米。画并非界画式,也不是有人物的山水行乐图,而是一般山水,所有房舍,均似界画,如实画出,山水树木皴染,则全是正统的王麓台一派,远近位置均依实际景致,一样不少,使人看了这些图画后加以想象,便如同到圆明园游玩一样。图后的诗,都是乾隆写的,有五七言排律、四言古诗、六言绝句、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五七言古诗,以及小令菩萨蛮、清平乐。诗后都有注,根据后面的《跋》,上面列名给这皇上注诗的是: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尚书任兰枝、张照、汪由敦,左都御史刘统勋,侍郎梁诗正、钱陈群,副都御史励宗万,通政使张若霭,大理寺卿嵩寿,光禄寺卿庄有恭,金都御史嵇璜,侍读观保。全部诗和注,都是张若霭奉敕书。
  圆明园的图画,当年自是很多的,有总图、有分图、有建筑用的界图(工程图)等等。除去中国画家的图,还有著名的服务于清朝的意大利人郎世宁的圆明园图。据英法联军侵略者随军牧师格赫(Rev.R.J.L.M’Ghee)所记,他们一走进正大光明殿,就看见室内一边墙壁之上,悬挂着一幅巨大而且详细精致的行宫内庭院总图,几乎把那片墙壁全都遮盖了。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总图。这两本图咏是分割开来绘制的,四十景,四十幅图,每一图如实画出该景的四至,因而如果把四十幅图按照相联的四至都连接起来,也便是一幅总图了。这些图都是孙祜和沈源画的,各幅图画在画面上无题咏,无署名,每幅图只是在右上角画面外沿用小字恭楷写着景名,如“正大光明”、“九州清晏”之类。另外在最后一幅“洞天深处”的左下角,也用恭楷写着“鸿胪寺序班臣孙祜臣沈源恭绘”两行小字,这是当年给宫中画画、写字的体例,现在人们在故宫、颐和园等处还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字幅、画幅。
  关于这两本石印的图咏,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曾经因记他家收藏的《圆明园图咏》而提到过这书,文云:圆明园在海淀之北……虽无北宋艮岳之广大,而精妙则过之。周围计十六里,每面约四里余,近人有谓三十里者,盖合长春、万春二园计算之。予家旧藏有园图二厚册,四十景,皆水墨画,颇潦草,似画稿形,然皆活页,拆下以方向对准,人居中看之,即是全图之景,折之即书叶,图后御题诸诗,无写本,不甚工。惜失于庚子年,为英人某攫去。当年大同书局石印本未出时,此为最珍秘之本,盖道光朝先祖静涛公管理圆明园事务所时所得。
  其文后又云:“按园中诸座落之名,悉参考吴氏《宸垣识略》中记之。
  当年旧藏之图,依稀仿佛记得每图一页为一景,其中殿、阁、斋、馆等名,皆有小字注之,恨不得失去之本与之核对,然未必有误也。”崇彝文中所说“大同书局石印本”,就是我这种本子,至崇彝六十年前视之,无不难得,现在则也是珍本善本了。这个本子图中,只写明景名,并未注明房屋斋舍的名称,与崇彝所失的那个草稿似的本子是不同的,不能按图索骥了。崇彝是蒙古旗,他的祖父是道光、咸丰时大学士柏葰,因科场案被杀头,是因肃顺主张严办的。
  圆明园的四十景图咏,是仿照避暑山庄的四十景图咏绘制编写的。鄂尔泰等人在后面的“跋”中说:“爱仿避暑山庄诗例,标举胜景,分题绘图,序而咏之,凡四十篇。”这些图的原作等,大概现在还都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中,自然一般人很难随便看到。而手中买到这样两本破书,则可随意翻阅欣赏卧游圆明园了,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呢!
  这两本书,最好的便是图,翻开第一图“正大光明”,可见正中七间四周有回廊的殿,左右各五间配殿,前面的出入贤良门,门左右两排侍卫扈跸的朝房,再前面金水河桥,桥左右对着又各五间朝房。四周树木山峦,远处淡淡远山、波光,即是圆明园中第一处水面:前湖。殿后的大假山、松树,也历历可数。湘绮楼《圆明园词》注中说:“正大光明殿为正卫不加雕饰,广七楹,后倚假山,山木多松。”在图中都可以清晰见到。
  在清人的著作中,常常见到有关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的记载,缩入图中,虽然不足方尺,但其气势是十分恢宏的。侵略者英法联军随军牧师格赫在其记中写正大光明殿前的气派道:
  头门之内,有一个宽敞的、扁石铺成的院落,约几百码阔,八十码深,内外两旁,都有侍卫室。和这座外门对峙着的,还有一门,构造与此相似,然后又是另一个院落,正大光明殿单立在里面……这所院落和外面那个,大小相等,而且正大光明殿位置距门很远……
  按所说头门即大宫门,对峙一门,即出入贤良门,均五楹,出入贤良门左右各有罩门,以图对照格赫所记及黄凯钧所撰《圆明园记》所写,可以清楚地看见图中所画的距离和规模。也可以看出,颐和园的仁寿殿,其规模是据正大光明殿的格局修的。
  同治时,原计划重修圆明园,著名的营造专家样子雷曾造成不少烫样(即木制建筑物模型),现在不少都还保存在故宫里面,所谓以丈准尺,以尺准寸,具体而微,与真的建筑物是一模一样的。烫样有整座建筑的,也有局部构件的,都极为精巧。要修复,就要照这些烫样来修。所以见到这些烫样,也似乎见到原建筑物了。记得过去曾见过“万方安和”、“天地一家春”等烫样,都极为精巧好玩,但与这些图一比,则完全两样,就是图中所表现的山水情趣、风物意境,在烫样上完全体现不出来了。如“万方安和”烫样,只是一所“■”字形建筑物,不过飞檐梁柱、廊槛轩窗,一一如真而已。而“万方安和”图中所显示的峰峦嘉木、水光荷钱等一派旖旎风光,烫样中是看不到的。因而其意境就迥乎不同,一个是富于想象、发人深思的艺术品;一个不过是令人赞叹、惊为鬼斧神工的工艺品罢了。因而我更爱看这些画幅。
  可惜的是,这四十景的图,不能一一介绍于文字中,未免遗憾了。我想哪个出版社,重版这部《圆明园图咏》,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不唯可以使人按园游览,卧游圆明园,想象其美丽风光,而且可以研究圆明园的景物布置,对于园林工艺研究者,也是很重要的观摩参考资料。
  画之外,便是乾隆的诗和诗注,这位皇帝佬的诗是不太高明的,可以说是“非诗而似诗”。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诗的意境和情趣,而只有诗的格律形式。他虽然可以说是享了一辈子“福”的升平天子,但其诗才则远远比不上金章宗这一类的人,更无法仰望什么曹氏父子、李后主、宋徽宗等人了。
  不过虽然说不好,但为了全面地介绍这部书,不妨在文章最后引它一首绝句,以见一斑。如“碧桐书院”图后有一首绝句,先有小引云:前接平桥,环以带水,庭左右修梧数本,绿荫张盖,如置身清凉国土,每遇雨声疏满,尤足动我诗情。后面诗云:
  月转风回翠影翻,雨窗尤不厌清喧。即声即色无声色,莫问倪家狮子园。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诗是硬作出来的,尤其第三句一转,真可以说味同嚼蜡,但这是皇帝佬的事,当时没有人敢说不好。过去人论诗,有一条最重要的,便是“无一字无来历”,就是所有字句都要有出典,都要是古人名家用过的,不能自撰。所以大观园题诗时,宝钗偷偷告诉宝玉把“绿玉春犹卷”,改为“绿蜡春犹卷”。宝玉急忙反问,可有出典,就是怕贵人问起,无言以对,就变成没有出处的杜撰了。皇帝的诗,更是如此。因此这样的诗,还要由大臣来注,每句下都要把句中词语的出处注明,当然有的是硬凑上的,皇上可能是随便说的,大臣却要引诗据典注上一大套,当然还不是为了稿费,而是为了拍皇上马屁,表示皇上学问大,渊博。因此一首绝句,要注好几百字,这首诗也如此。不便全引,只引两句,让读者可以看看,如何给皇上注诗。如“雨窗原不厌清喧”后注云:孟浩然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苏轼诗:“卧闻疏响梧桐雨。”
  李东阳诗:“急雨过窗醒短梦。”
  易恒诗:“竹下春闻听雨声。”
  萧子良《梧桐赋》:“涵清风而散音。”
  卢纶诗:“嵇康本厌喧。”
  《■月录》:“厌喧求静是外道法。”
  又如“即声即色无声色”后注云:永明《唯心诀》:“闻而无声,而群音揭地;荡然无色,而众象参天。”
  我这只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基本上也可以看出这些诗和诗注的内容了。总的来说,这套书,最先值得欣赏的是这四十幅图;诗前的小引,也值得一看,因为都简要地介绍了这一景的特征,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图,至于这些诗和诗注,只不过供人随便看看而已,价值就不那么大了。
  它的另外的价值,就是在出版史料上的价值。它是石印的精美书籍,而石印是我国近现代印刷术的前期技术,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前期,曾大量流行过,不过大多是普通书籍,像这样精美的是不多的。本书有黄绫封面的,如现在之精装;而我所有的是黄纸面,如现在之平装。

  一本破书,三种乐趣
  ——商务珂版《曼殊留影》残卷书后

  五十元人民币买到一本破书——对我来说,可说是一本好书——归来摩挲数日,细细想来,得到三乐,不敢自密,写篇小文,公诸社会,愿与有此同好者分享之。
  一是得到好久没有的买到破书、旧书之乐。我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时,每天放学回家,经过西单商场北马路东侧、洁民小学、孔教学校墙外,一大溜放书摊,一边走,一边看,天天如此,十分好玩。每隔三五天,便花十枚、二十枚铜元,买本残缺不全的破书、旧杂志。而这本书自己总感到是有趣味的,好玩的,从中或增长知识,或引起思维,理解到——哦,原来这样……
  印象深刻的很多,不妨举一个例子。一次花二十枚,买到一本旧杂志《论语》,封面插图是一个黑方块,边上写道“大年三十夜非洲密林中黑人狩猎图”。
  我一看就明白了,感到十分好玩。其实这也是廉价的幽默,并没有多少深度,只是引起稍有求知欲的小孩子的兴趣而已——但天底下也还真有老实人,过了几天,又买到一本,登出一封读者来信,指责这幅画什么也看不见;还说“幽默乎?油墨乎?”自己脑子不转弯,却来怪编辑,给一个来函照登,就出了这位仁兄的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逛地摊、买破书之乐。其后到了长大成人,有幸能继续读书,知识日增,买书之欲更盛,逛书摊之乐就更浓了……一直到今天,此乐未衰。而近若干年,上海不但无旧书摊可逛,也无旧书可买,常常在梦里还梦到或在北京东安市场,或在苏州人民路等处逛书摊,买到十分心爱的书,迷离恍惚。正高兴中……忽然醒了,啊,原来是南柯一梦,不胜怅然久之。想起《琵琶行》的句子:“夜深忽忆少年事,梦啼妆泪红栏杆。”虽梦境有殊,欢乐不同,但这种境界是一样的。
  多少年没有得逛旧书店、买破书之乐了,最近却意外地得到一次。今年夏天奇热,高温五十余日,只在家汗衫、短裤,衣冠不整,挥汗驱暑,除早晚在附近蹓跶购物外,中心区一次也未去过。八月初,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朋友远道来访,便相约一同去福州路逛一逛古籍书店,先到楼上旧书古籍处看看。今年春天,也曾上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些常见的枯燥货,没有什么特殊的,因而很感到失望。这次陪客人来,也没有抱买书的希望,只是随便看看,四周书柜中,也都是些一般的。忽见中间玻璃柜台中,几本瓷青面书衣旧珂 版画册,两本恽南田画册,很普通,看也未看。一本较破,黄葆钺的书签写着《曼殊留影》,较为少见,不由得想翻一翻。最初还以为是苏曼殊呢,拿出一看,一翻,先看到康熙时朱彝尊题跋。啊,这自然不是清末民初的人物。又一看一幅仕女图,又有毛西河写的葬铭……啊,忽然想起,这个“曼殊”,是清初毛奇龄的姬人丰台阿钱。这篇铭文及题诗,收在康熙时张潮所辑《虞初新志》卷十三,是十分有名的。今天居然能够看到原件影印本,也如同见到原件,真是难得的奇缘。
  一看定价,人民币五十元。封面已经因受潮,十分残破了,只是书签还保留着,里面不少书页都卷角了,说明不知有多少人翻阅过。心想这样一本破书要卖五十元,太贵了,便放下了……后来一想,遇到它也不容易,五十元在今天来说,也不算是个大数目,一转念之间,便买下了。回到家里一看,是民国十九年出版的,原来定价四元,以猪肉折合,当时一块银元可买五至七斤猪肉,四元最少可买二十五斤肉,今天要合百五六十元这样一想,觉着虽然破些,五十元买来,也不贵了。自然,这样比较,未免俗些,有些市井气,唐突美人,不够雅,但是比较实际,讲雅也要实际些嘛!
  总之这趟书店没有白逛,买到一本有趣的书,虽非孤本,也不易得。回到家中,躺在席子上,翘起二郎腿,得意地翻阅着,由头翻到尾,又由尾翻到头,真是其乐融融。不过这还是第一乐。
  第二乐是面对古人之乐,这也是一种特殊享受。读历史书,读古人诗文集,自然也能知道不少古人,但那是装饰了的,或者太抽象一些,缺少生活真实和亲切感。因而我爱读古人日记,在生活感情上缩短了和我们的距离。
  再有就是古人随意题跋手迹,有精神气韻散发出来,直照今人,看着他写字,好像他还活着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比看古人遗容画像还要亲切。相对说,画像、照片等,形同木偶泥塑,那本身就是死的,而题跋手迹不同,却显现着题者活着时的精神。这本书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原文和题吟者的诗句,都作为名作收在《虞初新志》卷十三中,原题是《曼殊别志书 》,作者毛奇龄,字大可,号西河,浙江萧山人,明末秀才。
  少年时恃才傲物,语言尖刻,得罪乡人,惹了官事,经历坎坷,后得澄清。
  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参加博学鸿词科,得中,授翰林院检讨,任职史局,参与修纂《明史》,后任会试同考官,是清初早期极为著名的学者。
  曼殊是丰台花农女儿,姓张,从小十分聪慧美丽,少时即有名诗人陈维崧、周赞善等人为她写过诗,后嫁与毛西河为姬人,学书、学歌、学琵琶,均有成,但不几年病死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人姬妾年青时病死,本是很普通的事,但经着名文人写传记、写诗文,又被编入书中,流传下来,那名气就大了。《虞初新志》书中记录的诗、词、曲等题跋有二十多家,都是当时大名人,核对这本书,亲笔题写的原件一一都在,依次排列:梁清标,明代崇祯进士,清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刻《秋碧堂法贴》,著有《蕉林诗集》;张英,康熙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著有《存诚堂诗集》;曹禾,康熙进士,举博学鸿词,官至祭酒,有《峨眉集》;方象瑛,康熙进士,博学鸿词,官编修,有《健梥斋诗集》;张鸿烈,举博学鸿词,官大理寺副,山水画家;蔡升元,康熙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朱彝尊,举博学鸿词,有《曝书亭集》;田需,博学鸿词,官编修;冯勗,博学鸿词,官检讨,著有《葑东集》;陆弘定,字紫度,官至文学;任辰旦,博学鸿词,康熙进士,官至兵科俭事中;张廷瓒,康熙进士,张英之子;姜启,官州丞;郑勋,官骠骑都尉;赵执信,康熙进士,官编修,著有《饴山诗集》;李澄中,博学鸿词,官至翰林侍读,有《卧象山房集》、《白云村集》。后面有毛奇龄自己写的《曼殊葬铭》、《金绒儿从葬铭》、《曼殊别传》(即收入《虞初新志》之全文)。后署“西河毛奇龄撰顿首”,盖“毛亏”朱文章。后面又有毛西河小跋,记曼殊生前琐记数则。其后则为乾隆时人王宗炎跋云:乾隆己亥,宗炎买得西河残稿一束,内有曼殊别传定本,附同时张敦复、朱锡鬯诸公题跋,蔡丈荪若见而乞去。明年冬抄,以赠其宗人养堂,珍如球璧。养堂逝世后,东山光禄以厚值得之。嘉庆乙亥八月,携过十万卷楼。开卷怃然,距炎所得是书时三十七年,是物已四易主矣……
  按乾隆己亥,是乾隆四十四年,公元一七七九,距毛西河时代已百年出头。王宗炎也是萧山人,乾隆进士,通籍后回到故乡,筑藏书楼名“十万卷楼”,文史自娱,杜门不出,有《晚间居士遗集》,当时十分出名。从跋中可知这卷遗稿,在乾嘉时的流传情况。
  最后是近人张菊生先生的跋:
  清初丰台女子张曼殊嫁毛西河检讨为小妇,益都冯相国助之催妆,一时朝士咸有歌诗,嫁后七年病殁,病中自知不起,尝作《曼殊留视图》,既殁,西河复别撰志传,广征题咏,名流好事,与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相同,文见西河集中,张山耒采入《虞初新志》。韻事流传,至今脍炙人口。二百余年来,真迹谓不复存。十七年冬,偕中华学艺社社友郑君心南,访书海外,获见此册于东京内野胶亭先生,图已渝黯,有西河手书《曼殊葬铭》,《金绒儿从葬铭》(曼殊从婢)、《曼殊别传》及图跋凡四首。诗词题序可二十家。与《虞初新志》笺注所引姓氏词句多合。末有嘉庆间王宗炎跋,盖犹当日征题原本,展转流入东瀛者。清初朝野胜流不易得见之真迹,赖此以存,至有文艺价值,不仅风流文采之足重也。因从乞借摄景归,付玻璃板印行传世云。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海盐张元济记于上海涵芬楼。
  正如张菊老所说:“清初朝野胜流不易得见之真迹,赖此以存。”我们坐对这些墨迹,多么有趣呢!如朱彝尊,他的《曝书亭集》,一直放在书架上,不知翻阅过多少次,说起北京掌故,槐树斜街古藤书屋就是朱竹垞故居……这样大名鼎鼎的学人,却未见过他亲笔写的字,这本破书,一翻就见到了,多么可喜呢!签名是“鸳鸯湖口朱十”,图章一枚看不清,一枚是铁线朱文“竹垞”二字,极为高古,可以想见其为人的风流神韻。张菊老是近人,但其极为挺秀古雅的工笔小楷,也很少看到。现在全国上千家出版社,那位社长或总编能写这样一篇工笔小楷的跋呢?也真是广陵散了。自然,这恐怕不能怪现代人本身,这是时代教育的结果。张菊老英文也能说能写,又是成功的大企业家。当年能培养出、涌现出这样的人物,现在为什么不能呢?
  混乱的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会如何呢?据闻北京有人又提出“国学”,这是值得当政者和办教育者好好思考的。或者思考也很难改变这种现状,这就叫潮流吧!以讲面对古人之第二乐开始,最后却又有点小牢骚,真是十分抱歉了!
  第三是观赏珂 版印刷品之乐,这也是十分难得的。看古人手迹,自然是看原作最好,但是那太不容易了,纵然看到,大多也是在博物馆中、展览会上,看过之后,想再看看,那就困难了。何况这本书,原件是日本的私人藏品,不要说一般人看不到,即使有特殊关系,要想赏鉴这样的珍品,也很困难。至于是什么时候流失到日本去的,那就无法考证了。反正不容易见到。
  但是珂 版一印出来,那就容易见到了。虽然几经劫火,居然还未烧光,今天还让我花五十元买到一本残破的,能不说是缘,能不喜欢吗?虽然封面残破,但无损于内容,好就好在它是珂 版双层宣纸印的。
  我十分喜欢珂 版的印刷品,但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送走“穷神”,财力有限,虽然喜欢,早年好的珂 版书画册也未大量买进,比如这本,当年新书定价四元,当时金价也不过六十几换(即六十几元一两),四元是相当贵了。因而我也是买旧书时间为多,甚至残破一些都无关系。十几年前,
  两元钱买到大本故宫博物院珂版印的沈周、祝允明、董其昌跋宋米芾《蜀
  素帖》,也十分残破,宽大的天头因水浸几乎全损坏了,但中间版心一点也未破损,使转飞动,山断云连,中锋游丝跃如,把原件的神韵能充分表现出来。现在用再好的铜版纸,再好的胶印,也无法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铜版纸有光,墨色浮在上面,而中国书法、中国画,墨与色彩均有层次,讲究笔力,要力透纸背。印刷复制品,也要能做到这点,最好是木刻水印;其次就是珂 版印刷。
  珂 版也叫玻璃版,并不是中国技艺,而是十九世纪中叶德国摄影师亚尔伯特(J.Albert)发明的。就是在厚毛玻璃上,涂上酪酸钾感光胶,烘干后,置于摄有画件之阴片下露光,然后再用清水洗涤就完成了。传入中国后,用珂 版把中国书画的底片印在宣纸上,效果特别好,一时就十分盛行起来。
  自清末到“七七”事变之前,上海商务印书馆、三马路艺苑真赏社、北京故宫博物院,用珂 版影印了大批的著名碑帖拓本以及古人书画真迹,使过去一般人很少见到的珍品,得以为广大爱好者所观赏,对文化艺术的普及,作用是非常大的。我偶然买到的这本《曼殊留影》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残破了,但观赏起来其乐无穷。所有题跋,一般都是小字,有楷书、有行草。我内人姓蔡,浙江德清人,据传是状元的后人。这本书内就有康熙时状元蔡升元的题跋,两首《乌夜啼》:“……残脂剩粉人何处,曲中红豆记分明,乌丝题偏回文字,不堪听,谁共悼亡潘岳暗消魂。”后面署款是“蔡升元具草”,不盖名章、号章,只盖一大方仿汉印满白“玉堂金马”印,显示了状元的身份和派头。只可惜珂 版不能套红,不然这颗印就更显眼了。通篇工笔小楷,没有一笔草率,毫端依稀可见。如张英、张廷瓒父子,这是康、雍时期的大名人,安徽合肥人,张英次子张廷玉作了五十多年官,雍正军机大臣,和鄂尔泰是雍正的左右手,是清代前期最特殊鼎盛的汉人家庭。这里有他父、兄二人的题诗,可惜没有张廷玉的。张英是行书,张廷瓒是小楷。只是张廷玉这时还只有十五六岁,还只是个孩子呢。就没他的题跋了。
  长话短说。总之,这实在是一本有趣的破书,是中国高雅历史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最完美的结合。提高一步讲,倒是真正符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精神的,是典型的结合。可惜的是,现在很少看到珂 版、中国宣纸、高雅古典线装的出版物了。当然,真正有了定价一定也是奇高,一般人是买不起的。但是十几年前听黄苗子翁亲口告诉我,说是珂 版技艺工人,现在也没有了……只能回顾旧日风流,偶然买本破的珂 版印刷品看看吧!
  甲戌中元夜写于延吉水流云在新屋北窗下。

