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旧时月色》 下 钟敬文等 主编

  ●古今的大学者没有不勤读的,囊萤凿壁,比我们现在的一灯如豆,还要不方便得多,但学问就是这样得来。

  钱歌川
  (1903~1990)
  翻译家、散文家。湖南湘潭人。著有学术论著《翻译的技巧》,散文集《苦瓜散人自传》、《詹詹集》、《流外集》等,并有《钱歌川文集》四卷。

  读书的习惯

  人类的知识大都是从眼睛输入的,用耳朵听来的东西,毕竟有限,所谓耳食者流所得到的知识,不外乎是一些道听途说,学生治学,固然要听,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在读。英国大学里有些学生终年不去听讲,学校里也让他们如此,而且多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考试起来果然比每天去听讲的学生成绩还要好,因为勤读胜于勤听,名师讲授,同学共享,只有自修,才是一个人独得。
  古今的大学者没有不勤读的,囊萤凿壁,比我们现在的一灯如豆,还要不方便得多,但学问就是这样得来。苏东坡说:“读破万卷自通神。”可见学问并不难。只在多读,你如果手不释卷,必然会有成就,甚至偶然翻阅,也就开卷有益。
  可是现在很少有人手上拿着书本。终日终夜,不离牌桌的人,我曾见到过,废寝忘餐,手不释卷的人,却尚未遇到。一般人买书,大都是拿来作装饰品的,永远陈列在书架上,很少拿到手中来读,这些书要他们去读,条件很多,第一得有明窗净几,其次得有清闲,再次得有心情;地方不好不能读书,时间不长不能读书,心情不定也不能读书。懒学生还有一道解嘲的打油诗: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很好眠,秋多蚊虫冬多雪,一心收拾到明年。
  阔公子有了明窗净几,又有的是清闲,但还是不能读书,因为他没有那种心情,穷小子终日忙于做工糊口,也没有时间读书。军人忙于打仗,商人忙于赚钱,政客忙于酬应,男子忙于做事,女子忙于说话,少年忙于寻乐,老人忙于怀旧,甚至闲人也忙于逛街,或坐茶馆,或凑热闹,似乎谁都不能读书。其实,他们并不是不能读书,而只是不去读书罢了。要读书谁都可以读,决不受任何限制,读书的条件,就在养成读书的习惯,其余皆不足道。
  一般人为着生活关系,没有充分的时候去读书,这也是实在的情形。除了少数有闲阶级的阔人以外,谁都不免要为名利,或至少为衣食而终日奔走忙碌,如果一定要等到把生活问题解决了,闲居无所事事,然后再来从容读书,这无异待河之清,可说永远无此机会。因为人的欲望无穷,等到生活问题,在布衣粗食之下可以解决的时候,他又想到美食暖衣,朱门绣户,即令有了丰衣足食,华屋良田,他仍然不肯罢休。所谓水涨船高,生活的标准既然随时有变,这问题也就永远不能解决了。我认为要读书决不可等待那种无尽悠闲的到来才开始,应该随时随地利用空余的时间来读,把那种读书的习惯,织入我们的生活中去,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调剂品。那么,事也做了,书也读了,一点光阴也没有虚掷。
  你不要以为五分钟做不了什么事,把一百个五分钟集起来,就差不多等于一个整天。我尝听见善于治家的人说,爱惜厨房里一粒米,就可以成为一笔家产。我们利用五分钟的余暇去读书,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利用余暇去读书是轻而易举的,大家之所以不这样做,仅是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已。英国人在电车上读书的风气很盛,每天都要出外工作,起码有一个钟头在电车上,预备一本书专门在车上读,不过几天也就读完了,日积月累,一年读四五十本书,也不算稀奇。我们对于这种废时不去利用,实在未免可惜。
  英国人利用废时读书,不仅在有规律的电车上,即在饭馆菜馆中亦莫不为然。至于在休假日,夫妇约好同出游玩,丈夫至多取一根手杖就可以出门,太太则不免要去戴顶帽子。可是每当那丈夫在楼下等着太太去戴帽子的时候,他照例翻开一本书来读,等他太太把帽子戴好姗姗地走下楼来,他手中的书,也就起码读完两章了。中国的丈夫却不晓得这样做,所以在楼下不仅独自等得心焦,而他太太一再地被他催促,也就老不耐烦,常常把一个快乐的计划,弄成不欢的结果。
  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读书的习惯,不仅国民的知识可以逐年提高,而且闲事也就不会有人爱管了。枕边有一本书,可以免得翻来翻去睡不着的苦,厕上有一本书,也就可以避除恶臭。
  我常想洋车上是一个很好读书的地方,拉到了车夫自然会停下,不像乘电车一不当心就驶过了目的地。可惜我现在只能走路,没有乘洋车的福分了,每天白白地在街上糟塌了一两个钟头。哦,如果我能利用这种时间读书的话……

  藏书与读书

  我生平别的嗜好都没有,就只是爱买书。走到朋友家里,最使我注意的,不是他陈设的华丽,家具的优良,或招待的殷勤,烟茶的考究,而是他邺架上的藏书。如果一个相识,他家里有几架书,不问是蟹行文字,或线装古籍,我都觉得此人可与谈话,其家可以留恋。
  每在繁华的市上走过,我看不见那些高大的百货商店,或是什么食品公司,吸引我的目光的,只是书店。我不看见书店而已,一见到一家书店,没有不走进去巡阅的。无论是大书局,或小书摊,无论他所发卖的书,是新是旧,是中是西,他对我都有一种吸引的力量。我可以在一家极破旧的书店里,消磨几个钟头,连肚子都忘记饿了。好书真比什么还可爱,我常要倾囊倒匣才能离开书店。
  有时无意中买到一本得意的书,回家简直视同拱壁,爱不释手。我并不马上去读它,我只把玩它的外形,如装帧、纸张、印刷、字体、格式或是插图等等。我先把那整个的书反复地细看它的外表,然后看它的内封面,至多再读它的序文,决不愿一下就把它的内容完全读了的。我要留着以后慢慢来读,仿佛一杯美酒,我不愿一口就将它吞掉,我要留在杯中,先赏玩它的颜色,然后嗅取它的香气,等到它的色香使我饱足了,才开始一口一口地来透尝体会它的味道。我觉得一本好书,作者著述的时候,除了他执笔以前的腹稿不算,临到动手写时,还要经过多少苦心,一字一字地去推敲,写出来有时还得一再的易稿,然后始能完成一部佳作。一饭一粥,来之不易。一本好书的产生,更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岂可草草读过!不说对不住作者,就对自己的本身说,也不应囫囵吞枣一般地来读书。走马观花,就读了也等于未读,因为歇不了多时,你不仅把书的内容完全忘记,甚至连书名都不复省忆。
  说到读书,我们真应该从小孩子去学,试看一个认识字的小孩子,每当他读到一本故事书时,他多么喜欢,常要废寝忘餐,拿在手里把玩,先反复细看它的外表和书内的插图,然后根据每一幅插图的画意去推想那故事的内容,等到把全书翻过几遍,实在再不能忍耐了,才专心一志地开始去读文字。
  当他读时,会忘记了其他的游伴,忘记了糖果、玩具,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他一颗小小的心,完全被那篇故事吸住了。等到他把那篇故事读完,他心中早已没有保留其他杂念的余地,故事中的人物,甚至小如一个蚂蚁,都如生地在他脑海中活跃,占据了他整个的心灵,日夜索思,好几个月都不能忘怀。
  读书要这样去读,才不负作者,不欺自己。如果只一目了事,单看了一点大意,真是罪过。所以我每当一本好书到手,决舍不得在几个钟头内就把它读完的。尤其是谋了多少时候谋不到手,突然无意中在旧书摊头得到,更不愿草草读过,而辜负了自己寻觅它的一片苦心。但这种私心是很不容易得到人家的了解的。我的太太虽是很爱读书,然而她每次看到我不惜倾家荡产去买书,就不免有点抱怨似的说:“老是看见你买书,又从来不看见你读,买了有什么用呢?徒然糟蹋了钱,家里到处都是你的书,连放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也知道我买书成癖,很想以后节省点钱存在银行里生息,要买新书也得把现有的翻阅一遍再说。然而计划尽管这样计划,每次临到好书当前,就忘记了太太的话,忘记了自己的经济状况,非买几本回来,总觉得如有所失一样。记得从前在英国的时候,我的一个买书同志,为要避免太太的烦言,每次买了书回来,就抽出自来水笔题献给太太的字样,他太太虽然说:“这样的书我又不要读”,可是对于他这种送书的好意,总不好意思骂他不该买。
  我觉得他这种夫妇共藏书的办法,实在不错。古人也有篆某某某某某夫妇印的图章,印在他们的藏书上的。
  书果然要给人藏的呢,还是给人读的?这个连三尺童子也知道书是应该给人读的。然而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叫做藏书呢?我记得从前倾心西洋文化的时候,免不了对中国的旧东西都存鄙弃之心,这种忘本的幼稚病,驱使我有一次竟妄动笔墨,谬评某文人不应把他的藏书目录刊行出来,献给西方一博士。我说西方有一文人,以其一部杰作献给他的一个烟斗,而我国这位学者竟以自己的藏书目录献给一位博士,适成一个尖锐的对照,末了我还说书是买来读的,不是买来藏的。其实现在想来,真觉多事而不应该。印一部专门书的目录,并不是完全无益于人的事,何况书固然可以读,又何尝不可以藏?
  我国五千年的文化,不是随便可以鄙薄的。古代相传至今的东西,虽一字之微,能不失其存在,自然有它的道理和价值。我以前也犯着一个欧化青年的毛病,觉得中国旧有的东西,都应该改良,应该急起直追模仿西洋的物质文明,现在觉得真是少年意气。后来年龄与时间告诉我,中国的旧东西,并不都是坏的,值得我们保存的遗产实在太多了。等到我欧航以后,这种信念,尤与日俱增,近来简直变成一个国粹论者了。
  有人问我欧游的感想如何,我的回答是极简单的一句话:“我看不起西洋人,从此更知道珍重国故。”我觉得西洋的物质文明,毕竟是一种浅薄的东西,再以社会情形来说,中国所有的坏事,西洋不仅都有,而且更甚。中国现在许多陋习都是从西洋人学来的,中国的旧东西并不坏。我们要学西洋,不是学西洋的皮毛,是要学实在的东西。如果单是把自己的姓名西洋化了,不仅不能使中国富强,徒然显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无常识。我说浅薄,为的是这样只能迎合几个英美的商人,正同请洋人吃饭给他预备西餐和刀叉一样。
  其实他更爱吃中国菜,而且既到了中国,也应该吃中菜,我们到西洋去,也不是去学怎样用刀叉吃番菜的。至于姓名是代表自己的国体,更不应去学人家的。空名的变更,果有何补于实际呢,我说无常识,是因为就在西洋如意大利匈牙利诸国,也是和中国一样,是先写姓后写名的。如意大利的诗人但丁,就是这样,他们同在欧洲尚且不与英法等国同化,我们远在亚洲,实在不必多此一举。我在去欧洲以前,英文姓名虽也曾把姓写在名字后面,但到英国与人交际,以及在伦敦出版的小书上,都是保存中国旧有的习惯写姓名的。
  话说出了轨,现在再回到藏书的问题。我在上面说,中国的国粹,虽一字之微也莫不有它的道理。就说藏书的藏字罢,藏是收起来,里面含有一种重视和珍贵的意思,但决无永远不拿出来读之意。可见既有收藏,自然随时可以取出欣赏,高兴时就取而读之,读罢又复藏之箱笈,正所以表示爱书而重视书。
  书也并不是只能读,而不能作别用的。有时我们因版本不同,虽是同一种书也常要买上好几本,以便相互考证校雠。有时因为是初版的古本,或是有题识的,或是有插图的,我们自然舍不得将它读破。还有某一类的书,根本就不是可读的。如辞典类书,只能供必要时查阅之用。至于其他社会百般,一个人无论如何渊博,也不能尽知,只能到临时去找来看。以孔子之渊博,问到国事和农艺,就只好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我家里虽然也有好几本养鸡的书,但我相信我在归农以前是永远不会去看它的。我如果不对某一颗星发生兴趣,天文学的书我暂时也不要读。不过这些书我都爱收藏一点,以便心有疑问,得以随时解决。有时因为在书上读到断章的引用句,而想窥其全豹;有时因为看了马可丰罗的游记而想查考当时的中西交通。诸如此类,都得家中有各种全集专书,才能随时应用。
  中国有句古语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藏书有时也和养兵一样,尽可有藏而不用,不可要用而无藏。家里书藏得多,要什么有什么,实在是学者一大帮助。
  偶读寄园寄所寄,见上面转载着郮古新语中的一个小小的故事,说有人盛夏凿一新池,客来赞美着说,等待来年好种荷花,主人说何必要待至来年,马上可以使它长出供客赏玩,客人视为戏言,等到酒后来看,池上果然绿云千朵,清香摇曳,已经是满地的荷花了。客人为之惊讶不置,问主人何来此魔术,主人却说:“为佳宾姑借催花檄也。”其实只是因为主人后园盆荷甚多,他叫搬来带盆沉水,以出奇娱客而已。
  这故事即作为藏书多时可收奇效的一个旁证,亦无不可。那主人后园中平日培植各种花木,所以客人谈到什么他就可以拿什么出来,使人倾倒。主人尽可不爱荷花,但他后园仍不可不备。书尽可藏而不读,但不可不藏,也就是这个道理。好藏书的人,并不一定是浏览万卷的通儒学者,他的格言是:藏书千日,用在一时。
  照以上这样说来,也许有人要疑心我是只赞成藏书,而不主张读书的。
  其实在我的意思只在解释我国祖传的一个藏字之未可厚非,和藏书与读书之并无二致。我国图书馆的设备既不发达,要读书的人非自己购买不可,因此读书与藏书结了不解之缘。在有藏书癖如我这样的人,有些爱好的书,即算图书馆有得借,甚至我已读过一遍,我还是要去买一本来收藏,如果不是个人所有,拿在手里总觉不过痛似的。
  我从前有一种习惯,凡是自己的书多半是没有读过的。我专借别人的书来读,凡一本书我读了满意的,或是觉得将来还想再读的,我便去买一册来收藏,其余只读一遍就够了的,当然也就读过就罢了。
  买书与到商店采办货物不同,有许多书既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而且也不是随时可以收集的。买书除了有充分的资本而外,还要有善相书的人。
  没有学识的人,单照着书名去买,而不知选择内容,买来每每无用。有了钱,有了人,还不够,还得有悠长的岁月,和大好的机会。买书犹如访贤,要四方八面去访求,世上好书既不多,寻访自然也不容易。坊间所常见的书,多是些迎合世俗的低级趣味的作品,真正的好书,常遭绝版之厄运。
  藏书家的宝库,既是这样一本一本,穷年累月而注以心血的结果,他自然是特别爱惜,而愿加以珍藏的。在平时也只取出来,或日夜加以摩掌,或夸示佳宾贵客。他不放心随便借给别人,既担心久假不归,又怕被人损坏弄龌龊了。就是他自己取出来读,也小心翼翼,要用特制的封皮包着,在明窗净几之下展阅,那时他便能领会与古人对谈之乐,而神驰于想象的大世界中。
  但这种聚精会神来读书的时候,在一般有职业的藏书家是不常有的。所有的藏书家都抱着一个期待,要在他辛苦多年,把生活问题解决之后,便摆脱一切俗务,把自己关到图书室中去,每日用充分的时间,来发掘那无穷的宝库。
  (民国)28年8月

  床头夜读

  记得周作人有一部小品文的集子,叫作《雨天的书》。有人很赞赏这个题名,说是一个很好的广告,我猜想他的意思不外是说内容很生动有趣,读来可以使人忘记雨天囚在家里的苦闷。不过我的印象却完全两样(那本书我没有读过,所以只能说对于题名的印象)。雨天读的书,也许是一部最干燥无味的书。因为雨天你不便出外,朋友也不会来,镇日枯坐无聊,只要有书可读就成,无论那书怎样的无趣味,平时一字也读不下去,这时正好读它,坐在铁窗里,宜于学外国文字,就是这个道理。周作人近年写的那些读书札记,我觉得最宜于雨天读,如果非读不可的话。但那本《雨大的书》,内容也许不是读书札记。
  某作家写的《枕上的书》和周作人的《雨天的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枕上读的书,可以是极有趣的,也可以是极无味的。那本书的内容究竟如何,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不是我没有读过,而是那书并未出版。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睡在床上读书的习惯,有的人是非有书不能睡觉的,仿佛那是入睡以前一个必经的阶段,我不反对在床上读书,有时甚至赞成这种习惯,尤其是对于患失眠之人。我们在失眠的时候,与其在床上翻来覆去老是睡不着,倒不如读读书,也许还可以早点入睡。
  在床上最好是读哪一类的书呢?这却是一个可以谈论的问题。书的内容我以为应该由读者的目的来决定。你如果意在催眠,最好是读点深奥难懂的书,唯心论的哲学即可以。微积分的数学也可以。目的如果在消遣,那当然最好是读小说,甚至童话也成。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红楼梦》就是晚上在床头读完的。另外有一种人,既不因失眠,又不为消遣,而仍是每夜想在床头读一点书,以增进学识,为求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是最适当的书,实在难得决定。书太无味了,他马上入了睡乡,读不进去;书太有趣了,又使他不能释卷,妨害了他的睡眠。
  在说宜读什么以前,我想最好先说什么是不宜读的。第一侦探小说和《聊斋志异》一类的书不宜读,以免无故受许多虚惊,因为那时一件衣袖会使你看成一只魔手,窗上的树影会使你疑心是幽灵出现。其次有煽动性的书不宜读,因为那环境容易使你自读,还有需要参考类书不宜读,特别需要用脑力的不宜读,一则太不方便,一则使你失眠。
  枕上的书不宜太干燥无味,也不宜太令人兴奋,更不宜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类欲罢不能的长篇小说。那最好是自成段落而有余味的短篇小说或小品随笔,如果是长篇的东西,最好是每页都有兴趣,随便哪里可以信手翻开来读,也随时可以掩卷,史书似乎最合这种要求。
  诗歌也许是枕上读物的最好的一种,其次当然是游记,卧游既无风尘之苦,又能赏心悦目,废卷安眠,悠然神往。
  床上读书最好是在春秋佳日,那时天气不冷不热,可以把手伸出来,又没有蚊虫来扰,如果你有一个很柔软的床,床头有一盏明亮的电灯,每当夜阑人静,躺下来读书,实在是人间一大乐事。有了这种经验之后,你便要觉得日间伏案是一回苦事,而无形中要养成一种夜读的习惯。也许到了最后,日间忙于各种事务,只有入夜宽衣上床,才是你惟一的读书的时候。
  我并不想把床上读书这回事,作为一种美德来宣传,不过对于那些白天简直没有工夫接近书本的人,这倒是一种值得推荐的习惯。学有专长的人,可以借此以求深造,没有学识的人,如此日积月累,也可勉强学问,充实自己。
  夜间实较白天为可贵,春宵一刻是不是可值千金,那个你要去问那些善于寻乐而仇视书本的少年人,我之认为可贵,其意倒不在于行乐,而只是觉得到了自己谋生以后,白日的时间大都卖尽,只有夜里才完全是属于你自己的,可以随你自由处置,而且夜间也最清静,决无客人来打拢你,万籁俱寂,至多只有院里的虫声,透过窗来,伴你夜读。这种自由是人人都有的,清静也是每夜都存在着,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这大好的辰光,来多读点新书呢。

  ●诵读已经读过的好书,正像和老朋友晤谈,那种味道决不能够是从新交那里得来的。而且从效果上说,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学艺精进最有帮助的,正是那平日读得烂熟的少数书本。

  钟敬文
  (1903~)
  民间文学研究家、散文家。原名谭宗。笔名静闻、静君、金粟等。广东海丰人。1934 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专攻民俗学。1946 年随中山大学返广州,次年转至香港达理学院任教。1949 年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文艺短论集《柳花集》、《民间文艺丛话》,诗集《海滨的二月》、《未来的春》等。

  谈读书

  我是七岁那年上学的,那时候头上还留着一条小辫子,读的自然是《三字经》和《论语》、《盂子》之类。先生整天板着面孔。书的内容已经引不起兴趣,而教法又是那样地古老——只有点书、背书,却没有讲解。老实说,在那些时候,读书简直就是一种苦刑。即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还不免要皱眉头呢。
  我对于书籍开始感到兴趣,是从蒙馆转到区镇小学之后。那时候的小学,尽管说是一种新式教育,实际上旧的气味还相当浓厚。教的自然是国文、算术、格致、图画、体操等功课。但做起文章来,往往还是议论之类,课外读的书也是那些《古文析义》、《古文辞类纂》、《纲鉴易知录》等。这些总算稍稍引起我的兴味了,而更加有引诱力的是那种读诗和作诗的空气。这自然不是在课程内的,可是,由于旧日读书界风气多少还遗留着,而所谓教员也多半是秀才或者进过旧日试场的,因此学校里一些高年班的同学——他们的年纪有的已经二十以上,在正式功课之外多少不免哼几首或者来几句。有时候,抓到一个题目,你唱我和,闹得“不亦乐乎”。我年纪尽管小,兴致却不比他们弱。因此,就拼命搜读着诗集和诗话(《随园诗话》,是那时候读得最熟的一部,差不多能够随便背出那里面自己喜欢的许多诗句)。这在我后来的生活上差不多成了一种支配的兴趣。尽管在做着什么工作,如果有点闲工夫看看书,总是拿起一本诗集或诗论的东西来。读起这方面的作品,在心理上不单单是最少抵抗力的,而且是最容易感觉快乐的。这种情形,恐怕要维持到我活着的最后那一天。
  可是,由于社会情势的不同,由于个人经历和心情的变迁,过去在这方面所读的书,前后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从古近体诗到小令散曲,从白居易、苏东坡、陈简斋到惠特曼、卡彭脱、马雅科夫斯基,从《石林诗话》,《说诗■语》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波亚罗的《诗艺术》、会田毅的《转形期的诗论》……真是五光十色。可是寻找起来,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线索,因为一个人到底是他所生息其中的社会的孩子。他的阅读思考和一切行动,都不能够不受它的制约,而社会本身又是有着严明的规律的。
  我的读书,主要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暗中摸索,因此不免有许多地方是走了冤枉路的。
  最初耽爱的是文学方面,历史一类的书籍,也曾打动过我少年时期的心情,可是到底敌不过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吸引力量,出了小学堂,我曾经有一整年时间,躲在光线暗弱的楼棚角诵读着《唐未诗醇》、《国朝六家诗钞》和《八家四六文选》等。
  进了中学校我的兴趣却稍稍转变了,尽管书案上还放着《禅月集》、《渔洋精华录》,可是更迷惑我的,却是赫克尔的《宇宙之谜》(“一元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罗紊的《哲学问题》等。住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的诵读的主要对象是神话学、民俗学、土俗志、人类学和宗教学等。
  在这方面,我杂读了欧美和日本的好些名著。这个时期,我的阅读,多少是有意识的。因为我妄想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方面建立自己的学绩。
  自从日本侵略的铁骑闯进国门以后,辛辛苦苦搜集的许多图书、资料丢散了,生活的安定失去了。因为战斗情绪的昂扬,我暂时走出了书斋,去做谈政治、写宣言的工作。可是“英雄梦不许诗人做”,书呆于到底只合回到书斋去。因为过去那种学问上的野心,一时挨战火烧毁了,而教的又总是文艺方面的功课,这时候,我重新细心地研读起《文心雕龙》、《艺术哲学》、《拉奥孔》、《从社会学观点看的艺术》、《科学的艺术论》等。身边尽管还带着吕淮·布鲁的《原始人心理的机能》一类的名著,可是已经很少打开来读了。
  粗粗的回顾一下,我过去诵读书籍的杂乱就很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能够专心些呢?假如我一向就把精力集中在文艺理论或文学作品上,现在不是该有比较满意的一点成就么?这是我近年有时候要在心上浮起的感叹。可是认真想起来,过去的杂乱诵读也不是完全白费金钱和脑力的。比如我现在对于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功利性以及民众创作力等的认识,能够比较深入一些,这多少就靠了过去对于原始艺术和民间文艺多用了一点工夫。那些民俗学、人类学和土俗志的名著并不是白读的。如果当年不诵读那些书籍,也许在别的点上可能比较有些心得,可是在这方面却未必有现在的收获了。幸和不幸,往往是互相倚伏的。
  现在一般谈到读书方法的人,大都主张要有计划。比如一说,某些入门书应该先读,某些比较深沉的著作应该放在后面。某些书是一定要读的,某些则可以不读,或者根本不该提到它。我们读书正像造房子或缝衣服一样,要有一定的选择和工作的程序。这种说法自然很有道理,能够照着做去,成绩也许会很显著。可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说,却不是这样循规蹈矩的。我已经提过,我的读书趋向并不是很固定的。在这个时期这类的书是我的女皇。
  在另一个时期里,她可能已经变成弃儿,而另一类的东西完全代替了她的地位。和这相像,我的诵读某一类书也并不是怎样严密计划过的。有时候我的心意忽然整饬起来,要给自己的诵读一个“理想的”程序。开起书单,规定进展,好像一定会照着实行的样子。可是,结果呢,事实和理想总是差得很远。这自然要怪我的毅力不够,或者客观的条件不凑巧,而我的不规矩的读书法,也没有疑问是有毛病的。
  可是,我多少有点怀疑,读书究竟和造房子之类比较机械的工作,在性质上是否“完全”一样?读书是一种偏于心理的活动,它该有它相对的自己的规律。事实上,我们预定要读的,往往倒没有去过眼。那些由于偶然的兴味或者迫于某各特殊需要去读的,却占着很大数目。在效果上,我们也不能够说后者定不如前者。平心地检查起来,我自己倒是从后者得到许多好处的。
  例如我因为研究民俗,就自然地读起先史学、考古学和宗教学一类的书来,而这方面的阅读,并不一定是由浅人深,或者非名著不读的。又因为对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雏形》感到兴趣,就尽量搜读着他的(连到他那一派的)
  社会学的许多著作。这种“瓜蔓式的”读书法,也许有不少浪费或危险,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太看轻它的自然性和可能的益处。我决不反对有计划的阅读,只认为它不一定是唯一的道路。许多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人,恐怕未必只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
  现在是一个匆忙的时代。事情是那么繁复,生活是那么紧张。从前白头专一经的情形,已经和我们的时代太不合拍了!我们生在讲效率的时代,生在争速率的时代。今天我们要有十倍于孔子时代读书人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得吸收得分外敏捷些。据说,美国的大学生,在一个假期里教授往往指定了许多书要他们阅读。那些书的分量,在过去时代的读书人,也许是足足可以读一辈子的。现在,不但阅读范围推广了,读书的技术也大大进步,好像用“卡片摘记”的方法就是一种。这种方法,可以备忘和便于应用,是一般人所着重的。我自己自然是个时代的孩子。我泛滥地读许多性质不同的东西。
  记得有个时期,我整天关在那座九层楼的图书馆里,常常从第一层的“书目”之类钻到第九层的“娱乐”之类的书仓,活像一只谷仓的耗子。本来也许是想去检读某一本书的,但是结果却迷失在书的大海里了。
  这种情形,多少说出了我的“滥读”。可是在另一面,我却是坚持“精读主义”的。“如果我跟别人读得那么多,我就跟别人一样知道那么少了。”
  这句英国名学者的话,好像永远壮着我的胆(虽然我在没有读到它的时候,早就是一个精读主义者了)。有一部诗选,我差不多从小学时代读起,直到现在还时常放在枕头边或旅行的手提箧里。又像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法郎士的《易匹鸩尔之园》、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和高尔基的《回忆记》等,都是反复读到十次以上,而且有的还要继续反复下去的。小泉八云曾经劝日本学生说,当你想买一部新书的时候,你还是去把已读过的名著从新读一回罢。我爱买新书,可是我更加喜欢旧书。许多人不肯再读已经读过的好书,这大概由于贪多爱新,或者不深懂得书味和它的真正益处。
  诵读已经读过的好书,正像和老朋友晤谈,那种味道决不能够是从新交那里得来的。而且从效果上说,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学艺精进最有帮助的,正是那平日读得烂熟的少数书本。要使书籍中的道理和文词,和我们深切联结起来,或者简直成了我们自己的血肉,那些随手翻翻或只映眼一过的书怎么办得到呢?那些潦草地零碎地摘下来的东西怎么办得到呢?因此,我常常要劝青年朋友熟读一些自己所喜欢的名著,这是他将来学问的一个重要泉源。泛泛之交满天下的人,往往是不容易得到一些真实友谊的援助的。也正因此,我对于现代一般流行的多读法和卡片主义,多少抱着批判的态度。“留意那一本书的人”,这是何等古老而又何等深湛的一句警语啊!……
  约写于40年代前期

  谈买书

  “黄金散尽为收书,满架琳琅百不如。”
  ——录近代诗人句
  一
  两个多月前的一个上午,所坐的帆船一靠了长堤,我就跑上来找寻住宿的地方。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到了文德路。那些四壁和当中堆积着各样各色书籍的旧书铺子,像老朋友一样拉住了我。尽管我没有余裕跟他们详谈细话,可是,草草打个照面,也就被包围在难以名状的快乐气氛中。因为七八年来,辗转在穷乡僻市,饥饿着的心眼,久已没有这种吞咽的机会了!
  记得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市镇里的小学生。在那山僻的地方,没有新旧书铺子,没有公共图书馆,也没有私人藏书室。自己家里除了叔父和父亲所看过的那些《四才子》、《玉匣记》、《笑林广记》以及《验方新编》之类,是别无所有的。但是,我却非常渴望那些诗文集和史学的书籍。
  父亲每天给我上学用的一点零钱,我私下把它积蓄起来,到了有相当数量的时候,就寄到汕头或上海的那些书店里去。买回来的,大都是扫叶山房、文端楼一类便宜本子的国学书。
  在那小市镇中,每年总要有一两次(时间大约在燕子来时或纸鸢飞空的时候),来一些穿短上衣,缚住裤脚,肩起一大捆用布带束紧的书籍的游行书商。他们大都是几个人同伙来的,所卖的书也大致一样,——从《康熙字典》、《纲鉴节要》到《千字文》、《一见哈哈笑》等,本子都是有光纸石印本。在他们逗留市镇的那几天,我和一些有同嗜好的小朋友总是浮着笑,亮着眼光。他们一走,就不免有点清寂的感觉了。
  从我们那市镇到县城,大约有三十里路。那里也没有专门的书店,有的只是些兼卖书籍的洋货铺,书自然不会多。平常我们是很少到城里去的,但一到了那里,精神就好像飞升起去了。因为这一来,多少可以带回一些在家里连名字也没有知道过的书。老实说,我每次到城里去的动机,主要的就只为着买书。
  进了中学校,因为住的靠县城,买书的机会自然便利了许多,且由于一些师友的学艺上的刺激,买书的嗜好就更加扩展了。那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的时候,新出版的诗集、小说等还不多,我差不多是有一本买一本的(在那些时候,——不,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每回打开从外埠寄来的报纸,最先注目的,就是那些新书的广告)。有时候,从朋友那里借来看看,总觉得不很过痛。有些时候,因为买不起或买不到,就写信向作者或出版机关去要。因此,也往往附带的跟一些作者或编者结成了文字因缘,我跟故诗人刘大白先生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后来的许多日子,大抵住在那些大都市里。不知是由于生来的性情,或幼年少年时代的生活、教养,大都市的生活,在我总觉得是一种压迫。我感到局促、烦扰,呼吸重浊。至少,它常常叫我感到“陌生”——即使是在那里打发过相当时日的。要我说出在大都市生活中那仅有的欢乐的话,恐怕就是看书买书方便这一点了。如果没有它,我是宁愿一辈子做乡下人的。我住在杭州的年月比较长久些,现在一想到那个“天堂”,除了西于湖外,印象最鲜明的,就是那些旧书铺子(特别是在城站一带的)了。在那些年月里,要不是生病或者到别的地方去旅行,我不能够禁制自己到一个星期以上不踏上那些铺于的门限。哪间铺子里有些什么书,哪些书放在什么地方,哪间铺子里的价钱便宜些,哪位老板有什么特别脾气,……我的脑里是清清楚楚的。
  现在我还常常记起城站的那位上了年纪的书铺老板,他身材比较中人稍矮,头发灰白了,面颊却相当丰满,往往还添上了酒红。双手总是糊折着破旧的书页,一枝短的旱烟管是很少离口的。因为本钱短少,周转不灵活的缘故罢,他的书往往卖得比较便宜(他并不是不知道那些书籍的一般市价的),因此我也更加常到他那里去。后来我们仿佛像好朋友一样,有时候走到那一带,光为了看看他,也得踏进他那充满灰尘和霉气的小铺子里去。他也常常把一些杭州的掌故告诉我,有时候还把他们书业界的隐秘情事吐露了出来。这在我可算是一种从买书上得来的副收获罢。书业里有着因季节或别的缘由而产生的一些风习,不是惯常和那些铺子交往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例如到了年终的时候,虽然不标明减价,那些旧书铺子自然地会少要些价钱。在平常我们要买却买不到的书,这时候也许就是满足希望的好机会了。有一次,郁达夫先生发现了那部明人的《冰雪小品》,叫我去买它。这是一种奇货,老板自然不肯轻易放过。可是,我耐着性子等到除夕,就居然拿到手了。在杭州几年中,我每月差不多把十分之七的收入送到当地的旧书铺子或国外的一些书店里去。结果在我的住房里,如果来了两三个客人就连座位郎没有,因为那些不绝进来的书本子把四周和中间乃至床头凳上部一齐占住了。
  在东京,不夸张的说,我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神保町、早大门前等书铺街及神乐坂等处的夜市上的。每当星期日,我比平常起得更早,搭上电车直到神保町那书铺街的口子。队第一间起,依家挨户的搜索下去,到了铺子穷尽的地方,也就是电灯射出黄光的时候了,我腋下挟着一大包的猎获品,又疲乏又兴奋,那种滋味是不容易形容的。夜市是东京有趣生活的一面,在夜市里卖的东西自然是应有尽有。可是,最牵引住我的,还是那些卖旧书报和贬价新书的摊子。特别是后者,比起旧书铺子来,不但价钱便宜,货色的变化也急速而广泛些。在那些摊子上,往往可以用很廉的价钱买到很有价值的名作,例如我所藏有的法郎士的《文学生活》节译本,罗兰氏的《米勒传》和《米克朗哲罗传》的合装本,……就是那种便宜的夜摊猎来的成绩。
  在一般的情形上,东京的旧书铺子比起本国的来,空气是暖和的。在那里,你可以托咐他们代找寻所需要的书,你东翻西弄,结果空着手出去,也不至于挨受白眼。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归装上要带回些物品,这是常情。因为各人性情修养等的不同,所带回的东西也就很不一律了。有人留意食物,有人喜欢用具,有人却爱玩具或古物。我自己呢,却依然是找寻那些不可吃不可穿,也不怎样好玩弄的书本子。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过去在旅行中所收集的一些纪念品:《袜陵集》就是初次游南京时买的,《两当轩诗集》是在南昌的旧书铺子里买的,在绍兴城里我带回了那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在京都我带回的是一部《民间医药学》。……这些纪念品,在战争的风暴中早就化做灰尘了。可是,它们的名字深刻地印在我的心上,除了我的心停止了作用,是决不会忘记的。
  买书看来像一件简单不过的事情,实际上也有种种曲折的情趣。
  我们想买什么书,就按着书名去找寻它,这是一种最普通的情形。如果我们所需要的是容易买到的,那么,你拿到了手上虽然也会满意,可是那满意却不怎样强烈。如果找的是一种绝版的或稀有的书,却能够顺利地得到它,那就使你特别高兴了。有一个时候,我很想读一读M·缨勒氏的《宗教学纲要》和鸟居博士的《日本周围民族的原始宗教》,两者都是已经绝版的。我不敢存什么奢望地托一位友人找找看,结果都到手了。你想象我是该怎样雀跃啊!特别有些书,既急于需用,又苦找不得,对于它,你差不多绝望了,可是,忽然它却跟你碰起面来,这种欢喜真是永远地留着“余味”的。我买到的那部杜文澜编纂的《古谣谚》,就是这种经验的一个好例子。早就听到它的名字了,而在那些自己正醉心于风谣、传说研究的日子,心里是怎样热想着它!可是,问来访去,都是徒然,失望使我暂时平静下来。我已经冷淡于追求了——像那些矢恋者再鼓不起勇气未一样,不意偶然在一家旧书铺子里却遇到它。我做梦样地急促着呼吸去问店伙的价钱,他一开口要廿四元(在战前,这不是一个便宜的价目),我生怕什么人在旁边抢买样的,马上就会钞了。可是问题即刻发生,老板走出来,说那书卖不得,因为北京一位学者在几年之前就托他寻找了。我用理由、感情去征服他,结果总算得到胜利。
  它就成了我买书历史上的一个夸耀。许久以后,有些要好的朋友到我的房里,我还情不自禁地把这胜利品搬了出来,指给他们看,硬要他们猜度价钱。猜对了固然好,猜错了也一样高兴地谈笑。我的本意只在显示自己的高兴罢了。
  有些书籍,我们本来并没有立意要去找它,甚至于连它的名字也是生疏的。但是,在很偶然的机会里,我们买了它。当我一口气读完了,竟要这样自语:”如果不买它,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损失啊!”另外一种书,我们买它的原因同样是偶然的。拿回到书房里,也不过让它在书架上多填了一些空间而已。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却十分需用它,把它从灰尘的蒙盖里拿出来,让它占据着每日工作的案头,它被列入最必要的少数书籍的名单上了。而这是我们买它时候所决不及料到的。
  书籍大都是一种天才的语言,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市场的商品。在现在的社会里,你不能够付出代价,就没福分去享受那种美妙的语言。有许多书籍,我们出了相当代价并不觉得冤枉,因为它确实把精神的餐宴给予了我们。可是,有些时候,花了极小的代价却得到同样或更精美的盛宴,那就叫我们额外感到欢欣了。我用了一角钱买来的《V·雨果散文集》一类的书,它所给予我的启发和喜悦是多么深沉啊!
  买书是一种痴情的欲望,它不知底止。得到一部又想两部,得着这一批,又想着那一批,海水不会干,书单是开不完的。得到手的时候,固然有一阵欢喜,得不到手呢,就不免痛苦了。而且“钓不到手的鱼总是大的”,买不到手的书在想象上也特别感到优越。因此,那种痛苦也就越发歪缠人了。记得还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有一回在那卖洋货兼卖书的店子里,看到一部新到的商务版大字的《聊斋志异》,我很想买它却出不起价钱,结果眼睁睁看着给别一位青年抢了去。经过了多少日子,那种痛苦还占据着我的心。前几天文德路某家旧书铺里有一部吉田弘二郎的散文集,老板索价三百元,我当时出了三分之二,结果没有成交。第二天早晨,我再回去想买它,可是书已经不在了。这一来,我的精神上就好像被挖了一个窟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平复呢?如果当时买到手了,恐怕它也不过和我案上所有的一些散文集同样普通罢了。
  爱买书的人,因为贪心和急性,往往还要受到另一些惩罚。你今天看上了某一部书,高兴地把它买了。晚上在灯光下披读一过,原来是一种很平庸的著作。在金钱的损失外,你还要加上了对于自己卤莽的嘲笑,有时候所买到的书,在版本上是不完善的,价钱也特别昂贵。当你刚刚买过后就发现这些了,这时候,要去买那更好而又便宜的,既然有些不愿意,就此罢休呢,心里却又有些不畅快。总之,贪心或性急给你带来“苦恼”了。
  书籍买得太多,就成了生活的一种累赘。在平时你得照顾它,整理、晒曝、去蠢虫、拂灰尘……在走动的时候,就更加麻烦了。要找许多箱囊去装盛,一路又担心着湿水或遗失,我从前很怕迁动(就算在同一地方移来搬去,也不免要整眉头),大半的原因就在这里。抗战以后,上海、杭州、兰溪、坪石等地先后失陷,我的全部文化财产也散失得一光二净——真成为一个“没有书的”读书人了。想起当年“南面百城”的情景,自然不免心绞鼻酸。可是,又一转念,却又觉得十分爽然——我苦笑地说:“无书一身轻!”记得陈简斋有句诗:“误矣载书三十乘!”我是要从自身所感到另一种的苦恼去同情他这个慨叹的。
  大爱买书是一种疾病,它给我们带来了好些妨害和痛苦。但那也是一种魔法,它给我们许多难以想象的希望、快乐。它甚至于能够移心换骨,使我们超越卑俗,暮进于高远神异的境界。
  写于40年代中期

