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一枝》 作者:黄裳

  书林一枝
  黄裳 著
  山西教育 山西古籍

  ●卷首絮语
  文史不分家,堪称治学古训。鲁迅评《史记》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以兼善文史取则,推为最高典范。回首历代硕学大家,文章巨公,莫不淹贯文史。惜时至当今,学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学文,人为割裂,鲜能造就通才。有鉴于此,我社广邀名家,纵而谈史,横而论文,各出一集,合成丛书,名之曰《当代学者文史丛谈》,实则以随笔之体为文史知识之自由谈。黄裳等老先生,均为国内文学历史界卓有建树而兼通文史者,为倾心文史者所熟知。此次慨允我社之邀,精心选辑其文史随笔,合旧篇新文于一编,述历史人物则评其曲直,讲风俗民情则探其根本,数典章制度则溯其沿革;征引丰富,多所参稽,而性情所至,烛幽洞微,切中时弊,率能集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体,于广大读者不啻为熟面孔下的新创作。
  故本丛书不仅在于增知识,佐谈助,要而可窥见其一家之言,探寻其治学思想及轨迹,而多有所获。
  黄裳先生是早已享誉学界的。他不仅善于考据,散文随笔之妙,当今独步。先生著作甚多,此次专选一本文史随笔,是集考据与性情文字于一体的,既见功力,更见识力。其中首三篇述考吴昌时与吴伟业,纵横引证,反复论述,“寻绎掩盖在迷离惝恍的诗句后面的历史真相”,于明末清初党争文祸辨析分明,追溯官僚政治发展到近代的渊源,乃先生数十年功力所萃。明清之交乃中国社会大转变之初,蛛丝马迹,极有可寻思的价值,文人心态,亦极具特征。黄裳先生本著所收,率集中于此,眼光锐利,分析入微,用意深远,读者甚可留意。
  ●书林一枝
  《鸳湖曲》笺证——吴昌时事辑
  远在两年前,到嘉兴去玩了一次,回来写了一篇《鸳湖记》,投稿给一家杂志。不料这杂志关了门,我的一万多字的文章也就没有了下落。几次想重写,都因为没有时间、兴致而不果。去年吴辰伯先生南来,又提起此文,说写出来算了。半年来胡乱翻书,又收集了不少材料,而且读读晚明野史,也正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看看那种腐败的政治,文人的丑态,社会的大变动,一件件都新鲜得很。因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缺稿,想想索性就把这文章改成“笺证”写出来。虽然从来不曾写过考证的文章,自己预感着这篇《笺证》一定要离题不近,然而这些也都只好不去管了。
  最初引起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的,当然是吴梅村的这一首诗。这诗在梅村集中虽然没有《圆圆曲》那么出风头,不过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而且我还感到,《鸳湖曲》在情感上表现的浓挚与凄凉,都要比《圆圆曲》来得重。
  一个不过是“家国之感”,另一篇就更还夹杂了“身世之悲”。陈田在《明诗纪事》(辛签卷二十二朱隗诗里)注说:“鸳湖主人,嘉兴吴昌时也。昌时名在复社,颇为东林效奔走,官吏部郎。通厂卫,赃私狼藉,电发不斥其名,梅村《鸳湖曲》亦多哀愍之词,盖诗人忠厚之遗也。”我很怀疑这所谓“诗人的忠厚”。中国的文人,有时候是颇不忠厚的,尤其在发生了“门户之见”的时候,要“忠厚”,也还是为了“门户之见”。
  朱竹垞《静志居诗话》:
  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至于文社,始天启甲子。合吴郡金沙槜李仅十有一人,张溥天如、张采丰章、杨廷枢维斗、杨彝子常、顾梦麟麟士、朱隗云子、王启荣惠常、周铨简臣,周锺介生、吴昌时来之、钱旃彦林,分主五经文字之选。而效奔走以襄厥事者,嘉兴府学生孙淳孟朴也。是曰应社。
  这个应社里,包括了二张、二周和吴来之。有的是儒林重望,也就是在野的党魁(后来的复社);有的则走入仕途,作政治活动,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晚明一局政治的幕后策动人物,几乎都在这里了。这个应社后来经张溥、周锺、吴昌时等的推广而变成了“广应社”,张溥《七录斋集》卷三存稿,《广应社再序》结尾说:“是故介生发扬其大而予复兢兢焉。盖即来之、彦林推广之意,而加详之,所以明有亲也。”
  在这最初的应社里,那目的是在“尊经复古”、“五经选义”。根据张溥的《五经征文序》(《七录斋集》卷三存稿),张天如主《易》,而吴昌时则是主《书》的。
  吴伟业(梅村)则比较晚一辈,是张天如的弟子。《梅村家藏稿》后面的《年谱》卷一里,天启二年,梅村才十四岁,就为张天如赏识了,“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在此子矣!’”做了他的学生。过了两年张天如将应社推广合并而创举了“复社”,梅村也就入社,“为入室弟子”。这位先生比起学生来,大了才不过七岁。
  到了崇祯三年,梅村年二十二岁,省试中式。他写的《复社纪事》里说:“三年庚午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曰广)先生。榜发,维斗裦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列荐名。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吴梅村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是得意的。他自己和老师(张溥)都高中了,前辈吴昌时也是同榜,成了同年。还有不少社友也中了,于是就举行“金陵大会”。这样,我们可以知道《鸳湖曲》的作者和诗里主人的一段并不浅的渊源。
  诗云(根据董康刻的《梅村家藏稿》,有异字用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校):
  鸳鸯湖畔草黏(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
  柳叶乱飘千尺语(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
  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在这里,我想多少要提一下这个“鸳湖”。
  三百年前的诗人的描写,和现在嘉兴的南湖光景大约相去不远,如果说少有变迁,我想也许是那湖更荒秽了,粘天的水草,更多了,简直使荡舟的人觉得不胜逼仄。那个“烟雨楼”却还好好的,不过也已经是后来重修过的了。我坐在楼上凭槛喝茶,看眼前的一片浓绿,阴森得很,那树真是很高大,总有几百年的寿命了。莺声不曾听到,却看见无数白鹭在树上飞起飞落,有时候也叫上一声两声。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就指的是“吴昌时”,竹亭是他的花园的名字,至于这竹亭与烟雨楼的关系,现在也无法知道。
  竹亭在当时是江南的名园,是有名的园亭塑手张南垣的杰作。吴梅村有《张南垣传》(《家藏稿》卷五十一):
  张南垣,名涟,南垣其字,华亭人,徙秀州,又为秀州人。……其垒石最工。……其所为园则李工部之横云、虞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钱宗伯之拂水、吴吏部之竹亭为最著。
  阮葵生《茶馀客话》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大抵都称赞他的假山叠得好。
  在烟雨楼的后面,现在还保留着好一片假山,十分曲折而灵巧。这种小品园艺,使我们可以想象旧时士大夫阶级的剥削的成果,是怎样侵夺了别人的产业、幸福,而造成一己的佚乐与享受的。吴昌时在没有做官以前是绅士,在做官以后则是乡宦,明朝的乡绅的豪纵是有名的了。像钱牧斋、董其昌、瞿式耜这一批人,在乡下都是豪纵不法的。现在我们只看吴昌时。王肱枕作《蚓庵琐语》里说:“吴昌时官吏部,大营甲第,侵越比邻曾生基地以筑垣。曾生往争之,昌时漫应之,垣在尔基,即尔垣矣,何必争!竟不让还。”
  李清撰《三垣笔记》,卷中有一则:吴都谏麟征为余言,昌时居里时,凡公祖父母皆执贽称门下士,彼峨冠博带,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门止,盖以师道自居也。有强项不执贽者,即于上台处媒孽,故无不望风而靡。
  对于地方官的态度,还是这样,更不必说什么老百姓了。这些“名士”们就在这种“湖山胜地”大作其“文酒之会”。梅村另外有一首悼吴昌时的诗,题目是《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这一批“复社”同人,就是时常在这里听戏,饮酒,作诗的。《鸳湖曲》: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
  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
  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 鹆。
  酒尽移船曲树(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
  这一批文社的社友们就是这样地在做乐。吴昌时的好客,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当时人的集子里面一定还留存了不少记载,我却只能找到有限的一两篇,应社最初的发起人朱云子(隗),有《咫闻斋稿》。陈田的《明诗纪事》里,选录了他的一首诗,却正可以拿来应用。
  《鸳湖主人出家姬演记歌》:
  鸳鸯湖头飒寒雨,竹户兰轩坐容与。
  主人不惯留俗宾,识曲知音有心许。
  徐徐邀入翠帘垂,扫地添香亦侍儿。
  默默愔愔灯欲炧,才看声影出参差。
  氍毹只隔纱屏绿,茗垆相对人如玉。
  不须粉项与檀妆,谢却哀弦及豪竹。
  萦盈澹荡未能名,歌舞场中别调清。
  态非作意方成艳,曲别无声始是情。
  幽明人鬼皆情宅,作记穷情醒清癖。
  当筵唤起老临川,玉茗堂中夜深魄。
  归时风露四更初,暗省从前倍起予。
  尊前此意堪生死,谁似琅琊王伯舆!
  徐电发(釚)也有一首《鸳湖感旧》:
  曾说荒台舞柘枝,而今空见柳丝丝。
  不因重唱《鸳湖曲》,谁识南朝旧总持。
  他在《本事诗》里记:
  鸳湖主人,禾中某吏部也。吏部家居时,极声伎歌舞之乐。后以事见法。南湖花柳散作荒烟,东市朝衣变为蛱蝶,故吴祭酒梅村《鸳湖曲》有“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之句,余亦赋《鸳湖感旧》云。
  在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里面,也留下了几首诗。《诗稿》卷二《同孟宏、孟朴、君伟、来之登烟雨楼次韵》两首:
  水气连空绿,晴洲高处幽。
  无山飞鸟静,有佛古藓浮。
  平满归群木,苍凉上一舟。
  云生感慨出,此日荻芦游。
  烟泽恣凭阁,高岩响带淙。
  澌流趋壑缓,林月照人双。
  鱼出春深草,钟声雨后牕。
  问吴犹地接,门外即三江。
  《七录斋集》卷二还有《同来之、孟宏、孟朴、君伟、龙渊晚眺次韵》三首,看诗里面的景物和同游的人物,大抵也是在鸳湖所作。第三首:白成一片暗千山,平地欺狂鱼鸟间。
  群水合时渔艇乱,百花静处寺门闲。
  月中荇藻人归夜,楼下笙歌酒上颜。
  唱别不离高塔影,折来云树美人湾。
  其余两首里的断句,像“鱼凫队里看娇舞,芦荻声中惜醉颜”、“萧萧霏雨余空阁,切切新丝怯旧颜”,都可以看出这些名士纵情声色、醉态朦胧的影子。这正是吴昌时极盛的时代,“名士”不足过瘾,“选文”更不是目的所在,看到当时朝政的紊乱,又清楚地摸着崇祯皇帝的多疑心理,于是跃跃欲试,抓到一位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来做一笔政治上的买卖了。
  《鸳湖曲》第三节: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
  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
  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崇祯一朝,宰相一共换了五十个人,这在过去的历史中,算是非常特别的例子。傅节子、李慈铭等都替这五十位宰相开过名单。皇帝既然如此多疑而不专,内阁如此频频更调,在政客看来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买空卖空的。
  思宗初立,把阉党清算了一下,不过并没有做得彻底,还留下不少地下潜伏的分子。当时,内阁里几乎是清一色东林党的天下。皇帝更怕手下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结党,所以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把官儿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金瓶里面,焚香肃拜,用手一抓,抓出谁来谁就是首揆。这方法虽然可笑,然而在皇帝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不料第二次就出了毛病,没有再继续表演下去。
  这时候东林的代表人物正是绰号唤做“天巧星浪子”的钱谦益。钱的作风是充分表现了过去中国士大夫的贪愚跋扈的弱点的。他想包办,弄点手法,在“抓采”以前把当时的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的名字都除去了。这自然使温、周大不高兴,看个机会,反咬一口,借考官受贿案的题目劾谦益,在皇帝面前对质时,又特别招出谦益以植党营私,正巧这是皇帝最怕的一点。
  于是,谦益一下给打了下去,黑了半辈子,在明朝灭亡以前再也不能起用。
  内阁里只剩下了温体仁和周延儒,拼命和东林党人作对。
  “复社”这时候就把一员大将,大家认为是有点“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进北京,在政治舞台上安下一着棋子。张溥《七录斋集》诗稿卷三里有一
  首《送吴来之北发》的诗:
  赋贡王门说采珠,江皋琴水意相须。
  著书二万经方盛,买纻三千调更孤。
  鸳掖句传倾坐客,日华声满在天衢。
  典文精切邯郸步,应撤重围让汉儒。
  虽然说的是“典文”,然而实际的意思却在末一句,想抓回内阁的大权,好好地干一下子。
  这时候温体仁又弄下手法把周延儒排挤掉了,朝廷上掌权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打击东林党人。文震孟、姚希孟都被挤掉,更把文震孟的亲信郑鄤害死。关于这案子,用出了政治上最阴险也最残酷的手段,说他杖母淫妹,弄得他不齿于“名教”,死了都“不得超生”。
  这时候,吴梅村、吴昌时这一批复社小辈,只是隐忍地在北京等机会,敌党的铁腕还轮不到他们的头上。等到温体仁一失势,张至发一上台(张是体仁所荐),吴梅村马上就对他开了一炮,这是复社党人反攻的先声,在崇祯十年。张至发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家伙,远不及温体仁的手段厉害,吴梅村这一疏简直是“打落水狗”。可是在《年谱》上却也留下了一句好听的话,“直声动朝右”了。
  张至发既去,薛国观上台。薛也是温体仁所荐,是一系相承的人物。政治上的路线也还是老样子。不过这时候吴昌时已经慢慢立定了脚跟,跟薛作起对来,也初步显出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才能”。
  昌时这时候是已经在官场中有了一点小名气的了,而且还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绰号“摩登伽女”。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记:大僚及台谏以枚卜构竞不休,其不得于会推者遂造为二十四气之目,摇惑中外。……
  以吴铨曹昌时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吴谕德伟业为望气,下注“啮人马”。……
  吴昌时做官的“伎俩”是什么呢?”通内”——走宫里的内线,拉拢裙带关系,结宠于当时最得皇帝宠幸的田妃。“通珰”——这是很自然的步骤,为达到“通内”的目的,就非“通珰”不可,把“侍从室”里的线索打通了,从此朝廷内情都了如指掌,做起事来自然非常方便。“通厂卫”——结交特务,京官的一举一动,在当时,是无不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的,特务一个报告,足以致达官贵人死命,抓住了特务,也就等于抓住了皇帝的耳目手足,要陷害起政敌来更是非常方便的事。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记载田妃有一段故事:宫中凡节令,宫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宫婢戴新样花,他宫皆无有。中宫宫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官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
  吴梅村《永和宫词》,也是写田妃的故事,里边有几句话: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玉尊。
  皓齿不呈微索问,娥眉欲蹙又温存。
  本朝家法修清宴,房帷久绝珍奇荐。
  敕使惟追阳羡茶,内人数减昭阳膳。
  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
  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这“琼花新样锦”正说的是“象生花”;说“私买”,大概又是诗人的“温柔敦厚”罢。
  《三垣笔记》,题“大理寺左寺丞臣李清恭记,中书科中书舍人臣王挺恭阅”,是李清在崇祯之间在北京做刑部吏部官的时候的笔记,记崇祯一朝的事最详悉,关于吴昌时的事迹尤多。关于昌时的通内,很有几条可以摘录:兵科韩给谏纠曾都谏应遴,疏子递了上去以后:次日,上置红匣中,命一内官送阁拟票。阁批有“该部参看”等语,竟留中。或见应遴与吴铨部昌时同谒一大珰,疑其妙用也(《三垣笔记》卷中)。
  又记昌时通内事:
  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纸必先知。先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
  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款,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卷中)。
  东林党人,一向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后来怎么又突然会和特务勾结起来了呢?自然这是政治上的“权宜措施”,为了“政争”,手段是可以不顾的。照当时东林人物漂亮的解释,这就叫做“法门广大”。《三垣笔记》记:
  东林诸公素矜节义,以劾宦言为名高。后冯给谏元飚、孙给谏晋等倡为法门广大说。
  于是吴仪部昌时始与东厂比。一切行贿受贿,间被缉获,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昌时亦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予亲于徐都谏耀家见之。
  交通厂卫以后就要做做拉线的生意,凡是遇到给厂卫缉获的案子,走吴仪曹的门路,送进钱去,准保太平无事。《三垣笔记》又记一事:仙居过邑侯周谋乃熊铨曹文举同乡也,曾遣二仆入都求迁。宿娼家,酒后泄言,为厂役缉获。其予文举一禀云,所送尊翁宅内,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数也。又云,敝座师首揆处业有善意。东厂以闻,薛辅国观甚不悦。时冯少常元飚奉差回籍,其保举邑令秦姓者亦以书礼馈,被厂缉获。吴仪曹昌时敛金亲来力解乃息。
  不料这事给薛国观知道了,报告了上去:……国观密以闻,于是阁厂水火。而昌时自为大行,即树声气赤帜。及考选时,见上于部拟各衙,多所改定,诸阁臣颇得操拟,于是又托国观私人拜为门生。然国观疑其狡狯,弗信也。卒改科为部,仇隙日深。国观刚愎,夙与东林为难,但不闻贪秽声。数月前昌时忽语人曰,国观辈必败,吾已于厂卫处张四面网矣。国观等知之,然无如之何。不数月果败。予曾询钱主政位坤,云有之。但视吏部升一美官,昌时必以小纸报东厂云,国观得银若干,厂皆以闻。它日赐死追赃本此(《三垣笔记》)。
  这就造成了吴昌时与薛国观的第一次冲突。吴的想拜做国观的门生,绝不是想投降,而是别有企图的。薛当然不会接受,更加上为了考选一事,吴、薛之间的裂痕就更加深了一层。
  吴昌时对薛国观的再度不满,是因为他考选吏部郎中的事。查东山《罪惟录》纪十七:
  考选吴昌时首拟吏部,上示不测,手更定主事礼部。昌时疑薛国观所为,大恨之。
  钱遵王述古堂钞本吴江戴笠撰《怀陵流寇始终录》最末的《将亡妖孽》
  中也提到此事,叙述较详:韩城薛国观官佥部,温体仁引之入阁,寻为首相。十一年行考选改授法,行人吴昌时已得吏部主事。上性好出奇御下,以破旧习,进士考选入台者,黎玉田岁贡、府同知许自表易位,如是者比比。昌时改祠祭司,谓是国观所为,深恨之。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中《韩城赐死》条云:
  十一年举考选改授例,行人吴昌时于门户声气中称魁首,外定铨曹。会内旨别出手裁,多不依外拟,故为颠倒,以示不测,如进士考选,黎玉田以台易府同,岁贡教知许自表苏州人,以府同易台,不止一人,独昌时改祠祭司主事,憾极,谓韩城作祟,愠恨日深。
  京邸清议,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衅,或加词,水火实甚。
  这样,吴昌时就设法挤去薛国观,同时更和张溥进行策划,把周延儒再度捧出台来。
  薛国观的为人,《谈往》说他“性褊急,出词过刻,……人谨畏之”。
  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的时候,叹息大小官员无不贪污,无法可想,薛就顺口说出如果厂里面有得力的人,贪污是不会风行的,这正触着了宦寺而兼特务的王化民的大忌。昌时借这机会和王化民建立了联合阵线,打倒了薛国观。
  《谈往》:
  时帝尚严切,曾于平台召对,闲语间帝叹曰:“目今朝臣通贿,外致东西糜饷,内致吏兵徇私,国事紊淆,生民涂炭,奈何!”忧形于色。韩城聊为解嘲曰:“使东厂得人,举朝何敢黩货!苞苴之来,或有所自!”时厂臣王化民适蹲御座后,闻之汗出浃背,骇极恨极。昌时又与化民久结义盟,忧喜相商,于是内外眈目,专伺韩城之阴。
  薛国观很得皇帝的信任,对这一套不去理睬,可是结果到底给他们寻到了一个题目,这次是利用薛国观和皇族外戚的矛盾。因为薛曾经建议征收“豪门皇族资本”,解除财政困难,而这事正关系皇族戚畹的切身利害,于是反对阵线里又添上了一支新力量,薛国观就此倒台了。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记: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匮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驸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
  真是滑稽,而且是真确的事实。就是开刀也先从旁支远支动手,有最亲密的裙带关系的还是留下来不动。
  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
  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贸之。……是时戚畹人人自危。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抬出菩萨来: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遣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玉堂荟记》)。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谈往》)。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吴昌时。《七录斋集》诗稿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
  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
  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
  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像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的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
  是时乌程去位,杨、薛相继秉国钧。窥见主上崇儒扶正,深眷娄东,无吹求西铭之意。门下或有私附杨、薛以图显荣者,以故西铭得以逍遥林下,批读经史为千秋事业,而中疚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
  正巧周延儒(宜兴)因为受了温体仁的排挤而放归林下,周自己很后悔,做了一次傻瓜,陪旁人打击东林党人,自己却也被挤了下来。他心里想重回北京,却想不出一条路。两方面的利害既然已经一致,彼此利用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张溥就想:窃窃自疑,非起复宜兴,终是孤立之局。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丘之石佛寺(《社事始末》)。
  这种情势在吴梅村的《复社纪事》里分析得很详细,见《梅村家藏稿》第二十四卷:
  未几薛国观从庶僚得政,蔡弈琛与里豪吴中彦者交,私受其金为鬻狱,南御史成公勇发其事,以指纵疑先生(张溥),谋益急。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曰:“虞山毁不用,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复出不足弭祸。主上于用舍多独断,然不能无中援,惟丹阳盛顺伯可与谋。”顺伯时客先生所,故与介生姻旧,雅负权谲,见其书奋曰:“来之 诚善,顾非公言,莫足鼓动者。某请衔命矣!”先生嘿不应。来之以己意数申款问遗中贵人,卒不能得要领。间刺探一二禁密语疏中,数为人传说,沾沾自多,公卿固侧目。
  薛国观回家以后,还觉得不服气,上了一道谢恩疏,里面发了不少牢骚,皇帝就又把他抓进京来对质了。《谈往》记:(国观)十二月抵里后,谢恩奏辩云:“臣之得保首领还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恺等讦奏,实出吴昌时指使。”并诉昌时致憾之由,谓圣上操纵独裁,怨毒则归臣下,臣死亦无敢怨等语。奉有圣旨则严切殊甚,奏内事情,着赴京讯理。
  吴昌时在薛国观到京以后,就又布置了一着阴毒的棋子,让自己的外甥、薛的亲信王陛彦去探视薛国观,再使厂卫去逮捕。关于王陛彦:陛彦孝廉,试中书,撰文者从无掌房之例,庚辰闱后,与梁维枢俱转尚宝丞,或欲依附韩城以就功名。……陛彦松江人,吴昌时之甥也。……(《玉堂荟记》)
  十三年五月,韩城来京候审。有内阁举人中书松江人王陛彦向为韩城心腹,以旧日情谊,至寓问安,稽事密谈。厂役希旨,密伺薛邸。适遇彦,擒奏下狱,此化民、昌时阴谋险 ,设阱构成,在韩城又别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议罪(《谈往》)。
  这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陛彦以职侍内阁,泄漏机密例,律拟大辟。八月国观赐缢,陛彦弃市(《谈往》)。
  这一位政敌(薛)和一个陪死的外甥在临刑的时候都大骂吴昌时:“韩
  城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俱见《玉堂荟记》)但是吴昌时对这件事反而表示得意:“语上闻,来之不以为忧,顾色喜。”(《复社纪事》)
  薛国观既赐死,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来的就是怎样再捧周延儒上台了。杜登春《社事始末》记张溥在虎丘和东林巨子钱谦益等密议以后就派人到北京去传递消息,指示行动,那描写是十分动人的: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先生者,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之人也。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得之王成口,最详确。时是辛巳二月事。
  运动起复,种种都由吴昌时在京策划。然而在这个贪污的局面下面,钱可少不来,出钱的是些什么人呢?不看野史的记载,真是怎样都猜不到的。
  《烈皇小识》卷七: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连逆案里的阮胡子也是后台股东之一,“法门广大”得连敌人也包了进去。据《谈往》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侯氏两家。”股东还有一位贺先生在。既然是股东,自然就有发言的权利,阮大铖请延儒设法起用,不过究竟因为身在逆案,无法公然出面,结果就推荐了马士英去作凤阳总督,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绾南北交通枢纽同时又是守朱家祖陵的重要军职。
  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辛巳诗》卷上中,有六首《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原注:“仲冬相国书招谢桥结夏。”)一片颂祷之词,读了使人肉麻。末二首“不甘寂寞”之情如见: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
  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
  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
  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车笠平生约未违,萤光亦近太阳飞。
  公车长路冲冰雪,官舍西山礼翠微。
  衰鬓霜痕愁更满,晚年汐社去何依。
  遥知东阁簪裾会,应念岑牟老布衣。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延儒。广陵女冠李傃(史道邻的遗妾)曾经作过一篇缠绵悱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诗: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镫下鬼神环。
  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注云:“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而这时周延儒却正意外地得到一位漂亮的夫人,乐不思蜀,还是由张溥弄了一点手法,才弄他上路,谈来简直好像传奇一样的故事了。《霜猿集》: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
  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
  注云:“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惧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
  曰,不如在家安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朱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宜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样的“相国”,这样的“党魁”,实在是异常出色的。
  “党魁”在这一月的酣饮萧鼓之余,当然要“指示”“相国”拿出一些“祥和”措置,像释放“政治犯”(东林人物)呀,开放言论,让御史自由讲话呀,改革经济(减税)呀,一班清流,也都以为宜兴再召以后的确可以好好的做一番事,而对在野的幕后操纵的“党魁”张天如更是寄以莫大的期望。不料,张溥却正在这时候死了。这死因也颇离奇,据正史《张溥传》和梅村的《复社纪事》都说他是病终,可是野史的说法就两样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冯涿州也。奔走而为线索者,太仓张溥、嘉兴吴昌时也。擘画两年,纶綍始下,昌时于是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两人也,其忍心如此。
  “党魁”既死,叹息之声不少,吴梅村在《复社纪事》里也提到张溥的救时十余事的“密疏”,如“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等事,可惜张的身死而不果行。可是也有说他死得好的。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周延儒辛未会试得张溥,援之入翰林。延儒罢归,溥令东林党人物力数十万缗,赂内侍,复起延儒。俄溥病死,大权归于吴昌时,竟成二人杀身之祸,人皆为溥幸之(《将亡妖孽》)。
  张溥的死信传到延儒耳内,他却表示高兴。《霜猿集》:日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
  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这是《琳琅秘室丛书》本。又有申报馆《屑玉丛谈》本,小注多出数字:“溥还娄东,一夕暴死,亦天意也。”是说张溥该死。而且也说他是暴死,《明季北略》之语,盖不为无稽。
  周延儒虽然摆脱了这一位幕后提线人,可以少少自由,不过在北京还有“秘室”中两人的另一人在,而吴昌时的花样,比起张溥要更难于应付。他不独要权位,而且还贪墨,更加狠毒傲慢。延儒有了这样一位“助手”,就只有听他指挥,沉陷下去了。
  昌时的贪,可以用两件事说明。
  皇帝千方百计筹措军饷,用来勘平“流寇”,抵御满洲,想来想去,要出卖祖遗的家当了。《三垣笔记》卷上: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惟吴铨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吴昌时就借此机会做一笔生意。此外卖官鬻爵,不但贪,而且还不讲贪污的信用,干没别人的贿金。《三垣笔记》卷中:予与吴都谏麟征同任吏垣,曾密询云:“吴公正人自负,公何嫌?”麟征曰:“彼非独余同乡,且门人之门人也。然实鄙薄其所为。如嘉兴府王太守某,予公祖也,闻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将挂察典,伊苍头惶急致贷金长安,为弥缝计。又海盐令刘某,予邑父母也,诱伊数万金入已,托言谋佳缺,然即其房师处亦不为通讯,今罹察典,束装无资,特为昌时贪耳。”……初刘某入闱,昌时以其子密托之,刘某恐后为己累,以蓝笔重加圈点,而以墨笔抹,托言大主司吴翰林国华所为。已询之国华,非也,故恨。若王某则以五百金馈不称昌时意耳。此又何枢曹刚所言也。
  贪污又在官僚中引起倾轧,彼此利用御史互相弹劾。监察官竟成了他们政争的工具:
  杨给谏枝起与吴铨曹昌时儿女戚也。昌时纳仁和令吴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谋引至黄门,而枝起怒其贿不及己,遂唆宁侍御承勋纠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时闻而大恨,知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故亦百计相倾。以闱事牵致,龙正坐谪。时枝起与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等皆以考选一事干周辅延儒不遂,怒欲反戈延儒,事寻泄,此孙侍御凤毛纠疏所自来也。闻泄国遴等谋于延儒者乃马给谏嘉植,而泄枝起言于昌时者,又徐侍御殿臣。一时贪横变诈气习殊可想见(《三垣笔记》卷中)。
  同时他跟周延儒来往得极密,在这中间有多少文章,政治中枢不在皇帝宫中,而是在相府里面的:予一日与某同籍谒周辅延儒,自午至暮不得见。一长班耳语曰:“有四人方巾便服径入后宅矣。”予问之,其一铨曹,一仪曹,一兵曹,一同乡闲署也。予归而叹曰:“吾师必败矣。他且弗论,安有以趋热铨曹夤夜入相君宅而不起物议者。”不数日败。铨曹者吴选郎昌时也(《三垣笔记》卷中)。
  昌时替延儒拉拢“通内”,于是就有了“绣鞋”佳话。《霜猿集》: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殷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注:“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昌时一心想做吏部官,《烈皇小识》说他“醉心吏部,诚得一日称吏部郎,虽死无恨”。于是就去缠住延儒,“必欲得而后已”。不过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例子。“延儒查例,世宗时,文选病故,武库正郎调入;又天启朝,邹维琏匪石,以职方郎调稽勋,援两故事”(均见《北略》)。当时的吏部尚书是郑三俊,是有名的正直人,当然不肯,就“问乡人徐石麒,答曰,君子也。三俊遂荐于上。盖石麒畏昌时机深,故誉之,而三俊不知也”(《北略》)。对于吴昌时的利用郑三俊,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这样的:郑庶常鄤、吴铨曹昌时皆奸人也。一附黄翰林道周,一附郑冢宰三俊。人欲击鄤,恐累黄公;欲击昌时,恐累郑公(《三垣笔记》)。
  旧例吏部由别部调者不过主政,天启时赵冢宰南星在部,始调兵部邹员外维琏于吏部,时犹大哄,若以礼部正郎调吏部文选司正郎,则又自吴昌时始。予邑吴辅甡与密,讽之曰:“闻文选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后辈无先者,公或以稽勋验封带管文选如何?”昌时正色曰:“天子欲为天下得人,故特简一文选,况目前铨部诸君皆予手援,彼后辈也。”未几竟败(《三垣笔记》)。
  一旦有了掌管全国官吏升黜的大权,第一件事就是想树威,使监察官的台省对他不敢批评。《玉堂荟记》记:年例每次不过科一道二,盖约略人数多寡,而斟酌其间,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计之,其人不为少矣。吴昌时为选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软无能为者,其用意至深。此时郑元岳为太宰,从议郎调为文选,亟欲以特达之知,大伸其情执孤特之意,以见知于上。而昌时别有肺肠,特创此不畏强御之貌,以恐吓台省,为异日驱除榜样;又以劲敌太多,将致他变,故但取人数广众以劫之,方自喜其算无遗策,而不虞人之有烦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时自昌时,各有主意,绝不相谋而事适相凑,在太宰不失为君子之疏,而昌时为狡猾,为无赖矣。
  这里写昌时利用皇帝和郑三俊的个性的地方很清楚。第一次发动,就和本省的言官们冲突起来:
  吴铨曹昌时既破格调,思以奇策坚上意,且箝制台省口。春季例转,皆自已出。吏部吴都谏麟征、掌河南道祁侍御彪佳并未商也。科五道十,几两倍旧额,盖因上疑台省横,屡旨申饬,且恐他日有指摘,则以例转挟忿为言耳。时浙江同乡诸公集议,本省新吏部昌时,麟征、彪佳皆往,咸努目视。惟向侍御北诟谇尤力,几饱以拳(《三垣笔记》)。
  《烈皇小识》也有同样的记载,但末一段却较详:及是日,科道齐集,援集例相责。昌时怙过,绝无引咎意。御史某不胜其愤,提所坐杌搏之。昌时仓皇而出,且曰:“若奚为待我如此?我当尽例出诸御史。”诸御史闻之咸怒发上指,与昌时有不两立之势矣。
  昌时驱除言官的企图,还要推给郑三俊:吴铨曹昌时欲破格外转科道,谓吴辅甡曰:“惟此一着,可为郑太宰三俊结知主上。”
  甡曰:“不然,大臣以休容为度,当保全言路。予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开,后此不肖者驱逐言官,必借郑公为口实,恐忠良之士,皆为寒心。”昌时不从。甡复言之郑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后以昌时意坚,仅留二人,余皆外转。然昌时计甚巧,皆择其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恶伤其类,人有同情,故一时众****沸。识者皆曰:昌时之祸,从此始矣(《三垣笔记》)。
  到这时,昌时的气焰真是不可一世,正如《明季北略》所说,“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了。
  《鸳湖曲》第四节:
  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
  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
  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抷土亦难留。
  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
  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
  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
  吴昌时、周延儒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大家都说昌时“贪墨”,“贪墨”自然也是他失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还不是致命伤。“弄火的人总要被火烧死”,吴昌时凭借特务太监的关系,玩弄皇帝,摆布同官,结果却仍旧是失败在特务太监的手里。
  关于“贪墨”的一点,我想不能不叙述一位在当时颇为特别的人物,是官僚政治发展到近代化的一个好例。这个人就是周延儒、吴昌时的经纪人董心葵。
  关于此人,《谈往》有专章记载,还有佚名氏所作的小册子《董心葵事记》,也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行述。
  董心葵是无赖出身,“武进人,农无力,商无本,工无艺,士无学”。还好赌,平生有一句“名言”:“你见吾有银百万,与天子坐讲金华殿也。”
  到北京流浪,跟一个刘蓖头合住在一起。这位刘蓖头从前侍候过魏忠贤,借机会发了财,后来又给魏忠贤弄死,董就占了刘家,发地得到三千两藏金,就此发迹。买了一院大宅,整治一新,结交宦官、戚畹、厂司、珰卫,设赌局,买卖试题,挽回厂审,简直成为一个贪污代理事务所。后来又包揽内廷衣饰买办。周延儒更把一切卖官卖法的生意托他经理,赃银也寄放在他那里,成为道地的“官僚资本”。孟心史先生记董心葵和周延儒合作的事说:延儒之贪,何所不至。……武进董廷献为延儒客,为之开三市,卖金卖珠卖人参,于京师各张一铺。又以大珠三十颗,畀董为识,以当牙筹。凡士大夫进千金者,董以一珠归之。竟三十珠,再发再进,周而复始,一月中不知凡几。
  这事见刘銮《五石瓠》。刘也是东林人物,这话应是可信。董心葵这时已经成为道地的半官半商的“社会贤达”了。于是在边患紧急之际,皇帝召百姓陈言,董也就遂了他几十年前所许下的大愿。《谈往》:十五年十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祯帝御文华殿,敕凡献策陈言,直入无禁。布衣董廷献亦得亲承圣语。
  又记:
  赐坐赐点,问修练储备四事外,州县有司果否实效,作何堵御,趣勤王兵?心葵虽无奇策奏进,亦称臣拜飏,曲尽温和。
  着实出了一次风头。
  延儒、昌时虽然声势赫赫,可是言官们说闲话,还是免不了。“廿四气”之说本来是市井流言,后来连谏议章奏里面也出现了。行人司副熊鱼山(开元)也出来弹劾周延儒,而且还是皇帝授意的。昌时却硬要让他删改奏章,几乎弄巧成拙:熊司副开元请对,意在攻周辅延儒,故请屏人,诸臣请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请退则谕止之。故开元不能畅所欲言。上命开元具本,盖欲其直发延儒之过。延儒心疑,托吴铨曹昌时至开元寓,故开元疏中所言,半为昌时勒删。上怒,谓其阴阳两可,几欲置之死(《三垣笔记》)。
  ……已再讯,开元遂尽举阁臣私语以对,大约皆指周辅延儒守不洁,而吴铨曹昌时所言亦供入疏内。疏上,发阁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此他日所以死也。……(《三垣笔记》)
  为了让谏官们少说话,把吴麟征调了来作掌垣,不料吴却鲠直得很,并不肯听延儒的指挥。《罪惟录》传九上:……以麟征代章正宸为掌垣。……时朝廷稍厌严苛,欲试宽大,以责近效,不次用人,麟征独以为不可。……于是相君遣所亲信部郎吴昌时邀密语,麟征不应。相君曰,举之适自厄矣。……已而疏劾垣臣廖国遴、杨枝起,亦连昌时。……
  当时的特务头子缇帅骆养性,延儒是抓住了他的阴私以后加以利用的:缇帅骆养性有阴事,宜兴刺得之,以挟制骆使为已用。往来传递者昌时也。养性时有厚馈,宜兴不受,昌时竟隐匿焉。养性以此饮恨刺骨(《烈皇小识》卷八)。
  同时吴昌时更因特务内部矛盾斗争而和骆养性加深了怨毒。《三垣笔记》:
  吴铨曹昌时与吴金吾孟明密。及骆金吾养性以楚人继,尽革孟明诸厂役与昌时相通者。昌时怒,欲除养性,以己心腹代。适朱侍御国昌疏纠养性,养性所费几及十万方解。
  或云周皇亲奎力,周辅延儒亦有易养性意,故养性并怒焉。
  内监们看见延儒的气焰,心里也不痛快,有一次皇帝召对,赐给延儒座位,大珰跪而进茶,延儒公然受之,这就使太监们大不高兴。《烈皇小识》卷八:
  内阉王之心颇不乐宜兴,曾向宜兴云:“我们才力有限,还求老先生包容。”闻者危之,而宜兴不以介意。
  后来要叙军功,王之心想安插两个私人进“叙功疏”,延儒不答应,王于是就揭发了他。
  最后发难的是御史蒋拱宸。《三垣笔记》记这事的经过颇详:上召对知推,俱以圈点为高下。蒋侍御拱宸初得圈,自负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会有觊科者,谋之吴铨曹昌时。时北兵新入,昌时言于周辅延儒,示意张司马国维,于是荐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视诸郡城守,谓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题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时复嗾当路以拱宸监赵督光忭军,时范督志完尽调重兵堵所守口,而光忭诸守口甚疏,拱宸惧获罪,促光忭战,战辄大败。昌时又致书光忭,劝以催战罪拱宸,光忭不从,以书示拱宸,合疏上闻,谓往日以不战挫,今以战小挫,未可深罪也。会昌平内官以大挫报,上怒,时拱宸疑昌时嗾之,故冒险发通内诸款,昌时激之也。
  蒋拱宸知道这是生死关头,不给敌人以致命一击是会全部失败的,于是就找皇帝所最忌讳的事来作题目。果然,猜疑的崇祯帝紧张起来了:蒋侍御拱宸劾吴铨曹昌时有通内数款,闻上日置案前亲阅,阅讫纳袖中,不令内官见。及旨下,乃御票也。往御票诸疏真草相半,此独楷书,止一画带草耳。黄侍御耳鼎亦有疏纠,在拱宸先,独不下。
  皇帝一起疑心,不信任了。于是大家就都起来讲话,正好像一个拖日子的病人,一旦有点外感,就百病俱发。《烈皇小识》卷八:先是,御史祁彪佳、贺登选各疏参吴昌时紊制弄权,给事中郝 疏劾吴昌时、周仲琏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内阁票拟机密,每事先知。总之,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时、仲琏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蒋拱宸疏论昌时入延儒之幕,与董廷献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累累,万目共见。即如南场一榜,非其亲戚即以贿赂,皆昌时为之过付。……末又指通内一事。时缇帅骆养性细刺昌时与延儒通贿诸款,具事件上闻。诸奄亦尽发延儒蒙蔽状,复遣缇骑逮延儒对勘,而三俊以举用昌时,引罪回籍。
  皇帝这一次真是怒极了。据《明季北略》所说,审讯吴昌时的时候,连案桌都推倒了。这正是明朝覆亡之前最后一幕政治高潮,在薛国观以后又杀了第二个大臣。《三垣笔记》:上御中左门,召蒋侍御拱宸与吴铨曹昌时对质,命锦衣卫备刑具。昌时初诋拱宸监军时,匿失机不奏。上诘之,拱宸对多支饰,命拿送朝房候旨。又诘昌时通内各款,昌时坚执不认。命锦衣卫加刑,吏科吴都谏麟征奏曰:“臣闻祖宗朝刑人不于朝廷,昌时罪无所逃,宜下司寇治,以明国体。”上曰:“吾患刑部多所瞻顾,不能尽法耳。”时昌时足夹几折,不胜痛,嗷嗷曰:“臣俱承认便是。”遂下狱。
  ……《烈皇小识》又记当时审讯的详细情形:
  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鞫。上角素,率太子与定王同讯。呼昌时前,诘其通内。上声色俱厉。昌时辩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不才安能犯此。上呼蒋拱宸面质,拱宸战栗匍伏不能措一语。上愈怒,叱退拱宸。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对质也。昌时始终不为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
  若欲屈招,则实不能。”上即命内侍用刑。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上曰:“此辈奸党,神通澈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者!”二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上曰:“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阁臣口塞,叩头而退。内侍遂进用夹,两胫皆绝,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锦衣卫狱。昌时已不能行,卫役负之以出。进见卫帅骆养性曰:“请受刑!”