  杨小楼·周志辅·《昇平署档》
  ——京剧史籍之一

  看中央电视台播放“名人谈京剧”节目,故宫博物院朱家溍老先生讲说杨小楼京剧艺术,我不禁想起了写《杨小楼评传》,现远在美国的周志辅先生。三年前远在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教授寄给我一个邮封,路上已经破损,打开一看,是一个红色笺纸盒子,中间贴着鹅黄色签子:“戏目笺、己卯春、几礼居制”。里面几个单页,扉页“纪念杨小楼供奉”几个字,被一个边框框着。里面三张杂色洋纸单片,印着杨小楼当年在第一舞台演戏的戏单:一是《连环套说山盗钩》,配角是王长林、黄润甫等人,压轴、大轴是王瑶卿《天河配》;二是《霸王别姬》,与梅兰芳挂并牌,戏在大轴;三是《宏碧缘》,与贾璧云挂并牌,也在压轴。盒子底部贴着版权牌子,上写:几礼居制戏目笺,全盒十页,定价美金元。版权所有,不准翻印。一九三八年初版,一九七七年再版。初印者,周志辅;再印者,周肇良。发行所,周志良书画馆,西雅图市拉都纳路四零一四号。
  版权页上写的是十页,而我只收到三张,连扉页四张。而邮封又是破损的,看来是在邮递或检查过程中,不知被那一位仁人君子顺手牵羊取出了,不过也还要感激他,因为好歹我还收到三张,如果一张也收不到,只寄个空盒子,甚或根本不送来,我也无可如何。不过遗失的那七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已故牟润孙教授《几礼居制戏目笺题记》中找到了。原来这十张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我收到的是第一张民四《连环套》,第六张民七《宏碧缘》,第七张民国十一年《霸王别姬》。被顺手牵羊拿走的是第二张民六杨小楼、梅兰芳、王凤卿三人挂并牌的《长坂坡》、《汉津口》,第三张民六杨小楼大轴的《蟠桃会》,第四张民六杨小楼大轴的《铁龙山》,第五张民七杨小楼大轴的《水帘洞》,第八张民国十八年杨小楼主角、侯喜瑞、赵艳华跨刀大轴戏的《山神庙》(以上均第一舞台,火灾后再未重建)。第九张、第十张,都是吉祥大戏院的。一是民国二十三年杨小楼、郝寿臣大轴戏《挂印封金》、《壩桥挑袍》,二是民国二十六年杨小楼、尚小云大轴《湘江会》。
  这十张信笺当年是为了纪念杨小楼逝世印刷的。杨氏卒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初版的印成自在此后。不过当时琉璃厂南纸店印笺纸,由刻版到印制十分快,何况这种戏单都是大小字,不是绘画,刻版既易,印刷也不要套色,一种颜色,淡一些就可以了。因为印成笺纸,或卖或送人,都要准备人家再用来写字,所以底色要淡雅宜人。自然当年初版,纵然用彩色纸,也都是宣纸染后印的。一九七七年美国西雅图周肇良书画馆再版,自然再没有宣纸,而全是用淡黄、淡绿等较厚的印刷纸印的,虽没有宣纸印得高雅,但好在没有光,又是用姜黄色彩印的,看上去也还古色古香,十分典雅。周老先生寄给存仁教授两盒,存仁教授又从遥远的堪培拉分寄给我一盒,这点深厚执著的情谊,都是基于对北京半个多世纪前传统文化气氛、高雅艺术的深切眷恋,虽远在万里之外西雅图、堪培拉,沉湎于旧梦的情愫,仍低回于第一舞台、吉祥戏院的管弦声中、锣鼓点上,不过寄到我这里时,却有两点十分遗憾,即第一是十张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七张,第二是我不懂戏,我也没有看过杨小楼的戏,虽然有些辜负存仁教授远道寄赠“杨小楼供奉戏单”名笺的厚意,但这古色古香的“洋”笺,也深深感动了我,开启了我的记忆之窗:一是关于杨小楼的,二是关于周老先生的。
  杨小楼是京剧界、过去叫梨园行的老前辈,和谭鑫培、王瑶卿等位清末都应过宫廷的差事,进宫给西太后唱过戏,所以叫“供奉”。唱武生、武功、嗓子、扮相都好,也应猴戏、红生(揉红脸扮关公)及后来专由花脸唱的西楚霸王等等。这十张戏单中,他演《连环套》的黄天霸、《长坂坡》的赵云、《蟠桃会》的孙悟空、《铁龙山》演某某、《水帘洞》的孙悟空、《宏碧缘》的骆宏雄、《霸王别姬》的楚霸王、《山神庙》的林冲、《挂印封金》的关羽、《湘江会》演某某,可见戏路子是非常宽广的。不过十分抱歉,我一出都未看过,而且京戏知识贫乏,《铁龙山》、《湘江会》二出剧中人物是谁,我一时也说不出了。不过我对杨小楼的大名小时就是听惯的,在大学时听顾随先生讲词曲课程,每次上课总有三分之一时间讲京戏……
  “听余叔岩唱腔,好像六月里吃冰镇沙酿大西瓜那么爽气……”
  “杨小楼唱《霸王别姬》,那真是帝王气度;一到金少山,那就完全是山大王了,哪里有半点儿帝王气呢……”
  羡季先生这两段话,我不知听了多少遍。只是听先生讲时,杨供奉作古已七八年了。一九四九年秋我参加工作后,替公家买房,房牙子介绍去看西河沿杨小楼的房子,认识了他女婿刘砚芳。房子是西式的,有平台可以眺望。
  那天是八月下旬,和他女婿在平台上谈天,上身赤膊,而下身却穿条皮裤,这种怪装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关于杨小楼的直接知识,我则只有这点了。
  二是周志辅先生,名明泰,书斋名“几礼居”,安徽至德人。祖父周馥,官至两江总督,父周学熙,清末官至农工商部丞参,民国初年,两任财政部长,是办企业、理财的专家。其《自撰墓志铭》(见《周止庵先生别传》所收)云:“……子五,明泰、明焯、明夔、明恩皆读书守家法,明谦早卒。”
  前年在扬州,和周绍良先生同住扬州饭店,我问他对志辅先生如何称呼?他说叫“二伯父”。另外就是早已去世的哲学家周叔迦氏和八十年代初去世的天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氏。
  志辅先生正如其尊人止庵先生《自撰墓志铭》中所说“读书守家法”,学问极好,淹通经史,著作丰富。早岁对《易经》、《三国志》等经、史都有深入研究,有专著出版。而且酷爱京剧,不止是像一般老式京剧爱好者那样,只是捧演员、学演唱、登台票戏等等,而是从学术观点出发,注意收集京剧资料,长期积累,保存了大量京剧史料。如那些最不起眼的、过去被听众随手扔掉的戏单,他就从光绪七年的戏单收集起,直到民国三十六年,积累近万张,编为六大册。此外还有合肥方氏昆弋《伶官谱》、昆弋《身段谱甲、乙编》、《乐谱萃珍》、《乐谱选萃》、内廷剧目《江流记》、《进瓜记》、内廷昆弋剧目大书《昭代萧韶》、长春宫旧抄《排场提纲》、《长春宫外学戏目》、《内庭承应戏目》、《乾隆九年春台班戏目》、《昇平署脸谱》、《仿昇平署脸谱》等。这些纷繁的京剧史料,在周志辅离开大陆时,都送交顾廷龙(起潜)先生主持的合众图书馆。据起潜丈前年告诉我,这些戏单资料等装了好几大箱,现在都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着。香港中文大学已故牟润孙教授十五年前曾写有《一批被遗忘的珍贵中国戏曲史料——〈几礼居藏戏曲文献目录〉读后记》一文(刊于《明报月刊》,后收入《海遗杂著》一书中),对志辅先生这批京剧史料,作了详细的介绍。只是文中说“顾起潜(燕大同学,颉刚先生族侄)”一句,则正好说反了。因为起潜丈是顾颉刚先生小叔叔,而颉刚先生正是起潜丈族侄。看颉刚先生《辛末访古日记》(收入《开明书店二十周年文集》一书)序言说的最清楚:“予既离北平,从叔起潜先生为之安顿书物……而以稿件之较整齐者存于天津中国银行书库。”便可知其叔侄关系。
  再有牟文未提到三十年代已印刷出版的《几礼居戏曲丛书》,也是较遗憾的。因为在三十年代前期,周志辅先生已在北平出版了《几礼居戏曲丛书》,我收有丛书的第四种《清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六卷并附录一大册,其他见书后所刊目录,尚有第一种《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一册,定价大洋五角;第二种《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全书六册,定价大洋四元;(按此书定价,以黄金价格上涨四五十倍计算,约合现在百六十元至二百元。此书牟文中曾写到,但所说戏单年代不对,因此书出版目录刊在一九三三年丛书第四种的后面,排为第二种,不可能收有一九三六年的戏单。)第三种是《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一册,定价大洋一元。《几礼居戏曲丛书》已出版的,除此四种外,是否还有其他书,我不知道。
  我的这本《漫抄》,出版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书签为胡适之先生所题,六卷合订线装一厚册,大本有光纸铅印,版式是老式的,有乌丝格,无标点,页十七行,行四十字,卷首有作者自序,有分卷目录。卷一为“岁时”,细目从“元旦”至“除夕”、“国服期内元旦”十六小标题;卷二“喜寿”,由“皇太后万寿”至“国服期内万寿”十四小标题;卷三“制度”,由“南府官职钱粮”至“演戏旨意”九小标题;卷四“排场”,由“开场围场及轴子”至“内务府堂前”二十五小标题;卷五“种类”,由“十番学”至“乐部”十六小标题;卷六“大型剧目”,由“劝善金科”至“锋剑春秋”十一小标题。另有附录四:“乐器折一”、“乐器折二”、“安设乐器次序单”、“存档释名及详目”。
  昇平署是清代后期宫庭伶官的常设机构,有如唐代的梨园。作者在序中说:
  去年冬余得尽观北平图书馆所收海盐朱氏旧藏清昇平署档案五百余册,其中有嘉庆年间南府之档案若干册。自道光七年,改南府为昇平署,历年档案除光绪三十四年几全散佚,其余鲜有阙者。探本溯源,对于清廷演剧之情状,可略得其梗概矣……
  序言后面详述自乾隆南巡,招江南伶工入京供奉内庭,曰民籍学生,直至嘉庆末年未曾改变。同时又有旗籍学生,均称之外学。而南府太监则称内学。其后四大徽班进京,皮黄大兴,咸丰帝后酷嗜俗乐,又挑选民籍学生进内演戏,直至同光之际,慈禧更嗜皮黄,内外学生,不敷应差,传外边戏班进内演戏,这样宫庭演戏,就出现了“本”(宫内太监)、“府”(昇平署学生)、“外”(外边戏班)鼎足而三的局面。至清末庚子以后,则外班有名角色,强半列名供奉,同于昇平署内、外学,已无传外班演戏之必要。慈禧晚年,日以声歌自娱,乃清代宫廷演戏极盛之时期。以及时间延长、清代宫廷自制诸大传奇,作者先于序中,陈述因果,作详尽之概述,不啻一篇清代宫廷戏剧简史。全书均于移录大量档案资料,分门别类完成之。实在是一部很翔实的戏剧史书。
  本书内容详尽,文中未便多所引用,不妨举一两个例子,如前面说到的杨小楼,卷三光绪十四年档记十一月初七日“总管奏准补民籍随手二名、民籍教习二名,交进随手……教习生杨月楼,年四十岁,小生王桂花,年三十岁,此四名每月食银二两、白米十口、公费制钱一串。”按此杨月楼,就是杨小楼的父亲。后此十九年,光绪三十一年“恩赏日记档”记十月十五日云:“总管挑得民籍教习武生杨小楼、梆子笛傅振廷。”这样杨小楼也进宫当差,父子均可称为“供奉”了。
  书后列《清昇平署存档详目》:起自嘉庆十一年恩赏档一册,终至宣统十五年(按即民国十二年)恩赏日记档、银钱档各一册,共五百三十一册。
  原藏海盐朱氏,后均归北平图书馆,现在则都在北京图书馆珍藏了。妙在辛亥之后,溥仪尚排了十几年宣统年号,现在读者,于此亦可见本世纪初期,也就是民国初年,对清代亡国之君,多么宽容。也许感到奇怪,或者想,那时严厉些,可能后来或许不会有满洲儿皇帝。不过这是题外话,就不必多说了。只是远在美国西雅图的周志辅老先生,现在当是百岁老人了,致以遥远的祝福吧。

  梅兰芳·齐如山·“剧学丛书
  ——京剧史籍之二

  三十年代北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比较扎实,尤其对京戏的研究著述,有了明显的突破和提高。这基于两个根本的重要原因:一是所有这方面的学人,都熟读经、史典籍,对旧学造诣很深;二是他们大多留学外国,精通外文,能用西方学术思想、科学观点来观察、分析传统文化,把许多过去不为士大夫所注意的或虽注意而不当成学术研究对象的东西,提高到学术水平上来研究。京剧研究的深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开展的。自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不少研究者,都有十分富裕的经济力量,而不是为了赚钱去研究。比如周志辅先生三十年代阅读“昇平署旧档”,收集京剧戏单资料,编写出版《几礼居戏曲丛书》等等工作,这些都需要一笔经费,周家有雄厚的资产,长芦盐务、开滦煤矿、启新洋灰、耀华玻璃、华新纱厂、兴华棉业,这些企业,周家都有大量资本,是本世纪前期北方有名的资产拥有者,有些企业,直到现在还很出名。这样有雄厚财力的人,又好读书,既有学术功力,又有学术眼光和爱好,又勤于著述,又有财力支持他的事业,研究不受干扰,出书既有保证,质量又高。他们热爱京剧艺术,
  不是把钱花在拜老师、制行头、请客送礼找人捧场、登台票戏等庸俗的出风头上,而是提高到学术高度,以文化历史观点来收集资料,编写著述,出版书籍,使学识、爱好、资金、历史文化贡献结合在一起,留给后人,传向世界。这是三十年代从事京剧研究的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大特征。虽然迄今几十年中限于种种历史因素,再无继武者,但当时却不乏志同道合者,因此在志辅先生之外,我又想起了早期帮助梅兰芳走向世界的京剧名编剧和研究专家齐如山先生。我收藏他一本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行头盔头》,这是一本非常实际的京剧专业书,而在我则是一本十分有趣味的闲书。
  齐如山,河北高阳人。高阳,明、清两代,是保定府所属的县治,唐河自西北由蠡县流入,和我老家灵邱县是一条水脉,不过我们县在上游。在山西境内,翻过重重叠叠的南山(即太行山脉)到广昌县,就入旧时直隶省境内了,流到高阳,已是下游,快要流进北方水网地区白洋淀了。高阳是北方传统文化著名的地方,明末颜习斋、李恕谷创建颜李学派,一籍蠡县,一籍博野,都是高阳邻县,影响很大。近世同治老师李鸿藻,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死谥文正,籍高阳,人称李高阳。二三十年代,著名教育界要人李石曾,就是李鸿藻的小儿子。再有高阳又是北昆的发源地,旧时人称北昆为“高阳腔”,北昆名角韩世昌等人都是高阳人。齐如山曾祖、父亲两代都是进士。齐如山曾祖为阮元门生,其父亲为翁同龢门生,可谓家学源渊,又和李鸿藻家是亲戚,所以在文化传统、仕宦传统上都有深厚的根基。其家乡离北京又近,仕宦家庭,久住北京,又开着粮栈等大买卖,所以经济基础也是雄厚的,虽比不了两任北洋政府财长的周家,但也是财力十分富裕的旧家。
  齐如山生于一八七五年,与其兄竺山、弟寿山年幼时本都在原籍读书,学作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听从李鸿藻劝告,放弃科举,改入当时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附设的同文馆,学习外国文字。齐如山、齐寿山学的是德文和法文。《鲁迅日记》中多处记有齐寿山,并与齐寿山合译《小约翰》。
  民初齐寿山也在教育部,和鲁迅是同事。齐如山在同文馆读书,到庚子时,同文馆被义和团占领,学校停办,不久侵略者八国联军进入北京,齐如山会洋文,便做起生意来,开了货栈,在《齐如山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这段记载中,有两点珍贵史料:一是他记当时救巡视北城御史、后来作了顺天府尹、邮传部尚书的福建人陈璧。陈璧被德国兵抓去作苦力,在琉璃厂琉璃窑里抬绍兴酒坛子。陈璧仆人找他帮忙,他去向德兵一排长说了,便放了。这故事在半个多世纪前夏衍写的话剧《赛金花》中,曾写了进去,自是真实可靠。《回忆录》中还说:“后来我同他的儿子还很熟。”按陈六个儿子,这里所说大概就是有“中旅保姆”之称的名导演陈绵博士了。二是记他做生意认识赛金花,赛也做生意。他说赛不大会说德国话。纵使说,也只会极简单的几句,不可能同德国人聊天交朋友。也是很有趣的。
  庚子后,李石曾在巴黎开豆腐公司,齐如山哥哥齐竺山当经理、厂长等职,从中国招工人,他送工人去过几次法国,是坐西伯利亚大铁路车经俄国去的。辛亥后因他父亲去世,丁忧同回到北京。后来就研究戏剧,成为京剧专家了。
  说到齐如山与京剧,名气最大的是帮梅兰芳前后近二十年。一是通讯指出梅演戏时的缺点;二是为梅编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洛神》、《太真外传》、《红线盗盒》……等著名梅派古装戏。
  还有帮助梅排练其他戏和古装戏的舞蹈,总之,他不但是梅的编剧,而且是梅多出戏的设计者,导演;三是梅兰芳出国演出,尤其是去美国演出,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这些用现在的话说,总策划全要归功于齐如山的操持。不过此行纠纷不少,齐如山《回忆录》中也未明言畅述。因为齐如山解放后去了台湾,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虽然写得很细,但也只开了个头,后面多少年也不了了之,现在对六十多年前的事也不必细问了。只是后来华北局势吃紧,梅兰芳举家迁沪居住。齐如山留在当时北平,在和平门内绒线胡同四十五号创立国剧学会,开办国剧陈列馆,收集国剧资料,出版“丛刊”、“画报”,编写各种京剧书籍,这才开始了他大规模的京剧研究工作。我手头有一本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出版的《行头盔头》,书后附有“国剧陈列馆发售书目”,已出版、未出版的共计三十种。齐如山编著者二十余种,计有:
  国剧陈列馆目录(齐如山编)
  中国剧之组织戏剧脚色名词考
  京剧之变迁国剧身段谱
  脸谱脸谱图解
  戏班上下场
  梅兰芳游美记梅兰芳艺术一斑
  观剧建言皮黄音韻
  戏中建筑物行头盔头
  剧谈国剧简要图案
  戏剧音乐图案说明故都市乐图考
  故都百戏图考戏园(以上均齐如山著)
  戏台楹联(齐如山辑)
  戏学獭祭篇(齐如山编)
  目录所载,在当时有已出版的,有待印未出版的,台湾出版的《齐如山回忆录》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提到的著述,和这一目录对照,互有出入。老年回忆,有的不太清楚,有的书名互异,有的目录中没有,如《戏园》一书,在《回忆录》作《戏馆子》,而且说明“第一章为定名,其余记不清了。中国演戏之场所,向无一定的名词……文字中有歌台、歌楼、歌馆、舞台、舞榭、舞场等等。社会中的称呼,有戏园、戏馆、戏院、舞台、剧场等等,这些名词之中,要以戏馆二字,较为合式……”但此书原目未出版,后来出版与否,也不知道。《戏中建筑物》目录中说“印刷中”,可见此书已出版。
  《回忆录》中说:书留北平,共几章记不清了,后面介绍了书的内容,什么《御碑亭》的亭子,《碰碑》的碑等等。《回忆录》尚提到《国剧浅释》、《戏中桌椅摆设法》、《剧词谚语录》、《歌场趣谈》等书,目录中还没有。
  我手头的这本《行头盔头》,《目录》中、《回忆录》中都有。在其一九五五年八十高龄的《回忆录》中记这本书说:
  ……夫国剧之行头,舞衣也……与写实戏衣服,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它有特别的规定,就是不分朝代,不分寒暑,只按人格,人的品行性情如何,则衣服便应怎样穿法……
  后面把此书内容,作了简单概括的介绍。此书原版,上下卷合订线装一册,扉页有李世芳题签,正楷前写“齐如山剧学丛书之九”,中间四大字:“行头盔头”,后署“李世芳,时年十四岁”。盖“李世芳印”白文小章,套红印刷。李当时尚在富连成坐科,后为四小名旦之首,有小梅兰芳之誉,抗战胜利后因空难死于青岛。上卷目录五页,正文廿一页,全写行头。前有总说,后面由富贵衣开始、蟒、官衣、帐、褶子、衣、氅、斗蓬、衫、袍、背心、裙、靠、披褂、马褂、带、绦、裤、袄、护领,一应俱全。下卷盔头,目录两页,正文十三页,前有总说,后面十三页,自草帽圈、皇帽、平天冠、各种金冠、各种帽、凤冠、巾、各种盔、额子、蓬头发、髻、翎子、茨菇叶、狐尾、神火焰等共一百二十八种。连史纸印,黑鱼尾,黑丝界栏,半页十三行,行三十三字。且加标点,字大行疏。这种半新式线装书,看起来十分爽朗。据作者介绍,这本书中,衣服冠帽的数目,是由几十份旧日戏班子衣箱全份行头单子斟酌写成的。京剧行话叫“穿破不穿错”,就是行头旧一些、破一些没有关系,但不能穿错,错了规距。所谓十蟒十靠,正色间色,正直人穿正红,有德人穿绿色,皇帝黄色,粗莽人黑色,少年穿白色,大典礼穿蟒,治公穿帔,燕居穿褶子,武士穿打衣裤袄,武将打仗阅兵穿靠,名目纷繁。场次众多,上场时该穿什么,一点也不能疏忽弄错,一出台帘再改都来不及了。一般看戏的人或者弄不清楚,看了这本书,便都知道了。作者在每种行头之下,都举了不少例子,如靠:白靠,马超、赵云;黑靠,张飞;黄靠,黄忠、岳飞;绿靠,关云长、关胜。这些,常看戏的人,一般都知道。
  而少见的,如粉红靠,周瑜等类人穿;蓝靠,将中有脾气者;勾脸者穿,四平山之裴元庆、挑滑车之高宠,这些,对此道不精的人就很少知道了。总之是一种很有趣的、关于京戏种种人物衣着打扮、行话称之曰行头(指衣)、盔头(指帽)的专业书。而明清两朝,几百年中,那么些剧种、名演员,那么些戏,却从无一本专讲行头、盔头的书,只是代代相传大衣箱、二衣箱、各种帽盒等等的清单,一直到齐如山,才把它当作一种资料、一种专门著述写成书。这是值得重视的。当时限于条件,没有插图。现在如果有翻印,配上彩色图片,那就更好了。
  一九三五年广东人张次溪编过《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收集的书不少,由乾隆年间的《燕兰小谱》,直到他本人的《燕归来簃随笔》,真可谓洋洋大观。然除大量诗、词外,大多均为伶人、演员而写。上焉者,评其演技、绝活、文采、交游;中焉者,记掌故、记师承、记佚闻;甚或下者,则故作多情,直如余澹人之《板桥杂记》,视伶工如歌伎,将艺事连于衽席矣。而于京戏本身,唱做念打、前场后台、文场武场、衣箱道具,均少专书记载、专门研究。功夫虽深,但提高到学术水平,俱缺乏科学认识、分析研究之专著。周志辅、齐如山等位,能注意到这些方面的研究、著述,不能不说是十分珍贵的。可惜均因战争影响,这些研究都未继续下去,进一步深入。展望京剧未来,恐继武者无人,均成广陵散矣。

