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书斋雅乐》 上 钟敬文等 主编

  书话文丛·书斋雅乐
  钟敬文等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10

  ●序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30 年代,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木,不知是何人伪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裸,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版木。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50 年代初,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卖外文新书。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书店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那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 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建筑面积七十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比较窄小。
  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七十五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三家,每家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房屋太大,命令我从五十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四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 197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浏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诒让、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熹、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四十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三十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书话文丛》,愿这套丛书能在读书人的心里洒下一片春雨,是为序。
  1997年3月

  ●序

  冯亦代
  中国有诗话、词话、曲话,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并为公众所认可,这是老友姜德明在为《现代书话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话。我喜欢读这些书话,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信息,即使已读过的书,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对照我的意见,更可发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觉,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不读书话,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交臂。
  姜德明在总序里,曾把书话界定为“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同意他前面所说书话的界定,但对他说的“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和“亦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两点,则认为把书话只限于以汉语出版的书籍,似乎范围限得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我们现在读的书,汉语古书只是一部分,其他还有以汉语翻译国内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书,这些书不但有写书话的可能,而且鄙意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大潮下,写外国书的书话还有其必要。
  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我们比之于国际上现代化的国家,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有些项目甚至还要落后到半个世纪之多;虽然我们也有比较先进的东西,但大体说来,我们还是落后的。所以在国家现代化方面,我们不但要迎头赶上,而且还要超过他们;如果安于落后,便须挨打,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因此更多地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就十分必要。但是我们还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付不起那么多的外汇去买他们书籍的版权,这就不可能通过翻译未获得他们的知识。再说现在书籍的出版如此众多,我们也不可能本本都来翻译。如果我们国内懂外文并有专业训练的人,能够将他们读到的书,择其适合我们需要的写成书话,那就可普及这些知识,然后再谈翻译成汉语是否必要,那我们就可事半功倍了。
  我是个英美文学的爱好者,起初只在《读书》杂志上写些海外的文坛消息,得到读者的欢迎。有次茅盾先生和我谈起介绍文坛消息固然可以知道海外的新闻,如果我们能写得再详细一些,介绍原作作者的经历及背景材料,对于我们掌握海外的文学情况,便可更进一步了。于是我便在一则出版消息里,写新书的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写国外读书界对这位作者及这本作品的意向和对他的评价。如果我能读到原书,我就写上我的读后感,否则就依赖书评刊物的意见。十多年来我已汇集出版了好几本书,并为读者所欢迎,特别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垂青,他们不但获得了消息,知道海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有时还可得到启发,开豁视野。
  因此,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可以不必予以界定,写书话的作者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便是达到了目的。
  这部《书话文丛》的编者收集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做得比较周全,堪称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型书话的第一次的选集,相信读者们会从中得到读书的乐趣,如果从此晋入“书痴”、“书虫”的行列,那就成为额外的喜悦了。
  1997年3月27日于七重天

  ●序

  舒乙
  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书,动物只有物质的食物,而人有精神的食物。
  “食色性也”,只说对了一半,说的是人和动物共通的那一半;不同的那一半,也是最重要的差异,便是人有精神的需求,人要书。人要写书、编书、买书、藏书、念书,而动物绝无此种嗜好,不管多聪明的动物都不成。
  人当中也有文盲,也有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书的,但是,他们听过书,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书中的故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了书的影响的。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载体。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化身。
  书便是人类的智慧。
  北京的最西南角,有一座古寺,叫云居寺,那里藏着一部世界上最大的书,是一部石头书!
  这部石头书的每一页有一米多长、半米多宽、三寸来厚,足有二百多公斤重,两面都刻满了字,每个字有网球直径那么大。云居寺里共有一万多块这样的大石头“页码”,整整齐齐的,规规矩矩的,浩浩荡荡的,真是令人惊叹万分。
  干吗要刻这么一部大石头书?
  就是出于爱。
  和尚们,一千多年来,怕毁书,怕烧书,一句话,怕书传不下来,干脆,做一部石头的,让它永世长存,让它不朽。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传达了人类对书的深厚的大爱。人可以死,书不能断代,书必须传下去。
  这真是一个极致的、典型的、绝好的故事,最精确地最夸张地最使劲地描绘了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了对书的爱,于是,人们不断地在谈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体会。
  有一个聪明人,叫邓九平,想起来,何不把现当代中国文人写的关于书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一本装不下,编辑成一套,叫做“书的书”。
  他找到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在他们的指导下编成了一套丛书,这便是《书话文丛》。一共六本,涉及二百多位作家,近八百篇文章。
  应该说,这是一个好选题,也是一个大工作,很专门,很专业,也很有眼力。
  撇开这套丛书的知识性、趣味性不说,单说它传递的那种人类对书的感情,便足以使读者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对书的尊敬,对书的不能割舍,对书的一位情深,一句话,对书的痴迷,便构成了这套丛书的永恒的价值。
  对书的爱,产生了那部永垂不朽的大石头书,对书的爱,同样孕育了这套新的“书的书”。我在它们之间,看见了共性,看见了相同,于是,我便肃然起敬了。
  1997年3月25日

  ●《书话文丛》编委会名单
  顾问
  卞之琳季羡林冯亦代严文井陈原
  主编
  钟敬文张岱年邓九平
  常务编委
  牛汉汪曾祺林斤澜
  邵燕祥舒乙邓九平
  编委
  钟敬文张岱年牛汉碧野汪曾祺
  林斤澜黄宗英姜德明邵燕祥舒乙
  李国文王富仁李元洛任洪渊韩静霆
  母国政邓九平谢大光膝云张抗抗
  斯妤于海婴张树英

  ◇雅乐书斋◇

  ●书廊里琳琅满目,群莺乱飞,它不仅令我陶醉,而且填补了我生命的许多空白。

  姜德明
  (1929~)
  散文家。笔名余时。山东高唐人。在天津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51 年毕业后,分配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1979 年加入中国作协。
  1986 年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著有随笔集《书叶集》,札记《书边草》,散文集《寻找樱花》、《清泉集》、《相思一片》、《雨声集》、《绿窗集》、《书味集》、《书梦集》等。

  翻书的滋味(外一篇)

  如今线装书和“五四”以来的版本是买不到也买不起了。旧书店早已名存实亡,不少改为服装店或卖录音磁带、化妆品之类,爱旧书者已经购书无门。偶尔在厂肆还能看到几本旧籍,那也是为日本人或香港、台湾来的主顾们准备的。没有旧书店可逛,而书生的劣习又难改,只好足不出户,凑近自家的几个书柜,翻弄昔日得来的残存。
  今天翻翻这,明天翻翻那,仿佛闲步于当年的海王村,颇有几分阿Q 式的自我满足。想起前辈学人留连旧书肆的黄金时代,不免又有一种酸味在心头。今天,我从书柜里翻出一本作家签名本,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这是胡适著的《墨家哲学》,“文革”后期得自中国书店。我在这家书店,前后发现过不少名家的藏书,或有签名,或有藏书印,甚至有题跋,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马叙伦、孙楷第等人的旧物。我深知这些人都是文学大家,一代名儒,他们的收藏应当珍视,但是知道又有何用,我当然无力尽得其珍,只能择其所爱并尽我力所能及者选购一两种。特别是钱玄同先生的藏书,我发现得最多,足见他生前保存的藏书极为完整,而且在他故去以后,家里的人也相当爱护这些书,数十年来未加翻动,然而终于逃脱不掉“文革”的厄运,到底还是散失了出来,流落于市井。孙楷第先生的藏书多为古典小说、戏曲,损失亦惨重,听说他临终以前已无力讲话,仍念念不忘它的旧藏,伸出手指在别人的手心中画出一个大字:“书”!孙先生的最后一口气,竟咽在挂念自己藏书的下落上,这份量该有多重。
  我当时所以要收藏胡适的签名本《墨家哲学》,并不是为了要研究古典哲学,或认识墨翟的学问,而是注重他题赠钱玄同的签名。胡适的书法优劣我不懂,只是一见此书便能感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想象两位先行者的历史丰采,同时也费不了几个钱,于是就归我所有了。此书的封面,除了书名以外,尚有“学术讲演录”及“学术讲演会印行”的字样,当是北京大学的出品。多年之后,我又在旧书肆购得学术讲演会印行的他人讲演录数种,内容是关于美术和文学的,证明胡适的讲演不过是系列演讲中的一种,可惜几种讲演录中都没有标明讲演的年月日。胡适是1917 年9 月应蔡元培校长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的,《墨家哲学》当在他到了北京以后方才问世。我查了《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在1918 年3 月2 日,胡适曾在这天上午去西城的手帕胡同北洋政府教育部会场,演讲《墨翟哲学》。同年8 月10 日,胡适又将这个演讲改名《墨家哲学》印行出版。《年谱》误记为“学术研究会印行”。按本书的篇目为:墨子略传、《墨子》考、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三表法、墨子的宗教、《墨辩》、《墨辩》论知识、《墨辩》论“辩”、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墨子结论等十一题。那么,我的这本藏书便有了着落,乃是七十多年前胡适的一本早期著作。书上的签名,正反映了他同钱氏的亲密友谊,这从两位学人的日记和往来书信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胡适的签名用毛笔竖行写在书的封面上:“玄同先生。适”。
  看到人名旁边还加了竖线的人名号,以及句号的使用,我不禁一笑,觉得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非常别扭而又多余了。但是,这在当时显然又是一种新鲜事物,正是“五四”以前,在初期白话文运动中提倡新式标点符号的历史创举。此例说明,当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不仅在口头上提倡,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身体力行,并不忽视这样的细微未节,实在是可亲又可敬的。至少表明一种严肃的精神和改革家的品性,更不讲“五四”前后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前驱者们的执著风格了。现在人名地名号早已废弃,句号的用法也有变化,难道后人就有资格来取笑前人的幼稚和古板了吗?我捧着这册签名本,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我只是在书柜前随便翻翻,想不到竞引起一点小小的感触,时光流逝,七十年前的先进事物竟令人如此隔膜矣。这也算是翻检旧书得来的趣味吧。灵机一动,不想把书马上放回原处,就此坐下来为它写篇书话。因写如上,时在1991 年初冬。

  我的藏书(代序)

  我的爱跑旧书摊和藏书,当然与喜爱文学有关。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与家庭和后来的生活、工作环境也不无关系。
  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是个开纸店的掌柜,主要印制中式账本。可是他挺有生意眼,同时还广收旧账本及一切书册,有的拆改成新账本,有的分类后送交两家造纸厂。生意兴隆时,还请天津相声演员戴少甫、太平歌词演员秦佩贤在一家商业电台上报过广告,甚至时常派店员到外地去收货。收来的货先堆在店铺的后屋里,我到店中闲串,偶尔从中捡几本有兴趣的带回家去看,记得有抗战前的《良友画报》、《论语》等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
  有一年,店里论斤称来一批新文艺书,书上签着“长君”的名字,我留下了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曾孟朴的《鲁男子·恋》、夏康农翻译的《茶花女》。奇怪的是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日记本,字体与书上的签名相同,当是书的主人所写。日记里记着主人与一位家庭教师的关系,感情委婉,且含伤感,我怀疑这位“长君”是位少女。因而产生一连串的联想,那教师后来是走了,少女追随而去了呢,还是被迫远嫁?也许少女终于忧郁而亡?那个日记本我保存了多年,后来还是扔了。其实现在想来,那个“长君”也未必是女的,我的种种联想,不过是一个少年的青春幻觉而已。但是,它给我日后的喜欢搜罗丛残埋下了种子。
  我上中学的时候,绝对不是个用功的学生。一切从兴趣出发,下午常常逃学,不是看电影、话剧、曲艺,就是往天祥商场去逛旧书摊。我说过,那里的二楼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二十年前,我重访那里,只留一家小小的书店,往日情景俱已不见,那是任何人也无法挽回的历史了。
  1950 年我移居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我来到王府井大街的一家报社工作,与东安市场的数十家旧书摊为邻。我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那儿散步,顺便淘一两本旧书回来。我想,如果当年把我分配到《新疆日报》或《西康日报》,也许我就无缘收藏现代文学书刊了。
  又因为编文艺副刊的关系,我结识了现代文学史上三位藏书家中的两位,即阿英、唐弢先生。郑振铎先生为我们写《漫步书林》专栏,是袁水拍约的。有一次他来送稿,水拍同志不在,是我接待了郑先生。谈了一小会儿,说的什么全不记得了。我不止一次地参观过阿英、唐弢先生的藏书,大开了眼界。他们两位也分别到舍下看过我那可怜的一点藏书。特别是60 年代初,中国书店在国子监开设内部门市部的时候,我们时常在那里碰面。先是各自挑书,然后我又看他们都选了些什么好版本。我几乎对每本我所不藏的书都艳羡不止,恨不得也一一搜得。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呢!两位先生少不得都对我有所指点,告诉我什么是稀见的版本或查禁书,哪一本又是印数极少的作家自费版。他们是我的书友,也是我的老师。他们的重新写书话,也都是我约来的。可惜当时的往来书信,都在“文革”中失掉了。
  我的新文学藏书原先是有个范围的,即限于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之类,长篇小说和翻译不是重点。而且淘书时十分注重书品,缺页短封面或无版权页的绝对不收,价钱太贵的也不收。因此我也漏收了不少应收而终于未收的好书,现在后悔不及。所以我劝今天的同好们,如果一旦看到需要的书,千万别犹疑,赶快拿到手中,机会难再啊!
  藏书的内容亦如滚雪球,是连锁反应的。比如我原先不收线装书,但是有些新文艺书是以线装形式印制的,如《志摩的诗》、刘半农的《扬鞭集》、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等,我当然要收藏。又如,因为研究鲁迅,凡与鲁迅有关的古籍或与他有关的同时代人的旧体诗词集等,我也搜集了不少。诸如沈尹默、陈师曾、乔大壮、寿玺等人的集子,甚至他们的书法、篆刻集亦入藏了。多年来常跑旧书店,见到稀见的古代刻本,纸好墨好刻工也好,价钱又公道,舍不得不买,所以寒舍也有一两本古色古香的明版书。一旦被不明真相的朋友见到,誉我一句:“阁下真是博学呀!”我便连忙解释,并惭愧得无地自容。担心古代优秀的刻本流失之心倒有,“博学”说则没门儿。
  现在连北京也很难看到旧书了。你到了琉璃厂,可能会看到几本,刚往那儿一站,好心的店员便过来劝你:“这都是供应外宾的。”没好意思出口的话是“你买不起。”看看那书价,还真是买不起,只好躲开。每年春秋二季的古籍书市,总会摆出一点旧书。但抢购者如潮,我这个六旬开外的老人挤不上去,多年来不敢问津。最近,偶然碰到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说这次春季书市,他去了好几趟,抢购了几本,其中一本1905 年出版的语文教科书,至少比他的年纪还大。他住西郊,家里人禁止他出门挤公共汽车,他都是偷着跑出来的。这是一位真正的藏书家,淘书的兴致之高令人尊敬。碰到这位老先生之后,我的不想再买旧书的决心又有点动摇了。

  书账

  我常常买旧书,的确没有想到要当藏书家,至今亦无个人的藏书全目或完整的购书账。不完整的书账,则在1970 年至1975 年有所记载,也未必全。
  今天偶然翻出来,似乎还有点可谈的。
  鲁迅先生有书账,并且是编年式的,平日载于日记中,年末又有详目。
  除了书名,购书年月及书价具备,前后记了二十四年。个别年份还作了附言,发些议论。
  我那几年的书账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引起个人的一些回忆而已。此外,重看当年的书价,再与今天一对比例也有趣。比如1970 年全年,我购书只用了二十三元二角一分钱,其中一本鲁迅逝世那年在燕京大学出版的纪念册,当为稀见的版本,我却以一角得之。现在如开列个详细的书单,介绍几种难得的书,不是如同说梦了吗?
  1971 年似乎是我购书的丰收年,共用去一百一十四元五角。平均每月近十元,可以买到几十本书,现在就难了。其中颇有若干种值得一记。如当年做学生时欲购而无力得之的四厚本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竖排、黄色封皮本,以三元购得。当时曾有一种实现梦想的喜悦。原书扉页上还盖有“安娥”的印章,证明这本来是田汉夫人的藏书,亦现代女作家的签名本。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大略》,北京大学线装铅印讲义本,是新潮社上下两册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身,当为世间稀见的珍本,我以一元五角购得。但,最不平常的是竟然购得郑振铎先生著的自用本《中国文学研究》上中下三册。
  我为获得此书而大喜过望,同时亦顿生感慨,当时破例地在书账上写下一段小跋,今录如后:1971 年5 月21 日上午,与姚君同赴海王村中国书店看书,先得解放后出版的有关鲁迅研究的小册子数种,多为50 年代印,早已绝版。又得国庆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印本《西厢记》一册,重磅道林纸精装,以前未见过。姚君得武术旧书若干册。开完发票后,忽见架上有《中国文学研究》三册,每册扉页上均盖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封面右下角又各有‘西谛自用’钢笔书,年月署:1957、12、21.西谛先生的字自成一体,一见便知亲笔无疑,即购下。按此书于1957 年12 月出版,印一万册,定价四元六角,今以二元三角得之。西谛先生为藏书大家,何以自用书也流于书肆?此亦天下醉心藏书者所悲也。
  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人与书都正在遭受凌辱。西谛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书仍然难以逃掉时代的厄运。先生有知,不知将作何感想。
  我的书账仅此数年而已,至于中断的原因,恐与去干校和政治运动频生有关。而且即使这几页书账也是偷偷地写成。起初还是手持介绍信,打着寻找“大批判的反面资料”的幌子,才敢去琉璃厂海王村。现在写书账的自由是有了,然而环顾书市,拟购的书已如凤毛,因此写书账的兴致也就无形消失了。
  1993年1月

  书摊梦寻

  少年时代,我是从天津旧城北门西的旧书摊上开始寻觅课外读物的。从课本上知道了鲁迅、冰心、叶圣陶、巴金的名字,在地摊上才发现他们写过那么多书!又有从未见过的沈从文、曹禹、丁玲写的书,还有萧乾……
  战前天津有商务、中华书局,敌伪时期有大地书局,可是我很少迈进那堂皇的门坎,最爱去的还是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多么诱人的绕场一圈的旧书摊啊!那是一座开架的图书馆,我的第二课堂。至今我保存了在那里搜罗的一些稀见版本和毛边书。那是一个少年寻觅知识的乐园,我忘不了天津的旧书摊。
  1950 年我进了北京。天时地利,又让我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
  我是那两处旧书摊的常客,我的许多梦都留在书摊前。
  现在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旧书摊了,可是我在梦中依然去巡游。常常在丛残中发现绝版的珍本,醒来却是一场空,不禁顿生寂寞。说真的,梦中所见的书格调高雅,连封面设计也不像今天的那样五颜六色,看了令人闹得慌。
  我在书摊上,不过想寻找我从未见过而又有兴趣的书,并随时写点书话。
  没有想过旧书可升值,然而近来有朋友跟我说:“老姜,这回你可发财了。
  几十年跑旧书摊,一共存了多少民国版的旧书?”
  我这个人一向胆小怕事,明知对方是半开玩笑,心里却不免嘀咕:坏了!难道有人误会我买旧书是为已经被打倒了的“民国”招魂?莫非有人又以为我意识超前,早就料到旧书会像古董似地可以参加拍卖?尽管我也知道升值和参加拍卖现在都不犯法。
  如今我真的有点怕买旧书了,至少如一位不相识者在一家读书报刊上说的,有点不便再进旧书店。因为我实在说不清什么书可升值,什么书不能升值。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存的旧书堆中去寻梦。摊开儿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我在书中寻找一些人弃我取、有益他人的物事,或作点介绍,或作点小小的考据,或补他人著译的散佚和微不足道的差误。如此这般,仿佛已经进入了两耳不闻窗外事,守着残书自得其乐的境界。这究竟是甘于寂寞有所追求呢,还是无意间有所逃避?我看您就马马虎虎甭问甭查啦。
  我把近几年写成的书话编成一本小书,起名《书摊梦寻》,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是我退休后成为闲人的生活一瞥,也表达了我近时的心境和所感。还是我说过的,我这个人没什么出息,出门旅行见了世面,我就写点散文;坐在家中足不出户,我就写点书话。一辈子没有什么大志,既没有发财,也没有写过效忠信。
  旧书摊的梦真的不去寻了吗?我也并不那么悲观。世上痴心寻梦的人正多,旧籍也不会就此灭绝。我仍将寻寻觅觅,并为天下的同好们祝福。

  我与旧书店

  我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已经记不确切了,大概是一本小画册《鲁宾逊飘流记》吧。记得每逢春季,书店便到学校来设摊卖课外读物,而卖书的店员们则一律长袍马褂,像来参加什么典礼似地颇为隆重。此为平生接触贩书者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贩书者的形象却记忆犹新。他们贩卖的是文化,人亦文质彬彬。
  1950 年夏,我移居燕市,因忙于工作、学习,东安市场的旧书店虽近在咫尺却难得光顾。到了1956 年风气有变,我又当了副刊编辑,才开始重温旧好,从此与旧书店更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来也可怜,那时加上我从天津运来的旧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版本,也不过是一书橱而已。当初进京时,不知怎么来的那股“左”劲,要跟一切旧物决裂,旧书旧刊全扔在天津了,害得我后来再一本本地补购,至今未能补齐。我主要是搜寻新文学的绝版书,在旧书店见过一些访书的名人,如廖承志、胡乔木、李一氓、邓拓等。常见的熟人则有阿英、唐弢,谢国桢、路工等藏书家。当然,也结识了几位老店员,加上叫不出名字的,见了面倒挺熟。我常向这些贩书者请教,他们摸了一辈子的旧书,谈起来头头是道,让人爱听。说句大话,他们过目的书,怕比一般大学教授见的还要多。当年嗜书的学人,哪一位没有结交过这样的书友?
  来一趟书店,有时也未必能买到合心的书,但是能与贩书者聊聊也很开心,至少可以知道一点书林掌故,懂点买书的知识。你若想找一本较冷僻的书,只要向他们报个书名,他们马上就回答:“见过,见过……”即使手头没有,日后也许会在库房里给你折腾出来。你高兴得连连称谢,他会说:“货卖识家,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您说,这生意做得有多文雅。
  我总记着鲁迅先生对琉璃厂的贩书者怀有好感。他在怀念李大钊同志时,形容李的模样:“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因此他说李既像文士、官吏,也像商人,而这样的商人只能在琉璃厂的旧书铺、笺纸店中才能我到。鲁迅在《野草》的《死后》里,又生动地描绘了琉璃厂送书上门的那些聪明能干的书铺小伙计。他们打开包袱,可以跟主顾滔滔不绝地谈什么明版的,嘉靖黑口本……劝你留下来。书是商品,卖书也是经商,可是这又是个特殊的行业。琉璃厂是个有文化传统的地方,也是个有书香魅力的所在,贩书者应该永远保持着身上的那种文气,应当把买书人视为书友。千万可别一问三不知,或是冷冰冰地报个书价,收钱,开票,然后就“拜拜”啦您哪!
  四十年来,我的藏书绝大部分来自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什么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这种情分我是忘不掉的。
  说句实话,有时做梦还在书里挑书,而且还是多年不见、正在找的一些版本,尽管醒来空空,觉得做这样的梦也挺好。

  潇潇暮雨在苏州

  乔大壮(曾劬)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和朋友,他因为给鲁迅写过一副对联而为人们所熟知。
  1924 年9 月8 日,一向勤奋的鲁迅先生从屈原的《离骚》里摘句,请乔大壮写就。《鲁迅日记》里记载:“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之。”
  这幅“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鳺之先鸣”的对联,至今仍挂在北京宫门口西三条鲁迅故居“老虎尾巴”里的西墙上。写这字时乔大壮还是位二十几岁的青年,鲁迅已经看重他的书法了。
  从《鲁迅日记》上看,他们自1915 年起,即有交往。乔大壮不止一次地到绍兴会馆去拜访过鲁迅,鲁迅也曾送给他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自从鲁迅先生离北京南下之后,他们的交往就不多了。
  乔大壮以书法、篆刻、诗词名于世,但“五四”以后,也是一位新文学的提倡者。早年他在清译学馆学习,精通法文。1921 年,茅盾开始革新《小说月报》,很注重外国文学的介绍,乔大壮便曾经在那上面发表过译作。1922年5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丛书”收了他和徐旭生同译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你往何处去》。这是一部描写希腊、罗马文明衰落时期的历史小说。当时,乔大壮同鲁迅在翻译方面的主张是一致的,都赞成直译。
  最近,读了乔大壮的诗集《波外楼诗》,很想从中找到他与鲁迅交往的线索。但是,所得甚少,只在诗稿卷二《送戴芦龄罢官南还》里提到了鲁迅。
  原诗如下:
  论心形影偕周(豫才)许(季上),服政辛勤感夏(穗卿)高(阆仙)。一十六年元气尽,堂堂向日下诸曹。
  戴芦龄是鲁迅、乔大壮在教育部的同事,还是一位有才气的画家。鲁迅曾请他帮助鉴定过所存古画的真伪。戴的罢官离职引起乔大壮的感慨,从诗中看他也厌恶教育部的衙门生活。这首诗自然表明戴芦龄对鲁迅的尊敬,也反映了乔大壮对鲁迅的钦羡。实际上,当时教育部的一些同事们,除了乔大壮、戴芦龄以外,还有许寿裳、陈师曾、齐寿山、许季上等人都是心折鲁迅,平时无不声息相通,形影相随。只是由于每个人的志趣不一,最后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就是了。
  乔大壮是四川华阳县人,平生愤世嫉俗,好打抱不平,又喜饮酒,醉后更无所顾忌。二十几岁时写的《放歌示客》便有这样的感叹:幼走湖海住京洛,怀抱诘屈不能伸。……自古贤豪不得志,借问人间此何世。……
  抗战期间,乔大壮流徒大后方,“失意西南天地间”,言词愈悲愤。在《卖所藏印一首》中有句:“长物尽时身亦老,待将形影葬空山。”诗句中又有:“经秋幕府减腰围,病作身骑鹤背飞”:“忍泪神州风景殊”:“倦矣欲东帆早落”……诗句有些感伤,但是看得出他哀家国山河之破碎,伤个人之流离失所,希望抗战能早一天得到胜利。
  有人说,乔大壮拒任官职,曾作“菩萨蛮”明志,并以美人自喻,表现了他高洁的品性。这阙词收在他的词集《波外乐章》卷四里:
  夕阳红过街南树,梦飞不到春归处;翠羽共明珰,为君申礼防。
  东风寒食节,阑外花如雪。百褶缕金裙,去年沉水熏。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江南,先在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 1947 年秋转到台湾大学, 1948 年春,许寿裳先生被害于台北,乔大壮亲见老友的惨死,又继许先生担任了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
  许寿裳的死对乔大壮刺激很深。他看到国民党政治的腐败,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对终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也动摇了,心里郁积的愤慨难以发泄。当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单方面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时,乔大壮曾经为南京的国民大会堂拟了一副对联,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他的愤怨:费国民血汗已?亿,集天下混蛋于一堂!
  这样的对联对于蒋家王朝实在是太不恭敬了,但是却说出了人民心里的话。乔大壮有位公子在空军轰炸大队供职,抗日战争期间他打下敌机四架,受过伤,为国家立了功,老人是欣慰的。抗战胜利了,儿子虽然改作地勤工作,却看到飞机去轰炸自己人。老人知道了内心也难以平静,他曾经多次对徐森玉先生说,“实在杀业深重”!
  1948 年6 月;他从台湾回到南京。南京给他的印象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劝朋友们少到南京去,少与衮衮诸公往来。如果实在没办法,最好躲到台湾一个小地方与世隔绝起来。这当然是消极的,也是办不到的事。
  接着,乔大壮到了上海。他看到的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一个人对国家的命运万分关切而又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他再也不能忍耐了。7 月3 日,他安排好家中的事,不辞而别,只身走苏州。这天夜里风雨交加,乔大壮在苏州阊门外的梅村桥畔投水自沉,结束了五十七岁的生命。
  自杀之前,写有绝命诗,诗稿《波外楼诗》不及收入,后来影印在《乔大壮印蜕》的卷末。原诗如下:白刘往往敌曹刘,邺下江东各献酬。为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
  “借问人间此何世”?乔大壮以死来谏刺了反动当局,他优国优民,对时势的一腔悲怨令人肃然。但,这终归是一个悲剧的结束,因为那时黎明在即,为什么乔先生就听不到已经渐渐逼进的人民解放的炮声?
  就在乔大壮自沉的7 月里,他和徐旭生早年翻译的《你往何处去》又印行了第三版。但是他已不及亲见了。
  乔大壮没有走鲁迅的路,也不像郭沫若那样大声疾呼,像闻一多那样拍案而起,或像朱自清那样,一旦认清目标便踏踏实实地走下去。他效法了古代诗人屈原。魂兮归来,人们怎能忘记这位在黎明之前,离我而去的诗人呢!
  1978年2月

  ●唯有多读,才有清醒,唯有清醒,才理直气壮。

  李国文
  (1930~)
  小说家。籍贯江苏盐城,生于上海。1946 年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1949 年入北京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52 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某部文工团任创作员。1954 年任铁道部总工会宣传部文艺编辑。曾任《小说选刊》主编。著有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系列小说《危楼记事》、《没有意思的故事》,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

  卖书记

  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
  买书,常常为买不到好书懊恼,为失之交臂而遗憾,为掏不出那么多钱诅咒书价之暴涨。然后羡慕鲁迅先生每年的书账,都是好几百大洋地花,而且能买到那许多有价值的书籍。现在,哪个以文字为生的作家,敢这样大手大脚地买书呢?也许有钱的个体户能一掷千金,可他们又并不需要书。于是,只好一作王小二过年之叹,二作阿Q 式的自慰,与其现在买了将来保不准还会卖,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无论如何,买不到书,顶多是恼火骂娘而已。
  可是卖书,特别是卖自己不想卖,不舍得卖的书,那种心痛,虽比不上卖儿卖女,但看到你珍藏的书、报、刊,被撕碎了包咸菜,被送进造纸厂“,扔进水池子里沤泡,那滋味实在是扯心揪肝的。
  其实,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自己悔不该做了不该做的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更不该做的作家,不能不有那么几本书而已。当然,你是个臭知识分子,你是个臭作家,你就不可能没有喜欢书籍的臭毛病。有时候读到黄裳先生的购书札记,也是很神往的。如果口袋里的钞票除了买烧饼外,尚有余裕,未尝不想到琉璃厂去转转的,找到一本你一直在找而找不到的书,那种快乐,也只有同此僻好的人才能体会。然而一想到有一天你很可能还要卖掉或者扔掉这些书的话,也就兴味索然了。尽管如此,买书之心不死,见书店而不进去,总觉得若有所失地不安,这大概就叫做毛病了。
  谈起卖书,话就更长了。先后,我一共有过三次说来痛楚的卖书体验。
  如果按照时间划分,恰巧是50 年代, 60 年代和70 年代。
  50 年代,我把我怎么也割舍不下的一些书,带到了北京。单身汉,住集体宿舍,属于你的空间,必然是有限的。你的书塞在你的床底下,尚不至影响别人革命,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别的革命的同志就会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觉了。若是说:“你都看些什么书呀?”那还算是客气的。如果说:“你怎么尽看这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书呀?”那恐怕就要有些小麻烦了。也许中国人从孔夫子开始,就生有一种诲人不倦的好习性,特别愿意帮助人,挽救人,给人指点迷津。于是我只能诚惶诚恐地使我的书籍体积缩小,免生枝节。
  共和国最初几年,真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罗曼蒂克的时期,误以为美丽的幻想和憧憬,会在明天一早打开门时呈现在眼前。虽然我并不乐意精简我那可怜巴巴的百十本书;但相信暂时的失去,等到那盼着的一天,甚至会得到更多。那是我一个永远的梦,能拥有琳琅满目的几架我心爱的书籍,此生足矣!于是我把好容易背到北京来的,解放前在上海读中学时逛四马路旧书摊上买的,在南京读大学时转四牌楼或夫子庙的小书店里买的;一个穷学生当然不可能买到什么珍、善本书,不过也是爱不释手的几本破书,以革命的名义淘汰了一批。
  那时东安市场内,即现在一进门的公厕方位,有一条买卖旧书的小胡同,鳞次栉比地排满了书摊。我那些书自然不值钱的,三文两文便卖掉了。我始终遗憾,有一本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作者叫什么,我也忘掉了,但那是一位南欧作家,大抵是不会错的。文笔之幽默,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还能想起其中一篇的内容,描写人们怎么在知道了彗星要和地球相撞,面临大毁灭前的恣意享受人生的最后一刻的形神状态,猪宰了,牛杀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给点燃了,本不爱的男女也匆忙结合了。
  等到那恐惧的一刻过去,人们发现自己还活着,才知道那该死的世纪末是怎样把大家坑了。
  以后,我再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所有的外国文学家辞典里,也找不到这位作家的一点线索,真不该卖掉那本书。
  记得有一本30 年代编的当时名家小说,沉甸甸地,很有些分量,论斤称了,至今我也后悔不迭,要留在手边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早期作品中的离经叛道精神,和晚期为人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种皈依正统的心态,两者之间所产生的难以置信的差距,很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虽然有的篇目,如郁达夫的《迟桂花》,总算在很后的后来重新问世,但像叶灵凤、邵洵美、洪灵菲,甚至张资平那些也算盛极一时的作品,就湮没在历史的积淀里,很不容易找到的了。我还记得似乎是沈从文的一篇把妻子典租给别人,去给人家生儿育女的凄凄苦苦的小说,嗣后再出他的集子时,也没有收进。还有一篇丁玲的短篇小说,题名忘了,描写一个30 年代年轻的文化人去狎妓的故事,似乎在肮脏的亭子间里,颇委琐的场所,似乎是一个非职业性的妓女,只求快些了事。谁知这个男人对女性嗣体及有关部位的崇拜,却是非常弗洛依德的。那些赤裸裸的描写,应该说够大胆,和不让后人的。
  80 年代初,在大连棒槌岛遇到这位前辈作家,我差一点就想请教她写的这篇刻划性心理的作品了。话到嘴边,我迟疑了,这本书我三十年前卖了,读这本书更早,是四十年前当中学生时的事了,万一记忆出了差错,岂不是惹得老前辈不愉快吗?好像这篇作品,也未再印行过,不能不说是遗憾。一篇作品能给人留下这样久远的印象,我想一定是有它的自身价值的。
  当时,我卖掉这些书,倒也并不怎么心痛。
  问题在于《拟情书》、《查拉图斯如是说》和其他几本《世界文库》,一定要我弃之若敝展,实在难舍难分。尤其那本《拟情书》,是用草纸印刷,估计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大后方纸张匮乏情况下出版的,若保存到今天,倒不失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为传播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的佐证。我是在上海当时叫做吕班路的生活书店里买的,那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事。时至今日,这两书也见不到,尼采的书不出,尚可理解,不知为什么,《拟情书》似乎至今未被出版社看中,或许嫌那种表达爱情的方式陈旧了些?难道爱情还有古老和现代的区分么?
  我一点也没有怪罪那些过分热情帮助别人的人的意思,他们(也包括她们,女同志要偏激起来,绝对不怕矫枉过正的)在小组会上,在生活会上,在学习会上,在支部会上,就有人对我下不了狠心与过去绝裂,表示痛心疾首。那时候开会是生活的主要内容,比赛谁更加革命些,则更是主要内容的内容。而革命,对某些积极分子来说,很大程度上是革别人的命。
  “还有功夫去研究怎样写情书?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怎么下不了狠心一刀两断呢?”一位穿列宁服的神色严肃的女小组长语重心长地教导我:“我真难以理解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感情总是不对头呢?看起来,对你们的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她那摇头的样子,使我明白,如果我不想不可救药,只好忍痛把书当破烂卖给敲小鼓的了。但我纳闷,这是一定要割掉的尾巴吗?后来,我们各奔前程了,这位女同志虽然憎恶《拟情书》,但她能使两个老同志为她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受到处分,我就有点不甚理解了。反正我相信,不是前面的她,就是后面的她,有一个不是她,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她还健在,她能看到这篇《卖书记》,也许她会作出一个正确的答复。
  第二次卖书,是60 年代饿肚子的结果了。不但卖书,说来也无所谓丢人的,甚至连并不多余的衣物也变卖了,有什么办法,饿啊!辘辘饥肠光靠酱油冲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越喝越浮肿。夜半饿醒了,就得琢磨家中还有什么可以卖的?救命要紧,压倒一切,人到了危殆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也益发强烈。
  卖,凡能变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
  我真感谢中国书店的收购部,当时能以六折的价钱收购完整的不脱不缺的期刊报纸,真是起到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作用。舍得也好,不舍得也好,我和我的妻子,为了糊这张“口”,将保存了好多年的杂志,用车推到现在的西单购物中心的原来商场里的中国书店,全部卖掉了。
  当时,最凄怆的莫过于那套《译文》了,也就是现在的《世界文学》,当我从小车往书店柜台上装的时候,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把朋友的一份友情也变卖了,这是我直到今天也还不能释然于怀的。
  因为茅盾先生在解放后将它复刊时,适我在朝鲜前线,没能及时买到,等我回国后订了这份刊物,总是以未有最初的几期为憾,像王尔德的《朵连格连的画像》就在复刊的前两期上。于是我好一阵子满北京城地找,希望补成全壁。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憋扭,想得的得不到,想推的推不掉,人际关系也是这个道理,你把他当做至交,他却在背后干出卖你的勾当,而且令人厌恶的是,这类人言必马列,正襟危坐,其实肚子里装的龌龊,比墨斗鱼还要黑,绝对可以做到吃人不吐骨头地心毒手辣。相反,也有血性汉子,或许说些话,做些事,并不尽合你意,但在关键时刻,他的肩膀决不脱滑,使你觉得这个世界尚有好人在,真情在,否则,也着实让人绝望的了。
  1957 年,有位作家(后来证明不过是个作家混子而已,这大概也是个规律,一个作家倘写不出作品,或压根儿也不会写作品,便只好像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桥那种地痞加流氓似的靠耍嘴把式来霸占地盘。过去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古今同此一理)恨不能由于我写了一篇《改选》,把我迭去劳改,他好立功受奖。这位写不出作品,却想吃蘸人血馒头发迹的老兄,一面假惺惺地如何如何对我表示知己,一面到处搜集材料,欲置我于死地。就是曾经将他自己的《译文》前几期让给我的这位老同学,在这位小丑作家前去向他调查我的时候,很说了几句公道话,惹得这个反右英雄回机关来破口大骂,声言凡与我有来往者,皆可打成右派云云。这样,我的老同学受我一点政治上的牵连,在那时的中国,自是意料中事。
  就是他,知道我在找《译文》,便说:“你要哪一期,你拿走好了!”
  “你呢?”我看他书架上整整齐齐地从复刊第一期起排列着,有些不忍心。
  他说:“既然你喜欢……”他就是这样一位敢把心掏给你的人。
  所以,当我站在中国书店的柜台前,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卖掉这套《译文》的时候,我犹豫了。这其中有几本杂志包含着朋友的一份心意啊!也许我应该留下来,以便将来使他那一套《译文》得以完整地保存。可是,中国书店的收购条件,必须是不缺期的才能六折,否则,就要你把书往磅秤上堆了。
  原谅我吧!老同学!我太需要钱了,因为我太饿了。
  后来,我从外地又回到北京来,他却由北京到外地去了,难得见面一次,话题也不免太多。但这件绝非小事的细节,我总是忘了告诉他一声。当然,他那豪爽任侠的性格,即使知道,至多也是一笑而已,才不会放在心上。去年,他因病辞世,收到他的讣告,马上想到了他那几本被我卖掉的《译文》,为未能使他了解,而成了我永远的遗憾了。其实, 60 年代那最饿的日子里,他和我一样,也浮肿来着,也冲过酱油汤喝来着,想到这里,除了遗憾,更有不能释然于怀的歉意了。
  第三次卖书,便是70 年代那轰轰烈烈岁月里的事了。
  如果说, 50 年代卖书,只是为了割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属于外科手术。那么,到了“文革”期间,不得不卖掉所有可能涉嫌的书籍,完全为了保全性命,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了。因为来抄家的狂热之极的红卫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说不清”的。特别对你这种板上钉钉的所谓分子之类,你若敢辩解一声,轻则呵斥,重则棍棒,然后高帽一顶,游街示众,那还不是家常便饭。
  放明白些,除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外,要紧的不能给抄家的小将们,留下任何口实,这时候,你才体会到书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说你厚古薄今,外国书多了,说你崇洋媚外,即使你把毛著放在极恭敬的位置,那也不行,为什么你有那么多的非马列的书?是何居心之类的话,必然跟着批过来的。上帝保佑,最佳之计,就是把所有印成汉字的东西统统肃清,“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连字都没有了,肯定万事大吉了。
  于是除去我妻子的钢琴乐谱外,我们俩基本上将大部分书都送到废品站卖破烂。
  现在重新回过头去,想一想当时卖书的往事,说不好是喜剧呢?还是悲剧?
  住宅区的废品收购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着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过。
  “不是最后都沤烂了做手纸吗?”我妻子有点不耐烦、“那也看有没有反动的!”这位怕肛门受到精神污染的红色老太太,义正词严地说。
  虽然负责审查,大权在握,哪本要,哪本不要,她说了算。但识字不多的这位审查大员,还需要我一一报上书名,才决定取舍。那套二十七册的《契诃夫文集》递了过去,她问:“哪国的?”
  “俄国的。”
  她不收,拔拉到一边。
  “为什么?”
  她眼睛一瞪,“别当我不明白,俄国就是苏联,老修的东西不收。”
  同样的理由,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套线装本的《元曲选》,我俩又原封不动的拉了回来。这三套书,正好封、资、修,全齐了。现在这些劫后余生的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摆着,没有变成擦屁股的手纸,真得感谢那位老太太的“大义凛然”。
  排在我们后边等候卖书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种竹制的童车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大部头,趁着我妻子和收购的算账的那一会儿,我问老人:“你老人家把这些分册征求意见本的《辞海》,干吗也卖掉呢?那是工具书呀!”
  “是吗?”好像他刚明白《辞海》原来是工具书似的。
  “不该卖的,不该卖的!”我劝他。
  他说:“我参加过这部书的部分编纂工作,不过,现在……”他反过来问我:“这种书还用得着么?”
  当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
  但他老人家那张疑问的脸,时隔多年,我仍旧记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长的话,我更是忘怀不了。他说:“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闻名于世。但是,秦始皇焚书呢?怎么算?”
  收购的老太太吆喝他:“老头,快推过来!快推过来!”
  老人动作缓慢地把一车书推进屋里去,那模样,真的不像是卖书,而像卖他的亲生骨肉一样。
  也许从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的道理。
  但愿从此不卖不想卖的书,那该多好多好!
  1992年4月2日

  读书的姿势

  30 年代,林语堂先生办《论语》,提倡幽默,提倡性灵说,提倡袁中郎。
  他因之被称之为“幽默大师”。有一位黄嘉音先生(后来在上海的孤岛时期办过一份《西风》杂志者)曾在《论语》上发表过一组漫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其中有一幅曰“游蚊伏地式”,画一人伏在地上看书,被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里,顺笔加以讽刺过的。但读书,确实存在一个姿势问题。人之所以要读书,无非求知和消遣两道。当然求知时,无妨得到消遣的乐趣。譬如房龙(Hendrik vanLoon)的书,既很有知识性,也很有趣味性。同样,纯消遣式的读书时,也可以得到不少教益的。譬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些史实考据之类,虽属野宫稗史,不足征信,总是会扩大一些知识面的。所以,这两者实际上说是没有什么严格分界线的。求知的读书,总是以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为标准姿势了。小学生在课室里,就是要挺直脊柱,两手后背的。据说,这有益于健康发育。但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或前倾,或后仰,或伏桌,或抱头,往往不怎么讲究姿势了。至于学习文件,研读社论,或红笔重杠,或左右交流,或闭目凝思,或略开小差,左手茶,右手烟,姿势就很难一致了。至于消遣性的读书,除去坐式以外,更有半躺式、全躺式、侧卧式几种闲适自在的姿势。当然也包括“游蚊伏地式”的俯卧,用手支着头颅的读书法。那种手执一书,在沙发里,往后一靠,这种半躺式的读书看报姿势,则最具群众性的了。但若是看古代的“耕读图”或“红袖添香夜读书”之类的绘画,可能由于我国古代无沙发这样的坐具,要想慵懒的话,只好凭几凭栏或者侧卧,靠胳肘支撑着身体来读书了。这都不能坚持太长时间,那是很累人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凝字练句,不敢长篇累牍,可能有这些实际考虑在内的。最彻底的姿势,莫过于躺着读一本手不释卷的书,是人生一大乐事了。我们参观毛主席的书房和卧室,看到他床上放置着许多书,可见这位伟人,有时读书也要采取躺姿的。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入睡前,若不翻看几页书的话,是无法入眠的。但是躺下来读书,就像鲁迅先生所说:“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了。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我很惊讶西方人的一切设施、器具、产品、物件,无不从方便使用者角度出发,独独他们的印刷物,不为读者不打算坐着看书时着想,一律“硬领而皮靴”,而且每本书必厚到城砖程度,重达数百克、上千克方过瘾。我在伦敦看到一部最早的《莎士比亚全集》,那是他死后,由他的几位演员同事,找了一位大亨,筹资出的戏剧集,收罗了他的全部作品。八开本,厚约十公分,其重无比,休想捧在手上阅读。于是,专门做了一张桌子摆这部书,你要看,你就站在那儿翻吧!由此看,大概还有一种站着的读书姿势。
  我们过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现在看贴在电线杆上专治性病的马路广告,就属于这种站着看的读书姿势了。所以,有着五千年文化的中国,那线装书,无论站着、坐着、躺着来读时的那种轻便性,就非西方印刷物和笨重所能望其项背的了。除了《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些典籍外,通常的线装书,重不足斤,长不盈尺,可把可卷,袖珍便携,是极方便的。而且中国旧法造纸,化学物质用得较少,变脆发黄的速度,要比洋纸洋书来得缓慢些。30年代的上海,文化也发达过一阵,重印了不少古籍,很多就是珂罗版聚珍仿宋精印的线装书。“文革”时期若未被抄走化为纸浆,现在,甚至比50 年代的出版物,质地还要好些。很可惜,近年来几乎不出线装书,这份国粹看来快有失传的危险了。其实,那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是采用普通印刷法装订出版,但也充分考虑到读者的多种读书姿势,每一本都是很薄很薄的。一部《石头记》,分为十六册。如今,《红楼梦》有上中下三册者,上下两册者,每本都不轻。甚至还有精装一厚册者,就有好几斤重了。似乎中国出书的趋势,也是往硬领而皮靴方向发展,读书人将以端坐读书为主,想躺着看,必须具有强劲的臂力腕力方可。读书的姿势,除了上述这些常见者外,过去,还有一种比较个别情况下的特别姿势,那就是接皇上的圣旨了。
  圣旨虽然不是书,但也要读。这时候一般得焚香沐浴,恭敬如仪,做出“如也,与与如也”的样子。不过,现在已经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新人新书新思潮,层出不穷,即或某一界的某位权威,抱残守缺,还想发旧日的威风,来一条手谕,怕也未必有人会买账的,无论如何,时代在飞快地进步着,人们不那么容易被吓住的了。所以,不管什么读书姿势,唯有多读,才有清醒,唯有清醒,才理直气壮。道理很简单,大家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嘛!

