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三十家》 2 作者:伍杰 王建辉编

  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
  刘建国同志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与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先生的“史料学”著作有所不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特别是对这部书的质量,哲学史界包括史学界的同志,有着不尽一致的看法。《哲学研究》在1986 年第八期题为《需要有更多更好的书评》的评论员文章中指出:“健康的评价活动是推动科学事业发展的手段。它在鉴定学术价值、交流学术思想、探索研究方向、改善研究方法,端正学风以及促进编辑、出版工作提高质量等方面,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文章又指出,书评作者“既要敢于肯定,又要敢于否定。”本着这种宗旨和态度,我认为,刘著有几个比较突出的优点:
  一、范围广泛,内容丰富。
  冯著和张著都只讲到近代为止,“五·四”以后一概未收。刘著专辟了“现代哲学史史料学”一编,收列了李大钊等十几位人物。其中,“毛泽东的思想史料”专辟一章。现代思想史上影响大、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大致都有罗列。这对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将起到推动作用。
  其次,古代部分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收入了戴逵的史料;近代部分的戊戌变法时期,收入了王韬的史料。这两个人,冯著没有收,张著收了戴逵,但介绍文字仅只三行。刘著则详细具体,特别是介绍了解放后有关戴逵著作的版本。
  此外,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刘著也能客观地介绍各种分歧意见。例如在谈及郭象的著作时,作者分别就《论语体略》和《论语隐》是否一书,《庄子注》是否盗自向秀,《庄子》郭象序的真伪等历史疑案的争辩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并简略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其他如《尚书》的真伪和各部分写作年代等,作者将历史上和现在的各种意见作了全面介绍,并对各种意见作了分析,反映了作者审慎认真的科学态度。
  二、释疑辨伪,介绍客观。
  史科学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考订史料的真伪,指出史料的价值。刘著在这方面是花了功夫的。
  作者在介绍哲学著作版本时,并不限于罗列,而是辨析利弊,指出孰优孰劣。而判别优劣的标准,并不一味以古为尚,而是看它的实际使用价值。比如张载,作者就指出,以一九七八年中华书局排印的《张载集》为最好。又如,关于龚自珍著作的版本,作者指出,以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整理校点的《龚自珍全集》为“最全、最完整”。此外,在谈及批林批孔时出的一些古籍选本、注本时,作者分别指出其序言、内容的或偏或全,或谬或误,提醒读者注意鉴别和批判,这对于初涉中国哲学史的人,是很有好处的。
  三、体例合适,讲究实效。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种工具书。因此,它
  
  的体例的建立,章节的编排,都应做到简明、实用,使人一目了然,翻卷可得。
  刘著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作者以人物为经,以著作为纬,目次分明,便于检索。在每一人物名下,一般分设“生平史料”、“著作的著录和流传”、“史料分布”、“著作的注解和版本”等栏目,这就可大致反映出哲学家生平和著述的概况。
  当然,上述体例并不是机械的,而是根据每一哲学家或著作的情况,适当增减。比如关于孔子,就增设了“《论语》书名的由来”、“《论语》的作者和编纂年代”以及“《论语》真伪”等节次,使有关史料更加充实,症结问题很突出。而在刘安一节中,则只有“生平及著作流传”、“史料分布”和“《淮南子》的注解和版本”三个节次。这样,因人设项,既保持了全书体例的一致,又不强求一律。
  四、实事求是,分寸恰当。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哲学专业的研究工作一样,首要的一条就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作者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关于孔丘和《易》的关系,作者认为孔丘是研究过《周易》的。为了说明这点,他对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有关说法加以辨析,认为陆德明的说法“只是说‘易’鲁读‘亦’,而没说‘易’字鲁作‘亦’”。此外还举了好几条《论语》中的材料,说明孔丘与《易》是有关系的。当然,作者的论点人们可以商讨,但作者能从材料出发讨论问题,对不同观点只是说“不对”,表示不赞成,而不是随意抹杀了事,分寸感是较强的。
  此外,在谈到胡适的生平时,作者并不因胡适在政治上的倾向而全盘否定他,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胡适曾提倡白话文,与陈独秀等人编《新青年》,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等事实。同时也明确指出,胡适在“五·四”运动后,反对马列主义,“是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化代表”。这种分寸感,有利于我们科学地评价胡适。
  五、介绍具体,有利初学。
  作者在每一人物或著作之下,都联系哲学史研究的范围,分别指出有关生平、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社会历史观等史料的分布。不仅对于初学者,而且对于一般的中青年哲学史工作者,都具有指引治学门径的作用。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刘著见功夫的地方,也是该书的长处。我认为,这些长处使得该书具有它本身的价值,它必将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必将有助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繁荣和科学化。
  不过,刘著的缺误也是较多的,有的还是比较严重的,这表现为:
  一、讹、歼、衍、夺较多。
  这是翻过该书的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该书的一个严重缺陷。这类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书有近一百处,甚至有的一页中就有三处。其中有的问题可能是印刷、校对的责任,有的则显然是作者的责任。例如,王明先生在1963年8 月30 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以乾卦的解释为例,看李景春同志的“周易哲学”方法论问题》,(本文所有着重号皆为笔者所加)“以”字印成了
  
  “从”字。查南开大学图书馆期刊室和哲学系资料室合编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即错印为“从”。再查上海图书馆编的《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1963 年9 月号,也是如此。可见,这个错误不是排字和校对的问题,而是作者只是借用第二手材料,没有认真查对原始出处所致。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不妨再举一例。在第897 页,有这样的文字:
  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对于《哲学史工作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一文的答复,本质的分歧在哪里?李景春东方明1963 年3 月2 期
  看了之后,人们莫明其妙:究竟是一篇文章还是两篇?一查原始出处—
  —《哲学研究》1963 年2 期,才弄清是两篇文章。其中,“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是《哲学研究》一个讨论专栏的栏目。在此栏目下,有两篇文章,一是李景春写的《对于〈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一文的答复》,一是东方明写的《本质的分歧在哪里?》。必须指出,《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就和刘著的排列一样,可见刘著只是照搬,以致以讹传讹。又如,按照此书体例,附录的论文索引,不仅收录报刊资料,同时也收专集论文,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中三十二篇全部遗漏。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都是方法论讨论中的重大问题,居然被疏忽了,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二、分类不尽合理,忽略最新成果。
  这主要反映在附录的论文索引部分。在“儒家一般论著”栏目内,作者收了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我认为以收入“孔丘”一目内为好。而《孔孟之政治经济学》本应归入“儒家一般论著”,却又放在“孔丘”一目中。反之,第792 页的《大同思想以中国为最先说》,本应归入“儒家一般论著”,却又归入“孔丘”一目内。又如,《思孟五行考》要么归于“儒家一般论著”,要么分列于子思、孟子栏目内以互见,但作者却将其归于“孔丘”栏目内。与此相反,作者将《老庄人生哲学》列于“道家一般论著”,可见作者在分类上自相抵牾。这既不利于读者翻检,又降低了索引的学术价值。
  对最新成果的忽视,也是该书缺陷之一。比如,在“《道德经》的注解和版本”的栏目中,作者只列了任继愈《老子今译》的1956 年的版本、未列1978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任著《老子新译》。关于《论语》、《荀子》、《论衡》等书的新注本,(1980 年及此前的)也有好些未著录。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文字还须加工。
  有的句子逻辑不够严密,是问题之一。在附录的索引部分,作者在“一般论著”之前冠以“名家”、“庄周”之类的限制词,这样标目实际上是不通的。比如“法家”一类,人们一望而知下列篇目都是关于法家的文章,只要依次列出“一般论著”、“管仲”、“商鞅”等目即可。但作者却在“一般论著”前冠以“法家”二字,这就容易混淆“法家的一般论著”和“有关法家思想的一般论著”之间的界限。可能误认此栏目之下所列的翁文灏写的《几种主要的法家思想》是“法家”的著作,而翁文灏则成了“法家”,岂不谬哉?此外,有的句式欠妥当。比如,作者在该书第12 页写道:“《汉书·艺文志》正因为它是官方书目,..因此必然有一些遗漏”。在规范的现代汉语中,“因为..因此..”这种句式是没有的,二者不能互相搭配,应为
  
  “因为..所以..”。又如,第102 页有这样的话:“这个传统不仅汉初就有,而是先秦诸子书中就有”。这里的“不仅”与“而是”搭配也不恰当,应为:“这个传统不是汉初才有,而是先秦诸子书中就有。”
  断句错误是问题之二。在第289 页,作者引王充《论衡·自纪篇》的话:“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将“忽退”二字与“贪进”点断,就不妥贴。这里本应是“俗性贪进忽退”,方可与“收成弃败”相对为文。当然,这样断句之后,意义上还不致有问题,只是不够“雅”而已。问题在于,将“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断成“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就根本讲不通。在第290 页,作者又将《论衡·自纪篇》的一段话断错:“..夫圣贤没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这里本应断为“..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而作者那样一断,就破坏了文意,使人误解。
  语言不精炼是问题之三。在第37 页的“商代哲学史史料”栏目内,作者用了将近一页的篇幅讲任何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都讲过的占卜的原因,甚至讲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过程。这类题外之话,我认为不讲为好。又如,关于天台宗的史料,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只用了155 字,就将天台宗的渊源、盛衰、法统、宗派得名之原因,尊奉的经典,主要著作及其哲学性质都交待清楚了,真正称得上“简明”。而作者用了约1400 字,脉络还不甚明晰。
  四、有的提法值得斟酌,指出别人的错误时,缺乏全面观点。
  在第124 页,作者谈到,关于孔子的史料,“儒学家派的人有关孔子事迹的记载就比其他学派嘲弄孔子的史料可靠”。这种提法似乎可以再斟酌。诚然,嘲弄孔子的人可能往孔子脸上抹黑,但崇奉孔子的人则可能往孔子脸上贴金,二者都可能不是实事求是的。鉴别史料的真伪,得从具体情况出发,不能以拥护或反对的态度来决定。
  在第100~101 页中,作者为了论证自己关于《庄子》内、外、杂篇都是庄子所作的观点,批驳了杨荣国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杂各篇,当亦多为后人的杂凑伪作”的观点,并指出杨荣国在《庄子的思想》一节中,引用了若干外、杂篇的史料,从而判定杨荣国对《庄子》史料真伪的态度是:自己引用的就真,别人引用的就伪。如真是这样,作者的批评是应该的。然而,据我所知,作者的批评不合符实际情况。《庄子的思想》,是杨著《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节。国内学术界都知道,此书写于解放前,初版于1954年,1973 年曾重版。在这一节中,杨认为内篇“较为可靠”,“外、杂各篇,当亦多为后人的杂凑伪作”。当具体谈到外篇时,杨说:“其中惟《秋水》、《马蹄》和《胠箧》三篇,内容与文字都相当纯粹,都可当作庄子的思想来研究。”在谈到杂篇中的《寓言》时,杨说:“或许是他自己写的一篇自序”。可见杨荣国也并非认为外、杂篇全是伪作,作者说杨认为外、杂篇都伪,是不合符实际的。杨引用自己认为并不伪的部分,无可非议。
  最后,我想给作者提个建议:要注意概念的区别。在该书中,哲学史和思想史是同一概念,在内涵上没有区别,在外延上没有差异,这就在科学性上显得欠缺一点。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与当前哲学史与思想史没有分家,彼此研究的对象不明,范围不清的现状分不开的,故也未可厚非。我记
  
  得,早在1981 年,包遵信同志就在《读书》上发表了《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一文,呼吁学术界引起重视,以利研究的科学化。1983 年在西安举行的“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专门讨论了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哲学研究》1983 年第10 期专门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这或许能给作者再版修订时,提供一点参考意见,使该书更有价值。
  我殷切地期待着经作者认真修订后的版本早日面世。
  原刊《社会科学评论》1986 年第6 期,《中国出版年鉴》1987 年转载。
  
  一部平常之作——评《走出山坳的中国》
  程超泽撰写的《走出山坳的中国》(海天出版社1995 年5 月版),是一部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具有较为强烈的时代色彩、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力图探讨中国社会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著作。
  这部著作涉及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全球性同时也是跨世纪的重大课题。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资源、现实经济力量,特别是如何看待自己在全球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创造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21 世纪获得良好的发展,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苦苦思虑并正在实践中艰苦探索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问题。作者以“光荣与梦想”、“天时·地利·人和”、“困境与挑战”、“展望与战略”等四篇结构成书。在这些篇章中,作者依据“文明更替的历史与理论”,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中国正在走出山坳,“中国世纪”正在到来,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东移,中国正在再次走向辉煌,而中国作为世界古文明的摇篮之一“曾经辉煌过”,因而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和强大的现实力量。作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经过调整、充实后,必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走向世界”(第108 页)。作者指出,最近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深化,促使中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新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从而为“中国世纪”的迈步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体制保证(第173 页)。而地缘政治时代的结束与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中央之国’在地缘经济时代有了崭新的经济含义”(第200 页)。对于现时的中国来说,赶上了太平洋世纪,处于一个好的区位,周边无战事,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美兼备,从而具有制定“中国世纪”的全球开放战略的条件。作者在乐观地作出上述论断之后,也对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作了比较客观平实的分析。最后,作者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选择作了细致的阐述。作者描绘了中国通向繁荣的工业化的道路,探讨了持续稳定发展这个“永恒主题”,指出“中国世纪”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强势政府”的指导。同时,作者提出并认真分析了“中国世纪人”概念,论述了“中国世纪人”的“意义世界”、“共同理想”、“民族英雄”、“伦理精神”,从而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走出山坳的中国”的历史走向和必须条件。由上可见,作者是立足本国,依托传统,放眼世界,为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而尽心竭力。
  通观全书,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历史主义的责任。“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作者在“自序”开篇引用的名言。作者恳挚地说,“我个人的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衰、国家的荣辱紧紧地维系在一起”(第1 页)。作者反复申论:“中国将再度辉煌”。这些,显示了作者对祖国、对民族的满腔热忱,同时也昭示了该书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这样一部宏观探讨中国未来走向的著作中,克服了近年来不少同类论著空发宏论的偏向,采用了定性研讨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了课题研究的质量。大量图表的运用(如第11、13、15、16、36、37、39、216、254、378 等页),使作者的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增强了可信度。大量数据的援引和绵密的分析,增强了对读者的说服力。在“‘中国速度’的塑造”(第58~61 页)和“中国的世界之最”(第61~
  
  64 页)等细目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数据,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抽象地玄谈,不仅显示出作者对情况的熟悉,更体现了作者学风的严谨。
  当然,作为一部探讨性的论著,该书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作者力图从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对所论课题进行综合探讨,而又未能使几者有机融合,以致在内容和论述上显得分散、冗杂。此外,过多的抒情式的铺排,文字的不够精炼,使得全书不够紧凑。
  对于一些概念的使用,似乎还可以斟酌。比如,书名“走出山坳的中国”,按照汉语习惯,属于“完成式”,即中国“已经”走出山坳。然而,根据书中所述,以及该书勒口所说,则中国并不是“已经”而是“正在”走出“山坳”,显然名实不符。而如果是“正在走出山坳”的中国,则与何博传扬名海内外的《山坳上的中国》所说的“山坳上的中国”有何区别?同样,作者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混为一谈(见第108~136 页),也削弱了该书的科学性。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把“中国世纪”判定为“中华民族所翘首企盼了一个多世纪的光荣与梦想”,说21 世纪是“中国世纪”,与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不一致,特别是与我国政府有关政策不一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御侮图强,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是为了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繁荣的中国,但中国永远不称霸,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识。外交部长钱其琛,去年特别郑重地向世界宣布:中国政府不认为21 世纪是所谓中国人的世纪。前几年,中央有关部门曾经专门发文,要求新闻界不要使用“大中国经济圈”之类的字眼,以免引起邻国误解。作者在书中处处强调21 世纪是“中国世纪”,恰恰容易给人以误解,且与政府的有关策略、战略不一致,而这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其实,即使在学术界,宣称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也是受到批评的。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近年喜欢谈论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受到广泛批评,今年上半年也改变了观点,说是“21 世纪是一块还没有挂出来的匾”,他无法知道是不是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世纪。可见,对于这类问题,在著书行文时务必十分谨慎才对。
  书中还有一些不通的地方。例如,“社会一定时代的观念,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第424 页),至少在逻辑上和意义上不通。又如,“‘中国世纪’不只是为了了却‘唐盛强汉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中心,在近现代日益边缘化的悲壮情怀”,简直有点令人不知所云!
  类似作者撰写的这类书,这些书已经出版不少。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已经对这类课题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如何深化研究,推陈出新,是摆在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严峻任务。该书既没有《山坳上的中国》的扎实,也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探讨》的冷静,在它所论及的各方面,都没有超过既有的成果。我们判断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不外乎看它在理论上有无创新,在实践上是否适用,在文化上有无积累价值。《走出山坳的中国》这部书,显然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特点——虽然它在书名上利用了《山坳上的中国》的社会效应。因此,平心而论,在总体上看,这本书是一部平常之作。
  刊于《广州日报》1995 年11 月11 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审读简报》1995 年第2 期
  
  简评
  这位在祖国的南方契心静志地研究学问的作者曾说,他的真正意义上的书评多是长篇。这也说出了若干实情,学术书评一般较长,从书评的角度看,它是书评的“长篇小说”和“重武器”。
  学术性书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就某一学术观点进行剖析,而多数则是在总体上的评论。这四篇书评属于后者。抓特点,富有理性,是做总体评价的书评的基本要求。这几篇书评虽然不好说就是典范的学术评论,却也是学术批评的力作,是内在的批评,据说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好的影响。
  学术评论需要真正的批评。第三篇书评《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是评论者做研究生时代的作品,它以23 以上的篇幅,对原作做了学术批评,指出其四个方面的不足。此篇在发表时,文末有原作者的附识,认为意见提得很好,表示接受意见做出修改,原书作者并且说“学术界应当有这种相互讨论和相互批评的学风”。在原作者和评论者两方面,这样的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应该欢迎。第四篇是一篇探讨问题的书评,实际也是一篇对《走出山坳的中国》一书的批评性的书评,在总体上书评作者认为原作是一部平常之作。平常之作不是平庸之作,它有一定的价值,所以通过了编辑关得以出版,因为是平常之作,也就无多大价值,更需要评论者的批评。直接以“一部平常之作”冠题,也是观点鲜明,虽然行文语气很平和也能见到一种锋芒,是“把凯撒的给予凯撒”的坐实评论。批评要以理服人,李宗桂的书评庶近之。
  
  罗厚立作者小传
  1952 年生于四川重庆市。1969 年上山下乡九年。1978 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1982 年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86 年底赴美,先后就读于新墨西哥大学(获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博士)。毕业后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现为该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外关系史,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及《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论文散见于大陆、台湾、及英美学刊。读书杂而不专,偶亦作评论,皆曲不高而和者寡,惟作文尚肯用心,虽小论亦不作无病呻吟也。
  
  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
  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材料的]新发现。”这一论断用在二十世纪禅宗史的研究上特别合适。在西潮冲击之下,本世纪初中国的史学曾有极大的转向,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的“新史学”,至少影响了一代学人。而梁启超史学观念的一个核心,就是对“史料”的强调和阐释。(参见黄进兴的研究)的确,尽管近代诸子学、佛学的先后兴起与西学东渐大体同时,禅宗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却未见大的突破;到1930 年胡适以敦煌资料为基础的神会研究的出版,立即开启了一个以敦煌资料为中心的禅宗史研究新时代。
  由于六七十年代“以论代史”风气的荡漾,今日许多治史者或难体会二十世纪两大资料渊源(甲骨文和敦煌文献)的发现给民初学者带来的兴奋。从广义的角度看,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是史科学”一语,可说是当时新老史家的共识。新人物且不说,就是被人认为对新史学负隅顽抗的旧派陈汉章,在其《史学通论》中所列史料范围,就不仅包括所有出土文物、甲骨、敦煌资料,更有“动植物产、地质矿石、饮食沿革、衣服变迁”,以至“语言传说方音”、古今中外游记,无一不是史料。这些材料,我们也不过是近年才有比较严肃认真的研究,却早已见诸民初旧人物的论述,可知史料对那时新旧学者的共同魅力。
  当年能得风气之先的王国维,率先提出并示范了兼用纸上和地下两种材料以考证古史的“二重证据法”,为以考据为基础的史学带来新的生机。但是,材料的新发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术的研究。在初期的兴奋之后,学者们寄予厚望的新出地下或地上材料,似乎并不足以全面更新历史诠释。最有提示意义的是,身与考古调查的徐炳昶,其最主要的史学著作则是据传说以证古史,反极少采用地下材料。在整个思想界急迫倾向的影响之下,学术界也不断思出新路。从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朱光潜到凌纯声等,在大量使用新材料的同时,都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以今证古”,而胡适更以一生提倡“方法”著称于世,为学术界开出新典范。
  有时候,新的“眼光”对学术研究的推进,或更胜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新“眼光”本身也意味着新材料的发现。胡适在自述他对古史研究的突破后说:“我所以敢这样狂妄,并不是因为古人聪明不如我们,只因为古人蔽于旧说成见..我们现在的历史眼光变了,学问的方法也变了,故可以大胆做一点独立的研究。”所谓“眼光”,即看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取向。对金石甲骨材料颇有保留的章太炎也早就指出,要治新的中国通史,“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取向一变,过去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就有了新的意义,可能变得重要。提出的问题不同,能说明问题的材料自亦不同;以新眼光回看“古经说”,很可能触目皆是“新”材料,而且这类“新材料”的数量远比新出土或出洞的材料多得多。史学大家陈寅恪素以博通一二十种语言著称,这些语言当然都意味着史料范围的扩大。但我们如果仔细考察陈先生的成就,恐怕更主要的还是以新眼光看旧史籍,从常见书中读出了大量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
  进而言之,不论新材料和新眼光,都还要有合适的语境。上述诸人的新成就,都是借了史学大转向的东风。王国维自己就注意到,晋时汲冢竹简出土,便未能即时引起研究上的大突破。材料如此,观念亦然。“师夷”这一
  
  观念在鸦片战争时即已提出,但并未充分引起时人注意;到左宗棠那一代人,读了《海国图志》却立即产生“心灵的沟通”。可知中国的社会心态到左宗棠那一代人才有一个大的转折。心态转变之后,以前不怎么引人注意的观念就突然有了市场,故得以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正所谓“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同一时代之事,必有其“一贯而不可分离者”(蒙文通语)。换言之,只有关怀思虑相通,才可谓“同时代人”(参见李文森的研究)。语境不变,新材料未必会引起足够的注意,而新观念也不一定能带动新眼光的产生。
  禅宗史的研究进程最能说明上述的观察。葛兆光在《中国禅思想史》中注意到:“三四十年代之后,禅思想史研究仿佛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新进境。新史料的开掘、历史线索的追寻、思想脉络的阐发始终各走各的路,好像并没有汇融合一构成禅思想史新的理路。”(2 页)我不妨斗胆地说,尽管有关禅宗史和禅思想史的论著时有出现,大约要到八十年代葛兆光自己的《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出版,才又触发了一个禅宗史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新潮的特点,依然不脱葛君所开路径,多少都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禅宗和禅思想。但葛君自己却早已不满《禅宗与中国文化》“从外缘切入的视角”和“从现实反思的立场”这样“过分情绪化、观念化的立场和视角”,于是有了这本《中国禅思想史》。
  以系铃人的身份来解铃,正是葛君研究写作这一新著的基本心态。在近代中国学术与政治两分的大趋势下,昔日颇受推崇的“立功”已非大多数学者之所能所欲,“立言”即成现代读书人的基本目标。一个学者能在数年之内即亲见其所立之说蔚成风气,对许多人来说感觉都会是相当不错的。但葛君发现,他对自己旧作所不满之处,恰同样反映在追随者的作品之中(有时或更甚)。这样,“著述者的责任迫使他不停地修正自己”(362 页),葛君也就不得不学梁启超与昔日之我哉。
  这一次,恕我说句扫兴的话,葛君的努力除使自己心安外,恐怕难成就立即扭转风气的功业。百多年来,但凡开风气者试图扭转其所开风气之时,多半都是被以前的追随者视为落伍而弃若敝屣。梁启超、胡适均未能幸免。葛君自己前些年的“暴得大名”,正与当时学界“过分情绪化、观念化”的语境有关。如今此趋势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所谓“南北学者”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所谓“八十年代人”与“九十年代人”之争,其实都与地域和年龄不甚相关,无非是学界中仍处“情绪化、观念化”之中的大部分人要与那些有所醒悟而思自改的少数人“划清界限”而已。
  而且,葛君的前著是以能见其大且能以空灵流畅的文笔出之而广受欢迎的,如今的新著在这两方面虽是风采依然,但凭空添了较大数量的考据,大有融“辞章、义理、考据”于一炉的气概,这是否仍能为“情绪化、观念化”的新老读者所欣赏,不免要打个问号。实际上,本书所属的“学术史研究丛书”(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太注意坚守“取法乎上”的慎选立场,至今似乎只出版了葛兆光与阎步克两位先生的作品,与时下一些出版社动辄推出十本左右的大套“学术”丛书,颇具异趣。曲高和寡,原是通例,这一丛书既然秉这样的“精英”意识,大约一开始就以存之久远而不是造成轰动效应为目的了。
  的确,葛君这一次是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将“历史考据、理路追寻、思想阐释”三者融会为一的禅思想史研究范型,垂之久远的用心并未遮掩。这
  
  一新范型的框架,集中表述于长达四十余页的“导言”之中。作者首先从考据、理路、阐释三方面回顾了二十世纪禅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他观察到,在禅思想史研究中长期存在分别以“怀疑”和以“相信”为出发点的两大流派。前者多在禅外说禅,借用程颢的话说,好比“对塔说相轮”(明道曾攻击王安石之论道,好比“对塔说相轮”,而他自己则是“直入塔中,辛勤攀登”,不论是否见道,总“去相轮渐近”);后者又太偏重领悟,在“辛勤攀登”中似乎已忘掉塔的存在。而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在“倒着讲”历史,即“用现代意识讲古代思想”,这正是他们的作品都不免“失真”的关键所在。
  葛君认为,正确的方法应尽量“贴近”古人而“顺着讲”。这种方法的核心即是有别于以“怀疑”或以“相信”为出发点的第三种取向,即“一种对古人的思想同情而理解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对古代的背景公正而全面地观察,从而将古代思想的内在理路细致而真切地还原在一个以时间为轴的历史线索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葛君将“禅宗在它那个时代的所思所虑”总结为三个彼此相关又彼此循环的问题,即“成佛的可能(人心与佛性之距离如何)、成佛的路径(修行方式如何)、及成佛的效应(终极境界如何)。”他以为,以此三个禅宗人所关注的焦点为横坐标,再以时间为纵坐标,考察他们怎样因应处理这些问题,就可以织出禅思想史的经纬来。
  这经纬中的横坐标,当然是一种韦伯所说的“理想型”。如果像作者主张的那样尽量“贴近”历史原状,恐怕也只有少数的禅师才始终在关怀这些问题(有人或长期关怀某一问题,有人或一时关怀所有三问题,但两者皆具备的?)。当然,关怀者的数量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张灏先生曾据钱穆对晚清大儒陈澧、朱一新等人学说的诠释,指出他们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故得出近代西方影响主要在“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出于边际地位的人物”这样的结论。我以为张先生对“在位的学者官员”对全国士林的影响实估计过低。同样,美国学者艾尔曼也通过人数的统计,断言清代“多数士大夫没有参与或推进考据学的发展”,真正从事考据的学者“人数不多,只占士大夫阶层的极小部分”(参见《读书》1996 年6 期葛兆光文)。这一看上去颇“科学”(有数字为证)的论断其实很值得推敲。依此法推下去,不仅宋明两代的理学家决逃不出同样的结论,实则中国历代所有主流学说的载体都不可能在人数上占到可统计的“多数”(关于数字与历史的关系,我拟另文讨论,此不赘)。但考据对清代学人的广泛影响,又岂是“参与或推进”之人数可以概括的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更重要的勿宁说是这些人及其树立的榜样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广。借用葛君的词汇,少数掌握“话语权势”的精英人物正可代表时代思潮的走向。从《禅思想史》全书使用的材料看,葛君关注的主要是这类掌握“话语权势”的少数精英禅师。书中大量使用了禅宗师徒问答的材料,但真正着意的明显是侧重于“师”的一面。这是传统思想史的一贯取向,本身并无太大的问题。但葛君是提倡“写另一种历史”的,以他引用了数次的福柯的话说,在他着意于精英禅师之时,是否(有意或无意)使用下笔的“权力”部分剥夺了下层僧众的发言权呢?依我外行的偏见,如果在发问的僧徒(而不是作解答的禅师)一面再多做些文章,或者会产生一部更“贴近”历史原状的禅思想史。
  葛君强调,以他总结的这三个焦点构成的阐释框架之中心,“就是把禅思想史严格地界定在‘宗教’的位置上”。这似也有点“用现代意识讲古代
  
  思想”的味道。来源于西方的“宗教这个概念在今日有其特定的指谓,前人是否从这些特定的角度考虑问题,是需要证明的。“佛教”今日当然在宗教事务管理局领导之下,但有千年之隔的此教是否即彼教(两者当然有颇多相通处),恐怕也还有些疑问。换言之,作者此处使用的“宗教”究竟作何指谓,还需要事先的说明;否则难免以后之立说追加于前人,结果有可能在“贴近”的历史的同时又疏离了历史。窃以为,把佛、道,及古代中国的任何民间信仰说成“宗教”,都宜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反不必“严格界定”。
  这些外行看热闹的一孔之见,只能是名副其实的“对塔说相轮”,关于六至九世纪禅思想发展演变的具体经历,还请有心的读者自己入塔攀登,仔细参详原书。葛君既然立志建立新典范,本书当然不仅仅是要“修正自己”,显然也想要示范他人。故其以“导言”陈述了新范型的框架后,即以正文为“示范”。全书的安排也遵循融会“历史考据、理路追寻、思想阐释”这一思路,大体依时间顺序,以五章篇幅讨论从六世纪到九世纪禅思想史的发展演变,每一章又皆分为考据、理路、阐释三部分。全书特别注重南北文化的交融及与此相关的南北禅宗的分立、异同、竞争与互动。作者强调,为过去许多研究者所忽视的南北佛学的分化与交融既是“中国禅思想形成的关键所在”,也贯穿于这一时期整个禅宗发展衍化的进程之中。
  此书略使人不满之处,在于作者曲终人就散,在叙述和阐释完“南宗禅的最后胜利”后,仅数百字概括了从中唐到北宋那一段思想大变动时期中禅宗的角色,旋即以苏东坡所谓“不得不止”的刹车方式结束;并不像许多著作那样有一“结语”部分总结全书。这似乎暗示着作者自拟的读者是“专家”而非“通人”或“爱好者”,再次揭示了此书隐含的精英取向。不过,在今日全社会都急功近利的大趋势下,“专家”也想要“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要他们花许多时间来细读一本三十万字的“专著”,最好仍如韩愈所说,“必提其要”。
  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关于“北宗禅再认识”那一章:三大节的子标题分别为“史实的重新梳理”、“思想的重新审视”及“意义的重新评价”,重在均有“重新”二字,显然为全书特别吃紧的一章。盖历史往往为胜利者所书写,在南北竞争中失败的北宗禅过去向为学界忽视,故以前的禅宗史多见一面倒的现象。在重建北宗禅的基础上,给过去的“失语”者以发言权,禅思想史的动态面相遂得以显露,而六至九世纪禅思想史的整体形象就为之一变。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看,对九世纪以后禅思想的考察恐怕仍离不开这段南北争胜的前科。葛君的研究虽暂时中止于九世纪,却已为后来者开拓了重建禅思想史的新取径。
  中国读书人历来主张“文无定法”,上焉者更有“文成法立”的抱负。这两个观念都非常适用于史学。有“史无定法”的开放学术大框架,而后有“史成法立”的突破与创新,而维持“无定法”的开放性复依赖于各种新“法”不断成立于新著之中。葛君有志构建一种“资料、叙述、阐发兼容而又和谐”的“思想史新范型”,并以其《禅思想史》为此努力的开端。“史成”以后,“法”是否即“立”,就要看今后数年的思想史研究是否出现像样的追随之作了。但葛君这一构建新法的努力,当然不仅在于其推进了禅宗史特别是禅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不仅在于其为思想史研究另辟新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样的努力直接传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学术传统的开放性:只有学人们不断沿“文成法立”的方向努力,“文无定法”这一开放框架才能够如江河
  