  艺术的梦与现实

  百忙中重读罗曼·罗兰几年前出版的一个散文集《战斗的十五年》(它是我精神之海的灯塔,在遥远而漆黑的航行中,它给与我以无限的照耀和安慰)。在《概观》篇论“法西斯是人道的仇敌”那一节里,对安特留·马尔洛关于人道主义的意见,他提出了小小的修正。他说:新鲜的,不是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在黎明之前赞美太阳。新鲜的,却是应答着他们的祈求,太阳的光在上升着,是艺术的梦和社会行动之间架上了桥梁。在今天,艺术的梦已经不是天才的预言的实在。它是把现实当做材料来造成的,它是在现实世界里实现着的。是感到那新的感觉——从前未曾有过的安全的感觉的。我们早已经不是步行在水面上的人。
  恰像别的那些宝贵意见一样,这正是长时间地找寻着真理的伟大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思想家)的深刻见解。
  欧洲近代的文明,一方面固然闪着稀有的光辉,另一方面却笼罩着使人颤栗的黑暗。社会失去了公正的领导,阴谋和罪恶在叫嚣,健全的文化萎谢了,淫佚的怪诞被重视着。在富有正义感和热爱真理的人看来,这世界正像一个窒息的地狱。他们梦想着自由,梦想着纯爱,梦想着智慧与创造,他们在自己脑子里幻造了新的国土和制度。像穆理斯、罗斯金、托尔斯泰等艺术家或批评家,都曾做过这种理想。在他们的艺术中,在他们的评论中,甚至于在他们里面一些人的生活实践中,都曾经为着实现这种理想而真实努力过。可是,历史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他们的理想,到底只成了纸上的乌托邦。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真正的悲剧!
  罗兰本来也是这种乌托邦追求者中间的一个,对于人生和社会,他强烈地抱着一种素朴的理想。艺术作品,在他是这种理想的寄托物。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为艺术的艺术”,他的作品充分地表现着他的深情和热望。不管是《约翰·克里斯多夫》或者是《贝多芬传》,都是他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理想的精神花朵。当欧罗巴商人的管家们为了替主人争夺利益,疯狂地驱赶那些无辜的人民去充当毒弹的靶子的时候,他的良心差不多激动得要爆裂了。他狂喊着自由,狂喊着和平,狂喊着人类精神的团结!可是,炮火的声音太响了,他的微弱的呼喊,只统绕在自己的耳边。所以在某篇文章里,他说他的执笔,单单为着安慰自己的良心。我们实在不容易用什么尺度去衡量他这时候的忧郁和悲苦。
  但是,历史到底给与他以优越的命运。他从那些伟大艺术家或批评家所陷入的绝望的泥潭里超拔出来。我们知道他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不仅这样,他还以填补这位“世界知识阶级的爸爸”所剩下的空位自许。但是,我们又知道托尔斯泰是死得怎样悲凉的。这不是说他以老耄的年龄做了荒驿的孤寂的鬼,而是说他抱着那不开花的理想死去的酸心境遇。罗兰他逃脱了这种恶运,在长时期的摸索之后更正确地说,是长时期的苦斗之后,他找到了他的神了。光明照临着他,他的枯瘠的嘴唇浮上了真正的愉快的笑。
  “艺术的梦已经不是天才的预言的实在。它是把现实当做材料来造成的,它是在现实世界里实现着的。”当他这样说着,一面回想到过去的那些艺术家或批评家们大都眼看着自己彩虹一样的梦,被无情地淹没在现实的黑流底下的时候,他感觉到的是怎样的一种幸福!
  现在,现实上尽管残留旧制度的颓败形骸,可是,一个新的世界的雏形已经渐渐出现了。青年的中国艺术家啊,让我们的艺术的梦和现实世界密切地结成一体罢!
  1940 年冬,作于坪石

  罗曼·罗兰的名人传
  ——他逝世三周年纪念

  “这些名人传记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献给苦痛的人们罢!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
  ——《悲多汶传》①绪言(用傅雷译文)
  这几天气候突然寒冷起来。天空低压而灰黯,周围的山色更加显得严凝了,海水也不安地颤抖。人们多缩手缩脚的。我皱起眉头想一想,又是年岁将尽的时候了。回忆一年来——不,应该说十年来,那些漫长的、阴沉苦难的日子,自己还能够咬着牙根度过来,这自然首先要感谢那照耀着我们时代和国土的真理的星光,可是,在我精神上还有一种眼睛看不见的伟力在鼓舞着。如果没有这种伟力,我也许还是会消失在浓黑里的。
  我曾经说过,罗曼·罗兰是教我知道爱好传记文学的启蒙老师。我又说过,这位“欧洲的良心”在我个人精神生活上,曾经给与了怎样的扶持和督促。现在我要重新而且加强地宣告一次:靠着罗曼·罗兰的人格和著作——特别是那些名人传,我才能够生活得稳定些、结实些。
  “它正像一璀璨的明星,在暮夜悠长的行程中,不歇地辉照着我疲弊的灵魂。”
  传记是一种实录性的文学。在理论上,我也承认那些飞腾的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位置,可是实际上,我总偏爱那些事实气味浓重的作品。在那里,我仿佛,更加能够接触到一种真实生命的呼吸和表情。
  但是,传记所取材的人物和作家写作的态度、方法,是很不一致的。有些传记作品中的人物,只叫我们钦敬,甚至于只叫我们畏惧。他不叫我们怜爱,不叫我们反省。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许多人物虽然彼此性格十分差异,——例如米克兰哲罗①既不和悲多汶相近,也和米勒有着分别,——可是,读了总叫人感动、反省和振奋。好像悲多汶那种坚强、泼辣而又富于人情的人物,他的震撼和扶掖我们不用多说了。托尔斯泰和米克兰哲罗——特别是米氏,都是具有很大弱点的人,可是,我们在传记里和他们接触,却感奋地分享了他们的痛苦、失败,同时也分享了他们的诚挚和成功。我们的生命和他们差不多融成一片,决不只“枕着他们休息一会”罢了。提到甘地,那更加叫我惭愧了。对于这位恒河岸边的圣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怀了一种很“不敬”的念头,——也许是他那“太东方的”斗争方式所引起的。
  可是,当我在一个异国的飞着雪的晚上,读了罗曼·罗兰写的传记,我的双脸即刻发热了。好像他那样深挚地眷爱祖国和同胞并完全贡献了自己的人,——即使他的思想怎样值得批评——决不是我所应该随便轻蔑的。在他庄严的高耸的人格之前,我的“不敬”多少显出轻薄了!
  有些传记,我们读了,只深深赞叹着作者艺术的高妙。可是,对于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行动,却不怎样兴起重大的关心,我们只做了一回人生的旁观者和艺术的鉴赏者。这种性质的传记,现代并不鲜少。好像莫洛哀那样的名手的作品,多少也要叫我发生这种感觉。罗曼·罗兰的名人传,分明是属于另一种类的(在这些地方,S·茨威格的作品,好像是更加和罗氏接近的)。
  它不是没有艺术的威力,而是这种威力在显示了一种真实的人生之后,自己躲藏了起来。它不要叫自己浮泛在读者的意识上——因为这样会妨碍读者对作品中人物的交感、融会。这正是蒙庄所说的“得鱼忘签”的境界。第一流的艺术家,要叫读者经由作品直接地去关注活的人生。那些叫人只停留在他们艺术的戏法前面的,往往不过是搔首弄姿的小家罢了。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艺术!
  严格说来,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自然并没有达到传记文学应该到达的理想地步。譬如说,他对于那些伟大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等,就没有给与应有的深入的分析——特别是社会学的分析,而这在我们看来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另一方面的成功太大了,以至于叫我们对于他这种缺点仿佛也觉得并不怎样紧要。
  长年月的灾难、流离,叫人连一些心爱的书籍都不能够不东抛西散。他的全集不要提了,就是好像《超越战争》和《战斗的十五年》一类相从多年的散文集,也都离开了我的手头。对于这些只有痴情的怀念。可是,我也还不至十分失望,在眼前贫乏已极的书桌上还放着他的两三个不朽的传记。当精神苦闷或不安的时候,打开来高声念一两章,一股活力就流贯在我的全身上。意识澄清了,热情沸腾起来。“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日常战斗的勇气。”
  1947年12月

  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

  我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记得从十一二岁起就常跟书籍打交道,并且那么热爱它。数十年来,前后购置的书籍,总有两三万册以上吧。经过多次劫难之后,十来年添添补补,现在身边还存有万把册。但是,这些可爱的精神寄托物,杂然分散在卧室、会客室、饭室、过道以及卧床、沙发底下,不,还有窗台、地板上,……总之,我的藏书虽然不算太少,却始终没有一个“专职”的书斋,有的只是卧室兼书斋、客室兼书斋,……
  作为一个教师,一个学术研究者,书籍是我的食粮,也是我的资本。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也就养成了那种积书的习惯。我出生在缺文化祖传的家庭,生长的地方又是一个山货集散的小市镇,在那里,不但没有什么公共图书馆,也没有出售书刊的商店。那些时候,我手头有的一些书如《三国演义》、《随园诗话》、《春秋左氏传》等,都是从那些每年一两次来到我们市镇上的卖书行商那里得来的。稍后,我把平日省下来的零用钱,寄到上海或汕头等大商埠去邮购。记得那时所得到的,有《楚辞》、《唐宋诗醇》、《国朝六家诗》以及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馆出版的那些早期的新文学书。
  这些时期,自然谈不到什么书斋,那些为数不多的书籍,大都只装在竹箱子里和堆放在书桌上。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对它的诵读,还感到滋滋有味。
  我的一点国学基础,大概就是那时建筑起来的。二十岁以后,我陆续住居过广州、杭州等大城市,得书的机会更多,求书的胃口也更大了。在杭州的几年里,我就积了不少的新旧书刊。但这些书籍,每天只伴随着我的起居,并要与来往的每个客人见面。它没有自己的藏身之处——书斋。
  因为喜欢书的内容,“爱屋及乌”,也自然要关心到书的外表。我没有钱收藏宋刊、明本,但手头有些影宋本,看看就不免移神。记不得从哪些时候起,我学会修补旧书。现在书架上或书箱里的许多木版书,可能有十分之二三,那封皮是经我改换过,或卷册是经我重订过的。我有时看看这些自己改动过的书本,不禁有点儿得意,好像自己做了一件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似的。记得国近代散文家吉星在他的名著《亨利·来克夫特手记》里谈到藏书的话,他说从不介意书籍的外貌是否雅观,只要它不完全散开就行。这是他的癖性。我却有些异样,见到手边书本形体上有些毛病,总是难免不舒服。
  至于为了保护书的干净,或者说保住它的青春,我总是要把那些平装书用厚纸包裹起来。现在年纪老了,修补的工作已经不大做,但是包书皮的活还没有完全罢手。如果说,在那些散乱的书册上多少有些个人的烙印,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吧。
  书斋,是贮藏书籍的地方,也是个人诵读的地方,它是一种私人的小图书馆。古人称赞读书的理想环境是“明窗净几”。我现在的卧室兼书斋,东面有个玻璃窗,南边也有玻璃的门(晒台门)和窗,窗外有几株高耸的合欢树。室内有一张旧书桌,原来相当宽,但是大部分的位置都给堆积的资料包、书籍、信件等占去了。好在仍然剩下一尺见方以上的地盘,可以让我放上一两本掀开来读的书。只要读的书能增益,启发我的心智,或者能掀动我的感情、想象,我就会沉醉在那里面。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拿起一本书来读,从中采取一定的知识或资料。
  这种有明显目的的诵读,自然是不可少的。我近年多数时间的开卷活动,大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并不排除在书堆里偶然取出一本来诵读或吟咏。这样做既摆脱了那种“赶任务”的拘束,又能从容涵泳,心灵上的收获就可能更加深切,味道也可能更加渊永。可惜这种读书的时候太少了。我们不但在生命上是匆匆的过客,在活动上也是处于“责任”笼子里的一头动物呀!——不过让我补说一句:这种责任是我们自觉的。
  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法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到了。长时期以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是,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主义的(自己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见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以(也必须)相对区分,但是它们中间往往却是相连、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
  古人所以讥笑“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跟博览相联,我也主张精读。
  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二部名著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史记》。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是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起就爱读它,一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编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咏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唯物论艺术理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它还不失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书斋,一般又是主人文字作业的工场。我的一些科学论文和文艺作品的写作,差不多都是在那“兼职”的书斋里完成的。说到写作,我觉得自己有个习惯(不知道应该说是好或坏的习惯),那就是写文章,除了事前有个题目和大致构想(有时也草出大纲)之外,那些具体的意思、段落以至词句,都是坐在书桌前,正对着稿纸,一面执笔,一面抽思,断断续续逐渐构成的。
  第一次出来的是极潦草的、给自己看的草稿,第二次抄正后,再加以仔细改订方算了事。记得青年时写过许多散文或论文(诗歌作品例外),都好像没有这样折腾、费劲。像上说难产状态,我想案上的灯光或从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如果它们有知觉,也许会偷偷地笑我的吧。
  谈到写作,我不由得想起一种无法摆脱的烦恼。我的书籍是散乱放置在屋内各处的,加以没有比较详细的目录分类可查,或助手帮助寻觅,因此有时写作或研究问题时,要找某一本书(或者几本书)查考一下,明明记得自己有那本书却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不得已,只好向学校图书馆或同事们那里去借阅。这种烦恼,由于近来精力和记忆的衰退就更为突出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书多和没有统一安放处,也是不能否认的重要原因。想到这里,我有时不免喃喃自嘲或苦笑了。
  记得老托尔斯泰曾为那从石缝里硬长出来的小树所感动。我没有小树那种坚强,但是,我能满足于我“兼职”的书斋,并且曾经充分利用过它,还将继续利用着它(在我生活着的时候)。
  1988 年2 月14 日,北师大小红楼

  《银色的西湖》

  西湖,梦的西湖,银色的西湖啊!
  我愿静躺在你的怀里,
  听着你幽悄的脉息
  悠悠地,悠悠地。
  不知是由于性格孤特,抑还有别的关系,我虽然在这世上活了二十多年,许多为人间所应有,人们所熟练的娱乐的艺术,我竟多数没有学习过。有时虽然不免对它产生了羡慕之情,但结局总是没有合凑一起的缘分(年来生活之所以陷到如此单调孤苦,这也未始不是重要的关系)。就譬如音乐吧,在我幼年的家庭里,是有着很好培植的环境的——我的四叔父五叔父,都是精干此道的,但我竟一点没有下手去学过。有时在他们合奏的中间,还要发生太嘈杂了的反感。学校的生活,也经过十多年了,时期不可谓不长,中间也非没有很好的机会,但我终于是没有学会一种乐器弹奏的技术。至今,有时看到朋友们高兴地在玩弄着,总禁不住心里感到隐隐的凄伤。图画,在许多艺术中,算比较和我有点因缘的。记得过去有一个时候,我极端地喜欢它,案上堆满了古人的画本,自己常常伏在那里涂画。我那时最爱绘写的是淡墨的梅菊,常给朋友们画扇面。有时画坏了,便愉愉地去买过一把再画好了送还人家。兴致佳时,还要在上面题了几句诗。那些我给过他画扇的少年时的朋友,现在有好些是已经离开我们,住在别一个世界里去了,剩下的也大都颠沛流离,在喝着生的苦酒。想来,又不免有些黯然!回到我们说话的中心,我对于画事的热情,不知为了何故,在不久的时间便抛弃了,到现在竟生硬不能下半笔,虽然看读的兴趣还是一毫未曾减少。
  我爱看图画,我也爱看照相,虽然关于摄影的学识,是等于零度。我以为好的照片,并不比绘画减少价值。在画与照片里面,我都较喜爱关于山水的。因为它所触发起的我们的情感,是深邃的、悠渺的。它能教我们神驰于另一种幽秘的境界,而不为这平庸龌龊的现实所拘禁。所以我想当我们正闷得凶时,把画本来翻一翻,正是暂时解脱的好法。我也知道艺术别有庄严的使命,但在这样人生濒于极端苦恼的时代,借它来轻松一下我们奄奄欲毙的神志,也是颇有益处的。我不敢宣传艺术的趣味主义,所说的话,不过少据自己过去一点浅薄的经验而已。
  《银色的西湖》,这是一个多么幽丽的名儿呢!这是一册薄薄而却精致爱娇的摄影集,里面共收入关于西湖山水景物的影片三十六张。奏技者为丁惠康、张珍侯、陈万里等,发行的是西湖一朵花。编者的名字,署海上重来客。
  在这一个小影集里,我们觉得篇幅最多而技工也最好的,便是陈万里先生。他是现在我所认得的中国摄影者中比较努力而成绩昭著的一个。曾在那些专集上及杂志上看过他的作品的人,大概总不至于反对我这句话吧。这里面所收的如《放鹤亭后》、《寒翠》、《山居》、《梅》、《秋之草花》、《山中骤雨》诸影,哪一幅不教我们看了爱赏、钦佩?《放鹤亭后》和《秋之花草》等是朦胧得好,《寒翠》和《梅》等是显豁得好。艺术情调的显晦浓淡不同,而各有妙处,心得神会是在深心的奏技者与鉴赏者。欲为言语诠释,倒有些迷糊而困难了。
  集中除陈君的作品外,如余松奎君的《柳荫》,郭锡祺君的《风林寺前》,吴济华君的《烟波》,尤鹤亭君的《湖边》,胡伯翔君的《春泛》,丁惠康君的《苏堤落日》,陈公哲君的《青山的梦》,胡韵籁君的《晓雾》,李佩弦君的《晚渡》,金仲廉君的《残雪》,周巡君的《幽寂》、《三潭之夏》,张珍侯君的《晚塔》,都是我个人所认为比较满意的作品。此中尤其是《凤林寺前》、《烟波》、《晚渡》、《幽寂》诸幅,更令我百玩不生厌倦。其摄取自然神色的技工,真不愧于画家了。
  我们常说,艺术里的自然人生,更能引动我们高尚或优美的感情。这是因为它已经过了艺术家的采择、澄滤和情思渗透过的缘故。——如此,所以表现出来的东西,比原有的能够更纯粹精美而有魔力。摄影虽然是只限客观的捕捉,但在施术时,如从事者是一个有天才和训练的人,他必能别出心裁地去努力于他的有艺术性的采择与澄滤的技工,使作品比客观的实体更为精彩可爱。我们现在试细玩看这部《银色的西湖》里几幅尤佳的照片,把它和实际的风景一对比,似乎更有摇荡我们情感的力量。例如我也曾一两度在西湖的暮色中泛过舟,但实际上的晚景,并不见能及得上李佩弦君那幅题为《晚渡》的所表现的富有诗意的情调。它虽说是影在纸上,但我被唤起的情感,却非常浓厚结实。也许有人要笑我这话过于夸诞,但会心比较深远的朋友,当不至于没有,我相信我们必能领悟到我说话的根据处。艺术的欣赏——这里不是说批评,请伟大的批评家们不要看错——本来是灵魂的冒险,探险者的才识勇气,实在是他能有什么发现的紧要条件。伟大的著作,不能使每一个人都能领会赏鉴,原因就基于此。
  想说的话,似乎已告馨了。其实,我这样的写述,有什么用呢?还不如速抛开钢笔,把画册打开玩味一回,比较有情趣得多。我想看了《银色的西湖》和读了我这芜杂的小文的,也要作同样感想吧。
  1928年10月10日

  《饮水词》作者的友情

  “旧友的手是何等温柔甜美哟!”
  对于几位过去文学史上的诗词家之作品、身世、思想等加以说明探究,差不多是目下文坛上一件很时髦的工作了。就《饮水词》(包含《侧帽词》)的作者而论,他的身世、作品、思想,不是都已有人在给他阐明叙述了吗?
  这样工程,虽然我们高明伟大的战将,会取笑为不能创造文艺;但在我们这班渺小无力的庸人看来,不能不以为也是可快慰的一件事了,虽然不至于便指认这些而夸大之曰:“已干尽了新文艺运动的能事!”
  家居闷极了,除了翻翻旧书,还有什么适意的消遣?我把久已读过了的《纳兰词》,再从新温读了。他的“悼亡词”,他的“边塞词”,早经有人说过,最近连他的不甚显明的“失恋词”,也都给人指了出来。这些,我似再无须乎来复嚼一回。我所感觉得,而不能不提说一下的,是他热烈地表现着深情高谊的关于朋友之词。
  “非文人不能多情,才子不能善怨,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作者挚友顾贞观的话,是说明的再精当没有的,也惟容若能当之而无惭恧。其实,正确点说,应谓惟其多情,才能成为真正的文人与才子。古今来最伟大的文人才子,当无过于屈原、李白、Dante、Goethe、Byron等,而他们谁个不是深情如海的人?容若的缠绵诽侧,富于情谊,于悼亡词中见之,于关于朋友间投赠、离别、思慕之作,表露得尤其深刻!
  “吴江吴兆骞,久徒绝塞,君闻其才名,赎而还之。”(徐乾学所作容若墓志中语)这是词人传中一段绝值得注意的佳话!侠骨柔情,一洗从来“秀才人情半张纸”之讥。我以为容若便没有那三百多首婉丽凄清的妙词,他也已不失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了。因为我们在这件事实上所感到的美丽的情绪,实比较咏味他一切作品所得的为尤深挚;正如我们谈到Byron 便先要赞美他那种帮助希腊独立的风义,而韵调激壮的诗歌反在其次。一样的崇高真纯的情绪,表现于艺术诗歌上,又何如表现于实际生活的行为上更来得可爱呢?
  容若他一面用实力营救汉搓,一面也用韵律来表白他这种苍凉深挚的情谊,我们看他那首自标明为“简梁汾,时方为吴汉槎作归计”的金缕曲吧:洒尽无端泪。莫因他琼楼寂寞,误来人世。信通痴儿多厚福,谁遣偏生明慧?就更著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群吠。天欲问,且休矣!情深我自拼憔悴,转丁宁香怜易热,玉怜轻碎。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歌与哭,任猜何意。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
  这首把容若慷慨悲悯的情怀尽量揭发了出来之词,是要和那风义独绝的壮举,永恒地摇撼着人间的心灵的!容若赠顾贞观(梁汾)金缕曲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已!清眼高歌俱未老,向博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此夜须沉醉。
  且由他蛾眉谣诼,今古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词苑丛谭》评云:“词旨■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轩,都下竞相传写。于是教坊歌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者。”又贞观在《弹指词》中附录此词,并书其后云:“岁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阅数日,填此曲为余题照,极感其意。……”我们读了,只觉字字从肺腑中迸涌出来,一种年轻人对于朋友热炽、眷怜、伦喟的感情,使我们不能不酣然受感动!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千古诗人的绝唱,惟容若差足以嗣响!
  姜西溟与梁汾,同为一时孤傲能文之士,而俱与容若好,所以集中关于二人之作颇多。录一首慰西溟的金缕曲吧:何事添凄咽!但由他天公簸弄,莫教磨涅。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独卧蔡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听谯鼓,二更彻。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料理扁舟一叶。泪似秋霖挥不尽,洒向野田黄蝶。须不羡盛明班列。车迹车尘忙未了,任西风吹冷长安月。又萧寺,花如雪。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是江文通《别赋》中的话。“落月满屋梁,犹疑见颜色。”这是杜少陵怀人诗中的话。伤离与念远,是人的常情,而诗人所感到的,尤为沉痛真挚。容若词中,除了上面那些投赠之作以外,这类篇章便也不少,而每首差不多都是有真实之情感的,并非如一般的敷衍浅薄的赘作。再送荪友南还水龙吟云:人生南北真如梦!但卧金山高处,白波东逝,鸟啼花落,任他日暮。别酒盈觞,一声将息,送君归去。便烟波万顷,片帆残月,几回首,想思否?可忆柴门深闭,玉绳低,剪灯夜语?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不如莫遇!愁对西轩,荔墙叶暗,黄昏风雨。那更堪几处金戈铁马,把凄凉助!
  忆梁汾清平乐云:
  才听夜雨,便觉秋如许。绕砌蛩重人不人语,有梦转愁无据。乱山千叠横江,忆君倦游游何方。知否小窗红烛,照人此夜凄凉?
  至于那曲说着“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和“香消梦冷,窗白声鸡”的《临江仙》,更是一首凄哀幽丽的小词呢。
  1928年8月10日

  平伯君的散文

  近来常常来往西湖堤上,每到西冷桥附近,望见遥对着南岸诸山的俞楼,便教我想起曲园老人和他的曾孙平伯君。我对于曲园,虽然年少时,曾诵读过他的一些笔记尺犊之类的文字,可是对于他这位老先生重要的思想学术,实未领教过,所以纵然是在脑子里忆起,意念却非常的轻淡。平伯君呢,虽然没有什么生平的交谊,但他在我,不特名字是很捻熟的,他的心音,尤其是常洋溢于我的耳鼓心头,而使我有不易漫灭的留影。当我站在俞楼前的柳树下,悄对着幽静的湖波、烟岩,口上不觉低微地哼出这样梦也似的诗句:出岫云娇不自持,好风吹上碧玻璃。
  卷帘爱此朦胧月,画里青山梦后诗。
  ——俞作:《偶忆湖楼之一夜》
  我对于他,是怎样蕴郁着沉挚的遥想呵。
  那一天,是记不清楚了(大约总在一个月前吧),在《开明》月刊上面,看到了《杂拌儿》(一名《梅什儿》)出版的消息,在那里并引用着周作人先生这样的两句话做广告:“平伯所写的文章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其实,便不看这个吸引人的广告,我早就认识了俞君文章的翩翩风致了。
  当我从书店带着这册淡湖色封皮的散文集,回到自己住房之时,正是四处表露着苍茫暮姿的傍晚。我开了电灯,坐在靠椅上,把书中目次展开一览,里面的文字,十之七八,是从前曾在各书报上看过一度的。但我愿意在这个集子上和她们再会一会面,因为如此,更可以使我对于作者文章的情调与风格,得到浓酣的享受。
  如果文艺的鉴赏,是不一定要请准于“玉尺才人”的尊旨,而可以用自己个人主观的认识好恶说句话的,那么,我要在此说声,平伯君这册集子里,有几篇文章,是写得很隽俏,为我所极爱读的。——我并没有说,我所爱读的,只有平伯君这集里的几篇文章,更大大没有说,天下偌大的文坛中,只有平伯君这几篇文章是值得读的。我只是很疏浅而已,这样的狂妄,是万不敢当的。请求文豪们千万不要因误会我而生气才好呢。
  平伯君这个集里所收的文章,有考据的,有说理的,有描摹风景的,有抒写情思的,性质很不一律,但除了一小部分属于考据性质的,语意颇为简质外,大概都很丰饶着一种迷人的情味,而使我们一读,就认得出是作者个性所投射的特殊风格。集中最佳的篇章,自然要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等融洽情景于一气的文字。其思致的委婉,词调的风华,我实在一时想不到恰当的形容词,无已,把作者自己所说的“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用作评语,或可勉强十一而已。但此种文章做得这样有消魂的风情,似乎尚不算十分困难的事,因为这类题目,本来是颇有做成好文章的可能,如果碰到不是劣手的作者。集中如《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析爱》等篇,这类分析名理的文字,在平常人手下,无非是写得简当明了,就算已尽能事的,不意给作者竟这样创制成绝妙的抒情妙品。我们读了,不但不会头痛,并且如吃佳撰似的,只虑其速尽,于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才思的赡美了。
  记得《剑鞘》里面,也收有作者几篇美妙的抒情小品。如果让我凭着个人的癖好,来替俞君编个美好的散文的集子时,我要把现在《杂拌儿》里所收入的几篇考证的和其他一二不很重要的短篇抽出,另放在一个去处,再把《剑鞘》里的几篇重辑过来,那末,这个性质比较统一,情词比较深秀的文章的结集,我要觉得更为高兴,而钦羡它的名贵了!质之俞君,及俞君的好友如朱自清、叶绍钧诸先生,不审以拙见为然否?
  或曰,俞君文章,有个小小的毛病,就是有时故意屈曲反复其词意,以求深入周折,但因之倒违阻了文理的自然纯朴,正俞君所谓“着意则滞”也。
  这话,也许并非全无根据,但我想俞君文章的佳处,总足以遮掩这点小疵吧。
  末了,我想借作者赞美沈复《浮生六记》的话,做他自己将来文境进步的颂词。俞君云:“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精微的痕迹。”
  1928 年10 月17 日夜,杭州

  《背影》

  在俞平伯君的《梅什儿》出版了不多时日,便看到朱自清君的这个《背影》,姑无论他俩一对好友,是否有意这样安排着来的,但是我们会在悠然的喜悦中,把他们作应有的联想,这是无有疑惑的事实。
  在各种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上,年来似乎不多见到朱君的文章了。但三四年以前,他却是一位时常把他的创作丰富地呈供于我们读书界的作者。他的作品,似以诗歌为繁富与见称于人。可是,恕我有点不大敬意,他的诗作,除了那首曾惊摇过一时的读者之心的《毁灭》,以外似乎不大能引动起我疲弱心灵的共鸣,所以到现在所留的记忆之影,是朦胧得有如秋宵的残梦。他的散文作,却是我从来所喜欢读的。《踪迹》在我个人偏爱的鉴赏上,与其说是前面大半用韵律表现的诗歌好,毋宁说是后面三数篇诗意葱茏的散文作更叫我惬意。我相信不至于全没有人会同我怀着一样的偏爱吧。真的,像他过去所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忆)跋》一类的散文小品,如果不是和作者抱着极端相反背的心绪的人,是不应该全不领会出一点作者抒情的艺术的,即使不能十分迷醉于他的芳醇的话。
  《背影》,是作者“四年来所写的散文”的结集。十五篇文字中,分作两辑,据他说,“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散文小品之作,不必一定要用以抒情写景,但抒情写景之篇制,却会令我感到格外的高兴。朱君这个集里大部分的文字,是抒情写景的,其中即使有些是像小说模样在描写着故事的东西。但表现的方法,仍旧是优美地酣畅地抒情的。
  中国现在作家中,在散文里表露着隽永的画意的,冰心女士,是我心眼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她自己曾经歌吟过: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在世界中无有声息,没有人批评,更没有人注意;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对着明明的月,丝丝的雨,飒飒的风,低声念诵时,能以再现几幅不模糊的图画;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
  《背影》中的《荷塘月色》,只顾从题目上看来,已先令人感到画意的丰满了。我们看他轻轻地挥洒着他的笔墨,现出在纸上的,是那样幽秀、婉媚与神化!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这仅是文中的一小段,但是人间还有描写荷塘夜景比这更来得美妙的图画么?今年的中秋夜,我是在这里过的,那晚独自儿的徘徊于西子湖滨,湖上夜色,给予了我很深的印象。回来时,觉得任它埋没了有点可惜,于是便援笔写了一篇《中秋夜的西湖和我》,中间描摹湖上的景色一段云:湖里大部分的水色,是和天空一样的浅蓝,远远望去,真如地平线上的一片烟霉。
  月亮光芒所照射的部分,耀着雪白的银光,受轻风微微荡漾,很像腾跃着的沸水。湖滨路一带楼房的灯火,灿烂地照射着,倒影入水中,凝成一片黄金的色彩。西南各山影,都只变成一个深蓝的影晕,拦放在水天的交接处。湖心亭,阮公墩,在眺望中,影像是浓黑的。
  环湖各处——尤其是西村一带——电杆上所缀的灯火,在水中幻作长条的金棒一道道。来往湖中的划子,近一点的,只见一簇黑影,远处的,则连黑影都迷糊了。
  虽很吃力的想把所承受的印象表现出来,可是以视朱君全篇轻灵而又幽秀的抒写,只格外地显现出情调的枯窘罢了。——其实,朱君这种手笔,与其说是画的,还不如说是诗的来得恰当呢。
  抒情,是朱君这个集子的唯一特色,中间尤以《背影》和《儿女》等篇,写得更凄黯动人。我自己也正和朱君一样,几年来为了口腹,迢遥地离去了老境颓唐的父亲。他为悲伤所损害了的双眼,老远地在迷蒙中盼着我的归程,但是,羁身千里外的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朱君,你以为在这样到处是苦恼撒播着的人间世,寂寞中怆忆着爸爸的“背影”的,只有你独自儿一个么?
  朱君以前的散文作,虽真挚的气氛,并不见得不充实,但毕竟在修辞上太为卖力,有时不免使我们感觉到作者是有意在播弄技巧。此集中各篇,多纯朴深挚,谢绝一切过分的繁缛,在文章的艺术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进境了。
  《儿女》一作,最足以代表他新近的作风。这篇我在前月初读于《小说月报》上,情词深切而苍老,深为感动,并惊奇他文字风格的突变。今细读此集,才知道这变动非出于一朝一夕,其由来已渐,不过在这篇里,特别表现得著明罢了。
  诚如作者所说,乙辑里三篇,和甲辑中各篇,风格颇有些不同。若以后者为诗的感伤的,则前者——即乙辑——可说是“幽默”的讽刺的。作者自己说:“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我们平心而论,郢君说作者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这也许真是冤枉的话,但此种文字,是受着流行的作风所影响的产品,那却是无疑的。自从《语丝》诞生以来,文坛上滑稽与讽刺的作风大为盛行,到现在,真可谓泛然普及了。我们人生的思想、行动,是无时不受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何况最易习染的文章上的风格呢?至于我个人对于这集子里两种风格的文章的好恶,是完全同意于郢君。——喜欢《飘零》与《背影》之类,而不大爱那《旅行杂记》。
  说到《飘零》,不免想起《飘零》的主人翁。因为我曾经和他同在一个大学里干过好些时的事,对于他有着许多很趣味的记忆。不错,他是个疯子,过去是,年来是,将来也许仍是。他镇日不是在实验室里,便是在动物园里。
  他常常对着人说,我今天解剖了一只老鼠,我前天试验了一只猴子等类的话。
  记得有一回Y 君请我们在C 城北门外的一家酒店中吃酒。时候,正是2 月的芬芳季节,我们一二十位籍贯不同,年纪不同,性别不同的朋友,聚在那野外傍山邻树,位置幽雅的厅堂中,忘掉一切地畅谈狂笑。筵席开时,酒杯四举,在那里,我认识了《飘零》的主人,除了学者的沉默以外,还有另一面诗人豪放的态度。他在努力追求着我们同事中的一位女性,——记得Y 君的《广州大火下的日记》,里面有一段是叙着这故事的。——起初听说颇碰了些钉子,后来却进行得很顺遂了。愿上帝保佑他的希望,让他做个自己意念中所承认的“真人”!
  仍回谈到朱君的文字吧。他在同时人的作品中,虽没有周作人先生的隽永,俞平伯先生的绵密,徐志摩先生的艳丽,冰心女士的清逸,但却于这些而外另有种真挚清幽的神态。他自恨写不成好的小说的诗歌,这种悲哀的心情,我是能够深澈地领会的。但是,朱君何必以此自馁呢?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园地哪!记得《两当轩诗集》的作者,尝恨自己的诗作缺乏豪雄气概,——《将之京师杂别诗》,有云:“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
  ——其实,他那种幽怨欲绝的情调,又何逊于悲歌慷慨的幽燕气呢?文体与风格,我以为都不成什么问题,只要能够表现自己的情怀思想(文体方面)
  和是出于自己自然真实的流露(风格方面),那便得了。至于必须兢业地计量着,我要用哪一种文体和哪一种风格,才能够赢得一个作家的地位,那在事实上,或许也有成功的希望。然这样似乎来得太吃力了,并且往往要掩埋了可爱的真的自我呢!一切肤浅的我,不敢以自己的私见,妄渎我们高明的作者。不过一时联想到了,信笔附写于此,借以求教于读者罢了。
  1928年12月15日于杭州