  书潮似水

  一位个体书商向我诉苦,他搞的几本书砸了,于是他感慨,不知道读者现在的胃口,到底想吃什么?武侠的书潮过去了,港台的书潮过去了,隐私内幕、社会热点、侃爷文学的书潮过去了。他做过挂历生意,原来那些美女,只要穿得越少,就越好卖的。现在,哪怕一丝不挂,哪怕买一送一、送二,也很滞销了。据此,他判断,不会很久,性描写的书潮大概也要过去了。无论什么东西,多了,就倒胃口,这大概也是个规律。他有点茫然,怎么办?
  问我,我也说不上来。我想,研究读者的消费心理,也许是作家和出版家的重要课题。除非他写东西不想给别人看者,否则的话,作家写了书没人看,书店出了书没人买,恐怕是很糟糕的。我问他,“那你总得做点生意,弄点书卖呀!”“还不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售得慢些,但总能卖得出去!”我不禁感叹,幸亏我们有老祖宗留下兵马俑,留下金缕玉衣,留下马王堆,也给我们留下了饭辙,设想到还得靠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赏饭。这些名著,我们的上代人读过,我们长大了又接着读,而我们的下代人,上学识字以后,还要读下去的。他们的文学生命力,是永恒的。所以,这些书是读者的常青树,也是出版社的摇钱树。我就听说过,有些出版社实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就把这些古典文学翻出来重新加印,以济燃眉之急。最普通的读者,到书市上花上十元二十元,买一部《红楼梦》,或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不会做学术研究的。他能津津有味地看下去,主要是看热闹,前面提到的似水书潮,一浪一浪地流过,不是不热闹,但那种热闹,过了也就过了,升温快,降温也快。而这些名著的热闹,不论何时何地何种心情,重新翻开书来,仍有看不厌的魅力。这实在值得写作的人深思的。对大多数看热闹的读者来说,并不怎么关心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只是被贯穿在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语言所吸引,才看下去的。其实《三国演义》是一部写帝王将相的书,《红楼梦》是一部写世家贵族的书,书中的世界,和那些普通读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相距甚远。但为什么能够手不释卷呢?应该说,读书是个奇怪的投入过程,在捧着《三国演义》,或者《红楼梦》的时候,读者就仿佛成了汉朝和清朝的臣民;一旦放下了书,他就退出角色,回到现实中来,但怪就怪在书中人物的影像,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会使读者从他个人的生活阅历,所经所见去寻求对应,不断印证的。于是有愤怒,有激动,有感慨,有快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了。至此,无所谓历史,也无所谓现实,所有那些显赫威风的,冠冕堂皇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令人诚惶诚恐的人物,平素里,老百姓都得仰起头来看,现在完全在读者的审视之下,变成了与老百姓相同的血肉之躯。而且他们的五脏六腑,还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到哪里去。这就是读书的满足,或者叫做美学享受了。
  所以像《三国演义》,像《红楼梦》,能够达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艺术高度,很大程度上是从老百姓的审视角度,是以老百姓的平民心理,反映老百姓的善恶仇爱观点,按老百姓的意愿来写那些帝王将相、世家贵族的。一个作家,按老百姓的欲望,写老百姓愿意读的作品,这就是古典文学给我们的启示了。看起来,曹雪芹也好,罗贯中也好,要比后人更懂得适应读者的消费心理。所以,他们的书,只有潮涨潮落,而不会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时下书潮一样,永远也不会过去的,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聪明与糊涂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叫“士”。士,讲究清高,“士可杀,而不可辱。”“士为知己者死”。士农工商,排行榜,他放在第一位,说明对士的尊敬。
  《礼记》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哪怕犯罪,士由于其学问人品,也享有特权。譬如不绑不捆,不拉不拽,即或是死罪,也不押解到荒郊野外砍头。士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的象征。有的,为了坚持真理,不怕掉脑袋。“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着实弘扬中国人的志气。若无这些人增光的话,历史也太暗淡了。但是,五千年来,有的时候,有的士,说起来挺像回事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正人君子,道德文章,他自己也觉得挺像回事的。然而,屈服于暴力,拜倒于金钱,败坏于酒色,砸锅于荒唐,也是屡见不鲜的。
  更多的士,却是由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感情冲动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汉末灵帝时,侍郎蔡邕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他就是那位以《胡茄十八拍》闻名的女诗人蔡琰的父亲。蔡琰好文辞,精音律,看来确系蔡邕家学渊源。他一生以辞赋、书法、音乐方面的成就,成一代宗师,为世人称颂,是士中的佼佼者。著名的“嘉平石经”,就是他自写碑文勒石的。他还深通音韵,所制作的一把焦尾琴,史称千古一绝;辞文则更出色,“穷变巧于台榭,民露处而寝湿。请嘉谷于禽曾兮,下糠秕而无粒。”
  愤慨之声,发自肺腑。倘不丧命,修撰汉史者,非他莫属;在朝廷中,也是个有识见、敢进谏、不畏强权的政治家,为此获祸于宦宫,流放朔方,亡命在外十多年。就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有头脑、有节操、敢作敢为的士人,一位大学问家,竟在董卓窃国以后,杀人如麻,天昏地暗,正直的土无不远遁他乡,不屑也不敢与之为伍的时候,蔡邕却在胁迫之下出仕。所以说,聪明和糊涂,虽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一个人身上,矛盾是可以统一的。而越是大知识分子,也越是难免“大智若愚”的状态了。按说,蔡邕会不了解那个有豺狼食人之心、怀不轨叵测之意的独夫民贼,会不明白这样的官是做不得的。
  但是,董卓托人捎话过去:“我是会杀人的,你不来做我的官,我不但杀你,还要杀你的一家!”在军阀的淫威之下,为了保住脑袋,蔡邕遂“偃蹇”。
  生死关头,士常常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的苟且之计,也许还不能称之糊涂。但他当真的做起官来,为董卓划策进言,很难说是他的聪明,还是真正的糊涂了。其实用蔡邕,是董卓听信他女婿李儒的建议,这个狗头军师要他“擢用名流,以收人望”,本来不过是做做样子的。蔡邕完全可以虚与委蛇,像司徒王允,虽照样在朝,却在用连环计图谋董卓;或者像后来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到了洛阳以后,《后汉书》说董卓“三日之间,周迁三台”
  地提拔重用,这让他受宠若惊。所以天怒人怨的董卓被王允定计伏诛,暴尸市中,人人争食其肉的时候,蔡邕“不为国庆,反为贼哭”,在那儿俯尸不起,这实在是绝不能原谅的糊涂了。被捕以后,他竟然说,大义他是知道的,向背他也是明白的,“但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明知自己错,但振振有辞,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大概连最后一点聪明,也丧失了,于是被缢死狱中。好动感情,是知识分子的致命伤,一旦感情用事,便会部分地或全部地失去理智。蔡邕肯定是无可救药的彻底糊涂了,所以明知董卓死有余辜,才定要这样感情冲动一下的。不过,他不像有些聪明人(这样的士是屡见不鲜的),躲得远远地,赶紧划清界限;或者,杀回马枪,检举揭发以立功赎罪;或者落井下石,死咬一口余党,求自己解脱;或者,标榜先见之明,早就是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勇士等等,拿他人的血,来洗净自己,然后衣冠楚楚,脸一点也不红地招摇过世。假如前提不是董卓的话,这种士的不够聪明或者实在糊涂之处,似乎也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不知以为然否?

  ●读书也不能单凭兴趣,有些书没兴趣也得硬着头皮读。

  李泽厚
  (1930~)
  中国思想史家、美学家。湖南长沙人。195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50 年代发表文学评论,参加美学论争。著有评论集《门外集》,论文集《美学评论集》,美学专著《美的历程》等。

  读书与写文章①

  今天我和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座谈,感到很亲切。首先祝大家今后取得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
  你们年青一代都走过一段自己的不平凡的道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你们耽误了不少时间,受到很大损失,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可以把付出的代价变为巨大的财富,把你们所体会的人生,变成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
  要珍惜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它能更好地帮助你们思考问题。你们这一代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取得很大成就恐怕很难了,恐怕要靠更年轻的一代。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以及在未来的行政领导工作方面发挥力量。有些同学刚才跟我说,感到知识太贫乏。我觉得,知识不够,不是太大的问题。其实,一年之间就可以读很多书。文科和理工科不同,不搞实验,主要靠大量看书。因此我以为有三个条件:一、要有时间,要尽量争取更多的自由的时间读书;二要有书籍,要依赖图书馆,个人买书藏书毕竟有限;三、要讲究方法。我不认为导师是必要条件,有没有导师并不重要。连自然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都可以没有什么导师,文科便更如此。
  当然有导师也很好。不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愿意做研究生,觉得有导师反而受束缚。这看法不知对不对。不过,我觉得重要的是应尽早尽快培养自己独立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学习,有两个方面。除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知识不过是材料,培养能力比积累知识更重要。我讲的能力,包括判断的能力,例如:一本书,一个观点,判断它正确与否,有无价值,以定取舍;选择的能力,例如,一大堆书,选出哪些是你最需要的,哪些大致翻翻就可以了。培根的《论读书》讲得很好,有些书尝尝味就可以了,有的要细细嚼,有的要快读,有的要慢慢消化。有的书不必从头到尾地读,有的书则甚至要读十几遍。读书的方法很重要。读书也不能单凭兴趣,有些书没兴趣也得硬着头皮读。我说要争取最多的时间,不仅是指时间量上的多,而且更是指要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提高单位时间的效果。有些书不值得读而去读就是浪费时间。
  比如看小说,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但后来限制只看那些值得看的小说。读书最好是系统地读,有目的地读。比如看俄国小说,从普希金到高尔基,读那些名著,读完了,再读一两本《俄国文学史》,具体材料和史的线索结合起来就组织起你对俄国文学的知识结构。这就是说要善于把知识组织起来,纳入你的结构之内。读书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要善于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和学习经验,在总结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方法,改进、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也就算“自我意识”吧。培养快读习惯,提高阅读速度,也属于争取更多时间之内。古人说“一目十行”,我看可以做到,未尝不好,对某些书,便不必逐字逐句弄懂弄通,而是尽快抓住书里的主要东西,获得总体印象。看别人的论文也可以这样。
  文科学生不要单靠教科书和课堂,教科书和课堂给我们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恐怕只能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我在大学里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就是上了两年联共(布)党史课,因为你不去不行,他点名。我坐在课堂里没办法,只好自己看书,或者写信,别人还以为我在做笔记。(众笑)其实,我的笔记全是自己的读书笔记。我上大学时,好多课都没有开,中国哲学史没有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我没有去听。那时候,苏联专家来讲课,选派一些学生去,我没有被选上,当时我自己暗暗高兴,谢天谢地。
  当时苏联专家名声高,号称马列,其实水平不高。他们经常把黑格尔骂一通,又讲不出什么道理,我当时想,这和马克思列宁讲的并不一致,当时翻译了不少苏联人写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是我翻读了几本之后就不再看了。现在看起来,我在大学占便宜的是学习了马列的原著,不是读别人转述的材料。所以还是读第一手材料,读原著好。我在解放前,偷偷读过几本马克思写的书,那时是当做禁书来读的,比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记》等。我从这些书里看到一种新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一种新的理论,十分受启发。
  我们读了第一手材料以后就可以作比较判断,不必先看转述的东西。总之,我是主张依靠图书馆,依靠自己,依靠读原始材料。
  下面谈谈“博”的问题。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也不容易解决好。我以为,知识博一些,知识领域宽泛一些比较好。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文哲史三个系的弱点有个判断。我以为哲学系的缺点是“空”,不联系具体问题,抽象概念比较多,好处是站得比较高。历史系的弱点是“狭”,好处是钻得比较深,往往对某一点搞得很深,但对其他方面却总以为和自己无关,而不感兴趣,不大关心;中文系的缺点是“浅”,缺乏深度,但好处是读书比较博杂,兴趣广泛。说到贵系,大家可不要见怪呀。(众笑)我当时在哲学系,文史哲三方面的书全看,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别林斯基,别人认为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管它。所以我从来不按照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去看,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其中读历史书是很重要的,我至今以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你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马克思当年是学法律的,但是他最爱哲学和历史。现在一些搞文学史的人,为什么总是跳不出作家作品的圈子?就是因为对历史的研究不够。一般搞哲学史的人不深不透,原因大半也如此。你们的前任校长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较有深度,就因为他对中国历史比较重视。研究社会现象,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可以使你看得更深,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是在时间中展示的。你有历史的感受,你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的东西,而是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点就是历史唯物论,对于一个事物,应该抓住它的最基本的东西,确定它的历史地位,这样也就了解了它。读历史书也是扩展知识面的一个方面。现在科学发展,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不再可能出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另一方面,又是各个学科的互相融合,出现了很多边缘科学。比如说控制论,是几个学科凑起来搞,这是从50 年代以来的科学发展的特点。做学生的知识领域面宽一些,将来可以触类旁通。学习上不要搞狭隘的功利主义,学习要从提高整个知识结构、整个文化素养去考虑。如果自己的知识面太狭窄,分析、综合、选择、判断各种能力必然受影响受限制。
  再来谈谈“专”的方面。这里只就写文章来说。读书要博、广、多,写文章我却主张先要专、细、深。从前者说是“以大观小”,这可说是“以小见大”,“由小而大”。你们现在搞毕业论文,我看题目越小越好。不要一开始就搞很大的题目。就我接触到的说,青年人的通病就是开头就想搞很大的题目,比如说,“论艺术”、建立“新的美学体系”,等等,但一般很难弄好。你们也许会说,你一开始不也就搞体系,什么“研究提纲”之类的吗?其实那不是我的第一篇文章。我在大学里先搞的题目是近代思想史方面的一些很小的题目。着手研究,先搞大而空的题目,你无法驾驭材料,往往事倍功半。开始搞的题目可以具体一点,小一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所以,虽然有好些热心的同仁建议,我现在仍不打算写建立哲学体系的专著。
  不是不能写,如果现在写出来,在目前思想界也可以出点风头,但是我觉得靠不住,我想以后更成熟时才能写吧。康德的哲学体系建立至今整整二百年了,今年在西德纪念他的主要著作出版二百周年。康德当时写书的时候,思想界充塞了多少著作啊,而唯有康德的书给予人类思想史以如此长远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立志写出有价值的书,写出的东西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好。
  写出的东西一定要对人类有所贡献,必须有这样的远大抱负。总之,如果读书多、广,又善于用这些较广泛渊博的知识,处理一个小问题,那当然成功率就高了。所以可以有一个大计划,但先搞一个点或者从一个点开始比较好。
  此外,选择研究题目也很重要,我以为题目不应由别人出。我有某种观点、见解,才去选择题目。写文章和做诗一样,都要有感而发。有的人找不到研究题目,要别人代出题目,自己不知道搞什么,这就搞不好。应该在自己的广泛阅读中,发现问题,找到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或空白点,自己又有某些知识和看法,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着手研究。选择题目,要想想这个题目有多大意义,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要尽量减少盲目性,不能盲目选择目标。就好像石油钻井,要确实估计这个地方有油,才去打井。如果毫无估计,盲目地打,没有油,又随便挪一个地方,挪来挪去,人寿几何?
  学术文章有三个因素,前人早已说过。一是“义理”,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新观点、新见解,二是“考据”,也就是材料,或者是新鲜的材料,或者是丰富的材料,或者旧材料有了新的使用和新的解释。三是“词章”,就是文章的逻辑性强,有文采。你每写一篇文章,也应该估计一下可以在哪个方面做得比较突出,有自己的特色。总之,写文章要有新意,没有新意,最好不要写文章。
  学术研究与各人的气质也有关系,有的人分析能力强,可以搞细致的精深的问题。现在国外的许多研究细极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细枝末节考证得十分清楚详细,这也是很有用的。不过就我个人来说,不习惯这样,不习惯一辈子只研究某一个人,考证某一件事,钻某一细节。我也是个人,他也是个人,为什么我就得陪他一辈子呢?划不来。(众笑)但是只要有人有兴致,也可以一辈子只研究一个作家、一本书、一个小题目,这也可以做出很有价值的贡献,现在更应该提倡一下这种细致的专题研究。总之,研究题目、途径、方法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既不能认为只有考据才算学问,其他都是狗屁、空谈(这其实是二流以下的学者偏见);也不能认为考据毫无用处,一律取消,这是左的观点。
  (当有的同学反映目前高校教育同李先生读书时的情况没有多大差别,大家普遍感到不大适宜有创造性的人才的培养时,李说:——你们现在的情况比我那时要好一些,那时候思想更僵化,全是苏联的那一套。这几十年来,我受到的挫折也是很多的。但是要自己掌握人生的价值,树立自己内在的人格价值观念,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可以不计。
  (有的同学谈到学术研究上的困难时,李说:——学术研究要讲究多谋善断,一个小问题可能越钻越小,以至于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了。一个小问题也可能越想越大,大到无边,这样一来,也无法搞了。所以要善断。研究问题要一步步地来,否则“剪不断,理还乱”,永无穷尽。要求把一切都搞懂了以得到绝对真理似的研究结果,这是不可能的。
  学术研究要善于比较,在比较中发现特点。比较可以见出现象上的规律,但是不等于见出本质规律。研究和学习都要善于扬长避短,要发现自己的能力,发展自己的特长。读书不仅仅是我寂寞时的慰藉,而且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① 本文是1979 年夏作者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座谈会上发言记录稿。

  ●李子云
  (1930~)
  女。笔名晓立。福建厦门人。50 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评论集《净化人的心灵》、《当代女作家散论》等。

  书缘

  我对书的感情、对书的缘份,儿乎是与生俱来、与生共存的。我一辈子最喜欢的事是看书,与我相伴时间最长的是书,给我慰藉最多的也是书。
  回忆童年,首先记起的就是与书有关的事。我识字较早,在五岁入学之前父母就教我识字读书了。但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书还不是自己读的,而是听父亲讲的书。不知为什么,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们姐弟们讲过童话之类的故事,一开始讲的就是极其严肃的为大人写的书。我第一次听到的故事是嚣俄(雨果)的《悲惨世界》。那个警察为了他的姐姐的饥饿的孩子们去偷面包而被捕坐牢,后来由于无法解脱内心的矛盾冲突而投水自杀,听故事时我所感到的痛苦、恐怖和同情,几乎以一种永恒的形式凝固在我心中。那时,我才只有三四岁。第二次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则是和大弟弟一道听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长大以后,我一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给那么幼小的孩子讲这么沉重的故事。现在想来,也许这和父亲的长期郁结的心情有关。他太急于将人间的艰难困苦、善恶不平告诉自己的孩子了。
  待到我开始自己找书读的时候,大概由于父亲所讲故事的影响,一下子就跳过了读童话和《小朋友》杂志的阶段,直接读起了成人读物。至于安徒生、格林等人的童话,除去选入课本中的以外,大半是到成年之后才“补”
  读的。当时所读过的唯一的一本可算是写给孩子的作品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它带我进入了另一个文学世界:优雅、清丽,其中充盈着对于母亲和对于人类的温馨的爱。然而,冰心的这一组散文将我引入的仍然是写给成人的作品,比如印度的泰戈尔和清朝的黄仲则的创作世界。当然,当时我为之感动的仅仅在于它们的文字的优美和音调节奏的委婉有致,还不能真正理解包含于其中的复杂的感情和丰富的人生哲理。
  无论是父亲所讲述的沉重的故事,还是冰心为我揭开的温柔如水的散文天地,都同样令我迷醉。它们过早地将我带入了书的世界。由此,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觉得书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有趣得多了。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女孩子所热衷的游戏,诸如跳绳、踢毯子、造房子,我都不能参加,更不要说田径或球类运动。入学之后,曾有很长时间我连体育课都免修。于是,书就成了我最好的,甚至唯一的伴侣。我常常手捧一本书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窗下度过一整天。书读得越多,我就越为它所吸引。
  大概是由于先入为主的作用,我后来对于书的兴趣,就一直沿着两条轨道平行发展:我既喜欢那种文字典雅隽永、散发着温馨气息、寄寓人生感慨的抒情之作;同时,对于那些揭示人生苦难、抗议社会不公的作品,我的兴趣长时期以来也一直有增无减。
  在我整个的少年时代,读书不仅仅是我寂寞时的慰藉,而且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我不能和同伴们一起尽情嬉戏,只能随着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苦恼,一起幻想,并且过早地随同他们探索人生的真谛和分辨人情世事的是非曲直。书向我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又向书中寻求答案。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逐步地造就了我的是非观、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感情方式、行为准则和审美趣味。我以自己所热爱的作家提出的种种信条要求别人,并反省自己。由于过分认真,在我年轻的时候,曾被年长于我的一些艺术家们,诸如黄宗江、丁聪等人谑称为“严肃的马列主义小姑娘”。
  我似乎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而过了知天命之年之后,这种过分的认真,又变成了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幼稚和不谙世事。
  年轻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觉得十分可笑。在你们为尼采宣布的“上帝死了”的警句喝彩的年纪,我正苦苦地寻找“上帝”,我在书中寻找“神明”的指示。说也惭愧,我这一辈子不过是做了个“书蠹”,真应了“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老话。我这大半辈子所吃的苦头大多和太信书有关。真将书中所说的种种视为金科玉律,用来律人律己,那还能不制造出种种不合时宜、不合人情世故的悲剧来吗?
  尽管当了傻子吃了苦头,但我对于埋首书堆终不悔。书所给予我的毕竟乐比苦多,何况那“苦”并非源于书本身,而是由于你自身的“迂”呢!
  在经历了大半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我更加坚信世上最有福的就是那些与书有缘的人了。书是人们最可信赖的朋友。它不仅对于走运还是背时、健康还是病弱的人一视同仁,而且,你越是处于潦倒困顿的窘境,只要你需要它,它就热情地向你伸出手来。这绝非夸张之辞。在你烦恼、痛苦的时候,特别是在你又不愿向任何人诉苦抱怨的时候,往往只要拿起一本心爱的书,你的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你就不难跨过心理失衡的难关。在以往的岁月里,人的许多权利都很容易被剥夺。仅凭一个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能够决定你的命运的人的态度,就可以剥夺你工作、写作、行动自由,甚至活下去的权利。
  但是,最难被夺的是读书的权利,只要你还活在人世。即使是在公然标榜焚书坑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书仍未能禁绝,人们读书的权利也未能全部被剥夺尽。在红卫兵上街扫四旧、上门抄家之后,我家虽反复被洗劫,却仍有一套汝龙译的《契诃夫全集》和契诃夫有关资料因置于废物中得以幸存。
  如有时间翻一下这套书,就会使自己暂时忘记现实的处境,得到某种安慰。
  这二十几本书我几乎读得倒背如流。甚至到我后来被隔离,并被禁止阅读一切书报之后,我也并没有与书完全绝缘。这应该感谢被派来监守我的小马同志,我已记不起她的名字,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她。在我处境最恶劣的时候,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善良的人性,曾给了我极大的精神支持。她不仅从未迫害过我,而且,当她了解我的情况之后,立即表示理解和同情。她每天偷偷带来当天的报纸和一些小说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带来的小说大半是《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她说她所能借到的只有这类小说。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这些书也使我在那些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得到某些消遣。耐心读来,使我发现这类小说根据一张一弛的原则编织一起一伏的阶级斗争的套数,倒也带给我一种类似破译某种密码的乐趣。
  正是书支撑我度过了那一段非常人所能忍受的难熬的日子。然而,尽管在常态的状况下,有时也会遭遇到意外的情况。前几年,我突然失去了工作岗位,变成化外之人。眼看着别人在重新得到工作权利之后兴高采烈地工作着,而自己却又被粗暴地推到一旁向隅而立,其感受不亚于“文革”中的靠边。使我再次得以安然摆脱困境的仍然是书。当然,在那一段日子里,分布各地的朋友们给予我的精神支持是首要的。但是,友谊毕竟不能填补失去工作的那种无时不在的空闲。唯有书,可以无时无刻地陪伴着你,让你有所凭藉。当你的心沉入书海之后,你就发现,该读的书、有趣的书是那么多、那么多,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书是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你看,一部大家都烂熟于心的《红楼梦》,王蒙、国文、心武重新读来,写成评论,又生发出多少新意来。这时我发现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忙忙乱乱,离书太远了。庆幸自己得此良机,重新开发一层又一层的典籍领域。有书可读,日子便不会是无从打发的东西,而是极其宝贵、不敢随便浪费的东西了。沉浸其中,其乐陶陶。
  经过这一次考验,我真觉得今后什么都再也压不倒我了。哪怕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再次夺去我的工作权利,哪怕是老而退休,只要有书为伴,精神上就不会被空虚和失落感所击败,永远会生活得充实饱满。
  与书有缘的人是有福的。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在少年时代所读过的冰心前辈有关“缘”的一段话。她说,“缘之一字,十分精微,十分难译,有天意,有人情,有死生流转,有地久天长。”是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人生大限上也有先走后去。唯有与你相伴的书,可以与你生命同在。聚积人类知识财富越是丰厚的学者,他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越是强烈。

  ●舒展
  (1931~)
  杂文家。湖北武汉人。1950 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先后在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青年报》任职。1983 年调入《人民日报》,先后在记者部、文艺部工作。1986 年评为高级记者。曾任文艺部副主任、副刊《大地》主编。
  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杂文集《辣味集》、《牛不驯集》、《当代杂文选粹·舒展之卷》等。

  我为何编《钱选》?

  1986 年春,《随笔》杂志的主编黄伟经兄从广州来北京组稿。此公组稿点子之多、本事之大,我是久已闻名的。文友们在便宴上,正就某个题目“侃”得忘情时,他会以梅县客家话大嗓门突然大喊:“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写,你写!什么时候交稿?”于是,朋友们戏称他是“座山雕的部下——到处抓一把”。以后,凡伟经兄来京要相约聚会时,老友们在电话中不说谁来了,只说:“皇军进村了!”
  我在《随笔》(1986 年第五期)上那篇谈需要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信,就是在上述情境下,被伟经擒拿的。标题《文化昆仑——钱钟书》也是他老兄给加的。——后来钱先生看到题目曾向我抗议,说“昆仑山把我压扁压死了!”正如他自己所打趣的“淑女也怕蛮夫缠”,伟经之“蛮”并非不顾一切地死缠,而实在是由于他的慧眼和赤诚,感动得被约稿的人觉得却之有愧:“行,我算服你了!”
  本来是一封漫不经心随手写下的致友人书信,万没想到经黄兄捅出之后,得到那么多那么强的反馈。《羊城晚报》、《文艺报》、《现代人报》、《报刊文摘》、《文摘报》……不约而同地相继摘编和转载。
  我信中说,准备向当时担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建议,在艺术研究院设“钱钟书研究”一类的机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没设这类机构,但《钱钟书研究》这一不定期的刊物,却在王蒙的支持下,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黄克着手筹备了。我看到第一期的稿目,有海内外学人研读钱先生学术与文学著作的文章,真是喜出望外。空谷传声的效果,与其说是我冒叫一声所致,不如说是:开放的当代中国需要钱钟书式的学者!未来的中国文化界,呼唤着更多的钱钟书式的学者早日诞生。
  我原想:冒叫一声,赶紧走人,下一个节目:研究钱钟书,该是学者们的大轴戏了。谁知忧喜俱来,黄伟经又揪住我不放:“你叫喊研究钱钟书,你也得来一个!花城出版社计划在1989 年把钱先生的学术著作汇集起来出一个六卷的选本,这一工程,由你承包!”
  “老兄,你饶了我吧!比我合适的老、中、青学者,大有人在!况且,我的主业是编报。您别拿穷人开心了!”
  伟经大发其“蛮”性:“非君莫属!非君莫属!”我心想:这是我冒叫一声应得的惩罚!只是这种惩罚不同于政治的、肉体的,是催人向上、迫我学习的一种精神上的愉快的苦役。丑女也怕蛮夫缠呀。志趣相投,“向青年读者普及钱钟书”何妨一试呢。黄伟经又赢了。得,两年的业余时间全卖给他了。
  方成兄跟我闲扯时说,中国称得上幽默大师的只有四人,鲁迅、老舍、钱钟书、侯宝林。在这四人中,青年读者对钱钟书所独有的学者式的幽默的了解,恐怕是通过《围城》吧。也许还有些人读过杨绛先生写的《记钱钟书与》,对钱先生“痴气旺盛”的幽默有更深一层的了解。然而,还有“忧世伤生”的诗人钱钟书,那就是读他的诗(三联版《槐聚诗存》)才能进一步了解。我以为最需要当今青年了解的是那个“好学深思”的钱钟书。
  这是对我们最有价值最难于了解的钱钟书之魂。
  评述其人,不如通晓其文。但如果止步于《围城》,是无法了解钱钟书表里全貌的。然而,钱先生学术著作除《七缀集》、《宋诗选注》外,《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用古文写作,加上大量外语引文,难免使一些青年读者望而生畏。
  其实,只要具有文科大专程度的朋友,如果不是为了消遣,而是着眼于治学、创作,或者出于提高自己的文艺修养、文化素质和创造性思维的目的考虑,知难而进,耐心咀嚼,必定会登堂入室、渐进佳境的。
  就拿钱先生论幽默来说吧。方成跟我说的当代四位幽默大师,并没有经过民意测验,也未履行差额选举,是不足为凭的。但是,在这四位大师之中,对幽默理论的开掘,能够如此探幽索隐取精用弘,进行如此深广奇辟的阐发的大师,唯钱先生一人耳。即令就幽默而论,倘若我们仅仅把眼光盯在钱先生对幽默理论的建树上,那就对钱著整体的学术价值的理解,过于偏狭了。
  钱先生的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在于:通过对于幽默滑稽的论断(详见《论学文选》第208~230 页),他提供的方法论、认识论所具有的开创性的意义。
  他能打破时间,跨越空间,泯乎国界,超然历史,把貌似了无联系的知识观念进行“打通”,使之千里相会,得成配偶,将它们之间的异同搅乱,留碍顿扫,寻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心理、文化积累、文化整合与文化差异的种种轨迹。裴斯泰洛齐说过:“千言万语都不如提出一个好例子。”钱先生所占有材料之丰富、翔实、充足,确实令人叹为观止。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钱先生所论证论点的简约、睿智、精确,又教人心倾神驰。即令是最愚钝的人,通过阅读钱著,也会在创造、治学方法方面获得意想不到的解疑开窍得趣益智的效果。
  类似论幽默的沟通中外、融贯古今、博大创辟的唯钱先生所独树一帜并且胜任愉快的方法,在钱著中比比皆是,诸如《圆喻的多义》、《典型个性的复杂性》、《灵感论》、《神韵论》、《论比喻》、《通感》……由于钱氏学术著作是精炼的短篇论文和杂记的组合,他的这些思想闪光均散见于他学术著作之中,若能把它们汇集起来,按主题分门别类编成工具书式的词条,这对于有志于治学、创作的青年学子,不仅会加强加深所论的知识观点,使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且也省却大家翻检之劳。我的这些浅见,得到钱先生的首肯,并且慨然惠赐自1978 年之后至今约七年多的新补手稿(约二十余万字)。这样,就使得钱氏学术著作,在中国大陆有了一个更加完备的选本。
  我对个别训诂和考订段落有所删节。原著中大量征引的多种外文书籍的出处及注释,为适应一般读者也悉行删去。每个专题之前,我都像节目主持人那样,尽我肤浅的理解作个最简要的说明,但未必能概括原著意蕴,好在读者看到此书时自可独立例览,作更深入全面的领会。
  由于钱先生有诗歌、散文和长短篇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所以他的学术著作又与一般学者不同,非常深入地探讨了中外古今的创作奥秘及其技巧问题。诸如:作家对命运的态度,人品与作品的关系,愤懑出佳构,写作的甘苦,刻薄人善作文字,语言的狡黠性,语言与思想的距离,名篇往往破体,研习与蹈袭,得心与应手,中外文学作品情节惊人相似,如何写美女、写梦、写愁、写景、写情境交融,史学与文学之异同,论理趣,精炼、含蓄、比喻、联想以及写作的结构章法、修词炼字等等,尤其在塑造人物的多侧面性格的一贯与万殊方面的论述,引证如万斛源泉,阐发又自出机杼,兼得作家与学者双重优势的双向收获。
  数十年来,“言必称希腊”在中国几乎成为贬意语,“中庸”也变成“和稀泥”的别名;然而,在中国,真正能“言必称稀腊”言之成理的有几人?
  即令当今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骨子里也在搞“封禅”、“祭孔”的人,能像钱先生那样将“中庸”阐述得符合本来意义及辩证逻辑的,又有几人?1988年10 月5 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黄克出面,组成了一次有关出版“钱钟书研究”丛刊的小型座谈。周振甫先生因出差未到。到会者在京的有刘再复、庞朴、傅璇琮、陆文虎等人,各自就“研究钱钟书”议题发表了意见。王蒙后来,也作了即兴发言。大意我约略记得:大学者有免疫力!不论是复古还是食洋不化,不论是僵化还是自由化,你从钱钟书著作里都找不到。这真是生公说法,要言不烦。
  可是,钱先生对我们这些举动着实恼火,但又无可奈何。我也不敢向他讲起这些。因为老先生的一贯态度是:期期不愿与闻。他说:“生来寒士骨相,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便如坐针毡。”然而我想,美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新西兰和日本都有学者正在研究钱钟书并取得成果。难道真会像“敦煌学”那样,钱钟书其人在中国,钱钟书研究却在国外吗?香港出了钱著数种,海峡彼岸的台湾正在出版《管锥编》、《谈艺录》、《钱钟书》(当代世界小说家读本丛书第四十八)、《钱著七种》等几个版本。海峡此岸的大陆,对钱钟书著作出版可谓差强人意。然而对钱钟书的研究,相形之下是不是过于冷清了些呢?老实讲,对“钱著”进行一般称颂已属多余,目前有志于钻研“钱著”的学人最要紧的是拿出有创见的成果来。“好之者不如知之者”,此之谓也。
  钱先生似乎早已习惯并且喜欢这种冷清。愚以为,真正的大学者,从来不希冀什么轰动效应。对于当代普罗米修斯来说,用火种点亮开放的当代中国人的心,那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可是,在貌似冷清的氛围中,却有激流潜伏滚动着。当学术著作、严肃文学在商品经济冲激波面前显得不景气的时候,《宋诗选注》已第八次印刷,销行十余万册;《围城》已第五次印刷,销行近上百万册(北京交道口还有一家时髦的发屋,名叫“围城”,橱窗里陈列着这本小说,亦趣闻也);《七辍集》也已再版;《管锥编》、《谈艺录》已四次印刷,至今仍然供不应求。谁能说中国的高层次的读者不是在日益扩大呢?尤令人高兴的是我国有研究钱钟书的自发的知识分子的小社团的出现,更有陆文虎(总政文化部)、陈子谦(四川社科院)、胡范铸(上海华东师大)、张明亮(广州华南师大)、黄宝生(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等等青年学者,还有著名中年学者刘梦溪等人,都在“钱钟书研究”这一巨大的矿藏中开掘着、探索着和发现着。他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研究成果,都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新篇章,成为国人的共同精神财富,成为提高中国人文化素质的宝贵养料,也是为1990 年钱先生八十大寿献出的一颗颗珍贵的寿桃。
  文化艺术出版社的黄克和总政文化部的陆文虎,不顾钱先生的坚决反对,终于将二十多万字集钱钟书研究之精萃的中外论文汇编为《钱钟书研究》第一辑隆重推出了。并且还在首都王府井书店邀请周振甫先生等参加了这本书的首发式。钱钟书著作的知音,从络绎不绝的读者群中,已经看出越来越多了。今年年初,花城出版社又在广州举行《钱钟书论学文选》的首发式,有心的观众大约已经从电视上看到那个盛况了。
  人是没有灵魂的。然而人类的精神却是不灭的。聚积人类知识财富越是丰厚的学者,他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则越是强烈。中国现代的文学革命,产生过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这样一批代表人物;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它的代表人物,钱钟书就是其中之一。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所需的知识有三:理论、实用、鉴别。”钱先生学术著作所提供的文化辩证法、文艺创作论和文学鉴赏论,将会带给中国文艺界、思想理论界以不可估量的影响。
  苍鹰高飞,凭借翅膀的扇动。中华民族要奋飞,只有凭借科学与艺术思维的自由创造。闭关锁国、思想禁锢、文化****可以得逞于一时,然而人类向上的原动力,归根到底还是培根那句举世公认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老话:“知识就是力量!”虽然常常有人相信“力量就是知识”,甚至以为权力可以取代知识。
  1990年2月25~27日

  ●编目录或索引虽索然无味,而对读者则功莫大焉,故有的方家终生甘于寂寞,乐此不倦,值得敬佩。

  蓝翎
  (1931~)
  文学评论家、杂文家。原名杨建中。山东单县人。1949 年在济南入华东大学社会系学习,同年底并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 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员。1955 年参加中国作协。著有文艺评论集《断续集》,杂文集《了了录》、《金台集》等。