  养性曰:“汝甫受刑,尚不省人事,且俟后审。”越数日,卫审一如廷鞫,语不稍屈。乃刑其两家人,亦终无所招。后有旨送法司,咸谓有生机矣。不数日而斩决之旨下(卷八)。
  其实皇帝的意思是早已决定的了:
  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兴得罪之始也。迨吴昌时廷鞫后,始令催来候旨,明乎罪因昌时。故诸臣言昌时么■小吏,上曰:“昌时是么■,难道周某也是幺■?”厥后刑部拟罪,舍昌时而专言封疆,明系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则有之矣,岂宜兴一人之罪?
  且视师不过末一段事,始终封疆者,自有其人,与宜兴何与!及至旨出,则又不言封疆而言机械。机械者,罢内操,撤厂卫,皆机械也。此内珰所日夜文致于上前者,至此亦不觉流出笔端矣(《玉堂荟记》)。
  所谓机械,《崇祯长编》中所抄的上谕里是有的:帝言: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匿容私。……
  那位出过风头的董廷献,在这次廷鞫里也串演过一次好戏:又问董心葵:“延儒得银起用为几人?”曰:“不记也。”时御案有搢绅一部,自上掷下,则福建道施元征一叶向上,启奏曰:“福宁道施元征是也。”(《北略》)
  皇帝发怒到了什么程度,真是跃然如见。蒋拱宸说的话莫明其妙,皇帝喝打,“司刑者将拱宸当头一下,纱帽为裂。帝愤恨,推倒案桌,迅尔回宫”(俱见《北略》“审吴昌时”条)。现在看了这位褊急的皇帝的举动,不但愚蠢,而且简直有点好笑了。
  吴昌时斩决之前狱中的种种,活埋庵道人徐树丕少有记述,见所著《识小录》卷四《癸未大狱》条:
  吴昌时吴江人,号来之。以礼部郎调吏部郎。郎之不调久矣,此举实骇人观听。初为宜兴幕宾,前相薛国观之死,昌时实构之。……宜兴再召,昌时以风影之说吓人财甚夥。
  一手握定朝局,恣睢淫佚,无所不至。其系狱也,知上无宽宥意,写字付家求金屑,屑字乃作薛字,其神乱耶,抑鬼使之耶。……
  《鸳湖曲》第五节:
  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
  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
  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
  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
  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
  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这位复社的重要分子,晚明崇祯一朝党争政变的幕后操纵者的结末是够凄凉的。崇祯皇帝的下一步当然是“抄家”:帝谕:……周延儒、吴昌时赃银,炤敕谕内数日勒催呈解(《崇祯长编》卷二)。
  好像这也并非太坏的理财法门,先让官儿贪污,然后抄家入内。恶名是人家的,积聚所得却总跑不了,入了“国库”。昌时身后,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还被别人包占了。《霜猿集》:吏部茶箱玉琢卮,青鬟小事各分司。
  一棺归葬松陵后,风雨楼中幼女思。
  注:“延儒引吴昌时为文选司,卖官鬻爵,赃私百万。昌时疾,各官入卧内,有青鬟五人司茶,皆绝妙姿也。茶卮皆羊脂玉琢成,受以乌金盘。昌时伏法后,有得其二女,皆绝色。”
  孟心史先生据顺治十一年三月东华蒋录宁完我参折,说:“昌时女后为陈名夏之子掖臣所包占。……王录更详其奸逃执讯,掖臣属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不过《明诗纪事》辛签中录胡山《烟雨楼》一首,里面却说昌时还有儿子,不过因为避祸改名亡命了:
  ……
  独有贤豪负时彦,七省五侯交托徧。
  遥持启事致山公,共羡人伦归水鉴。
  ……
  转向回天咳唾间,翻云覆雨须臾变。
  卿相趋朝尽过门,监司侯宅稀留燕。
  ……
  势去朱门惟坠吻,邸封青岸有垂杨。
  孤儿亡命移名氏,槁葬归魂送夕阳。……
  一般人对他身后的批评,更是刻毒无情,姑举一例。李清记:予差竣返扬州,适吴辅姓以遣戍归。与同郡郑进士元勋、乔侍御可聘就饮。予先至,首言昌时反覆状。谓近读锦衣卫招,见昌时口供,云公称蒋侍御拱宸贤。夫拱宸以纠昌时通内故忤内,称其贤者似与谋焉。以此下石拱宸,并下石公耳。甡正色曰:“不然,此骆养性憾予,肆行捏砌,昌时岂至此!”语毕元勋至,不知予先有言,又言昌时媕阿状,往得罪周辅,委跎蒲伏,顿头不起。甡又正色曰:“不然,此嗔昌时者所砌,昌时岂至此!”
  语毕,可聘至,又不知予与元勋有言,复备言昌时贪横状,某处纳贿若干,某事纳贿若干,言尤力。甡讶曰:“乃尔!”宴罢,甡先行,予述予言告郑,又述予与郑言告乔,笑曰:“三至投杼矣。”(《三垣笔记》)
  只有他的老朋友吴梅村念念不忘,在集子里还留下一首《鸳湖感旧》:落日晴湖放楫回,故人曾此共登台。
  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
  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
  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
  梅村集没有编年,此诗不知作于何时。查《年谱》顺治八年壬辰,梅村在嘉兴万寿宫住了一些时候,草完了他的《绥寇纪略》,也许是这时重游鸳湖所作的。距离吴来之被杀,已经十年了。复社同人,死的死,投降的投降,做和尚的也有(熊鱼山),梅村痛定思痛,写下了《复社纪事》,痛切地检讨了一下,可是我们在他的诗文中间,所能发现的斥责实在远不及惋惜来得多。他大概还是以为如果张溥不死,局面一定会大大两样,而不致糟到这种样子的。
  我不懂诗,然而喜欢读《鸳湖曲》,觉得它的确包含着浓挚的情感,不仅只是哀悼逝者,而且还夹杂了作者的身世之痛,确是“诗史”。虽然为了种种原因,写得十分晦涩,让我说了这些话来解释。至于我自己,结束了这两年来悬在心上的一件工作,把乱书一推,也真好像赶开了这一批三百年前丑恶的政客、恶魔,使它们无法再来纠缠我的清梦,自己觉得也真是十分痛快的事。
  1949年3月1日夜12时
  附:
  补记
  《鸳湖曲笺证》发表(1949 年)后,历年读书,又常遇到有关吴昌时的记事,随手摘录为一卷。几次想补充改写《笺证》,都没有能完稿,后来竟连摘录的材料也失去了。现在根据模糊的记忆,检阅手头的存书,少加梳理,联缀成文,算是一则“补记”。
  一吴昌时与祁彪佳
  在明朝覆亡前夕发生的那场政治斗争中,和吴昌时处于对立地位的重要人物中有祁彪佳。王思任撰《祁忠敏公年谱》,在崇祯十六年癸未条下记之:吏部吴昌时,依附正人,窃声气。时方营入选司,适帝命台省扬历藩臬后始入卿寺,昌时即借以詟詟台省。旧例,外转者二,昌时顿增至八。先生(彪佳)曰:“上意在练材,非外之也。余首篆,请身先之,可破重内轻外积见。然行之宜渐不宜骤,恐骇观听、伤国体。”昌时阳唯唯应之。故事,台员升转,必由掌道牒送。昌时竟疏推六员。先生曰:“本朝掌故,自此隳矣。”遇昌时于朝,面叱其招权骫法。昌时又阳谢之。先生遂连疏言昌时奸邪状。举朝素慑昌时,见先生廷叱,皆咋舌走。时先生方以疏留掌院刘公,为帝所忌,及闻累疏参驳,愈危之。然帝之疑昌时,亦自此始。
  在祁彪佳的日记《癸未日历》里记载这次斗争的始末更是详尽。三月十六日条记:
  时铨司过索衙门例转,欲立岸崖。予乃邀蔡培自、甘慰萱请吴来之力言于端门之下。……值吴来之至,以会推南大司农少司马、新设江督、沅抚、楚抚、秦抚五缺来商,予又与力争。衙门之外转,请以身当之。其言甚厉。
  开始的时候,关于外转的事,昌时还是和彪佳商量的。因为说不通,就独断独行起来,连招呼也不打了。六天之后:毛禹老于绝早邀晤。乃知先一晚于首揆处以推转台员,与吴昌时力争,甚觉愤愤。
  且以为来之不关白吾衙门,行且具名推矣(《癸未日历》三月廿二日)。
  又两天后:
  最后吴来之至。予因早从毛禹翁座上见太宰书,允科道陆续推升。以为出来之之调停,方语谢之。而不知其反复变幻,绝不闻之,予衙门竟已推至六员也。……晚饭后至冯邺仙寓,则同乡先后共集矣。……适来之至,余乃面折之,直叱其立威招权之状,渠唯唯谢罪耳(三月廿四日)。
  两天以后,彪佳就草就了疏草:归,又作一疏,言升转咨送之因,与吴来之反复把持状(三月廿六日)。
  《还朝疏草》(壬午·癸未)一册,祁彪佳撰。远山堂绿格写本,彪佳手定。其第十四至十六三疏都是参吴昌时的。第十四疏:掌河南道事福建道监察御史降俸一级臣祁彪佳谨题,为优升圣谕当遵,院臣职守宜辩,据事直陈,仰乞裁鉴事:窃照迩者时艰日甚,于济需人。我皇上特涣明编,令科道官酌量才品,升授监司。
  仰见圣明甄植臣工,先资扬历与以展布之地,不阻优崇之阶。澄叙流品,即所以长养人材,睿虑至深且远。臣奉谕之后,欣跃祗遵,两具堂具请外补,盖欲尽破内外之见,共矢效力于疆圉耳。顷闻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扬言于外,谓衙门御史,顿有外转六员。内惟二员经堂官毛士龙与臣商酌谘送,其他四员则绝不知也。部院职掌相关,凡有处分大案,皆得会同着议,未有升本衙门之御史,不关会于本衙门之堂官者,自此职掌废矣。夫衙门之职掌,乃朝廷之纪纲,职掌废则纪纲亦紊。使守法者有旷官之辱,必致旁挠者弄排陷之权,臣等虽欲不争执之不可。且国家设立六部,各有司存,而又设立言官,得以纠参六部,乃关系之重大,弊窦之滋多,莫铨司若也。今言官之升除,使台长不得操权衡,掌道不得商可否,惟听铨司者一手握定,百端把持。嗣后言官将胁息俯仰,嗫嚅趋附,惟铨司之命是听。铨司即奸弊杂出,尚谁敢言之!此他日乱政之阶也。盖昌时之为人也,反复多态,机变无穷,明偷寒送暖之情怀,做造械推波之行径,惟是依附正人,猎有虚誉,一旦窃身要地,深恐发其隐私,以故汲汲皇皇,图钳固言官之策。初则到处招摇,云欲为内转者复功升劳升,是借皇上之爵赏以歆动言官也。继则逢人恐喝云,必使外转者有十人八人,是又借皇上之磨砺以怵吓言官也。其意使冀内转者昵于歆动之求,使惧外转者胁于怵吓之威,便可钳口结舌,恣其为所欲为矣。如此招权怙势,必将纳贿行私。在家臣秉破格引用之公心,在铨司逞巧借牢笼之故智。臣甚为铨席惜之。敢因申明衙门之执掌,并以直抉昌时之肺肠。伏候圣明裁鉴。若臣才智庸暗,职业不修,以致激扬之署,数百年相沿法体,自臣掌道而顿隳,另当具疏认罪,恭听俯赐罢斥。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题。
  这是一通很重要的奏疏。它将揭开这场斗争序幕的背景与矛盾的焦点都全部揭露了。当时复社捧周延儒出山的种种手法与内幕,当然在奏疏中不便点穿。御史虽然可以风闻入奏,但小道流言是不能写进奏疏的。祁彪佳处处抬出皇帝的招牌,而且注意不去碰伤首辅(周延儒)。他运用合法的武器进行斗争。但他指出了吴昌时的全部企图,都是为了恐吓、打击言官,这一条却真的击中了皇帝的要害。崇祯是个察察为明、猜疑成性的皇帝,他最怕的是受骗。打击言官就是企图闭塞他的耳目聪明,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果然,奏疏递上去以后四天,就在“四月初一日奉圣旨:“已有旨了。本内招摇恐吓,果否确情,着吴昌时自行回奏。该部知道。’”
  其实吴昌时这样做,当然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这是全部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必然是和周延儒一起商定的。周延儒被捧上台,原有事先协议的条件,那就是在政府中搞清洗,换上复社中的夹袋人物。要进行这样的大换班,必将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大矛盾、冲突。而御史衙门的叽叽喳喳,将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与阻力。吴昌时之所以甘冒破坏祖宗成法的危险取得文选司郎中,就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言官,为大换班铺平道路,所以才恩威并用,使出种种手段来。还可以看出的是,封建中央集权的政府中监察权与行政权的互相制约与矛盾,是一直存在着的,是不同政治派系进行斗争的有力工具。
  矛盾有时缓和有时激化,全依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转移,也要看皇帝的权威与作用在政治上的比重,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
  祁彪佳在这以后为同一问题还上过两道奏疏。三月廿八日的第二疏是前一疏的补充,列举了吴昌时挟持挑构的实证,还向皇帝揭发了吴昌时的言论:“其对臣言:“我初入铨部,若不做此篇文字,此后便行不将去。’是明明欲立威于言官,以逞其险心辣手。”祁彪佳还要求:“臣可与之誓心沥血,共质于圣明之前。”这第二疏(三月二十八日)也在四月初二日批了下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第三疏是与第二疏在同一天送上去的。
  这是一件公疏:“为铨司紊制弄权,臣等旷官废职,合辞引罪,恭请圣明处分,以重台纲事。”他和毛士龙等一起请求罢斥,以掼纱帽要胁。崇祯也有点生气了,说:“宪臣具疏,奉旨已明。祁彪佳等不必合词陈奏,该院知道。”
  至此,崇祯已经下了决心,要对吴昌时(还有站在他背后的周延儒)开刀了。
  在祁彪佳日记《癸未日历》里还有几条有关的记事:
  知吴来之已奉部院看议之旨矣(六月二十九日)。
  邀王掌道会议,勘吴来之事(七月初五日)。
  初七、初九两天又记:“商撰吴来之勘议稿。”到了七月廿四日:“上御中左门,讯吴昌时案,别有纪。”可惜这篇纪不可见。这一幕是真正的戏剧冲突高潮,也是崇祯的个性与心情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大暴露。在野史中有些记载,但只寥寥数语,得之传闻,比起祁彪佳的现场观察差得远了。
  祁彪佳在同年八月十六日出京,九月二十三日抵清江浦,正好碰上“周挹斋(延儒)被逮抵此”,却不便通一刺。祁彪佳到嘉兴是十月初十日:“从南湖行。经烟雨楼及吴来之园,但遥望而已。”这就是不久前被自己打倒,接着又被处死了的政敌的故宅,它就在烟雨楼的左近。短短的五个字所表现的心事真能抵得上一篇《鸳湖曲》,虽然两位作者持有的是截然相对的立场。
  祁彪佳在嘉兴停了几天,走访了为吴昌时起造花园的张南垣,不遇。又找到他的家里。终于把张南垣的儿子请到绍兴,替自己布置了“寓山园”。
  在造园这一点上,祁彪佳与吴昌时是没有分歧的。
  二吴昌时与钱谦益
  《恸馀杂记》一卷,题“天壤孤臣史惇”作。中有“钱谦益”一条。论晚明党局政争,有些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他指出薛国观之死的来龙去脉是:“韩城(薛国观)故凶手,又黩货。既不能如乌程(温体仁)之矫廉,即主眷亦不固。故吴来之(昌时)挥金十万,打透内中线索,欲为牧斋翻局,而卒不能。乃说司礼曹化淳,以构杀韩城勾账。”
  这是不见于其他野史的记载。说明东林(其实也就包括了当时的复社)最初的计划是想请钱谦益出山,只是办不成,才用杀薛国观“勾账”。三百多年前的这笔政治交易,简直就和近代政治斗争中使用的手段一般无二,读了是使人吃惊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条例证,我看也不妨这样看。过去好像只有手工业、工商业中的事例才能被引用,我想是不免有些狭窄与简单化了。史惇又说:牧斋既百计不能,涿州(冯铨)又断断不可,求其两可而软美者,宜兴(周延儒)乎?东林以宜兴为决不敢拗,南党亦以宜兴为决不敢背。故宜兴再召,天下之人谓是“两边抬出”云。
  这一节也是分析得极好的。周延儒不过是矛盾调和的产物,是一名傀儡,他的命运是紧紧捏在复社手里的。扮演着有如敌伪政权中日本皇军顾问那样角色的人物就是吴昌时。
  这样,钱牧斋的双重身份,政治活动经费的主要投资者、内定了但未得实现的未来“首揆”,是进一步明确了。这对我们深入理解晚明政局的这场大斗争很有帮助,同时也明白了钱谦益与吴昌时的关系。
  钱牧斋《有学集》有《西湖杂感》诗二十首,作于顺治七年庚寅(1650年)。其中就有为吴昌时而作的:林木池鱼灰烬寒,鸳湖恨水去漫漫。西华葛帔仍梁代,(自注:“《南史》:“任昉子西华,流离不能自振,冬月着葛帔练裙。’”)东市朝衣尚汉官。白鹤遄归无石表,金鸡旋放少纶竿。旧棋解覆惟王粲,东阁西园一罫看。(自注:“过南湖,望勺园,悼延陵君而作。其子贫薄,故有任西华之叹。”)
  不曾在政治上有过深深的结纳,像吴昌时这样的“黑人”,牧斋是不会为他写下这样一首悼诗的。虽然他不敢直书姓氏,只称之为“延陵君”。“东市朝衣”的用语,在梅村《鸳湖曲》里也是出现过的。在重按这一局已覆的残局时,钱吴之间大抵也没有多少距离。
  牧斋写得更为沉痛的是紧接着的一首《感叹勺园再作》:
  曲池高馆望中赊,灯火迎门笑语哗。
  今旧人情都论雨,暮朝天意总如霞。
  园荒金谷花无主,巷改乌衣燕少家。
  惆怅夷门老宾客,停舟应不是天涯。
  牧斋以夷门宾客自喻,可以看出两人间关系之深,也使人想起梅村“死生已负侯嬴诺”之句。这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典故,他们写的也都是政治诗。
  有趣的是陈寅恪教授在《柳如是别传》中论及此诗,还指出了其中含有另外的内容:
  牧斋此行过嘉兴,感叹勺园,一再赋诗,兼寓朝政得失,民族兴亡之感,不待赘论。
  其实牧斋之微旨,尚不止此。盖勺园者,即河东君(柳如是)于崇祯十三年春由杭至禾(嘉兴)养疴之地。是年冬牧斋至嘉兴遇惠香(当即卞玉京)。河东君之访半野堂,亦预定于此时。职是之由,勺园一地,乃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牧斋不惮一再赋诗,殊非偶然。
  今梅村集中关于勺园之诗,《鸳湖曲》一首,最为世所传诵。读者谓其追伤旧朝亡友而已,但不知其中实隐藏与卞玉京之关系。其微旨可从原诗辞句中揣知之也。特记于此,以告世之读骏公诗者(第1029 页)。
  陈寅恪先生衰年病目,抛十年精力写成《柳如是别传》八十万言,那精神首先就是令人钦敬的。草草读过一遍,深感此书的特色与价值,除了种种题中应有之义外,其极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在从或一视角、一定程度上勾出了明清之际政治生活、社会风俗史的轮廓。当然这还是一幅粉本,是未完成的画稿。其中有待论定加工、经营敷彩的地方还很不少。由于条件的限制,有些缺陷也是难以避免、克服的。但到底给了我们一幅神采跃然的草图,使人们有可能大致窥见那个时代的面影。我常想,历史上有一些突出的人物、著作,因其特有的代表性与广泛的联系性,如能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写出结实的传记或研究著作,那将是无比的历史著作。其丰满、深刻与生动将非任何现有的史学著作类型所能达到。人物不一定是帝王将相,著作也不必属于正经正史。柳如是不过是个妓女,但她就完全有资格成为这样的传记的主人。吴昌时,应该说也是有资格的。从陈先生的著作中,使我得知,陈子龙《平露堂集》中诗有“欲问故人新奉使,朔云边月近如何”(自注:“时吴来之使山右初归。”)句,又证以柳如是约略同时诗“同向秋风摇白羽,愁闻战马待单于”,陈先生于是说,陈子龙诗注“盖指与吴昌时共谈当日边事也”。至于柳诗,“岂谓吴来之昌时,由山西归松江后,便先访问卧子,因至河东君(柳)处耶?俟考。”又在论柳如是致汪然明尺牍之第二十五通时说:“至河东君此次在禾(嘉兴)养疴之处,颇疑即吴来之昌时之勺园。……盖河东君至迟已于崇祯八年乙亥秋间在松江陈卧子处得识吴氏。”这许多,就是我过去所不知道也从未想到过的。而这些又正是我们了解钱牧斋在吴昌时“见法”六年以后,路过嘉兴还一再写诗追念亡友的心情的重要依据。即使陈先生的有些讨论连他自己也承认并不是确说,还应该“俟考”,还是不能忽视其参考价值。
  钱牧斋崇祯十三年十月曾游嘉兴,有一诗《题南湖勺园》。《别传》说:“寅恪按:光绪修《嘉兴府志》壹伍‘古迹门’贰秀水县‘勺园’条云:“一名竹亭。在滮湖滨。吴吏部昌时别业。’牧斋此诗结语云:“楼上何人看烟雨,为君扶策上溪桥。’当更有所指,不仅谓烟雨楼也。”这时昌时正在北京,筹了巨款为牧斋的再度出山积极活动不成,以薛国观赐死(在六月)“勾账”,转而计划抬出周延儒之际,牧斋的心情自然是复杂的。
  陈子龙刻行的巨制《皇明经世文编》,据陈寅恪先生的评论:“此书乃当时江左文社之政见。诸文士一旦得志,则此书不但托之空言,即可付之实施矣。”这是说得不错的。它其实是一种理论建设和鼓舆论、造声势的重型武器。宋徵璧在书前“凡例”中提到素材搜集时就说:“张讱叟、吴来之、朱闻玄邮遗集于齐鲁燕赵。”可见昌时在北京不只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也不放松理论宣传资料的收集、输送。卓人月《蟾台集》卷二,有一篇《吴来之行卷序》,是为昌时中式的八股文刻本而作的。略云:“居无何,则友人吴来之者已褎然得志于旧京而来过我。叩其所自出,盖黄元公先生也。……时来之复为余述,先生之门自维斗以下,凡为名士者累累。且曰,元公师非俗吏也,愿见子久矣,盍见之?……”简单的几句话,就活画出吴昌时拉拢名士联结声气的手段。
  计东《敬亭集》有《上太仓吴祭酒书》(卷十),对梅村的《复社纪略》不客气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计东的意见是说复社诸君子都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不应负党祸、亡国的责任。非常不满于梅村在《纪略》中提到了周延儒一案,“似党人亡国罪状与复社相终始者”。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这种闭起眼睛只图为党社洗刷的意见是徒劳而可笑的。但他也不能不提到吴昌时:“且首劾宜兴大罪者,即熊鱼山先生。鱼山即复社盟主也。宜兴(周)平日之不留意社事可知矣。被劾鱼山之后,不得已,以吴来之为鱼山门人,使求补牍中不胪列其大罪,以摇惑主听,于社事何与哉!于党祸何与哉!”正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终于否认不了吴昌时这位“复社表率”、“周门四君子之冠”的地位与作用(张鉴《冬青馆集》乙集卷六《书复社姓名录后》四)。
  吴昌时有一个儿子,而且是一个争气的儿子。陈寅恪引据徐 公、张苍水等五家著作指出:“来之有子名祖锡,字佩远。”但未引全谢山的《吴职方传》(《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其实这是一篇详尽而又写得声情并茂的佳传:“吴职方祖锡,字佩远,别号稽田。晚年亡命,更名 .浙之嘉兴县人也。吏部文选郎昌时子,而为世父贵州按察使昌期后。职方既贵公子,妇翁则少詹事徐■也。”谢山说他在崇祯末年就揽结剑客士豪,讲求出奇应变之学,又准备勤王之旅。就在这时,吴昌时被杀了。在说到昌时一案始末时,谢山只是说:“吏部故东林复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门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时昕夕出入首揆门,颇任喜怒。以持铨事,遂为祁公彪佳所纠。”
  这是论及吴昌时的难得看见的平恕之词,可以看出谢山对吴昌时的同情,好像也不只是因为有了一个好儿子也就因而原谅了做父亲的过恶。昌时被杀以后,“资产入官”。但南都陷后,“时职方资产四万在嘉兴库中”,还并没有落到精穷的地步。但吴祖锡上了降将陈洪范的当,把四万两银子全交给他作为反清复明的军饷,结果只落得逃来逃去,先后到过云南与东南沿海,依旧“如醉如魔,总求一得当以自慰”。祖锡有一个儿子,瘐死在狱中。妻子和自己只能四处逃亡。但得到人们的掩护,没有被捕。他还动员过郧阳十三营出师救滇,无效。又曾想到缅甸,没有去成。最后死在山东。
  从全谢山论吴氏父子事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在百年之后考虑这些历史旧事时,态度更冷静也更客观了,有可能站得更高点,看得更远点。从全局论定人物的功过,也多少能摆脱同时人不可避免的强烈的爱憎感情,达到更为平实的结论。这并不能说明全谢山缺乏家国之感,正相反,他的这种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表现得也非常大胆。只能说,他的思想、考虑历史问题的方法,更冷静也更成熟了。
  1983年1月3日
  关于吴梅村
  三百年来,吴伟业(梅村)是曾为许多人所喜爱的诗人,也留下了颇为深远的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他的成就是突出的。与他并列为“江左三家”
  的钱谦益、龚鼎孳就都比不上他的烜赫,更无论稍后的王士禛辈了。这原因是值得认真思索的。梅村在诗歌创作上是有新的创造的,表现得尤为鲜明的是他的七言古诗。他尝试引进了一种更新鲜、更接近读者的方法。音调的转折,色泽的艳丽,咏叹的低徊,都不是过去古诗中常见的。似乎可以说,这是《长恨歌》与《春江花月夜》综合、熔铸以后产生的新体。如果只用这方法表现传统的平庸感情,那无疑就将成为一种新的“宫体’,一种格调不高的东西。可是现实生活拯救了诗人。他生活的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他自己的平生际遇与充满胸中的啼笑不敢之情,吸引、迫使他写了许多记人、记事的历史长篇,给他的作品带来了“史诗”的色彩,同时也使他得免陷入“宫体”的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幸运。
  在许多评说吴诗的议论中,我总是不能忘记龚自珍的话:“莫从文体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这是龚自珍的“三别好诗”之一。诗前有小序,他说:“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清代中叶,梅村诗在士大夫人家中的地位与受到欢迎的程度,已经成为代替《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的“高级通俗读物”了。龚自珍说,他活了三十二岁,“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并说这些他都“明知非文章之极”,并称吴诗为“儿女诗”,但终于不能不说“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龚自珍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梅村诗所持的矛盾的态度,明知不是“上品”但还是不能不喜欢的心情。我想同样的矛盾也会普遍存在于许多读者心中。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那原因。
  传统的文学批评几乎将全部力量都花在艺术分析上了,用“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作家的颇不多见。但在吴梅村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反常的现象。
  包括他自己在内,他的同时朋辈、晚辈都从政治上对他说过许多话。而真正说到吴诗艺术地位的好像并不多,龚自珍是很有见识的一例。这种反常情况的出现是与时代历史分不开的。这似乎正是一个好例,可以说明任何时代、任何作者,都不可能脱离时代政治而生活在真空里。因此在论文论人时,就不能孤零零地只看一个方面。那是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意愿、努力都得不出应有的结论的。对吴梅村当然不应该是“例外”。
  三十年前我曾自不量力做过一件艰难的工作,为梅村的《鸳湖曲》写过一篇“笺证”,文章的副题是“吴昌时事辑”。我用的是笨办法,把耳目所及能够搜罗到手的有关材料都聚集拢来,按时序、事件安排在原诗章节之下,试图阐述作者的作意,并寻绎掩盖在迷离惝恍的诗句后面的史实真相。郑西谛、吴辰伯都曾给过我热情的鼓励并借给我许多史料。就在这一次我开始明白了晚明史籍的浩瀚。尤感困难的是因当时党社的纷纭复杂,出于不同集团成员之手的记录论述的难于爬梳、判断。也正是这时候,开始对吴梅村这个具体人物发生兴趣,觉得三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某些传统的、习惯的看法并不那么可靠了。这以后,见书较多,时时发现旧作的缺失不完,想重加订补,还不曾得到这样的余闲,不过有一种印象却也日渐明晰。对吴梅村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人比起后代人往往更为清楚而明白,梅村为了替自己辩解所做的种种姿态,都瞒不过当时人的眼目。但随着时代的迁移,旧闻的零落,这些却大抵成为论世知人的依据。这实在是值得憾惜的。
  六十年代初,我又偶然看到一幅过云楼旧藏、吴梅村所画的《南湖春雨图》。作为“画中九友”之一的吴梅村的画迹流传得极少,偶有所见也往往只是一二笺扇。橡这样精心绘制的巨帧是极少见的。尤为难得的是在画幅上端梅村还亲手写下了原诗的全文,与传世吴诗颇有异字。诗后有记:“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壬辰是顺治九年(1652 年),当时他正住在嘉兴的万寿宫,编写《绥寇纪略》。《鸳湖曲》有“十年此地扁舟住”语,约略算来,梅村与吴昌时在鸳湖游宴大抵是在他改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后。
  下推十年,顺治庚寅梅村又来到嘉兴,以盟主身份参加了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嘉兴南湖”(毛奇龄《骆明府墓志》),可能就在这时写成了此诗。这一年清兵入桂林,瞿式耜和张同敞同时死难。后两年,梅村又来到鸳湖,补作此图。转年春天,九郡人士在苏州虎丘举行声势浩大的大会。“慎交”、“同声”两社同“奉梅村先生为宗主”。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些分散的社盟都表示了捐弃前嫌、统一步调的愿望。就在这年秋天,梅村“应召入都”了。“实非本愿,而士论多窃议之,未能谅其心也”(王撰《自订年谱》)。
  一首《鸳湖曲》,一幅《南湖春雨图》,正好都创作于这段时期。当时南明的残余势力即将消灭,陈之遴正在北京得意,这时梅村并不曾心灰意冷,还卖力地主持在野社盟集团的大规模政治集会,这是为了什么呢?不到半年他应召出山了。难怪许多人都不能谅解,窃窃私议,因为他们确实隐约地感到是被利用、出卖了。
  在这段不平常的日子里接连创作了这样的一首诗和一幅画,很难简单地说成是偶然触发了怀旧之情。在这十年中间,梅村的故人先后有许多人死去,其中绝大部分都死得远较吴昌时来得光彩,他们并不曾得到诗人一一的哀挽。可是偏偏不能忘情的却是身败名裂的故友,这又是为什么呢?梅村的七古歌行中不少激昂慷慨之作,表现的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表彰忠义、指斥奸邪,态度异常鲜明。如《圆圆曲》就是一个好例。但只有这首《鸳湖曲》和另一首《咏拙政园山茶花》,则是哀怨凄迷,低回宛转,好像有许多话都难以说出来似的。对这两诗所歌咏的对象,也绝无一字讥评,有的只是悲哀的忆念。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要想寻找这中间的隐曲,我以为只求助于正史、官书是无效的,也不能天真地完全相信作者本人的声述。听听同时人的不同意见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吴梅村是很会替自己辩解的。他写了不少诗词,作检讨、表心迹,但多半不彻底,有保留。即如赢得无数老实人同情的《病中有感》一词,一向都认作他的“绝笔”,《年谱》的作者也把它编在临终之顷。可是在谈迁的《北游录》的“纪闻上”中,就早已记下了此词(崔青蚓条)。
  《北游录》是谈迁在顺治十一年顷入都期间著作的汇集,有许多与梅村往还的记事。梅村有不少名篇都是他首先看到手稿后加以抄录的。如果《北游录》是可以信赖的著作,旧抄也没有错落舛误的话,那么这一阕《贺新郎》就不会如俗传那样是梅村的“绝笔”。中国人大抵都是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看来这就是它的化为“绝笔”的原因。
  山阴沈梅史撰《重麟玉册》,是一部大型的晚明人物传记。在《李暎碧传》后面有一条附记:“当时钱牧斋、吴梅村、龚芝麓、陈素庵、曹倦圃为江浙五不肖,皆蒙面灌将人也。”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记事,记下了的是当时有代表性的“公论”。也许有细心的考据家会指出,龚鼎孳是安徽人,不当列入江浙,不过不要紧,这并不妨碍这一情况的“基本属实”。
  濠梁徐麟吉(日驭)有《黄园陪李银台公凯先生话吴梅村故事》七绝四首(康熙刻《北山诗钞》卷十一)。其中的两首是:太白承恩第一班,那知有诏放还山。
  沉香供奉无消息,自按霓裳教舞鬟。
  讲幄晨趋近至尊,犀庭日表梦犹存。
  山中曾记山僧语,赢得袈裟满泪痕。
  长洲陈叶筠廷望《含翠轩诗钞》有题《秣陵春乐府》四首,其前二首云:凝碧池荒衰草深,开元词客动哀吟。
  鼎湖一去龙髯远,南内犹歌夜雨淋。
  荆棘铜驼废寝园,澄心烟冷欲黄昏。
  春花秋月潺湲泪,怨入声声杜宇魂。
  陈廷望的遗集是康熙中“孝慈堂”主人王闻远所刻。徐、陈都是清初人,和梅村没有什么交谊,他们本身也都是名姓不彰的人物,著作从来无人称引。
  他们的话是可以代表不存任何偏见的“公论”的,虽然比起“五不肖”来已经温婉得多了。可惜的是他们口中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只化为难以捉摸的韵语,但感慨所寄,还是清楚的。
  这情形到了清代中叶,就已起了相当的变化。在遗民故老中间传说着的“故事”逐渐泯灭,人物的形象也逐渐定型。这里举昭文孙原湘的《题吴梅村集》诗作例,在《天真阁集》中:麦秀蔪蔪四月寒,著书只分老江干。
  龚生故里方持节,江令新朝已拜官。
  东海生桑春烂漫,西山采蕨兴阑珊。
  彦回不肯中书死,脱屣妻孥事本难。
  幕府征书取次催,春风重上郭隗台。
  露霑天仗新池柳,花落宫衣旧井槐。
  故友半为袁粲死,内人犹识沈郎来。
  苦收金粉归诗笔,抵得兰成一赋哀。
  孙原湘作了大量的诗,他的集子有一尺多厚。一般说来,见解还是明正通达的。如他写的《媚香楼歌》结尾说:“气节何论男与女,楼中如花霜可拒。君不见,天津二月桃花开,又见侯生应举来。”这样的见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难得的,好像比起今天的有些人也还要清醒些。不过到底时间隔得久了,真相逐渐模糊。他责怪吴梅村的只是不该作了“贰臣”,但却将那原因主要归之于“幕府征书”。这样的意见一直到今天,还统治着许多人的头脑,正是又奇怪又不奇怪的事。
  我曾经介绍过仁和王曾祥的一则《书梅村集后》。他说:“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王曾祥是厉樊榭、杭堇浦、吴尺凫、赵谷林的熟朋友,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素养,熟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乡里旧闻。他的这些话是不能忽视的。在我看来,怕要比官书里的官话以及梅村自己的有些话都更值得重视。同样的话,陈廷敬所撰梅村的《墓表》中也说起过。作为《墓表》,是经过家属的同意的,不可能是随意的猜测诬陷。
  梅村有一篇《与子璟等疏》,是相当于遗嘱的文字。历数生平经历的重大事件和种种艰危困苦的处境,写得哀恻动人。结尾说:“岁月日更,儿子又小,恐无人识吾前事者,故书其大略,明吾为天下大苦人,俾诸儿知之而已。”
  此疏写于逝世前一月,可以说是他为自己的一生所做的“总结”。话虽如此,其实是写了给天下后世人看的,并不只是留给家属的遗言。在这里梅村回避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复社筹划周延儒再相,其二是他应召出山的真实情况。
  为什么要回避,原因也很清楚。因为这两次都是政治投机,而遭到了同样惨重的失败。要进行政治投机,那就绝不可能是个人的行动。这两次政治活动,所凭借的基本力量是复社,重要的关系人是吴昌时与陈之遴。梅村还写过一篇《复社纪略》,同样也是态度暧昧的,也不曾透露他自己在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发表的当时就引来过计甫草的批评。王曾祥的另一节“书后”说:人臣不幸,运遘阳九,事艰任巨,盖有刺心不足以自明,刎颈不足以称责者。若乃金门诸彦,兰台群英,靡柱石之倚,罔爪牙之托。而燕失故垒,欲傍谁飞;龙去鼎湖,相从不反。非志之易遂、节之易完者欤?梅村当英妙之年,陟清华之地,论所蒙被,可云渥矣。曾无独固,更事圣朝。所作诗文,颇多哀怨。感禾黍于秋风,述沧桑于世变。羁縻煎迫,重有所拂。然而失贞之妇,擗摽故夫;二心之仆,号咷旧主。徒增戮笑,谁为信之!