  《拜仑传》序

  我没有留心过现代的传记学。我既不大知道现在传记所到达的确实成就,更不知道关于它的性质、历史、风格和效能等,学者们曾经有过什么讲究。过去虽然也偶然读过一二册外国学者所写的“传记文学”一类的小书,但是,隔了许多年日,那点儿知识,早已像月下远山影子般模糊了。我现在来谈传记文学,不过仅仅拿个人一点微薄的经验做根据罢了。
  我少年时期,虽然也曾经在“子曰馆”里念过一些时候的“人之初”,但是,大体上总算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而这种教育性质的不完全,恐怕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士是并不难于想象得到的事情。在那闭塞的小市镇的学校里,我一面读着雇佣编辑家们撰述的课本,一面又哼念着那些唐诗宋文的古典著作。像外国少年所容易得到的活泼有趣的名人传记等读物,是没有福气上眼的。因此,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兴味发生得很迟缓,可以说直到近年来才对于传记文学感到真实的爱好。
  第一位启导我对于传记的爱重的,恐怕要算罗曼·罗兰先生。他那几部名人传,我是用着对一册比一册更热烈的情绪诵读过来的。他不仅仅教导我深切地了解和敬爱那些大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教导我去热爱着记述那种伟大人物的文学。实在的,因为诵读托尔斯泰、米克朗琪罗和其他等传记的不容易找到比拟的感动,我才用很大的兴味和期待去诵读《罗曼·罗兰传》、《雪莱传》及《服尔泰传》。换一句话,由于罗兰先生的启导,我才有意地去搜读兹维格、摩罗哀等名手的作品。而从那些作品里,我吸取了最醇美的生命和艺术的液汁。
  一本传记,或者说一本好的传记,对读者所能够引起的兴趣和产生的实益,决不在一般的文学名著之下。你试想想,当我们披读着一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政治家的生平记录,他所受的熏陶,所处的环境,他的思想和性格,行动和挫折,……一切内外的现象和经历,都浮雕般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有的时候,陪他高兴,有的时候替他掉泪。有许多事情会唤起我们的沉思,有许多事情,又催迫着我们振奋。我们不是在读小说,不是在听奇谈。我们是在接触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活跃的灵魂,而从那里得到了最实在的教益。
  我们读罗兰先生的《托尔斯泰传》的时候是这样,读路德威希(Ludwig)的《耶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的传记,是真挚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
  拜仑这个异国诗人的名字,在今天我们读书界一般人的眼中,总不算是生疏的了。
  有许多人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念过他那《哀希腊》诗章的译文(而且只要不是太缺乏热情的,就会发疯般喜爱它,直到长大了也不容易让那印象从脑里消去)。而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贡献给反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军的悲壮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从心钦仰和喜欢讲述的。但是,我们文坛对于这位革命诗人的介绍,好像太过缺略了。《哀希腊》几章悲壮的诗歌,虽然译述得那么早,而且一再地烦劳了名家的手笔。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哈罗尔德漫游记》,或《唐·璜》的译本,甚至于一个薄薄的诗歌译集都没有。关于这诗人的生平,我们的研究家或介绍家也一样那么吝惜。我们还没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不管是写作或译述的。因此除了少数能够直接阅读外国文书籍的以外,许多想比较详细地知道他生平的读者,都不能得到满足愿望的机会。这种缺陷,实在已经到急待填补的时候了。现在这个传记译本的出版,或者多少可以算做一点值得欢喜的事情罢。
  对于拜仑诗歌的价值,批评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诗作是曾经摇撼过欧罗巴的读书界,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学上乃至于思想上的“拜仑时代”的。在今天或稍后的世代里,他那狂风烈火般的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着激动反对****和因袭者的心灵的伟力。大家只要承认这种已然的及可能的事情便够了。别的精细的剖析讨论,我想让别的人在更适宜的机会去做罢。
  谈到拜仑的生平,像这个传记里详细地所叙述的一样,它是一个汹涌着惊涛骇浪的江海。他那幸福而又不幸的家庭,倾倒一世的诗才风貌,放肆或者侠义的种种行动,……这些构成一个惊心动魄的人生纪录。在这里,没有平凡,没有因袭,没有死气奄奄的沉静。它是力,是反抗,是不可捉摸的飞动。
  是的,拜仑的某些行为,是诡异得叫人不免皱眉头的。像他一般地对于女性的卑视,对于游乐甚至于虚荣的耽溺,便是一些好例子。试读摩氏《雪莱传》的后半部,在他那明确线条的显示下,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两个诗人灵魂的差异点———个是那么天真和慈悲,另一个却是那么傲慢而缺少情理。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拜仑所遭受的家庭、异性和社会的冷遇及虐待是那么深重。但是,他那种过于矫激的行为,总很容易驱使我们的同情和爱,更倾注到像雪莱那样天真率直的人物身上去。我们耽爱质朴,而不喜欢矫情。
  但是,从整个人看,拜仑的确是具有一种魅人的力量的。他像一条铁索般牢系住我们的心。这不仅仅像雪莱那样,主要的是对他抱着一种怜才的念头。我们对他怀有更崇高的爱敬。几年前,当我在陀勒(Jollei)那部名剧《机械破坏者》的篇首,读到拜仑爵士在贵族院慷慨地替劳苦人民辩护的演讲词,我的心情禁不住热烈地腾烧起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消失掉对于那个剧本的眷恋。在这个传记里,不是动人地记述着他在意大利积极地参加当地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活动情形么?这是和他后来穿起绯红色的戎装,在那个偏僻的小村里,为希腊那古民族的文化和自由而战斗而牺牲的行为,有机地相关联的,而且一样叫人心魂驰慕的!
  当然,我们不会把拜仑当做神看待。我们知道他的许多弱点,也知道影响他的豪侠思想的时代浪潮。他的最好的思想和实现这种思想的行为,原是当时欧罗巴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他因为出身、教养及生性等关系,在思想上行为上(同时又在作品上)不免遗留着种种束缚和限制的痕迹。他是一个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他虽然最后大踏着步赶上时代的尖锋,却已经是满身血肉模糊的创伤者了。但是,不管怎样说,像他那样勇敢那样慷慨的贵族知识分子,总是英国的甚至世界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上的一个夸耀!
  当做艺术家看的拜仑不消说了,当做人看的拜仑,也是那么英雄卓特的!
  他是一位能够用生命去殉从理想的人,他是我们异代的师表。
  鹤见祐辅是现代日本文坛一位知名的文笔家,同时又是实际政治的参与者——他一向是民政党的国会议员。
  他的主要思想,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但是,他的狭隘的国家观念好像颇为强烈。他曾经用盼望产生俾斯麦一类英雄的热望告白于年青的本国人民。所谓“英雄待望论”,便是这种心情露骨的表现。
  他的文笔好像比他的思想来得可爱些。他写了许多游记、随笔和小说,因为语词的热烈和活泼,作为青年读物,作为大众读物,都得到很广大的读者。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十数年前,已经由周豫才氏译成中文,比较喜欢新文艺的人大概是读过它或者晓得那个名字的。近来好像又有人译出他的另一个随笔集《读书三昧》。我自己是爱读他文章的,他的《南洋游记》和《欧美大陆游记》等,都是曾经占据过我的案头的书物。到现在,我还会偶然去读一读那些从《思想·山水·人物》的译本里选出来的篇章。
  鹤见氏又是一个雄辩家。我曾听见人说,如果日本现在要举出四个雄辩家,他便是那当中的一个。记得有一回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请他演讲,我也曾在那广座上做一个听者。他大意是说,中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大都是间接去学习西洋学术的。就文学方面来说,主要是在那里研究英、法、德、俄等国的作品,对于日本文学即使加以涉猎,也大抵限于明治以来的东西。
  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惜的事情。远迢迢地到那个国度去求学,却放弃了认识和享受她本身文化艺术的好机会。他还说,他无论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去,行箧中都没有忘记带着那部他所爱读的唐诗选本。又说,他到浙江某处游览的时候,追想起千余年前他们的高僧最澄(谥号传教大师)到中国求道的故事,不禁感到两国文化关系的深长和那求道者精神的高迈。他的话并没有藏着什么奇思妙想,但是,在台下人的耳里却颇觉得娓娓动听。他是一个能够把那平常的道理用不很平常的话讲述出来的人。简单的一句话,他是一个雄辩家。
  他自己最得意或者使读书界最感兴味的,怕要算到他的传记作品吧。在这部《拜仑传》出版以前,作者早已印行过《俾斯麦传》和《拿破仑传》等流行一时的著作。《拜仑传》据说作者是预备了许多时间才动笔的。它作为通俗的读物,出版以后,曾经非常风行。没有多长时间,便再版了许多次。
  现在我们平情看起来,这个革命诗人的传记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对于拜仑个人生活和时代的关系没有更深刻地注意到,文词上也往往有流于浮夸的地方,这些都可以说是重要的缺点。但是,资料丰富,风趣横溢,文词也大都生动流利,拿这些长处来表现一个卓越的天才,是会对读者产生相当重大的魔力的。
  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仑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高贵的启示么?
  1941年11月9日序于坪石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序言

  近现代是我国社会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时期,从社会形态的性质说,它从长期的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最后十多年里,一部分的领土还沦为殖民地,在另一些地区却建立了新民主政权社会),并且后期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民众的浴血苦斗,终于孕育了一个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在社会形态巨大转变时期,不仅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要有极大的变化,同时思想、文化也必然要有极大的变化。在民主主义时期的情形是如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情形也是如此。不过由于当时现实(包括国际形势)和历史条件等的不同,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后期的比起前期的,在内容和范围等方面要更为深入和广泛罢了。
  产生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的新文学运动,是我国现代社会转形期文化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是两千年来封建文学传统的彻底结束,是新时期(近现代)文学革新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从1917 至1949 的三十多年中,作为新文学体裁之一的小品散文,跟诗歌、小说和戏剧等重要文学体裁一样,有着不容蔑视的成就。它是现代新文学公园里的一座大花坛。
  关于这段历史时期小品散文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数十年来,过去已经有好些学者作了论述,较早的像阿英,较近的像林非等。记得20 年代后期,学者兼散文作家的朱自清,曾经发表过《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实际是他散文集《背影》的序言)中间一段说:
  ……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权威,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迂流曼衍,日新月导:有中国绅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挺,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见《文学月报》第345 期)。
  这段话,虽然写得比较早(1928),并且也相当简略,但大体上是概括了我国这段时期小品散文文学的主要情形的。
  就我个人的记忆和粗浅看法,我觉得这段时期的小品散文,约有两大干流。其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批评派(它发源于《随感录》,后来统称“杂文”)。这种批评是感想式的。在表现上,偏重解剖和讽刺。它是文艺战斗上的匕首或手榴弹。大体上可以归入这一派的作家较早时期有刘半农、林语堂(也许多少有些勉强),后期则有茅盾、聂绀弩、唐弢等一群作者。另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咏物派。这一派的作家,自然不是完全不过问当前社会、文化的事情;但是,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或比较突出的,是谈风景,谈学艺,谈书籍、谈身边琐事,乃至草木虫鱼。在表现态度上,主要是记述的、观照的,乃至于欣赏的。它偏于冷静而不重愤激,爱幽默过于尚讽刺。可归入这一派的作家,大致上说,有俞平伯、谢冰心、朱自清、叶圣陶(以上所举两派作家,大都只指他们作品的某些主要倾向,而且往往是有时期限制的)。
  除了上述两大干流之外,现代小品散文,当然还有许多支流,以及不相系属的溪涧、湖泽,例如徐志摩、许地山、梁遇春等作家的作品,他们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至于详细谈论他们,则不属于本文任务范围的事了。
  谈到盛极一时的现代小品散文,要进一步去探寻它的产生原因,这是很自然的要求。至于到底由于什么原因呢?那回答可能就有种种了。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要从实际社会去找答案是当然的。30 年代,阿英编著《十六家小品集》时,在序言及对各家解说上,主要正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在一定程度上,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从今天我们的理解看来,这种社会学的方法,还不能完满地解决文学创作的全部问题,它有待于其他有效方法的辅助和补充。
  形成中国现代散文作品内容、形式的原因,除了现实的阶级关系的重大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种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作用。首先,是历史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文明开化较早的国家,也是一个以“文事”著称的国家。在西历纪元前,我们就有许多文献著述。就小品散文说,这个名称和把它被意识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虽然是现代的事,但是,类似小品散文的文字在先秦著作(如《论语》、《春秋左氏传》,特别是《庄子》)里已经早露头角了。到了西汉、六朝,特别是宋、明以来,这类文字更是斐然可观。解放前,有人说新文学的源泉在明代,特别有的人要从明代散文里去找现代创作的老师。这种意见和态度自然有些偏颇,但是,我们历史上有着优秀的散文传统,而这种传统也必然要对现代散文产生一定的作用(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这是无可怀疑的。过去有人曾经称赞俞平伯的散文“是那样地旧又这样地新”,这不是正泄露了那种信息么?我自己在散文创作上虽然没有多大成绩,但是,早期这方面的作品,的确是受过古典文学,特别是宋、明小品散文的滋养的。
  其次,是外国散文的影响。中国现代的文学革命,当然有它重要的内在原因。但是,单有这点是不能把它全面(或者比较有力地)解释清楚的。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和进展,无论在内容或形式,大都跟现代的世界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现代小品散文,正是世界的近代传统和中国的历史传统同时在起作用的结果。不过它对个别作家影响的程度或方面不免不同罢了。像梁遇春、徐志摩乃至闻一多,在这方面受影响的情形是更为突出的。现代小品散文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非常显然。我国近现代(特别是后者)的新文学运动,是受着当时已经进于世界文化前列的先进国文学的触发和指引的(这并不否认它内在的现实要求和历史传统)。许多作家大都在国外或国内直接间接阅读过外国文学的作品,甚至很仰慕那些外国文学的作家。这种情形,只要我们了解一下那些时期的文学界风尚,便可了然于胸。小品散文是这种风尚中的一种产物,即使与小说、话剧等稍有不同,也只是彼此程度上的差异或个别作者好尚的差异罢了。
  此外,还有种种酿成现代小品散文兴盛以及各种特色的因素,例如作者的出生境地、文化背景、作者个人的气质、习惯、教养、经历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影响到整个散文的性质和风貌。以前我们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拘束于社会学的方法(我郑重地说,这种方法是不可少的!),对于其他影响文学创作的各种因素(甚至于相当重要的因素)注意太少,甚至完全摒弃不睬。现在是我们对此认真反思,并在实践上加以改正的时候了!
  中国现代三十多年间小品散文的这宗文化财产,是很丰饶的。但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很少人去对它做过精密的统计或比较全面的深入检讨。记得30 年代中期,郁达夫和周作人曾经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编辑过两册散文集。个人辑系比较重要的,则有阿英(钱杏邨)在跟郁、周差不多同时期编著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全国解放以来,这方面的辑录,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刊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1927~1937)两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选编的《中国现代散文选》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刊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散文选》四册,还有百花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现代名家散文选集”丛书等。这些出版物,对于现代小品散文的成果,作了一定程度的辑集、选择和整理,于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无疑是有裨益的。
  但是,上述这种工作,从那三十多年散文丰富的总成绩说,从今天广大青年的迫切要求说多少使人感到不满足。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我们的学界、出版界,还需要更多进行编选工作(包括另辟新溪径的编辑作法)。在这种意义上,这本以编选兼解说作法的《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的编辑、刊行是有意义的。它至少可以使那些学习青年和一般读者,获得需要的资料和受到有益的启发。
  自然,我们知道,编著这种大型文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搜集、选录材料上是否能博涉而精取,在解说文篇上是否能做到确当和精审,是大大值得考虑的。这自然是就严格意义上说的话。论到实际,今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他们正非常需要这类兼具启发性的选文读本。只要编著者比较认真选择、解说,即使书中有些这样那样的缺点,也还是有用的,可以存在的。更何况出版后经过不断地修订与补充,也还是有望于成为一部有长期保留价值的图书。我希望这部词典能够不负它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责任!
  1988年7月28日北师大

  关于散文

  如果只照字面说,散文是指一切不用韵律写作的文章。在这种名义下,不管是“等因”“奉此”的公文,“久仰”“至念”的私信,乃至于“生因家事……”的请假单子,都可包容进去。可是,现在一般人心眼中所谓散文,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东西。它大体上虽然可用各人的经验去互相印证,却不容易用确定的语言去说出它的性质和界限来——好像我们跑得烂熟的街道,却往往不能够准确地说出它的长阔度,甚至它的名称或方向一样。
  散文在名号上就有种种的称呼。有人叫它小品,有人叫它随笔,有人叫它美文,又有人叫它絮语散文或抒情散文,有人却简直把它在西方的名称去呼唤它——“爱说”(Essay 或Essai)。
  给事物下定义,是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像散文这种仪态万方的对象,因此,就有人滑头地说出这样的话:“散文家的作品就是散文。”这完全等于说生柑子的树就是柑子树。你稍为学过逻辑ABC 的,我知道你就要笑出来了。
  可是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细想一下,它也未必没有一点道理。
  我们还是赶快抛开了那种学究式的探求好些。
  散文在内容上是没有什么限制的。自然有的作家只喜欢写些虫鱼草木,有的只喜欢写些书籍朋友,有的只喜欢写些村风市景,有的只用它去抒发思古之幽情,又有的只用它去表自古怪的冥想,……可是,如果我们披读上十个或二十个散文家的集子,就自然要取消那种以为散文只适宜于抒写一定题材和心境的错觉了。不过散文的内容尽管海阔天空,作者们却不是没有羁勒的天马。他是生活在一定现实境况中,并且要为着这一定境况的进步而拿笔的人。他必须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或什么用不着浪费笔墨(自然,他同时也必须顾虑到他表现力的界限)。艺术家一方面要沉没在“醉梦的波浪”中,另一方面又须高步在“清醒的峰顶”。
  散文家和哲学家、科学家或别的艺术家不同的地方,主要不是由于所用的材料或思想的品类,而是由于对于材料或思想的获得和处理的差异。散文家大都是偶感者,掇拾者,是一个没有严密计划的人。他的材料、思想大都是偶来的,俯拾的,未发展的,非组织的。
  形式是内容的写像。散文的内容既然大都是偶感的,掇拾的,未发展的,非严格组织的,它在形式上自然不会要求那种规律森严的结构,那种循规蹈矩的行文。它的作者,也许和小说家一样去写述一段故事,可是他不妨随意起讫,或夹议或夹叙,甚至放恣地抒情。如果他写的是小说,这样做就不能够不受非难了。现在作者既自己承认是散文,那么谁也就不会去指摘它。表现思想,抒写情感,也和这一样情形。作为科学论文或诗篇要受人指责的地方,在散文往往可以得到宽恕。这不是说散文的形式可以乱七八糟,任何艺术都有它一定的条理的,散文有它自己的性格,有它自己的形式上的“规律”。
  不过,比起严格的学术论文或小说、诗篇来,它是具有较大限度的自由性的。
  一切的文学种类,都是依随时代社会演变的。像地上没有永远不变化的物种一样,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文学种类。人类社会的演变史,就是文学种类的演变史。现代的西欧戏剧,跟古希腊的悲剧比较起来,你知道那有多大的差异。拿我们现在的语体诗去和诗经或楚辞对看,谁能够不惊异那性质和风貌的分歧呢?散文文学也一样在不绝演变中。苏东坡或袁中郎的小品,毕竟和魏晋人的风味各别。就是同一作家的作品,由于生活、境遇和年岁等的差异,也不能够前后如一。你试比较一下林语堂大师在语丝时期和论语时期的文章,便可以明白了。
  因此,要奉陶渊明或袁中郎做散文的唯一祖师,或说伊利亚随笔才是散文的老牌正宗等等,都是刻舟求剑的。培根并不同于蒙旦,阿特生何曾跟蓝姆一样神态?比如现在以时事小品著名世界的爱伦堡的文章,跟袁中郎或蓝姆都有天渊之别。可是,谁能够否认它是现代散文中的珍品呢?
  目前有许多青年人爱写诗。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青年是诗的时代,正像春天是开花的时候一样。可是,诗是更高贵的艺术,也是更严格的艺术,它在形式上固然需要有更大的努力,在内容上也比较散文更受限制。有许多不很出色的诗篇,如果用散文形式写出来,也许会是相当优异的文章。我不怕逆耳,常常劝青年们多写散文。这并不是看轻诗歌或别的文学种类,倒是更尊重它们的意思。我的僻见,总认为散文是较广阔、较自由的天地,活动在这个天地里,不但个人的才能更容易舒展些,就是对于社会的贡献说,也是更广阔而直捷的。
  1946年下半年作

  ●趁着眼睛还清朗,鬓发尚未成霜,多读一读“人生”这本书罢!

  朱湘
  (1904~1933)
  诗人。安徽太湖人。著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散文集《中书集》,译有《番石榴集》等。

  书

  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已经很够我们的赏鉴了。
  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令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逃免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它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起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
  还有那一个个正方的形状,美丽的单字,每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个字的沿革,都是一部历史。飘是二条狗的风:在秋高草枯的旷野上,天上是一片青,地上是一片赭,中疾的猎犬风一般快地驰过,嗅着受伤之兽在草中滴下的血腥,顺了方向追去,听到枯草飒索的响,有如秋风卷过去一般。
  昏是婚的古字:在太阳下了山,对面不见人的时候,有一群人骑着马,擎着红光闪闪的火把,悄悄向一个人家走近。等着到了竹篱柴门之旁的时候,在狗吠声中,趁着门还未闭,一声喊齐拥而入,让新郎从打麦场上挟起惊呼的新娘打马而回。同来的人则抵挡着新娘的父兄,做个不打不成交的亲家。
  印书的字体有许多种:宋体挺秀有如柳字,麻沙体夭矫有如欧字,书法体娟秀有如褚字,楷体端方有如颜字。楷体是最常见的了。这里面又分出许多不同的种类来:一种是通行的正方体;还有一种是窄长的楷体,棱角最显;一种是扁短的楷体,浑厚颇有古风。还有写的书:或全体楷体,或半楷体,它们不单看来有一种密切的感觉,并且有时有古代的写本,很足以考证今本的印误,以及文字的假借。
  如果在你面前的是一本旧书,则开章第一篇你便将看见许多朱色的印章,有的是雅号,有的是姓名。在这些姓名别号之中,你说不定可以发现古代的收藏家或是名倾一世的文人,那时候你便可以让幻想驰骋于这朱红的方场之中,构成许多缥缈的空中楼阁来。还有那些朱圈,有的圈很豪放,有的圈很森严,你可以就它们的姿态,以及它们的位置,悬想出读这本书的人是一个少年,还是老人;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才子,还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你也能借此揣摩出这主人翁的命运:他的书何以流散到了人间?是子孙不肖,将它舍弃了?是遭兵逃反,被一班庸奴偷窃出了他的藏书楼?还是运气不好,家道中衰,自己将它售卖了,来填偿债务,或是支持家庭?书的旧主人是这样,我呢?我这书的今主人呢?他当时对着雕花的端砚,拿起新发的朱笔,在清淡的炉香气息中,圈点这本他心爱的书,那时候,他是决想不到这本书的未来命运。他自己的未来命运,是个怎样结局的;正如这现在读着这本书的我,不能知道我未来的命运将要如何一般。
  更进一层,让我们来想象那作书人的命运:他的悲哀,他的失望,无一不自然地流露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让我们读的时候,时而跟着他啼,时而为他扼腕太息。要是,不幸上再加上不幸,遇到秦始皇或是董卓,将他一生心血呕成的文章,一把火烧为乌有;或是像《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一般命运,被浅见者标作禁书,那更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呵!
  天下事真是不如意的多。不讲别的,只说书这件东西,它是再与世无争也没有的了,也都要受这种厄运的摧残。至于那琉璃一般脆弱的美人,白鹤一般几傲的文士,他们的遭忌更是不言可喻了。试想含意未伸的文人,他们在不得意时,有的樵采,有的放牛,不仅无异于庸人,并且备受家人或主子的轻蔑与凌辱;然而他们天生得性格倔强,世俗越对他白眼,他却越有精神。
  他们有的把柴挑在背后,拿书在手里读;有的骑在牛背上,将书挂在牛角上读;有的在蚊声如雷的夏夜,囊了萤照着书读;有的在寒风冻指的冬夜,拿了书映着雪读。然而时光是不等人的,等到他们学问已成的时候,眼光是早已花了,头发是早已白了,只是他们的头额上新添加了一些深而长的皱纹。
  咳!不如趁着眼睛还清朗,鬓发尚未成霜,多读一读“人生”这本书罢!

  ●读书必须是自己的有机的一部分,必须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若是书和生活经验发生了亲切的关系,书便有了味道,变为知己的朋友一样了。若是生活经验从读书扩大推广,充实的机会就无限的增多了。

  李霁野
  (1904~1985)
  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安徽霍丘人。著有短篇小说集《影》,散文集《给少男少女》、《鲁迅精神》、《意大利访问记》,译著有《简爱》等。

  读书与生活

  到白沙来,原是应了朋友的约,来看看梅花的,听说有三百棵,很羡慕诸位的幸福。不料却有同学来找我演讲,我不免叹一口气,心想说书的命,到什么地方也逃不脱。不过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因为我只带来一个空空的脑袋,预备装满了好风景,好印象回去;却原来也要付代价。这年头,穷日子真难过。幸而听几位先生说,诸位很爱读书,我因此想到现在要讲的题目。
  诸位也许笑我,“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想这样笑我是不应该的,因为读书也罢,生活也罢,我都外行得很。现在纠缠到一块来说,恐怕更说不好了。
  听一般人的说话,读书仿佛是怪令人头痛的事情。不是“一部念四史无从读起”,分量太多,就是天气不好,“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天凉来冬又冷,收拾书包好过年”。——这首好诗,别处的学生听说都是很心会的。说是进学堂读书来的,为什么这样为难呢?我想,现在的教育制度要负一部分责任:拿死的知识填塞了之后,再拿考试来测量结果,不要几年,学生就变为完全被动的了,读书的兴趣也被消灭。我记得自己在学校读英文时,先生曾经用过几种英国文学名著作教本,结果我往往想到这些书的颜色和样式便觉得厌恶。我这样怀着偏见来厌恶的,有那位“写起文章来像天使”的高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以后我每看他的文章,特别看看他那聪明的高额头, 便觉得怪对他不住。连对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我都表示过不敬,诸位就想一想这些教育家的本事!
  幸而我自己碰到一本《天方夜谭》,使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没有完全被闷死。从此我友现了一个新天地,在课堂上虽然不免常打盹,课外往往懒得睡觉。我用不着再听先生三番五次的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或“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知道他们只使我见到“颜如铁”,我倒不如闭眼念几声佛。我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怎样,不过我相信在塞与考两重夹板中间,总压不出很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要想培养读书的兴趣,非将态度根本改变了不可。读书不是要应付考试,不是要敷衍外来的要求,却是要满足内心的需要,充实自己的生活。换了话说,读书必须是自己的有机的一部分,必须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若是书和生活经验发生了亲切的关系,书便有了味道,变为知己的朋友一样了。若是生活经验从读书扩大推广,充实的机会就无限的增多了。书将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根本改变,是常有的例子。反之,生活的经验越丰富,读书的欣赏和理解力也就越深广,也就越能领略书中的真味。所以读书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两者并进,才可以达到佳境。光读书而无生活,只尝得到间接的经验,和吃嚼过的饭差不多;光生活而不读书,却势必空虚、狭小。
  我现在来举几个小小的例子,说明我这一点点的意思。我说读书可以增广加深生活的经验,因为名著是最好的感情和思想的结晶,我们可以从其中吸收无穷的精神的养料。很平常的东西,经过名著的作者,特别是诗人,描写之后,便有了意味,在读者的心中形成了联想。这样的诗句便成了“Open Sesame”(《阿利巴巴与四十大盗》中开门的咒语)一样的咒语,可以替读者打开了珍贵的宝库。诸位知道,罗马有一位大诗人维吉尔(Veigil),他在中世纪被人认为魔术家,因为他的半行一行的诗,往往可以在读者心里唤起无穷的联想,仿佛是咒语一样。
  最近翻译吉辛(George Gissing)的《四季随笔》(The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其中有一段将这个意思讲得最好。他引约翰生(Samuel Johmson)的话:在读过书和没有读过书的人之间,同死人与活人之间,有同样大的差别。接着他说蝙蝠和枭鸟,若不是因为入了诗人的世界,他也许看到它们,听到它们,只怀着厌恶或迷信。可是,“Then nightly sings the staring owl,To—whit!
  To 一who!——a nerrv note.”
  (凝目的枭鸟夜夜歌唱着,To—whit!
  To 一who——欢快的歌调。)
  “0n the bat’s back I do flg
  After Summer merrily”
  (我在蝙蝠的背上飞来飞去,快快乐乐的过着夏季。)
  这两种鸟便入了超凡的境地,变为富于诗的联想的了。可是对于不读诗的人,它们和麻雀有什么不同呢?夜莺、云雀、布谷,也因为诗的联想,更被人珍视。这种微妙的经验,不读诗的人却无福领略。我因为韩愈的诗句——黄昏到寺蝙蝠飞,对于蝙蝠也颇怀好感,而且每见到它,往往想起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仿佛见到了诗人辛弃疾独宿的凄凉情况。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过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其他如树木花草,本身固然是美的,也因为诗的联想而更美。
  梅呀,柳呀,梧桐呀,芭蕉呀,在不读书的人的心目中,假如引起什么情绪的话,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读书使我们的生活丰富。
  吉辛又说到中夜的钟声使他惊醒,若不是为了莎士比亚的联想,他也许会诅咒它扰乱睡眠呢。读过张继的夜半钟声到客船,假如诸位中有人中夜被钟声惊醒,不会因此感到喜悦吗?
  生活的方式和态度被读书所改变,是所以还要办教育的基本理由,恐怕诸位从教育家听的已多,见的已多,我用不着多说了。我只说一件小事。多年前我读到一篇论散步的文章,作者特夫莱严(G. M. Trevelyan)说他有两位大夫,一位是他的左腿,一位是他的右腿,在身心失调的时候,他总请他们医治,而且一治必好。那时我还在穷学生时代,而且颇有人担心我活不下去,所以常请这两位大夫侍候我,是最合理,也是最经济的事。决然下聘约。不像目前许多教授,只兼挂名的差事,他们倒是很热心服务的。几年后旧同学见到我,却惊讶我居然不但没有入墓,却比以前健康些了。这还是小益处。他们给了我更多的精神上的快乐,我觉得我的整个的人生观,都差不多因为他们改变了。别的人听说都是用脑子思想的,我却用腿思想的时候也颇多。我向诸位保证,腿实在不像许多脑子那样空虚。假如我早几年读到这篇文章,我不知要多得多少益处;特别他论到青春苦恼期的一段,会给我最健全的启示。我先说到蝙蝠,诸位也许有讥笑我悬空的,这一回可腿踏实地了。
  我说生活的经验也可以增加读书的理解和欣赏,让我也来举一点小小的例子。记得有一回,和在坐的台静农先生谈到中国诗的意境,我说很欢喜柳永词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他问我,前一句“今宵酒醒何处”如何?我摇摇头,因为我不善喝酒。他却觉得酒醒后那境界更好。这有点不好商量。
  不过他继续说,有一次回故乡的途中,却亲身经历过这境界。我只有甘拜下风,承认他的欣赏更真切。在我,“杨柳岸”和“晓风残月”从没有合成过一张和谐的图画。
  我在北平,教学生读过一点诗,有一位坦然承认念不出什么味道。多半是情诗,他正在厌恶女性,难怪的。暑假后,他见我第一句话便说他喜欢那些诗了。我笑了笑,他也心会我知道他不是在厌恶中过日子了。
  对于名著的欣赏,有许多地方很受自己的经验限制,所以脍炙人口的名著,有时读不出什么好,也不必扫兴的,怎样的名著也往往有不精彩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自己的了解力过差。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同样领略。有人说,一年读一次莎士比亚,每次都可以有新发现。真正的名著,大体都很耐咀嚼,咀嚼一回,总可以得到些真味。不要只相信别人的说法,虽然明达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的欣赏,可惜这样的批评并不多。我们和十个人相交,未必有两三位可以成为朋友;从书中所得的友谊温情,比例却比较高。有时我们自己的经验没有成熟,不能了解欣赏一部作品;有时同一作品,因为读的时间不同,给我们很不同的印象,可以证明自己的经验往往在读书上有绝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要想深入到书里去,非同时将生活经验尽力扩大不可。有批评家说,少年人读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吉珂德先生》(Don Quixote)会发笑,中年人读了会思想,老年人读了却要哭,也就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生活同读书是分不开来的。一方面不要做书呆子,将脑袋里装满着死书;一方面也不要空着脑袋过生活。读书应当是生活的一种享乐,不是令人头疼的工作;生活应当用书籍来陶冶,使它美化并充实。读书,我们可以接近古今中外的良师益友;生活,我们才可以接受它们给予的恩惠。这样将生活和读书熔为一炉,我想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A world a grain of sand,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一粒沙里一个世界,一朵花里一个天国。)
  这境界我们有时候可以领略到。
  谢谢诸位的耐心,费不少时间来听这几句很平常的话。
  1944年1月

  ●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一方面,尽管出类拔萃的作家有限,而历史终归都不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是广大群众勤劳智慧的记录。
  沙汀

  (1904~1992)
  小说家、散文家。四川安县人。著有散文集《随军散记》,长篇小说《淘金记》、《青桐坡》,短篇小说集《兽道》、《过渡》等。现有通行本《沙汀文集》。