  之水,源远流长。
  (《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葛兆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读书》1997 年4 月
  
  东风与西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梁启超
  西方的中国研究通常都注重政治人物。像梁启超这样一个虽然参预政治,但主要还是个知识分子的人却有三本英文专书进行研究是极少见的。而且这三本书都是从思想史而非政治史的角度来研究梁氏知识分子的一方,就更加非比寻常了。五十年代初,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出版了《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思想》这样一本开山之作。七十年代初张灏和黄宗智先后出版了他们对梁启超的研究。手边一时找不到黄氏的书,所以本文之评介只涉及前两本。李文森的书其实在大陆和台湾都有中译本。遗憾的是两个译本都错误甚多,且原书分析的精采微妙之处恰是错误最多的地方,有时译得与原作者的意思恰好相左,故皆不足据。张灏的书听说也有了中译本,但尚未见到,不敢置评。为减少错误理解,本文的讨论仍据二书的英文原本。
  怀德海说:人生如持续的轨迹,将各种不同的经历贯穿。从而形成“个人同一性”。李文森据此提出一个基本预设:“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李氏全书就建立在这个基本预设之上。然而,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价值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被撕裂了,”就梁启超来说,他“从理念上异化出传统,在别处[西方]寻求价值;但在情感上则离不开传统,为历史所左右。”李文森认为,梁启超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努力通过缓和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来平息情感和理念间的紧张。更具体地说,由于在“历史”方面显然是中国失败而西方胜利,梁启超在其一生的几个阶段中从不同的取向不懈地力图肯定中国与西方在“价值”上的对等。与此伺时,中国本身却正走在西化的道路之上。这就是梁启超的“个人同一性”。
  李文森以为,梁启超一生欲将中西拉平的诉求其实是在回答一个他的前辈和后辈都同样在关怀在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中国社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念都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答案的问题。这样,通过梁启超这一个人的思想历程,李文森就认为可以看到中国整个社会,也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
  然而梁启超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样,梁要回答的问题也在变。李文森将梁启超的一生分为三段,在1873~1898 年间的第一阶段,梁氏辩称中西思想原本相同,实则是想将西方价值走私进中国历史之中。1898~1912 年间是第二阶段,梁氏在此时正式摈弃了儒家的外衣,但并不从文化上进行中西比较,而是在国家间进行比较。梁氏并认为中国的文化转变是在新旧之间而不是在中西之间。最后,在1912 年以后的第三阶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西方一些人,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悲观,梁氏得以重新讨论中西文明,这一次他强调中国文明是精神的,而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换言之两者不仅对等,而且各有所长。
  李文森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讨论梁启超思想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也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他分析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既关联又有别的关系,诠释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文化主义造成伤害且又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这样一种作用,以及描述孔子在梁启超心目中从先知到英雄的转变等方面都颇具才华。李氏的论证和结论未必使人同意,但他在论证过程中的许多洞见确实具有历久不衰的价值。李氏探讨问题的取向也很有启发性。全书立论构架颇佳,逻辑力量强,语言也很有感染力。但是有不少李文森以为早已成立毫无问题
  
  的论题实际上需要进一步的仔细推敲。比如,西方的冲击到底在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梁启超和中国近现代思想这样的问题就使一些学者感到疑虑。于是到七十年代初张灏等的梁启超乃应运而生。
  张灏有一些李文森不曾具备的有利条件。首先是丁文江编辑的大部头《梁任公年谱》于1958 年在台湾出版,其中大量的书信极有价值。不久张朋园在1964 年出版了第一部受益于年谱的专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增进了对梁氏的理解。张灏的基本立论构架是1896~1907 年那大约十年是中国文化思想由传统到现代的分水岭,其重要性更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之上。在这个转变时期中,具有“新民”思想的梁启超则是一个上承儒学传统下接现代中国思想各流派的过渡性中心人物。如梁氏“新民”说的民族主义部分即是二十世纪的新传统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共同接受的思想。张氏的论证在表面上看有些类似李文森关于从儒家的文化主义到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转变的提法。但张氏的取向是不一样的。他承认西方冲击的重要性,但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对外来冲击的反应是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内在理路之中作出的。张氏运用韦伯的“想像参与”程序,特别注意中国传统的内在层面及其运作。
  张灏提出从十九世纪中叶到该世纪末那段时间中国存在着两个并行的思想世界:一个是少数边缘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世界,这些人受西方冲击影响甚大;另一个是大多数的正统儒生的世界,这部分人主要的关怀尚不出儒家经典之外。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期间,两个世界即中学西学才相互影响并整合出一套新的全国性的思想关怀和观念。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的激进改革哲学就是结合了清季儒学的“经世”思想和西方观念产生出来的,很能代表当时中西学间的文化交流。然而康有为思想的核心还是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这个思想亦为梁启超所传承。内圣外王思想正是张灏全书一个持续的主要论题。
  但是梁氏的思想渊源还要更复杂。梁也受谭嗣同本体论的影响。但特别是严复加工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对梁的影响甚大。于是梁启超从1896 年起渐从经世之学转化到以受西方影响的“群”的观念为核心的“新民”说。1898 年梁氏流亡日本,接触到一个由西化的日本意识和日本化的西方思想组成的更加广阔的思想世界。(张灏不曾论及日本化的西方思想是否对其原始意义有所曲解或发挥。同样,张亦不认为西化的日本思想对梁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恐怕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到1902 年,梁启超已成功地将“新民”说系统化。但是次年他对美国的访问又使他进一步发展了“新民”说。梁启超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中看到家庭观念和村落意识的影响仍然很大。同时,他也从美国的工业力量中看到了“经济帝国主义”的阴影。在梁氏看来,两者都将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梁氏的“群”的观念本来是注重协作意识的,现在则转而更倾向于政治权威,因为这样似乎才有利于保护中国抵抗帝国主义。
  沿着这样的思路,梁启超又回过头来重新强调中国传统的“私德”观念,这和他以前提倡西方的“公德”观念恰成鲜明对照。那时他本认为公德才有利于“群”的和谐。张氏的这种论述又显露出类似于李文森模式的第三阶段:回归中国。但张氏的解释恰又是反李文森的。张氏以为梁启超并非为了迎合其情感的需要去维护中国传统,相反,某些儒家观念存在于梁氏的西化“新民”说之中恰证明梁并不曾异化出中国传统。有意思的是,除了批判以外,
  
  张氏甚少引用李文森的书。有时张氏虽然没有引用李氏的观点,细心的读者也可以发现其论证正是直接针对李文森的诠释的。
  张灏对梁启超的著作是下了苦功夫仔细研读的。故其对梁氏思想渊源的分析十分坚实且甚具说服力。他关于中国当时有两个思想世界并存又相互影响的论证独具慧眼,很有启迪性。但梁启超虽然是张氏用来证明其更广泛的关于1896~1907 年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立论构架的一个中心人物,亦仅此而已。张氏真正着意的是那十年的转型期而不是梁启超。问题在于梁氏的思想发展并未停顿在1907 年。以此时为下限截断梁氏思想的讨论给人一种不完整的夭折感。若张氏能按其取向对梁氏的后半生继续研究,成就必会更佳。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氏将其研究截止在1907 年恰好减弱了他本人最初的论点的说服力。张氏主张1896~1907 这大约十年在中国文化的转变上比五·四运动更重要。但有人或许要问:如果这十年果真那么重要,如果中国思想文化已有一根本的转变,何以又有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呢?这两者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另外,张氏或因强调内圣外王,使其研究或可说太过于简洁内倾,而且太偏重上层文化。正因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这转型期是如此重要,有人或会疑虑梁氏的思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照应了当时中国的需求?中国的听众或思想接受者在这一时期和五·四时期有无大的变化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大约可以提示一个侧面去认识为什么在1896~1907 年间的大转变之后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无论如何,张灏和李文森都把梁启超视作一个在过去的儒家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过渡人物。他们也都强调梁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思想关联。李文森以为梁启超和共产主义者具有同时代性,因为他们试图回答同一个历史问题。张灏则注重梁的思想对共产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即使在他写书那个时候(即六七十年代),梁的新民观念“仍是[中国]共产主义价值观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毛泽东曾确认梁启超对他早年的影响。但这并不一定表明两者的思想有什么逻辑联系。毛的那一代人或多或少都受过梁的影响。那是历史,重要的是,梁与毛两人思想之间的联系是历史的而非逻辑的,这个区别极为关键。梁的思想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主义价值观念体系有没有或有多大影响本身尚须进一步推敲。但影响的程度是否到了“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步,我们是有些怀疑的。实际上,李张二氏对梁启超与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关联的强调正表现了当时美国汉学界一种想要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寻求依据的倾向。这也就是所谓费正清学派的一个特色。
  如果李张二氏对西方思想的原本意思与中国传译的西方思想之间的异同作细致一些的梳理,大约会更有助于我们对近现代中国思想的了解。两人都应有能力做这样的工作。李文森虽是汉学家,其西方思想文化的功力甚深,随意引用哲学著作,如数家珍。李氏过人的聪明亦使他能从梁启超的大量著作中领会到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中国思想的重要因素。张灏是殷海光的学生,殷氏一门在中国人中是以西学见长的。不过张氏的西学功力在这本著作中表现不够充分。相反,或许也是张氏有意为之,他在讨论西方思想时似大量依赖于梁启超的著作,但却缺乏必要的界定即他到底是在讨论西方思想还是讨论梁氏理解的西方思想。张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似略逊于李氏对西方文化的把握,引用时有时略呈费力的感觉。不过张氏对梁启超思想渊源的中国传统部分的梳理是坚实而令人信服的,可以说张氏成功地把梁启超放回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中。
  
  张灏显然强烈反对李文森关于梁启超在理念上异化出中国传统而情感上又固守传统的基本预设。他同样明显地不欣赏李氏关于梁总在寻求中西对等的论点。不过,李氏的论证和结论是否确切是一回事,但他确实看到了问题。在许多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里确实存在着某种中西冲突的心理紧张。中国士人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和伦理秩序的努力或可上溯到很早的时期,但西方的冲击无疑使这种新秩序的寻求成为紧迫需要。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许多探索中国现代化和富强之路的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或多或少的西化。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启蒙时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大不同。西方寻求的现代化是渊源于本土的,或至少是只有新旧而无本土与异邦的冲突。而中国寻求的现代化至少在当时人看来多少是异邦的。傅斯年在半个多世纪前曾沉痛地表露说,像他和胡适那样看起来反传统又在理念上希望中国像西方一样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在安身立命的根本之处还是为中国传统所塑就的。全盘西化的问题在三十年代的大陆,六十年代的台湾和八十年代的大陆三次引起激辩,每次辩论都充满了情绪化的尖锐词句和语调,已充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中确有某种中西不平衡的紧张。正像林语堂早就说过的,这种种中西文明的争论其实是有某种爱国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李文森所提出的这种心理紧张多少与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我们切莫低估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力。
  不过,梁启超和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中确有中西不对等的紧张并不意味着梁确实一直在努力确定中西的对等。心理紧张与个人行为这中间有许多东西还需要一一研究。但是李文森这样来认识和诠释梁恰表明他本人也和梁启超是具有“同时代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李氏的诠释恐怕也是对一个不再有存活力的问题的有时代谬误的答案。
  在某些方面,李文森甚至不能跟上梁启超的某些前论断。透过李文森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紧张的诠释,我们或能觉察到其背后隐伏着的韦伯式的关于中国传统的儒道二家有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式。在四五十年代李文森写这本书时,这个论式还是被广泛接受的。但是正如李文森所说,历史在变,历史提出的问题和需求的答案也在变。“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已证明上述韦伯式的论式的谬误。许多新的研究表明,现代化,至少是经济意义上的发展,可以不一定是西化。这就反过来表明梁启超当年用新旧而不是中西来表达走向现代化的转变恰好有着先见之明的提示性。李氏为其时代所限,反不能欣赏梁的预见。李氏曾说,当中国共产主义者向前看时,梁启超在向后看。我们或可说,当梁启超向前看时,李文森未能跟上向前看,也就等于是在向后看。从这个意义上看,李氏与梁启超当然又不具有“同时代性”。
  李文森曾说:“当我们认识到答案的时代谬误时,我们也就认识到了问题本身的演变,这演变又与实际生活离题渐远。这就是思想史的进程。”李张二氏的著作无疑都已在这问题和答案不断演变的思想史进程中占据了一环。但一本涵盖梁氏一生并兼顾其中西思想渊源的研究尚有待来者。
  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Modern China(2nd ed.,Cambridge,Mass.,1959);
  
  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China,1890—1917(Cambridge,Mass ,1971).
  
  与葛佳渊合作,《读书》1992 年6 月
  
  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
  以前常从普及读物里看到:人类所有的建筑物中,只有长城可以在太空上用肉眼观察到。可是前年出版的林霨(ArthurWaldron)教授的大作《长城:从历史到迷思》却告诉我们这个不过是个“迷思”(mytn,亦译神话)。而且这个“迷思”起源甚早,远在载人卫星上天之前六七十年就已形成。而直到今天,尚无一个宇航员曾报告说看到了长城。不仅如此,我们今天关于长城的许多观点,实在也都是“迷思”。其中不少就像这个“迷思”一样,是从西方进口的。西潮东渐的程度,看来比我们通常所认识的还要深入得多。
  关于西潮东渐,过去西方汉学界对近世中国史的著作,常遵循一种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其特点之一就是无论对西潮冲击是褒是贬,都忽略中国自身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文化思想的内在发展。六十年代后,美国学术界逐渐左倾。在此大潮中的不少美国汉学家们,往往因西方过去侵略中国而产生一种负疚感,所以倡导一种要“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柯文(PaulCohen)教授以此为题著有专书,前几年已由中华书局出了很不错的译本。这个新的研究取向当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可是读了柯文一书仍不免觉得有些“隔膜”。盖柯文一书主要是对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汉学界主流进行批判的反思,而从中国的视角观之,其所批评的一些主要观点不仅不错,实际上可以说还认识发展得不够。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不能一一涉及,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柯文批评了费正清学派关于西潮入侵以前中国只发生“在传统范围内的变化”的观点。虽然柯文正确指出了费正清等人所注重的是中国的不变即缺乏西方那种“根本转变”的一面,但柯文在批评的同时将这一观点本身亦视为不妥而摈弃,则不免矫枉过正了。实际上,费正清诸人或许是无意识地触及到了儒家或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中的一个根本要点,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在传统范围内变即温故而知新,正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若从此角度去探索,或可解释为何西潮未到或初到中国时,士人总是“回向原典”去寻找变的思想资源。到西潮大盛后,才接受近代西方破而后立的所谓“超越进步观”,与传统彻底决裂。费正清等若沿此取向研究,本可证明西潮的冲击对中国的影响实超出一般的认知。柯文等若衣照这一真正中国式的“在传统范围中变”的取向,本来也可见到费正清等所不曾见之处。惜乎柯文等在安身立命处恐怕多年也是秉承超越进步观的,所以将前一辈破得太厉害,无意中将其好处也破掉了。
  林霨本人虽然出自哈佛,也曾撰文对费正清学派有所批评,但他的研究范围仍在较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史之中,所以有意无意间恰符合中国“法而后能”的取向。其人文笔极佳,言之既文,行之则远。因之书出以后,颇获佳评,被美国“史书俱乐部”选入,包销二千五百册。两年间该书已印出二版,最近更出了意大利文版。在学术著作一般销售不上千本的美国,这样的接收率是不多见的。不过林著的主要价值还是在其“变而后大”的一面,所以美国《出版商周刊》将其誉为是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基本构想的几本书之一。
  林著变而后大的一个特点即在其熔古代近现代为一炉。美国的汉学,古代和近代几乎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前者相对更重史实,后者则偏重诠释。古代史学者通常更多或更易于接受一些中国的观念和认识方式,近代史学者则更多以西方的观念模式来认识中国。这当然只是言其大处,古代史学者中自
  
  不乏以希腊罗马中世纪模式套中国者,近十多年许多近现代史学者也日渐主张应以中国为中心,更有人明言应学习古代史的学风。但直至今日,两派在学风上的差异仍十分明显。例如柯文就曾指出费正清等编著的《东亚史》的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在风格上有时自相矛盾,就是双方学风相异的显例。林霨《长城》一书所论述从先秦到本世纪八十年代,跨度甚大。但其重心,则是明代的长城修筑及其相关的政治军事外交问题。这样一种突破常规的布局自有其风险。盖一般言史,或以断代或以各种类区分之,而林书不仅时间上下延伸甚远,类别上亦不能简单以军事或外交或建筑史概之。实际上是一史学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这在今日极讲究名分认定(identity)的美国学界,自易引出名分不清的问题。其间的祸福利弊,恐非一言能以蔽之。
  林著能“变而后大”,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林氏突破常规的取向。林氏对人们视之为当然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均不轻易接受,而是批判地印证。的确,这是一部对西方流行的“中国世界观”概念进行挑战的力作。依以前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一个边界清楚和文化内凝的连续进程,即以长城为屏障分夷夏,华夏族在关内基本不受打扰地自在发展。而中国的对外关系,亦在文化决定论的夷夏观的影响下维持连续和稳定。林氏以为这些观念或多或少都有问题。而其根本性的挑战,则在于破除传统的文化决定论。林氏指出,中国几千年发展中的变与不变、胜败长短并非全由文化决定,而常是特定时代的具体政治风云或政策争论的结果。具体言之,北方游牧民族的南来,不仅给中原政权造成军事政治困扰,同时更触及到中国的名分认定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换言之,“中国”首先是一种文明呢?还是一个国家?是国家,则种族和地域的界定均甚要紧。是文明,则不必以种族地域分夷夏。如是则以修筑城墙来隔断某些民族和地域,从根本上是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cosmopolitan)倾向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名分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渐成道义问题,感情成分甚重,而且从未被确切地回答过。
  实际上,从先秦起就有筑墙拒北方游牧民族之举,历代筑墙者亦不少见。但长城在军事上从一开始就并未起到屏障作用。今日所见的长城,主要是明代修筑的,就不曾能阻挡满人南下。清初几位皇帝的“御制”诗中,常有挖苦长城无用的句子。长城既无作用,各朝代仍须自己重新界定其北疆,界定时也并无一条固定的界线为依据。所以中国北疆的走向历代始终不定,有明广袤而开放,北向甚远。由于包括各族住民,其时对中国概念(Chineseness)的界定即趋天下的倾向,文化也并不内凝;有时则窄而关闭,疆域约仅包括农耕的汉族或更小,此时对中国概念的界定则采民族的倾向,夷夏之分遂清。故长城的修筑与否,并非仅在文化决定论的夷夏观影响之下。各朝或修或不修。即使在修筑长城的那些朝代,比如林霨集中讨论的明代,修城也是几个选择中的一个。历史上和亲与远征都曾是得人心的举措。明代是在这些选择都办不到时才确定筑城的。
  林氏认为,某些举措之所以不能被采用,常常也并非依其本身的功效利弊而定,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帝王与士大夫之间的权力之争,这样的争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宫府之争,一般又称为“道”与“势”之争或道统与治统之争。其由来既久,而且从无制度上的根本解决。一般而言,帝王将中国视为朝代的,将政治视为血统的。而士大夫则将中国视为文化的,将政治视为道德的。这部分是因为晚周“礼崩乐坏”之后,贵族式微。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以教育的尊贵来代替血统的尊贵,最后完善成科举制
  
  度。故特别增强了士人强调文化教育重要性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士人与帝王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不啻是口与手之争。士人要争取的理想境界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给“中国”一个独立于朝代之外的客观文化界定,强调道义为政治的基础。由于强调文化区分,其中国概念是民族取向的。但是口终斗不过手。中国历代思想意识活跃皆在乱世,几乎已成常态,便是口斗不过手的明证。故帝王强大时,以其个人力量和血统为统治依据,对中国概念的界定则是天下取向的,对外族问题也更容易灵活处置。不过口虽斗不过手,手也终不能征服口,实际上了也离不开口。结果是双方又斗争又协作两者并存。林氏以为这种对中国概念的文化界定和朝代界定的并存,恐怕正是中国得以长久持续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盖士人强调道义为政治之基础的好处即在于其可在帝王强大时借道义为依据批评帝王,而在帝王太弱时又可借道义为凝聚社会的基础。但文化界定的宽严失度颇易造成政策冲突无法解决。以边界为例,在帝王看,其所控制的便是领土。从文化看,就有必要采用一种具有超越约束力的夷夏区分。结果是对外政策实际上处于政治内争的影响之下。官僚间的政争和政策之争,通常也被道德化。而道德判断一引入政争,妥协即不可能。盖争斗的双方必不断提高政争的价码,以在“道义”上压倒对方。故在对外政策上要接受“化外”民族为平等或与其妥协,实在难上加难。于是贬和平为出卖,以高不可攀的理想为实用措施的对立面,通常都能使重实效的政策失去立足点。故林霨的结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将道德判断注入政策争辩,由此而引起另一个特征即不妥协。在此二特征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决非持续而稳定。常见的倒是分歧,因政争而成僵局。明长城即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其既未起到隔断夷夏的屏障作用,也不是什么文化一致的产物,说到底不过是政治分歧或政策争论的结果而已。
  不仅如此,长城在中国历史上也绝非一直是正面象征。相反,从汉代起,长城在中国的上层和民间文化中,都是与失道而徒恃武力的暴秦相关联的负面象征。从贾谊的《过秦论》,到汉乐府诗以及民间的孟姜女传说,无不如此。明代筑城,为趋避此恶名,乃呼为边墙。直到八十年代中,明长城下的农民仍称此长城为“老边”。也是在明代,长城渐为欧人游记所提及。初尚平实,所说长城的长度不过几百英里。到明长城完工后,欧人记述的长城尺度日涨,并渐附会为早年的秦长城,更增加其神秘性和吸引力。到十八世纪,西方许多关于中国的“迷思”在欧洲形成,长城亦然。其中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居功甚伟,英人首推那位不向乾隆皇帝磕头的特使马尔戛尼。从这时起,长城渐被捧为人类奇迹。到十九世纪,近海滨一带老龙头嘉峪关一带的明长城,已成旅华洋客常去的“秦长城”胜地了。
  通俗文化声势一大,也要影响精英文化。约在此时,西人的历史理论中也渐将长城引入,多少或与西方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墙附会,关于长城使匈奴不再南下,遂北向而使罗马覆灭的说法渐成通论。到十九世纪末,现在流行的关于长城的观念已完全树立。并开始引起想像。唯一能从太空看到的人类创造物的说法即源于此时,到二十世纪已广为西人所接受,在各种读物中常可见到。
  随着西学东渐,这些有关长城的观念又回到中国的怀抱。1918 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尽采西人成说,视长城为中国最伟大的工程,并援孔子赞管仲意表扬长城说:“倘无长城之捍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
  
  在秦汉之时代矣。”孙氏虽援西说,实抓住了当时中国的需要。盖民国虽然代清,因传统帝国崩溃而在中国文化中心造成的空白却未被填补。对中国这样一个依靠统计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秩序来维系凝聚力的国家,将长城转化为一个正面象征,正适应了这一需要。长城形象在中国的时运就此逆转。
  但这转变是缓慢而不完全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便不似孙中山这样积极地看待长城。鲁迅曾一言以蔽之:所谓长城,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是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鲁迅所见的“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分明都非褒意,其中自有言外不尽之深意,但其表达的新文化运动诸人对长城的负面看法是明显的。实际上,如果说长城在军事上从未能起到屏障的作用,其“将人们包围”的功用恐怕也没有新文化运动诸人想像的那么厉害。
  林霨认为,“九·一八”之后,中日间的战争将人们对长城爱恨皆有的情绪转化成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毛泽东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和田汉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都体现了一种以长城为边防的含义。这种意义到“文革”时仍为毛泽东沿用。但田汉的歌词到底也暗示了“旧的长城”在军事上的无用。故长城的形象仍具鲁迅所见的两面性。
  而传统的文化中国与民族中国的概念界说仍是不清晰的。中国既已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员,自必采西洋近代民族国家的界说。但在思想上,文化中国仍有生命力。美国的杜维明教授便正在提倡一种“文化中国”说。不过杜氏的“文化中国”在疆界上是天下取向的,在种族上恰是民族取向的,这与历史上的文化中国已大不相同。林霨特别以台湾和大陆先后送给联合国的礼物为象征来表达文化中国和民族中国在思想上界说仍不清晰的情景:台湾所赠是刻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一段古训的匾牌,代表一种以个人的而非民族的道德为基础的天下和谐的文化观;大陆所赠则是一幅象征着民族国家的以长城为图案的挂毯。但是不管将来的发展如何,长城作为一个多面的中国象征仍会屹立在那儿;同时又像一面镜子,照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异想蹁跹。
  Arthur Waldron,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My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本文系与葛佳渊合作,《读书》1993 年1 月
  
  简评
  罗君在美游学十载,对西方思想文化和学术的了解自有一种亲历,而对于西方学界对中国之研究更是作了较为深入的洞悉,其所作书评也多系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著作的评论。90 年代以来,他和旅美学者葛佳渊合作,在《读书》杂志发表思想文化评论方面的读书文字,也多属此类,计有十余篇。这里选入的三篇中有两篇是他们的合作,就书评而言他们是很好的学术搭档。
  罗厚立和葛佳渊两氏的书评,给人印象很深的是,评论者有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即努力追求评论和原作的思想对话。故在书评中时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展示着自己的思想理路和洞见。这恐怕也是所有自觉的书评所应高悬的鹄的。
  在《文无定法和文成法立》一篇里,罗君对于原作的评论不可谓不高,我甚而觉得,在他所有书评里这是对原作评价最高的一篇,也是罗氏评论话语里肯定的断语下得最多的一篇。但请不要误会,罗君并不是滥投橄榄枝,其评论是理性的,并且指出了原作的若干不足,评论者的方法是把批评和质询有机地融会在评论的相关部分里(评论作者的其他书评亦复如此),这是比将原著做三七开的截然分开而论的作法(指出三分不足诚已非易)要高明许多的。读过这样的评论,相信原书作者会有伯牙子期之慨。
  后两篇是对海外汉学家所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英文专著的评介。第二篇,是对两部有关梁启超的研究专著的评论,它很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机械地比较两书的优劣,而是注重学术内涵的剖析,而又注意随时两相照应。第三篇,是一个很凝重的话题:万里长城的历史与迷思。这个话还将历史地说下去。你将其作为一篇学术论文来读自无不当。说句并非题外的话,书评作者很重要的一个功夫在于话题的捕捉。
  罗君(以及葛氏)书评的特点,还在于能够结合学术背景来思考来诠释,评论者对于一种学术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任意化入书评之中,使读者对于原著和学术背景的关系,以及和相关学派的师承离合,能有较深入的了解(读《长城》一篇尤为明显),而这是原作所不能提供给读者的,又恰恰是评论者大有可为的学术空间。
  静观的理性之外,行文如流水而有起伏,使书评显得缜密而舒展,“读你不厌倦”,能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自然显示出评论者具有一种才华。这应该说是罗氏书评的又一特点。
  罗君称自己读书杂而不专,是否是一种自谦的实情姑无论,因为就书评所体现的学术水平而论,评论者是有其对于思想文化研究的专精之处的。我想说的是,对学术尤其是书评来说,杂,其实是非常之需要的,无杂不足以开阔眼界,也只有杂才能采择宽广。这本身似可做为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引起人们的兴趣。
  
  陈昕作者小传
  1952 年生,浙江鄞县人,中共党员,编审。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策划、编辑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已出版近百种,其中7 种先后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策划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曾连续获中国图书奖、中国优秀青年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策划或主编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迈向1997 年的香港经济丛书”、“国际了望丛书”、“现代民主政治透视丛书”、“中港经济系列”也多次获奖。任责任编辑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等10 多种图书曾20 多次获国家和省市级奖励。
  从1973 年起从事经济学研究,著有《消费经济学批判》(与袁培树合作)、《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与杨龙、罗靖合作)、《公有制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多人合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多人合作)等,参与主编《国际商务大辞典》,译有《新模型经济》,并发表学术论文及书评文章100 多篇。1989 年曾主持新闻出版署1989 年科研项目“中国图书业面临的困难和出路”。
  他曾入选《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出版名人词典》、《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辞典》、《剑桥国际名人录》等。
  
  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新探索——读樊纲、张曙光等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
  
  1936 年,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一般认为,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并且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组合,基于这种理论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在一段时期、诸多方面显得颇为奏效。
  但是,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单纯的行政调节的限制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宏观经济理论一直被排斥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直到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以来,特别是1984 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后,随着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市场机制日益形成,宏观经济的运行框架,各种宏观变量的决定方式和决定过程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总需求膨胀、通货膨胀、结构失调、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所有这些才引起了我国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深厚兴趣,并推动他们把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问题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研究。1986 年底,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和作用机制的著作——《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这部著作以中国和苏联东欧经济实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它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从那以后,这方面的著作时有出版,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未取得重大的突破。究其原因,我认为,最根本的是在于,我国公有制经济某些方面的经济关系还显示得不够清晰,以致经济不可能对其有较完整、较深入的理论认识。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新的经济现象的不断出现,尤其是1988 年发生的高通货膨胀率以及抢购风潮和1989 年的市场销售疲软,使我国经济各方面的内在关系和内在矛盾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开,由此我国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樊纲、张曙光等著《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一书,作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把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研究推进了一步。
  一、方法:理论实证分析和经济矛盾分析
  《大纲》是一部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较为成熟的著作。它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觉地运用理论实证的分析方法,力求从经济现实出发,建立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从理论上把握现实和说明现实。
  这种理论分析方法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从某些理想的原则出发,研究公有制经济“应该”如何运行,也不是根据西方经济运行的某些原则来与公有制经济运行进行对比,而是力图实事求是地从现实出发,从理论上、逻辑上说明公有制经济事实上是如何运行的,各种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它并不想发现“目标模式”,也没有直接回答应该如何进行经济改革或如何制订经济政策,而是力图首先合乎逻辑地说明现实,而这显然是一切政策研
  
  究的基础。
  这种理论实证分析方法与一些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目前通常运用的经济实证分析方法也有不同之处。它不是企图直接描述经验事实,而是力求从理论上把握事实,找出经验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找出各种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然后以此为指导去系统地说明各种经济现象。作者认识到经验实证以及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重要意义,但他们认为经验实证只有在理论实证之后才有意义。只有以实践为基础,使认识上升为理论,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获得科学的结论。因此,《大纲》首先致力于构造理论模型,提供系统的理论假说,以此作为进一步进行经验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全书虽然具有较高的理论抽象性,但同时每一部分理论分析和理论概念又都是与现实直接相联系,是从特殊现实中概括出来的。既不是在凭空臆造“理论”,也不是在用别人的理论套用我们的经济,因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大纲》在方法论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到各种经济现象背后,力图揭示公有制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各种特殊的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不同的经济矛盾,并以此来说明各种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
  二、体系:严谨的逻辑和全新的框架
  《大纲》在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且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为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结构和框架。
  《大纲》分析公有制宏观经济的基本逻辑结构是:
  1.明确地说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制度规定,即它的特殊的基本经济关系。这构成公有制经济模型的特殊制度前提和变量行为的基本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明确定义在这一经济中活动的各种特殊的行为主体——计划者、基层经济单位、个人和政府,说明它们各自的特殊行为目标和特殊经济利益。2.根据公有制的基本制度规定和迄今的历史事实,明确定义和区分这一经济的两种特殊的运行机制,即计划者主权机制和多元主权机制,然后说明行为主体在各种机制下追求各自目标的特殊行为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各行为主体之间必然发生的各种特殊的利益矛盾。3.用各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和它们之间的利益矛盾,说明各种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书中主要分析的是宏观变量和宏观现象,但也涉及了许多微观变量和微观现象),说明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这是经济理论分析的最终目的。在说明经济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根据公有制经济的特殊问题,首先考察总需求及其各分量的决定过程,接着说明与之直接相对的经济潜在总供给,即以特殊效率水平为前提的社会生产能力本身,然后分析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之间的差额及其各种表现形式,最后分析总供求差额的动态效果,即它对实际总供给水平和经济增长过程的影响。4.在静态地分析了各种运行机制下经济变量的决定过程和经济运行结果的基础上,再动态地考察经济运行机制本身的变化过程,以及这一机制变化与经济变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5.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进行概念澄清和结构说明,力求在搞清事物本身内
  在逻辑的基础上,把各种理论概念以及相应的理论部分,放在适当的位置,以正确的理论逻辑相互联系。
  《大纲》的这一理论结构体系与以往一些公有制经济理论相比,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纲》对经济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说明具有充分的“行为基础”。指出变量关系在表面上可能是相似的,但背后的行为背景和经济原因则可能是大不相同的,因而能够有效地调整变量的政策措施也就会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大纲》不否定资源条件、物质生产的技术关系等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以已有的对这方面关系的分析为理论前提,但又一贯地保持了自己的特殊分析角度——从207 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说明各种经济现象,因而从逻辑体系上既有别于那些仅着眼于用物质技术关系说明经济现象的理论,也有别于那些把各种因素混在一起进行分析的理论。
  第三,《大纲》对公有制经济中各方面的基本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分析,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问题;各种经济问题在这一理论体系中,都在一定的适当的位置上得到说明,并且有机地相互联系,因而使许多以往经常发生混淆的关系在这一体系中得到了澄清,许多过去相互分离的理论问题在这一体系中得以相互联系。虽然该书的主题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但作者为了全面地说明各种经济问题,不仅在适当的地方分析了一些微观问题,并且在体系内明确地指示了各种微观问题与宏观问题的相互联系。《大纲》所提出的理论框架显然有益于今后对社会主义经济各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
  第四,《大纲》分析了公有制经济中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及其在整个经济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公有制这个基本制度的特征,不仅表现在企业行为上,而且表现在国家、个人、地方等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上,并且因此而产生了种种经济后果。此外,《大纲》还把国家或政府的行为及其决策过程,也当作体系内的分析对象。
  第五,《大纲》把迄今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前后出现的两种经济运行机制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系统地说明了二者各自的特征及其相互联系,而不是仅分析一种机制下的经济现象。《大纲》的显著特点还在于:正确地运用了“先静态、后动态”的分析方法,先说明了两种运行机制本身的特征及其运行方式和运行结果,再从动态过程中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公有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时,《大纲》把经济机制的变化,包括二者的“交替变换”,看作经济运行的一种“内生性”过程,而不是一个外在决定的现象,从经济内部说有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和运行机制的社会选择方式。
  三、理论:大胆的创新和探索
  《大纲》涵容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作者尽可能继承和利用了已有的各种理论成果,在前人已作过分析的地方沿用了已有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术语、概念,尽量与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体系保持一致。同时作者又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在许多特殊的、前人未作过分析的地方,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概念;对某些曾被人使用过但
  