  嗟呼,孤忠日月,已表层楼;故国衣冠,空怀死友。鲁连蹈海之辞,介子焚山之语,眂其生平,何相戾也。或言梅村老亲在堂,未宜引决。夫求生害仁,匪移孝之旨;见危授命,实教忠之义。苟其不然,隐黄冠于故乡,受缁衣于宿老,身脱维絷,色养晨夕。惜哉,梅村迹乍回而心染也。
  王曾祥这些话,今天看来,可能过于陈腐了。但这也不好责怪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封建文士。在他们看来,民族气节与忠于皇帝原来就是一回事,忠君与爱国也是不能分开的。王曾祥对吴梅村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也是实事求是的。在当时,吴梅村真的想保持自己的“名节”,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他做的是闲官,不为皇帝殉葬也不会受到苛求;去当和尚道士,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许多遗民都已这样做了。重要的关键是梅村的言行不一,所以一切慷慨激昂的正面言辞,在明眼人看来就都成了笑柄。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心染”一点,我觉得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曾祥指出了吴梅村实在是个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物。
  吴梅村是复社党魁张溥的入室弟子,其实两人年龄相差不过七岁,他一开始就是复社有威望的骨干成员,天如门下“十哲”之一。崇祯三年,与张溥、吴昌时同举乡试。四年又得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成为周延儒的得意门生。在复社中的地位声望急遽升高,是五年虎丘大会中的风云人物。张溥与梅村同年成进士,授庶吉士。第二年,就回到家乡,全力经营社事,不再回到北京,把颇有“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到首都,在政治舞台上安下了一只棋子。从此京师掀起的一场场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吴昌时不但参加了,而且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这都与复社和张溥紧密相关。几年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曲折离奇的故事是说不尽的。
  崇祯十二年己卯,梅村转官南京国子监司业。不久黄石斋予杖信至,梅村又冒险援救。这事是写在《与子璟等疏》里的。这时,复社的处境已经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陈子龙《自撰年谱》记,崇祯十年周之夔到北京告密,说张溥等谋反,“则以黄纸大书石斋师及予与彝仲、骏公数人之名,云二张辇金数万,数人者为之囊橐投之东厂。又负书于背,蹩躠行长安街,见贵人舆马过,则举以愬之。……”这是从敌对者眼中看到的梅村与张溥的关系以及他在复社中地位的旁证。负责情报与政治活动的吴昌时从北京向党魁张溥发来了火急的建议,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以张溥为首的决策核心一直都留在江南,梅村正好参预了机密,这从他在《复社纪事》中透露了吴昌时密札的内容可以得到证实:
  吴来之昌时为礼部郎,移书先生(张溥)曰:“虞山(钱谦益)毁不用,(文)湛持相不三月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
  接下来就是周延儒再相与吴昌时一起事败赐死的一幕。梅村在《纪事》中也有所记述。不过拿来与大量野史记事加以比较,可就简单而轻描淡写得多了,最后只以“事具国史”四字了之。梅村不是不知道这一切,不过他不想说,和他在写《鸳湖曲》时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他的《咏拙政园山茶花》。这比起吴昌时一案是更新的,当今皇帝所定的“钦案”,他又哪里敢说、肯说呢?不过他还是留下了山茶花诗和《赠辽左故人》等诗。
  他写下的“生儿真悔作公卿”、“摩挲老眼千行泪,望断寒云冻不开”这样的诗句,是从心底感到绝望以后产生的愧悔,比《贺新郎》里表现的感情真挚得多。他没有责难吴昌时、陈之遴辈政治道德的败坏,只是惋惜他们的政治投机没有幸而成功。
  正常的政治活动与不择手段的投机行为是有原则区别的。只要举出“宜兴(周延儒)再召”的二三内容就可以看出当时复社核心人物采取了怎样的手段。这一切,梅村都是参预了决策,知道其底细,并未表示反对,并在回忆录中加以回避的事实。
  周延儒其实也并非什么“正人君子”,他参预执行过迫害东林、复社的勾当。再次捧他出山,完全是形势的需要而非政治上的契合。参加决策的重要人物有钱谦益。给吴昌时的指示和密札七封是教人熟读以后,割成碎片,藏在败絮中间,混进北京以后再用“蓑衣裱法”连缀成篇,送达权要的(《社事始末》)。活动经费是用招股的办法筹集的,出资者竟包括了阉党骨干分子冯铨、阮大铖。“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方域父)、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烈皇小识》)。据《谈往》记:“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城俟氏两家。”他们对周延儒也提出了一旦复相后就要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的条件。例如阮大铖就提出起用马士英,为自己出山铺平道路。党魁张溥就更为严格,《霜猿集》有诗云: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灯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附注:“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
  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董事长”下达了这样的指令,“总经理”不免要感到极大的为难。矛盾总是要解决的,而且竟很快地解决了。“溥还娄东,一夕暴死”。据一种野史说,还是吴昌时下的毒。《霜猿集》:月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附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孟心史校订补注本)
  这是野史,不过我相信这些故事是不大可能编造出来的。这其实是极好的题材,可供诗人写出一篇出色的七古歌行,但梅村没有写。运用了这样的手法于政治斗争之中,搞“统一战线”,连阉党余孽都包括了进来,称之为政治投机,好像还不足以尽其极致。
  自从开始接触晚明史以来,遇见了大量的野史笔记,真是浩如烟海,读了使人头脑发胀。不过读野史又是有趣的,它往往能在漆黑一团中闪出几道微光,引导人们走向并靠近历史真实。这样的启示在正史官书中是很难找到的。为了读一首诗花掉几个月的时间,也并不一定得不偿失。经过努力,得到的知识、启示与理解,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作品。人们会从中发现作者的才华与聪慧,凑巧还能窥见他们的“狡狯”。诗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会写下一些“谜语”,好像决心不愿人读懂,但我想这也并非他们的本意。
  果真如此,又何必留下文字的痕迹呢?梅村苦心经营写下了“其词甚艳、其旨甚悲”的诗篇,说到底还是希望人们真正理解他的心事,也就是“旨”。
  如果反对寻求“诗旨”,徒赏其“悲”,那与称赞一盏新茶只是“热得好”有什么两样呢?看来这恐怕并不是一种好办法。
  1982年4月20日
  吴梅村《南湖春雨图》
  十七年前因事避地鸳湖,登烟雨楼,呼茗独坐。时方首夏,楼外巨树参天,绿荫如幕,不见日色,即湖光亦不可见。时有白鸟结群而飞,作长唳,益增空寂寥阔之致。瞑坐间偶忆梅村《鸳湖曲》中“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之句,感叹久之。历三百年,景色固依然如昨也。归沪即检《家藏稿》读之,苦不能尽知诗指。靳荣藩注及吴翌凤注,亦只言为吴昌时作,余未详也。乃搜群书,为作《笺证》。
  后无意中得见梅村《南湖春雨图》轴真迹,为之狂喜。此过云楼顾氏物,今在上海博物馆。纸墨明净,焕如新图。尤难得者,梅村于画幅上方手录《鸳湖曲》全诗,行楷端丽,如此长题,殆未易见。字句与通行本间有微异,向余仅能据《家藏稿》与《集览》诸本校字者,今乃更得一作者手写本,是可喜之又一事也。
  梅村能画,但不常作,亦无意以此名世。然此图则极用心,一树一石,皆董法也。如掩去题识,以为董思白合作,必有信之者矣。
  此图所写为吴吏部竹亭无疑,惟亦不必以实景视之。江山平远,烟渚依稀,此皆江南一隅实境。岸上横一短桥,精室二,其后缭以短垣,丛竹茂密。
  更起一小冈,有阁翼然。其制颇丽,有飞檐,有阑槛窗槅,有帷幔,高树蔽之,即此草草点染,亦可见当年昌时园林亭榭之胜。虽时移世换,陵谷变迁,固犹依稀在梅村心目中。更右折,林木中隐见一塔,其后又有殿阁。南湖多塔,此不知何指,竹亭故址,今亦不知其处。祁彪佳《癸未日历》(崇祯十六年)十月初十日记:“从南湖行经烟雨楼及吴来之园,但遥望而已。过陆宣公桥北,观项氏园。……暂泊于三塔湾。”时昌时弃市已两月,彪佳方自北京南归,途过嘉兴也。(按:癸未三月,彪佳疏控昌时,后终奉旨看议,彪佳更与会勘之役。此日行经吴之故园,遥望而已,知当日心情亦甚复杂也。)
  以祁氏经行诸处推之,则竹亭必在南湖之畔,密迩烟雨楼,而位于去三塔寺道上。画幅右侧有冈阜,上有一亭,后亦有竹。或即所谓竹亭。吴氏园为明末叠石名家张南垣所构,上引彪佳日记,其前一日有访南垣于西马桥,晤其子张轶凡记事。祁氏寓山园,即倩轶凡为布置之。画幅右下方有高树双耸,特秀挺,为全图眼目,位置恰在门首泊舟之处,则“旧堤却认门前树”也。
  图中烟峦云树,都含雨意,远山之上,更有重云,极有层次。间用浓墨点染,精神俱出,景物繁复,而不伤壅塞,佳制也。
  梅村于诗后题“右《鸳湖曲》,壬辰三月下浣补此图,吴伟业”。下钤二印,“骏公”(朱文)、“吴伟业印”(白文)。右上方有押角朱文长印“灌隐”,则梅村别号也。按:壬辰为顺治九年,去昌时见法恰十年。而诗云“十年此地扁舟住”,则《鸳湖曲》之撰,亦必在此年(或少前),诗成更补以图,则此处所题者当是初稿,而《家藏稿》则为最后订正之本。
  梅村于顺治九年寓嘉兴万寿宫,撰《绥寇纪略》。第二年癸巳春,禊饮虎丘,九郡人士至者几千人,奉梅村为宗主。同声、慎交两社合盟,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其盛殊不亚于于崇祯五年张西铭虎丘之会。是年九月,即“奉召”入都。士论多窃议之,虽有“实非本愿”之说,亦未能为人所谅,且有“江浙五不肖”之目。然三百年来,论者多倡为“原心略迹”之说,盖既爱赏其才华,复昧于个中委曲,遂生此矛盾之论,苟以当日情隐,钧稽发覆,则不可解者或非终不可解也。
  梅村之“应召”也,出之儿女亲家陈之遴之推挽(乾隆中杭人王茨檐说)。
  之遴固无耻之尤,早事新朝,而得贵显;梅村之出,何必迟之九年?是必有故。弘光覆灭,江南余烬犹有余爇.义师亦彼伏此起,清流正论,尚彰彰在人耳目,此时而出,非颜甲千重如钱牧斋者不办。梅村固尚不至此,且欲姑待以观世变。乃顺治七年,瞿式耜、张同敞死难桂林,南天一脉,岌岌垂绝。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之遴方结党擅权,欲以南人集团排去涿州冯铨徒党,亟欲借梅村文社宗主之声望以为招徕,而梅村亦跃跃欲试,失之于崇祯者安知不收之于顺治?所以毅然而出,更无反顾。孰意入朝未几,之遴即以结交内侍,遣戍辽左,梅村旋亦铩羽南归。其事与崇祯一局,如出一辙。吴昌时、陈之遴亦后先“辉映”。梅村则各赠之一诗,前者有《鸳湖曲》,后者有《拙政园山茶花歌》,事之相类,宁有甚于此者!
  夫然后可以读《鸳湖曲》而探其微意矣。
  梅村之撰《绥寇纪略》,其意殆以朱明实亡于农民之起义,必综其始末,知其教训,以为它日鉴诫。其于此际撰《鸳湖曲》,岂未能忘情于吴来之,抑复社一局之旧梦,徘徊胸臆,未能尽去耳。
  方张溥之居林下也,谋起复周延儒以攫中枢政柄。其居间奔走者,吴昌时也。昌时固复社健者,居铨曹,号“摩登伽女”,有“妖气”之目。已先杀薛国观,更谋起周延儒,集巨赀以为活动之费,每股万金,阮大铖、冯铨、侯恂(方域父)皆“股东”也,手眼通天。其法门为通内、通珰、通厂。通内者结田妃也。尝于江南采“象生花”进之妃,为崇祯帝所知,大不怿,梅村《永和宫词》所谓“私买琼花新样锦”即指此。通珰所以通内,通东厂锦衣卫,则并皇室之特务机构亦操纵随心,然其败亦在此。终致中左门亲鞫,用夹棍,两胫皆绝。不数日斩决旨下。延儒亦赐死。至此复社一局乃全败。
  梅村之论此案也,有二语:“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无一言及昌时恶行,但归之于操纵乏术耳。于此知其“应如”再出,且先之以社盟大会,踵昌时故迹而不悔者,非无故矣。
  梅村尚有《鸳湖感旧》一律,小序云:“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此诗。”疑亦作于壬辰。有句云:“风流顿尽溪山改,富贵何常箫管哀。”亦“人生快乐终安极,年去年来增叹息”意。
  陈之遴《素庵诗抄》末附诗余,有[江城子],题《鸳鸯湖感旧》。其词云:“鸳鸯湖上水如天,泛春船,此留连。急盏哀筝催月下长川。满座贤豪零落尽,屈指算,不多年。重来孤棹拨寒烟,罢调弦,懒匀笺。交割一场春梦与啼鹃。不是甘抛年少乐,才发兴,已萧然。”此词不知作于何年。起句与《鸳湖曲》只异数字,其间必有关涉,感慨亦正同,岂与梅村同游所赋耶?“交割一场春梦”云云,陈、吴对十年前一局之看法也。
  昌时身后,《霜猿集》有记,云:“一棺归葬松陵后,风雨楼中二女思。”
  (注:昌时伏法后,有得其二女,皆绝色。)顺治十一年三月《东华录》录宁完我参折。“昌时女后为陈名夏之子掖臣所包占。”《王录》更详其奸逃执讯,掖臣属上司释放为尼,因而包占。《明诗纪事》辛签录胡山《烟雨楼》诗,有云:“势去朱门惟坠吻,邸封青岸有垂杨。孤儿亡命移名氏,槁葬归魂送夕阳。”则昌时尚有子,避祸亡命,故邸封闭。至清初,此园似仍籍没入官,更无新主。“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犹存老兵坐”,殆是当日实况。
  《家藏稿》作“画阁偷窥老兵怒”,意梅村重游此园,尝拟重登旧游画阁,而上坐老兵,怒不许窥。“燕去妓堂荒蔓合,雨侵铃阁野棠开。停桡却望烟深处,记得当年载酒来。”(《鸳湖感旧》)既不许入而窥园,遂亦只堪于画舫中遥望而已。
  梅村手写《鸳湖曲》,与《家藏稿》校,颇有异字:“草(粘)天”、“千尺(雨)”、“队(摧)”、“云鬟(弟子)”、“曲(榭)西”、“七贵(五侯)”、“玉骢(骄)”、“(待)归桡”、“(成)何用”、“(犹存)老兵(坐)”、“人生(快)乐(终安极),年去年来(增叹息)”(凡有括号处均是异字)。其中有初稿本字,后经改订者,亦有董刻误字者。余每喜取清初旧刻集部单本或总集与后来刊本对校,种种异字,或可知文心之细,或可见避忌之状,……大堪吟味。因跋此图,并记之。癸卯残腊。
  张岱《琅嬛文集》跋
  书友郭石麒向曾以虞山沈氏旧藏书介以归余,颇有佳本。大抵皆爱日精庐张氏、旧山楼赵氏故物。近又以数种来,却少佳册。前又遇之市中,怀中出原单见示。知别有钞本《塔影园集》、《琅嬛文集》,已为范某取去,即嘱其取归。前日过市,见此《琅嬛文集》,系八千卷楼故物,宗子手稿,不禁狂喜。今春,余于“传薪”获宗子《史阙》手稿六帙,尚为待刻之本,剪贴毛订,所用纸与此册全同,写手亦出一人,是同为手迹,可无疑义。《史阙》六帙,出于会稽山中,深藏密锁,凡三百年。此册则不知何时,流入武林,入泉唐丁氏。八千卷楼书散,又未随楼书俱入盋山,流至常熟,有翁同龢观印。今又散入市肆,并归余斋。书缘之美,何可言耶?《北平图书馆目》中有《张子文秕》若干卷,亦称稿本,不知与此书异同何若。他日凤城观书,当一决此疑也。余旧好宗子文,然所获无佳本。今春偶得《史阙》稿本,又得康熙凤嬉堂原刊本《西湖梦寻》,王见大刊巾箱本《梦忆》,今更得此,是所藏可谓富矣。辛卯六月半记。
  右凡五卷。自古乐府至五言律,通得诗三百又五章,宗子手稿本也。尚有散叶,夹于卷中。用黑格纸,与所藏《史阙》手稿六帙,用纸全同,手迹如一,手稿确无可疑。原订一册,止于五言律,疑非全书。归八千卷楼时,即已如是。丁氏亦未甚重之。书面题“集”字,又“别集”、“国朝”字样,皆楼中藏书旧式,末钤“八千卷楼”楷书小朱印,亦不入《善本书志》,惟丁氏全目中有之,杂厕于清初人别集中,只著“钞本”字样,盖不知其为手稿也。卷端亦只“曾藏八千卷楼”一印,皆以通常写本视之之证。丁氏杭人,于乡贤著述,茫昧如此,是不可解。光绪中《琅嬛文集》曾有刻本,有文无诗,只古乐府曾刊入之,所据当是别一钞本。丁氏书光绪中由端午桥购归江南图书馆,由杭州载之江宁,入龙蟠里。名书重器具无恙,惟词曲类及其他零星小册,颇有流失。当是端方幕府中人,择取精本,据为己有;或端午桥以之赠当国大老,皆不可知。此种书余得经眼或入藏者,凡六七种。如清初内府写本《麒麟阁》四册,开花纸精抄。有红色小纸题扮演角色名字于人物表下,曾在安乐堂之书也。又清初竹纸黑格精抄本《曲谱》二函,亦内府写本。又澹生堂抄本《对床夜话》,有祁旷翁手跋及吕晚村、张宗橚藏印。是皆铭心佳品,虽曾得之,然终不能守。又尝见明初黑口本《吕岩集》,为九峰旧庐物,未之收也。又于石麒许得崇祯刻阮大铖三集,原刻精绝,与此册皆有翁常熟观印,颇疑即当日端方持赠瓮相之书。诸书皆曾有传抄之本,流在人间,实为八千卷楼中精骑,余得见而收之,书缘墨福,何可言耶?得此书前六月,于“传薪”得《史阙》稿本六巨帙,用纸与此全同,然皆经剪贴作账簿状,当为宗子手稿长编原式,手迹与此正同。后得道光中刻《史阙》六卷,跋云所据为蝇头细字书,亦不言抄本抑稿本也。宗子著书,明末付刻者未见,《西湖梦寻》刻于康熙末年,余亦收一原刻,板心有“凤嬉堂”三字。张氏子孙家贫,不能刻先人遗稿,《梦寻》之刻,亦赖友人之助。然遗稿颇有传抄副本,其蝇头细字本,当即此类。传世亦非仅一二本。昔日尝于诸家藏目中搜宗子稿本得七八种,皆可踪迹。其原稿之确然无疑者,只此册及《史阙》六册耳。此册中诗之有纪年者,断手于康熙九年;又知宗子当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得年必在七十四岁以上。集中数及《石匮书》撰作事,又方物之咏多至数十章,老饕习性如见。家破之后窘迫种种亦时见之诗中:“舂米”、“担粪”两章所写,最见性情;遗民心事,更处处流露。此集即子孙力能刊刻,亦不敢也。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无与抗手,诗实未佳,然可征故实。《石匮书》有盛名,然实不足与他家私史比肩。此集中有诗及《名山藏》,以为秘册,石匮一书多据之,可知当日所见,亦不广也。余藏此书逾十年,前四年始通读一过,曾撰长跋,后亦迷失。今为补目,聊记一二,多凭记忆,未能详也。时戊申中秋前七日,试尺木堂造研经校史之墨书。
  以上是我写在《琅嬛文集》卷前的两通旧跋。原书竹纸黑格,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单边。以诗体分卷,每卷前有大题,不书卷数。次行属“古剑陶庵张岱著”。卷中校改甚多,有圈点,有评语,出别一人手。又有钩乙删削之迹,书眉有书“选”字“删”字者,有题“诗砾”二字者,这应该是宗子拟编未就的另一诗集或选集的名目。收藏有“曾藏八千卷楼”白文方印,“翁同龢观”朱文长印,“左翁寓目”白文方印。
  这个诗集稿本收“古乐府”、“四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诸体诗,可能是个残本,以下应该还有“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诸体。只有“古乐府”部分曾刻入《琅嬛文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六)》中曾提到的1935 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琅嬛文集》,就是据光绪刻本标点排印的。
  标点者刘大杰。鲁迅指出,在《景清刺》里,“有了难懂的句子”:“……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向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
  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询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询。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鲁迅在这里所批评的乱点古书,自误误人的事例,是极确的。恰巧作者张岱的手稿就在这里,不但有改句,而且有作者自己的圈点、断句,都在证明着鲁迅说得不错。此外,用原稿对照排印本,就还有一些错误。
  “清旦伏铅刀以朝”句,“旦”原稿作“坦”。
  “有顷,默然而前”句,“默”原稿作“■”。
  在叙罢景清被剥皮之后,张岱写道:“械系长安门。上寝梦清环殿追劫之。”标点本在“上”字下断句,也大错了。这样一来,不但将景清的尸体移到了“长安门上”,同时也使我们胡里胡涂,不知道睡觉和做梦的到底是谁。
  “赤其族。掘夷其先冢籍里。”这一句也是莫明其妙的。查原稿,原来漏去一个“其”字。应该是“掘夷其先冢。籍其里”才对。
  此外,还有两处排印本并不错,而新版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却印错了。
  那就是“跃而询”、“立且询”的两个“询”字,都应该是“訽”。“訽”者骂也。原稿里写得清清楚楚。
  由此可见,版本校勘之学还是不可不讲的。粗制滥造的标点书的出现,重要的原因固然是标点者的工作态度与学力都不够理想,底本的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有些原书充满了错简、误漏的句子,标点者即使用尽心机也无能为力,不作任何声明也不加任何标点符号,留下了使读者猜不透的古怪的长句,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尽量做了校勘的努力还不能解决,那就应该注明疑有误漏,使读者明白。
  自从考证学被不分青红皂白加上了“繁琐”的徽号以来,许多人不敢做考证了。版本学就更不必说,好像只是一群“雅人”或“遗老”、“遗少”
  酒足饭饱后所干的无聊营生,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这一切都是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前提,正与不可想象把钢铁联合企业建筑在沙滩上一样。
  关于张宗子的著作,多年来一直留心查考,只是见闻寡陋,只知道有这样一些:
  《四书遇》,不分卷,六册,明山阴张岱撰。明抄稿本。末附寿王白岳诗手稿二纸,有马浮题识。
  《古今义烈传》,八卷,四册,明山阴张岱撰。旧抄本。首有祁彪佳序。
  以上两种见《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按:此书有天启刻本。
  《陶庵梦忆》,八卷,二册。有乾隆五十九年仁和王文诰刻本,大版。
  又有道光王见大(文诰)刻巾箱本,题《梦忆》。
  《琯朗乞巧录》,稿本。(《勤县通志·文献志》著录四明张氏约园藏书)
  《石匮书》,未分卷,八册,稿本。
  《夜航船》,二十卷,观术堂抄本。
  《陶庵对偶故事》,二卷,稿本。
  《琅嬛文集》,不分卷,四册,稿本。与刻本不同。(以上四种见《鄞县通志·文献志》著录朱氏别宥斋藏书)
  《石匮书》,二百二十一卷,五十一册,明张岱撰,抄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善本书目》著录。
  《石匮书后集》,六十三卷,明张岱撰。传抄本。原缺九卷,最后附“别传”阙。见《贩书偶记》。
  《史阙》,十五卷,道光甲申刻。
  《琅嬛文集》,六卷,光绪丁丑刻。
  《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不分卷,乾隆刻。
  《快园道古》,原刻《西湖梦寻》“凡例”中著录。又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三曾摘录九则。
  《西湖梦寻》,五卷,康熙丁酉凤嬉堂刻本。
  《张子文秕》,十八卷,抄稿本。竹纸,黑格。版心上有“《琅嬛文集》卷□”,下有“凤嬉堂”,皆刻版。书眉上有评语,与《梦寻》格式正同。
  大题下三行云:“陶庵张岱著,白岳王雨谦评,雪瓢祁豸佳校。”卷前有“年家社弟曲辕王雨谦撰并书”之序,“同学弟雪瓢祁豸佳撰并书”之《琅嬛文集序》,次目录。半叶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
  《张子诗秕》,五卷,版式同前。前有“庚子夏五潞溪识字田夫雨谦撰”序:“己丑重九日小弟弘顿首题”序:“甲午八月望日陶庵老人张岱书于快园之渴旦庐”自序。
  《文秕》、《诗秕》诸序后皆有撰者朱印。此书为平妖堂旧藏,有“鄞马廉字隅卿所藏图书”朱文长印。
  以上根据手头保存的笔记少加整理,粗陋在所不免。诸书只记抄稿及最早刻本。凡展转重印之本都未记录,但其中也有重要的本子,如《陶庵梦忆》有1927 年北平朴社的重刊本,俞平伯校点。这是近代流行最广的一个本子,许多人是通过它开始接触《梦忆》的。
  张岱是出现于明末清初那个时代里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作者。在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中,他既有遗民的共性,也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他的散文写得好,在晚明诸家中是非常突出、有着自己风格的作者。他有非常敏锐的感觉,观察事物也有自己特有的方法。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明显的近代气息。他的生平、身世、遭遇是形成这种特色的根据,我觉得很有加以研究的必要。通过研究,将使我们对那个时代及文学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1981年1月7日
  张岱的《史阙》
  张宗子的遗著,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印出了三种:《四书遇》、《快园道古》、《夜航船》。它们分别是读书札记、掌故杂说和类书,代表了张岱著述的三个方面。张岱的创作,严格说来只有一种,那就是《梦忆》。其余都带有读书札记的性质。他是明末人,自然受时代的影响,编著了不少流行一时的类书和小品,而其中又大多是与史部有牵连的,可以看做一种突出的特色。
  张岱还有一种著作——《史阙》,也是性质相近的史抄。我所见的是稿本。这书曾有道光刻十五卷本,曾与原稿少加比勘,并无多大差异,只不过原书不分卷,分订六帙而已。原稿竹纸黑格,半叶八行,白口单边。笔迹用纸都与《琅嬛文集》无异。卷中还保存着剪贴的痕迹,可以推知,作者开始时是见书即抄,积累了大量的长编素材,最后才编纂粘接成书的。经过三百多年,有些地方已经脱粘,幸亏由装池高手一一补缀,得以保持原状,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卷首有大字序四页,序末题“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撰”,下铃“张岱之印”、“天孙”二印,俱白文。每卷首大题下属“古剑陶庵张岱岱”。
  张岱在序中首先提出“春秋书夏五阙文”的问题,认为从阙文中求得完整的历史真相不是不可能的。又举唐太宗玄武门事加以申明:由唐言之,六月四日,语多隐微,月食而不匿也。食而匿,则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则更之道存。不匿,则人得而指之。……使太宗异日而悔焉,则更之道也;太宗不自悔而使后人知鉴焉,亦更之道也。此史之所以重且要也。虽然,玄武门事,应匿者也,此而不匿,更无可匿者矣。
  他看出了史书中存在着许多缺而不完的事实,但又发现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可能求得历史的真相,于是发愿写这部《史阙》。他在序文中接下去说: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今古,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
  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
  从这里的叙述,可以看出张岱是历史学家,但更重要的是文学家。他对历史著作的要求不只是真,而且要美,而终极的目的还是高度的历史真实。所谓“生动”、“活现”,都是构成真实的不可少的要素。他是懂得运用细节的真实求得整体的真实的道理的。他接下去又举了一个例子:又尝读唐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徵,备极形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阙而四字不阙也。读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则书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阙哉。
  张岱作此书的理想不为不高,他不收正史,专取杂书,这中间就有野史、笔记,……但一个大缺点是不记出处。这是明人著作的通病,也不好专怪张岱。全书从《三皇五帝纪》起,《元史》止,包括了明代以前的全部通史。
  由于史料的限制和作者的好尚,其中分量比例是存在着轻重失调的缺点的。
  例如,他对曹操、隋炀帝都大有兴趣,摘取逸事独多。这当然是因为有关的别史、野记特别丰富,也因为这是符合他的撰作思想的缘故。他尽情地运用了传说故事来点出人物的性格。不过这样做也包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别史、野记的真实性的问题。张岱对此恐怕是缺乏必要的警惕性的。他在《蜀汉志》中就说:
  昭烈之继汉,非特名义而已,实炎祚之正统也。按《异苑》,蜀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盛,则赫炽;桓灵之际,火势渐微。孔明一窥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烛投而灭。其年并于魏,此亦一征也。
  在这里不但表现了他尊蜀汉为正统的偏见,更显示了他对谶纬、果报、怪异的特别爱好,全书中摘录这类纪事很不少,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大病。
  他在记关羽的事迹时称之为“关公”而不名,显然更是受了演义、戏文的影响,破坏了全书的体例了。他在记下汉武帝时东都献五寸短人,原来是王母使者巨灵的神话传说以后,加了很长一段按语,列举“古人以博物名者”,其中就有不少荒唐无稽的事物。结论是:“古人博物,实有此一种学问。余谓秦火之后,无论其书不传,即有传者,如周公《尔雅》、伯益《山海经》,有能多识其鸟兽草木之名者,谁耶?”他看重博物,自然不错,但分不清神话传说和事实的区别,就只能给他带来大量的胡涂观念,这也是过去的作者的一种通病,在张岱也未能幸免而已。
  在《秦纪》的结尾,张岱也有一段议论:秦灭六国而自王,秦乃为吕,六国未灭,嬴氏先亡。……唐太宗歼建成、元吉,天遂生武氏,诛太宗子孙略尽。……天数之默定,乃人之业报取之;数定于天,实招之自人也。
  这是毫无掩饰的历史宿命论与果报观,不能说不是张岱身上最严重的局限。
  不过他也有说得好的地方。如他记秦焚书后,诸儒多谤怨,结果都拜为郎,共七百人。“乃密命冬月种瓜于铏谷中温处。瓜有实,诏下博土诸生说之。
  人人各异。乃命就视之,先为伏机。诸生各相难不能决,因发机填之以土”。
  固然已经将儒生的性格、习气写得维妙维肖了。接下去还有一节按语,则是提出了长久以来人们无从解释问题的答案,而且是言之成理的:昔人云,坑法不传。盖咸阳伊洛间多山谷,一入数十里,皆峭壁悬崖,陡绝不能上。
  以丸泥塞谷口,则数万之生灵,俱束手就毙矣。今视秦政之坑儒,乃知白起、项羽之坑降卒多至四十万者,其坑法的的如此。
  张岱确信这是一种确实的解释,看来也许正是如此。
  张岱记下了唐太宗命萧翼赚《兰亭》的故事。这是他在序文中曾经说到的:“余读唐野史,太宗好王右军书,出奇吊诡。如萧翼赚《兰亭》一事,史反不之载焉。岂以此事为不佳,故为尊者讳乎?”其他如牛仙客与古押衙的故事,也是从唐人小说中转录的。《史阙》的另一特点是记录历代故事之含有特殊意趣的,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思索,在体例上就像一部放大了的《世说新语》。如在北宋卷中记杨朴事:真宗祀汾阴,过郑,召朴欲官之,问卿来有以诗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谬云无有,惟臣妻一篇。使诵之,曰:“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帝大笑,赐束帛遣还。
  不几叶后就又记苏轼事:
  苏东坡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出门者皆哭,无以语之,顾王夫人曰:“独不能如杨朴处士妻作诗送我乎?”王夫人不觉失笑。
  短短两节,就将当时以文字罪人的风气生动地写出来了。
  又记王安石故事云: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常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贮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贮如许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这个故事是讥讽新法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努力,和改革保守两种思想的矛盾,不是没有意义的。
  张岱在撰辑《史阙》时,自然也不免流露出他的遗民心事。在《唐纪》中记李光弼事一节后,张岱的案语说:李光弼将战,纳刀于靴曰:“战,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捷,便当自刭。”光弼名将也,不时将身首置刀俎上,此其所以为名将乎?今之大将,身在战场,先将此头安顿在家,是以非败即逃。正须朝廷执刀临之,代渠纳靴中耳。
  这自然是针对晚明诸将而发的谴责之词。
  在南宋卷内又有谈《清明上河图》一节: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若在汴京,末必作此。乃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谓忠简请回銮表可也。
  这短短的一节话,可以看做《梦忆》、《梦寻》的跋语,张宗子也是在国破家亡之后,才来追忆记述往昔的,难怪他对张择端的画怀有别样的感情。在六册《史阙》中,可以发挥故国之思的地方本来不少,如记文天祥、谢枋得事,又元浮屠杨总统发掘南宋诸陵事,都用了颇多的篇幅,但直接发表恢复故国的思想处则不多,总没有比上引两节更为显露的了。
  1987年10月29日
  关于祁承■——读《澹生堂文集》
  中国历代藏书家,总数到底有多少,至今也没有详细的统计。叶昌炽是最早做研究统计工作的人。他的《藏书纪事诗》也是一部开山之作。不过这书是以诗为主的,关于具体的个人,材料并不丰富,只不过是简略的小传和一些零碎的资料,对读者的帮助不大。继起而作藏书家事略的也有一些,但总摆脱不掉同样的缺点。大抵藏书家并非同时也是名人,也不一定都有自己的著作,传状资料也稀少,这些都造成了困难。
  明代晚期浙江著名藏书家祁承,是留下了不少书面材料,使我们有可能对他进行较深入了解的一个例外。澹生堂的藏书,清初就散佚了。但今天我们还能接触到一些仅存的遗物,特别是他家的抄本书,还有那有名的藏书印记,看了都使人感到亲切。他的著作,在清代都是禁书,所以流传极少,但到底并不曾断种。他的传状,由范允临等手写的,现在也还在。他的手写、手跋本也多少还留下了几种。他的家书手迹更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珍贵的遗墨。这些遗藏的一部分原来是祁家深藏密锁了几百年的东西,直到解放之初才陆续流散出来。崇祯刻本《澹生堂文集》就是其中之一。
  原集大约刻于崇祯中叶。刻成不久就遇到了甲申国变,所以流传很少。
  过去只在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初集中有过著录。那是陶湘的藏书,后来展转归北平图书馆,现在台湾。书前有陈继儒、范允临两篇大字序,范序做于崇祯六年(1633 年),可以约略推定刻成时代。接下去是十篇旧序,都是为承生前著作单行刻本而作的。作者有梅鼎祚、冯时可、邹迪光、姚希孟、杨嗣昌等,都是晚明有名的作者。这些单刻小集今天也大多亡佚了,只能从这些旧序中知道那些名目。《文集》是合编重订本。计诗、序跋、奏疏、记、读书志、传志、杂著、尺牍、吏牍等,共二十一卷。
  与这部《文集》同时流出的还有《澹生堂诗文钞》稿本四册,是祁家后辈从《文集》中精选写成的,待刻而终未刻。对比之下,可以知道《诗文钞》即据《文集》抄出,被删落的大都是有干时忌的处所。在选抄过程中还对《文集》动了手术,将“奴、虏”字样都一一用浓墨涂去了,因此可以断定《诗文钞》写成的时代是清初,而在国变家难之余,祁氏子孙仍念念不忘想使先人遗著流传下来,又为了安全,涂去了触眼的忌讳,但并不销毁,一直秘密保藏着,即使经过乾隆禁书那样的大风波,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藏书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叶。
  全书涂乙最多的是十七、十八两卷尺牍。有的篇章几乎是满眼墨丁。现在引一首《上赵明宇高莹塘书》作例:
  窃计中国之制夷狄,不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其来,此为寻常言也。若今日则直须有以制其来,而战之胜不胜,守之坚不坚,又为第二着矣。何者?职见人心摇摇,略无固志,若一闻虏骑渡河,都门不知作何景状。故今日惟在海上多方出师,以扰其巢穴,老酋如恋栈之马,或未敢一意西向。所以海上之师,惟频益妙,正所谓胜固可欣,败亦可喜者也。前台臺防边八议,固以及此。职之惓惓一念,敢以附于临岐之献。
  承在这里提出了对东事的见解。像这样的尺牍颇不少,但都不选入《诗文钞》中,那道理是不言而喻的。篇中“中国”、“夷狄”、“虏骑”、“老酋”等字样都涂去了。在其他诸篇中涂去的还有“建酋”、“辽左”、“四卫”、“奴酋”等字样,甚至连叙述战事的词句也一并涂去。直到今天,我们仿佛依然可以摸到祁氏子孙翻阅先人遗著时惴惴的心。
  祁承一直在宁国、长洲、吉安、宿州、磁州等地做地方官,在南京兵部车驾司职方司任职,平生精力大部分耗于吏治,这在两卷《吏牍》中可以见其大略。不过他到底是一个爱书的人,在藏书上花费的精力尤多。卷十四为《读书志》一卷,其中的《藏书训约》、《训略》,缪荃孙已经刻入《藕香零拾》中。这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家居时所作,是检阅藏书、分别部居以后写下的有关藏书总结性的文字。其中《整书例略》部分,是有关图书分类的论文。他提出的收书要点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
  举自己收书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又罗列古今藏书家的故事激励子弟。这一卷《读书志》可以算得是系统论及藏书的开山之作,给予后来者的影响是大的。
  只清初藏书家孙从添的《藏书纪要》约略可以相比。他当然逃不掉“子孙世守”的老思想,声明在他自己生时,要每月增添藏书的种类,对子孙则只要求每年增加若干种。还详细规定了藏书楼的规则,但他似乎也感到无论如何细心规画,藏书是否能守而勿失也还是个未知数。他说:“至竭力以守,而有非尔辈之所能守者,夫固有数存乎其间矣。”他所说的“数”自然是唯心的,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知的事物。没有多久,甲申国变,祁家随之破家,藏书自然也不可问了。其实世变的发生与发展,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早已多次涉及,只是没有料到来得如此急速而已。
  祁承说他自己特别看重的是史书,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藏书思想。在以尊经为主的时代,是一种难得的卓识,也可以说是浙东学派的一种特色。他回忆少年时的故事:“然性尤喜史书,生欲得一全史,为力甚艰。偶闻华容魏学博有《金史隐括》颇悉,郭相奎使君以活板模行于武林者百许部,一时竞取殆尽。遂亟渡钱塘购得其一,惊喜异常,不啻贫儿骤富矣。”这是很有趣的故事,同时又可以知道明末在杭州是有活字板的,至于这部全史的名目则已不可知。当日活板印书大抵一次只刷印一百部左右,随即拆板,这是活字本特别罕见的一个重要原因。
  祁承很早就有著述的志向,也大抵是属于史部的居多。在南京时有《致管席之》一书。略云:白下山川自佳丽,寒暑自寂寞,惟堪闭门读书,自快蠹鱼之癖。日来喜阅古人嘉言懿行,意欲自三代至国朝,将名哲品格之可采者,辑为《古今范》,勒成一书,藏之名山,吾意足矣。但业须遍索之正史稗史之间,偶于记闻得数种,皆此中藏书家所绝无者。或宅上邺架中一检,不妨借阅。录竟即专人函璧。
  为了著书而向人借书,借得以后即抄成副本,澹生堂的抄本书,就是这样陆续积累,终于成为巨观的。
  他在《与郭青螺书》中,又劝他为吉安一郡编文献志,建议:“采之豫章全书中,已十得其六七;若文,则采辑名公之著作,亦易事也。……所以文献一书,关系不浅,望老公祖慨然力任之。一应笔札刊刻之资,则郡吏事也。”明人任地方官,多喜编刻有关地方史志类书,其中有不少是所谓“书帕本”,是附庸风雅的草率之作,但也有谨严的撰著,无论如何,总是为地方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不是毫无意义的事。在这信的后半,他又提出了借书的请求:
  某表彰前哲之意,颇亦不敢自后于人。即书架中所收者,乃古人之蠹简残篇,无不珍重藏之。……今所收古人稗官野史之类,颇不下千种,至于记载朝政之书,更不易得,凡老公祖邺架所藏,如宋元人之文集,除耳目常见之外,或前代与国朝记载及小史之类,俱烦命掌记者录一目见示。如向所未曾经目,则当借抄。在宋朝如刘须溪诸公,皆贵乡人,其遗集定有副本也。外一单皆贵乡前辈名公也,其集有存于其子孙者,并一查示之。
  大约他每移一地任职,总是要搜访遗书,借抄收藏。这是澹生堂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河南的日子抄得的最多也最重要。这些情况在他的家书中也有所反映。在《与黄寓庸》书中又劝他作表彰地方前辈的工作,江右名家如周益公、刘须溪、杨诚斋、洪景庐、刘贡父、刘原父,“著作不下数百种,今海内尽已失传。兄可加意访求,即以其人,刻之其郡”。在同书中又提到他自己纂辑的一部重要著作:
  浙中辑著作考,虽古人之遗书十不存其一二,而使后人尚识其著作之名目,犹有存羊之意也。合十一郡中大约有八十余卷。此书于世道无所关系,而于吾乡亦有小生色。
  这部《两浙古今著述考》的稿本,是他在万历戊午半年中所编成的。澹生堂蓝格写本,也是祁家世守先世遗书之一。
  在《与徐季鹰》一书中,他又进一步提出纠合同志,共搜遗书的倡议:弟以半生食字鱼,改作牛马走。驽步屡顿,钝退同于六鹢,仅此蠹鱼之癖,日老日肥。踜踜焉访求异书,搜辑残编者,二十年如一日也。然苦于僻居海滨,闻见有限。必须相结同志者五六人,各相物色,而又定之以互易之法,开之以借录之门,严匿书之条,峻稽延之罚。奇书秘本,不踵而集。……弟知兄台有此同好,不识可收弟于臭味之末否?