  《庐隐传》题记

  离开北京回川疗养以前,我曾经拜读过萧凤同志的《萧红传》,深为作者流利的行文,细致的笔触感到欣喜。认为以一位女同志来写这本才华出众的女作家的传记,真可说是太恰当了。
  作者态度的持重,我也颇感惊奇,曾经为之大笑。我这是指她讲述萧红同志的爱情纠葛经过说的,这也许只有一位女同志才能有这样细腻的体会和感触吧!她认为一个人的感情世界细微复杂,不能随意评断有关同志的是非。
  我觉得这是一个传记作者值得参照的严肃态度。
  现在,作者又一本女作家的传记即将问世,我也已经拜读过好几章。不过她所传的庐隐,无疑已经为多数中青年作家、爱好文学的青年读者所不知了!远比萧红陌生。因为庐隐是“五四”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女作家,又早已逝世。按其作品内容来说,她所刻画的,又是她那个历史时期的新的一代,为追求人生意义,大多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极少得到满足。更不幸的是她笔下的人物,终于都没有突破封建主义,家庭生活圈子的牢笼,为自己开拓出一条真正的新的道路。
  然而不管如何,庐隐为我们用生动形象描绘的“五四”运动时期某一部分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思想,追求与痛苦,作为历史借鉴,至少,它们值得专攻文学史的同志给予应有的重视。我想,如果每一个历史阶段仅有一两位卓越的作家为人民知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作为历史里程碑而出现过伟大“五四”运动的国家,也太不相称了。
  当然,不只是不相称,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整个历史事实。我记起来了,鲁迅先生曾经因为日本选译中国的幽默小说,仅只有他以及其他一二位当时较为知名的作家的作品,他曾经因之兴起寂寞之感,另外推荐了一两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我体会,他是从历史来看问题的。而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一方面,尽管出类拔萃的作家有限,而历史终归都不是少数人创造的!它是广大群众勤劳智慧的记录。
  无论如何,庐隐总算从《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和《玫瑰的刺》等短篇小说、散文集到长篇《女人的心》,为我们写作了十三四年之久。不幸恰当风华正茂的年龄,便与世长辞了。而茅盾同志用“未明”这个笔名在30 年代还写过《庐隐论》,虽有微词,说她在创作道路上陷于“停滞”,没有跟随时代前进;但他终归还是恰如其分地赞扬了她的成就,说是读她的全部作品就仿佛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同时对她一贯向人们坦露她又天真又严肃的心灵表示敬意。
  以上的点滴感想,也算是我对本书作者视野广阔,能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创作上做过努力,而又早已不为人所知的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加以系统评述,表达了欣赏赞扬之情。因为尽管庐隐的成就不算卓越,在我国新文学发展道路上,总算增添过一撮铺路的泥土!
  深夜无眠,开灯拉杂写此,姑且让它称作《庐隐传》的题记吧。
  1981年7月20日凌晨3时于成都

  ●我一个人的时候,便学我的祖父哼诗,感到艺术上的享受。

  艾芜
  (1904~1992)
  作家。原名汤道耕,笔名艾芜。四川新繁人。1932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事写作和教书。著有小说集,《艾芜中篇小说集》、《艾芜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飘泊杂记》、《初春时节》等。

  《故乡》校后题记

  书里写的故乡,读者怕很容易当成作者的故乡吧?这不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有二十年没有回去了,那是一个没有山的平原地方,除了有着童年鲜明的记忆而外,一切都与我生疏隔膜。它现在的面貌,我实在描写不出来。
  这里面只是描写书中几个人物的故乡,假如硬要确定它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我只能说它大约是扬子江以南,多山地带内,一个边远县份而已。
  在这部作品里,我并没有企图要写中国一切小县份的面貌,我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也不敢起这佯的雄心。就连写这个不十分确定的小县份的时候,也只是取它二十天左右一个极短的期间,因此可以说,要写这个小县份的面貌也算不上。至于里面出现的人物,更不能说是可以代表几部分的中国人,他只算是作者所写的几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我不敢多存什么奢望,不敢做大的企图,只想在这份小小的工作上面尽一份我所能尽的努力。
  但这份努力也常常受到阻挠,遭到磨难。第一是我的生活,不容许我写长的作品,比如现在排好的《故乡》校样,照八百五十四页算来,约有五十四万多字,继续不断地写,也要花我一年半的时间。我得采取一个办法,即是写别的短作品,来维持这个长篇的写作。另一个办法,就是一面写一面拿出去连载。因此,应该一年半完成的《故乡》,我却时写时辍地拖了它整整五个年头有多。由这点,可以明白,我并不需要夸口,说我在故乡这块土地上面,曾经朝夕耕耘,竟然费了五年的劳力。这只是表明一个现代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有着他的基本的困难罢了。
  其中,另一种困难,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予的,那是永远难忘的侵略战争。我是1940 年4 月,在警报很多的桂林开始写《故乡》的。1941 年9月,友人拿去《华商报》连载,不幸香港沦陷的时候登载我的稿子的报纸,好些没有收到,而我的一份原稿,也葬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炮火里面了。我于是托朋友设法找寻《华商报》,于1942 年9 月,忽然接到一包东西,拆开看,一叠报上剪下的文章,正是我要找寻的《故乡》,使我惊喜不已,里面附着一信,却是一个陌生人的署名。
  艾芜先生:
  在一个秋风凄厉的黄昏里接到友人由桂林的来信,他也是先生的朋友,但因签名模糊连我也认不出来是谁,然而我也不管这些,总之他是中国人——是具有热力的文化工作者。他这样说:“兹者艾芜想将去年在《华商报》之《故乡》订印出版,惟原稿已失无从觅取,嘱代访寻,想兄素喜文艺,必有剪存,用特奉函如确存有,请即用挂号寄桂林观音山二十六号艾芜收,俾将文稿,得传于世,亦一好事也!”
  接读之后,殊深喜幸,兹将所存的付上,希为查收,惟四十五期已失,抱歉之至!
  自香港沦陷,我就闷在这里,终日奔走商场,一切的一切要将青春尽毁——自惜生活与理想离开太远,故决定过一时间之后离此赴桂,不过在这时间内,我也写着一部小说——就是这个荒芜的粤南,在抗战高潮的时候,也曾有过热闹的一场——我就欲将这一切报导给全国同胞,希望先生常为赐教,尤其关于写作方面的,从此做一个亲密的朋友,想先生也不会拒绝的吧!未了!以后再谈。
  此颂
  健康
  友黄思明谨上9月27日
  信是广州湾方面寄来的。我感谢他的热情,于今四年多了,他偕把他这封信和我故乡的稿子保留在一道的,只是他所能保存的,是我登在报上的文章,而那些未发表的原稿,却永远找寻不着了。这不能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予永久的憎恨。
  《故乡》的一部分稿子,只好另外写过。在1944 年上半年写好《故乡》的前四部,并交一家书店去排。前三部刚排完尚未打好纸版,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已攻陷长沙,兵临衡阳,桂林落在大恐慌中,省政府一部分迁避宜山,各机关亦在纷纷疏散,商店的货物,人们的行李满街拥挤,直朝船码头火车站滚滚流去。我这时便把四部的原稿和其他的稿子连同书籍衣箱,打行李票投在桂林北站堆得山似的行李堆中,由它去碰自己的命运了。我那时只能和我的妻蕾嘉招呼两个八岁未满的大的孩子,和两个尚不能走路的小孩。幸而逃到柳州,行李收到了。我们在柳州住了四十多天,虽以衡阳堵住了敌兵,桂林恐慌解除,但因孩子太小,终不敢随着众人返桂林。及至衡阳失守,才带着原稿行李孩子,沿黔桂路逃来重庆。排《故乡》的书店,因逃难较迟,在逃难中失掉了第二部第三部的纸版,只第一部纸版带了出来,而此时连书店本身都倒了。我不能不庆幸我为保存我的孩子,因而也保存了我的《故乡》的原稿。
  我在重庆温泉乡下,又再继续写出《故乡》第五、第六的两部稿子,终于在1945 年8 月间顺利写完了。
  在这写《故乡》的长长五年中间,并不是我一个人富有毅力,足以克服困难,坚持写下去,而是也要归功于我的妻蕾嘉,她曾不断地从旁鼓舞我。
  我每写完一段她便拿去读,给以勉励。有时还帮我抄写,校正错字。
  以上是讲《故乡》写作的经过,至于排印期间,也受到了一些灾难。不过这不是逃难的灾难,而是胜利的灾难了!即是承印的出版社刚排完第二、第三两部稿子,适值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便即停排,以为后三部可以减少经费,移到上海去出了。孰料后来上海物价高涨,排工印工均高出重庆,于是只好又移回重庆的印刷所了,因此直到现在一年多,才能完全排好。最后,对于出版社能在物价狂涨之下,出这需费巨资的书,也不能不致一番谢意。

  ●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巴金
  (1904~)
  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巴比、比金等。四川成都人。1927 年赴法留学, 1928 年底回国后专事文学创作。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家》、《春》、《秋》,中篇小说《憩园》、《寒夜》,散文《真话集》和译著多种。现出版有《巴金文集》等。

  书话精萃(七则)

  一
  我的畏惧不断地增加。衙门里的女佣、听差们对这增加是有功劳的。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雷公的故事。有一个年老的女佣甚至告诉我:雷声一响,必震死一个人。所以每次听见轰轰雷声,我便担心着:不晓得又有谁受到处罚了。雷打死人的事在广元县就有过,我当时不能够知道它的原因,却相信别人眼见的事实。
  年纪稍长,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雷公原来有着这样一个相貌:一张尖尖的鸟嘴,两只肉翅,蓝脸赤发,拿着铜锤满天飞。这知识是从小说《封神榜》里得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这相貌,我倒想见见他。我的畏惧减少了些,因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来雷震子毕竟带有人性,还是可以亲近的,虽然他有着那样奇怪的形状。
  再后,我的眼睛睁大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谜。
  我不再害怕空虚的事物,也不再畏惧自然界的现象。跟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脚跟也站得比较稳了,即使立在天井里,望着一个响雷迎头劈下,我也不会改变脸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从此我开始骄傲:我已经到了连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龄了。
  摘自《雷》(1941年7月)
  二
  我刚刚关上的书,书皮上也有着这样一个名字:让·保罗·马拉。那是列克一马勒采文著的历史小说。
  我又在读关于马拉的书,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每当我无法排遣寂寞,或者闷得快透不过气的时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传记,马拉也是我心灵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和支持。马拉,一个“充满着爱护人民和正义的心的人”
  (W·布洛斯语),“法国自由的忠实的看守者”(C. L. 杰姆斯语),“下层阶级的朋友,被压迫阶级的忠实诚挚的战士”(E. B. 巴克士语)。他比当时任何一个革命领袖更爱人民,可是在当时的国会中没有一个马拉的党徒。有人说马拉的党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虽然他为无数的人民所热爱。……
  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是跟马拉的名字分不开的。……
  夜帮助我思想、回忆,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我的疲倦渐渐地消失了。我跟着一个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罚绝食反抗的小孩,在法国研究医学的苦学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学家,成名的医生和学者。
  然后是卢骚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对人民朗诵《民约论》。于是我的眼前更亮了。我看见热狂的煽动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创刊了《人民的朋友》,攻击腐败和罪恶。他时常在地窖中过着没有阳光的日子,最后革命把他带到他生活中的高峰,成了全巴黎人民爱戴的“人民的朋友”,全法国贵族憎恨的“嗜血的魔王”。
  我的眼光追随着他的生活:巴黎哥德烈街20 号,一所阴暗简陋的房屋,一个病弱的老人(才只五十岁,他的身体已经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过度的工作和燃烧的热情摧毁了的)。房间里充满着霉气和臭味,到处凌乱地堆着东西。几张熟悉的脸孔露一下又消失了,整个房间又落进一种窒息人的静寂里。然后响起了沉重的喘息声。病折磨着马拉,他接近垂死的状态了。
  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写作,一双老虎眼里还燃着烈火,这对眼睛永远睁着,守护着人民的利益。他的笔没有停过,他的刊物也在继续刊行。体力在逐渐减退,心却一直在燃烧。最后他不能出去参加国民大会的会议了,他不得不靠热水浴来减轻痛苦,提起精神。他坐在澡盆里为他的刊物写文章,向国民大会建议,为人民的权利呼吁。一直到最后他还在攻击******的罪人,拯救无辜。
  摘自《静夜的悲剧》(1947年春)
  三
  我至今还相信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不错,虽然我生迟了一百几十年,不能够亲身经历那次的革命,我的关于它的全部知识都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且对于那些记载着活人的、勇敢的、聪明的、行动的书本,我感到了极大的兴趣。我特别提说聪明的行动,因为在当时也有至少愚蠢的行动。
  摘自《静夜的悲剧》后记(1948年7月)
  四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1926 年8 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
  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做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摘自《忆鲁迅先生》(1949年10月)
  五
  在世界闻名的几个都市里我参观了博物馆、纪念碑,接触了文化和历史资料,看到了人民的今天,也了解他们的过去。任何民族、任何人民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毁弃过去的资料,不认自己的祖宗,这是愚蠢而徒劳的。你不要,别人要;你扔掉,别人收藏。我们的友邦日本除了个别作家的资料馆外,还有一所相当完备的他们自己的“近代文学馆”。日本朋友也重视我们现代文学的资料。据一位美籍华人作家说这方面的资料美国收藏最多,居世界第一,欧洲有些学者还要到美国去看材料。荷兰莱顿有一所“西欧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成立已五十年,虽然收藏我国现代作品不多,但正在广泛地搜集。我说句笑话,倘使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无动于衷,那么将来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把一代的文学整个勾销,不然就厚着脸皮到国外去找寻我们自己需要的资料。
  现在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听说日本的“近代文学馆”是日本的作家们创办的,并没有向国家要一个钱。日本作家办得到的事,难道我们中国作家就办不到?我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决心很大,带个头总是可以的吧。创办和领导的工作由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我们只要求国家分配一所房子。我准备交出自己收藏的书刊和资料,还可以捐献自己的稿费,只希望在自己离开人世前看见文学馆创办起来,而且发挥作用。
  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
  对“文学馆”的前途我十分乐观,我的建议刚刚发表,就得到不少作家的热烈响应,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心情振奋,在这里发表我的预言:十年以后欧美的汉学家都要到北京来访问现代文学馆,通过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文件、资料,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
  摘自《现代文学资料馆》(1981年4月)
  六
  1969 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①,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
  摘自《十年一梦》(1981年6月)
  七
  去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的前夕,我在走廊上旧书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 Campi)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书太厚了,我用一个薄薄的小练习本抄写了第一曲带在身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还不曾抄完第九曲就离开了“干校”,因为萧珊在家中病危。……
  摘自《说真话之四》(1982年4月)

  人生与书(十四则)

  一读书和人生
  我们家里人最近都好,我也很健康,谢谢你。我的生活仍然安定和安静,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每周去单位学习三个半天,最近在读《资本论》,这一部难懂的书,大家在一起慢慢地啃,我觉得很有好处。我们单位是撤销单位,人员陆续借调出去了,还剩十几二十个人,另外还有七个靠边的,上星期解放了三个,说是还有两个就要解放。最近解放干部的步子加快了。童芷苓、俞振飞也在上周解放了,这可能和调整文艺政策有关。我已过了七十,记忆力衰退,我多次表示就在家读点书,译点书,休养算了。我早已没有搞创作、写文章的雄心壮志了。从前喜欢到处跑,现在连动也不想动了,一两年内我不会到北京。
  ——选自1975年9月1日致朱梅信
  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
  ——选自《十年一梦》(1981年6月)
  30 年代我就说过我靠感情生活,而且正是友情使我几十年的生活有了光彩。从这方面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也可以说,对我的许多朋友(不论是亡故的或者健在的,不论是年长的或者年轻的)我欠下了还不清的债。“还债”的话我讲了几十年,只有在没有精力继续动笔的今天,我才明白:反复讲来讲去的空话有什么用,倘使我不能做一件事说明我的忠诚?!
  最近我常常想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两篇童话《忠实的朋友》和《快乐王
  子》。我绝不做那个自吹自擂、专说漂亮话的磨面师大修,我宁愿做冻死的快乐王子铜像脚下的小燕子!
  ——选自《(怀念集)代跋》(1987年3月)
  冰心大姊:
  香香来,带来您送给我的“书伴”,老人看书用的“小书架”,谢谢。
  您想得真周到,不过我目前似乎还用不着,因为我少有看书的时间。读读报,翻翻期刊,动动脑筋,想把这些“精神食物”消化一下,在我这并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我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可以消耗的精力。因此我恐怕再没有时间读书了。近来记忆力又大大地衰退,以前读过的书也逐渐给忘掉。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我家里的小包弟,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
  我己搁笔,不再作文。可是脑子不肯休息。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您比我想得开,也很关心我(《文艺报》载,沙汀说您常常谈起我),所以向您讲这几句心里说,您一定理解我。我很疲劳,但有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什么样一种人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请保重,也不必回答,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
  祝好!
  巴金4月17日
  ——此系1987年4月17日巴金致冰心信
  时间不多了,我总得做点什么吧。反来复去,好像床上有无数根针,我总是安静不下来。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而屋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我们的光明在什么地方?我不断地问自己。朋友们都在摇头叹息。但是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没有失去信心。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我反复地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学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闪光,它们会给我帮助和支持。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这样一种语言必然产生在伟大的民族中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我从那里汲取养料。
  ——选自1989年12月20日致冰心信
  赫尔岑的《回忆录》翻译工作,昨天刚刚开头,也准备慢慢搞,因需要加许多注,自己还得读些书,也要多学点外文。以前用过的原本《回忆录》并未取出来,因我有一部《赫尔岑全集》(新版本)在外面,已经很够用了。
  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文译本我过去很少买(我倒有法文《人间喜剧》全部)。我女儿小林喜欢看巴尔扎克的书,她几次要我写信托瑜清代借。但最近因为巴氏书全部开放,瑜清代借反而有些困难了。傅雷的译本比别人译的好得多,据说还有一两种他的译稿,最近有可能出书,不知是真是假。
  鲁迅先生的面影至今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去年我把他的全集通读了一遍,但现在又大半忘记了。我很想认真地读他的书,想想他的事情,但又苦于没有时间。我要搞赫尔岑。我觉得能够好好地研究先生的著作,学习他的精神,这是很大的幸福,希望你努力吧。我只能说,这许多年来我敬爱先生的心,我对他的感情,一直没有改变。你是了解我的。我谢谢你对我的友情。
  ——选自1973年12月2日致黄源信
  二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
  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1930 年10 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
  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
  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
  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选自《西湖》(1982年4月)
  三多知道一点别人怎样生活的故事
  夜似乎很静,可是我从书本上抬起俯着的头闭上眼睛休息时,就听到了各种各种的声音。第一,是整日整夜都不停止的滴水声,这声音常常使我误认为窗外在落雨。不知道是哪一家的自来水龙头坏了,水一滴一滴地滴了几个月,也没有人来作过让这龙头休息片刻的尝试。声音并不大,但很单调,有时我午夜梦回,竟然觉得我在滴血或者我的生命跟着水在滴。这好像很荒谬,可是仔细一想也有道理。我的时间渐渐在缩短,我的精力也在我不知不觉中逐渐衰退,这是事实。想起来,叫我觉得可惜,又觉得可怕。这样零碎地消耗生命,的确是可惜而又可怕的事。
  我的消耗生命的方法很多,读书自然也是其中的一种。我读书并非为了增加知识,我不过想多知道一点别人(从前的人和现在的人)怎样生活的故事。我是人类的一份子,我和别的人中间当然有关联,我关心别人的生活,不能算是多事。
  ——选自《静夜的悲剧》(1947年)
  四喜欢翻看杂书
  一日信收到,瑞霟同志寄来的书也到了,今天又收到他寄给小棠的资料增刊,小棠昨天晚上刚从明光回来,我们都谢谢他。小林也要我代她向你道谢,她说不上研究《红楼梦》,只是她对旧社会和古典作品的知识太差了,找到一些资料,她可以得到许多便利。《鲁迅选集》也是很可贵的,第三卷中那首题《芥子园画谱》的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1968 年在北京发表,我在靠边,完全不知道)。读到许先生的说明,感到非常亲切。
  我的眼睛也不容易保护,几十年来喜欢翻看杂书,习惯一时改不了,闲下来,不看书就不好过。不过现在看书,效果也不大,容易忘记,记忆力衰退是件可悲的事情。眼睛虽然不舒服,但视力并未减退。我总想能在活着期间把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译完,即不印,没有关系,留下来总有点用处。
  作者是个文体家,文笔生动,内容丰富,全书好像是欧洲和俄罗斯19 世纪前半期政治和社会的编年史,它的翻译工作有时是享受,有时是在受折磨,但总的说来,是学习。
  关于孩子们看书的问题,你说得对,但我的话他们不会听的,有时表面上听了,实际上忘了。其实我也是常常不正确的。
  自己也还在学习,还在摸索。
  ——选自1975年2月6日致杨静如信
  五见书就读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
  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选自《文学的作用》(1979年2月)
  六爱读传记和回忆录
  我写小说,主要是小说看得多。童年时代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少年时代还读了很多从欧美翻译的小说,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丛书《说部丛书》,后来又读英文版的外国小说。但我读小说,不过是为了消遣。当然,鲁迅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好些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我的外国老师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尔基、罗曼·罗兰、卢梭、雨果、左拉……
  ……
  我看的书比较杂,缺乏鲁迅、茅盾那样有系统的修养。至于古书,也无非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都是私塾时代的必读书。我确实在那时背熟了几本书,不但背熟,而且背得烂熟。这也许在写作上也有点帮助。后来主要还是看小说。此外,在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通过翻译《伦理学》,读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我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及回忆录。
  ——选自《作家靠读者养活》(1989牛1月)
  七梦里寻书
  人们还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有时灵,有时又不灵。
  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小说,只寻到残本,到处借阅,也无办法。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高兴得不得了,翻开一看,就醒了。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
  ——选自《说梦》(1980年11月)
  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
  ——选自《核时代的文学》(1984年5月)
  八读书不能“填鸭式”
  我三年前就曾指出,现在的教学方法好像和我做孩子时候的差不太多,我称它为“填鸭式”,一样是灌输,只是填塞进去的东西不同罢了。过去把教育看得很简单,认为教师人人可做,今天也一样,无非是照课本宣讲,“我替你思考,只要你听话,照我说的办。”崇高理想,豪言壮言,遍地皆是;人们相信,拿起课本反复解释,逐句背诵,就可以终生为四化献身,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了。
  我是受过“填鸭式”教育的,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可是我并没有相信过那些圣贤书,人们从来不教我开动脑筋思考,到了我自己“开窍”的时候,我首先就丢开那些背得烂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我总是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也只能顺着自己的思路想问题,那些填进去的东西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因为我是人,不是鸭子。
  ——选自《再说端端》(1985年5月)
  九读了好作品,心灵充实
  《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
  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
  读了小说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动。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那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
  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太多的同情;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有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但是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却说:“小说讲了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选自《人到中年》(1980年9月)
  十看书的积累与阅读中的“各取所需”
  一部文学作品,哪怕是艺术性至高无上的作品,也很难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能够看书的读者,他们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已经有一些积累,这些积累可以帮助他们在作品中“各取所需”。任何一个读者的脑筋都不是一张白纸,让人在它上面随意写字。不管我们怎样缺乏纸张,书店里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出售,图书馆里出借的小说更多,一个人读了几十、几百本书,他究竟听哪一个作者的话?他总得判断嘛,那就是说他的理智在起作用。每个人都有理智,我这样说,大概不会错吧。我从十一二岁起就看小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文学作品的读者,虽然我同时又是作家。那么照有些人的说法,我的脑子里一定摆开了战场,打得我永无宁日。我一字一句地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可是我还是我,并没有变成赫尔岑。同样我从40 年代起就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译来译去,到1974 年才放手,是不是我就变成了屠格涅夫呢?
  没有,没有!但是我不能说我不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即使这就是“潜移默化”,但别人的影响,书本的影响,也还是像食物一样要经过我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不用怕文学作品横冲直闯,它们总得经过三道关口: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随便读到一部作品就全盘接受,因为他头脑空空,装得下许多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有的。那么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吧。
  ——选自《再谈探索》(1980年2月)
  十一从冰心作品里所得到的
  十几年前我是冰心的作品的爱读者(我从成都搭船去渝,经过泸县,我还上岸去买了一册《繁星》),我的哥哥比我更爱她的著作(他还抄过她的一篇小说《离家的一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懂得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我记得《超人》里的那个小孩,他爱他的母亲,也叫我们爱我们的母亲。世界上真的有不爱母亲的人么?)现在我不能说是不是那些著作也曾给我加添过一点生活的勇气,可是甚至在今夜对着一盏油灯,听着窗外的浙沥的雨声,我还能想起我们弟兄从书上抬起头相对微笑的情景。我抑止不住我的感激的心情,固然我们都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的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冰心著作集》当做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孩子的心的这册书,也能够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
  ——选自《后记》(1941年1月)
  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事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繁星》,一边学写“小诗”。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我不是诗人,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
  冰心大姊不过比我年长四岁,可是她在前面跑了那么一大段路。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尽管她几次摔伤、骨折,尽管她遭逢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白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虽然她有很长的写作经历,虽然健在的作家中她起步最早,她却喜欢接近年轻读者,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汲取养料。
  她这个与本世纪同年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把“老”字同她连在一起,我又感到抱歉,因为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我劝她休息,盼她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在病榻前,在书房内,靠助步器帮忙,她接待客人,答复来信,发表文章。她呼吁,她请求,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
  我听说有人不理解她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地删削它们。我也知道她有些“刺眼的句子”不讨人欢喜,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她,大多数作家敬爱她。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作为读者,我不曾上当受骗;作为朋友,我因这友谊而深感自豪。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
  冰心大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传记就是一本读了使人感到永远年轻的书。
  ——选自《冰心传》序(1988年7月)
  十二避开“前言”、“后记”
  说老实话,我过去写“前言”、“后记”有两种想法: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做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
  所以头几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费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变。我因为自己读书不喜欢看“前言”、“后记”,便开始怀疑别人是不是会讨厌我的唠叨。这样怀疑之后,我的热情就逐渐消减。我仍然在写序跋之类的东西,但不再像写《爱情三部曲·总序》时那样地啰嗦了,一写就是两三万字。我越写越短,尽可能少说废话,少跑野马。
  五十几年来,我一直记住一句“格言”:你实在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吧。
  ——选自《序跋集》再序(1981年6月)
  提起序跋,我忘不了自己的毛病,优秀的作家惜墨如金,他宁愿留一点时间给读者思考,让读者自己判断。有的人连写序跋也嫌啰嗦,不声不响用书中人的遭遇去打动读者。也有人不喜欢一本书的前言后记对读者的干扰。
  我年轻时候就爱唠叨,一开头便反来复去讲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理解我的用意。翻译一篇短文我也要加些讲解或说明,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大半是多余,所以容忍它们我自己感到痛苦。朋友说:“为了把你走过的路程记录下来,就需要保留它们。”“真有这必要么?”我常常这样想。我写了几十年,想了几十年,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沉默胜过哀号?我知道力量并不来自言多,文章写得长绝非胜利。我还有一位作文老师,那就是我的二叔, 20 年代初期每天晚上我和三哥到他的书斋听他讲解《春秋左传》,他得意地宣传所谓“春秋笔法”。当时我似乎一窍不通,今天我却也懂得只要瞄准箭垛,一个字更能诛心,用不着那些旁敲侧击的吱吱喳喳。我又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何必搬运辞藻,浪费时间!
  ——选自《致树董》信(1990年6月)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不是朝生暮死的东西,总会让一些人喜欢,让另一些人讨厌。人的爱好也有各种各样。但好的作品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部作品有不少的读者,每一个读者有自己的看法。你一个人不能代替大多数的读者,也不能代表大多数的读者,除非你说服了他们,让他们全相信你,听你指挥。即使做到这样,你也不能保证,他们的思路同你的思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的思想和你的思想一直在同样的轨道上进行。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实在困难,结果不是给扔在垃圾箱里,就是完全走了样。
  “文革”初期我很想把我的思想灌输到我儿子的脑子里,这些思想是批判会上别人批斗的成果,我给说服了,我开始宣传它们,可是,被我儿子一顶,我自己也讲不清楚了,当时我的爱人还在旁边批评儿子,说“对父亲应当有礼貌”。今天回想起来我过去好像受了催眠术一样,这说明我并未真被“说服”。根据我的经验,灌输、强加、宣传等等的效果不一定都很大,特别是有这类好心的人常常习惯于“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我”做了工作,讲了话,你总该被说服了,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我”的话,不管你的情况怎样,总之,“我”说了你就得照办。而结果呢,很少人照办,或者很少人认真照办,或者不少的人“阳奉阴违”。而这个“我”也就真的“说了算”了。
  我过去也常常想用我的感情去打动别人,用我的思想去说服别人。我也做过灌输、宣传的事情,至少我有这种想法,不过我的方式和前面所说的不同,因为我无权无势,讲话不受重视,想制造舆论又缺少宣传工具,我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书前写序、写小引、写前记,书后写后记、写附记、写跋。我从不放过在作品以外说话的机会,我反复说明,一再提醒读者我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我开始怀疑这样“灌输”是不是徒劳。我才想起自己读过一些中外名著,除了作品本身以外,什么前言后记,我脑子里一点影子也没有。我这时才发现我读别人的书常常避开序文、前记。
  我拿到一本印有译者或者专家写的长序的西方文学名著,我不会在长序上花费时间。正相反,我对它有反感:难道我自己就不能思考,一定要你代劳?
  我后来发觉不仅是我,许多人都不看作品以外的前言后记(做研究工作的人除外)。使我感到滑稽的是一家出版社翻印了《红楼梦》,前面加了一篇序或者代序,有意帮助读者正确地对待这部名著;过了若干年书重版了,换上一篇序,是另一个人写的,把前一个人痛骂一顿;又过若干年书重印,序又换了,骂人的人也错了,不错的还是出版社,他们不论指东或者指西,永远帮助读者“正确对待”中外名著。类似的事情不会少。
  ——选自《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1980年6月)
  十三中国文学史读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国文学史,那么多的光辉的名字!却没有一首好诗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据“长官意志”写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罗斯文学史,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出现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试问哪一部是按照“长官”
  的意志写的?我家里的确有按照“长官意志”写成的小说,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所谓“三结合”,说清楚一点,就是一个人“出生活”,一个人“出技巧”,一个人“出思想”。听起来好像我在说梦话,但这却是事实。1975 年10 月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听见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说过今后要大大推广这个方法,最后他还训了我几句。他早就认识我,第一次当官有了一点架子,后来靠了边,和我同台挨批斗,偶尔见了面又客气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脸不认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权,的确大大地推广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那个时期他们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帮”
  的私货强加给作者。反正你要出书,就得听我的话。于是到处都是“走资派”,“大写走资派”成风。作者原来没有写,也替他硬塞进去,而且写进去的“走资派”的级别越来越高。我说句笑话,倘使“四人帮”再多闹两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义》里去找“走资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写了大、小“走资派”以后来不及出版,“四人帮”就给赶下了政治舞台。
  “走资派”出不来了,怎么办?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真是“戏法人人会变”。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长官”点了头,还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读者不买账,单单把书向全国大小图书馆书架上一放,数目也很可观了。可能还有人想:这是古今中外文字史上的了不起的“创举”呢!
  ——选自《长官意志》(1979年1月)
  十四图书馆与装饰品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了森鸥外、岛崎籐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一圆五十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无意间买了一本美国版的《沙宁》,是有插图的大字本,而且是作为新书买来的,价三元。我觉得很便宜。不过据一个朋友说在别的书店去买,也只要花这样的价钱。就是这同样的书,北平北京饭店内的法文图书馆的伙计曾向我讨过二十圆的高价。相差得这么多!书贾们的赚钱的欲望也就大得可惊了。我并没有听错话,因为说话的是中国人,而且同去买书的还有我哥哥。结果那天我花去四圆买了一本“现代丛书”版的,译文是一样,却是没有插图的小字本。这种版本在别处只售价三元的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红鸟书店买法文书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要买一本小册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难的Varlin 氏的纪念册罢,原价二个法郎,以为花四五角钱,就可以了。问那位中国伙计,他却毫不客气地向我要二块钱。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声音就把我吓跑了,以后我几乎不敢再进这书店去。过了几天我有一次路过环龙路,又记起了那书,终于壮了胆子走了进去,这一次遇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结果付了八角大洋把那小册子拿走了。这样看来外国商人的贪心远比那给他帮忙的中国伙计的贪心小一点罢,而在外人卵翼下做奴隶的中国人对于同胞的那种气焰,也就够叫人齿冷了。
  在中国西洋书店里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
  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有感到。
  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们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地在各西书店去搜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它的责任了。
  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在那里却常常缺乏。我找过E. Zola , 找过H.Ellis , 找过E. 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书,那里全没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馆却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同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
  难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一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于这般“古董”么?
  自动车走过海边的一站停了,我望见一只刚开出的轮船。这轮船是往中国去的罢,我不觉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边看。
  [附记]听说北平图书馆方面发表了答复我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读到。一个朋友写了文章为我“声援”,这也近乎多事。又一个做过北大教授的朋友对我说:左拉的书那边有,曾有一本法文目录寄给他。这当然是真话。
  不过在馆内的目录里却查不着,我要看也无法看了。至于霭理斯的七卷《性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几次目录,都没有查着,也许这种书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们不配看罢了。我应该道歉,因为我以前不明白文化城里的图书馆的特别的使命,现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变聪明了。
  ——本文标题为《书》写于1935年

  域外书谈(九则)