  金梁的书

  在电视台闲话民俗,说到“食的等级”,我引了金梁《清官史略》中的“日用”篇所记由皇太后到家下女子每日伙食所用材料数量,皇太后应有尽有,极为丰富,自然不用说了。清宫生活基本还是北方型的,而且是一些普通东西,不要说生猛海鲜,连鱼虾等也不供应,似乎远远低于现在的高级饮宴供应标准。这倒是很有趣味的思考题。宫女子、乳母、保姆各猪肉一斤、老米七合五勺、黑盐三两、随时鲜菜十二两,家下女子猪肉半斤、老米七合五勺、黑盐三两、随时鲜菜十两。老米七合五勺,如按大升计,合二点二五斤,按小升计一斤一两多,当时还都是三十斤大斗,一天二斤多米足够食用,而盐特别多,每天三两黑盐,十两鲜菜,这个比例也很奇怪,制定这条规定,不知以什么作标准,也很有趣。我看闲书,遇到这种有趣味的问题,总爱瞎想,我想读者中也会有对此感兴趣的人吧?
  提起“金梁”,现在知道者可能不多了,其实他也出过名,写过不少书。
  这本《清宫史略》是他据清代《宫史》择录成书的,清代《宫史》乾隆七年修三十六卷,后又续辑至嘉庆时成“续编”一百卷,缮写本均藏在宫中,外廷不得见。金梁在内务府当过差,读过《宫史》,据他说“卷帙过巨,实以御制诗文为多,余著为录要,仍觉较烦,近乃重加编次,尽去繁文……欲考清宫故事者,手此一卷,可以一览而尽知矣。”可见这本书是简明扼要的了。
  金梁,满洲瓜尔佳氏,杭州驻防旗人,字息候。金梁是他的名字,并非姓金名梁。据他所著《瓜圃述异》卷上《自述》说:他生于杭营新龙巷之新衙,出生时正在午夜,而听到车骑声,似由涌金门金华庙而来,因而其父给他起名字叫“金梁”。光绪二十八年举人。据他自己说最后一科会试,第三名本来是他,因他对策句中有“痛哭流涕”语,此犯西太后七十万寿恩科,以为不祥,乃易一卷为商衍鎏(见《瓜圃述异》“刘状元”条)。如所记属实,那他既参加了殿试对策,虽非探花,也一定是名进士了。清末他当过京师大学堂提调,后调奉天旗务总办,辛亥后只是遗老遗少之列。民初清史馆开,修清史,赵尔巽为馆长、袁金铠为协修,负经费、刊印、发行之责,以私人关系,约金梁帮忙,赵馆长只给他一校对名义。一九二四年初溥仪选中了他,《我的前半生》中记道:“另外我还用了两名旗人,做过张学良老师的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我的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书中还引了“宣统十六年正月”金梁的条陈原文,这里不再摘引了。金梁当年的身份:一是张学良的老师,二是溥仪的内务府大臣。可见其多么阔气。但是时间不久,溥仪被赶出清宫,自然金梁的内务府大臣也当不成了。金梁久在清史馆、清宫,留心文献,对清代宫廷掌故,朝野佚事,极为熟悉,著述甚多。我过去有他的《瓜圃述异》、《清帝外纪》、《清后外传》、《清宫史略》四书,现在还有“述异”和“史略”二书,其他二书被抄之后遗失了。据《瓜圃述异》书后所附书目,金梁所著及所刊尚有《辛亥殉难记》、《瓜圃丛刊叙录》正续集、《近世人物志》、《满洲秘档》、《光宣小记》、《黑龙江通志纲要》、《盛京故宫书画录》、《圆明园·长春园图》、《内府一统秘图》、《德宗遗事》等多种。其中《内府一统秘图》当年售价现大洋五十,是很贵重的。现在不知那家图书馆还藏有此书,借来看看一定很有趣。
  金梁还有《清史补》、《清史补补》、《清史三补》等书,而且也因《清史稿》一书出过大风头,赚过大钱。他因袁金铠的关系,进入清史馆,参与清史的纂修工作,虽然名义上只是“校对”,而实际上代理了袁的刊印、发行等工作。一九二八年北伐时期,《清史稿》已准备印行,馆长柯绍忞、协修袁金铠等人因年事已高,时局不稳定,多已不大过问馆事。金梁趁此机会,将自己的稿件加入稿中,又写了“校刊记”,加紧赶印并预约发行,东三省先预约了四百套,印成之书,未入库,即由印刷厂直接运往东北。存入清史馆库中的只有七百套,后金梁又想把库中之书用大车偷偷运走,但为当时故宫接收委员马衡等人所知,通知警察阻止,未再运出。金梁亦因之离开史馆。
  这样留馆之七百套《清史稿》称“关内本”,运到东北已售出之四百套,称“关外本”。“关外本”比“关内本”多金梁所写之《校刻记》,列传中多《康有为传》、《张彪传》(附《张勋传》后)。另“关外本”后来又有金梁影印本。据《燕都》第四十一期马士良述、马延玉记文中所述,亦有三点不同。这样“关外本”又有了“关外一次本”、“关外二次本”之别。柯绍忞等人当时大不满意于金梁,而金梁所改动的“关外本”却因量少大出风头,成为学人们多方寻觅的珍本,这也是人们今天常说的轰动效应了。一九七七年中华书局标点出版《清史稿》,是以金梁的“关外二次本”作为工作本的,列传中有《张勋传》、《康有为传》。文苑传中有《朱筠传》、《翁方纲传》,这都不同于关内本,只是清史馆修史各家名录及金梁所写“校刻记”未作附录印入,有失原貌事虽小,不能使读者了解编纂各家情况,则不无遗憾了。
  金梁活的年龄很大,活了八十七岁,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在北京去世。现年九十九岁的萧重梅老先生认识他,据说临去世时在一间小破房中,晚境也极为凄惨了。

  顾颉刚与崔东壁

  一
  顾颉刚先生生于一八九三年,如果活到今天,正好是百岁老人了。前不久在苏州刚刚开过纪念先生的学术讨论会。近阅《清代名人传略》中的《崔述传》,文中说道:“崔述十五岁时,与弟崔迈前往大名应童子试。大名知府朱愥对这两位少年的才学大为惊叹,乃将其二人留在府衙,伴其子读书。
  读书之所名‘晚香堂’,大约建于一五七零年。一九三一年顾颉刚与洪业(字煨莲)等人过访时,这所建筑虽然破旧,但无大损。”读到此间,忽然想起顾颉刚先生与崔东壁的关系,以及六十二年前,先生和洪煨莲、容希白诸先生组团旅游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考古调查,访问崔述故里事。先生此行写有《辛未访古日记》,收在一九四七年《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其中“大名访问崔东壁先生故里”一节最早先刊载于《燕京学报》第九期。说来也都是六十年前的文化旧闻了。
  崔述,字承武,号东壁,直隶(今河北)大名府魏县人,生于一七四零年,即乾隆五年,卒于一八一六,即嘉庆二十一年。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两次会试都没有考中。直到嘉庆元年崔五十六岁时,才做了两任福建罗源知县,后调上杭,又回罗源,前后六年,治绩很好,但仍摆脱仕宦生活,弃官北返。
  一生精力,主要是研究学问,从事著述。生活一直很清苦,大部分时间,还靠教私塾维持生活。
  崔述一生的著述很多,在他去世前,编就全部著述目录,将手稿束为九捆,留下最后遗言:“吾生平著书三十四种,八十八卷,俟滇南陈履和来亲授之。”陈履和,字介存,号海楼,是他唯一生死之交的门人。二人订交也有点偶然的奇缘。崔述最重要的著作是《考信录》(分考古提要,上古,唐虞,夏商等十七种,三十六卷)。崔述在五十二岁时,带了此书专考孔子及门人生平的《朱泗考信录》原稿和另外几种著述到北京,想谋求个官职,遇到云南举人陈履和。陈履和同早年照顾过崔述的大名府知府朱愥是同乡,都是云南石屏人。崔述给他看《朱泗考信录》书稿,陈看了之后,极为倾倒佩服,便请拜崔述为师,崔述也便收了这个门生。师徒二人在北京盘桓了两个月,崔即回到大名老家去了。过了两年,崔又到北京,陈则已离京南下,两人再未见面。直到睽违二十四年之后,陈才到崔原籍家中看望,而崔已于半年前去世了。陈在老师灵柩前行礼之后,含泪收下了老师临终遗言交付的全部手稿。师徒二人虽然二十来年未见面,但书信来往却是不断,尽管当时还没有邮政,寄信并不便利,二人还是想办法通讯论学。同时崔把各种著述修改稿寄给陈,陈为之想尽办法刊刻。崔在去世前,共刻著作十九种,除三种是崔自己做罗源知县所刻而外,其他大多为陈履和为其筹款刊刻。崔去世后,陈又续刻崔氏书多种,直到一八二三年,即道光三年,他在浙江东阳知县任上,刻成道光版《崔东壁遗书》,收崔著述十二种。
  崔氏论学在清代乾、嘉学术鼎盛时期,是独树一帜的,既不同于“汉学”、也不同于“宋学”,他的最大特征,就是尊经、疑古、求证。他青年时,即怀疑《论语》中某些章节的可信度。他认为汉代经文已附入大量传注,已有错误解释。他先确认部分真实可信的经文本身,再辨析战国以后附会的上古史传说,他感到远古历史越到后来说得越详细,对此产生疑问。他感到尧舜在《诗经》中没有写到,神农最早见于《孟子》,黄帝传说到了秦代才广为人知等等,因而决心本着“传注之与经合者著之,不合者则辨之,而异端小说不经之言,咸辟其谬而删之”的主张治学研经,写成他最重要的著作三十六卷《考信录》,书名取义于司马迁《史记》中的话:“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他论证《诗经》的序和《论语》后五章是较晚的著述,《大学》非曾子所著,《中庸》非子思所著,《孔子家语》是伪作,《山海经》成书于汉代等等。他的大胆疑古态度,甚至对太史公也持怀疑否定态度。他的《知非集》中载有《金缕曲》词后半阕道:
  齐东野语从来巧,漫讥评,《离骚》屈子,《南华》庄老,太史文章千古重,舛谬依然不少。还未算全无分晓,最是而今谈古迹,试推求,人地皆荒渺。堪一笑,向囊枣。
  从词中也看出他的疑古的态度。不过话又说了回来,既然太史公“舛谬依然不少”,他在一两千年之后再考证远古的史实,考证再精到,主观之外亦所难免。《清史稿》、《清史列传》,崔述均入《儒林传》,《清史稿》说他“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清史列传》中又说他“勇于自信,虽有考证,而纵横轩轾,任意而为者亦多有之”。评价很高,看来是学兼汉、宋之长的。
  崔氏之学,在乾嘉学术鼎盛之际较为突出,著述在其身后也多已刊行,但未引起人们重视,被冷落了百余年,正应了他生死之交的弟子陈履和说的话:“其持论实不利于场屋科举,以故人鲜信之,甚有摘其考证最确,辨论最明之事,而反用以诋毁者。四海之大,百年之久,必有真知。”这个预言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应验了。一九二三年胡适在《国学周刊》发表了崔氏年谱的第一部分《科学的古史家崔述》,这时崔氏之学被冠以“科学的”现代赞语,才为世所重。不久道光版《崔东壁遗书》两次被重印。顾颉刚先生写《古史辨》,显然也是在这一科学思潮、在崔氏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
  胡适当时盛赞崔氏的《考信录》虽然有不少不能令人满意处,但其疑古的胆识和敏锐洞察力,在古代史学家中,可以说是第一人,没有能及得上他。这就是以现代科学认识评价十八世纪时的崔述了。
  《崔东壁遗书》最完备的本子是一九三六年顾颉刚先生编辑并标点的八卷定本,由朴社出版,附有《年谱》(胡适编至一七九六年即嘉庆元年,赵贞信续至一八二五年即道光五年),书后并附有《崔东壁遗书书目索引》。
  在此前五年,即一九三一年四月间,顾等特地到大名城里及乡间对崔述后代、故居、遗物等作了周密的调查和访问。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旅行,只是限于篇幅,在此未便多谈,只能另列题目介绍了。
  二
  清代乾、嘉年间学术活跃,学人众多,但是大多是江南人,北方人较少。
  清初北方学人,颜习斋、李恕谷名气最大,世称颜李学派。乾隆时纪昀作为学人,名气很大,但未形成学派,主要是他博闻强记,官大,又主编《四库全书》,论学也秉承汉学体系。崔述略晚于纪昀,也是直隶人,但声望、治学条件远不能与纪昀相比,虽然中过举,作过几年知县,但家境贫寒,基本上是个乡下私塾教师(他父亲也是私塾教师),几乎与世隔绝,研究学问的条件是很差的。他家在河北省南面大名府魏县漳河边上,这里是大平原,地势又低,在崔述生活的年代里,他家就因漳河决堤,祖居被淹,其后一贫如洗,几次搬家。近二百年后,顾颉刚先生去调查时,看到不少高大的牌楼,只顶部露在地面六七尺高,说明水淹后,地面已较淹前高了丈许。崔家祖居房舍,都埋在淤泥中了。崔述一生虽然未大发迹,贫困到老,但其家世也是仕宦之族。顾先生在调查日记中记这些牌坊时写道:若干大牌坊必皆跨当时大街而立,今日犹可循其排列以猜测街道,其中多与崔家文献有关,而广西布政使崔维雅一坊为尤伟。维雅,东壁之高伯祖也。又有崔士章一坊。士章者,维雅之弟,顺治武进士,随康亲王平耿精忠者。就此两坊之位置观之,崔家当年居城中南部。据《考信附录》所记:东壁之父常携两子登城,望城外川流,自注:城在宅后,故尔。可见东壁在未迁礼贤台前,其居在南墙根,又必稍近南门,故便于登临如此。今日此一地区上,仅有梨树数十株耳。
  这是顾先生从大水淹没淤积后仅露的牌楼顶部位置,来分析推测当年崔述故家的位置。当时是一九三一年春天,正是中原大战之后,“九·一八”事变之前,河北省南面一带,交通不便,土匪横行,又到处是驻军。调查人员乘火车先到河南彰德,又由彰德买汽车票,每人大洋四元,去河北大名,早七时半出发,直到中午过后才到大名。在大名住了一夜,第二天分兵两路,顾先生一路去魏县双井、小清化等村访问崔氏遗物,雇的一辆破汽车更特殊,现在人是难以想象的。《日记》记道:汽车较昨日所乘者更敝,四轮之硬皮带皆破裂,司机者二人取麻绳捆之,聊护其所实之软带。行半小时必停止一次,修理绳索,重打空气,作此种种,又恒耗半小时。予等久待不耐,辄前行三四里以俟车。魏县在大名西北四十余里,汽车半小时可达,今乃费时四倍……
  用麻绳捆扎的车带照样能走,这就是六十多年前内地土路汽车的情况。
  到了崔述故里魏县城中呢,《日记》又记道:城中弥望皆田园,绿者麦苗,黄者油菜,白者梨花,粲然成行列……盖此城既湮,魏县并入大名,居民尽移城外,习久不返。
  看文中所记,不由人想起姜白石《扬州慢》中“望春风十里,尽荞麦青青”的句子。陵谷变化,沧海桑田,大抵天灾、兵匪、人祸之后,不少旧日闾阖门第,人文繁盛之区,都变成麦田苗圃,只供史家访古凭吊、词人伤感咏叹了。
  调查一行特地去参观了崔东壁在大水淹后迁居的礼贤台,这是魏县城南半里的小土阜,据传是春秋时魏文侯所筑,原在漳河边,崔东壁居住时,尚水泽回环,渔歌断续。而在调查时,漳河已改道,在县城五十里之外了。
  调查一行,去参观了崔氏墓地,有民国九年大名县知事张昭芹立的“清大儒罗源县知县崔东壁先生神道”碑,墓前又有门人陈履和嘉庆二十四年所书墓碑。碑中书:“大名老儒崔东壁先生暨德配成孺人墓。”碑旁书:先生讳述,字式承,乾隆壬午科举人,福建罗源县知县,著书八十八卷。今先刻《考信录》三十六卷行世,余书次第授梓。孺人讳静兰,字纫秋,著有《绣馀诗》一卷、《爨馀诗》一卷,拟附刻于先生诗文集之后。
  崔述夫人成静兰是大名望族之女,是才女,与崔同庚,先崔两年而卒,夫妻恩爱五十载,但无子嗣。
  调查一行听说小清化村崔鸿藻处有崔氏家谱,当时汽车坏了,徒步行八里到了该村,看见村北崔家门前周围种着椿树,门上粘着红纸,写着“博陵旧家”,一派农村古色。主人是农民,问崔东壁像,拿出三轴,画在洋布上,二红顶、一蓝顶。顾先生断定东壁任官,外不过知县,内不过主事,不应着红、蓝大顶高品官服。且画像过新,也不像七十七岁老者,且像上无题记。
  主人是朴实农民,也说不出所以然,看来不是百年以前古物。又看家谱,也十分简略,是抄本,有乾隆五十四年序。谱中所记,崔述没有子嗣,继承他的侄子崔伯龙也无子嗣,因而崔述一支早已没有后人了。
  另外崔家的后人,据调查尚有在大名卖杏仁茶者,总之,大儒的后代,大多是没有文化的人,连个小知识分子也没有了。学人身后之寂寞大可知矣。
  调查人员在小清化村访问农民崔鸿藻之后,天色已晚,不能走夜路回城,到另一村人家土炕上对付了一宿,第二天才赶回大名。《日记》云:未明即起……早饭仍上街,饮小米粥,甘之。本拟至双庙集访书版……恐希白等疑念,因命返辕,十时,抵城。如此破车,以麻绳裹轮带,以煤油代汽油,竟载九人行百余里,未非危险,车夫之技巧可佩也。入教育局,希白等果已遣人骑脚踏车下乡来寻,谓此三张“穷票”定落土匪手矣……
  所记希白是容庚先生,此行尚有吴文藻先生等位,如今各位都已成了古人。所记六十二年前往事,已是前辈学人风流,只容后人想象矣。在晚近著名史学家中,顾颉刚先生是作出巨大贡献的,由《古史辨》到标点本《廿四史》,一条漫漫其修远兮的治学道路,是联系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现代科学求真求实观点相结合的道路。业绩俱在,小文是无力介绍的,略述其访问崔东壁故里旧事,聊纪景仰之心而已。