  仍存在缺陷的概念作了重新定义,对存在混淆的概念作了自己的解释。这里,择其要者略作评介:
  ——第一次提出了“公有制基本矛盾”(公有权主体与处在非所有者地位的公众之间的矛盾)的理论和“公有权主体”(=计划者=国家——政府)的概念;在理论上明确概括和区分了不同行为主体及其利益目标函数;概括并分析了公有制经济特有的4 个方面的基本利益矛盾,即:计划者与个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利益矛盾;在整个经济面对“预算硬约束”的条件下,具有“预算软约束”的各基层单位之间的利益矛盾;企业管理者与作为公有企业“主人翁”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在普遍地具有“公益选择”性质的经济决策过程中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
  ——根据运行机制的“主权特征”,即引导资源配置和决定经济变量的主体的差别,第一次提出了计划者主权机制和多元主权机制的概念。指出,在计划者主权机制下,只有计划者能够决定各经济变量和资源配置;而在多元主权机制下,其他一些行为主体(不一定全部)也能在决定经济变量时发挥直接的作用,如在收入初次分配、投资、产出量、企业支出等方面发挥实际作用。
  ——明确提出了公有制条件下需求分析的特殊角度和特殊方法,即不像西方宏观经济理论那样从支出行为出发,而是从收入分配出发来说明总需求的结构和规模;提出了“国民收入货币增广”的概念,强调了货币收入对总需求规模的决定作用。
  ——明确地对“个人”这一行为主体在公有制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作了理论分析,提出了“收入幻觉——消费理论”,从基本经济关系出发说明了消费需求的决定方式,并据此说明了公有制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内在原因。
  ——明确地概括了公有制经济“普遍的公益决策与具体决策人私人利益的矛盾”,指出,在公有制经济中,虽然一切投资决策原则上都应该根据公共利益作出,但是,如果授权进行投资决策的个人根据其私人利益来评价投资项目,投资就必然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规模;并且这一矛盾,解释了私人利益导致投资膨胀、产生“灰市交易”或“官倒”等经济现象的原因。
  ——明确提出了“短缺的需求决定论”,指出了社会生产效益不高而造成的总供给水平低下,可以引起“贫困”和“匮乏”,但如果名义收入或货币收入与实际收入相当,无论总供给水平高低,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短缺;只有当货币收入大于实际生产水平时才会导致总量短缺。
  ——提出了公有制经济“总供给函数理论”,分析了总量短缺引起总供给水平扩大或“过度增长”的特殊的“短缺压力机制”,并分析了在不同经济体制下总供给函数的特殊经济内容。
  ——第一次提出了“机制变换周期说”,以对经济运动的动态过程的分析为基础,系统地论证了公有制两种运行机制交替变换的内在原因,进而从理论上说明了运行机制“收权——放权”交替与经济活动“冷——热”循环的内在联系,从而用运行机制的变换,说明了公有制经济周期现象发生的特殊原因。
  《大纲》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可喜成果,它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经验实证研究和经济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基础。当然,它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在方法、体系、理论等方面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和深化。例如,
  
  要在基本理论层次上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出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和术语;但是,这些概念与现实中人们通常使用的概念和术语有何差别和联系,定义中进行了哪些抽象,外延上有什么不同,这些都需要进行严格而细致的说明,否则就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混淆。《大纲》虽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总的说来,其对理论概念和实际概念关系的处理还不够理想。又如,在说明与其他理论观点的差异的时候,应该明确不同理论的特殊前提假定和现实背景,这样才更有利于理论和学术探讨。更重要的是,正如本书作者所言:“我们所依据的,也只是发展到今天或迄今的公有制经济。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方式本身是在实践中发展变化的,过去是如此,今后也是会这样;将来公有制经济的变化或许会揭示出迄今未曾充分显示出的问题,或者会证明现在获得的认识是错误的、虚幻的”。我们相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学家会把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原载《经济研究》1990 年11 期)
  
  建立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探索——评胡汝银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
  胡汝银著《竞争与垄断: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88 年版)一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竞争与垄断问题的学术专著。该书以马克思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为基础,努力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传统,灵活地运用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方法,把中国经济作为研究的主要现实背景,在产业组织这一层面上,从多种角度深入地对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过程展开考察,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解释能力和分析能力的理论框架。该书在出版之后获得了我国经济学界最具权威的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该书作者的可贵探索,受到我国众多老一代经济学家的赞赏。
  该书作者胡汝银同志是一位治学严谨的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近年来一直扎扎实实地从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按照“制度(体制)→行为→结果”这一逻辑链条,深入分析了资本家的动机、目的、行为型式,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微观经济运动过程(包括微观积累机制和微观经济增长机制),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和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正如《分析》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竞争机制的分析,是与对动力机构的分析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并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创新机制和积累机制,以及资本和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机制等。因此,同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当代西方主流学派的完全竞争模型相比,马克思的竞争理论有着更大的包容性,有着更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现实经济问题的变化,以马克思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竞争理论体系的具体形成将会有所不同。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分析》没有在形式上简单地套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而是从实质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框架,并按照现实经济研究的需要来选择理论考察的侧重点和开拓新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研究视角,从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根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做的有关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完善的竞争机制是保证商品经济高效率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手段。由于改革之前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历史遗产的影响,由于改革以来行政性分权格局下的条块分隔、“双轨制”和多种形式的差别对待(包括税收歧视),现阶段我国经济呈现出一种多重分割的状态。这种状态构成了我国微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一大特征。《分析》通过揭示这一特征,细致地考察了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条件下的部门内竞争、部门间竞争、空间竞争与国际竞争所受到的各种限制,以及因这些限制相联系的资料配置失当、多种类型的低效率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经济问题。
  《分析》作者指出,多重分割、差别对待等前提下的部门内竞争,只能是严重的不均齐竞争。而各种“鞭打快牛”、抽肥补瘦的措施虽然会抑制部门内竞争不均齐程度的发展,但同时会起到阻碍先进企业成长和保护落后企业的作用,甚至产生“劣胜优汰”那样的反常结果,从而导致竞争力扭曲、低水平膨胀和产业组织退化,严重地损害了动力机制,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研究内容的确定等方面特别值得嘉许的是《分析》依照马克思的实证研究传统对我国经济中的空间竞争过程所展开的经济考察。我们知道,由于包含着劳动力与资本可以在地理空间上自由流动这一前提,《资本论》无须考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空间竞争过程。这也适用于当代西方居于主流地位古典学派的完全竞争理论。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同行政性分权和发展不足相联系的多重分割(包括城乡分割),使得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无法在空间上合理地流动,无法在空间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在或大或小的限度内,正是这种空间竞争不足引致严重的部门内及部门间竞争不足。由此可见,在我国当前经济条件下,有关空间竞争的研究是关于部门内竞争和部门之间竞争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从而有着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分析》在联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形式讨论空间竞争状况时指出,在导入市场机制但仍然维持甚至强化以多层次的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块块经济格局的情况下,会产生多层网状态空间分割,会导致各地213 为了防止原料“肥水外流”而重复发展加工工业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使投资规模过小和过度分散,使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变得支离破碎,使技术扩散的渠道淤塞不通,分工协作和分属于不同行政机构的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不易发展,大大小小的效益悬殊的全能型工厂遍地开花,落后的地区和落后企业难以获得必需的技术力量,或难以通过分工协作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生产领域,从而给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带来强烈的摩擦,并因此而降低工业效益和产出水平,损害市场运行效率,阻碍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在这里,《分析》作者还引出了关于我国“走农村就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的讨论。《分析》认为,平均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技术力量和现代工业管理人才十分短缺,在技术水平如此低下的初始条件下,在城乡分割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离土不离乡”的格局下,事实上无法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有效地实现就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这种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会是一种代价高昂、费时过长的过程,并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在我们看来,《分析》所做的上述推断是持之有据、值得重视的。近几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发展中所暴露出来的不少问题,无疑证实了这些推断。
  经济绩效和部门间的要素流动取决于动力与能力。基于这一双因素模式,《分析》在经济发展这一广阔的背景下,对近年来我国部分工业中出现过度膨胀现象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撇开需求和以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为基础的动力机制问题不谈,在部门间竞争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不能不取决于劳动力本身的技术素质和技术能力。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和要素流动并不遵循通常的最大化规则,不是以社会最高收益率为导向,而是以力所能及的收益率为导向。并且,在不少情况下,为了避免在能力不足的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经营所造成的亏损,投资规模和企业规模不得不明显地偏向小型化。由于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农业部门中一直存在着大量的被累积起来的过剩劳动力,他们的文化技术素质较低,甚至缺乏起码的工业技能和现代工业生产经验。同时,在城市地区,非成熟劳动力的比例也极高。这样,近年来在分割经济条件下由农业部门溢出的大量未接受过现代工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便只能涌入初级加工工业等技术水平较低的非农产业,这时,在技术能力和现有劳动力的技术结构的制约下,
  
  城市地区原有的工业结构也不易进行调整。其结果必然是低水平的过度膨胀,整个工业部门的要素利用效率也因此而降低。
  一种成功的经济改革战略,只能是一种同时可以顺利地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而不仅仅是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和不断推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分析》中所包含的这一见解是有其经验基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然是以整个社会经济的结构问题和长期发展问题得到解决为前提的。如何在促进全国产业结构平衡的转换的情况下迅速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分析》从多种角度反复强调了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并尽快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案。
  技术能力不足,劳动力技术素质过低,导致转移不足和部门间的竞争不充分,从而引致社会经济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的低效率。并且,人力素质过低。又必然导致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技术水平过低和技术进步迟缓,即导致工程低效。要消除我国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显著存在着的上述两种类型的低效率,便需要像《分析》中所建议的那样,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各种人力开发政策。这些结构性的政策,即有助于增进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又有助于改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从而有助于减缓体制与结构双重转换过程所面临的社会压力。我们认为,上述建议和分析是很有道理的。
  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财政“分灶吃饭”和行政分权的格局下展开的。在行政性分权的局面下,块块分割,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无法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这无异于取消了中央政府借助总量控制或总水平控制等宏观经济手段进行宏观管理的能力;同时,在地方本位利益的驱动下,各地为防止“肥水外流”而相互封锁,为增加本地财政收入而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并借助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地方行政手段来推进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损害了市场运行效率,破坏了全国市场的统一性。简言之,行政分割既损害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计划性,也损害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的约束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损害了国民经济的调节机制。《分析》的上述观点,对我们理性地反思我国10 年经济改革过程是有一定启发的。
  作为一本探索性的专著,《分析》在理论和分析手段上的不成熟也是毋庸讳言的,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考察也未能充分展开。但全书结构严密,立论严谨,包含着不少独到的见解,理论性和现实感都很强,是一本耐读的优秀的经济学著作。
  (原载《经济文献信息》1990 年第2 期)
  
  现代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可以分离
  ——读张春霖著《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
  上海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张春霖著《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一书,从企业组织的角度对市场体制进行了重新认识,论证了现代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可分离性。
  一、经济体制的功能、构成和理论模式分类
  经济体制的功能、构成和理论模式分类,涉及的是比较经济体制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本书首先对此进行论述,目的在于为全书提供一个恰当的分析框架。与通常的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相比,本书的特点在于较多地运用了现代企业理论的方法。
  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与正统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时都强调指出,包括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在内的现代企业理论将个人效应最大化假定扩展到了所有的个人选择,将个人作为全部微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扩展或“一般化”。这种研究方法构成了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基础,因为它的运用使企业这个黑箱得以被打开,作为一个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和企业一样,经济体制也是一种经济组织。
  本书将上述方法用于对经济体制的研究。在分析经济体制的功能和构成时,作者首先把人类作为一个个人,考察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然后借用微观经济学中的鲁滨逊生产经济模型,分析了生产——交换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动力问题产生的条件。就此作者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第一,经济体制的功能在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两大经济问题:配置问题和动力问题。配置问题的存在依赖于人与自然的特定关系,而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式无关。动力问题的存在不仅依赖于人与自然的特定关系,而且还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后者的基本特征是:(1)人们之间存在分工和交换;(2)个人效用函数满足效用不一致假定。第二,经济体制由四种机制构成:决策机制、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解决配置问题和动力问题是四种机制的共同功能。
  作者还运用这种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方法,依据有限理性(bourdedrationality)假定提出了决策者辖区的概念,并依此将决策劳动分工划分为内部分工和外部分工两种。基于这一划分,决策—信息机制被分为两类:层级制决策——信息机制和分散性决策——信息机制。而分散性决策——信息机制又可进一步分为Ⅰ和Ⅱ两种,且分散性决策——信息机制Ⅰ——在其中,决策者都是仅以自己的经济行为为辖区的个人——是普遍存在的。以这种机制存在的普遍性为基础,作者提出,与不同类型的决策—信息机制相配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质上只有一种:它只能以分散型决策—信息机制Ⅰ为基础。作者的这一结论是很有见地的。我们用它来分析、比较经济体制的理论模式时,可以发现它的含义是,一种不包含任何市场协调因素的纯行政体制,只有当动力问题不存在时才是可能的。为了精确地描述这种唯一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一般特征,作者还提出了激励——约束过程的一般模型。
  
  二、现代市场体制的形成
  现代市场体制是19 世纪中期到20 世纪中期的近一个世纪中,在古典市场体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一演变包含两个过程:一是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二是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本书主要从后一种角度描述了现代市场体制的形成过程。这种描述是从企业的性质这一基本问题出发的。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关于企业的性质,有两种影响较大的观点,表现为对企业的两种不同定义:一是科斯的定义;二是詹森和麦克林的定义。科斯认为,“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是一种与市场协调机制有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行政协调机制。詹森和麦克林则认为,“企业是为个人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的法律虚构。这‘一组契约关系’就是劳动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
  本书作者依据分散型决策——信息机制Ⅰ的概念,证明这两个看上去相互对立的定义的内在一致性,认为它们应当是相互补充的。企业既是个人之间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点,又是一个层级组织。企业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性质是由市场体制中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决定的。这两种定义的偏颇之处在于,科斯的定义强调后者而忽视了前者,因而未能充分指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外部的市场协调的内在联系,市场协调机制和行政协调机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两个“板块”。詹森和麦克林的定义则只强调了契约关系的确立过程,忽视了契约关系的贯彻过程,尤其是忽视了劳动者与其他各方契约关系贯彻过程的特殊性,因而也就看不到企业作为层级组织的性质,于是,对他们来说,企业“之内”和“之外”的区分也就不存在了。
  作者还详尽分析了现代企业组织的形成原因和界限。这里作者着重介绍了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启发性模型和效率边界两个概念对企业组织扩张的原因和界限所做的解释,并分析了钱德勒提出的技术、市场、交通通讯条件诸因素对企业规模发生作用的途径,以及这些因素与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这种介绍中,我们看到作者对于前人研究的钻研分析是非常细致和认真的,常常能够指出别人所未点明的精微之处,在对前人的论说做出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三、现代市场体制的机制构成
  现代市场体制是由行政协调机制和市场协调机制结合而成的。这种机制中包含了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作者首先分析了决策——信息机制。现代市场体制的决策——信息机制由分散型决策——信息机制Ⅰ、分散型决策——信息机制Ⅱ、层级制决策——信息机制三种决策——信息机制结合而成。这种体制下的资源配置过程是通过三种决策机制的一个完整的运行过程而完成的。作者在描述了这一过程并分析了分散型信息机制与层级制信息机制结合的基础上,独到地指出了现代市场体制下三种决策——信息机制的结合所具有的四个特点:一是机制的完整性,即发生结合的三种机制在结合中都不丧失各自的完整性;二是219 运行的兼容性,即每一种机制的有效运行都不妨碍其他机制的有效运行;三是结构的稳定性,即结合的基本格局不会因各种机制的相互冲突而呈现暂时
  
  性和过渡性;四是替代的灵活性,即两种协调机制可以依据经济效率的要求及时地、灵活地相互替代,从而使交易和协调机制经常保持最优的匹配。作者的这一分析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体制下的决策——信息机制的运行原理,同时也将有助于我们从较为一般的层次上理解结合型体制。
  激励——约束机制本质上是以分散型决策——信息机制Ⅰ为基础的,本书重点剖析了这种激励——约束机制在现代市场体制下的运行过程。现代市场体制中的动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种关系中:一是资本所有者和企业最高决策者的关系;二是企业产出品的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消费者与企业最高决策者之间的关系;三是企业内部各级决策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各级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及作为最低层决策者工人与其上级的关系。作者详尽地分析了现代市场体制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在这三个领域中的运用,指出在这三个领域中,决定激励约束过程有效性的都是四个因素:一是被激励者(被约束者)的个人效用函数;二是度量过程(metering Process)的精确度;三是激励者(约束者)的定价过程;四是竞争。很有价值的是,在分析所有者与企业最高决策者的关系时,作者借助于激励——约束过程的一般模型,对这四个因素的作用方式作了细致的剖析。
  四、现代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系
  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分离的可能性,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迫切的实际问题。断言这种分离不可能,往往成为否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可改革性”的根据。其实,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可分离的命题,只有对古典市场体制而言才是正确的,而在现代体制下它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集中讨论了现代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分离的可能性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如果把资本主义所有制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分配格局,那么对现代市场体制来说,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可分离的论点已不能成立,尽管它对古典市场体制来说是正确的。根据作者的分析,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体制存在和运行的条件有三个:(1)与之并存的所有制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在这种所有制下,全体社会成员不再划分为资本所有者和无产者两大阶级;(2)资本所有者或它的初级代理人经营资本的行为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准则;(3)出现在资本市场上的资本供给者和出现在管理劳动市场上的管理劳动需求者都有足够多的数目以保证两个市场都具有必要的竞争性。显然,这三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并非不可能,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体制这一概念不包含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断然否定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分离的可能性是没有足够的根据的。
  作者的这一结论具有重要意义。它实际上是从否定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分离论的角度,论证了现代市场体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兼容的可能性。当然,作者如果能从正面对可与现代市场组织兼容的社会主义企业作出总的设计,说服力就会更强;如能针对我国经济的现实做一些论述,它的实际意义将更大。
  (原载《学术月刊》1992 年第7 期)
  
  简评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理论如何适应和指导改革,始终处于探索阶段,直到1993 年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理论研究,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在此之前,也有许多具有开拓性的经济理论问世,陈昕敏锐地抓住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评论,无疑具有相当的开拓性。
  陈昕多年从事经济著作的出版,自己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是学者写学术性书评,这里选他三篇:《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新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微观理论的探索》、《现代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可以分离》。这三篇书评,既有对原著的评介分析,更有他对现实的思索和探求。从宏观到微观,到市场实践,从评论中可以看出陈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有系统性,也有相当的深度。我们曾问他这些书评的特点,现将他的来信摘要如下:
  “我选了这几篇文章参加你主编的书评集。之所以选这几篇而不选其他文章,主要倒不是我这几篇文章的水平有多高,而在于这几本原著在中国经济学上均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它们均体现了一定阶段中国经济学的水准。
  我对书评理论素无研究,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写,凭着自己的工作实践在写。这种感觉和实践大约有这样几点:1.我的书评文章均是在认真审稿的过程中,在审稿意见的基础上写就的。2.我的书评几乎全部集中在经济学读物方面。我个人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编辑,自己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自从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经济学家把研究的焦点对准经济运行问题以来,中国经济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所策划和编辑的‘青年学者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完整地反映这一巨变中的四个阶段,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这四个阶段的完成。我的书评则试图从单本书的角度对此作出总结。3.我的书评文章试图不仅仅站在编辑的角度,而是也站在经济学者的角度对原著作出评价,尽管从经济学家的眼光看,这些评价可能是较为粗浅的。4.我的书评文章首先是对经济学理论的评价。但它同时又是紧密地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的,并力图给予实践以指导。例如,对于《现代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可以分离》一书的评价,就是针对当时理论界争论最多的问题,即‘市场是否就是资本主义’作出的。论证了现代市场体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兼容的可能性。”
  他为什么写些书评?这些书评的特色,已经讲得很清楚。
  
  王武子作者小传
  1954 年12 月生,武汉市人,现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主要阅读、研究兴趣在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比较多地写作书评文章,评论范围及于文史哲艺诸领域,在两岸三地均有发表,忝例为“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在书评写作风格上,往往是自觉不自愿地借题发挥、屈申己意,此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行文时比较注重内容文字的思想性、可读性,且认为书评写作无定法,散文、随笔、札记、论文等多种形式均可用于写书评,不拘一格。只要能持抱“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语)的坦荡胸襟,就能写出不负于读者,无愧于本心的书评文章。
  
  评《文化的冲突与抉择》
  我喜爱读小书,尤喜读学术性的小书。但遗憾的是,当我读了《文化的冲突与抉择》(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这本小书后,感到失望,并且不仅是失望!这本小书至少存在着概念不清,生拼硬凑,牵强附会等缺点。我为该书作者不踏实、赶潮头的为学态度而难过;为不看书稿,自愿不自愿给该书写序的李泽厚先生而遗憾。
  现在我先就该书上篇中的两个主要论点提出质疑:
  一、所谓时代性和地域性之别。该书说:“为什么在第一阶段(即在古代)当我们接受外来文化时,中国传统文化因之得到了自身的发展,而在以后诸阶段,我们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则意味着中国封建传统文化自身的根本性毁灭?”(71 页)作者这里所说第一阶段是指佛学的传入时期。作者解答这一现象的结论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二者不具有时代的差异,因此,二者的冲突其本质不是时代性冲突。”(同上)作者特别指出这两种文化的差异只在地域性,而根本一致的基础则“都属于封建文化”,故能够自然地融合发展。这段议论,看似近理,实则大谬。印度文化本质是宗教性的,最初输入时的影响,大体限于信仰方面。中国文化的根本是哲学性的,而这种哲学的精神,又是以儒家文化里偏于“济世”的思想为重镇。印度文化的精神则是“厌世”的,教人不争不斗,自生自灭悲情的“轮回”观,这在本质上是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应该说是根本上的不一致。打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摩相荡,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冲突——融合”期,才由宋儒们擎起文化传统重建的旗帜,酿造出所谓后期儒家文化的正宗——宋明理学。由此看来,这样的文化冲突还是十分激烈的,并不像该书所说的那种自然的融合。因此,所谓地域性、时代性不能作为文化冲突、融合的释义标准。如按这种理论来解释,那么被西方称为亚洲资本主义的“四条小龙”,不是还停留在封建主义的文化阶段?显然这是很难圆说的事实。
  这里附带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家的“恕道”观多少起着一种“融合”的作用。孔子的学生曾参,曾对其老师的学问思想有一句概括的话,即“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之道,是孔子思想的重心,这个传统一直在儒家文化里得以保留发扬,所谓恕道,以柔克刚,它是儒家文化的一项特质。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少数民族统治汉民族的史实,而反过来少数民族的文化却被汉民族文化同化,这说明儒家文化有同化异质文化的功能,而这种“同化”正是在“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完成的。
  该书还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两个阶段,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而导致根本性毁灭。但同时又说:“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面临的冲突的回顾和分析,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被全盘否定,它们是有希望的。但是,它们的希望或出路,则在于它们的命运,启示着新文化的建立..”(102 页)在此之前,该书作者一再强调要彻底铲除中国传统文化,并声言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已导致传统文化的根本毁灭。而在此又说有希望,不能全盘否定,岂不是自相矛盾!我度作者压根就未想清这问题,诸如此类前后议论相左的现象比比皆是,让人失望。
  二、关于传统文化的“罪案”。该书将一些现代社会的弊病,统统算在
  
  传统文化的帐上,显得十分牵强。如在论述“核心家庭”一节时,极力赞赏西方社会的所谓“核心家庭”,而把今天中国人口之多武断地归咎于传统文化,这在逻辑上是非常滑稽的。中国人口的多寡,自古迄今,与文化观念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不必讳言,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化,宗法思想对人口的增殖有间接的影响。但中国古代社会人口的增殖,主要是由政府强制性的法令所造成的,对此历代历朝都有不少史料可资证明,其个中原因不外是国家政治的需要和国家经济的需要。我的看法是: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居主导地位,发展生产,男耕女织,加上封建社会战乱频繁(尤以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战事最著),需要人口是天经地义,因而不能笼统地把这说成是传统文化的罪状。再如该书有一章论及“文革”,把“四人帮”一伙的胡作非为,一概算在封建文化帐上,亦显得很牵强。该书说:“封建文化的传统观念,则是‘重义轻利’,重封建道德伦常之‘义’,轻物质利益之‘利’,..这种‘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97 页)事实上,江青之流是最不“重义轻利”,又最重利轻义!这些问题似离题太远。该书作者对传统文化不作一番细致的考察,而任意以抽象化的文字作口号式的伐挞,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此外,该书自创了一些新词汇,也令人感到费解。如“质态文化”,“质态”一词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是否相对“形态”而言?或者是外来词?又如“文化封建主义”的实质指什么?我们通常只说“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等,而“文化封建主义”,是否是概念上外延内涵的错位?是不是还有“文化奴隶主义”,“文化共产主义”等等。不知学术界有无此一说,我似未见闻。
  应当肯定,该书的下篇在理论思想的叙述上优于上篇,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甚至不乏警拔之语。但就其对未来文化的展望预测,所描绘的景观欠清晰,显得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如书中对未来中国文化新格局的建构,其基调似仍以铲除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国的传统文化犹如江河流水,有主流有分支,有源头有归向,倘若武断地挥刀断水,只会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对于近现代中国的贫弱状况,不作理性的客观分析,一味情绪化地向传统“算账”,方式上固然便捷,学理上却欠周■。其实国之兴衰,文化担不起太大的重担,一古脑儿把责任推给孔夫子,这是现代读书人不愿负责的通病,而且也过分抬举了孔二先生。我赞成对传统文化以批判的精神来诠释,但不应是庸俗化的批判,尤其是对精神文化中的最精致部分——思想(价值)层次,不仅需要有批判的精神,更需要有识辨的能力。这所谓“思想层次”如同人体的心脏,举刀之际,必须冷静细致,心浮气躁绝对不行。但观近几年文化讨论的一些著述,批判多,诠释少,仿佛机械运作缺少一个环节,往往给人以空洞乏力的感觉。尤其是一种求短、平、快,赶潮头的华而不实的“学风”,普遍性蔓延,看似学术气氛活跃,实质上并不利于我们建立学术多元化的正确信念!
  刊于上海《书林》1989 年8 期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读后
  去年岁暮,得广东人民出版社寄赠《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内中并附函说明是受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先生之委托所寄书,我特别地高兴!蔡先生的大部分著作,我均有收藏,其中包括已绝版的早期著作,是蔡先生亲自赐予,我珍同拱璧。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以下简称“古代论”)系蔡先生三卷本论文选集的第一卷,另两卷分别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已出书)及《学术思想散论》(待出书)。就我所知,这三卷本的论文选集,收录了蔡先生各时期、各方面最富代表性的主要学术论文,可视之为蔡先生本人学术思想的总结性文集。关于蔡先生的治学态度及其治学方法,我当另有长文介绍,这里仅就“古代论”一书的特点,其中自然也兼及蔡先生的治学特点略抒浅见。
  特点之一:蔡先生是历史学家,是研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专家。故“古代论”一书中,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最具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著作进行批评论述。这既要有哲学家的睿智,更要有史学家的眼光。通览全书内容,所反映的二十个人物和著作,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均是最具有地位和最富有代表性。
  特点之二:在该著中,始终体现出蔡先生一贯的治学风格,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尊重史实,提倡争鸣。不避尊者贤者讳,只为实事求是言。如《哪些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不宜抬高孔子》、《孔子一生都尚礼》、《王船山思想体系的要点》等篇什,曾一度在读书界、学术界产生过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而学术的进路,其正途乃是藉助于争鸣辩论。诚如章太炎先生所言:“自孙诒让以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见曹聚仁记录之《国家概论》)
  特点之三:“古代论”一书里收录的文章,前后跨度达半个世纪之遥,而此次编集一仍其旧,不作内容删改,以存原貌。细心的读者,或可由此触摸到蔡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书中更有若干篇什,是蔡先生就已遗失的《中国思想史通论》书稿,而回忆先后整理成简要初稿的,亦即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首次公开发表。同时,书前的“卷头语”是一篇简短精彩的评论文字。书后则分别有:附录一《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史论文编年索引》,附录二《蔡尚思孔子研究有关论著编年索引》。备检备查,甚为方便。
  蔡尚思先生打从二十年代在京城问学起,即立志以研究孔子思想为治学重心,因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是儒家思想,而儒家的祖师是孔子。在“古代论”一书里,有关孔子研究的文章也最多。蔡先生数十年矢志不渝,孜孜以求,在研究孔学的漫长岁月中,曾经历过——尊孔→疑孔→反孔的思想转化过程。但蔡先生的反孔,是纯粹立足于学术研究,其反孔的核心点,是反孔学中的“礼教”思想,而对孔子的教育方法,以及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则是予以肯定的。世人不察,以为蔡先生喜批评,善言好辩,不合时宜。殊不知坚持自家的学术观点,不随声附和,不人云亦云最不易最难得!学术问题之本身见仁见智,不必强求一律。那种随意给孔子加冠封冕者,诸如任
  
  意给孔子冠以政治家、经济家、历史家、文学家等等,才真是糟蹋圣人!一个人哪能同时兼任那许多的“家”?我个人认为:孔子是大思想、大教育家。在对待孔学的态度下,我也并不完全赞同蔡先生的意见,我觉得蔡先生的某些批评过于苛责。但不应忽略的是,蔡先生是治思想史的,是从思想层面对孔子及孔学进行批评。就人类社会进化史观看问题,今人的思想必定远胜古人,后人的思想必定超越今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须怀疑的客观事实。故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从严肃学术争鸣的立场上来研究问题,对孔子及孔学的否定多于肯定也属正常。反之,一味泥古不化,其思想势必趋于保守僵化。
  若再就学理上言,也不宜自设屏障,一切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即无是非。把孔子推崇到偶像的高度,过分神圣化,使其远离人世,欲尊反抑,孔子死矣!实质上是对先哲的大不敬。宋儒朱熹对孔子的敬意当不负于现代新儒家,然其在《答李季札书》中则说:“不要说高了圣人,高,后学者如何企及?越说得圣人低,越有意思。”朱子此话亦是就学理方面言,颇堪玩索。或对今人研究古圣先贤应持抱何种态度,亦不乏启示之义。
  蔡先生已是耄耋老者,然仍孜孜■■,不倦不怠地在学术园地里辛劳耕作,正所谓“桑榆向晚,夕阳正红。”令人钦佩!在“古代论”一书里,还很能反映出蔡先生治学的另一独特之处,即“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故我以此两句作为本文的主标题,自以为能比较切实地概括《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及蔡尚思先生本人的治学风格。
  刊于香港《大公报》1991 年9 月23 日
  