  一从《复活》谈到托尔斯泰
  病中,有时我感到寂寞,无法排遣,只好求救于书本。可是捧着书总觉得十分沉重,勉强念了一页就疲乏不堪,一本《托尔斯泰:人、作家和改革者》念了大半年还不到一半。书是法国世界语者维克多·勒布朗写的,这是作者的回忆录。作者是托尔斯泰的信徒、朋友和秘书, 1900 年他第一次到雅斯纳雅·波良纳探望托尔斯泰的时候,才只十八岁,在这之前他已和老人通过信。在这里他见到那个比他年长四十岁的狂热的女信徒玛利雅·席米特,是老人带他到村子里去看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晚饭很快地吃完了,我们走进隔壁的小房间。
  不曾油漆的小桌非常干净,桌上竖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小肖像,看得出是高手画的。……
  靠墙放着一张小床,收拾得整整齐齐。
  “你看,他们把《复活》弄成什么样了!”她说,拿给我莫斯科的新版本,书中夹满了写了字的纸条。“审查删掉四百九十处,有几章完全给删除了。那是最重要的,道德最高的地方!”
  我说:“我们在《田地》上读到的《复活》就是这样!”
  她说:“不仅在《田地》上,最可怕的是在国外没有一个地方发表《复活》时不给册削。英国人删去所谓‘骇人听闻’的地方;法国人删去反对兵役的地方;德国人除了这一点外还删掉反对德皇的地方。除了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出版的英文本和俄文本以外,就没有一个忠实的版本!”我说:“可惜我没有充足的时间,我倒想把那些删掉的地方全抄下来。”
  她说:“啊,我会寄给你。把你的通讯处留给我。我已经改好了十本。……以后我会陆续寄新的给你。”……
  引文就到这里为止。短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一些想法。
  1935 年我在日本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住了几个月,有时间读书,也喜欢读书。我读过几本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对老人写《复活》的经过情况很感兴趣,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五十年过去了,有些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并未模糊,我把它们写下来。手边没有别的书,要是回忆错了,以后更正。
  托尔斯泰晚年笃信宗教,甚至把写小说看成罪恶,他认为写农民识字课本和宣传宗教的小册子比写小说更有意义。他创作《复活》是为了帮助高加索的托尔斯泰信徒“灵魂战士”移民到加拿大。过去在沙俄有不少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灵魂战士”是其中之一,他们因信仰托尔斯泰的主张不肯服兵役,受到政府迫害,后来经过国际舆论呼吁,他们得到许可移民加拿大,只是路费不够,难于成行。于是有人向托尔斯泰建议,书店老板也来接洽,要他写一部长篇小说用稿费支援他的信徒。老人过去有过写《复活》的打算,后来因为对艺术的看法有了改变,搁下了。这时为了帮助别人就答应下来。
  书店老板还建议在世界各大报刊上面同时连载小说的译文。事情谈妥,书店老板预付了稿费,“灵魂战士”顺利地动身去加拿大,托尔斯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据说老人每天去法院、监狱……访问,做调查。小说揭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腐败,聂赫留朵夫公爵的见闻都来自现实的生活。
  小说1899 年3 月起在《田地》上连载,接着陆续分册出版。《田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有图片的周报,每月还赠送文学和通俗科学的附刊。《复活》发表前要送审查机关审查,正如席米特所说,删削的地方很多,连英、法、德等国发表的译文也不完全,只有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行的英、俄两种版本保持了原作的本来面目。但它们无法在帝俄境内公开发卖,人们只能设法偷偷带进俄国。
  契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的一个热心的信徒(他原先是一个有钱的贵族军官),据说老人晚年很相信他,有些著作的出版权都交给了他。
  维·勒布朗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后,拿着老人的介绍信,去匈牙利拜访杜先·玛科维次基医生。杜先大夫比勒布朗大二十岁,可是他们一见面就熟起来,成了好朋友。勒布朗在书中写道:杜先一直到他移居托尔斯泰家中为止,多少年来从不间断地从匈牙利寄给我契尔特科夫在伦敦印售的《自由言论》出版物,包封得很严密,好像是信件,又像是照片。靠了他的帮助,靠了玛利雅·席米特的帮助,可恶的沙皇书报审查制度终于给打败了。
  我不再翻译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尔斯泰评传》作者苏联贝奇科夫的话:“全书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歪曲而发表出来的总共不过二十五章。描写监狱教堂祈祷仪式和聂赫留朵夫探访托波罗夫情形的三章被整个删去,在其他章里删去了在思想方面最关重要的各节。小说整个第三部特别遭殃,第五章里删去了一切讲到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的态度的地方,第十八章里删去了克里尔左夫讲述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话。直到1933 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吴钧燮译)
  以上的引文、回忆和叙述只想说明一件事情:像托尔斯泰那样大作家的作品,像《复活》那样的不朽名著,都曾经被审查官删削得不像样子,这在当时是寻常的事情。《复活》还受到各国审查制度的“围剿”,但是任何一位审查官也没有能够改变作品的本来面目。《复活》还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今天在苏联,在全世界发行的《复活》,都是未经删削的完全本。
  ——本文原题为《关于》(1983年11月20日)
  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我认为他说得不错。
  我有了生命以来,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这期间我也曾看见了不少的东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
  ——选自《总序》
  二血和泪写成的《往事与随想》
  《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以15 年的时间写成的最重要的文艺作品。它是一部包含着笔记、书信、散文、随笔和政治论文的回忆录。作者自己说这是“历史在偶然出现在它道路上的一个人身上的反映”。
  《往事与随想》的内容非常丰富,它的前四卷中展开了19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景象,在这样一幅宽广的历史画面上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从高官显贵到仆役、农奴。作者善于用寥寥几句话勾出一个人物,更擅长用尖锐无情的讽刺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怪人怪事,从各个方面来反映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恐怖的时代。他以坚定的信心和革命的热情说明沙皇君主制度是俄国人民的死敌,而且它必然走向灭亡。
  赫尔岑是出色的文体家,他善于表达他那极其鲜明的爱憎的感情。他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富于感情的,有声有色的。他的文章能够打动人心。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说:“它紧紧地抓住了人的灵魂。”
  1936 年鲁迅先生创办的《译文》月刊复刊的时候,我选译了赫尔岑的两则回忆发表在复刊号上。这两则回忆是叙述作者的母亲遇难和妻子病死的一部分。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读过这一部分原稿,他说:“这一切全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它像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这次《世界文学》复刊要介绍赫尔岑的这部名著,因为篇幅有限,我只挑选了将近四万字的译文,从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绞死了包括诗人康·雷列耶夫在内的五个革命领袖,登上沙皇宝座,写到进步的青年孙古罗夫死在流放地上。
  这一部分是用爱和恨写成的,爱是作者对他的同学、对俄罗斯青年的爱,恨是对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沙皇君主制度的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特点就是摧毁一切新生的力量,镇压一切进步的活动,摧残生气勃勃的青年,扼杀创造性的艺术,等等,等等。赫尔岑对这个人和他的统治是深恶痛绝的,而且是与之战斗到底的。“让尼古拉的统治永世受到咒骂吧!亚门!”这一句活里面包含着多少深仇大恨啊!
  ——选自《往事与随想》(选译)译者说明
  (1977年6月)
  《往事与随想》是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回忆录。中译本将分五册陆续出版。现在先出第一册。第一册包含最初两卷,即《育儿室和大学》和《监狱与流放》。第二册尚在译述中,将收三、四两卷(克利亚兹玛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作者的俄罗斯生活的回忆到第四卷为止,1847 年初他就远离祖国一去不返了。
  ……
  《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读它是在1928 年2 月5日,那天我刚刚买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C.Garnett)翻译的英文本。
  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需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我不知不觉间受到了赫尔岑的影响。以后我几次翻译《往事与随想》的一些章节,都有这样一个意图:学习,学习作者怎样把感情化成文字。现在我翻译《往事与随想》全书,也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意图,我要学习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当然学习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至今还在学习作者如何遣词造句,用自己的感情打动别人的心,用自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鼓舞读者。
  ——选自《译后记》(1978年9月)
  《一个家庭的戏剧》是赫尔岑的《回忆录》的第三篇,在1858 年写成,始终没有发表。只有几个亲密的友人读过作者的原槁。作者在1870 年去世,但是在20 世纪的开始A.布吕克勒尔写《俄国文学史》时,还说:“难道作者的家属会使我们永远见不到娜达丽的历史的这一部分吗?”许多人都以为没有见到它的机会了。
  后来在1921 年,作者的《我的过去与思想》的俄文完全本在柏林出版,居然出乎我们意外地将这一部分收在里面。接着四年以后英译完全本又在伦敦出版。我们现在可以见到这篇用血和泪写成的“家庭的戏剧”了。
  ——选自《一个家庭的戏剧》前记(1940年春)
  三读不完的屠格涅夫
  今天校完了《处女地》的最后一章,我觉得心里很轻松。几年来的心愿了却了。不过这工作仍旧做得很草率。我从前为了翻译这本书搜集的许多材料,都没有能够带进内地来,现在连一本俄文原书也找不到。书店方面会登厂告宣传这是“名著名译”,其实那只是广告,让我自己老实说来,这不过是“草率的试译”罢了。
  但名著毕竟是名著,连我这笨拙的译笔,也没有掩盖屠格涅夫的光芒。
  虽然有人说屠格涅夫的书在这时候不应该被人广读,因为里面带了太浓的感伤调子。我还是诚恳地劝人多读它们,尤其是这本书,因为它并不带有感伤的调子,并且,它让我们看见了希望。
  ——选自《处女地》后记(1944年4月)
  《处女地》是19世纪俄国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
  说,是他的六部艺术性相当高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部。这六部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但就艺术上的成就来说,《烟》和《处女地》比较差一些。
  屠格涅夫出身贵族地主阶级,他的母亲是一个专横的地主婆,对待农奴非常残暴,甚至对待她所喜欢的儿子伊凡也很****。屠格涅夫在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反映。他反对农奴制度,反对沙皇****政治,但他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命运,但他的大半生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他脱离了人民,也不大了解祖国的现实生活。
  他看到他出身的那个阶级的腐朽丑恶和日趋没落的命运,也看到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不可救药,但是他看不清楚人民的力量。他知道旧的、腐朽的一切都要灭亡,会有新生的、进步的事物来代替它们,然而他并不理解这些新生事物。他害怕变革,害怕革命,他赞成改良,主张用“教育”代替革命。他的英雄就是本书中索洛明那样的受过英国教育的平民知识分子。其实索洛明那样的人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个改良派,可能走上革命道路,但也有可能变成英国工党中的那种工人贵族。小说中的另一个“革命者”涅日达诺夫好像是一幅讽刺画,其实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有屠格涅夫自己的毛病。
  屠格涅夫描写涅日达诺夫的时候,也常常在解剖自己。屠格涅夫把涅日达诺夫描写成一个他所谓的“多余人”(屠格涅夫自己就是一个),其实“多余人”只是贵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屠格涅夫熟悉的就是这一部分人。他在他的小说中替这种人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唱了挽歌。
  《处女地》是1876 年的作品,在这以后作者还写了不多的短篇和散文诗。在逝世前一年(1882 年)写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中,他这样地表明他的坚定的信念: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根据这首诗来回顾他六年前写成的《处女地》结尾中所谓的“一个匿名的人”(指领导革命者)和“匿名的俄罗斯”,我们对“匿名的”这个词便有更清楚的理解了。可以说作者对未来的看法还是乐观的。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他知道革命必然要来;他虽然害怕革命,但是根据他对祖国的热爱,他理解到革命必然要来,而且要改变他当时存在的一切。
  ——本文为《处女地》新版后记(1975年8月)
  原文在1852 年写成,当时屠格涅夫因为一篇纪念果戈理的文章,给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逮捕,在彼得堡的警察局里关了一个月(4 月16 日到5 月16日)。他的囚房隔壁便是“犯了罪”的农奴们受笞刑的屋子,他就在这一个月里面写成了他的中篇小说《木木》。这是一篇真实的故事,盖拉新是他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看门人哑子安得烈,太太就是瓦尔瓦拉。
  《木木》发表在1854 年的《现代人》第三册上,19 世纪的英国著作家加莱尔(T.Carlyre,1795—1881)说这是全世界上最感动人的故事。20世纪的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J.Galsworthy,1867—1933)也说:“在艺术的领域中从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于专横暴虐的抗议。”旧俄思想家赫尔岑(A.Herzen,1812—1870)论到《木木》的社会的意义时说:“屠格涅夫并不单单停留在农民的殉道者似的命运上面,他还不怕看到农奴们的不通气的小屋,在那里面就只有一种安慰——伏特加(烧酒)。他用了很高的艺术性把这种汤姆叔叔的生活表现出来了,它居然逃过了双重的审查,而且它迫使我们望着那种惨重的、非人的、受苦的图画愤怒得打颤;是那些人在受苦:他们背负着世代相传的重担,前途没有丝毫的希望,他们不仅有受侮辱的灵魂,并且还有残废的身体……”
  屠格涅夫在1883 年逝世,他的遗体运回俄国以后,俄国防止虐待动物会为了这篇小说曾派代表参加他的葬礼。
  ——选自《木木》后记(1952年1月)
  《蒲宁与巴布林》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 1874 年脱稿,发表在《欧洲导报》上,这是一篇半自传体的小说。彼嘉很像青年时期的屠格涅夫,祖母便是作者生母瓦尔瓦拉·彼得洛夫娜的写照。斯巴司科叶的家园生活跟特洛伊茨基乡居生活也颇相似。跟彼嘉一样,屠格涅夫也在乡间认识了自然界,认识了诗。有一个仆人(一个年轻的农奴)是一个诗的爱好者,做了他的先生,他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念赫拉斯科夫的《罗西亚达》;彼嘉也有过这样愉快的经验。但是跟彼嘉一样,屠格涅夫也开始认识了农奴制度的不合理,看见地主的专横和农奴生活的惨苦。后来他回到他的故乡,有一回他指着一扇窗户给他的朋友们看,一面说:“这是我母亲在那儿坐着的窗户,是在夏天,那扇窗开着,我亲眼看见两个人在流放的前一天,垂着光头走来跟她辞行。”
  《猎人日记》的作者日后的辉煌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是从斯巴司科叶开始的!
  巴布林,据作者自己说,是“照着活人摹写的”,他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的审判应该是1849 年彼得拉雪夫斯基团的审判。作者把蒲宁写得非常出色,英国爱德华·加尔奈特甚至赞美说,理想主义者蒲宁这个人物可以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擅长的绘像相比。至于纯洁善良的穆莎和轻浮的贵公子塔尔霍夫,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俄国,倒是常常见到的了。
  ——选自《蒲宁与巴布林》后记(1949年11月)
  旧俄作家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后来也喜欢高尔基与契诃夫。我还喜欢过安得烈叶夫和阿尔志巴绥夫的一部分作品(鲁迅和郑振锋翻译的)。苏联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萧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费定。屠格涅夫的重要小说早在1919 至1922 年就有了中文译本,短篇的译文发表得更早,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读到了他的短篇。我在小说《家》中也简单地谈到我们年轻时候读《前夜》译本的情形。1936 年我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事务的时候,我决定重译屠格涅夫的六大长篇,由陆蠡、丽尼和我三人每人分担两部,选集的广告也是我写的。我们三个都是屠格涅夫的爱好者,陆蠡在抗战期间负责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2 年被日本人逮捕,死在监牢中。
  ——选自《致彼得罗夫》一信,1957 年9 月27 日
  四记忆中的散文诗《门槛》
  前两天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Porog),这首诗使我想起好些事情。
  知道屠格涅夫写过一首叫做《在门槛上》的散文诗,是好些年前的事了,大概是从高德曼的一篇文章里知道的。我当时买过一本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英译本,但我翻遍全书却找不着“On the Threshold”这一个题目。问朋友,也没有人知道。
  后来我终于找着了这首诗的法文译文,第一次是在比安斯托克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内的一个注里发现的。那时的快乐和激动,现在回想起来,还叫我的心发颤。接着我又在司特普尼亚克的《沙皇政治与革命》里读到它,我如今记不起了比安斯托克是否从司特普尼亚克的书里转引了这首诗,但我却记得帕夫洛夫斯基关于屠格涅夫的书里也有《在门槛上》,而且说明是从司特普尼亚克那里转引来的。
  我那时正和两个朋友在法国玛伦河上一个小城里度那安静的幽长的夏
  日,我正开始写我的一本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在那书的序言里我引用了《在门槛上》的译文,是我自己翻译的。
  我为苏菲亚·柏洛夫斯加亚作传这是第三次了。去法国的途中,在Angers轮船的三等舱里,我伏在床铺上参照着司特普尼亚克的《地底下的俄罗斯》(是宫崎龙介的日译本,名《地底■露西亚》,英法文译本后来才买到),金一的《自由血》和一篇从以前在日本发行的《民报》上抄来的无首君的《苏菲亚传》,写出了苏菲亚的生涯的轮廓,寄给上海的一份秘密刊物发表。第二次是在巴黎拉丁区的五层楼上,那时候我多读了几本书,而柏洛夫斯加亚的影像在我的脑筋里也变得便具体了。我差不多是带了感激的眼泪来写这文章的。
  第三次我不仅给柏洛夫斯加亚作了传,我还绘出了妃格念尔、沙苏利奇、海富孟、布列斯科夫斯加亚、巴尔亭纳这些女人的面影。巴尔亭纳给予屠格涅夫的印象是很深的,据帕夫洛夫斯基说,屠格涅夫读了巴尔亭纳的法庭演说辞,曾俯下头去吻那张报纸,另一个诗人波龙斯基为她写了一首诗,我在狄科米洛夫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俄罗斯》里读到它,而且也译了出来,引用在上面说过的序言里面。狄科米洛夫后来转向了,做了一个保守派,但他从前的著作确实是有价值的。这书里有巴尔亭纳的演说辞,可惜不全。蒲烈鲁克尔的《俄罗斯的英雄与女杰》里有一篇巴尔亭纳的略传,这书是厚厚的一大册,还有好些插图,我非常喜欢它,但早绝版了。一个英国朋友,老ThomasKeell 把它借给我,我曾托同住的一个友人把里面的一部分插图重摄下来,然而没有一张成功的。这书里没有薇娜·沙苏利奇的照片,我最近在东京早稻田一家旧书店买到的蒲氏的另一本小书里却有了它。沙苏利奇这个姓在19 世纪的70 年代里全欧美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据说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中的玛利安娜就是她的写照,但写得太不像了。
  最近买到一本威奈尔的论俄国人民的书,是二十年前的旧作了。里面有一章是《在俄国女人的地位和影响》,也曾引了巴尔亭纳的演说辞,自然不全,但至今读起来依旧很有力量。我很可惜,我托朋友从蒲烈鲁克尔书里复制的巴尔亭纳的照像没有成功,所以我只能够在四年前我自己印行的一本叫做《过去》的画册(只印了四十本送人)里印出一张手指头大小的巴尔亭纳的像,而且不甚清晰。
  我以前喜欢读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他的女主人公总是比男主人公强,她们有勇气,有毅力,而他们却能说不能行,没有胆量,没有决心。我常常想不透这是什么缘故,直到我预备写俄国女革命家传记的时候,我的疑问才得到了解答。对着那么多的事实,我还能有什么疑惑呢?
  在我的那本书出版以后,我得到M.G.编的《革命诗选》(英文),里面也有屠格涅夫的那首诗,不过是由M.G.译成了韵文,而且题目也改作了《革命家》。我读了这译文很受感动,就写了一篇题作《在门槛上》的小说,后来收在《将军》集里。但这也是三年前的事了。
  上星期我在一家旧书铺里买到几本《屠格涅夫集》(俄国丛书本),无意间在《布林与巴布林》里找到他的散文诗,其中也有这《门槛》。这一次我才有机会读到了屠格涅夫的原诗。
  从第一次翻译《在门槛上》到现在,七年是白白地过去了。想着这七年中间的变化,我不能够没有一点感触。但是一想到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些女人的一生(她们里面有的在监牢里过了二十多年,出来时依旧是生龙活虎般的人),我的心又不觉强健起来了。这短短的七年算得什么呢?
  以上的话全是凭着记忆写出来的,我提到那些书名,并没有卖弄的意思,因为现在读一本莎士比亚的戏剧或一本《袁中郎集》,才是光荣的事情;读我所说的那些书也许还是一个罪名,而且现在差不多没有人要读它们了。但是我喜欢它们,它们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爱读别人不读的书,这固然是我的怪脾气。然而那些书并不是古董,它们是用活人的血写成的,所以我七年前读过它们至今还能够清晰地记起来。
  ——本文选自《在门槛上》(1935年)
  五读《作家日记》想到的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30 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悉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木!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①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脚地前进。
  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19 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
  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
  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朱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选自《(10卷本)后记》
  (1982年2月15日)
  六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看到自己
  听见人提起安东·契诃夫的纪念,我就想到五十年前停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绿色货车,车厢里放着契诃夫的灵柩,车皮上用大字写着“蚝”。丹青柯说:这是契诃夫的最后的一次幽默。高尔基说:这一次“庸俗”对我们的诗人报了仇,把他的遗体用运蚝的货车运到莫斯科。
  据说契诃夫生前给一个医生朋友写过一封诙谐的信:“我惋惜的是没有可以……把我吞掉的蚝。”他的仇敌“庸俗”真想把他吞掉,可是它没有那种力量。契诃夫的名字今天还放射着万丈光芒,而那种肮脏的绿色货车早已在他的国内绝迹了。
  在这个时候我很想谈谈契诃夫。可是拿起笔,想了半天,我又觉得我知道他太少。契诃夫写了那么多篇短篇小说(还不提他的中篇、独幕剧和多幕剧),他的作品接触到的面又非常广,早在1904 年就有人称他为“近二十年史的最有权威的历史家。”据说:“社会学者单单根据契诃夫一个人的著作,也可以绘出(19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的生活与其背景的一幅大画面。”
  因为契诃夫不仅写得多,而且他写得深,而且他写得真实。他留下来的是: 19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俄国社会的缩图(他描写得尤其出色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没落的外省地主、小职员等等)。因此,在三十年前,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我读过的不只一篇(那个时候他的短篇译成中文的为数也不少),我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我不能怪译者,本来要从译本了解契诃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转述他的故事并不困难,难的是把作者那颗真正仁爱的心(高尔基称契诃夫的心为“真正仁爱的心”)适度地传达出来。要是译者没有那样的心,要是读者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心,我们从译文里能得到什么呢?我在那个时候不能接受契诃夫的作品,唯一的原因是我不了解它们。这不是奇怪的事,一个年轻人第一次面对着茫茫大海,他什么也不会了解的。
  以后我仍然常有机会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于是又来了一个时期:我自以为我有点了解契诃夫了。可是读着他的小说,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读得越多,我越害怕读下去。我常常想:为什么那些人就顺从地听凭命运摆布,至多也不过唉声叹气,连一点反抗的举动也没有?我好像看见一些害小病的人整天躺在床上,闲谈诉苦,一事不做,等待死亡,我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们全拉起来。尽是些那样的人!尽是些那样的事!有时候我读得厌烦起来,害怕起来,我觉得一口气憋在肚子里头快要憋死我了,忍不住丢开书大叫一声。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也选择了这个职业。我的主人公常常是一些在学校内外的青年,他们明知道反抗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幸,他们也要斗争到底。我的年轻主人公需要的是热情和行动,而这些东西我以为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种调子是不一样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当时我并没有了解契诃夫。有人把契诃夫看做一个厌世主义者,我当时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从C.嘉纳特的英译本读了契诃夫的大部分的作品,英译者并没有帮助我了解它们,更不用提热爱了。使我逐渐喜欢契诃夫作品的是我的长时期的生活。
  现在我是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这是我读契诃夫作品的第三个时期了。
  我走过了长远的路才来到这里,我穿过了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卑鄙”的层层包围才来到这里。我也曾跟那一切“庸俗”的势力斗争过,在斗争中我更痛切地感觉到它们那种腐蚀人灵魂的力量,同时跟庸俗斗争了一生的作家契诃夫的面貌也更鲜明地在我眼前现出来,我也就更了解高尔基那几句话的意义:“他嘲笑了它(庸俗),他用了一支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现庸俗的霉臭。”固然契诃夫写的是当时俄国社会的面目,可是在他笔下出现的人物也常常在我们中国社会出现。像姚尼奇、阿伦加、阿希尼叶夫、别里科夫、库希金、宁娜(名字太多了,我只能随便举几个例子),过去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没有碰到过?……
  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厌;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他本来是医生,医生的职责是跟疾病作斗争,医生的职责是治好病人。作为作家,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他的药方就是他的作品。一个人倘使相信疾病是不可战胜的,他就不会去念医学。契诃夫的主人公常常是厌世主义者,可是他本人绝不是,而且恰恰相反,他相信进步,他相信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的。有一次他给一个熟朋友写信,就明白地说:“从做孩子的时候起我就相信进步,因为拿他们常常打我的时候跟他们不再打我的时候比起来,这中间的区别实在太大了。”
  因此他不断地跟社会的一切疾病作斗争。对于庸俗的势力,对于不合理的制度和生活,对于一切丑恶、卑劣的东西,他不断地揭露,不断地嘲笑。
  他怜悯地然而严肃地警告人们:你们要不改变生活方式,就得灭亡。
  时间证实了他的信仰,他战胜了他的仇敌。在他诞生的土地上应该灭亡的已经灭亡了,美好的新的生活也已经出现了。今天重读契诃夫留给我们的东西,我还感觉到他那颗仁爱的心在纸上跳动,我感觉到他的爱与憎,他的爱与憎引起了我的共鸣。这个伟大的小说家并没有死,好像他就坐在我面前,用他那温和的眼光望着我,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告诉他们,这样不行啊!”
  我们不会忘记他的警告。我们今天还需要他那支笔,因为在我们这里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看不到在他笔下出现过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也终于会像肮脏的绿色货车那样地绝迹的,他们不得不把地位完全让给新的一代人!
  ——选自《我们还需要契诃夫》(1954年6月)
  在19 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中间,契诃夫是作品译成中文最多的一个。他的《万尼亚舅舅》早在1930 年就在上海演出,但上演次数最多的是他的独幕剧。
  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也是契诃夫的爱好者,他在1935 年翻译过契诃夫的几个短篇,他的译文是公认为最能传达契诃夫的精神的。
  中国的读者热爱契诃夫,因为他们曾经感觉到契诃夫的作品好像就是为他们写的,而且描写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契诃夫通过他的人物和人物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症,也写出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感情。那个时代是19 世纪俄国历史上最黑暗、阴郁的时期,也就是暴风雨前的阴暗、沉郁的时期,正和过去中国的社会相似。所以中国的读者曾经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看到了他们的病症。中国的读者也听到了契诃夫的责斥的声音:“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
  中国的读者也懂得了契诃夫的预言:“人类是朝着最高的真理前进的,是朝着人间还没有达到的一个最大的幸福前进的。”
  ——选自《向安东·契诃夫学习》(1954年7月)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喜欢或者讨厌托尔斯泰,称赞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们总应该多少了解他,总应该根据一点点事实讲话。托尔斯泰的生活经历是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是不难找到的,我也用不着在这里引经据典来证明托尔斯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从一本传记中引用一节
  话说明我的看法:
  每件细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尔斯泰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和他所愿望过的生活两者之间
  的差异而感到的痛苦不满。有一天他喝茶的时候,皱着眉头抱怨生活是一种负担。
  索菲雅问他:“生活怎么会是你的负担?人人都爱你!”
  他答道:“是,它是负担。为什么不是呢?只是因为这儿的饮食好吗?”
  “为什么不是呢?我不过说大家都爱你。”
  “我以为每个人都在想:那个该死的老家伙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现在你应该死掉,免得做一个完全的伪君子!这很对。我经常收到这样的信,连我的朋友也写这类的话。他们说得不错。我每天出去,路上总看见五个衣服破烂的叫花子,我呢,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个马车夫。”
  在1910 年头几个月的日记里,经常记着托尔斯泰因为这个问题所感受到的敏锐的精神上痛苦和羞愧。4 月12 日他写道:“我没有用餐。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过的是罪恶的生活,我四周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家人都是饥寒交迫、朝不保夕。……我很难过,十分不好意思。……”
  够了,这些话就可以说明伟大作家最后几十年的内心斗争和家庭悲剧的实质了。托尔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在他,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为了它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最后在病榻上不愿意见他的妻子,一是决心不返回家中;二是想平静地离开人世。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跟什么“小白脸男妾”、什么“大男人主义”怎么能拉扯在一起?!传播这种流言蜚语的人难道自己不感到恶心?
  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福音书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19 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19 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
  ——选自《“再认识托尔斯泰”?) (1985 年3 月)
  这小书跟《回忆契诃夫》一样,也是从Dumesnil de Gra—mont 的法文译本转译的。可是在我的译文的第一部分排竣送过清样以后,一个朋友从北京寄来了这书的英文译本。英译本是1920 年的第二版,由S.S. Koteliansky 和L. Woolf 两人翻译的。这个英译本虽然是“作者特许”的翻译本,但因为出版较早,无法将作者后来增补的笔记收入,所以在第一部分中除去那节关于医生的笔记本外,英译本反较法译本少了八节。又英译本中没有第三部分,《关于托尔斯泰夫人》的文章是在1925 年第一次发表的。
  本书第一部分是作者在1900 年与1901 年中间随时写下的笔记,第二部分则是1901年作者得到托尔斯泰离家和病故的消息以后写给一个朋友的信,第三部分大概写于1925 年或1925 年以前。作者替托尔斯泰夫人说了几句公平话的。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托尔斯泰夫妇间的悲剧。关于托尔斯泰夫人晚年的生活和她临死的情形,她的最小女儿亚历山德拉有一段文章,写得很明白而且很动人,我把它译出来,附印在这里: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温和善良的老太婆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圈手椅上迷迷糊糊地一连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会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真以为我那时候发了疯了。”
  她这样说。
  革命以后,她失掉了一切,可是她从不抱怨。她似乎对金钱荣华等等她从前那么喜欢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了。她在1919 年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两人看护了她十一天。她很痛苦,不过她很能够忍耐,对任何人都很和气。到了她明白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都唤到床前,“我要告诉你们,”他说,她的呼吸困难,她的话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们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妻子。”
  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亚历山德拉是托尔斯泰最信任的女儿,她的话应当是可靠的。
  ——选自《回忆托尔斯泰》后记(1952年2月)
  七高尔基作品的启示
  我特别喜欢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不管在他早年的或者后期的作品中,我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作者的心跟读者的心贴得非常近,作者怀着真诚的善意在跟读者讲话。读者会喜欢他,把他当做一个真诚的朋友,因为他的作品帮助读者了解生活,了解人,它们还鼓舞读者热爱生活,热爱人。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读者感染到作者的十分鲜明的爱憎。
  我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感觉:高尔基的每一篇作品里都贯串着作者的人
  格。他写了不少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体裁的小说,小说中的“我”并不一定是他自己。可是我每读完他的一篇作品,我就好像看见作者本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的人物喜欢发议论,可是他本人并不说教,他让你感染到他的强烈的爱和恨,他让你看见血淋淋的现实生活,最后他用他人格的力量逼着你思考,逼着你正视现实。他就像他的《草原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
  其实谈到高尔基的短篇,甚至谈到高尔基的一切作品,我觉得用一句话就够了。这是他自己的话,这是他在小说《读者》中对一个陌生读者的回答:“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的确,在任何时候读高尔基的任何作品都会使人变得更好。每一个高尔基的读者,在他的作品中都会看到他那颗“燃烧的心”,而且从那颗心得到温暖,得到勇气——生活的勇气和改善生活的勇气。
  ——选自《燃烧的心——我从高尔基的短篇中所得到的》(1956年5月)
  据说俄罗斯人是善于做梦的。他们真是幸运儿!席尼特金①说过:“世界上最伟大、最耐久的东西就是做梦的人的手工成绩。不能做梦的行动的人便是破坏世界者,他们是兴敦堡②一类的人物;这些野蛮的力量要留点痕迹在时间之沙上面,除非先让时间之沙浸透了人血。只有像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那些善于做梦的人才能够从海洋和陆地的材料中建造出仙话,才能从****和受苦的混乱中创造出自由人的国土。”
  ① 席尼特金:(H.T.Schnitkind)本书两位英译者之一,另一人为郭尔特堡(I.Goldberg)。英译本共收《玛卡尔·周达》、《因了单调的缘故》、《不能死的人》(即《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第一节)等三篇,--原编者注
  ② 兴敦堡:(PauI von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将军,在希特勒执政前做过德国总统。--原编者注
  高尔基自然是现今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这些草原故事便是他的美丽而有力的仙话,它的价值凡是能做梦的人都会了解。我希望我的译文还能够保留一点原著的那种美丽的、充满渴望的、忧郁的调子,同时还能使读者闻到一点俄罗斯草原的香气。
  ——选自《小引》(1931年2月)
  日本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升曙梦说过:“高尔基的回忆的作品不但在艺术上有很大的价值,就把它们当做近代俄罗斯的文化史料看,也有很重大的意义。”
  我同意他的话,我自己也喜欢高尔基的这一类的作品,我也高兴把它们介绍给我的读者,所以我译了《回忆契诃夫》,译了《回忆托尔斯泰》。
  关于布罗克的回忆是一篇相当难译的文章,但我终于吃力不讨好地把它试译出来了。现在加上一些注解将它交给书店付排出版,也无非想给爱好俄国文学的人贡献一点材料。到了将来有人从原文译出高尔基的全部的《回忆》的时候,我的拙劣的译文便会欣然消去。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克生于1880 年11 月28 日,死在1921年7 月8 日。他是著名的长诗《十二个》的作者,曾被西欧的读者称为本世纪初叶俄国最伟大的诗人。苏联季莫菲耶夫批评《十二个》说:“实际上,
  这篇长诗确以特殊的技巧和力量传达出了1918年那些伟大的日子的革命激
  情,传达出了这些日子的难以抑止的气魄和英勇精神,对旧世界的热烈和憎恨,对未来的如火如荼的信心,以及浩大的事变和个人的欲望与思想的神妙的交织。……”
  读过了高尔基的《回忆布罗克》以后,应当接着去念这本布罗克的诗。
  ——选自《译后记》(1950年5月)
  这本小小的书居然作了三次旅行,换了三家书店,这是我万想不到的事。
  或许有人疑心我从它身上赚过一笔大钱,但那是别人的事情。我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曾为它算过一回账:我为这本小书一共花去五十元大洋,这个数目一点也不含糊,我记得清楚。
  这小书是我的生活里一个小小的纪念物。我每次翻读它,就有一种新的感情,在这里我看见了我的爱和憎,我的希望和失望。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友谊的信物。每次我为它换一家书店重印,我知道我又和一些朋友分开了。
  然而我自己的确爱这本小书,它好像是一面镜子,靠着它我可以看见我的真面目。有它在我身边,那么即使有一天我被环境逼迫着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我也不致于得意忘形地拜倒在金牛脚下欢呼前进了。我或许是个不识时务的傻子,但我就喜欢自己的这种傻气。
  ——选自《草原故事》后记(1935年10月)
  八美丽的书——《草叶集》
  1855 年印行的《草叶集》第一版只有十二首无题的诗,当时没有一个出版家愿意印这本书,作者只好自费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印出来的书没法传到读者的手中,却遭到资产阶级报纸不断的谩骂。像“疯子”、“****狂”、“杂草”、“垃圾”这一类不堪入耳的攻击,并不能阻止诗人继续写作。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叶集》中,就有了三十二首长短诗篇。这部诗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经过作者不断地增订、改写、重编,到1829 年诗人去世的时候,它已经是包含将近四百首长短诗篇的光辉灿烂的大诗集了。
  《草叶集》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侮辱和谩骂,但是它也曾得到人们热烈的赞美和拥护。例如惠特曼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就非常喜欢它,说它有“鼓舞人,加强人信心的最好的优点”。有一个批评家还说:“惠特曼是人类编年史中最高贵的人物”。
  一百年来,《草叶集》的影响不断地扩大,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喜爱,赞美的声音压倒了一切的谩骂和诅咒。到今天,它的光芒已经照遍全世界,它的声音已经达到了每一个角落,正像诗人在《自己的歌》中所预言的那样:哪儿有地,哪儿有水,哪儿就长着草。
  惠特曼在他唯一的诗集《草叶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
  同志,这不是书,谁接触它,就接触到人。
  《草叶集》的确是跟诗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开的。
  惠特曼称自己为“过分赞美生活的人”。他把他的一首长诗称为《欢乐的歌》,其实不单是这首诗,差不多所有惠特曼的诗里面都浸透了生活会带来幸福的这个深刻的感觉。《草叶集》的每个读者打开这本美丽的书以后,读了几页就会感到一种非常坚定而且是惊人地真诚的乐观主义。惠特曼熟悉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卓越的歌手。他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大自然都是像春天那样地引人喜爱,不管是鸟或花,都充满了欢乐的生气;他的人物浸透了欢乐的朝气勃勃的精神,他们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欣赏海洋、山岭、草原上的空气,明媚的阳光。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生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垂头丧气,他们对于未来和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信心。
  ——选自《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1955年12月)
  九即使卡夫卡活起来……
  发表了的作品都归社会所有,或好或坏,不能由作家自己说了算,也不能由别的几个人说了算。是毒草是鲜花,要看它们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什么作用,批斗会解决不了问题。我越受批判,越是看得清楚:我那些作品并不属于我自己,我不能拿它们跟“造反派”作“交易”。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刻的教育”,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我想起了1924 年去世的奥地利作家弗·卡夫卡,小说《审判》和《城堡》的作者,四十一岁患肺病死去,留下一堆未发表的手槁,他在遗嘱中委托友人马·布洛德把它们全部烧毁。德国小说家马·布洛德违背了亡友的遗愿,把那两部未完的长篇小说整理出版了,它们在欧美知识界中产生了大的影响。人们阅读这两部小说,赞美或者批判这两部小说,却不见有人出来说:应当听从作者的话毁掉它们。
  我并不喜欢卡夫卡的小说,可是我无法抹煞它们的存在。我想即使卡夫卡活起来,即使他为自己的小说写上十篇认罪书或者检讨文章,他也不能阻止人们阅读《审判》和《城堡》。
  同样,即使我写上一百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读者们也不会承认《激流三部曲》是“杀人的软刀子”。
  ——选自《“深刻的教育”》(1984 年1 月)

  《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①

  ——致李济生
  济生:
  你要我为《六十年文选》写几句话,我不知道怎样写才好,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我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我记在心上的当然只是几笔大数。它们是压在我背上的沉重的包袱。写作时我感到压力。好不容易还清了一笔债,我却并不感到背上轻松多少,因为负债太多,过去从未想到,仿佛有人承担,不用自己负责。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分,一定要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路。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多说也没有用,你既然把其他不少文章都选入了,那么就让它去吧。我精力不够,因此只在这里讲一件事,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剧》。
  我希望收入这篇文章和接着发表的那封简短的“检讨复信”,我当时不曾对李济生,作者的小弟。你说明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明白。
  ① 《巴金六十年文选》,1986 年12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本篇用于该书时题作《给李济生的信(代跋)》。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1958 年3 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竦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
  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
  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
  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
  是别人把我当做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别的话一年后再说,现在我只想躺下来休息。
  巴金1986年12月5日