  史学家柯昌泗

  说到柯昌泗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但他当年的确是一位饱学之士、历史专家。台静农先生在《辅仁大学创校点滴》中说:史学世家柯昌泗先生在史学系任“历史地理”,这不是当时各大学普通开的课,因为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太少的关系。燕舲记闻浩博,天资极高,不仅精于“历史地理”,于商周铜器亦有研究,拓片收藏也多。但此君喜欢作官,入辅大以前在山东作过道尹,后来又参加察哈尔省政府作教育厅长。
  柯昌泗先生字燕舲,台先生此记十分简明扼要,十分尊重、肯定其博学,却又十分遗憾其官瘾过大。真可以说是春秋之笔了。
  我和柯先生认识是在五十年前,当时他在日伪师范大学当史学教授,家住西城沟沿广宁伯街西口路北高台阶大门中。我去过多次。先生对学生十分客气,十分健谈,一点架子也没有。记得第一次见面说到我籍贯时,他马上便说:“你们灵邱不错,有两通魏碑,在角山寺……”接着具体介绍了这两通碑的情况,真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了。可惜我当时年幼无知,对于北魏历史,金石碑帖知识太欠缺了,柯先生这一席话,几乎是对牛弹琴了。直到后来我读了《北史》、《魏书》,才想到柯先生的渊博,真想再和先生谈谈,可是已晚了……真是无可奈何,而且柯先生不只一次和我谈到灵邱魏碑的事,直到四九年春天在天津中街重见时,老先生还又兴奋地谈起灵邱魏碑的事。
  先生为什么这样津津乐道魏碑呢?这种金石家、史学家的学术爱好,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不妨引一段柯先生写给陈援庵先生的信,以想象这些前辈学人的学术友谊。函云:援老函丈:旧都祗役,得谒门墙,私悰至慰。国庆后匆匆返任,未获再为走辞,歉怅无似……
  前所遣打碑人已归自云冈,据言题字之石有四五处,皆在半岩,秋寒风劲,架拓难施。兹先将蠕蠕国《可敦造像记》一石拓竣,谨即驿呈清鉴。已嘱此工驰往蔚州,椎拓辽金国书幢碣,拓成当再奉寄。惟闻此等幢碣有数十种之多,倘荷平市各大学图书馆鸠资佽助纸墨,俾得尽量多拓,必能补捃古、艺风所未赅者,前己略为视缕,伏乞长者赐以倡率为叩。专此顺请道安惟照不庄。后学柯昌泗谨肃。十月十二日。辅大诸同仁乞便中代候。
  这是一九三六年柯任察哈尔省教育厅长时写的信,信中所说代陈援庵先生派人去大同云冈、蔚县等地拓碑的事,当时察哈尔省会在张家口,离大同、蔚县及我的家乡灵邱等地都不远,看来他在教育厅长任上,对这些地方古迹文物,是作了一番调查的。值得拓的北魏、辽、金碑碣经幢等物很多,有文献学术价值,而且不少是前人所未见者。所以他写信建议援庵先生倡导当时北平各大学出钱,把这些石刻都拓下来。因为拓这些古物有时是很费钱费劲的事,不少石刻都在偏僻的山中,访求困难,即使访到,有的摩岩石刻,或在峭壁上,或在石洞顶,几丈高,需要搭架子才能拓到,架子工、拓工都要专门手艺人。读清人黄小松的《嵩洛访碑记》,就知道这项工作是十分艰苦、费工费钱的。当时北平各大学,北大、清华、燕大等校,都经费充足,有力量办这样的事。所以他既为援庵先生拓了一些,又寄希望于援庵先生,希望大规模去拓。此信亦足以看出柯昌泗先生于作官之余,对历史金石学术兴趣之浓厚了。可惜的是,他学问好,学术兴趣极为浓厚,在当时不少大学都当过教授,却对著述十分懒,没有著述流传下来,真是遗憾了。至于台先生说他“喜欢作官”,恐怕还另有原因,就是他家的开销似乎很大,而且他有嗜好——当时对一些吸鸦片烟的老先生照例这样称呼——作教授当时三百多元,一般消费、养家买书请客坐包月车等等,这些自然很富裕了。但如摆官谱、玩古董、摆烟灯,那恐怕就不够了。近五十年前的沦陷时期,老先生还跑到徐州作秘书长,胜利前夕,又回到北京,后来到天津周家去作私人秘书。
  一位博学多闻的学者,历史地理专家,在混乱的时代中,就这样没没以终了。
  十多年前,有人托我整理孙墨佛的《书源》原稿,有一册民国廿四年商务印书馆印的序,共十篇,第一篇是先生父亲柯凤老的,最后一篇是先生的。再有《陈垣往来书信集》,收有柯凤老六封信,昌泗先生三封信。再有十年前陈兼于丈面告:《旧都文物略》中,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序言,是昌泗先生任秘书长时所拟,写也是他写的。我所见到的柯昌泗先生身后文字,只有这点,比起他尊人柯凤老的《新元史》,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柯凤老二十年代初,写给陈援庵先生信云:远庵仁兄先生左右:……小儿昌泗大学文科毕业,思觅一教席以维生计。左右学界宿望,乞为之嘘祜。现届放暑假,以后更易教员,敬希留意为荷。此请著安。弟柯劭忞拜。十六日。
  又一函云:
  示悉。小儿系文科大学毕业生,国文、经学、史学均能勉强胜任,乞费心埏埴为荷。日内即令其上谒,面聆教诲也。此复,即请远庵仁兄大人箸安。弟忞顿首,廿七日。
  从信中可见昌泗先生最早到辅仁大学讲“历史地理”,是柯凤老写信向援庵先生介绍的。不过二信都无纪年,因而不知是那一年的信。按援庵先生民二当选众议员定居北京,民十年末任教育部次长,民十五年始任辅大副校长,柯凤老自民三先任清史馆代理馆长,后任馆长。这信自是在馆长任上写的。但那一年却不清楚。不过不是昌泗先生京师大学堂初毕业时的求职信,而是他作徐世昌大总统府秘书后赋闲时的求职信。因当年他最爱吹嘘他京师大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就到总统府作秘书的往事,谈起来眉飞色舞,而对在辅仁教书的事却很少提到,这总还是当年旧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余毒在作祟吧。其尊人柯凤老是徐世昌翰林同年,晚年关系最好,为徐主持的晚晴诗社社友,徐写诗常常就正于柯。徐作大总统时,昌泗先生正毕业,老同年长子,又是饱学英才,自然很快延揽入幕府了。昌泗先生对之有知遇之感,所以津津乐道,官瘾亦从此始矣。
  昌泗先生在旧时政界、教育界、学术界交游甚广,不少学人都佩服他的博学,却又惋惜他没有著作,瞿蜕之给徐一士《一士类稿》写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到他说:
  以我所知,留滞诸友之中,胶西柯燕舲君,于正史、稗史各人物亦均能如数家珍,乃至金石、图录、载籍、流略、推步、占象、州郡、山川种种难于记忆之事皆罗于胸中。尤熟于历代之特殊制度,凡是别人认为佶屈聱牙不能句读的典章文物,都能疏通证明如指诸掌。与徐君可谓一时二妙,惟柯君不屑于著述为可惜耳。
  柯昌泗是柯劭忞长子,劭忞二子名柯昌济,也是金石专家,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名气没有昌泗先生大,但学问更专,与商承祚、容庚、唐兰等位齐名,是罗振玉、王国维等古文字大师的继武者。至于台静农先生说的“史学世家”,那自是指柯劭忞。柯劭忞,字凤荪,旧时学术界习惯称柯凤老,是近代北方极著名的史学家。山东胶县人,七岁就会咏诗,有“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之句,人目之为神童。光绪十二年进士,入翰林。光绪三十二年,赴日本考察学务。其所著《新元史》,成就极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授于博士学位。审查者是当时日本史学名宿东京帝大教授箭内亘博士。徐世昌作大总统,明令将《新元史》列为正史。辛亥后,清史馆成立,柯继赵尔巽为清史馆馆长。日本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聘柯为委员长。
  直到民国廿二年才去世,享寿八十四岁。在三十年代初,几乎成为史学界的泰斗了。
  柯凤老夫人是吴汝纶氏女儿。吴是桐城派古文的最后继承人,保定莲池书院的山长,对北方学术影响甚大。其侄女吴芝瑛,是小万柳堂主人廉南湖夫人,又是鉴湖女侠秋瑾至友,在本世纪初是有名的才女,名气甚大。柯老夫人名吴芝芳。柯凤老小儿子名柯昌汶,娶的是曲阜衍圣公孔德成氏姐姐孔德懋女士,著有《孔府内宅轶事》一书,书中还提到结婚迎亲时,柯凤老因病不能去曲阜,由柯昌泗先生代替家长陪同幼弟来迎亲的。这是整整六十年前的旧事了。当时昌泗先生正在辅仁任教,而柯凤老也就是在这一年作古的。
  按中华书局近日出版考古学专刊丙种第四号《语石语石异同评》一书,叶昌炽撰、柯昌泗评。是柯燕舲先生一部重要著作,足见先生学识功力。通识清样后附记。云乡志。

  鲁迅抄碑、抄书及《游仙窟》跋

  过去读《鲁迅日记》,由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年之间,常常记载有抄书、抄碑的事,周遐寿氏《补树书屋旧事》有三段写到抄碑,说得很具体,分“房屋”、“目的”、“方法”三段,在“方法”中记道:……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写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著作……
  这是鲁迅对旧学下苦功的情况。多少年一直想看看这些抄碑的手稿,可是没有影印出版,如辗转想办法去借阅原件,又十分麻烦,也还不一定能看到,因而虽然心向往之,却始终没有看到。近日机缘十分凑巧,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包括抄书、抄碑等全帙,都已影印出版了。上月中旬,有幸在鲁迅纪念馆看到这些线装布套精美的影印《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其中既有抄碑全帙,也有《中国小说史略》资料手抄各册,《嵇康集》手校原稿,不唯抄碑都是按所画格子精楷抄写,就是所有校雠古籍,也都是小字精楷抄写的,纸墨精妍,光彩照人,对着本世纪前期学人的学、艺功力,真是叹为观止了。
  犹可贵者,其中有一册鲁迅手写唐人传奇张文成《游仙窟》,是送给章川岛的。有魏建功的题鉴,知堂、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的跋,图章都是套红、套蓝印的,不唯古香可爱,且可看出这几位前辈学人之间的友谊、关系,以及写跋时的心态,对理解当时的文坛情况,都是十分难得的史料。现逐条摘引解说如下:
  书名是《鲁迅先生手写游仙窟》,川岛珍藏,廿六年十一月建功敬署于北平。下盖蓝色印泥“山鬼”白文章。当时大概魏家中有长辈丧事,所以用蓝印泥,这是旧时守制的规矩,另有章川岛朱红砖文小印二,一为“红绒馆章家”,一为“矛尘”。按章氏字“矛尘”。
  第一则知堂跋云:
  矛尘将往长沙,持豫才所写《游仙窟》全本来命题数语。关于此书,旧有“读游仙窟”一文在《看云集》中,今不复赘。豫才勤于抄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现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愚贤,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此一卷书,岂能免于宝康瓠之讥哉?廿六年十一月八日,知堂。
  跋下一椭圆形长章,白文“知惭愧”三字。题时已在“七七”事变、日寇侵略者进城三个多月后了。章矛尘要去大后方,携此书先找知堂题,“膜拜”一语是皮里阳秋,有讽刺意。“康瓠”是用贾谊《吊屈原赋》:“斡弃周鼎兮而宝康瓠。”康瓠是破瓦器,不值钱,妙在后面这个“知惭愧”的图章,对于首句“将往长沙”有针对性,十分有意思。可以看出其时老人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二是马裕藻的跋,文云:豫才手录《游仙窟》遗墨,岂明已加跋语,矛尘复以属题。裕藻素昧文学,不欲以着粪诒讥,颇思录豫才《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之一节,以草草塞责,因故未果,遂亦阁置。今矛尘复自长沙展转托人催索。裕藻蛰居数月,心如死灰,文债虽微,终难避免。窃念节旄何存,遇难于苏子;采毫无梦,才绌于文通。迫不得已,效对空策,以报故人,藉酬赋得之题,期胜敬观之署云尔。夏历戊寅正月二十六日,马裕藻书于北平。
  后一白文章。
  马裕藻字幼渔,是章太炎学生,民初即在北大教文字学、音韻学等课。
  “七七”事变后,北大先迁往长沙,他和孟心史、冯汉叔和周作人四人同为留校教授。跋中说“节旄何存,遇难于苏子”的话,用苏武典故,是十分痛苦的。款署“戊寅正月二十六日”已是一九三八年春了。
  第三位跋者是钱玄同氏,写得最认真,全部“隶古定”,即“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据传孔子家墙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全是蝌蚪文,就据伏生口述《尚书》,——以隶书写出来,全是古文,后世据此而写出的字形,就叫“隶古”。或叫“隶古定”,简言之,就是用隶书体写的古文。钱玄同、魏建功先生写的都是这种字体。“钱跋”前面认真地抄了一段《中国小说史略》原文,后面署款处题道:矛尘先生属题亡友周俟堂先生精写唐张鷟《游仙窟》遗墨,即录俟堂《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中论述此书一则,以备检阅,藉酬雅令。一千九百卅有八年三月十有二日,鲍山疒叟钱夏玄同氏。
  后面盖有“玄同钱夏”朱文印。不称“鲁迅”,不称“豫才”,而称周俟堂先生,连名带姓,前加“亡友”于生死交情之中,有特殊尊重之意。据传三十年代初,鲁迅第二次回北平被学生邀往师大讲演,当时钱氏是师大国文系主任,学生找他参加。他说只认识周树人,不认识鲁迅,其耿直之情,可以想见。
  第四位跋者是沈兼士,当时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跋云:鲁迅手写《游仙窟》册子,为矛尘所珍藏,分楷精严,通体不懈,书虽小道,足见其人,暑窗展览,不胜怀旧之感。盖君之墓已宿草矣。中华民国廿七年十三日沈兼士。
  跋后盖一白文“兼”字章,作钟鼎文。
  这四位跋中,以沈氏最为客观,只赞书法,兼及墓草,以抒思旧之情,写时抗战已一周年了。

  知堂老人旧事

  早在十几年前,我写完《鲁迅与北京风土》后,本来还想写一本“鲁迅早期朋友”的书,后来只写了一篇《陈师曾艺事》,就未再写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感到说人不大好说,反对他的人或者认为我抬高了他;而拥护他的人也许又认为我是贬低了他。这样,我就左右为难了。比如知堂老人吧,有人自己在他作日伪教育总署督办时,正好作他的学生,而却写“周作人附逆前后”之类的文章,似乎说明他知道他作汉奸的底细,而自己是十分清高的……上过伪学校、作过伪学生的人,对作过两年不到日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这当时众人都知道的事,又何必用伪学生来揭发以表示高明、声讨死人的汉奸罪?再有一说,就是一再辩白他的出任伪职,似乎是经过地下组织的认可甚或同意等等。这种在对敌斗争中特别机密的事情,或无或有,又岂是一般人能知道的?而且即使是有,又如何能公开?中外几千年历史中,神秘的事太多了,谁还管他。况且他的名声早已是见诸最高指示的,看来为之开脱亦大可不必。对于以上这两种关于老人的说法、评价,作为当年的一名伪学生,后来又与老人略有些交往的普通学生,真可以说是游夏不能赞一词,什么也不便多说了。因而“鲁迅早期朋友”这本书必然也要写到老人,以及早期一些学人,如钱玄同先生这样直朴的大学者,也有真正沉沦了的,如早期一同反对杨荫榆氏后在“七七”事变开始急忙出任伪职的史学家李泰棻等人。以后生妄论前辈学人,既易引起纷争,又伤自身厚道。所以写这本书的打算自我取消。其他也未再写什么回忆老人的文章。只是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北京为中央电视台一下属单位主持与日方合作召开的专家咨询会,想请周丰一先生参加此会,重访八道湾,结果周丰一先生未找到,却重游了八道湾老人苦雨斋故居,看到胡同和房子残破的情况,真是感慨万端,不胜黄公酒垆之悲了。在写《北京四合院》这本小书时,附带写了一小篇,略作抒怀,对于老人,也只称“周作人氏”,一笔带过了。
  老人一生,海内外著名学生,不知有多少,最著名的已成为海内外仰望的宗师,如前两年刚去世的俞平伯先生,现在仍婆娑文苑的冰心老人,当年与另外两位文坛前辈,有老人“四大弟子”之雅号。我则是数也数不着,只是沾点边,最后一班,最不济的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侵略者在其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下,结束了侵略战争。当时全北京人都欢呼胜利。其时重庆接收人员都未到来,伪北大在八月末,照常注册开学。当时我在中文系大三,知堂老人开的课是“佛教文学”。这时他虽然每天仍坐着白铜饰件的自用洋车到沙滩红楼来,却并未上课,课是由许寿裳先生哲嗣、后来去了台湾师范大学的许世瑛教授代上的。世瑛先生当时讲些“纳须弥于芥子”的佛家宏观、微观的哲理以及《百喻经》故事等等,时间不长,我们却与许先生师生情谊十分融洽。夫人是宝熙孙女,华粹琛教授的姐妹,住在锣鼓巷蓑衣胡同。去台湾临走前,我还和另一同学到先生家送行,说了不少告别的话,不想一别就是几十年,而且是永别,先生早已在台作古了,不过这是后话,回过来还说知堂老人的旧事。
  在九月底、十月初,古城黄叶纷飞之际,有同学拉我想办一个小刊物,想请老人给这个刊物写文章。当时我年青无知,头脑十分简单,也不想想其时是什么时候,老人是什么样心情,居然跑到红楼一楼东头系办公室去找他,请他写稿子。情景清晰如昨日。老人正和陈介白先生谈话,我说了请他写文章的话,老人看我期期艾艾的说话神态,知道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对我轻轻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等将来一定给你写。”说完我就退了出来。似乎我已明白过来,这时哪里是请他写文章的时候呢!他正准备着收拾行李、棉袄、棉裤进监牢,打汉奸官司呢。
  自此以后,又过了一个来月,重庆的接收人员陆续到了北京——这时已按“七七”前的叫法,改叫北平了。靠近十二月已进了炮局监狱,就要押到南京去接受审判了。这时俞平伯先生写给胡适之先生一封信,为老人说情。
  此信收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有一些话值得注意。这不只看出三个人的友谊与关系,而且关系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实际。其中有两三小段云:当芦沟启衅未久,先生曾有一新诗致之,嘱其远引,语重心长,对症发药。如其惠纳嘉诤,见机而作,茗盏未寒,翩然南去,则无今日之患也。此诗平曾在伊寓中见及,钦迟无极,又自愧咎也。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沽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人之不相及亦远矣。
  若知堂之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先生知之最深,固无待平言矣……
  若今所言大学实情,乃其最显然者也。当日知堂不出,觊觎文教班首者,以平所闻,即有二三人,皆奸伪也。设令此等小人遂其企图,则北平大学之情形当必有异于今,惜史事不能重演耳……
  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历史的不幸,使他作完挡箭牌,必然要作阶下囚了,岂止清议集矢之的呢?但其所作虽不利于自己,却对沦陷后文化古城中不能远赴后方求学的穷学生们则稍有裨益……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既不必为他辩护日伪汉奸之罪名,也犯不上再口口声声老是叫他“汉奸”,来表白或抬高自己,甚至以之博得什么。即使以个人得失之心替他惋惜,觉得他文学高名,自应爱惜羽毛,犯不上,太吃亏等等,亦大可不必。因为他除文学家的大名而外,也还是一位教授,一个教书先生。历史的事实不能改变,历史的复杂也无法说清,“看戏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丝毫无补于事实也。老人自然自己也知道出任伪职,甚至在伪北京大学中办学、教书,是什么性质,其时其际,既非为任何权势利益,也非考虑明哲保身、洁身自好等等了。一九四六年十月傅孟真先生致胡适之先生信中说(此信收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记者纷纷来,多数问我北大复文首都高等法院为周作人事。我即照我意思答他们:一、是法院来问,不是北大去信;二、北大只说事实;三、此事与周作人无利无不利之说,因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报载北大公事上说校产有增无减,此与事实不尽合。若以战前北大范围论,虽建一灰楼,而放弃三院(三院是我们收复的),虽加入李木斋书,而理学院仪器百分之七十不可用(华炽兄言),艺风堂片又损失也。”信中话似乎严正,却殊欠实事求是,因“照料北大产业”,不是照料私人房地产或商号古玩,这是举世闻名的政治运动中心策源地北京大学,在日寇统治之下,要照料其产业,而又不与日伪周旋,不担汉奸恶名,可能吗?更不用说还有一大群苦哈哈的穷学生了。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文坛盛名和汉奸连在一起,这是永恒的悲哀了。但也有人为有力者所保,一样是伪职高官,如苏象乾等人,秘藏一小方红缎子、盖第几战区关防的护身符,便平安无事,便再无人提起,历史已把这类个别者遗忘了。不过这是个别现象。
  自己未考虑明哲保身、洁身自好,但对于要好朋友,则尊重各人的自愿,如俞平伯先生,与老人关系那样深,而且同在沦陷了的文化古城,且经常见面,但老人在几年之内,从未向平伯先生开口,请他到伪北大文学院上几个钟头课。一九八四年末,因谈到“知堂佚文”事,平伯先生还来信说道:知将有知堂佚文刊行,甚为难得,“东郭”先生即沈氏也。当时报纸如是称之。他元旦在苦雨斋挨一枪,以为将交谊愈深,却不料其后破门,不欢而散。想起旧作一诗,即录于后,似可补充笔记材料,即希粲正……