  一部高品味的文化通史——评《中华文化史》
  承冯天瑜教授惠赠新著《中华文化史》,读后获益良多。该著荣获大陆第五届“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当之无愧。据悉台湾南天书局向上海人民出版社购买了版权,拟在台湾印行繁体字版本。故我有意于撰此评论文字,以为推介。
  《中华文化史》在编著体例上以题记、导论、上编、下编、结语组成。上编侧重于文化史的理论阐述,下编偏重于中华文化的历史评介。全编在著述方式上,充分运用了比较史学研究法,将古与今、中与外广泛地进行比较观照。同时,又分别从文化史学的角度对整个文化大系展开论述,以唯物史观对中华文化的价值精神进行评估。它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的某些“文化史”著作,多是侧重于史料的排列叙述;也有异于现代“文化哲学”一类的著作,仅是就文化思想进行阐释;而是综其两者之长,史论结合。有创意,有特色,客观公允,平情至理。全书洋洋洒洒近百万字,称得上是一部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名副其实的,比较有系统性的文化通史。
  著者在该书的“导论”部分,对文化及文化史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在整个东西方学术界对“文化”术语的定义聚讼纷纭,其根本分歧无非是集中在对文化的广义与狭义之争上。广义文化包括什么?狭义文化特指什么?著者在综合分析前人对文化释义的基础上,于文化的广义与狭义之分提出己见:举凡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都属于广义的文化。而狭义文化是指与特定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构成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它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简言之,广义文化即“自然的人化”。它包摄物质的、非物质的两大方面。狭义文化则专指观念形态文化,或曰“精神文化”。
  所谓文化史,即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它如同其他专门史一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化之本身不只具有系统本质,同时兼具有历史本质。而文化史的研究正是为了揭示出“文化”的历史地位,以期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把握住文化的本质。
  在《中华文化史》一书的“上编”里,有两大部分颇为精彩的内容,或曰两大特色。特色之一:著者在考察中华文化的形成走向时,是从文化生态——即文化背景着手,充分运用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华文化的原生态及再生态作了纵向的分析论述;对中华文化的扩散形式(包括扩展扩散和移植扩散),作了横向的比较研究。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中华文化的本质特性及其生成机制。
  特色之二:著者在对中华文化的生态环境进行考察之后,继而对中华文化的类型特征作出科学的论断:中华文化就所处的地理环境方面而言,是一种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就经济形态方面而言,是一种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就社会制度方面而言,是一种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以及印度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正是这样一种地理环境的、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综合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社会心理诸特征,从而产生出独特的“伦理—
  
  —政治型”文化。
  著者对中华文化生态的整体透视,套一句释家语,可谓“妙观察”!此独到之处,是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将地理环境与经济形态及社会组织加以综合剖析,其结论见解显然较之前贤(如“五四”前后文化论战的学者们)的议论更为周全和深入。
  在该著的“下编”中,著者是以历史的逻辑统一文化发展规律为张本,循著中华文化运动行进的轨迹来展开评述的。在著者认为:“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因此只有通过动态的“史”的研究,才能真正把握“文化”的真谛。从中华文化的发萌期“人猿相揖别”起始,直至近代文化的冲撞期“蜕变与新生”终止,都在体现出了中华文化不断运动、演化的生命过程。在这漫长的“生命过程”中,中华文化有过兴盛和衰落,著者客观重点地加以评介,并不断地与同一时期的域外文化作比较。同时,还刻意把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深刻地揭示出中华文化的生命特质,比较有系统性的展现了中华文化在各历史时期的全色景观。
  我在拙评的开首,已简要介绍了《中华文化史》的编著体例,它主要是由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构成。前者侧重理论阐述,后者偏重文化评介。这种编著体例,好似让人一气登上山顶,然后再回头来收拾各路风光,舒心坦气,怡然自得。借用道家的人生宇宙观,大概以登上泰山之顶观景观色观日出,乃算是最高的和谐。我以为该著体例,也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谐”。我略有异义的是——著者在“下编”里,对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基本上是持颂扬肯定的态度。但我个人认为,魏晋时代的文化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和文论批评方面,“玄论”思潮对后世的哲学思辩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取向不足观。那一时期的读书人,普遍生活颓唐,逃避现实,山林之气太浓,这自然是时政压迫的结果。形成这种局面,可上溯到东汉政治。汉末党锢之祸杀了好几百读书人,读书人从此心灰意冷,走上了清谈取乐、遁世养生的消极人生路。而老庄之学,道家思想,也就非常适时地重返人间。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摈弃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优良传统,失却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寻求从个人的义务和责任中解脱,刻意表现出一种对社会人世的“疏离意识”。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形成,乃是源于一部分于社会思潮起主导作用的读书人,对现实的幻灭,由反抗的呐喊一变为犬儒式的接受现实致使之然。当然以自弃的形式反****,也是一种政治表现,但至多也只能是予以同情与理解。“当时人五情六欲,陷溺深了,却还要纵心调畅,不束于教,这才不得不仰待西方佛法来拯救。”(钱穆《中国思想史》)此是确论。是故魏晋名士们所表现出来的风度格调,实在有点灰冷迷茫,不值得大唱颂辞。
  总的说来,该著的上编匠心独运,新意迭出;议论风发,启人心智。下编也写得风姿摇曳,气象开阔。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中华文化史》堪称一部高品味的文化通史。
  (《中华文化史》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8 月初版)刊于台湾《哲学与文化》1992 年第6 期
  
  简评
  王武子的书评刊登在港台报刊的多,这里有两篇分别选自香港《大公报》和台湾《哲学与文化》杂志。他的书评的主题方向,似乎是中国思想文化,这里选取的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三篇。这叫做术业有专攻。
  萧乾先生有过“不评赠书”的名言。我想,老先生当年是担心评论者容易受到赠书的一种牢笼的局限。而王君这位书评作者所评的多是赠书,这里选取的两篇,评的也是赠书。只要无一味吹捧之心,而是能掌握一个度,最好做实事求是的介绍,赠书也是可以评说的,自然这是王氏和我的见解。而王君的这几篇评赠书的文章,并不是无关痛痒堪为睡媒的吹捧文字,并不是一潭糖浆,想来读者也会同意我的这个判断。
  只知道王武子常写书评,却不知他还写过一些批评性的书评,这里的头一篇书评就是批评性的,批评《文化的冲突与抉择》,主要在该书两个主要论点上对作者提出质疑,并对作者生造新词汇表示不满。我想附带说明的是,论点的批评是很难的,因为有些问题往往是可以见仁见智的,是一个铜币的两面。要在注意是否能自圆其说,而论据的批评,则可能是致命的。
  作者的书评介乎于学术化和大众化之间,走的是这样的路数,因此他的书评的特点是不深不浅,专家不觉其浅,大众不觉其深,换个字眼就是雅俗共赏,这也是书评格局中所需要的。能如此操作,对一个大学里的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王君书评的视野是宽阔的,但从功利角度说,也不妨做更专门化一些的尝试,在某些专业方向上做突破性的运思,或能更专深些,这是我为身在大学院墙以内的王君瞎指路径。不过“道并行而不相悖”,可能是一种更好的境地。
  
  陈思和作者小传
  1954 年1 月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1982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和中外文学关系史,以及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著有巴金研究系列《巴金论稿》、《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巴金研究回顾和瞻望》;文学史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及编年体文集《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写在子夜》等。曾参与倡导“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寻思”等学术活动,并筹办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出版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等系列丛书。
  
  留给下一世纪的见证
  在闲时读了一本布朗基的传记,作者阿兰·德戈(Alaindecaux),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读到结尾,传记作者用这样的句子来概述传主一生的意义:布朗基何许人也?一个怀有坚定信念的幽灵径直离开阴暗的牢笼,他留给我们的唯一财富是他的一生经历。这“一生经历”,让我想到的不是这位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活动家的乌托邦社会理想,不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和政治主张,也不是他参与的那些充满传统色彩的秘密暴动,——说来有些残酷,此时此刻让我感动的是布朗基一生蹲过大大小小十几个监狱的经历,他一生都是在暴动和不自由中度过的,但这种在极不自由的代价中产生出他对社会自由与公正的渴望和追求,极其生动地留下了一个世纪的某种见证:在显示财富积累与社会进步的十九世纪欧洲,人们是以怎样的代价来换取后一世纪的民主权力。
  中国古人定不朽为三:立德立功立言。我不知道充满苦难和阴谋的监狱生活算哪一种精神财富?当监狱(或许可以把它看作是****的象征)把人的一切最宝贵的——理想、健康、青春、幸福、事业、财富,统统埋葬在被囚禁的时间里,那被淘空内容的时间本身则有了意义:人类的耻辱净化为人类永远抗争的激情,使之成为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布氏最后一次受审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审判者恰恰是他为之呼吁和奋斗的共和国,布氏坦然地说,他是代表了被君主****制度送上法庭的共和国,法庭以君主****思想的名义,以与新法律格格不入的旧法律的名义,对他进行审判,但是“我将在共和制度下被判刑”。布氏为反对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几乎努力一生也失败一生,坐过十几次监狱,但最后一次竟是共和国以反对共和的罪名将他逮捕判刑,这对所有的为理想而战斗的共和战士来说,或许很有讽刺意味,但以“永远抗争”的精神而言,为共和而战也仅仅是一个人类激情的依托而已,真正的布朗基精神在于“重要的是行动”,也就是说,在抗争的本身。
  我说了一大篇布朗基,其实真正想说的却是另外一本书,即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狱里狱外》。应该说,我对这部回忆录是很熟悉的,但每次提笔想写些感受时,总是找不到适合的话来表述,尽管先生用他惯常的幽默和平静在叙述往事,但其所含有的沉甸甸的历史意蕴却很难准确把握。沉重的分量还需要用一个更加沉重的秤砣来称量,所以我求助于布朗基。当然先生的经历与追求都不同于布氏,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异,在中国还确有更加接近布朗基那样“永远抗争”的人,像毕修勺老人,郑超麟老人,老之将至也未改其早年的政治观点。贾植芳先生似乎更加接近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从来就不是职业革命家,对政治也没有多少狂热的投入精神。在回忆录的开始部分,他认真解释了他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定义:“自1937 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事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也就是说,在“五四”精神熏陶下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在战争中遇到了挑战:昔日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一起被战争拖入泥泞浊水里,这一代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经受了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双重的考验。我们从贾植芳先生逐渐叙述出来的各种生活场景里可以看到:在军队里出入的战火硝烟、在社会上遭遇的贫困磨难、在
  
  监狱里倍受的非人考验..从个人生活而言,几乎完全失去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较为优厚的物质条件和安定的生活环境,精神活动不再以抽象的方式进行,它同生活中的重大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思想者把生命溶化到时代的脉搏里,同时也感受着时代的生命对精神的刺激。贾植芳先生把自己列入路翎笔下的蒋少祖们的行列是有道理的,路翎笔下展示的,正是那些被卷入泥泞又真正感受着泥泞的力量的生命体,所以他们对于超出时代活生生的生命而演绎的抽象思想方式都怀有本能的疏离感。先生一再引用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话: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把学问与社会对立起来的本身就意味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产生,无论是当时的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知识分子都经受了这样的分化,甚至连上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被卷入这种分化的,只要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晚年遭遇,大致也可推知一二。
  回忆录里通篇描述的是这一代从战争中产生的知识分子的故事。他们于世安身立命的标志不是师道承传的学术传统,而是一种属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贾植芳先生一再说他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来自胡风,但他之所以确认胡风为其精神上的益师良友,是因为他从胡风编辑的杂志里认定他是继承了鲁迅的战斗传统。在另外一些故事里,他宁愿把自己青年时期流亡日本称为政治流亡,与康、梁们的政治流亡故事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流亡故事联系起来,这多少显得有些浪漫色彩,但从中也可以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形成,是通过转型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联系来自觉承担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有一章《狱中沉思:在门槛上》(这一标题显然来自对俄国民粹党人的崇拜)里,他讲到他与他伯父之间的对话和分歧,非常典型地描述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和追求。他伯父可以说是代表了世俗力量,不仅出资培养了他,而且希望用世俗的愿望和世俗的方式来改造他,伯父所有为他安排的前途,即使在今天的世俗社会里仍然会产生巨大的诱惑性。但贾植芳一次次在苦难中拒绝了伯父的殷切期望,推开了世俗性的诱惑,却走向了新的灾难。在他第三次拒绝伯父安排的前程时,他对伯父说了这样的话:“伯父,你出钱培养我读书,就是让我活得像个人样,有自己独立的追求。如果我要当个做买卖的商人,我就是不念书跟你学,也能做这些事,那书不是白念了?”这里似乎可以梳理出一些思想脉络:在贾植芳先生当时的观念里,他念了书,就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追求,而不同于一般不用念书也可学会的生活方式;那么,“独立的追求”又是什么?是活得像个人样,这在“做稳了的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社会环境里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怎样才算是活得像个人样?这个问题在这儿被卡住了,我们看到传主一路颠簸、受尽苦难、几进几出监狱,却很难明白他为了什么才不得不这样去做?
  这里,贾植芳一代的知识分子与布朗基式的政治活动家(如郑超麟先生)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其实在贾植芳先生经受苦难的行为里,并没有一种坚定明确的政治原则或者社会理想,只有一种朦胧的使命感,一个不安定的灵魂,渴望为民族为社会做出某种非关一己之幸福的贡献。这种念了书以后产生的渴望与责任感,是非常感性的,我们也可称它作良知。当时在战争的环境下,许多知识分子把自己这种朦胧的社会良知和人文精神寄托在某种具体的政治行为或者政治信仰之上,使之清晰起来,把自己的追求交给某种集体的追求之中,并且终身忠诚不渝;但也有另一种更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对理想始终怀着朦胧的向往,并不能使之转化为现实。正如布朗基一生在实践着,但他的理想及其实现理想的悲壮性,总是体现在西绪福斯式的失败过程中。
  
  他为之呼吁过憧憬过的共和制度最终会对他实行审判,这并不奇怪,假定布朗基主义者真的获得了政权,仍然会对这位布朗基进行审判,就如基督一旦复活,仍然会被他的信徒钉上十字架一样。也许有的人身子坐在监牢里但心里怀着自己的政治理想一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念,这是政治家;而像贾植芳先生那样的知识分子可能一辈子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到头来也没有明白是在为谁坐牢,观他四次入狱,一次是盲目卷入了学生爱国运动,一次是被日本人怀疑有策反行为,一次是因为在进步学生刊物上发表文章,最后一次是为了朋友胡风的政治冤案,具体地看,没有一次是出于有目的的政治行为,更不是受到了什么政治力量或者什么“集团”的具体指令,是充满着偶然性的。但这种看似无序的现象背后,却有着必然的原因,如贾植芳先生自己所说的:无论是荆棘之冠还是监狱之路,于我都是天生的不安分的灵魂所致。我把这种天生的不安分的灵魂称作是浮士德的灵魂,它是以永远不满足(也就是“永远抗争”的永恒主题)为生命力的标志,一旦对现状感到了满足,就会失去了再前进的精神动力,其生命的意义也就停止了。但这种不安定的灵魂存放在胸腔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的,即使像贾植芳先生那样的硬汉子,他也会在回忆录里像布朗基感叹自己最终坐了共和国的监狱一样,发出了“难道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真的要把牢底坐穿”的疑问。
  布朗基传记里有一段关于法庭审判的问题:“被告,请站起来!你的姓名?”“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年龄?”“67 岁。”“住址?”“除了监狱以外没有住址。”“职业?”“作家。”其实布朗基有好几种身份可以回答,可是他仍然选择了“作家”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职业。而有意思的是,贾植芳先生最近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采访时,第一句话说的是:“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土改那会儿,工作队问我父亲:你两个儿子做什么的?我父亲说:老大是去了延安的干部,老二没有什么联系,不知道他干啥。工作队说:我们知道,你家老二是个作家。”贾植芳先生也是可以从许多方面的工作成就来介绍自己的,但他首先强调的是自己是个“作家”。作家只是现代知识分子阶层里一个较特殊的职业,但它所拥有的职业特点在那个时代环境里也许是最能够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尽管这两位传主都是强调社会和实践的人,但他们最后的业绩,仍然通过“作家”的工作行为把它流传给了后世。
  生活在没有监狱直接威胁着你的生存的环境里,人们对于这种监狱生活怀着虚泛的同情甚至浪漫的遐想。《狱里狱外》那样的书,到了下一世纪也许会像我们对待上一世纪的布朗基的传记一样,人们会感到困惑不解:贾植芳究竟想要做什么?学者们也许会把它当做一部野史或者人间笔记,以补充堂皇的历史教科书上语焉不祥的材料。但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有着这样的叙述历史存在,总会有人从中感受到那颗不安定的灵魂的力量,这是宿命,也是知识分子人文传统不死的见证,正如贾植芳先生多次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人自觉和不自觉地去背十字架,前赴后继,一代代相传,这样人类的精神传统才不至于被物质的洪流所淹没,人类的自身发展才会相平衡。我想说,这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去背十字架的人,就叫做知识分子。
  1997 年3 月15 日
  
  读《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
  周作人一生书信极多。他生前编过《周作人书信》,由青光书局1933年出版,其中有一部分是书信体的散文或论文,另外有77 篇致友人书信,收信人分别是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战前均作师生之谊往来。他死后由别人代编过《知堂书信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1 年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2 年版)、《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1973 年版)三种,尤其是后二种,在周作人研究方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可惜上述几种周作人书信集,近年均未在大陆重印出版。
  近出《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尽管这只是周作人书信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些书信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有资料价值,而且收信人江绍原是二十年代文化人类学学者,曾在美国攻读比较宗教学,对中国迷信习俗作过严肃的研究和考察。周作人早年在文化人类学方面亦有研究,开拓最早。他们之间长达十年的通信,决非一般的应酬,话题都集中在学术上,这对于了解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多有参考价值。
  这二百多封周江往来书信,内容自然十分广泛,除了讲学术问题,还论及时事、文坛、学潮、人事纠葛,研究者可似从各个角度取其所用。笔者感念至深的,倒是两人沉静自由的心态。其时为1925 年到1936 年间,国家处于内乱外祸之中,动荡不安,知识分子多以浮躁凌厉之气抨击时事,或者投入更加实际的漩涡。然而读这两位学人的书信,一来一往,所谈的无非是买书,读书,藏书。更有趣者,当时的教授似乎并不富裕,购买喜爱的书籍亦不能随心所欲,其窘迫状,苦学状,在悠然自得中一一呈现。以下是笔者读书时随手抄下的几则:
  1927 年9 月27 日周作人信:“近来无钱买书,稍觉无聊,殆犹妇女之不能买衣饰欤?”
  1928 年6 月11 日江绍原信:“《品花宝鉴》,抱经堂只存一部,据云日本人某正通信议价,于是我只得答应出六元(九折),书已由该堂直接寄奉矣,..抱经堂发票附上。如嫌贵,我可担任一半,如何?”
  1928 年7 月19 日周作人信:“见日本旧书目中有日本医学史,唯需付三十二元,因函稻孙请北京图书馆购入,俾可借阅,如有材料当抄奉。”
  1929 年1 月13 日周作人信:“‘胜家’(Singer)教授之《从法术到科学》已到北平(邮局),价为十四元之谱(连邮费等),所以在不至于被科罚金之期限内尚不拟去取。”
  1929 年3 月8 日江绍原信:“接到德文《医学小史》,胜家博士《宗教与科学》及《古代数学理学》。先生买书的钱也不见得多,我屡承厚赐,微觉不安。”
  1929 年8 月3 日江绍原信:“Julius:The Outiline of Bunk 阅后已退还书店,此书攻击宗教、道学、浅狭的爱国思想和尚武精神,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其胆大颇可佩服,惜议论不精辟,价格又太大(华币十元),故未买。”
  1929 年9 月13 日江绍原信:“Crawley 之《野人与两性研究》,新从上海买到一本,连邮费共用去‘墨洋’七元九角余,可谓贵矣。页一二七有一段,与芫荽性喜秽语问题有关,请看一遍,并给我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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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文字还可以抄下去,所以感到有趣,是其状与今日穷酸读书人相似。不过,不同的地方也很多:一、那时买书方便,外文书籍可以直接到国外订购;二、书从国外寄到中国邮局,然而再由收件人付书款和邮费,若一时筹不齐钱,尚可在一定期限内拖延;三、有些书阅完以后,若嫌价贵还可以退还给书店。这其中规矩我暂时还没有弄清楚,不过读书人碰到这种种好事,虽穷亦惬意。
  做学问的事,总不似炒股或者卖烧鸡,能够十万百万地赚进钱来。那时著者出书靠收取版税,学术书照样还是难卖。所以读书人虽不存在“下不下海”的问题,总还有别的选择需考虑,譬如做学问究竟是一种个人的兴趣,还是社会的需要?周江书信中有一处论及鲁迅,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1927 年12 月8 日江绍原信:“鲁迅先生劝我译文学作品,说容易卖,而宗教学则不然。心被他说活了几天功夫,但现在又似乎没那么一回事了。我是个如此固执的人。”此信有删节处,位在引文之上,不知有没有影响引文的原意。查鲁迅致江绍原书信,1927 年11 月间确有数简谈及此事,择其较长的一段抄下:
  “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以为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无论‘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时,都没有别人会研究。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了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以现状而论,还是小说。还有,大约渐要有一种新的要求,是关于文艺或思想的Essye。不过以看去不大费力者为限。我想先生最好弄这些。英文的随笔小说之流,我是外行,不能知道。但如要译,可将作者及书名开给我,我可以代去搜罗。我不知道先生前所爱看的是那一些作品,但即以在《语丝》发表过议论的Thais 而论,我以为实在是一部好书。但我的注意并不在飨宴的情形,而在这位修士的内心的苦痛。非法朗士,真是作不出来。这书有历史气,少年文豪,是不会译的(也讲得[好]听点,是不屑译),先生能译,而太长。我想,倘译起来,可以先在一种月刊上陆续发表,而留住版权以为后日计。此外,则须选作者稍为中国人所知,而作品略有永久性的。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但闻有一个U.Sinclairs(不知错否),他的文学论极新,极大胆。先生知之否?又J.London 的作品,恐怕于中国的现在也还相宜。”
  这封信写得很长,鲁迅对朋友的拳拳之心也可见一斑。概括鲁迅的意见,大抵是以为,现在虎狼之年,学问的事无人问津,倒不如弄些文学有用。为个人计还能收些版税。他根据江绍原的外文与其他方面的修养,宜译英美的文学随笔,也可译些文学名作,如法朗士的《黛依丝》。但若根据读书界的形势预测,美国的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似更有些销路。这些观点虽然表现了鲁迅对当时时局的看法以及个人爱好的选择,但多少也是替江绍原的兴趣考虑。信中所说的《黛依丝》一事,系指《语丝》第七期(1924 年12月29 日出版)上发表的江绍原的随笔《读法兰西氏的小说达旖丝》一文,江绍原不是文学家,他从民俗历史角度,把《黛依丝》中风俗宗教等场面的描写一一用历史证之,并给以很高评价;鲁迅作为文学家,首先注意的是心理描写和文学价值,两人旨趣不同。但江绍原这篇随笔受鲁迅推崇是明确的。
  见鲁迅致江绍原的几封信,都有“来信收到”之类的字样,估计之前江
  
  多次写信给鲁迅,问及出版著作的事,才引出鲁迅苦口婆心的一长篇议论。可惜江绍原是研究学问的人,与鲁迅的生活道路,兴趣爱好都不同,从性情上说,他与周作人更接近些,这才会说出如上所引的一段话。“我是个如此固执的人”,又似有自我标榜之意。那时周氏兄弟失和,再者周作人虽然早年热衷著译文艺随笔,但时至1927 年,兴趣开始阑珊,故在一年以后有“闭户读书”论出。他对江绍原的这番选择,自有同感,于是作答:
  1927 年12 月14 日周作人信:“改译文学书,我不很赞成,若自己没有兴趣,专为卖计,殊不值得,恐怕结果还是事倍功半,不如还是‘固执’之为得。”
  当然这里周所谈的,只是“有没有兴趣”的标准,而不是不为“卖计”。有意思的是在同一信里周作人接下去谈及自己说:“我近来殊不做工作,就只编了两部‘文存’骗钱,此外应了北新半月刊之邀译了一篇小文,乃是Miss哈利孙著希腊神话中论Mountain-mother 者,这实在可以说是‘道士爬过砧板去替厨师做菜’,一定更不为人所欢迎,我也是专以自己之趣味为主,故亦不管了。”
  这里似乎把“兴趣”和“卖钱”的关系说得很明白。回过头来想想,今天的读书人也常常叹息自己“没有自由”,或谓政治束缚,或谓经济压迫,但对他们来说,自由似乎是一种别人赐予的东西。这对奴隶来说大约如此,但对现代人而言,自由大抵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也即兴趣。譬如钓鱼,有兴趣者全神贯注于一根鱼竿,不顾身旁鸿鹄将至,他此时此刻才是自由的;若是无兴趣者,坐在河边则觉得度日如年,那一定很不自由。自由全在有没有兴趣,不在钓鱼本身。因此在今天的读书人,著书立说写文章是一种自由,不写字不读书甚至不听广播也是一种自由,甘心寂寞闭户读书是自由,下海经商热火朝天也是自由,关键在于选择是否以兴趣为基础;要自由总会付出代价,即是自己凭兴趣去选择的,就不必再抱怨,企求别的什么人再赐予你一个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鲁迅、周作人都是自由的、江绍原也是自由的,谁说自由不需要勇气呢?
  此为读《佚简》之一得。
  
  塞费尔特的《紫罗兰》
  一次在西安遇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加立克,他在介绍了一些“布拉格学派”的现状以后,忽而忿忿地说:“在捷克,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有了翻译和介绍,可是我到了中国,发现中国人对捷克文学一无所知。”当时我无以答,因为我对捷克文学的知识,仅止于一部《好兵帅克》。可是不久,发现了捷克诗人塞费尔特的诗选《紫罗兰》的中译本(星灿等译,漓江出版社出版)。再不久,流亡作家昆德拉的小说相继也有了中译本,而且正受着读书界的欢迎。我想加立克如果重游中国,恐怕先前的忿怨多少会有些释然吧。
  毋庸讳言,塞费尔特的名声是借助获奖才传到中国内地的,但诗确是好诗,译文也是好的译文。译者是研究捷克文学的专家,她从诗人的十九本诗集中挑选出一百零七首诗译成中文,几乎反映了诗人漫长一生中各个阶段的重要创作成果。塞费尔特在二三十年代以先锋派诗人成名,他的诗曾受到过法国立体主义诗人阿波里奈和超现实主义诗人勃勒东的深刻影响,显得晦涩。但是他的诗又同他所师法的先锋派诗人一样,强调内在的抒情和节奏,他继承了捷克民歌的特点,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将感情自然地溶入意象,以明晰、神奇的形象来体现诗意的美。在《列宁》中他悼念列宁的逝世,却用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句子:“为这世界的悲痛我亲爱的诗人啊夜莺唱得真难听”。在法西斯战争的阴影笼罩布拉格时,诗人在《把灯熄掉》一诗里这样写道:“请安静!别让我抖掉了战战兢兢挂在睫毛尖上的露珠。”伟人的死与夜莺叫的难听,战争之夜的轰隆声与诗人眼睫上的露珠,在诗人奇异的联想下,它们发生了神秘的感应。这对一般政治抒情诗的直露肤浅是一种回归本体的超越,对一般读者的通俗品味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在这本诗选前面有诗人绿原的序,说了一些对塞费尔特诗的感想。他说他“不是以诗歌为武器的战士,而是一个以与人民心心相印为自己的艺术理想的诗人”。塞费尔特确实不想用诗去印证某个思想体系,更不会用诗去讨好某个政权,他拒绝在诗歌中渗入非诗的因素,宁可用夜莺的歌声来悼念伟人之死。这是他的诗能够产生巨大的生命力,能够得到世界性承认的主要缘由。但同时须说明的,他拒绝非诗因素并不是反对诗歌的政治倾向性,相反,塞费尔特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一样,对政治抱有强烈的热情,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用他的笔参加了捷克人民的光荣战斗行列。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和反对苏联入侵的抗议活动中,他始终以战斗的姿态来捍卫民族的主权和自由。因此他曾被称为是“捷克斯洛伐克诗人的化身”、“代表着自由、热情和创造性,并被视为这个国家丰富的文化和传统在这一代人的旗手”。我想,塞费尔特依然是个战士,但他又是一个诗人,两者是并存而不是混同于他的身上。
  我奇怪这部诗选集为什么不提诗人在1968 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以后整整十年的沉默?为什么不选入诗人在重返诗坛后用其苍老的歌喉唱出的一组《关于布拉格的十四行诗》?不过我终于看到了这本诗选的附录里收入了一篇诗人在生命最后时期的谈话。当有人问他写作时是否感到自由的时候,他这样回答:“我写作时并不觉得自由,不过我是为感到自由而写作的。人们在语言中寻找的是最基本的自由——能够道出自己最隐私的思想的自由。这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每当我写作时,我都努力做到不说假话——这就够
  
  了。如果我们不能把真理说出那就沉默好了,但不要说谎。”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印畅销书也有瞎猫抓死鼠的时候——譬如《洛丽塔》吧,去年内地竟有五家出版社竞相出版了它的中译本。笔者从书摊上仅搜集到三种,一种是海天出版社出版的,似经过删改,无甚价值。第二种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彭晓丰、孔小炯译,收入冯亦代主编的《兔子译丛》中。第三种译本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晓丹译。这个译本内容比较齐全,除了小说外,前面加了国外书评摘要和董鼎山的介绍文章(代译序),后面又收入两篇附录:纳博科夫的论文《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和《纳博科夫访问记》,这些材料不但有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作家与作品,而且编成了国内最完整的纳博科夫资料,可见出版者是费了一番苦心。可惜它在装帧上过于追求畅销效果,封面赫然印了“一部世界级禁书”等四条广告式评语,以至在某些地区一度被人误作****读物归入“扫黄”之列。
  要说猥亵性,这部小说多少有一些。这纯然不在于描写,而是取决于内容。也许正是从这一点着眼,才会成为今年内地书摊上的热销书。又因为纳博科夫是大作家,目前正在内地文学新潮中走红,大有取代前几年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地位的迹象,所以它又成了一本雅俗共赏的书,——其实动机倒是一样,在俗的方面是想看看一个中年男子如何诱奸十二岁的女孩,在雅的方面则想看看纳博科夫如何通过写一个中年男子诱奸女孩的故事来显示他杰出的语言才华。由是我注意到国内的评论界几乎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两本中译的序跋,似乎都在强调小说的象征与哲理性,这样就拔高了原来的猥亵性主题;最近上海《文学角》杂志在“同书异评”的总题下发表三篇书评,作者都是当代文坛上的新潮作家,他们从各个角度介绍这部小说,但重心都似在作家的写作才能和技巧上,其实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小说的内容。依照其中一位作者所说的,纳博科夫在写作《洛丽塔》时只是“借助了****故事的外壳”。
  也许这些评论都有各自的道理,读者从书本中各取所需也是常有的事。但我想,基本事实是不必回避的,正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了正常的性生活给人性的自我修补和自我复苏带来了神奇魔力一样。这部小说把中年男子对女孩的占有欲理想化,诗情化,写出了人与自己生命过程(即时间)搏斗并失败的永恒性。劳伦斯的小说之所以引起指责,不是因为他写了性爱,而在于他写了与世俗婚姻观念相对立的性爱生活,他把本来在人间社会的暗夜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公开暴露在白昼并加以赞美,这未免让人感到难堪。同样,纳博科夫的勇气正是在把一种本来埋藏在人心深处羞于示人的现象用诗的语言咏唱出来。其实,在性的成熟史上,少男少女从成年异性中获得最初的性经验是很普遍的现象,这里有生理和心理的自然原因,弗洛伊德氏感受到这一点,便试图用俄狄浦斯情结等理论来解释。反之中年以上的成年人日愈垂涎于少年异性也有同样的理由,人的年龄一迈上中年,愈感到生命迫近终点,唯有与异性少年在平等关系(性爱是其中的一种)上才能重温自己的少年梦,以抗衡由于年衰而带来的精神苦闷。这在人的性心理发展上是正常的,但与世俗的婚姻观念却又是尖锐地对立着。纳博科夫把这种两难处境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出来,这才是《洛丽塔》文本自身的魅力所在。
  纳博科夫不是个通俗作家,他始终是在人物心理世界的刻划中展示一个中年男子的性史心路。这在一些希望从小说里寻找****刺激的人看来未免失
  