  《冰心传》①序

  卓如同志:
  信早收到,我指的是您写给冰心大姊要她找我为传记作序的那封信。对您我并不感到陌生,我在北京医院大姊的病房里见过您,即使我们没有机会交谈,可是我经常听见大姊和家人讲到您,知道您在搜集资料,为她编全集写传记。大姊对孩子们开玩笑说:“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可以问卓如。”拿起大姊转寄来的厚厚一叠《冰心传》翻了翻,我也不得不佩服您这个“冰心通”。您唤起我数不清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事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繁星》,一边学写“小诗”。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我不是诗人,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① 《冰心传》,卓如著,1988 年9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给您回信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一位诗人和她的作品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您写的我已熟悉,您讲的我也知道,不用翻阅您寄来的厚厚的印张,我早已回到六七十年前温暖的梦中。我有那么深的感情,和那么多的回忆!为《冰心传》作序,我担心病中无法从容构思,写不出像样的序文,但是我又不能交一份白卷,因为我有责任为我那一代人表态。我不敢一口答应,也不愿一口谢绝。
  就在这个时候,热浪袭击上海,我坐立不安,度日如年,无法动笔,又不能搁笔,感到进退两难,忽然看到大姊写给香香的信,短短的一句:“也只要几句真话!”这是对我说的。我明白了,的确有几句真话我非讲不可。
  冰心大姊不过比我年长四岁,可是她在前面跑了那么一大段路。她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一个产儿。她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还不肯放下笔。尽管她几次摔伤、骨折,尽管她遭逢不幸,失去老伴,她并不关心自己,始终举目向前,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继续献出自己的心血。虽然她有很长的写作经历,虽然健在的作家中她起步最早,她却喜欢接近年轻读者,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汲取养料。
  她这个与本世纪同年龄的老作家的确是我们新文学的最后一位元老,这称号她是受之无愧的。但是把“老”字同她连在一起,我又感到抱歉,因为她的头脑比好些年轻人的更清醒,她的思想更敏锐,对祖国和人民她有更深的爱。我劝她休息,盼她保重,祝愿她健康长寿。然而在病榻前,在书房内,靠助步器帮忙,她接待客人,答复来信,发表文章。她呼吁,她请求,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做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写“真话”。
  我听说有人不理解她用宝贵的心血写成的文章,随意地删削它们。我也知道她有些“刺眼的句子”不讨人欢喜,要让它们和读者见面,需要作家多大的勇气。但是大多数读者了解她,大多数作家敬爱她。她是那么坦率,又那么纯真!她是那么坚定,又那么坚强!作为读者,我不曾上当受骗;作为朋友,我因这友谊而深感自豪。更难得的是她今天仍然那么年轻!我可以说:她永远年轻!
  思想不老的人才永远年轻!
  冰心大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传记就是一本读了使人感到永远年轻的书。
  巴金1988年7月28日上海

  《巴金译文选集》①序

  一
  三联书店准备为我出版一套译文选集,他们挑选了十种,多数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多年未印了。他们也知道这些书不会有大的销路,重印它们无非为了对我过去在翻译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可是说真话,在这方面我并无什么成就。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
  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是懂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
  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
  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可能有人说它们“四不像”:不像翻译,也不像创作,不像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时信笔写出的东西。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我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见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虽然是“试译”,我重读它们还不能不十分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可以说它们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三联书店给我一个机会,现在的确是编辑我的译文选集的时候了。
  二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在创作上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预告要写的小说不曾写出来。在翻译方面我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赫尔岑的回忆录还有四分之三未译。幸而有一位朋友愿意替我做完这个工作,他的译文全稿将一次出版,这样我才可以不带着内疚去见“上帝”。前一个时期我常常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坐立不安,现在平静下来了。没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笔不曾偿还的欠债,虽然翻译不是我的“正业”,但对读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有些事我做过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细心的读者偏偏要我记起它们。前些时候还有人写信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表过翻译小说《信号》。对,我想起来了,那是1922 年的事,《信号》是我的第一篇译文。我喜欢迦尔洵的这个短篇,从英译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中选择了它,译文没有给保存下来,故事却长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头一本小说《灭亡》中我还引用过《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三十年后(即50 年代初)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了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它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
  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三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
  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从1922 年翻译短篇《信号》开始,到1982 年摔断左腿为止,六十年中间我译出的作品,长的短的加在一起,比这套选集多好几倍。作者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是19 世纪或者20 世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我和他们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我没有才华,没有文采,但我们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别的我不多说了。
  巴金1988年4月22日
  ① 《巴金译文选集》,1990 年1 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跑跑旧书摊的人第一不要抱什么一定的目的,第二要有闲暇有耐心,翻得有劲儿便多翻翻……

  戴望舒
  (1905~1950)
  诗人、翻译家。浙江杭县人。著有诗集《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译著有《爱经》、《唯物史观的文学论》等。

  巴黎的书摊

  在滞留巴黎的时候,在羁旅之情中可以算做我的赏心乐事的有两件:一是看画,二是访书。在索居无聊的下午或傍晚,我总是出去,把我迟迟的时间消磨在各画廊中和河沿上。关于前者,我想在另一篇短文中说及,这里,我只想来谈一谈访书的情趣。
  其实,说是“访书”,还不如说在河沿上走走或在街头巷尾的各旧书铺进出而已。我没有要觅什么奇书孤本的蓄心,再说,现在已不是在两个铜元一本的木匣里翻出一本“patissier Fran-cois”的时候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为了自己的癖好,就是摩娑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赛纳河又是这样地窈窕多姿!
  我寄寓的地方是Rue del’ Echaudé,走到赛纳河边的书摊,只须沿着赛纳路步行约摸三分钟就到了。但是我不大抄这近路,这样走的时候,赛纳路上的那些画廊总会把我的脚步牵住的,再说,我有一个从头看到尾的癖,我宁可兜远路顺着约可伯路、大学路一直走到巴克路,然后从巴克路走到王桥头。
  赛纳河左岸的书摊,便是从那里开始的。从那里到加路赛尔桥,可以算是书摊的第一个地带,虽然位置在巴黎的贵族的第七区,却一点也找不出冠盖的气味来。在这一地带的书摊,大约可以分这几类,第一是卖廉价的新书的,大都是各书店出清的底货,价钱的确公道,只是要你会还价,例如旧书铺里要卖到五六百法郎的勒纳尔(J. Renard)的《日记》,在那里你只须花二百法郎光景就可以买到,而且是崭新的。我的加梭所译的赛尔房德思的《模范小说》,整批的《欧罗巴杂志丛书》,便都是从那儿买来的。这一类书在别处也有,只是没有这一带集中吧。其次是卖英文书的,这大概和附近的外交部或奥莱昂车站多少有点关系吧。可是这些英文书的买主却并不多,
  所以花两三个法郎从那些冷清清的摊子里把一本初版本的《万牲园里的一个
  人》带回寓所去,这种机会,也是常有的。第三是卖地道的古版书的,17 世纪的白羊皮面书,18 世纪饰花的皮脊书等等,都小心地盛在玻璃的书框里,上了锁,不能任意地翻看,其他价值较次的古书,则杂乱地在木匣中堆积着,对着这一大堆你挨我挤着的古老的东西,真不知道如何下手。这种书摊前比较热闹一点,买书大多数是中年人或老人。这些摊上的书,如果书摊主是知道值钱的,你便会被他敲了去,如果他不识货,你便沾了便宜来。我曾经从那一带的一位很精明的书摊老板手里,花了五个法郎买到一本1765 年初版本的Du Laurens的《Imirce》,至今犹有得意之色:第一因为“Imirce”是一部禁书,其次这价钱实在太便宜也。第四类是卖淫书的,这种书摊在这一带上只有一两个,而所谓淫书者,实际也仅仅是表面的,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大都是现代人的东西,写来骗骗人的。记得靠近王桥的第一家书摊就是这一类的,老板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当我有一回逗留了一下的时候,她就把我当做好主顾而怂恿我买,使我留下极坏的印象,以后就敬而远之了。其实那些地道的“珍秘”的书,如果你不愿出大价钱,还是要费力气角角落落去寻的,我曾在一家犹太人开的破货店里大堆废书中,翻到过一本原文的Cleland 的“Fanny Hill”,只出了一个法郎买回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从加路赛尔桥到新桥,可以算是书摊的第二个地带。在这一带,对面的美术学校和钱币局的影响是显著的。在这里,书摊老板是兼卖板画图片的,有时小小的书摊上挂得满目琳琅,原张的蚀雕,从书本上拆下的插图、戏院的招贴、花卉鸟兽人物的彩图、地图、风景片,大大小小各色俱全,反而把书列居次位了。在这些书摊上,我们是难得碰到什么值得一翻的书的,书都破旧不堪,满是灰尘,而且有一大部分是无用的教科书,展览会和画商拍卖的目录。此外,在这一带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专卖旧钱币纹章等而不卖书的摊子,夹在书摊中间,作一个很特别的点缀,这些卖画卖钱币的摊子,我总是望望然而去之的(记得有一天一位法国朋友拉着我在这些钱币摊子前逗留了长久,他看得津津有味,我却委实十分难受,以后到河沿上走,总不愿和别人一道了)。然而在这一带却也有一两个很好的书摊子。一个摊子是一个老年人摆的,并不是他的书特别比别人丰富,却是他为人特别和气,和他交易,成功的回数居多。我有一本高克多(Coclcau)亲笔签字赠给诗人费尔囊·提华尔(Fer-nand Divoire)的“Le Grund Ecurt”,便是从他那儿以极廉的价钱买来的,而我在加里马尔书店买的高克多亲笔签名赠给诗人法尔格(Fargue)的初版本“Opera”,却使我花了七十法郎。但是我相信这是他错给我的,因为书是用蜡纸包封着,他没有拆开来看一看;看见了那献辞的时候,他也许不会这样便宜卖给我。另一个摊子是一个青年人摆的,书的选择颇精,大都是现代作品的初版和善本,所以常常得到我的光顾。我只知道这青年人的名字叫昂德莱,因为他的同行们这样称呼他,人很圆滑,自言和各书店很熟,可以弄得到价廉物美的后门货,如果顾客指定要什么书,他都可以设法。可是我请他弄一部《纪德全集》,他始终没有给我办到。
  可以划在第三地带的是从新桥经过圣米式尔场到小桥这一段,这一段是赛纳河左岸书摊中的最繁荣的一段。在这一带,书摊比较都整齐一点,而且方面也多一点,太太们家里没事想到这里来找几本小说消闲,也有;学生们贪便宜想到这里来买教科书参考书,也有;文艺爱好者到这里来寻几本新出版的书,也有;学者们要研究书,藏书家要善本书,猎奇者要珍秘书,都可以在这一带获得满意而回。在这一带,书价是要比他处高一些,然而总比到旧书铺里去买便宜。健吾兄觅了长久才在圣米式尔大场的一家旧书店中觅到了一部《龚果尔日记》,花了六百法郎喜欣欣的捧了回去,以为便宜万分,可是在不久之后我就在这一带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同样的一部,而装订却考究得多,索价就只要二百五十法郎,使他悔之不及。可是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跑跑旧书摊的人第一不要抱什么一定的目的,第二要有闲暇有耐心,翻得有劲儿便多翻翻,翻倦了便看看街头熙来攘往的行人,看看旁边赛纳河静静的逝水,否则跑得腿酸汗流,眼花神倦,还是一场没结果回去。话又说远了,还是来说这一带的书摊吧。我说这一带的书较别带为贵,也不是胡说的,例如整套的“Echanges”杂志,在第一地带中买只须十五个法郎,这里却一定要二十个,少一个不卖;当时新出版原价是二十四法郎的Celine 的“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在那里买也非十八法郎不可,竟只等于原价的七五折。这些情形有时会令人生气,可是为了要读,也不得不买回去。价格最高的是靠近圣米式尔场的那两个专卖教科书参考书的摊子,学生们为了要用,也不得不硬了头皮去买,总比买新书便宜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摊子的主顾,反之他们倒做过我的主顾。因为我用不着的参考书,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总是拿去卖给他们的。这里,我要说一句公平话:他们所给的价钱的确比季倍尔书店高一点。这一带专卖近代善本书的摊子只有一个,在过了圣米式尔场不远快到小桥的地方。摊主是一个不大开口的中年人,价钱也不算顶贵,只是他一开口你就莫想还价,就是答应你还也是相差有限的,所以看着他陈列着的《泊鲁思特全集》,插图的《天方夜谭》全译本, Chirico插图的阿保里奈尔的“Cal-ligrammes”,也只好眼红而已。在这一带,诗集似乎比别处多一些,名家的诗集花四五个法郎就可以买一册回去,至于较新一点的诗人的集子,你只要到一法郎或甚至五十生丁的木匣里去找就是了。
  我的那本仅印百册的Jean Gris 插图的Reverdy 的《沉睡的古琴集》,超现实主义诗人Gui Rosey 的《三十年战争集》等等,便都是从这些廉价的木匣子里翻出来的。还有,我忘记说了,这一带还有一两个专卖乐谱的书铺,只是对于此道我是门外汉,从来没有去领教过罢。
  从小桥到须里桥那一段,可以算是河沿书摊的第四地带,也就是最后的地带。从这里起,书摊便渐渐地趋于冷落了。在近小桥的一带,你还可以找到一点你所需要的东西,例如有一个摊子就有大批N.R.F.和Crassct 出版的书,可是那位老板娘讨价却实在太狠,定价十五法郎的书总要讨你十二三个法郎,而且又往往要自以为在行,凡是她心目中的现代大作家,如摩里向克、摩洛阿、爱眉(Aymé)等,就要敲你一笔竹杠,一点也不肯让价;反之,像拉尔波、茹昂陀、拉第该,阿朗等优秀作家的作品,她倒肯廉价卖给你。从小桥一带再走过去,便每下愈况了。起先是虽然没有什么好书,但总还能维持河沿书摊的尊严的摊子,以后呢,卖破旧不堪的通俗小说杂志的也有了,卖陈旧的教科书和一无用处的废纸的也有了,快到须里桥那一带,竟连卖破铜烂铁、旧摆设、假古董的也有了;而那些摊子的主人呢,他们的样子和那在下面赛纳河岸上喝劣酒,钓鱼或睡午觉的街头巡阅使(Clochard),简直就没有什么大两样。到了这个时候,巴黎左岸书摊的气运已经尽了,你的腿也走乏了,你的眼睛也看倦了,如果你袋中尚有余钱,你便可以到圣日尔曼大街口的小咖啡店里去坐一会儿,喝一杯儿热热的浓浓的咖啡,然后把你沿路的收获打开来,预先摩姿一遍,否则如果你已倾了囊,那么你就走上须理桥去,倚着桥栏,俯看那满载着古愁并饱和着圣母祠的钟声的,赛纳河的悠悠的流水,然后在华灯初上之中,闲步缓缓归去,倒也是一个经济而又有诗情的办法。
  说到这里,我所说的都是赛纳河左岸的书摊,至于右岸的呢,虽则有从新桥到沙德莱场,从沙德莱场到市政厅附近这两段,可是因为传统的关系,因为所处的地位的关系,也因为货色的关系,它们都没有左岸的重要。只在走完了左岸的书摊尚有余兴的时候,或从卢佛尔(Louvre)出来的时候,我才顺便去走走,虽然间有所获,如查拉的L’homme approximatif 或卢梭(Henri Rousseau)的画集,但这是极其偶然的事;通常,我不是空手而归,便是被那街上的鱼虫花鸟店所吸引了过去。所以,原意去“访书”而结果买了一头红头雀回来,也是有过的事。

  ●读书,是作家生活的一部分。他从书本上为他的写作生命汲取滋养,使他的生活更加充实,也就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光彩。

  叶灵凤
  (1905~1975)
  作家。原名叶蕴璞。江苏南京人。主要著作有《灵凤小品》、《红的天使》、《未完成的忏悔录》,译有《新俄罗斯小说集》等。

  我的读书

  我的读书,这就是说,除了学校的课本以外,自己私下看书,所看的又不是现在所说的“课外读物”,而是当时所说的闲书。据自己的记忆所及,是从两本书开始的,这两本书的性质可说全然不同。一本是《新青年》,是叔父从上海寄来给我大哥看的;一本是周瘦鹃等人编的《香艳丛话》,是父亲买来自己看的。这两本书都给我拿来看了。
  这是1916 年前后的事情,家住在江西九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事实上对于这两种书都不大看得懂,至少是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至今还记得这些事情的原因,乃是到底也留下了一点难忘的印象。一是从那一期的《新青年》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自己读了似懂非懂,总觉得那个人所想的十分古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难忘的印象是《香艳丛话》留下来的,这是诗话笔记的选录。其中有一则说是有画师画了一幅《半截美人图》,请人题诗,有人题云:“不是丹青无完笔,写到纤腰已断魂。”现在想来,这两句诗并不怎样高明,而且当时自然还不会十分明白为什么要“写到纤腰已断魂”。可是,不知怎样,对这两句诗好像十分赏识,竟一直记着不曾忘记。
  就是这两本书,给我打开了读书的门径,而且后来一直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这样同时读着两种不同的书,仿佛像露理斯所说的那样,有一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中,一面读着“正经”书,一面也在读着“不正经”的书。
  这倾向可说直到现在还在维持着,因为我至今仍有读“杂书”的嗜好。
  愈是冷僻古怪的书,愈想找未一读为快。若是见到有人的文章里所引用的书,是自己所不曾读过的,总想找了来翻一翻,因此,书愈读愈杂。这种倾向,仿佛从当年一开始读书就注定了似的,实在很有趣。
  父亲的手上没有什么书,我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是到了昆山进高等小学的时期,住在叔父家里,这就是寄《新青年》给我大哥的那位三叔。我在那里读到了《吟边燕语》、《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类的小说,也读到了《南社丛刊》。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使我有机会读到了一些通俗的名人传记。书籍世界的大门,渐渐地被我自己摸索到,终于能够走进去了。

  座右书

  买了几只新的小书架,将其中一只放在书桌的右首,以便将一些新出版的定期刊物,新买的书籍,以及要用的参考书,一起放在上面,翻阅起来较为方便。
  这是不折不扣的座右书了。
  最初放到架上的书,全是那些堆集在桌上地上已久,“无枝可栖”的书。
  我想,没有书架可放的书,就等于没有家可住的人一样,既然将书买回来,竟无法给它安排一个安身之处,未免太对不起了。因此有了书架之后,就不管它们是什么书,不论古今中外,一起先堆到书架上再说,使它们先享受一下可以喘息的地方。因此即使《香港的蝴蝶》傍着《意大利的艺术社会史》,《鸦片战争》傍着《拍案惊奇》,我也暂且不去管它。
  这样过了几天,形势粗定,对于放在座右的那一架的书,我开始着手想加以整理了。想将无用的、已经看过的,或是暂时不想看的书,清理出去,换上一些还没有看过的,自己想看的,以及自己喜欢的书。
  将一些不想放在手边的书,从书架上清理出去,这工作做起来倒并不怎样困难。如那一套六大本的《迦撒诺伐回忆录》,是根本没有理由要作为“座右书”,放在我的手边的,因此首先被搬了出来。还有一些介绍画家的小册子、美国文学史、良友版的《苏联版画集》,这些本是起初随手从地上搬到架上的,当然没有让它们继续留在我手边的必要,因此一本一本地都给我拿开了。
  满满一架的书,这样一加甄别,一本又一本的被拿开,几乎剩下一个空书架子。
  对于这一只空起来的书架,我决定依照自己预定的计划:将一些新买回来准备要读的,以及久已想读一直还未曾读的,还有自己特别喜欢,希望不时可以随手翻翻的书,都拿来填补这些空缺,使它们真正成为我的座右书。
  这个计划,本来很简单,而且也很合理,哪里知道执行起来,竟一点也不简单。那困难简直有一点像出门旅行之际,要挑选几本书带在手边供旅途消遣那样。这种滋味我是经验过多次的:这一本不适当,那一本又不适当,有的太轻松,有的太严肃,往往对着满屋的书,竟觉得没有一本是适合作旅途阅读之用的。有一次在出门之际,竟为了这一个问题彷徨终夜,还无法决定,最后只好塞了一本又厚又重的毕加索画集在衣箱里。结果到了目的地就赶紧送给了朋友,自己又再到当地的书店里买了几本新书来补充。
  二
  将一些常用的参考书和工具书,挑选一些放在手边,这工作做起来还不困难,可是要想将一些想看而未看的书,拿几本来放在手边,以便尽先的利用机会去看,这可不容易了。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想看的,而其中有不少一“想”
  就想了十多年,至今仍是想看而未看。要想将这样的书挑选几本放在手边,如果不想太麻烦,本来只要随手拿几本就是了,可是一想到应该谁先谁后的问题,那就困难了。
  一本十年前买而未读的书,和一本昨天刚买回来的新书,我究竟应该先读哪一本呢?这对我来说,有时竟是一个极不容易决定的问题。
  结果,首先入选成为我的“座右书”的,却不是这些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书。这是属于一个专题的:比亚斯莱。
  我明白自己这选择的动机,不只是喜欢比亚斯莱的作品,而是有一个愿望:一直想给这位世纪末的薄命画家写一篇评传,再挑选几十幅他的杰作,印成很像样的一本画册。我觉得这工作不仅值得做,而且可以做这件工作的人也不太多。因此,我就一向将这件工作看作是自己的心愿,也是自己的责任。可是因循又因循,许多不必做的事情都做了,惟独这一件蓄之已久的愿望,一直还不曾有机会去兑现。
  我将三本比亚斯莱的传记,两本他的代表作品集,放在书架上最当眼的处所。这动机我自己也是明白的:它们所代表的不只是我的座右书,同时也是我的“座右铭”:用来鞭策我自己,对于有一些搁置己久的工作,也该认真地去进行了。
  我又随手将都德的《磨坊文札》,果庚的《诺亚诺亚》,也放到了架上,因为它们都是我的伴侣。
  我检视了一下已经放到架上的书,渐渐地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想放在手边的书,全不是那些我不知道、不曾读过的书,而是一些我已经知道,已经读过的书。不是吗?谁都希望能经常同自己在一起的、能在自己身边的、乃是那些最知己的朋友。
  于是,尽管我的桌上和地上仍堆满了书,可是,可以作为我的“座右书”的书,仍是很有限。因此,这一只小小的书架竟仍有不少空位,而我也仍任它空着,并不想勉强的去加以填满。

  借书与不借书

  “诗狂书更逸,近岁不胜多,大半落天下,未还安乐窝。”
  这首诗是宋朝的邵康节怀念他的那些借出未还的书的。安乐窝是他的读书处,他本是一位道学先生,但这首诗却有点风流意味,因此每想起自己给别人一借不还的那许多书,总喜欢低诵着这几句诗。
  我自己不大向别人借书,但是从来不拒绝借书给别人。我不大向别人借书的原因,并不是不喜欢借书,而是自己另有一个买书的习惯。凡是自己要用要看的,甚或明知不甚有用或是自己不会去看的书,只要有机会,总喜欢自己去买了来。因为这样,可以买到的书,自己大都买了;买不到的书,大都也借不到,因此就不大有机会向别人借书。但是别人向我借书的却常有。
  有时为了借书人的个性,或是所借的一本书自己早晚恰巧要用,或也会踌躇一下,但仅是踌躇而已,结果仍是借的。毅然拒绝将一本书借给别人,这是我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我的书桌抽屉里有一张纸,每逢借出一本书时,我便随意的简略的在那上面记下借出的书名和借书者的姓氏。这并非正式的登记,而是只供不时提醒自己之用的一种备忘录。那上面的字迹,简略潦草只有我自己才看得懂,有时甚至连自己也看不懂。根据这样一张书目,有时偶然将这些借出的书检点一下,便发现借去了未还的书,实在占多数,这些未归还的书,有的可说是至今尚未还来,有的则看来大概永无归还的希望了。而这些不会还的书,大都就是那些在借的时候我就已经踌躇过,仿佛已经预料到借的人决不会归还,但是仍是借给了他的。
  本来,自己的书应不应借给他人,这是一个看来很简单而又实在很微妙的问题。这一来要看自己的性格和对于书的观念,二来要看借书的人是个怎样的人,三来要看所借的是怎样的书。将书籍当做珍物来玩赏的人,当然不肯轻易借给别人,但即使是将书籍当做学术研究工具的人,为了自己可能随时需用它,也是不愿随意借给别人的。
  只有自己爱书而又能理解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书时,那种精神上的不安和空虚的人,才能推己及人,不肯轻易拒绝别人向你借一本他所需要而恰又为你所有的书。不过,这样借书给人的心情,决不是“我已经看完了,你拿去吧”那种对于一本书的有无毫无无动于衷的薄情汉所能理解的。这样的借书给人,好像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借给了别人,在沙漠的旅途上将自己的水壶慷慨地授给同路者。他所希望的乃是获得一个伴侣和同好者,能够共享自己所已经感受到的满足和愉快,决不是施舍,也不是希望使对方成为一个欠了自己一笔债的负债者。
  当然,借书给人,希望而且相信别人一定会归还的。自己向别人借书,也很少一开始就蓄意不拟归还的,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不过是少数的少数。
  大部分的人,借书时是一再表示必定归还,而且事实上本是准备看完了或用完了就即时归还的。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借出的书不能归还的原因虽多,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那不成原因的原因;这就是说,则于疏懒,提不起精神去履行一个义务。这样的借口很多:不顺手,时间不凑巧,本来预备来还的——临时忘记带来了。有时又觉得仅仅为了归还一本书去走一道未免不值得,而时候愈久,便愈觉得没有亟亟归还的必要。这恰如一笔旧债一般,债主没有特别的理由固然不便启齿提起,而欠债人虽然不时记起这一笔债,但如果没有特别原因,也就懒得去还了。
  是的,就这样,“大半落天下,未还安乐窝”,借出去的书,就因了这样不成原因的原因,多数不曾归还。至于真正因为遗失或彼此失去联络而无从归还的,那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自己虽然不常向别人借书,但偶尔也会借一两本的,在我的书堆中,我清晰地记得,就有向一个朋友毫无必要的借来的两本书,至今已隔两年,固然不曾看,他也不来讨,我也至今提不起精神去归还。
  中国旧时的藏书家,大都不喜欢将自己的书借给别人。这是因为他们既不将书籍当做是求学问的工具,也不当做应该公诸大众,至少应该公诸同好的可以陶养性情的艺术品,而是将书籍当做是私人的秘玩。这全然是过分的佞好古版和古本所致。有些旧时癖好宋版和孤本的藏书家,他们固然不肯将自己的秘藏借给人或拿出来给人看,甚至自己有一些什么书也不愿给别人知道。西洋有一些怪癖的嗜好收藏孤本的藏书家,他们如果发现自己所藏的孤本在别人的手中又发现了第二本时,他们必定千方百计设法将那另一本买了来,骗了来,甚至盗了来,然后再将它销毁,务使自己所收藏的这一本“孤本”成为真正的孤本。如果这一切都办不到,他们宁可将自己的这一本屏诸自己的收藏之外。
  这样怪癖的藏书家,他已经不将一本书视作是一本书,当然更谈不上借书给别人了。
  旧时中国的藏书家,有些人甚至告诫子孙,以借书给人为不孝。如范声山《吴兴藏书录》引《湖录》云:“唐尧臣,武康人,为开建尹,有别业万竹山房,构楼五间,藏书万卷,书上有印曰:借书不孝”。宋周辉《清波杂志》,记唐杜暹聚书万卷,每卷未题诗其上曰:“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唐朝印书未流行,书籍还是抄本居多,以自己薪俸去辛苦抄来的书,当然应该珍惜;告诫子孙不应随便卖给人固然很应该,但连借给人也认为不孝,那就未免不近人情了。
  书是应该借给人的,但有些人借了书专门不还,却也是令爱书家感到棘手的事。如赵令峙在他的《候鲭录》中所记的那个专门借书不还的士人,就令人头痛了:
  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颖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为借人书不还者,每炫本多,余未尝不戒儿曹也。
  赵令畤并不戒儿曹不可借书给人,而是戒他们不可像那个士人一样,借了别人的书,“不读不录又不还”,这实在是很明达的见解。本来,与其不借书给人,不如劝人借了书应该归还。因为有人借了书不肯还,才有人吝啬不肯将自己的书借给别人。
  中国旧时的藏书家,并不都是珍秘于枕函而不肯借给人的。有些认为与其藏之笥箧,供鼠啮虫巢,或留待不能读书守书的不肖子孙去变卖,不如慷慨地借给别人抄读。钱牧斋跋南村《草莽私乘》,谓当时有李如一者,好古嗜书。收买书籍,尽减先人之产。尝曰:“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
  古人以匹夫怀壁为有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壁,敢怀之以贾罪乎?”李如一的藏书,在中国藏书史上虽没有名,然而这几句话却是中国许多有名的藏书家所不肯说的。就如钱牧斋,他虽然“未尝不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可是他自己以收藏宋元精刻埒于内府的“绛云楼”,却“片楮不肯借出”,以致一场火灾,全部孤本秘钞都变成灰烬了。
  不借书固然不应该,但借了书不还或是随意污损也是不该的。北齐的颜子推在《颜氏家训》中谈借书的道德说: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帙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稚婢妾之所点污,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
  颜氏的说理,每多平易明达,这里所主张的借书道德,也是古今不易的标准。因为借书的人如果能将借得的书加以爱惜,定期归还,取得爱书家的信任,则他们自然不会吝惜不肯借了。
  在从前书籍刻本不多,流传不广,购买不易的时代,如果要读书,既没有公共图书馆,自己又买不到或买不起,唯一的方法只有向别人去借阅或借抄了。因为借书困难,甚至有人不惜到有藏书的人家去做工,以便取得读书的机会,如《西京杂记》所记的匡衡,勤学而不能得书,“邑人大姓,又不识字,家富多书,乃与客作,不求其价。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人主书遍读之”。
  对于藏书家珍秘其所藏,不肯轻易示人,以致要读书的人无书可读,要参考校勘的学者望洋兴叹,而一遇兵燹水火的意外事件,所藏孤本秘籍往往一扫而空,因此引起有见识的爱书家的慨叹。如吴恺《读书十六观》引《鸿胪寺野谈》云:“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之度阁,以饱蠢鱼,既不假人,又不触目,至界诸灶下,以代蒸薪,余每恨蠢鱼之不若也”。
  秀水曹溶氏所拟的《流通古书约》,也指责藏书家的这种怪辉之可恶:书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书无不缔锦为衣,栴枟作室,扁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永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不应若尔。
  所谓《流通古书约》,便是曹氏鉴于有些藏书家秘其所藏,不肯示人,特地拟了这公约,呼吁有心的藏书家,出各所藏,有无互易,互相抄借的。
  他对于有些人借了书不肯还,以致藏书家不愿出借的原因,也不曾忽略。他说:
  不当专罪各不借者。时贤解借书,不解还书,改一瓻为一痴,见之往记。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诺不欺之流,书既出门,舟车道路,遥遥莫定,或童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
  不过,曹氏的《流通古书约》,其范围仍以藏书家间互相有无抄借为原则,他的用意和南京丁氏所组织的《古欢社约》差不多,只是以“彼藏我缺,或彼缺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此天下最快心事”为目的,并不是提一般性质的借书。
  但是,大部分的著名藏书家,连藏家之间的互相抄借也不愿做,于是遂发生了设计偷抄别人秘籍的事,这事发生在清初著名的藏书家钱遵王与著名词人朱彝尊身上,可说是反映中国藏书家吝啬怪癖的最有趣的逸话。钱遵王是钱牧斋的族孙,曾收得牧斋绛云楼烬余的藏书。据钱氏《读书敏求记》的
  吴焯跋语云:
  绛云未烬之先,藏书至三千九百余种。钱遵王撰读书敏求记,凡六百一种,皆记宋版元钞,及书之次第完缺,古今不同,依类载之,秘之枕中。康熙二十四年,彝尊典试江左,与遵王会于白下,求一见之,终不肯出。乃置酒,召诸名士高䜩,遵王与焉。私以黄金及青鼠裘,予其侍吏,启箧得之,雇藩署廊吏数十,于密室半宵写毕,并录得绝妙好词一卷。词既刻,遵王渐知之,彝尊设誓以谢曰,不流传于外人。
  此外,还有一个同学之间不肯借书,给别人戏弄的故事,对于有书而不借的吝啬者的惩罚,可谓痛快。事见明人周镳《逊国忠记》卷三景清传:洪武中,游太学,同舍生有秘书,请求观,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明旦往索,清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尝假书于汝。生愤,讼之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日,此清素所业书。即背诵彻卷。及同舍生,生不能对一辞。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戏耳。
  这里所说的景清借了书不肯还,固然是有意开玩笑,但在事实上,借出的书不易获得归还,却也是事实。我自己就已经在两方面都有过经验:许多借出的书,至今未蒙归还,而我的书堆中也有一些借了来至今未还的书,不过我想双方都是由于疏懒与疏忽,决不是存心不还,或是有意的惩罚举动。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一位西洋藏书家在藏书票上所写的铭句了,他也许痛惜借出去的书不回来的太多了,因此祷祝道:迷途的猫虽然走失了许久,终于有一天会回来。
  唉,但愿此书借出后能具有猫的性格,采取最捷的直径归回家来。

  借书与痴

  中国宋朝的藏书家,对于借书和还书的问题,有一种有趣的理论。他们有些人主张不借书给人,同时又主张借了书不应归还。他们认为,借书给人是一件痴事,还书给人更是一件痴事。这理论甚至成了俗谚,有人推而广之,认为向人借书,已经一痴;有书居然肯借给人,更是二痴;借出之后又向人家索还,可谓三痴;借了书又还给人,是乃四痴。这借书四痴的理论,在北宋藏书家之间颇为盛行,宋人著述中记载这故事者甚多,而且在字句之间各家还有不同的见解,是中国藏书家善于借书问题的一段有趣的逸话。
  吕希哲为吕公著子,徽宗时,以党祸罢官,所著《吕氏杂记》有云:“余幼时,有教学老人谓余曰:借书而与之,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闻之便不喜其说。”
  王懋《野客丛书》卷十云:“李正文资暇集云:借书籍俗谓一借一痴,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又杜元凯遗其子书曰:书毋借人。古谚云:借书一嗤,还书一嗤,后人生其词至三四,识为痴。或曰:痴甚无谓,当作瓻仆观广韵注张孟押韵,所载瓻字,皆云还书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还郑侍郎通鉴诗曰:借我以一鉴,饷公无两瓻,又观鲁直诗云:原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苏养直诗曰: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鸱。又曰:去止书三箧,归亡酒一鸦。又曰:惭无安世书三箧,滥得扬雄酒一鸱,乃作鸱夷之鸱。近见渔隐复渠,亦引黄诗为证”。
  王氏在这里先否定了古谚所谓借书还书为痴或嗤的一般见解,而认为应该作瓻,谓古人的礼节,借书还书皆以瓻盛酒为伴,接着又引了黄山谷、苏养直两人关于借书的诗句,说他们都用鸱夷之鸱,一句话竟有四个不同的字,可谓有趣。
  痴与嗤的用意相近都是对借书和还书加以讥笑的意思。至于瓻字,说文和广韵都是酒器。注云: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书盛酒瓶也。
  古人借书还书都要用酒通殷勤,虽是古谚,可惜我们对于这风俗找不出什么可靠的根据。因为除了韵书在瓻字下的小注以外,不再有其他关于这借书古俗的记载。至于苏黄等人所用的鸱字,则因为鸱也是一种盛酒器。《游宦纪闻》云:
  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或作嗤字,此鄙俗无状语。前辈谓借书还书,皆以一榼.礼部韵云,瓻盛酒器。山谷以诗借书目于胡朝清,未联云,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破翁和陶诗云,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吴王取伍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水中。
  应助曰,取马革为鸱夷,瓻形。范蠡号鸱夷子皮。师古曰,若盛酒之鸱夷。扬子云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师古云,鸱夷,革囊以盛酒也。苏黄用鸱字本此。
  作为盛酒的鸱夷,根据诸家的考证,乃是用牛马等兽类皮革制成的皮囊,那形状当如欧洲中世纪乡间盛酒的猪皮囊,或者像渡黄河所用的牛皮筏。至于所以名为“鸱”的原因,据谓是象形的,象征鸱的腹大如瓠能容多物,所以范蠢逃亡后自号鸱夷子皮,便是表示自己胸怀能忍耐容纳之意。日本有一种盛酒的陶器,形状像是一只猫头鹰,挺着腹部,颇有扬子云所说的“鸱夷滑稽,腹大如壶”之意,也许是中国古鸱夷的遗制吧。
  说借书还书为一痴或一嗤,未免刻薄不近人情,但借书还书要用酒,又未免太过郑重。古人虽有以汉书下酒的故事,但藏书家恐怕未必个个都是酒徒吧!我以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者,必是俗谚嘲笑藏书家的书痴气,而古人因为得书不易,空手向人借书不好意思,必然随身带一点敬仪,也许偶然有携一瓶酒的。若说借书必须用酒,而且如广韵等书所注释的那样,借书还书还有专用的盛酒器,则我就有点不敢轻信了。