  忆录京师坊巷诗八道湾

  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旧庆王府)。南枝霜后减,西庙佛前荒。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客裤,几日未登堂。
  甲子闰十月,平书。
  在沦陷八年中,平伯先生是经常去苦雨斋的,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过从和心态。结尾两句,托意深远,且十分尊重老人。正因为两人八年患难中的过从,相知极深,十分理解知堂老人的处境和心态,故于一九四五年底给胡适之先生写了为知堂老人陈情的长信。这诗和后来的信,都是在平伯先生老宅南小街老君堂七十九号写的。东城老君堂过去坐洋车到西北城八道湾,由东皇城根、北海后门过来,进龙头井,经定阜大街原辅仁大学及旧庆王府,到护国寺,即诗中所说“西庙”,出西口转弯即新街口南,路西曲巷,即是著名的八道湾了。
  与俞先生写给胡适之先生信同时,还有一封著名的信,就是容庚先生《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这都是抗战胜利后有关北大教育史的两封名信,似乎从教育、历史、学术文字三方面都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至于傅孟真先生,则远在重庆八年,只是激于同仇敌忾,未作设身处地的深思,只知周作人附逆作汉奸,而没有想他在日伪统治下如何“照料北大产业”了。
  我自上次在红楼找过老人写文章后,一晃就是许多年。解放后,一九五零年春,我在革命大学学习,和现在故宫博物院古瓷专家冯先铭兄一组,房间对门一组就有老人长子周丰一先生也在学习。相处几个月,知道老人已由南方回到北京家中,一切很好。先铭兄尊人冯成钧教授,是海内外著名地理学家,原是北大老教授,因而先铭兄和丰一先生很熟,常常说起老人的情况。
  一晃又是几个春秋,一九五六春夏之交,当时我已在上海工作,记不清在什么报纸上看到老人文章说印毛边稿纸的事。文中说现在用毛笔书写的毛边纸稿纸买不到,而自己到纸店中去商量印,却回答说:要印就是大批的,起码几令纸、几罗纸,小张几十万张,如何用得完呢?老人便感慨系之了。
  我知道过去北京南纸店,随时自印几百或千来张信纸、信封、稿纸之类,是十分方便的。当年北大的老先生们,都有自己专印的稿纸、信纸、信封,这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却代表了中国悠久的文化气韻。文人自印带款笺纸,起码自明代就有了。似乎不只是一张小小稿纸的事,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一点一滴地消失。对此我也深有同感。其时河南路九华堂笺纸店还开着,一天我偶然路过,见窗橱内放着不少旧存毛边稿纸在处理,价钱很便宜,我便买了不少,打了两包,从邮政寄给老人,并写了一封说明旧日师生关系和问候的信。原以为十多年前在一种不合时宜的情况下请老人写文章的小事,老人早已忘了,不想老人记得十分清楚,很快给我来了回信,并用其中格纸,写了两首小楷五言古诗送给我,一首《东郭门》、一首《炙糕担》,正好一张大稿纸差不多写完,后面落了款,盖了章。现在这两首诗都收在《知堂杂诗抄》中印出来了,书中都有简单的注,而写给我的则没有。图章一朱文、一白文。
  同时信中又告诉我:图章是谈月色夫人所刻。自此之后,便常常通信,信笺、信封大多是旧存的,有宣纸、有毛边,记得有一种蜘蛛垂丝宣纸八行,细丝盘来盘去,最后系着一个小蜘蛛,古意盎然,是北京旧时常用笺纸高雅精品,现在则见不到了。每封信都盖有不同的图章,那个“哑人作通事”闲章,给我写信时也用过。老人并不是书法家,只是老辈人用惯了毛笔,写一笔熟练的学者字而已。同老人的乡先辈李越缦差不多。习惯用行草小字写文、记日记,但草字不多,如出版的《知堂杂诗抄》书名五字,只“堂”、“诗”二字作草书写法。信和文稿亦如是。不过老人很讲究图章,收藏有陈师曾、寿石工、齐白石等名家刻章,所以信中特地向我介绍谈月色刻印。而我当时对图章的鉴赏水平很低,对谈月色夫人所知则是更少了。
  这年暑假,我回北京,事先写信联系好,去看望老人。这是自一九四五年深秋后,第一次和老人见面;也是我第一次去八道湾拜访苦雨斋。虽说早已是沧桑之后,但仍保持着过去的安静、祥和气氛,胡同中和大门里外都是十分整洁的。
  这是一所先进栅栏车门、再进大门、有一个大四合院、又有一大排后罩房的大宅子。当年在北城这种大房子很多,就是临胡同一溜院墙,一个大栅栏车门,进去先是一片东西五六丈、南北丈许阔的长条空地。当年是停骡拉轿车的地方,自然后来也可以停汽车、洋车,可以停多辆。由车门进来斜穿这一空场才可上台阶进四合院大门。进入大四合由大北屋西山墙绕过去,就到了后院,老人就在后院三间北屋里。
  当年这所大房子,自然只是周家一家住,而这时前院除周家外,已住了几户别的人家,不过也都是老人的熟人,好像有江绍原先生吧,或者还有其他人家。我进大门时,已无门房,门大敞着,照直走进去,还不知老人住在哪个屋子里。正迟疑间,一位穿蓝布短衫裤的老年人手里拿着东西迎面走来,一看是北京老茶房或门房的样子,我便问他周老先生住在那里。他没正面回答我,却问:“您是南长街来的吧?”我说不是,是上海来的,他这才说:“请跟我来!”便领我到后面一排北屋,他先进去,随后打起竹帘说:“请进吧!”完全是老派的作风礼数。到此我才领悟过来,原来他是老人的老佣人。进屋见老人已立在室中了。
  当时老人夫人还在世,我进屋见左首日本式障子中榻榻米上,老太太还坐着,但未打招呼。老人引我到右首转过半段隔扇南窗前坐下,靠北墙全是高大的书架,插满了书,看来好像放了两层,宽大的书架,书已插到边沿了。
  靠东墙则是比较低的玻璃门书柜,临窗柜中我注意到全是老人自己写的译的书,由最早《域外小说集》、《自己的园地》到《鲁迅的故家》等大概都齐备。书架前放着六七张软椅子,是接待客人的。临窗一张方桌,上铺浅色漆布,只有一方小砚,极为干净。老式窗,上面冷布、东昌纸卷窗,下面玻璃,窗台以下都是北京裱糊匠用大白纸裱的,一色雪白。竹帘、纸窗、瓦砚、绿茶……墙上未挂苦雨斋或苦茶庵的匾,却挂有双凤凰砖的拓片,或者说有晋人风度吧。其气氛是充分显示出来了。
  老人让我坐在方桌边,并亲自为我端上一杯有茶碟的茶。我忙着站起来接了,接着便坐下来,寒暄几句之后,静听老人缓缓问长问短,讲说旧事了。
  自此以后,当年暑假,以后几年暑假回北京,就常去看望老人了。一九五七年夏,有友人在《新闻日报》编“人民广场”,听人说我认识知堂老人,可以向老人约稿,他真地找我,我也真地写信为他去约,不久老人就真地寄了两篇短文来。想不到一九四五年我向老人约稿时不合时宜,而这次老人则欣然寄稿,可能是想起旧时的诺言:“到了能写的时候一定写吧!”所以很快就把稿子寄来了……但好景不常,过了不久,“反右”就开始了。
  在后来有一个时期,暑假回京未去八道湾看望,也未写信问候。一九六零年春天,忽然收到一封老人的来信,只简单几句话,我明白老人的意思,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却是意味深长的,不放心我,怕我出事。我连忙写信向老人请安,并说自己一切都好,请放心。这年暑假,我回北京,又去八道湾看望。自此两三年中,年年八月回京一月,总去八道湾一两次。这时正是所谓自然灾害年月,老人生活虽然清苦,但很安详,闲谈起来总是怡然忘倦。
  记得谈过香港印《册府元龟》的事,其他出版物的事,但更多是说沙滩伪北大旧日老师,如赵荫棠、朱肇洛等位,想到什么说什么,老人也常常问起南方的情况……但没有几年,已进入了阶级斗争天天讲的阶段,自然,和老人的联系也无形中断了。
  浩劫来临,在数难逃,我被抄家时,老人所有文集和其他书都被捆载而去,老人二三十封信,及所写诗笺,自然也全部抄走了。只有十七平方米两间小房,却被反复抄了七次,我自己感到都有些可笑了。批斗时,结交汉奸文人,自然也是一条,好在人家说我是满身疮痍的反动派残渣余孽,虱子多了不咬,这种罪名多一条少一条也算不了什么……一晃又是十来年,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去北京大学到燕南园看望商鸿逵先生时,才较详细地知道了老人逝世时的情况。可是后来不久,商先生也因走楼梯失脚,不幸去世。回忆沙滩旧日师长,真使人不胜朝露人生之感了。
  在中国半个多世纪,六七十年不停顿地动荡的大变动中,读了几本书的读书人,要想太太平平、安安定定过一辈子,那真是太难了。何况老人这样的盛名和公私处境呢。正像吴梅村诗所吟:“弃家容易变名难。”更何况他家也不能弃,又接受蒋梦麟校长的委托,照料北大产业呢!必然注定是要付出各种代价了。
  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三者有时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时代里,更是难以周全。以上在第三点上,我以一个沦陷区的伪学生,虽然痛恨日寇汉奸,但对于老人,却不能说这说那。在第二点学问上,更是没有说长道短的水平。在第一点为人上,则深感老人是那样纯朴淡泊,又和蔼诚恳,对家人、对学生、对朋友、对不熟识的人,无一不以和善态度平易近人地对待。旧时接触老人多的师友,如俞平伯老师、谢国桢老师、商鸿逵先生、鲍文蔚丈多位,生前每次见面,总说起老人往事,共同感到这点,不胜惋惜和怀念。
  一九四九年后,老人是对祖国的未来抱着热情、殷切希望的,这从陈子善先生编的《知堂集外文》和曹聚仁先生编的《知堂回想录》中可以看到。
  老人有一次信中说正在翻译古希腊悲剧,任重道远,感叹自己年纪大了,不知是否能完成。这是老人晚年的一点心愿,的确完成了一大部分。心愿大部分实现了,自谓“多寿反辱”,最后只能在浩劫中凄凉痛苦地离开人间了。
  或者也是命中注定的吧。前年友人征文纪念老人出专集,现在出版困难,书不知哪年哪月可出。偶拣旧稿,略加修改,聊当“思旧赋”吧。癸酉落灯日于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在我写完这篇文章不久,买到了江苏古籍出的《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一书,其中最后一篇,收的是民国三十五年审讯周作人的全部卷宗,所有沈兼士等十四名教授、以及顾随、郭绍虞等位的为老人开脱罪行的呈文都已印出,其中最精彩的是义务律师王龙为老人写的《辩护书》,真是一篇妙文奇文,可惜在此不能引用了,未敢自秘,特附笔介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立夏日记。

  知堂老人座上

  偶然到书店里去逛逛,看到重印的、新选的、注解的、各种各样知堂老人的书真不少,都印着“周作人”三字,这自然说明经济效益十分好了。真是此一时焉、彼一时焉,想想老人近三十年前凄凉地逝去,以及平生的各种各样遭遇、经历、学识、为人……也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了。思旧先从远处说起吧!
  解放第二年,即一九五零年春,我和其他十几位年青同事,都是大学刚毕业一二年的新干部,被派到革命大学学习。当时革大在万寿山下西苑,分三大部分:一是二部,普通干部,及招收少量失学失业青年;二是政治研究院,都是各大学教授等名人;三是外国语学院,是分派来或招来的学生专学外语的。二部一般学员和政治研究院学员学习内容、方式大体一样,听大课。
  艾思奇,后来换了李莘(或是“新”字,记不确切了)讲《社会发展史》,然后回到寝室小组讨论。每组十八九个人。五六个女的,十三四名男的,各组分配大多如此。当时正是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全体起义,自香港归来,都到革大学习,每组都有四五个两航起义人员,机务、票务及空中小姐都有,都是牛仔裤、夹克衫,同现在小青年打扮基本一样。北大教授沈从文、楼邦彦等位先生都在政研院学习,周六坐公共汽车进城,常常遇到。
  平时他们则在东面大院中。当时我同组的有一熟悉朋友,就是前年刚刚去世的古瓷专家冯先铭兄,他是地理学家冯成钧教授哲嗣,名作家冯牧先生弟弟。
  同时在另外班组学习的还有历史、鉴赏专家史树青先生,当时大家都只二十多岁。每个小组学员睡觉都打地铺,长方形大房间,两面靠墙各睡六七个人。
  中间两行带扶手板的课桌椅,二十张,小组讨论、记笔记、写小结、总结均在此。排队听大课时,带一小板凳和一枕头,枕头垫在小板凳上当椅垫,坐两三个钟头屁股不疼……我们小组对门一间小组中,就有知堂老人哲嗣周丰一先生,正好门对门,每天起床洗脸、吃饭、排队听大课、上楼下楼,碰好几回面,但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是北京图书馆派来的,冯先铭是故宫博物院派来的,又因两个人的父亲都是北大教授,所以很熟悉。而冯先铭兄又知我是北大毕业,且是伪北大升上来的,所以常常和我谈起他。一是知堂老人由上海回到北京家中,是先铭兄从周丰一先生那里听到告诉我的,二是当年冬天学习结束,写总结时,冯告诉我说:周写了多少万字,如何批判他父亲……说这话时十分神秘,其紧张神情到现在还如在目前。可惜一晃四十多年过去,先铭兄前年春访问台湾故宫博物院归来不久便突然去世,人天永隔了,在此顺寄哀思。
  这是解放后最早听到的知堂老人的消息,距在沙滩红楼一楼东头伪北大文学院中文系办公室与老人见面,也已相隔五年了。但当时毕竟年青,又是一个普通学生,虽负担十分重,收入又很少,月月都闹穷,即过着所谓“富不过一星期,穷不过一个月”的苦日子,但思想上却从无忧虑,只忙眼前的事,抓空闲时间去寻各种乐子,所以听说知堂老人回到北京来了,听过也就算了,从来未想去看望看望老人。我们这期革大学习,时间特别长,前后十个月,后来和周丰一先生见面多了,也有点头之交了。可是十一月份结业后,各自分手回原单位,再也没有联系,只有同组冯先铭兄几位,联系一直不断,直到近年还互通音问。
  一晃又是几年,我已在上海工作了。我虽然一九五四年春夏间,已在苏州看过上海文化出版社直行排版的《鲁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寿”,知道是老人的新作。但是也未曾想起写封问候的信。一九五六年一月,调到上海工作,安家落户,已是“收拾铅华归少作,摈除弦管近中年”的时候了,能安下心来读读书,看看报。有一次在一张报上,看到老人在北京买不到毛笔稿纸的文章,自己花钱印也不行等等,忽然京华旧梦,浮现眼前,思旧之情,油然而生。自西四到西单,有多少大小南纸店呢?丹明庆、石竹阁、成文厚、永丰德、同懋增、同懋祥……各种各样红格纸、绿格纸,好的毛边纸印的,一般元书纸、竹纸印的,差的毛太纸印的,要多少有多少。自己印,各种规格,带斋名的、带姓名的、大格、小格,一两刀、两三刀,均可承印,三两天取货……怎么会一下没有了呢?北京人的和蔼、周到、服务纯朴、诚恳、实在等等,这些南纸铺伙友的亲切笑容都到哪里去了呢?远在上海的我真感到奇怪——忽然,想起前两天在河南路、福州路闲逛,看见九华堂窗橱里摆着不少处理的元书纸绿格稿纸,还有毛边红格寿文稿纸,价钱很便宜,何不买点给老人寄去呢?——说办就办。教书匠有一好处,时间较为自由,下午没课,就跑到河南路九华堂,花三元六角买了一大包回来,分两包牛皮纸包好,第二天上午就用印刷挂号寄走了。门牌号数我不知道,只写“北京新街口八道湾胡同探交周启明老先生收”。我相信邮务员同志是会送到的。不久就收到老人的回信,这样就和老人联络起来,函件不断了。
  这年暑假,我回北京家中看望父亲,预先写信给老人,说是要去拜访老人家,等我一到北京家中,父亲说老先生已经来信了。约好时间,去八道湾先生家中看望,其后几年,每年回来,都要去拜访,随便聊聊,我在好多篇文章中都曾写过,现不多赘。只想说几点生活习俗的。
  老人因“且到寒斋吃苦茶”诗句,及斋名“苦茶庵”,以及许多篇谈茶的文章,因此“茶”就出了名,不少报刊上写老人的文章,总要提到苦茶如何如何,或者说老人吃龙井茶等等。这些实际我都没见过,不便乱说。关于茶,我只确切记得两点,一是有一年暑假,我把杭州亲戚替我买的新茶,带去送给老人一包。茶本不是什么好的龙井,只是一般新“旗枪”。而所谓新,也是杭州五月间买来的,七月末我才带到北京送给老人。虽然我是放在石灰缸内的,但也不是真正新茶了。二是每到老人家,家中已无佣人,老人总自己倒杯茶给我。茶杯总是用带碟子的细瓷咖啡杯子;茶则是瓷壶中倒点茶卤,热水瓶中兑些开水。不过茶碟、茶杯擦得是极为干净的。老人家中是从不用玻璃杯泡茶的,也不用盖碗。当时北京人家中,茶馆、茶座,以及澡堂子都不用盖碗,都用茶壶、茶盅。这样考究的茶碟、带把西式茶杯倒茶给客人,是沾点西式的文明讲究。我很欣赏老人这种待客的白彩、素花带碟子的茶杯,也在南京路国华瓷店买过六套,藕和色素花,很是雅致漂亮,可是一直未认真使用过,现在还放在橱中。
  老人是久住北京的绍兴人,生活习惯大多已京式化,所以过去常用一“京兆布衣”的别号。但是在口味上、思想感情上,还常常依恋于南方。老人写过不少谈吃食口味的文章,有不少我很欣赏其情趣,但其所述口味上,却完全不能同意,如对于鸡、鸭、鹅的态度,我就不能苟同。老人写过赞鸡和鹅的文章,如什么《吃烧鹅》、《花线鸡》等,在《鸡鸭与鹅》文中则说:至于鸭,我确实不喜欢,虽然酱鸭与盐水鸭也有可取,但确不能说它比糟鸡或油鸡能好多少,到便宜坊去吃烤鸭子,假如有人请我自然不见得拒绝,不过并不怎么佩服,这脆索索的烤焦的皮,蘸上甜酱加大葱,有什么好吃的。我很怀疑有些人多不免是耳食。
  这些我就大多相反,我不喜欢吃鸡,尤其上海人吃的白斩鸡,切成很大块蘸酱油吃,最没有吃头,宫保鸡丁同里肌丁还不是一样,鸡汤太清,没有浓的鸭汤加点好口蘑或野山香菇好喝。我虽是北方人,但从小不吃大葱,一入口就恶心,要呕。但我爱吃烤鸭,趁热蘸酱裹荷叶饼吃,又解馋、又解饥。
  现在日常买的电烤鸡,就不好。因为鸡肉没有鸭肉嫩。知堂文中对鸭贬低过甚,这实际还是南北口味不同问题。老人是久在北京的绍兴人,而我是久在上海的北方人、北京人。其爱好口味有相同的地方,也多差异的地方。在上海四十年,妻子、内姐都是浙江上柏、莫干山、杭州长大的。知堂老人《鲁迅的故家》里说的“柳豆腐”,在我家也是常吃的菜。而客人来了,我家则是内姐最拿手的菜:“八宝鸭子”,这肯定比杭州知味观的好。而知堂老人文中常常提到的干菜烧肉,则又是我家三天两头的必备菜了。“自然灾害”及“文革”后期,没有肉买的时候自然例外。绍兴的霉干菜是十分有名的,实际没有北京的京冬菜好吃。有一年杭州亲戚送我好几斤绍兴干菜,而且都是自己晒的。暑假回京,我也用牛皮纸口袋,给老人带了两大袋。当时猪肉还好买,老人后来烧肉吃,记得一次来信还提起过。
  老人在居住上,完全日本化和北京化了。老人八道湾大宅子,是鲁迅先生买的。这社会上都知道,不必多说。后来大先生搬出,二先生一家住,“苦雨斋”、“苦茶庵”、“知堂”、“药堂”……等斋名,在鼎盛时期,我没有见过,不便多说。我在老人斋中作座上客时,只剩西北后院五间大北屋中的三间北屋了。进深很深,约有五公尺。中间开门,左手是日本式装修,顺山墙榻榻米,如北方农村顺山大炕,边上一溜日本式障子,如北京房屋隔扇,与外间隔开。右手进门先是半段隔扇,约二公尺长,外放一老式写字台,贴隔扇,边有茶几,上置茶盘、茶杯、热水瓶等杂物。后墙全是高到屋顶的大书橱,东墙一溜四只玻璃门书橱,比人略高,上露半截白墙,挂两镜框,即“永和砖”拓片。这砖是从阿Q 原型阿桂手中买的,砖三面有字,平列八鱼。
  六面都有文字图象,砖送交了俞阶青先生(俞平伯老师父亲)。俞以拓本题字回赠老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六十二则记“跋语”云:永和砖见著录者二十有四,十年甲寅作者,有汝氏及泉文砖。而长一尺一寸,且遍刻鱼文者,惟此一砖,弥可珍矣。
  临窗放一小方桌,上铺漆布,极为清洁,什么也不放,只一方小砚。桌旁靠半截隔扇处,一副铺板,夏天韻子竹枕。后墙大书架前放几张紫红灯芯绒靠背椅子,是客人多时的坐处。如何显示北京风韻呢?就是纸糊顶棚、纸窗,没有玻璃,上面卷窗、冷布,所谓“四白到底”,人生活在里面,特别爽朗,北京人俗话习惯说:“雪洞似的!”窗户、隔扇,一般年年要糊新纸,所以老人房中老是那么白,那么洁无纤尘。
  老人写信、写稿、写英文,都是用毛笔,三四十年代老先生,大体都是如此。用毛笔就得用中国纸,一般都很讲究。这是自明清以来,几百年中养成的京朝风韻。知堂老人也十分讲究,大量的写稿用纸、写日记用纸、写信用纸,都是自己印的。五六十年代间,稿纸用完了,无处买,也不能自己花钱印,老实说,这都是当时除特殊阶层可用外,其他都是在扫除、打倒、批判之列的。老人还眷恋于这些,实际说来已很不应该。买不到,无处印,还写文章埋怨,那就更危险了。碰巧我又买到没人要的处理品,寄了去,使老人能继续用毛笔写这些纸,这就投缘了。老人当时来信很高兴,说够用一个时期。还说只是寿文大幅没有什么用处。最近北京老友马里千先生寄来知堂老人几封信的复印件,有一封正好是裁了三行寿文大幅的天头写的。看来这些“没有什么用处”的寿文大幅也都派上用处了。俗话说:“饥不择食”,看来什么都一样,到了没有的时候,什么都可对付了。老人信笺收藏得不少,自印地址的旧信封,也存了不少。在六十年代初给我写的信,还都用的是各式精致信笺、自印的信封。可惜抄家时都被“小老爷们”拿走了,后来一封也没有还给我。
  老人说话声音不高,慢慢的,基本都是北京音的普通话,没有什么绍兴音,或者是我听不出。至于周丰一先生,则全是北京话了。八八年元月,我主持一个咨询会时,曾请他参加,会上与冯先铭兄谈得很热络,一晃又是八年了,大概也快八十了吧,祝他健康长寿吧!

  老人诗缘

  叶圣老去世已经快四年了,我常常思念他老人家,常想到八十年代初那几年,每次回到北京,总要到东四八条去看看老人家。海棠院落,窗明几净,白发老人,慈祥和蔼,每念及此,便怡然神往,可惜已渺不可追矣。春夏间王湜华兄送来了新出版的《叶圣陶诗词选注》,并带来了至善先生问候的口信。拜读之后,浑如旧日与老人晤对侍座时,情景历历,思念更殷,便想写篇短文,而其时正要去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出国前忙乱中便把此文拖延下来,一晃就是半年。近日又接王湜华兄来信,这样思念老人之情,忽又涌上心头,便摊纸濡笔,藉文字以忆旧缘了。
  我拜谒老夫子实际很晚,是十年浩劫之后。但一开始便已经结下了诗缘,记得和陈从周兄一同到八条初次趋谒时,匆促之际,也没有什么东西面呈,恰巧包中有一份毛笔抄好的词稿,便以之为拜师课稿,这样就和老夫子结下了诗缘。当时因在上海常于从周兄寓中,见老人家为他写的篆书“梓室”小额,十分高雅,便也想请老夫子写篆书“水流云在”小额,以光蓬荜。可惜其时老人家目力因青光眼病,大受影响,心、手、目三者不能很好地配合,作篆书已力不从心了。别后不久,为我寄来很工整的楷书小幅杜甫《江亭》诗,因诗中有“水流心不兢,云在意俱迟”句,这样我请求写的“水流云在”四字都有了。同时附了一封信,信中对不能写篆书还说了许多抱歉的话。老人家对晚辈这样诚恳,古道照人,太使我感动了!
  十多年前,香港有“姑苏五老”的称呼,说的是叶老和顾颉刚、俞平伯、章元善、王伯祥五位老前辈。五人少年时,同在苏州读书,是好朋友,老年又同客京华,不但平日过从甚密,而且每年春天叶老东四八条小院海棠花开时,五老总要聚一聚,作赏花之会。其后伯祥先生、颉刚先生先后化去。有一年春间,俞师平伯夫子来信说:去叶老家看花,五老只存其三矣。而且春寒,海棠尚未大开。俞老函中虽只淡淡数语,难免亦有年老凄清之感了。我读信后,情不自禁写了两首小词,一首《永遇乐》、一首《双红豆》,宣纸毛笔抄了两份,分别寄给叶老和俞师。不久二位老人家都有回信来。叶老信中特别写道:
  本月十三日手书昨日展诵,十一日(非十日)三老友看花小叙,承填长调记之,甚为欣喜。
  和作怕用心思,勉强和作亦无谓,以二事奉酬。一为寄赠是日所摄照片一张,又一为抄录仅有之关涉海棠之诗词各一首请教。三友中最长者为章元善先生,九十一岁,光绪丙午年高等小学之同学,与平翁亦幼年相识。诗为题平翁《重圆花烛歌》四绝之第一首:西湖年少初相见,歇浦鸿光作比邻。周甲交情回味永,海棠花下又今春。(作于一九八○年)
  词调为《西江月》,一九七二年海棠谢后作:青石繁英一树,少城俊赏三春。八条寄寓岁兼旬,饱看红娇粉晕。冉冉星移斗转,年年枝发花新。花开相对固欣欣,谢了也无闷损。(青石谓苏州青石弄旧居,少城谓成都少城公园,八条谓北京今寓。)
  承示《乡土记》目录,如此打印件,我目竟毫无办法对付。将来印成时,亦将捧书兴叹,尤为可惜。余不多叙,即请吟安。
  信后是老先生签名及日期。叶老给我的信不少封都谈到诗词,或是信中抄了老人自己的诗。这封是其中之一,内容更能反映几位老前辈的生活和情趣,因而我全引用了。信中引用的一诗、一词,在《诗词选注》中,诗未选入,词选在书中了。附有词题《海棠谢后作》。并引先生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日记作“本事”注道:海棠花已落尽,自开及谢,不足一周。近日作《西江月》一首,叙余与海棠之因缘。
  其他“青石”等地名,均有较详细的注解。且都是引先生自己的注。叶老是我国新文学界的老前辈,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老人又是著名教育家、著名民主运动活动家……德高望重,是我国文化教育界景仰的老前辈,但从不以诗人词人自居,在社会上也从不以诗人词人著称。但是老前辈们幼年传统文化教育极为扎实,旧学基础和现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比,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因而纵然不是专门写旧诗词的,而对旧诗词的格律、表现手法也是十分熟悉的,不要说文史学人,随时可用旧诗词表现自己思想感情,即政法、自然科学的学人,也不乏诗人词人。叶老在二三十年代,提倡新文学、新诗,偶有所作除在熟朋友中间传阅外,很少公开发表。这点在孙玄常先生为《叶圣陶诗词选注》的“序”中说得很清楚,不再赘述。这本《叶圣陶诗词选注》中,选了一百五十题,二百一十七首。除开头三篇是“七七”战前作品外,其他分别以抗战时期蜀中之作、解放后北京之作为最多。细读先生诗词,感到先生诗词中,诗人词客的感慨少,更多的是学人的通达、教育家的苦心,少风华绮丽之语,多平实感人之言。因而诗味更深醇,意境更妩媚。
  如信中索引《西江月》最后一句,“谢了也无闷损”,就值得读者再三吟诵玩味,看似宽怀语,实际更是深情语。正与稼轩词“却道天凉好个秋”同一意境也。仔细研读,在《诗词选注》中,这样意味深长的句子还很多。再有老人家写诗态度极为认真,也给我以很大教育。读着这本书,昔日诗缘教诲,一一浮现在眼前,高风厚谊,学识品格,值得怀念学习之处更多,又远在诗缘之外了。