  望,一些要从故事中寻找微言大义的人读后恐怕也会失望。
  
  简评
  陈思和的这几篇书评,近于读书随笔,不知作者和读者,是否会以为我这是一种错得离谱的葫芦判。
  读书随笔的写作,本无定规与定则。所以你很难说什么样的读书随笔是合式的,是好的。就看里面是不是有点内容,有点思想,有点情绪,有点文采。
  最有分量的是第一篇《留给下一世纪的见证》。至少有两点印象不会消失:一是形式上,书评从布朗基的传记引出话题,又由布朗基在法庭的答言照应前文,在书评大结构的构思上由此及彼,又由彼及此,是别具风采的。其二,在内容上,该篇是对像贾植芳这样的在战争中产生的一代背着十字架的知识分子的严肃的思考,这是四篇里写得最为凝重的一篇。我很喜欢作者的这样一种很带有警句性的说法,一个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着十字架的人,才可说是知识分子。这是陈思和为知识分子完成的风雨中的雕像。
  与第一篇不同,其他几篇风格迥异,写得较为轻松些。谈周作人早年佚简的一篇,带有一点书话的味道,为文之妙,在于文末把话题从离我们很远的旧事一下子拉到现实里,看似闲笔,但也有作者的深意,使评论不只是就事论事,而有了有力的结语。而最后谈外国文学著作的两篇,内涵虽不是太丰富和深沉,但因其短小却善于抓住问题颇具见地而有些特色。
  几篇书评虽各有用心,但都写得十分顺畅,较为得心应手,也就显得很随意。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是书评的一重境界,更是读书随笔的一种境界。
  
  叶舒宪作者小传
  笔名路坦,1954 年生于北京,1982 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外国文学。现为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83 年首次发表本科毕业论文《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探》。80 年代中期曾主编“20 世纪国外文艺学译丛”,旨在系统译介国外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新成果;90 年代尝试中西学术的对话与会通,与人共同主持“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倡导文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主要著作有《探索非理性世界》、《符号:语言与艺术》(合著)、《中国神话哲学》、《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诗经的文化阐释》、《庄子的文化解析》等。曾获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际加拿大研究会特别奖。应邀赴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台湾等十八所大学访问、讲学。
  
  人的神化——读《埃涅阿斯纪》
  历史好比一个大舞台,一些重要的民族依次登场,在台上扮演主角。继希腊人之后在这舞台上擅场一时的是罗马民族。
  在地理上,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上却恰恰相反,被征服的希腊反过来征服了罗马人。
  罗马人对西方文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哲学和艺术方面,而在于政治和法律方面。希腊的理想是个人自由,罗马的理想则是秩序、国家、公民责任、义务观念等等。一部流传四海的罗马法,一座象征帝国军事征伐胜利的凯旋门,一部歌颂祖先创业、民族兴盛的文人史诗,都是这种罗马精神的不朽见证。
  从卢克莱修到维吉尔,罗马文学大致经历了一个类似希腊哲学发展的路径。诗人们的着眼点从浩渺宇宙转向了社会与人,诗歌的主题从万象的本质转为人事生活。然而,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相似。从本质上看,希腊哲学从自然转向人伴随着个性意识的觉醒,反映着人对自然和神的胜利进军;而罗马文学从自然转向人却伴随着觉醒了的个体意识向国家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沉沦。刚刚从自然神灵的膜拜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又开始把人为的神灵枷锁套上了身。历史就是这样同人类开着悲喜剧式的玩笑。
  如果说希腊文艺之花绽开在城邦民主制的土壤之上,那么,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则以奥古斯都·屋大维(公元前三十一年——公元十四年在位)的****帝国为背景。屋大维是凯撒大帝的义子,登位后力图宏扬父业,在多年战乱的废墟上重振国威。他一方面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教和道德,另一方面提倡文艺,联络文人,为帝国统治高唱赞歌。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就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需要而诞生的。
  “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维吉尔墓碑上的这句话可以视为诗人一生创作的总结。由于同屋大维关系日益密切,维吉尔的创作从美化走向神化,诗人本身也由自然诗人变为政治诗人。屋大维想为自己立一个继承人,维吉尔就在“歌唱放牧”的《牧歌》中宣告:一个婴儿的诞生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①屋大维欲振兴农业,维吉尔则应时写出“歌唱农田”的《农事诗》;屋大维希望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神的安排,维吉尔就倾毕生最后十年之精力创作出“歌唱领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诗人于弥留之际似乎对自己创作上的偏颇有所悔悟,因遗嘱将史诗手稿焚毁。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部史诗,倒要感激这作品的订货人——屋大维,是他在诗人死后下令出版了《埃涅阿斯纪》。
  可以说,维吉尔在文学史上创造出第一个神化了的人物——埃涅阿斯。维吉尔正是借这位特洛亚王子以达到“歌唱领袖”的目的的。地诗人笔下,这位逃亡者命中注定要提负起拯救民族危难,创建罗马国家的历史大任,从而被神化为替全人类执行神意的风云英雄。古代英雄的一切美德,诸如阿喀琉斯的勇武、奥德修朗的智慧、赫克托耳的忠诚等等,都被聚合在这一人身上。除此之外,埃涅阿朗还获得了超凡的神的某些特点。从血统上看,他的生母被说成是罗马守护神维纳斯(屋大维的义父凯撒自称是埃涅阿斯的后裔,因而在罗马帝国时期盛行维纳斯崇拜),她是尤比特的女儿。于是埃涅阿斯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奉为众神之王“尤比特的嫡裔”(第173 页)了。大
  
  概由于神性遗传基因的作用,在凡人眼中,埃涅阿斯“光彩照人,容颜和身躯像一尊神一样”(第20 页),他的举止也和阿波罗神“同样庄重”(第82 页)。
  作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埃涅阿斯还被赋予了近代政治领袖的风度。在海上漂泊的逆境中,“他虽然因万分忧虑而感到难过,表面上却装作充满希望,把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第7—8 页)鼓励部下说:“忍耐吧,为了未来的好时光保全你们自己吧。”民族复兴的强烈使命感,曾使他夜不成寐,几乎患上失眠症(第11 页),也曾使他身先士卒,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维吉尔为他的主人公精心编织了一套点缀着人间所有德行的百衲衣。从适应政治需要方面考虑,这种美化和神化或许在所难免,从艺术形象的塑造上看,百衲衣的编造却得不偿失。神化只能使人物趋于抽象的完美,却不能给人物以真实的活生生的血肉。揭开罩在埃涅阿斯身上的耀眼服装,人们看不到多少人性的内容。若同荷马笔下的人物做一番比较,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加分明。
  同为好勇斗狠的武将,埃涅阿斯同阿喀琉斯有很大区别。古代人那种天真可爱的蛮勇和质朴在维吉尔笔下已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一种信徒式的虔敬。阿喀琉斯的英勇和任性,是一种天生气质,尽管他也是神的后代,对天上的祖先却常常不敬。激怒之下,他不但敢于骂神,还能斗胆打伤神。埃涅阿朗也很英勇,但他的英勇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神的虔信:既然神已预先决定他取胜的必然性,那还有什么敌人值得畏惧呢?况且时时有神的庇护,有神赐的灵药..这样,作为神意的执行者,埃涅阿斯又同奥德修斯相去万里。后者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坚强,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回到祖国,而前者虽然也经历了艰苦的航程,但只不过是个命运的忠仆,在神的安排下亦步亦趋地从灾难走向光荣。奥德修斯十年浮海,九死一生回到家园,看到一群无赖聚在他家中吃喝玩乐,还要娶他的妻子,一时怒火上冲。不过,他很快按下怒气,拍着胸膛告诫自己:“忍耐吧,我的心,你曾忍受过更大的痛苦。”这句表现英雄自制心理的内心独白经过希腊大哲苏格拉底的称引和赞扬(参看柏拉图《理想国》卷二),在将近一千年之后又以公开训导的形式重新出现在埃涅阿斯口中时,已近乎斯多噶哲学的宣教了:“同伴们,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我们忍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神会结束这些痛苦的。”(第7 页)仅此一种区别,我们就不能附和着别林斯基说,维吉尔只是“盲目模仿”荷马。
  奥德修斯在流浪期间,受到俄古癸亚岛上的女神卡吕普索的接待。女神爱上了英雄,以恩赐长生不老为酬报条件,要求英雄长住岛上。奥德修斯拒绝了女神的挽留,执意要回乡与阔别二十载的结发妻相团聚。荷马所写的这个人的意志与神的爱欲相冲突的古老母题有可能源出于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②英雄吉尔伽美什因拒绝了女神易士塔的爱情而遭到神的报复,失去了亲密的战友,自己也陷于死亡的焦虑之中难以自拔。③在维吉尔手中,这一古老母题得到了新的改造。首先,向英雄倾诉恋情又竭力挽留英雄的不是女神,而是迦太基女王狄多。她把埃涅阿斯及其伙伴从危难中援救出来,又和这位英雄结成了未经婚礼的夫妇,后因埃涅阿斯的捐弃而自焚身死。其次,无论是爱情的萌发,还是爱情的毁灭,在维吉尔笔下,都不是出于当事人的意志,而是神与神之间意志冲突的结果。换句话说,埃涅阿斯和狄多的悲欢离合实际上是神王尤比特和神后尤诺所一手导演的一场木偶戏。神王责
  
  成英雄必须离开迦太基,到意大利去开国立业,这样,虽然英雄本人恋恋不舍,“为深情而心碎,但是他不得不服从天神的命令。”(第90 页)其三,吉尔伽美什和奥德修斯都因回绝了神的爱欲而失去了永生的可能。埃涅阿斯却因遗弃狄多而功成名就。他遗充狄多并不像伊阿宋遗弃美狄亚那样出于喜新厌旧,而是出于神圣的使命。也正因为如此,在欧里庇得斯那里受遣责的负心汉,才会在政治诗人维吉尔这里受到推崇。不过,对后代读者来说,像埃涅阿斯这样克己奉公的道德木偶大概远不如像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在道德上并不那么完美的古代形象那样使人感到真实可亲。
  从创作角度看,神化的思维模式并不等于神话的思维,因为它不是一种不自觉的幻想,而是一种为抽象目的服务的拟想。古代神话中的神是氏族时代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想像出来的,他们都具有人的性格气质,体现着人的优点和缺点,因而十分接近地上的活人。维吉尔所写的诸神虽然多取材于古代神话,但却丧失了美的个性形态,成了为我所用,装点门面的东西。黑格尔说:“罗马诗人——尤其是维吉尔——把神祗搬入诗中的时候,显得是一种冷淡的‘理智’以及模仿的产物。这些诗歌中都把神祗当做机械使用,而且是很浮面地使用..”④这种机械的使用的神祗非但自己不再与人相象,就连现实的人也在他们的随意支配下变得面目全非了。
  荷马真诚地相信,他的灵感来自缪斯,因而在诗中不忘呼吁诗神。维吉尔明知自己“歌唱领袖”的既定意图,却也要仿效荷马,向缪斯乞求灵感。然而,“荷马史诗所自出的那个文化教养阶段和题材本身还处在很好的和谐状态;而维吉尔的作品里每一行诗都令人想起诗人的观照方式和他所描绘的世界完全脱节了”。⑤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早在希腊剧作笔下就因致命创伤而失去了活力,人类已经能够同过去那种与神混杂相处的世界愉快地告别了。维吉尔试图借复活的神的世界来颂扬罗马帝国的列祖列宗,来图解统治者倡导的斯多噶派道德,而他的个人艺术天才又无法弥补历史时代的脱节,因此,他便只能采取一种并非审美的观照方式,一种悖于艺术规律的神化思维模式。
  从他的逻辑起点和发展程序上看,神化式思维是一种从普遍原则出发到具体形象、事件的准形象思维,其结果是把个性融化到普遍性之中。这种写作方法的现实基础是强调责任、义务,个体献身于国家的罗马精神,其逻辑基础则导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在中世纪,随着演绎法在宗教神学中的广泛而僵死地运用,艺术创作中的神化式倾向也发展到了极端,维吉尔成了基督教社会中唯一受到特殊推崇的古代诗人,其作品在中古的影响非但没有一个罗马作家所能企及,就连荷马史诗也难以与之抗衡了。无怪乎马克思要说:“在中世纪,人们想要预见未来,就向维吉尔请教。”⑥直到但丁著《神曲》时,维吉尔仍被奉为导师和引路人。
  在西方文学发展中,以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为代表的神化式创作模式的形成标志着古代文学的终结,同时也预示了中世纪文学的诞生。在这种模式作用下,曾经产生出了无数作品,但由于其本身的缺陷,大都在文学史的海洋中淹没无闻了。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和以培根《新工具》为代表的归纳逻辑(即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的冲击下,随着神学信条的动摇和僵化演绎思维方式的解体,神化式创作模式才真正被打碎,于是,我们在拉伯雷的小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又看到久违了的现实的人。
  
  在本文结束之前,似应说明,笔者限于题旨,仅就维吉尔史诗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做了申述,未能全面评价这部作品。作为一部古典名著,《埃涅阿斯纪》在人物塑造方面有重大缺憾,并不等于说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尽无可取。从历史观点看,维吉尔自有他高出荷马之处。举例来说,老荷马因去蛮野时代未远,对战争、厮杀、流血,显然是带着一种微笑,一种赞叹来加以表现的;维吉尔却发扬了希腊剧作家们的民主思想,在战争题材中加入了对战争的诅骂:“战神的可怕的大门将关闭,用精巧的铁栓箍紧。”(第11 页)这话语虽出自维吉尔之口,却是人类的声音,是历史进化的声音。再如,反映着氏族长向奴隶主的过渡,荷马的英雄们惯以贫穷为耻,以富贵为荣;维吉尔却在诗中揭露了金钱的罪恶:“可诅骂的黄金欲,人心在你的驱使下什么事干不出来呢?”(第54 页)人们简直会觉得这是一千六百年后的莎士比亚在说话。至如维吉尔通过主人公的形象所示范的克己奉公,责任战胜私情的道德情操,相对荷马所欣赏的任性而动的粗犷英雄,也未尝不是人伦上的进步。狄多的饮恨吞声固然值得同情,但埃涅阿斯的弃绝,也不能仅从道德上给予讥评,从更高的意义上看,历史的英雄人物,“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是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⑦在这个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埃涅阿斯纪》倒是不自觉地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
  在艺术上,维吉尔构思宏大,运笔精心,常能在诗中借助强烈的渲染描绘出震撼人心的场面,成为启迪后人灵感的不竭之源。诸如但丁的《神曲》、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莱辛的美学名篇《拉奥孔》、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等,无不直接受益于《埃涅阿斯纪》中的场面和情节。
  《埃涅阿斯纪》(古罗马)维吉尔著,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
  注文:
  ①维吉尔《牧歌》,杨宪益译,第四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②参看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74, Vol.10,P. 1088.③Lewis Spence:Myth and Leglnds of Babloonia and Assyria,London.1920,p158.
  
  ④《历史哲学》三联书店一九五六年版338—339页。⑤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第三卷下册144页。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六卷29页。⑦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一九五六年版72页。载《读书》1985 年第1 期。
  
  “三重证据法”与人类学——读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①
  古语云:“泰山不厌土壤,方能成其高;江海不拒细流,方能成其大。”当我们面对楚辞研究史上篇幅最宏大的研究专著之一——《楚辞的文化破译》时,首先感到的便是一种虚怀若谷、博采兼收的学术风范。作者萧兵教授任教于一个尚未通火车的苏北小城淮阴,却连续推出足以使学界刮目相看的楚辞研究系列著述。其涉猎之广博,引证之丰富,大有网罗百家、雄视环宇的气魄。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已够得上是一桩奇迹。
  中国学术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大弊端:门户主义。自春秋、战国时期便可看到儒道墨法诸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指责。每一派的徒子徒孙们总是似本宗师祖的卫道者自居。曹丕所说的家有弊帚而享之千金,很能说明这种门户主义的狭隘心态。这种门户之争的习风至今余波未泯。这样一种学术上的门户主义最容易导致作茧自缚的偏见和唯我独尊的自大狂意识,其限制学人眼界和思路的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萧兵先生曾概括他的治学之路为“三十年自学生涯”②。这种途径的不利因素毋庸赘言:没有名师传授和提携,难免要走些弯路并付出加倍的辛劳。不过它的有利之处却是先天地避免了门户主义的亲代遗传,让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兼收并蓄式的治学态度。在《破译》这部洋洋90 万言的大书里,最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这种胸怀、这种态度。就方法论而言,最古的文字音韵考据法,最摩登的电子计算机方法,同样都在作者的视野之内,这正是他敢于提出“文化破译”这一项大工程的前提吧。
  可以说,门户之见的破除为作者破译工程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从书中所引用的材料看,不只是国内外名家,就连一些在楚辞学和神话学界初露头角的青年学人的成果及所尝试的各种探索角度与方法都在作者学习借鉴的范围之内。这样做的结果是有效地保证了其学术生命的旺盛。作者虽已年近六旬,但其下笔自如、思路通达、创见迭出,著述风格和情趣都更接近一代年青人。这对于一些年纪未老而悟性先衰的默守门派清规的学者,未尝不是一个有益的启迪。
  当然,治学态度上的广收博采绝不是为了陈列现代楚辞学的各方面成绩,使本书成为一种论点汇编,而是通过广泛吸收融合所要达到的角度和方法的新境界,用书中的语汇来说,叫做“民俗神话学”。这里他多年来尝试的,旨在使“楚辞学更新”的一种综合研究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民俗神话学作为楚辞乃至整个古代文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却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究其原因,似乎主要在于囿于“家法”的国学传统尚不能容忍这种非正统的、非学院派的“杂家”思路,甚至还会讥之为“野路子”或“乱来”。其实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当年王国维先生借助于甲骨文的发现和译读,倡导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时,不也遭到一些怀疑、冷遇乃至抵制吗?就连清末最后一位通儒章太炎先生不也曾恪守传统小学之“家规”,对地下新挖出的卜辞材料持保留态度么?
  王氏的第二重证据比考据学单纯的文献训古之路显得更为确实,也更具“科学性”,后来对于古史(尤其是殷商史)研究方法的拓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不过,地下出土的殷墟甲骨毕竟是十分有限的,其证史作用也主要集中在周代以前。对于周代以后的文献典籍的研究,还能不能找到一种行之
  
  有效的第三重证据,从而使日趋僵固的传统考据之学获得更新呢?王国维以后的一代学人在这方面做出一大胆而空前的尝试:郭沫若从婚姻进化史角度阐释甲骨文;闻一多从神话、民俗学角度求解《诗经》、《楚辞》之难题;李玄伯、卫聚贤从图腾理论入手重述古帝王系谱;凌纯声从民族学旁证出发破解古代礼制风俗;郑振铎藉人类学视野透析汤祷传说..凡此种种,都为现代国学方法的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惜此种探索未能继承下去,以上的探索者们也未能从方法论上进行理论总结,更无人自觉地打出“三重证据法”的旗号,遂使这笔学术遗产陷于自生自灭的境遇中,未能像二重证据法那样获得学界的最终认可,形成大气候。
  萧兵先生自述他20 岁左右受闻一多大著启发而步入上古文化领域,这就显示了他的民俗神话学方法的重要渊源。从书中对《楚辞》几大难点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解析上看,可以说作者正是现代学术史上“三重证据法”的自觉继承人和发扬光大者。比如从上古四大集群的文化背景和太平洋文化圈的广阔视野上审视《楚辞》的因子构成;从太平洋文化的太阳神话系统着眼破译《离骚》的密码和结构、母题;从高禖礼俗出发研究作为祈丰求雨的祭典乐歌的《九歌》深层意蕴;从神秘的入社考试入手追索民间问答体诗歌的生成,进而揭示《天问》主题的由来;根据中国特有的魂魄二分观念考察作为祝咒与招魂词的潜文学。所有这些使人耳目一新的切入角度无不昭示着民俗神话学方法的独特优势,同时也表明了第三重证据就是以民俗、神话旁证材料为主的综合性求证法。它首先要求研究者彻底摒除狭隘的门户之见和画地为牢的学科界域!
  探索者们常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为看一个目标而深入钻研时,往往顾不上对自己的手段做理论上的反思和归纳。即使偶有涉及,也总是在两个战役的短暂间歇。这样,萧兵先生在阐述自己的研究方法方面,难免也会有措辞上的草率和前后矛盾之处。尽管他多处的研究始终坚持着同一个方法论原则,但其在语词表述上有时叫“新文化史”学派,有时叫“新考据学”或“考释学”、“新考释学”③,有时叫“新还原论”、“民俗神话学”④或“微观分析——综合证据——整体比较”法。这种术语的不统一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作者在研究实践上继承现代学者们的三重证据法已经开辟出自成一家的格局,但在理论总结方面尚不够成熟,未能定于一格。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述反而会使人产生迷惑,削弱了这种方法论应有的“名正言顺”之效力。为此笔者曾建议用“人类学”这个术语去代替诸多的“新”学之名,求得概念和规范上的理论统一性。理由是:属于第三重证据的多重角度如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等,就其严格的学科划分而言,均可视为文化人类学的系属和分支;借人类学之名与传统考据学结缘,不用标“新”而新意自现,又能统合包容多重求证的各种途径于一身,或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吧?
  《破译》这部1200 页的厚书最后一节题为“新方法:楚辞学的曙光”,充分体现着作者在方法论上不断进行自我超越的可贵努力,这已预示着他的学术生命将与时更新,永远年轻。尤其值得后辈学人深思的是,当此世纪之交、学风递变、新方法的争论冷却之后,文史研究应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历史课题日益明确地摆在每一个研究者的面前。
  从伴随着甲骨文的发现而诞生的“二重证据法”到受古学启示而逐渐形成的“三(多)重证据”的立体作战,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测到国学研究
  
  方法演进的大致趋向。在此需要个别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第二重证据还是第三重证据,都只能辅助和补充第一重证据,而不能吞并或取代之。这也许正是萧兵先生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方法,另一方面又始终以乾嘉传人自居的根本原因吧。这一点,对于一味热衷于西方新方法,而忘记了国学基本功训练的后学青年们来说,或许是最值得认真考虑的。
  “破译”这个标题确实有些“吓人”的效应,但它不是出自即兴的发想,是数十年脚踏实地的刻苦钻研之结晶。破译固然离不开敏捷的思路和过人的悟性,但它也是三重证据法经历了两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之后,在当今学界所结出的丰硕果实。它在方法论上给人们留下了重要的启迪。
  注文:
  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责任编辑王建辉。②萧兵:《三十年自学生涯》,《文史哲》1986 年,第二期。③参看萧兵:《新考释学:传统考据学发展之尝试》,《活页文史丛刊》1990 年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代前言。④萧兵:《新还原论》,《黑马:中国民俗神话学文集》代序,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 片版。载《中国出版》1994 年8 期。
  
  出“文”入“化”与“小学”更新
  ——说解《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
  一、由文化的语言视角到汉字的文化视角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本世纪人文研究成就卓著,颇堪称道的一个方面。传统语文学和解经学的藩篱被打破,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精神载体的功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语言学家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了。”(帕墨尔《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139 页)而人类学家尚不满意此种“反映”语言观,他们更进而提出,语言本身是文化的构成要素,它模塑特定文化中人的认知方式和感觉方式,并铸就其世界观和精神空间。这样一来,语言从“反映”文化的被动“工具”升格为塑造文化的主动“模具”。过去认为是可有可无的“言筌”,而今转化为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永恒守护者和最佳见证人了。于是乎,语言终于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和作为文化动物的人重新统一起来,为人文学者超越文、史、哲的人为界线,从新的整合视界上开拓文化研究提供了最佳切入点。
  美国人类学家多若塞·李(Dorothy Lee)便是从语言着手透析文化特质的早期典范。他在新几内亚以外的特罗布里安德岛民社会(正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作业基地)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语言根本缺乏构成英语和西方语言基本特征的那种线性关系(Iineality),既没有时态划分,也没有循序展开的语词秩序,甚至当地人对事件的陈述也不遵循西方人以为“自然而然的”历时顺序。岛民们生活在一个全然不同的“语言世界”中,他们藉以对现实进行编码的语言之特征铸就了其文化特征。多若塞·李的研究报告《线性与非线性的现实编码》不仅给沃尔夫假说提供了新证,也成为文化人类学读本常用的名篇,昭示后人如何从语言的维度切入文化的内核[麦克迪(DavidW.McGurdy)等编:《文化人类学问题选读》,小布朗公司1979 年版,第67—77 页]。美国人类学家康克林在菲律宾的哈努诺族进行调研的学位论文《哈努诺文化和植物世界的关系》则从同一切入角度得出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志学的启示:与世隔绝的极少数人使用的语言可能在把握现实的某个方面比自以为发达的西方文明的任何一种语言都要丰富和深刻。哈努诺语言中用于描述植物各种部位和特性的语汇多达150 种,而植物分类的单位更有1800 个之多,比西方现代植物学的分类还多出500 项。这充分表明该族文化特有的知识体系中植物占有怎样突出的位置。认知人类学由此而引发出的方法论原则是:了解一个文化最有效的分析工具不是人类学家从该文化外部获取的范畴和理论模式,而是从该文化内部去发现的作为知识体系和分类编码之载体的词汇素。不过,这一任务通常不是由本土学者所能完成的,原因在于他们的视野局限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之内,缺乏通观和比较的理论背景。借用歌德的一句警语说:“只懂得一种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用中国的古话,也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了。若不是西风东渐给马建忠提供了西洋语法的参照系,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还不知要推迟到什么时日才得问世?或许讲汉语的人会永久滞留在知“文”而不知“法”的自得其乐境地?
  时下国内文化热方兴未艾,语言研究者如何能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成了借助语言而透视文化底蕴的双重条件,缺一不可。不然的话,要么就是因进入不到符号的内层而隔膜、空疏,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虚飘
  
  无根——这种学风正有愈演愈烈之势;要么就是就语言论语言,就文字论文字,虽寻章摘句,“无一字无出处”,却进得去出不来,钻牛角弃牛身,雕虫而忘龙,见木不见林,终究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治小学出身而又努力修养西学眼光的臧克和先生,为避免上述两种偏向苦心经营有年,摸索出一条越走越广的小学革新之路,值得学界同仁重视。从他1989 年写的《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学林出版社“青年学者丛书”,1990 年),1991 年完成的《语象论——(管锥编)疏证》(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 年),到新近推出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之四,1994 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出文入化”之坦途。
  二、“小学”中的大境界
  中国人讲的“文化”、“文明”、“文教”、“人文”等概念其实都是从一个关键的元概念“文”派生出来的。文者,文字是也,有文字则可曰“化”,曰“明”。看看传说中讲苍颉造字时竟会有“天雨粟、鬼夜哭”的奇迹发生,就可知文字的发生在古人心目中是何等重要的伟大事变,几乎等于开天辟地以来以人为主角的又一次创世纪了!《易·系辞》所讲“人文化成”之理,良有以也。只可惜国学自身的封闭格局不能自发产生出由文化而观文字的理论条件,所以由许慎之《说文》到清儒说文学三百家,虽堪称盛极一时,但“小学”终究只是“小学”而已。
  解构派思想家德里达批判西方文明的“语音中心主义”传统,在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符号学之外另辟“文字学”(grammatology)一途,强调文字对于写作和思想的重要性反在言语之上,尤其看中汉语文字因象示义的象形特征,希望能藉“超出西方界线之外的文字之历史和系统”来消解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logos 中心的封闭状态(参看德里达与克里斯特娃的对话录:《符号与文字学》,余碧平译,《哲学译丛》1992 年第1 期)。然而,限于语言文字的障碍,西方的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虽然已经意识到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具生命活力的象形文字体系所包蕴的重要认识价值和文化价值,却只能停留在临渊羡鱼的望字兴叹状态,难以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文”的世界(参看拙作:《原型与汉字》,《北京大学学报》1995 年2 期)。这一重任自然留给了在西学启迪之下先觉的中国学人自己。
  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下简称《说解》)自觉借鉴人类学视野,把小学史上最具权威的字典当作上古文化的百科学全书来看,其立意之高远,超迈前贤之气魄,已可知矣。这一代人在古汉语课堂上所学的《说文》总不免艰涩、枯燥之感,而在臧氏“说解”之下,似乎有了一位汉语文字学的文化导游,将我们引入《说文》那九曲十八弯的迷宫胜境,虽眼花缭乱却不至迷失,进而透过形、音、义的复杂体系而窥见上古社会生活的多彩画面,乃至古人情感和思维的微妙纽结、精神空间的生命法则。汉字经过此番说解,居然从僵死的横竖笔划变成启人心智的直观教材了。
  三、“酉”字中的酒文化与“久文化”
  例如,中华传统中有敬老尊长的风习,又有崇酒好饮的古俗,表面看来,
  
  二者似风马牛不相及。《说解》中“酒神意象”一节,先将《说文》中从酉
  取类的80 余字作整体观照,析解出这一字群所指涉的“语义场”四方面:
  关于酒类酿造的语汇;
  关于酒类品性的语汇;
  关于饮酒礼仪的语汇;
  关于以酒祭祀的语汇;
  然后分别说解酒与酉、酋、尊、■、奠、醮、■等字的同源取象及意义关联,以及酒与有、久的语音关联。“要知道,在作工原始的农业文明社会里,这陈年老酒既然凝结了积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该具有了何等尊贵的价值,故非尊贵者不得享用。”(《说解》,第267 页)再联系商代出土的巨形青铜酒器——尊,说明其尊重、尊老的语义如何由酒文化所泡制而成:
  其实,若指象推原,“酒”字所指,本有“久老”、“成熟”等语义;而作“久熟”之义的“酉”义,又何尝不可构成“酋长”一语呢?
  从《说文》提供的“语义场”可以发现,中国古代“酒”意象所隐括的文化内涵大要有“充盈成熟”和“崇老尚久”两端:前者指向程度,后者指向时间,是一是二(第268 页)。
  如此环环相扣、由表及里的剖析,不仅使我们从老字典中看到一部酒文化史的大体轮廓和方方面面,而且分明体悟到酒以陈久为佳的物质社会经验到人以老为尊的价值观念的衍生过程,可谓一箭双雕,龙虫并获,由“文”的层面而直入了“心”的内核。如此文化说解,叫人不得不信服。若再联想到“姜是老的辣”,“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之类民俗语言现象,参证作者论及的中国艺术追求“老更成”、“老拙”、“醇厚”之味、中国学问讲究“厚积薄发”的经久功夫,购物迷信“老字号”,魅力之“魅”原指“老物精”(《说文·鬼都》)的信仰,等等,确实可由“酒文化”读解出“久文化”。难怪今日少壮富豪以饮XO、人头马为荣耀的同时,我们的茅台、老窖却仍然在世界上风光依旧。以陈久为尺度,孰优孰略可不言自明矣。汤因比对照了全球有史以来的26 种文明,最终下结论说唯有一个生命力最持久的文明足以引导人类在未来世纪中的精神统一(参看《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95页)。这个文明不是别的,就是从3700 年前就用青铜大尊储酿陈年老酒的那个。
  四、由大观小的会通之法
  从方法上看,作者所以能在咬文嚼字之中呈现文化的洞见,实得力于“会通”之法。倘若只是逐个地去看《说文》中的近万个汉字,那便是一大片散漫之珠,零落而无体统,但是如果“观其会通”,则可能把这许多单字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就会建构中国上古三代以来的文化观念系统。而且,较之其它传世文献的记录,来得更为纯粹、著明。”(卷首说明)
  至于如何“观其会通”,作者依据汉字“取象构形”的特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材料,试图把握古人比类取象的思维规则,重构象与象之间潜藏的神话的、信仰的和观念的联系,相对还原出文字背后的心里经验与想像逻辑。书中五大部分,前两部分便具有方法论通说的性质,探索《说文》取类方法和释文方法所包蕴的思维模式,却又处处落实在字词本身的关联域上,
  