  禁书的笑话

  英国的亥特女士,在她的那本有趣的小书《被禁的书》里,列举了许多有名著作,在种种不同的可笑的理由下,在各国所遭受的厄运。她自然不曾忘记我们中国,她说起《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中译本,曾于1931 年在湖南省被禁,理由是“书中鸟鲁昆虫皆作人言,而且与人同群,杂处一室”。
  1931 年的湖南省,该是何键当权的时代,我虽然不曾在别的方面找到佐证,但想来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因为“鸟兽不可与人同群”,畜生居然也说人话,岂不侮辱了圣贤衣冠,自然有理由要禁止了。可惜亥特女士还不知道在那时的中国,为了要禁止马克思的著作译本,连马寅初的经济论文集和古老的研究中国文法的《马氏文通》也遭了殃,理由就是为“大家都姓马”。
  不仅如此,蒋光赤先生因为名字上有个“赤”字,老爷们便说他不是好人,无论他写的什么都要禁止。后来书店老板为了顾全血本起见,征求他的同意,将名字改为“光慈”,可是书报检查老爷一点也不“慈悲”,对他的作品仍一律禁止。
  旧时代的书报检查制度本身就是个笑话,所以不论古今中外,只要经过这些老爷们的手,自然就笑话百出。萧伯纳对这种制度所发表的意见最够幽默,也最痛快。那是当好莱坞的风化检查老爷禁止了由他的剧本改编成电影以后,所说的几句话。他说:无论他们的道德的或宗教的借口如何,在执行上总是先假定要求要有一位具有神的全能禀赋的人才,然后却用一份相当于铁路小站长的薪水,使这个可怜虫来执行神的全能的职务。如果这人愚蠢得或迫于生活需要接受了这职位时,他立刻会发觉除了在一些最简单的案件之外,判断简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为自己列下了一张什么字不可以用,什么事不可以提的表格。这样一来,虽然使得他的职务简单得即使一个听差的能力也能胜任,可是同时也就将这职务变为全然可笑的了。
  最近美国海关不是禁止一本关于中国神话书籍的进口吗?他们在1933年曾闹了一个更有趣的笑话,那就是纽约海关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弥盖朗基罗在西斯丁教堂天花板上所作的壁画复制品,当做了“淫画”加以扣留。
  据恩斯特与林特莱两人在合著的《检查老爷的进军》一书里说,如果这幅艺术杰作的复制品没有说明文字,它的被扣留,也许可以诿之于海关人员不知道他们所处分的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因为他们一向对于人类的****是有敏感性的神经衰弱症的。但是,在这幅壁画的复制品上,却有关于原作的详细说明,被扣的通知书上也写明“猥亵摄影书籍:西斯丁教堂天花板,弥盖朗基罗作,根据海关税则禁止入口”,这一来,这就成了不可原谅的笑话了。

  我的书斋生活

  这个题目看来很风雅,其实在实际上未必如此。第一,我久已没有一间真正的书斋,这就是说,可以关起门来,不许任何人闯进来,如过去许多爱书家所说的“书斋王国”那样的书斋。在许久以前我很希望能有这样的一间书斋,可是现实早已闯了进来,面对着我,使我不得不同它周旋。从此我的书斋成了家中的休息室,成了会客厅,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有时甚至成了街上小贩的货物推销场,他们会从窗外伸手进来向我招呼:“先生,要不要这个?”
  最初,我还想挣扎,想在我的四周筑起一道藩篱,就是无形中的也好,至少可以守护着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后来渐渐地知道这也是徒然的,现实是无孔不入的,只好自己走了出来。
  没有了藩篱,也就没有了界限,从此我不再与现实发生冲突,我的书斋天地反而变得更宽阔起来了。
  现在,我所说的书斋,就是这样的一个书斋:四壁都是书,甚至地上也是书,是一间不折不扣的书斋,可是这间书斋却是没有门户和藩篱的,谁都可以走进来,我也可以自由的走出去。
  就在这样的一间书斋里,我在这里写作,我在这里读书,我在这里生活。
  书斋的生命,是依赖书的本身来维持的。一间不是经常有新书来滋养的书斋,那是藏书楼,是书库,是没有生命的,是不能供给一个人在里面呼吸生活的。我的书斋生命,就经常用新书来维持,这是书斋的生命,也就是我的写作生命了。
  作家的书斋,随着他的作品在变化;他的作品,也随着他的书斋在亦化。
  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几本书,一个没有一间书斋的作家,纵然他的这间书斋,只是一只衣箱,一张破板桌也好,他必须有一个工作场。不然,他从什么地方将他的生活制造成作品,供给他的读者呢?
  我更不能想象一个不读书的作家。读书,是作家生活的一部分。他从书本上,为他的写作生命汲取滋养,使他的生命更加充实,也就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光彩。
  就这样,我就经常在买书,也经常在读书,使我的书斋维持着它的生命,也使得我的写作生活获得新的滋养,希望我有一天能够写得出一篇较充实的富有新生命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书斋生活。我坐在这间撤了藩篱的书斋里,将我的写作、读书,和我的生活打成一片。虽然,有一时期,我很想使我的书斋成为禁地,不让别人走进来,我自己也不想走出去。
  现在我就这么生活着,生活在我的这间没有门户,撤去了藩篱的书斋里。

  《灵凤小说集》前记

  这个集子,包括了我六七年以来陆续所写下的短篇创作,仅就眼前的分量来说,这四五百页的庞然一厚册,不能不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收获。但是回想一下这是六七年悠长岁月所耕耘的收获,人生几何,却又觉得这收获的成数未免太稀少。这稀少的原因,第一当然由于我自己的疏懒成性,而其次的原因却不得不归咎于我这几年以来不断的在主持几种杂志的编辑事务;因了编辑杂志,我便不得不抽出创作的工夫来译述一些零碎的短文,于是创作的时间自然少了,虽然我所编辑的几种杂志总是最先出版延期,终于被迫停刊。
  所有的几篇小说差不多都发表于我自己所编辑的刊物上;不愿将自己的小说拿给别人的杂志上去发表,这是我一直到目前还不曾改掉的一种癖性。
  我是对于自己的创作有相当自信的人,可是我并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己作品的人。我知道它们哪一篇写得最好,哪一篇写得最坏;哪一句写得最好,哪一句写得最坏。我在脱稿之初觉得这样,我在几年之后再读一遍仍觉得这样,我的印象不会轻易的改变。我不愿他人不相称的称誉我,我也不愿随意的称誉他人。几年以来,我见了不少批评我小说的文字,我觉得都不能中肯。
  只有一个忠实的作者才是他自己的作品透彻的理解人。
  在这二十几篇短篇小说中,就我自己看来,写得最坏的当然是最初写下的那几篇,但是最近写下的却也并不是最好,好的倒是在1928 和1929 年之间所写的几篇,如《鸠绿媚》、《妻的恩惠》、《爱的讲座》、《摩伽的试探》、《落雁》等;这其中,我尤其喜爱上面所提出的第一篇和最后的两篇。
  这三篇,都是以异怪反常,不科学的事作题材——颇类于近日流行的以历史或旧小说中的人物来重行描写的小说——但是却加以现代背景的交织,使它发生精神综错的效果,这是我觉得很可以自满的一点。这几篇小说,除了它的修辞的精炼,场面的美丽之外,仅是这一类的故事和这一种手法的运用,我觉得已经是值得向读者推荐。不过,我知道,我的一般读者对于我的要求却不在这类的作品,他们的要求,乃是希望我能不断地写出像《浴》或《浪淘沙》那样,带着极强烈的性的挑拨,或极伤感的恋爱故事的作品。
  对不起了,读者诸君,一个作家假如到了要在读者的嗜好和自己的嗜好二者之间加以选择的时候,假如他是忠实于自己的作品的话,他便毫不迟疑的要放弃你们了。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一年不曾写过短篇小说,以后要写出怎样的东西,我自己也不得而知。所以,能有这个集子将我以前所写的收集在一起,对于我自己也是有相当的意义,这正如诗人黄仲则所唱:结束铅华归少年,屏除丝竹入中年。
  1931 年7 月大暑,灵凤记

  《新雨集》序

  《新雨集》是由我们六个人的写作合成的。事实上,我们六个人相识已久,彼此已是老朋友;但是六个人的写作汇集在一起,一同与读者们见面,除了在刊物上以外,这还是第一次,因此虽是旧相知,也不妨以新雨的面目,与读者们结文字缘了。
  六人之中,夏炎冰、李林风、阮朗,一向是喜欢写小说的,虽然偶尔也写一点诗和散文,这次却用他们本色的作品与读者相见;夏果和洪膺是喜欢写诗的,都是诗人,可是这次两人拿来参加《新雨》的作品,夏果则是十三首清新流丽的诗,洪膺却是一辑小品文。不过我们只要读一遍,就可以看出这些散文不仅写得含有浓重的诗人气质,而且有许多篇都是谈诗的,可见诗人到底是诗人。至于我自己呢,以前虽然很喜欢写小说,可是藏拙已久,多年来写的全是一些短短的随笔,只好选了一辑来凑热闹,因为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拿得出来了。
  几个朋友凑合着来出版一本集子,在我们的新文艺运动初期是常有的事,近年则除了丛刊以外,这种方式倒不常见了,但在世界文学史上,却有一部极有名的这样的合集,这便是那部有名的《米当夜会集》。左拉在这部短篇小说合集里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磨坊之役》,莫泊桑发表了他的《羊脂球》,这都是了不起的杰作,因此我想不避“借光”之嫌,在这里介绍一下这部小说集产生的过程,因为这正是法国文坛一段有名的佳话。这是普法战争以后的事情,左拉当时已经俨然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大宗师了,但是莫泊桑等人还未成名。左拉在巴黎的郊外米当有一座小小的别墅,经常在那里招待朋友,莫泊桑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客。关于这部小说集的由来,后来莫泊桑在一封信上,曾经这么回忆道:
  在乡间的一个美丽的夏季黄昏……我们之中有人刚从河里游水上来,有人心里充满了大计划刚从村外散步回来。
  在悠长的晚餐(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饕餮家,而左拉一人就有三个小说家的食量)的悠长消化过程中,我们便谈话消遣。左拉告诉我们,他的未来写作计划,他的文艺见解,以及对于一切的意见。有时,近视眼的左拉,在谈话之间会突然擎起猎枪向草丛射去,这是由于我们骗他那是鸟雀,诧异着自己怎么老是打不中什么。
  有时我们又钓鱼取乐,海立克对于此道最为出色,左拉则老是失望地钓了一些旧皮靴上来。
  至于我自己,有时躺在左拉那艘命名为‘娜娜’的小船上,或者游水。保尔·阿立克西则四出散步,荷思曼抽纸烟,萨尔默默无言,认为乡间令人气闷。
  在一个温和可爱的晚间,月色正浓,我们正在谈着梅里美的时候,左拉忽然提议讲故事,因为梅里美正是讲故事的能手。他的提议使我们觉得很有趣,大家便赞成了,但是为了留难起见,决定第一个故事所采用的背景,第二个人说故事时也不能越出这个范围,虽然所讲的故事各不相同。
  于是左拉便首先讲了普法战争史中那可怕的一页,后来题为《磨坊之役》的故事。
  他讲完之后,我们大家都喊道:你该立刻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但是他笑道:我早已写好了。
  第二天轮着我。这样轮流下去,阿立克西使我们等待了四天,说是怎样也找不到题材。左拉认为大家所讲的故事很别致,提议我们应该写一本书……
  这就是《米当夜会集》(Les Soirees de Medan)的由来。在这部别致的小说集里执笔的作家,除了左拉、莫泊桑之外,还有荷思曼、阿立克西、萨尔和海立克,一共六个人,在1880 年4 月间出版。由于左拉所讲的第一个故事《磨坊之役》的背景是普法战争,因此其余五人都依照约言,所讲的故事都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使得这部小说集充满了爱国精神,而莫泊桑的那篇《羊脂球》,更使他一举成了名。
  我当然不敢将我们的《新雨集》与左拉等人的《米当夜会集》相比,但是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几个志同道合的文艺工作者,能够有机会将各人写的东西集在一起,编成一本合集来出版,实在也不是一件易事,因此我希望这小小的尝试,能引起文艺爱好者和出版家的同样兴趣。
  至于内容方面,分量最重的,自然是炎冰、李林风和阮朗三人的小说。
  我觉得阮朗的小说,有点像美国欧亨利的风格,喜欢从小市民圈子里找题材,十分现实,可是写得却那么冷静而又富于同情,看出了抑压在作者心中的愤怒。只有那篇《痒》是例外,写得那么轻松。
  李林风的小说,可说是小说家的小说,他选在这个集子里的三篇小说,我觉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的,该是那篇《生活的戏剧》,这是一个作家的幻想,富于浪漫气氛,我觉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
  在我们六人之中,年纪最大的是我,最年轻的该是夏炎冰了。由于他最年轻,因此他的作品也更接近香港的现实生活。在四篇小说之中,我特别喜欢的是《玩具》和《陈文仔过年》。两篇都是描写孩子的,我在一个春寒之夜读完了,心头不禁感到了人间的一丝温暖。
  夏果的诗,是一个南国诗人的新诗。由于住在岛上,诗人有时不免有一点怀乡,然而他并不忧伤,因为他能够:我从旅行归来,带了几包凤仙花的种籽,把一颗颗浑圆的种籽撒在土里,看它吐出情意深长的嫩芽。
  读了最使我神往的是那首《萧红墓志》,因为当年“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而在漫长的十五年之后,“像考古家发现了古代文物,像勘察队发现了历史宝藏”,终于找到了那支“小小的坛子”的,也正是我。
  在随笔方面,洪膺的二十几篇随笔,前面已经说过,完全显示了他的诗人本色。无论是怀念他的故乡,还是写眼前风物,还是写远方的朋友,总是写得那么从容不迫,令人仿佛当面接触到了诗人的谈吐,“文如其人”,用来描摹洪膺的文字,可说是最恰当的了。
  至于我自己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这些短文,可说全是在编辑先生催稿的电话铃声中匆促写成的,因为这就是我这几年以来在这个小岛上的生活。除了有几篇怀念旧事的,还可以保存了一点文坛资料以外,其余都是读书札记之类,有些更是因事成文,信笔塞责,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了。
  像《新雨集》这样的合集,如果还有机会来尝试,我认为应该邀请一两个能画的朋友来参加,加入几幅木刻、素描或是水墨画,那就愈加有意思了。
  不过最好不要使人误会这是“同人杂志”,因为《新雨集》根本没有这种意图,这是不待声明的。
  1961 年3 月,香港

  《未完的忏悔录》前记

  1933 年春天,时事新报馆的黄天鹏先生,要我给他们写一篇按日连载的小说,说要通俗一点,以便吸引一般刚从旧小说转向新文艺的读者。那时恰巧书局的职务清闲多暇,一人住在一家公寓的楼上,便每天写一段给他们,连载了约三个月,后来又由四社出版部印行了单行本,那便是《时代姑娘》,倒也有一些读者。不过在连载期中,要每天写一段,疏懒的我,却觉得很苦,同时报馆的排字工人,也觉得很苦,因为这小说有时竟成了专电要闻,深夜稿子还未交到,要空着地位等待了。勉强结束之后,想到日本有几位小说家能每天担任三四种日报的长篇,知道这一定要有饱满的精神和安定的生活才可能,决不是我这样疏散的人所能尝试的了。
  但是在第二年的冬季,应了朱曼华先生的约定,却又给《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写起来了,所写的便是现在的这部小说:《未完的忏悔录》。
  大约也连载了三个月。当然,我仍是照着老例,每天傍晚写一段,于是不仅弄得作者叫苦,连编者也叫苦。
  这小说的题名和内容,本是就拟好了的,“一·二八”的前夜,曾在一个小刊物上发表过几段,故事发生,那刊物停了,于是我便也中止写下去。
  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时,前几段是旧稿,以后便根据旧拟的内容继续下去,不过其中也更改了许多,这一次是第二次尝试这种情形了。每天一小段,每段要一个标题,字数要平均,标题要新颖,而且每一段之中,似乎还要有一个起首,有一个结束。虽然是第二次尝试,比较有点把握,但是因为是每天写一小段,不仅时间匆促,而且主题有时也会岔开了去。
  这小说里的主人公陈艳珠,我写的是一个沾染了都市浮华气息,但是在内心还潜伏着一点良善的现代女性。许多朋友都说,写这样典型的人物,我该是擅长的。但这小说虽然也有些人爱好,但作为作者的我,却是不满意的,我的本意,要用浓重的忧郁和欢乐交织的气氛笼罩全书,要写出内心的挣扎,这愿望都不曾实现。
  虽然每一段都是在匆促信手而成,但也有几段文字,自己觉得还不坏,未一封信更获得当时许多读者的赞赏。
  这类小说,我下笔时是力求通俗,避免了一些所谓“文艺的”描写的。
  因此和我的短篇小说,看起来判然是两个人的作品,为了这,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该将精神浪费在这类东西上。但我想到与纯正的文艺作品隔绝了的广大新闻纸读者,为了他们,使他们能更进一步接受一般的文艺作品,我的这一点牺牲是值得的。
  这小说里,虽然作者用第一人称出现,和书中人物一同登场,但这正是古已有之写法,聪明的读者不必大惊小怪。
  1936年5月叶灵凤记

  曹聚仁先生和他的新著

  曹聚仁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忙人。三十年前,他在上海办《潮声》,提倡“乌鸦主义”,受到鲁迅先生的喝彩,我那时见到他在望平街上出入于各书店之门,就觉得他已经很忙。昨晚在大会堂看向群的《孔雀东南飞》,他坐在最前面,一场戏未完,我见他手提布袋,已经从我面前来回走过了五次。
  他本来还要第六次再从我面前走过的,恰巧我后面有一个空位,又见到有几个熟人在一起,这才坐下来同大家低低谈了起来。
  归来在灯下读了他新寄来的《小说新语》,这才知道他的忙不是“白忙”,忙得很有收获。
  《小说新语》的篇幅不算多,十多篇小论文和札记所涉及的范围,却广博得可以。从《文心雕龙》到《红楼梦》、《儒林外史》,以至李劼人的现代小说,都谈到了,他更从柳敬亭、吴敬样、曹雪芹一直谈到托尔斯泰、歌德和鲁迅;从文学批评到创作小说;从说书到采访战地新闻,他都发生了兴趣,这叫他怎样不要数十年如一日的忙个不停呢?
  聚仁先生对“红”学特别感到了兴趣,《小说新语》里有好几篇是完全谈论《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作者和故事人物的,我推荐给爱读这部小说的读者。至于我自己,我细细地读了《素材与想象》、《史事与历史小说》、《传记文学》那几篇。第一篇里面提到了歌德和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一向喜欢歌德,也喜欢他的这部小说。看来聚仁先生在年轻时候与我也有同好了。所不同的是我至今仍爱读这部小说,他大约未必还保存着当年这兴趣吧!
  《小说新语》的最后一篇,作者题为《余论》,共包括了五篇小文章。
  我不知作者为什么要称这一组文章为“余论”?我觉得这正是全书最精彩的一部分,是作者的读书心得,最为难得的好文字。他所提到的《大公报》译载的那一条小新闻,放到莫泊桑、欧亨利这些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的笔下,都可以写成动人的短篇。就是放到毛姆的《小说家札记》内,也是极好的题材。可惜我现在已经没有做“小说家”的野心了,否则我也想用这个题材来一试。
  聚仁先生自己也写过不少小说,他“改变了主意”,将自己所吸收的养料再供给别人,我想这项工作较之满足几个小说爱读者,造益文坛一定更大了。

  重读之书

  小泉八云曾劝人不要买那只读一遍不能使人重读的书。这是一句意味很深长的读书箴言,也是买书箴言。中国古语所谓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机械生产的今日,一个人即使财力和精力都胜任,恐怕也不能读尽所有的书,买尽所有的书。因此,我们在不十分闲暇的人生忙迫之中,能忙里偷闲,将自己所喜爱的读过的书取出重读一遍,实是人生中一件愉快的事。
  读书本是精神上的探险,尽管他人的介绍与推荐,对于一本书的真实印象如何,总要待自己读完之后才可决定。有些为一般人所指责的书,自己因了个人的特性或一时的环境关系,竟有特殊的爱好,这正与名胜的景色一样,卧游固是乐事,然而亲临其地观赏,究竟与在游览指南之类所得者不同。将读过的书重读一遍,正与旧地重临一样,同是那景色,同是自己,却因了心情和环境的不同,会有一种捻熟而又新鲜的感觉。这在人生中,正如与一位多年不见的旧友相逢,你知道他的过去,但是同时又在揣测他目前的遭遇如何。
  有人说,与其读一百部好书,不如将五十部重读一遍,因为仔细地将已经获得的从新加以咀嚼,有时比生吞活剥更有好处。但可惜的是,人生太短,好书太多,我们遂终于在顾此失彼之中生活,正如可爱的季辛所慨叹:“唉,那些不能有机会再读一遍的书哟!”
  季辛所惋惜的,不仅是可以重读,而是那少数的可以百读不厌的书,因为他接着又说:
  “温雅的安静的书,高贵的启迪的书:那些值得埋头细嚼,不仅一次而可以重读多次的书。可是我也许永无机会再将它们握在手里一次了;流光如驶,而时日又是这样的短少。也许有一天,当我躺在床上静待我的最后,这些被遗忘的书中的一部会走入我彷徨的思索之中,而我便像记起一位曾经于我有所助益的朋友一样的记起他们——偶然邂逅的友人,这最后的诀别之中将含着怎样的惋惜!”
  在这岁暮寒天,正是我们的思念旧友,也正是我们重行翻开一册已经读过一次,甚或多次的好书最适宜的时候。

  书痴

  不久以前,我从遥远的纽约买来了一张原版的铜刻,作者麦赛尔(Mercier)并不是一位怎样了不起的版画家,价钱也不十分便宜,几乎要花费了十篇这样短文所得的稿费,这在我当然是过于奢侈的举动,然而我已经深深地迷恋着这张画面上所表现的一切,终于毫不踌躇地托一家书店去购来了。
  这张铜刻的题名是《书痴》。画面是一间藏书室,四壁都是直达天花板的书架,在一架高高的梯凳顶上,站着一位白发老人,也许就是这间藏书室的主人,他胁下夹着一本书,两腿之间夹着一本书,左手持着一本书在读,右手正从架上又抽出一本。天花板上有天窗,一缕阳光正斜斜地射在他的书上,射在他的身上。
  麦赛尔的手法是写实的,他的细致的钢笔,几乎连每一册书的书脊都被刻划出了。
  这是一个颇静谧的画面。这位藏书室的主人,也许是一位退休的英雄,也许是一个博学无所精通的涉猎家,晚年沉浸在寂寞的环境里,偶然因了一点感触,便来发掘他的宝藏。他也许有所搜寻,也许毫无目的,但无论怎样,在这一瞬间,他总是占有了这小小的世界,暂时忘记了他一生的哀乐了。读书是一件乐事,藏书更是一件乐事。但这种乐趣不是人人可以获得,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拈来即是的。学问家的读书,抱着“开卷有益”的野心,估量着书中每一个字的价值而定取舍,这是在购物,不是读书。版本家的藏书,斤斤较量着版本的格式,藏家印章的有无,他是在收古董,并不是在藏书。
  至于暴发户和大腹贾,为了装点门面,在旦夕之间便坐拥书城,那更是书的敌人了。
  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他固然重视版本,但不是为了市价;他固然手不释卷,但不是为了学问,他是将书当做友人,将读书当做了和朋友谈话一样的一件乐事。
  正如这幅画上所表现的一样,这间藏书室里的书籍,必定是辛辛苦苦零星搜集而成,然后在偶然的翻阅之间,随手打开一本书,想起当日购买的情形,便像是不期而然在路上遇见一位老友一样。
  古人说水火和兵燹是图书的三厄,再加上遇人不淑,或者竟束之高阁。
  所以一册书到手,在有些人眼中看来正不是一件易事,而这乱世的藏书,更是朝不保暮之虞。在这情形之下,想到这幅画上的一节,当然更使人神往了。

  书斋趣味

  在时常放在手边的几册爱读的西洋文学书籍中,我最爱英国薄命文人乔治·季辛的晚年著作《越氏私记》。因为不仅文字的气氛舒徐,能使你百读不厌,而且更给为衣食庸碌了半生的文人幻出了一个可羡的晚景。此外,关于购买书籍的几章,写着他怎样空了手在书店里流连不忍去的情形,也使我不时要想到了自己。
  十年以来,许多年少的趣味都逐渐灭淡而消失了,独有对于书籍的爱好,却仍保持着一向的兴趣,而且更加深溺了起来。我是一个不能顺随我买书的欲望任意搜求的人,然而仅仅是这目前的所有,已经消耗我几多可惊的心血了。
  偶一回顾,对于森然林立在架上的每一册书,我不仅能说出它的内容,举出它的特点,而且更能想到每一册书购买时的情形,购买时艰难的情形。
  正如季辛所说,为了精神上的粮食,怎样在和物质生活斗争。
  对于人间不能尽然忘怀的我,每当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将自己深锁在这间冷静的书斋中,这间用自己的心血所筑成的避难所,随意抽下几册书摊在眼前,以遣排那些不能遣排的情绪。
  在这时候,书籍对于我,便成为唯一的无言的伴侣。它任我从它的蕴藏中搜寻我的欢笑,搜寻我的哀愁,而绝无一丝埋怨。也许是因了这,我便钟爱着我的每一册书,而且从不肯错过每一册书可能的购买的机会。
  对于我,书的钟爱,与其说由于知识的渴慕,不如说由于精神上的安慰。
  因为摊开了每一册书,我不仅能忘去了我目己,而且更能获得了我自己。
  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

  旧书店

  每一个爱书的人,总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因为在旧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时在新书店里错过的机会,或者因了价钱太贵不曾买的新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书,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著,一部你从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一部书存在的僻书。
  当然,有许多书是愈旧愈贵,然而那是Rare Book,所谓孤本,是属于古书店,而不是旧书店的事。譬如美国便曾有过一家有名的千元书店,并不是说他资本只有一千元,乃是说正如商店里的一元货一样,他店里的书籍起码价格是每册一千元。这样的书店,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踏进去的地方。
  上海的旧西书店,以前时常可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好书,但是近年好像价格提高了,生意不好,好书也不多见了。外滩沙逊房子里的一家,和愚园路的一家一样,最近于所谓古书店,主人太识货了,略为值得买的书,价钱总是标得使你见了不愉快。卡德路的民九社,以前还有些好书,可是近来价钱也贵得吓人,而且又因为只看书的外观的原故,于是一册装订略为精致的普及版书,有时价钱竟标得比原价还贵。可爱的是北四川路的添福记,时常喝醉酒的老板正和他店里的书籍一样,有时是垃圾堆,有时却也能掘出宝藏。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在三年之前,他将一册巴黎版的乔伊斯的《优力栖斯》,和一册只合藏在枕函中的《香园》,看了是纸面毛边,竟当做是普通书,用了使人不能相信的一块四毛钱的贱价卖给了我。如果他那时知道《优力栖斯》的定价是美金十元,而且还从无买得,《香园》的定价更是一百法郎以上,他真要懊丧得烂醉三天了。不过,近来却也渐渐地识货了。
  沿了北四川路,和城隍庙一样,也有许多西书摊,然而多是学校课本和通俗小说,偶尔也有两册通行本的名著,却不是足以使我驻足的地方。
  对于爱书家,旧书店的巡礼,不仅可以使你在消费上获得便宜,买到意外的好书,而且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验着人生,沉静得正如在你自己的书斋中一样。

  ●一时畅销的书和真实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两回事,正如流行的服装与美并不甚相十一般。

  冯至
  (1905~1993)
  作家、诗人、翻译家。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 1930 年赴德国留学,研究文学和哲学。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十四行集》,散文《山水》、《东欧杂记》,论文集《诗与遗产》等。

  读书界的风尚

  所谓一般社会的风尚,若仔细分析,自然可以分析出许多因素,但其中总不免含有几分不负责任的游戏性。就以女子的服装而论,在古代多半模仿“内家宫样”,在现代则又受电影的影响和巴黎或纽约的服装杂志的支配。
  “内家宫样”也好,电影与服装杂志也好,其起源每每由于少数人,甚至是三两个人的好奇立异。这种好奇立异常常出于不自觉,或出于游戏,但一成为风尚,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普遍全世。这时再回想那少数的创始人,想把人打扮成什么样子,便打扮成什么样子,真近乎和人类开玩笑,他们的权威好像还甚于那些睥睨一世的英雄。现代文艺读书界里一本书的忽然流行与忽然过去,也有些和服装的风尚相类似,这现象在西方最为明显。在欧美几个重要的国家,几乎每年都会产生一部在一年内销路超过十几版或几十版的小说,两三部在每个大城市一连上演一个月以上而每场都满座的剧本。这小说,这剧本,它们的内容与技巧,比起其他同时代的作品,往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越,它们为什么这样流行,在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们的眼里看来,几乎是不可解的事。更奇怪的是这些盛极一时的小说与剧本过两三年后便会冷落得无人过问,渐渐通过旧书摊子而走入无何有之乡。一般读书的群众是这样喜新厌旧,使人想到《天方夜谭》里的那个暴君,他每晚需要一个女子侍奉,第二天黎明便把这个女子杀掉。
  但是他们和那暴君并不完全相同:暴君是主动的,他们则完全是被动的。
  他们被操纵在现代的报纸的手里。在这里请让我谈一段西方文坛的掌故。我们还记得大约在1929 年,德国有一部风靡全世的非战小说,雷马克的《西线平静无事》,这部书在描写战争的小说里并不能算是第一流,但它这样流行,被译成几十个国家的文字,在中国至少也有两种译本。等到1930 年的冬天,我到德国时,这部书已经不大有人过问了。同时这作家的第二部小说《前线归来》已出版,只仰仗前一部行将消逝的光荣在读书界里冷冷清清地销行着①。第二年夏我在柏林遇见了一位名叫麦耶尔的报纸专栏作家,和他偶然谈起《西线平静无事》。他说雷马克是他的朋友,当雷马克写这部小说时,不过是随便写写,并没有多大愿望,写完了把稿子交给他看,他看完后很受感动,便把这部小说介绍给一家出版公司出版。这公司在当时出版界中有很大的通俗势力,每天在柏林发行的报纸就有七八种之多。那时欧洲的人民经过大战,虽已十年,但痛定思痛,厌战的情绪还很浓,各国都在为和平努力,这本书① 需要说明,雷马克后来在40 年代和50 年代还是创作了几部有价值的小说。
  恰巧在这时出版,又加以这出版公司最善于宣传,于是它便盛极一时,弥漫全世,就是在没有欧洲战争前线经验的中国人也隔靴搔痒地读着。这偶然的幸运绝不是雷马克当初所料到的。如这书由另一个出版社出版,它也许会因为书中的非战思想投合时宜,但缺乏了那么多的报纸为它宣传,想来总不会那样风行吧。
  所谓一般的读书界多半是盲目的,他们不大能够区分真假,他们需要旁人的指点;他们买一本书,看一次电影或一出戏,跟吃一顿馆子没有多大分别,若是自命有经验的人能给他们一些指点,他们就觉得可靠了。在现代担负这个指点任务的多半是报纸和杂志,只可惜这些报纸杂志不一定都是能担负起这任务的。在西方固然有些有传统、有权威、有水平的文艺刊物,但究竟是少数,大多数还失不掉江湖气。有些自命不凡的评论家,尽量要从无数的作品中发现天才,觉得若能从中发现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济慈,那岂不是文学史上的美谈!只可惜他们的眼光有限,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天才,万一有什么有希望的作家,他们也未必见得到。等而下之的,就迎合一般人喜新厌旧的心理,只想在社会上添些热闹,什么每月最好的书啊,一部一部地介绍给读者,于是书店、作品、刊物互相为用,把一般的读者当做无知的小孩来看待,而这些读者也以小孩子自居。这无异于巴黎纽约替大服装店编的服装杂志,在1943 年就订出1944 年的样式,而这样式也就居然在社会上发生作用。
  那些服装杂志很能了解社会的需要,在经济困难时期,它们所描画的式样,尽量在节省材料上着想,在比较富裕的年月,就不惜浪费材料。所以有些报纸和杂志也善于感受时风的转移,它们在一个法西斯统治的国家总不会推荐一部颂扬和平的小说,同样在一个惟利是图的社会也不会推荐一部哲理深刻的戏剧。它们很少在作品的本身上着想。一部作品,纵使是很好的,若不合时宜,它们就不肯推荐,它们知道,纵使推荐也不会被接受。
  以上所说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国报纸杂志还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出版界和读书界则随时都在受着外国风尚的支配,创作方面也无形中受着这些风尚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界是不应该这样只跟着西方流行的风尚跑的,至少在这些流行的以外,还得多介绍一些不合乎所谓“风尚”而更有意义的作品。我们的眼光不要被“时代”这个神秘的字给弄得模糊,我们常常听见“不合时宜”、“违背时代精神”这类笼统的话,其实这类的话是空洞没有内容的。直到现在为止(将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未见过一部真实的伟大的作品是“完全过去了”。有时候老子的一句话,莎士比亚或歌德的几行诗,向我们比任何一个同时代的著作说得更多。一时畅销的书和真实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两回事,正如流行的服装与美并不甚相干一般。有些女人很知道,一件超乎时尚而合乎美感的衣裳比一件只局限于时尚的衣裳可穿的时间要长久得多。读书的人对于书籍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1943年11月

  ●收藏家重视木板书的初印本不但因为它字口清晰,而且往往纸墨精良,天地头阔大,读起来赏心悦目。

  周煦良
  (1905~)
  翻译家。笔名舟斋、贺若璧、文木。安徽至德(今东至)人。20 年代在上海大同学院、光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28 年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文学。1932 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译著有英国高尔斯华绥的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三部曲、英国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等。