  感到个人的力量究竟有限,自然不免想到要联合起来共做收集的工作。这是图书馆思想的早期萌芽,虽然粗略,也没有脱出个人收藏的局限,但到底是可贵的初步设想。
  《文集》卷十八有《与潘昭度》一书,长达千言,是论藏书的重要文献,可以看作《读书志》的提要。其中说:“大约觅书如觅古董,必须先具赏鉴,乃可称收藏家。若只云漫尔收藏,则箧中十九皆赝物矣,虽多奚为。”他主张以《文献通考》和《艺文志》所载者为第一格,著述中又应以表章九经者为第一格,“次之则记载前代治乱得失事,再次之则考证古今闻见所未及事”。
  对诗文集则评价不高,但说汉、唐、宋、元人集亦应珍重:“故弟于文集中,凡宋元人遗稿,倘得寓目,亦无不抄录而存之。盖文集一事,若如今人所刻,即以大地为书架,亦无可安顿处。惟听宇宙之所自为消磨,则经几百年而不消磨者,自有一段精彩,不可埋没者也。”这里所说的自然淘汰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规律。人们常说书籍有水、火、兵、虫等灾难,其实历史地看,这还不算是严重的祸患。推而广之,就连“文革”中的毁灭文物也不是最致命的症候。读者的鉴别、筛选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坏书、不够格的低劣作品往往逃不过无情的抛弃,要不然真是以大地为书架也将容纳不下了。相反,好书、好作品的生命则是长久的,即使遭遇怎样的厄运,终于还是保存下来,因为它们得到了读者、不是一代而是多少代读者的批准和保护。
  在《与潘昭度》信中还提到搜求会试录事:“我朝会试、廷试二录,自开科至今,其板俱存礼部。此昭代大典,藏书家不可不存。知兄亦须办此,并为弟刷印一部,但一科不可使缺。所刷者即留之都门,弟自差人来领,至嘱。”登科录是原始的历史资料,不过不为一般藏书家所重视。在这里可以看出祁承的眼光识见。同一时代以收藏登科录著名的还有宁波范氏的天一阁,至今还大量地保存着,比澹生堂要幸运得多了。这种登科录,并非一本本零碎收集,而是整套地从礼部刷印得来的。
  祁承还打算修河北三郡的地方志,请阮太冲主持编辑:“不佞欲合河北三郡为一志,名为《河朔外史》,而体裁不同于郡乘。”(《与竹居宗正》)在《与陶公望书》中更详述自己著述的计划,是重要的史料:弟今老矣,……惟好裒辑古人之遗书,表章前哲之遗范。……故如《绍兴文献志》、《两浙先辈盛德录》、《越中隐佚考》之类,皆有志而未能者也。如《世苑》、如《友鉴》、如《前贤大事案》之类,皆已辑而未就者也。惟自通籍二十余年来,回环郡邑之间,曾辑有古今守令之事,足为后人取法,名曰《牧津》五十卷,分为三十类,于弥变安民化导肃法之事,颇为详尽,此书或于世有小补乎。至于两浙著作之考,为卷亦六十有四,于吾乡前辈之著述,无不备载其名目,第尚恐有遗于耳目闻见之外。此二书者虽已成卷,然更当请裁于兄者也。
  从这些已成未成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著述旨趣,也还是着重史的因素为多。特别重视的是地方史乘,这与他在《读书志》中所说是一致的。
  《澹生堂文集》的前六卷是诗,如细细排比,可以得到不少传状的资料。
  不过就诗论诗,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文集》中最别致也最有趣的是收于卷十二、十三的几种日记:《数马记》、《出白门历》、《江行历》、《归航录》、《戊午历》、《己未历》。其中有的是南北行旅的记事,也有家居琐记。这中间说到访书的很不少,很可以看出他毕生收书的情况。现在从后面四种日记中择录几条,可以约略看到大致的面貌:七日。密云不雨。早至姚江,市书七种。内有于文定公《读史漫录》,大有识力。
  《乔庄简集》,亦简令有体,舟中读之甚畅。午后雨甚。(万历四十六年正月)十日。风雪俱狂。舟泊四明邮亭,推篷四望,大雪弥漫无际,欲觅友人作白战不可得。呵雪水研墨作诗,复检甬东所市书二十余种。内有熊仁叔《象旨决录》,此我朝解经第一手,觅之数年,如渴得饮,急取读之。时雪从篷隙入,遍满几席间。余以一毯褥拥身,都忘风雪。因跋为《辟寒编》。(万历四十六年正月)
  二十二日。有贾人持蠹余残书来,市得三十余种。内有陈植《木钟台》,此宋人解经史语也,颇类王伯厚《困学纪闻》,不免作头巾气耳。他如杨铁崖《史义拾遗》及新刻张献公《曲江集》,皆佳本也。(同上,二月)
  十五日。得范元辰年兄寄示《天一阁书目》,并见贻司马文正公《稽古录》。此书大约与吕成公《大事纪》相类,晦翁独称其简要有体,恐亦公编摩《通鉴》后所成也。(同上,四月)
  这是见于纪录的《天一阁书目》的最早本,也即著录于《澹生堂书目》中的一本,可惜已不可见了。四明范汝梓,是天一阁后人,曾为承《初集》撰序。
  二十一日。贺新郡公张泰符公祖。是日闻奴酋突发,抚顺失事,大帅与全军俱没,辽事几不可为,为之堕箸。余自园居以来,终岁不阅除书邸报,至是亟索近报,不胜藿食之忧,取古人应卒制夷之略,为作《辽事案》。(闰四月)
  士大夫居乡,但仍不能不关心国事。不过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故书中寻找有关文献,加以纂辑论述而已。晚明这类著作颇有一些,虽多不免空疏之病,但究竟是时代风云的反映,禁毁之余,都是值得珍重的。
  初九日。晒书毕。数日来余躬率平头奴三四人,刷蠹理朽,挥汗插架。由朝及暮,瞬息不停,真所谓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同上,六月)
  过书肆觅书,得十六种。内如宋人《方秋崖集》,极佳。又抄本《越峤书》,载交南古今事甚悉,得之欲舞。(八月)
  十五日。与郑孔肩坐湖中小艇快谈极畅。是日同过黄贞父寓林,树老石奇,是湖中第一境。沿堤至西泠,复至孤山。又携手过葛岭。阅闵氏朱刻书四种,精工之极。此简编中清玩也,孔肩欢呼为书妖。天色已暮,始从钱塘门归寓。至寓则居停主人已治具集儿辈待月矣。至漏下二鼓乃罢。(八月)
  这是游杭的日记。闵氏朱墨套印本书,过去一般不为藏书家所重,以为不过是给儿童阅读的坊本。但在祁承看来,则是精工之至的雕板书,大加称赏。这也可以算是藏书佳话吧。
  1987年10月23日
  山阴祁氏家难始末——《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后记
  在距今三百十年以前,明崇祯甲申以后一年,南明弘光的小朝廷抵制不住南下的清军,金陵陷落了。福王北去,潞王监国,江南一隅陷入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吴越一带的人民,纷纷起来组织义师,向侵略者进行反击。特别在浙东,明遗民的活动就来得更为频繁而有力。这之间,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士大夫的倡导与鼓动,是有着一定的意义的。
  清军的统帅索罗(又称贝勒)在渡江以后,就进行收买、利用明朝旧臣的活动。想借他们的声望来收拾残局,巩固清朝的统治。有不少人就在这种局面下出来做了“贰臣”,尽了替异族统治者铺平道路的作用。人民对这些人是仇恨、鄙视的。相反,对另外一些坚贞不屈的人则表示了最大的敬意,始终尊重、纪念着他们,把他们当做民族斗争的旗帜。
  甲申、乙酉以还,在浙东一隅就出现了不少出色的人物。像张苍水就是毕生坚持了斗争,一直战斗到死的;另一些人则拒绝了清军的聘请,用自杀的方式表示了自己对明朝的忠诚,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对民族的忠诚。山阴祁彪佳就是殉节明臣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隆武在福建,追祭他和刘念台(宗周),予谥“忠敏”;鲁王监国以后,赠谥“忠毅”;就连异族统治者也不能不顾及人民的意愿,对他进行了并非出自本心的表扬,乾隆中给了他一个专谥“忠惠”。这是后来有许多分歧称谥的原因。就连究心晚明史籍,想替彪佳重编造集的傅节子,也还称他为祁忠惠公。这不用说是极不妥当的。他用死拒绝了敌人的征聘,却不料在身后却被迫接受了清朝的封赠,自己则完全失去了抗议的资格,真是比鲁迅先生所说“与其被混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的手里”更为严重的悲剧。
  祁彪佳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号世培,是明代山阴名藏书家祁承的儿子。生于万历三十年壬寅,十七岁中了举人,二十一岁成进士。以后在福建做过推官,在北京做过御史,在苏松做过巡按。在明朝覆亡以前不久又到了北京,参加了当时最激烈的政争,冒了极大的危险疏参吴昌时。北都倾覆的时候他正好在南方,就又参加了南都拥立的大计。又在危难之中重新抚按江南一带。弘光乙酉卸职家居。南京为清军攻陷,他在家乡和友人计划恢复的大计。黄石斋向潞王建议,让他出来做苏松总督,组织对清军的抵抗。还没有来得及上任,北骑即已掩至。家人朋友都劝他到杭州去见清军的统帅贝勒,保全一家的生命财产,可是他自己不肯。在经过两天的思想斗争以后,终于在乙酉闰六月初六日五鼓,自沉于寓山花园的池水中了。临命以前手写遗书,词句安详而立场(民族立场)坚定,安排后事,劝导家人都入情入理,实在是值得佩服的①②。
  他死后不到一月,东江就起兵了。他的弟弟、儿子都参加了抗敌的斗争③④。对殉国遗臣特赐祭葬⑤。这些抗争虽然都被清军镇压了下去,可是并不曾彻底扑灭了仇恨的火种。山阴梅市祁家成了大批志在恢复故国的人们的逋逃薮。他们不但在浙东一带策动起义,而且和海外的义师也有着连系。这中间就有彪佳生前极为赏识的慈溪人魏耕,成了祁班孙极好的朋友⑥⑦。
  祁理孙字奕庆,祁班孙字奕喜,是彪佳的两个儿子。因为大排行的关系,被称为祁五、祁六两公子。父亲的殉国激起了他们为君父复仇的激情,和魏耕一起计划恢复的大计。活动失败了,不听长辈的劝告,依旧坚持下去,毁家纾难,毫不吝惜地呈献出了家族的财产。他们对异族统治者的一切措施,都抱着反对的态度,不承认新朝的正朔,不参加新朝的考试,认为这也是一种抵抗的方式。对不顾名节热心利禄、死抱着时文不放的知识分子,是深恶而痛绝的⑧。
  到了康熙壬寅、癸卯之间,祁氏终于被叛徒出卖遭到了破家的惨祸。详细的经过今天已经不能知道,只在全谢山的集子里还保存了大略的记载⑨。
  祁氏姻戚杭州小山堂赵氏也有过一些记述⑩(11)(12)。那结果是极为悲惨的。
  班孙被遣戍辽左,哥哥理孙纳了贿,得被放免,家里也完全破产了(13)。
  由于当时“禁网尚疏”,班孙在康熙丁未逃回江南,却不敢回家,在吴之尧峰祝发出家。后来又主持毘陵的马鞍山寺,称呪林明大师。还不时与哥哥家族往返,不过这也只能在极秘密的方式下进行。因为家破虽已数年,但流言到底也还不少的缘故(14)(15)(16)。
  祁家是有名的藏书旧家。澹生堂的藏书,在明代的浙江是和会稽钮氏世学楼、四明范氏天一阁齐名的。祁彪佳生前又做了不少增益,祁理孙也是喜欢藏书的,祁家三世藏书的数量和范围,都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藏家的。
  乙酉乱后,祁家的藏书先搬到了化鹿寺(17)。直到康熙丙午之前,还没有大批的散佚,不过祁理孙因为佞佛的关系,晚年不大注重,书籍零碎地被沙门赚去了不少(18)。大批的流散,是始于黄梨洲和吕晚村的大担捆载、论秤而出的那一次(19)(20)。甚至为此还引起了黄、吕的争执,成为清初儒林的一段有名的公案(21)。吕、黄两位是道学家,所注重的大抵是经部和子部儒家之类的书,后来朱竹垞又到山里去看了一次劫余的藏书,就发现了为黄、吕所不取的元明以来传奇八百余部。这是我们所知有史以来私人收藏中最大的一个曲藏(22)。
  祁承《澹生堂书目》十二著录戏曲只有《古今杂剧》二十册,《名家杂剧》十六册,可是在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目录》里却著录了“《名剧汇》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种,有详目);《杂剧》十四本(无目);未订杂剧二帙(无目);抄本《杂剧》十二本(无目)”(据郑振铎先生引文)。这虽然赶不上朱竹垞所见的八百余部之多,到底也比祁承的收藏多了不知道多少倍了。这些新增的曲本,可以断定都是祁彪佳历年买进的。
  祁彪佳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不是偶然的事。
  他出生在一个有浓重文学艺术气氛的官僚地主的大家庭里。父亲是爱书如性命的藏书家,妻子儿女都喜欢作诗,对文学有着非凡的爱好(23)。从兄祁止祥更是一个有天才的艺术家,特别精于戏曲(24)。中表张宗子也是讲究演戏的。彪佳自己更喜欢看戏,平时所看的戏,都详细记在《日记》里(25)。他的弟兄中间,祁麟佳作有《太宝山房四剧》(《救精忠》、《红粉禅》、《庆长生》、《错转轮》),祁豸佳作有《眉头眼角》、《玉犀记》,祁骏佳作有《鸳鸯锦》。彪佳本人也作有《全节记》、《玉节记》(26)(27),和一些散曲。他不但喜欢看戏、作曲,而且历年还大批搜购曲本,在北京时曾经计划收买徐迎庆家藏的一批词曲。在苏州的时候,又和当时俗文学的大作家冯梦龙来往,访求当地曲家的著作(28)。历年收集,收藏了大批的戏曲作品(29)。
  朱竹垞在云门山寺里看到的,一定就是彪佳的曲藏。
  这一批曲藏的散失,是极可惜的。可是彪佳的两本稿本《远山堂明曲品明剧品》却保留下来了,它替这个曲藏保留了一个粗略的面目。两品所著录剧曲,共六百七十七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现,拿来和明代的吕天成、清中叶的姚梅伯和近人王静安的著录比较一下,保留了未经著录的剧曲达三百七十六种。《也是园旧藏古今元明杂剧》的发现,为元明杂剧(主要是元人)增添了一百三十五种孤本,那么《远山堂曲品剧品》的发现,就为明人剧曲增添了更多的著录,虽然那原本大抵是失传了的。
  祁氏《曲品》编录的方法和精神,都见《凡例》中。值得注意的,有这么几点:
  他是很有文学素养的人,特别看重俗文学作品。这不只说明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著作,更足以说明他能够保留当时不为人重,因而作品散佚的俗文学作者的大量作品著录的原因。同时,他不但自己能够度曲,对曲律有很高的素养,更因为家里就有着演员,自己是也能导演的。所以他的批评,就不只是站在作家的立场上,而且也是站在导演和演员的立场上的。
  其次,他的著录尺度,要比吕天成宽得多,只要是少有可取,就不肯埋没作者的劳绩,这就保证了著录出色的丰富。
  剧曲作者,在旧时代是一向不受重视的。在这两本著录里,却多少保留了撰人姓氏和一些零星的记事,这在我们也都是值得珍重的史料。
  《剧品》是清录稿本,《曲品》则经过作者蓝笔墨笔两三次修改。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戏被作者抽去,又安排在另外的地方,虽然同在一品之中,次序先后也是几费斟酌的。这就完全可以说明作者选择品骘态度的严肃。
  我开始看到明山阴祁氏澹生堂遗书是1951 年冬天的事。
  有一天,一位旧书估人告诉我说,在杭州看到一部不全的澹生堂抄本书,价钱很贵,问我可要看看?我就请他把样本寄来。过了一个星期,书果然寄来了,是远山堂黑格抄本的尺牍底册,当时并没有重视,还了一个价钱,就把书寄回去了。
  第二年的春天,还是那个旧书估人又来告诉我说,几月前所看到的抄本,现在还在杭州。那是杭州旧书业联营组织从绍兴买来的。绍兴的书商则是直接从梅市祁家论斤秤出的,的确是澹生堂的藏书。书不只一部,目前因为营业不好,那个联营组织要拆伙了,希望能把这批书卖掉,价钱则可以商量云云。
  同时他还带来了一部活字本的《祁忠敏公日记》,翻开后面的《祁氏遗书记》来给我看。原来远山堂就是祁彪佳的寓山堂名,而那些尺牍底册也都记载在那里。这下子引起了我很浓厚的兴趣,就陆续买了一些。这里面有“聊尔编”格子的写本《易测》和《老子全抄》,是祁承的手批阅本。有祁骏佳手订的《重编澹生堂文集》八卷底本,和一些别的残本。
  从这时开始,澹生堂遗书就开始在上海大量出现了。绍兴的书商也直接陆续把书运到了上海。这时期曾经出现了澹生堂旧藏的万历以后的《乡试录》若干册,明刻精图的戏曲总集《柳枝集》、《酹江集》等,我却没有机会看到。原因是这些书很容易脱手,一般人都肯定它是善本的原故。
  这个时期我所见到的是一些不大为人所知的祁氏藏书,如万历本的《指月录》是祁理孙(奕庆)的手批本;祁骏佳的《禅悦合集》残稿等,我也都陆续留下了。
  同时,旧书估人也到绍兴去买书,回来以后就通知我去看书。我则往往每次都几乎全部买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估人的顾虑,不致把认为“无用之物”的书册送进还魂纸厂。这样买来的书,自然祁氏藏本所占的份量是很少的,而且也包含了大量的普通书和残本。但是这中间也往往有一二好书,如祁承手批的《通鉴前编》,祁班孙(奕喜)手批的《唐宋文抄》,残本《吴越诗选》(魏耕、朱士稚、钱缵曾选,顺治中冠山堂刻),后者包含了大量的明清易代之际诗人的作品,如吴梅村诗即有全集削去的作品,而祁氏群从的诗作,从商夫人景兰以下,所收也最多。
  这以后,澹生堂遗书的价钱逐渐高起来了,注意的人也更多了。在1952年底,古董铺的估人拿来了祁彪佳《救荒全书》稿本十数册,毛订原装,手迹累累,而且每卷都有三次校读的年月题名,是见著录于《祁忠敏公日记》的名书;此外就是启元社黑格抄本的《曲品》和《远山堂文稚》,还有祁承致诸子手札原迹的卷子,明人画绢本江苏北部的《地域图》,以及远山堂抄本的《尺牍》等,索价甚高而且要合售。这批书在我手边放了两三个月,终于买不起。只草草抄下了《曲品》的大略,收进我自己一本《西厢记与白蛇传》,做为附录发表了。
  到了1953 年的冬天,我又从第一次告诉我澹生堂遗书消息的旧书估人那里买到了《明曲品》的稿本和另外一本《明剧品》,这真是使我大喜逾望的事。不料在已经残佚了的抄稿本外,还有原稿本;而且不只记录了明人传奇也同样记录了明人杂剧。这就有可能使我从事校录的工作,稍有余闲就用吕天成的《曲品》,高奕的《新传奇品》,姚梅伯的《今乐考证》和王国维的《曲录》加以排比、校录。陆陆续续,时做时辍,直到今年冬天,才初步草完。同时因为发现了更完整的新资料,也就把《西厢记与白蛇传》的附录在再版时抽去了。一些朋友写信来问《曲品》全稿的,也没有一一答复,总希望早日将这不成熟的校录本公之于世,满足读者的期望。这中间也曾经有些朋友劝我不必出版这书,他们的好意是值得感谢的,可是我还是把它印出来了。由于学养的荒落,掌握资料的贫乏,这个初步的校录工作也只能做到目前的样子。为了提供学术研究的新资料,使这部湮沉了三百年,由于时代因素而“畏祸避仇不敢刻”、“遭难破家不能刻”的重要作品,在人民的时代里重见天日,因此也就放下了一切的顾虑。
  以上是澹生堂遗书和《曲品》、《剧品》发现的经过。在这里也附带说明一下,不是想仰攀荛圃,做赏鉴家的藏书跋尾,有时为了说明事实,这原来也还有一些用处的。因此也就希望读者宽恕这里的饶舌了。
  1955年1月5日
  ① 张岱《琅嬛文集》稿本,《和祁世培》:臣志欲补天,到手石自碎。麦秀在故宫,见之裂五内。岂无松柏心,岁寒奄忽至。烈女与忠臣,事一不事二。掩袭知不久,而有破竹势。余曾细细思,一死诚不易。太上不辱身,其次不降志。十五年后死,迟早应不异。愿为田子春,臣节亦罔替。但得留发肤,家园总勿计。牵犊入徐无,别自有天地。
  按:徐芳烈《浙东纪略》记:
  闰六月初五日(乙酉),原任苏松巡抚山阴祁彪佳养病里居。北兵至浙,以书来聘。公处分家政,作《绝命词》别宗亲曰:时事至此,论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凡较量于缓急轻重者,犹是后念,未免杂于私意耳。若提起本心,试观今日是谁家天下,尚可浪贪余生!况生死旦暮耳,贪旦暮之生,致名节扫地,何见之不广也。虽然,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予硁硁小儒,惟知守节而已。前此却聘一书,自愧多此委曲。然虽不敢比踪信国,亦庶几叠山之后尘矣。临终有暇,再书此数语,且系以一诗,质之有道: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鼙鼓杂江涛,干戈遍海内。我生何不辰,聘书乃迫至。委贽为人臣,之死谊无二。予家世簪缨,臣节皆罔赘。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
  欢然饮宴,无异平时。肃衣冠,投于寓园放生池柳树之阴,夫人子弟不知也。笑容可掬,颜色如生。
  查继佐稿本《罪惟录·致命诸臣传》卷十二下《祁彪佳传》引彪佳遗书曰:
  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十五年前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深心达识者,或不在沟壑自经。若余硁硁小儒,惟知守节而已。
  遗诗一章曰:
  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我生胡不辰,聘书乃迫至。委贽为人臣,之死谊无二。光复或有时,图功当时势。图功何其难,殉节何其易。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
  按:遗诗当不只七韵,故书所引,各有缺略,当比观之。
  ②商景兰《锦囊集》收《悼亡》诗二律:
  公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本相成。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于今吊屈平。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
  ③ 《鲒埼亭集·祁六公子墓碣铭》:“忠敏死未二旬,东江起兵,恩恤诸忠,而忠敏赠兵部尚书,理孙赐任。祁氏群从之长曰鸿孙者,故尝与忠敏同讲学于蕺山,至是将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饷之。事去,公子之妇翁戒之曰,勿更从事于焦原矣,不听。”
  ④明山阴王茂远稿本《柳潭遗集·条陈浙西事宜疏(代)》(乙酉):“……
  臣熟思三月,每有端倪,辄以他挠。昨与镇臣郑遵谦、张名振,部臣钱肃乐,科臣祁熊佳细酌熟筹,业有头讫。……”
  ⑤ 明山阴王茂远《柳潭遗集·为义兴军祭殉难祁中丞公彪佳文》:“呜呼,当天地迍邅之日,属宗枋板荡之秋。洫血无戈,盟心有剑。留千秋之高碣,轻一死于清流。名岂不成,人其可惜。故自先生致命从容之日,即为吾党呼天莫助之时。夫信国未亡,呼声南剑;绛侯尚在,左袒北军。
  假公逊志深山,留身今日;投戈奋袂,必不逾时。此逆虏之所魂消,而同盟借其袖领者也。乃夫天祐将来,叠山告殁,身归日月之傍,气有河山之壮。遂使缙绅之所未为,布衣于焉独任。呜呼,祖鞭未着,中流之楫影何追;宗泪频挥,渡河之呼声未远。”
  ⑥ 《鲒埼亭集·祁六公子墓碣铭》:“祁氏自夷度先生以来,藏书甲于大江以南。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慈溪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当,以为亳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则与之誓天称莫逆。魏耕之谈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饮,礼法之士莫许也。公子兄弟,独以忠义故,曲奉之。时其至,则盛陈越酒,呼若耶溪娃以荐之,又发澹生堂壬遁剑术之书以示之,又约同里诸遗民如朱士稚、张宗道辈以疏附之。”
  ⑦ 《鲒埼亭集外编·奉万西郭问魏白衣息贤堂集书》:“按白衣原名璧,字曰楚白,世籍慈水。以赘婿侨归安,遂充归安学弟子。后改名耕,别字白衣。又改名更称雪窦山人。白衣少负异才,性轶荡,傲然自得,不就尺幅。山阴祁忠敏公器之,为遍注名诸社中。……既丁国难,麻鞋草屦,落魄江湖,遍走诸义旅中。当是时,江南已隶版图,所有游魂余烬,出没山寨海槎之间,而白衣为之声息。复壁飞书,空坑仗策,荼毒备至,顾白衣气益厉。方张司马败北时,延平出海,大江路断。司马踯躅,计无所之。白衣遮道上书,犹陈金陵形势,招集散亡,入焦湖为再举计。
  语在司马《北征纪略》、屈翁山《成仁录》。司马既遁,当道颇闻白衣前策,游骑四出,刊章名捕。白衣亡命潜行,望门投止。家大父《怀所知》诗有‘廿年热血埋鸳井,万里桑田寄柳车’之句,即白衣也。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语连白衣。白衣遁至山阴,入梅里祁氏园。时忠敏子班孙谋募死士为卫,间道浮海。卒为踪迹所得,缚到军门,抗词不屈,死于会城菜市。同时与班孙匿白衣者,山阴李达、杨迁,并戍边外。”
  ⑧ 明刊《唐宋八大家文钞》二十八册,祁班孙手批阅本。有藏印曰“道僧”、“五云头陀”、“班孙印”、“班孙”、“奕喜印”等。朱墨笔圈点,每文后有评语,间附记事,题属作“剩国子”、“剩国主人”、“喜道人”。《韩文》卷十有记云:“夏孟尽阅于平原楼,仲初因乱至梅市。”
  后题一诗云:“竹光楼转月来初,弃印虞卿漫著书。潦倒原因胡市异,复堪白马遍闲居。”下题:“无空子记四月晦日事。”《欧文·与荆南乐秀才书》后记:“宋时文尚近古,今之时文直废却一篇浑厚正大议论,方为合作。为功名者无可奈何,今日正可做一种有用文章,乃有一辈口说忠义,而以为废却时文无可言文理者,可羞可耻可恶之极。顺时二字,乐子受教多矣,吾辈亦受教多矣。”《欧文·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后题:“一味慷慨孤愤,真是范公幕下士。欧公以四六得进士,及第后即不屑为之。今人以时文得进士,则恋恋不舍,犹如贫儿得食,以为至宝。而不知世间止有一种大受用处也。况宋欧公犹是学时之际,今日处变革之时,已有欲翻然改图者,而反以言语惑之,真是道学中一罪人矣。余初颇有志作戒制举文说,奈卑不可以敌尊,贱不可以语贵,奈何,奈何。且今之虏秀才,必非不能时文者为之。使世间人尽不学时文,则虏庭无一文士,亦可为先朝争气。是当劝止之不暇,而反惑动者何也。不作时文,是其志必不欲为秀才矣。此亦一明睹也。”《欧文·集古录自序》后题:“予家自夷度公至于先忠敏,虽不能如欧阳公、王廷尉,然亦不为之下。阅聚而必散之语,使人惕然。祖父所遗而失之于子若孙,可不惧哉!至于兵火所加,亦将尽心于是,力竭而不足,则天之命乎。”
  按:商景兰《锦囊集》有《坐剩国咏菊》诗,祁德琼《未焚集》有《坐剩国书室》诗,《锦囊集》更有[忆秦娥]词,题《初春剩国忆子》:莺声咽,柳梢烟月梅梢月。梅梢月,谁家玉笛,十分凄切。迢迢子去伤离别,空亭寂寞愁心结。愁心结,梨花飞碎,香飘尘绝。
  按:此商景兰忆次子班孙词。剩国书室或简称剩国,班孙读书处。
  ⑨ 《鲒埼亭集·祁六公子墓碣铭》:“壬寅,或告变于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苕上乃其妇家,而山阴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啸聚。
  大帅亟发兵,果得之。缚公子兄弟去。既谳,兄弟交争承,祁氏之客谋曰:“二人并命,不更惨欤!’乃纳赂而宥其兄,公子遣戍辽左。其后理孙竟以痛弟,郁郁而死。而祁氏为之衰破。然君子则曰:是固忠敏之子也。”
  ⑩ 赵东潜《九方集·旷亭读书图歌》:“山阴祁氏华族良,蓬莱清浅驹隙忙。翩翩公子年少郎,自许忠义酬先皇。一朝运去势难挽,弟兄争坐甘斧戕。竟遣其季戍辽阳,从此林亭日益荒,旷亭无复曩时望。……”
  (11)赵一清《东潜文稿·重书旷亭记》:“旷亭者,山阴祁氏旷园之亭也。
  王百谷为夷度使君书。使君讳承,世所称澹生堂主人者也。再传而为忠敏都院,是余王母朱太君之外祖。又传而为理孙、班孙,世所称祁五、祁六两先生者也。班孙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殉节,六先生遣戍辽阳,已而毁服为僧。”
  (12)赵一清《东潜文稿·外氏世次记》:“浙江朱氏,有明望族。少师尚书,余王母曾大父也。公子孙子升公,余王母所自出,娶同邑忠敏祁公女。
  故余王母实为祁氏甥。朱氏自少师以勋伐起家,名垂竹帛。而祁氏之先参政公讳承者,构澹生堂,藏书甲海内。忠敏公以儒雅饬吏治,婚姻是缔,阀阅侔高。公子理孙、班孙,文章世德,号称学者。王母尝为某辈言,少时见诸姑伯姊,岁时过从,笺题酬唱,娴令有则。风规礼法,彬彬盛矣。暨乎忠敏殉节,六先生又坐事遣戍出关。向所谓寓山园者,已舍之佛徒。荒尘凝坐,遗像长悬;梵呗斋钟,空山答响。”
  (13)旧抄本钱塘张槎云《琴楼遗稿》,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卷前有山阴商景兰撰序:“余七十二岁嫠妇也,濒死者数矣。乙酉大中丞公殉节,余不从死,以儿女子皆幼也。辛丑岁次儿以才受祸,破家亡身,余不即死者,恐以不孝名贻儿子也。未亡人且老,乌能文,又乌能以文文人耶?
  但平生性喜柔翰,长妇张氏德蕙,次妇朱氏德蓉,女修嫣、湘君,又俱解读书。每于女红之余,或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遇才妇淑媛,辄流连不能去。……”
  又山阴朱德蓉赵璧氏撰《张槎云诗集后序》:“……因念余生不辰,罹十六年颠沛迍,极人世所未有,今且茕茕称未亡人。昔日之触景增悲,间或托于词章以志慨者,虽未敢以诗自名,然亦余志之所在也。
  按:此两序撰于康熙丙辰,辛丑后十五年,乙酉后三十年,景兰年七十二,与《明诗综》所记适合。班孙生崇祯壬申,辛丑年廿九岁,遣戍出关。下推丙辰,正十六年,张序所谓十六年颠沛迍邅者亦正合。据全祖望记,班孙逝于癸丑,朱氏撰此序时,已在四年以后,因有“茕茕称未亡人”之语。
  (14)《鲒埼亭集·祁六公子墓碣铭》:“当是时,禁网尚疏,宁古塔将军,得赂则弛约束。丁巳(?),公子脱身逃归。已而里社中浙物色之,乃祝发于吴之尧峰。寻主毘陵马鞍山寺,所称呪林明大师者也。荐绅先生皆相传曰:是何浮屠,但喜议论古今,不谈佛法。每及先朝,则掩面哭。然终莫有知之者。尝偶于曲■座上,摩其足而叹曰:“使我困此间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绕堂曰:“我将西归。’入暮跏趺垂眉,久之,既又张目,久之始卒。发其箧,所著有《东竹风俗记》、《紫芝轩集》,且得其遗教欲归祔,乃知为山阴祁公子,自关外来者。于是得归葬。”
  按:丁巳当作丁未。
  (15)《水月斋指月录》三十二卷,万历辛丑严澂刻本。祁理孙奕庆朱墨蓝三色笔批注几满。藏印有“藏书楼经籍记子孙世守”(白文大方印)、“智昙”(白文扁方印)、“钵公”(朱文扁文印)、“奕庆藏书”(朱文方印)、“法名智昙”(白文方印)。卷二十五“东京天宁芙蓉道楷禅师”条上朱笔眉批云:“读楷师章,不禁潸然泪下。忆我昼林林,遭无妄,远流绝域,事虽不同,非其罪一如楷师。得法开堂后,隐居之所亦名芙蓉湖。四众问道听法,不期而至者日益众,亦一如楷师。第法语应机,较楷师更觉隽永耳。湖四面皆水,非隔水呼舟不能渡。中唯小屋三间,供佛一亭在右,可容五六十人。故来学者多露处。晚则仍以舟渡彼岸,寄宿村民。次日又至,以为常。林自题其亭柱曰:“本是潇湘钓客,自谓羲皇上人。’盖取师子端自西自东自南北渔父词中意也。噫,其心固了彻旷达,其言则怆然可痛也。”
  (16)祁理孙手批本《水月斋指月录》卷九“邓州丹霞天然禅师”条上朱笔批曰:“壬子夏在夫山,偶与昼林和尚阅《五灯》,昼公忽掩卷问曰:“丹霞烧木佛一则,阿兄作么看?’予口占一偈曰:“木佛一时烧却,千秋庆快非常。管取院主须眉,莫乱时人眼光。’昼公曰:“美则美矣,忒煞明破。’予曰:“某只如是,和尚作么生看?’昼公亦口占一偈曰:‘丹霞烧木佛,天阴赤脚行。院主须眉堕,生銕变黄金。’彼时互相酬唱,不以为乐,今乃不可复得矣,能不悲夫。”
  (17)化鹿山,祁氏茔墓所在地。有寺名化鹿寺。承既逝,彪佳守制家居读书,每于卷耑有“读于化鹿寺墓舍”纪事。
  (18)赵昱《春草园小记》:“吾母见之,复凄然曰:“六舅父坐事遣戍沈阳,旋出家为僧,终于戍所。五舅父暮齿颓龄,嗜书弥笃。焚香讲读,守而不失。惜晚岁以佞佛视同土苴,多为沙门赚去。’”赵东潜《九方集·旷亭读书图歌》:“五先生者实家督,守兹群典侔琳琅。学佛成仙学道死,鸾骖寉驭双翱翔。桀黠窥伺谋夺之,儒林欢咋滋纷争。”
  祁班孙《紫芝轩逸稿》有《奉和雪窦顾五兄藏书楼(时兄专攻禅诵,精辨梵文)》一题。又《祁忠惠公遗集》沈复粲跋引魏雪窦《今诗粹》中语:“雪窦尝曰:“予每至梅市,与奕喜读书紫芝轩,而奕庆不一省顾。作画之外,唯焚香誓佛。向作诗千余篇,悉毁弃之,不欲堕文士习,盖沉冥不返者,宜其流传较少也。’”
  (19)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余每借观,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录而取之,俄顷即得。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丙午余与书贾入山,翻阅三昼夜,余载十捆而出。经学近百种,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无存者。途中又为书贾窃去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山中所存惟举业讲章、各省志书尚二大厨也。”
  (20)康熙吕氏南阳讲习堂按真迹抚刻本《晚村家训》卷四有诗帖一幅,题《得
  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
  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
  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祁氏参临济宗)。
  (21)《鲒埼亭集外编·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吾闻澹生堂书之初出也,其启争端多矣。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学案》私淑,为南雷也。近者石门之学固已一败涂地,然坊社学究尚有推奉之,谓足以接建安之统者。弟子之称,狺狺于时文批尾之间。潦水则尽矣,而潭未清。时文之陷溺人心一至于此。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澹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之一笑者也。然用晦所借以购书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吴君孟举。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亦与之绝。”
  (22)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二:“参政(承)藏书,将乱,其家悉载至云门山寺。惟遗元明来传奇多至八百余部,而《叶儿乐府》不与焉。余犹及见之。其手录群书目八册,今存古林曹氏。寺中所储,已尽流转于姚江御儿乡矣。”
  (23)《明诗综》:“商景兰字媚生,会稽人。吏部尚书周祚女,祁公彪佳之配。祁商作配,乡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也。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茝、德渊、德琼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
  《吴越诗选》二十二卷,顺治中冠山堂刻。题慈溪魏耕雪窦、山阴朱士稚朗诣、归安钱缵曾允武仝选。卷二十二为“名媛诗”,选商夫人景兰(彪佳室)、祁德茝(字湘君,彪佳女)、张德蕙(字楚纕,祁理孙室,彪佳冢妇)、朱德蓉(字赵璧,祁班孙室)、祁德琼(字修焉,彪佳女)诗。
  《两浙 轩录》卷三祁鸿孙下引孙度云:“梅市祁忠敏一门,为才子之薮。忠敏群从则骏佳、豸佳、熊佳,公子则班孙、理孙、鸿孙,公孙耀征;才女则商夫人以下,子妇楚纕、赵璧,女卞容、湘君。阖门内外,隔绝人事,以吟咏相尚。青衣家婢,无不能诗,越中传为美谈云。”
  (24)周亮工《读画录》卷一有《祁止祥》一条:“祁止祥豸佳,山阴人。行五,世培中丞之从兄,予同门文载之胞兄也。丁卯举于乡,数入春明不得志,常自为新剧,按红牙,教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箫和之,借以抒其愤郁。甲午冬,送予北上,过金陵,留予家一月。至维扬始返。舟中为予作山水花卉四十叶,又别为数小页,留一诗别余。曹顾庵曰:止祥书不在董文敏右,画则入荆关之室,诗文填词皆有致。能歌能弈,能图章,以至弈钱蹴踘之戏,无不各尽其致。以名孝廉隐于梅市,盖异人也。”
  张岱《陶庵梦忆》卷四,《祁止祥癖》:“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友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踘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宝示余。余谓此西方迦陵鸟,何处得来?阿宝妖冶如蕊女,而娇痴无赖,故作涩勒,不肯着人。如食橄榄,咽涩无味而韵有回甘;如吃烟酒,鲠■无奈而软同沾醉。初如可厌,而过即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阿宝辈皆能曲通主意。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归。
  遇土贼,刀剑加颈,性命可倾,至宝是宝。丙戌以监军驻台州,乱民卤掠,止祥囊箧都尽,阿宝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归,刚半月,又挟之远去。止祥去妻子如脱 耳,独以娈童崽子为性命,其癖如此。”
  祁彪佳《归南快录》崇祯乙亥八月十一日条:“止祥兄于灯下作鬼戏,眉面生动,亦一奇也。”
  祁彪佳《甲申日历》正月十三日条:“举酌四负堂,观止祥兄小优演戏,诸友亦演数出。”
  祁彪佳《乙酉日历》六月初一日条:“薄暮抵寓山,知止祥兄已从南都避难归。亟至旧宅看之。止祥兄尚有歌者携归。时文载弟留酌,遂欲演戏,予力阻而罢。”
  张岱《琅嬛文集》,祁奕远《鲜云小伶歌》:“世间何事堪搤扺,好月一轮茶一碗。更有清讴妙入神,三事虽佳难落款。鲜云小傒真奇异,日日不同是其戏。揣摩已到骨节灵,场中解得主人意。主人赏鉴无一错,小傒唤来将手摸。无劳甄别费多词,小者必佳大者恶。昔日余曾教小伶,有其工致无其精。老腔既改白字换,谁能练熟更还生。出口字字能丢下,不配笙箫配弦索。曲中穿渡甚轻微,细心静气方领略。伯骈串戏噪江南,技艺精时惯作态。铜雀妙音今学得,这回真好杀罗(25)《祁忠敏公日记》中,有关戏曲纪事,汇录如次:《涉北程言》(崇祯辛未,在北京):十一月初十日:“步至前门,买《历朝捷录》及传奇二种。”
  十一月十四日:“予方危坐,阅《犀轴记》,有感于沈公青霞事。”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炉坐有感,因与圣鉴、安然言,古人有以爱妾换马者,予昨得王觉斯诗,不忍释手。倘挟艳姬,便当易此。安然以题极佳,不可无词,乃刻烛共构[渔灯儿]一套。漏下三商,已可歌矣。安然次成之,圣鉴又次成之。”
  闰十一月初五日:“沽酒御寒,觉余兴未已,乃忆予初度之日,郊游颇畅,作[字字锦]一套记其事。韵险而调复涩,成半即就榻。”
  闰十一月初六日:“灯下始理前曲,不一鼓卒成之。”
  闰十一月十七日:“姜仁超来访。姜言其乡有徐君迎庆,徐相国之孙,善词曲,其所蓄甚富,当为予构(购?)之。”闰十一月十八日:“怂恿圣鉴、安然两兄作北剧,以资谐笑。盖两兄以能词啧有声也。偶阅《蔡文姬传》,因以《胡笳十八拍》令安然谱之。”
  闰十一月廿九日:“圣鉴思作剧,苦无佳题。乃就陈伯武借《艳异编》阅一过,皆儿女子态。圣鉴以其非英雄本色也,乃别为《桐江老》一传。”
  闰十一月二十日:“拥炉谱牛秀才《周秦行纪》一事未成。”
  十二月二十五日:“柳白屿至,出《乘槎》剧示余,读未竟。”
  《栖北冗言》(崇祯壬申,在北京):正月初八日:“欲观灯市,乃从长安门并辔行,至则市物尚未集,惟买《洪武正韵》及《雍熙乐府》二书。”
  正月十二日:“晚与子木阅《雍熙乐府》。”
  二月十二日:“王云莱以《离魂》剧见示,随手复之。”
  三月十四日:“门役云,叔度在邻家,遂邀之,方与评陈自喾新作剧。”
  四月十六日:“余与(黄)王屋独酌,观韦南康剧。”
  四月二十六日:“阅《珍珠衫》剧。”
  五月十二日:“赴刘曰都席,观宫花剧。”
  五月二十日:“至酒馆邀冯弓闾……观半班杂剧。”
  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十六日所观剧:
  《紫钗》剧、《琵琶记》、《玉盒》剧、《回文》剧、《彩笺半记》、
  《一文钱》剧、《西楼记》、《异梦记》、《宝剑记》、《蕉帕记》。
  七月十九日:“即赴朱佩南招,在净业寺之左。同席为何象岗、张三峨、张尔唯,观小戏如《弄瓦》等,技皆绝神,为之解颐。”
  八月初三日至十二月廿五日所观剧:
  《教子》剧、《双珠传奇》、《教子传奇》、《拜月记》、《异梦记》、《祝发记》、《明珠记》、《散剧》、《春芜记》、《明珠记》、《香囊记》、《百花记》、《连环记》、《檀扇记》、《红拂记》、《彩楼记》、《八义记》、《石榴花记》、《拜月记》、《牡丹亭记》、《牡丹亭记》、《合纱记》、《玉合记》、《百花记》、《桃符记》、《绣襦记》、杂戏、杂戏、《马陵道》剧。《役南琐记》(崇祯癸酉):
  正月初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在北京所观剧:
  《红拂记》、《花筵赚》、《西楼记》、《灌园记》、《唾红记》、《弄珠楼记》、《衣珠记》、《彩楼记》、《西楼记》、《红拂记》、《梦磊记》、《石榴花记》、《鹣钗记》、《狮吼记》、《百顺记》、《雄辩记》、《香囊记》、《红梅记》。
  五月二十日在绍兴所观:
  《望湖记》。
《归南快录》(崇祯乙亥):
  四月十五日:抵天津,吴期生相邀,乘别舟往彼命酌,观《白梅记》。内有《东坡梦》剧,别时已二鼓矣。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在杭城观:
 《双串记》、《梅花记》、《秋箫记》、《宵光记》、《南柯记》。
  五月二十八日:“微雨,汪彦旻携酌相饷,同王百朋观《黄孝子记》。优人搬演生动,能使观者出涕。”
  六月初八日:“下午施淡宁邀酌于玉莲亭,观女梨园演《江天暮雪》数出。”
  六月十六日观《题塔记》。以上俱在杭城观。
  七月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九日在绍兴观:
  《鹊桥记》、《千祥记》、《绣龙记》(祀神所演)、《麒麟记》、《牧羊记》、《画中人记》、《望云记》、《双红记》、《水浒记》、《千金记》。
 《居林适笔》(崇祯丙子):
  正月初七日:“薄暮始归,观童子演仙戏。”
  正月初十日至十月初三日在绍兴观:
  《投梭记》、《幽闺记》、《水浒记》、《九锡记》、《鸳鸯棒记》、《翠屏山记》、《西楼记》、《花筵赚记》、《五桂记》、《拜月记》、《白兔记》。
  《山居拙录》(崇祯丁丑):
  二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初三日在绍兴观:
  《鹣钗记》、《荷花荡记》、《鹣钗记》、《双红记》、《红丝记》、《玉麟记》、《浣纱记》、《惊鸿记》、《千金记》、《四元记》、《双飞神记》、《绿袍记》。
  《自鉴录》(崇祯戊寅):
  正月初十日至十二月廿一日在绍兴观:
  《万寿记》、《金雀记》、《黄孝子记》、《连环记》、《彩楼记》、《石榴花记》、《香囊记》、《红丝记》、《望湖亭记》、《绣襦记》、《孝悌记》、《寻亲记》、《牧羊记》、《浣纱记》、《摩尼珠戏》、《银牌记》、《霞笺记》、《鞭琴记》、《白梅记》。
  《弃录》(崇祯己卯):
  正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绍兴观:
  《孝悌记》、《双忠记》、《摩尼珠记》、《鸾钗记》、《红叶记》。
  五月三十日:“是晚柯村又演目连戏,竟夜不能寐。”
  七月初二日至十月十一日在绍兴观:
  《金印记》、《荆钗记》、《绣襦记》。
  十月十四日:“赴钱德舆席。同席为王遂东、张芝亭、王莪云、姜玉舟、倪鸿宝,德舆尽出家乐合作《浣纱》之《采莲》剧而别。”
  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在绍兴观:
  《双红记》、《钗钏记》。
  十月二十日:“举五簋于四负堂,遵鸿宝约也。演杂戏,尽优人之所长。子夜乃别。”
  《壬午日历》(崇祯壬午):
  三月三十日(在绍兴):“携眉儿拜张燕客,即同燕客至外父,观《西梅记》。”
  十月十六日在武林:“至段桥赴元祥之酌,同席为吴弘文及闵、赵、任、胡、罗、石诸友。席半听胡、任二友北调,听石友南曲。”
  十月十七日:“刘雪涛公祖见招,赴酌于湖舫,观《红梨花记》。”
  《癸未日历》
  九月二十九日在维扬:“永年邀酌,观《疗妒羹》,即小青事。但以死为生耳。”
  十月初五日在吴中:“及舟则李子木张宴待矣,举酌,观《一捧雪记》。”
  《甲申日历》:
  正月十五日:“抵家拜先像。至山,有村中人来演杂剧为乐。”
  二月二十四日:“奉关神及金龙神,还戏愿,演《鸾钗》、《绣襦》二记。”
  二月二十五日:“又演《连环》、《浣纱》二记奉关圣与金龙神。”
  《乙酉日历》:
  三月二十七日:“午饭罢,潘楚张设酌,托蒋安然治馔。诸友如程尔瞻、张轶凡、王云岫皆至,听弦索数调。朱纯宇又唱南曲,极欢而散。”
  四月十三日:“看优人演《永团圆》剧。”
  四月十四日:“予还戏愿,王子屿、子树昆仲,王玄趾舅张季方皆来观。午后又还戏愿,奕远侄以纠资设酌,优人演《绣佛阁》剧,不能终,又演《永团圆》剧。”
  四月二十日:“雨,予家还戏愿,观《衣珠阁记》。闻南都以左帅退兵解严。闽中林圣桢、郑季公来谒,午后与游寓山,仍归家观《绣佛阁》剧。”
  (26) 清渊王介锡美申纂,男王九游龙甫校《明才子传》二卷,补二卷,温故斋皮纸黑格旧抄本。有“雪香书屋”、“雕虫书屋储藏之印”二印。
  补传卷下收“祁彪佳”一条:世培天纵之才,文章经济,无不敏妙。司理闽中,断狱如神。自作《玉节》传奇。擢御史,巡按苏松,击豪殆尽。墨吏望风引去。以苏松巡抚致仕,寻以节称。
  (27)道光刻《祁忠惠公遗集》杜春生后序:
  (彪住)司理莆中,有《玉节》传奇,倪公《鸿宝应本》有序。
  按:《玉节记》当为彪佳在莆阳时撰,惜今不传。《鸿宝应本》流转尚多,倪序不更录。《玉节记》和《全节记》可能是一部书的异名。
  (28) 《重定南词九宫词谱》,又题《重定南词全谱》,吴江词隐先生原编,鞠通先生删补。《凡例续记》中有:先是甲申冬杪,子犹送安抚祁公至江城。(祁公前来巡按时,托子犹遍索先词隐传奇及余拙刻,并吾家诸弟侄辈诸词殆尽。向以知音,特善子犹,是日送及平川而别。)……时丁亥秋七月既望,吴江沈自晋重书于越溪小隐。
  按:子犹,冯梦龙也。丁亥为甲申后三年。鞠通先生即沈自晋别属。
  (29)祁彪佳《日记·归南快录》(崇祯乙亥)十一月初四日条:
  予坐书室竟日不出户,整向日所蓄词曲,汇而成帙。然顾误之癖,于此已解,终不喜观之矣。
  祁彪佳《庚午元旦勖语》:“乃假归一载,多为音律所误。”
  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元刻本。这是一册很别致有趣的书。
  十多年前,一个经常收书于长江北岸的书友,一天很神秘地告诉我,说有一册好书,即将从扬州寄来,却不肯透露书名。我自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也免不了怦然心动。连日走访,都无消息。有一天,又看见他在书案边埋头装订一本古书,凑过去看时,才知道就是新到的这本“宝书”了。
  他是嫌原书太薄,正在努力加衬叶,想化一本为四册,我连忙阻止他不要枉费精神,还是原订的一本好些。后来几经磋商,终于由我变卖了几十部旧本,换来了这一本“宝书”。然而我依旧很感谢他。
  这是一册有关岳飞的书。元板元印,黄棉纸。分两个部分:上部是《宋史》的第三百六十五卷,是岳飞和儿子岳云的列传;下部是《岳忠武王庙名贤诗》,题“住山僧可观录”。卷前有“鲍以文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小山堂书画印”(朱文方印),“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印)三颗朱记。
  可见这是先后经过赵谷林、鲍廷博之手(他们都住在杭州),后来又转入“怡府”的。至于这次从江北来到上海,那来由却不详。当交易成功以后,书友才把原来装在书后的一叶原跋给了我。这是一位名叫“君举”的题跋,他说这书是“竺樵”所藏,此跋写于辛未,君举和竺樵时正“同客浙学使濂翁署”。
  跋中说:
  僧可观生平未详。观郑记后有“至元六年庚辰”字,则为顺帝时人。又书尾题“岁在已卯菊月住山僧高会重集”,已卯乃庚辰前一岁,岂明建文元年之已卯欤?疑莫能明也。…… 细察之,此本的为元刊,或至建文时高会重将旧板修补整次,复于尾末著己卯云云。……
  这位君举的板本学并不怎样高明,他连安乐堂是谁家斋馆都不知道。但他的确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就是那位书友为什么要撤去此跋的原因所在。如果己卯真的是建文元年,则元板即将化为明板,价值必将大减。
  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如果这本书确是建文刻本,那价值反要大增。因为建文前后只不过三年多些,朱棣就率兵“靖难”了。因此历来藏书家都未见过建文本。至于元板,那就多得多了。吴兔床不就号称所藏有“千元十架”么?