  呼唤一种书

  当前急需一种书。我觉得这种书比之讲衣食住行、股票知识和明星趣闻的,更具有热门的特点。但是,跑到书店看看,很难找到。大概还没有写出来吧。短期内会不会出现,也很难讲。因此,我呼唤这种书早点出来!快点出来!
  说得如此神秘,究竟是什么书?说白了,就是如何反“左”防“左”的书。警惕右和反右的书,历来出的相当多,一堆一堆的,而反“左”防“左”的书,出的却很少。当前和今后,为了防“左”,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急需知道什么是“左”,“左”在历史上扮演过什么角色,带来过什么危害?
  为什么反“左”那么难,且病根难除,经常复发?这些问题,我讲不清楚,一般年轻的朋友也未必能讲清楚,因此,我急切地呼唤,请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尽快写出这种新“左传”或新“左史”来。
  建国前“左”的情况先不去讲,因为“余生也晚”,未赶上,没有切身体会。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我都有幸亲身经历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老运动员”了,一块金牌未得,荆冠却戴过几项,感受多少有一些。
  屈指一算,几十年来,反右的运动多,大的如反“胡风******集团”、反右派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等,认真反“左”的就不多。反右时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反“左”时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于打雷不下雨,或有头无尾,不了了之。更甚者,反“左”还未动真的,立即转向反右,“左”风趁机又起,为害更烈,直至“文革”一头撞到南墙上。
  要说反右了,经验成系列,办法一条条,成龙配套。编辑出版经典语录、领导人讲话、政策文件、报刊社论、辅导材料,以及内部按级别发的白皮书“某某的反动言行”。舆论造够了,紧接着,小会斗大会批,我打你通,不通也得通。大字报铺天盖地,高帽子花样百出,稍有申辩,即被斥为“态度极端恶劣”。落实到组织处理,则趁热打铁,重者开除党籍、团籍或公职,轻者工资降一到五级不等。改造的方式或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或劳动锻炼,“以观后效”,若“后效”不佳,则彻底下放搬家。有为此妻(或夫)
  离子散的或家破人亡的。不幸再赶上下次运动,新账老账一起算,性质也随政治形势的需要而逐步升级,好像永远还不清的“驴打滚”高利贷。侥幸能够存下来,几十年大好光阴泡汤,“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工资不再补发”,只好继续穷,穷到底。而否极泰来者,究属少数。证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平反或改正的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属右者多,属“左”者几何?有否“扩大化”几十万人的?总之,反右决心大,手不软,“看到一个撂倒一个”,放枪的不负任何责任。
  再看看反“左”,就宽容得多,决看不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什么“和风细雨”呀,“与人为善呀”,“对事不对人”呀,“洗个温水澡”呀,好话好了千千万,“左”家哥们儿“我自巍然不动”。决心不大,手不硬,很像三眼镜打飞鸟,没个准头,虚惊一场,换棵树仍站高枝,官更大,权更多,羽毛好好的,先富起来再说。
  为什么会如此左“右”右“左”,根据也是有的,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心是好的,动机是好的”。那么,区分的标准是什么,我看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离开这一点,都是人为的“想当然耳”。现在总算有了共识,在真理面前“左”右平等,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若再分彼此高下,只会有利于“左”病的蔓延。
  所以我急切地呼唤新“左传”或新“左史”快快出来,让读者认识历史,熟悉历史,防“左”于目前和今后,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
  1992年8月20日

  “索引”的“索隐”

  古今中外,天下的书籍太多,读者的精力有限,要读自己所爱的书,常需要靠目录学或索引之助,有如旅游者之借助导游图,可以起到“按图索骥”的作用。编目录或索引虽索然无味,而对读者则功莫大焉,故有的方家终生甘于寂寞,乐此不倦,值得敬佩。
  编索引不同于编选本。后者体现着选家的观点或偏爱,有所取也有所弃。
  前者则要求有闻必录,多多益善,至于如何使用,那是读者的事,各取所需。
  选本要选精,索引要引全,各有各的用处,混淆不得。
  偶翻《中国杂文鉴赏辞典》(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所附的《杂文文论篇目索引》,令人顿生疑窦。比如,1957 年4 月11 日,徐懋庸以回春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引起了一场关于“小品文”(杂文)的讨论。不久,这篇文章和这场讨论就遭到严厉的批判,认为是“右派”向党的猖狂进攻。时过二十多年,历史作了结论,证明批错了,于是“改正”过来。这些都已成了历史,谁也不想去算个人恩怨的旧账。编辑有关这一事件的文章目录索引,也是为了研究文学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当然无可非议。然而,编者对有关讨论文章的篇目辑录甚全,按发表日期的先后排列,非常清楚,但对有关批判文章的篇目,辑录的就不全。经过我重新翻阅当时的《人民日报》,发现在1957 年11 月26 日关锋的《徐懋庸的是反党的号角》和12月9日岳军的《徐懋庸关于杂文的谬论》之间,还有12 月6 日山柏的《徐懋庸煽动小品文作者反党》和12 月7日庄农的《对凶手的考察》两篇文章篇目未收。这两篇文章,距前一篇只相隔十天,距后一篇只相隔一天,编者为何没翻出?其实,这四篇文章,光看题目就够吓人的,很难分出谁轻谁重谁高谁低。
  山柏是谁?是已故的著名诗人袁水拍,他当时在文艺界的地位和影响远远超过关锋。关锋是“文革”中才“红”起来的。如果因为诗人已经逝世,再不会有话可说,不列入索引,这很好理解。而岳军只当过一段副刊编辑,后来改行了,和文学界不搭界。他那文章属跟着起哄之论,无啥影响,也不值得同关锋并列。那么,庄农的那篇呢?却很有分量,不可等闲视之。作者对徐懋庸进行了一番“考察”,得出的结论说,徐懋庸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凶手”,“恶毒攻击高级干部、领导干部”,“谩骂有之,诬蔑有之,挖苦丑化、暗箭中伤、含血喷人不一而足。而且种种又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历史又证明批错了,徐懋庸根本不是“凶手”,而是有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作家,被迫害多年,不幸早逝。该辞典还选了他的一篇著名杂文《不要怕民主》,就曾是被庄农所批判的文章之一。如果要研究当时大批判的文风,庄农的文章就是很好的一例,他的那些话,用来形容他那篇文章的文风,倒挺合适,一通臭骂,蛮不讲理。
  那么,庄农又是谁?根据该辞典的介绍,庄农即提倡“新基调”杂文的刘甲的笔名,著有《新基调杂文浅探》等书。刘甲是近十多年来杂文界的活跃作者,企图以“新基调”的理论统一“杂坛”,凡不引以为同“调”者,皆视作“异端”,从而猛攻之。
  再翻阅该辞典的卷首,一列顾问各单赫然入目,其中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刘甲的大名。顾问名单之后即为该辞典责任编辑的名字,也是附录《索引》的主编之一。于是,我恍然大悟:《索引》亦有隐乎?是否为“顾问”“讳”?而顾问又“顾”了吗?”问”了吗?
  “尽信书不如无书。”稍一用心读现在的某些书,应相信这句话不无道理,连“索引”中都可能有“隐”,何况其他。我一向不大恭维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索隐派”,但换个地方,似乎也能从“隐”中索出真来。
  1992年10月16日于北京

  ●我主要是为了用书而读书。

  金开诚
  (1932~)
  文艺理论家、古文献学家。195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知识丛书·诗经》、《楚辞选注》、《文艺心理学论稿》、《屈原辞研究》、《谈艺综录》等。

  慈爱深寄一部书

  今年是先母去世五周年,我想谈一部她给我讲过的书,以志永念。
  1938 年春夏之交,我那时五岁多一点,全家刚因抗战避难后从乡间回到无锡市里,我即患足疾不能下床。先母教我认写在红纸块上的汉字,又为解我寂寞,给我讲说《三国演义》。她是中医师,读过古诗文,也很有口才,因此讲起来娓娓动听,使我这个五岁半的孩子不仅听得懂,还很有兴趣。
  《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古典小说,但由于先母的讲解与诱导,此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相当深远。现在经过回想与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给了我不少历史知识,并引发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人文的兴趣。
  《三国演义》本身就是历史的演义,不管是“七实三虚”或“三实七虚”,总之它是把三国时代的历史轮廓显示出来了。在这轮廓中,还有许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是历史上实有的;了解这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便是获得了有关三国时代的历史知识。同时,由于《三国演义》在叙事上“瞻前顾后”,在人物对话中亦往往援古论今,所以它给人的历史人文知识又不仅仅限于三国时代。
  例如全书一开头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于献帝,遂分为三国。”先母给我讲解这一段话,就把三国以前从周到汉的历史轮廓大致说了一遍。
  又如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段,是先母极感兴趣的情节,讲起来有声有色。而其中张昭讲到诸葛亮“自比管(仲)、乐(乐)”;步骘说诸葛亮“欲效(张)仪、(苏)秦之舌,游说东吴”;诸葛亮回答严竣时说到“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等等,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主要功业,先母在讲解中都对我大致说了,有的还留下较深的印象。小孩记忆力强,小时候听到的人物和故事是不大会忘记的。
  由于先母的引导,我从五岁半开始直到小学毕业,了解中国历史人文主要就是通过演义小说和朱润哉、严绍唐画的连环画册(他们二人是专画历史演义的)。虽然演义小说不等于正规的史书,但它们却也提供了历史轮廓和重要人物与事件的知识。至于其中虚构出来的情节与人物,则在后来正规学习历史时即可加以分辨。从五十多年来我研读文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演义小说给了我不少正确的知识,却从来未曾因其大量的虚构而影响我对历史的了解。
  二是培养了我对古代诗文的兴趣。
  《三国演义》是古典文学名著,刻画人物、铺叙情节都很生动,所用语言雅俗共赏,因此其本身已有益于欣赏者的文学素养。同时书中又引有诸葛亮《出师表》等名文及大量赞诗(解放后的版本已删了不少)。先母对古代诗文有浓厚的兴趣,因此讲到这些诗文她是从不跳过的。当然,像《出师表》这样的文章,无论怎样讲,也是不能使一个五岁半的孩童理解的;因此我现在只能记得她当时诵读的情景,这种诵读是富有感情并带音乐性的。也有个别句子经她一讲,我也有所理解并且记住了。例如讲到《前出师表》中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她说:“现在日本人打我们,我们就是活在乱世,能保住性命就不容易了;我是无锡的第一个女中医,本来想成为名医,现在是不去想它了。”对《后出师表》中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段话,她也有讲解,可惜我记不得了;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我是从那时一直记到现在的。
  先母对诗更有兴趣,遇到书中引诗,她都要反复吟咏;讲完一段休息了,她站起来走动还往往要吟咏一遍。在这么多引诗中,她的讲解和吟咏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首:一是“三顾茅庐”情节中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念的《梁父吟》:“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二是书中在诸葛亮死后引了一首杜甫诗,先母念完后说,杜甫还有一首称赞诸葛亮的诗,我更喜欢,接着就给我吟诵,并讲解了名作《蜀相》:“丞相庙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于前一首,我只记住开头二句和结尾二句,后一首则记住了后边的四句。至于理解,现在不能说当时完全理解或完全不理解,似乎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似懂非懂。
  但不论怎么说,她对诗的热爱是深深感染了我的,使我觉得其中似有无限的情味。这种感染,对我后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特别在诗的方面用力较多,是起了诱导作用的。
  三是对我为人处世的教育。
  先母对我讲《三国演义》,我和别的小孩一样,总是最关心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她除了作出简单的回答外,有时也自发地对我讲讲她对一些人物或事件的感想与评论:在我渐渐懂事以后,我们也多次谈到《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和事件。她的有些看法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
  例如她对鲁肃这个人物很存好感,说人们大都认为鲁肃是忠厚而无能的人,其实他不仅忠厚,而且识大体,顾大局。曹操带了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若不是鲁肃力劝孙权不要投降,又竭力主张联合刘备共同抵抗,那就不会有赤壁之战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国局面了。她还特别欣赏鲁肃劝说孙权的一段话:“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这段话,先母曾仔细给我解释,认为分析事理很透彻,所以能说服孙权。她还对赤壁之战过程中周喻一再加害诸葛亮,鲁肃则竭力加以保全的事发表评论,认为周瑜如把诸葛亮害死,刘备必然起兵复仇,孙吴在曹刘夹攻之下必然灭亡。因此她认为做人总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任性使气。而在这一点上,周瑜是远不如鲁肃的。
  先母又认为关羽这个人大骄傲了。特别是第七十三回孙权接受诸葛瑾的建议,派诸葛瑾到荆州求亲,请关羽把女儿许配给孙权的儿子。当诸葛瑾到荆州说明来意后,关羽竟“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遂唤左右遂出。”先母说这是太过分了,不同意这门亲事也可以委婉拒绝,何必说这种侮辱人的话。但先母又说,她看《三国演义》总不想看“关公走麦城”,认为太惨了。她又说,为什么别人死了,看书的人不大动心,唯独关公和诸葛亮的死使人很动心呢?诸葛亮是大家都敬爱的,自然不愿意他死;关公虽有缺点,但毕竟大节是好的。加上从古至今社会上对他很尊敬,所以他在书中的形象特别显得高大,看书的人都不愿他倒下;看他终于倒下了就不能不动心。
  先母对刘备遗诏中的一些话也有过评论。她第一次给我讲书时,着重讲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我上小学、中学以后,她又多次给我说过“惟贤惟德,可以服人”二句真是至理名言。她说,人只要有才便必然遭到嫉妒,有才无德更不能为人所容了。只有德是始终受人敬爱的,所以她终生认为人可以无才,但必须有德,德是为人之本。先母可以说是一个有德有才的女性,然而她却从来重视德而不强调才,这是常常令我深思的。
  在谈到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所说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和杜甫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时,先母曾说:“从浅近的目光来看现实世事,一个人做成了什么似乎很重要,而如何去做似乎不重要;但若用长远的目光来看后世的反应,则似乎做成什么还不及如何去做更为重要。当然,最好是二者兼备,即用良好的做法去完成有益的事业。”先母正因为有这种看法,所以她始终厌恶不择手段的人。她说:“看人如只看重他做成了什么,就难免有势利之心,还可能变成趋炎附势的人,我最讨厌这种人。”这些话也都对我很有影响。回想当初,无论是先母给我讲书或是我听书,都只是为了消除病中寂寞而已,谁也没有想到一部书竟会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这么多的影响。这些影响的产生,固然因为《三国演义》确是优秀的古典小说,颇多精华;但更起作用的还在于先母对我的爱心,她不怕辛劳,绘声绘色,循循善诱,才使一个五岁半的孩童大致听懂了这部书。后来在我成年之后,先母曾多次对我说到童年讲书的事(除《三国演义》外,在小学一年级暑假中还讲过《水浒》),说“这真是苦差使。因为主要是在热天讲,中午困得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快要睡着了,你总拉醒我,叫我再讲。”我听了这些话总是很感动,也感到不安。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何况数十年间,我对她并无任何报偿,我们之间会短离长,只有思念与牵挂。特别她晚年非常孤独,我却不能向她还奉爱心,如今又是“子欲养而亲不在”,一念及此,真感到负愧良多。
  我也因此而想到天下父母之心,深爱子女都是可感的。但爱也要爱得有道并有效。在我看来不惜工本让幼儿学这学那,未必都有用。还不如切切实实讲一些有用的知识和基本的做人道理,或能使他们终身受用。不过,这是要费心尽力的,比花钱学艺更难做到。

  书斋的变迁

  我虽然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但因长期住在集体宿舍,所以谈不上有什么书斋。1978 年爱人带了孩子调到北京,结束了十八年的两地分居,这时才有了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房中有两张书桌,一张给孩子用,以便她好好学习。半张给爱人备课写文章,另外半张亦归她,用来准备一日三餐。房中还有一张双人床,晚上睡三个人,白天便成为我的工作之处。无非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床前,把被褥卷起半床,放上一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就可以又看书又写字。藏书就在床下,往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床上来用;但有时也不免要打着手电钻到床底深处去找书、查书。我就把这戏称为“床上书斋”。
  在这个书斋上完成的工作倒也不少,备出了两门课,写出了两本书和几篇论文。那时有个老友多次到舍间做客,看了我的工作方式,就说将来他给我作传,一定要写上他所看到的这些情况。我听了倒也信以为真,全不想想他写了这本传,究竟有谁给他出版;再则也不知他根据什么断言将来是由他给我作传,而不是我给他作传。
  到了1980 年秋天,我家便有了两间房;九平方米的一间仍给女儿作为书房和卧室,但如有客来,她便要挪挪地方。十四平方米的一间就成了我和爱人的卧房和书斋。此时我已有了一张很大的书桌,因为前几年已习惯于把大床作为书桌,所以现在书桌小了不行。但大书桌的实际使用面积仍旧是那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其他地方都堆满了书籍与文稿。因此这时的书斋便改名为“桌面书斋”。而工作也进入了旺季,除写出《文艺心理学》和《楚辞研究》两部讲稿之外,还写成了论文六十多篇,其中一部分即经加工而辑为《文艺心理学论稿》与《艺文丛谈》二书。随后又在《论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最近出版的《文艺心理学概论》。
  1986 年搬到现在所居的地方,这时已有三间房,其中七平方米的一小间归我使用,实在是可以称为“小康书斋”了。有了这样一个梦寐以求的书斋,照理说教学和科研应该大有长进了,然而天不佑我,低烧已经发展到第三个年头,实在是精力不佳。家里人和朋友们都认为我在“床上书斋”、“桌面书斋”时期工作太辛苦了,所以才会发烧。个别同志还用“宁要长寿,不要教授”八个字来规劝我。但问题是病已得了,即使是辞掉教授,也恐怕果然要由老友来为我作传了。
  然而低烧在第四个年头上终于还是治愈了。所以会治愈,主要因为我略得人和,起到了人定胜天的作用。原来,小康书斋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来的人都比我年纪轻,资历浅,然而却比我身强力壮本事大。结果,我不但在学术上得到他们很多好处,而且就连低烧的治愈也是由于上海来了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张验方,真心诚意地希望我早日恢复健康。这验方也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那就是天天用金银花、野菊花、连翘各六克,泡上开水当茶喝。
  我一共喝了九个月,终于把病治好了。至于学术上的好处我就不细说了,总而言之是从他们口中可以听到新信息,从他们脑中可以发现新思想。因此我感到一个人如果因为论资排辈而放不下架子,那是很不明智的。
  当然,在书斋里主要还是和书打交道。怎样打交道呢?我的情况好像和别的读书人有所不同。特别是最近十年,我主要是为了用书而读书。这种做法起初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为工作所迫。由于任务紧,头绪多,因此总是带着并不轻松的心情,为及时完成任务而读书。这大概不能算是正统的做学问方法。但是时间久了,我却又觉得这样读书也未尝不是可行而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读书结合了使用,的确能使读书的效果较为深固。再则,由于使用还能较快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心中产生一种成果感,提高了看书学习的兴趣。而且完成一项工作任务便涉猎一批书,任务完成得多了,读过翻过的书便也积少成多,不见得比静止的、集中的读书数量少。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向青年同志宣传这种读书方法,并公然声称“知识能用才是力量”,认为这一提法比“知识就是力量”更有实践性,也更符合事实。不过,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这种做法与正宗的学者大异其趣,只是因为事势所迫,才成了学术工作中一个卖力气活的人。我之所以不肯参加各种学会与学术会议,又不肯出国访问,主要也就因为长年累月受到各种实际工作的催逼,而并非不知好歹,自外于人。我很希望这种情况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有所改变。
  最后还想讲几句肺腑之言:最近十年来,我从没有书斋变为有书斋,并从“床上书斋”、“桌面书斋”发展到“小康书斋”,这种变化使我深深意识到我的书斋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息息相通的。所以身在书斋之中也要多多关心国家的安定团结,并为两个文明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1988年2月

  四枚藏书印

  我怎样看待书?数十年来不无变化,这在我先后镌刻的四枚藏书印中是有所表现的。
  一、开卷有益。这四个字来得偶然,那是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过年打扫屋子,不知怎么找出一轴“牛角挂书”图来,上面有隶书写的“开卷有益”四字。先父当时对我讲了一番读书总有好处的道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第二年开始学刻印时,就用这四个字刻了一枚藏书印。从那以后的七八年间,开卷有益差不多成了一种指导思想,因而读了不少课外书;内容虽然驳杂,但较多的还是文史两类。
  到了高中二年级,有件事情使我对“开卷有益”产生了一些想法,不那么迷信了。一天,先母请人运回来一大箱线装书。我问她这书是哪里来的。
  她说是从某世叔家里买来的。本来,某世叔在先母看来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精读《二十四史》,大量古代诗文更是出口如流。
  然而他终因染上烟癖,乃至潦倒而死;遗下妻子儿女无以为生,只得变卖藏书。我家所得的是最后一箱,买下来还带有救济性质。由此我想,若说“开卷有益”,则某世叔理当得益无数;何以他既不能兼济天下,亦不能独善其身,以至于落到如此下场?由此可见“开卷有益”还有个读什么和怎样读的问题。但究竟读什么和怎样读,在一个时期中我并不明确,只能仍按照惯性,读有点兴趣的书。
  二、书到用时方恨少。那是在大学二年级,我忽然在报上看到高班同学写的一篇长文。读完之后,发现其中所说的事实与道理并没有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也就是说他写的我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能写出文章在报上登出来,而我却做不到呢?仔细一想,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学了知识是拿来使用的,而我学了知识却是未加使用。由此我便认为学与用一定要结合,学以致用是最好的读书方法。因为知识的使用,不仅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乃至触类旁通;而且使用之后有可能获取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产生“成果感”,从而对学习有更深的感情与动力。古人讲“学然后知不足”,这固然有理,但还仅仅是感慨而已;不若“用然后知不足”更有迫切感与实践性,能促使人非赶紧学到更多的知识不可。因此我便刻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一方新的藏书印,并在以后的治学经验传授中反复强调了“知识能用才是力量”以及“学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等结论。我以这些思想指导自己看书学习,有三十多年之久。
  三、纸上得来终觉浅。从1984 年起,我由于在民主党派兼职,就常常有“议政”的机会。这事本来我并未感觉为难,每次发言也往往颇有现场效果,幸而“不辱使命”,但时日一久,我反思自己的“议政”言论,深感实际上在现实中大都是行不通的。由此我便想到要把忧国忧民的动机变为利国利民的效果,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关键是对历史、国情和社会上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要有深刻的了解,真正读懂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才真有实践意义。不深入社会实际,而仅凭书本知识与书面材料来出主意、想办法,是并不能行之有效的。由此我便想到陆游的一首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真是含有至理。于是就把“纸上得来终觉浅”一句,刻成一方藏书印。
  读书数十年而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以前信奉的“开卷有益”与“书到用时方恨少”都是错的。应该说它们仍然有道理,有效用;但一个人若想真正做出一点利国利民的奉献,还必须努力寻求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的结合。真知本自实践出,还须行之于新的实践,得到新的检验。
  四、以有涯随无涯。我在读小学时,某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两句话。他说:“我们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所以要抓紧时间好好读书。”后读《庄子·养生主》,见到那原话竟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照庄子看来,求知是危险的;有了一点知识便以为全知,就更加危险。这个说法也是一种道理。但我想,一个人若对一切都无所知,那就难于生存,更不要说进步了。因此求知尽管是“以有涯随无涯”,但毕竟还须尽力而为,否则就更加“殆矣”!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既当了和尚就必须念经,虽然是“以有涯随无涯”,也只能克尽厥职,继续走已经走了大半辈子的路。因此我就干脆刻了“以有涯随无涯”一方藏书印。我所能做的,就是常常警惕不要以一知半解为全知。这种心态,比小学老师的教导要消极,却比庄子要积极,也算是中庸之道吧。
  以前没有想过,因而不曾意识到数十年读书心态竟有这么多变化。今后继续读书、用书,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想必心态还是会有变化的。只要外部环境和作家心态日益自由,一些病症没有蔓延和恶性发展,散文就会以旺盛的生机迎来新世纪。

  ●潘旭澜
  (1932~)
  笔名何若。福建南安人。1956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45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论著《鲁迅年谱》(与他人合作)、《艺术断想》、《中国作家艺术散论》、《潘旭澜文学评论选》等。

  《当代散文精品》①前言

  十几年来,在中国文坛,散文就整体而言,从来不曾唱过主角,不曾大红大紫,不曾彩声雷动。玩家不玩,炒手不炒。文学上的种种主义、观念、招牌,你刚露面我登台,各领风骚没几天,似乎也很少波及散文。
  然而,当人们用失重、困顿、低谷、危机之类的词语,来评说“先锋文学”的境况时,散文却悄悄地赢得不同层次的众多读者。
  先是30 年代和境外散文被看好,随着大陆有些新产品也受到青睐。
  原来的几家散文刊物信心日增,新办的个个精神抖擞。扩版的报纸副刊,大多以散文为主体。各种各样的征文,竞相罗致佳作。一家省作协的文学周报,举办一个普通规格的散文评奖,全国各地参赛稿件竟达一万五千多篇。
  一些大中城市的书展书市,散文书籍经常成为大热门。连向来只卖炒星书刊的摊店,也不时销售名家散文集。事实表明,散文没有疏离读者,也就不会被读者疏离。没有变魔术玩杂耍,却不事张扬地渐趋多样化。没有大起大落,而是以平稳的步履走向初步繁荣。只要外部环境和作家心态日益自由,一些病症没有蔓延和恶性发展,散文就会以旺盛的生机迎来新世纪。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散文一向受到充分重视。有很多文化人,将散文作为主要的艺术追求乃至毕生事业。不少学者、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在各自的领域可以有更大作为之时,也将大量心血与灵性付于散文。散文作者中,不少人学贯中西,有很高文化涵养,富有创造办。由于长期的人为隔绝,各地的汉语散文就谈不上交流。从现在我们粗略了解看来,不但数量很可观,而且不乏精品佳作。如果汇集起来,将是世界文学中一个非常壮观的现象。
  撇开每一位作者各自的独特性不谈,世界各地的汉语散文,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千姿百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地理、风习的不同,文学的历程和处境各殊,造成了散文的丰富斑斓、情调迥异。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尽管各地的水准参差不一,但多元、多样就有互为参照系与弥补不足的价值。而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基因,则会产生天然的亲和力。只要破除人为的隔绝,不仅能互补互济,还能相养相生。
  几年前,我不止一次萌发选编一部海内外散文选本的念头,但因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而熬得心力交瘁,加以要编好这样的选本困难很多,也就作罢。不料素未谋面的潘晓翊先生,竟心有灵犀,竭力促成。先是多次函约,继而不远千里两次来上上海面谈。为他的诚意所感动,我搁下原来的写作计划,答应了。自惟个人时间、精力都有所不逮,就请一向留意于散文的年轻朋友李安东先生共同编选。我的基本构想是——这部书为海内外读者而编,选海内外作者散文;不仅现在可以交流,还应该有长期保存价值;全书整体,力求内容丰富广阔,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注重文化品位又兼顾各种审美趣味,以期雅俗共赏,并供散文写作者借鉴;取宽泛意义上的散文,包括通常称为散文、随笔、杂文、序跋、书信、日记、碑文、散文诗等等;时限上起1945 年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下讫1994 年6 月选目最后确定之日;尽可能拓展入选作者的范围,以现在定居地而言,除中国大陆外,还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目录中注明,以示分布现状;其中,多数是海内外知名作家,也有涉足文坛不久的新秀,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不以作者在文学史或当今文坛的地位决定取舍,不收难以为海内外多数读者接受的作品,不收出版次数很多、流传很广的篇章,不收难以节选的长文。
  以上构想,为的是:有新意,有特色,力避陈陈相因,不与别的选本雷同。因此,我们给自己的编选工作出了很多难题。比如,往往为一两篇作品而搜山搜海,反复权衡。相信多数读者会理解我们的意图,不按老框框责备这部书缺这没那,而着眼于它为您提供了什么。
  所选收的几百篇作品,让您感受到:五洋四海风云舒卷,人生况味咀嚼不尽;眼前异邦风月,梦中故土山川;饮食男女,爱爱仇仇;猫狗虫鱼,幽草孤芳;一点无籁,些许落霞。既多大江东去,也有喃喃私语;既多龙井,也有可乐;既有太极拳,也有自由体操。我们不写赏析文字。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各自无可代替的读解和感悟。但为给读者欣赏作品提供一点方便,每位作者都作了简明客观的介绍。
  不少海内外文化界人士,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多帮助。入选的作者或其亲属,热情回应,还提供了不少资料。尤其是不少作者本人来信鼓励和提出建议,表现出充分的理解与重视。这些宝贵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书的完成。
  本来,我们初选的作品要比现在选入的多。可是,因为有些作者联系不上,有少数作者没有肯定的反馈,便从选目初稿中抽出。这样,就有一批作品符合入选要求而未选。关于书名,也得说几句。
  多年来,近代、现代、当代这些概念,在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明确界定,境外也各有不同。书名冠上“当代”,觉欠准确,但更改不易,也就随它去。
  不过,我们比较注重新近作品,则是符合的。又曰“精品”,现在这两个字被用得太滥了。我们选编,确实认为是精品才收的。如果极少数实际够不上这个层次,那也不足为怪。一切选本,都不可能做到毫无异议。再说,些许平常菜蔬,不是正好衬托丰盛宴席的诸多山珍海鲜的美味么?果然如此,这部书就会走向地球村的好多角落,就可供爱好和有志散文的朋友们珍藏,我们也从而得到一点安慰。
  1994年酷暑中于上海
  ① 《当代散文精品》,潘旭澜主编,沈阳出版社

  ●读崇高的、独创的、有价值的书,能触发创造的激情。

  邵燕祥
  (1933~)
  诗人、杂文家。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北京。著有杂文随笔集《蜜和刺》、《忧乐百篇》、《绿灯小集》、《当代杂文选粹·邵燕祥之卷》,诗集《歌唱北京城》、《献给历史的情歌》、《好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

  读书乐与读书不乐

  人说“读书乐”,读书真的就乐吗?邵先生自有高论——“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阶前草不除”;乐的是那个情调,痴迷沉醉于其中。不读书,干别的,也能痴迷沉醉,也能“乐”。
  说读书乐,是百般地劝不爱读书的人读书,从“不读书之乐”那儿拉过来。
  乐在自愿。被迫读书绝不乐。有几分强迫有几分不乐。小学要实行快乐教育,大人一样。
  职业性读书不乐,因为不爱读的书也要读,坏书也要读。不读怎么知其坏?其实读一两页就知道了。
  为了职业(或曰饭碗)读书自然也不乐,比如组织大家自愿读什么指定的书,被迫自愿,是被迫还是自愿?要支出时间,支出好心情,却无收益。
  原来有所收益才有乐,就是尝到甜头。读书之乐,就是读书的甜头。各人各读所爱读之书,各有品味,“甘苦自知”,各乐其读书之乐。
  别人我不知道,我小时候赶上留的作业不多,多有闲暇,可以读书,即所谓读闲书。
  租来的武侠小说,锄强济弱,侠肝义胆,不但有报仇雪恨之心,而且有手到擒来的本领;言情小说,悲欢离合,柔情缱绻,历经波折,终成眷属。
  还有“新文学”,小说散文剧本诗歌,中国人写的,外国人写的,大人世界之所有,孩子世界之所无;就是童话、寓言,也是别开生面,使我见到生活中少见之奇,《爱的教育》使我见到生活中少见之爱。
  书给了我所没有的,几乎开辟了另一个世界。
  我买过专供教师用的教案资料,老师哪一课要讲什么,怎么讲,我就先知道了;我买过小学生范文选,发现有些入选之作平平,于是信心大增(可见不是“取法乎上”,自幼便没出息)。
  后来发现《辞源》,有目的地查检,无目的地翻翻,有问必答,无师自通;而且连类旁及,顺藤摸瓜,相关条目,互为补充,那豁然开朗的快感,不下于后来按烹调手册做出菜来,按医疗手册治好小病。
  如果这叫读书乐,一由有闲,二由无奈。严冬酷暑不得出门,“文革”动乱只能闭户,尤其是亲朋交往形同禁忌,唯有面对古人卧游山水。既是解闷,也是休息,甚至可以得到激励。
  随着年龄与世事,所读书的范围品位自有变化;而其中的乐趣,大抵不出早年的体会。只是围绕着读书,有许多不乐:书到“读”时方恨少,有的被抄了,有的“处理”了,有的被人借去未还,有的想买买不到……
  这是读书外的不乐。读书之内也有不乐。“读三国掉泪——为古人担忧”。
  小学时读刘云若《旧巷斜阳》,落马湖雏妓的命运撼人心魄,至今难忘。不唯不乐,抑且痛苦。从书上知道了世上疮痍,人间涂炭,明白了生死与沧桑、常情与悖论,许多事并不容易明白。也弄不清这是审美的愉悦,还是智慧的痛苦?
  读书乐属于爱读书的人,虽苦犹读,才是真爱读书者,所谓书痴,痴于书,殆亦痴于人事乎?

  春天是不是读书天

  读书不难,而谈读书则难。人不同,书也不同,读书的目的和态度各各不同,怎么能一刀切地谈呢?
  五十多年前,我小时候就爱念一首顺口溜:“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又凄凉冬又冷,收拾书包过新年。”这四句的诞生,无从考证,恐怕再往上回溯五十年也不止,该是明清私塾里小顽童的集体创作。一下子从百草园赶进三味书屋,连早慧的幼年周树人也不能立即领略读书之乐;那时候更不讲究快乐教育,——就在今天我们又有几家小学真的实行快乐教育的?所以义务教育过去曾被叫做强迫教育,倒是名符其实的。
  “春天不是读书天”的所谓“读书”,指的是从识字启蒙开始的基础教育。想让他们回到四季都是读书天的正确路线上来,过去是讲《劝学篇》,不过能听懂《劝学篇》的,已经不是初上套的孩子了。现在该讲什么不知道,也许是批判“读书无用论”吧。
  以批判“读书无用论”来提倡读书,似乎还属于大批判开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思路,要想脱出这个框框,只有大讲“读书有用论”才行。但是难讲。像土改以后动员上冬学那样,诉当“睁眼瞎”的苦,说不认字受老财的骗云云,好像说服力不足,因为历史证明识字的甚至颇有学问的人,受骗上当的也大有人在,被人骗去的不止是几升几斗粮食,甚至是自己的灵魂让人牵着鼻子走了,难怪人家讥笑“知识分子往往最无知识”。至于在农贸市场或别的什么地方被“睁眼瞎”骗过的所谓有文化的人,还有脸去向“睁眼瞎”宣传什么“读书有用论”吗?
  那就偷换概念宣传文凭(学历)有用论如何?还是行不通。即便文凭或学历在特定的场合如申报业务职称时有点鸟用场,可是学历可以混得,文凭可以买得,又何关于读书?以此劝学,纯属书呆子。书呆子成不了大事。在中国,自古以来,若说大事,绝不是说文化与科学,——至于现在常与科学并提的工程技术,更是视为匠艺,屈居末流,——大事也者,无非政治和军事,逐鹿问鼎,权力攸关;放眼看去,“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项以下,谁又是读书种子?黄巢、洪秀全是读了几天书的,但没能循科举的正规途径取得为朝廷效力的机会,这才铤而走险;但也毕竟是“秀才造反,终于不成”。
  再放眼世界,远的不说,如希特勒和斯大林,却不过中等学历,他们从事政治斗争的本领,都不是从书本上搬来的。
  但是倘说这些“杰出人物”都不读书,显然不合事实。刘邦项羽,确已失考。然而后来许多草莽英雄、绿林好汉,都爱读《水浒》、《三国演义》,从中学军事,学布阵,学兵不厌诈;学政治、学权谋,也学“忠义”实为结死党、养心腹,多所取经。洪秀全若不读圣经,怎么能有天国的构想?斯大林若不读列宁著作,怎么能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并且“活学活用”,把列宁主义发展为斯大林主义呢?
  看来这些历史人物,无论好得“杰出”还是坏得“杰出”,夺权“杰出”,还是杀人“杰出”,讨论他们读不读书或怎样读书,都无助于我们宣传“读书有用论”。倘有闲心讨论,也不是在“教育”版或“读书”版,而应该放到“历史”版或“政治”版去了。
  对于已经成为学者或准备成为学者的,不必去侈谈读书有没有用;不管他们认为读书有什么用,书是他们进行脑力劳动、精神生产的生产资料,一会儿也离不开。这些人在全民里自是少数;扩大一点,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读书不仅已是习惯,而且成了生活中的需要,即使不是第一需要。这算得上是百分之百的读书人了。惩罚他们的好办法就是剥夺他们读书的权利,或是硬让他们读他们不想读的书。蒋介石的监狱里,叫政治犯刘少奇看的书是《四书集注》,反动派认定叛逆者接受了这一套灌输就会变成顺民,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现存秩序。
  今天,我们的学者,我们的知识分子,尽管面临着出书难等问题,读书一般是不必像在干校时那样,在瓜棚里、蚊帐中躲躲藏藏的了。他们不必掩饰读书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以至生活需要了。
  一般人,即指一般干部、工作人员、工人农民、五行八作,也有权在“正经”之外读点杂书了。造纸工业有所发展,出版发行又有利可图,国营书店虽觉式微,书亭书摊大见繁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自从取消了“天天读”,许多人是天天不读,什么书也不读了。因这两方面同时存在,才有了关于读书的话题。
  其实读书的苦与乐,读书的有用与没用,真是人嘴两张皮,别人说千百遍,不如亲口一尝,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就说为什么而读书吧,有为学习而读书的,派生出为什么而学习的问题,为革命而学习,那就得从革命ABC学起,为解决某项具体工作任务而学习,范围具体一点,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为考试而学习,可以找窍门,现在不少公私书商赚的是这个钱;还有为找窍门、觅捷径而来的,就有各种指南、秘诀和“续厚黑学”、“广厚黑学”,书商赚的是厚黑钱。以上是急功近利的读者。现在大量的读者,是于电视和其他娱乐之外,为了消闲解闷而读书的,相对于前面“硬性”的读书目的和“硬性”读物来,这就是“软性”的读书了。闲来读书,读闲书,人生一大快事,忽然变成一个好像挺复杂的社会问题,令人忧心忡忡,证明我们的社会上还不乏有责任感的人。我是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模式里形成思维定势的;按老思路“闲书”无非分成几个档次,上焉者怡情益智,下焉者诲盗诲淫,中间则是些趣味性、知识性的东西,多多少少可以开眼界,广见闻。全在你选什么书来读了。
  书是有好坏之分,有益或有害之分的。不可简单地说“开卷有益”。因为开卷未必有益,搞不好还有害。即使是多读了一本虽无益但也无害、不好也不坏的书吧,也就等于少读了一本有益的好书。
  哲人说“读书使人明智”,虽然似是说读书以后人才会变得明智,然而也须在读书之前先就是个明白人,在选什么书读这第一道工序上,就不犯糊涂;否则即使瞎猫碰死耗子,碰到好书,也未必能读明白,更不必说臻于明智了。与其如此,还不如不读,落个糊涂得朴实。那些在法庭上陈诉自己犯罪是因为读了坏书的家伙,如果所说属实,就是不如不读书的极端例子;但既这么容易听人指引,怎么不接受好书好人的“教唆”呢?这样的人,即使不去读某一本、某几本坏书,他就不做奸犯科了吗?
  又有哲人说“读书越多越愚蠢”,若对这句话加以限定,也不是没有道着一定的真情。把假冒伪劣的印刷品奉为经典,固不必说,就是真正有价值的典籍,若只是照单全收,不咀嚼,不消化,不比较,不鉴别,不同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思考,唯书是信,“泥书不化”,难免封为书呆子,被人当蠢货买了,还要分辩“谁说读书越多越蠢”!
  自然,因噎废食更蠢。不过怕当书呆子因而不读书,怕读书上当受骗也就不读书的人,我想是没有的。所以仍是哓哓者,不过想让读者在议论纷纷之下,了解大千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和说法乃是正常的,掂掂量量,加以辨别,然后知所适从,或者另辟蹊径而已。

  书市志感及其他

  读崇高的、独创的、有价值的书,能触发创造的激情。这恐怕不止是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的体验。
  从旧书市上走了一道,又有了另一种体验。旧书市上也有一些崇高的、独创的、有价值的书,虽破旧而并非废品;但也有一些形同废品的出版物,有的还里外崭新。作者究竟为什么而写它呢?又何必写它呢?
  不容否认,有一些“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印刷品,在一时一事中尽了它的作用,只要是积极作用就好。我说的不是这样的作品——因为绝大部分书籍,甚至一度视为经典的,也经不起岁月的淘汰,不然世界不会堙埋于书冢了吗?
  然而,确有这样一些文字材料,不但在尔后,就在炮制它的当时,已经注定了全无用处,或只为混饭、交差而用,全无读者,或没有像样的读者,这就十分可悲了。
  我曾写过不少为一时一事而作的东西,有的无意欺世而欺世,也有的确是真诚的歌哭,但由于思想肤浅,艺术粗糙,也都随时间流逝而失去传播和保存的价值,犹如历史,不容修改,也无从追悔,毋宁视为必然吧。
  从今而后,大可不必为时而作了。有不准发表的客观禁制的一面,也有借此远引,更羞与争光的一面。倘或执笔,当不复拘于绳墨,而自写胸怀,不听命于长官,不讨好于世人,不求售于市肆,也就无沦为废品之虑了。

  一句伤心语

  陈平原引用了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的一句话,可谓警句;当时人说:“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设妓院好些。”
  这句话出在20 年代,到了80 年代的今天仍不减其生命力。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对于何谓烂污书,可以达到共识。然而,若干年来的情况似乎表明,正常情况是相对的,非常情况则是绝对的;前者是短暂的,后者是经常的。
  那末,就会有一些这样的烂污书去了,代之以那样的烂污书又来。
  妓院云云偏激语可以理解。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书店书摊买书的,总比逛妓院的嫖客多;而嫖客中总没有未成年的孩子,少年儿童却是书摊的主顾。
  这是有良心的出版家的伤心话。