  绝不给人以架空立论之嫌。如探讨“■”部取类时揭示的“佳人”与“卉木”隐喻关联,一连通解出“媅葚”、“妗棽”、“婕、倢萐”、“妍■”、“娒每”“媱榣”等一系列对应义项,实际上等于为中国文学中的香草美人原型传统找到了符号发生学的基础。
  书中后三部分作为“说解”的主体,展开了以意象为单位的“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分别透过《说文》中的16 大类意象系统考索宗教、礼俗、法制、道德修养、科技、女性、文艺、饮食和神话传说等方面的内容,充分显示出文化“通观”法的整合之效。如在“苍颉意象”和“夸父意象”两节中,作者经过归纳比较,揭示出传说人物命名的规则:苍颉乃“书契”之语转(第111 页),夸父便是“规矩”(第369 页),终葵即“锥”字切音(第370页引黄生说),“如同作弓之‘羿’,作壶之‘昆吾’、作八卦之‘伏牺’,原是一类‘集合概念’。即此‘人’之得名,其原在于古人所创发之事物,后人便将一切有关功能意义皆并到此‘人’头上。”(第107 页)作者还借用人类学家所说的“集体表象”之理来说明此种归类认同的命名方式,虽不免有“英雄史观”之嫌,但还是具有启人深思的力度。书中像这样的洞烛幽微之处还有很多,如从涤罪仪式角度考察“修”字名原,由修祓到修身,再到“洗心”、修德的演变轨迹(第120 页);从“分”字中寻绎出情感表达之辩证法(第273 页);“化”字中体现的思辩智慧(第276 页);关于“死生”同根,“终始”一源的观念背景(第282 页);关于“人鬼同体、神怪一源”的信仰依据(第346 页),关于“女部”250 字所透露出的婚恋、生育、礼规和禁忌等四大方面的语义场及褒贬互见的价值取向(第125—142页),等等,相信都会给有心的读者“以大观小”的充分实例。
  若要为《说解》一书所力倡的“会通”阐述法寻根溯源,那么首先可获确认的当是作者心仪多年的“钱学”。如徐复先生《序》中所揭明,作者一方面“步趋钱氏,学而不厌”,另方面又“多蒙钱钟书先生培植,学以日进。”在《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中,他曾专门研究了钱钟书“以类评文”的方式和语言、思维、哲理贯通解释的风范;在《钱钟书与文化精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年)中,又以三章的篇幅详论钱钟书先生的治学的“打通”原则:一曰汉语文字可得打通中国学术思想;二曰南学北学的地域之打通;三曰义理、词章、考据的打通。受此熏陶,臧克和虽多年专攻古文字训诂之学,却较少受到这一领域内最为常见的家法和门户之见的拘限,默默地尝试以跨文化和跨学科为特色的中西与古今的学术对话。由西学的立场看,《说解》所运用的会通阐释法与文化人类学亦有直接因缘。这不光体现在书中多次引用弗雷泽、博厄斯、卡西尔、波兰尼、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马林诺夫斯基、列维·布留尔、瓦西里耶夫等人的著述和观点,更体现在作者将这些来自外域的理论见解自觉地用作改造更新传统考据模式的“第三重证据”(参看拙作《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新华文摘》1994 年第4 期),作为由大观小的宏观背景和演绎依据。这样的大胆尝试,或许正是代表着中华学术传统与国际学术相沟通和交互作用的发展大势。
  五、整体透视与理论升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学研究会向何种方向发展,这并不是大家都已达成默契和共识的。臧克和正在摸索他所期望的路
  
  子,而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出于更高的期望,也出于对“国学”前景之关注,笔者不揣浅陋,对《说解》提出点滴意见,求正于作者及读者方家。
  第一,作者汲取西学理论与方法去改造小学的初衷及成绩,前文已有充分的肯定。但是从知识结构上看,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的积累显然远不如国学方面那样扎实、坚厚。如能在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和占有多方面资料的广度上再进一步,《说解》当会更加精彩纷呈。在说文学方面,像丁福保氏集大成的《说文解字诂林》和近年新出的力作《说文中之古文考》(商承祚)、《说文笺识四种》(黄侃)、《说文解字约注》(张舜徽)、《许慎与说文解字》(姚孝遂)等尚未进入作者广收博采的范围;讨论社的源流,对兑之、陈梦家、凌纯声等前辈的已有成果关注不够,可谓美中不足。又如,书中讨论“大羊意象”一节,针对《说文·羊部》所录34 文,上推甲骨文,下考史乘,几乎勾勒出一部羊文化史的轮廓。不过在利用考古文献说明六畜之起源时,仅据瓦西里耶夫一家之说就认定羊、犬之驯养较其他畜类为早(第212 页),未免草率。近年考古学发掘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普遍出现家养动物的遗骨。从年代顺序看,最早普遍饲养的是猪,大约同时或稍后有犬和鸡,再晚些有黄牛、水牛,最后才是马和羊。大体而言,猪、犬、鸡三畜是8000 至7400 年前的北方新石器遗存中就有的,如新郑裴李岗文化和武安磁山文化。长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家畜也是猪,如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和河姆渡遗址甚至都有人工制造的陶猪出土。到了5000 至4300 年前的龙山文化期,马、牛和羊才相继作为家畜出现(参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二章六节)。作者为了呼应瓦西里耶夫羊为六畜之先的观点,举出甲骨文中“养”字字根为羊作为旁证,却忽略了古文字中一大批渊源更久的“大猪意象”和“大牛意象”。如言畜之性别的牝牡皆从牛,言人畜合室的家字、言人畜阉割的诼字皆从豕,等等(参看拙著《阉割与狂狷》,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古语习惯说“磨刀霍霍向猪羊”,今语仍说“牛羊肉”,均暗示着羊在猪、牛之后的既定秩序?于此可知,语言文字的文化研究如何处理好文献的、地下发掘的和民俗的、域外的三重证据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值得进一步深思权衡的关键问题,也为新一代国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如何将西学的理论思辩特点注入小学之中,使文字阐释更具有文化阐释的深度和整合力量,当是《说解》修订时可考虑的问题。作者在这方面已做出超迈前人的努力,但毕竟还只是初步尝试,有待于完善和提高处自然难免。例如全书的总体构思上,还可加强理论贯穿和统和的力度,在现有五部分之前补足一章具有理论和方法导论性质的总说,一方面批评总结说文学的经验得失,另一方面突出文化阐释的理论背景和总体把握之特色。在全书内容的划分和章节的编排上,更要把总体把握的原则贯穿始终,使上古字书本身所蕴含的最具文化特色的认知人类学价值凸显于世。
  从具体操作而言,自《尔雅》到《说文》,撰著者心目中本来就埋伏着一种贯穿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整体意识,一种终始相续、循环而无端的哲学理念。许冲《上说文表》已言:此书意在兼容经子群藉,举凡“文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今人称之为百科全书,并不夸张。更值得重视的是,许慎在他的百科全书中通过正名辨物、分类编码所寄寓的宇宙论。
  刘师培《小学发微补》云:
  
  《说文》一书,始一终亥。一字下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亥字下云:“亥而生子,复从一始,”盖中国前儒,推论世运,以为世界递迁,一始一乱,终始循环,周流不息,故《易》卦始于乾,其彖词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而《序卦传》则云:“物不可穷也,故受以末济终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传云孔子曰:“吾道穷矣。”《尔雅·释诂》首详始字之训,终详死字之训,亦此例也。《说文》始一终亥,例与此同。盖《易经》之义,言阴极则阳生;《春秋》之义,言乱极则治生。..终亥始一,即阴极生阳,乱极生治之义者(刘师培:《小学发微补》,《刘申叔先生遗书》,1936 年,宁武南氏排印本)
  刘师培这段议论可谓高层建瓴,慧眼独具,从最早的字书、占卜书和史书中“读解”出一种哲学宇宙论来,这一潜在蕴含的发现实有振聋发聩之效应。龚鹏程更据此发挥说,许慎欲通过文字来知化穷冥,以究万原。他那始“一”终“亥”的结构,与其说是什么六书或本义的探究,不如说他是用文字在说明万化始于子终于亥。子为一,属复卦,名天一生水,一阳生,万物孳生,岁在十一月;亥为坤卦,岁在十月。由子至亥,刚好一岁周转,同时也是万化成毁始终的周期。这是汉人发展出来的宇宙观,后来邵雍《皇极经世》仍然采用了这个架构在讲天地开辟以迄世界坏灭。许慎即是用这套宇宙观在释名,安排每个字进入他的世界体系中,各居其位所;同时也用这九三五三个字来说明这个世界(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39 页)。
  用西方人类学的常用概念,这种终始相继的时间叫做“永恒回归”(theeternal return)或译“永恒循环”,原生于神话思维。华夏文明中最初由老子承袭这一神话思想,转化为道的回环往复之运动法则,表达为“反”与“归”的核心命题(参看拙作:《老子哲学的人类学阐释》,《陕西师大学报》1993 年第2 期),又经庄子推演光大,完成道家的宇宙循环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齐万物、等贵贱、一死生的相对论哲学。《庄子》内七篇始于《逍遥游》开篇的北溟鱼子(鲲)之生化,终于《应帝王》结尾的混沌开七窍而死亡,其间所寄寓的永恒回归神话主题,实与《尔雅》《说文》《广雅》等字书异曲而同工,可会通而释者也。《说解》在标示“辩证意象”时已言及死生同根、终始一源的训诂通例,而在把握《说文》全书整体结构的哲学蕴含方面却惜墨如金,因而在理论概括和升华全篇上未尽人意,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给人留下的一大遗憾吧。
  六、尾语
  在“小学”沦为经学附庸的年代,学者们有一条成规:以小学而通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许慎的字典之所以能傲视千古,独步天下,原来也是为了解经而作,他本人在当时就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至高美誉。今天,古典意义上的经学已不复存在,传统小学在向语言文化学或认知人类学靠拢之际,我们可否说,以文字而通文化者,其文化可信呢?
  大谈特谈文化的人太多太多,以至于成就了公有公文化、婆有婆文化的空前繁荣。欣幸之余,也期望谈者能否事先掂量一下,自己所说的文化是以“文”为本的“化”呢,还是大而化之的“化”呢?这样的自我质询或可使
  
  研究者协调好微观实证而通观整合的互动关系,能做到进得去、出得来,入“文”而观“化”,出“文”而入“化”。这,就是臧克和的“文化说解”对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有益启迪吧。
  原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4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身体观的文化意味
  自香港中文大学归来,案头上又见一本新书——《儒家身体观》。是书乃繁体字本,来自所谓“两岸三地”的第三极台湾。作者系台湾清华大学中语系所(注意名称的微妙差异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一国多“体”当下现状的症候)教授杨儒宾。他目前远在日本东京大学作访问研究,特意嘱托助理翁翠霞小姐将这本刚刚出版的新著从祖国的第一大岛寄到第二大岛。这是一本装帧典雅、印刷精美的书,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印行。青黄分野的封面正中有亚圣孟子的线描像,400 多页的内文皆用光泽适中质感上佳的高丽淡黄纸,使人感到这部讲身体观的专著自身就呈现出一种植根于数千年深厚人文传统的美的书“体”。
  从内容特色上看,《儒家身体观》的这个书名就给人别出心裁的丰富联想。人们早已熟悉了用“心学”来概括儒家思想精髓的做法,而本书却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论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无心性之身体,也没有无身体之心性。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儒学,有必要探讨其心学与形上学的身体基础。在这种身心一体的观照角度下不难发现,儒家乃至整个东方的思维传统并没有像以笛卡儿二元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那样,在身体与心灵之间做割裂式划分,而是将形、气、神(心)视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整合体。作者把由孟子代表的这种身体观称为“践行观”,进而探讨其生色说,尽心说及养气论的实践意义,推及思孟学派的德形说、管子的精气说乃至宋明理学中的“作用是性”说和气质之性问题,使全书七章头绪分明,浑然一体,勾勒出一幅源流清晰的儒家身体观流程全景图。如果要做硬性归类的话,儒宾兄的这种写法实在与现代新儒家的主流思路相异趣,或可称为“新新儒家”才是。用他的话说,“不但传统儒者所强调的‘生色’、‘践形’、‘圣人气象’、‘良知良觉’诸说,可从其身体论的观点得到恰当的印证。甚至儒家建于‘形体’之上的‘形上学’、规范人生与滋润人生并重的道德哲学,以及人与社会或自然相互感应的一体论,亦可轻由这种纵深的身体观得到另一种理解的线索。”
  不过,儒宾兄的“另一种理解”大体上仍然局限在正宗原味的思想史研究范围之内,学院派的拘谨未免使其视角和材料略显单调。尽管在导论等部分偶尔提及梅露庞帝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海德格的“此世之内的存在”、乔治·米德的社会化自我观和汤浅泰雄的东方体验式身心修持观等多种理论维度,但在实际展开的过程中仍然以纯哲学的义理分析和文本资料为主,未能从个别思想家的思想史走向俗民社会和亚文化所呈现的大思想史。
  记得两年前收到杨儒宾教授主编的文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后,曾在复信中斗胆提出一个建议,可考虑将文化人类学和当今文化研究的综合视角引入思想史的研究,给身体观的透视带来更丰富多样的层面。如今捧读这本新著,同样的感觉变得更为强烈,不知是不是个人的偏执或有色眼镜使然。
  比如说,从人类学的立场审视儒家那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世袭身体观;从福柯那种“权力运作于身体”的政治人类学角度,研究监视与惩罚在中华文明中催生的身体改造术——女性裹足与男性阉割;从道家的人体鼎炉观和佛家的“肉蒲团”身体隐喻去反照儒家身体观的“盲视与洞
  
  见”;从雅文化与俗文化、经学义理与市井小说的对立张力中把握传统身体观的丰富性与特殊性;用符号学家“身体的句法结构”等概念去分析文化中的正常与非常、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别对应(参看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中“百万人体”等节);等等。
  又比如,从字源、语源和神活思维的角度追索传统的“身”观念的由来,亦可为儒家身体观提供文化土壤的背景观照。《诗经·大雅·大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传:“身,重也。”郑笺:“重谓怀孕也。”孔疏:“以身中复有一身,故言重。”通过这层层剥茧式的诠释,“身”之原意似可昭然,所谓“身中复有一身”,正是对生命再生产现象的直观把握。许慎《说文》训身为■,似未得其本。从金文中的字形看,“身”乃孕妇的素描像(参看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卷八,第2719 页;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卷八,第5198—5201 页)。这使人自然联想到欧洲史前维纳斯孕妇像及我国红山文化出土的母神像,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父权制观念背后找到更古老的“身体受之地母”的女神宗教生命观,并在女娲抟黄土造人和女娲一日七十化的神话命题及老子的“玄牝”观中得到印证,使古文中“身”与“申”、“伸”、“坤”、“神”请字假借通用的语文现象得到观念史的深层说明;再从地母加谷神的合成概念“社稷”与“江山”的联类中找到封建政治“国、君一体”理念的发生根源。用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自然象征》一书的分析模式,又可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社会性的身体”包容了“自然的物质身体”的符合运作规则之体现。
  以上诸般构想或许有违于儒宾史著述的初衷,本着“狂夫之言,圣人择焉”的侥幸心理,在此略陈己见,以求教于著者及学界通人。
  (《儒家身体观》,杨儒宾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 年版;《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杨儒宾主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3 年版)
  原载《海南日报》1997 年5 月25 日
  
  简评
  叶舒宪主要研究神话和国学,书评写的不是太多,但有他的特色。
  第一篇书评,以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从某一个方面对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作了一种解读。这篇评论给人留下了两个转折的印象:维吉尔本人从自然诗人到政治诗人的转变,维吉尔的这部作品标志着一种文学史的转折,即古代文学史的终结和中世纪文学的诞生。就像但丁的《神曲》宣告中世纪文学的结束和文艺复兴的到来一样。在评论的末尾,作者声明只是从一个方面而远未对作品做全面评价,但又颇费心机地用一小段补充了对作品的若干研读心得,也是一种对全篇的较好的照应。
  我的印象中叶舒宪不怎么看杂书,他之写书评是和他的学术连在一起的。我甚至觉得叶的书评是写给专家学者看的,是与专家的对话,他心中自拟的读者,是知识界人。后面的三篇,便侧重与原作作者及专家之类的读者对话,故而多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层次上进行评述,反映了评论者近年在学术方法论上的取向。
  我曾和叶舒宪谈到,他的短文不及他的著作好,我的意思说白了其实是他在短文的写作上不是很吸引一般读者,他未置可否。书评要写得好读、可靠,是不容易的,不仅仅是大学里作者也是各方面的作者都要努力的。愿与读者诸君共勉之。
  
  李乔作者小传
  1954 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徐水。文革中十六岁进工厂,当过翻砂工、车工、木工。1978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82 年毕业后到北京日报社任编辑。现为主任编辑、理论部副主任,主管学术文化性专刊《文史》、《读书》。
  自幼好学、饱尝动乱失学之苦后,更加珍惜平静的读书生活。读书、藏书、著文著书,为生平最大嗜好。曾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风俗史,著有专著《中国行业神崇拜》初本、增补本,又曾探究清代官场形形色色的怪现状,著有《清代官场百态》,两书皆由海峡两岸出版。又著有普及性学术专著《中国的师爷》。读书尚杂,漫无所归,自号“杂货铺主人”,喜作杂文随笔书话书评一类文字,出版有《不今不古集》、《文史拾荒》两本杂文随笔集。书评文字不多,视之为看似易做而实则难工的文体。
  
  鬼才杂文——评当代名家杂文系列
  弄杂文不同于做学问,做学问要功夫,弄杂文要才气。古人说,题跋若写得好,须翻海才、射雕手。其实杂文若写得好,更须如此。杂文之才,高下、品类不一,笔者每读杂文,总窃自分别之。近得一套五册杂文集,包括马识途《盛世微言》、何满子《五杂侃》、王春瑜《牛屋杂俎》、黄裳《春夜漫笔》、邵燕祥《杂文作坊》(成都出版社出版,收入“当代名家杂文系列”),品读一过,蓦然生出四字之评:此“鬼才杂文”也。
  是人,何以称鬼才?此元人钟嗣成《录鬼簿》之遗意。钟氏称活着的杂剧家为“未死之鬼”,依此推之,则其杂剧作品皆为“鬼才杂剧”。有鬼才杂剧,便有鬼才杂文。
  杂文重思想,尚胆识,鬼才杂文于此皆备。其作者皆素有思辨力,皆曾为牛鬼,曾游“炼狱”,故别具观察人生社会之慧眼,能察人所未察,识人所未识,道人所未道。《万岁考》《语录考》《也谈姓资姓社》《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等文字,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挝一掌血”的深刻卓识之作。
  杂文家多具血性,疾恶如仇。文天祥有名言云:“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鬼才杂文便有几分如此血性。《“扫法盲”从领导扫起》《未庄评职称的风波》《“黑帮”小考》等文字,决非心如古井者所能写出,而只能出自具有“为厉鬼以击贼”之血性者。杂文面对社会痼疾,最需要韧性的战斗精神,所谓“执著如怨鬼,纠缠如毒蛇”。鬼才杂文秉鲁迅先生韧性之遗韵,在与社会痼疾如左倾顽症的战斗中,颇有几分怨鬼的执著。
  鲁迅写杂文好引古谈史,然而诚如他自己所言:“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为制今而谈古,便要今古一线牵,出入人鬼间。鬼才杂文于此尤擅。其作者或为史家,或为文史通才,皆博通古事,善操史笔,而机锋所向,又在现世。《牛屋杂俎》的序言为一阙《西江月》,可视作鬼才杂文今古一线,出入人鬼的宣言:“五十六年住世,几度牛屋为家。今古一线走天涯,不管风邪浪大。平生投枪所向,枯藤老树昏鸦。是否击中明暗靶?请君评判高下。”鬼才杂文在谈古制今方面,其用心之良苦,制作之精巧,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三家村杂文。
  鬼才乃异才,杂文能真正杂将起来,便是有异才的表现。知堂说:“文体思想很夹杂的是杂文。”就杂而言,一篇杂文应是一锅“李鸿章杂碎”。五册鬼才杂文从题材内容、写作路数,到所用材料、所引书籍,皆斑驳陆离,极尽博杂之能事,其作者堪称烹制“李鸿章杂碎”的料理高手。这些杂文,在有些学问家看来,也许是野狐禅,在某些杂文评论家眼里,也许似随笔,似小品,似散文,似札记,算不上正宗的杂文。但我觉得这正说明这些文章自备一格,正是鬼才杂文的笔路。
  唐代诗人李长吉才气怪谲,故人有“鬼才”之目。鬼才杂文的某些立意、构思、用语,不蹈常规,迥异凡俗,也多少有些才气怪谲的味道。《我们将亡于教育吗?》,道出惊世骇俗之论,《薛宝钗乱煮大锅饭》,乃别出心裁之说,《柏拉图式的金钱恋》,为玄思妙想之喻。几本杂文集的书名,也于朴拙中透出睿智神思。
  五册鬼才杂文又各自具有独特的笔路风致。《盛世微言》直面龌龊,谠
  
  论纵横;《春夜随笔》闲闲落墨,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五杂侃》厚积薄发,侃雅侃俗,庄谐并出;《杂文作坊》犀利善辩,有孟文遗风;《牛屋杂俎》颇得“太史公曰”的真精神。
  以上褒评,不知是否算哄抬拔高?好在是一己私见,供参考耳。笔者此文意在诚荐是书,故再借一句金圣叹的话作为煞尾。
  愿普天下锦绣才子,皆细细读之!
  
  至琐至细大俗大雅——读邓云乡先生的《燕京乡土记》
  关于北京,历史上虽有过不少名家大作,但真正详记乡土风俗、民众生活的专书并不多。《帝京景物略》重在记“景物”,而不在乡土风俗;《燕京岁时记》虽记风俗,却又重在岁时;《日下旧闻考》可谓煌煌大著,但其中记风俗、记生活的篇幅实在不多。近人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是一部难得的记载北京风俗的专书,但因是资料汇编,缺乏作者融会贯通的写作,所以使人仍感遗憾。
  最近我读到邓云乡先生的专题性学术随笔集《燕京乡土记》,深感这是一部空前的、值得称道的专门记述旧京乡土风俗、民众生活的大书。这部书佳处很多,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至琐至细,大俗大雅”的特色。
  说它至琐至细,一是说所记的都是琐细之事,二是说记事非常琐细具体。如记小吃摊,在“吃食摊之相思”一节中即有馄饨担、烫面饺、豆汁、烧饼麻花、烤白薯五个专题,其中“豆汁”一篇,从京戏《金玉奴》又名《豆汁记》讲到文人墨客咏豆汁的诗,又讲到古老街巷中卖豆汁的吆喝和唱豆汁的儿歌。这样的专题在全书中有200 多个。“三冬乐事”一节有“围炉”一题。也许在常人看来,围炉烤火有何可记?但邓先生却看到此为旧京生活方式的一种,有记述的价值,于是钩索文献古籍,通过记述缪荃孙、李慈铭、鲁迅等名人的围炉轶话,勾画出了旧京居民冬日围炉的生活面貌。
  了解历史上的事,总是宏观易,微观难。军国大事,朝代兴衰,二十四史,斑斑可考;但要想具体细致地了解“已经成为过去”的生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或是虽有记载,但散见于书海之中,难窥全貌。因此,“网罗天下轶失旧闻”,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就成为第一要事。这项工作需要作者具有史家和民俗学家的眼光和功力。从《燕京乡土记》所征引的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邓先生是很富有这种眼光和功力的。
  书中所征引的资料范围很广,包括笔记、杂钞、正史、野史、文集、县志、日记、书信、游记、传记、俗曲、俚语、诗词、童谣、旧小说,等等。其中有的书是专谈北京的,但大量的都是片断的、一鳞半爪的有关北京乡土的资料,这类零散资料中往往多存逸闻,非常珍贵,但却极难搜集,非经年累月细心爬梳不可。正是由于作者经过了这种艰苦的工作,才使得《燕京乡土记》写得有血有肉,琐细具体。例如冰床,人们多知《帝京景物略》和《藤阴杂记》二书的简单记载,但《燕京乡土记》却又引了清人魏坤《倚晴阁杂抄》、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中的记述,使我们能具体了解到清代北京护城河里还有以拉冰床作交通工具的生意,和携酒轰饮冰上的趣事。由于书中征引的资料非常丰富,所以单从目录学的角度讲,如果把这些资料的出处辑成目录,也是一份很有用的关于北京乡土风俗的书帐。
  “大俗大雅”是《燕京乡土记》的又一显著特色。说它大俗,因为它专记俗事,至琐至细地记,洋洋洒洒地记,记吃、记玩、记节令、记市情、记花事、记昆虫、记街头巷尾琐事,记引车卖浆者流。夏天乘凉,不过是一生活细节,但书中却有“芭蕉扇”、“花草夜话”、“竹帘·冷布”、“天棚遮阴”等专文记述。玩昆虫更是地道的俗事,但书中也有“蝈蝈”、“蟋蟀”、“知了”等专文介绍。在笔法上,作者采用了随笔小品的形式,文中又常引
  
  用一些地道的京味语言,使文章洋溢着旧京的乡土气息。比如写茶馆,他写道:“伙计提着壶一边让座儿,一边打招呼:‘七爷,沏壶香片吧?等会儿您再来段儿,我就爱听您那几句倒板!’”
  但在这大俗中,又是很能见出大雅的。“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郑振铎作《汤祷篇》,通过民俗去认识历史,鲁迅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也是用民俗学的观点去观察历史。《燕京乡土记》虽然记的都是俗事,但恰是这些俗事最能真切地反映民众的心理、情趣、价值观,从而使我们认识民族文化的根基。
  《燕京乡土记》之雅,还表现在它充满了浓厚的书卷气。从内容上看,如果没有深厚的学问根底,决写不出这种赅博精详的力作。从文笔上看,清丽雅洁的风格,尤其为《燕京乡土记》的“雅化”增色。一件俗事,一经邓先生“点化”便雅致可人。拿标题来说,写白云观燕九节,标题作“燕九春风驴背多”,写过年祭灶,标题是“黄羊祭灶年关到”,其他如“鞭影小骡车”、“消暑清供”、“秋风菜根香”等都是绝佳的标题。从行文来说,写角楼蛙声,他能举出晋惠帝听宫蛙的笑话和古人“一池蛙唱,抵的半部鼓吹”的雅趣,写北京初春的大风,他又写出“大黄风一直吹到燕山脚下,吹开了冻土,吹发了草芽,吹醒了柳眼,吹笑了桃花,吹起了昆明湖的波涛,吹白了紫禁城的宫娥的鬓发..”这样美丽的句子。
  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有句名言:“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邓先生何以能写出这部“至琐至细、大俗大雅”的风土著作呢?无疑,学识、才气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邓先生深挚地热爱北京的“心胸”。他在《燕京梦远乡土情深》一文中谈到,他写《燕京乡土记》时,丝毫没有名利的杂念,有的只是“依依之恋,眷眷之情”。的确,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渗透了这种挚情,这本书可以说是邓先生梦境中的燕京乡土。我为他的这种挚情所感染,也相信凡读过他这部书的读者都会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首都北京。
  
  老牛堂的血脉——评《阿Q 的祖先——老牛堂随笔》
  
  “三家村”,在古语中指的不过是荒僻的小乡村,但自从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名字与“三家村”联在一起,“三家村”便具有了全新的、特殊的文化意蕴。
  “三家村”的三位俊杰虽早已作古,但其血脉犹存;“三家村”的精神、风骨和文章神韵,都已被后人继承和光大。历史学家村愚先生就可说是“三家村”后又一家,他的《阿Q 的祖先——老牛堂随笔》,即一部深具“三家村”血脉乃至中华文化血脉的文史随笔集。
  “三家村”的血脉,实溯自鲁迅,老牛堂里也充盈着鲁迅精神的遗响。村愚先生(因其书,我喜欢他为老牛堂主人)极服膺鲁迅,对鲁迅之书颇精熟,著文也爱道及鲁迅是何种见解,他自己的见解也常有鲁迅遗风。这些,都是能从《老牛堂随笔》中明显看出的。鲁迅有段名言,将中国历史划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坟·灯下漫笔一》)。老牛堂主人秉此说之神髓,在一篇谈“国粥”的文章中,将中国史划分为“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和“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这真是新颖、独到而又精湛的见解。“三家村”的文章之所以每每有深刻见解,直接原因就是继承了鲁迅精神,而老牛堂在这方面也是毫不逊色的。
  “三家村”的三位俊杰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战士,他们的文章总是直面人生与社会,洞察世道与人心,使人读后精神升华,倍增济世之心。老牛堂主人也是个时时将天下兴亡系于心中的匹夫,他的文章充满了爱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老牛堂随笔》中的《今古何妨一线牵》《读“明代的儒学教官”》二文,就是他的忧患意识的自白。他写道:“我向来主张,史学家应当有忧患意识,史学著作应当有现实感。”又写道:“一个有良知的史学家,他的脉搏,应当与时代、人民的脉搏跳动一致,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触动时代敏感神经的作品。”收在《老牛堂随笔》中的《“父母官”考》《乌纱帽考》《起哄考》,以及收入他的另一本文史随笔集《“土地庙”随笔》中的《“万岁”考》《“株连九族”考》等文,就是他的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老牛堂主人的忧患意识,不仅与“三家村”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良心相通,而且更是上承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通古今之变”的优秀史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浙东史学,特别是章实斋关于学术须经世致用的主张,对老牛堂的影响尤为深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大抵皆其人意有郁结而发愤之作;老牛堂主人“文革”中三陷囹圄,爱妻因受株连死于非命,当也为其忧患意识所生之一大因由。
  学养深厚,书卷气浓郁,是“三家村”文章的一大特色,老牛堂的文章也同样具有此种特色。老牛堂主人国学根底厚实,对文史古籍非常稔熟,著文常旁征博引,每立一说,总以众例随之,使之读之如饮浓茶醇醪,好生惬意。一篇两千余字的《麻将风行中国的历史》,就引了《坚瓠集》《桐楷皆副墨》《菽园杂记》《■斋漫录》《梅村家藏稿》等20 种古籍,真使人觉得进了老牛堂,如入天一阁。老牛堂主人运用材料最不喜旧钱新铸,而是极崇尚顾亭林氏的采铜于山自加冶铸。他鄙称那些买旧钱充新铸、倒卖他人牙慧的作法为“二道贩子”。“三家村”中有两位史学家,老牛堂主人也是史学
  
  家,这可谓“英雄所学略同”,而这也正是他们的文章皆具有浓厚书卷气的共因吧。
  “三家村”的三家都是才子,老牛堂主人也是极具才情的才人。读《老牛堂随笔》,只感到灵动的才气扑面而来,而决无呆头木脑的章咒气、偈颂气。《老牛堂随笔》的才气特别表现在文章构思的新巧和行文语言的幽默上。鸡年伊始,谈鸡之文如潮,老牛堂的《雪泥鸡爪》一文,以其别出心裁的构思和幽默的标题弄潮涛头,鹤立鸡群。文章从婴儿之男根被昵称为“小鸡鸡”,谈到古代词作名篇《满庭芳·失鸡》,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诗经》名句,谈到明清胥吏下乡弄得鸡飞狗跳,最后又以评说一副借鸡谈改革的漫画做了意味深长的煞尾。全文庄谐并出,文史结合,韵调轻松而又寓意深刻;标题“雪泥鸡爪”由成语“雪泥鸿爪”化来,更是奇巧、幽默之至。老牛堂之文,戏言、戏题颇多,然其中实包含许多重大问题,《马桶与文化》《闲话猪脬》《九斤老头论》就是这种庄自谐出的妙文。幽默出自睿智,诙谐系于才情,老牛堂里总是回响着智慧的笑声。鲁迅杂文的幽默是冠绝一世的,“三家村”也颇有幽默气质(廖沫沙的诗尤著),老牛堂的幽默与鲁迅、“三家村”是一脉相承的。
  我与老牛堂主人相识有年,自认对他的学问、才思有所了解,所以才说了些赞美《老牛堂随笔》的话。但说的是否对,还要靠广大读者亲自过目、品评,诚如禅语所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领会意旨,一切自看。”
  