  笑话尽管是笑话,但前面那个疑问依旧不曾解决。
  记旧板书,照例必记行格,但在这里就不无困难。上半部的《岳飞传》没有问题,半叶十行,行廿二字。线口,四周双阑。双鱼尾,板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金子中”,或只一“金”字。大题第二行有很长的衔名,接下去就是“臣脱脱等奉敕修”。这一套板本学的术语,据说是缪荃孙发明的,一直颇为人所诟病,但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科学的记录方法,是未可厚非的。查元椠《宋史》,向来只是内阁大库曾藏有残本,行世的只有成化刻本。说详张菊生先生《校史随笔》。这里的《岳飞传》正是地道的元刻,曹元忠说这是“取大德本《宋史》列传覆刻”,正是毫无根据的妄说。
  至于下半部的《名贤诗》,要想进行明确的板本纪录,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那行格是不定的。有大字,有小字,有单阑,有双阑,甚至有的在一叶之内,前半叶小字,后半叶大字。同是写刻,有的是极工整的赵体,有的就是十分粗放的写刻。客观上正好是一部元刻书影的集合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十三叶以前,刻工姓名依旧是金子中,凡六见。到第十四叶,才出现了“陈仁甫刊”字样。更后,又有“徐良”字样。而金刻的篇叶,看那开板风气,和前面的宋史完全一致。这就提供了一种解释,《名贤诗》在十三叶以前,是在元代刻成的,刻者就是刊刻《宋史·岳飞传》的同一个工人。同时又可以知道这部《名贤诗》并非一气刻成而是陆续增刻的。添了几首诗,就添刻一块板子。这样就造成了前面提到的那种板本的畸形。
  关于这册书,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曾有所涉及:孝宗时,诏复飞官,谥武穆,改葬栖霞岭。云祔其旁。废智果院为祠。赐额曰褒忠衍福寺。宋亡,寺废。王之六世孙在江州者名士迪,与宜兴岳氏通谱,合力起之。未几,复废。至元间,天台僧可观者诉于官,郑明德为作疏语云云。疏成,杭州经历李全初慨然重兴之。庙中有石刻飞诗词二首,古今吊其墓者诗已成集,略掇其著者,……
  这里所说的故事,《武林旧事》与《辍耕录》也有所记录,后者所记比较详赡:
  ……天台僧可观以诉于官,时何君颐贞为湖州推官,柯君牧仲以书白其事,因之没于人者复归。然庙与寺无寸椽片瓦。会李君全初为杭总管府经历,慨然以兴废为已任。而郑君明德为作疏。疏成,郡人王华父一力兴建,于是寺与庙又复完美。
  郑元祐所撰的疏记,就收在《名贤诗》的后面。看前引田汝成的话,他可能是看到过这个《名贤诗》的,他所引的叶绍翁、赵子昂、高则诚、潘子素、林清源数诗俱见于此集,只是林弓寮、徐孟岳、陶九成、高季迪诸作不见,可能是时代较后,此本初印,未及收入。
  根据以上的资料,可以推定,这个集子是可观的宣传品。他既然是褒忠衍福院的住持,重兴了香火,就收集了到岳庙来参拜的名人题诗,刊刻成集,赠送或售卖给前来游览瞻拜的人们。可观活动的时代是至元六年顷,元刊《宋史》前有至正六年咨文,可观就借用了官书的《宋史·岳飞传》板片,并请原来的刻工金子中担任雕板的任务。这都是可以想象的。十三叶以前及现在附在卷末的《重建岳鄂王祠寺疏》等可以肯定都是成于可观和金子中之手。
  至于后面续刻的部分,则可能是后继者所完成的。至元六年下推至己卯,已五十六年,金子中很少可能老寿至此。
  乃贤《金台集》卷二有《岳坟行》诗,题下小注云:“守坟观禅师至京,请加封谥,征赋此。”可知可观为了岳坟祠庙事曾到北京活动。乃贤诗编在卷二末,当是至正后期所作。但这首《岳坟行》不知何故却没有收入《名贤诗》。征诗征文原是可观主要活动内容之一。
  至于可观汇刻此集的用意,自然最大的可能是为了祠庙的香火和自己的名声,也有可能企图借官书《宋史》和达官名流的诗文为这样一座祠庙涂上一层政治保护色。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断定可观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的和尚,但至少他对岳飞是持肯定、崇敬的态度的。而确无可疑的则是,在元帝国统治中国的时代里,社会人士对岳飞的感情,却完全在这本诗集里体现了出来。
  据我所知,六百年来,私家收藏此书的,也只流传下这一本,但北京图书馆却有同样的三册。承赵斐云先生的帮助,我曾在北京图书馆的书库里得以展观。那是蝶装的触手如新的三本书,无一印记,可以断定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内阁大库旧物,从来无人注意,只在清末曹元忠曾经翻阅过,写过一篇胡乱猜测的题跋。
  那三本书曾经引起过我很大的兴趣。我猜这可能是当日由江南调取晋京以备审查研究的样本罢,不料它们在大都高大森寒的宫禁里一睡就是五六百年,却从来没有人对它进行过研究,或发表过什么意见。
  《岳忠武王庙名贤诗》所收共有七十七人之作。陶宗仪《辍耕录》记岳飞事说:“自我元统一函夏以来,名人士多有诗吊之,不下数十百篇,其最脍炙人口者如叶靖逸绍翁云云、赵魏公孟云云、高则诚先生明云云、潘子素先生纯云云、林清源先生泉生云云,故余亦有诗云云。……”这里所引的诗,除去自作外,都见于此集前七叶中,估计陶宗仪是曾经看到过此集的初刻本的。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九记岳墓条下也说:“古今吊其墓者,诗已成集。略掇其著者。……”田志所录叶、赵、高、潘、林五人诗与陶宗仪诗,俱从《辍耕录》来,但更多出林弓寮、徐孟岳、高季迪诗,则为此集所无。
  田氏《西湖游览志馀》卷七更记:“岳坟诗集无虑千首,绝唱者亦少。择其佳者,已收前志矣。…… ”田汝成是明嘉靖中人,看来他是看到过岳坟诗集的,但可能是更后刻的有近千首诗的另一个本子。中国出版物中有这么一种传统,凡是出过名人的地方,都往往有人为它编一种总集,把历史记载、风景名胜、图绘绣像、名人题词等汇刻在一起,以为纪念。刻这种总集的人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在当地做官的,其目的除了表彰“乡贤”之外,也大抵为了让自己得附骥尾以传。如《钓台集》、《苎萝集》、《王官谷集》、《醉翁亭集》、《黄鹤楼集》等就都是的。
  这册《名贤诗》里的作者,大抵生活在南宋晚期直至元末这个时代里。
  最晚的两个作者是钱塘姚黼和高昌铁穆尔。就刻板风气看,这一叶也较迟。
  铁穆尔不详,是元人无疑。姚黼是姚绶的父亲,已经是洪永中人。因此此集的下限可以肯定是建文元年己卯。
  揣想这个集子最初刻成,应该已经有十叶左右。它所根据的是岳墓的石刻或题壁,也可能从别集转录,后来就逐渐增益,也还有陆续从别集中辑录的作品,因此它的时代次序并不明确。最后殿以“通议大夫前建德路总管兼府尹方回撰”、“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行江淛等处儒学提举赵孟 书”的《岳坟褒忠衍福寺复业记》(大德九年乙巳中元日记)等五篇记文,最后才是姚黼等的诗。这几叶庙记是最好的元代板刻代表作,是依赵子昂手书原迹上板的。但有两叶板片上方已有补刻痕迹,也足为建文重印时修补之证。
  所收诸家除陶、田二书已著录者外,还有金华胡月山(雪江子)、澹庵胡邦衡、秋崖方巨山、蜀郡牟景阳、眉山程正辅、刘改之、张安国、天台陈刚中、陈基敬初、丹丘柯敬仲、会稽杨廉夫、贯酸斋、遂昌郑明德、达兼善、段吉甫、天台僧观大千、江西高若凤、赵郡苏大年昌龄、真定王鉴明卿、钱塘姚黼等人的诗词。应该说,陶宗仪所选的几首诗是较突出的,但他所选尚有未尽之处。如潘子素诗有二首,陶选其第二首《海门寒日》一律,其第一首云:
  湖水春来自绿波,空林人迹少经过。
  夜寒石马嘶风雨,日落山精泣薜萝。
  江左长城真自坏,邺中明月竟谁收。
  唯馀满地苌弘血,草色年深碧更多。
  林清源诗亦有两首,其未选入一律为:岳王坟上褒忠寺,地老天荒恨尚存。
  介胄何堪投狱吏,衣冠无复望中原。
  青山能揜苌弘血,落日空悲蜀帝魂。
  辽鹤不归人事别,吴官秋草又黄昏。
  至于丹丘柯敬仲所作有四首,题下注:“重兴祠宇后作。”缪艺风、曹君直等辑《丹丘生集》只得其《结发行间》一首(原第二首)。另外三首是:建炎谁为致中兴,武穆由来志可凭。
  传檄燕云惊四海,出师河洛慰诸陵。
  长驱铁马知无敌,欲扫黄龙竟不能。
  禹穴松楸无麦饭,钱湖香火有山僧。
  英雄已矣更何论,思沛空飞汉帝魂。
  区脱几年悲紫塞,琵琶万里泣黄昏。
  西湖花木明春苑,南极星辰动海门。
  谁念前朝轻社稷,怨歌唯有旧王孙。
  行尽西泠见墓林,落花飞絮总伤心。
  数声杜宇迷清昼,两个麒麟卧绿阴。
  座上高僧能说法,道傍遗老尚沾襟。
  平湖箫鼓非前日,隔岸楼台暮霭深。
  敬仲对岳飞祠墓的恢复曾经出过力,这几首诗写得也有感情,很可以帮助我们对他的了解:这位元朝帝室的文学侍从之臣,原来也是岳飞的同情者。
  贯酸斋到底是个散曲作者,他的一首绝句就很有些民间文学气息,在一大堆诗人里别有特色: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
  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山河把不牢。
  酸斋诗后就是《武昌军卒欲报主仇有作》:
  自古忠臣主见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武昌门外千株柳,只见花开不见飞。
  这首绝句也有其特色,不像是假托的。最后一句嵌入了岳飞的名字,前面两句透露的思想十分真实。好像厉樊榭也不曾见过,未曾收入《宋诗纪事》。
  这一卷诗尽管有佳作也有平庸之作,但却一致表示了对岳飞的同情及对宋高宗和秦桧的斥责。他们把赵构看做“僝王”,把酣舞湖山的大小官僚斥为“庸奴”,如武林沈叔敬的诗:僝王自是爱西湖,喜乐何心复故都。
  忍耻和戎夸妙算,专征任将废良图。
  精忠已表书宸翰,盛烈垂成赐屡镂。
  扣阁无人能辨雪,中兴馀子尽庸奴。
  这对一些为秦太师辩护、为“和议”张目的论客们,正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不是连并非汉民族的许多诗人也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么?有什么根据说和议是当时的要求呢?说这是赵构和秦桧的要求倒是无可非议的。还有些论者拚命研究岳飞是不是高宗的“爱将”,或说岳飞的被杀是因为主张建储得罪了皇帝,……这都实在不免太迂枉了。
  还有一首无名氏的绝句,那说法看来颇为别致:复得中原后杀身,将军未必恨奸秦。
  中原未复将军死,千古英雄恨莫伸。
  粗看这位无名氏的意见,似乎是想把岳飞说得更为高大,好像只要能收复中原,然后被秦桧害死也可以不必计较了,但这实在只是一种空论。岳飞和秦桧一伙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要收复中原,就必须先消灭秦桧,正如秦桧是以害死岳飞作为他投降的必要手段,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来说的。这位无名氏诗人,可能是意在新警,反而弄得进退失据了。
  至于紫阳方回居然恬不知耻地撰写庙记,畅论忠奸,可以不必更论,直以小丑打诨观可矣。
  1965年
  附:
  补记
  《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卷首大题下属“住山僧可观录”;卷尾有一行云:“岁在己卯菊月住山僧高会重集。”这两条记事曾经引起过前人的疑难,指出己卯有可能是明建文元年。这个问题可以从原书本身提供的线索得到解决。
  按《名贤诗》第五叶有宇文子贞一诗。诗前小序略云:“泰定丙寅(三年,1326 年)以来,主僧可观,世业儒,知向慕贤大夫士,若柯君敬仲、郑君明德,既表章之,而郡幕长李公全初,又出资经始,为当道倡。……盖有十三年而故物始完。”这一叶板心下有刊工金子中的姓名,开板风格与《宋史》也是一致的,可证是同时所刻。这位“前进士、京兆宇文公谅”的诗正刊于《永嘉高则成和子昂韵》一诗之前。
  据宇文诗序,可观是从泰定三年就在岳飞祠庙里主持了。他经营修整恢复的工作一直进行了十三年才大体完成,这就是至元五年己卯(1339 年)。
  在这十三年中间可观收集了来访者的题诗,随得随刻,作为赠送游客的纪念物。这就是《名贤诗》写手刻工行格前后不一、差别极大的原因。
  到了祠庙修复完成的第二年(至元六年庚辰,1340 年),请郑元祐写了《重建岳鄂王精忠庙记》写入了“住山可观”的姓氏,刻了碑。同时又将历年收集刻好的诗篇,重新整理,这工作在前一年由住山僧高会担任,与修建工程同时毕工。旧板经过十年左右的印刷,板片有些已经漫漶,需要重刻或修补。今本有几叶板框上方就留下了明显的补刻痕迹,有些新作也需要补入。
  因为只是修补而非重新编刻,所以一切因陋就简,诗文杂出,连请“前进士三山吴叔巽”所写的《重建岳鄂祠寺诗序》也不刻在卷首,只附刻在叔父郑明德重建庙记之后。序里有几句话,可以作为当日编刻此集的说明:今可观大手笔刻于石矣。然无古人之好善与复古者,未尝不播之声诗,以感发人心,此有在乎今之歌咏者,不可缺也。……于是乎序。并以审夫当世才士亡激于义者,形之编集,必当有杰作焉。
  《宋史》刻成后有咨文,在至正六年(1346 年)。全书卷帙浩繁,决非短期中所能完成。《名贤诗》陆续刊刻于1326 年至1340 年前后,约略与《宋史》的刊刻同时进行。刊刻风格呈现种种不同面目,通体写刻,有大字、小字,有工丽的赵书(如方回撰《岳坟褒忠衍福寺复业记》旧碣,就是赵孟的手书,虽已缩为十二行、二十四字,但看得出是从原迹忠实地临抚下来的),有狂放的大字行书,有古厚朴茂的正书,中间杂有当时流行的别体。刻工姓名有金子中、金、陈仁甫、徐良;板心有“诗”、“后诗”、“旧诗”、“拜王诗”字样;板心上方间记字数;板心双鱼尾也有不同的规格,板框单阑双阑也不一致。因此这《名贤诗》又是集种种元代杭州地区雕板不同风貌于一书的标本。
  1983年8月12日
  跋《城守筹略》
  三十七年冬,得于姑苏护龙街上。翌年春四月装成。
  前年冬,宗江养疴吴门三多桥畔,余时往探之,每去必至护龙街观书。
  此册检得于琴川书店架上,惜佚去末二卷,而目尚存,可知其内容也。此书刊于甲申国变之日,南都倾覆,书板化作柴薪矣。禁书目亦不见著录,千顷堂黄氏目中有之。明人多病虚夸,终亡其国,著作家言类此者有几!惜其书出之日,事已不可为。阮圆海锦衣素蟒,临师江上,如梨园家数。此书际此而出,殆不足当阮髯覆瓿之具耳。重展此册,不禁为之黯然。辛卯十月记。
  辛卯春三月卅日,西谛来斋中观书,盛赞此本之佳。遇一解人,亦自可喜也。
  戊戌十一月廿日重展,为长文以跋之。时西谛死已二月,重读旧跋,不胜黄垆之痛。
  壬辰之夏,更得祁彪佳《守城全书》手稿十八卷,与此书撰作时代正同而更加详焉,因并储之。
  此书余四年前获之吴下书坊,不以残卷弃之,珍重装池,藏之箧中,其意前已发之。近乃又得祁彪佳手稿《守城全书》十八卷,中间亦佚二卷,大略与此编次甚合,而翔实尤过之。名贤手迹,更可重矣。晚明此类著作,接踵而出,有心人未可必谓全无,惜其时弊已深,卒无可救,徒供后人考订之资耳。壬辰闰五月。
  栴字彦林,中丞士晋子,崇祯癸酉顺天举人。陈子龙荐授职方郎中,奉敕视江浙城守。还里而南都又溃,乃避迹村坞。丁亥,松督变作,捕子龙不得。相传匿栴所,亦被逮。适其婿夏完淳以闽疏事发,语多连及,遂同日死于市。妻徐氏自沉死。弟棻,字仲芳,所刊《梅道人遗墨》余亦有之。此书买得七年矣,今日始补录半村行实,殊愧读书之不精进也。乙未芒种后一日,积雨初晴记。
  钱默,字不识,崇祯癸未进士。知嘉定县,当在甲申夏秋之际。乙酉五月,嘉定始集乡兵。士民乱,默欲宵遁,百姓遮道止之。然意仍不在官,人无纪法,默开帑恣人取之。帑空,犹不退。默惧不免,告急于吴淞总镇吴志葵,求以兵自脱。二十八日黎明,默乘间走,乱民亦散。吴兵后至,邑中屏息,乡兵皆解。默后削发入黄山,法名成回,号霜华道人。故事散见章谦存《校补丛残》中。半村以此书付默,欲其有所建树也,然竟如此。丁亥之难,默亦未与父同死。士大夫大言炎炎,皆优为之,然少有临难不苟者,其故可深长思也。戊戌七月十七日,积雨新晴,窗下研朱重为此跋。
  以上是我为残本《城守筹略》所写的几通跋文。
  三十年前曾一度对南明史发生过兴趣。走走书坊遇见有些关涉的书册就买下来,也并无什么完缺之见。藏书家往往是不收残本的,以为这没有什么保存的价值,其实大谬不然。即如这《城守筹略》,不但诸家藏目里不载,连禁书目录里也找不到。好像经过乾隆君臣同心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大大搜索了一通之后,也还是漏了网的。直至今日,我也不曾见到或听说哪里有全本。
  如果依了正统派藏书家的高见,那就连这残本也将毁灭无存。后来知道,只在《千顷堂书目》里有这名目。这一方面使我佩服黄虞稷的见识之广,一方面也有些怀疑。后来又知道,《千顷堂书目》并非黄虞稷根据自己的收藏写下的,而是近似《明史·艺文志》那样的著作。但不论如何,这部书目还是很有价值的,明人著作,别的书目里不见的,往往他那里却有。
  这书买来时是原装两册。打开封面,就发现卷首的书名大题和下面有藏书印的地方都撕去了,这就有些古怪:人们卖去藏书,灭去自己的印记,这是有的,但为什么连书名也要扯去呢?而且还扯得那样草率?同时又扯而未尽,目录、书口都好好地保存着。这就说明,这是藏书人在被查抄之前,惶急无策,干下的蠢事,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必然是在清初文字狱风起云涌之际无疑了。
  书前的大字序也安然无恙。只要粗粗一翻,“奴虏”字样屡见。在当时,这就是十足杀头的把柄,不禁为那藏书人捏一把汗。钱栴的《自序》说:国家以科目取士,群天下异敏才捷之士,尽精竭思,相率为无用之文。一旦离绳枢,弃铅椠,佩印绶,登堂皇,其于牧民守圉、治兵理财诸事,直瞠目视而已。阛阛荒,士伍散,城隍颓废,仓廪空虚。卒然有变,贤者坐敝,不肖者委而去之。凡其所为,未乱则有致乱之由,已乱则无救乱之术。今亦大创矣,犹朝野怡然,将何底极!余所以詹詹于城守之书也。圣天子中兴,志在夷难雪耻。主忧如此,臣子有不饮泣怒发者乎!顾往者晋之南也,守优于外而屈于内,故扬、豫、荆、益,封疆不甚促而往往有大藩之患。宋之南也,守优于内而屈于外,故名将劲旅,兢兢束于法制,乃国日削而即于衰。晋之守,恃形而忘其实;宋之守,求密而失之疏。方今守卫之计,大而方镇,小而万家之邑,简练所宜预。
  近而辇毂之下,远而边戍之间,其早作夜思,孰者可忽哉。逋寇未灭,强虏方张,自淮以北,皆当贼垒。楚氛未靖,沿江千里,莫不有上流惧。建国旧京,江南诸郡,皆畿辅重地,又巌疆也。即远而闽粤,内蠢所在蠕动,一不戒便启戒心,故今日乘障之事,无地可以或缓。朝廷疆土,万姓身家,皆系乎主者之一人。忠义诚奋,孱卒可强;众心既坚,绝地可生。然形均则先乘者利,力均则整暇者胜,物均则精良者尚。虽气张志一,无借外辅,而应变临机,尤资豫蓄。余所以詹詹于城守之书,而列为五类:辑先事,志绸缪也;辑闻警,志难乘也;辑固守,志无再计也;辑决战,志可奋也;辑器械,志有所资也。有意之士,苟率是编而精之,先为不可败以观衅于敌,保江淮,宁徐豫,于以歼虏殄寇,光复燕秦,逾晋轹宋,何难哉!儿子默当为令,因付之梓,使其遍告同事地方者。甲申夏日半村氏钱栴题。
  这确是一篇好文字。读了它,曾使我改变了过去对晚明复社诸君子的成见。我原以为这些在张天如纛下,饮酒赋诗,起社会文的文士们,只不过是一群夸夸其谈的人物,现在觉得不尽然了。钱栴是嘉善人,和陈子龙是同社好友,后来由子龙荐举,在南明弘光朝出任职方郎中,曾受命视察江浙城守。
  这书大约就是他实地考察并进行研究后写出的总结。这篇序,可以作为弘光一朝较有识见的朝官的代表意见。首先,作者就抨击了科举制度,只不过几句话,却愤怒而形象地指出了它的极大恶果。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政权所一贯奉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愤怒的抗议,这可不是平常的事。值得慨叹的是,钱栴对那些脱离实际的新贵的斥责,恰恰就是对自己儿子的预言。钱栴珍重地把此书付托给儿子钱默,对他寄托了深厚的希望,不幸钱默正是“委而去之”的不肖官吏的典型。这真是一幕悲剧,但也证明了钱栴预见的深刻。“未乱则有致乱之由,已乱则无救乱之术”,这正是对明代后期直至弘光一局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深刻真实的估价。
  钱栴检讨了东晋、南宋的历史经验,是为了结合当时的现实斗争。虏寇并举,但主要矛头是针对清军的。他指出当时据长江上游左良玉军的威胁,和南方遍地都存在着的“内蠢”,说明弘光小朝廷地位的极端虚弱,在强藩和人民起义的威胁下,简直是摇摇欲坠。至于他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主者之一人”,希望出现能扭转乾坤的英雄,则是不足怪的。钱栴以及和他一起的陈子龙、夏完淳等,到底都还不可能认识人民的力量。这在全书的主要倾向上也表现得很清楚。但这依然不能抹煞他们的时代地位,比起马阮之流,他们可实在是好得远了。
  如作者自序所说,全书五卷,分别讨论五个方面的问题。内容是丰富的,没有什么空话,件件都是确实可行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晚明这个历史阶段时军事哲学、军事科学的概貌。和祁彪佳的书一样,出于特定的要求,两书都着重于政治上和战略上“防御战争”的讨论。作者特别注意搜集并总结朱明一代的军事经验,例如《训练》一节内,就选录了《曹大司农练兵纪略》,就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余奉济南巡道命。至任,即将未任前援辽阵亡家属凡二百家,请于抚院,每月各给赡家银三钱,月费帑金六十两,三请报可。又取未任前援辽逃兵得八人,于教场中大集将士,将八人贯耳游营,各捆打八十。又二人行至中原先逃,加打四十,有死者。打已,更缟服赴祭所,为文、宰牲,哭祭阵亡。余哭痛,二百家皆大痛。军民观者亦皆泪下,有失声者。
  这是首先以“援辽”为主题的思想准备工作,下面接着叙述请抚台下“添兵檄”,设法改变兵多老弱的状态。“六场大拣士卒”,主要考核举石、跳涧、步箭、马箭各项。其第四场:树黄旗于千佛山顶上。下五十步,树一红旗。再下五十步,树一黑旗。一鼓而趋,得黄者上,红者中,黑者下。
  这样反复检选,约得二千一百余人。“拣毕,余语之曰:“凡六场所选,不过拣取强壮超捷士耳,未及肝胆也。吾之取汝,欲吞奴以报国恩,须与我一同马革裹尸念头,方可为吾士卒。不则,即勇如贲育,捷若庆忌,非吾所取耳,尔试思之,三日后报。’三日报诺,约可二千余人。余又曰:“将来奉诏援辽,吾于某刻奉诏,即于某刻起行。尔即于某刻随予北往。不得顾念妻子,而有难色。迟三日报我。’又三日许诺。余复语之曰:“今日未呈抚院,未发廪粮。身,尔之身也,尽可自由。一呈抚院,一食廪饷,则身非汝之身,朝廷之身也。吾之军法,难以姑息。再思之,迟三日报我。’又三日许诺。凡得一千三百余人。余复申令曰:“凡军法所戒,一一可指而数,吾一毫不敢为尔贷。余若有失,尔即面数以教余,余不吝改过。若其怙终,听尔等杀我,余不怨也。’于是取酒奠天,誓为朝廷出死力,人人感泣。有抽刀欲刎以明志者,余急止之。”然后抽换老弱,以壮顶不壮,得二千余人。
  “而固结未深,于是括一年内操赏公费纸赎约五百余金,尽以犒士。向来官与官为仇,兵与兵为仇,余流泣和劝。有犯到案者,必从公详审,为之辩是非,明长幼,敦义让,薄嚣竞。三月而举营皆和。官与官睦,兵与兵睦。”
  下面又记亲自看视受伤士卒;周济父母死无殓的士兵;举子无乳,为觅乳妇;与士卒同甘苦等许多具体事例。
  “又治械造甲。凡一弓一弦一盔一甲一枪一刀一铳,无不从余手自监制。犀利坚好,可甲天下。至火药兵家第一紧要。余于署中,手自监造。磺必去底,硝必盆净,三遍。洁白起枪。灰必柳梢,或麻秸茄秸,碾必千余遍。合成火药,必取数钱置手中,见火即燃,手不觉热。又以数钱燃成纸捻,双脚踏定,见火从脚底飞穿,方为合式。约可三万斤,皆余手口眼所必到,而心肝肺所尽呕者。是以练此二千忠勇,使加二千为二万,或至三五万,便可横行匈奴矣。”然而除此之外,还必须解决“去其畏死之心,振起乐死之念”
  的问题。他有一段讲话:但看辽东人,一向富庶,享太平之福,全然不知,不修边备,不知忠义,以此上天怪他,遭了奴酋之祸。将辽东人杀的杀了,妻子被他睡了,田地房屋被他占了。其怀忠内向,逃入关内者,又被关内人作践,不如猪狗。我与你每,也与辽东人一般是人,便这样自在。且你每吃的银粮,皆是朝廷的天恩,百姓的骨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闻调不前,见阵不战者,偷生苟免,真狗彘不如。中夜细思,良心自现,封侯拜将,也是人做的,你每不可不思也。
  这是煽动性颇强的讲话。当然,把辽东失机的责任推给当地老百姓的“不修边备,不知忠义”,以及什么“上天怪他”之类,都是十足的昏话,但也是身为明朝将帅不能不讲的官话。他还用封侯拜将来刺激士兵。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位曹大司农是颇懂得作政治鼓动工作的,难怪士兵听了“有哭失声者”,这就是说,他的宣传奏了效了。讲话中所透露的辽东遭到清军蹂躏的惨酷,和入关逃民的命运,都是极有价值的史料。
  此书记载明代火器的种类及用法相当完备。书成晚于通常所见《武备志》之类数十年,可以看作明代火器应用及发展的纪录。卷五《制器御敌》中专列《火器》一章,可惜残佚不可见了,但目录尚在,可以知道大致有那些名色:
  论火器、较火器、用火器、火攻要言、炼造大小铳火药法、大铳药方、鸟铳药方、火门药方、铳说、铅子、弹模、滚槽、试验旧炮、收火器、西铳制胜、噜嘧铳、噜嘧铳全形、西洋铳全形、小佛郎机、火箭论、火箭制、火箭图、火箭方、一窝蜂、喷筒、火枪、燕尾炬、飞枪飞刀飞剑、西瓜炮、自犯炮、炸炮、万弹地雷炮、竹将军木发杠、木炮、竹将军、石炮、见血封喉方。
  在前三卷中,也还偶有谈及火器的处所。《训练》章中有《练远器》一节:
  先铳炮、次弓矢。方今制敌利器,火器第一。火器有小有大。小者如三眼快枪、夹靶之类,膅短无力,人难取准。惟鸟铳最利。上自将领,下自火兵,人人俱要打放精熟。
  要极准,要极快。其工夫半在制造,半在习学。膅直柄长、炤门炤星,毫末不差,则准。
 火门、机轨、药囊诸器,色色便利则快。此在制造也。身首足目,事事合法则准,精熟便捷,势如爨弄,则快。此在习学也。铳须作三节学:先习法,次用药,次打把,不可骤进比铳。(以下论打靶制度。)
  原书附有各种插图,在明后期板画中,属于科技图解的一类,过去也是较少受到注意的。
  这是典型的弘光刻本。原书半叶九行,行廿二字,白口单边。卷首大题次行属“武水钱栴半村氏辑”。有“瑞轩”朱文方印。我多年来收得他的藏书不少,都是明清之际的刻本、抄本。来青阁杨寿祺先生曾知其姓氏,据说是苏州洞庭东山的一个旧家。杨先生年小时曾随师父到这家人家去收书,据说所藏无一康熙以后本。我曾从杨先生问得其人姓氏,年久失记。杨先生已在数年前谢世,不能再去请教,是十分可惜的事。
  明代的火器——跋《利器解》
  《利器解》,万历写刻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单边。板心上记书名,下记叶数及刊工姓名。大题下不列撰人姓氏,据序文,知为温编所作。书前两序,大字写刻:一、万历壬寅泰和郭子章序;二、万历庚子陕西西安前卫指挥企事温编刻书引。体例是先图后说,一共著录了十六种器械。它们是:
  威远炮、地雷连炮、合打、迅雷炮、剑枪、铳棍、火枪、五雷神机、三捷神机、万胜佛郎机、钻架、地涌神枪、挝足杀马风镰、神臂床子连城弩、药瓶、药囊、弹模、噜嘧鸟铳。全书最后附“军中急救各方”,凡八事。棉纸,大方册。收藏印有“小李山房图籍”白文大方印。仅见黄氏《千顷堂书目》著录。
  郭序谈到万历时中国武备的情况说:
  今天下语战胜利械,必曰火器。大都不出佛郎机、鸟嘴铳二者,而神变化之。顾此二器,国初未有也。嘉靖间,一来自佛郎,一来自倭。
  郭子章曾奉命人黔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序中又说:余从里中受讨播命。俶装七日,行橐中止携有闽人所赠倭铳、九龙等铳数十门。入黔,自督将造于署之东园,而未有佳匠。又其制不甚猛烈。大中丞三原温公自长安函《利器解》见示,乃其季将军编所梓者。……
  可知此书是万历庚子先在西安刻行,后两年始增刻郭序。郭子章在得到此书以后,按式制造,果然在镇压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大大发挥了“威力”,取得了“胜利”。不过温编的编著此书,是别有一番心事的。他在刻书引中说:
  编少从伯氏学书,已愤虏骄,倭阑入属国。又有感于唐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句,学剑谒司马门改武。而先是闻伯氏与材官赵世登、朱腾擢谈火器而心识之。其后伯氏屡荐世登,未试;晚乃荐腾擢上谷托台王公所,始深信,以书往返参润,立令制验,与其药,果精利。连炮广里,远倍之,或五之。威远炮小者远五之,或十之;大者又十之。
  其佐亦精而便,盖自战国田单、汉武侯火攻以来,此其尤烈者也。时上谷业屹然有金汤焉,即以作行间嚆矢可也。然非曰毒之,实以爱之。语不云乎,火烈而人畏之,故得免焉。武不又欲止戈乎?诚使我免于敌,而敌不敢肆,以免于毒,是我以威而爱也,是敌以毒而生也。矧一可当百,安事益卒?卒尽可练,安事益戍?戍不加益,安事益饷?是令食与兵两足,卒与民两利也。不然,敌顽矣,毒无有已时,安在其能止戈?惟上下中外不忘外宁内忧之惧,则此器也,将千万世赖之!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无论是温编还是四十四年以后《城守筹略》的
  作者钱栴,都在他们的书里表示,“奴虏”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敌手。这就是晚明这类著作相继出现的历史背景。当然他们并非对人民特别宽容,也决不拒绝使用这些“利器”于镇压。可能在他们看来,在国内实行镇压,原有的武器装备就已足够,但要对付外来的强敌,就非寻求更为犀利的“利器”不可的吧。在晚明,在统治阶级中间,这意见大抵是一致的。此外,温编确也看出了只有加强战备才能制止战争的道理,在武器、兵员、粮饷之间,也能看出一些内在联系,颇有些朴素的辩证味道。他对外国传来的火器,在仿造之外,也还知道注意比较、改进。这在介绍噜嘧鸟铳时,是可以看得颇为清楚的。在这一节里,先介绍了全形、床、筒、底、前口、火门、机等七幅图样,各加以详细的说明。最后总结道:鸟铳,惟噜嘧最远最毒,又机昂起。倭铳机虽伏筒旁,又在床外,不便收拾,今加损益,置机床内。拨之则前,火燃自回。如遇阴雨,用铜片作瓦覆之。此中书赵士祯得之朵思麻而润色之者。
  可以看出,明人的看待外来事物,还颇有汉唐遗风,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家法”还没有确立,也并不拜倒在洋人脚下,碰也不敢碰,而是吸取之余,加以润色,使之比外来品更切实用。这也还不失为健康的态度。
  在《总解》里曾详细记录了制炮的全过程,是明代冶炼技术的珍贵资料:须用闽铁,晋铁次之。炼铁炭火为上,煤次之。铁在炉,用稻草戳细,杂黄土频洒火中,令铁尿自出。炼至五六火,用黄土和作浆,入稻草,浸一二宿。将铁放在浆内,半日取出,再炼,须炼至十火外;生铁五七斤,炼至斤,方熟。入炉时,仍用黄土封合。一以防灰尘,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炼枯铁之精气。制炮不离炉,方成一片。如威远炮,将铁分作八块,打如瓦样,长一尺四寸,阔一尺一寸,中厚边薄。将瓦四块,用胎竿打成一筒,八块共成二筒。凑齐用铁钉数个,将二筒接作一处。再用前余铁三十斤,分作二块,亦打如瓦,围于炮腹中,装药发火处加厚。合缝时,稍有灰渣,日后必至损伤,须挫磨极净。成筒孔欲小,止容钻磨之沙。炮既成,然后上架。用墨线吊准,不失分厘。用钢钻洗塘,可光可圆,药去即到,看过极净,方可安底。火门近底,点放不致倒坐。照门及护门,俱就炮本身剉成,务令坚致。各炮大约仿此。
  这是明代炼铁制炮工艺的详细操作规程。其中有许多从实践得来的经验。在内行看来,应该都能指出那科学根据。虽有土能生金之类披着迷信外衣的说法,在当时也是不奇怪的。明清制造的铁炮遗物尚存,对比观察,当可更清楚那制造特点。此书附图也是古代工程图样的好标本,这许多,在科技史上都应是可珍的资料。
  关于李因——跋《竹笑轩吟草》
  余箧中有原刻徐湘苹《拙政园诗馀》及李因《竹笑轩吟草》,为清初女史集之双璧。湘苹为海宁陈之遴室,擅词名,李因为盐官葛征奇妾,善画,俱生明清易代之际,其生平经历吟咏抒写,亦均有家国之感、身世之悲,盖不仅以彤管遗芬增重也。二书非购于一时,偶然收得,遂同装而并储之。十年前海宁赵斐云访书南来,偶过斋中观书,遂抽此两册示之,以此为渠乡人撰著也。斐云欣然录行款题序而去,云平生观书未尝见此。故纸因缘,殆非偶然。徐词后尚有吴兔床重刻之本,诸选集中亦多收入,知者不少,独此是庵三集踪迹甚稀,几同孤帙。暇日披寻,更搜求他书之记李因遗事者,缀成小文,传其梗概。他日当更为之复印流传,或亦画史艺林之所不废也。
  书原订一厚册,题《竹笑轩吟草》,凡初、二、三三集。属“龛山亦史是庵李因著”。因字今生,号是庵,钱塘人。明末名伎。海昌葛征奇副室,善画。黄宗羲尝为撰传,有云:“当是时,虞山有柳如是,云间有王修微,皆以唱随风雅,闻于天下,是庵为之鼎足。”明末士大夫多取名伎为副室,其最著者钱牧斋、柳如是也。龚芝麓得顾横波,亦为世所艳称,梨洲特遗之者,殆以眉楼主人不擅吟咏,不足与三君并论耳。然或更有说,钱、龚皆为贰臣,柳、顾亦皆有故实流传人口。柳尝讽钱止水自沉,牧斋探足清流,战栗而罢;芝麓且扬言于人曰:“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皆无耻之徒也。
  独葛征奇早逝于甲乙之际,是庵茕然独处,几三十年,遂不可与顾、柳同日而语。梨洲固尝有见于此,其《李因传》有云:吾友朱人远,以管夫人比之。其宦游京师同,其工辞章同,其翰墨流传同。差不同者,晚景之牢落耳。余读文敏魏国夫人之志,夸其遭逢之盛。入谒兴圣宫,皇太后命坐赐食,天子命书千文,敕玉工磨玉轴送秘书监装池收藏。而是庵方抱故国黍离之感,凄楚蕴结,长夜佛灯,老尼酬对。亡国之音与鼓吹之曲共留天壤,声无哀乐,要皆灵秀之气所结集耳。
  梨洲之言殊诙诡,貌似模棱者;然当清初文网浸密之日,岂能昌言指斥如今日哉。声无哀乐,气味岂无薰莸?其远征赵管,正直指近之钱柳、龚顾耳。皆臣妾也,岂有异哉!