  萧也牧的书

  近期《随笔》,有一篇张介的作品,借用了萧也牧那篇挨了批判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题目。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曾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50 年或1951年间,丁玲等主编的《文艺报》对《我们夫妇之间》大张挞伐之后,他继续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1957 年划为右派下放。“文革”中在干校受迫害致死。
  60 年代初期,我从东安市场旧书店买到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著的《怎么办?》,在上册扉页上有一行很漂亮的字:“1958 年1 月(或2 月)×日下放前通读一遍。”署名萧也牧。
  熟悉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拉赫美托夫严以律己,进行近于残酷的自我磨炼的情节,也就能体会萧也牧彼时彼地重读此书的心境。
  “文革”中一个朋友的女儿,因出身关系已在中学里饱受某些同学的凌辱,又将离家远去陕北,辞行时意态甚凄惶。我把这本书送给了她。

  禁书

  逛书店见有《禁书大观》,精装巨帙,定价不低,于是望望然而去之。
  是不想读禁书,无意领略“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情味了么?不是。禁书既已公开出版,不再担心欲寻无觅处,只是早看晚看的问题,姑且等待供过于求,削价处理,何必急在一时?古代的禁书不再是当代的禁书,昨日之禁书未必是今日之禁书,甚至成了畅销书或准畅销书,那末,晴天好读,何须雪夜,开门好读,何须闭门?
  一时悬为厉禁的,有时是因书及人,更多是因人及书,因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而禁屋及乌。禁书从古至今,也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好书,但禁书未必皆好书,未必都值得细读。《石头记》或《红楼梦》有“违碍语”,长期只以手抄本流传,后来又以“淫媟”罪名被禁。用今天的话就是“反动”加“黄色”,高鹗、程伟元都该捉将官里去。苏轼诗被当朝的政敌所禁,钱谦益的诗文被他曾经归顺的新朝所禁,谢灵运集竟糊涂地历经南朝、隋唐五代以至宋元绝迹千年,明代才有人重新钩稽成书。这些诗文和别集的被禁,从政治上看有的不成理由,从艺术上看有的确实是精品。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动机,雪夜闭门作艺术上的鉴赏,怡悦而又神秘,其乐何如。
  1937 年7 月,日本军队侵占北平。我还小,不懂读书,当然更不懂什么叫禁书。留在记忆里的却有一件事,就是哥哥姐姐从教科书上匆匆撕去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彩旗的书页。后来粗识几个字,从同学处借了一本《笑林广记》回家,转眼不见,四处寻找,父亲把我叫到一边,板起面孔,责令我立即把书还给同学。这是我最初知道世上有禁我阅读之书,不是政治原因,而是——父亲说的:“下流”。
  我平生读的第一本禁书,是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时为1945年秋,使我从此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持批判的态度;转过年来寒假中读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使我从此向往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吸引我的还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艾青的《吴满有》,吴伯萧的《潞安风物》,韩起祥的《刘巧团圆》……这些虽似半公开出版物,却是通过特殊的渠道发行的。一些读起来挺费劲的社会科学书籍(除了艾思奇《大众哲学》易读好读以外),也因在暗中传递,来之不易,悄悄地啃酸果都咂出点滋味来。说起当时的事情,应该请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垂谅,我们常把怕被查抄的书蒙上伪装的书皮,大书《三民主义》,就有了安全系数,谁也不去动它。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有因带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而吃官司的前车之鉴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携带、转移、收藏和阅读禁书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吃了禁果,从不懂事到开了窍;自然,开窍不等于明白,但我开始又读书又读社会了,要把社会读透,弄明白,哪儿有那么容易?
  袁枚说过,借来的书,其读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我以为,读禁书也一样。“书,非借不能读也”,非禁不足令人如此倾心,越读越有味也。
  一是许多书开禁了,不必在暗室下或秘密读书会阅读了,甚至成为必读,读后还须讨论的材料,反倒没了原先狼吞虎咽、囫囵吞枣、务求先睹为快而抢着读的劲头了。唤起人强烈读书兴趣、读书渴求的“禁书效应”值得研究。
  自然,禁书不能一概而论。1949 年后在大陆,蒋介石的书和张竞生博士的《性史》一起被禁了。张书还有人私藏暗传,蒋书我相信没有什么人保存,绝不仅仅是怕招灾惹祸,即使不禁,人们也会弃之如敝屣的。“且看禁书者,人亦禁其书”,毋宁说感到快意,因而认同了毛泽东发挥了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
  但是从50 年代初期就显露了“文革”的端倪。不但一批通俗小说作家如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徐訏的作品被禁,连属于“五四”新文学范畴的沈从文、徐志摩、郁达夫等的作品亦停止出版甚至销版,就是变相地禁了。
  大量出版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包括不入流作品的同时,欧美文学全要过筛。到1958 年就冒出了“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怪论。
  如果说在“文革”前还多半是以在出版上加强规划,有所倾斜,限制某些书籍著译的问世,叫做“把关”的话,“文革”一开始,就以反“封资修”,大“破四旧”为名,收敛社会上已经出版的各类图书,付之一炬。除了规定的少量文件外,几乎有书皆禁,读禁书都要视情节轻重,给点“好看”的了。
  写到这里,发现上一段的表述不确,仿佛在“文革”前无多禁书,并不干涉阅读似的。其实,更早的不说,单是1955 年胡风成了“******集团”,株连许多人成了“胡风分子”,《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泥土》、《希望》都成了反动图书,而在这些书刊未成禁书之前,读过这些书,欣赏过其中作品的人,有的也成了“胡风分子”。就是说,胡风“******集团”
  除了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诗人外,也包括了他们的部分读者。
  这个案例又转化为不成文法。诗人流沙河虽然“茕茕孑立”,并无集团,但不少欣赏过他的《草木篇》的人,也都跟着被打成“右派分子”。
  从50 年代开始,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甚至运动还没过去,就涌现一批禁书,多半因为作者先成了“禁人”。不一定要一纸令下,早就闻风而动。
  1957 年反右运动中,关于我的大字报出来不久,我到所在机关的图书室内,发现我写的几本小册子已经“下架”。但是有几位“大右派”的书却还赫然在目。原因因为我是近水楼台,我在这个图书室工作过,管图书的一位老先生认得我而并不知道他们。
  书的命运跟着人走,禁或不禁,或不禁自禁,上架下架,或不上不下。
  有了“反右”的经验以后,到“文革”我已大体上做到不动心了。厉禁的书销毁了,不那么厉禁的书卖掉了,留下的《水浒》、《聊斋》,斗室夜读,不知东方之既白。管他禁与不禁,或见草莽英雄厮杀,或看狐鬼木魅作法,故国神游,不亦快哉!

  ●一部好书,犹如生活中的一盏明灯,照耀你在人生道路上坚毅地向前跋涉。

  张守仁
  (1933~)
  作家。笔名青江。上海人。1961 年中国人大新闻系毕业。历任《北京晚报》、《北京日报》文艺编辑,《十月》副主编。著有散文集《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译有小说集《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集》、《道路在呼唤》,散文集《屠格涅夫散文选》等。

  我与《牛虻》

  一
  文学是假丑恶的坟墓,真善美的摇篮。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痴迷于文学,从中获得精神营养,满怀着憧憬走向未来;而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艰难,不断从所敬仰的作品人物身上汲取度过困境的力量。《牛虻》对于我,就是这样一本书。
  50 年代初,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便迫不及待地想看《牛虻》。后来买到一本195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李俍民翻译的《牛虻》,一口气看了四五遍。每看一遍,读到牛虻被枪毙、琼玛读他遗书的情节,总是十分感动。
  那个译本的每一页上下天地、左右空白上写满了我的批注和感想,每一章第一页上都写着该章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出场人物、展开的情节。每一页上,在精彩的对话、细节、人物冲突旁边,划满了着重线和圈圈点点。
  我这辈子看了许多小说,但没有哪部作品像《牛虻》那样读得那么仔细、认真。
  这还不够。我后来又买到了前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俄译精装本《牛虻》(OBoд)。对于那本书的装帧、插图、题图、尾花爱不释手,每次翻阅,都是一次艺术享受。再后来又看到了艾·伏尼契的原著“The Gadfly”。
  几十年来,《牛虻》的中译本、俄译本、原著本一直伴随着我。不管生活遇到多大变故,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带在身边。《牛虻》,成了我生活中的亲密伴侣。
  二
  文学之梦影响了我对职业的选择。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当上了文学编辑。“文革”开始,“四人帮”拿《北京晚报》开刀,说它是“三家村”开办的黑店。不久,《北京晚报》被迫停刊,我被赶到郊区门头沟深山里种田、养猪、挖煤、采石、烧石灰去了。
  那时我住在北岭公社山顶小石屋里,那石屋房顶铺的是石板,身下睡的是石板炕。所谓窗子,就是后墙上留出一个方形石洞,中间竖立几根小树枝,上面再糊上一层窗纸。那窗纸已破,因此常有野兔或野鸟探头探脑往里窥看。
  这间简陋的石屋,原是供采石人休息用的。我是被赶到山沟里的“下放干部”,山村里房子挤,自己被分配在采石场上干活,傍晚等社员们回家之后,便独自留宿在这间山顶小石屋里。
  白天,我和社员们在山坡上抡锤、把钎、放炮、崩石头。我们把一块块坚硬的石灰石推滚到山坡下,在窑坑里铺上树枝、柴草,洒一层煤屑,码上石块,窑顶用泥巴封住,便点火烧窑……
  晚上,因为无书可读,无事可做,一个人便早早地躺下睡觉了。山风在石屋外呼啸,远处山沟里的泉水哗哗地流淌。因为空虚和寂寞,冬夜分外地漫长。
  这时,我就靠回忆度过难捱的日子。我想起了《牛虻》,想起了牛虻被放逐到南美后那段屈辱的岁月;想起牛虻在秘鲁利马码头上赌窟里当仆人,被歹徒打得致残的情景;想起他成了瘸子以后在甘蔗地里靠给人打零工度日。他当过跑腿,给人补过锅;和我一样,干达矿工的活,打扫过猪圈。他扮过戏班子里的驼背小丑,供人扔桔子皮、香蕉皮取乐。一个曾经在粉红世界里娇生惯养的青年人,如今陷入恐怖的地狱之中,他心灵中的痛楚可以想见。但是为了他的理想,他坚强地活了下来。牛虻那种坚毅、那种忍受痛苦和考验的意志,永远是我的榜样。在山顶石屋里这样想着,孤独和迷惘,也就像山沟里的泉水那样,慢慢流走了。我也变得坚强起来,心想,只要活着,总是有希望的。
  三
  现在重新翻看三十多年前我在《牛虻》中译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又体验到一个青年人做文学梦的那种痴情。几乎每一页空白处都写满了我的学习心得。有的篇页上我写的感想,字数几乎是本文的一半。解剖了一只麻雀,也就懂得了所有的麻雀。详读详析《牛虻》,使我对小说的结构、冲突、写作技巧,有了相当的了解。比如111 页左下角我有如下一段批注:“艾·伏尼契为什么用菊花做道具?是为了挡住琼玛的视线,不让她认出现在的牛虻就是过去的亚瑟吗?是暗示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吗?是为了渲染氛围、描写生动吗?本章先后有十次写到‘菊花’、‘花瓣’、‘鲜花’,可见她运思的匠心。”143 页上写着一段读后感:“作者每写过渡情节,总是异常简洁,一笔带过。而有些‘小’事,则写得酣畅淋漓,犹如路人遇一小山洞,进去之后,才发觉洞很深。再往里走,豁然开朗,阡陌纵横,有山有树,有树有河……这大概就是写小说的奥秘,就是‘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手法。”221 页天地空白处写道:“作者注意伏笔。后边发生的事,其征兆在前边已有暗示。本章亦然。牛虻对琼玛说:也许我们俩永远不能见面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这时玛梯尼进门,谈话中止,高潮转移。每当情节推至高峰,随即来人介入,这一转笔手法和第二卷第八章末尾相同。”
  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年轻时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反复阅读同一部作品呢?我常常想,新时期以来,我编发了那么多的获奖小说,这要归功于《牛虻》的启蒙。
  四
  研究《牛虻》这部小说,使我对它的作者——艾·丽·伏尼契的身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十年来,我一直搜集关于她的资料。我像熟悉我的好友那样熟悉她。
  她的原名是艾捷尔·丽莲·蒲尔。她父亲乔治·蒲尔是一个普通鞋匠的儿子,经过自学,成为英国有名的数学家。艾捷尔生下不到七个月,她父亲就去世了。由于经济拮据,母亲梅丽·蒲尔只得带上她们姊妹五人去伦敦,靠教数学和写作维持生活。艾捷尔天资聪颖,敏慧好学,尤爱音乐。五岁时,她就表现出不平凡的音乐才能。1882 至1885 年,艾捷尔到柏林音乐学院钢琴班学习。毕业后,她到了巴黎,最喜欢到罗浮宫参观琳琅满目的艺术瑰宝。
  有一次她在方形大厅里看到一幅肖像画,便驻足观赏。在这幅肖像画的画面上,一个青年身穿黑衣,头戴黑帽,半倚着围墙。头上是灰暗的天空,身后簇拥着一片树林。他那隆起的眉峰显露出深沉的忧戚,紧闭的嘴角隐含着内心的痛苦,一对充溢哀思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艾捷尔觉得,她从这个黑衣青年的精神气质和忍受痛苦的毅力上看到了她所向往的英雄形象的画影,——多年后这一形象便成了她笔下的《牛虻》主人公亚瑟的外貌。
  艾捷尔从巴黎回到伦敦之后,于1886 年年底认识了一个笔名叫斯吉普涅雅克的俄国流亡者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克拉甫钦斯基。克拉莆钦斯基是俄国民粹派的领袖,常向艾捷尔讲述他那些俄国战友的故事:有些人已为祖国的自由献出了生命,有些人被囚禁在阴森的牢房,有些人被遣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矿井里服劳役,幸存者顽强不屈,坚持斗争。
  1887 年春天,艾捷尔到了俄国。她在彼得堡为关押在狱中的爱国志士们送衣食、递信件的过程中,厕身于沉默寡言、泪流满面、担心受辱的“犯人”
  家属中间,目睹了沙皇监狱制度的丑恶和黑暗。1889 年6 月,艾捷尔回到伦敦不久,就和斯吉普涅雅克一起出版了《自由俄罗斯》杂志。她为杂志翻译了迦尔询的短篇小说,舍甫琴柯的诗。当时斯吉普涅雅克的寓所是革命者的活动中心,著名的画家、作家、音乐家、各国的政治活动家,都云集到他家里。
  1890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吉普涅雅克家里走进来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人。他是波兰革命者,名叫米哈依尔·维尔弗利特·伏尼契,刚从西伯利亚逃出来。跟主人交谈了一会儿,他看了一眼艾捷尔,便迟疑地说:“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1887 年复活节你在华沙吗?”
  艾捷尔感到惊异:“是的,我去彼得堡途中路过华沙,在那儿逗留了几天。”
  米·伏尼契问她:“在华沙,你到过城堡对面那个公园吗?”
  艾捷尔点点头:“到过。”她记得她曾在复活节的钟声里翘首仰望公园对面灰暗的城堡,思念着关押在里面的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爱国志士们。
  米·伏尼契笑了,说:“那时我就关押在那个城堡里。我透过铁窗眺望公园时,偶然看见了你,也就记住了你的面影。”
  两人喜出望外。邂逅相遇,一见钟情,不久他们结了婚。从此艾捷尔·丽莲·蒲尔便改名为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俄国革命者、波兰革命者、意大利革命者的斗争事迹,使艾·伏尼契激动不已。她于是想写一部歌颂爱国者的小说。故事情节将发生在意大利。为了熟悉那时的历史人物,她钻进大不列颠图书馆研究了马志尼、加里波第的生平。她把俄国、波兰革命斗争的精神,全部镕铸到意大利19 世纪30 到40年代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之中。她未来的主人公叫亚瑟。残酷的斗争,将这个天真纯洁、富于幻想的青年锤炼成钢铁般坚强的列瓦雷士。她的小说将取名为《牛虻》。这是因为艾捷尔从小就钦佩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壮的一生。
  苏格拉底被法庭判处死刑时对审判官说:“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放弃哲学研究。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的。我被神派遣到这个城市里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迅速奔驰……”
  经过多年的紧张劳动,1897 年6 月,第一版《牛虻》首先在纽约问世,接着在伦敦、彼得堡相继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它被翻译成全世界数十种文学出版。而当艾·丽·伏尼契九十岁高龄时获悉中国也出版了中译本《牛虻》,并在许多剧院里演出了同名话剧,她独坐在纽约第二十四街一座普通公寓十七层楼的窗边,遥望东方,思绪万干。
  当《十月》创刊之初,我曾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了《〈牛虻〉是怎样写成的?》,当时许多文学青年互相传阅此文。有的书刊作了转载。今年秋天,我女儿在她上学的美国北卡罗莱那州立大学图书馆里偶然发现那里订有《十月》,并看到了我写的那篇关于《牛虻》的文章。她把欣喜、亲切之情写信告诉我,我翘首西方,浮想联翩:东方、西方,互相影响,联系紧密……
  五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写的这首诗,恰当地概括了牛虻的一生。《牛虻》曾被保尔和卓娅、张志新和遇罗克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所热爱。《牛虻》也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并使我几十年来不管遇上多大的坎坷曲折,始终对美好的文学事业矢志不渝。
  一部好书,犹如生活中的一盏明灯,照耀你在人生道路上坚毅地向前跋涉。

  ●人们说:人间沧桑。在图书世界里,何尝不充满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倪墨炎
  (1933~)
  作家。笔名王树荣,浙江绍兴人。1956 年毕业于上海师范中文系。历任该校教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等。1950 年开始发表作品。专著有《鲁迅旧诗浅说》、《鲁迅后期思想研究》、《鲁迅革命活动考述》、《鲁迅与书》、《现代文坛偶拾》等。

  访书奇遇

  这是1976 年的事。这年春天,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在我担任责任编辑的集子中,《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是由华东师大的教师注释的。为了和注释者联系工作,这年秋天我就从北京出差来到上海。
  那时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这是一条幽静的马路。解放前不少高等华人和上层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我住的院子就是当年邵洵美等人办出版印刷公司的地方,至今大门口的矮房里还住着美术印刷厂的职工。从我住宅向西走二百米,就是静安寺庙弄,这里有郑振铎的故居。再往西走,穿过乌鲁木齐路,就是愚谷屯,是林语堂、陶亢德编辑风行海内外的《论语》等杂志的地方。我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每天,在夕阳的余辉下,我就在这些地方穿街走巷,想象着当年的文人雅士们怎样在这里匆匆地送走充实的或贫乏的人生。
  有时我也驻足在十字路口的招贴栏前,散步本来就是一种悠闲的活动,目的在于休息,在于运动体肢;何况,招贴栏前还可了解一些社会动向,有时还能读到令人发噱的文字。一天,我在胶州路口的招贴栏上,在交换房屋、对调工作、修理家用电器、出让木器家具等等的招贴中,发现一张用苍劲的钢笔字写成的小条:
  出让全套《文艺报》。价格面议。接洽地址:愚园路某某弄某某号沈。
  我简直为这张小条惊住了。在当时,《文艺报》无论与“四条汉子”还是“文艺黑线”都是有牵连的。这人怎么敢公开招贴出让,胆子实在太大了。
  眼下不是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嘛!但我又想:此公既然收藏全套《文艺报》,一定是爱好文艺的,或许还收藏现代的旧书刊呢!倒不妨去看一看的。
  于是我就把地址抄了下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午8 时,我就根据所抄地址找上门去了。离我家不远,不过二三站公共汽车的路程,这是一个幽静、整洁的里弄,我所找的门号在弄内深处,门口种着一株枝茂叶盛的夹竹桃。我揿了电铃,一个小伙子来开门,待我说明来意,他就转向里面喊道:“爸爸,又有人来买你的《文艺报》了!”接着,一位七十多岁的清癯的老叟出来,连声说:“真抱歉,真抱歉,《文艺报》昨天下午已有人买去了。”我悄声问:“老伯是否还藏有其他旧书旧刊?”不等他回答,我立刻通报了我所在单位,我的姓名,并向他说明:我爱好现代文学,正在用心收藏“五四”以来的旧书旧期刊。他好像略知我的姓名,对我打量了一下,扬手让道:“那就请里面坐吧!”
  这是一间明亮、整洁的书房兼卧室:靠北墙是单身小床,南窗下是写字台,台上报纸堆中夹着一本《革命文物》。它是当年唯一有点内容的刊物,连不玩文物的人也看起来了。房子中间是一张玻璃面的小圆桌,两边放着藤椅。他让我在小圆桌旁坐下,自己坐在对面,说:“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早就猜测你大概在出版社服务的。解放前我也是搞这一行的。”我喜出望外地询问他在哪家出版社工作过?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说:“我编过杂志,也编过书。”我不再问他在哪家书店工作过,也不问编过哪些杂志和哪些书,那个年头人们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我只向他请教20 年代、30 年代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些事情。他兴致来了,从北京文坛谈到上海文坛,从“京派”
  内部的派系谈到“海派”名称的来源;从北新书局、人文书店、朴社、新月书店,谈到当年自费印书的盛行,最雅致最高贵的是线装铅字精印本,甚至有人把自己的情诗精印成小巧玲珑的豪华本,专为求爱用。他一再为自己的茶杯兑水,也为我泡了一杯绿茶。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20 年代他在北京工作,以后定居上海,解放后改行在中学教书,60 年代初退休。他熟悉的是京派、新月派、论语派方面的作家和作品,绝口不提左翼作家的事。他的兴致勃勃的谈话,几乎没有间隙,为着礼貌,我不看手表,但从隔壁厨房传来阵阵的炒菜油香,我估计已到10 点半了吧。我心想:他那么熟悉文艺界和出版界的情况,一定有不少藏书吧?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神情,谈话戛然而止,站起来说:“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破书吧!”说着,他在西壁上一拉,像变魔术似的,哗的一声,打开了壁橱的门,里面整整齐齐装满了书,还飘出来樟脑的馨香。这时我才发现,东西两壁全是上顶天花板、下踏水泥地的壁橱。
  东边三橱,西边三橱,每橱分上中下三层。他随手打开的,是西壁靠南的第三橱的中层。
  我惊奇而愕然了。他欣然地说:“这西边三橱,全是定居上海后收集的,东边第一橱是在京时购置的,另两橱全是旧杂志。我这一生不抽烟,不吃酒,不嫖妓,除了一天两杯绿茶,所有零花就是买书了。”
  我探头看了他随便打开的那一层,共三格,每格是两排书。这里是《论语丛书》,《人间世丛书》,林语堂的集子,邵洵美的集子;虞琰的诗集《湖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不指名地提到过她;曾今可、张若谷、傅彦长、邵冠华等人的集子,都是我所不藏的;最下面的一格,竟还发现叶灵凤的几种集子也插在那里。
  “你把叶灵凤归在论语派?”
  “我随便打开的这一层,最乱,放的是论语派和不好归类的一些人。叶灵凤可以把他放到创造社那一橱去,也可把他列入现代派,但后来和傅彦长等人也接近过。”
  我关上了开着的橱门,转向东边第一橱。啊!这里简直是一个宝库,我真为金光灿烂的宝贝镇住了。我爬上小木梯,从第一层看起。这里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批著作:全套的晨报丛书,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十分难得的清华文学社丛书,大量的北新书局的书,鲁迅著作的初版本毛边书,刘半农的著译;钱玄同的几种大开本的音韵学和语言学的书,也收集齐全了。
  “我不懂音韵学、语言学,但既然是钱玄同的书,我当然也都搜罗来了。”
  沈老先生在旁这么说。
  周作人的书放了整整一格。周作人的著作,三十几本,是齐全的。周作人的译本,也一本不缺。周作人编的书和写序跋的书,大致完备。我收集多年,才收集齐周作人的著书,但译本不齐,不少序跋的书还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真不容易啊!
  “老伯喜欢周作人吧?”
  “是的!”他毫无忌讳地干脆地回答。
  我忽然想起,他这么多“反动派”的书,“汉奸”的书,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大破四旧”的时候,是怎么在劫而脱逃的呢?
  沈老先生淡淡一笑说:“我是退休教师,冲击自然少些。更重要的,红卫兵‘扫四旧’前,我已有了准备。我买了墙纸,把两边壁橱糊住,每边再贴上毛主席不同时期照像八幅。红卫兵即使知道这两边是壁橱,他们也不敢撕毁伟大领袖的像啊!”
  “您真行!”我笑了起来,他也爽朗地笑了。
  “那后来怎么又把墙纸撕了呢?”
  “这样整整糊了九年,我可憋得慌啊!我多么想看看这些书啊!多么想摸摸这些书啊!今年2 月,我一位同事平反,抄去的书也还给他了。我就在一个夜里把墙纸撕去烧了。我抱着大把的书睡了一夜,现在虽然还在喊‘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大家都不想再乱来了。你不是去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了吗?我们都希望我国的文化复苏啊!”
  厨房间不但传来锅灶的菜香,而且还传来碗勺声: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
  但我还不想马上就走。我心里嘀咕着:此公爱书如命,这些藏书是不肯卖掉的。但他已高龄了,这些书在他身后可有安排?他可有子女也爱好文学或书籍?我一边在小木梯上往下爬,一边说:“老伯的子女也有爱好藏书的?”
  他让我仍在小圆桌边坐下,自己也坐到对面的藤椅上,叹口气说:“我有三个儿女。老大是领导阶级,在一家钢管小厂当工人。他们厂礼拜是星期三,今天上班去了。老二原插队在安徽,今年暑假考取大学,回上海当‘工农兵大学生’了,是学物理的。刚才你门口遇见的就是。老三是女儿,现仍在安徽农村插队。我一生积储起来的这些破书,他们没有一个喜欢的。”
  “那么,日后您送给哪家单位?”
  “公家图书馆我不送!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不靠吹牛,要看人民是否富裕,所以有句话,叫‘藏富于民’。图书也一样,要‘藏书于民’,公家藏书最不可靠。秦始皇阿房宫的藏书在哪里?历朝历代的内府藏书在哪里?
  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还不毁于炮火之下!听说中华书局的藏书,因为藏书的房子要用,工宣队就把藏书搬到外滩附近的一座什么破楼里。光是那些书、报、刊在卡车上甩上甩下,就让人心痛啊!我们学校是上海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图书馆藏书不算少,可是前几年烧的烧,偷的偷,还剩多少!再说,海内外的孤本珍籍,哪本不是私人保存下来的!
  近年上海印的容裕堂《水浒全传》、脂评《石头记》甲戍本,原来不也是私人藏书,想不到现在成了尊法贬儒的‘武器’!不敢夸口,我的破书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也是缺藏的。当年要是给唐弢、钱杏邨知道了,他们还不天天在我屋前屋后转!……”
  “老伯真有见解,所说极为精辟!”我由衷地说。
  他淡淡一笑,呷口茶,继续说:“……我这些破书,要让给和我一样爱书如命的人。老弟有意,当然也是人选之一。”
  “承蒙老伯垂青,十分感谢。”好事来临,我的心房剧跳起来,“老伯要是肯把全部藏书让给我,真不知要怎样厚答您老才好!我个人财力有限,但我有几位爱书的好友,如《人民日报》编副刊的姜德明、钱杏邨的女婿吴泰昌……”
  “现在我可不能出让!”他的眼神变得忧郁起来,“这些书伴了我大半辈子,我怎么忍心把它们搬走。没有了这些书,我每天做些什么呢!必须等我行将就木之时,我躺在床上已不能看书了,我才能让给你们。这时我会为它们找到了好主人而感到宽慰。”
  “对,对,老伯说得合乎情理。”
  “你要是想看我的破书,就欢迎你来。但有一条规矩,任何人都不许把这里的书带出大门。”
  这时进来一位五十开外的妇女,说:“已快1 点钟了,真该吃饭了。老二肚子饿得厉害,已在厨房里吃过了。这位客人也在这里用餐吧!”
  我站起来礼貌地喊道:“伯母!”
  “我内人过世已快二十年了。她是刘妈!”沈老先生说。
  我改口叫:“刘妈!”一丝红云从她脸上掠过,她出去搬饭菜了。
  我赶紧向沈老先生告别,临走留下了地址。
  在上海办完公事,我就去了北京。在北京开过几次鲁迅著作注释的大型讨论会,我们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来自各省市的鲁迅著作注释组。工作很忙,1976 年的春节我没有回上海,接着发生了地震,我们在抗震棚里讨论注释稿。大热天,我们去了武汉,在武汉大学讨论《花边文学》等集子的注释。
  不久,我们又去了长春,和吉林师大、延边大学的教师一起讨论《二心集》、《伪自由书》的注释。我们又去沈阳,与辽宁大学教师一起讨论《准风月谈》等集子的注释稿。这年我没有时间去上海。国庆前夕,我写信给我爱人,要她假日中去拜访一下沈老先生,向他问候。很快我爱人回信说:“沈老先生对她的拜访似乎并不怎样高兴。老先生说:“我答应过你丈夫,在我不行了的时候,我的藏书可以让给他。现在你们是不是盼望我早日不行,所以你才来看我啊!’我不知道是我爱人不善词令,以致引起老先生的误会;还是老先生另有不愉快的事,才对看望他的人表示厌烦。
  在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就离开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3 月我的工作岗位又回到了上海。我虽然时常想起沈老先生,坦率地说也很向往他那精彩的藏书,但由于他对我爱人的拜访有过那样的误会,我也不敢贸然去打扰。
  何况,我在他那里留有地址,他有事会主动找我的。
  这样竟匆匆一年过去了。1979 年4 月间的一天,和我同室办公的胡启明同志偶尔与我谈起,约二月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在静安寺新华书店闲逛,一个青年问他:你要不要旧书旧刊?我家有一批旧书刊要卖掉,老胡当时身边没带钱,他对旧书旧刊也并不渴求,竟连那青年的地址也没有问。
  我猛然想起沈老先生。这天下午我请假匆匆去看望沈老先生。大门虚掩着,敲了几次,无人回音。推开老先生的书房,烟雾迷漫,四个人正在打麻将,两壁壁橱已拆除,露出白墙壁。“你找谁?”
  “沈老先生。”
  “我父亲三个月前已过世。八索我吃!”
  “那老先生的书呢?”
  “你大概就是和我父亲谈好要买他书的那位倪先生吧?”“是的,是的。”
  “我父亲病危后,天天念着要找你。你留下的地址,和煤气票、自来水票一起压在小圆桌玻璃板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他只知你姓倪,也住愚园路。刘妈到好几条弄堂里去找过,就是找不到。二筒,我和啦!”我看清楚了,说话的人三十多岁,颜容苍老,他就是沈老先生的大儿子吧。他把牌一推,与牌友们算着:“门清,嵌档,自摸!我父亲死后口眼不闭,我想一定是等你!”
  “父亲死后,我家老二,星期天特地上书店找过你,以为你喜欢书,总常常跑书店的。东风,拍!南风!”另一副牌已砌起,他一边聚精会神地打牌,一边说:“后来实在找不到你,书就卖给了旧书店!”“啊!”我倚在门上,差一点昏倒了。
  我离开了沈家,沉重地走在愚园路上。走了约一百米,刘妈拿着个纸包追了上来。她喘着气,说:“老先生哪里是病死的,是气死的!在安徽的那个阿三,给一个医生送了许许多多东西,买通了一张证明,去年夏天,就病退回上海了。她在安徽已经有了男人,他也是上海人。阿三回来不久,他也回到上海。以后阿三天天吵着闹着,要书房给他们做新房。老先生的大房间已给阿大夫妻住了,书房间让出,叫他住灶间去!”
  她眼角上有了颗水珠,继续说:“1958 年那年,老先生夫人过世。我男人是1957 年过世的。我把四岁的女儿托给我阿姊,来老先生家帮忙。那时阿大十三岁,阿二十岁,阿三七岁,还不是我操劳拉扯大的。老先生一死,他们要我走了。那些书共卖了五百元,送给我三百元,说是留个纪念!”
  “全部书只卖了五百元!”我惊讶地说。
  “旧书店的人说,要在两年前,他们再贱也不要。还说是反派角色的书多,不知有不有单位要呐!”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她把纸包递给我,里面是十本书。她说:“旧书店那天来搬书,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塞进麻袋,再是一麻袋一麻袋往卡车上甩。装了满满一卡车。当时我想起了你。你也像老先生那样爱书如命,你总有一天会来看老先生的。我趁他们不注意时,就抽出了十本,给你留着做个纪念。”
  我从她微微颤抖的手中接过十本书,五本是良友图书公司的硬面精装本:梁得所作《未完集》、倪贻德作《画人行脚》、鲛人作《三百八十个》、大华烈士译《十七岁》、赵家璧译《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这五本书不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相仿;三本是今代书局出版硬面精装本:《田汉散文集》、叶灵凤作《未完的忏悔录》、杜衡作《叛徒》,这三本书也不是一套丛书里的,但开本装帧也相仿;两本是商务印书馆的硬面精装本《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杨骚著《记忆之都》、李广田著《画廊集》。这十本书都像新书一样,有护封的两本,护封也是新的。它们散发着樟脑的芳香。
  在刘妈看来,硬面精装的书当然是最好的。可以想见。十本书,她是分三次抽下来的。
  十分感谢她给我这么多好书,我从袋里摸出二张十元钞送给她,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请你收下。”她却生气了,用力推了回来,说:“我若要钱,就不留下这些书了。这是老先生给你留作纪念的。”
  我知道她对沈先生很有感情,忽而想到了她今后的生活:“他们要你走,你到哪里去呢?”她欣然笑道:“我和女儿一起过。女儿在纺织厂做工,去年已结了婚,女婿也是纺织厂的。他们对我还孝顺。”我握了握她粗糙的双手,向她告别。
  经过千方百计地向旧书店打听,后来才知道了沈老先生的一大卡车旧书的下落:一小部分旧书店留下作为自用的资料;一小部分存在旧书店仓库里,而一半已卖给了北方某油田的图书馆。
  人们说:人间沧桑。在图书世界里,何尝不充满着悲欢离合的故事。……
  沈老先生为什么要口眼不闭呢?
  愿他安息!

  ●文人写自己,文人写文人,文人写文化,历来都是好看的。现代文人的也不例外,甚至,更有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

  舒乙
  (1935~)
  散文家。山东青岛人。1980 年开始文学写作。著有散文集《散记老舍》、《老舍最后的两天》、《老舍之死》、《老舍写北京》等。

  《人世文丛》①序

  文人写自己,文人写文人,文人写文化,历来都是好看的。现代文人的也不例外,甚至,更有独特的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很近,他们的名字、事迹和他们的时代都为我们所熟悉;越是熟悉的,也就越亲切。文章读起来,越有情趣。
  “五四”时代的文化人是一批空前绝后的历史巨人。
  此话怎讲?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本来发展得很慢,只是到了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历史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突飞猛进。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候,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大批历史巨人。至今,算起来,他们差不多都一百岁了。难怪,这两年,加上今后几年,要频频地纪念这批历史巨人的百年诞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人文现象。
  这批历史巨人有两个发达的坐标轴:纵坐标是中国古典文化,横坐标是世界文化成果。他们恰好站在这两个坐标的交点上,具有全方位的优势。比他们早的人,没有横坐标,对世界文化缺乏了解,不懂外语,没出过国门,自我封闭;比他们晚的人,纵坐标不发达,一般来说,古文和古典文学的底子都比较差。相比之下,只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比较全面,两个坐标都发达,成为空前绝无的一代伟人。他们成了大气候。此时,中国大地上齐刷刷地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他们对中国历史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人世文丛》是以这批人为主体的20 世纪散文丛书,其第九卷《艺途春秋》和第十卷《艺坛雅奏》,是偏重艺术家的分类丛书。第七卷偏重写人,写艺术家自己和写别的艺术家;第八卷偏重写事、写戏、写画。其核心都是人,反映一批时代艺术巨子的人品和事迹。从时间上,也选编了少量当代作家的作品,以显示传统的延续和一脉相承。
  除了上述两个坐标轴产生的巨大优势之外,这批文学艺术家的文章还有其他几个共性:
  首先是他们那份强烈的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归到一点,就是对文学艺术事业所赋予的那种庄重性和神圣性。在这一点上,他们极为严肃,丝毫不敢松懈,更不要说作贱自己和轻视自己。他们反对鸳鸯蝴蝶派,他们反对调侃人生,他们反对说脏话,他们反对脱离时代要求;他们都爱国,他们都同情穷苦大众,他们都盼望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达,他们都是大人道主义者;他们总能站在时代前列,以最清明的思想启迪群众,把最健康的精神产品送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正因为如此,人民敬重他们,尊他们为当之无愧的“人类的灵魂工程师”。
  这是中国现代文人的特点。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数量众多的进步文人,或者说,进步文人在中国现代文人队伍中占有绝对多数。这是因为旧中国特别落后,人民承受的苦难格外深重。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总走向,使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天生地倾向进步,倾向人民的翻身解放,使他们成为启蒙者。他们赋予自己从事的文艺工作以巨大的历史使命,不管经受多大的磨难也自始不渝,一直走在时代前面,毫不动摇,高高地举着神圣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大旗。
  实际上,这便是光荣而伟大的“五四”传统。
  这是就他们的事业而言。
  就他们个人而言,他们的人品非常高尚,差不多都是后人的楷模。他们身上既有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道德传统,把骨气看得比生命还重,又有世界先进思想的熏陶,把人的解放当做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最大目标。他们严格克己,他们专门利人,他们心明如镜,十分透明。差不多百年过去了,他们在为人上留下了大量感人的故事,都是血和泪铸成的真实的故事。因其真,所以特别具有感人的力量,是天然的人生教科书,何况,又那么具有文采,格外有感染力。
  这几点,便决定了这批散文的无以伦比的价值。
  人们会在美和情中受到大感动,因为那里有上百位大写的真人,极为难得。
  推崇之至,是为序。
  ① 《人世文丛》,张岱年、邓九平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初版。