  简评
  李乔先生自号“杂货铺主”,意思是读书杂,为文杂。也许他是自谦,但我却喜欢他的这种杂。为学大概都是这样,由杂而专,由专而杂,杂专相融,杂中出专。无杂不会有专。也许这是谬论。选李乔先生的三篇文章,就体现了杂专相融的意蕴。
  三篇文章评的三种书,都有杂的属性。《鬼才杂文》评的五本杂文集;《老牛堂的血脉》评的《老牛堂随笔》;《至琐至细、大雅大俗》评的《燕京乡土记》。三篇书评和原著一样,属杂的范畴。为文涉及三个品杂,内容不属一门专学。多学科,称杂也似乎可以。
  李乔是记者,不带个人推销功利倾向,评论时自然比较客观、公正。杂是出于喜爱。自觉地评,读后有所感,有所得才评,所以能评出些“名堂”,也就是一般说的有点“道道”。这表现在他善于挑出原著特点思考评析。有见解,有分析,夹杂着许多知识性的论述。有一定的深度,有专的倾向。这是这几篇书评的特色。
  五人的五册杂文,应是杂文系列,系列书如何评,有时令人难以下笔,李乔巧妙地选准一个视角,不单本一一评论,而是将之概括为“鬼才杂文”。鬼在皆备“重思想,尚胆识”,“别具观察人生社会之慧眼,能察人所未察,识人所未识,道人所未道”,都是“一鞭一条痕”的“深刻卓识”之作。避开五本书的具体内容,只点出各书的共同特点,不道每书得失,只起画龙点晴之作用,评得洒脱。
  评《燕京乡土记》,则是抓住内客,将内容概括为琐、细、俗、雅几字评论文章,评出了原书的特色。说专记俗事,至琐至细地记,记街头琐事,记行车卖浆者流。记得京味十足,洋溢着老北京的乡土气息。这种评介相融法,使人一看就大体知道原书的内容。
  《老牛堂随笔》是历史学家村愚先生的作品,李乔评时只点到内容,着重的是评他的思维方式与手法,与鲁迅杂文,与三家村杂文一脉相承。并作了相应的比较,这使人自然想到《随笔》的风貌、水平。评得颇具特色。
  
  陈平原作者小传
  1954 年生于广东潮州。1984 年于中山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 年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3至1994 年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访问学人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从事研究;1997 年应美中学术交流会之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近年来关注的课题,包括现代中国学术史以及中国小说,中国散文的历史演进。
  主要著作有《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学者的人间情怀》、《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等十余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 年起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研究集刊《学人》和文学研究集刊《文学史》。
  
  说书人与叙述者——读《中国白话小说史》随想
  20 世纪以前的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历来不大为学者所重视。这可能跟以下两种论调有关:一是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指出的,“白话的短篇小说,发达不久,便中止了”;一是郑振铎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中提及的,此类小说承袭说书风格,关键“在讲述而不在于著作”。这两种说法合起来,使学界满足于区分所谓的“话本”与“拟话本”,而对《三言二拍》以后的作品大都不屑一顾。于是,中国小说史也就成了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这么一个体裁进化的序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所著《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译本(译者:尹慧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的出版,或许有利于纠正这种偏向。从1967 年的《早期的中国短篇小说》,到1973 年的《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与作法研究》,再到1981 年的《中国白话小说史》,韩南一直致力于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研究中,一、引进“叙述者”这个概念,反对将早期白话小说与口头文学混同起来,摒弃学界盛行的“话本”与“拟话本”二分法;二、主张“中国的短篇小说有其清晰的向来未受人重视的历史”,并非只是凝定不变或越变越酸腐说教。这一学术思路,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得到最为明显的表露,也取得了较令人满意的成绩。
  以往学界强调中国白话小说承袭说书风格,多从发生学角度追踪说书风格是如何进入小说创作,而不是小说创作如何逐步摆脱说书风格。于是,关于说书人的家数、说书艺人的生平、说书体制的确立及其演变,成了小说研究界的热门话题。韩南也不否认对说书人的摹仿是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将这一摹仿概括为:“把故事说得非常明白显露,假设向听众提问,和听众相互交谈,换用各种不同的语气,每件作品的风格都相对统一。”只是照韩南的思路,这些都还只限于“叙述者层次”,白话小说的发展还牵涉到“风格层次”、“结构层次”、“语音层次”等等;即使限于“叙述者层次”,由于文人的介入创作过程,也由于“文言文学向白话文学的扩展”,小说中的叙述者实际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至于绝大部分白话小说仍沿用说书人口吻,那只是表面现象,不能说明其叙事方式不曾发生变化。随着早先“带普遍性的叙述者”逐渐为“有个性的叙述者”所替代,作家有可能借助于叙述者来调节其与人物故事之间的关系,体现其审美意向。当然这其间有利有弊(如凌濛初小说中的叙述者是个性化的,可人物却趋于一般化),可毕竟为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从故事情节看,白话短篇小说家确实没多大出息,不外在原有的口头传说或文言小说上,再做一些改造加工。难怪好多学者作完本事考辨,为每篇小说找到“娘家”后就不耐烦再弄下去了。韩南则相当器重这些不大起眼的“改造加工”,因为在他看来,好作家好作品都并非“横空出世”,总是“在传统常见的类型上加上了自己的特色”。正是这特色体现了作家的追求,也决定了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在众多可能出现的特色中,韩南论述最为成功的是叙述者的变化。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可能获得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叙述者作为作者与读者的中介,其叙述语调、倾向性与可信赖程度,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若着眼于“叙述者”而不是“故事情节”,则冯梦龙、凌濛初不同于不知名的早期白话小说家,李渔又与冯、凌二氏有别,而艾衲
  
  的《豆棚闲话》则“标志着和中国白话小说本身的基本模式和方法的决裂”。所有这些,无疑都值得认真研究。找到了“叙述者变迁”这个观察角度,韩南方才能发前人所未言,肯定艾衲等人在小说发展史上的贡献(这绝不只是搜遗钩沉),并借以重新勾勒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线索。
  作为一位美国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小说时,很难不受本国小说理论发展的影响。这既是其长处——提供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新视角,又可能是陷阱——弄不好削足适履,强使中国小说为本国小说理论作证。韩南在设计本书的研究框架时,无疑借鉴了从卢伯克《小说技巧》、弗莱《批评的解剖》、瓦特《小说的兴起》,到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等诸家著述;可贵的是,在具体操作时,作者非常注意掌握分寸,要避免用十九世纪以后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来苛求或硬套十五六世纪的中国小说。叙事学理论是当今西方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方法之一,有一整套概念术语及操作规则,大大超过了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白话小说的理论承受力。韩南实际上主要抓住带普遍适应性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来展开论述,这种简化理论设计的处理方式,我以为是可取的。因为“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最困难的很可能不是对某一理论模式的选择,而是在如何选择中进行转换,使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能得心应手,而不至于由于理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显得僵硬粗疏。
  其次,白话小说的发展不只是叙述者的演变,韩南尽管把“叙述者层次”作为本书展开论述的主要角度。在构建本书的理论框架时,他“有意识地调和各家学说”,区分小说分析的十个不同层次(如叙述者层次、风格层次等),并以之作为剖析一部叙事作品的基本方法。对不同作家作品,韩南根据其特点侧重某一层次的分析;在注重叙述者层次分析时,又强调其与其它层次的沟通。作为一种理论尺度,以复杂多变的“叙述者”,取代统一单调的“说话人”,可以使人们对中国白话小说的理解大为加深:在表面的说书风格长期滞留中,实际上有过若干艺术家的探险,而且并非毫无成效,古代小说家并不像以往人们想像的那么缺乏创新意识。
  最后,在国外汉学家中,韩南以兼长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著称。灵活的思辨与严谨的学风,在这部著作中同样得到体现。对早期短篇小说的年代确认,对《醒世恒言》作者的考辨,都可见作者的学术功力(参阅作者的《中国短篇小说:年代、作者与作法研究》可以看得更清楚)。而本书之所以考证不陷于琐碎,分析不流于空泛,与作者的兼治二者大有关系。这种治学路向,或许正是国内不少学者所缺乏的。
  如果说对本书有什么不满足的话,主要还不在于十个层次的分析方法未能贯彻全书,而是作者没有正面回答半个多世纪前胡适的挑战:为什么中国白话短篇小说17 世纪以后迅速衰落;或者如本书所称的,艾衲的变革为什么不为后世作家所继承?章回小说、文言小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挤到小说界的边缘,那是因为西方近代小说的冲击;而白话短篇小说的衰落早在此之前,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是社会变迁还是小说体制自身的缺陷?作为一部以白话短篇小说变迁为对象的研究专著,不涉及这问题未免可惜。因为,在我看来,一种体裁的衰落,与其兴起一样,潜藏着制约规定其发展路向的某种特质。可惜人们往往注意了后者,而不恰当地忽略了前者。
  《人民日报》1990.9.27
  
  学者小说的魅力
  对于《和风堂文集》的读者来说,长篇小说《大都》的出版,是个小小的意外。强调著名学者写作长篇小说属于“意外”,而又以“小说”二字加以限制,就因为在我看来,柳存仁的学术生涯中,本就有从事小说创作的“缘份”。
  “宗教”、“小说”以及“宗教与小说”,乃柳氏治学的主要领域。《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已经透露其兴趣和功力,《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等更体现作者的追求与成就。前者步胡适、孙楷第后尘,后者方才是柳氏的自家面目。对于小说史家来说,长期与无数或好或坏或雅或俗的小说朝夕相处,最后技痒难忍,操戈上阵的,柳氏并非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是饱学之士的小说,不见得都像《大都》那么可读。
  《和风堂文集》中众多小说史论固然精彩,可柳氏与小说的“结缘”,远在其进入北大念书以前。1935 年,年仅十九的柳存仁在苏州文怡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发凡》;若干年后,已经走出红楼的柳氏,悔其少作,称此书“可以算做最坏的中国文学史的代表”(《北大和北大人》)。书写得确实不好,但其体现出来的学术思路,即强调民间,贬抑文人,抬高小说,漠视古文,明显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种“五四情结”,使其二十年后的著述(如1956 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在发凡起例以及理论设计方面,一如既往——尽管具体论述已大有改进;也使得《大都》的历史意识(如对待旗民、义和团、学生运动的态度)与文化观念(如关于礼教吃人、婚姻自由的描述),带有突出的“五四”印记。
  关于北京大学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描述,很可能是《大都》中最值得关注的章节。以《大都》为书名,加上书中随处可见的北京的风物(如东安市场、广和楼戏园、中央公园的茶馆、石头胡同的妓院等),很容易被作为“京味小说”阅读与欣赏。可有了超越“本地风光”的北京大学作为视点,作者对古都生活的描绘,带有明显文人眼光,迥异于老舍等京味小说家的平民趣味。小说中有关大学生活的笔墨,并不占绝对优势,但却是其特色所在。而这一部分描述,与《齐如山回忆录》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追忆、《短堂回想录》对北大诸师友的刻画,以及近年出版的怀想二三十年代老北京与老北大的《文化古城旧事》(邓云乡)、《负暄琐话》(张中行)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际上,《大都》中的这一部分笔墨,正是从作者本人早年所写的散文随笔发展而来。三四十年代,柳氏写作并出版了好些记录风物追怀旧事的文章,为日后的创作长篇小说奠定了基础。引《北大与北大人》中的一段话为证:
  就是在学校里,当着胡适之或顾颉刚的面前,也不会有一个学生走上前去,说上几句应酬恭维他们的客套话,更从来没有听见过张口“院长”闭口“主任”的称呼,虽然他们的名字在别处也许会令人心醉。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刚、刘师培、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遗闻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多。
  这段文字,对北大师生清高孤傲气质的描写,颇为传神,只是谈论前辈之“遗闻轶事”,绝非“老校工友”的专利。直到今日,流传在北大人口中的,依然是有趣的隽语与逸事,而非显赫的地位或功绩。北大人之特别看重个人的“气节”、“神韵”与“趣味”,于此可见一斑。而引“遗闻”入“小
  
  说”,正是古来中国文人的惯伎与特长。很难想像对明清小说深有研究的柳存仁,在写作《大都》时,会漠视这一传统的存在。这一点,只须将其散文与小说对照阅读,不必多费口舌。
  小说中对众多北大人物的描写,大致说来生动传神,只是有些细节必须订正。比如,周大同(影射周作人)在北大开讲六朝散文,就不该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第十章)。小说家当然有权力也有义务驰聘想像,但虚构部分最好不要违背大的历史背景。称五四以前青年人便都赞美周大同“炉火纯青的白话文字”,以及“澄彻圆通的人格”,已经不大恰当;更何况六朝散文的复兴,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之时用史家的眼光读小说,或许大煞风景;但既然希望借小说背后的“影事”,勾起读者的兴趣,就必须接受史家的挑剔——除非作者追求的是百无禁忌的“戏说”。
  1940 年,柳氏为其《上古秦汉文学史》作序,称书成之岁移居香港,决心转治西洋汉学,并因此而拜偈了林语堂、许地山、陈寅恪、袁守和诸先生,颇受鼓舞。引入这段闲话,有助于理解《大都》的写作策略。阅读《大都》时,最容易联想到的先驱之作,当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又译《瞬息京华》)。同样以千年古都为活动背景,同样借家庭兴衰展示清末民初这一大时代的变迁,又同样在描述民俗风情的同时,力图体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林、柳二作颇多共通之处。这种共通性,在我看来,不宜用“因袭”与“创新”来褒贬。除了学者兼散文家转写长篇小说时,通常自觉地扬长避短,突出小说的“文化意识”,《大都》的创作,还有更值得注意的隐藏在这种选择背后的“汉学趣味”。
  西洋汉学因其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特殊使命,发展出一整套涉及价值观与审美趣味的叙述策略,与主要面对中国读者的叙事大有差别。虽然不像林语堂直接用英文写作,但已经转而“治西洋汉学”的柳存仁,同样希望借小说“传播”中国文化,而并非如作者自序所称的,仅仅是同情“几个忧郁幽悒的妇人和可怜的孩子”。《大都》中充斥大段大段静止的描述,如介绍美晴与健卿的婚姻状态时,先解释“向例我国旧式的妇女,特别是所谓书香之家出身的人”,其命运如何;接下来是主人公非如此结合不可的理由,分“第一”与“第二”,后者又有“一来”与“二来”之别(第二章)。而提及妓院翠云居,同样需要“我们现在先来揭露一下,一个在这里倚楼卖笑的姑娘的房间”(第二十四章)。诸如此类沉闷且累赘的笔墨,只有将作者的拟想读者考虑在内,才显得顺理成章。
  这种“展示”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潜在欲望,使得《大都》中既有丰富多彩的风俗画面,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以及颇为深入细致的人情物理,但也因其过于鲜明的“文化史意识”,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大都》远不是第一流的长篇小说,但颇具可读性——对于文化人来说尤其如此。其学识与趣味的对峙,随笔与小说的纠葛,理性化与想像力的调适,更是昭示了学者小说的危机与生机。
  1996 年8 月21 日于京西蔚秀园
  (《大都》,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年6 月;《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10 月;《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 年。)
  《书城杂志》1996 年第6 期
  
  轶事之外的辜鸿铭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没有轶事可供传诵,是一大遗憾。因为,几句隽语或一件雅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苦心经营的专门著述。反过来,轶事太多,同样也是一大遗憾。因为,大众乐于品味并传播轶事,无暇阅读著作,更不要说努力理解其精神。相对而言,后者或许更可悲。书斋里的著述,虽说不被大众所赞赏,毕竟还有召唤知音的能力。餐桌上的轶事,由于被过度消费,甚至成了阅读的巨大障碍——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辜鸿铭。
  近代以来的读书人,对于辜氏奇特的身世以及非凡的语言能力,还有诸多妙语,比如辫子、茶壶、三寸金莲等,不乏拍案叫绝者。可一句“文坛怪杰”,就基本上将其“消费”掉了。对于奇谈怪论,“宽容大度”的国人历来的态度是,可以欣赏,但不必当真。这么一来,名满天下的辜鸿铭,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听众。辜晚年自称京城一景,想来不无凄清落寞的感觉。满城争说辜鸿铭,这与西山看红叶或到动物园里欣赏“国宝”大熊猫,差别不是太大。对于观赏者来说,有几人关心“观赏对象”的喜怒哀乐?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一半源于辜氏立意“惊世骇俗”的论述策略;另一半则只能归因于国人对于文人轶事持久不衰的强烈兴趣。另外,辜氏著述大都用英文写作,这也妨碍国人的真正了解。十年前,岳麓书社出版《辜鸿铭文集》,薄薄一册,收入其用中文写作的《读易草堂文集》和《张文襄幕府纪闻》,虽也有精彩之处,比如介绍西洋礼教习俗、批评国人之前倨后恭,以及品鉴人物分辨理势等,但远不比同时同社出版的轶事集《文坛怪杰辜鸿铭》行时。沉寂了半个世纪的辜鸿铭,终于重新引起大众的关注,历来被作为落伍者描述的形象,开始呈现某种亮色。但是,直到近两年,作为思想家的辜氏,方才逐渐浮出海面。这种公众阅读兴趣的转移,很大程度应归功于辜氏著述中译本的陆续问世。连载于《学术集林》和《中国札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牛津运动轶事》,海南出版社的《中国人的精神》,再加上黄兴涛所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国人对于辜氏的关注,开始超越“轶事”,转向“精神”。
  用英文、法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辜氏前有陈季同,后有林语堂。有趣的是,被我扭到一起的“三剑客”,都是福建人——尽管辜氏只是祖籍福建。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氏也曾提及陈季同,但没有涉及其名满欧洲的《中国人自画像》等法文著述;至于林语堂三十年代之喜欢谈论辜氏轶事,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之追摹《中国人的精神》,足证辜、林之间的文化因缘。
  辜鸿铭的学术生涯,以严厉批评西方汉学家起步,并非偶然。首先是充满民族歧视与文化偏见,其次则是缺乏对于中国人“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整体把握能力。前者衍化出一系列“抗议型”著述,最著名的莫过于1901 年结集的《尊王篇》。谴责列强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八国联军的残暴与野蛮;与此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华文明辩护。作为受害者,辜氏的抗议确实“理直气壮”;闭口不谈庚子事变中满清朝廷的责任,实在说不上公允。为了批驳列强作为侵略依据的“黄祸说”,辜氏重新分辨“文明与野蛮”:生活水平只是构成文明的条件,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真正含义,在于培养彬彬有礼悠然自在的有教养者。在这个意义上,黄种文明并不构成对于白种文明的潜在威胁;而且,有其同样值得骄傲的存在价值。随着危机的缓解,辜氏
  
  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辜氏的立论更是由“争平等”转为“救世界”。借用《中国人的精神·导论》中一句话:“实际上,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
  由辩护者转为传道者,辜鸿铭后期的著述,主要是赞美、推销儒家文化。不同于汉学家之注重枝节问题,辜氏以能“识大体”自傲。文章虽不长,却可以牵涉中西政体、法律、宗教、语言、文学等大题目。早期的中西文明比较,需学识外,更需要悟性、直觉以及整体把握能力。辜氏在这方面,确有所长。比如,关于儒家不是宗教却又扮演宗教职能、关于汉语简洁且适合于传情、以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童心与智慧,故“永远有一种带诗意的宁静而具幸福感的精神状态”等,都无非无稽之谈。只是将这种对于理想中国的赞美转化成为现实生存处境(包括小脚、辫子、太监、八股、纳妾等)辩护,则难避“自大”、“昏庸”之讥。
  如何面对处于强势且咄咄逼人的西洋文明,是每个二十世纪中国读书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辜氏出于民族自尊而抗议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文化的内在魅力,其著述百年后仍有读者,可见此命题的严肃性。不过,在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辜氏所受到的非议最多,其“重新出土”面临的阻力也最大,除了语言(用英文写作)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其文体及论述策略。辜氏为人为文,语不惊人死不休,嘻笑怒骂,皆成文章。采用箴言体、笔记体写作,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必论证,只求奇警,文章必然以气势而不是逻辑或学识取胜。常被论者提及的“旁征博引”,也只是相对于其时国人的西学水平而言,至于“国学”,更非辜氏所长。这就难怪五四以后,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以及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辜氏随意性很强的中西比较,不再被学界所赞赏。而其广泛传播的“妙语”,更加深了与新文化人的矛盾与隔阂。
  相对于辜氏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我更欣赏其在国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除了《论语》、《中庸》的英译,《中国人的精神》(英)、《呐喊》(德)、《辜鸿铭论集》(日)等的出版,毕竟为国外读者提供了与汉学家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中国。在西方语境下谈论中国文化,自然是希望借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化的缺失。对这一论述策略不理解,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我以为都是不得要领的。这种读者的锁定,决定了辜氏对东方文化的评价,必然与以改造中国、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知识者大相径庭。或者说,后者主要面对“现实的中国”,而前者谈论的则是“理想的中国”。在我看来,只要不越界发挥,二者各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当年新文化提倡者的批判锋芒,并不因辜氏的重新出土而黯然失色。
  两年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淘旧书,与《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失之交臂,懊悔莫及,曾在文章中有所表示。友人以中译本相赠,意在让我“圆梦”。迫不及待翻阅一遍,更加强化了我当初的直觉:谈辜氏,不该只限于“轶事”,更有“精神”必须认真对待。
  1996 年4 月22 日于京西蔚秀园
  《中华读书报》1996.5.8
  
  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
  一
  或许真的是“不贤识小”,翻开这册“文学书法亦多斐然可观”的《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最先引起我兴趣的,居然是其所用各色笺纸。明知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说得在理,“既可存真以为信史,兼可品鉴,得以悦目赏心”,我还是对此近四百件书信的用笺耿耿于怀。翻阅明清文人各色书信手迹专集,不难发现其用笺更为考究;现代人则难得有此闲情。再说近代以来,日用信笺“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只能“日趋于鄙俗”。当年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正是感于“诗笺之衰颓”,“有眷恋顾惜之意”,故集资自费印行《北平笺谱》。其用意近乎保存古玩(“谭中国版画史者,或亦有所取乎”),而并非便于百姓日用(参阅鲁迅、郑振铎分别为《北平笺谱》作的序)。诗笺之制,本就基于将生活艺术化的追求;配以流走的书法和近乎客套的寒暄,使得一通书信和意义,超乎日常应用,成为可以再三把玩的艺术品。如此注重通信的形式美感,对于讲求实用的现代人来说,实在近乎奢侈。有趣的是,那么多“进步文人”,居然也都乐此不疲。编印《北平笺谱》的虽只有鲁迅、郑振铎二位,可用笺讲究的则比比皆是。买荣宝斋、清秘阁的诗笺或朵云轩、九华堂的笺纸,已经不算考究;若刘半农、周作人、林语堂、梁思成、王力、卢前等人之自制私人用笺,显然更为雅致。可是,雅过了头,也可能变得俗不可耐。比如,有一位先生,其私人用笺上,除中英文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等一应俱全外,还有自家照片,近乎广告,未免有点不伦不类。
  不过,现代人印笺纸,确实不只考虑雅致,更包括实用,带点广告味道也就在所难免。沈钧儒律师设计专用信笺,当然,得考虑其业务联系;至于那么多作家选择某某大学某某书局乃至党政机关的笺纸,有的是图方便,有的则不无广告的意味。知名人士当然无所谓,用什么笺纸都行;而初茅庐者则不能不有所顾忌,所用笺纸的“优劣高低”,往往影响到收信人的第一印象。私笺不大好出让,而公笺则很容易获得;用笺在现代社会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其微妙之处难与人言,关键在于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恰到好处地暗示自家的身份地位或社会关系。
  不只是用笺者有意无意地利用公笺的广告效果,制公笺者也不例外。商业广告与政治宣传在利用特定媒介(文字、形象)迫使读者在不断的重复阅读中接受某种观念这一点上,两者是相通的。这就难怪商人和意识形态专家同时选中了使用率特高的笺纸。生活知识社的用笺上除印有地址电话外,还有发行《生活知识》半月刊的广告;“体裁新颖,文字浅显,内容丰富,印刷精美”;以及编印各种丛书的广告:“专家编著,材料精博,售价低廉,装帧美丽”。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用笺虽是另一套路,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笺纸上端密密麻麻印着《总理遗嘱》,笺纸两边分别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最下端才是电报挂号之类。可见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印着各式最高指示的信笺,其实并不具备独创性。评价笺纸上印满政治术语或商业广告是否恰当并非本文任务,只是想借此补充鲁迅先生在《[北平笺谱]序》中的说法:“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寓于中”的不只是一时一地的“绘画刻镂盛衰之事”,更包括一
  
  时一地的政教风俗文化心理的变迁。如此说果能成立,所识者也就不算太小。
  翻阅这册精美的书信手迹,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名人”之讲究笺纸的雅致,多集中在30 年代上半期。这一时期,恰好是周作人先生祈求平和冲淡,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闲适,苦茶庵里吃茶和双凤凰砖斋里玩砖成为一时佳话,小品文杂志流行,“生活的艺术化”成为时髦的口号的年代。摩挲这些清隽的诗笺,观赏各具特色的书法,很容易忘却书信的具体内容,沉醉于前人的文雅风流。可这毕竟不同于明清文人书札,也有用笺随便,甚至用钢笔书写的,而这正好最能体现各人的品味志趣。讲究书信的形式美感与否同个人的政治倾向关系不大,倒是同学术背景、个人气质和生活处境关系密切(如注重中学或西学、偏于文人或学者、生活优裕或困顿等)。不过也有例外的,比如留洋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笺纸书法都相当考究,可能与其家学渊源有关;而郁达夫先生的“乱头粗服”,则是另一种名士风流。
  随着世人生活方式的日益欧化以及电脑写作的逐渐普及,将日常书信作为一种准艺术品来创作或保存的雅趣定将消失。谈不上欢呼或感叹,只不过希望稍为留意一下即将消逝的晚霞。后人理解这一百年中国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扔掉毛笔和抛弃诗笺或许是颇有象征意味的“历史事件”。
  二
  文人书信,本以性情、文采见长,故明清以来不乏各式书信专集刊行。中华书局所藏书信,则介乎公函与私人信件之间——虽有舒新城等具体的收信人,可谈的都是公务,难得发挥其生花妙笔。集中除徐志摩、向达等两三封信有点文采外,余者都直奔主题,或谈版税或荐稿件,更适合于作为史料而不是文学作品阅读(尽管作者几乎囊括了除鲁迅外绝大部分现代文学名家)。
  对于治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的人来说,这册书信手迹很有史料价值,首先是有助于确定作家和学者的创作和研究活动。不只是这些书信基本上是首次公布,为各名家的年谱、全集所漏收,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确定某些未编年诗文和书信的写作时间。过去的文人学者来往书信往往署月日不署年,若没有恰当的背景材料很难确定写作时间。而中华书局收藏信件上恰好大都盖有某年月日收到章,可以用来鉴定相关事件和诗文。其次,提供不少有趣且有用的史料,比如曾朴在批评译界懒惰、译文生硬晦涩时,称“鲁迅所译诸书,令人有译如不译之叹”;齐白石书画集不愿冠以王湘绮所作传,原因是传中“专言篆刻,未曾言及白石之画”,“用之乃画蛇添足也”;宗白华“做文努力于言简意赅,不愿拉长许多废话”,故版权方面希望抽版税而不卖稿。诸如此类史料,不只专家学者感兴趣,一般读者大概也不会漠然置之。再次,有些史料可能纠正我们以往研究中的偏见,比如现代文学界一般关注沉钟社与鲁迅的关系,而中华书局所藏周作人1934 年致舒新城信,向他郑重推荐“曾办沉钟社多年”的杨晦,可见早与鲁迅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与沉钟诸君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至于徐悲鸿39 件书信中,除述编书事外,多处涉及私生活,世人读之,对其婚变经过当有新理解。
  最有史料价值的或许当推李劼人先生的14 件书信,因其集中围绕《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创作来展开,是了解其创作构思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不可不读。这三部系列长篇小说,分别于1936 年7 月至1937
  
  年7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1955 年修订重印时,作者于“前记”中称直到1935年把这写作计划告知中华书局得到认可后才“专心从事写作”,故论者多将其置于30 年代中期的文学潮流来考察。而中华书局所藏李劼人1930 年7 月3 日致舒新城信,却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构思早就形成:
  ..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此小说从辛亥年正月写起,至现在为止。以成都为背景,将此二十年来社会生活及组织之变迁,与夫社会思潮之■递,一一叙说之,描写之,抉其原因,以彰其情。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粗分数部,每部自为起讫,若法国大仲马之所为者。全书定名《年轮》。第一部已动手写出2 万余字矣,自辛亥年正月写起,写至反正时止,大约有20 万字上下,今年底可作成。
  实际写作进度没预想的那么快,除忙于操劳生计外,更因创作构思不断修改,中间几次毁稿重写,至1934 年12 月,此“拟作之十部联续小说”第一部尚未完稿,不过自信小说“结构尚佳,文字力求平正,不尚诡奇”,只是“因内容颇有关系,不便以真名发表,拟用笔名‘歌书汉’”。大概是写作中逐渐磨去真人真事之痕迹,1935 年6 月《死水微澜》即将完稿,李劼人致信舒新城,不再坚持因避嫌而采用笔名,反而着重介绍这部小说的特色,虽说表示不大愿意在中华出版,可仍有广告及待价而沽之嫌:
  此部小说暂名《微澜》,是我计划联续小说集之第一部。背景为成都,时代为光绪庚子年之前后,内容系描写当时之社会生活,洋货势力逐渐浸入,教会之侵掠人民。对西人之盲目,官绅之昏庸腐败,礼教之无耻,哥老之横行,官与民之隔膜,以及民国伟人之出身,咸以侧笔出之,绝不讥讽,亦绝不将现代思想强古人有之。尤其注重事实之结构,以此为弟所作第一部长篇,而又是全集之首,不能不兢兢从事。且虽是联续小说,但各有其首尾,分之自为若干部,合之又有一贯之脉络,犹巴尔札克、左拉、大仲马等之所为也。
  此后两年间,李劼人又多次去信,一是催要稿费以便养家糊口,一是告知写作进度,并再三表白自家小说的长处。若《死水微澜》“地方色彩极浓,而又不违时代性,方今作家或尚无此笔墨”;《暴风雨前》“头绪极繁,百倍第一部,故结构抒写亦甚费心,然自信优于《死水微澜》之处定多,将来必对得起买主也”;“《大波》系写辛亥年事..郭沫若之《反正前后》,直是打胡乱说,吾书则处处顾到事实”;“自问确亦有一寸之长,所以未能成名者,只在不屑自行鼓吹,而又不请朋友捧场耳”。作家的自我估价往往只能姑妄听之(起码在我看来,《暴风雨前》艺术上远不及《死水微澜》之浑然天成),不过作家的自我表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整体构思。至于这些构思能否真正实现,还有赖于其才情与功力,想到的不一定能做到。只可惜抗战军兴,李劼人无法专心写作,预想中的十部连续小说只完成了前三部,1945 年7 月信中感叹“笔墨荒疏已久,虽材料满前,几无从着手”。
  当年读这三部曲,对《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和《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这两个人物形象颇感兴趣,其风骚、世故与泼辣表现得恰到好处,同时代作家中除茅盾外几无此笔墨。沈、李二君都对左拉感兴趣,可在写风骚女性方面似乎还别有师承。茅盾作过《中国文学内的****描写》一文,虽说斥之为只有性交而无文学,可毕竟下过一点研究工夫;李劼人则未见其受传统艳情小说影响的蛛丝马迹,故不敢贸然论述。如今竟在李氏1935 年5 月12 日致舒新城信中发现如下一段文字,足见当年之预感不无道理:
  上海容易物色未经删节之淫小说(无论版本、石印皆好),如《绿野仙踪》、《金瓶梅》、《品花宝鉴》、《痴婆子》、《拍案惊奇》、《欢喜冤家》及其他新著,能否
  