  吴兔床刊《海昌丽则》,收同邑女史集五家,独无此种,而于《拙政园诗馀》附录中,引朱尔迈之言,盛称是庵之诗。以拜经楼藏书之富,兔床搜求之勤,居同里闬,尚未得见,则流传之罕,从可知矣。并世所藏,只见王培孙遗书中一本,且无三集,为贝简香、钱叔美、徐子晋故物。浙江图书馆所藏者,则传抄耳。
  初集前有卢传序,末题“江南直指使者燕人卢传敬书于吴门之柏台署中”。次吴本泰序,题“癸未七夕吴本泰书于泇河舟中”。后更有本泰附识。
  次葛征奇序,题“崇祯癸未秋日介龛葛征奇书于芜园”。三集前有朱序,题“康熙癸亥岁六月望前十日止溪圃人朱嘉征拜题”。嘉征,尔迈父。次康熙癸亥甬江黄斐序,后有康熙癸亥东里杨德建鲁山跋。每半叶九行,行十九字。
  白口,左右双边。三集前朱序云:“今光禄之门人子姓,欲为夫人刻三集行世。”是三集刻于康熙癸亥也。板刻与初、二集亦微异。卢传序云:“旧有《竹笑轩》一集,大率与吾师适意时唱和之作。……兹出其续稿一帙,字字欲涕。……”是卢序撰于清初续集初刊时,介龛已前卒矣。吴、葛二序则为初集作,时当崇祯癸未。是三集陆续付梓,非成于一时者。
  葛征奇尝选刻《续玉台文苑》,亦刊于崇祯中,余尝见之。其撰《竹笑轩吟草叙》,亦首及古来女史之以书画名世者。继乃记其与是庵结缡始末,特重其绘事精能,略云:是庵家西子湖,资性警敏。耽读书,耻事铅粉。间作韵语以自适。顾家贫落魄,积苔为纸,扫柿为书,帷萤为灯,世未有知者。余偶得其梅诗,有“一枝留待晚春开”之句,遂异而纳之。……遂偕与溯太湖,渡金焦,涉黄河,泛济水,达幽燕,从游者十五载。樯影驴背,辄作惊人语,奚囊几满。……时余方挟有画癖,宗云林、子久、梅道人,辄不得恒似。是庵独摹大小米,具体而微,所谓以烟云供养也。……每遇林木孤清,云日荡漾,即奋臂振衣,磨墨汁升许,劈笺作花卉数本,余亦各加题跋,以别赝鼎。……而扼腕时事,义愤激烈,为须眉所不逮。道经宿州,哗兵变起仓卒,同舟者皆鸟兽散,是庵独徘徊迹余所在,鸣镝攒体,相见犹且讯且慰,手抱一编曰:“簪珥罄矣,犹幸青毡无恙。”此大雄氏所谓无挂碍恐怖也。于是趋授之剞劂,惧一旦投诸水火,则呕心枯血,不又为巾帼儿女子所笑耶?
  此舟过宿州,突遇兵变一事。吴本泰于序后附记中记之更详。其言曰:“余既叙竹笑已,次宿州。吾师遘哗卒之难,凶锋飇突,飞镝如雨,白日昼噎,舟中错愕不相顾。夫人亟走出,迹师所在。越一二艘,踉 而入余舟,呼曰:“主人何在?主人何在?’时被贼椎击,丛矢创胸,且贯其掌。血流朱殷,不自觉痛。迨余遣侦师还白无恙,夫人意始帖然,而后乃知羽镞之及体也。”
  其事在崇祯癸未之秋。朱明王朝覆灭前夕,道路艰难,兵戈扰攘,胥可于此中见之。此事颇流传人口,浸久遂有异说,梨洲为是庵撰传,乃更从而妆点之,遂大类小说。“癸未出京,至宿迁,猝遇兵哗,是庵身障光禄。兵子惊其明丽,不敢加害”。然去事实益远,岂梨洲亦未尝见此集前吴、葛两序耶?
  征奇之殁,其故不能甚详,同时人所记亦多隐约言之,或亦有所避忌也。
  海宁朱一是《为可堂初集》刻于顺治丁酉。卷十六有《感旧》一诗,即为是庵作。其小序云:余发覆额,即与先辈光禄卿葛公征奇善,垂二十年。乙酉夏日乱作,公及余痛哭海上别去,寻卒。后七年,余客他县,竟不及登公墓,伤如何矣!时在秀州,友人偶言,公故姬李因守志,毁容屏艺,自甘岑寂,有古闺侠风。为赋一绝纪其事,且志悼公之深云。
  其诗曰:
  风雨遥伤故国秋,离魂欲到海西头。
  几年不上尚书冢,寂寞还闻燕子楼。
  卢传序亦谓:“吾师以忧愤长逝”。朱嘉征序云:“无何,世值沧桑,光禄忠愤所激,以义死。”乙酉清兵下江南,故明遗臣多不遑宁处。是庵有《自遭家难同家禄勋寄迹苕上》诗(续集);更有《忆昔》诗,小序云:“风雨寒宵,穷年暮景。追想兵火之变,同家禄勋避乱小舟,往来芦苇间。禄勋有言,惟以死报国。余云杀身成仁,无救于时。对泣欷歔,万感交集。由今思昔,正所谓痛定思痛耳。”(三集)是庵更有悼亡诗四十八首,其一云:“誓报先君发不髡,宫袍犹羡旧朝绅。喜逢泉下新相识,俱是当年死难人。”
  皆可参证。
  续集、三集诗皆介龛逝后牢愁沉郁之音。只初集中为适意时作。有赠王玉烟、王畹生(女烟女弟,工弈棋画兰)、李澹生(工诗,善弈棋、音律)、章韵先(善杂剧、画兰)、柳如是(工诗文、临池)诸诗,盖皆是庵青楼朋辈也。赠如是诗有二首(时柳尚未归虞山),诗云:不解长条系别离,一声折柳正相思。
  秋风犹恐成憔悴,好护青青似旧垂。
  昼掩章台自著书,十离诗就寄双鱼。
  扁舟三泖烟霞迥,觅得莼芽伴索居。
  诗之清丽,大抵类此。三集末有《七旬初度日有感》诗,知是庵当寿至七十外。(按:《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云:“李因生万历三十八年,卒康熙二十四年,年七十六。”)晚境穷苦,多有“何计驱穷鬼,将愁送五更”
  (《守岁》)之句。然因时寄兴,往往动秋风禾黍之哀。三集殿以四诗,其题云:“昔赵子昂仕元,其子仲穆画兰,有人题云:“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后竟不复画。余感其意,聊赋四绝,为仲穆解嘲。”其意可知。
  是庵善画,其画迹之见于著录者,有《芦雁卷》,作于崇祯六年(《南宗名画苑》十八);《墨花鸟卷》,作于崇祯十五年(故宫博物院藏);《梅竹栖雀扇》,作于顺治十四年(《铁琴铜剑楼扇集》);《榴花绶带扇》,作于康熙十八年(《名人扇集》十),然真本不多见。黄宗羲云是庵之画“为海昌土宜馈遗中所不可缺之物。是庵亦资之以度朝夕。而假其画者,同邑遂有四十余人”。当时如此,何论三百年后。忆六年前于湖上曾见海宁钱氏所藏乡贤书画数十百帧,中颇有是庵之作,佛像不少。然多委琐不足观,岂皆赝作耶?
  癸卯秋分后三日
  女词人徐燦——《拙政园诗馀》跋
  此本六年前得于吴下,江山刘氏藏书也。原刻绝罕。拜经楼吴氏曾刊入《海昌丽则》,所据则为抄本。兔床乾嘉中藏书名家,更究心乡邦文献,未尝见此,流传之罕可知。此本刊成于顺治十年,时之遴方贵盛。后三年,遣戍辽左。此书板片当亦化作柴薪,转眼烟云,都成故迹,可为叹息。素庵一序,文情俱胜。贰臣心曲,亦有不能掩者。余数过此园,皆偕小燕同游。文衡山手植藤及梅村所咏宝珠山茶,迄今犹在,独无湘苹一迹。今之道拙政园故事者,亦无一知有徐夫人者,是可叹也。花木扶疏,楼台掩映,每度经过,辄忆此册。闲窗展卷,遂更跋焉。甲午中秋后三日。
  湘苹词于明清易代之际有盛名,选本多及之。余所藏清初刻《众香词》、《林下词选》、《今词苑》、《词汇》等多收湘苹作,取校此本,每有异字。
  是诸选所据,或初稿传抄之本,此则作者手定者也。忆十年前海宁赵万里来斋中观书,示以此册及李因《竹笑轩吟草》三集,斐云欢喜赞叹,怀中出小册,录行款序跋而去。而于他旧刻,不如是之重也。斐云知书,更好诗余。
  湘苹《青玉案》、《满江红》诸阕都能默诵。得此真赏,亦足快心。因录旧跋,牵连及之。忆余之得此,在江南初解放日。方为金陵、镇、扬之游,得书盈箧。归车过吴门,访书护龙街上。于文宝斋见新收旧书一屋,尚未理董,亦无细目,无从取阅,时方向晚,暮雨潇潇,姑随抽手取数册,此本在焉。
  后亦未更踪迹尚有何种秘册。此种盛况,回思如梦矣。戊申五月夏至后一日。
  湘苹此集,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卷,不以撰作先后次第。有作于甲申以前者,亦无时日可凭。唯长调《满庭芳》第一首有词序:“丁丑春,贺素庵及第。时中丞翁抚蓟奏捷。先太翁举万历进士,亦丁丑也。”是为崇祯十年作,与素庵序“丁丑通籍后,侨居都城西隅”之语正合。谈孺木《国榷》卷九十六:“崇祯十年三月甲寅,策贡士吴贞启等三百人于建极殿,赐刘同升、陈之遴、赵士春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初温体仁首拟之遴,上乙之。”
  是之遴见赏于乌程,被摈于庄烈之始,其致憾于帝,由来旧矣。然湘苹词则别无怨怼,惟有感激:“篝灯话,丝给世掌,何以答尧天”。书眉有旧人朱笔批曰:“读至此,使人不能无憾。”是诚不能无憾也。词序云:“时中丞翁抚蓟奏捷。”中丞翁者,陈祖苞。《国榷》同卷五月丙戌“陈祖苞为右佥都御史,整饬蓟辽边备,巡抚顺天”,即其事。未几而东师深入,京师告警。
  卢象升战死枣庄,为一时大败。崇祯十一年十一月戊寅,《国榷》记:“巡抚顺天右佥都御史陈祖苞免,杨绳武继之。”明年三月又记:“逮前巡抚顺天右佥都御史陈祖苞。”此后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疏失事五案,其第二案“青山续入”,首罪祖苞。杨嗣昌亦继奏“失事五案”,以陷城首罪祖苞。十一年八月诛五案失事诸臣三十二人,而祖苞不预,盖先仰药死于狱矣。湘苹[满江红]《感事》云:“斧钺行边遗恨在,楼船横海随波灭。到而今,空有断肠碑,英雄业。”亦道其事。此词不知撰于何时,似甲申前居北地时作,或即在祖苞既死,之遴扶柩南还以前。《国榷》记:“故巡抚顺天陈祖苞先饮药死,子翰林编修之遴扶柩归,例请邮符。上以祖苞骫法,命之遴永不叙用。”
  以极热衷之人,甫掇巍科,得史席,即构家难,更绝其仕进之途,炎凉冰炭,转瞬间事,何可堪也。野史记之遴丑行种种,似皆出常理以外。其言有云:“明吾仇也,大清与明亦仇也。”于是其为贰臣,乃振振有词。又尝请发明陵以充饷。所论至奇,若以封建家法拟之,殆终不能解。士大夫昌言君父。
  君父者,能卵翼之,授以官,使夺民以自供者也。明遗民失其旧君父,而不知新君固无异于旧。贰臣如之遴辈则早绝于旧君而喜新君之能重我者也。其于遗民,殆将以先知先觉自诩,惜遗民多不能解此义耳。湘苹[满庭芳]《寄素庵》,殆作于之遴北上投清之顷,其时尚滞吴下,得信惊喜。其下片云:“别离虽未久,羁窗寒月,更胜从军。无端乡梦,绕越水吴云。惟有梅花耐雪,堪冷澹,伴我黄昏。鹊声喜,传来凤阁,重典旧丝纶。”是亦以素庵得事新朝为大幸耳。朱笔眉批曰:“可笑!”诚刲心肝刽子手也。然未几而悔之,贰臣滋味,亦殊不佳。之遴诗:“九逵冠盖真如戏,七尺须眉怪尚男。”
  妾妇之辱,二语尽之。湘苹[风流子]《同素庵感旧》,当作于顺治三年顷。
  忆崇祯十年之遴初入木天时事:“只如昨日事。回头想,早已十经秋。”上片所咏与素庵词序,可相发明。下片遂云:“便把红萱酿酒,只劝人愁。”“悔杀双飞彩翼,误到瀛洲。”是已明言悔更出山,与吴梅村“误尽平生”之句何相似邪。见机之早,亦不容易。至[唐多令]《感怀》、[青玉案]《吊古》,皆为佳制。当时作手,殆无与并。[永遇乐]《舟中感旧》,更兼雄深慷慨,激楚苍凉之胜:“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此等句置稼轩集中,亦殊难辨,谁知真出女子手耶?余后亦尝见《浮云集》矣,集后亦有词两卷,非无俊句,只不耐观。以视夫人,殆难并论,非关才力,人品实限之。因缀陈氏故事,附论其词如此。
  之遴降清后,不数年官至尚书、弘文院大学士。《清实录》:“顺治十三年二月丙子,上在南苑。……上曰:朕非不知之遴等而用之,即若辈朋党之行,朕亦深悉。……何若为国为君效忠,安受富贵之为荣乎?纵使党羽已成,及陷诛戮,孰能庇免?即如诛陈名夏、黜龚鼎孳时,其党曾有一人出而救之,或分受其过者乎?且多有因而下石者。是名为朋党,而徒受党之害也。”“三月乙未,吏部议覆左副都御史魏裔介、广东道御史焦毓瑞、户部都给事中王祯各劾陈之遴疏,拟革之遴职,永不叙用。疏入,得旨:陈之遴经朕训诫,不啻再三。望其省改过恶,尽去偏心,以图报称。乃毫不自悔,任意结党营私,大负朕恩。本当罢斥示惩,念其既已擢用,位至大臣,不忍即行革职。
  著以原官发盛京地方居住。”(卷九十九)是冬,又令回京,入旗。十五年,之遴又以贿结内监吴良辅得罪。《清实录》卷一百十六记:“顺治十五年戊戌四月壬辰,吏部等衙门会议,陈之遴、陈维新、吴维华、胡名远、王回子等,贿结犯监吴良辅,鞫讯得实,各拟立决。得旨:陈之遴受朕擢用深恩,屡有罪愆,迭经贷宥。前犯罪应置重典,特从宽以原官徙往盛京。后不忍终弃,召还旗下。乃不思痛改前过,以图报效。又行贿赂,交给犯监,大干法纪,深负朕恩。本当依拟正法,姑免死,著革职,并父母兄弟妻子流徙盛京,家产籍没。……”之遴结陈名夏,联南士以为党,与冯铨等北人抗。为清初门户之争一大事。名夏既得罪死,之遴犹不甘寂寞,勾结内监,深干大忌,终致谪死,在康熙初。海宁陈莱孝■贞《谁园诗抄》有《读吴梅村太史拙政园山茶歌有感》诗,记事甚详。序云:拙政园,长洲故大弘寺基也。其地林木绝胜。有王御史者,侵之以广其宫。后归徐氏最久。兵兴,为镇将所据。已而吾家素庵相国得之。内有宝珠山茶三四株,交柯合理,得势争高。每花时,巨丽鲜妍,纷披照瞩,为江南所仅见。相国自买此园,在政地十年不归,再经谴谪辽海,此花从未寓目。太仓吴太史与公为儿女姻家,作歌寄之。后公卒于谪所,迟十二年,夫人徐氏始克上疏扶榇以还。道经吴门,一憩其地,夫人作长歌一篇,为宗人所传诵。先高祖赠太常公与公为同怀兄弟,俱被迁谪。至今已八十余年。盛衰转瞬,感慨系之。暇日读梅村之作,为拟其体,踏歌如左。
  谁园诗全仿梅村,感慨兴亡,无关故实,今不更录。《拙政园诗馀》后附男坚永等四人跋。容永即梅村婿,夫妇亦尝随戍,梅村为作《齐女诗》者。
  此集当刻于吴门,开板尚是晚明风气,纸则棉料。朱墨批不知出谁何手,皆非浅人。吴陈遗事余别撰《跋》详之,此不更赘。戊申六月初一夜,灯下书此。更取“别下斋”旧格子纸录旧跋,手为装池。时梅雨连朝,玉兰花大如掌,以伤右股得数日闲,乃得竟此。试乾隆“光被四表”墨书,惜箧藏狼毫将尽,无由更致,为可惜耳。
  上面是我为《拙政园诗馀》写的几篇跋文。
  我在跋里曾经提到陈之遴为此书所写的一篇序:
  丁丑通籍后,侨居都城西隅。书室数楹,颇轩敞。前有古槐,垂荫如车盖。后庭广数十步,中作小亭。亭前合欢树一株,青翠扶苏,叶叶相对。夜则交敛,侵晨乃舒。夏月吐花如朱丝。余与湘苹觞咏其下,再历寒暑。间登亭右小丘,望西山云物,朝夕殊态。时史席多暇,出有朋友之乐,入有闺房之娱。湘苹所为诗及长短句,多清新可诵。寻以世难去国,绝意仕进,湘苹吟咏益广,好长短句愈于诗。所爱玩者,南唐则后主;宋则永叔、子瞻、少游、易安;明则元美。若大晟乐正辈,以为靡靡无足取。其论多与余合。频年兵燹散佚,今冬搜辑得百首,余为之诠次。每阅一首,辄忆岁月及辙迹所至,相对黯然。毋论海滨故第,化为荒烟断草;诸所游历,皆沧桑不可问矣。曩西城书室亭榭,苍然平楚,合欢树已供刍荛,独湘苹游览诸诗在耳。自通籍去国,迨再入春明,不及一纪,而人事变易,赋咏零落若此,能不悲哉!湘苹长短句,得温柔敦厚之意,佳者追宋诸家,次亦楚楚无近人语,中多凄惋之调,盖所遇然也。湘苹爱余诗愈于长短句,余爱湘苹长短句愈于诗,岂非各工其所好耶。昔吴人盛传《络纬集》,盖湘苹祖姑小淑所著。徐氏女士,挟彤管而蹑词坛,可谓彬彬济美矣。然小淑氏从范长倩先生翱翔宦途,率愉快适志,晚节栖迟天平山,益拥苑囿泉石为乐。而余与湘苹流离坎 ,借三寸不律,相与短歌微吟,以销其菀结感愤,何遭逢之迳庭也。古人有言“和平之声淡薄,愁思之声要耿”,将无穷于遇者工于辞欤?抑辞有所以工者而无与于穷达欤?今兵革渐偃,辇下日以清晏,湘苹试舒眉濡颖,视此帙何如也。顺治庚寅长至素庵居士书。
  以文字论,这篇序是写得不坏的,不过这不能结合作者的为人来细看。
  陈之遴很会驱遣文字,他抓住一些生活环境细节,加意刻画,用今昔之异的强烈对比,制造了一派浓郁的悲哀气氛。如果这是出于明遗民之手,那应该算是一篇好文章的。可惜作者是贰臣,而且不是通常的贰臣,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陈之遴在序文里写了一些历史事实,倒都实在的。不过却回避了“世难去国,绝意仕进”的因由。至于怎样“再入春明”,自然也以不提为妙。“人事沧桑”及其结论“能不悲哉”,大抵可以算得是明清之际文章中的一种公式了吧。正因为它是公式,所以谁都能用、能说,事实上也是谁都在用、在说的。但发出同样悲叹的人却相去如此天差地远,真是稀奇古怪。不过马脚总是要露出的,“兵革渐偃”,天子脚下也“日以清晏”,可以舒眉展眼了。
  这时是顺治七年,明的遗民大抵都在疾首蹙额,或浴血战斗,他们难得有如此的好心情。
  徐湘苹的祖姑是徐媛(小淑),有《络纬吟》十二卷,范允临(长倩)有《输蓼馆集》八卷,都有清初刻本,后一种还是禁书。他们夫妻都是吴下的著名作者。
  徐湘苹的词,就“小令”的绝大部分看,特色并不显著,也不脱女词人的本色。但当她开始接触了家国之感以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就开始变化了。
  举两例在这里:
  恁般便过元宵了,踏歌声杳。二月燕台犹白草,风雨寒闺,何处邀春好?
  吴侬只合江南老,雪里枝枝红意早。窗俯碧湖云半袅,绣幙才搴,一枕梅香绕([一斛珠]《有怀故园》)。
  这还只是抒写寄居北国、苦忆江南的梦境,当作于甲申以前。[踏莎行]
  《初春》就不同了:
  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迭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
  感情更为深挚痛切的则是[唐多令]《感怀》:
  玉笛送清秋,红蕉露未收。晚香残,莫倚高楼。寒月羁人同是客,偏伴我,住幽州。
  小院入边愁,金戈满旧游。问五湖,那有扁舟。梦里江声和泪咽,何不向,故园流?
  看词意,此词应该还是崇祯十年之遴通籍后湘苹北上时所作。旧人在书眉有墨笔批曰:“佳在绝无脂粉气。”是说出了一点词境的变化的,用字遣词,到底还是女性的声口。但整个意境是更阔大了,已经跳出了妆楼深院的圈子。这使我想起惯用粗放笔墨的画家在画幅中作一些工笔的点染,能使观者精神一振的情况。此词也有类似的艺术效果。在金戈铁马声中,出现了寒月、笛声和倚楼的少妇。枕上的乡愁,哽咽的江声,把动乱的氛围完全烘染出来了。
  完全脱去了脂粉气,洋溢着兴亡之感的是[青玉案]《吊古》:伤心误到芜城路,携血泪,无挥处。半月模糊霜几树,紫箫低远,翠翘明灭,隐隐羊车度。
  鲸波碧浸横江锁,故垒萧萧芦获浦。烟水不知人事错,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莲花步。
  在这一阕词的书眉,旧人墨笔批:“说得是。”批书者特别看重的是“烟水不知人事错”等四句。看词意,这是经过金陵、扬州一带的吊古之作。所指却是近事,也就是荒淫腐败的南明小朝廷的覆灭,清师的渡江,扬州的抗战,以及当时左、史诸人的故事。湘苹在这里表示的态度,与陈之遴是截然不同的。她把这一切归结为“人事错”,鲜明地谴责了战败投降的败类。同时声明在这样的时候,该负兴亡责任的并不是“该死的”女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看,这首词都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徐燦创作的主要倾向与成就。
  “长调”所收共二十三调。一向流传人口的一些作品,几乎都在这里。
  它们大都是湘苹随素庵重入春明以后所作(其中《风流子》,作者自注作于顺治四年)。从技巧上看,更成熟了。在那个时代里,以至整个清代,它们都不愧是词林的翘楚。不过从思想上看,却从《青玉案》已经达到的高度退却了,或者说,是采取了更为迂回宛转的径路。这和词人的生活环境是紧密相关的。她这时已是“相国夫人”,追随新贵的夫婿在北京过着优裕闲适的生活。但她还是无力摆脱眼前的现实,更无法改变自己的信念。她不曾直白地抗议陈素庵的所作所为,不过这是不应责之于一个封建社会的女性的。但“悔到瀛洲”这样的句子,确已相当明显地表示了她的不满。在她这时的作品里,充满了一种啼笑不敢之情。我看,陈其年等所选的《今词苑》里所录的几首,在选择上是有眼力的:黄花过了,见碧空云尽,素秋无迹,薄薄罗衣寒似水,霜透一庭花石。回首江城,高低禾黍,凉月纷纷白。眼前梦里,不知何处乡国。
  难得此际清闲,长吟短咏,也算千金刻。象板鸾笙犹醉耳,却是酒醒今夕。有几朱颜,镜中暗减,不用尘沙逼。燕山一片,古今多少羁客([念奴娇]《初冬》)。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都别。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说。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
  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稼李还消歇。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永遇乐]《舟中感旧》)。
  我在前面的跋文里曾说,像陈之遴那样的经历遭遇,和他后来的行为议论,这一切,在当时人们看来,是非常古怪,难于理解的。在湘苹的情感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在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十年岁月之后,她以“前度刘郎”的身分重入春明,多少血泪斑斑的历史重载,像梦魇似的压在心头,多少事,真是“欲说还休”,她将这一切都凝聚在“往事何堪说”五个字中间,她不能忘情的是国殇的碧血和美丽的河山。
  这样,湘苹就不能不跟陈之透一起打发醉生梦死的日子。这也就是词人终于陷入颓唐的由来。这里,我想再引一首[水龙吟]《次素庵感旧》,所咏也就是陈之遴在序中反复描写过的合欢花:
  合欢花下流连,当时曾向君家道。悲欢转眼,花还如梦,那能长好。真个而今,台空花尽,乱烟荒草。算一番风月,一番花柳,各自斗,春风巧。
  休叹花神去杳。有题花锦笺香稿。红英舒卷,绿阴浓淡,对人犹笑。把酒微吟,譬如旧侣,梦中重到。请从今,秉烛看花,切莫待,花枝老。
  这才真正是流连光景,在思想境界上大大倒退了,真是没有法子想。但即使如此,文采也依旧远远高出同时侪辈,这也就是湘苹的作品至今不灭的原因。
  附:
  俞跋
  昔于选本见徐湘苹词,赏其《水龙吟》“合欢花下流连”一阕,犹忆及之。顷黄裳兄示以斯集顺治刻本,历劫仅存,良堪永玩。其词令慢并工,长调尤胜。以妍妙丽则之词,写家国身世之感,称为词媛名家,洵不虚也。虽名《拙政园诗馀》,而与园之关系殊浅。素庵既从未寓目,夫人于十二年后,归过吴门,亦只一憩其地。赋长歌以示宗人陈微贞。《谁园诗抄》载其事,并云:“一家骨肉花前坐,相对残枝更黯然。”是湘苹原作,必甚悲哀,惜今不可见。近人笔记中言其画佛奉母以终,虽非详何据,亦合情理。省其兼工诗画,今皆失传。借此词编,长留馨逸,岂惟以孤本见珍哉。
  一九八零庚申岁谷雨俞平伯识于京寓
  《谁园歌》云:“至今茂苑花何似?”虽作问句,山茶当尚在。若曲园公《拙政园歌》云:“莫问茶花如旧不?”语兼否定。盖已毁于兵火矣。平再记。
  叶跋
  久不得黄裳兄音问。去夏始获来书,喜甚。近一二年间常于各种杂志见所为访书、藏书之笔录,知其癖好已深,造诣至卓。愧为门外,不胜倾慕之情。顷承以《拙政园诗馀》属题,则俞平翁题语先就。诵其题语,然后览湘苹词。于词之评品及集以“拙政”名而与园无关,尝莅园赋长歌而今不得见,皆与平翁有同感。拙政园者,余自幼常涉。三十年来每到苏亦必一往。前夏割除胆结石,体气颇衰,未识能再访否。又年来目力大不济,览书报眼镜放大镜并用,犹复辨认难真。忽发奇想,安得书报大书精雕如此集者耶。一九八零年五月一日叶圣陶于晴窗下题。
  不死英雄——关于张缙彦
  过去逛旧书铺,大抵是“有啥买啥”的时候居多,店员也很少问起“您要什么书”,只是说“请随便看看”。这是深得旧书的三昧的。抱着一定的目的,想去搜寻某种书或某类书的顾客也不是没有,但除了《渔洋精华录》之类的大路货外,往往淘不到什么东西。不过铺子里也时常有好书出现,几种或一大批,几乎全是出人意料的东西。这就为旧书铺增加了神秘的吸引力,使你总是牵挂着,常常要去“逛”。
  好像也只有这样无意中得来的书,才更有趣味,更觉得可爱。
  不用说,用这种方法买来的旧书,那特征必然是“杂”,没有系统,没有标准,鱼龙混杂,泥沙杂下。特别是初上手的时候是如此。后来得书渐多,也就自然可以分别部居,形成统系。因为个人兴趣的制约,也会逐渐出现了“特点”。譬如,关于晚明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事情,我在四十多年前曾一度发生过浓厚的兴趣,想多知道一些,于是就尽力收求这方面的史料、文集,不久就得到了一大堆。不过别致的、少见的书还是很少。同时因为得到了谁的一种著作,就又希望能得到他的别种著作,以及他的朋友的著作。……这样拉扯下去,就会形成一个“网”,把一个时代一个方面的许多孤立现象联系、组织起来了,也进一步刺激了收藏的兴趣。
  明清易代之际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没有谁可以逃脱时代的考验。
  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知识分子遇到的考验是特别严酷的,封建道德的威力在他们身上显示得特别严厉而强大,个人与“天地君亲师”之间的关系都要求处理得符合标准。这很有点像作茧自缚或作法自毙。读书人平常爱说大话,要求别人极为严格,在发表意见和作文章时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现在轮到自己接受测验了,于是就有很多人出了丑。同时在当时公认的标准下,被分为好人坏人两大类型。这种舆论标准多少年来并无太多改变,今天看来有些确是过时、不合适的了。其实关于这标准,在当时就已出现了不同意见。
  有人就说,在关键时刻,一个人的责任在于努力工作与拯救危亡,不只是一死就能了事的。如果自杀可以解决问题,又要你的“道德文章”何用。
  在当时,这确是一种“大胆”的议论,但实在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看许多晚明的历史书,作者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只在于他是否在甲申殉节。有些劣迹昭著的家伙只因在“国变”时死掉了(有的还是莫名其妙地被乱兵杀死的),就一律归入《忠义传》,(近来有一种意见,说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不同的,前者死去了,后者则是投降的。我们应该承认马、阮之间确有不同,但也不能只用这标准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而满足。)反之则归入《贰臣传》或《遗民传》。这种分类的方法简便是简便的,但实在说不上科学。甚至有的人说,像陈子龙那样不屈而死的人还比不上“从容就义”者死得漂亮,真是极彻底的“为自杀而自杀”的高论。在今天,为什么必须要对崇祯皇帝表现那样无条件的“忠诚”,实在不好理解。在当时的群众眼里,崇祯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或朱明,他还是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代表着自己的民族的。
  这种感情上的判断与选择,可以理解,但今天看来也是不够准确也很不合时宜的了。
  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在历史上时时会遇到。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就说明了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没有什么疑难问题是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的,回避则不是办法。譬如气节问题,就不妨试用宏观和局部两种观察方法具体分析处理,而分别得出恰当的结论。向敌国、敌人投降是“民族气节”的问题;向“四人帮”卖身投靠、写效忠信,虽然不关“民族气节”,但到底也是一种气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搞灵活性。推而广之或等而下之,今天说东,明天说西,见风使舵,绝无情操,在这样人身上也有个气节问题。与汉奸、叛徒相比,程度固然有大学与小学之分,走的却是同一条路子,为害也并不小。
  二十八年前一个初夏的傍晚,偶然走过旧书店,那是已将打烊的时候,店中也没有什么顾客了。向书架上张望了一下,就发现了三本诗集。取下来看,是清初的写刻本,颜体字,相当精致。每种前面都有一两通序文,都是手书上板的。作者是张缙彦,我记得这个名字。许多年前读《玄览堂丛书》中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在《将亡妖孽》一节中见到有关张缙彦的故事,以为非常出奇。这故事又见于《蕉廊脞录》所引《流寇长编》所记甲申三月甲辰日事中:
  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中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
  这种传单后来亦称知单,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家中不时有人送了这种知单来,但并非议论军国大事,多半只不过是请酒,在大红折子上写了一排“某大人”、“某老爷”的“衔姓”,收到后或写“知”字,或写“谢”字,被列在第一名的往往还要客气地写“敬陪末座”字样。今读晚明野史,知道这种风俗已是好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了。从此就记得张缙彦的名字,觉得他是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晚明人物。以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而领衔倡议投降,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在偶然遇到了他的诗集,自然非常高兴,买下了。
  这书共包含三种诗集:
  《徵音诗集》不分卷,题“河北张缙彦坦公著,侄欲含萝月录”,前有“南州年盟弟熊文举拜撰”叙。次目录。卷首大题下有小字自序四行:自甲申以后,丙戌以前,流离间关,痛遭贼虐。偶记于襟袂间。迨归命大清(抬头),山高海旷,痛定而思,涓滴未答,聊存岁月焉。
  可见这是他在甲申后两年多时间中所作,主要的用意是剖明心迹,也就是熊序中所说“当世何遂无一能言者,剖心以相明,泣血以相信”的意思。当然中间也保留了一些史料,但不少已被篡改了。如第一首诗题《庆都道中语友》(贼骑押变产纳饷——原注,下同)就说明他以开门迎降的首功,也不曾得到怎样的优待,还是被抄了家并变卖家产。
  关于他开门迎降一事,《国榷》还记有下文,李自成命明臣入朝,仍给官做。此时“太监王德化从十余人内出,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诟曰:“尔犹在耶!国家大事,尔与魏阁下二人坏之。’呼从者批其颊,缙彦至垂涕”。
  另一种说法是在三月十九日,“本晚,百官出,始言太监王德化数十人拥打兵部尚书张缙彦,责其开门迎贼”(《国变录》)。像这样的丑事,他就一概赖得干干净净。在《述变歌》里他说:天地自定位,日月忽阴晴。造化岂云异,坚脆各自成。嗟我觏凶会,天柱忽西倾。
  赤羽势已极,苫块泪尚盈。愿言赴国难,辞墓戚子情。旬月瘁臣心,四郊遍鼓钲。降臣捧檄至,谁使瞷孤城(监视杜勋降贼,贼遣至城下,京营王德化缒与偶语)。惟我执愚昧,羞此城下盟。黑风西头急,饷绝全军惊。国亡身亦尽,朝房执硁硁.沉业绵未已,乱我死复生(城破,入朝房自缢。窗棂折,李桂解救)。徒为举朝哭,无以报圣明。彼相前致辞,款曲如蝇声。喋血赊求死,惨楚不可名(贼遣牛金星说降,骂拒,贼怒,加刑)。遂有枭杰将,待我以悍兵。踌躇龙泉道(守关伪将李谨欲擒,计脱),孤鸿过山鸣。飞飞脱迹去,黄冠一身轻。徒死不塞责,一去叹冥行。慷慨复呜咽,君储陷鲵鲸。潜结义侠士,白霓贯日精(张一方、蔡元吉,一为昆弟,一为姻娅。后战死,竟寻前约)。茧足二千里,逋臣苦以贞。忽复起弹剑,南指阵云横。雨中急问渡,守卒何狰狞(太原问卜。西岳庙签云,雨中问渡,进退维谷。及至南渡,果遇雨,为伪都尉冯国宁诘获,信有数云),一手欲补天,运数茫难争。但留此血性,险难常孤行。
  这篇五古可以看作《徵音》全集的提要。除了对农民军必须痛骂并赖掉一切投降的事实外,对故明的种种却并不讳言。因为当时清军还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这样说还是符合政策的。“忽复起弹剑”两句不但隐约,也含混。看来这说的是他与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关系,这可万万明说不得。《国榷》记:己未,故兵部尚书张缙彦奏,在河北收义勇,诛伪官。其姻家大学士王铎保之,仍命兵部尚书,总督北京、山西、河南军务,便宜行事。给空札二百,文武辟用。其家月赡粟五石(甲申十月)。
  清初河南人郑廉撰《豫变纪略》,记甲申春夏间,张缙彦从农民军中逃归,本想到南京的小朝廷中去报到,但听说那边严惩了降臣周钟、项煜,“徘徊睢、毫间,不敢入江南界”。只好投奔驻扎在睢州的许定国,又拉拢许归附驻徐州的兴平伯高杰,好像手里真的掌握了枪杆子,有了向南京要挟的资本了,就上疏说:“大臣义当谒新君,但新抚中原豪杰许定国、李际遇等士兵五十余万,躬自简练,不敢擅离。候旨进发。”这就是张缙彦虽然也是“降臣”,却未被惩治,还受命以原官经营河南的原因。
  早在甲申的秋天,张缙彦就已和南京的南明小朝廷接上了关系,还有王铎的内线,因此得复原官。当时南京有人大声疾呼,要追究降顺义军明臣的责任,而张缙彦却不在名单之内,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此后他有几次防河的奏报,弘光元年(1645 年)二月庚申的奏报说:总督张缙彦报贼败清虏于陈州,许定国东还刘家城。
  这里的“贼”指的当然是农民起义军。这以后就不再看到他的消息。没有多久,南明也灰飞烟灭了。
  《徵音》一集所记经行各地有庆都、龙泉关、五台、仪封、吉岗、汉寨、六安、麻城、商城诸山,金刚台、松子关、竹根山、龙湖、茶山等地,好像曾多次往复奔驰。直到《江上阁》一题,题注说“奉诏诣江宁,就内院征书”,这才终于归顺了大清。他是取路荻江、采石回到南京的。
  《诗集》的第二种是《归怀诗集》,卷首作者姓名下一行是“渠丘刘正宗宪石定”。前有“三原门人韩诗顿首拜撰”序,“匡山社晚弟黄国琦具草”
  跋,次目录。卷尾有“门人刘源洁校”一行。韩序说:“及应召而来燕邸三载,恳期归葬。黄冠故里,苦雨凄风,形为咏叹,曰《归怀》。”又说到在前明作者已有《蓼居集》一书行世。按《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有《菉居文集》二卷,《依水园文集》前后集各二卷,皆顺治刻;《北京图书馆目》则有崇祯刻《菉居诗集》一卷,《贩书偶记》著录《菉居文集》二卷,崇祯闽中黄文焕选刻。诸书皆未见。
  《归怀诗集》收回家路上纪行诗及在京与友人唱酬之作。往来诗友有陈之遴、刘正宗、丁耀亢等人,大半是贰臣朋友。张缙彦是北人,与北党的刘正宗关系密切,但与南人的陈之遴却也有往来。
  《诗集》的第三种是《燕笺诗集》五卷,每卷前各有校定人姓氏,他们是“河阳薛所蕴行屋定”(卷一):“江右熊文举雪堂定”(卷二):“琅邪丁野鹤耀亢校”(卷三):“白下白仲调梦鼐校”(卷四):“钜鹿杨思圣犹龙选”(卷五)。每卷尾更有校人姓氏。此集与《徵音诗集》卷尾都有“西湖隐民孙从龙校”或“监梓”一行。行款都是八行十九字,当是同时所刻,是张缙彦官浙江布政使(顺治十一年)时刊于湖上者。
  《燕笺诗集》前有“顺治癸巳年家弟安丘刘正宗题”序,“蜀仙井胡世安书”序,“顺治甲午仲春琅邪治民门下士丁耀亢谨题于稷下趵泉之西”序和“门人王士禛沐手具草”的七古长诗。
  这里序跋的作者除了年辈较晚的王士禛外,全都是贰臣。王渔洋的长诗,后来编集时不知是否还保留了下来。
  刘正宗是崇祯元年(1628 年)进士,降清后历官弘文馆、文华殿大学士,是北党的重要人物。陈名夏、陈之遴都受到他的排挤打击,一死一谪。他不但在政治上,就在诗歌创作上也与虞山、娄东各树一帜,南方文士选诗也从不选入他的作品。顺治十七年(1660 年)革职。在这六年以前张缙彦就靠了北党的关系迁浙江布政使,十五年又擢工部右侍郎。十七年六月“左都御史魏裔介劾大学士刘正宗罪恶,言缙彦与为莫逆交,序其诗,称以将相之才,词诡谲而心叵测,均革职逮讯”(《贰臣传》)。所指的就是刘正宗为《燕
  笺诗集》所撰序中的几句话:
  先生胸富二酉,裕经术,砥躬饬行,仪表群品。兹且出其生平未殚之蕴,维持世运,当不难易晚近而綦隆。然则捄弊扶衰,岂惟诗哉!岂惟诗哉!