  谈五部老舍最满意的小说

  《断魂枪》
  断魂枪,全名五虎断魂枪,是枪术的名字,多么威风的名字!
  枪术是国术中的一种,和剑术、刀术、棍术等等并列,是器械术中的主要项目,常说“刀枪剑乾斧钺钩叉棍棒”,这些都是器械。它们过去是兵器,后来,渐渐变成了健身术和对抗表演术的器械,真正还有点兵器意思的是在镖局里。
  镖局是提供保镖的机构,是一种商业职业,相当私营的安全保卫公司,其主要任务是长途押送重要的货物,带领车队走南闯北,遇有土匪路劫,便一路打过去,所以镖局的人必须有一身好武艺,多半都带着器械,还有旗帜,走起来威风凛凛,颇有震慑力量,令人望而生畏,就是真打起来,也都身怀绝技,吃不了亏。当然,雇佣保镖的,是要付钱的。镖局以此为职业,吃这口饭。
  《断魂枪》说的是一位叫沙子龙的拳师的故事,他枪法极好,有“神枪沙子龙”之称,他的一套枪技叫“五虎断魂枪”,是绝技,极高明,只有他会。不过,沙子龙生不逢时,镖局到了手枪和火车时代便未落了,没有用武之地了。他的这套枪技也只能沦到庙会去卖艺。
  沙子龙最后的命运是混不上饭吃,枪法也只能跟着他进棺材。
  一个悲剧。
  沙子龙们辉煌的生命没有意义了。
  所以,小说一开始有一句话:“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
  致人死命的枪,自己面临断魂,一语双关,名字也起得好。
  镖局时代过去了,有了手枪,有了火车,不用镖局了,镖局的人都失了业。一身的好武艺只能去庙会卖艺,很可怜。
  来了一位孙老者,要学沙子龙这身绝技“五虎断魂枪”,沙子龙笑脸相迎,客客气气,极有礼貌地拒绝传授,甚至倒过来,对请求者要请客,要送钱,又让住下,要陪着逛,只是不传授,说什么也不教,气走了孙老者,连徒弟也和他断了交,徒弟们说他没本事,说他栽了跟斗,不敢和老头儿动手。
  夜深人静,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小说写于1935 年。在山东济南、青岛老舍练过拳,认识不少著名拳师,他曾想写一本叫《二拳师》的长篇小说。《二拳师》不曾出世,后来,老舍用《二拳师》的材料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五千字,就是《断魂枪》。他说《断魂枪》是《二拳师》中的“一块”。它的成功精彩地证明了作者“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的文学主张的正确。
  《断魂枪》是老舍的得意之作,十几年后,老舍在美国曾把《断魂枪》改编成英文多幕话剧,交给美国大学生去演出。不过,话剧中已有不少新思想,作者为二拳师找到了新出路。
  《断魂枪》的故事、人物、语言和立意无一不精。
  它很通俗,没有难认的字,但很难懂。表和里非常矛盾。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伊藤敬一教授说老舍文学是“不传的文学”,即源自沙子龙的“不传!不传!”,意思是说,老舍文学表面上嘻嘻哈哈,通俗易懂,其内容却深不可测,不大能理解,像沙子龙的“不传!不传!”一样费解。
  《断魂枪》的表面层次的含意是:时代的进步和自身的保守断送了不少
  优秀传统的前程,进步往往以牺牲传统为代价,这很糟糕,也很无情。
  《断魂枪》的内在的深层次的含意是:呼唤生命的真实价值,在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面前,东方的大梦应当醒了,沉重的文化包袱拖了中国后腿。
  《断魂枪》的头和尾,万分精彩,尤其是尾。凑到最欢处,嘎然而止,琴弦突断,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微神》
  微神,这个名字令人有些莫名其妙,颇为费解,虽然,字面上很美。
  当老舍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微神》时,“微神”两字底下还有一个英文词印在括弧里:“微神(Vision)”
  微神,原来是个音译过来的外来词。
  Vision 的原意是幻影、梦境。
  “微神”这个词显然是老舍自己的发明,是音译,但却有和幻影、梦境相接近的含意在里面。发明的很得体,应该说。
  很像“Humor”被人译成“幽默”,有异曲同工之妙。
  《微神》最初发表于1933年10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上。当时老舍正在山东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暑假里刚刚创作完长篇小说《离婚》。这一年老舍三十四岁,结婚二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微神》被老舍自己归类于“材料来源于自己的经验”。
  《微神》来源于老舍自己的初恋,虽然,故事的结尾完全是杜撰的。
  《微神》是老舍自己最满意的短篇。
  它最初收在短篇小说集《赶集》里。及至老舍创作了六七个短篇小说集之后,1947 年~1948 年他取这六七个集子之精华重新编辑了两个混编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之一便直接命名为《微神集》。
  足见《微神》在老舍的心目中的地位。
  《微神》在老舍小说中是很特别的一篇,它的内容好懂,而文字难懂,和《断魂枪》正好相反,后者浅白通俗,而内容难懂,这是一。
  其次,它的文字风格也和老舍己拥有的并为大家所熟知的风格不相同,虽然,仍是口语体,也适合朗诵,但,雕琢气很浓,更贴近“文章”,是“文人画”,不完全像提炼过和加工过的大白话,更不是贩夫走足的大白话,它雅。
  再次,它是象征主义的作品,属于新产品,一种流派试验,是移植、借鉴,嫁接和创新,而且时间很早,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早期的现代主义杰作。
  《微神》的结构也明显下了功夫,篇幅短,却精雕细刻,是“微雕”,谁让它叫“微神”呢。
  《微神》分四章:
  第一章,“我”在山坡上,随便躺下,渐入梦境,离梦境不远。眼前出现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
  第二章,回忆,一段初恋故事。十七八岁的“那一回”,她二十二岁的贺信,两人在平民学校,“我”出国,分离,她家境中落,她做了暗娼,“我”回国后愿意娶她,她狂笑,她打胎而死。
  第三章,梦幻,姑娘的“魂儿”述说和解释自己的死,只有死能让这段情成为心中永驻的青春,剩下那点绿色,这代表情和代表恋情的颜色,教人永远认识和记得。
  第四章,我立起来,又见暗绿,春天也要埋人,心中茫然,只有那点绿色的春梦。
  《微神》文字美,漂亮,诗一般,品味雅,知名度高,流传广,读者多。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研究者并不多,不大敢碰,全是因为那点象征主义。这句象征着什么,下一句又象征着什么,总得解读出来啊。难怪,有的研究者说,念了多年《微神》,均不甚了了。前几年,东京有伊藤敬一,说,研究二十年,终于能逐句解读《微神》,成为一家之言,立刻被传为佳话,可见其难。
  《微神》第一章里那不规则的三角,是最难的核心。
  依本书编者之见,这个三角似可作如下解释:三角之上角,一片金黄与大红的花,代表这段如火如茶的初恋,后面是黑暗,表示没有一点希望。
  三角之左角,满盖着灰紫的野花,在不漂亮中有些深厚的力量,有点诗的空灵,代表出身卑贱的“我”。
  三角之右角,最漂亮,一处小草房,门前有浅粉的月季,代表清秀、柔软、轻巧的女子。
  三角之中心,一片绿草,深绿,只有颜色,代表超越时空的恋情。
  颜色更持久,颜色画成记忆。
  绿色,绿色绣花小拖鞋,是姑娘恋情的象征和标志。
  三角中左角和右角里的主角,“我”和她,沿着三角的两个斜边向上运动,在顶角相会,相恋,成为金黄色和大红色的艳花,象征着极为热烈的感情,然而却处在四周一片黑暗中,预示着他们的恋情无前途,无发展,最终只留下三角中心的一片绿色。
  如果将《微神》中的初恋和生活中老舍自己的初恋做个对比,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来。生活中“她”的原型是家居北京西直门大街的富贵名士刘寿绵的女儿,不过她的结局并不像小说中那样悲惨,没有当暗娼,也没有死,而是当了尼姑。刘寿绵本人也曾被当做模特儿写进小说,是“正红旗下”中的定大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个好作品大致总是源于生活的,而不是完全凭空想象的。
  正因为作者在生活中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有感情上的剧烈冲动,沉积在思想中,形成创作的素材,加上想象和文学技巧,才有了创作上的好收获。
  的确,这个痴情而悲凄的初恋,那双小绿拖鞋,像两片树叶,永生在绿色的树上,做着永生的春梦。
  《月牙儿》
  月牙儿,是天上的月亮牙儿,又是人。
  老舍用月牙儿比喻一个人,比喻一个可怜的小人儿,一位被迫当了暗娼的姑娘。
  本来,由英国回来之后,老舍在济南创作了一部新长篇小说,题目叫《大明湖》。可惜,手稿寄出后,遇到上海“一·二八”战火,商务印书馆排印所被烧,印好的《小说月报》杂志连同手稿一同毁于大火。老舍没有抄手稿的习惯,总是把原稿寄出;又不愿意再重写一遍,于是,《大明湖》变成了死胎。
  后来,过了大约四年,老舍把《大明湖》中最精彩的一段,也是最忘不了的一段,改成了短篇小说《月牙儿》。
  《月牙儿》的成功首先归功于提炼和精益求精。
  不是故意把短的抻长,硬凑成长篇或连续剧;而相反,把本可以写成长篇小说的材料压缩到中、短篇中去,改了又改,删了又删,高度凝缩,高度精练,追求短精悍。
  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是精品意识。
  《月牙儿》是老舍有名的作品之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也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往往,老舍的短篇小说集外文译本就被冠以“月牙儿”的名字。
  《月牙儿》还被画成连环画。《月牙儿》流传很广。
  《月牙儿》常常和老舍的名字连在一起,提到老舍便提到《月牙儿》。
  《月牙儿》是老舍的代表作。
  《月牙儿》还有一点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小说前六章里描写的妈妈,是以老舍自己的妈妈为模特儿的。尤其是妈妈带“我”出城去给爸爸上坟,妈妈教“我”去当东西,妈妈整天给人家洗脏衣裳和臭袜子,妈妈的手终年都起着层鳞……这些完全和生活中的老舍的妈妈一模一样。
  老舍的童年清贫而悲凉。童年里的妈妈就是这个样子。
  老舍永远记着他可怜的可爱的可敬的妈妈,是这位不识字的妈妈,给了他生命的教育。
  老舍的善良和悲愤都来自妈妈。
  老舍是悲剧大师。
  妈妈的苦是老舍悲剧之源,影响了老舍一辈子。
  《月牙儿》一共四十三章,两万字,是个短篇小说,充其量是个小中篇,可是,它的内容极丰富。
  它讲了一个女学生短暂一生的遭遇。
  女孩子自幼丧父,妈妈靠洗衣为生,后来,没了办法,改了嫁,过了几年平静日子,可惜好景不长,后爸失踪,妈妈当了暗门子。女孩开始恨妈妈。
  妈妈二次改嫁,不过姑娘大了,只能和妈妈分开。校长允许姑娘住在学校里,靠抄写文件和织些小东西为生。学校换了校长,姑娘受骗当了校长侄子的外室。侄子太太找上门来,姑娘放了他。姑娘去当了“二号”女招待,但不肯出卖色相,主动辞了职。姑娘最终走头无路,也当上了暗娼,身上染了病。
  妈妈回来找到女儿,妈妈心疼女儿,可就是不肯说,不再干这行了。饿决定了一切。钱是无情的。姑娘被送进感化院,一个当大官的来视察,姑娘唾了他一脸唾沫。她被关进狱中,在狱中她又看见了她的老朋友——月牙儿。
  故事不复杂,但取材特殊。妈妈被迫当了妓女,女儿力图避免步妈妈的后尘,拼命挣扎,想尽办法,但“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只得承认自己是女子。“她养我的时候,她得那样;现在轮到我养着她了,我得那样!女儿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
  《月牙儿》通篇充满了巨大的悲愤,带着满腔的血泪向黑暗现实提出控诉:“这个世界是真的地狱!”把美好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力量达到了最强烈的震级。
  《月牙儿》的心理描写极为细微,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中国现代小说中达到了新的高度。扭曲的心态常常变成揪人心肺的诅咒,句句精辟,句句有分量:
  “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我们得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我不恨妈妈了,我明白了。
  不是妈妈的毛病。也不是不该长那张嘴,是粮食的毛病,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我还不如一条狗,狗有个地方便可以躺下睡;街上不准我躺着。是我,我是人,人可以不如狗。”
  “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饯是延长生命的,我的挣法适得其反。”
  “我的妈妈是我的影子,我至好不过将来变成她那样,卖了一辈子肉,剩下的只是一些白发与抽皱的黑皮,这就是生命。”
  《月牙儿》的结构新颖,用字讲究,简洁淡雅,是恬淡的散文诗。
  小玻璃窗上的眼睛,躲开了,不来了,轻轻地开开门:“妈!”
  这种描写真是简炼,但令人刻骨铭心,黯然泪下。
  月牙儿是小说里的重要角色,它多次入画,由头到尾,以景叙情,表达的悲凄冷调意境达到了无以伦比的完美程度。读过小说后,天幕上冷孤的月牙儿同样令人永世难以忘怀,可谓大手笔。
  《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是一部长篇小说,是中国抗战文学的一部力作,也是老舍的代表作,作者自己曾说《四世同堂》“或许是他最好的一部著作”。
  《四世同堂》以沦陷的北平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叫“小羊圈”的小胡同里的十几家北平居民在战争中的生活,这其中有诗人、有教员、有唱戏的、
  有拉车的、有布店掌柜、有剃头的、有流氓无赖、有小职员、有拣破烂的、
  有糊棚匠、有搬运工、有信基督教替洋人当仆人的、有教授、有家庭主妇,他们从事各行各业,人物多达百人。老的有七十五岁,小的才一岁多。故事由“七七”事变开始,一直至抗战结束,整整八年,包容了抗战的整个过程,几乎每一个抗战中的大事件在《四世同堂》中都有所反映;虽然它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既没有正面战场,也没有游击战。《四世同堂》是塑造人物的杰作,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沦陷的北平里有各自的表演,有的当了汉奸,有的当了抗战斗士,更多的是不情愿而无奈地当了亡国奴。《四世同堂》描写了人物的分化,他们中大多数是爱国的,但由于文化包袱背得太沉,而陷于不自觉的状态,他们忍耐着,他们没有作出积极的有效的反抗,他们太善良,太软弱,太分散,太逆来顺受,他们吃了大亏,受了大罪,他们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在战争中大批的死去,活下来的人也都到了垂死的边缘,满身战争疮痕,奄奄一息。战争教训了他们,打痛了他们,使他们觉醒,使他们获得了思想进步,心灵上得到了新生,由麻木中,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中,由宁可吃亏而不动气中渐渐醒悟过来,正如全书最后一句所描写的,“起风了”,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惨胜中终于诞生了。
  《四世同堂》的主角是住在“小羊圈”胡同里的一家姓祁的人家,他们一家四代人,共十口,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老爷爷祁老人,七十五岁,以前是个体力劳动者,做过小买卖。他是这家人的灵魂,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
  他的儿子,五十多岁,叫祁天佑,是个诚实而有礼貌的商人,开一座小布店。
  天佑太太,病病歪歪,非常老实而本分。祁老人有三个孙子,长孙瑞宣,是个新型知识分子,是这家人的顶梁柱,在中学教书,很爱国,也很爱家,在“忠”、“孝”之间徘徊。瑞宣的妻子韵梅,没有太高的文化,是个贤妻良母,能干,祁家的家务全由她操持。他们有两个孩子,是祁老人的曾孙,男孩叫小顺子,女儿叫小妞子。祁老人的二孙子瑞丰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爱占便宜,性格软弱,怕太太,眼高手低,是全家人的一块心病。瑞丰的妻子胖菊子和瑞丰是天生的一对,品质卑劣,善于钻营而不顾廉耻。三孙子瑞全是个大学生,气血方刚,有志气,思想激进,一片赤诚。《四世同堂》以这十口四代同堂人为中心编织了一连串感人的故事,一环套一环,渐渐深入,派生出一些非常深刻的思考问题来。
  《四世同堂》开始写于抗战后期的1944 年,计划写一百段,每段一万字,全书计划为一百万字,这在当时是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分为三部,第一部取名《惶惑》,容纳三十四段,第二部取名《偷生》,第三部取名《饥荒》,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1944 年老舍在病中完成了《惶惑》, 1945 年完成了《偷生》,第三部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在美国纽约完成的,至1948 年初才最后杀清。老舍在抗战中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他说:《四世同堂》“是对抗战文学的一部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10 年代末在老舍自己的主持下在美国被翻成英文,以后又传入欧洲和亚洲,成为一部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在日本被推崇为“对战后进行反思的教科书”。
  《四世同堂》近年来在读者中又有长足的影响,1985 年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那一年,女导演林汝为将它拍成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播放后,轰动一时,受到交口称赞,收视率很高,而且经久不衰。《四世同堂》遂在作者身后受到高度评价,被公认为老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以为它的思想、语言和写作技巧都达到了作者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文坛上的一部有代表性的巨著。
  《战事中的节日》取自《惶惑》中的第十四和第十五段,篇名为摘选编者所加,它们在思想寓意和艺术风格上颇能代表《四世同堂》,而且故事和写景、写人都非常有吸引力。这两段文字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形成一个小单元,恰好自成体系。
  故事的背景是北平沦陷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两天前,8 月13 日则是祁老人的七十五岁生日。
  作者通过两件生活小事——过节和过生日——描写了北平普通老百姓对亡国的切肤之痛。
  文章的开头是对北平秋天的描写。中秋前后的北平是最美的,天高气爽。
  各样水果上市好闻好看好吃,果香让人微微地有些醉意。兔儿爷和菊花是中秋节的两大象征,将北平装点得像人间天堂,或许比天堂还繁荣一些。这段文字相当的漂亮,可以单独成篇,是一段精彩的散文,称得上是一篇关于“秋天的北平”的范文。《四世同堂》语言文字上的高度成就始终是倍受推崇的。
  这段文字的作用是“反衬”。
  前面的景致越漂亮,后面的遭遇才显得越凄凉,越不漂亮,让读者领略北平人的亡国之悲。
  祁老人决定上街去看看是否有往日过节的景气。如果有,那么日本人对北平的武力占领大概也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地方。
  到了街上,没有果香,没有月饼,没有菊展。他明白了:日本人已经不准他过生日和过节。平常,他不关心国事,以为那些是与己无关的,他只求平安过日子。他觉得他没有辜负过任何人,他有平安过日子和快乐过生日的权利。面对北平的悲凉,他落了泪,像个不顺心的小儿。
  接着是一大段祁老人买兔儿爷的故事。小小的兔儿爷是可爱的象征,是北平许多特有的东西的代表。因为战乱,兔儿爷摊子已经三天没有开张,照此下去,要不了几年,做兔儿爷的手艺非绝了根不可。祁老人由此看见了自己的晚年仿佛也将走入绝境。祁老人想不起“亡国惨”这样的词,但他深切的预感到随着兔儿爷的消失而即将来临的悲惨后果,那将是一个“绝了根”
  的世界,他的子孙将生活在“绝了根”的世界里,这“十分的”不对。此时此刻,他为自己还有心买兔儿爷而感到羞愧,于是,一下子,他的思绪和身体好像突然崩溃了,变得不支了,回到家,看见小曾孙子女快乐地取走兔儿爷,他颓废地躺倒,忧伤袭来,节日变得索然无味了。
  文学作品从来都是写具体的事物的,在细微处见真情。兔儿爷的故事就是以小见大,以情动人的好例子,不必说教,不必直接指明结论,结论由读者自己去思索。
  常二爷是祁老人的老朋友,是一位颇可爱的人,是北平郊区的农民兼看墓人。他的到来永远使祁家全家人兴奋不已。他带来了大地的亲切和朴实,然而,此次带来的坏消息却使大家极为震惊。因为战变,北平郊区已面临无政府状态,盗墓者横行。对老式中国人来说这是晴天霹雷,真如同世界末日来临。如果父母的棺材让人家给掘出来,骨头随便让野狗叨了走,那将是天大的耻辱。祁老人落了泪,感到了天下大乱的分量和紧迫。
  常二爷被留下来第二天为祁老人过生日。然而,上午10 点多钟了,客人都没来。祁老人非常地难堪。是日本人毁灭了一切,不管老人的岁数有多大,品德有多好。
  又过了一个多钟头,还是没有人来祝寿,到了实在不能再干等下去的时候,大孙子瑞宣把大家都发动好,宣布吃饭,吃饭的时间,大家拼命的闹哄,故意地喝酒,不给老人家发牢骚的机会。但是,祁老人并没有发牢骚,他呆坐着,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只喝了半杯酒,吃了一著子菜,根本没有动寿面,他早早地退了席,躺下了,连晚饭也没有起来吃。他再一次尝到了亡国的痛苦,从心灵上被毁灭。
  到了老人心中是充满委屈又不再会流泪的时候,世界便到了最恐怖的时候。
  一个很悲的悲剧便这么开始了。
  老舍通过这个悲剧不仅鞭挞了侵略者的不得人心和残虐,而且也深刻地批判了受难者自身的缺点,这些缺点有经济落后的根源,更有文化上的深远根源,正是这些缺点和根源蒙住了他们的双眼。
  作者笔锋一转,把人物的注意力转到“小三儿”身上。这一方面固然是故事发展的需要和小说结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人物思想发展的必然,引出新的冲突。二孙子瑞丰和太太胖菊子以为不来客人是因为“小三儿”出走抗战,人们因此而避嫌,从而引出他们要和爷爷、大哥分家单过的思路,甚至有要和亲日的冠晓荷联合的想法。与此同时,完全被难堪击倒,处于绝望中的祁老人突然喃喃地吐了一句:“小三儿没信哪?”
  不自觉地,他把希望和生路给了“小三儿”——抗战的斗士。
  战争是个大课堂,无数的痛苦和牺牲擦亮了祁老人们和瑞宣们的眼睛,使他们蜕变,死而后生。
  这是一个深刻的故事,而且是精心构思、严谨布局和用词用字既考究又生动的故事,充满了老舍的个人独特风格。
  《正红旗下》
  正红旗,是清代军队编制中一支部队的名称,这样的部队一开始共有四个,各以不同的颜色的旗帜为标志,即整黄旗、整白旗、整红旗、整蓝旗,“整”字后简化为“正”字。随着战事的需要,部队扩充为八个,新增的四个在原有四个旗帜上各镶一圈边作为标志,即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四整旗和四镶旗合称“满洲八旗”,八旗既是军事编制又是户口编制,所有满族成员都在八旗编制之内,隶属各旗。以后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所有在编的人员,通称“旗人”。
  老舍是满族人,属舒穆禄氏族,他的祖先被编入正红旗,所以老舍是正红旗旗人。满族入关占领北京后八旗有序地驻扎在北京城内皇帝的紫禁城四周,正红旗所辖地盘在西直门一带。老舍诞生在西直门内新街口大街以东的一个叫“小羊圈”的胡同里。
  《正红旗下》是一本小说,以自传体为形式,描写清朝末年京城形形色色满族人的生活。
  《正红旗下》是老舍最后一部小说,写于1962 年至1963 年。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老舍没有写完,只写了十一章,约有十万字,相当于一个小长篇。从整体结构上看,它还只是一部宏篇巨著的开头,未能完成十分可惜。
  不过,就是这个开头,已经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了,老舍去世十余年后,小说才正式发表,立即被公认为老舍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他的代表作,并被翻译成多种文种流行于世。
  老舍过去很少写满族人,即使是写,也是隐去其族籍,并不说明他们是满族人。清朝末年满族上层统治者腐败卖国,致使中国发展迟缓,变得非常落后,老舍以此为耻。其次,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提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有笼统排满的意思,致使辛亥革命后一般的满族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连族籍都不敢说了。再次,清末皇帝溥仪在二战中投敌卖国,当了伪满皇帝,正直爱国的满族人包括老舍在内对此极为不满。事情起了变化是1949 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各民族不问大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和周恩来当着老舍的面就满族的地位和贡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满族给了极高的评价,称满族是了不起的伟大民族,认为康熙皇帝对中国贡献很大,他的许多治国策略对今日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观念上的变化对老舍起了很大作用,使他立志要正确地描写满族。
  应该说,《正红旗下》是历史上第一个以正确的历史唯物史观为出发点,正面地全面地形象地描写满族人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较大的纪念品,是个里程碑。
  老舍是写人的能手。
  《正红旗下》是写人的杰作。
  有人曾问过老舍,向他讨教写作的窍门。老舍说写作没有速成之路,不要相信什么窍门。
  但是,老舍不止一次说过,写作重要的是要有人物。
  只要有几个人物,作品就能站注。
  事实也是这样,念一部好作品,最后能在记忆中长久地留下来的总是人物,像《红楼梦》中的凤姐、《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三闰演义》中的曹操、《阿Q正传》中阿0、《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虎妞……
  一个作家酝酿一部作品,心中总是形象地浮动着儿个人物。有的是先有故事后有人物;有的是先有人物,后有故事。
  《正红旗下》就是先有人物后有故事的那种,甚至,《正红旗下》是只有人物,而没有完整的故事。
  《正红旗下》不是情节小说,它不是以情节发展为主线,它以人物为主,它立意要塑造几个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的人。
  《正红旗下》以“我”为核心,围绕“我”周围的人物,分批分章节地展现出来,一共描写了十八位主要人物。“我”是个小婴儿,刚出生,不会说话,不懂事,没有主动行为。只是一个“引子”,或者说,是个“核儿”,包在外面的才是鲜美的果肉,又香又甜又多彩,耐闻耐看耐吃。十八位人物便是这耐闻耐看耐吃的果肉,是他们演出了一场大戏。
  《正红旗下》的前十一章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八章是一类,后三章是另一类。
  前八章是介绍出场人物的。
  后三章才开始有戏,有冲突。
  可惜,冲突才刚刚展出,老舍就被迫停笔了,成为千古恨!
  只留下了人物。
  人物的出场是按“我”的“落草儿”到“满月”为线索。第一、二章写第一天,第三章写第二天,第四章写第三天,第五章写第七天,第六章写满月。第七、八章写夏天,第九、十、十一章写秋天。
  应该说,到夏天为止,也就是说在前八章里,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有些片断的小单元,像糖葫芦的山楂果似的,一个一个的。每一个山楂果里,都蹦出来几个人。
  第一章描写了我的姑母、大姐婆婆、大姐公公、大姐夫和大姐(“落草儿”时)。
  第二章描写了我的母亲(“落草儿”时)。
  第三章描写了福海二哥和他的父母——大舅和大舅妈(第二天)。
  第四章描写了王掌柜(洗三)。
  第五章描写了我的爸爸、二姐(第七天)。
  第六章描写了定大爷、金四把(满月)。
  第七章描写了十成(夏天)。
  第八章描写了多老大、多二爷、牛牧师。
  正是这些人物,围绕着一个刚刚诞生的小孩出现的十八个人物,在几乎没有完整的故事的情况下,因为老舍出神入化般的描写使《正红旗下》成了不朽之作。
  这是一部因写人而不朽的典型作品。十八个人里,有十四位是满族人,剩下的四位,有两位是汉人,一位是回族,一个是美国人。这个搭配是空前的,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作品里满族人占这么大的比例。
  满族人是主角,而且是正面的写,这是第一次。
  十四位满族人里,称得上是十足的混蛋的只有一个,多二爷,外号“眼睛多”。其余十三位都不坏,有的充其量是糊涂。这一点非常重要。老舍通过这十四位满族人,绝大多数并不坏,解释了清朝灭亡的真正原因。这是作家的一种神来之笔,也是《正红旗下》的另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是社会制度,是“八旗制度”本身害了旗人,使他们养尊处优,使得他们不务生产,使得他们造就了在枝梢末节上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却不懂得发展经济,不知道国家大事,不晓世上同期己换了人间,而他们自身却大大落后了,导致处处挨打,最后被革了命。
  通过这十八个旗人的生活,老舍解释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形象,很深刻,令人心悦诚服。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替数百万普通满族人平反的作品。满族人可爱,很可爱,多才多艺。他们过日子同样是艰难的,像我的母亲,同样值得同情和佩服。他们受的苦难和身上背的包袱,和汉族人,和回族人,同样的沉重。
  许多人,包括冰心先生,都说:《正红旗下》让他们明白了许多道理,像换了脑筋似的。
  《正红旗下》的语言也了不起,这是它的第三个可贵之处。写《正红旗下》时,老舍己年过花甲,他的文笔变得炉火纯青。他的心态是老年人的久经风霜的平静心态,有洞察事务的高度穿透力,既据高临下,把握全局,又非常老练、精细。这种心态能出幽默。老舍是幽默大师。《正红旗下》是他的幽默风格的最后一次展现。读书不过一个“苦”字,写书不过一个“累”字……

  ●林希
  (1935~)
  作家。原名侯红鹅。天津人。1952 年天津师范学院毕业。历任唐山开滦煤矿林西矿工人学校教师、天津《新港》编辑、作协天津分会专业创作员。
  1951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爱的荒原》、《北洋遗怨》、《爱、恨、仇》,诗集《海的诱惑》、《柳哨》、《无名河》等。

  书缘四题

  多半辈子读书,少半辈子写书,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几十年光阴,竟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回首往事,读书不过一个“苦”字,写书不过一个“累”字,读书、写书都没什么值得津津乐道之处,只是此中倒有几桩趣事,或有几桩丑事,还有几桩福事,——无不与书有缘,如是款款道来,或可聊以自娱。
  “偷”书谈起“偷”书来,在下不仅是一把好手,还是一把老手。只是这“偷”不是那偷,那等偷儿,于书店中佯装自若,趁售书人一时马虎,巧施小技便将一册书塞在腋下,然后悠哉游哉地从书店走出来,以买书不付款的“高买”方式将书据为己有,实不可取,且应受到制裁。
  但“偷书不为偷”,指的是将被栓梏的知识“偷”为己有,此举如普罗米修斯的盗火,实不可以盗贼论之。
  那时,小可年仅十一,母亲重病在身,父亲又在外疲于奔命,所以母亲的病床前便只有我这样一个混饨未开的孩子。母亲染病前,我早注意到母亲在衣柜里有一个小柜,晚上灯下不知母亲从哪里取出一本书来,如痴如迷地读着,读过后又不知放到了什么地方,但我见母亲衣柜里的小柜总是挂着一只元宝锁,料定那些不许我看的书,必是锁在这个小柜之中。
  及至母亲病重,精神已是日渐不济,为管理家事,母亲便把她的那串钥匙交给我保管。拿到这串钥匙,我一不去开钱箱,二不去动衣柜,只立即将母亲的小书柜打开。啊,果然琳琅的书籍摆在了我的眼前,此中有《镜花缘》、《西厢记》、《石头记》,全是些我只知有此书,却不知书中事的“禁书”。
  一朝权在握,得势更张狂,这些书就被我一本一本地“偷”到肚里来了,直到如今,我还犹新地记忆着当时“偷”书的喜悦,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次的“偷”书,我才从心灵深处爱上了书。
  1956 年,我十九岁,当时因受胡风案株连,受审查后刚刚解脱,百无聊赖,便只在房中面壁思过。偏这时文化局查抄旧书业店铺,一次大扫除,许多被认为是有害的书全部抄检出来,暂时就放在了我们宿舍楼顶端的鸽子亭里,出口、入口用木条钉死,从此再无人过问。
  一天夜半,也是我因“犯错误”万分痛心而不得入睡,辗转反侧子床上受苦,突然灵机一动便跳下床来,顺着楼道摸上楼顶,那时代极瘦弱,谁料一侧身,我竟从木板条的缝隙间钻进去了。一不做,二不休,黑古隆冬看不清书名,摸到哪本是哪本,一股脑抱下楼来一大堆,回到屋里拉亮电灯通宵阅读,同楼住的领导对我于“犯错误”后如饥似渴地学习著作颇为赏识。此间我读了几百本通俗小说,还看了全套的三百六十九画报,收藏堪谓匪浅矣!
  “赖”书姑夫家祖辈上开书坊,很是刻了不少的书,据说未及民国,书坊倒闭,从此姑夫才改攻新学,考取邮政局任一介职员。终究是书香门弟,虽几经动乱,旧书已是寥寥无几,但瘦死的骆驼比羊肥,姑夫家的线装古籍,一直令我垂涎。
  偏偏姑夫于古籍上十分吝啬,每次我去看望,只以鱼肉相待,唯有于其藏书上,却一字不提,且姑夫知我爱书,平日便更在姑母及表兄妹间多次嘱咐,倘我哪日张口借书,万万不可答应。
  看看姑夫藏书,倒也无甚稀世珍奇,旧时读书人家,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几年来早有新版行市,尽管是报纸本,简体字吧,但读书以求知为第一目的,如我这样的年纪,于版本上并无任何苛求。
  只羡姑夫家有几十种清人笔记,其中如《右台仙馆笔记》、《南亭笔记》、《梦蕉亭杂记》等,解放后一直没有刊印,看着这些珍籍,果然似猫儿见了腥、鼠儿见了油一般,不将其弄到手,我是不会甘心的。
  于是,在一次临近年关,帮姑夫家扫房之时,我一番花言巧语,终于感动姑夫,姑母,他们竟然一次把那几函笔记古籍借给了我,为报答姑夫、姑母借书之恩,我那天在劳动中有突出表现,连表兄表妹都暗自汗颜。
  尽人皆知,这笔记类文字是要一则一则品味的,它不似成本大部书籍那样,一口气读完,择其要点写些提要笔记,几时用时再检索翻阅,笔记类文字只能时时备于身边,读书之余信手翻翻,那样读来才最有趣。
  没过多久,表哥到家带来姑夫口信,催讨那几册古籍。借物当还,自是君子立身之本,但事关书籍,脸皮自然舍得,表哥面前推说正在研读,还有几册要抄写备索,宽容几日,一定完壁归赵。
  几天过去,估摸还书日期临近,早早地买上一兜水果,神采洒脱地亲赴姑夫家拜望,姑夫姑母见甥儿无端送礼,自是不好开口要书,如是,便算是“熬”过了一关。又过一日,想想又该去姑夫家走动了,此次再买水果也觉无趣,于是一番乔装,气喘吁吁闯进姑夫家,说是外出办事路过此处,匆匆抽暇探望,改日再专程探望,姑夫姑母见状怜我其情亦真,自然也没提要书的事。
  此后哩,又一月,推说病了,又一月,出差了,又一月,心情不佳,挨批了,又一月,集中学习,受审查了,一月一月,一直拖了十二个月,眼看着这几函书赖在手里将近一年了。
  终于有一天,姑母来了,我立即百般殷勤,又东拉西扯一番云山雾障,说得全家天昏地暗,正高兴时,姑母突然笑了,他看看我说:“你姑夫说了,那几函书,如果你喜爱,就送给你吧。”
  立时,我只觉全身一阵瘫软,不知什么缘故,扑籁籁地,泪珠儿竟从眼窝里流了出来。

  买书

  书市,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一种售书方式,但旧日的书市绝非今日的书市,今日的书市越办越大,大到占地数千亩,云集全国出版社数百家,各类出版物数万种,引来天南海北购买人以十万、百万计,这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逛书市,人说是一种享受,我说是一种刑罚,那么多的书一同摆在你的面前,价值连城者一个大部头上千元,而想想自己每年爬格子不过得槁酬三几千元,相比之下,再看书架上摆的那些大部头,一部一部真是面目狰狞,有的似还在以奚落的目光望着你,暗中又似在骂你无能。
  当然也不乏买书大腕儿,报载一位不肯披露姓名的读者,自费购书,一次就买了三四千元,听着令人钦敬,想想又觉可悲,一次书市,一次购书,真不知那些求之多年而不可得的书是如何如百鸟朝凤那般一股脑地汇到一起来的,如此大把大把地花钱,大捆大捆地买书,也真令穷读书人心寒。
  买书之乐,乐在倾尽囊中所有,有时连回家的车钱都掏出来,手中抓着一本书,一步一挨地在马路上走着,任由无轨电车、公共汽车从你身边飞驰而过,而自己却心甘情愿地走上一两个小时,那才真是苦中有乐。
  50 年代初期,逢上节日,新华书店有特价部,一折二折,贱到几分钱便能买到一册。虽说是处理,其中也大有平日喜爱的书籍,偏那时在求学,每次去买特价书,多不过带上一元多钱,倾其所有,真恨不能连衣服都脱下来押在书店,挑来捡去也还是要忍痛割爱,就这样抱着一大摞书,每次都是步行回家。
  后来有了工资,平时就更要带上些钱去跑书店,几乎每次都在书店掏得一文不明,原准备逛过书店后要打牙祭的,又总是从书店出来还得赶回食堂照例去吃白菜豆腐。最可恨那时有些书已是贵得令人望而生畏,一次去旧书店见到一部《二十四史》,索价四十元,匆匆赶回机关东借西借,好不容易凑足四十元再跑回书店,恰好一位已将这部书买走的什么人物已指挥着他的下属往车上搬,气冲冲找到书商辩理,明明我说过取了钱就来买书的,书商却只说你又没有交订金,无可奈何,只能怪自己没钱。
  “文革”后期,在工厂做搬运工,一次随车外出运钢管,车到任丘县城,同行工人均深入农家偷买资本主义鸡蛋去了,唯有我一人留在城中。百无聊赖便在街上闲逛,突然发现新华书店旧房一间,门可罗雀,信步走进书店去,竟把店内售书人吓了一跳,举目向书架望去,喜出望外竟见有某红学家名著一部。说来也是不可思议,此书于彼时彼际,在天津是要凭内发购书证才能买到的,谁料到了农村县城,竟然公开置于架上无人问津,不容置疑,当即倾囊购书,幸好,还总算凑足书款。待我将四元七角钱送至售书人面前时,那售书人竟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犹豫再三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经我再三解释这四元七角钱是买架上那部红学专著的时候,售书人才反身将书从架上取下来,啪啪两声,拍去书上厚厚尘土,立时店内烟雾濛濛,据我在一旁估算,只书上拍落的尘土,少说也值一元钱。
  由任丘返津,途经堂二里时,正当用饭,同车工友纷纷下车在路边面馆大吃烩饼粉汤,只有我一人留在车上,推说胃口欠佳不肯下车就餐,时近黄昏,夕阳西沉,坐在车头里悄悄展卷读来,那才真有一番别样滋味。买书之乐,非不买书人所能体味。

  访书

  1991 年秋天,准备着手写一本书,动笔前先要搜集相关资料,为此便四处联系,开始了一番访书的奔波。
  我要查阅的相关资料,是1955 年分别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随之由全国各地出版社重印的关于胡风案的一些专册。在1955 年当时,这类小册何止是人手一册,我自己因受胡案株连,为提高觉悟,便买了不下数十册,而一般干部、学生则为了参加斗争,至少也要买上几册。
  但相隔将近四十年之后,又经过几番政治上的波折,如今再想找那些书,已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
  按照一般查阅资料的程序,我先去了市图书馆,但图书馆里一册也没有,卡片室查不到,出示介绍信和内部阅读证,找到老图书管理员,回答说这类书原来自然很多,但后来下了文件,一律撤下书架,而且限期销毁,如今已是荡然无存了。市图书馆没有,找到区文化馆的图书馆,再找到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回答都是一样的,凡是公立图书馆,都要贯彻上级指示,那类历史资料,是不允许保存的。
  无奈我只能跑到北京,找到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出版社资料室总要留有样书的吧?但更令人失望,出版社资料室几经洗劫,“文革”以前出版物的样书已是一册也找不到了,有的出版社连当年批准成立出版社的文件都丢失了,反正是国家机关,就这么马马虎虎地混着吧,将来万一查原始文件,反正存在这么多年了,又是几百人的大单位,总不能按地下出版社对待吧。
  半年时间过去,一册资料也没找到,这部已构思完成的专著就是无法动笔,后来听说中国的种种资料,美国保存得最完整,谈何容易,中国人哪里有条件到国外去查资料。
  正于无可奈何之日,一位几乎每半个月就来我家闲坐个把小时的朋友又来家中闲聊,这位朋友是个工厂干部,祖上几辈人与文学无缘,喝酒骂娘之余,就谈到胡案资料之难觅,他立即一拍大腿说道:“你咋不找我?”
  “你有?”我当即站了起来,喜出望外地问着。
  “我们家什么书也没有,就留着一套这玩艺,老爹去世的时候还嘱咐过我,那套小本本可千万别烧,要让子子孙孙好好研究,研究透了这些小本本里的文章,保准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走!”不等这位朋友把话说完,我抓住他的胳膊就往外走。
  “干嘛?”这位朋友不解地问着。
  “去你家,把这套小本本拿来!”
  蹬上自行车,风风火火,我随这位朋友到了他家,来不及寒暄,进门就翻箱倒柜,七手八脚就把那几十册小本本找出来了,他妻子在一旁看着吓得直问:“不是抄什么黑材料吧?”

  ●浩瀚的江河起源于举步可越的溪流,丰富的知识又何尝不是来自一字一句的传播。难道我们不该感念那小小书摊的哺育之恩吗?

  柳萌
  (1935~)
  散文家。天津市人。著有散文集《生活,这样告诉我》、《心灵的星光》、《寻找失落的梦》、《岁月的忧欢》等。

  逛书摊

  我在内蒙古工作的那些年,每年休探亲假回天津,至少要住上十天半个月,这期间断不了上劝业场一带转转。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几岁,腿脚也利索,尽管我父母家住在西沽,距劝业场足有二三十里路,但有时兴致一来,连电汽车也不乘,拔腿徒步走到劝业场。这一路之上边走边看,遇有熟地熟事,不免勾起我对幼年生活的回忆。特别是走进原来的天祥商场,虽然它与劝业场连在一起,但我依然会想起老天祥商场的格局,尤其令我怀念的是它的旧书摊。
  天祥商场的旧书摊,对于当时像我这样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个极有吸引力的地方,一是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书画,我们可以随意挑选翻看,营业员从来不会阻拦干预;二是这里不似图书馆那样有严格制度,三两个同时凑在一起抢着一本书看,指指点点说笑着也无人理会。记得有一次,我们看到一本小说,写的正是天津马场道一带的故事,离我们读书的第一中学极近,我们几个同学越看越来劲儿,扔下书一起跑到马场道,寻找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的住宅,在一家大宅第的红大门前徘徊时,险些被人当做小偷抓走。
  现在回想当初这些举动,连我自己都不免好笑,这里边透着多少孩子的傻气和任性呵。但是再仔细地想一想,谁又能够完全否认,激发起孩子们纯真的好奇心,不正是蕴藏在书中的那些故事和知识吗?只有这股力量才会支配我们自觉自愿地去为一个目标行动。
  我参加工作以后从天津来到北京, 50 年代在一家报社工作,每逢星期天上街的头桩事,总是身不由己地逛书摊。东安市场和琉璃厂的那些旧书摊,都曾留下我青春的脚印,至今想起来心中都有种欣慰的感情。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位老编辑,他也是个旧书店的常客,我们两人经常在旧书店相遇。
  有次他好奇地问我:“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也往这里跑?”言外之意,青年人只能进图书馆、新华书店,好像这旧书摊只是上岁数人的领地。我对他的询问笑而不答。其实他哪里知道,幼年时代在天祥商场逛书摊的经历,于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我的癖性,只有在书摊前呆上个把钟头,看上几页书,才会觉得这个星期天过得充实有意思。直到1958 年我被错划为右派,离开北京去北大荒劳改后又到内蒙劳动,再很少有逛书摊的福分和机会。但是只要在闲暇时回忆起早年的生活,那逛书摊的情景就会历历在目,这时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依然是亲切的,同时希冀有这么一天,让我重新享受这逛书摊的乐趣。
  经过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活,在风风雨雨中跑了许多地方,1978 年再回到青春初绽北京的城,我开始跻身于年长人的行列了。青年时代的许多习性都改掉了,唯有进书店逛书摊的嗜好还保持着。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新观察》杂志社,与东安市场和新华书店同在王府井大街上,简陋拥挤的编辑部办公室,中午不便休息,那旧书摊和新华书店自然成了最好的去处。有时中午休息到新华书店去得早些,正赶上书店的职工下班回家吃饭,常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我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职位,但有一点是敢肯定的,他们在50 年代都是营业员,只是现在都霜染两鬓了,成了老头儿老太太,唯有那挂在眼神嘴角的微笑,还依稀使我想起他们年轻时的热情服务。
  这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现在北京东单等处又开设了旧书店,条条主要街道也摆了不少个人经营的小书摊,给北京街头增添了文化气息和绚丽色彩。当我走进这些旧书店或者驻足街头小书摊时,幼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便会油然显示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心里立刻荡起甜蜜的涟漪。从内蒙调回北京以后这些年里,虽说也经常回天津探望年迈的老母,但因不能享受探亲假,每次都是头天去次日回,也就无时间和情致逛大街了,天津劝业场里的旧书摊,现在究竟怎么个情况,我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我相信它会同北京东单旧书店一样拥有更多新读者。
  我为什么会对旧书摊有着如此痴情的眷恋呢?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它紧紧系着我那颗青春年少的心,而且更因为它慷慨地给过我一些零星知识。浩瀚的江河起源于举步可越的溪流,丰富的知识又何尝不是来自一字一句的传播。难道我们不该感念那小小书摊的哺育之恩吗?
  我们的城市正在变化着,将会变得更美丽,更文明。街头的雕塑和空间的绿化,毫无疑问,是城市美丽、文明的标志。但我想,在大街小巷建造些多姿多彩的书报亭,在群众容易聚集的地方摆设些书摊,该会给城市带来多少高雅、清丽的气氛啊!更何况她还会用知识的乳汁滋润着人们的气质和心灵呢!