  叶老论《说园》

  收到老前辈们的来信,心中总是非常喜悦。因为这不只是个人的喜悦,也是祖国的、时代的喜悦。二月初,收到叶圣陶老先生的一封长信,信中有一段说:
  从周兄《说园》五篇于昨日阅毕,未令他人诵读。鄙意所欲言者,五篇俱言之,鄙意见不到者,五篇中透澈言之。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从周兄撰此五篇,固欲针砭今时之造园、修园者,而主持文物与园林工作之人,恐多数未足以语此。至于一般游客,恐亦趁热闹者居多,到此一游,即感满足,气象境界,诗情画意,俱属非所措意。
  从周书第九十四页有云:钟情山水,知己泉石,其审美与感受之深浅,实与文化修养有关。旨哉斯言。故鄙意以为今时首要之举,在促进主管文物与园林之人之文化修养。宜撰浅显明畅之号召书刊于报章,或作简明扼要之意见书寄与党中央或国务院。方今两个文明一起抓,保护文物已定有法律,各地正在规划新猷,甚盼从周兄勿失此重要时机。——书此浅见,甚盼台从晤从周兄时言及之。
  叶老写信的这几天,从周正离沪外出,所以信中让我转告他。此信开头时说“简复”,而结尾时则写道:“本拟简写,乃得三纸,历时约九十分钟,略感累矣。”叶老八九高龄,精神甚好,而视力极差,读此长信,使人极为感动。信中所说《说园》,略述如下: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教授,写过五篇专们讲我国园林艺术的文章,题目均叫《说园》,最初发表在同济大学的学报。因为写的时间不同,所以收在集子中时,也未能集中。其中《说园》、《续说园》二文,收在《园林谈丛》一书中,而《说园》之三、四、五三篇,则收在最近花城出版社所出的《书带集》中。这五篇文章,可以说是作者近年来园林艺术理论的一个综合性的总结,所提出的造园艺术的动观和静观的理论,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我国园林建筑艺术的历史十分悠久,由最早的帝王苑囿到皇亲贵戚的私家花园,由宗教寺庙的泉石斋堂到山林处士的茅庵小圃,见于前人文献记载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尽管园林艺术的建造历史这样悠久,而讲求园林建筑,从理论上讲园林艺术的书却非常少。远的不说,即以近几个世纪来说,人说苏州狮子林是倪云林堆的,倪云林是著名的画家,其诗文有《清■阁集》传世,却无园林专著。清初张南垣父子是有名的园林堆石艺术专家,北京中南海瀛台等处的山石等景,都是他们建造的,但无理论著作传世。更可惜的是袁子才,修了几十年随园,著作等身,连烹饪都留下一部有名的《随园食单》,而却未论及园林。以他的才学和条件,写一部系统的《随园说园》,那一定比他的《随园诗话》更有价值。历史上唯一的一部专讲园林艺术理论的书是明代计成的《园冶》,但它是用骈文写的,而且有点八股气,说理论势时有做作处。从周的五篇《说园》,作为园林专著,同《园冶》类似,但却是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写的,读起来就感到更自然些了。而且是以现代人的眼光论园林艺术,把哲学、文学、美学和园林艺术结合在一起来谈,所以叶老信中说:“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这是很有意义。
  他把散见于两部集子的五篇《说园》集中起来,找人用毛笔抄了,由同济大学影印,书名就叫《说园》,由俞振飞先生题签。因为字较大,便于视力差的老年人阅读。所以叶老信中说“未令他人诵读”。我感到信中所述,和从周教授的《说园》一书的介绍,都不是个人的私事,都是和建设两个文明有关系的事,和学术有关系的事,因而写此小文予以介绍。
  附叶老原信:
  云乡先生惠鉴:
  本月廿四日手书敬诵。因视力之差,写字不易,请恕我只能简复。
  从周兄《说园》五篇于昨日阅毕,未令他人诵读。鄙意所欲言者,五篇俱言之,鄙意见不到者,五篇中透彻言之。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从周兄撰此五篇固欲针砭今时之造园修园者,而主持文物与园林工作之人恐多数未足以语此。至于一般游客,恐亦趁热闹者居多,到此一游,即感满足,气象境界,诗情画意,俱属非所措意。从周书第九十四页有云:“钟情山水,知己泉石,其审美与感受之深浅,实与文化修养有关。”旨哉斯言,故鄙意以为今时首要之举,在促进主管文物与园林之人之文化修养。宜撰浅显明畅之号召书刊于报章,或作简明扼要之意见书寄与党中央或国务院。方今两个文明一起抓,保护文物已定有法律,各地正在规划新猷,甚盼从周兄勿失此重要时机——书此浅见,甚盼台从晤从周兄时言及之。
  《说园》中载西野先生致从周书,诵之至钦雅怀。
  台从极关心曲园修复事,令请略言之。大概有不少人不知道俞曲园为何人,故造成了几间厅堂,要问派什么用场。去秋我向苏州市委表示意见。主要意思为“曲园不能无园,如何恢复,可请从周教授斟酌之”。人大开会时,我与许家屯、韩培信在同一分组,我发言有意提及修复曲园。前曾闻平伯翁言从周兄欲为此事致书许、韩二人,我初以为与韩不相识,不拟附骥。及与韩见面,方知渠在苏州工作时即曾晤谈数次。故从周兄如拟写信,除曲园须有园一点外,尚须言曲园先生何以值得纪念,修复非为别用,惟为纪念曲园先生。我思路滞钝,不能起稿,从周兄如作书,则愿同签名。三月一日开会,从周兄将往参加。此会上必当谈及修复古迹及园林,正是从周兄宣传其思想之好机会也。
  本拟简写,乃得三纸,历时约九十分钟,略感累矣。
  即请
  撰安
  一月卅一日上午

  《俞平伯书信集》

  俞平伯先生在其长诗《重圆花烛歌》注中说:“余生于清光绪己亥腊月,次年有庚子之变。”因此屈指算来,今年已九十高龄了。值先生九秩大庆之际,海内外友人门弟子均思为先生庆祝。《重圆花烛歌》和各家题跋,已在新加坡由其私淑弟子周颖南兄为之出版。另外天津社会科学院孙玉蓉女士来信征集先生函件,要编印书信集,由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孙女士已两次来信催我将俞老书信复印件寄去。
  四十二三年前,我在北大文学院读书时,选读俞先生“杜诗研究”、“清真词”等三门课,听课情景,历历如昨日,而匆匆已是四十三年前旧梦矣。
  老大无成,有愧师门,但说是一名老门生,那还是比较实在的。近十几年中,蒙先生不弃,得有机缘,每藉北归之便,重趋绛帐,再聆师教;回到上海,亦鱼雁频繁。这次把先生旧信理出来,信及明信片,粗粗计之,居然有近百封之多,亦小有可观矣。
  我重新展阅这些信件,好像往事又一幕幕地展现在面前……随便哪一封,其内容和词句都是十分感人、十分有趣的。看看这些信,又仿佛在阜成门外南沙沟老夫子家中,面对老人家慈祥笑容随意闲谈一样,似乎沉浸在一种祥和醇厚的文化气氛中。这种气氛是三十年代文化古城时期所特有的,是古老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精华的最优结合,只有长期受到过这种气氛熏陶的人才能敏锐地感到它,几乎是用文字语言无法表达的。
  先生给我的这些信,内容涉及广泛,要介绍,虽不能说像“二十四史”那样复杂,但也不能一一十分全面地说清楚。只不妨举一些主要的,略作解说,以见近年来先生的心态情趣。首先是关于修复苏州曲园的,这方面内容的信较多,先随便举个例子。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函云:兼悉旧寓近况,十户拆迂非易,其傍小楼之树,于拆楼时,希注意保护,又此疑是紫荆,非紫薇,其花时不同,荆在春夏,薇在夏秋,于明岁开花,盼得博物者审谛,前已函告从周,我再托友察之。
  先生对于他从小生长的地方,苏州马医科巷古老的旧宅曲园,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魂萦梦绕、无比亲切的。所以在信中对紫荆或是紫薇,拳拳不已,还要找“博物者审谛”,一般人又如何能理解老人这种心情呢?
  我曾把这株老树的摄影寄给先生,先生写了“云乡寄赠摄影,八月初九暑起书感”的诗,一九八二年写的诗,一九八七年才寄给我。诗云:无眠何事费嗟呀,敝帚孤生(古语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令则唯有破笤帚耳。孤生用十九首“冉冉孤生竹”,帚亦竹制,故云。)不忆家。七十年间(余十六离苏,迄今六十八年矣。)春易老,齐楼犹见紫薇花。(作者原注)
  另外又用一张纸横写“紫薇花诗”四字,前署“壬戌中秋”,后署“平伯”。盖有白文“敝帚孤生”、朱文“信天翁”、白文“俞印平伯”三章。
  先生的墨宝是十分可珍的,但也有遗憾处,即此诗是随手用毛笔写在别人寄来的复印件的背面的,而其正面则是不知哪位的“题苏曼殊人物立轴雪蝶倩影”的诗稿。随手写完搁置了几年,寄给我时,纸已残破泛黄了,多么可惜呢!老夫子近年写字写信的纸都是普通报告纸或随手拿来的旧纸,欢喜讲道德文章的人,也许会得出老夫子艰苦节约美德的结论,可是我总为此感到惆怅。因为我知道先生翰苑人家,由曲园老人起,几代都是十分考究笺纸的。曲园老人当年特别印制过高古的“仿苍颉篇六十字为一章”的笺纸,在先生的名著《燕知草》中曾彩印有此笺的插页,许宝骙老先生还收藏有两本曲园老人的信札插页,各种充满了古香的高雅信笺一一具在。先生自己在古槐书屋、秋荔亭时期,自然也有许多典雅的笺纸……真是彼一时焉,此一时焉,怎不令人惆怅呢?如果我以此来赞美先生的节约美德,那未免太无知了。
  关于曲园,先生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信中明确写道:修复曲园应是我晚年最关心的事……盼其慢慢实现耳。
  值得欣慰的是这“慢慢实现”已逐步盼到了。自从我八九年前在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了《今日曲园》、《平老书来话曲园》、《明日曲园》等文章后,感谢苏州地方当局,十分重视这一名胜古迹,前几年已将“春在堂”、“乐知堂”等处,次第修复,作为“俞樾故居”对外开放,供人参观瞻仰了。
  后面花园即“曲园”部分,因中间盖了一所小居民楼,动迁拆迁工作较为麻烦,拖延了几年,去年亦已全部拆迁完毕,动工修复园林部分,明年春天,即可全部开放。陌上花开,只期待老人缓缓归来矣。
  海内外都知道俞老是《红学》大师,但老夫子给我信中,倒不是经常谈“红”的,只偶一谈之,亦弥可珍贵。有一年,《红楼梦学刊》上发表了先生和顾颉刚先生早年有关《红楼梦》讨论的通讯,黄君坦先生读后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先生十分重视黄老这封信,特地抄了并加按语寄给了我。文云:君坦来书谈《红楼梦》(顾、俞通讯),极清明简易,抄奉一览,即以为赠,附笔。
  君坦翁九月廿一日来书:
  长篇说部剧本言情节尾,不外团圆出家二途,使曹雪芹着笔完篇,除却看破红尘,恐亦无它想法。八十回佳处,清而不浊,雅能通俗。高氏补编,以科名报答所亲,反觉索然。浊而俗矣。公与顾老从此处着眼,可谓探骊得珠。至于小说背景本属迷离,与史传、家传异,不必一一证实也。
  二十三日平读后抄。
  关于《红楼梦》,一九八二年六月先生还郑重挂号寄来了《夕葵书屋本石头记》残页照片,这原是夹在十分著名、但不幸失落的《靖本红楼梦》中的残页。先生在信中详述道:前寄赠件,颇有意思。原件是片楮,夹在靖本里,却和它完全无关。吴鼒所藏者只此一纸,现亦销毁。
  靖本批语错得利害,最先毛国瑶抄示,若非我校理,竟不能卒读。错误如此之多,亦是其他脂批所不经见的。其理由亦不甚明。夕葵书屋批,则一字无差(我前文已仔细说明,见《集刊》首期,六六年前旧稿)。可见二书无关,区别甚大(已见题跋)。另一点,最末有“卷二”
  两字,岂此回只有一条批耶?亦可异也。
  此纸自毛、靖两君寄我后,即保藏之。又摄影颇大,以寄友人,今件即毛近日复照的,已缩小了。我前文中所附,是文学所人不知从何处找来的。原件和照片并佚于丙午,幸毛寄还片影,亦可珍也。又脂砚此评重要,近人估计不足,且不免误解,就不多提了。
  信中关于“红楼”的,零星还有,但都不如以上两则重要,就不多引了。
  先生与夫人伉俪之情是极为深厚的,《重圆花烛歌》中写得十分真确感人。一九八二年二月夫人耐圃老人(姓许氏,讳宝驯)去世,先生极为悲痛,写有日记志哀。四月间先生把《壬戌两月日记跋》原稿寄给了我,中间一段云:
  今年上灯节(正月十三)耐圃尚在,知疾已不可为,而开正颇有预感,遂濡笔焉。却不料次日即逝,如此其速也。高龄久病,事在意中,一旦撒手,变出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若昔云古槐书屋者,非即槐安国欤?
  这段文字,真是言简哀深,使人有不忍卒读之感。这年先生来信较多,六月间来信又寄来《玉楼春》词稿,并附言云:有小词一首附奉草稿,语谈而悲,无足悦者,可见愚近况之一斑。
  以上均可见先生那一年的沉重感情了。
  一九八三年先生得了曾孙,我写信以北京旧时大门常见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为之祝贺。先生十分高兴,来信道:远承致贺,谢谢!所引旧京门对昔时大小胡同随处可见,以为俗套,今则稀如星凤。愚久不出门,恐竟绝迹矣。移咏寒门殊不敢当,却非泛泛,足下熟悉京华故事,方能一语道破,不胜心铭,事有似偶非偶者,若此是也。
  后来婴儿两个月时,先生又特地来信云:小孩相貌颇好,曾有句云:含英玉蕊生庭日,解笑鹓雏入抱时。生甫二月,亦老人痴念也。
  写到此间,我不禁想起另外一件事。我在上海旧书店,无意中用八角钱买到两本光绪十年刊于毘陵(即常州)的《曲园课孙草》,这是当年曲园老人专为平老父亲俞陛云老先生幼年编的八股文教材,曲园老人自序云:教初学作文,不外清醒二字,一篇之意,反正相生,一线到底,一丝不乱,斯之谓清……
  孙儿陛云,年寖长矣,思教以为时文之法,而坊间所行《启悟集》、《能与集》之类,不尽可读。因作此三十篇示之。光绪六年九月曲园识于右台仙馆。
  我写信告诉先生,老夫子来信说:此书未收入《春在堂全书》中,他也没有见过这书,让我回京时带去,借给他看看。后来我将书送了先生,自己留了个复印件。先生拿着这书照了一张相,书上“曲园课孙草”五字隶书,十分明晰,先生极为高兴,来信说:手书及见惠照片多幅,谢谢!读读《课孙草》一张,连结寒门四代,若非兄觅得故书,即无此照片矣。
  先生是曲园老人曾孙,先生自己的曾孙迄今又已好几岁,真可以说是“忠厚传家久”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文研所为先生在京召开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会,其时正是先生八秩晋六生日,我临时因内人生病,不能去京开会,托人带了一个蛋糕送去。先生来信云:昨承远惠佳品,感谢感谢!今年二月荷文学研究所雅意,为鄙人召开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年纪念会,到者约二百人,旧业抛荒,甚感惭愧不安,其谈及红楼者,有两小节,只有旧醅,并无新酒。迟日当捡以呈正,以动作说话都很艰难,拟倩人(外孙韦柰)读之,仅可塞责,奈何!
  其情于喜悦安慰之中,又有悲凉之感了。
  一九八六年末,先生有香港之行,归来后曾两次来信谈到此行云:港游七日,走马观花,谈“红”皆陈言,仅得一诗耳。
  后又寄来与许晴野先生在港的彩色合影,并抄来在香港所写的诗:沧桑易代繁华远,更有何人道短长;梦里香江留昨醉,芙蓉秋色一平章。
  在先生去香港前一年,香港一报纸曾刊载某人文章,为“靖本”事对先生含沙射影,先生均一笑置之了。
  先生因视力关系,自去年以来,字迹更为老拙,书写更为困难,近一两年中,已不能写信了。不过健康情况还好。去夏我自狮城归来,前去看望,还谈笑风生,一同照了像。今年许宝骙丈春、秋间两次来沪,我向他问讯,都说先生精神、思维都还清健,只是不能写字了。
  每年新正,我总自制贺年片,上写“期颐康乐”,向老人家祝贺。一九八四年先生曾来信说:
  又手书吉语贺正,多谢多谢!距九旬尚远,况期颐耶!而雅意固惓惓也。
  当时“距九旬尚远”,而岁月匆匆,今年老夫子真已九秩大庆了。九旬学人,精神清健,这是中华文化之瑞;期颐康乐,百岁寿星,亦定可预卜了。
  重阅先生给我的旧信,年来情景,一一如在目前,在欣慰之余,谨再以期颐康乐的吉语,遥寄京华,向老夫子致以衷心的祝福吧!

  俞老家书

  天津社会科学院孙玉蓉女士寄来了她所编辑、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书信集》,内收俞老写给朋友、学生、子女的信五百三十余封,收信者共六十五人。虽非洋洋大观,却也十分可喜了。编辑之初,孙女士也向我征集过俞老的信。我作为学生,自应积极协助作好这一工作,所以把老夫子写给我的百来封信,全打了复印件,寄给编者。书中收入百多封,并承编者在后记中特别提到,这是殊不敢当的。我收到书,先打开看目录,见有《致俞润民》的二十六封,便不忙于看先生给我的信,而急于先看这二十六封信了,一口气读完了第一遍,接着又读了第二遍……
  俞润民是俞老的哲嗣,我作为先生的学生,对润民先生是尊称为大师兄的。这二十六封信,简单地说,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杜少陵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极言家书的可贵。实际就“家书”言,又何尝是可以用万金来衡量的,它简直是无价之物。一封破信,扔在废纸堆中,半文不值;而如果送到当事人手中,也许是珍贵无比的。作“牛鬼”时,有个时期在垃圾堆边上拾烂纸,那些“抄家者”天天把各种废纸大量倾倒在垃圾堆中,其中有不少是信件。我的家信全被抄走了,我想或许能再拾回几封,但是没有拾到自己的,却拾到别人的,一封用毛笔写在洋纸上寄给美国留学的儿子的信,信中还提到王云五去美国的事。我偷偷看了,知道是谁的,心想如果还给他,那一定是很激动的。但是我又如何敢给他,他又如何敢收呢?
  这样,便随手一扔,又淹没在废纸堆中,准备晚间打包送废品站,卖给纸厂造还魂纸了,这又如何谈到家书的价值呢?
  家书本是给家人看的,父母、子女、夫妻等等,本不足为外人道也。不过将家信印成书,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的。如著名的《郑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以及《鲁迅书简》中写给鲁老太太的信等等,都是家书的范畴,读来都很有味道。
  其味道淳真处,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如一九七零年元旦信中云:以麻杆煮白肉(买来系半熟的),蘸酱油,甚佳。煤虽来了少许,和成小块,却尚未烧。
  麻杆一烘即过,不易引燃……除夕,厨师有红烧方块肉,每碗三角五分,虽不太烂,颇佳。汝母更煮肉汤白菜加些虾米,我得饱餐,度此一九六九年矣。已交“二九”,在这里约只有两个多月的冷天。
  这是俞老下放到河南息县农村时写的信,当时先生已七十高龄。“我得饱餐,度此一九六九年矣”两句,把老人的达观态度表现得那样坦然。在同年四月的信中又云:“以蓆盖的男厕已拆去。因此我在旧伙房前已无工作可做,并无可看守之对象,将来工作如何安排尚不知……我总听组织上分配也。”又五月三日信云:“廿九日改编麻辫,甚粗,为缚架盖屋用,我们未做,仍编麻绳。”这些内容均可想见下放时俞老的生活、劳动情况。以父子之亲,娓娓道来,细说家常,使今日读者看来,也感到无比亲切,慨叹不已。
  我前面引了“麻杆煮白肉”、“红烧方块肉”几句,有的读者也许会笑,我为什么别的不引用,单引这些油腻腻的“肉”呢?岂不太俗乎?实际“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在某种时候,那是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的。今日有此经验、有此同感且记忆犹新的人大概还不少吧!我自己也深刻地记得在东海边,冒着大雪拉完纤,回到昏暗的伙房中吃一个热馒头夹一大片厚肥咸肉的美味,因此读先生家书,就更感到他给爱子写家书时,细细地写煮白肉、红烧肉时的心情了。
  二十六封家书,未便多引,最后一封,写于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稍引两句,以概全篇吧。信中有一小段道:来信甚好,分别答复。我能写长信自是精神不错,却亦是一种变态,每每控制不住,却总不大要紧,你说不久要来,就不必再跑野马了。
  这信是在北京南沙沟家中所写,与前面所引,在先生生活情况上,早已大大改变,不可同日语了。但家书的感情仍是一致的,写长信随意闲谈,“每每控制不住”,先生自云“变态”,实际这本是父子深情,思子情殷,细细写来,感情得到最大的舒畅和安慰,正是天人之性,自然之理,哪里是“变态”呢?写到此,不禁想起先父汉英公的上百封家信,抄家时全被抄走,现则渺不可追矣。俞老写给润民兄的信,也是七十年代以后的,早的大概也都没有了吧。寒云漠漠,极目遥天,想着老人们的音容笑貌,真不知说什么是好了。