  请兄随时代为留心,购寄费若干定兑上。何以必看此等书,此中有至理,缓当详论。
  舒新城是否有负所望不得而知,李劼人的“此中有至理”也未见详论,但这一阅读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三
  对于不想从中发掘研究史料的非专业读者来说,这批书信的刊印,最大的意义在于从中可以窥见书局与作者的微妙关系。说关系微妙,就因为书局与作者的利益不尽一致,可又谁也离不开谁。就像冬天里的刺猬一样,靠得太近则互相刺伤,离得太远又感觉太冷。读作家学者的回忆录和书信,你会觉得书局老板都是奸商;可读出版家的自白和传记,你又会觉得他们简直是文化事业的守护神。而在我看来,书局老板既是商人也是文化活动家;成功的出版家既不忘赚钱又能出好书,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既不抱过高的幻想,又充分理解出版家这一角色的艰难,品评起来才不至于意气用事。
  当年文人学者寄给中华书局的信,大都是谈论稿件的,而当事人在信件上面的批语,可以让我们了解出版家的选择。细细品读这些信件和相关的批语,也算是“人情练达皆文章”。
  第一印象是书商和作者互相尊重,合作得还不错。好多名家为书局推荐作者和稿件,书局也都认真批覆;一贯认真的叶圣陶先生甚至专门去信指出其出版物中的若干错字。作者卖稿可提条件,书局也有讨价还价的时候,但大都很干脆,批上“收”或“不收”。单凭信件审稿未免太危险,好在那时候文人学者的自我推销能力不强,还未见太离谱的自我介绍。我想书局老板主要审的是作者和选题,这似乎比每部书稿都字斟句酌更高明。收下书稿后还会因局部的修改信件往还,双方的态度都还客气——当然,也可能吵架的信件没能入选。这种“买卖”方式,对未成名的作者极为不利,除非选题非常诱人或者有得力的推荐,否则成功的希望甚微。这也是不少“前卫”的作家学者大骂商务、中华,甚至集资自办书局的原因。不过平心而论,就此册书信的批语而言,选择还是有眼光的。30 年代王力先生两次去信卖稿,都被批“不收”,可选题实在太不如人意,难怪被拒绝;不能因王力后来出名便指责书局当初之不收稿。有些书稿的确很有价值,书局显然是考虑销售不理想而拒绝。比如,1931 年向达先生向舒新城推荐冯承钧所著《西域地名》没被接受,又去信重申:“冯君地名表实属经意之作,读中外史籍有些书置之座右,可以豁然贯通,谓为与陈垣之《中西回史日历》有异曲同工之妙亦不为过,沧海遗珠,不免可惜耳”。舒新城在这段话旁划了竖杠,加了批语“请再审核”,足见其对向达意见的重视,可最终还是没能出版(此书1930 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印行,中华书局1955 年才正式出版,1980 年发行增订本)。这就涉及书局不应被抹煞的另一侧面——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在赚钱的前提下考虑民族文化的建设,这与纯粹的文人学者的视角还是有所区别,故书信往还中也不乏怨言。
  作者有怨言但不一定敢形诸文字,除非无求于书局,如胡适就能因中华书局付的稿费太低而为朋友打抱不平。而名气小的抑或有求于人的,去信时毕恭毕敬,有的甚至过于谦卑,近乎吹牛拍马。比如请非专业研究的出版家“介绍重要著作,以供参考”,“拟请先生撰一序,不知有暇否”,当然最
  
  终还是落实到“尚望能促其早日付印”。此等文字,虽是人之常情,可读起来总觉得气不顺。好在舒新城先生还算明白人,批语相当温厚,虽说是自家留底,没有外传的顾虑,可还得有棱角但不刻薄,像谢绝作序这样的聪明话集中还有好多。唯有一次例外,名画家刘海粟推荐某诗人的一本书给中华书局,可能此书真是太不像话,否则舒新城的批语不会如此幽默:“不是诗,也不是文,只是一串字。”
  除了报人陶菊隐只求将“二十余年粗制滥造之作品”“印订成册”,不想取得任何报酬外,绝大多数作者卖稿是为了“救穷”。“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已经够可怜的了,更何况书稿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理解现代文人这种生存状态,你就能明白书局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巨大作用。不要说像对待刘大杰那样,允其“按月预支稿费百元,以维持生活”,以便摆脱俗务,集中精力完成《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即便像对待李劼人那样,及时支付稿费,使“写作小说极感兴趣”的作家不必为生计而转行教书,也是功德无量。书局的支持与诱导对现代文学、学术发展的深刻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益发明显。在某种意义上,优秀的出版家可起到文化事业组织者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据说1947 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次院士时,极少专门著述的出版家张元济竟然全票当选。
  这册书信手迹的编选,兼及书法艺术,因而必然遗漏了许多对专家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史料。倘若能公开或整理出版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收藏的大量书信,我相信现代文化史的研究会有大的进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书局公开刊行其收藏的部分书信,是值得欢迎的。
  1992 年3 月24 日于北大蔚秀园《读书》1992 年6 期
  
  简评
  陈平原从南方来到了北京大学,从此便有了一种浓郁的北大情结。其实,凡入了未名湖畔的这座校园,不管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东部人还是西部人,都会不同程度地打上北大的文化印记。
  从这几篇书评来说,北大的痕迹也是再明显不过了,几乎篇篇都可发现一个北大。从治学路向、思想风格、到评论话题、操作话语,陈平原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都在一种北大语境之中。
  对于书评写作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本位和立身说话的身分,是一种观察角度。
  陈平原有一种见解,告诉读者什么书是好书,远比谩骂满街都是坏书重要得多。因之,他自觉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好书推荐给社会——读者和学术界。自然这些好书,是这位引人注目的学人独特视角里的好书。这里的四篇书评所涉及的书,或许近之。
  还值得一说的是,评论作者的本业是小说和小说史研究,也以此名重当世。这里所选的四篇,前两篇《说书人与叙述者》以及《学者小说的魅力》,就是关于小说和小说研究著作的评说,以治学术史的方法来写书评,是他的一种基本的规则,以之来评论小说研究极为恰切,这不须说,就是对于小说的评论,也受到这一方法的影响(或许就是一种自觉的运用),作品并不是像一般的文学评论一样,去注重人物形象、性格之类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探索小说中的史事和背景。
  陈平原的书评没有固定的套路和格式,各篇面目常自不同,在本书所选30 家中,可能是书评面目变化无穷的一位。虽说陈平原更看重真正的批评甚于漂亮的文章,但他的文章是很可读的,而且常常是看标题,你不知道他将怎么写。以《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一篇为例,所评之书,我便藏有也曾读过,可能因为我读得不细,领悟不深,就不曾领会过陈平原所说的这一番妙趣,也因之自叹不如陈君的学问精湛。
  陈平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说到目前好的书评甚少,需要导书评入正轨,这是他对书评现状的一种看法,我自然无有异义。这样的一些关于书评的可算精彩的议论,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还可读到。要在一篇很短的文字里,对在书评方面也堪称卓然一家的陈平原的书评自家面目,说出个很确切的子丑寅卯,近于痴人说梦。我想引用陈平原信中的一段话语,或许比我简单而胡乱的评点更为妥贴:“书评文章虽短,却从不敢苟且,颇为用心与用力。”这便是一种奥秘。这其实也是北大人为学的精魂,其实也是一种放乎四海的学术良知。
  
  周溯源作者小传
  1955 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务过农、教过书。“文革”后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原名《红旗》、现名《求是》)工作,历任哲史部助理编辑、编辑、历史组副组长、副编审、副主任。从小喜爱文史哲,写过小说、剧本,发表诗歌、散文、小品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共100 多篇,发表书评100 余篇(其中两篇获光明日报图书评论奖,近20 篇为新华文摘转载),发表理论、学术文章共100 多篇,有1 篇获国家级奖励,7 篇获省、部级奖励。主编、副主编和参与写作的书18 部,主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史学家自述》、《中华孙子》、《20 世纪中国名人辞典》、《振兴中华之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五年》、《民国军阀书系》、《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有三部获国家级奖励。简历收入《中国现代历史学学者辞典》、《鄂东文艺家辞典》。
  
  磨就昭昭镜功过是非明——喜读易竹贤著《胡适传》
  要给像胡适这样复杂的、多面性的、争议很大的人物作传,谁都承认不是一件易事。而人物传记需要真实准确,评判公允,生动好读,这样才能通过人物看时代,通过传记知得失,给传主以裁判,或告慰,或鞭挞;给后人以教益,或启迪,或警策。也就是说,要使人物传记具有明镜的作用。湖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易竹贤著《胡适传》,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并且是很出色的。
  作者在跋中表白,他把真实性作为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一切以事实为准,据事直书,作一信史。该书材料主要采自胡适本人的著作、日记、书信、自传以及当时报刊和当事人的记载。至于亲朋、故旧、门生的传闻、回忆和纪念文章,则惟情酌理,旁稽参校,令人确信可靠者,方才选用;一切溢美、谀颂及诬谤、诋毁等不实之词,则摒弃不用。即便是运用那些权威性的材料,作者也要经过考证辨误。就拿胡适最先的名字来说吧,胡适的《四十自述》中称“嗣糜”,台湾的胡颂平先生(原任胡适秘书)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十卷)及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一书所载的《胡适传》,也都写作“嗣糜”。而事实是“嗣縻”,不是“嗣糜”。胡适儿时的名字,是他那中过秀才的父亲取的,出自《诗经》的《生民》篇:“维柜维■,维縻维芑。”所以他二哥三哥,分别名嗣柜、嗣■。为何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写错了?因为胡适的书是由别人代校的。书中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表现了作者的严谨。
  多少年来,捧胡适的,骂胡适的,又捧又骂的,难以数计,盖棺后仍无定论。该书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自己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对胡适一生的思想业绩,褒其所当褒,贬其所当贬,是非功过,惟求按实而论,析理居正,作客观公允的评价,表现了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胡适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该传证明他没有自吹,并用相当篇幅介绍、肯定了胡适在这方面的成就。分别指出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的口号不是由鲁迅而是由胡适最先提出来的。另外,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胡适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他一生获荣誉博士学位多达35 个,这是中外罕见的。胡适还以“自由神”自命。该书肯定了胡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详细描述了他的民主思想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在中国付诸实践的。如当年胡适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
  尽管胡适后来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但他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晚年逃离大陆后,支持雷震等人在台湾办《自由中国》,一方面****,同时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但该书也同时指出,即使在胡适这位“自由神”批评国民党最厉害的时候,也不过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声,表现出一点法治和民主自由的精神”,“对于广大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对于被‘围剿’被屠杀的共产党人,他却没有说半句话”(第315 页)。有一个传统观点认为,五四时期鲁迅便与胡适对立,走两条不同的道路。该书则证明这个观点不合事实。胡适最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某些批礼、批节烈观、批孝道的文章,胡适发表在前,鲁迅发表在后,似有唱和关系。因此,
  
  他们那时“确是站在同一战阵里,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过共同的战斗”(第130 页)。关于胡适对抗日的态度,一般人骂胡适为亲日派、投降派,而该书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胡适开始是唱不抵抗调,但不是亲日派。后来任驻美大使期间,为抗日四处借款,巡回演说。1942 年上半年的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结果因劳累过度,致使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第414 页)。胡适有没有爱国思想?回答是肯定的。如青年时期的胡适写过《睡美人歌》,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赴美留学,“愿得西方医国术”;他翻译都德的《最后的一课》、拜伦的《哀希腊歌》;他弃农从文,决心“执笔报国”。这些都在该书中有所褒扬。
  关于胡适一生的错误,则是很多很大的。他仇视马克思主义,青年时就挑起过“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反对中国共产党,是****老手;他搬来了“杜家店”,信奉不渝,并以此抵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鼓吹崇洋媚外,但言“全盘西化”;他提出“五鬼闹中华”说,不批封建主义,不反帝国主义,甚至把侵略说成友谊,把强盗打扮成救星,反对人民革命,等等。对这些污点,该书一一作了严正的揭露和批判。如果胡适地下有知,他应该为此愧疚的。
  该书还有一个特色,注释较多,资料丰富。有些本可写进正文的内容,如胡适与陈衡哲女士的交往等等,作者为求正文脉络顺当、不枝不蔓,而放在注释里。愿研究者可细看,不愿深究者则可略而不读。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
  如果求全责备的话,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写人物传记很重要的是要揭示出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帮助人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该书对胡适思想的发展变化的揭示不够充分,似乎还停留在对其一生功过是非的评述上。另外,胡适的晚年部分写得稍嫌简略。固然其晚年孤寂飘零,作为较少,但这正是他回忆反思较多的时候,作者是可以从中挖掘出不少东西来写的,并能写得深刻动人。
  《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原载《光明日报》1987 年7 月4 日
  
  评述他的一生透视他的灵魂——《汪精卫传》评介
  作为一本人物传记,不单是要把传主的一生经过讲清楚,把他做了哪几件好事、哪几件错事说明白,写出他的荣辱与浮沉,得道与失足,更重要的是要透视传主的灵魂,剖析他的内心世界,考察思想变化的轨迹,心灵深处的矛盾和甘苦,把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结合起来写,这样才能写出活生生的“这一个”来,使读者看到真实的形象,获得较多的东西。吉林文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汪精卫传》(闻少华著),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提起汪精卫,人们没有不撇嘴的,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对于他的评价,历来倾向于全盘否定。但该书不落窠臼,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评述了汪精卫的一生,如实地记叙了他早期革命活动的功绩,写出了他复杂多变的特点。汪精卫升沉起落于时代的潮流之中,纵横捭阖于社会的动荡之际。他是个“大人物”,时代造就了他,他又影响了时代。辛亥革命前后,他是孙中山的少数信徒之一,作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鼓吹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二十出头,方向正确,笔力雄健,康、梁都败在他的手下;他擅长演说,为鼓动革命四处讲演,“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胡汉民语);他为唤起民众,拼着一死去谋刺清廷摄政王,被捕后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时传为美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开始表示怀疑,但不久就转为支持,并在孙中山左右策划;孙中山临终时,他代为起草遗嘱,发誓革命到底;武汉政府时期,他以左派领袖的身份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也曾提出“焦土抗战”,大呼“中途妥协,就是灭亡”,一度似乎具有抗战的决心和热忱。这些,作者不吝笔墨予以了记叙。
  传记中肯定汪精卫前期某些成绩,目的不在于为他评功摆好,作什么翻案文章,旨在说明这样一种社会现象:早期革命的人,后期可能成为******;晚节不忠的人,早年也可能叱咤风云。该书的主人公汪精卫,以及连带反映的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汉奸巨憝,早年都参加过民主主义革命,有过一段光荣历史。然而,这些或风云于清末民初,或活跃于五四新文化舞台的时代“强者”,后来却一个个倒向反动营垒,堕落为民族的罪人。社会是复杂变化的,人也是复杂变化的。历史人物是怎样失足的呢?怎样才能不失足呢?怎样才能毕生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历史的促进派呢?这是人们阅读人物传记时自觉不自觉把握的线索,并企求得到答案。该书在这方面较好地满足了读者的愿望。
  这本书尤见功力的是能抓住汪精卫一生中经历的大事来透视汪的灵魂,分析汪的性格。例如青年时的汪精卫为何冒死去谋刺清朝大臣呢?作者分析这是因为他耐不住寂寞,不愿长期作无名英雄,扎扎实实地做组织准备工作,而想轰轰烈烈,一鸣惊人,名垂青史。汪精卫自己也曾承认他“素鲜恒德”,也就是受不了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炼,不如铤而走险来得痛快。汪精卫为何媚日、降日、跌入汉奸的泥坑呢?这与他对中日力量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汪精卫谈抗日》);不抵抗会丧失国土,抵抗会丧失更多的国土,“实则以中国现有之国力,最初就知道虽抵抗亦毕竟无胜利之望”(《汪精卫传》
  
  第122 页)。他与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成员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如果把汪精卫的认识与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作一比较,就可看出二者有霄壤之别!汪精卫之流正是基于恐日的心理,又看不到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于是在中国大地上不是去引导人民抗日,而是认贼作父,成立傀儡政权,为虎作伥。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则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人民抗日,浴血奋战,争取民族解放。书中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同一时代,中国人民在不同的地区由于不同的领导而创造着不同的历史。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汪精卫不同于王克敏、梁鸿志等汉奸,他有一套汉奸理论。对此,该书也作了辛辣的评述。汪精卫首先打出“和平救国”的旗号,接着提出“东亚联盟”、“东亚解放”,继而提出“大亚洲主义”,最后唱出“黄色人种革命”的高调。他用这套理论来混淆视听,蛊惑人心,哄骗中国人民(特别是沦陷区人民),好像他不是在卖国,而是在“曲线救国”;不是在堕落,而是在为民族拼搏。尽管汪精卫把他那一套汉奸理论说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却掩盖不了讨好日本主子、与其侵华政策相唱和的实质。既骗不了中国人民,也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地做汉奸。他们一伙心虚到连做梦也怕见中国人,“乃至于医师、术士、记者、妓女、惟日籍者始为可信可喜可爱”(陶希圣:《汪记舞台内幕》第12 页),其心理变态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汪精卫虽然爱面子,但难掩内心深处的矛盾和苦闷。每当屈从日本主子签订一项丧权辱国的协定之后,不免常常当众落泪,甚至狠狠揪自己的头发,凄凄惨惨戚戚,一副可怜相!书中这方面的描写生动逼真,活脱脱地反映了汪精卫的内心世界,富有立体感。
  本书在评述汪精卫政治活动的同时,也用一定的笔墨描述了他的正面生活情景。如青少年时家道中衰受到的磨难,为成才成器所作的拼搏;马来西亚姑娘陈璧君对他执着的爱恋与追求,历经艰辛终成眷属,等等。这些真实的描写使传记有血有肉,可读性益增。
  《汪精卫传》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某些内容单薄了一些。例如汪精卫准备接受日本密约“下水”当汉奸之际,内心斗争肯定是很复杂的,但评述不足,透视不够。二是某些地方枝蔓多了点,妨碍主线的突出。三是某些章节大的背景缺乏勾勒,限制了视野。
  (《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 年出版。)《光明日报》1988 年7 月5 日
  
  哲人荟萃星汉灿烂——《中国一百个哲学家》评介
  人们常常赞叹德意志民族擅长哲学思维,你看,他们那里有多少哲学大师:康德、歌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真是群星璀灿。东方民族则被视为习惯于直观思维,缺少哲学思维。其实,在我们中国,何尝不注重哲学思维?何尝没有哲学大师?张岱年教授主编的《中国一百个哲学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出版),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读后令人振奋,引人深思。
  这本书按照历史年代顺序,选取了从春秋战国到近现代的一百个著名哲学家。上起孔夫子,下迄毛泽东,百家诸子,哲人大师,群英荟萃,集于一卷。正是这些哲人大师,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群山中,耸起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奔涌出一溪一溪的思想清泉;在****和愚昧造成的漫漫黑夜里,亮起了一盏又一盏的智慧明灯。他们既是中国的,又属于世界。这本书对他们的生平轶事、主要著作、理论体系、思想渊源、流派影响等均作了介绍,也做了中肯的评价。每个人物既独立成篇,又前后衔接,有着逻辑联系,使中国哲学史的轮廓清晰可见。全书语言明快,行文简洁,深刻而不深奥,科学而不死板,每篇均以趣闻轶事开头,读来引人入胜。
  这些哲学家们,大多出身于贫寒家庭,为了生存发展,为了“修、齐、治、平”,实现人生价值,无不作过可歌可泣的拼搏。生活的贫困艰苦,仕途的坎坷不平,使他们能较深刻地体察到下层人民的疾苦和愿望,因而“才也纵横,泪也纵横”。读着传记,仿佛看到先哲们面对迷离混沌的大千世界,熙熙攘攘的人间社会,变幻频仍的人生祸福,周而复始的战乱和平,在那里呕心沥血,冥思苦索,探寻着那数不清的“为什么”,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假设与命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派与体系,企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以解释世界,改造世界。他们批判“苛政猛于虎”的剥削制度,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呼声,发现了“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人不相予”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积极主张,揭示了“一为分二”、“合二而一”的辩证法,高扬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革新旗帜,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这些认识,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史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灿烂日出,虽然封建****和愚昧迷信造成的阴霾减弱了它们的光辉,限制了它们的影响,但其一经问世,就不可磨灭。
  诚然,我们的先哲中也有不少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他们在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探索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许多失误。然而,在人类的认识树上,唯心主义虽然是不结实的花朵,但它与结实的唯物主义之花提供了交配的花粉。它与唯物主义的对抗,促使了唯物主义竞长争高。无论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其中都含有比较丰富、精湛的辩证法因素,有益于民族辩证思维的进步,传记对此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述,没有讽刺、挖苦、嘲笑的语气,这是值得称道的理性水准。当然,对先哲提出的错误观点或反动主张,必须进行严肃的批判清理。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伦理,“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吃人礼教,神秘深奥、误国误人的清谈玄学,畏天命、信鬼神的唯心主义迷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旧说教,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的糟粕,阻碍了民族的进步,到
  
  近代,几乎窒息了民族生机。一些先哲们也与此作过斗争,但他们势单力孤,未能奏效。到了五四运动时,才形成荡涤的洪流,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以后,我们便有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国文化以新的风貌卓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这本书的出版历四年之久,作者和编者舍得花功夫,因此能提供如此资料翔实、思想密集、既通俗易懂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书。但也要指出,书中某些评价不甚中肯,少数篇章不如人意,还有一些重要遗漏。如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它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升华,社会前进需要哲学的烛照。一个民族如果缺少哲学思维,如果哲学思维水平不高,也就不可能强大,即便强大也不能持久。当我们面对充满竞争和挑战的社会,当改革的犁铧深深翻耕着神州大地的时刻,我们无疑需要提倡从决策者到普通公民,学一点哲学和哲学史,多一点历史眼光,多一点哲学思维,从而减少失误,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这本书也就值得向大家推荐了。
  《光明日报》1989 年8 月14 日
  
  平凡的风采非凡的境界——喜览《院士风采——中国优秀科学家肖像手迹集》
  我国第一部汇集中国科学院院士肖像和题词手迹的大型画册在浙江科技出版社问世了。这部名为《院士风采——中国优秀科学家肖像手迹集》的精美画册被送到北京,献给第三届全国科技大会,献给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40周年。
  《院士风采》画册采用国际流行的大12 开本,全书360 面,用上好的铜版纸印制,精装硬封。每位院士一幅大型艺术摄影照片,加配一幅本人的题字手迹,并设有中英文对照的院士简介《共计291 位》,展现了为古老中华带来现代文明之火的科学泰斗们的辉煌业绩和人生风采,反映了他们终生追求的理想,他们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赤子之心,他们身体力行的治学座右铭和人生格言,为探索自然奥秘、改造世界、造福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精神。画册由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写序,中科院学部联合办公室主编,优秀青年摄影家侯艺兵摄影并征集题词。江泽民主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题辞,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厚爱。这部画册的出版,既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也有很好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也是对当代主旋律的弘扬,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对爱国主义的倡导。
  细览画册,客观地说,院士们的风采是平凡的。他们的长相一般,衣着朴素,居室普通,神态安然。岁月的风霜在他们的额头上和脸上刻下了皱纹,染白了他们的须眉和头发;常年的冥思苦索,养成了表情的凝重;数十载的呕心沥血,耗去了青春的活力;多少年的工作与生活重负,不同程度地耗损了肌体与健康。所有这些,使他们的风采并无特殊的魅力。然而,院士们却达到了非凡的境界。
  首先,院士们在学术上造诣精深,在事业上成就杰出,在本学科的研究和建设上,名列前茅。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代表了我国科技队伍的水平和声誉。老一辈院士大多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例如,有的院士被称为新中国的“儿科之父”、“火箭之父”、“两弹元勋”,有的被誉为“数学大师”、“设计大师”,有的发明了为世界公认的“陈氏定理”,有的提出了陆相生油理论,指导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等。总之,他们为新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国力的增强,国防的巩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整个人类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甚至是历史性的贡献。他们为中国人民争了光,争了气!他们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其次,院士们在思想情操、精神风貌、品德、学风等方面,境界高尚,堪称楷模。这从画册上的题词手迹中可见一斑。爱国主义是第一大特征。院士们写道:“合则成,分则败,我们不应当搞杂牌,应当搞一个牌子,那就是‘中国牌’”(王淦昌)。“身为中国人,搞了一辈子科学研究,如果没有给自己的民族做一些说得出来的事,会感到终身遗憾的”(王大珩)。“把爱国心与事业心结合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成功的关键”(赵善欢)。这滚烫的话语,显现了院士们爱国报国的拳拳赤心。民族自尊、自信是第二大特征。黄汲清写道:“外国有的我赶上,外国没有我独创。”钱学森说:“中国科技工作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总该比洋人强一点吧。”在他看来,中
  
  国人不是比外国人差,也不是同等水平,而是比外国人强!有这样的自尊、自信,怎会安于祖国的贫穷落后呢?怎能不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呢?视奉献高于一切是第三大特征。有的院士写道:“立身首要是品德,人生价值在贡献”(戴安邦)。“条件是要人去创造的,我不能再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参加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自己从来没有‘牺牲’的想法。为祖国工作,自己怎样也不应看为是牺牲”(王承书)。淡泊名利,献身科学是第四个特征。他们写道:“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多做些本职工作,少追求一些‘新闻价值’”(邹承鲁)。“人生各有各的愉快和满足,对科学工作者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知识的满足,探索科学奥秘的满足”(陈景润)。“是把科学当作敲门砖,敲开了名利之门以后就丢在一旁,不屑一顾呢?还是把科学探索作为终身追求真善美的一种奉献?是把自己过去的成就当作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自傲的资本呢?还是经常以批判的眼光从科学不断进步的角度来衡量自己对人类的贡献?是把青年人的努力作为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垫脚石呢?还是把自己的肩头作为青年攀登希望高峰的阶梯?孰是孰非,何去何从,作为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我们应当知所自处”(陈彪)。第五个特征是虚怀若谷,不断进取,著名细胞遗传学家吴旻,年近70,把自己比作“还想抓住虫儿的一只老笨鸟”!经济地理学家周立三认为:“生活上要知足常乐,科研上要不知足常乐!”古稀之年的物理化学家郭燮贤仍然表示:要“用平凡的步伐攀登不平凡的高峰”!
  这些只言片语,胜过长篇大论,给人以教益。历史证明,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杰出的科学家既为人类物质文明作出贡献,也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增添宝贵的财富。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尤其是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青年摄影家侯艺兵,历经了3 年寻踪采访了291 位院士,为他们留影写真。同时,征集院士的亲笔题词,汇编成这本大型画册,成功地塑造了科学家的群像,刻画了一代学者的精神风貌,从光与影和时与空的交叉点上,把握、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画册中诸多的传神之作是作者用“心灵的眼睛”感受后凝固的结晶,饱含着作者对被表现者的敬重和真情,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事业的执著追求。这部画册,是科学与艺术的成功结合。对作者来说,其艺术创作也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不惜耗资数十万,用这么好的纸张,这么大的开本,这么好的印制质量,出版这样一部画册,这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表现,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标志,是宣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有力行动,是使出版工作为科教兴国服务的一个途径。这也象征着出版界的新觉醒,这种新觉醒也是一种新境界。
  笔者相信这部画册能走出去、传下去,它将激励海内外的炎黄子孙,也会激励世界上一切追求科学、追求进步、追求幸福和光明的人们。
  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同时存在、同时作用一样,新中国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成就斐然。在社会科学战线也涌现了一大批名家,广大读者何时能看到他们的肖像手迹集,从而领略社会科学家精美的风采、学习他们的业绩,也从他们身上汲取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力量呢?
  笔者充满信心地等待着。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6 年第6 期
  
  简评
  周氏的书评,过去给我的印象是写得特别多,大概可以说是最近十余年间写作和发表书评最多的人之一。我也读过周的许多书评作品,发觉作者很善于抓住书的特点说话,简明扼要,平实直白,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的风格。
  作为书评作者,周君读书和评书的视野较为宽广。由于是历史学专业出身,故尤擅长历史人物传记类书籍的评价,这里的几篇差不多都是有关人物传记的评论。评论者对于人物传记类图书进行评价的处理方法,大体是评介性的。其一,选择有意义的人物传记,对人物进行正面“意义和价值”的归纳和阐述;其二,注意传主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看作者对其是非功过的评价是否公允得当。
  书评题目的制作是一种书评的技巧,写作者讲究标题的制作,除扣住主题外,常采大体对仗之法。可以说是存乎一心,运用自如。这里选取的四篇,亦复如此。而《哲人》一篇,在行文中更是多有对偶句,也颇能增强文章的铿锵之声。
  评论者写作风格近于定型,这既是长处,可以驾轻就熟,也可以说寓含着一种弱点,因为这就不免带来某些单一化格式化的东西。对于作者来说,更上一层楼的新进境,是要更多地注意“文无定法”,不知作者以为然否?
  
  王国伟作者小传
  1956 年出生于上海。原任职于上海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现就职于新组建的东方出版中心,任总编助理、副编审。从小学起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在上海度过。文革中参军,过了5 年特殊的军旅生活。随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编辑工作,心安理得,就因为爱书。投入与产出也大致平衡。曾编过《文化苦旅》、《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阳光与荒原的诱惑》等一批有影响的图书。工作之余,偶弄笔墨,大多以散文、随笔和传记为长。尤其是结合编书读书的感觉,记下一些零碎的文字。至今,仍以编书、读书、写书为自己的职业和职业外的生活方式,感觉挺好。
  
  诗歌与演讲的联想
  爱尔兰诗人谢·希尼(1995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写过一篇散文,名叫《舌头的管辖》。意在从人类的感觉器官上,表现语言和艺术的某种神秘联系。这篇散文被评论界公认为希尼除诗歌之外写得最妙的散文。
  希尼一再强调诗艺的独创性,如诗歌在语言艺术中的权威性,正是来自舌头获得管辖的权利。他的这种诗人化的主张,又恰巧与波兰诗人安娜·斯怀沃的感觉互相碰撞,安娜更加直率地把创作过程呼之为“身心现象”,是人类生物化的灵感呼应,是人性获得自然神性的谕旨。诗人的坦率总是令人敬畏,当他们操起舌头,推涌出富有节奏感的语言时,语言就获得了生命。我们不得不承认,一首绝妙的诗在生物学上获得自然的途径,乃是诗人向生命本真回归的一次艺术体验。把握住了这种感觉,诗人就成了接通生命与自然的天线,并输送给社会以审美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人类语言的最高表达形式是诗歌,因为它最契合人的生命节奏。一旦这种节奏陷入混乱,那么,诗人不是放弃诗歌,就是自我毁灭。
  面对这种悲壮,好在社会还有另一种表达。这种表达即是演讲。正巧手头翻阅着一本《舌战曼哈顿》。“舌战”一词不免言过其实,且有商家推销之意味。但使我产生兴趣的是,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在共同表达着对和平的向往的主题时,所展现的集体风采。他们的意愿和主张完全可以通过更简单或更迅捷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何苦要千里之迢、万里之遥地奔向曼哈顿——联合国所在地去作那短暂的演说呢?显然,这个有史以来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公共演讲,除了政治寓义之外,绝对是人类一次高智商的演讲表演。当这些优秀人物云集,集体亮相的效果自然是青史有名,更是对人类自身语言能力的一次考验。
  由此,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奇特的联想。政治家和诗人无疑都是人类优秀的代表,体现他们各自素质的恰巧都通过语言。所不同的是,诗人的语言特点是个人化,而政治家的语言是公共化。诗人的语言与诗人的生命状态融为一体,难以分离,而政治家的语言游离在个人生命之外,汇入群体意识之中。但无论政治家,还是诗人,他们表达的载体却是舌头。难怪希尼会产生“舌头的管辖”与语言创造之间的神秘感觉。但希尼毕竟提出了一个极富戏剧效果的问题,最为原始的物质形态往往最能负载先进和复杂的思想内涵。谁能说得清,两片嘴唇之间晃动的舌头,一生能够晃动出多少次语词,传递出多少人类的智慧。真是终点又回到起点,人类语言的最佳操作者——诗人们在绕过一圈又一圈年轮之后,回过头来,依然对自身生命投下关怀的眼光。
  舌头给了我一个点拨,就像婴儿诞生之初,被护士倒提双腿,对着臀部猛击一掌,“哇”地一声大哭,这一声人类最初的语言表达,也最具生命意义。它不但证明生命从此存在,也证明生命将离不开语言。语言能力的获得是天赋的。语言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因此,在经过数万年的生命更替之后,科学家们反而会陷入混沌,是机器代替人类语言,还是人类语言控制机器。倒是哲学家们似乎极为冷静,他们理性的目光穿透重重迷雾,迸出一声历史深刻的呼喊,请给语言以关注!在这哲学的呐喊之中,语言学成了学界的宠儿,语言学的研究一度成了最为前沿的科学。语言的转换,曾被大多数人认为,它能主宰历史。
  学界正以他们的方式,努力地解析语言。可语言却以自己的节奏不断发展,总是把学界抛之身后。人类历史是语言的历史。因此,婴儿的啼哭和政治家们奋力的演讲以及诗人刻骨铭心的吟诵,具备相同的生命意义。不同的只是婴儿哭出自生命本能,诗人发自生命激情,而政治家却是出自生命的欲望。三种表达中,显而易见,政治家的表达最具社会性,最能取得社会的认同。
  而政治家们表达的最高形式是演讲。由此可见,语言就是物质的,却被精神观照着。它有无限的扩张性,又被生活所制约。它在被人们重视和肢解时,却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反弹和引力。在我们漫不经心之中,语言之网已经拉开,呈现给我们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我们唯有能做的只是正视它、观照它、感受它,用我们的舌头、大脑以及所有的感觉,由此而通向生命的自由之路。
  原载《交际与口才》1995 年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