  ●读书不是消遣,而是如蚕之食桑,期待着来日的吐丝。

  袁行霈
  (1936~)
  文学史家。江苏武进人。1957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系任教。现为该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山海经)初探》等。

  书斋乐事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是陆游的两句诗,题曰《书室》。陆游书室的闲雅气氛,我神往已非一日了。
  我的书室虽然不俗,但于闲雅二字还是不够的。一来,我的书太乱。用完之后随手一放,本来不大的桌面,堆了高高的几叠,剩下的地方仅够铺一张稿纸,搁两只手臂而已。局促之状自己也感到不便,却要拿“乱中有治”
  一类混话抵挡妻子的批评,而拒绝收拾。二来,读书的心情太急。自知根底不厚,又荒疏了十年,需要开快车追回失去的光阴,所以很少有细细涵泳的工夫和水到渠成的乐趣。往往是要研究某个题目了,才现找有关的书来读,有点现趸现卖的样子。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书室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
  大概是多了点匆匆,少了点闲静,那味儿就差多了。不过,我的书室也有好处,它有刺激力,能刺激我工作的欲望和热情。在这里,书不是为收藏而收藏的,而是为使用而收藏的。读书不是消遣,而是如蚕之食桑,期待着来日的吐丝。那一本本散乱的书提醒我还有未竟的工作,应该赶快完成。书室越乱,越是我用功的时候。“乱中有治”倒不一定,乱中有一种上进的要求和求知的快乐却是真的。
  我的书室是兼做客厅的。来客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话题常常围绕着学问。守着几柜书,随时可以翻翻查查,寻找一点佐证,增添几分情趣,“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乐趣远非咖啡馆里的闲聊能比的。偶尔,有朋友到我的书室来查找资料,我帮他一本一本地翻。翻开的书堆满了书桌、椅子,后来就索性摆在地上,终于使朋友满意而去,我再独自一本本合起上架。
  我这少得可怜的藏书居然解决了朋友的疑难,可见书没白买,心里的高兴就甭提了。如果这资料是在一本平时被冷落的书中找到的,就更有一种惬意,“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证明自己当时买这本书是有眼光的。
  读书人之嗜书,有时近于贪婪。可是限于财力和书室的面积,不能想买就买。近几年书价成倍地涨,在书店遇到喜欢的书,掂来掂去,不咬咬牙是不能买下来的。有时挑些书拿在手里,付款之前自己先算算账,不免再怅怅放回几本到书架上去。每当将书买回家上了架,环视一番,在许多书脊所组成的“光谱”上,又多了一种色彩,便喜不自胜。书的增加,那乐趣并不在“物”的占有与积累,而在精神上多了一种寄托,多了一个依靠,多了一位朋友。有的书未必一页页从头读到尾,但有它和没它,心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买书是乐事,得到作者的赠书更是乐事。收到老师的新著,想到他们年事已高,仍不辍笔耕,敬佩之余又为他们的健康而庆幸。收到同辈的新著,想到他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做出这样的成绩,见贤思齐,倍受鼓舞。收到学生的新著,想到他们锐意进取,脱颖而出,感到欣慰。我的藏书很少,没有善本,这些赠书就是我的善本。我准备积累到一定的数量,专门辟一个书橱收藏它们,算是我的特藏。
  我有个习惯,每天临睡之前花一个小时浏览各种书刊,恰然独坐于书室的孤灯之下,这是我一天之中心情最舒坦的时候。既是浏览,就不必太用心,不必认真选择。当天收到的刊物,新得的书籍,和专业关系不大的“闲书”,或虽非“闲书”而已久违的专业书,都是这时的读物。读的时候,不按顺序从头读起,看目录,哪里有兴趣就读哪里。或索性什么也不读,任思想自由地驰骋于广袤的天地。此时,前邻后舍灯火阑珊,家人也已入梦,惟钟声之“嘀嗒”为伴。我觉得这段时间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我得以在书室里凝思人生、宇宙和历史,真是一大乐事。
  我的书室本没有室名,偶读《老子》,其中有这样几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遂取名“法自然斋”。一曰“斋”,便会使人联想到:古雅、幽邃、清静和安适。

  ●佘树森
  (1937~1993)
  作家。安徽亳州人。1960 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中学教师、文化馆创作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2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散文创作艺术》、《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等。

  “寒暑斋”小记

  我的一位朋友,自己动手盖了一个小“书房”,并题名曰“寒暑斋”。
  我觉得很有趣,便写下了这篇小记。
  一曰“斋”,便会使人联想到:古雅、幽邃、清静和安适。其实,这里所谓的“斋”,完全名不副实;甚至可以说,简直是对“斋”字的亵渎。你看:它三面是碎砖砌成的一层薄墙,顶上以树棍为椽,覆以油毡;面南一窗,朝北一门,皆以旧木为框,既不“严丝”,也不“合缝”,风稍大,便咣啷作响,名为“书房”,实则“书棚”而已。然而,它四周的环境却甚是优美:土阜、石径,起伏、幽曲,松柏榆柳,葱茏苍翠,并且绿荫丛中,时时露出金碧辉煌的古建的飞檐、斗拱;特别是南窗外,一湖碧水,倒映着四围的柳姿、东岸的塔影,晴看湖光容与,雨赏雾霭迷濛,真有无穷的妙趣。可是,正因为如此,这座“寒暑斋”兀立在这儿,更使人觉得处非其所,未免太煞风景。然而到了盛夏或初秋,那就是另一番光景了。瓜棚豆架,蒙络缠绕,爬满四壁,给小屋罩上了绿盈盈的帷幕。凉风阵阵,穿堂而过,小屋直如一叶扁舟,在无边的碧海上,颠簸摇荡,乘风欲飞。只有此时,我方稍稍领悟到一点“斋”字的意趣。
  那么,曰“斋”既属牵强,“斋”前又为何冠以“寒暑”呢?据“斋”之主人云:前年冬,有一老同学出差来京。一天登门造访,畅谈至夕,晚上执意住在这小屋里。主人只好多供衾被。睡至深夜,他梦见自己掉进一个冰窟里;一吓醒来,只觉八面灌风,如针刺骨。他蒙头盖脑,紧缩一团,挨到天明。次日主人得知此情,愧疚不已;可是他却说:“很有收获。”去年伏天,那位老同学趁来京办事时,又特意来到这间小屋,而且一定要再住一宿,尝尝暑天的滋味。不消说,那一夜,自然是热得夜不成眠。临别时他说:“首都有无数的高楼华屋;唯有这间小屋,给予我的印象最深刻。”主人受了感动,于是就给这小屋取名曰“寒暑斋”。
  这决非自我揶揄,亦不是故弄风雅,而是寄寓着主人的苦斗与自砺。他在零乱的书籍和狼藉的草纸堆里,开拓出一桌一椅之地,在这里看稿、编书、撰文,抱着尚未康复的病体,已经工作了四个寒暑。编辑出版书籍多部,专刊十数期,心甘情愿“为他人做嫁衣裳”。我觉得这比起那“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陋室铭》来,其思想境界要高出得多了。
  附记:在我草就这篇短文的时候,周围不太远的地方,又有座座新楼在加紧施工。我知道,不要太久,这座别致的“寒暑斋”,就会悄然逝去。那时,它的主人自然会搬进敞亮、明净的楼房。不过,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更有抓紧为其写篇小记的必要。
  1984年6月

  ●读自己的书固然难免百感交集,读天下他人的好书更是人生难得的享受。

  李元洛
  (1937~)
  文学评论家、作家。湖南长沙人。1956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任中国作协湖南分会副主席。大学时代开始发表诗歌评论及诗作。著有《诗歌漫谈》、《诗学漫笔》、《楚诗词艺术欣赏》、《李元洛文学评论选》、《诗美学》等。

  酸甜苦辣话读书

  古往今来论读书的文章,尽管数量之多如恒河沙数,品类之繁如春日百花,但大略不外有二,一是多为谈别人写的书,一是多颂读书之乐。
  谈别人写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明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的序言,他说:“吾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见已读书,如逢敌人。”“良友”与“敌人”云云,均为他喻而非自喻。而英国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查尔斯·兰姆,他在《伊利亚随笔》中谈到许多别人的著作,在提及纽卡斯尔公爵夫人写的《纽卡斯尔公爵传》时,他也出之以比喻:“为把这颗文学明珠加以妥善保存,使用再贵重的宝盒,再坚固的铁箱也不过分。”颂读书之乐的呢?那更是多得无法征引,宋代皇帝赵恒在《劝学文》中,鼓吹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富贵与美人、熊掌与鱼,苦读可以兼得,一般士子自然乐于三更灯火五更鸡了。说得比较清高的是南宋的尤袤,他毕竟是位诗人,所谓“南宋四大家”之一,他曾经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
  他论读书之乐,是兼及物质与精神而以后者为重,所以明清之交的吴恺在《读书十六观补》中引述此语时,曾慨然叹息说:“其嗜书之笃如此,读书者当做此观!”在古代诗人中,咏叹读书之乐最令我感动的是杜甫和陆游,杜甫虽然未能免俗地说什么“富贵必从穷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但他岂止与富贵无缘,而且终生穷困潦倒,然而他毕竟高歌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句,使后代的笔耕者奉为座右的金玉之铭。而陆游一万余首诗作中,题涉“读书”的更不知凡几,如《读书》一首:“归老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其读书之目的与读书之精神,令世风日下知识贬值之中的我们抚今追昔,不胜感叹。不过,我这篇文章却一反谈读书之文的陈规,专谈读自己所著的书的体会,虽然一言以蔽之曰“酸甜苦辣”,但恐怕会重在言“苦”,兼及“酸辣”,“甜”则几笔带过。
  少年时就和书有缘,也许是耳濡目染,居然也想成名成家,将来写几册署上自己大名的书。读高中和初上大学时,如同现在一些少男少女一样,也狂热地述恋和青春有缘的缪斯,梦想获得一顶诗人的青青桂冠。随后迷途知返,自省缺乏诗才而专攻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大学时代即在《诗刊》和现在《上海文学》的前身《文艺月报》发表诗歌论文,少年不识愁滋味,欣欣然自以为出书之期当不在远。60 年代伊始大学毕业,远去君不见之青海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地冻天寒,饥肠辘辘,在饥寒交迫中仍然和缪斯相近相亲,写了一些向饥寒抗争而向缪斯效忠的文章。两年后回到湖南,在一个县城的中学任教,也仍然时有诗论在报刊发表,虽然在繁忙琐碎的教学工作之余,几乎已无暇它顾。然而,不久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响彻云霄,我也在劫难逃,尽管未到而立之年,革文的“文革”也尚需两年之后才能问世,我就已经饱尝大批判的滋味,数载藏书也被我全部扫地出门,送进了长沙的古旧书店。“文革”风暴骤起之后,我更是载沉载浮于江湖——湘江与洞庭湖,深恐灭顶。好不容易斗转星移,拨乱反正,人到中年心事已成灰的我,终于又和阔别了十二年的旧爱重续前缘,开始了如歌德所说的“第二届青春”。1979 年初,寄去书稿《诗歌漫论》时仅半月,一面不识的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黄义和先生即驰函相告,决定出版此书。同年我这一“处女著”面世时,我已过不惑之年,犹记书到之日,我的兴奋之情如同中年得子。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仔细观赏她的眉眼,我从封面设计到内文到最后的版权页码,均不厌反之复之地摩挲捧读,我相信世界上再不可能有第二个读者,读这本书像我一样细心而满怀欣慰之情。1982 年和1983 年各出一书,名为《诗学漫笔》和《诗卷长留天地间——论郭小川的诗》,当时好像新添掌上明珠,朝夕抱在手上把玩,他人的读后感我不得而知,反正自己读之爱不释手。1984年双喜临门,生的是双胞胎,《楚诗词艺术欣赏》和《李元洛文学评论选》于同一年呱呱堕地。虽然生养并非易事,一本书的写成何亚于十月怀胎,但眼见儿女们一个个络绎而来,或端坐于书架,或嬉戏于案头,或撒娇于枕畔,就一介书生而言,倒也是天下最大的赏心乐事,借用金圣叹先生批点《西厢记》时连用三十三次的名言,就是“不亦快哉”!
  不美的景况从1987 年出版的《诗美学》开始。《诗美学》是我半生积累的产物,洋洋五十万言。且不说四壁供参考的图书要耗去我许多并不宽余的孔方,只说此书写作历时三年,夏天挥汗如雨,冬日斗室生寒,日复一日在稿纸上跋涉,那情景就如同作令人精疲力尽的马拉松跑。如此卷轶浩繁的著作,今天多半求售无门而只能敝帚自珍,但当年幸承江苏文艺出版社允予出版,老诗人丁芒负责编辑,令我至今心怀感激。不过,当时除付部分稿费外,另给二千册书以代稿酬。将这些书拖回家里来,一间住室即被它们占领了一半,以致举步维艰——儿女太多了,就少了那份审美的闲情与愉悦,而“为父不仁”的我,一门心思就是如何半卖半送地打发它们出门。于是,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我或来往奔被于邮局的寄递,或口舌生烟于讲台以求推销,或请友朋代为设法而作降价处理,或干脆有求必赠以减少住室的库存积压。犹记有次到外地去签名售书,火车的月台离出口处颇有一段“审美距离”,我双手各提一大捆愈走愈有分量的《诗美学》,好不容易挨到门口,捆书的尼龙绳已将我的手掌和手臂勒下入肉三分的印痕,几天之内都未恢复原状,甘苦寸心知,其时只好自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近几年来的景况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每读自己的书,愈来愈感到苦多乐少,仿佛面对的是不肖的儿孙。
  搞评论素来被人称为“吹鼓手”,研究学问自觉无异于“苦行僧”,其中的种种酸甜苦辣真不足与外人道矣,在书臭铜香的当世,尤其如此。80 年代之初,“四凶”覆灭不久,百废俱兴,我也曾借报纸的一方宝地,誓言自己一生要出版十本诗学著作,因为有此言在先,加之虽不算什么大丈夫,但也颇不与时髦或时代同步地恪守“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古训,明知出书特别是出理论著作越来越不容易,但我即使腰缠万贯也不愿掏钱去买书号,何况阮囊本来羞涩。同时,我也无权势使出版部门主动或被动地大开绿灯,那种书即使常常无人卒读仍可畅通无阻,我只是过分忠于“言必信、行必果”
  的传统,所以还是夏练三伏而冬练三九,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吹鼓”与“苦行”不倦。但及至最近的两本书艰难问世——它们在我的著作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七与第八,我读它们,好似读自己两个历经劫难才得以来到人间的孩子,真是我见犹怜而欲哭无泪。其艰难无异于剖腹产。说是未能免俗也罢,说是增强商品意识也罢,我给前一本书取名为《缪斯的情人》,但仍是多方求售无门,虽有如此芳名,也打不动出版社的铁石心肠,他们均以经济效益不佳为由而婉拒。正在山穷水尽之时,喜逢花明柳暗,一家素不相识的出版社见到我寄去的目录后,即慨然表示接受,但那家出版社80 年代之末忽然寿终正寝或非正寝,累及我也血本无归,原定的责编不明下落,我的书稿也下落不明。费尽心力又重新整理一部,四顾彷徨,幸得友人解囊赞助不菲之资,另一家出版社才予以接纳,但为达到开印订数还得四处奔走求告,毛遂自荐而荣膺不称职的“公关先生”之职,书印成之后,又笑脸常开地四面八方推销,令人怀疑是否如同某些厂家急于出手积压的伪劣产品,此中辛酸滋味,真是唯有天知地知矣。后一本书是前一本书的姐妹,眉目都有些近似:《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写作此书,虽不能说字字看来都是血,也算是博购群书,苦熬十载,洋洋乎近三十万言,但因为种种原因,出版社最后仅给我二十本样书,责编出于友谊还多弄了二十本给我,至于稿费或近年流行的以书抵稿费,则通通如流行歌曲所唱的“一无所有”。我知道能出书就算我的幸运,我也明白“君子不言利”的箴言古训,我更清楚自己是精神上的富有者,但总是难免境界不高地做横向比较,联想到新贵或新富们在大酒家夜总会卡拉OK 一掷万金,一些歌星影星笑星出场费动辄数万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某些风雅或附庸风雅的大款出书快捷装帧豪华,而且大张旗鼓地召开什么作品讨论会,一些吹鼓手或于报刊或于会议将本乃平平之作吹成上上之选,向隅而捧读自己清高但却寒酸的书,真有如过去时代的没落贵族,别有一番OK 的滋味在心头!
  仕途非我所欲也,别人平步青云我目不发黑,商途非我所能也,他人富可敌国我也眼不泛红,我只能一本初衷素志,在文途上高歌而前行。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得好:“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如此看来,我已经算是双福齐修了,更何况“吹鼓手”我已自动离职,“苦行僧”我已主动还俗,昔日的评论老兵,今天已俨然散文新秀,何必还说什么苦辣酸甜?读自己的书固然难免百感交集,读天下他人的好书更是人生难得的享受,独乐不如众乐,以散文创作自娱并娱人的我,将来再撰文一抒读天下好书之乐吧。书无读者,进步阶梯云云,又何从体现?

  ●王春瑜
  (1937~)
  学者。江苏建湖人。196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1979 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员。著有《历史学概论》、《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土地庙”随笔》、《明朝酒文化》、《阿Q的祖先》、《明清史散论》、《牛屋杂俎》等。

  藏书泪

  俄国文豪高尔基曾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古往今来,茫茫人海中,插架满林,甚至坐拥书城者,固然是少数。等而下之者,虽室有藏书,却不研读,纯粹当摆设,充斯文,阶梯意义尽失。
  明中叶关西文人胡侍指出:“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置庋阁以饱蠹鱼,既不触目,又不假人,至有界之灶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鱼也!”(《墅谈》)痛心疾首,令人扼腕。而有的学者之藏书诗,读来更使人感慨不已。“读书藏书,守之弗失。三千部居,不许借出。”这是嘉庆丙辰元年(1796)钤于崇祯版《音学五书》封里之朱色印文,不失为小诗。虽说“不许借出”,未免自私太甚。但藏书者对书之宝爱,不难想见。不过,曾几何时,这位“入学室”主人的三千部藏书,早已风流云散。晚明绍兴祁承氏澹生堂藏书之富,声名远播。祁氏特镌藏书铭一印,其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其心可悯。但也是枉然。后人有得祁氏藏书者,有感于此,乃做诗谓:“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任觔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清·徐乃秋:《风月谈余录》卷一)真是伤心悟道之言。
  嘉靖时苏州文士杨循吉所作“题书橱上”诗,回顾购书之艰难,藏书之辛劳,视书为命,奈何家人不知爱惜,真是一把藏书泪,满纸辛酸言。诗曰:“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红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但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
  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巳,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丙六)令人不忍卒读。不过,杨老先生愿意将全部书籍白送给愿读书的朋友,从而发挥书的应有作用,难能可贵,堪称是大彻大悟。试想,书无读者,进步价梯云云,又何从体现?前辈史学大师梁启超、顾颉刚、谢国桢等,临终前漫揾藏书泪,将书献国家,俾读者,翻检在明窗下。从而走出古代藏书家的悲剧氛围。这是应当受到今世、后世缅怀并效法的。
  1994年7月13日于八角村

  书神之吼

  在承平时期,国人一向视书为圣物,敬之不暇。凡圣物最易神化,故书有书神,而旧时书商均供奉文昌帝君,大概认为这位司天下文教之命的尊神,直接领导书坊,自有许多方便处。不才儿时,即闻诸老人言,书神庄严,令人敬畏。惜肉眼凡胎,自今未能一睹法相。不过,稽诸史籍,有关书神的记载倒是历历在目,并发人探省。
  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是个学者,也是个藏书家。但顺治七年(1650)冬,绛云楼的一场大火,将他多年购得的宋元刊本,尽付劫灰。查慎行《入海记》谓:“绛云楼火作,见朱衣人无数,出入烟焰中,只字不存。”这个“朱衣人”,与其说是火神祝融的部下,还不如说是书神麾下的兵丁。何以故?读了下文,自然明白。
  明末郑仲夔《耳新》卷六谓:“秦进士廷丞嗜学,每困场屋,因感愤,欲取平日所读书悉焚之。方简书,书忽作吼声,遂不复焚,攻苦如故。明年举于乡,又明年成进士。”“书忽作吼声”,颇堪玩味。分明是面对因屡遭挫折便感绝望,公然企图烧书的懦儒,书神愤怒了,大吼一声,以警冥顽不学。
  更耐人寻味的是,清初沈起凤《谐铎》卷十一谓:南京城钞库街有户人家的儿子某,他家世代读书,到了他这一代,因读书不能致富,便“下海”经商,将书本弃如敝帚。想不到一天夜里有个朱履方巾者自床后踱出,愤怒地说:“予书神也!自流寓汝家,蒙尔祖尔父,颇加青盼。不意留传至汝……
  为钱奴束缚,使予意气不扬,若不早脱腰缠,则铜臭逼人,斯文沦丧,祸将及汝。莫悔!莫悔!”言毕而逝。某急起,秉烛四照,只有破书数卷,以钱串捆缚,弃置床头,恨书为崇,取火焚之。想不到烈焰起外,房屋、财产“回首相看已成灰”,后竟以贫死。显然,此乃书神又一次怒吼也。
  由此不难看出,钱谦益有钱、有势、有书,但缺德,丧失民族气节,故“读尽诗书也枉然”,终遭书神严惩,落得个“纸船明烛照天烧”。当然,区区钱谦益又何足道哉。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那种厌学欲烧书,特别是“铜臭逼人,斯文沦丧”的现象。书神何在?与一切神一样,自然纯属子虚乌有。
  神话,归根结底,是拐了弯的人话。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不读书,相信知识无用论,迟早必遭惩罚。眼下铜臭熏得时人醉,大量青少年弃学、失学,新华书店改成服装店、火锅城,安得有“书神”发雷霆之怒,连连大吼,振聋发聩,不亦快哉!
  1994年12月9日于京西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受惠于前人是事业上生死攸关的必不可少的一关。

  ●楼肇明
  (1938~)
  文学评论家。浙江东阳人。1960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著有论文《朦胧美小议》、《蓝色的不沉的湖泊——读<九叶集>》、《1981 年散文特写选序》等。

  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前几年的读书热中,曾流行诸如《一生的读书计划》、《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六本书》这类读书指南。书中提到的典籍,自有这样或那样的价值,但其言辞之间则多少带点广告推销腔。如从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道路着眼,那么,一本书决定性地影响了一个人一生的志向、精神和事业的事,却是确有其事的。历史重复无数次的概率背后,总是隐伏着普遍必然性的规律的。林语堂先生是一位很讲究读书艺术的作家和学者,他写过不少关于读书的艺术和科学读书文章,其中最可肯定的即是他对上述现象的阐发,他总结道: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上原有所谓性情相近这件事,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作家去找寻和自己性情相近的人。一个人惟借着这个方法,才能从读书之中获得益处。
  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必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灵魂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思想上大影响,是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之后便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在我看来,这是读书活动中一条最基本的、行之有效的规律。从阐释学、心理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加以考察,既然可以将阅读活动看成是一场作者与读者进行的双向交流的心灵对话,是阅读主体为了寻找自我和发现自我的一次精神探险,因而当阅读主体面对一个陌生的,又是高于“自我”的“自我”,其潜在的精神气质和智慧,就如“电击”一般地被唤醒、被激活了。这也是林先生要求读者把读书活动看成是“灵魂的接触”的原因。当然,一个人面对着一本书的作者,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我”走来的灵魂上全方位的震动和惊喜,或者说一个新的“自我”从自己的躯壳和灵魂里羽化和孵化出世的情形,一生中难得一遇,只要有那么一次,就是福至心灵了。这一情形多半发生在文学艺术家和哲学人文科学家身上,在自然科学那里则偏重于智慧的激活和治学方法的重铸。
  “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大体可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林先生所说的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二是灵魂的“蜕皮”,生命更上一层楼:三是部分地得到更新,别开新生命。叔本华之于尼采,卢梭之于艾略特,属于前一、二种类型。而绝大多数读者,则多半属于后一类型。至于气质和心灵完全重叠和吻合的情形,是决计不会有的,即便是读书时比较接近了“自我”与“自我”的对话,仿佛是经由黑暗蒙昧的时间隧道,走到了豁然开朗的精神天堂,然而这种读书活动中的生命体验,也并非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判断。因为在相同和不同的时空谱系里的古人和今人,今人和今人,灵魂气质是不可能全然相同的,先贤和今贤也仅仅在启发和帮助你认识自身存在着那些精神品格、才智气质的意义上才存在。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受惠于前人是事业上生死攸关的必不可少的一关。但即便如此,如果完全认同,那无异于泯灭自我的心智。
  阅读活动也同样应该是创造性思维活跃的场所。如果艾略特在卢梭、尼采在叔本华的精神宫殿中流连忘返,只入乎其内,而不能出乎其外的话,那么现在的西方文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也就要改写了。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当他发现自己身上的英雄主义气质与同时代名声又在他之上的马雅可夫斯基有相近的一面时,他就当机立断抑制自身的英雄主义气质。我以为,帕氏的例子,值得一般读者深思,也值得曾受惠于或脱胎于某些外国作家且已声名远播的当代中国青年作家们反省。人的一生,皆与书籍有相接的缘分。

  ●滕云
  (1939~)
  文学评论家。广西南宁人。《天津日报》副总编。著有论文集《小说审美谈》、《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汉魏六朝小说选译》等。

  芳馨遗远

  5 月的天津水上公园,由于本市首届读书节开幕式和大型书展在这里举行,真正成了一座文化休憩公园。月季盛开,姹紫嫣红,也游园也逛书市的老老少少,人脸如花,他们捧着新购的书,像捧着人类精神绽放的花朵。
  书市设在长廊。廊外就是绿树、繁花、小径、湖水。廊内参观与选购图书的人们挨挨挤挤,有市场的火爆,又有任何市场难觅的平和雅静。购书者也付钱也纳款,却全然淡出了交易意识,仿佛只不过在履行一种文化归属的手续而已。书市里这种脱离商化而进入文化的感觉,令人心旷神怡。
  从书市归来,我读近期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刊载的几篇巴金新作,九十一岁的老人,在病床上为新出的《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作“代跋”,录下了他五十多年前在《迟开的蔷薇》“后记”中说过的几句话:“我不想把它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不过对一些劳瘁的心灵,这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也许可以给少许安慰吧。”老人重抄旧文之后说:“这是我当时的看法,今天我还是这样想。”
  带着逛了公园书市之后的怡然感觉读巴金新写下来的这些话,别有一番意会在心头。这位文化巨匠提示的这种写书观、译书观、读书观,何等谦和、素朴、平易而睿智啊。书籍包括文学书籍有种种功用和效应,巴金关注的是对“劳瘁的心灵”的慰安。平民百姓也罢,读书人也罢,伟人也罢,只要不放松肩负的一份人生责任,心灵就难得不劳瘁。劳瘁之余,读读书,藉以获得一种形而上的释放,一种文化休憩,一种精神安妥,一种灵性的和知性的依持,然后继续生活的长征。写这样的书,读这样的书,不就很好么?
  为此巴金推重《迟开的蔷薇》作者斯托姆的“清丽的文笔,简单的结构,纯真的感情”,我看这不但是斯托姆的作风,也是巴金本人的作风。巴金的散文、小说,包括长篇小说,都具备这三种要素。他的青春少作如此,他的期颐之年的作品亦如此。我想起另一位文学老人孙犁致青年作家铁凝信中的话:“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我希望能经常读到你这种纯净之歌!”孙犁推重纯净,与巴金推重清丽、简单、纯真,是一致的。
  但似乎有些作家、评家,并不这样想。有些作家返观前作,以清丽、纯净为幼稚、单纯、肝浅,他(她)们后来的作品,追求复杂、庞杂、浑杂,以为这才是成熟、深刻。论者也以作品文风、结构、感情的芜杂、矫饰、俗腻为尚。也有些作者、论家,则以为写一些、读一些表达小男人小女人的小机智、小情趣、小感触的文章,就是文化休憩,就可慰藉劳瘁的心灵。但这是进入误区了。
  让我再征引一位文化宗师的少作吧,鲁迅二十岁时写了一首旧体诗《莲蓬人》,中有句:“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鲁迅也是推重人品与书品的清净澄澈的,推重莲花荷叶的风骨和香远益清。在做人与作文志趣上,他这初衷,也终生不改。
  重读鲁迅、巴金、孙犁的书,我时时作书市回眸。津门5 月书市,设在公园游廊,这或许是一幕易逝的实景,却又是一幅象征的、永驻的心画。书是应当与绿树繁花同在的,是应当与公众的游憩心境同在的,是应当与纯洁的精神同在的。读书要读芳馨遗远的书。读芳馨遗远的书,是一种读书高致。
  我把这作为自己的箴言。

  远方
  ——我的书缘

  人生逾半百,如果从学童的课本起算,我读过的书不可谓不多;但究其实还太少太少太少,如果与想读该读的书相比。读过的书,大多已与时俱逝——或遗忘于记忆,或消融在人生足迹里。书总是把人从混沌、蒙昧、无知度向聪明,从无意识度向意识;而书本身,又总是从读书人的意识转入他的潜意识。书籍有体,文字有形,当书籍当文字化为你的知性,你的悟性,你的感性,你的情性,则无色无味,无体无形。知、情、感、悟之于你,可借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语形容: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常常是:你忘了书,书却铸就了你的魂。
  人的一生,皆与书籍有相接的缘分。人所结书缘,有浅有深,有久有暂,有直接有间接,有自觉有无意,有奇异有平凡。人若是重返指涉过的书海,钩沉既往,所得所体味定然是人各有异的。我之所得、我之体味是什么呢?
  我之所得是——远方。书所遗我的是——远方。
  当我是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时候,我尝试写过一篇小说习作,题为《青青河边草》。这是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的一句诗。原诗连带的几句是:“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思梦见之。”不问远道那头何所有,只渴望投入生命的首途。思远道,向远方,正是一个少年的意绪。那个南国少年,从故乡的小河走出来,从小河边的青草地走过来,课余耽读古典与现代文学,耽读俄苏文学,在书中,在书外,多少次向未来,向未知的世界,向朦胧的远方张望。这个少年在中学简陋的图书馆借书,在街头书摊读书,晚上和周日在新华书店读一本本新书——感谢那时容许读者不买书而倚架读书的新华书店!后来这个少年积攒了母亲给的零花钱,自己买书了。
  他剪裁牙膏盒的厚纸皮,装贴自己的书。他这样自制的硬皮“精装书”,有《鲁迅小说集》,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中行将毕业,《真正的人》的作者、《真理报》名记者、苏联纪实文学名家波列沃依的一句名言:“报纸是作家的学校”,促使少年择定了升学志愿,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书,对读书、写书的爱,帮助少年来到遥远的北国,来到他在故乡小河边夙昔梦见的远方。
  大一新生没有完成他最初的小说试作。然而未名湖边也有青草,燕园之外也有远道,最高学府图书馆汗漫深邃的书林,弥散着人类实践及精神创造的永恒惶惑与悠远憧憬,吸引着进入其间的青年。在“反右派”热潮中,这个二年级生既去听广场上的论辩,也钻到阅览室读《红楼梦》,读《圣经》——那时他以为中文系学生不读《圣经》,就很难读懂西方文化、西方文学。
  为了这,他接受过班干部“不能走白专道路”的劝谕,但心底依然执著认为:“专”未必注定把人染“白”,“专”的前方,知识的前方,有“白”也有“红”。
  60 年代初,本科毕业的青年在另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堂里吃的是“增量法”蒸的窝窝头,吃米饭时大家就端碗去抢盛那不定量的稀米汤。学校让学生劳逸结合,晚自习到9 点以后统一熄灯,想开夜车念书也不成。放暑假了,买不起长途返乡车票的研究生,留在学校,借来所有能找到的巴尔扎克作品中译本近百种,读了一个盛夏。每日食不果腹,他为过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巴尔扎克假期而自慰。
  这都是学生时代的书缘了。此后我工作,我生活,也继续结着新的书缘。
  以前我多是自在看书,现在我多是自为看书。自在看书,有时也苦,却舒服。
  自为看书,为任务、为撰文而看书,有时就苦得枯燥了。我更怀念学生时代的自在看书,更希冀现时忙里偷闲的自在看书。
  若问:你所谓自在看过的每本书,对你都有用吗?这,我还真答不上。
  我能答的只是:书籍使我超越“现在”,超越小我有限之境,书籍使我走向自我的前方、远方,走向前贤与时彦昭示的前方、远方。人该是有对远方的企慕的。当然人不该忘记足下。那么,书应当是人自足下度向远方的津梁。
  能使人自足下度向远方的书,就是好书了,我这么想。人能为了自足下度向远方而读书,就是和书结了善缘,我这么认为。

  先读记

  正月初三,我向孙犁贺年。孙犁交给我一卷原稿,是他去年写在一些书籍封皮上的文字,题为《甲戌理书记》。乙亥岁首,本报老顾问即赐长稿,令我和本报同仁格外欣喜。
  《甲戌理书记》所记书二十九种(包括附入1992 年所记两种),除《张大千生平和艺术》是新书外,都是旧籍,主要是笔记著作、丛书零本、史籍、碑帖、画册、砚谱等。孙犁所记文字,长于《书衣文录》,短于《耕堂读书记》,两体兼备。取名“理书记”,因为是孙犁整理、修理、重装旧书,偶有所感,即记于书皮,或书于另纸的录存。这种“书衣文”和“理书记”,前人也做过,但如此经年累月地做,把它发展成一种熔读书、知人、论世、察人生、抒写自家心灵于一炉的文体,则是孙犁的独创。它确是孙犁晚年经常使用的一种重要文体。这并不偶然。

  第一,孙犁爱读书而且恋书,他在《理书记》中就说:“余不能一日无书”,“余与书籍,相伴一生,即称为黄昏之恋,似亦无所不可也。”
  第二,他好洁,容不得书之脏、之残,每收书必包以封皮,书皮旧了必易以洁纸。
  第三,他不喜外游,坐即拥书城,起心傍橱架,日夕与书柜,书堆相对相守。
  第四,他随时抚书、翻书,随翻随理随读随想随记,这五“随”的“载体”,自然以书衣最便当。
  第五,孙犁晚年,不甚读新书,《理书记》中自言:“近年新书新刊,已无可读者”,所读多为旧籍,专书、杂著几于无所不览,所谓“书籍翻完翻字帖,字帖观厌观画册”(《理书记》),因而他的书衣文、理书记泛及传统文化,古籍的许多内容。
  第六,孙犁自称其读书之法为“乱翻”和“拉曼式”。所谓“乱翻”即随机翻读,兴之所至而读,“不知何时可触动情思,即爆发读书乐趣也”;所谓“拉曼式”,即因读某文某书,而读作者年谱,又因年谱,而读作者别集,又因别集,而读其他之类。这样的读书法,所得印象,必然是总体印象,所作读书记,必然是总评式的,即或是点评,也必然是总体观照式的点评。
  不但如此,这样的读书法和读书记,又不仅是对一书一作者的总评,还因其“拉曼式”,就此书与彼书、此作者与彼作者、此时代与彼时代连类及之,而收读书与读人、读书与读世一体相贯的功效。这是孙犁书衣文、读书记不同于前人与时人的地方。
  第七,孙犁读书,是情性之读,悟性之读,不同于单纯的理性之读,知性之读。他的读书当然也达理也求知,但似乎更着重遣情启悟。他的读书记中有版本考订,有事迹考据,但绝不限于此;更显他读书本色的是对所读之书、特别是对著书之人及其所处时世别有会心。例如《理书记》中《石涛画东坡时序诗册》一则云:“东坡诗多凄苦内涵,然又强作洒脱。处寂寞之境,而寻觅慰藉之情。为宦不顺,而关怀庶民之事。有感即发,不作隐晦之态。”
  这四句评语,当得起是对苏轼其人其文的总论,发自来说苏轼者所未发,是独创的学术见解,又给人以学术之外,于为人之道、为文之道乃至人、文之上的大“道”的体味。再如《石涛山水册页》之记:石涛“明末王孙,楚藩后裔,流落为僧,精于绘事。至政局稳定,清朝定鼎之后,此僧北游京师,交结权贵,为彼等服务,得其誉扬资助,虽僧亦俗也。乃知事在抗争之时,泾渭分明,大谈名节,迨局面已成,恩仇两忘,随遇而安,亦人生之不得巳也。古今如是……”这也正是悟道之言。读书、知人、论世、达道,是孙犁的读书记同于又异于学人读书记的地方,也是孙犁的读书记同于又异于作家读书记的地方。
  第八,晚年几乎绝迹于会议场合、节庆场合、公众场合,足不出户的孙犁,通过听广播、读报章、同家人及来访者谈话,同友人通信,保持着与社会生活、文化现状、文坛变化连通的孔道,更因他的非常人所及的阅历和素养,使他对文变染乎世情特别明察而敏感。因此他的读书记,食古而化,通古达今,深醇的积淀与生气的流贯交相融汇,不乏对今人今事的针砭警喻。
  第九,孙犁每日除理书、作文外,或徘徊于方丈之间,或兀坐于楼台之上,但他内心并不宁静,更不空寂。他曾在与友人通信中坦言,他的整理书籍,有时是“非此不足以解烦忧”,“谈不上您说的‘宁静’”。他曾在文章中自表,他的凭窗远望,乃是“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累赘”,乃是在默思“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因此他的读书记,是与书的交流,与古人的交流,与今人的交流,与自己的往日的交流,与自己的今日的交流。他的读书记,是他的一种心灵日记,一种心灵私语。这也是孙犁读书记与前人、时人读书记不同之处。
  第十,孙犁是在“文革”劫难中,把读书记发展为属于自己的文体的。
  在那特殊年代,他之所遇所想,无所告语,亦不可执笔为文,唯有利用废纸包装被抄走又发还的旧书,以消磨时日排遣积郁,并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有所感触,也附记其上。其文“短促零乱,散漫无章”,实则是身处非时,作寒树之蝉鸣,秋草之虫吟。这是他在《耕堂书衣文录》序中示于世人的。以后他保持了这一积习,《理书记》就有一段记载:“余自70 年代起,裁纸包书近二十年,此中况味,不足为他人道。”只是环境大变,他不需要如“文革”后期那样,聊托书衣作蚯蚓泥土之歌了,可以直抒胸臆。他的书衣文、读书记,因而也更加从容、深湛,天地宽广,成为他自有的一种文章体式。孙犁书衣文、读书记的时代印记、个人印记,是我们在他人处看不到的。
  现在孙犁又向我们献出他最新的一卷《理书记》了。我得以先睹,并联系以往,举孙犁读书记文体之十端如上。
  这不仅是为了研究孙犁。孙犁在文章中表示过,他不同意“作家学者化”的提法。他说:“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学者和作家,走的不是一条路。”
  证之于孙犁本人的读书记,我想孙犁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的读书记的确不是学者的读书记,但也的确不是一般作家能作的读书记。无人能否认孙犁是一位大作家。无人能否认孙犁的文学成就与他的耽读、博览,不为章句训诂所囿的“书底子”相关,与他的“默而好深湛之思”相关。那么,孙犁的读书记,包括《甲戌理书记》,就不单关乎孙犁,也关乎你我,关乎今之作家也关乎今之文坛了。

  ●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

  钱理群
  (1939~)
  学者。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四川重庆。1956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师从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专著《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散文集《人之患》、《世纪末的沉思》等。

  “父父子子”里的文化
  ——《漫说文化丛书》序(之二)

  “人伦”大概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中的“拿手好戏”,这是有确论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散文)中的“人伦”,这就似乎有些麻烦,提笔做文章,也颇费踌躇了。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试问,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我们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们能有多少深彻的了解?”他是有感而发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经一度被划为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禁区;而“人伦”领域,是尽由感情支配,最少理性成分的,这里所发出的全是纯乎天机,纯乎天理,毫不掺杂人欲、世故或利害关系于其间的叫声。人伦之情是徐志摩所说的“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它也就愈遭到人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来,“人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对立物和现代文化与文学,就必须将“人伦”摒除于“国门之外”,这叫做“反其道而行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为抒写了父子之情,在选作中学语文教材时,竟多次遭到“砍杀”的厄运。
  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确产不可思议:在现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最高的一篇,至少我们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就不知被它“赚”过多少回眼泪。可见人情毕竟是砍不断的;特别是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
  说到现代文化与文学,这里似乎有一个可悲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化与文学之于传统文化与文学,不仅有对立、批判、扬弃,更有互相渗透与继承,不仅有“破”,亦有“立”。“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的“人伦”观,确实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们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现代“人伦”观,并且创作了一大批人伦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内蕴着新的观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品格,是别具一种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的,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伦题材的现代散文中,描写”亲子”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长者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向“幼者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的转变;同时也表现了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新反思。且看丰子恺先生的《做父亲》里所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小贩挑来一担小鸡,孩子们真心想要,就吵着让爸爸买,小贩看准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让价,鸡终于没有买成。爸爸如此劝告孩子:“你们下次……”话却说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这确实发人深省:纯真只存在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时代就不免是虚伪的。由此而产生了对儿童时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关儿女的一组文章,特别是朱自清先生与丰子恺先生所写的那几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小儿崇拜”的倾向(与“小儿崇拜”相联系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成年人的“自我忏悔”)。而这种“小儿崇拜”恰恰是构成“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发现”,表现了对人类及人的个体的“童年时代”的强烈兴趣。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五四”时代出现的“儿童文化热”,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发展的文化;而中国人无疑是“早熟的儿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驱者一接触到西方文化,首先发现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药的早衰现象,因而产生一种沉重感与焦灼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化热”本质上就是要唤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童年与青春,进行历史的补课。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在我看来,这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
  对本集中描写“母爱”的作品,也应该作如是观。“五四”时期在否定“长者本位”的旧伦理观的同时,把“母爱”推崇到了极致。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大谈“母爱”是一种“天性”,要求把母爱的牺牲精神“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里显然有想用“母爱”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意思(鲁迅不是早就说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就是“诚”与“爱”么?)。这其实也是“五四”的时代思潮。李大钊就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民主的精神。”沈雁冰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爱伦凯的一个著名观点:“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碍,不能充分发展,这是将来世纪极大的隐忧”,并且发挥说:“看了爱伦凯的母性论的,能不替中国民族担上几万分的忧吗?”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沈雁冰并非杞人忧天。“母性”未能充分发展,对我们民族气质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对此有相当痛切的阐发。把那些描写母爱的文章置于本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发展史的背景下,我们自不难发现它们的特殊价值,但也会产生一种历史的遗憾:这样的文章毕竟太少,而且缺乏应有的分量。不善于写母爱的文学,是绝没有希望的。鲁迅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篇题目就叫“母爱”;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鲁迅的遗愿呢?
  “师长”在传统伦理观中是据有特殊地位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简直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说来,本世纪以来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恐怕是最能表现现代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的对立的。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谢本师”即断绝师生关系的彻底决裂的方式,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由此而确立了老师与学生、父辈与子辈(扩大他说,年长的一代与年轻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则,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由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一文引起的争论(有关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饶有兴味的。作为争论一方的刘半农等是“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属于父辈、师辈;争论的另一方,则是30 年代的年轻人,属于子辈、学生辈。刘半农那一代人在“五四”时期曾有过强烈的“审父”
  (叛师)”意识, 30 年代他们自己成为“父亲”、“老师”以后,对年青一代就不怎么宽容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不可及的长处,就是敢于批评青年人,与青年人论战,绝无牵就、附和青年的倾向,这是保持了“五四”时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的。而30 年代青年的“审父(叛师)”意识似乎更强烈,但从他们不容他人讲话,特别是不容他人批评自己的****的偏激中,却也暴露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原来还存在一个“恋父(尊师)”情结,说白了,他们也是渴求着传统伦理中“父亲”(“老师”)的独断的权威的。这已经不是30 年代年轻人(他们已成为当今80 年代青年的“爷爷”)的弱点,恐怕也是我们民族性的致命伤。而传统的鬼魂在反叛传统的年青一代灵魂深处“重现”这一文化现象,即所谓“返祖现象”,则是更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五四”时期,“爱”的哲学与“爱”的文学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在以人伦关系为题材的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爱”。但不仅“爱”的内质
  与传统文学同类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意识(因此有人说这是将朋友之爱向父子、母子、师生……之爱的扩大、渗透):“爱”的表现形态也有了丰富与发展;并非只有单调的甜腻腻的爱——爱一旦成了唯一者,也会失去文学;感情的纯、真,与感情的丰富、自由、阔大是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这样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感情的力度、强度,更是一种自由与博大。
  而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大爱与大憎的互相渗透、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是属于“现代人”的。而且写不出的“无词的言语”比已经写出来的词语与文章要丰富、生动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收入本集中的人伦题材散文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与语言的“原生状态”,理性的加工、整理过度,而感到某些不满足。
  1990年1月15日