  俞平伯师与故乡

  据闻,七八十年代之间,香港文化界,有“京华姑苏五老”的说话,指的是叶圣陶、章元善、顾颉刚、王伯祥、俞平伯五位。后来王伯祥、顾颉刚二先生先离开人间,“京华姑苏五老”便只余其三了,这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叶。大概是八一年或八二年吧,新加坡周颖南兄在海外写了一篇长文介绍“姑苏五老”,平伯师把他寄来的剪报,一个字一个字地校正了,写在旁边,寄给我看,在信中说:这是香港人叫出来的,其实我不能算苏州人,我是浙江德清人。京华姑苏五老只能叫“京华姑苏四老”。
  我国传统特别重视籍贯,所以平伯师虽然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公元一九零零年)腊月初八出生在苏州马医科巷曲园,但是写籍贯总写浙江德清,而不写出生地苏州的属县元和或吴县。自己到老来还要说清不是“京华姑苏五老”之一,看先生对籍贯多么认真。想来这也还是由于家庭的传统影响。
  距今百余年前,清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二月《曲园日记》,记回德清扫墓事。二月十九日记云:十九日丑正,即展轮而行,过嘉兴,天未明也。午正至唐西镇……又自唐西开至德清,泊小虹桥畔,轮船皆迷不得路,赁一小舟导焉。(塘栖,《曲园日记》中写作“唐西”)
  二十日坐小舟,经乌山,由庙下过丁家桥,缘前港行,展先曾祖天因府君之墓,其他名西南角……又移舟北埭,过四仙桥,展先祖南庄府君之墓,其地名牛舌,地以形似名焉。展拜既毕,至南埭,招族侄福昌至舟,与同回坐船,而松泉侄妇戴、桐园侄孙妇蔡,已在舟相候,因与叙谈数语,略进小食点心,复坐小舟,进东门出西门,至汪家兜,展先大夫之墓,自伤衰老,未知能几度瞻拜松楸,因于三处各赋一诗,示儿妇辈,庶子孙传诵此诗,不致迷其所在焉。
  其一云:
  舟过乌山又向东,丁家桥外去匆匆,橹声一曲移舟入,早已松楸至望中。(右先曾祖之墓)
  其二云:
  小艇还从北埭摇,橹声摇过四仙桥,过桥泊岸先茔见,只隔涂泥路一条。(在先祖之墓)
  其三云:
  西门城外路夷犹,认取汪家小兜兜,亲向榜人遥指点,渡船一叶至前头。(右先大夫之墓)……
  《曲园日记》把俞氏祖宗庐墓记得十分清楚。此日记外间流传很少,也未收在《春在堂全书》中。八十年代初,我曾写文在中华书局《学林漫录》上作过介绍,原稿曾寄给平伯师看过。平伯师并曾写了阅后记。现原文及平伯师批注数点均收在去年出版的拙著《水流云在杂稿》中。不过我的介绍文字中未引曲园老人过德清扫墓全文,只写道:在船过嘉兴之后,特地经唐西到德清扫墓《日记》中记云:“自伤衰老,未知能几度瞻拜松楸。”以七二高龄,犹笃于慎终追远之行,然亦难免要自伤迟暮了。
  平伯师出生在苏州,但仍以德清为原籍,也正是基于曲园老人这种传统道德思维。平伯师回过几次德清,我不知道。但有两次是肯定的,一是一九五五年,一是一九五六。为什么这样说呢?且听我简单说来,九年前,我在无锡惠山拍《红楼梦》外景,于游人去后,坐在树下听鸟鸣,似乎鸟一下都飞来了,于静中极为有趣,将感受写信告诉平伯师。先生不久回信说:也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五十年代中回德清住县委招待所,靠近城墙,晨间听鸟叫,极为悦耳云云。这样我就知道先生回过德清。最近读新出版的《俞平伯日记选》,一九五五年六月四日记云:车行三刻抵塘栖……人家多临水,街上覆以瓦檐,如长廊然。余九岁曾一到,至姚致美堂,今不存矣。运河对岸即德清之白云乡,经长桥即曾祖昔年观承嬉之地……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二日记云:
  搭湖杭班小轮赴德清,七时四十分开行……十二时余始抵德清,以风雨交加,且系逆风,误点约一小时……我邑产逆鱼,以前在苏所食,均故乡带来,是干的,今晚食鲜的,以油煎之……
  廿三日记云:
  仍阴,近五时起,听好鸟睨睆,颇似黄莺,云系春鸟,远远则有布谷之声。吾邑四面有山,而为平原,苔水穿城而过,洵胜地也……出县桥,长桥(县桥跨城河,名通济桥,长桥跨苔水,名阜安桥),至南门上水城门,又至东门下水城门。望虹桥,即余九岁时送先祖之殡泊舟一夕之地。风景清旷,远望文明塔,又参观城墙下古代窑址,据云六朝时遗址,捡陶片一小块……
  十一时三刻出县署,以汽艇赴城东乡,出下水城门,过虹桥,到南埭,乌牛山在望,即乌中山也。在忠社兄家,在先曾祖诞生之地,不胜凄感……
  写一“俞平伯与故乡”这样的题目,必须写出地方与俞氏宗族的关系,又必须写出平伯师与故乡的感情。因此我不避文抄公之嫌,先引了《曲园日记》中回德清瞻拜祖墓的片断,又引了平伯师一九五五年《赴杭日记》、一九五六年《赴浙苏日记》片断,这样对照看,就可以看出平伯师与故乡的关系和深厚感情。如说一九五五年日记只是望了望运河对岸的白云乡,那么第二年所记回忆“九岁送先祖之殡”云云,也是回到故乡德清,前后至少三次了。值得欣喜的是,写此文时,得以一读刚刚出版的《俞平伯日记选》,这是平伯师自己的日记,摘引数段,与曲园老人日记对照,就更可看出其前后影响,伦理道德、故里松楸、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隐隐约约从这些词句所反映的感情中表现出来,足使后人想象不已。

  再读俞师日记

  上海书店出版了一本《俞平伯日记选》,读来十分有趣,近来放在手边随时翻阅,细看一些有感有趣的地方,已经成为历史,或二三十年前、或四十、五十年前,读者并不都是老头子,大多青年人、中年人,即以三四十岁的人说吧,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事,他们那时还是个孩子呢!在我读来饶有兴味、深有感慨的地方,在他们读来也许感到没啥啥,一翻而过了,如我讲点趣味或感想出来,也许他们会增添阅读的味道,这也正是历史之趣味所在,正所谓“白头宫女在,闲坐说元贞”,千古之回味无穷也。闲话少说,且听我慢慢说来,所说先以解放后的为限。
  俞师一九五六年五月有《赴苏浙日记》,到过杭州、德清、上海、苏州等地,这一年是我在上海安家的第一年,其时简化社会关系,旧日北大老师,均未有联系。今日读俞师这一时期日记,却仍感有同在江南、呼吸与共之感。
  而有些事八十年代中期,互相说起,兴趣一样,十分有味,深得相应相求之乐,如五月二十三日寓德清县委招待所晨起记云:仍阴,近五时起,听好鸟睨睆,颇似黄莺,云系春鸟。远远则有布谷之声。吾邑四面有山,而为平原。苔水穿城而过,洵胜地也。
  久住北京、上海大都市的人,很少听到鸟鸣,所谓“以鸟鸣春”,也只是农村及园林区域的感受。而都市中的人偶于春夏之交,到农村或园林胜地去,晨间或黄昏时最敏感的就是百鸟争喧,真是比任何音乐演奏都好听。我在八二年四月住杭州里西湖新新饭店老楼、八五年在无锡惠山拍电视,都有此感受,均曾写信告诉俞师。八五年五月先生来信云:二日手教详细,欣诵……今岁我精神非劣,而活动(指写作)甚希,视辄万言者望洋兴叹,奈何!于客散静境闻鸟啼,可谓佳趣。我亦有一次。一九五六年返里,宿德清县署,地邻城墙,晨兴百鸟争喧,如聆仙乐,始知吾乡之趣,胜软红尘境多矣。又知各地风光并入红楼镜头,可谓大观……
  信中所写与《日记》对看,可见虽时隔近三十年,情趣爱好未改变也。
  于今又十年矣,能不思念惆怅乎?
  俞师南行日记中,常常记到各种江南小吃,在苏州记到的尤多,如:五月二十九日记云:“……以洋车至观振兴吃面及烧麦……”
  三十日记云:“又至西园,观五百罗汉……在门外吃豆腐花……”
  三十一日记:“六时出门,至朱鸿兴吃面,又在干将坊巷口小店吃油氽团子和馄饨……”
  六月一日记:“五时半起……在干将坊口吃煎团子一枚……”
  六日记云:“访瘦鹃……归途买臭豆腐三块食之,已五时半矣……在养曹巷口饮蔗浆一杯。”
  俞老为什么爱把这许多小吃都记在日记中呢?他自己在此记中加说明云:“欲访苏州府,故迹全迷……余生长吴下,十六远行,对零星乡味辄有莼鲈之思,故记中琐琐述之。”写至此间,我忽然想起曲园老人日记(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记杭州小吃云:余自来湖上,以食物馈者甚多,然不可书,书之则为酒肉帐簿矣。惟涌金门外三雅园豆腐干及岳坟烧饼,则皆西湖美品也。不可不书。
  曾祖父与曾孙之间,生活爱好,文字情趣,可以对照看之,便可以看出其一脉相承了。俞老这次在苏州,七日和雷洁琼等位游狮子林、拙政园,还忘不了买小吃,记云:出园门购方糕,玫瑰、薄荷各一,每块一角二分,亦吴下佳品,昔三姐爱吃之。
  读到此间,怡然神思,那雪白的中间透点玫瑰红色的猪油玫瑰方糕、中间透点淡绿色的薄荷方糕,真是又糯又甜,滋味隽永。当时观前猪肉大包只卖五分一只,而方糕卖一角二分,价钱不小了。所以特别记出价钱。至于六日所记“臭豆腐”三块,大概一角六块,三块只五分。所以不记了。
  一九五九年三月,俞师有《赴苏北日记》,同行者是王伯祥、叶圣陶等位。这日记一开始就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十九日记云:晴有云,晨醒时车过临城,见红霞与火光熊熊相……
  现在读者看到此处不会明白,为什么“红霞与火光”相映呢?难道临城车站着火了吗?非也!这就是所谓的“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这一年春节,我也坐火车回过北京,夜里经过铁路两旁,到处都是熊熊火光。不少人家、单位把很好的铁门、铁栏杆等拆下来,捐献出去,支援全民炼钢。小土炉日日夜夜把这些烧成铁水,再浇成豆腐渣一样的铁块……人的脑筋自此以后,似乎日渐如醉如痴了,这时也就开始了“自然灾害”时期……年青朋友是全不知道,无法想象,看到这种地方,自是一带而过,岂不知就这“红霞与火光熊熊相映”背面,就留下了“大文章”、“真史料”,这就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了。
  二十一日记到扬州情况云:
  三时出游,先至史可法祠,瞻遗像、遗墨、衣冠冡。游瘦西湖公园有流水垂杨之胜。惜城已拆除,无复绿杨城郭之旧景矣。小憩月观,从五亭桥而出。五时返寓,天阴微雨,晚扬州当局约在富春茶社吃包子。其地在扬颇有名,包子、烧卖等馅似过甜。肴馔亦佳。晤江树峰,余赴英之友,亦知道佩弦……
  这段日记十分有趣,瘦西湖、五亭桥、富春包子等等,现在都有,而且瘦西湖修得更好,不必多说。稍有可惜者,未写到“冶春”,扬州情调,现只有御码头下冶春一带河房,如《扬州画舫录》插图中所画景象,可以想象乾隆时代,也就是《红楼梦》时代扬州的情景,可惜俞老未看到。所记江树峰老先生,当时据知是扬州中学教师。扬州中学是二三十年代以来全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就在这里教过书,所以那里的教师很不简单,都是饱学之士。还有一点现在说来更重要,这位老先生是江泽民主席的叔父。在俞老日记中,无意看到,他原是俞老留学英国时的朋友。“佩弦”就是朱自清,也是江老先生熟人。查孙玉蓉女士所编《俞平伯生平大事记》,俞老是一九二零年一月四日“同傅斯年从上海乘船赴英国留学”的,三月初因英镑涨价回国。可惜《日记》中未细记江老先生留学英国的情况,总也是这个时候的事。前不久,曾见一资料,江老先生晚年在北京,数年前也已成为古人了。
  一九六二年有《偕游北戴河日记》,此行有许夫人陪伴,记中云“偕环至崇文门东新车站,尚是初次由此出京”,所以叫“偕游”。日期是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四日,尚是自然灾害时期后期,上海当时馆子已有高价菜出售,看《日记》所记北戴河亦有海滨饭店、天津起士林分店等中西菜馆。其时俞先生等位均有高级知识分子特殊照顾供应,如每月多少油、糖、肉等,但一般市民没有,家属没有。一般市民粮、油、肉、蛋等供应仍紧张。但已较六零年、六一年好多了。俞老北戴河之旅,早饭也能吃到“牛奶粉、花卷”,晚饭也能“一荤一素一汤,米面尚佳”,而“荤只肉蛋而已”,大概也只是肉蒸蛋,不用起油锅炒,于供应有所改善之中,也可看当时艰难情况,现在读者亦难理解了。
  此次《日记》记到一位特殊要人。七月“三十一日(农历七月初一日),晴有风”记云:续写《葬花》。陈占元、盛澄华、金克木来,为唱《游园》。十一时康生来访谈,有作协萧三、朱光潜、郭小川等偕来。送康生至安一路登车……
  八月一日记云:
  ……与冯至谈,他对于词选前言提出修正意见……写上康生书,由作协发。
  康生来访的确不简单,《日记》中两天三次写到来访谈、送登车、上书。
  过去只知道:康生的字写得确实不错,有晋唐韻味,去年见《文汇读书周报》长文记载,才知康生早年在上海作过虞洽卿的秘书,这自然要有过硬的文字书法功夫,不是只会两句白话文、随手乱写几个毛笔字所能胜任的了。《日记》中“写上康生书”,用个“上”字,这有如“公车上书”的“上”字,多么隆重和谨慎,只可惜这份信稿不在日记中,其内容和措词是很难想象了。
  多么遗憾呢!
  一九六二年还有《香山游记》,排日记事,只有三天,不多引了。往后一跳,就是一九六四年五月的《霸县煎茶铺日记》,这是“四清工作”开始的时期,已是“文革”的前奏曲,组织这些人到农村去学习受教育,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同组有裴文中,古生物专家、“北京人”研究者;初大告,英国语言专家,及游国恩等人。其他组还有桥梁专家茅以升等人。所记都是到各村听社会主义教育报告、“洗澡洗手”检查、斗争会、阅读文件等。五十来岁以上,经历过这种岁月的人,一看就明白,就如回到昔时,身临其境,而四十来岁以下的读者就无亲身感受了。细阅所说,亦多可噱可叹者,如二十二日记中云:“一党支书、一窑厂会计检讨,甚长,我亦听不甚清……先归。”看来这次会是白参加了。二十五日记:“在院中听群众检查(一般说“洗澡洗手”)……天无纤云,圆月皎然,不意在此看月,有怀人之意。十时余步月而归……”古人说“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这是一种特殊的境界,在某种时候,是未可厚非的。老先生听人家“洗澡洗手”,自己却在看月亮,且有怀人之意,真是想入非非了。可惜主持会的人无法透视每个人当时的思维,科学家也未发明这种机器,不然,这点闲情逸致也没有了。二十九日记中云:“……在讲话时,辄有一人突起,振声大呼口号(与所讲有关),众皆高声和之。此在斗争大会往往有之。余尚是初见。”开斗争会喊口号,老先生尚是初见。文中还用“高声和之”文绉绉的话语记之,可见书生之态可掬了。六月四日记云:连床之游公昨夜未归寝,至晨四时三刻始来,云系准备今日之发言稿,亦可云努力矣。闻建功亦然……九时联组座谈……游、魏谈得皆精辟。魏富感情,且至下泪,惜稍长耳……
  看这些老先生当年接受教育,多么卖力。俞老这些日记,真是珍贵的历史史料,切莫等闲视之也。
  当时物价也有珍贵资料留下来。五月二十一日出发时记中云:“……送电视机来……价四百三十五元,匆匆未及细看。”这是当时那种黑白电视机,以物价指数十五倍计之,等于现在六七千元,当前可买很好的二十几吋进口彩色机。另外六月五日记中云:“将饭帐、粮票算清,只费四元七角。今日午晚餐均加丰,盖送行也。”当时俞老研究员工资三百来元,而半月伙食只吃四元七角,这个现在能想象吗?
  下面接着是一九六九年的《“干校”日记》了,由六九年七月十八日起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间断记录,这已是开始于“文革”、清队等疾风暴雨的斗争之后,接近“认罪”、“批判”、听候处理的阶段了。但记中仍多批判、批斗。第一天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就记云:李通知写检查,云学部将有批判会。二十一日下午写完《认罪与悔过》,六千五百字,交出。
  其后即均记“检查、批判”……“批判、检查”事,同组名人甚多,直至十一月五日记云:
  上午发言,表示赴“五七”干校之决心。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阳罗山,办“五七”干校学习班……
  其后所记,就都是在河南信阳、息县等农村干校的情况了。写检查、开批判会、参加劳动,在菜园种菜、积肥、搓麻绳,住农民小茅屋,一同劳动的都是名家,孙楷第、吴世昌、钱钟书……直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交了八千字的《一年来我思想的动态》,十一日才宣布让他老人家和何其芳等四人回京,十八日下午四时半回到北京。这段《日记》如和《俞平伯书信集》“致俞润民”书信前五封参看,会了解到当时社科院一些老专家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的全面生活和思想情况,是十分难得的历史材料。只不知那些篇《认罪与悔过》、《一年来我思想的动态》和数不清的《检查》等稿件现在何处,如把斗争会、批判会的记录和这些检查文稿全部印出来,现在一定也是畅销书。
  一九七五年二月有《赴津日记》,那是到儿子家中去过春节,自是祥和康泰、得遂天伦之乐。而一九七六年《京师地震日记》,则又是本世纪后期中国一件大事,唐山大地震,相信是会载入史册的。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恐惧地震,记中写防震有长期之说。妙在此记后有老夫子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写的“跋语”,一上来就说:虽记了近一个月,事实上只震了一天,而社会扰攘、群情惶骇,以今思之似不可解。若当时不记,现在回想,恐怕连一个字都没有了。故虽见闻狭小,文字浅陋,非无暂存之价值。
  后面是一篇长文章,写跋时师母已去世数月,且本年初师母去世前后,又写有《壬戌两月日记》,亦写有“跋语”,于理于情,述叙颇细。夫子并将此跋手书件寄我,今日回思,情景均历历在目焉。《壬戌两月日记》,十一日记有乍浦许白凤先生一词,书中标点错误较多,重录如下:……复许白凤书,见示一词颇隽,附抄于后。《小重山·春盘偶忆》:“颇晓村娃满街兜,吭吭声调转,似欹讴。(村娃叫卖别有一调“吭吭蘌菜马兰头,吭吭”,吭字都带着拖音。自注)满篮新绿出田畴。听叫卖,蘌菜马兰头。(平注:兰似当作篮,通用不拘。)春草亦珍馐,生香餐秀色(三字,平拟改。原作真可似叶仄韻)。味长留。买来清洗水锅头,撩一把(按:俗作捞),切细拌麻油。”亦江乡风味也。
  录此词时,为壬戌清明前一日,师母许夫人去世已两月,先生心情亦渐平静。许白凤先生今已八十九岁,仍健在,寓平湖。《壬戌》乃一九八二年,四年之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间,俞师去香港,韦柰有《随外祖父游香港七日琐记》,亦禀承俞师口气所记,仍可视作俞师最后之日记。
  这一小本《日记选》,最早是一九一八年的《别后日记》,当时先生初到北京大学读书,后面有一九六三年《后记》云:“记中诸师长,今犹在京者只知堂师,年将八十。馀如逷先、申叔、季刚、玄同、瞿安诸师,仲甫、适之两先生俱久已谢世……”这已是几度沧桑之后。及至最后一九八六年香港外孙韦柰代记之日记,中间相隔虽只六十八整年,如两头一联系,就正好纪录了一个学人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如以十九世纪的曲园翁与之相比,又如何感想呢?曾祖与曾孙,真有“江山异代不同时”之感了。
  去年春夏之间,俞师故乡浙江德清“纪念馆”来信让我写纪念老师的文章,当时一因俞师去世后,我纪念文章已写了好多篇,一时不知写什么好,二因妻子老病缠绵,呻吟床褥,常常忙于求医问药,而各处博稻粱谋的约稿关系户又多,时间有限,一时难以应命,只好拖着。后来见到《俞平伯日记选》出版,内中有五十年代中期回德清故乡的日记,便写了一篇《俞平伯师故乡日记》交卷。而其间又有因缘,我妻子蔡时言是浙江武康上柏镇人,现武康取消,并入德清县。而俞师纪念馆的负责人周良达先生,就是上柏小同乡,又是岳家的故人。去年八月份,他特地来上海我家中看望,在我妻子弥留之际,能见到故乡的近邻,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一时忘去病痛,欢然话旧。
  但这是他们最后的见面,九月廿六日,我妻子便去世了。近日又重读《俞平伯日记选》,旧景历历在目,不胜感慨系之。因又写了这一篇读后感,以补前篇之不足,也更感到这本小书的历史价值之重要了。
  乙亥惊蛰节,即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于水流云在延吉新屋晴窗下。

  《冬夜》与《古槐》

  “冬夜”、“古槐”连在一起,也可以成为一个短句,作为题目,写篇散文,写首诗,情调也是很好的。但在此,我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两种书,《冬夜》是原来的书名,《古槐》则是《古槐书屋词》的简称。这两本书都是俞平伯先生的著作。
  平伯先生是我的老师,近日以九十一岁高龄化去,《文汇读书周报》编者约我写篇悼念的文章,而且说明要写与书有关的。虽然指定了内容范围,但这个“与书有关”也够广泛的了。平师是学者,一生读书、著书、教书,以书为性命,因书受连累……这个范围还能说得清吗?这样便想缩小范围,把思索的焦点集中在我的书架上,目光所及,平师所著的书虽不全,却也有好多本,有的是先生送的,有的是我自己买的,一看,还是不少,在一篇短文中还是很难写全,于是再缩小,选择了其中两小本,即一本是《冬夜》,另一本是《古槐书屋词》。
  我为什么选择这两种呢?不是因为两种书篇幅小,倒是因为它所代表的内涵大,《冬夜》是先生的新诗集,代表了先生曾作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员,受过“新潮社”、“语丝社”的战斗洗礼,提倡过“诗的平民化”
  的主张,这些早期的新诗,代表了先生当时的思想感情,那样鲜明地表现了当时青年人追求真理的渴望,那样热情,又充满着矛盾,既有“风还扇着,/火还窜着,/顽铁向洪炉中跳跃着。”这样投身时代洪炉宣言般的战斗者之歌,又有“黄叶纷纷的辞家——花花,/我守着他,潸然泪下;/风卷起来,下去!
  ——沙沙沙”那样诗人的寂寞之泪。在《冬夜的公园》最后一节道:“鸦都睡了;满园悄悄无声。/惟有一个突地惊醒,这枝飞到那枝,/不知为什么叫得这般凄紧?听它仿佛说到,/归呀!”这首诗写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那还是“五四”之前,虽是触景生情,却还是在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和曹操“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等诗境的束缚之下,一九二一年十月写的《打铁》中则发出了“拿我的锄头来”的呐喊,写出天真的“大家肩着锄头来,/天亮了,大亮了!/刀将永远被人们忘却了”的愿望,年青时期的先生又哪里知道锄头永远是战不胜刀的,拿锄头的手一旦拿了刀,那就永远钢刀在手不再拿锄头了。
  人们称俞老为红学家,却常常忽略了作为“五四”文学运动战斗者的俞平伯,正因为他以战斗者姿态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并未以此“洗礼”为资本去作官、去掌权,而却以此去研究《红楼梦》,因而他能以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使这一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如说《冬夜》一书标志着他获得新思想的脚印,那么《古槐书屋词》则代表他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他所继承的又是多么淳朴。叶遐庵先生序中说:
  德清俞君平伯承先德曲园、阶青两先生家学,淹通博雅,有声于时。余昔纂《清词钞》,曾从君索先德所为词,颇不知君之亦深于词学也。故辑《广箧中词》,亦未录及君所作。比复来京师,乃得读君词稿曰《古槐书屋词》者,则功力深至,迥异时流,始感昔者知君之未尽,而君顾不自慊,且笔矜慎,综数十年所作,仅此二卷,是不但足以窥君之词之工,抑君治学处世之不苟,概可知也。
  这一段话,对先生的词和先生为人,说得都十分中肯。先生是一位非常热情、认真、淳朴的人,作学问、对人都是如此。唯其热情,所以作学问勇于向前,对人诚恳真实;唯其认真,所以作学问一丝不苟,对人也极为负责;唯其淳朴,所以既不违心,也不从俗。有时在世故圆滑的人看来,先生似乎有些“怪”,也正是先生的可爱处,值得尊敬处,令人思念处。
  先生讲清真词,是宋词正宗,所作词也都是婉约正韻,一首晚年写的《玉楼春》寄来时信中说“语淡而悲”,这是一九八二年壬戌师母耐圃老人去世后所作,未收入《古槐书屋词》集中,读此除可见先生词之功力,亦当哀斯文之绝响矣。
  两本书,都是先生签名郑重送给我的,一本是当面给的,一本是挂号寄来的。情景历历,曾几何时,已人天永隔矣。念师之情亦为神州文化哀,悲夫!