  张缙彦到杭州后,很得意了一阵子,向谢三宾买得钱牧斋旧藏的宋板《汉书》。甬上谢为雯《春草堂文约·宋刻两汉书序》云:“此书自钱虞山归为雯伯祖冏卿公(三宾),质钱千金,时在崇祯癸未。三宾扃于西泠书室。迨顺治戊戌(十五年)春,新乡张司马坦公携是书访真赝于虞山,虞山怂恿取之,缀文三百三十五言跋其尾。……”钱谦益不但为《汉书》作跋,又有诗赠坦公:“中书行省古杭都,曾有尚书曳履无。愿借顾厅居左辖,且抛手版领西湖。”又说:“借草定追苏白咏,浇花应酹岳于坟。”贰臣们互相吹捧,连用典都毫无顾忌,简直不再知人间有羞耻事。《燕笺诗集》中有《牧斋先生》一首:
  石湖几处稳花裀,阅历艰危百代身。
  独树浩歌惟短剑,深山表史见空燐。
  翻书莫作过秦草,避地何心遇晋人。
  此去江烟应不改,绿苔丹灶自长春。
  《贰臣传》又载御史萧震劾张缙彦一疏,指出其“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自称不死英雄,有吊死中朝房,为隔壁人救活云云,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不死之身。……”分析批判得有理有据。主旨在于说明如此坏种不但明朝深受其害,在本朝也必将为祸不浅。这是必然的逻辑,也是编纂《贰臣传》的指导思想。张缙彦在浙江居然还将自己的神位抬入了勋贤祠,这事真是办得过于出格了。康熙中山阳戴氏刻郑寒村(梁)
  《五丁集》,卷二有《跛翁传》(万斯大),中有一节:尝游杭州玉龙山,入勋贤祠,谒拜阳明像前。见东庑有张缙彦神位,立击碎之。
  这事大抵发生在缙彦去浙或死于塞外之后,只是不知道神位何时入祠。
  这些故事都可以说明他一直不安分,不甘寂寞,有时还竭尽嚣张活跃之能事。
  在新朝主子看来,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先论斩,后从宽,“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
  《燕笺诗集》里的诗大约都是在京师所作。他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应该说是在水平以上的,虽不及杨犹龙,但在北人中也算得上一个作手。只是人品太差,许多功夫都花在编造谎言、虚张声势上面。他很喜欢写五律,风格颇近阮圆海。卷五有《入西曹四首》。《小序》说:丁亥(顺治四年)三月十七日,邹弁以流言下狱,余并逮。狱具,朝廷宣谕谓,投城以前,流离殉家,忠臣也;到我国亦当如是,释而不问。其时宣谕诸老,叶马法、党于姜、房海客也。感圣恩如天,永矢弗谖,遂为此什。
  这是什么话呢?又岂是诗人说得出口的?
  《纪见》五首,倒是写得不坏的小诗,其第一、四、五首是:红楼张夜饮,一著钱十万。街头负担人,过午不炊爨。
  倚门谁家女,蓬松燕尾长。夫婿跟官来,索酒坐胡床。
  旌旛绕松林,无风自飞土。南僧演法毕,士女观如堵。
  卷前王士禛的《读坦翁先生燕笺,短歌纪之》七古,也是一篇难得的文献,说明青年的渔洋山人正是北派嫡传,在政治上与诗歌创作上都是如此。
  诗中有些话也是说得使人毛骨悚然的:
  新乡司马(张缙彦)真人龙,挥毫落纸如飘风。
  安丘相公(刘正宗)志复同,龙吟鸾答相噌吰。
  一时文苑推两雄,八骏腾踏凡马空。
  ……
  对两人的吹捧可以说是达到了可惊的程度,至于“今日杜陵推薛公”的“行屋先生”,也是《燕笺》的参订人之一,当时是吏部左侍郎,也是与缙彦经历相似的贰臣。
  张缙彦戍宁古塔后,日子过得还是满舒服的,并不如想象中的艰苦,照样诗酒唱酬,与陈之遴等往来甚密。吴汉槎的《秋笳集》中留下了好几首赠诗。其《读张坦公先生所撰〈徵音集〉却赠》诗云:一编遗事泪潺湲,变徵声中惨客颜。
  转战幽并军缟素,侧身梁楚路间关。
  丘墟敢咎王夷甫,词赋空哀庾子山。
  惆怅白头荒徼客,龙湖当日杳难攀。
  (《秋笳后集》卷七)
  又《张坦公先生谈甲申岁河北讨贼之事,感赋》:风尘铜马帝城昏,痛哭孤臣出蓟门。
  侠客濮阳藏季布,义旗河朔奉刘昆。
  乌号异代徒余恨,龙战当时岂报恩。
  赤社既移终不复,空怜心计尽中原。
  这诗所记缙彦所述想来就是奉南明弘光朝命在河北一带活动的经历。缙彦在宁古塔的生活及结末,在吴汉槎于康熙戊午(1678 年)二月十一日寄顾舍人(贞观)书中也有所记录:
  乙巳(康熙四年)以授徒自给。其夏张坦公先生集秣陵姚琢之、苕中钱虞仲、方叔丹季兄弟、吾邑钱德维及鄙人为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穷愁中亦饶有佳况。其后以戍役分携,此会遂罢。……张坦公先生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雁群与弟情致特深,唱酬亦富。未殁前数日,即属弟在其榻前作行状,人琴之悲,至今犹哽。
  《贰臣传》说他“流徙宁古塔,寻死”。《新乡志》则说“徙宁古塔十载卒”。
  顺治十七年(1660年)下推十年是康熙九年(1670年)他的卒年当在九年后、十七年前,一生活了七十岁左右。
  张缙彦不无政治才能,在诗歌写作上也有一定的功力,生活在晚明那样的时代,在政治漩涡里混了若干年,作了许多淋漓尽致的表演。大体上他与阮大铖是一流人,具体的遭遇虽然不同,但在关键时刻采取的则是同样的态度,都不择手段地为个人利益而斗争,一切都在所不计。这是一种典型人物,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断种的。也自有些人为之化妆,吹捧,这中间也包括了王渔洋这样的人。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只有张缙彦这类人逐渐少下去,社会才会好起来。入关以后的清王朝先是对他们加以利用,随后很快就发现了这种人是不可信赖的,因为他们的本质是蛀虫,明朝就是在他们手里被蛀空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新朝的警惕。编印《贰臣传》与对明朝死难遗臣的大举封赠,就是吸取教训、头脑清醒以后的果断措施。入关后的新朝统治者终于悟出:气节还是重要的,不能不讲。等弄得满朝都是“贰臣”时,就来不及了,也离彻底垮台不远了。在他们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教训。
  1984年9月24日
  关于周亮工
  周亮工是明清易代之际的一个畸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有亮工小传,略云: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又号减斋。祥符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官潍县知县,行取浙江道监察御史。顺治二年,官两淮盐法道,调扬州兵备道,迁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入为左副都御史,迁户部右侍郎。为福建总督佟岱劾其贪酷论死。会赦得释。康熙元年,起补山东海防道,调江安粮储道,被劾论绞,再遇赦。卒于十一年,年六十。
  周亮工是《贰臣传》中的人物。他在福建先后八年,正值清初动乱,对安定地方,御灾捍患都做了好多工作,正如他的学生汪楫在《闽小纪》序中所说:
  夫闽地当革故鼎新之后,民穷赋急。加以戈船出没海上,征兵乞饷,日夕不宁。先生以观察而于治狱之外,而治兵,而治赋,而衡文,事势纷错。
  钱陆灿、姜宸英所撰墓志、墓碣中对亮工在闽经历,有更为详尽的叙述。
  这些出于朋旧笔下的记载,难保没有溢美的地方,但至少可以说,他是个能吏。而在能吏手下的人民却不一定能过上人的生活,也是明明白白的。周亮工的被劾,应当说是“事出有因”,不过据姜宸英的意思,则是“盖公名高,为时所忌”,“自负其能,失当事旨”。等到任左副都御史时,又“上章言闽事,报可。又密有所建白,言激切,颇摘抉用事者,骤擢户部右侍郎,而闻者咋舌曰,祸始此矣”。这里的“用事者”,姜宸英自然不敢实指,但说的是中枢大员则无疑。邓之诚说:“(亮工)屡踬屡起,由刘正宗恶之。当时满汉相倾,成为风气,亮工不死,属有天幸。”这里根据的不知道是什么,但其为清初统治阶级上层的内部矛盾,是无可疑的。
  周亮工不只是一个能吏而已,他在清初文化界的地位与作用是更为重要的。他喜欢交结遗民,为他们刻集;他爱好书画,有许多诗人画家朋友,写有《读画录》;他好藏古墨,又好印章,写有《印人传》;在福建八年,写成四卷《闽小纪》,着重记录风土、物产、风俗、人物,是一部有意思的社会文化史小书;他还在狱中编成《因树屋书影》十卷,又辑有讲测字的专书《字触》,这都可以看出他的兴趣之广泛;他所选刻的《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等书,影响更大,继承了晚明的风习,虽意在选文,但也保留了不少史实资料。这一系列杂著的影响,实在比他自己的诗文集《赖古堂集》要重要得多。邓之诚说他“诗文未能成家”,但“才名稍亚钱吴”,这些杂著是起了大作用的。
  《赖古堂集》是禁书,但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违碍的地方。周亮工是小心翼翼的,不敢触及当时仍处于第一位的民族矛盾。文集中有一篇《书戚三郎事》,是记录江阴城陷后的杀戮之惨的。文章开头说:“江阴城陷,微戮抗命者。”轻轻一笔就为“江阴十日”的惨剧定了调子。可是全文却写得十分刻露,还涂上了一些神怪的保护色,到底揭露了清兵的残杀罪行。可以想见作者在下笔时的战战兢兢。
  要说周亮工一点没有故国之思,那也不是事实。《赖古堂诗集》卷三有《钱牧斋先生赋诗相送,张石子、颜晋俦皆有和,次韵留别》诗,可以说是集中写得最好的诗篇之一,原因也是诗中含有浓厚的感情因子,揭露了清初文士特别是“贰臣”们的阴暗心理:寒潮入夜不增波,苦忆敲冰渡浊河。
  失路自怜酒伴少,看山无奈泪痕多。
  交情雨雪犹分袂,时事东南未罢戈。
  冻尽劳劳亭下柳,那堪重听故人歌。
  《湖上留别》二绝,大抵是作者最后的作品:轻舟欲去荡千回,老境颓唐有限杯。
  放鹤亭前闻牧马,孤山处士不栽梅。
  欲去梅花着意看,严风烈烈岁将残。
  游人莫厌西湖水,经燠经寒不肯乾。
  这是康熙辛亥游吴越时所作,为乱后西湖写真,也写尽了作者的迟暮心情。
  邓之诚说:“初亮工知潍县,值满洲兵南下,齐东诸城皆破,独潍以坚守获全。潍人德之,为建生祠。及再起青州道,过潍见生祠,大哭而去。殆有痛于作两截人耶?”邓先生说得不错。贰臣的心事,有时就是如此的,最后不能不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年谱》记:庚戌,五十九岁,在江宁。春二月,一夕,慷慨太息,尽取生平著作与板行者尽毁之。
  亮工在绝望心情中把他平生精力所聚的著作、书板亲手毁去了,内心空虚、忏悔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曹寅的《楝亭文钞》中有一篇《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说到周亮工的“好士”:“公之好士,一艺之精,必奖进之。 谦揖让,解衣推食,虽富贵与颠沛不少变。”这是周亮工生平的一大特色,也是他能赢得声誉的重要原因。曹寅又说起亮工与曹氏两代交情:余总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督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点摘其句读。
  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曹寅一生的事业,虽然出发点并不相同,曹的“好士”仿佛也是从亮工那里接受下来的传统,后来更发扬光大了。
  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覆勘《四库全书》,详校官祝堃发现了周亮工的诗中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句,以为违碍,结果将亮工全部著作,连同《提要》中涉及亮工姓氏的地方,一律剔出、抽改。陈垣曾得当年馆中精写《提要》底本,其中保存有后来不见于殿本《提要》的《赖古堂诗集》一节提要文字,略云:亮工所著《书影》,载论诗诸条,皆极排七子,其《赖古堂印谱》,并有一私印曰“不读王李钟谭之诗”。故其诗多刻意为新语而所作终不逮其所论,去王、李诚远,去钟、谭咫尺间耳。
  《提要》的话是有根据的。亮工有《与林铁崖》一书: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笔遂不顾所安耳。他且勿论,即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缺字类作□。武王几铭,“皇、惟敬□□先垢□笺□”示缺文也。两君目□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伯敬云,读口戕口,竦然骨惊。
  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岂三代时便学作钟、谭诗耶?即此已可笑,何况其他。
  这里将钟、谭的浅陋真是说得神气活现,同时也揭露了公安、竟陵派故做奇峭艰涩的毛病,是很有见识的。虽然亮工自己的文字也不免有这种缺陷,如《闽小纪》即是如此,一个时代的文风是很不容易摆脱干净、不受牢笼的。
  到了《读画录》,就要好得多。
  亮工对文章之美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如《与黄济叔》小札所说:夜来与冠五小饮,遂尔大醉,灯下任笔题尊册,不觉无伦无次,知不免大方胡卢也。
  薗次一段,自觉琐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极琐屑处,写得其人须眉生动。不孝虽非其人,窃有志焉。知公不以为嫌也。
  这一节话,正好可以移来作《读画录》、《印人传》的评语,其中确有许多写生的精妙片段。他是懂得运用精选的细节,塑造人物的道理的。
  在另一封信中,亮工还说他和黄济叔彼此在篆刻、诗文中互受启发、影响,使作品得以进入更高的层次、境界,他把这种情状说成是“吾两人交相动”,也是很有意思的创作经验。顺便还斥责了同时出现的大量平庸低劣作品:“今人满部诗文,大套印谱,细细搜寻,总如疲牛拽重车,入泥淖中,何处使人动。”
  与“满部诗文”相对的正是晚明兴起的小品。亮工作品中成就较大的也并非大块文章而是典型的小品文字。《赖古堂诗集》卷十二有一题云:“重阳后二日得萧伯玉、许介寿两家日记,喜其三数行一则,易于作辍,遂尽数叶。”诗有两首:坐作同矜萧伯玉,疏狂独爱许瓯香。
  连篇累帧真难竟,引睡能消字几行。
  繁华犹梦东京好,雕敝难为白下情。
  只有数行读不得,故园旧事太分明。
  从这两首诗里不只可以看出小品在读者中间的影响,更提示了读者层次与需要的不同。
  文学也不只是长篇巨作的天下,短小的篇章只要是言之有物,文字简净,意趣明达,也自有其读者,也有其价值。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读者,这方面的要求也更高些,这几乎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事实。周亮工用自己的笔墨实践,提供了像《读画录》、《印人传》这样的作品,算是他所提出的创作理想的体现。现在摘取他为陈章侯(洪缓)所写的小传的片段,看看他的笔墨风格。亮工为老莲做详传,但不同于通常的传记。他常常选取一二细节借以点染传主的某种特色,如《读画录》中记:章侯性诞僻,好游于酒,人所致金钱随手尽。尤喜为贫不得志人作画,周其乏,凡贫士藉其生者数十百家。若豪贵有势力者索之,虽千金不为搦笔也。一龌龊显者诱之入舟云,将鉴定宋元人笔墨。舟既发,乃出绢素强之画。章侯科头****,漫骂不绝,显者不听,遂自沉于水。显者拂然,乃自先去,浼他人代求之,终一笔不施也。以此多为人诟厉。年五十六,卒于山阴。
  亮工这里没有说老莲死去的细节,但从上文推断,可知是怎样一种结局。邓之诚先生从丁野鹤的诗集《陆舫诗草》中找到一首题为《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的诗:
  到处看君图画游,每从兰社问陈侯。
  西湖未隐林逋鹤,北海难同郭泰舟。
  鼓就三挝仍作赋,名高百尺莫登楼。
  惊看溺影山鸡舞,始信才多不自谋。
  邓先生在诗后的注语说:“案此诗作于顺治九年,陈洪绶以不良死,他书未及。”看诗意,老莲大约是死于某一显宦的迫害,与周亮工在小传中所写的情景相似,这也许就是一种“不写之写”的手法吧。
  亮工《赖古堂集》卷二十二又有《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一文,对老莲性格及作画种种都有生动的描写,不同于《读画录》:章侯与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门为余作《归去图》一幅,再索之,舌敝颖秃弗应也。庚寅北上,与此君晤于湖上,其坚不落笔如昔。明年余复入闽,再晤于定香桥。
  君欣然曰,此余为子作画时矣。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或令萧数青倚槛歌,然不数声辄令止。或以一手爬头垢,或以双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语,或手持不律、口戏顽童,率无半刻定静。自定香桥移余寓,自余寓移湖干,移道观,移舫,移昭庆。迨祖余津亭,独携笔墨,凡十又一日,计为余作大小横直幅四十有二。
  关于陈老莲,已经有过几本研究的小册子和年谱,不过好像都没有引用过这些材料。其实我看周亮工这些描写,才是老莲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是传记的绝好资料,同时也是亮工文字风格的极好标本。
  关于张远
  《无闷堂集》诗二十三卷,文七卷,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文集前有屈大均序及自序。自序末题“乙丑端阳题于羊城旅次”。乙丑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时作者三十七岁。文集与诗集前十二卷,宋体字,刻于广州。诗集后十卷,软体字,则是在苏州补刻的。扉叶题“金阊刘汝洁梓”。
  诗集后有男继超跋:“家君《无闷堂集》,前为友人梓于粤东,中多误入,舛错殊多,今悉改削,合近刻前后定为三十卷,藏于家。”补刻不知在什么时候,大约总远在作者康熙五十五年逝世之前。“改削”的好像也不必是“误入”部分,可能有些违碍的诗文都削去了。卷中又有些未刻卷叶的文字,如《屈(大均)母八十寿序》、《徐烈妇小传》等,可能都是因为有所避忌,随时准备抽去的。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著录的是从旧书衬纸中抽出装成的一本,诗集只存十一卷,是一个残本。邓先生书衣识语中详细钩稽了张远的生平,说他“一生踪迹,多在客中”,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清初有许多遗民文士,往往都是喜欢远游的。如顾亭林就很少住在故乡,足迹遍于北方边远地区,最后死在曲沃。屈大均、李因笃也曾出入塞上,难道他们都是沉溺于游山玩水么?他们都是反清复明的志士,旅行目的也大抵在于联络山海,以图恢复,不过不能直接地声说。时移世换,人们也大都不能明白那底细了。
  张远也是走过许多地方的,自从离开故乡福建,就来到吴中,定居常熟。这以后到过桂林、采石、泰山、洞庭、广州、北京,交游也多一时名宿,如曹溶、查嗣瑮、梁佩兰、屈大均、王翚、钱陆灿、陆贻典、叶燮、潘耒、杜濬、朱彝尊、顾嗣立等,都有唱和诗篇。五十二岁始中乡举,选官云南禄丰知县,卒于官,年七十。
  集中最能表襮心事的是一篇《赵松雪集跋》,他说:论之者谓,子昂文章经济,颇为书画所掩,以是为怅。呜呼,布衣疏贱之士,生之不辰,尚且遁迹丘园,为农没齿,况身为帝裔,反面事仇,无怍容焉。是岂宜令郑所南见之哉!以书画名,未为掩之也。
  在当时这是很大胆露骨的议论,大概也就是和屈翁山辈酒酣耳热时相与论议的一事。又文集卷七有《徐烈妇小传》,文末“野史氏曰”说:甲寅之变(按:指耿精忠叛清事),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余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铲去一行,约失廿一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直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其间士族妻妾,往往有之。……
  通常文集中表扬节烈的文字,最不足观,不想这篇小传后面,却有着这样惨痛的纪事。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 年),离开清军初下江南,已经二十七年,但人民的苦难,与甲申、乙酉之际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南京、扬州都出现了人肉市场,不见旧记,很难相信这曾经是事实。而作者激愤的心情也昭然若揭了。
  文集最后一篇文章是《题黄漳浦先生诗后》,也是一篇立场鲜明、毫无避忌的文字:
  漳浦黄公,近世之文信国也。公文章经学气节高出千古,而举义旗、殉国难,则与信国同符。然信国当不可为之时,犹举国委之,公则削籍家居,徒手赴难,尤为希有。当烈宗时,公非有言责,属争天下大计,皆忤旨,几致之死。逮放归而事已去矣。南朝草创,委用非人,新君纵逸,左帅内讧,虽至愚无识之人,亦如其必败,矧公精于易数,而举空拳蹈烈焰哉。良以国亡与亡,见危致命,义当尔耳。公自徽州至留都,锒铛被系,途中赋诗凡二十余章,书一卷。诗词慷慨,书法端严,无异平居时,较之信国惶恐滩前之句,殊为精奥。余向在金陵,见公画《梧桐秋雨》一幅,乃临刑时刽子跪乞者。点缀工妙,逾于曩作。非正定之大贤,能如是乎。……
  黄道周弘光时曾官礼部尚书,后又与郑芝龙拥立唐王,率师出衢州,兵败被俘,不屈,死于南京。作者对这位大节凛然的乡先辈是充满了敬爱之情的,放笔写来,竟忘却了禁忌,其实在当时,这是很不妥当的。盛赞了明的遗臣,不就是奚落了投降的贰臣和他们的新主子么?但作者不自改,子孙也没有删,一直流传到今天,使读者读了也不能不为之神旺。清初文集有这样的文字的并不多,正是值得珍惜的。
  作者的这种感慨,在诗篇中也时时可以见到。卷十有《赠茶村丈》(杜濬)四首,感慨苍凉,写得是好的。现在抄两首在下面:耆旧襄阳独老苍,皤皤黄发更精强。
  鲁连志在秦难主,陶令诗存晋未亡。
  薄俗滔滔谁砥柱,诸君滚滚亦登场。
  年来五字波澜阔,一洗陈言笔墨香。
  留都山色郁青苍,销尽山公与葛强。
  谁复新亭生慨忼,独存一老感兴亡。
  浮云故国惊沧海,秋色遗宫见麦场。
  裘马纷纷矜狡狯,可能秉的布衣香。
  这四首诗大抵是在金陵与杜茶村晤面时所作。彼此都是遗民,念念不忘故国,痛骂无耻的贰臣新贵,必然是主要的话题。秦难主、晋未亡,还不曾泯灭复国的希望;满眼都是裘马轻狂的新贵,而明的故宫已成为打麦场地,兴亡之感怎能不油然而生。这诗写得是刻露的,因之也是难得的。
  卷十七绝中有《与詝丈谈复社事感赋》五首,同样也是发抒兴亡之感的作品,那末两首是:谁能铁锁锁留京,江左何人不景清。
  纵有彦回辛苦在,任他一唱石头城。
  闽堤沙冷粤烟销,一衲云山系两朝。
  白发如霜灵隐寺,背人偷唱浙江潮。
  (原注:谓蘖庵先生。)
  卷十一有《读宋遗民林景熙山窗新糊阅故朝封事稿之作》一诗:
  德祐遗民对旧扉,防秋遗草见依稀。
  老生亦有防秋处,豫向西风补旧衣。
  像这些带有浓烈的禾黍之感的诗句,在前十一卷中是随处可见的,这都是作者少年时的作品。
  十二卷以后诗,面貌就大异了。转而留连风景、看画、聚书,也间有与达官贵人酬应之作,大约少年的豪气已逐渐洗尽,而南明覆灭,不再有恢复的希望更是重要的原因。邓之诚论其事说:“及终无所遇,然后寄托于诗文书画。……甚至博一科,守一县,皆所以掩其迹也。”张远是否有意掩盖自己的遗民心事,虽可不必,但生活道路的改变则是无可疑的。清初人士像这样从慷慨转向颓唐的几乎已成一种公例,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转变,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政治史上都是如此。
  张远的诗集中还有不少送人去日本、去西洋的诗,当是客居广东时所作。
  叶燮还有《送张超然出洋》诗,那么他自己也是曾经泛海的了。他说“背秦终不返,徐福亦高流”(《寄谢君客日本》),明说“泛海”是为了“背秦”,可见当时像朱舜水那样遁去日本的,必不止一二人。卷十七有《送友人之日本》,是十首绝句,记下了不少日本的风俗,是早于黄公度的《日本杂事诗》几二百年的作品,引三首在这里:席地平铺脚踏棉,熏牙才黑便翩翩。
  旧游唐客能番语,白齿依稀忆去年。
  (原注:妓女熏齿令黑,遂为名妓,少者则否。以席铺地,谓之脚踏棉。)
  街官守栅夜常扃,六点钟鸣见晓星。
  七十二街传鼓遍,来朝来演八番泾。
  绾臂金条巧凿花,镂金研匣黑于鸦。
  归来美漫思红粉,满载红铜过落迦。
  (原注:归贾多铜。)
  从这些诗篇中可以看出清初海上交通之盛。在迁海之后,还有这样规模的远洋贸易,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广东迁海,事在康熙元年(1662 年)壬寅。后七年,才有地方官上展界弛禁之议,“于是孑遗者稍稍来归”。张远诗中所记,大抵就是弛禁以后的情况。)
  张远定居常熟,与画人文士交游不少,《马子白六十寿序》中说起:“江东,天下画薮也。予往来其间,若山水则交王石谷、吴渔山、徐樗存、高澹游;若花草则交王忘庵、恽南田、唐匹士。”于藏书家则交钱遵王、毛斧季,自己也藏书,文集卷七有《元明杂剧书后》一文,最有史料价值。抗战初期,《也是园古今杂剧》在苏州发现,被古董商人买得,郑西谛花了极大的气力,往返奔走,才能收得,不致流入域外,现在已印入《古本戏曲丛刊》中。郑西谛、孙子书(楷第)各为长文跋之,于其授受源流,用力稽考,但在书归黄荛圃前的踪迹,还是说不清楚。张远是此书收藏者之一,他说:古元人杂剧百三十六种,明人百四十七种,又教坊杂编二十种。旧抄者十之八,旧刻者十之二。皆清常道人手校,悉依善本改正。中有一二未校者,乃陆君敕先取秦酉岩本校勘,朱墨烂然。先辈藏书,虽词曲之末,亦必校雠精密,毋敢草草,为可法也。清常归之东涧先生,先生归之遵王。遵王与予交好,述古堂藏书三万余卷,无一时俗本。装潢精好,吴中无出其右。往往谈及藏书,必歉然以为未足。惟语及元明杂剧,则自谓已备,无复挂漏。遵王殁,归之予。予卤莽懒漫,读书惟观大略,阅诸老校雠,汗淫淫下也。毛君斧季云,敕先家亦有抄本,欲假此本校定,不可得。以赀遗典签者,乘间取一卷对勘,刻期还之。复伺间得他本,如此者经年,数岁始毕。后亦归之遵王,今为吴趋何氏所得。藏书之不易如此,而陆君之风流,亦见一斑矣。斧季敕先婿也,言殊不谬云。
  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书跋。它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书从赵清常归钱牧斋,又归钱遵王、张远。这是郑、孙两跋都没有说及的。书原有三百三十六种,五十年前再度从丁初我家散出时,除劫中失去二册外,只存二百四十一种,大约损失了近百种。此外,还知道有陆敕先所藏一本,后亦归遵王。《也是园书目》著录原有两部,过去疑莫能明,读此跋始知始末。至于陆敕先赂钱家小史,窃出原书手校的故事,更是有趣的藏书史话。世传朱彝尊、柯崇朴设法从也是园取得《绝妙好词》付刻的经过,与这里所说几乎完全一致,可见也并非全无根据的臆说。
  诗集卷十一有《卖裘》一题,诗尚存;其下《卖书》则仅存一题,原诗已铲去,不可得见,真是非常可惜。大概这部元明杂剧,不久也就转到旁人手里了。但他还是留下了这样一篇跋尾,使我们知道了许多事情,不能说不是意外的收获。
  1990年5月28日
  清代的禁书
  清代禁书政策的酝酿诞生,实际上怕是始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两广总督李侍尧查缴屈大均诗文的奏折。乾隆皇帝从这里得到启发,才下决心逐步实施、全面推广的。四库全书馆已经成立,访求遗书的工作也已开始,但李侍尧却悟出了工作中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他说:“从前臣等止就其书籍之是否堪备采择,行司照常办理,竟未计及明末稗官私载,或有违碍字句,潜匿流传,即可乘此查缴。”这一陈述正好与圣意相合,立即得到了详细的指示,那要点是:“传集绅耆,明切开导,谕以此番仰蒙皇上如天之仁,特免收藏之罪。即有前存忌讳书本,不妨及早缴官,并无干碍。倘再匿留不献,则是有心违犯,自取罪戾。”那开始也还在威胁之中含着劝诱,如对于屈大均的诗文,就止须销毁,并不追究藏书的屈氏子孙,乾隆在上谕中又进一步说明:
  朕屡经传谕,凡有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其中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惑后世。然亦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朕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
  这是开始收缴违碍书籍时的情形。不过成绩一时并不理想,特别是江浙一带地方官办理不力,三十九年十一月又有谕旨,指出:此等笔墨诋毁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因指名交各督抚留心查办。乃高晋、萨载、三宝皆覆奏称,查无违碍之书。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
  这个压力很不小,江浙各省的地方官加紧卖力奉行了,许多藏书家也不得不将家藏书籍上缴四库馆,但我猜藏书家们在缴书之前,是曾经仔细拣选过的,送去的大抵是古书,而极少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品,这些书也大抵平安地通过了,被收入《四库全书》,只是在重抄的时候,做了手脚,进行了删改抽换。
  但献书人大抵平安无事,而且各蒙赏给御制《图书集成》之类的奖品。所献之书也奉旨一律发还,但词义违碍的不在此例。据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开始征访以来,三年中共访得书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一种,而以浙江进呈者为最多,共四千五百八十八种。可见经过一番斥责督促后,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的。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以下事件:乾隆四十一年,诏应毁书籍内有止须删改字句,不必因一二卷遂废全部。
  这就开了抽毁的例,也为抽换删改种种手法铺平了道路。
  乾隆四十三年,查办了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为徐作传的沈德潜也获得革去官衔、谥典,撤去乡贤祠牌位,扑毁祭葬碑文的处分。
  同年十一月,又重申查缴违碍书籍的禁令,这次定了二年的时限,限满后仍有隐匿存留,从重治罪,显然与开始时的宽松态度大不同了。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令各省郡邑志书内如有登载应销毁各书名目及悖妄著书人诗文者,一概俱行铲削。禁网所及已经注意到了地方志,今天旧刻方志流传得稀少,与这次清理是不无关系的。
  乾隆四十五年,令于野史诗文外,更注意于演戏曲本。这次网撒得更大,已经伸向俗文学领域,小说也随之受到严格审查。
  乾隆四十七年,发现四库馆进呈原任检讨毛奇龄所撰《诗说》内,有字句违碍,总纂官没有签改,交部议处。
  乾隆五十年,下令改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事,指出击走李自成的是清军而非吴三桂。
  乾隆五十二年,重校三阁《四库全书》,又发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内引有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应将承办各员惩处。后纪昀奏,除认罪删改,陆续赔写外,并请将文渊阁所贮明季国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说、杂记诸书,自认通行校看,凡有违碍,即行修改。并知令文溯、文津二阁详校官划一办理,赔写抽换。从此修《四库全书》就开了抽换、改写的方便之门。除了经部之外,其余史、子、集三部无一幸免,遍遭蹂躏了。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满清对中国著作的暗杀。
  乾隆五十三年,令违禁诸书恐尚有留存之本,着各督抚严饬所属,悉心查缴,解京销毁。同年查办禁书最为起劲的浙江刊布了禁书总目,其中包括了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奏进本、军机处奏应全毁书抽毁书、专案查办钱谦益等应毁书、浙江历年奏毁书、外省移咨应毁书五大类。这时的浙江巡抚觉罗琅有一通奏折,就是对乾隆谕旨的覆奏。说明自乾隆三十九年奉旨查办以后,中经两次展限,先后奏缴禁书二十四次。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以后即未再缴。“浙江为人文渊薮,民间书籍繁多,实难保再无存留,乃近年以来,并无查缴,或系各属因限期已满,奉行不力;而藏书之家,亦因查禁稍懈,匿不呈出,均未可定。……臣现已通行各属,剀切出示晓谕,并督同司道府实力查办。酌委妥员,于各处书坊,不动声色,分头购觅,……
  断不敢视为具文,日久生懈,亦不敢稍涉矜张,致滋扰累。……”即使如此,也还留下了不少漏网之鱼,使后来的图书馆、藏书家得以编出一部部禁书目来。如果乾隆的兴大狱,搜禁书,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革命”,但比起二百年后那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来,可真是相形见绌,天差地远了。乾隆不敢大肆发动群众,依靠的只是一群奴才,即使是得力的奴才,也到底办不成如此伟大的“事业”。乾隆也长于抄家,但却不能不局限在被他抓住把柄的对象身上,没有普遍推行的气魄。这都是他的“局限性”。不过他到底是“前辈”,曾经做出过“光辉的榜样”的,因此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该忘记这位“先行者”。
  陈垣有《四库撤出书原委》一文,引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档,说明撤出各书后填补空函办法,是很有价值也很有趣的掌故,是揭露《四库全书》删改抽补手段的原始记录。查出问题的书有李清撰《诸史同异录》,要点是“因书内妄称世祖章皇帝有与明崇祯相同四事,悖诞不经”。奉旨应毁,并将李清所撰其他著作三种一并销毁。又有吴其贞的《书画记》,“因书内所载《春宵秘戏图》,语多猥亵,奏明应毁”。另一种是周亮工的《读画录》,“因诗内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语涉违碍,妻请销毁”。并将周亮工其他著作二种同时销毁。书既销毁,就必须补足空函,那办法是:查得《四库全书》每分六千余匣,均只于匣面按次标刻第几函字样,其书则各自分部,不相联属,并无通身流水卷数,是以屡次奉旨添书撤书,皆可通融办理。此次所毁李清书四种、《南北史合注》一种,系在史部别史类中;《诸史同异录》及《不知姓名录》二种,系在子部类书类中。此二种备抄之书尚多,均可按其时代,另检别种约计卷数多寡依次补入,不见抽换之迹。
  还有一种《南唐书合订》,无可抽补,就用衬纸之法,塞满空函。
  周亮工是著名文士,馆臣在《四库提要》中常常引用他的意见,这就带来了颇大的困难,改撰《提要》,挖改原书,为了一字一句,要花很大的弥缝功夫,留下了破绽,为读书心细如发的陈垣先生一一指出,使真相大白于今日,成为纪昀等玩弄不光彩手法的铁证。凡此种种,都证明着一件事实,《四库全书》是经过大手术的一部大丛书,其可信赖性也即科学性是大可怀疑的。使用时必须时加小心,最好的方法是能找到未经做过手脚的古本原著,如果能够得到的话。多年来就有影印《四库全书》的动议,但因以上原因学术界是并不赞成的。如果真能影印出来,自然是一部新古董,也有它的文献价值,不过其实用性是大可怀疑的。
  传世禁书目录较早的刻本是姚觐元的咫进斋本,已经是光绪中出版的了。但在很久以前就在读书人中流传着种种抄本目录,所收禁书也多少不同,有的是传抄的当时官方簿册,可见在很早以前,即乾隆禁书后不久就已出现了著录。他们大抵是留心掌故的有心人,对这场大灾难抱着深切痛恨的感情。
  抄存禁书目,这在当日无异于暗藏着变天账,其危险并不在收藏禁书之下。
  但到底还是流传下来了。姚觐元就据以付刊。他在跋尾中说:方今圣人在上,稽古右文,百无忌讳。各行省书局宏开,博采旁搜,典籍大备。士生宽大之朝,或亦妄识禁忌,因就其所得,详著于篇。于以见国家功令,所以维持风教者在是,而为目录之学者,于艺文掌故,亦有所考焉。
  这是一通涂上厚厚一层保护色的官话,如果细看,是可以看出那言外之意和惴惴之心的。这就不能说他纯粹是为了艺文掌故,也就并非完全是学术性的了。姚觐元作跋时是光绪八年(1882 年),已经到了清末,统治者这时已经没有余力管这些闲账,社会上各种不同思想一时蜂起,其主流则是排满的民族思想。果然,再过三十来年,就又有了《国粹学报》的排印本,是作为民族革命的匕首投枪而出现的。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本,一直到海宁陈乃乾扩编的索引式的《禁书目录》出现,才转而成为书坊和藏书家不可少的参考书,起着商业性质的作用了。随之而来的是禁书在旧书市场上的大涨价,使买书人叫苦不迭,不过也因此而使深藏密锁了几百年的禁本重新露面,使孙殿起得以辑成一册《清代禁书知见录》,宣布了乾隆禁书政策的破产。同时还有一册《外编》,所收都是明明有可禁之由然而逃却了法网的“遗珠”,更进一步证明了当日雷厉风行的禁书运动的粗疏、马虎和奴才们的偷懒和无能。
  禁书目中有一小部分在书名下附有审查意见,读起来是很有趣的,从中可以悟出被禁的原由和审查标准。所用词句虽然有千篇一律之嫌,但也不时出现有趣的妙文。总计起来,用得最多的官话是“词涉乖谬”、“语有偏驳”、“殊为谬妄”、“俱有违碍诬妄语”、“语极狂悖”、“语有干碍”……。
  从口气的宽严可以推测原书内容,也可以看出考官的面色。此外,金堡、钱谦益、屈大均、吕留良等人姓字是不能提的,更不必说是加以推崇了。岳飞的事是不能说的,宋高宗同样也该回避。给明郑贤辑《古今人物论》的评语是:
  内顾充《宋高宗论》,柯维骐、王世贞《李纲论》,屠隆《宗泽论》,张静峰《张浚论》、《秦桧论》、《郾城大捷诏》,陈敬《书生叩马论》,俱有偏谬语,应请抽毁。
  这就是说,南宋和战问题不能谈,抗战派与投降派一律不许议论。明于慎行撰《读史漫录》,其中“金兵将薄汴”一条,“自古国家成败”一条,“高宗初立”一条,“高宗主和”一条……“俱有偏谬之语,应请抽毁”。许诰撰《霞城集》,因“《闻道关门》四首当系指俺答入边事,而措语偏谬,应请抽毁”。此外,岳墓诗和岳王绘像歌,武昌府重修岳忠武祠碑记这些文字也不许有。可见一切涉及民族矛盾的内容都是不能容许的。至于诗文中有“意寓感情”的,也都在抽毁之列。绞索已经套住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不仅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了。
  对于南明史,禁忌就特别多。《了凡纲鉴补》因“其记载明末唐、桂诸王,多用其年号,且中多触悖语句,应请销毁”。《国书》因“内称福王为赧帝,又称唐王为隆武帝,均极悖谬,应请销毁”。《比玉楼诗集》中有“福王为天子南渡”的话;明人沈氏所作《思贻堂集》,内称崇祯为先帝,都被看作大逆不道。明张铨《国史纪闻》卷九有叛降朝鲜一段,是揭了清朝先世的老底,当然应予禁毁;《开疆奏疏》“皆逆贼吴三桂自四川入黔滇时所上奏疏,未便存留”。这都是销毁史料的例子,标准是是否对清朝的统治有害。
  凡是文字狱中人物的著作,不问内容,一律全毁;凡在书中提到钱谦益、周亮工等人姓氏或有其序跋评语的,也一律销毁。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初刻于乾隆二十四年,因卷首选有钱谦益诗,几乎惹出大祸。后来由翰林院诸臣动手删定重刻,铲去了钱诗,换上了慎郡王诗,并在书名上加上“钦定”二字,才重新准予发行。全书也由三十六卷缩成三十二卷。沈归愚的诗选到今天仍为不少人奉为标准读物,多次重印,但知道最初问世时的故事的怕不多了。乾隆皇帝的余泽,到今天也并没有消失,人们还在“钦定”范本的指导下思索,欣赏着温柔敦厚的诗教,这是不能不使人发出苦笑的。
  生小说红楼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关于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听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的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因此受到《语丝》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水星》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水星》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孙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有些失之艰深,但他用天津腔曼声长吟《桃花扇》“余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屈原赋注》,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良带了一本宣纸印非常阔气的木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
  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像“抓周儿”似地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
  当然像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了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我发现,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事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怕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红楼梦》的研究达到了今天的规模与水平,不用说,在五十年前是梦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坚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证》之后又写出了不少专著与散篇论文。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一个普通读者、“槛外人”的身份偶尔注意着他的工作。现在他的一本新的论文集将编成问世,来信希望我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推辞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只能简单地说几句空话。当然,在说着空话的时候,也不免要带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来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说明了有些设想已经坚持了那么久还没有改变的事实么?如果有谁指出这就是“僵化”,那也没有什么法子想。
  好像也是汝昌曾经提出过的,《红楼梦》研究应有内外学之分。看来这好像是一句笑话,不过却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换一种说法,目前的“红学”
  大致似乎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支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一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这两支研究大军是应该齐头并进的。而前者的工作应以后者的成果为基础。倒不是说,要等彻底弄清了康乾之际政治、社会经济的情况之后再来进行《红楼梦》的艺术探索,这是不切实际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做得愈深入踏实,后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获。这一“存在第一”的真理,是已由过去的研究经验充分证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论,舍此并无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许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诗,如《东京梦华录》、《梦溪笔谈》、《辍耕录》,是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整理、笺注、研究的。这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往往有了一部具体的断代的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
  有了一部《玉谿生年谱会笺》,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不也使我们对唐代后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点依稀的轮廓了么?而在这一意义上,恐怕没有另一部书能比得上《红楼梦》,那简直是无比的明清之际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极丰富的社会史。值得写出百来篇重要论文,在这基础上从而写出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风俗史来。文学评论如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石上,可以断言开出来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红楼梦新证》所表现的这一特色,汝昌曾经坚持了几十年,我觉得应该更自觉地坚持下去。这中间可能出现过偏离,出现过枝节性的迷惑,但只要大的趋向不错就用不着逡巡。
  传记要围绕着传主来写,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红楼梦》研究围绕着曹雪芹来做,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说“红学”已经变成了“曹学”,这批评是尖锐的,但也只有在研究已经对著作与作者本身毫无意义时才是如此。人们也曾对“曹雪芹卒年”这样的讨论表示不耐。其实对这么一位伟大的作者连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么光彩的事!不弄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时代,家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又怎能具体分析作品产生等种种微妙因素呢?