  ●我爱读书。每得到一本好书,珍爱和渴求常常构成一种心情的尴尬。

  萧云儒
  (1940~)
  文学评论家。笔名欧阳秋云。四川广安人。1961 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任《陕西日报》编辑、记者。198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挑开人生的帷幕》、《大陆当代文坛百人》、《中国西部文学论》、《形散神不散》、《时代风云与命运纠葛》、《多维文化中的西部美》等。

  驱除心灵的晦暗

  读书给人以知识。随着书页的翻动,你便会感到心扉的纱帘在一层层拉开。智慧之光透了进去,心灵的晦暗在消散,许多沉睡的感情、思维、经验,像种子被春天唤醒了,激活了,悄悄地伸出一片两片嫩芽,继而濡染成一片绿色,心田便像春深时的大地,阳光明媚,生机盎然。有时读着读着,便有了古人的境界:“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常常拿着钢笔找钢笔,常常烦极了别人的打扰,以致使人觉得你做岸不群,孤独寂寥。其实那时候心里正热闹着,与那么多的知识见解为友,拜那么多的学问家为师,谦然蔼然谐然群然,哪里有什么孤傲,整个是一派文明境界中的君子风度啊!这才品出了读书的“知、好、乐”三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读书,出以求知心不如出自爱好之情,而出自爱好之情,哪里又及得上与书文油然而生的和乐苦鸣呢!
  我爱读书。每得到一本好书,珍爱和渴求常常构成一种心情的尴尬。珍爱,舍不得一口气卒读,总想慢慢读去,细细品来,把接受营养的心理时间,延长而又延长。渴求,又恨不得一口气吞下,恨不得将那美味佳肴切碎、嚼烂,消化个一干二净。
  这种尴尬的心情,常常导致尴尬的行动。得一好书,先恭敬地包好,然后净手,正襟危坐,裁好夹注的纸条,才开始品读。然而每读到忘情处,便由不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再加上嘴里念念有词。接下来便手痒,由不得抽出笔,又圈又点又划又批,有时还要打上惊叹号、问号、三角号,按自己的理解标上序号条分缕析,有时也在天头地尾中缝发几句感喟,生几点感受,一副饕餮譬者的不雅之态至此便暴露无遗了。这是几十年前在大学啃列宁《哲学笔记》时学来的,长久为之成了毛病,没有圈点勾画,眉不清目不秀,白花花一片总是难得要领,好像没有读过似的,印象不深。
  为了这个毛病,我一般不敢读公家的书,怕落个不爱护公共图书之名,书店便成了常常光顾的去处。而因为离得近,对西安钟楼书店更是情有独钟。
  有了一点零钱,总是虔诚地去那里贡奉。每当夹着几本书从书店走出来,好像便忘了商品大潮中清贫文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那种捉襟见时的狼狈,心里总是充溢着一种愉悦,泛起一丝荣耀和高尚来,阿Q 就阿Q 吧,管不了许多了。
  但毕竟藏书甚少,柳宗元说陆文通的“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那种藏书的富裕,做梦都不敢想。只好还是去图书馆借了。特别在写作大部头论著时,陕西图书馆便成了须臾不能离开的圣地,每当走进那上下几层贯通的大书库,大海便扑面而来。过去未来之事,新巧深湛之思,五行八作之技,坎坷曲折的命运图,酸甜苦辣的人生味,喜怒哀乐的心态曲,人类创造的活力,像电波,像激光,像脉冲,像气功,从书籍里发射出来,造成一个硕大的场,经纬纵横,驰骋于空间。那静极了的喧闹和喧闹到极处的无声,真妙不可言。几百万册书籍造成的博大,无数名贤先哲越过时空的聚会造成的深刻,日常生活中的微烦小恼和猥琐心态,哪里还有存身之处?早已被挤兑到爪哇国去了
  恒久的读书生活也给人带来了许多负效应——实践能力跟不上思辨能力。离开笔和纸,思想难于展开,思考难于具体和细微。口头表达能力衰退,即便表达,也不太会说家常话,只会操一口书面语。对活生生的现实缺乏分析能力,习惯于舍近求远,透过既有文化的毛玻璃拐个弯去感知现实的世界。
  文弱文弱,由文而弱,此之谓也。
  于是我几乎是定期给自己提着醒儿: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读生活这本大书,而且要读得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所幸者,前半生大致是这样做过来的,因此到了知命之年,倒也没有被书弄成老呆子。
  1992年7月5日

  苦趣

  国庆节,我和妻子商量,去体育馆的书市转转吧。积多年之经验,事先约法三章:一、最好只看不买;二、原则上多看少买;三、万不得已急用先买。过去常发生口袋里的钱被书店洗劫一空,而书抱回来又没有地方堆放的尴尬,这实在是不得已的立法。但愿这次的契约不被薄弱的意志撕毁。
  我在前,妻在后,蹬车向书市驰去,一路无话。车锁在行道树上,先省下肆角存车钱再说,天知道这会不会是买本书正缺少的一个尾数?
  一进书市大厅,不同样的兴趣如不同向的舵,将我和妻子分开,各自驶向自己的领域。她肯定跑到中国现代史的各个专柜前去了。相对的自由使人窃喜,而各自力政增加了各个击破的可能,又叫人为契约的脆弱担忧。一切都顾不上了,眼前,人类生活的软件全在书架上分类存档,任你挑选使用。
  中外古今智者哲人的各种创造性思考,像情人露出了诱人的笑靥。我告诫自己,千万警惕过分的心猿意马,只能去夜市吃饸铬,就不要请她们进宾馆用西式大菜。
  《人生思想宝库》,八十五元大开本精装,和我书架上的《中国思想宝库》、《东方思想宝库》、《西方思想宝库》一样的开本和装帧,枕着这么一套思想珍宝入眠,真乃人生的一大幸事。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三卷,对有了一、二卷的人来说,是非买不可的。文艺界常说“文革”十年是文学的一个断层,其实那只是文学史家修史的断层,而不是创作的断层,《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将鲜为人知的这股地下水引出来公诸社会,填补空白的书,你能不买?读了钱钟书的《谈艺录》,很难抗得住再享受他《管锥篇》的诱惑,有了《二十五史精华》,就得买《四部精华》,精华嘛,本身就是节约。
  一边蹓跶,一边膨胀着欲望,一边给欲火泼冷水。腰包瘪下去,书包鼓起来。蓦地,两砖厚的《中华大字典》上下册飞入眼帘。这是我找了二十多年的书。中华书局编辑部在重印说明中写道,“这部编成于1915 年的字典,收单字四万八千多个,是我国字典中收单字最多的一种,解释字义比较简明,并校正了《康熙字典》的错误二千多条。”“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有一定影响。”我的外祖父欧阳溥存是此典的编辑主任,当时只二十八九岁。我自小在外祖父家长大,他对我这个自幼丧父的独生外孙恩爱有加。
  老人辞世后,大家庭解体,我成了文化人,却再没见过这部字典。十多年前,有个报纸副刊在介绍我国近代名典时,曾举出这部书,并标出主编者的名字,我曾剪下保存,搬几次家又丢失了。近几年,也见过几本《中华大字典》的重印本,但均未标出编纂者的名字。眼前的这本是1985 年重印的,孤陋寡闻的我到八年后的今天才有缘见到。摩挲着暗红的漆布封面,童年在外祖父家度过的那些辽远温馨的日子,那些我反复咀嚼、探究,一直想怎么写一下的岁月,重又浮现于脑际。当然,我买下了它,将初入人世的生活回忆一并带回家去。
  这时,妻子在人群中将我拉出来,我俩抢着要告诉对方自己的发现。原来她也找到了一本《蒋经国与章亚若》,洋洋三十万言。这又是我近来苦苦寻找的资料。据《参考消息》披露,当年在赣南和蒋经国热恋并生下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兄弟的章亚若女士,是南昌女中的学生,按时间推算,这正是家母任该校校长的时候。南昌女中是所美国资助的教会学校,校舍、设备在当时算一流,出了不少人才。记得母亲曾经给我讲过南昌女中两次演话剧《红楼梦》的情况,其中有一次章家的三女儿演宝钗,后来这学生成了“大人物”。看来这就是章亚若。我也参与过一次演出,饰随刘姥姥游大观园的板儿,只走两个过场,没有一句台词。那时才五岁,该是1945 年前后,蒋经国已经离开赣南,章亚若也已在桂林难产而死。因而她参加的可能是第一次演出。由于写作的需要,我想找到确切的史料证实,由此可以展开几位熟悉的前辈的命运,展开30 至40 年代南昌生活的一些历史性画面。这本书的出现实在是及时雨。妻将她已买的剑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蒋氏父于在台湾》放进我的大包,便赶去买这本书。
  至此,袋中的二百元已全部告罄,我俩囊空如洗,怏怏步出体育馆。谁也不提事先的契约,怕破坏这次洗劫的甜蜜。
  我开开车锁,妻在小挎包里掏车钥匙,竟发现里面还放着一笔钱,是一位出差的朋友托她领的工资,打算节后送去的,“要不,挪挪?”她很抱希望地征询。这也正是我的心情,但还是表示了一下家长的严肃性:“回去能马上补齐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决策性地一挥手,咔地又锁上车子,走!“昨天不是还有位女士”,我嘲弄她,“激奋地表示要弃教从商,也去海里如何如何捞一次鱼吗?”她回嘴:“那是因为我先生和我同仇敌忾,他不是还吼了一句国骂,‘妈的,试试!’吗?”重又返回书市,重又一步一步仰面去跨那百级台阶,重又生出一点喜悦,只是步子显出了疲惫。这次只好拣便宜书买了,《资治通鉴》精华呀,《说文解字》简装本呀。
  回家门上留一条,妻子一个教研室的老师送来一份她要的资料,并约她一道去书市,失之交臂。我能想见这位脸色已熬得惨白的年轻人,是怎佯怀着憧憬,努力蹬着他那辆破车,头也不回地赶路,苦着脸笑了。
  1993年10月10日

  ●一个社会永远不能仅仅依靠个人间的亲情关系来维持,在更广大的社会关系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更普遍的爱情联系永远是中外伟大文学家、艺术家所追求的伟大的人类目标。

  王富仁
  (1941~)
  现代文学研究家。山东高唐人。1967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系。1981年西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84 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留该校任教。1988 年加入中国作协,著有《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先驱者的形象》、《文化与文艺》等。

  《芭蕉花》序①

  对中国文学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讲礼教、重人伦。崇孝道的社会,但除了一些劝孝的孝子故事之外,真正由文入学士创作的歌颂母爱、怀念母亲的文学作品却并不多见,成为传世名作的就更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五四”
  新文学是在这个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恰恰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母爱的主题才开始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本集所收的胡适、周作人、郭沫若、冰心、淦女士(冯沅君)、石评梅就都是“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不遗余力地反抗传统的礼教制度和家族制度的文化名人。鲁迅没有写过怀念他的母亲的散文,但把母爱这一主题上升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母题的正是他。他的《野草》中有一篇散文诗,题名为《颓败线的颤动》,以空前壮丽华美的文笔,抒发了一个中国母亲的浩大的悲哀,其中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充塞宇宙、震颤人寰的就是伟大的母爱的力量。
  母爱的主题还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药》、《明天》、《祝福》、《在酒楼上》和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中贯穿着,而他的《补天)则可以说是描写的一个中华民族的母亲,在鲁迅的眼里,中国现代人的创世神话中的至上神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为什么在崇孝道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母爱的主题没有构成一个基本的文学母题,而在反对中国的礼教制度和家族制度之后的中国文学中母爱的主题反而成了一个基本的文学母题了呢?有些人把这作为中国反封建不彻底的证明,有些人又把这种文化现象当做直接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的结果,表面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实际上,它们都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的实质。
  母爱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更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或阶级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人性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命的基本存在形式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是后天的问题,而母爱的问题则是介于先天与后天之间的过渡期的问题,它兼有先天的与后天的、生命的与文化的两种因素,并且成为后天的与文化的全部素质的基本载体。人的生命是一个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无独立意识到有独立意识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转化过程,人是在母亲的磁力场中实现的。严格说来,母亲对于儿女不仅仅是我门普通观念中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他或她的生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世界,一个他或她生存的伊甸园。西方人所说的子宫意象,我们是感到一个太虚无缥缈的概念,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在生命存在的无意识时期,一个人是在母体内渡过的,是与母体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相依存的,假若说一个人曾有过与外在生活环境完全协调、完全适应,因而整个世界对于他也是高度和谐的时期的话,那么,就是他与自己的母亲还处于同一个个体的时期了。实际上,一个人脱离开母体降生于人间,并没有完全结束这样一个人生状态,在他的生命存在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母亲还是他的一切生存条件的提供青,他是在母亲的呵护下生存和发展的。这样一个时期是一个人还没有自我意识的时期,但它对整个人类的意义却是无论怎样估价都是不会过分的,人的全部的原始意象都是与这个时期的存在相关的,它构成了人类的无意识的意识,是人类全部意识产生的最根本的基础。人类关于和谐的任何感觉,都是与那时与母体的完全适应的关系相关联的。就个体的人而言,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和母亲的互渗都是他生命的最早也是最基本的存在形式,二者联系的基础不是有意识的,不是理性的,而是在无意识中就建立起来的,子女是母亲的心头肉,这句中国的口头语恰切他说明了子女与母亲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密切连带关系,而子女在最初就是作为母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母亲是子女第一个凭直觉便能辨别出来的人,他获得的世界的最初信息就是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并且依照与母亲的联系方式建立了与整个世界的最初的联系,而这将是他与整个世界的全部联系的基础,不论以后他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发生怎样巨大的变化,而这个基础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从有形的方面来说,他的最初的语言(广义的与狭义的)在通常的条件下也是从与母亲的联系中建立起来的,这使他首先以与母亲对话的形式与整个世界对话,以向母亲表达自我的方式表达自我。他与母亲的关系是他一中唯一种完全和谐的关系,这种完全和谐的关系将永久地留存在他一生的意识与无意识之中,形成了他与母亲的割不断的联系。母亲是生命的保护神,这不仅依靠她的理智,更是她的本能。儿女的生命是与母体融为一体的,这也不仅是一种理智的判断,而更是一种本能中的感觉。“母亲”这个概念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母亲的具体的形象或特征,它对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都是相同的,它在所有人的概念中都是自我生命的守护者,是感到和谐、温暖的对象。
  人类的存在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这不仅表现在具体的人生命运上,而且更是由他的一系列基本存在形式所决定的,其中于女与母亲的关系则占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最初的意义上,子女与母亲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是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但是子女的成长则意味着二者的分裂。
  这种分裂是子女的成长过程,但也是一个逐渐失去二者和谐关系的痛苦过程。子女自我意识的产生首先就是把自我与母亲区分开来,子女开始感到母亲不能满足他的一切的愿望和要求,开始感到对母亲的不满,脱离母亲保护的愿望是一个人在成长期的主导愿望,而在这个过程中母亲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矛盾产生了,彼此的有形与无形的痛苦也就产生了。但是,在儿女反抗母亲的保护,争取自己的更大的自由的过程中,又总是以过往与母亲的完全和谐的关系意识自己与周围整个世界的关系的,而这种关系实际上只存在于他与自己的母亲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是无条件的关系,是建立在自然本能的基础之上的,而其他所有的关系都不可能是纯本能的,都不可能是无条件的,这使一个人在脱离开母亲的保护与更广大的世界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挫折,这些挫折逐渐摧毁了他对完全和谐的世界的期待,也恰恰是在这种失望中,他的关于母亲的回忆便成了永久性的回忆,他在脱离开母爱的呵护之后才真正感到母爱的宝贵。他越是沿着加强自我意识的方向成长,他就越是感到更严重地失去了此前的和谐,就越是怀念母亲的慈爱。人的成长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他的完全独立的意识的形成,这时他开始意识到自我是完全独立的,是任何其他个体的人都无法代替的,他只能自我为自我的存在负责,他与周围所有人的关系都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必然以自我为中心建立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一样,别的人也必然以他的自我为中心建立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他不能要求任何人像自己的母亲在他的儿时所表现出的一样,把他的所有要求都当做自我的要求而代他思考,代他实现。在整个世界上自己是孤立无依的,童年的母爱永远成了过去的回忆,但也成了自我最美好的回忆。在这时候,母亲的形象才在自我的意识中上升到至高无上的高度,才成了自我的最高理想。世界上对于他什么最宝贵?母亲与母亲的爱!其他的东西都容易找到,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找到,但即使找到,你仍然是孤独的,仍然体验不到儿时在母亲怀抱中所曾经感受过的通体的舒适与和谐,而那才是你一生都追求而再也未曾追求到的东西。以母爱为标志的母亲在你的意识与下意识中都成了你的生命所渴求的理想境界。冰心有一首小诗,充分体现了一个有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之后的人的本能般的感受。她写道: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最后,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还有:人类的一切最美好的理想实际都产生于关于母爱的感觉。道家的回归大自然,儒家的大同理想,佛家的涅槃境界,基督教中的伊甸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与人类关于母爱的向往密切相关的,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人与周围世界的完全和谐的关系,而这只有在人的无意识状态中与母体融为一体的时候才曾经存在过。在中外文化中,都经常把人类理想中的与自我有着高度和谐关系的事物或环境与母亲联系在一起,大地被称为地母,大自然被喻为母亲,回忆中的故乡或祖国也像是自己的母亲,说别人的关怀是慈母般无微不至的关怀,等等,等等,母亲是与所有最最美好的事物和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它们的一个总称。母亲在人及人类的存在中具有最最崇高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意识到这样一个有规律性的东西,即对母爱的感觉是与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的发展同步进行的。在一个人与母体在无意识中融为一体的时候,是一个人与母体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但这时他对这种关系却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他把这种关系只作为一种自然的、不能不如此的、似乎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都必然是如此的关系,因而他也不能把母亲与其他所有的人区分开来,把母爱当做最值得宝贵的东西。只有在他逐渐有意识地脱离开母亲的保护之后,只有在他在更大的范围去寻找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时候,他才会知道,母爱只有在母亲身上才能找到,在任何其他一个人身上是不可能找到与之完全相同的爱的。世界上只有母亲的爱才是真正无私的,是博大而自然的,并且是不附加任何前提条件的。她爱你,只是因为你是她的儿子或女儿,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学说,是重视家庭的人伦关系的,是崇尚孝道的,但它不是从人性自身来理解它和重视它,而是从其现象上,从社会和家庭的表面和睦的需要上来强调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样,它便走上了通过抑止人的个性发展的方式企图永远保持母子的完全和谐,它无视子女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所心然发生的反叛母体、脱离母亲的保护的倾向,并用不孝的罪名笼统地压抑这种倾向的产生和表现,用简单的表面服从把子女永远限制在母亲的保护和管辖之下。这样,它实际是把作为两个独立的人的关系同作为母子的自然亲情关系混淆在了一起。作为两个独立的人的关系,它像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利益关系,而作为自然的母子关系,则是完全和谐的同一个个体的关系,是超功利的,不计利害的你即我、我即你的感情关系。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极为落后,像我们现在已经感到的统一的社会组织形式一直没有正式形成。在中国,整个社会对于女的教育和老年人的抚养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这些都必须通过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亲情关系来解决。所以,中国的儒家学说就把母子的感情关系同彼此的物质利益关系完全等同起来,子女一生都必须顺从父母的意志,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的供养关系,这种供养主要是由于父母在自己幼时对自己的抚养,恰恰是在这种利益的关系中,埋没了二者自然感情的超功利性的纯美纯情的本质。父母加强了对儿女的经济上的期待,并因此而加进了更多的私利的性质;儿女背上了恩情的债务,掺进了更多的经济考虑。这极大地加强了子女在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心理阻力,而这种阻力则起到了破坏母子自然亲情关系的作用。母亲把儿女独立意识增长的过程视为子女不孝的表现,把他们的自由选择当做对自己的背叛,儿女则在自己的自由选择的过程中经常遇到父母的阻挠。一个要自由,一个不能给他以自由,内在的矛盾就加深了,这实际是把一个人在社会上所遇到的所有矛盾都家庭化了,而在家庭关系中则把子女与父母划分到了相互对立的两边,世俗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母子关系中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不断冲击着母子美好的自然亲情关系的堤坝,使母与子都感到难以言传的痛苦。这种父母与子女的感情分裂首先发生在父母与女儿之间,女儿不能继续留在家庭内部起到赡养父母的责任便为父母所轻视,母亲为生养女儿而感到自我的低贱,从而在下意识中对女儿产生敌对的情绪,而女儿则在父母的轻视中感到卑屈,出嫁后的女儿永远感到无法报偿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负累。儿子则在自己的生存道路上必然处于与父母、与妻子、与自己的子女的三重感情联系的纠结中。儒家文化为中国古代人提供了在这三种关系的较量中看待一个人与父母感情关系的方式,实际上使彼此成了互相压抑的力量,把成年男子置于了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相类似的尴尬处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对父母的自然亲情关系与儒家的孝道在本质上就成了两相对立的东西。当人们在内在情感上怀恋母亲与母亲的爱的时候,往往是按儒家的要求没有尽到孝道的时候,而在他自以为尽到孝道的时候,恰恰则是他对父母的感情相对平寂的时候。这两种情况都使他无法把母爱的主题升华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对于母亲,中国
  古代文人几乎只有在母亲故去之后才常常用先妣事略一类的方式表示对她的
  忆念,但往往也不是感情的,而是依照传统妇德对之进行千篇一律的颂扬,很难成为艺术品味很高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化的程度提高了,他们离开家庭来到统一的中国社会的舞台上。在他们自我意识和自我独立意识的成长过程中,所要反对的已不是自我的父亲或母亲,而是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用爱的力量改造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与父母的具体的、个人间的矛盾,现在已经不被视为父母与自我个人间的矛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父母也是旧的伦理道德的受害者,从而净化了自我与父母的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的世俗关系的杂质,把亲情关系从世俗关系中提取出来,加强了他们与自己父母的感情联系,从而也使这种关系上升为一种文学的审美关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化,不是疏离了人与人的亲情关系,而是更加强了亲情关系的感情性质。母爱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只有那些企图以爱的理想改造社会、改造全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人们,才会更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和崇高。母爱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实在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应该说,在中国现代散文中母爱的主题的表现还是很不充分的,它之所
  以不充分仍在于中国现代作家还很难把这一主题的无限深厚的内涵充分展
  开,还不可能在人性的全部复杂性上展示母爱的伟大的力量。如前所述,母爱的最深厚的根源不是在其理性中,而是在其本能中,中国现代散文处理这个题材的方式还过于理性化,这显然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巨大制约。倒是在脱离开纯自我的亲情关系描写的小说和戏剧中,如鲁迅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有对母爱力量的更充分的表现。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这类的佳作不少,但出类拔萃的伟大作品几乎没有。我认为,我们不必讳言这一点。
  1995年1月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红菊》序
  母爱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爱,这种爱植根于人性的最深处,成为人类不断蕃衍生息的最伟大的力量;父爱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它构成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职能,起到组织人类、发展自我的巨大作用。但单纯的母爱和父爱都是个体的、分散的,并且彼此之间往往是矛盾的、相互排斥的,把母爱和父爱推及于整个人类并把人类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则是友爱。
  友爱不是人类本性的直接体现,而是母爱和父爱的另一种转化形式,但正是有了这种转化形式,人才把自己提高到了真正人性的高度。母爱和父爱是自然的,但也正因为它的自然的性质,它自身无法向周围辐射,一个母亲在自然的状态下就爱自己的儿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也爱别人的儿子,中国古代历史上大量的后母故事,说明母爱在自然状态下是有极大的排他力的。
  人不仅需要生活在家庭里,更重要的是要生活在社会里,而把自然状态下的爱转化为社会的、文化的、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形式的,则是这友爱。友爱是后天的、文化的、社会的。
  人为什么会产生友爱的要求?为什么蚂蚁可以组成一个严密的集体性的生产形式而彼此却没有友谊可言?在这里,我认为可以发现甚至连那些伟大的思想家都常常忽略了的事实,即人的社会性并不仅仅产生于人的生产形式的需要,同时还是人性的、精神性的需要。这种人性的、精神性的需要把人的两性的需要变成了爱情,使之不再像动物般只是肉欲的满足和生殖性的行为,也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友爱的关系,使之不仅仅是利益的关系和生产性的行为。作为感情动物的人,在母亲和父亲那里不但承受了肉体的养育,而且受到了感情的关怀,使人的一生都同时有着两个方面的两种根本的需要,一是在物欲上满足他人与被满足的需要,一是在感情上爱他人与被爱的需要,被动性的在物欲上被满足和在感情上被爱是一个由幼及长逐渐弱化的本能要求,主动性的在物欲上满足他人和在感情上爱他人是他们从父母那里习得的逐渐加强着的后天趋向。在很多情况下,友情首先在兄弟姊妹之间产生,但它不局限在兄弟姊妹之间。友情与母爱、父爱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母爱和父爱的最纯粹的形式是单向的,母亲和父亲是施予者,在子女不知爱母亲和父亲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在本能上爱自己的子女,并且这时的爱心最强,子女则只是爱的被施予者,而友情则是双向的,双方都是施予者又都是被施予者。在这种关系中,人加强了以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了解能力,加强了表现自我与理解对方的能力,所以朋友是一种在正常条件下不断加强着的感情的联系。友爱是社会性的,它不受血缘关系的制约,通过或不通过兄弟姊妹而与家庭外的社会成员建立和谐或相对和谐的关系,构成一个适于自我生存的小的社会空间。没有这样一个空间,人在社会上是绝对的孤独的,他的被爱和爱人的内在需要都无法得以实现,因而他也无法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没有生存的力量和勇气;友爱是文化的,它完全脱离了本能的基础,通过彼此之间的各种外在表现而互相了解,从而把对方的一切表现符号化,语言之间的交流更加重要,社会上的一切文化本质上都是在人与人的这种联系中产生和发展的;友情的另一个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不是一体的和谐,而是对立的统一,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相对和谐。母爱是对对象的完全包容,它不以对方的具体表现为前提条件,父爱也有类于此。假若一个人仅仅在母亲的抚爱之下形成自我的生活习性,他往往是自私的,因为他总是可以被动性地承受别人的爱而不必体谅别人的要求,而单纯的父爱则往往养成人的纯被动服从的习性,友情这种对立统一的形式使人在人面前增长着独立性,也增长着对另一些独立个体的理解力,培养着与人协调相处的能力;对于一个成长着的人,母爱和父爱是滞后的,他不能只在母爱和父爱的保护下生活,他必需学会独立地面对周围的世界。七岁、八岁万人嫌,这时一个儿童就开始有了脱离父母的保护,寻求独立性的趋向,而在这个过程中,友情则起到了桥梁作用,也起到了转化他对母爱和父爱的感受的作用,他开始从友爱的角度看待母爱和父爱,不再把父亲和母亲当做自然而然的东西,不再认为不论自己什么样子父母都会钟爱自己,从而通过自己的行为去争取父母的爱,像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与其他小朋友的爱一样。这种友情对一个人是贯穿一生的感情需要,它对人的一生的精神世界的状况起着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友情?友情是在彼此交往过程中所建立起的精神世界的联系。一个人有爱人与被爱的需要,当他感到有被爱的需要时,他能在对方身上感到对自己的爱,当对方需要爱的时候,他能给予对方以爱的关怀。彼此在相处中就构成一种基本和谐的关系,并且各自都感到对方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由于这种感情的存在,彼此更能自觉地以对方的内在需要而理解对方的言行,体谅对方的苦衷,从而对对方的言行有更大的包容性,对彼此之间的矛盾有更大的消化力。但友情的后天的性质,也使它较之母爱和父爱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母爱和父爱是从深层向外层的浸渍,它的外在表现往往不足以体现内在感受,而友情则是从外在向内在的渗透,其外在表现往往掩盖住内在的实质,因而友情常因实利性的需要而受到破坏,也常常在实利性的动机下而受到污染。精神的东西需要物质形式的表现,但物质性的表现手段是可以模仿的,可以脱离内在的感情需要而独立存在,这就使友情关系呈现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状况,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与人之间经历过时间考验和患难与共的考验的真诚友情才显得愈加宝贵。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有大量表现真诚友情关系的诗文名篇,这个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续得到了贯彻,但其中也增加了新的内涵。
  中国现代作家对友情的表现,较之中国古代作家的同类表现我认为有下列几个特点:一、增加了国际性的内容。本集收编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它就是对一个日本老师的忆念,这类的篇章在中国现代散文中虽然还不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作为一种倾向是值得重视的,它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国际联系的加强,反映了中国人开始融人人类的大家庭;二、增加了社会性的内容。中国古代作家对友情的表现主要集中于个人的交往,而中国现代作家在个人生活的交往的同时,又往往有着社会交往的内容,他们在共同的社会理想、共同的社会事业、共同的生活命运中建立起彼此的感情联系,因而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也有各种不同的社会性的表现。它们不但记录了友人的生平事迹、生活细和道德品貌,同时也记录了自己的时代;三、增加了平民性的内容。古代表现友情关系的诗文主要集中于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和隐士高僧,现代散文家则把各种平凡人的平凡人生大量写进了自己的作品,这表示中国现代文人的情感联系更广泛、更复杂了;四,情感的细腻性、朴素性是现代这类散文作品的主要特征。现代人的平等观念加强了,很多在古代被视为不平等地位的人,作家开始以平等的眼光感受他、表现他,这使他们的作品写得更加朴素也更加细腻。
  友情的原则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最美好的原则,它是对社会的实利关系原则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它理应成为社会组织原则中的重要内容。但我认为,直至现在,我们还很少注意对友情这种关系做系统的思考和研究,对友情的产生、保恃与发展的规律有一些理性的认识,并自觉将这些规律运用到社会的一般交往之中去,因为一个社会假若只靠权力和金钱来维持,这个社会是不适于人的生存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中国人自古都很重视人与人的友情关系,但可惜往往仅仅重视它的自然的生灭,而整个社会却是按父子君臣的权力关系组织起来的,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可歌可泣的个人之间的友谊,但整个社会的友爱关系却难以建立起来。在社会的友爱原则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个人之间的友情关系也是极不稳固,极易遭到破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用权力手段摧毁各种个人间的友谊关系的例子,而现在在经济大潮中各种非人性倾向的泛滥,说明仅仅用金钱的原则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也是不行的。金钱、权力是不可缺少的,但它们必须在人类爱的基础上被使闲,否则,它们不但不是造福于人类的东西,而且会成为毁灭人类的手段。
  1995年1月14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① 本文是为邓九平、于海婴主编的《相思四种红菊》所作的序。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5 年版。

  ●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身上最终找到的是他自己。文学研究尤其如此。

  刘梦溪
  (1941~)
  原籍山东黄县。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文化》杂志主编。著有《文学的思索》、《文艺学:历史与方法》、《红楼梦新论》、《红学》等。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引子
  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是指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里叙述贾家的来历,说自国朝定鼎以来,赫赫扬扬,已历百载。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是为1644 年,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 年的再评本,已称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上推十年,是1744 年(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距1644 年恰好一百年。而《红楼梦》研究,如果从1904 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一百年的中国,闹闹嚷嚷,不可终日。这一百年的红学,也是闹闹嚷嚷,无有竟时。《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杜甫诗:“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陈寅恪亦有诗云:“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①。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潘重规先生写过《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我本人写过《红学三十年》。现在该有人来写《百年红学》了。
  ① 参见《陈寅恪诗集》第126、127、10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上篇“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百年红学,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这里用得上《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做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性传统。但到了清中叶,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一曰审名实,二曰重佐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①。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是具有力学术而学术的精神②。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真正开现代学术之端还是在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解。
  ① 《大炎文录初编·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1898 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1902 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 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③。就中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在时间上,《红楼梦评论》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如果说王、蔡、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范,那末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③ 参阅拙稿《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中国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
  第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有的是自觉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王国维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等,都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论文。“五四”前夕,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在哈佛留学,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请吴宓讲《红楼梦》,后来这篇演讲以《红楼梦新谈》为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演讲时间为1919 年3 月2 日。3 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写了一首七律: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 付与劳生一呛神。
  吴宓和陈寅恪发表对《红楼梦》的见解,也都在1921 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1945 年吴宓在成都时又写过《红楼梦、系列论文,连载于《流星》、《成都周刊》等杂志。直到晚年,吴宓仍以对《红楼梦》有特识独见自居。
  陈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红楼为喻,增加理趣。
  陈独秀也写过研究《红楼梦》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20 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题目是《红楼梦新评》,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是索隐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之作。胡、蔡论战是本世纪20 年代学术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红楼梦》以及红学的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与这次论战有很大关系。胡适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猜笨谜”,蔡元培回答说:“胡先生所谥为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红楼梦》的内容很“值得猜”。对此胡适起而回应,并在文章结尾处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朋友了。”论战双方观点截然对立,措辞亦相当尖锐,但态度温婉忠厚,不失学者风度。
  ① 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 页,写作时间署“1919 年3 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
  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
  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 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红学之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个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师儒”一词,显然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己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义。应该承认,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就学科的树立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事实上,在王、蔡、胡的影响之下,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连现在已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30 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红楼梦》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至1936 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学家容庚,敦煌学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文学史家郑振铎、阿英、李长之、刘大杰等,都写过有关《红楼梦》的专文或专书。
  至于50 年代以后,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厂。翦伯赞、邓拓、郭沫若、王力、郭绍虞、韩国磐、傅衣凌、程千帆、郑朝宗等等,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疏不间亲”的原则。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红楼梦新探》、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柳存仁、周策纵两位先生,早已被视为《红楼梦》里人,但他们毕生治学,另有伟绩,重点绝不在红楼。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且成就卓著,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谍之学。最近,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已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十期,今年7 月即可与读者见面。我初步印象,这是近年来《红楼梦》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退休以后转而注意思想与文化,前不久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与杜维明先生讨论新儒学,这次又来涉足红学,确不乏心得。文章尝送钱钟书、夏志清两位先生看过,都有相当肯定。
  第三,许多知名作家的介入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不熟习《红楼梦》的。我所说的介入,是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专论。沈从文、鲁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张天翼、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说家,都写过重要的《红楼梦》文字。
  诗人何其芳写于50 年代的《论红楼梦》,更是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诗人徐迟也著有《红楼梦》的专书。林语堂的专著《平心论高鹗》、清宫小说家高阳的《红楼一家言》,人们非常熟悉。高阳先生不幸作古,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奇思傥论,足可以给常常固执一端的红学界带来刺激和① 《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
  启迪。女作家张爱玲出版过《红楼梦魇》。另外散文、戏剧家,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重要的《红楼梦》论文,题目是《艺术是克服困难》,1963 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作。杨绛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学,她选择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视角,使文章成为非常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钱钟书先生虽然没写过专门的《红楼梦》文字,但所著《管锥编》、《谈艺录》两书中,引证《红楼梦》处俯拾可见。诗人,作家的介入红学,打开了《红楼梦》的另外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本来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感悟的翅膀。
  最近在中国大陆,又升起了两颗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的新星——王蒙和刘心武。1991 年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蒙的红学专著《红楼启示录》,十五万字,基本是在1989 年下半年至1990 年初写成的。当时作者住在医院中。成书之前,单篇文章曾披载于报刊,读者争相传阅,有洛阳纸贵之势。作家宗璞《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说雪芹也没意识到的。”读过王著的人,会认可这一评价,不会认为是作家之间的调侃溢美之词。《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行一万册,不久再版、三版,现在已经印行五六万册了。刘心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话说赵姨娘》一文,颇有可读性。后来还作起了红学考证,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周汝昌撰文呼应,一时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反响。
  第四,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表明,红学的盛衰似乎与社会变端有一定的关系。何时《红楼梦》研究变得热门,往往有具体的文化背景。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
  不谈新学谈红学,谁是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写道:“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①这说明《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现实的关注点。1921 年,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在给顾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良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如有神助也。”②“剧谈红楼”的雅兴,使他们躲开了不忍观的现实的关注点。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的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盖全之嫌。
  第五,百年红学,大故迭起,波诡云谲,争吵不休,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我在《红学》一书中,有一专章叙论红学论争和红学公案。我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还不免挂一漏万。这一章的题目,我称作“拥挤的红学世界”。而且红学论争格外牵动人们的感情。清末资料记载的因对宝钗、黛玉的评价不同而“几挥老拳”的传统看来是承继下来了。一些客串红学的学者,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而且红学论争绝不以地域为限,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大陆固不必说,台湾、香港以及北美的论争,即使没有更胜一筹,也绝不相形见绌。
  ① 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 《红楼梦辨》顾序所引,见该书第4 页。
  如此激烈的红学论争,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担心一旦陷进去,无以自拔。余英时先生就说过,《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李田意先生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怕谈红楼》。我本人也几次声明,从此洗手不干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决计不轻易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近年我一直在逃离红学。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宝岛,参加的又是《红楼梦》的会议。这只有用“在劫难逃”四个字来形容了。
  第六,近百年来的红学,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保持着学科的生命力,与不断有新材料的发现有很大关系。胡适起而与索隐派红学论战,凭借的就是新发现的《红楼梦》早期抄本,一个是甲戌本,一个是庚辰本,上面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的许多批语,透漏了一些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家世遭遇和背景情况。随后又有大量清宫档案的出世,对曹雪芹的家世和亲戚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了。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的发现。对一门学科来说,新材料的发现,是这门学科设立的先期条件。王国维氏尝言:“古来新学问起,都由于新发现。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①陈寅恪也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得予于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予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问喻者也。”②《红楼梦》背景材料的一再发现,为红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区域。所以有脂学出焉,有曹学出焉。事实上,后来的红学研究,已扩大到整个明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因此现代学术史中的红学一目,才有那样强的生命力,那样大的吸引力。
  但随即发生一个问题,检讨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本文的研究反而多少忽略了。另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总是极为偶然的。对己有材料的诠释,到一定时期也会达到一个极限。其结果研究队伍如此庞大、不时成为学术热点的百年红学,所达成的一致结论并不很多。相反,许多问题形成了死结。我曾说红学研究中有三条不解之谜:一是芹系谁子;二是脂砚何人;三是续书作者③。这三个问题,根据已有材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当然,以后如有新材料发现又作别论。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安文集续编》第65 页,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③ 请参阅拙著《红学》第334 至335 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年版。
  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致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
  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①,不失孤明先发之见。我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联系起来——百年中国也是欲理无序,曲折万端,可能也潜蕴着许多未解之谜。《红楼梦》研究扭成了许多死结,百年中国也扭成了许多死结。话说回来,也许百年红学的命运确乎与社会的变端真有一点什么关系?吾不知矣,吾不知矣。难言之哉,难言之哉。
  ① 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
  下篇“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
  20 世纪眼看就要走完了它的行程,百年红学也走到了百年的尽头。世纪转换,红学将怎样发展?红学未来的命运如何?说来很不幸,以我个人的观察,现在国内的红学,多少有一点“礼失,求诸野”的味道。比如多种版本的《红楼梦》电影、电视连续剧的相继问世。站在学术的立场,我无法认同这些视觉形象。又比如现在中国大陆,南北都在大建大观园。红楼服饰、红楼宴大兴其时。红楼服饰虽有混淆明清两代的迹象,但清代的特点还是明显的。而清代服饰是否代表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正宗?我颇表怀疑。唐宋装是好看的,日人有所承继,我们这故国,却被清代“剃发易服”而后隔断了。
  1991 年,康来新教授首创红楼之旅,我随喜着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恳谈会。
  当时我被问及该怎样看待这并不古老的“浪漫之旅”,我感到很不好回答。
  我想这创意是极佳的,也许有助于古典文学名著的诠释与普及。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红学呓语》,文章的后半部分谈的就是红楼文化问题。
  我认为红楼文化固好,但要避免俗世化。因为有人提出了“应用红学”的概念。我说“应用红学”如果也可以算作红学的话,用得上史湘云的一句话:“这鸭头不是那丫头,缺少二两桂花油。”盖缺少学术是也。
  所谓“应用红学”,决不应该成为未来红学的发展方向。
  尽管如是,真正的有学术价值的《红楼梦》研究,仍在继续中。受材料的限制,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很难前进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小说批评派红学不存在无米的问题,小说批评从本文出发,只要《红楼梦》在,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饭来。何况《红楼梦》本身——文本中,还潜伏着许多未解之谜,足够睿智之士猜上几个世纪了。不久前,邓云乡先生透漏一条消息,说前些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北京看望俞平伯先生,两个人闲聊,谈到有人考证林黛玉是吊死的,因为太虚幻境里黛玉的册子上,写的是“玉带林中挂”。说到这里,俞老先生非常严肃地问邓云乡:《红楼梦》第五十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宝玉离席回怡红院,偷听袭人、鸳鸯说话,然后又出园回到席上。半路宝玉要解手,跟随宝玉的麝月、秋纹都站住,背过脸去,笑着提醒宝玉:“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风吹了肚子。”俞老先生问邓云乡:“宝玉为什么要蹲下来解手?”邓是研究北京民俗的专家,他说北方儿童穿满裆裤,站着撩衣露很大一块肚子,天冷吃不消,所以北方的父母都教男小孩蹲下来小解。问题本身自然小之又小,弄得清楚和弄不清楚,都无关宏旨。
  但《红楼梦》研究者不同,就是探究得这样深细,所以才出现许多红迷。
  总之,依赖于《红楼梦》文本的红学小说批评,前途是无量的。无论再过多久,人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对《红楼梦》做出新的解释。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王。社会的复兴,文化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回归原典的活动。《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化经典,魅力是永存的,红学不红学,倒在其次。
  当然现在的《红楼梦》读者,对作品的关注点与过去已有所不同。百年红学的一个积极成果,是《红楼梦》这部古典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只红楼,水浒、三国、西游等几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古典小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参与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语言、生活,甚或价值判断的借用符号。
  如果加以区分,大体上少年儿童喜欢《西游记》,老年人喜欢《三国演义》,农民喜欢《水浒传》,知识分子喜欢《红楼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今天的读者有不同的选择。青年中喜欢贾宝玉、林黛玉的人越来越少,而王熙风备受青睐。《红楼梦学刊》近年多次收到称颂王熙凤是时代新人的文章。
  前年春节,我和内子在深圳,一位朋友带她的十五岁的女儿看我们。这个女孩喜欢《红楼梦》,不知读了多少遍。我问她喜欢哪个人物,她说喜欢王熙风。我大感意外。她还说也喜欢朱自清,将来找丈夫就找个朱自清一样的人,但要有个郁达夫做她的情人。我和我太太、她的妈妈,三个人都惊呆了——她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小女儿的如此高论。
  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就一个具体人来说,对《红楼梦》人物的选择也是变化的。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十几岁的时候读《红楼梦》,最喜欢的人物是晴雯。二十几岁的时候,很欣赏史湘云。现在想,《红楼梦》中最了不起的人物,应该是平儿。给王熙凤做贴身丫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平儿做得很好。王熙凤视平儿为心腹,其他的人,例如李纨,也说平儿是凤姐得力的臂膀。平儿绝对没有对凤姐不忠实的地方,但王熙凤做坏事,平儿绝对不做。不仅不做,她还要背着王熙凤做好事。“相济”而不“同恶”。“同恶相济”这句成语,不适合用在平儿和王熙凤的关系上。平儿是维护凤姐的,但凤姐的罪恶,平儿却没有份。贾府上下没有人说平儿不好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王熙凤犯事,案情牵连平儿,一定不知有多少人出来作证,认定平儿无辜。做人做到如此地步,可以说达到了做人的一种极致。要说做人难,没有比平儿做人更难了,但她却做得最好。所以我觉得平儿其人最为难得。不过这样的认知,须得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方能取得。就像《红楼梦》里平儿的思想风貌,必须经过“柳叶渚边嗔莺咤燕,绛云轩里召将飞符”、“荣莉粉替去蔷蔽硝,玫瑰露引来获苓霜”这些纷扰之后,然后方能在“判冤决狱”的大关目上显现出来一样。
  研究者从研究对象身上最终找到的是他自己。文学研究尤其如此。
  但《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红学作为一种职业,她的盛世恐怕是过去了。百年红学已经极尽了学术之盛。现在的情势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1991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上,我曾说红学研究己到了“食尽鸟投林”的地步。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国内的红学名家续有新作的很少。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红楼梦》研究的伪考证之风趁虚而入。近两年大陆红学最轰动的新闻,是有人撰文说《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更好。其目的是翻“五四”以来顾颉刚、俞平伯等老一辈红学家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比较研究成果的案。
  再就是有人连篇累牍地写文章,说现存各种脂研斋评本都是假造的,企图把“五四”以来新红学的研究成果一笔抹煞。主张不应否定后四十回的功绩,是对的,早有不少学者这样做过了。吴组缃教授于此持论甚坚。但一定要说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写得好,恐怕稍具文学鉴赏眼光的读者部不会认可。至于脂本假造说,尤其缺乏坚实的根据。还有作者问题,近年对曹雪芹是《红楼梦》原作者的质疑文章明显增多,但也只是提出疑点,证据并没有少许增加。因此这类红学新闻,大半是“炒”出来的,舆情尽管沸扬,于红学的学术进境却鲜有小补。相反,这种炒冷饭、伪考证的行时,恰好说明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红学,已经到了梁启超所说的学术衰落期,呈现出佛家所谓之“灭相”。如果要我来展望世纪转换后的红学,那末我可以作一个比喻:已往的百年红学,相当于《红楼梦》前八十回,从今而后的红学,最多是后四十回续书而已。也许我的看法过于悲观。不过没关系,乐观的朋友丝毫不必紧张,
  因为前面说了——现在不是正有人力图证明《红楼梦》后四十回比前八十回
  写得更好吗?王国维撰写《红楼梦评论》的1904 年,曾写过一首《出门》诗,全诗八句写道:“出门惘惘知奚适,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购书那计读,且消今日敢论旬。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我欲乘龙问羲叔,两般谁幻又谁真。”我草这篇论文此时此刻的心情,和王静安先生九十年前撰写《红楼梦评论》的同年所写那首诗的心情,实相仿佛。我也不知我之所论,是接近“幻”还是更接近“真”?
  1994年5月
  ① 梁启超论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全盛期、兑分期、衰落期,并以佛家“流转相”之生、庄、异、灭概括之。其论衰落期写道:“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睿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遂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 至3 页。