  沈从文师的学术文章

  对于沈从文先生,人们多是注意到他的文学创作,他的极为优美的小说和散文,如《边城》之类,而很少注意到他的学术论文。虽然他的《历代服饰图录》的著作在十几年前香港出版时,也曾引人瞩目一时,但很快人们就很少提起了。而热门的,还是他的散文集种种,在前不久“文汇书展”上,就有好多种版本在出售,有汇编为厚厚的散文集的,也有薄薄的但封面印刷精美、淡雅宜人。旧集子的不少重刊本,种类很多,却没有一本是学术文章的集子。我这里有一本四十一年前,即一九五三年九月份出的《新建设》杂志,上面刊登着一篇从文师的学术文章,题目是《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注),这却是一篇考证精博,而内容又十分有趣的学术论文。全文一万六千多字,具体而细致地介绍了我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是一篇十分见功力的作品。参考书目有数十种之多,文中有引文的,就有《史记》、《汉书》、《盐铁论》、《晋书》、《罗布淖尔发掘报告》、《西京杂记》、《北方系文物研究》、《西域记》、《蜀典》、《诸葛亮文集》、《三国志》、《邺中记》、《北史》、《洛阳伽蓝记》、《鸡跖集》、《唐书》、《唐语林》、《唐六典》、《历代史画记》、《燕翼诒谋录》、《辍耕录》、《格古要论》、《博物要览》、《洛阳花木记》、《大金吊伐录》、《亲征录》、《清波杂志》、《大金集录》、《松漠记闻》、《天水冰山录》、《揽辔录》、《金史》、《元史》、《野获编》、《梦粱录》、《金瓶梅》、《金鳌退食笔记》等书,可知其征引之富,用功之勤。
  从文师抗战时在西南联大教书,胜利复员后,回到北大,在文学院教书,开“现代文学选读及习作”,是大一、大二必修课。我当时虽已读四年级,但因是日伪北大、临大等校转上来的,要补修这门课,所以也直接是沈先生的学生。先生当时常在学生习作的稿纸缝中,再加两三行小字进去,字大小像芝麻一样,而且个个是工笔小楷。我第一次领回习作卷子,大吃一惊,珍重保留起来,一直到“文革”被抄家抄走为止。解放后各大学院系调动,沈从文离开北大文学院,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据说最初是作解说员。
  但先生随遇而安,很快爱上了研究古服饰,这篇文章就是最初的研究成果。
  文章从出土的汉代“韩仁锦”、“长生无极锦”、“宜子孙锦”、“群鹄锦”、“新神灵广锦”说起,引《蜀典》、《三国志》等书,分析出“捶金箔技术,于蜀中得到发展,是极自然的。”驳斥了西方某些学者所说“中国丝织物加金技术上的发展,……来自西方”的错误结论。文中提出:“用金银缕刺绣作政治上权威象征”,从三国时代开始“一直在历史发展中继续下来。到以后还越来越广泛。”在《魏志·夏侯尚传》就说:“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下,皆得服绫、锦……金银缕饰之物。”直到北羌石虎、唐、宋之后,就更为盛行。
  从文师论述与实物对照,极为具体,如说金缕衣的金缕,即后来的捻金,金薄即后来的明金和片金。而捻金也好,明金、片金也好,都要先把已经很薄的金叶,再捶成飞薄的金箔。这种加工技术,在很早就极为普遍,引《唐六典》记载,说明唐代用金技术,已有十四种,即“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缕金”、“捻金”、“戭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金丝织物,就是用捻金线。即把极薄的金箔,捻在极细的丝线上,然后织在丝织品中,如夹金锦缎、夹金纱罗等,据说日本正仓院收藏唐绫锦中,就有四种加金丝的织物。
  文中还将正仓院所藏唐代金锦,与元、明以来“遍地金”、“库金”、“克金”、“捻金”、“片金”为主的丝织物比较,说明其截然不同。至宋代衣服用金,名目更多,有“销金”、“缕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等工艺。
  真是名目繁多,只从文字上读来,就令人眼花缭乱了……一万几千字的学术论文,我在这里是无法介绍清楚的,只把眼花缭乱的绚丽内容,略为提到数点而已。
  学术文章,有几种写法,一种是正式国际论文式,大一二三四,小一二三四,还有注一二三四,后列一大串作者、书名。读着前面的文字,还要不时去找后面的书名、人名,甚至附录、附表。读起来真是麻烦不堪,乐不敌苦,因之我很少读这种论文,也从不写这种论文。另一种是随文写出作者、书名及引文,再加以说明、解释、排比,以见源流,以明脉络,水到渠成,结论自出。这一种是读书笔记式的写法,如写得好,谈得有趣,使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知堂老人最善于写这种文章,我很爱读,也很爱照这样去写,但难的是条理和裁剪,如条理不清,剪裁失当,就容易使读者感到杂乱。从文师这篇文章,从内容材料来说,是极为丰富的,除引文外,还有不少实物作例子,实物的时代、名称、色彩、花纹,本来是很引人入胜的,只是从文师好像习惯于文学性的散文、小说的描写,而学术性的文章,这样丰富的材料,在条例上和文字表现上,却稍感欠于分明,因而读起来觉着琐碎,使读者感到吃力。不过能读到从文师的学术文章,总是十分可贵的。回忆十几年前,在北京崇文门先生寓楼,谈论《历代服饰图录》时兴高采烈的情况,上距写此文时已近三十年;而今天则先生去世又已六七年了,真是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能不慨然!
  附带说一声,这本旧杂志,到我手已是第三个人了。封面上有红印,上刻“国家财物,列入交待”八个字,不知什么意思,是什么机关盖的。原价每册四千元(即币制改革后四角),封面上又有毛笔写的“一九五五年十月以二角人民币买来”字样,虽是随手所写,却极有功力,说不定是一位名家。
  杂志中其他什么“经济法则”、“工业化”等大文章似乎都未看过。只有沈从文这篇有红、蓝笔标记,即眉批小字,同封面上毛笔字是一个人写的,可见这二角钱是为沈先生花的了。我则又是十几年前三角钱从旧书店买的。近日理书架,翻出来重读一遍,情不自禁,写了这篇短文,算作对从文老师的纪念吧。
  注:此文题后来改为《织金锦》,收在先生《龙凤艺术》一书中,一九六零年出版。

  张伯驹氏原刊《丛碧词》书后

  去年春天,在上海福州路古籍书店偶然买到一本原刊本《丛碧词》,书还十分整洁,夏天带回北京,本想请张伯驹老先生题几个字,以志墨缘。不想正遇上老先生去青岛避暑去了;春节后,又回北京,则老先生已成古人,闻之难免感到十分黯然了。
  三年前,北京友人寄来新刊《丛碧词》的油印本,虽然内容增补很多,但在印刷上、纸张上,都与原刊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刊本纸墨精妍、装饰高古,现在很难遇到,今天说来,也可以说是准善本书了。
  这本书是大开本,开本约为二十八乘十七厘米,版口约为十八乘十二厘米。天地很宽,仿宋大字刻本,单宣刷印,黑口,双鱼尾,页十行,行十八字,瓷青纸书衣,翻阅极为爽朗。扉页是双鉴楼主傅增湘氏所题“丛碧词”
  三字,有“藏园”朱文章。后面是夏仁虎老先生的序,再后是郭则澐老先生的序,都写于“戊寅年”,即一九三八年,已是沦陷后琉璃厂所刻印的了。
  当年是印了送人的,刷印很少,因而流传颇稀,四十三年之后,能于旧书肆中偶然遇到,也是十分不易,深可喜悦的了。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一些留下来未能奔赴后方、而又有强烈爱国心的老知识分子,是很痛苦的。枝巢子的《序》一开始就写道:会罹世变,逢此百忧,沦桑屡易,小劫沉吟,骨肉流离,音书间阻,幽居感喟,时复有作,词侣星分,吟俦雨散,伯驹张子,酬唱实多,间出夙稿,题曰《丛碧》……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作者和序者当时的心情,也可以说是相濡以沫吧。
  《丛碧词》的风格,是花间一脉,宗姜白石,十分典丽婉约。在抗战烽火年代里,自亦无限伤感,反映在词中,就更为凄惋了。如重回北京时的《扬州慢》有句云:“豁迎眸,一发认故国山青,向谁洒伤时涕泪,洗甲银汉,何日销兵。敛西风残照,馀晖犹恋高城。”寄托和感慨是都很深的,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当时沉重的心情。《湘月》一词注云:“残年急景,烽火四天,时与蔚如(夏仁虎先生字)诸公唱咏为乐,亦无可奈何中,聊以自遣耳。”
  更明显地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情。其特征是爱国的,是伤时的,但又不是软弱的,自认为是无可奈何的。这也正是许多这类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丛碧先生已成古人了,我与先生无一面之缘,只是久已神仰而已。今日重翻《丛碧词》,不免有些惆怅和感想,因而写了上面一些话,当作一点纪念吧。所提书中内容,真可以说是一鳞半爪;至于全面评价先生的词作,则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了。
  按前文是中州张伯驹丛碧先生去世时我写的一篇纪念短文,当时因限于报纸版面,写得很短,内容十分单薄,现编入书中,略作补充。
  其一丛碧先生是贵公子而兼诗人词人,又是文物鉴定专家。先生父亲作过河南督军,又是袁世凯亲表兄弟。其青年时之豪奢,自不待言。所著《洪宪纪事诗补注》十九中说:洪宪前一年,他父亲让他去给袁拜年,磕头时,袁以手掖之,问几岁,回答说十八岁,又问你在府里当差好吗?回答说:正在模范团上学。袁说:好好上学,毕业后就到府里来。回去代我问你父亲好。
  拜回来刚到家门,赏赐的礼物就送来了。是: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羔皮衣各一袭;书籍四部,食物四包。
  单看礼单,就可想见其当年生活。贵公子出身的人,类型很多,有的可成为专门学人又一掷万金、毫无吝色的豪侠之士。以五六万元大洋从旧王孙溥心畲手中买下陆机《平复帖》,过了不多年,又捐献给国家的人,也只有中州张伯驹才有此学识,有此财力,有此豪情。“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是中国部分有财力的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但这不是摆阔,不过,这不是社会上一般俗人伧父所能理解的。
  刻印《丛碧词》的年代,虽在战时,丛碧先生尚有刻书的财力。当时北京琉璃厂也还有高手刻工、印工,刻印出来的书,真可以说是纸墨精良,古雅可赏。过去说善本书,一般以历史年代划分,常常忽略书的印刷精良,流传多少。这样一些近代印刷精良、流传稀少的书籍,就不能得到及时的保存。
  现在古书经过几十年浩劫,焚毁殆尽的情况下,就更值得深思了。近见报载黄裳文引周叔弢先生函云:
  善本籍总目……画乾隆以前和辛亥革命以前两条界限,似觉不妥。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亦将不能收入目录矣……
  所说是很有见地的话,就这本刊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丛碧词》,从刻工、纸墨上、版本流传上,都不逊于善本书中的任何精刻。当时夏枝巢、郭啸麓这些老词人都健在,两篇序写得真好,只可惜限于篇幅,引用较少。
  翻天覆地之后,丛碧老人戴了几十年右派帽子,经历十年浩劫,老年住在什刹海后海时,那真是“黄金散尽贫能乐,白发添来老不知”,犹拍曲谱词,兴复不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印了一本油印本《丛碧词》,收词较多,我在萧重梅仁丈处曾见过,自然无法与纸墨精良的原刻相比了。

  容庚先生的《丛帖目》

  若干年前,在漫长的时代里,对于海外出版界情况一无所知;改革开放,得以陆续看到一些港、澳、台的出版物,是十分可喜的。只是内外购买力差别甚大,海外出版书籍定价很高,一般买不起,常常只是望书兴叹而已。但是也有意外的,前天无意中买到三本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容庚先生的《丛帖目》,真是感到万分欣喜。其巧合处,亦是难得之书缘了。
  买到这部书,一是书本身引起我很大的爱好;二是编书人引起我深切的思念。总之,由书及人,由人及书,都是我十分景仰的。
  容庚先生是著名文字学家,其名著《商周彝器通考》、《金文编》等,都是一家之言,是海内外学人极为推崇的古文字典籍。先生在三十年代,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七七”事变之后,先生仍在燕大教书。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封了燕大的门,一些中外名教授,有的进了集中营,有的辗转去了后方,也有一部分人仍留在沦陷中的北平教书,先生到当时北大文学院教甲骨文,是中文系三年级的课程,这样我上过先生几个月课,也算先生的学生,自然只是最无能而有愧师门的朽木之材而已。
  在《丛帖目》,先生一九六四年十月的“自序”中说:“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起,余移居上斜街东莞新馆,百无聊赖,以书画遣日,所居密迩琉璃厂,时至观复斋、富华阁……”我读到这几句,眼前不由得立刻浮现出先生到沙滩上课的情景:一位花白头发平顶头的中等身材老人,身穿蓝布大褂,推着一辆很旧但还很结实的自行车进入校门,在红楼前把车脚撑起,从车后货架上把大捆的书和碑帖等解下来,进入楼中。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是琉璃厂或隆福寺某家旧书铺的掌柜来送书,哪里会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甲骨文专家容庚教授呢?先生写序时,是七十岁,我听先生课时是一九四五年,先生五十一岁。
  沦陷时期,北京的中学毕业生,少数去了后方,进入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等,大多限于条件,仍留在北京,家境好的,还可以上教会学校;家里穷的,想继续读书的便上了伪北大、师大等,自然亦是“附逆”之一种形式了。抗战胜利,重庆教育部要“甄审”这些学生,先生仗义执言,发表了《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为“七七”事变后,军队仓皇撤退,大官携带细软与家人南逃,扔在古城中的一群“苦哈哈”说了几句公道话。此信现收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不过知道此信背景的人已经很少了。在此因思念先生,顺便提了一下陈年旧事。
  《丛帖目》是先生用三十年时间编成的一部书。“帖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平时人们说碑帖,其实是两种东西,“碑”是从秦汉以来封禅、墓道、墓志、寺观等正式石碑文字,汉、魏碑刻均不署写碑人姓名,唐以后碑才署名,“帖”则是书家随意所写,或诗稿、文稿、书信、日札等,后来由收藏家刻在石上的。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本是文稿,最早隋代即有勒石刻本,后来又有各种摹本刻石,单一个《兰亭集序修禊帖》就有十五六种刻本。其他历代名家片纸只字,为后人所宝,勒石摹刻就更多了。“帖”的名称都取帖前数字名之,如《十七帖》,开头即“十七日”云云。“丛帖”是把许多人的帖汇刻在一起,这样就同时保存了许多名家书法痕迹,虽不是原件,但也最接近原作,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今天能看到王羲之、王献之、陆机等晋人字迹,就全靠这些帖刻在石上,才得以保存下来。
  “丛帖”由宋代淳化三年(公元九九二年)所刻《淳化阁帖》开始的,简称“阁帖”共十卷,由“汉章帝刘炟辰宿帖”开始,到王献之《鹅群帖》、《敬祖帖》为止,把当时内府所藏名帖都上石了,得以流传至今。不过据米芾、黄思伯等人鉴定,里面有少数伪帖。其后署名皇帝宣旨刻的丛帖有宋徽宗的《大观法帖》、清乾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等。私家所刻丛帖,那就更多了,如宋代曹之格的《宝晋斋法帖》、明代文徵明的《停云馆帖》、董其昌的《戏鸿堂法书》,都是十分著名的。
  《丛帖目》将自《淳化阁帖》开始,到民国三十年吴县潘承厚氏影印之《明清藏书家尺牍》;及断代帖宋《凤墅法帖》至清《且静坐宝集墨》,及个人晋《王羲之书》至清《林文忠公手札》等三部分所有帖名细目、跋语等全部汇编在一起,并加案语征引张伯英氏《法帖提要》,不但洋洋大观,而且考窾精严,实在是碑帖学、文献学、目录学中的重要传代之作。正如冼得霖先生序中所称,较之前此之《南村帖考》及未刻之《帖集目》、《鸣野山房汇刻帖目》诸书,宏传精审多矣。我不学无术,但性喜杂览,也爱读读法帖,得到此书,真是喜不自禁。写此小文,用志书缘,并以此纪念希白夫子吧。

  谢国桢先生与《晚明史籍考》

  去年十二月,出版社寄来了《鲁迅与北京风土》的赠书,我看着书封面的题字和序言,不禁想起了昔日的师长、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先生去世已将近半年了……
  《鲁迅与北京风土》的序言和题签,都是先生写的。在出版之前,序言先在去年四月间的《文汇报》上刊登了出来,五月五日先生来函云:拙序随意属草,颇不足观,荷承登载文汇报,至感怀恧。桢写有《明末清初的学风》等篇作品,日内即由人社(人民出版社)出版,见书即寄陈指教。
  信中极为谦虚,同时又十分关怀学生,念念于要把著作送给学生,可惜的是《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的出版,已在先生去世之后。
  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晚明史籍考》,后经增订,书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近年又有新版发行。这部洋洋八十多万字的学术巨著,是先生用了毕生的精力写出来的,可以说是留给世人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先生这部著作,最早是一九三一年刊行的,那已是半世纪前的事了。当时祖国正处在外患极为严重的时期,人们想到晚明的史实,想到清兵的入关,因而当时搜求、研究晚明史料的人很多,也是学术界的一时的风气吧。但一样都是研究晚明典籍、晚明史料,其出发点并不一样。一种是像鲁迅先生说的,以清廷遗老自居,而引明代遗老为同调,不问遗于何时、遗于何族的“为遗老而遗老”的人;而另一种则不然,他们研究南明史籍,重印明遗老著作,重印清代文字狱时期的禁书,了解当时反对清朝统治的史实。到了三十年代时,国难当头,这些工作就显得更有意义了:一是唤醒人们的民族思想、爱国思想,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生存的斗争中去;二是鼓励气节,鼓励为国家、为民族、为正义、为真理而坚强不屈的精神,不趋炎附势,不投降敌人;三是从清代禁书、文字狱等的研究中,认识和揭露当时反动派文化围剿的阴谋和罪恶。谢国桢先生正是本着后一种态度和精神来研究的。态度正确,加以用功又勤,长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治学条件又好,因之没有多少年,其研究工作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写出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等重要明史专著,引起学术界很大的重视。其影响不只在国内,而且远及海外,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很大重视。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之九中曾引用谢老原文予以高度赞扬:谢国桢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件,用力甚勤,叙魏忠贤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阉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鲁迅先生著文引用这段话时,正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后的第十天。我们重读鲁迅先生的这段文字,不是更可以理解到谢国桢先生当年从事晚明史料研究工作的深远意义了吗?
  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完成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不容易的。有了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扎实的基础和勤奋的毅力,兰膏继晷,兢兢业业,这样才能有所成就。鲁迅先生说他“钩索文件,用力甚勤”,的确如此。单一部《晚明史籍考》,读者可想而知要看多少书!这些冷书、僻书,断简残编,又都是极难找、可遇而不可求的。要找到一本有用的书,便要看大量的、十本百本无关的书,真像沙里淘金一样的艰难。先生早岁就学于吴汝纶先生传人吴北江先生帐中,已打下极为深厚的旧学基础,后来以此基础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梁任公、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诸大师。毕业后,先生又到梁任公家教家馆,以家庭教师又同于私淑弟子,在学术上受到梁任公的很大影响。垂老犹不忘情于师门,有“忆昔梁门空立雪,白头愧煞老门生”之句,盖纪实也。先生有记梁一文,原载五十五年前《益世报》,一九三四年《国风半月刊》转载。现加按语作为附录,收在新刊《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
  先生以这样的学历基础从事晚明史籍的研究工作,继之以勤奋的实践,自然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其实践过程却是十分艰辛的。晚明史籍极为纷繁,全祖望所谓“晚明野史,不下千家”。试想在浩瀚无垠的典籍中,找这上千家的晚明野史,谈何容易!先生先是在梁任公“饮冰室藏书”中收辑,后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又作大量收集,后来又阅览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孔德学校等处藏书。(当时孔德学校有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经费,其图书馆由钱玄同、马隅卿等学者主持,藏书颇富,不少学者都到这个图书馆看书,鲁迅先生也去过多次。)读史、汉典籍,笔墨耕耘,以近八十的高龄,完成了《两汉生活概述》一书,已出版。前几年,年年南来访书,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访书记》。直到去年五月五日生病之前,最后写给我的信中还说《明末经济之繁荣与戏剧建筑的关系》一文,正在属稿。先生对于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孜孜不倦,辛勤了半个多世纪,如果说一句“鞠躬尽瘁”,我想恐怕不能算过分吧。
  三年前,先生在《书林》上发表文章谈自己的治学经验时,引鲁迅先生话道: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
  先生认为治史学的人更应该如此,而且几十年中,也的确是努力实践了这种精神的。我想鲁迅先生的话,不但是先生所努力实践的,也该是我们每一个搞学问的人应终生履行的吧。怀念先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这也就是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