  繁琐也是一种相对的观念。在某些人从某一角度看来是“繁琐”的,换一副眼光,采取更广阔的视界,结论恐怕就两样。不能要求广大读者都具有如此深广的兴趣,但在文学批评家,是应该知道这界限的。
  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探索、追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这一历史阶段而论,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遗存下来的实物、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劫火,还是十分丰富的。现在仅就地志、文集、笔记……这一角落而论,恐怕就没有人能报得出一笔总账,更不用说泛览一过了。我相信,这中间是包含着大量直接间接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的。《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对待。说“红学”是“曹学”,是目光过于褊浅了。大规模的开垦发掘,能带来怎样的收获,是无法悬揣的。正如开采一座包含了多种稀有金属的共生矿,经过筛选、分离,无一不是有用的资材。这种规模的研究工作,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不是一二学人用“白首穷经”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样一来,岂非更将泛滥而不可收拾?其实这是用不着担心的,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得到的将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社会史,它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这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件事,记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采取了相同的立场的,那就是对高鹗为《红楼梦》添加的狗尾的态度。而这立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变。小说以一百二十回本传世,是二百年来的既成事实。高鹗给了小说一个悲剧的结局,姑不论“兰桂齐芳”那些混帐话,也应该说是难得的。不过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与真实性的问题。假的总是假的,不论挂着羊头的狗肉行销了若干年,它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读到某些论《红楼梦》的洋洋洒洒的论文,一旦发现它引用了后四十回的文字作为分析论断的依据,就废书不观了。因为首先在科学态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地位,这样得出的结论,到底要由曹雪芹还是高鹗来承当?或按三与一之比计算份额?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还有《红楼圆梦》、《续梦》……等不计其数的续作,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评论家予以考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俞平伯先生写定“八十回校本”,将高续四十回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的办法是合适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尽管许多人为高鹗提出过许多辩护的理由,但到底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伪的界限,终将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司马迁说过:“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涉及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有名见解,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韩非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可是丰富复杂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辈们迟两千年出世,社会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封建末世,经历的是变幻多彩、寒温异态的世相人情。
  这许多都不是他的前辈所能比拟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样,也发出了他的无数“天问”,不过他没有把回答写成诗,而是一部《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追寻曹雪芹作出了一系列怎样的答案,和他为什么要作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是首先设法弄清在曹雪芹的头脑里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至于他怎样将答案通过形象、故事表达出来,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情了。
  以上所说,看来无非也还是一堆空话。五十年匆匆过去了。回想当年热烈讨论、争辩的光景,还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经过了长期艰难的跋涉,却已很跨出了几步。自然不能说他是笔直地前进的,人间又哪能有这等事。但终于走出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没有大错。这是值得高兴的,也是我虽然惭愧,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一堆空话的原因。
  1982年2月28日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眼前放着一本很大很厚很漂亮的书——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我很喜欢这本书。对它的学术成就进行全面的评价,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不过可以说说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
  1950 年1 月底,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第一次看到沈从文。在这以前,我托朋友请他给我写过几张字,通过一两次信。他寄来的与杨金甫、张充和在一张很长的纸上写的章草现在还在手边,那是1946 年夏天他们住在颐和园霁清轩时写的。在另一张署名上官碧的字幅后面,他写了一段小跋:黄裳先生远道邮佳纸索书,为用李福寿笔涂抹,竟成墨冻蝇。复检旧纸经意一书,拙陋益增,始知婢学夫人,大不容易,仍只宜用起码价钱小绿颖笔,在公文纸上胡画,转有妩媚处也。因检习字一纸相寄。从文。
  这多少可以看出《边城》、《湘行散记》的作者在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的生活情趣痕迹。但两年以后又在北京相见时,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记得那是一个风沙满天的严冬,已经快吃午饭了,我在午门右侧旧“朝房”(?)改成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他。房子很大、很冷,里面放了许多张办公桌,他就坐在其中一只的后面。桌子上堆放着很多书、纸片、碎瓷块、破泥人……,正像一个荒货摊。他从椅子上站起,听我报出了名字,又转达了住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对他的问候,他激动起来了,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但说了许多。接着就一定要拖我到他家去吃炸酱面,而且反复说着炸酱面如何好吃,就像在小说里进行细致的描写似的。他穿得很单薄,围上一条围巾,我们就一齐走出了午门、天安门。跳上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好半天,才来到交道口。
  他住着两间小屋子,开门进去,家里没有人。他自己动手,烧开水、下面,搬出碗筷,请我吃炸酱面。吃完后立即动身依旧乘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回到天安门去上班。在这整个匆忙的过程中他一直不停地说话,内容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但那好像好久没有了谈天对手似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此外,我觉得放心了。一个习惯于描写世态人情的小说家一下子来到午门楼上,整天与古物打交道,能行么?我发现他行。他不但习惯了新的生活与工作,而且立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发现他是个对一切留下生活印记的事物都有兴趣,都会执着地进行观察、思索、记录的人。他写小说,写不是小说的文章,都持相同的态度,一种老实、认真,几乎可笑的态度。我相信他会很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并且会做出成绩来。
  沈从文是著名的小说家。在读中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了。我特别喜欢他的并非小说的作品《湘西》。这本蓝皮小书,我先后买过三次。现在手中留下的一本是1944年湘桂战局紧张时在已经变成危城的桂林街头买到的。书里的《常德的船》……都是我非常喜欢、反复读过的。七年前我给作者写信时还提到我喜欢这本小书的心情。这是一本地理书,或曰地方志,但与旧地方志可完全不同。我常想,全国各地都有这样一本“方志”才好。
  这是一本风俗画册,人物像册,它不是小说,但作者运用的还是那种方法,和写《湘行散记》差不多的方法。
  我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感觉就和读《湘西》一样,得到的也是差不多相似的满足与悦乐。
  这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不是先有了一个严密精细的理论体系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体现的唯物的、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像这样的著作,过去的学人是常常称之为“札记”的,水平高的就会成为小型论文的集合体。其间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得到贯通,就自然形成完整论著的雏形。读者欢迎这种新鲜的、丰富的、结实的论文合集,而厌弃一切只有大架子,内容却陈陈相因或空虚无物的“豪华建筑”。
  这是一本开山之作,尽管还不完备,有待丰富补充,但到底有了第一本民族服饰史的研究著作了,过去我们是没有的。
  这是一本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的著作,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惊人繁富、丰美、灿烂的文化,作者为我们掀开了这座伟大殿堂的小小一角帷幕,使人们得以多少窥见其神光陆离、气象万千的巨丽面影,这必将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的激情。
  祖国的文化遗产如此丰富,但经过多少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掠夺,不肖子孙的破坏毁弃,愚妄者的排斥贬抑,已经濒于危险的境地。作者辛勤拂拭,叹赏摩挲,追溯本源,旁及支系,试探着摸出了一条路,总结出某些经验。
  他的工作不是孤寂的,得到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和同志的支持帮助,终于做出了成绩。这一切本身就是值得欣喜咏叹的。一切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非常有希望的,经得起无论是什么样的风雨,我们有强盛的生命的力。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时会感受一种“左右逢源”之乐,它会诱使你翻出另外许多本书,对读、思索,并享受“左图右史”的愉快。三十年前我们有了郑振铎编著的几种历史图谱;更早些我们有过《读史方舆纪要》,近来又有了新的《历史地图集》。这许多著作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编写的。
  它们都是开创性的著作,但也无法使读者完全满足。这本《研究》则是从前人的踪迹上所迈出不小的一步。如试将每章的研究内容各拟一题,那就将有《半臂考》、《幞头考》、《关于“啼妆”》、《哈巴狗的起源》、《足球古史征》、《唐代时妆的衍变》等许多小论文。小,指的是篇幅,不是指内容含量。
  温庭筠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历代注家纷纷猜测,“小山”是“眉山”,也许是“屏山”,都不能使人满意。《研究》说:“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有多到十来把的(经常有实物出土)。……
  温庭筠词有‘小山重叠金明灭’,即对于当时妇女发间金背小梳而咏。”“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作者据唐人诗词、文献、《捣练图》、《宫乐图》、出土实物,作出这样的论证,是可以使人信服的,也许是可以“破千古之惑”的。
  杜牧诗“轻罗小扇扑流萤”,写七夕夜晚闺中生活小景,人们一直以为这大概是写团扇那样的东西,历来的画家也大抵都这样画。但不免还是怀疑,这未免太大了一些,扑蝶(如宝钗)还可以,扑萤怕将劳而无功。作者就指出,在《宫乐图》和《唐李爽墓壁画》中都画有这种“轻罗小扇”,其实是有些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品中有大量历史、风俗资料,一向受到历史学家重视。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是其显例。但在《研究》中接触尤多,且多据实物及形象材料加以论证,更为亲切。白诗:“平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装。”作者根据近年大量出土材料和诗文形容结合互证,说明世人发笑的原因。作者的研究还能通观整个时代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指出唐代社会善于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给予妇女服装的影响,又怎样从前期的活泼健康变为后期病态的过程。元和时的“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的八字式低颦”,大约就是“啼装”的本意了。白居易并不是头脑僵化的诗人,但他是看不惯这种“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的“时世妆”的,说这是“非华风”的。这就说明,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影响的问题,在唐代就曾经出现过了。
  怎样将见于“舆服志”一类文献记载中的大量名色,与图画实物、陶俑……中的形象材料,一一拼合,避免差误,是非常细致繁难的工作。作者做到了胆大心细。他勇敢地判断,坚决地认定。不能想象这中间就必无差误,条条都是定论,但我们将为有了这样的初步的轮廓而高兴,这是走向更为完密准确的基础。作者在《研究》中写下许多篇独立的小论文,随时发表研究的心得、见解,但没有综合考虑,加以总结。其实他提出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应如何正确估价实物、图像反映历史真实的程度;如何看待文学艺术作品中必然会有的夸张失实可能;如何判定文物产生时代的上限与下限;……。这些都是会引起热烈讨论的有趣问题。
  例如陶俑和石刻表现衣服飘带或马匹鞍饰,为了制作和保存的方便,对实物原貌是有所改变的,有时就和绘画中的描写有所差异。又如艺人在创作中,是容许也可能有所夸张、删略的。怎样理解、利用他们现实主义的作品的真实性呢?又如,时代较晚的艺术家在表现早于他们时代很久的现实生活时,忠实性是会有程度的差异的。正如今天的戏曲舞台上的人物衣冠依旧基本是明代的一样,明代刻书中出现的大量插图,不论表现的是哪个时代也基本上是作品产生当时的面貌。但这并不排斥有袭用前代画稿、纹样的可能。
  这一类的情况是纷坛复杂的,也是必须慎重对待的。作者在碰到这些问题时都有相应的讨论和判断,是值得深入探讨议论的课题。
  作者研究的对象是服饰,这就要求将形态万方、彩色斑斓的实物用文字再现在纸上。需要散文家的出色才能,不只是忠实的再现,还得写出事物活泼的情趣,这是常规的科学研究著作所不易得的特色。全书有大量美丽的插图,而文字之美,却使读者感到姿媚转胜。
  现存的大量文物,都以不同情况出土或发现于全国不同地区。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对种种复杂情况都做了认真的对比判断。他论敦煌、论南唐、论西蜀各章,都显示了这种特色。如他说到前蜀王建墓的石棺座浮雕时有一节分析:
  这个石刻,虽完成于五代前蜀四川成都,但由于唐封建主玄宗和僖宗两次逃亡四川,中原艺术家先后避难入蜀的极多。蜀中历来特别富庶,手工业十分发达,并且是生产锦绣地区,受战事破坏较小,所以画面反映的和墓中其他出土文物花纹图案,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活泼生动,不像稍后孟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靡纤细,颓废病态。
  这种平实的、鲜明的分析在《研究》中到处可见。作者在感叹劳动人民的惊人艺术创造之余,总是同时见到封建主的荒淫无耻。在分析研究上层人物的服饰之外也尽力反映农民、猎户、船夫、手工业工人、兵士、奴仆等下层群众的衣著与生活面貌。由于文献遗存的限制,分量上容有参差,但作者并没有把书写成一部贵族服饰史。
  作者希望致力于奠定新文物学的基础,希望打破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全书实际上也以这部分创见最多,估计展开不同意见争论的机会也必然最多。作者在表述自己的见解时是勇敢的、痛快的,毫不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但应存疑时还是存疑,因而也少有霸气。
  这样的学风,也是值得欣赏的。
  书画鉴定,也有悠久的历史了。人们一直承袭着的是传统的方法。到了六十年代,张珩、谢稚柳等专家开始总结传统的经验,并有意识地摆脱以文献为主的偏颇,企图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的鉴定,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书画是形象的艺术,通过笔墨的表现手段形成不同的风格,同时也对客观现实做不同反映。两者都无法摆脱时代历史的痕迹,因之也应该成为鉴定的主要依据。服饰、器物、风习……都是应加郑重考虑的因素,但过去注意得是不够的。《研究》则集中注意于此,对一系列传世名画的作者和时代都提出了有分量的新看法。这就使研究的范围扩展得更开,不是“服饰”一端所能局限的了。
  相传为唐阎立本的《步辇图》,作者认为“或系北宋摹唐旧稿”,“原作即便出于唐人,时代也应比阎立本晚些”。对《职贡图》,认为“或宋人拟作”。旧传张萱作《唐后行从图》,作者认为“原画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
  “盗出国外传世本,时代且更晚。定为张萱名迹,实赏玩家以耳代目,人云亦云,殊不足信”。在讨论《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提出当时贵重马具的“金银闹装鞍”,详作说明,并用以证明旧传北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就因全不懂得“五鞘孔制”,因而造成错误。又说:“元初画马名家赵子昂父子所画诸马,鞍具还采用五鞘孔制。事实上元代早已废除,画中反映,恰好证明传世诸作均临摹唐人旧稿,而非写实。”这是很精当并带普遍意义的意见。
  传为唐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是研究鉴定家注意集中的著名作品,出现过不少论文。《研究》后出,但讨论最为详密,援据更为丰富。提出的两点看法也是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作者认为“必成于宋初南唐投降以后,可能即成于降宋以后顾闳中辈,但不可能成于李煜未降以前”。举出的论据包括了画中人物的宋代特定礼节——扠手示敬,与南唐降宋官吏初期一律服绿这样的细节,可见作者心细如发,思考细密。如集合论许多名画时代的片段,即可看作一卷出色论文。
  历来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多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易忽略事物制度的时代特征。……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以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或其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
  这是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话,表示了他对新方法的信心,也清醒地看到,在这方面一时恐不易取得一致,还有待于更长时间的讨论与辩难。这其实正是《研究》的整体精神。
  进行这一类的研究工作,通常感到困难的是,时代远的,材料苦少;时代近的,又惟患其多。因此在比例上就难免呈现一种头重脚轻状态。如明清部分就显得过于缺略了,也是许多人感到不满足的重要意见。希望这一状况能于不久将来得到弥补。文献遗存的丰俭是相对的。明清两代遗物看似丰富,但具体使用起来,也不一定就能够用。时日既迁,今天视为丰赡的,可以明日也会化为窘乏,这是不能不要求研究工作加紧进行的。不应使人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慨叹。作者论及《红楼梦》中所举各种衣着式样,丝绸名目,如“凫靥裘”、“雀金泥”等,因所见当时实物多,体会深,说得就极有意思,远非仅凭文献作考证者可及。作者又说:《红楼梦》一书中王府大宅布局,虽为北京所常见,但叙述到妇女衣着如何配套成份,都显明是江南苏州扬州习惯。据故宫藏另一雍正十二妃子图绘衣着,可知这时期宫廷里嫔妃便装已完全采用南方式样。这十二个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中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晓(原作“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的情形。
  这个问题就提得极好,也是至今未能引起多数《红楼梦》研究者注意的。
  其实故宫就是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伟大实物仓库,可惜至今未做有效的发掘。
  作者半年前有一信,还谈到这方面的问题:近常在故宫博物院出版之《紫禁城》,见尊文谈旧戏。其实故宫尚保存得有十七八世纪戏衣数千件,一说八千件,在世界上真可称“洋洋大观”。又康熙乾隆南巡图卷中有几万种演戏场面,均值得设法一一看出。若依据此等世界稀有材料,用一二年时间写一部大书,印十来本图像,在世界上亦必成一种伟大无比的工作。
  信是用毛笔写的,写成后又用铅笔在信纸旁作注:似以康熙三十五年第五次南巡图为最重要。燕子矶场面极壮观。
  且注明某某机关地区班子。还有江宁织造署图像,十分重要。
  一说到文物,就“如同小孩穿新鞋,过新年的一般”,立即激动起来,即使是活到了八十岁也依然如此。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本大书实在应该重排出版,以普及面貌出现。即使附图简单些也好,这样必将在学术界、文学界、戏剧电影界……引起更大的反响,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顺便也可加以增补,并改正少量错字。如《重屏会棋图》的说明,“南唐李煜”,但历代著录都指中坐者是中主李煜,是名句“小楼吹彻玉笙寒”的作者,李煜的父亲。像这类小小误排,还有一些,都应该改正。
  祝愿从文先生身体健康,工作如意,在创作和研究中做出更新更大的成绩。
  1982年8月18日
  禁本小记
  清朝的禁书,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是图书馆和藏书家极力搜求的对象。
  为此,当时旧书店出版的目录上就特别标出哪些是禁书,不言而喻,价钱也特别来得贵,往往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到手的。这里说的是抗战前后的情形。
  一直到解放之初,旧书的身价一落千丈,大秤论斤,好像只有塞进还魂纸炉的资格时,人们才再也没有了心思来讲究什么禁书。近来翻阅几种禁书目录,发现其中有些熟习的名目,都是过去曾经遇到或偶尔买得的。历劫之余,书架上居然还剩下了几种,于是就取出来一一翻阅,对照当时查办禁毁书籍人员所加的按语,留意那犯忌的处所,好像也多少能看出“圣意”与审查官员的心思。这些又大抵是明清易代时人的著作,自然也保存着一些值得珍重的史料。诗文也各有特色,显示着一代文风诗风的面目,这些都是在文献价值以外值得着眼的地方。又因为到底少见了,作为板本书也有加以记录的必要。
  因作《禁本小记》。
  《南山集偶钞》
  《南山集偶钞》,“桐城戴名世田有,受业尤云鹗编次”。康熙壬午刻本。半叶十行,行廿一字。前有方苞序,宿松朱书序,辛巳人日受业尤云鹗跋,又目录。全书计收书十首,序四十二首,记二十一首,传二十五首,论三首,说四首,杂著五首。白口,左右双边。板心中记篇名及写作年份,每篇叶数各为起讫。每类前各起大题。其中有一处书名已为后人用墨笔改为《南函集》,作者名字也涂改为“戴吝槿由直”,应是《南山集》狱后事。
  《南山集》案是康熙后期有名的文字大狱。官书及野记都称之《南山集》狱,其实指的就是这本《偶钞》。是尤云鹗就平日所藏钞本百余篇付刊的,仅当全集五分之一。刻成十年而狱起,官方据此论罪,并非另有《南山集》一书。
  戴名世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一甲二名进士,与方苞齐名,都是兼做古文和八股文的名家。康熙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揭发书中违悖之处,指的就是《偶钞》卷首的一篇《与余生书》。余是介绍曾为永历中宦者的犁支和尚叙述滇黔间事给名世的人。原书说:“而吾乡方学士(按指方孝标)有《滇黔纪闻》一篇,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这就触犯了清廷的大忌。康熙在御批中说:“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又说:“方登峰之父(方兆及)曾为吴逆伪学士,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仍留在本处,则为乱阶矣。将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为允当。”可见在康熙看来,此案因有作《滇黔纪闻》的方孝标卷入,又有族孙方苞为《南山集偶钞》作序,与三藩事件联系起来,就觉得格外严重了。其实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还有许多有关明史的议论,也是清廷不能容忍的。戴名世说: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雕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戴名世在这里为南明争正统,倡议修南明史,想发动明的遗民、遗臣收集史料,纂辑成书,总结一代得失成败的教训,即使是书呆子的白日梦,在清统治者看来到底是危险而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戴名世又错误估计了形势,天真地说什么清朝的文字之禁已经放宽,更是不折不扣的梦话,其必然碰到统治者的刀尖上,是毫不奇怪的。戴名世又表示,他“于明史有深痛”,有纂修明朝全史的雄心,在收集史料的问题上也对清廷的修史进行了指摘: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这里所触及的正是极为敏感的,为清朝千方百计回避讳饰的历史。在民间倒是清醒的人多,并不天真地遵命将藏书献出,可见大家都明白,万历以后明与后金的关系是碰不得的禁区。而戴名世却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虽然在官文书中不曾明确指出,无疑这一节也是他致死的重要原因。
  关于文集的刊刻,戴名世在给好友刘大山(岩)的信中曾有说及:“今年冬,有金陵门人欲锓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而门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可见作者本人也不是没有警惕的。刘岩在戴名世案内也受到牵连。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刑部衙门奏:“编修刘岩,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佥妻流三千里。”后来得到宽大处理,减去死罪,但流放充发是不免的。刘岩的文集《匪莪堂文集》是清光绪中叶刻行的。诗集名《大山诗集》,五卷,康熙后期刻本,不入禁网,但诗中怨望之处是很不少的。如《读苇间集》,是纪念故友姜宸英作,就有“呵壁无从诉此冤,悲填胸臆愤张髯”之句。《哭家西谷侍御》诗说,“我罹文字祸,不敢歌大招”,更是对自己的遭遇表示了抗议,而且公然说出“文字祸”来,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幸运的是没有被发觉,罪上加罪。只此一例,也可见当日文网虽密,到底还不曾剔除净尽,不能说不是失败了。
  戴名世和刘继庄(献廷)、王崑绳(源)都是好朋友,在《送刘继庄还洞庭序》一文中,称赞刘“不从事于科举”是“真能读书者”,说刘“尤留心于史事,购求天下之书,凡金匮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志、野老逸民之所记载共数千卷,将欲归老洞庭”,认为刘是修撰前朝史事的同志。戴名世对明代史料的关心无时不有所表现。《天籁集序》是为康熙刻白朴的词集所撰的序文,已不见于原书,想来也是因避忌而抽去的。序说:顷余有志于先朝文献,欲勒为一书。所至辄访求遗编,颇略具。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呜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其终必至于磨灭。……
  从这里透露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政治压力下,人们是怎样的战战兢兢,深藏密锁,不愿将有关明清易代史事的著作付之刊刻。戴名世痛骂这些不肖的子孙,不考虑现实政治条件,固然不免偏激,但从另一个侧面也揭露了文字狱的罡风,不但斩杀了大量已刊的著作,且扼杀了也许更多的文稿,使之胎死腹中,其践踏文苑的凶残业绩,更是应该予以充分的估计的。
  戴名世还为弘光遗臣王养正立传,盛赞其抗清死难,虽然遇到“大清兵”字样提行以示尊敬,但立场却鲜明地站在烈皇帝、安宗皇帝(弘光)一边。
  在《吴江两节妇传》结末的赞语中,又借机大骂投顺的贰臣:吾尝读顺治实录,知大兵之初入关也,淄川人孙之獬即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国装。之獬在明时,官列于九卿,而江淮之间,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国装死者,头颅僵仆,相望于道而不悔也。……
  今天人们都熟知清初因剃发而发生惨痛故事,却不大知道因通令换衣冠也曾造成惨重的牺牲。戴名世在另一篇著名的《画网巾先生传》中就记下了剃发令下后发生的悲壮故事。文章开始就说:“顺治二年,既定江东南,而明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其泉国公郑芝龙阴受大清督师洪承畴旨,弃关撤守备,七闽皆没。而新令剃发更衣冠,不从者死。于是士民以违令死者不可胜数。”可见剃发与换装是连在一起的。在叙事过程中,对洪承畴、郑芝龙的批评倾向更是显然。他几乎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发抒故国之思,在另一篇《郭烈妇传》的赞中也说:“嗟乎,海岱之间,自明时多公卿贵人,冠盖相望。
  及易代之际,左公萝石而外,卖国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之以节烈著者,颇时时不绝也,岂不异哉!”借封建主义男尊女卑的大帽子,痛斥卖国投敌的公卿贵人,正是戴名世思想的一条主线。
  《南山集》案最后的处理是:“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槱,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只杀掉一名主犯,比起乾隆朝的文字狱来还要算是宽大的。入了旗的方苞,后来赦归了,还写进了《满汉名臣传》,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开山人物,则更非少年时与之齐名的好友戴名世所能料及的。
  按戴名世尚有《忧患集偶钞》一种,亦列入禁书目,刊刻体式与《南山集偶钞》全同。后附《孑遗录》一卷,康熙四十年(1701 年)宝翰楼刻本。
  《南山集》则未见原刊著录,只于清末用活字排印《南山全集》十六卷,题“戴潜虚田有”撰;又有光绪十六年木活字本,亦十六卷,改题“桐城宋潜虚撰”。
  《峤雅》
  清初刻本。“明福洞邝露湛若撰”。半叶八行,行十五字。每半叶双套边,刊刻甚精。板心下有“海雪堂”三字。卷首大题下有小印云“字字离骚屈宋心”及“族来孙邝瑞重镌”一行。前有皖雾灵山人阮自华大字隶书序,小像,自赞。《石巢诗话》一则,后附“文部”。尾叶题“峤雅卷之二终”,似此书为二卷,但《千顷堂书目》称八卷,大概是连同诗类分体别起大题一并计算的。
  邝露,广东南海人。明诸生。隆武时召为中书舍人,唐王败死,赴桂林。
  永历中入翰林。后奉使还广州。清兵攻城,城破抱所宝琴赴水死。看他的生平经历,诗集中自然多的是感事伤时之作,不必审查就可断定应予禁毁了。
  但军机处奏进的禁书目中却有详细的按语说明:
  查《峤雅》,明邝露撰。中多空白,以文义推之,皆指斥之词。露虽于大兵入粤时抱琴死节,然在明末受业于阮大铖之门,最相契厚,为其狎客亦最久。诗中所称石巢先生,即大铖也。其死与明末逆案诸人之死相似,仅足自盖其愆,未便因此而存其诗,应请销毁。
  再此书卷首剜去卷数,似非完本,应行令该督抚再查。
  这里所指的就是同一刻本,卷中空白,也一一俱在,卷首小印所引诗,见王渔洋《论诗绝句》“九疑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据此,刻书当在顺康之际了。审查按语中借阮大铖大作文章,把邝露打入逆案,作为应予销毁的理由,倒是别出心裁的论法。其实诗集中处处都是违碍词句,原不必拉上阮大铖定罪的。七古《花田饮陶十一白郎》诗后附注云:是年燕都已陷,吾粤游舸不减昔时。南都初建,志士多绝裾之游;而尸素巨公,燕巢飞幕之上。黄才伯云:“越女不知摇落早,涉江犹唱采芙蓉。”信然。
  《赵夫人歌》小序中“迎驾邕宜”、“西迓乘舆”等都指的是永历帝,都照例抬头。诗中起首处有“自矜娇艳无双质,嫁与将军北射□。□骑冯陵风雨急,金陵铁锁何嗟及。”两个空白字都是“胡”字。诗末附记说:“永历二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又有咏张家玉侍郎的《二臣咏》,诗后小注更详细记述了张抗清前后的业绩,死节始末。邝露始终是奉南明正朔的,称明军为“王师”,与“清军”相对应,而感事伤时的词句更是随时流露。在禁书中间,可以算是十分标准的一种了。
  阮大铖的《诗话》中对邝露评价极高,说:“湛若诸律,以曹、刘、鲍、庾之才,降就沈、宋之法。如驱八骏,折旋于蚁封之上,故韵流于苏、李,而酝酿深于辋川、襄阳。超百粤而孤出,陵三唐而特奏。”可说推许备至。
  《峤雅》中与大铖投赠之作不少,也并未删去。阮的《咏怀堂诗》前有“岭南门人邝露序”,略云:“饮明堂在邹之醇,割西园南皮之腴,弹厌六代而砥柱乎柴桑。其协律之什,伯玉翕焉禅纯,摩诘圣焉禅智,三唐无其匹也,况下此者哉。”而结以“诵其诗,知其人,庶几可以论世”。邝露不但高度评价阮大铖的诗,同时也肯定了他的为人,此序撰于崇祯十年(1637 年)前后,正在阮髯因珰案下台隐居读书之时。此序意在为阮髯翻案制造舆论,是显然可见的。这就使鲍以文在《峤雅》前序中不能不说,《峤雅》书前:“旧有怀宁两阮序引,削而不录,惧为先生辱也。先生少尝师事大铖,崇祯间为阮序《咏怀堂诗》,称门人某百拜(按:此不确,以文可能没有看到阮集刻本)。洎阮罗织东林,乃贻书绝交,侃侃千言,可与侯氏《壮悔堂集》中一书并传。予友陈君同舟,曾于金陵市上见之,惜乎不获附此书以行也。”鲍以文的这些话代表着读书界的一般意见,与军机处的审查意见的出发点几乎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一个想为之辩护,一个则是借此作为销毁的理由而已。
  《经堂文稿杂著》
  康熙刻本。曹炎藏书,后归稽瑞楼、旧山楼,二百年来未出虞山。开卷为杂著两种:一、《半茧园十叟图诗》,前有二泉居士(叶奕苞)序,凡十图,对页各有题咏;二、《醉乡从事图传》,前亦有二泉居士序,也是左图右文。其后为《金石小笺》二卷,属“昆山叶奕苞九来著”。又“文稿”。
  最后为附集,计收陈其年《半茧园赋》,姜宸英《小有堂记》,施闰章《春及轩记》,葛芝《下学斋记》,归庄《僾然堂记》,彭士望《归云阁记》,徐开任《半茧园记》,李良年《三友园记》,顾苓《扪虱庵记》,魏禧《经堂记》。
  叶九来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叶文庄菉竹堂的后人。这一册书和后面所附清初著名文士的文字,都是昆山一郡极好的地方史志资料。刊刻精雅,体式不一,看来是刻于不同时期而汇为一集的。九来还有诗稿八卷,杂诗及诗词五种,也是康熙刻本。未见。但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
  的评语而列入禁书。《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璧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感,也许就是碰到清朝痛处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狂吠”的痕迹,也许只有天生特别嗅觉的人才能辨析得出吧:
  白生之先吴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塞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太仓吴学士遇白或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彧如为学士时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乱离,嚎嘈凄切,至于泣下。……学士赋六百二言,亦日《琵琶行》以赠之,而彧如名益重。戊戌夏访予茧园,清奏所谓新曲者,一再弹,满座怆然。
  予不忍其终曲,朗诵学士《琵琶行》以乱之,而彧如亟称生之技更善,彧如者生之叔也。
  盖生之祖在湄,从塞上将士授数十曲,皆[山坡羊]小令,生独得清商杂调于旧才人,曾侍玉熙宫宴者,故其技益进。
  文章后半论南北伎乐好尚的变迁,更是有意义的记录,而感慨牢骚也就从这里出来了:
  予因有感于江南盛时,金陵吴趋余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琶琵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塞上游,势使然也。然十余年来,生与彧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固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夷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子间乎?
  戊戌是顺治十五年(1658 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感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触犯禁忌的要害吧。不过同样作了《琵琶行》的吴伟业的运气则要好得多,《梅村集》中谈及明清易代史事的地方更多,故宫黍离之感也在流露,但全集只抽去了钱谦益的一篇序,终于保存下来了。
  《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中对《梅村诗文集》有以下的说明:
  此种系国子监祭酒吴伟业撰。伟业诗才俊逸,卓然成家,曾蒙皇上御览褒咏,外省只以其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因而牵连并毁,实无干碍,应请勿庸销毁。惟卷首有钱谦益序一首、书一首,仍应抽毁。
  同时顾有孝选的《江左三家诗钞》,也只抽毁钱、龚二家作品,《梅村诗钞》三卷特许存留。这些处理办法都是得到皇帝批准的。是不是曾经御览赏识就可以从宽审理呢?也未必尽然。看来这中间总还有些不大好直白说出的原因。
  《国史纪闻》、《嘉靖以来注略》
  《国史纪闻》十二卷,天启刻本。九行,十九字。题“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沁水臣张铨辑,男锦衣卫指挥同知臣张道濬订,门人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江宁臣徐扬先较”。前有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张铨序,天启四年(1624年)徐扬先序。
  禁书目著录,附注说:“其卷九内有叛降朝鲜一段,应请禁毁。”查原书,这是天顺三年己卯(1459 年)的记事:建州夷酋董山叛降朝鲜。
  董山潜结朝鲜,受伪制,为中枢密使。辽东巡抚程信调得其制书,疏请乘其未发,先诘之,可伐其谋。上遣给事中往朝鲜,锦衣译者往建州。两酋初不肯承,出制书示之,皆惊服谢罪。
  这是早期的东事纪录,也是《国史纪闻》全书中仅见的记述。原书记明历朝史事,起元至正十二年(1352 年)朱元璋起兵濠州,迄正德十六年(1521年)。书中所记边事,大抵都是西北诸边攻守的史实,虽然“奴虏”字样常常出现,但到底于满洲无关。只有这一条记下了建州先世的史迹,不但称之为“夷酋”,而且揭露了叛降的事实。这自然不能不成为避忌销毁的口实。
  其实张铨本人就是亲身参预了东事的,最后死在辽东。徐序说:“方忠烈(张铨)之感慨东事,新置大帅也,抗疏非之。未几,一一如所云。举朝神其识。
  神祖命往监军事。忠烈不以台资谢,单骑受代。今上初年,臣已忝同台,尺一才通而辽溃之报旋至,忠烈之惨旋闻。”张铨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官御史,曾上疏论辽东战守形势,募兵选将诸事。四十八年张铨又上疏奏谏:国家之乱,皆起于民穷财尽,履亩加赋。七厘未已而九厘,穷民何以堪此。大内积金如瓦砾,而发帑之请,叫阍不报,加派之议,朝奏夕可。岂财为皇上之财,而民非皇上之民耶?(《五朝注略》卷十二)在当时的台谏中可以算是敢说话的。
  张铨随即被命巡按辽东。天启元年(1621 年)三月,“奴酋率众度浑河,首犯沈阳。按臣张铨先下令迁降夷于城外,贺士贤不从。将士凭濠而守。贼驱土填堑,我兵连发炮热,装药即喷。贼遂蜂拥过濠。城内降夷应之。……
  沈阳遂陷。”后来清兵直抵辽阳城下,“李永芳遣人请降,(袁)应泰许之,命竖受降旗于城上。……应泰、张铨与分守何廷魁,三人坐城东楼,铨谓应泰曰:“坐公尸居游魂,致我无成事而死。’应泰曰:“公无阃外责,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当死于此。’铨下城,应泰举火自焚。……铨为贼执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铨斥曰:“反贼耳,何官!’永芳令驱之城外斩之。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贼。”
  以上是从《五朝注略》中辑出的有关张铨的事迹。这《五朝注略》也是清代的禁书,禁书目题作《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漏掉了《泰昌注略》卷十二,可见疏略。禁书目小注云:“查《四朝注略》系明许重熙撰,内第七卷以至十四卷,诋斥之词甚多,应请销毁。”说得正是事实。这书不像《国史纪闻》,七卷以下几乎没有一叶没有有关辽事的记载。我所见的一本是山阴祁理孙的藏书,崇祯刻。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边,题“太学生臣许重熙编次,右春坊臣许士柔参订。”卷首版心下有“秣陵高文所刻”一行。前有“旧史臣董其昌序”,崇祯六年(1633 年)“吏部候选监生臣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序”。
  在崇祯初年就已编刻了直至天启末的当代史,可见明人纂修私史的积极。董其昌在序中说:“臣间尝睹嘉靖朝有若大政、编年、识余、闻见诸录,万历朝有若笔麈、邸抄,泰昌天启朝有若日录、从信、纪政,……皆可为纪述之光。”可见当时私史之多,不过到今天除了《嘉靖大政类编》等一二种外,都极少传本了。董其昌又说:“臣其昌谓史之难,难在近事。”“故末世以史为讳,讳于近也。”这确是深知此中甘苦的话。他又称赞此书“可以破讳近之疑,可以镜治朝之概”,也不是泛泛的溢美之辞。
  以上两书都是山阴祁氏的遗藏。《国史纪闻》前有“家在鉴湖之滨”朱文长印、“竹中小隐”白文方印。通体蓝笔点阅。应是祁彪佳居父承丧时所读书,与所点阅《两朝从信录》为同时读物。彪佳有手稿《万历大政类编》,其原始素材就是取于《从信录》等书的。这部《五朝注略》则是祁理孙的手批阅本,卷首有墨书两行云:“藏书楼午后课,乙未四月二十日开卷,布衣臣祁理孙记。”乙未是顺治十二年(1655 年),作为明的遗民,在天翻地覆之后,仍闭门读书,究心前朝史事,而且特别留心卷中有关辽事的记载,用朱圈一一于书眉注出,这些后来就都辑录在稿本《东事始末》中。祁理孙的注意所在正好与查办禁书诸臣是不谋而合的,虽然他们站在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上。
  检阅各种禁书,不能不推这《注略》是名符其实、质量极高的样品。现在只少举数例:
  奴儿哈赤杀其弟速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酋(万历四十年十一月)。
  奴酋僭号后金皇帝,改元天命(万历四十七年五月)。
  奴酋发伪榜招降,诟侮无状(万历四十八年三月)。
  辽抚袁崇焕奏逆奴求款情真(天启七年二月)。
  六月,奴寇宁远。请将凭城御之,炮伤奴兄召力兔。奴兵解围退去。经抚阎鸣泰、袁崇焕,各奏厂臣先事绸缪之功,总兵赵率教奏称,仰仗魏忠贤妙算。……有旨,厂臣秘谋妙算,屡建奇功。奴胆已寒,灭之有日(同年六月)。
  当辽东兵事紧急之时,正是魏忠贤等气焰冲天之日。欺上瞒下,敷衍塞责,终于弄得不可收拾。经过上下的一齐努力,总算使明朝弄到亡国。这一切在七册《注略》中是斑斑可考的。祁理孙在十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想总结败亡的经验教训,那愿望是真诚也是可哀的。就在他闭门读书之际,发生了大狱,弟弟班孙遣戍辽左,祁氏也因此破家。虽然史家都不视此案为文字狱,但实质上正是同一类型而发生较早的一起大案。因此这两种晚明的当代史著作就在禁书之外又有了独特的文献意义了。
  《秋水集》
  集十卷,勾吴严绳孙撰,康熙雨青草堂刻本。半叶九行,行十九字。版心下有“佚亭”二字。卷一至八诗,卷九、十词。前有叶方霭序、吴绮词序。
  当尚有朱彝尊序,未刻入,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七。
  江宁布政使刻“奏缴咨禁书目”中有督部堂萨饬知无锡、金匮二县查缴禁书三种。严绳孙撰二种,此《秋水集》外尚有《明史列传》。另一种是绳孙子严泓所撰的《青梧集》。
  严绳孙是纳兰性德的好朋友,自然也和权相明珠有着密切的关系。《秋水集》中不但收有和纳兰倡和的诗,也有和张见阳、秦松龄、姜宸英、顾贞观、徐乾学等往还的诗篇,他们都是一个政治集团中人。后来明珠罢相,政局一变。绳孙此集之列为禁书,看来应与当时政治斗争有关。至于集中诸诗,除了偶有牢愁之句外,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忌讳之处。卷六收应制及侍从引见诸作,都极尽恭谨,《平滇恭进》诗前小序更是提行抬头,卑辞颂圣,可以算是恭顺的典型。翻书时遇见这种地方,总免不了感到满身的不愉快,好像看到在电影中描写旧时代某些大人物出场,甚或只是在说话中偶然提到,人们都要立正致敬的光景。《秋水集》中有这些应制颂圣的诗篇,却终于逃不脱禁网,实在是可笑又可悲的。
  严绳孙的诗写得不坏,自然感怀身世的作品要来得更有特色,但如果追究起来,也是可以做为“怨望”的实据。如《某园》一诗:十年桑海倍煎心,草色名园不可寻。
  欹柱倚风移旧绣,断垣经雨见遗簪。
  山僧礼数支门急,江燕惊猜避客深。
  惟有青山如昔日,不能重上上头吟。
  这里所咏不知是谁家园林,总之是不便明指。诗是游苏州时所作,如拟为海宁陈之遴的拙政园应该也是可以的。
  同时又有《灵岩呈继大师》一诗,是写给继起弘储的,腹联云:“兴亡满眼今何夕,去住无心我未僧。”说得尤为显露,表示了与逃禅的遗民同样的心情。《秋日杂感》一组诗中,也处处有着兴亡之感:“近说东南多战垒,车书回首几时同”:“总是兴亡千古地,莫教潮汐送闲愁”:“试看明月三分夜,犹有箫声杂鼓鼙”:“侧足横流群盗在,乾坤何处有吾庐”。《杭州杂感》四首,有“纷华何处说先朝”这样的句子,又说:“指点凤凰山上路,不堪萧瑟起边愁”,“说乱离时节懒经过”,应该都是绳孙少年时的作品,在入京以前。“君看沧海横流日,几个轻舟在五湖”(《自题小画》),可以代表作者这一时期的怀抱志趣,与入都以后浮沉政海的心情是大不相同的。卷六《集朱竹垞同年寓斋送留仙前辈》一诗,当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松龄因顺天乡试事下狱放归之顷:
  此夕亦良宴,胡然歌路难。
  故人先我去,霜月是愁端。
  别酒那可尽,世情真倦看。
  十年征逐意,留梦到长安。
  这就直白地述说了对十年中间京师宦海生涯的厌倦,可以作为绳孙后期诗作的代表。
  果然,卷七开卷就是《春日蒙恩予假南归》诗,其中如“吴牛避热先愁喘,宋鹢冲风且退飞”:“去来我亦无心者,何必从人定是非”,都是同一心情的抒写。其第三首云:抟飞端不到青雯,高足都看几要津。
  遮莫吾今先丧我,由来臣少不如人。
  官同王琰贫来久,世识嵇康懒是真。
  文酒故交云雨散,梦魂相望落花春。
  明珠、纳兰身边的人物风流云散了,绳孙经过了十年风浪,终于悟出自己并非政治斗争中合格的竞争者,但也还不免流露出一种哀怨。
  绳孙南归后又有粤东之行,留下了不少诗篇,有《酬梁药亭次余南归诗韵见送之作,并简别陈元孝屈翁山吴山带诸子》诗,其“驽骀北望宁无恋,乌鹊南来已倦飞”句就还不能忘情于京师,正是所谓名心未尽。不过这诗是写给陈恭尹和屈大均的,按照禁书条例,只要书中出现这些人的名字,就有了同样禁毁的命运,也许这就是《秋水集》列为禁书的理由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