  ●有书为伴,孤独也是一种享受,深刻而丰富;闲暇将卓有成效;幽静将变得烂漫多彩;嘈杂也可以宁静和谐。

  蒋子龙
  《1941~)
  小说家。笔名田重。河北沧县人。196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蒋子龙短篇小说集》、《开拓者》、《蒋子龙中篇小说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散文集《过海日记》、《国外掠影》,文艺论集《不惑文谈》等。

  书的征服

  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书,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精神失去了阳光,思想无法传播,知识不能保存,语言失去意义,人们的生活残缺不全,生命将变得无法忍受……
  所以,书是人类一种伟大而美妙的发明。
  文明的征服其实也是书的征服。
  书是最聪明、最可靠的老师和朋友。
  有书为伴,孤独也是一种享受,深刻而丰富;闲暇将卓有成效;幽静将变得烂漫多彩;嘈杂也可以宁静和谐。
  移植生命,保持记忆,激发思想,传播知识,交流信息,表达灵感……
  书有说不尽的好处。正因为如此,书才有强大的征服性和侵略性。我怕搬家就是怕搬书,所谓搬家主要就是搬书。每次搬家在家人和帮忙者的一再怂恿下都不得不扔掉一些书。逢年过节,把屋子收拾利索,长了能维持几个月,短了不消几天,屋子里又乱了,主要是书在捣乱,到处是书堆。外出总禁不住要逛书店,逛书店就不可能不买书。新书、准备要看的书、看了一半的书、写作正用得着的书、有保存价值的书,占据了我房子里的绝大部分空间;而且还不断扩展,每时每刻都在蚕食供我存身的那块空间。这不是侵略是什么?我舒舒服服、自得其乐地接受这种侵略和征服。
  书不仅征服时间和空间,更征服人的大脑。但是,倘若一个人只是被书征服,而没有征服书,充其量也只能算个书虫子。正如培根所说,把自己的大脑当成草地,任别人的思想如马蹄一般践踏。那样的话,再好的书也将失去其魅力和价值。
  会读书的人都懂得征服书。
  学生们有这样的体会:一册很厚的新书,会愈读愈薄,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就剩下那么几道题了。这叫吃透了,掌握了,征服了知识。
  读其他的书也一样,即便先被书征服,最后还是要反过来把它征服。
  书能够给人提供多种选择:生命的选择,思想的选择,生活的选择。书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生,使我们生活在自己选择的时代里。在自己的生命之外,还可以再补充别的自己所需要的人生,可以拥有多种人生经历。每看一本书就是进入那个作家的头脑之中,了解他的思想、感情、经验和智慧。
  读书需要选择。如果不善选择,一生什么事都不干,光读别人的书也读不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读——失去了意义,书——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我的办法是,翻遍所有能接触到的书,因为不亲自翻一翻就不知好坏,难以取舍;然后把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书扔掉这种价值的评定是没有什么统一的唯一的标准的。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本书就像一根绳子,只有当它跟系着或捆着的东西发生关系时,它才有意义。同是一本书对有的人毫无价值,对另外一个人说不定就有点用处。
  读书的功夫要下在需要认真阅读、仔细品味的一类书上。这类书能满足你的精神需要,激发你的才智,帮助你完善自己。你要征服的也是这样的书。
  多好的书也不是供香客朝拜的祀奉物。
  还有一些是供你消遣、娱乐的书,可在沉闷无聊的旅途上,在紧张疲劳之后,在工作之余,以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去读,而不必用正规的时间。我现在才真感到时间宝贵,浪费不起。好像一天不再有二十四小时,只剩下二十小时或十八个小时,其余的时间被电视和其他一些不用动脑子的活动占去了。我的窗台上和写字台周围书刊堆得过高了,就反省自己是不是读书的时间减少了。于是拼上几个晚上,把功课补齐。
  当然,还有一部大书,每个人都需要终生不懈地精读粗读苦读喜读,它就是社会这部活书。读它不能代替读印刷的书;同样,读印刷的书也不能代替读它。

  多用斋多味斋

  “我的书斋”——编辑出了个多么清雅的题目。
  我也有个读书写作的地方,但那叫“书斋”吗?在我的想象和希求中,“书斋”可是另外一种样子。可不叫它“书斋”,又叫它什么呢?
  不是它选择了我,也不是我选择了它。我拥有它完全不是因为我喜欢写作,仅仅由于我“参加革命”近三十年,理应有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是生活把它分配给我,或者说是命运把我塞给了它。它因为我而能荣幸地在《光明日报》上占一角地方;我能成为一个“写匠”也多亏它。我们相互依存,充满感情。虽然它地处郊区,是大地震之后盖起的简易居民楼中的一间,夏天小贩的叫卖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不绝于耳,冬天西北风呜呜怪叫,好像随时都可能再次发生地震。但我对它还是充满了依恋。我最快意的事情莫过于躲进它的怀抱,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看点自己想看的书。
  它的空间有限,但用途很广。它是我们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我无法按自己的兴趣和风格来布置它,只能按“家庭首府”的需要来安放东西。
  房子的正中间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蜂窝煤的炉子,靠它取暖做饭。吃是活着的第一件大事嘛!一张单人床也是必不可少的,据说床铺南北方向置放为最宜,这是由于地磁的作用对人体有好处。因我的房子太小,实在调度不开,只好东西方向安放。我常做恶梦,大概就缘于此。
  一进门最显眼的当然就是那两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了,它是我自己设计的。用硬柞木制造,高及屋顶(房子小就要充分利用高空),精细而又结实,颇像两个气概不凡的男子汉。左边悬着一把云南户撒的精钢青龙剑,右边挂着景颇刀。这两个书架里的书都是我喜欢的,有参考价值,不借外人,而且不断更新。如今铅字和油墨给人类造成的负担是很沉重的,许多书是不配摆上书架了。
  靠着东墙还有两个从家具店买来的书架,与我自己设计的书架相比就显得矮小、寒酸和粗糙多了。如今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要高级的,唯独没有高级书架。四个书架都塞得满满的,淘汰下来的书就捆好塞进床底下,堆到阳台上。在两排书架的挤压下留出一个小胡同,一头通阳台的门,一头顶上北墙。不论房子多么拥挤,也必须留出一块空地,供我在构思或被一个句子卡住的时候来回蹓跶,借助双腿有规律的运动,打通堵塞的思路。
  我只要蹲在家里,就得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书的挤压。垫花盆的是书,当茶几的是书,柜顶上的是书,过道里是书,厕所里是书,门后边是一人高的杂志垛。站在窗前向外望是像书本一样四四方方的大板楼;推开门向后看,还是方方正正的板子楼。狭小、拥挤、晕眩,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感受不到城市生活里的“现代气息”?
  既然叫“书斋”,自然少不了一张书桌。但这张书桌不归我专用,谁的工作重要谁就有权占用它。儿子今年要考大学,只要他回得家来,我便让位。
  全家人吃饭在这个房间,待客在这个房间,除夕放鞭炮、看焰火也要站在这个房间的阳台上。所以应该叫它“多用斋”。
  在迎面的墙脚下放着一对触目惊心的巨型哑铃,这是当年我干锻工时根据自己的力气亲手锻造的,是钢的,不是铁铸的。它无声地告诉客人们,这间屋子的主人有多大的蛮劲,足令那些文弱瘦俏的同行们咋舌。“好汉不提当年勇”,其实我眼下对它也是举得起玩不转了。当年从事重体力劳动积攒下的老本快吃光了。
  还有什么呢?噢,一对沙发。来两个客人正好,来三个以上的朋友就要坐到床上去或打开折叠椅。北墙上钉嵌着一挂鹿角。东南角的书架上面有一个苍鹰的标本,利爪紧紧抓住一块山石,翅膀张开,目光贼亮,似乎随时都可能俯冲下来。还有大大小小十盆花木,枝叶茁壮,很少开花。我偏爱看叶的植物,四季常绿,永远富有生机和希望,给人以扎实稳重的感觉。花儿虽好,有开终有落,开时好看,高出叶子一头;谢时难看,惹人怜惜。书架里、书桌上还摆了一些不值钱的工艺品。一位风雅的朋友说:“你这屋子里乱套了,什么玩艺儿都有,不协调,没有风格。”
  是的,乱七八糟是我这屋子的一种格调。不仅如此,连这里的气味也是多变的。抽烟的客人走了留下烟味,时髦的女客走了留下香水味,工厂的朋友来了谈经济,老家里来人谈农村,干部来了谈时事,同行们来了谈文艺……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气味,唯独我这间屋子里是杂味。有时一天要变好几种气味,堪称“多味斋”或“杂味斋”。
  不管怎么说,我在自己的房子里感到轻松、自在,且有一种安全感。我是“业余作者”出身,用唱戏的话说叫“票友下海”。写作没有规律,一身游击习气,在哪儿都能吃能睡能干。可还是回到自己的根据地,精神最愉快,竞技状态最好。因此我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诞生在自己的“多用斋”里。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是趴在缝纫机上写出来的,因为孩子要占用书桌写作业。我一向觉得孩子第一,写作第二,至今如此。虽然作品也是自己的“孩子”。
  所谓“破家值万贯”,我深以为然。“破”而有用,虽“破”而属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正因为它“破”,可以不必精心爱护,省却不敢碰、不敢摸、不敢坐以致成为物质的奴隶的担忧。如果“破”而“多用”,或“乱”
  而“多用”,就更加可爱,完全值得像我这样写文来自卖自夸一番。

  ●爱书、猎书、藏书的确都是苦事。

  董桥
  (1942~)
  本名董存爵。福建晋江人。1964 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75 年入英国伦敦亚非学院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长期在香港和英国两地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现退休著书。历年在港台两地出版散文集《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辩证法的黄昏》、《另外一种心情》、《双城杂笔》及翻译书籍多种。

  书窗即事

  连夜检阅自己文稿,挑选十二万字编成一新文集;至初具格调,竟茫然若有所失。夫笔耕数十年而未除“轻心”之陋习,过眼杂书虽不少,每每在浅处游狎,终如钱默存所谓“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尚幸情志竟未死,持其情志,为文又何必苦苦经营满纸风云哉?只管言一时之志,诉一时之情,是冷是暖,任之可矣!至于文字功力,到底吻合情性,虽说不得“巧”,毕竟皆“出于规矩”,未失足于邋邋遢遢之造句烂泥之中,还堪自喜。香港大吹“不羁的风”,文风政风都不合自己品味,文集自不忍在此灾梨祸枣,乃寄台北付梓。集名颇费思量,至今举笔不定。既是不谙世故之“书房”中人,书名当与“书房”有染者为佳;月前在台北遇林文月,得知其新编文集以《午后书房》为名,甚以为然。林有《午后书房》一文收入联合报丛书之《大书坊》之中;该丛书亦收拙文《藏书家的心事》,原可取巧题书名为《书房心事》,转念“心事”二字,巧则巧矣,却难避纤弱伤感之讥,遂作罢。旧体诗多用“即事”为题,殊喜之;刻意创新不如袭人故智,用“书房即事”亦甚便当,且有诗味,或可考虑。乱世文章实不足换黄白之物,无奈二三十年间执著至此,时恐难甘心看破此一关;诚多事矣!身在名场翻滚,心在荒村听雨,到头来必自悔“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
  可叹可叹。或曰:拙文过分雕琢,精致有如插花艺术,反不及遍地野花怒放之可观云云,闻下不禁莞尔。尝与陈之藩书信往还谈论文章“自然”之说,其见解甚精辟,大意谓:六朝诗文绘画皆不自然,却凄美之至;芙蓉出水虽自然,终非艺术,人工雕琢方为艺术;最高境界当是人工中见出自然,如法国妞儿貌似不装扮其实刻意装扮也。野花不是艺术,伦敦公园之野花才是艺术;瑞士湖边一树一花皆经瑞士人修饰,但望之竟觉悦目,继之以赏心;英国华兹华斯吟诗之温得密湖一派自然,想来开天辟地之初即是如此,与艺术何干,与人类头脑何干?无骈体文则无唐宋八大家;韩愈之美文如“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字字自然而对仗工整,避无可避;胡适之瓶花诗“不是怕风吹雨打,不是期烛照香熏”,亦集古今之成之对仗,亦避无可避。时下新生代锐意不读书,一心想自然,无奈办不到何!惨然无色,寂然无声,天塌地裂不知名状,伤春悲秋无以形容,万千生灵涂炭竟换不来半篇有病呻吟之作品,实因不会发声,何况呻吟!陈之藩惜墨如金,一字一句皆潜心修炼,望之果如不露装扮痕迹之法国妞儿,初则悦目,继之以赏心。此岂色盲声哑之辈所能察其甘苦!写作如练琴,非日日苦练数小时不足以言“基本功夫”;无基本功夫者,虽情感如水龙头一扭而泻,究无水桶盛水,徒然湿漉漉一地水渍耳。初学者最忌写白话诗,盖自批“诗人执照”后必自信无所不可为,笔下咿咿哑哑梦呓连篇,名词动词****交配,主语宾语私相授受,望之仿佛眼睛生在屁股上之印象派画家,实则诗人连一纸便条都写不通!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晚年病目,脑力亦略见退化,每每神智不清,无法撰写正经著作,医生于是嘱其退而求其次,尝试写诗。大师闻言怏然不悦,曰:“此混蛋庸医束手无策!”意谓庸医岂可命他弃文做诗。此事说明二理:神智不清者适宜写诗,此一也;诗人不可神智不清,此二也。白话诗文确不可无旧学为体:“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不知何世”表示无视代沟;能在斜阳里细诉兴亡,则悟出荒村雨声之禅机矣。

  夜读浮想

  一
  明朝万历时人赵南星《笑赞》录一条笑话说,“郡人赵世杰半夜睡醒,语其妻曰: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接,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人有甚差别?!世杰遂将其妻打了一顿。至今留下俗语云:赵世杰夜半起来打差别。”京剧《红梅阁》说奸相贾似道宠爱歌姬李慧娘,一日同游西湖,慧娘见岸上裴姓少年英俊,赞曰:“美哉少年!”贾似道游罢回府杀慧娘。
  BruceJay Friedman 在“Sex and the Lone1y Guy”里彻悟男女交往不可存独占之念;女友坦言说与别的男子出去玩,不妨放大器度,劝她尽兴,凭良心畅玩;可是,一旦真心深爱她,则不可掉以轻心,千万细细防她和异性结缘,铸成秽业。此语或嫌憨激,却也无所讳饰。看来赵南星实在大意,竟说:“然在夫则可,在妻则不可,何也?”实则男女无甚差别,一变心终归靠不住:贾似道杀了慧娘又把裴生囚于红梅阁中,不料慧娘一往情深,鬼魂还是回府救出那个“美哉”的少年!《醉古堂剑扫》“情”部说:“阮籍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常诣饮。醉便卧其侧,隔帘闻坠钗声,而不动念者,此人不痴则慧”,裴生是痴是慧,贾似道似亦不必多事追究矣!
  《战国策·秦策》一说:“子胥忠乎其君,天下欲以为臣。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乡曲者,良妇也。”《白虎通》引曾子的话说:“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可见妇女贞节论非原始儒家在作祟。
  二
  李渔云:“一气如话四字,前辈以之赞诗,予谓各种文词,无一不当如是。如是即为好文词,不则好到绝顶处,亦是散金碎玉。”无奈今日依然有些文人“气”若游丝,呢呢喃喃笔下尽是不像人话之呓语,虽躺在担架上给抬到绝顶处,亦是散沙碎石。
  著书立说之境界有三:先是宛转回头,几许初恋之情怀;继而云鬟缭乱,别有风流上眼波;后来孤灯夜雨,相对尽在不言中。初恋文笔娇嫩如悄悄话;情到浓时不免出语浮浪;最温馨是沏茶剪烛之后剩下来的淡淡心事,只说得三分!——血气枯耗者,万万不宜恋着,否则无厄不至。
  三
  读陈从周《园林谈丛》,始知鸡喜居竹林,因竹之根部多小虫可食,且竹林之根要松,鸡群日日环根觅食,有助竹之生长。世事八九不能两全其美,鸡竹缘分,羡煞多少营营役役之“上班族”!又云:“古代造园家造桥常用一面栏杆,此实仿自农村者。农民挑担过桥,如两边栏杆则宛若夹弄,妨碍担行;牵牛过桥亦更感难行矣;因此农村之桥,无栏杆则可,有栏亦多一面。”
  禅语云: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可见清溪搭桥,则见桥见人不见清流矣。
  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景物之关系尤重功利,但求桥流水不流也:清溪点步石,着眼处亦在点步石不在清溪:“野趣”云云,墨客雅士饭饱酒醉后之发明而已。
  四
  《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说刘志略有姑为尼,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文字原是障碍,读书读书,用心处当在“读”,不在“书”;天下不能解书的大学问家甚多,毫不影响其学问。惠能不识字竟能作偈;文字“本来无一物”,“尘埃”都是有学之士“惹”上去的,然后乐此不疲,竟成文化。
  五
  Saul Bellow 年前在纽约国际笔会上大谈现代人疏离心态之弊病,结论指出美国公民人人醉心物质享受,漠视心灵祸福。Gunter Grass 及一批自由派激进作家反驳甚烈,贝娄叹曰:此批作家身在山林心在廊庙,终因分享不到权利而满心怨怼。知识分子心中山林与廊庙之矛盾,已成古今中外文化现象:孔子志为相不志为君,终不得志,开门授徒,成一家言;继起之诸子百家亦然。除非道统尊于政统、师道高乎治道的时代,否则在朝不如在野。
  钱宾四论中国文化演进之几个阶段,对士人与政道之盛衰景象说得简明通透。王安石为经筵讲官,皇帝愿意立而听;宋代理学家之兴起纵然风光一时,毕竟张周二程无救于北宋之衰亡、朱子象山无救于南宋之崩溃。元明清风气亦以不出仕为高;在野不忘廊庙的东林一派并阻止不了明室之亡。反而晚明遗老或四处流浪如顾亭林,或隐晦以老如王船山黄黎洲、或乘桴海外如朱舜水,都能发挥钱穆所谓政乱于上、学兴于下的作用。江湖侠骨在空山中听雨,虽然偶有破庙枯僧的疏离心态,到底万念还没有灰冷,也可不必像刘基那样面对聘书和剑之抉择。

  不是书话

  一
  远远就看到有个架子上摆着十几函的《国朝碑传集》。
  轻轻穿进那两道书墙,又看到几十函的《国朝蓍献类征》,看到《西园见闻录》。线装书的纸香扑鼻。突然想到一种酒,叫“满楼香”。有点莫名其妙。
  这地方总是这样静。只闻到满楼的书香。
  这个《藏经楼”,这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
  中文藏书部设在这个六层高图书馆二楼的一大边,纸香可以醉人,那股静穆的气氛也可以醉人。
  整套的《太平御览》,整套的《古今图书集成》,静悄悄。
  蹲了下来,看到《湘绮楼日记》两大函。坐在地毯上,抽出一本《八旗族谱》。书有点霉;不过很香。书墙之间突然钻出一个花白的头,“你好!”
  那张苍老的脸笑得很宽,像一本翻开来的书。一脸的皱纹,一脸的字。
  “你好!”——《我的丈夫郭沫若》,佐藤富子著。是手抄本。字写得不好,该打手板。不过,放他一马。到底是有心人,进到这样一座藏经楼,进到这样静的宇宙里面,进到这样香的旧梦里面,放他一马。伦敦到底蛮可爱的。
  不敢惊醒那些古人,不敢惊醒自己的梦。《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把脑袋插在书架上:左边是《郑堂读书记》,清朝周中孚著。上中下三册。商务1959 年版。右边躺着一大册《文渊阁藏书全景》。七彩,像此刻的这场梦。
  想到刘姥姥进到宝玉的房里,骇然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到底是在伦敦,还能检到这样的一瓣梦。这样亮的梦,像镜子。
  轻轻俯身。老舍。来熏阁书店印行:《绕口令》。是相声。陈济川写出版者的话。很薄的书。多寒酸的刘姥姥!《老舍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巴金,不用翻了。朱自清,不用翻了。谢冰心,不用翻了。徐志摩,不用翻了。胡适占了半个书架子,不用翻了。突然看到罗淑的《生人妻》。
  找了好几年,想看这个小说,现在突然不想看了。也是人生。
  书架交错成行,沧海变桑田。
  一个转弯,也是人生道路上的转捩点?还是书。是一排排的《红楼梦》。
  绣像。抄本影印。评论。他妈的曹雪芹,有两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庚辰四阅评过。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年4 月。
  一函八本线装。再一个转弯,全是内地“文革”前的古典文学书。再一个转弯,明清笔记札记部。
  二
  抬头一看,窗外天色有点迷濛,像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的墨色。天色是伦敦的天色,《金刚经》现在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凡欲读经先念净口……”谁先净口?英国人?中国人?
  不要说得太大声。不要说话。轮不到自己说话,悄悄抽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一,“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英雄不幸而”遇”,都大而无志。简斋不是英雄,三十三岁辞官,卜居江宁小仓山的“随园”。翻开《随园诗后》的扉页:“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郭绍虞、罗根泽主编,袁枚著,卡坎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年,北京。上下两册。看到随园先生,想到林语堂,想到郭沫若。在另一个架子上找到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序里说,“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 年5 月),殊便携带。旅中做伴,随读随记。……”郭把札记分条赋目,说是虽然没有衔接,还可以贯串,“贯串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万一白倒为墨,识者正之。”翻开目录,有一条:“奸猾哉,袁子才!”郭沫若已经是幸甚而“遇”的文坛政坛英雄,果然“大而有志”,“识者”不必“正之”了吧?前几年已经拜读了这本书,长话短说,不错。
  再往深处走去,是几架子的经史。其中有不少空地方:像掉了门牙的嘴巴。突然想到李约瑟前些日子还说,他继续在整理《中国科学技术史》,想来《前汉书》、《后汉书》、《史记》等等,甚至更多的笔记掌故之类的史料都还搁在他的书房里。我手头有了一函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线装本《梦溪笔谈》,没有校正注解。这回想找中华1958 年版胡道静的《新校正梦溪笔谈》,居然也不在了。架上只存一套台湾世界书局的版本。李约瑟在“科技史”里面说:“到今天,居然还没有人把《梦溪笔谈》,翻译成任何一种西方文字,实在奇怪。”他认为,这本书是介绍中国科学史最重要的著作。可是最近他说,有一个人正准备把整本《梦溪笔谈》译成英文。
  翻译不容易。摆翻译作品的架子上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译作。上回,在这里碰到一位英国学生,说是念中国文学的,偶然谈到这个图书馆里中文书在书卡上的英文译名问题。他说,你知道有一本古书叫《绿色波浪的回忆》吗?我一直对不起来。后来他说这个译名是李约瑟译的。我到临跟他分手的时候才想起是《清波杂志》。他笑,我也笑。其实,翻译仿佛写灯谜。再抬头看看窗外,黄昏的太阳从浓云中吐出一丝红光;很弱,像灯。

  谈谈谈书的书

  喜欢书的人,起初是见到喜欢的书,总要想办法买下来。有些书买了很快就看完,有些书买了看了几页搁下来,从此不想再看下去。这样,日子一久,存书多起来了,闲中翻翻这本,翻翻那本,慢慢觉得自己好像很有点学问,偶然口头上说什么“书到用时方恨少”,说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心中可真有点飘飘然。后来,日子再久了,人事沧桑,住所变迁,难免要丢掉一些书,或者把书存放在旁的地方,从此拿不回来了。于是,心里这就突然飘散几缕闲愁,开始写“我的藏书”一类的文章,酸溜溜数说自己生平丢过几次书,从此不买书等等的话,觉得好像自己才配谈买书看书藏书这些听起来就够雅的事情。其实,用到“藏书”这两个字,的确已经很有点气派。
  到了每本书都钤上藏书图章的时候,境界果然更高了。这时候,读不读这些藏书,恐怕也不太相干了。
  私下想想,买书藏书,完全为了自己开心: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那种开心;灯下摩挲久觅方得的书那种开心。至于“腹有诗书气自华”,无非是“书生的酸气”;家里满天满地的书,让客人看了错以为主人家有学问,那才是实话。赚大钱既不必读破万卷书,写好文章,也犯不着猛抄别人书中的话,那么,收藏图书,跟收藏火柴盒其实一样,说穿了没什么太大的道理。
  真想读书,图书馆里书很多,动用起来,想是不致教人感叹“方恨少”了吧。
  偶见自称“书痴”“书呆”的人,以为死后两袖清风,只剩半壁藏书传给子孙,这种人除非生来呆痴,不然可真是今之古人,真是可敬。十几年前,我在一位老诗人家里见到一方闲章,雕的是“偶得而存”四个字,钤在他喜欢的字画古籍碑帖上头。过了不久,诗人去世了;再过了不久,我在香港半山旧书铺里看到他的一两幅字画已经散出来了,当时想想,觉得他那个“偶”
  字用得再妥帖不过了。后来再想想,又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大有问题。当年,鲁迅给徐訏写过“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的横条;后来,国内编印鲁迅墨迹,这幅字也收在集子里,只是本来的上款,竟给删掉了。在这种情形下,则所谓“偶”字和“得”字,实在都成了罪过了。
  买到一部新书,似乎说不上是“偶得”;在旧书铺里检出喜欢的书买了回去,这才允称“偶得”。前者是花钱谁都买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事;后者平添一份喜出望外的乐趣,仿佛也是阅世之一得。当然,有人专收初版书,专找作者签名题款的书,那是藏山事业,不再是给自己寻开心的闲事了。案头有一部美国人阿诺尔(William Harris Arnold)1922年写的《藏书谈奇》(Ventures in Book Collecting),记他一生搜访珍版古书的际遇,说来只好称之为“奇”了。我还有一本英国作家J.RogersRees l886年写的小书,题为《书蠹乐趣》(The Pleasures of ABookworm),杂录买旧书的事,间或穿插文人掌故一类的闲笔,很富人情味。这本书,读来是比《藏书谈奇》更有意思。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当年同时还出了其他几本谈书的书,开本装潢一律,全是绿皮烫金字的毛边书;其中有名的,有Wm.Daven-port Adams的《书林僻径》(By-ways in Bookland)和《书林漫步》(Rambles in Bookland),都是讨人喜欢的妙品。
  《藏书谈奇》的作者,本人是书商,经营新书业,可是性之所好,业余大事搜访珍版古书,见到稀世的珍版文学书,总要想办法买下来。后来,他觉得,藏书要有分量、有贡献,一定要专藏二三作家的著作和手稿才行。1901年,他把自己的藏书分两批拍卖出去。这样一解脱,他于是开始专攻田尼森和罗伯特·路易·史狄芬生了。尤以田尼森方面的收获最丰,对搞田尼森作品版本校雠的学人,果然大有帮助。记得书中谈到他买到一本田尼森诗作“The True and the False. Four ldylls of theKing”试印本的事,说这个本子是1859 年印出来的,始终没有外传,大概是供作者和印书人来回磋商推敲的校样,其中也出现诗人删改诗句的笔迹。《藏书谈奇》作者在英国一家旧书商的书目中见到有这个试印本,定价很贱,英国人没注意到,他赶忙拍电报买了下来,不久书就寄到了。当时,英国一位研究田尼森的专家汤姆斯·怀斯正在着手编写田尼森书目年表,《藏书谈奇》作者给他写信,并且自愿把那个试印本再邮寄英国给那位专家参考。专家感其大度,两个人从此成了忘年之交,专家后来还给这部《藏书谈奇》写序文。看这段掌故,不免想起胡适搜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后,居然迟迟才影印让同好参考,可见胡适到底是文人,是考据家,《藏书谈奇》作者则不是。套颜之推家训一句话,这恐怕“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其实,《颜氏家训》那句话整句是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补治典籍,当然也是一门学问;英国业余藏书家,不辞埋头学习书籍装订装帧的手艺,为的是要补治手头的旧书残卷,省一笔钱。此地目前还有几位有名的老艺匠,补订一本古籍,索价二十几镑钱,做出来的确古意盎然。我有一本小书,叫《藏书消遣》(Book—_Collecting as A Hobby),是缪尔(P.H. Muir)写的,用书信体分章去写,浅说下手藏书、鉴别初版、确定善本、评议价值,乃至刻书简史等事情,其中自然也谈到补治残书的学问。不论18 世纪的原装包纸书套,小牛皮书壳, 19 世纪初叶的纸板书皮,以及1825 年开始风行的布面装订书,补治的办法都各有格局,不能胡来,否则贻笑方家。1970 年,大英博物馆出版布林德力兹(H.J. Plenderleich)的《皮面书籍保藏法》,也是很有价值的文献。
  旧书的补治收藏既然都要研究,收藏作家名人的笔迹文稿,尤其不可不慎重其事。今年仲夏,我偶然买到多萝西娅·参渥德(Dorothea Charnwood)的初版签名书, 书名是《手稿墨迹的收藏和经营》(An Autograph Collection and the Making ofIt)。多萝西娅系出名门,生平结识不少政要和骚人墨客。她从小喜欢收集名人笔迹,大诗人布朗宁对她说过:“将来有一天我会送你一样大宝贝,送你我太太的一封短信。”可是,她十四岁那年,诗人死了;这本书里登出来的那封伊丽莎白·布朗宁的长信,还是她丈夫花四镑钱买回来送给她的。这本书,大抵分两部分,先就写收藏笔迹的方法和知识谈起,然后再数说她宝箱里的珍品:上自伊丽莎白一世的签名,下至名作家哥尔斯密领稿费的收据。看她经营这些墨宝,真是用心良苦。
  写《藏书谈奇》和《手稿墨迹的收藏和经营》一类的书,最要紧的,想来是作者学问要博杂,还要懂得穿插一些文学史书上不多见的琐碎掌故,让人深一层去认识有关的人物,读来才有趣味。从这一点看,阿诺尔略胜一筹,有点郑西谛的味道。多萝西娅则文笔啰嗦,交代“人物”太过平板,结果既没有学术论著那种严慎的笔路,也没有札记随笔应有的那股清绝隽永的风格。她藏有一封兰姆给洛艾德(Charles Lloyd)的信,信上有兰姆替洛艾德推敲诗句的话。可是,多萝西娅对这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不太清楚,读者于是对兰姆那封信的兴趣就大减了。后来,我翻看《书蠹乐趣》,作者提到他的书斋里,兰姆的书是跟洛艾德的书摆在一起的,说他们两人,跟诗人柯勒律治同时给1797 年在布里斯托尔出的诗刊写稿。这就稍具眉目了。接着,他还说了个故事:有一天,洛艾德在赫克斯顿一条小径上,见到兰姆和玛丽缓步而行,两个人都在伤心饮泣;洛艾德赶上去一问,才知道兰姆这正送玛丽到精神病院去。作者在这种地方轻轻一点,人情味随着浮了起来。文章可爱,这就是了。
  谈书的书(Books About Books),范围说广不广,说窄不窄,不容易划出个界说来。从正经角度看,讲版本学,讲雕版印书史的书,是最基本的谈书的书。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是个浅显的例子。英国今年纪念五百年前雕版印书的开克斯顿(William Caxton),好几位学者都出了专书,研究他的生平和印书发展史;如果不受财力限制的话,这些书都值得一备。
  我手头有两本相当有趣的书,一本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的德国人Hellmut Lehmann-Haupt 的《书的生命》(The Life of theBook), 1957 年出版;一本是法国历史家Lucien Febver 和Hen-ri-Jean Martin 合著的《书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Book),英文译本今年出版。《书的生命》是一本少年读物,用浅易的文字,解释印书源流,从作家的原稿,谈到出版业的制度和书肆的销售情况,最后谈旧书业的盛衰,以及私人藏书的甘苦。《书的来临》,则纵论1450 年到1800 年印书业对人类的影响,是一部很前进的书籍史话。书中讲造纸,讲雕版,讲装订,讲出版成本,讲作家权利,讲地理环境影响印书业,讲斯拉夫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印书事业,讲禁书,讲书籍左右语言文字的流向,作者始终抓住一个方向去写,从人类思想行为的角度,去剖析书籍影响人类文明史的问题。这样的书籍史话,到底比较没有学究气味。几百年来,中国书林中,一直有所谓“善本”、“俗本”、“劣本”的争论问题,这里头,不免牵涉到不少各朝代的社会问题、阶级意识问题,甚至士大夫的心态问题。可是,我们始终还没有一部从这个方向去批判版本学的论著。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元代一刻,明代弘治一刻,嘉靖三刻,万历一刻,其中《隐秀》一篇却不见,明代钱允治得宋本,这才补足。
  如果我们好奇,就《隐秀》的脱漏,研究推论各朝代政治制度,与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关系的话,想来一定相当新鲜。
  英国新旧书铺,很少见到谈书的书。有些书铺为了乘机推销,拿出一两本书籍序文选录、弥尔顿诗作校读一类的书,令人想起毛晋的《汲古阁书跋》,或者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实在不知道这类书到底可不可以归入“谈书的书”。我不用“书话”而用“谈书的书”,原因是“书话”好像只是轻淡些的谈书的文字;研究开克斯顿出版物字体的著作,甚至孙殿起录的《贩书偶记》,虽然肯定是“谈书的书”,却不便称之为“书话”。
  英国有一种《古书月评》杂志(Antiquarian Book MonthlyReview),其中文章,大概要算是相当好的书话文章了。这个杂志的撰稿人,学者、教授、书商、藏书家都有。诺门·韦伯斯特等经常写的藏书杂录,篇篇都是扎实的东西。最近几期,《古书月评》上连载一位电脑专家写关于平版印刷术和彩色石印术的文章,文字好,插图也好。此外,每期的书评,书籍拍卖短讯,保尔·迈涅的书话Book Chat,古书铺书目集锦等等,全都适合书淫的口胃;即便是看看那些书会书铺的广告,也会有望梅之乐,说来实在很不争气。
  “藏书印记社”举办第三届藏书印记展会的时候,《古书月评》9 月号登了一篇Brian North Lee 的长文,题为《五十年来的藏书印记设计》(Fifty Years of Bookplate Design),介绍1925 年到1975 年几位杰出的藏书印记设计家,所附的印记图案,有的古朴,有的秀发,有的雄浑,跟中国的金石艺术一样有灵气。
  藏书印记,是贴在书上的藏书者的印记;这是西人的一种玩意儿,通常只是白底黑印,很少加彩色,也许是要显得庄重的缘故。我在前文说过,书本上铃上藏书图章,藏书境界就见得高了,读不读这些书,也不太相干了。
  这篇谈藏书印记文章的作者则说,藏书印记是一种“所有权”的标志,老以为贴上这印记,书就不会让人一借不还了。他还说,贴上印记,也可以表示藏书人对自己藏书的敬爱之意。书上贴有印记,后世的人,就可以从而认出前代藏书人的姓名,也算是一种史料。印记设计得越精致,越见得藏书人对自己的书的那份款款深情。这也是作者说的。这也可见,印记上的图案,多多少少应该流露出藏书人的身份或者胸怀心思才行。麦拉朗夫妇(McLarens)
  1932 年聘人设计的藏书印记,最符合印记意义了:图中拱门两边,是两架子藏书,书架上各摆夫妇两人的半身石像;拱门上又有小提琴和乐谱,一并表现麦拉朗夫人一生酷爱音乐,酷爱文学。麦拉朗本人当时是皇家园艺学会的会长,因此,拱门外隐隐约约是一处花园,树影婆娑,还有水池一座。这样的藏书印记,这样的玩物,充分流露出书香子弟的闲情雅兴,也自成一种贵族的万千气派。另一方面说,这些东西,当然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稍微研究一下,恐怕也可以算是学问上的一格。当年鲁迅编印《十竹斋笺谱》,用意许是如此。时代不同了,现代人写信,不要说用花笺写,就是用朱红八行信笺落笔,可能也要遭到过于“浓装”之讥。中国毛笔字之所以有人称之为艺术,正好说明中国书法已经没落:“艺术”云云,客套而已。回头看看那本《手稿墨迹的收藏和经营》,里头影印的名人作家笔迹,的确都可观。再看看今天英国人写的字,写得得体的,实在也不多见。喜欢逛旧书店,喜欢一点旧玩意儿,好像就是很落伍的怪癖了;看看这里所谈的谈书的书,竟也大半是老书老调。这也没什么好谈了:学问底子不好,只好先从牢靠些的旧东西下手;但求“偶得而存”的时候,不再飘飘然就是了。
  1976年12月28夜在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