  谈初版书

  中国木板书向来只讲究初版本。初版这个名称是在清末活字印刷和石印的书籍大量发行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以前,虽则中国早有活字印刷的书籍,像清初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但少有将同一部书一再排印的。因为初版书收集的范围只限于晚近五六十年来出版的书籍,谈不上什么古老的版本。
  收藏家重视木板书的初印本不但因为它字口清晰,而且往往纸墨精良,天地头阔大,读起来赏心悦目。有些写刻本,如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一直就被藏书家视若拱璧。近代的初版书则并没有这些优点,因此一向不受到收藏家的重视,连书贾也不去注意它。近一二十年来,风气似乎稍稍展开了,大约还是从西方传染来的,就像集邮一样。一般说来,收藏初版书的动机不外两种:以书重和以人重。一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印过许多版子,被公认为名著,于是这本书的初版便受到重视了;一个成名的作家拥有许多读者,有些读者专门收集这位作家的作品,于是他的一些早年不出名的著作也就在搜罗之列了,甚至具有更高的收藏价值,因为印行较少的缘故。英国高尔斯华绥早年曾用约翰·辛强的笔名写过几本书,在高氏出名后,这些书便都成为珍品了。美国大诗人爱伦·坡的早期诗集《达马兰》虽不是他的名著,但因为存世只有七本,所以至今都被人视为最珍贵的典籍。拿我国来说,鲁迅在日本印的《域外小说集》该是属于这一类的了。这本书存世究竟有多少册,很值得调查一下,据我所知恐怕未见得比《达马兰》多。
  但是初版书所以受到藏书家的珍爱,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它是最初和世人见面的本子;在书迷的眼中,仿佛只有它含有作者的灵魂,而其他的重版本只能看作是影子。有这样一个缘故,所以初版书的收藏最最讲究原装,不但装订不能损坏,连空白页、广告页也不能或缺;只有18 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书,原装实在难得,才不得已而求其次。一般近代的初版书,一经重装,尽管皮面金字,只有比原来的装订漂亮,在收藏家看来,它的价值就要大打一个折扣,甚至不值得一顾。流通图书馆的一般藏书就是属于这一类,即使流到市面上来,也很少收藏的价值。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初版本最最难得,原装的更难,书贾往往用几个本子改头换面一下来欺骗收藏家,这是收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人都知道提防的事情。初版书不论平装精装都是忌切边。狄更司的著名小说《匹克威克文献》原是分十九册出版的,如果有人装订成册,把本子切切齐,那就是毁掉狄更司著作中的一部最名贵的典籍。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许多文学书都是不切边的,鲁迅的许多书就是如此,若然有人嫌翻开麻烦把它切齐,就要大大减色。沈从文的《蜜柑》初版本有切边和不切边的两种,这当然又当别论,不能因为切边而减少其价值。不过人都贪多,拿我来说,就宁可拿不切边的,不然就是两种兼收。
  初版书中也有初版本与后印本之别,最有名的例子是狄更司的《匹克威克文献》单行本初版,因为插图换过了;而在换过插图的那些初版本中,也还有早晚之别,似乎当时这部书问世的时候,印刷所印得很慢,或者并不立即把版子拆掉似的;书不在手边,没法翻查了。英国现代小说家普里斯莱的成名作《好伙伴》初版在第六十六页上有一个字少掉一个字母,后来在印刷时被人发现改正;收藏家以此来辨别初版的早晚,早印本因此就被人居奇。
  这本书的初版前几年被我获得了一部,翻开六十六页一看,竟然也少了一个字母。
  有些初版书的辨别并不太容易:严复的《天演论》有木刻本,有排印本;人都以为木刻本在先了,但是收藏家告诉我木刻本是照着排印本雕板的。林纾译的《茶花女遗事》被我发现过一部有光纸印的线装本;同样,他译的《吟边燕语》前年被我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封面上画有飞燕和杨柳;在这以前,我都当做这些书的说部丛书本就是初版了。鲁迅的早期作品有许多在版权页上并不注明版次,要断定哪一本是初版是很困难。《华盖集》的封面有印1926的,有印1927 的;1926 的当然较早,但是在1926 年内这本书有没有重版过呢?按照当时的情形,这并不是不可能。《热风》连这一点线索也没有,我只能根据读者在书上签写的时日来决定是否初版,但是在今天大家已开始注意收集鲁迅初版书的时候,这个方法已经不适用了。后来居然被我发现《热风》初版本倒数第二页有几行的字数和后印本不相同,这才找到了根据;可惜的是这些材料现在都遗失了。
  严格说来,一个作家的初版书只限于单独发行的书籍,发表过文章的杂志都不应包括在内。但是也有令人为难的地方,鲁迅早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的那篇《怀旧》,在后来就没有重印过。我在旧书店里就曾经碰见过这本《小说月报》,当时就弄得很踌躇不决。有些国家在印一个作家全集之前,往往将作家没有单独出版过的零星作品集拢来先出单行本,对于收藏初版书的人倒是很大的便利。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收藏家要买作家的初版,就有作家和出版社利用这一点来榨取收藏家。英国高尔斯华绥后期的小说在大量发行之前都要先出一批所谓限制印数的豪华本,售价比普通本子高出几倍,而那些大量发行的本子,虽则一样标明是初版,却已经名不副实了。我喜欢的英国诗人霍思曼原只有三本诗集,第三本诗外集还是诗人在遗嘱里允许他的兄弟劳伦斯从遗稿中选辑出来的。遗嘱要求将余下的诗稿毁掉,可是这位兄弟并没有毁掉;《霍思曼全集》出版后,诗外集后面又添了二十几首附加诗;这些附加诗对于收藏霍思曼的人实在是一种附加税。不过我只研究霍思曼的诗,而不收藏他的版本,所以拿我来说,倒是欢迎之至。
  除了初版书外,重版书经过很大改动或者补充,也应在收藏之列。“五四”初期的一些文学书籍在重版时由作者增写了序言,这些书就不管再版三版,都有收藏的价值了。旧籍重印,有作者的序言,也应收罗。鲁迅印行的《痴华鬘》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当年买到手时,记得是蓝面线装,连史纸印,碎金笺的橙黄签条,非常悦目,现在要找一本连签条都没有脱落的可不容易了。
  在中国,由于收藏初版书的风气还不怎么普遍,除了少数作家外,一般初版书售价都不很贵,而且随地都碰得到。有收藏癖的朋友很可以各自开辟自己的园地。据我所知,大量收集“五四”以来新文学书籍的有唐弢先生,收藏清末小说的有阿英先生,但是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方面还广得很。有一个朋友专收陶元庆设计的封面,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小角落。我自己曾经收集过一个时期沈从文的初版,后来又收集过鲁迅,但是就像个用情不长的人一样,这些书随便收到手,又随便被我散失了;所以若然有人把我当做藏家,我可拿不出什么来。虽不是藏家,做顾问倒还可以;有人问我在这五六十年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究竟可以挑选些什么,我却可以滔滔不绝讲一大堆。我想,首先清末的讽刺小说应当是可收的,不过由于阿英先生的清代小说书目已经著录得相当完备了,如果想另辟蹊径的话,就不妨留意一些清末的翻译小说,而以林纾为中心。莫看轻商务印书馆出的那些说部丛书,今天要找一部林译的初版《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或者《块肉余生述》可并不容易。与此大同小异的办法是收集“五四”以前国内译的世界名著,这样说不定比专门收集林译要更有意义。除掉小说,学术家如梁启超的著作也都是排印的,如能将梁氏的初版著作收全,价值一定很大。孙中山先生的著作,政府文化部门想来早已留意了,但是有关中山先生的著作在旧书摊上也未必碰不到。记得儿时在家中曾见过一本《三十三年落花梦》,这本书留到今天就很可贵了。
  收集关于中山先生的书籍还应当注意外文版本,《伦敦蒙难记》原来是英文本,这本书我多年前就曾见过。曼殊上人是一个有趣人物,如果能收到他的日本印的《文学因缘》,也就可以开始留意他的《断鸿零雁记》了。“五四”以后的文学书,对于收集初版书的人来说,应当是一片大花园。鲁迅的著译和先烈瞿秋白、蒋光赤的著作,由于各方面的注意,初版本已是难得了;但是此外还有不少人的初版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冰心的小诗集和小说,初版如能收齐,就很有意思。郭沫若早先在泰东书局出的《女神》和《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后来在创造社出的书,都重版过多次,这些书的初版就很值得保存。提到泰东书局,我还想起闻一多先生的《红烛》,这是比《死水》早得多的一本诗集,也和《死水》一样不易得。“五四”初期的新诗集在初版书中应当自成一栏;我手边曾保留过陆志韦的《渡河》和汪静之的《蕙的风》,这些书今天大约还不至于被书店居奇。收新诗集也应当包括早期的新诗选集,我买到过一本似乎是新潮社出版的新诗选,这大约是最早的选集;其中有些作品便在今天读来也还具有进步意义,而作者则已被遗忘了。收集早期的新诗集存在着一个断代问题,究竟收到哪一年为止呢?我主观认为可以截至1927 年,其余的时期也可以照中国革命史来划分。不知妥当不妥当。
  收藏初版书的最大苦闷是缺乏参考书目。要收集一个作家首先就得查他出过哪些书,在哪一年出版,单单这一点就不容易办。十几年前我主要依靠的是生活书店出的全国总书目,但是更早的还要另想办法;所以要收藏书,先就要收集书目。但是一本普通书目用之于收藏初版书,说实在话,是远不够的。在英美,凡是够得上收藏价值的作家多数都有人辑录出一本关于这个作家的书录,里面注明每一本书的出版年月、出版者、版式大小、装订式样、正文多少页、空白多少页,甚至广告多少页,如果附有广告的话,以及其他一些特点。珍贵的初版还将扉页影印出来,作为插图。收藏家手此一册,便可按图索骥,也不至于被书贾蒙混了。我以前曾经试行照这种方法编一部鲁迅书录,由于手边的材料有限,辑得的很少,现在连草稿也觅不得了。今年正逢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上海的资料又最丰富,这一件工作似乎很可以做起来。
  中国的旧书和中国的人民一样,多年来一直都过着苦难的岁月,解放后虽注意保存,但是方面总不够广。最近上海市场出现了抢购风气,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总比论斤论担送到纸厂里去好。我随便拈出初版书这个题目来谈谈,也无非想掀起大家来“抢购”一番而已。

  ●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掩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楼适夷
  (1905~)
  翻译家、编辑家、作家。浙江余姚人。著有小说集《挣扎》、《病与梦》,译作《在人间》、《老板》,散文集《话雨录》、《适夷诗存》等。

  记《文阵》二年

  带着一个从剧烈搏战中生还的兵士的心情,完成了《文艺阵地》四卷十二期的编校。在开始一个新的战斗之前,当做一种愉快的休息,谈谈《文艺阵地》的二年的工作的经过。
  是1938 年的武汉的2 月,从东战场撤退下来的一切政治的文化的队伍,刚宁息了长途奔走的喘息,也正是台儿庄大胜的前夜,茅盾先生把自己从上海流亡出来的家属,暂时安顿在长沙的近郊,只身到武汉来。在交通路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作了久别后的欢叙,他告诉我创办文艺半月刊的计划。当时服务于抗战文化的出版界正忙着印行政治性小册,而那些从上海来的投机书贾,又新学会了在报章刊物上抄袭一些应时的文字,剪贴成书,大发国难财。
  对于文艺,一般的都冷淡,得茅盾先生来主持一个文艺刊物,当然使我们非常兴奋。当时指定的名字是“文艺哨岗”,后来觉得《文艺阵地》四个字更沉着些,便在三教街一个朋友的家里决定了。过了几天,他就拟好整个的编辑计划,并和生活书店订定了合同。但他不打算居住在那时是热闹中心的武汉,把编印地点择定了海口尚未封锁的广州,自己也就移居到九龙。
  我当时在一个报馆里工作,被他嘱托为在武汉方面张罗文槁的一人。又经过编辑上的许多准备工作,他就仆仆奔走于轰炸下的广九铁道上,在极贫弱的印刷条件下,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个没有错误的铅字,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把第一卷第一号遥遥地,航寄到武汉来。这样的超人的辛勤,一直到大轰炸把广州的印刷所捣毁为止,而《文阵》终于还另找了更遥远的印刷地,一期一期地继续下去,而且送出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那些版至今还被认为抗战文艺典范的,和许多十次百次被投机书贾当做剪贴材料的作品,以及像李南桌那样闪电一般的新起勇猛的青年批评者。
  在武汉的我,对于茅盾先生的嘱托是完成得最少的,尤其因为病,因为其他的苦闷使我决心离开我的工作,不定的心和病院的生活,始终遗憾地不能为《文阵》多尽一些力。这期间茅盾先生启诱了我南行的心念,要我去协助他的工作,我那时还多少留恋着武汉,一直到一次二次地疏散着人口,而身子又不允许跑向前面,便决定了到广州独力地做一点文艺工作的计划,踏上拥挤而徐缓的粤汉铁路。在广州,和锡金二人,在轰炸底下生活着,不管在九龙的茅盾先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计划中的《大地》月刊,终于没有办成,而不得不比武汉更早地看见沦陷的城市。溯西江,经梧州,走广州湾,以十八天的行程到香港,终于见到了别了半年余的茅盾先生和他为《文阵》的辛勤的工作。因为特殊的因缘,我在香港耽待下来。那时茅盾先生便意外地告诉我他的西行新疆的计划,并托我继承《文阵》的编务。像《文阵》这样一个已在全国取得最大影响的文艺刊物,我自己觉得很难胜任。当时还以为他的西行尚未决定,不过这么预备一下,就漫然应允下来,不料过不多久,他突然把处理得非常整齐的几包稿子交给我,要我立刻续编下去。
  和李南桌夫人、甘遽园先生等几人把他和一家送上了开赴海防的轮船,从此我就茫然打开了他的稿包。我有过四年与人世隔绝的生活,对于文坛新起健作之士,都非常生疏,而熟悉的友人又都散在四方,在香港甚至连可以倾心相谈的人,也一个没有。我更觉得自己过去在文艺上的一些半吊子的失败的工作,也更不足来主持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刊物。但不顾这一切,因为各方面的继续不断的热情的支助,没有一个刊物会有《文阵》那样拥挤的来稿,我就完全依赖着这些来稿,一期一期地很顺利地编了下去。我理想着一个好的编辑必须勤于计划,但我觉得《文阵》所定的计划已只有甚样充实的问题也不需有所更张,我还理想着好编辑必须勤于跑腿,而在这狭隘的地方我是无处可去的。我的工作只是写信,那都是来稿的复书不是约槁的信,我的工作只是看稿,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是我在经过整天的阅读觉得头昏脑涨以后,忽然发现了不识的无名者的优秀的来稿的时候。像写批评的黄绳,写小说的周正仪,写诗的高岗……等都使我有过这种快乐的经验。《文阵》不敢自大地以为养育了谁,我却相信至少我所编的十五个月的《文阵》是被那种作家养育着的。自然还有许多文艺界的旧友,以及更多的读者、投稿者,尤其是不顾印刷、运输、发行上的层出不穷的阻难,始终不渝地支持着《文阵》的印行者,在事务上作了很大帮助的寒波、秋林二君,是使《文阵》支持到今天的比什么都巨大的力量。在这里最不尽责的恐怕就是编者自己,因发表地位的狭小,和退稿邮递的困难,积压了很多的来稿,又因事务的拥挤和别的工作的累赘,不能尽量地很快地答复来信,细读来稿,在编辑上也每有疏忽和大意。虽然我们很惶惑地接到很多的读者的称扬,但编者宁使更希望读者的指摘,可惜这十五月来我们只接到过两封这样的信,一封是一位叫张十方的读者,指摘一首童睛岚的诗,认为选得太不审慎,这虽然未免主观,但盛情是深可感谢的。另一封从昆明来的署名“爱国者”,则痛诋编者是一个西化的奴隶,反对了中国化,而证据则因我的名字是“适夷”。要我赶快辞掉编务,以谢读者,但我还是很感谢他没有骂我汉奸,否则就得杀头以谢国人了。
  在十五月中茅盾先生音讯的寥落,是一件最大的损失。他的艰难的长程和到疆后的繁重的职务,以及因气候不适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不但使临别约定的寄稿未能如望,甚至连一封信也变成了非常的稀贵。同时也因此使我们对于许多读者的询问他的消息,都没有方法回答。在艰苦的支持期中,唯一的愿望只是能够始终遵守他所既定的方针,以至有一天能够得他的重来主持。现在正当结束了二年的四卷,开始准备第三年新计划时,适得他请假东归,已安抵西安,在延安小作勾留的消息。在没有得到他直接指示以前,我们仍照着所拟的新计划进行,很快的新的第五卷,就会和读者见面了。
  环顾四周,世界战争的腥风吹袭到太平洋上,久困思逞的敌人,欲罢不得,更益加紧封锁,企图将战事扩大到国际的范围。欧美友邦的助力,有截断的可能,物质的困难在日益加深,顽固倒退分子的精神的动摇,从愈来愈剧的挑拨、离间、摧残的行动中,透露其浓厚起来的妥协投降的倾向,和战争同着呼吸,和民族同着命运的我们文艺战斗的道路是愈来愈益艰苦了。只有跟沙场上的战士一样,以愈战而愈强的精神,才能越过当前的阻难,走向胜利!
  1940年

  记郑定文和他的《大姊》

  今天,在朋友的案头见到了新出版的郑定文的《大姊》,我心头感到一阵激动,就借来了这本书,用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它一口气读完了,虽然这儿的一些作品有一大部分我都在初稿的时候已经看过,但仍引起了我不曾经验过的感觉。首先它使我热烈地回想起与作者共同度过的胜利前年在沦陷的上海的半载的岁月,那些阴惨黯淡日子中相濡以沫的生活,这个剪着光头,穿着蓝布长衫的贫穷、沉默、刻苦努力的有为的青年,以及他的不幸的短命的死。
  是那年的春天,F 来找我到一个中学里去教书,我正因为逃避敌人的搜索,栗栗惶惶地愁着没有地方躲藏,而这个学校也正是一直在逃避着敌伪的管制的,我就决定去教,并搬到那个学校里去住。把行李送去的时候,F 给我一张条子,说是:“有生活上需要的事情,你去找这个蔡达君好了。他是学校里的事务员,一个很好的青年,M 中学毕业出来不久,恐怕你还教过他的书,不过你不会认识他了。”
  但我们立刻就弄得很熟,他对初到来的我,一切日常生活上的事情都照顾得非常周到,又因为同住在一起,他又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我们就谈得非常多。他忙得很,从厨房、课室、宿舍、办公房,什么琐琐碎碎的事情都要找他,他还要帮会计弄账,帮小学部的教员代课,或是自己偷闲听听什么专门功课,但他还是每一个工作的间隙都不肯轻轻放过,总是伏在案头上捧着大部大部的文学名著细读,或是在一本用白报纸钉成,小得可以藏在袋里的小簿子,写着密密麻麻的字。一回儿,有事情来找他了,他就把书望抽斗里一藏,或是把那本小簿子塞在衣袋里,就去干他的事情。当我们这些教员下课之后,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聊闲天,或是凑着钱买酒吃的时候,我看见他向我们望过来的眼睛,我心里总有点惶恐。但他却拿着那本小簿子走来,很郑重地要我读一遍,给他一点意见。这篇《大姊》和别的几个短篇,我就是这样读到的。因为我已经听他说过自己生活的情形,因此,这些短篇更使我有一种亲切的滋味,因为他所写的,正是和他自己血肉相联的生活的真实,而他又能够跳在生活之外,冷静地观瞩着它,铸造了艺术的形象。那时候,我就鼓励他拿去发表。在敌伪统治时期我们是借口不写一个字的,所有的报纸和刊物,都脱不出敌伪的关系,只有朋友柯灵在主持一个纯粹商业性的杂志《万象》,抄改了之后,用了郑定文的笔名,我就代他交给了柯灵,柯灵很快地把它刊出来,而且特地叮嘱我,你请这个作者,再写一点东西来啊。
  这越发鼓起了他的写作兴趣,以至有一些办公室里的先生,在背后说闲话了。
  但他还是继续地写,一篇接着一篇,甚至也激动了一向贪懒着怕得动笔的我,也发生了写作的冲动,我写成了一个短篇,也请他看了,他也给我一些很好的意见,和他的作品一同送到杂志里去。后来,在他死后,我看到他的日记,记载着这件事:“楼先生的一篇实在比我差,编者却先把他的发表了……”
  我看了实在有点惭愧。
  工作的忙乱和生活的煎熬,一点没有妨碍他的奋斗,没有妨碍他对生活的锐敏的感觉,和清晰的观照。在旁边,我总在冷冷地看着他,他怎样地和自己要挫折下去的意志斗争,他对眼前的许多人、许多事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不发牢骚,他只是以自己的刻苦和奋勉,来回答这一切。在敌伪统治的那些阴惨的日子,一个人是常常会支不住精神的疲乏而消沉下去的,生活的威胁,一天更比一天严重起来,而四周围是黑漆一团,连一个遥远的星星也似乎看不到,看到的只是野兽的舞蹈,只是荒淫和无耻,善良和正直成为犯罪,几乎连一个生活的缝隙也无处可找,而达君更背负着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阴沉的家,衰老的母亲,抽大烟,连妻子浸在洗衣桶里的衣服都会拿去当掉的大哥,失了依靠的嫂子,一大堆侄儿,这一切都以在中学校里当一名小庶务员为唯一支柱。每次,我看见他回家一次,他就得有好几天在沉郁之中。
  但是他不唠唠叨叨地诉苦,他默默地工作、读书、写,当天气还是春寒的日子,天没有亮就起来洗冷水澡,在完毕了一天的忙乱之后,伏在小枝光的电灯下,看书直到深夜。住在学校里有几位这样的青年工读者,有的脸色越来越显苍枯,而且病倒,但他,却依然圆圆的脑袋,红红的两腮,见了人,笑嘻嘻地点点头。他越来越坚强,越健硕了。有一种任何苦难都磨折不倒的人,达君就是这种磨折不倒的人。
  从这本他所遗留下来的薄薄的集子里,我看出给他这种磨折不倒的力量的,是文学,他对于文学的热爱,给他一种源源不绝的精神的营养,他也从文学中发抒了他所不能发抒的郁结。在这儿,几篇比较完整的短篇,他所写的都是大都市贫民窟里那些可怜的小市民的恶梦一样的苦难生活,贫穷、愚蠢,人对人的迫害,他的每一个字都是大声地控诉。在《魇》里面甚至是那样的大哥,赌钱,抽大烟,断送了兄弟的前途,把一家人拖进了地狱,把疥疮染给小儿子,使他活活烂死,把慈和的母亲,陷在疯狂似的坏心情中,这罪恶的不可宽恕的人,他也代替他大声地叫喊出来:“不是我……不是我……我也受苦……我快死了……”“那么是谁?谁?”是“另一个”,他是看见那一个可怕的东西,而把一切的诅咒和憎恨投集在它的身上。
  在《小职员的日记》里,他把这可怕的东西,写得更加明白:“谁在他们周围划了一个圈子,使他老在这里面转来转去呀。”
  最后,他大声地叫道:“什么时候这圈子会破裂呢?我能不能看见这圈子的破裂呢?闷呀,好闷呀!”
  这叫声也正是作者在这本集子里所发出来的全部的声音。
  但我知道,作者是以自己的行动,亲身参与了这圈子破裂的工作,而且也亲眼看见了这圈子的破裂的。
  在我们一个短期的共同生活之后,我又踏上了流亡的道路,在浙东的丛山之间,在战斗的队伍里,我远远地听见,作者已经跳出了那个自己在其中转着的圈子,投身在人民的部队里,迈开了战斗的步武了。虽然山川重隔,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地亲密携手,但知道已经在勇敢地进着军,再不会诉述“闷呀”,也就替他衷心地祝贺了。
  不料胜利之后,我却得到了他的死讯,他在那时到达浙西的人民部队里,于一次休憩的沐浴中,在河里淹死了。一个年轻的,有才能的,在自我斗争中战胜过来,投身到人民斗争中的前途无量的战士,就这样地,在一泓清流之中,默默地埋葬了。
  他在短促的生命的历程中,放射了光,放射了热,留在他的密密麻麻的小簿子里,留在一个个的方块铅字上。F 来告诉我,有人搜集了他的遗作,巴金先生愿意为他编印,还送来了他的一本日记,要我在这日记中选出一点东西,或者可以另行发表,再要我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我把他的日记细细翻阅着,一种生活的记忆执住了我,我徘徊在这孤苦奋斗的青年朋友的忧郁和兴奋之中,一时竟不知如何措手。这样的,岁月因循,两件要做的事都没有做成,而由巴金先生编印的集子却出来了。
  读着这集子,想起F 告诉我关于达君死后他的哥哥向F 去要人而且借此勒索的事,我不禁苦笑着看见了在已经破裂了的圈子中,还在苦苦地转来转去,不能够跳出去的人们。
  1947年

  读家书,想傅雷
  ——为《傅雷家书》的出版

  《傅雷家书》的出版,是一桩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有时会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掩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
  读着这部新书,我想起傅雷父子的一些往事。
  1979 年4 月下旬,我从北京专程去沪,参加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同志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仪式。当我到达几小时之后,他们的儿子,去国二十余年的傅聪,也从遥远的海外,只身归来,到达生身的父母之乡。50 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是一个刚过二十岁锦绣年华的小青年,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握手相见,心头无限激动,一下子想起音容宛在,而此生永远不能再见的亡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想起傅聪、傅敏兄弟童年调皮淘气玩乐的形象。在我眼前的这位长身玉立、气度昂藏的壮汉,使我好像见到了傅雷;而他的雍容静肃,端庄厚憨的姿影,又像见到了他的母亲梅馥。特别使我高兴的,我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从海外来的那种世纪末的长发蓄须,艳装怪服的颓唐的所谓艺术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他的态度非常沉着,服装整齐、朴素,好像二十多年海外岁月,和往来周游大半个地球的行旅生涯,并没有使他在身上受到多少感染。从形象的朴实,见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壮。时移世迁,过去的岁月是一去而不可复返了,人生的正道,是在于不断地前进,而现实的一切,也确实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回想过去,也正是要为今天向未来的前进,增添一份力量。
  想念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盒寒灰,在亲友们热烈的包围中,他心头的热浪奔腾,是可以想象的。直到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之后,匆匆数日,恰巧同乘一班航机转道去京,途中,我才和他有相对叙旧的机会。
  他简单地谈了二十多年来在海外个人哀乐的经历,和今天重回祖国心头无限的激荡。他问我:“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 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谈到他的父母,大家都不胜伤感,但逝者已矣,只有他们的精神、遗爱,和一生劳作所留下来的业绩,则将是永远不朽的。傅雷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我知道他还写过不少文艺和社会的评论著作,以及优美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论、艺术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从未收集成册,今后不应任其散失,要设法收集、整理、编订起来,印行出版,也是一份献给人民的宝贵的财富。谈话中便谈到了他多少年来,给傅聪所写的万里而且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我,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里。
  我想起那书信,因为在1957 年的春天,我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样,被留宿在傅雷的家里,联床夜话,他给我谈到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我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我一读。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
  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一次会议的精神。傅雷一向不大习惯参加集体活动和政治生活,但近年来目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际,切身体会到党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显然已在他思想上引起了重大的变化。
  他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在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我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我当时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在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狂风大浪的“反右派运动”,竟把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进,在他平素热爱祖国的基础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正在日益浓厚的傅雷,大笔一挥,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着不久,消息传来,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又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由于对他父子的为人略有所知,这两件事可把我闹得昏头转向,不知人间何世了。
  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
  感谢三联书店的一位负责同志,当他知道傅雷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遗书之后,便一口承诺,负起出版的任务,并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之后,终于公开问世了。(我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没有收入在内。)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据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在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大家虽都能处处见到他的才智与学养的光彩,但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学养与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到的心灵的历程,是体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刻。儿子在数万里之外,正准备一场重要的演奏,爸爸却好似对即将赴考的身边的孩子一般,殷切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次心脏的律动,设身处地预想他在要走去的道路上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情景,并替他设计应该如何对待。因此,在这儿所透露的,不仅仅是傅雷的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是一颗更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在走向成才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对于傅雷给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许多记忆可以搜索的。当40 年代初我在上海初识傅雷并很快成为他家常客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幼小,大孩子傅聪刚及学龄。在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孤岛,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罪恶的毒氛。他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
  他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很早发现在幼小的身心中,有培养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订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莱,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我不知道傅雷有这样的禁例,有一次带了傅聪到豫园去玩,给他买了一支较好的儿童金笔,不料一回家被父亲发现没收,说小孩子怎么能用那样的好笔,害得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事后才知道这场风波,心里觉得非常报歉,对傅雷那样管束孩子的方法,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同时傅聪也正是一个有特异气质的孩子,他对爱好的事物常常会把全神都灌注进去,忘却周围的一切。有一次他独自偷偷出门,在马路边蹓跶,观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乐得忘了神,走着走着,竟和路边的电线杆子撞了一头,额角上鼓起了一个包,闹了一场小小的笑话。他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上午下午,几小时几小时的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困倦,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只好勉勉强强地弹下去。但有时却弹出了神,心头不知到来了什么灵感,忽然离开琴谱,奏出自己的调子来。在楼上工作的父亲,从琴声中觉察异样,从楼梯上轻轻下来。傅聪见父亲来了,吓得什么似的,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但这一次傅雷并不是来制止的,他叫孩子重复弹奏原来的自度曲;听了一遍,又听一遍,并亲自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还特地给起了一个题目,叫做《春天》。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聪首次回国时还问过他多少年来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还自己作曲。
  傅聪少年时代在国内就闹过一次流浪历险记。1949 年上海解放后,傅雷全家从昆明迁回上海,却把傅聪单独留在昆明继续学习。但傅聪非常想家,一心回沪继续学习音乐,竟然对父亲所委托的朋友不告而别,没有旅费,临行前由一些同学友人主动帮他开了一个演奏会,募了一些钱。这件事使上海家中和昆明两地闹了一场虚惊。傅雷后来告诉我说:“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了。”
  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在这些书信中,我们不是看到傅雷为儿子呕心沥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吗?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所应该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的孩子,也正和傅雷的对待其他一切一般,也看出博雷是怎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心力,在对社会祖国与人类世界尽自己的责任的。傅聪在异国飘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吸取了多么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边,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与阻力,踏上自己正当成长的道路。通过这些书信,不仅仅使傅聪与亲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也通过这一条纽带,使傅聪与远离的祖国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结合。不管国内家庭所受到的残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弃他的祖国,他不受祖国敌对者多方的威胁利诱,没有说过或做过有损祖国尊严的言行。甚至在他的艺术巡礼中,也始终一贯,对与祖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国家的邀请,一律拒绝接受。直到1979 年初次回国,到了香港,还有人替他担心可能产生麻烦,劝他暂时不要回来,但他相信祖国,也相信祖国会原谅他青年时代的行动,而给他以信任。这种信赖祖国、热爱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数万里外给他殷切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再看看这些书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样的政治处境中写出来的?更不能不使人不去想那一次令人十分痛心的政治运动,二十多年来给数以万计的祖国优秀儿女所造成的惨运,是多么的惊人,而今天终于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个多么得人心的政治措施。有许多人在那场灾祸中被伤残了,但有许多人却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钢铁受到烈火一样的锻炼,而更加显露出他刚毅锐利的英精。在我最熟悉的战友与好友中,有许多人是这样的,在党外的傅雷也是这样,虽然我今天已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在他们的后代中,以及更广大的在十年浩劫中受过锻炼的坚强奋发的青年中,我看见了他们。
  我叙述这些回忆和感想,谨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好书。
  1981年7月5日北京东郊

  美丽的心灵
  ——序《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

  1979 年初,睽别二十二年的丁玲,突然回到了北京,我听到消息马上到文化部招待所去看她。敲开房门就见到了陈明,他一见我连忙说:“好,你来了,赶快进来!”把我带到丁玲的居室,让我们坐下话旧,自己就匆匆忙别的去了。我紧紧握住丁玲温暖柔软的双手,久久地、久久地注视着她。二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丁玲已经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皤然老人了,多么残酷的岁月呀!二十二年,在国家与人民的历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刹那间,但作为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几个二十二年呢?这二十二年,在我的感觉中,丁玲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关于她的消息,几乎都是飘飘渺渺的。然而这二十二年,终于像恶梦一样地过去了,现在我又重新见到她,的的确确,她就是丁玲,并不是别人。她的气宇仍然如此轩昂,她的笑容仍然如此亲切,她的炯炯有神的智慧的眼睛,仍然闪烁着青春的光芒。我好像见到的不仅仅是二十二年前的她,我也同时见到了五十年前的她。多么艰难的道路,多么痛苦的折磨,终于不能把她摧毁,丁玲仍然还是丁玲!
  我们不知有多少话要谈,我们的话是谈不完的,我们谈到一个一个旧友的状况,毫无例外地都经历了共同的劫难,有的已经永远不能再见,有的又重新跃马上阵了。但是独独没有谈到她自己。我没有问,也不问,她这二十二年是怎样过来的,她也没有告诉我。好像我们在昨天刚刚见过面,经历的情况,是相互不言而喻的。
  这位在20 年代后期,像替星似的出现在文学天空中,光华四射、才情横溢的年轻的女作家,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她的《梦珂》,她的《阿毛姑娘》,给新文学创作展开了一个新的境界,深深震撼了大革命惨遭失败后万千青年男女的心灵。我在初次参加“左联”的集会上认识她,那正是革命运动与革命文学运动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白色恐怖弥天盖地而来,血腥的空气令人窒息,“左联”五烈士喋血龙华,我们的队伍丧失了最优秀的战友,丁玲被夺去了生活道路上最亲密的亲人,这对她是一个比别人更大的沉重的打击。但是最大的悲痛给了她最大的力量,她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来回答反动政府给她的迫害。
  她在“左联”参加领导工作,主编刊物,指导创作,成为“左联”在文学创作上的健将之一。她也是作为革命作家,最早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的作家之一,常常换上女工的装束,到上海郊外工人区域的草棚去,结交许多工人朋友。当然在那儿,四边都闪烁着反动派的特务和资本家雇用的工贼走狗的毒眼,一个外来者是随时可遇到危险的。她作为一个领导成员,并不是发号施令,鞭策别人去奔走活动,而自己则深居简出,留在安全地带;她也不因当时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只要闭门写作就算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她总是把自己当做群众的一员,常常奉命出发,到马路上去撒传单,贴标语,随时冒被捕和格杀勿论的危险,每次都勇敢地站在队伍的中间。当“九·一八”到“一·二八”这一段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的时期,成千成万的工人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开市民大会,浩浩荡荡包围枫林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其中在“左联”的队伍就有丁玲。大家一边高呼抗日的口号,一边在夹道林立的军警中冲锋前进,三拳两脚砸烂市政府的大招牌和大门前的岗亭。
  丁玲一手拿着小红旗,一手捺去被汗水沾贴在眼上的长留海,笑着回头对战友说:“我们现在好像到了苏区啦!”正因丁玲一刻也不肯离开群众火热的斗争,也就使她的创作力十分旺盛,比谁都多产地一篇又一篇地迅速及时写出反映当时的斗争,也为文学创作划时代的《水》、《一九三○年春上海》、《多事之秋》及《韦护》、《母亲》那样的力作。
  1933 年的5 月,正当丁玲接任“左联”书记处书记的时候,反动政府的卑劣的袭击,使她突然失踪了。他们不敢公开逮捕她,便用了秘密绑架的方式。一个曾经被绑架队伍裹胁,目睹当时情形的人说,丁玲一见到面临目前的情势,一点没显出慌张的神色,而是从容不迫地打开衣柜,收拾几套替换的衣服,就坦然地和来联系工作的潘梓年一起,被架出了家门。接着,由于又来了联系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与留守的特务搏斗拒捕,坠楼牺牲,曝尸通衢,反动派的秘密才被暴露了。反动政府把丁玲禁锢到最秘密的黑窟里,绝口否认逮捕了丁玲。在种种威胁利诱下,丁玲坚定地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对待务的诱降报以轻蔑地一笑。当时外间一点也不知道丁玲的下落,大家以为她已被害不在世上了,鲁迅先生还写过悼诗。偶然有一位“投诚”了国民党的过去的作家从南京到了上海,透露了音讯,才知道“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那时国民党御用报纸,捏造了种种谣言,但她在一群魔鬼包围中对峙达三年之久,终于得到了党的帮助逃出了魔掌,奔向陕北,到了保安,“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很快地穿上军装,带上一个战地服务团,走上了抗日战争的前线,并且在战斗生涯中重新拿起搁置了三年的创作的笔,写出一篇篇的新作,并完成最大的杰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当时我正流动于抗战的后方,远在敌后的昔时的战友们,由于国民党与日寇的重重封锁,早已断绝了音讯,只和丁玲有时候还能取得联系。记得1938年的初冬,广州沦陷的前夕,我正在这大轰炸的危城中寻找战斗的道路,接到了一封“肤施丁寄”的来信,她很不客气地责问了我:“你这样跑来跑去,到底作什么打算呀?”我真不知道在那样的连天炮火中自己如何继续奔赴战场,她的一封信给了我有力的鞭策。
  1939 年,我蛰居上海“孤岛”,秘密编辑《文艺阵地》时,她给我这样一封信,诉述自己在延安的生活:……你猜我累病了,有一些。服务团从11 月20 日到晋察冀去后,我就入学了。跑着路时一切都好,一停下来就病了。学校里冷得要命,没有火还是小事,有了火我就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守在火边,于是痔疮大发,在学校忍受着痛苦。过了两个月,没有办法了,只好到医院,施过两次手术,住了两个月,现在又依然故我的回来了……你以为在学校里会有空些,实际相反,一分钟都分配好了,看参考书都看不完,这已经弄得没有时间。即使星期天稍微可以自由些,又总有几个熟人找来玩玩。进一次合作社,不特须要玩(没有娱乐),而且也许找一点肉吃,总愿意换个地方坐坐了。现在呢,因为生产运动,全校已经突击两星期了。适夷,这真伟大,每天队伍出去,站在荒凉的山上,可是回来时,就多成为被开垦的处女地。踏着那些被翻开了的泥土,真是说不出的(愉快)呀。两个星期开了一千多亩地,而我们还不停止工作与学习呢。现在还要继续,还在帮助别人。今天到鲁艺去了。你想,忙得连洗澡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还有什么时间写文章(我在医院写了一些都未完),有了时就寄给你……服务团已到晋察冀,颇活跃……
  全国解放使我们在北京愉快地见面,这当然已不是话旧的时代了,人人奔忙于自己的工作,相煦以湿,相濡以沫的旧友,自不免相忘于江湖。但人们怎样会想得到,她还得交上二十二年的华盖运?
  1955 年、1957 年,一次又一次的大批判会,黑压压地坐满了静默无言的观众:“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满天星斗似的罪名,一齐落到了她的头上。1955 年戴不成“反党”的大帽, 1957 年却真格地被划成了“右派”。在最后一次大会前我偷偷到多福巷她的家里去看她,她忧郁地说:“真给我划一个右派,这往后的日子我可怎么过呀!”然而她真被划成了“右派”,而且她还是学会了怎样过她往后的日子。她拒绝了允许她留在北京免除下放的特殊照顾,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去劳动。一位才华绝代,得过斯大林奖金,享受国际声誉的名作家,一下子就在化日光天之下,销声匿迹了。
  作为作家,她无时无地不寻求与群众在一起的机会,下放劳动现在成了她更好的深入群众的机会了。在严寒的北大荒汤原国营农场里,她专心一意地喂养鸡群,她满腔热情地当文化教员扫除文盲。人们开始是好奇地,从远远的距离,侧目这位鼎鼎大名的“大右派”,以后又渐渐地一群一群地围绕到她的身边。人家先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地叫她“右派”,以后亲热地叫她“老丁”,最后则改成尊敬的“丁老”,这一过程整整经历了十二年,从一个“不可接触的人”,变成了受人爱戴的长者。
  当然,到了林彪与江青一伙横行的日子,更重更大的灾祸又落到了丁玲的头上。有人说:“这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大右派,这回得给她看看颜色了。”把她揪到“牛棚”里去,挂上大牌子斗。另一些群众却把她从这个“牛棚”里抢出来,说:“老丁嘛,一头死老虎,有什么好斗的。”藏到另一个“牛棚”里去,把她保护起来了。然而谁也保不住她,她在劳动中坚持不懈写出的原稿,被没收和销毁了,终竟还是被投入到牢狱里,继续饱尝在过去没有尝够的铁窗风味。五年牢狱生活和以后在山西长治太行山嶂头村的幽居,谁也不知道丁玲在哪里,她在过着怎样的年月。而丁玲终于又飘然地出现在北京,她满脸笑容地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她在文代会的大会上像娓娓清谈似的做了亲切动人的发言,一阵阵的掌声打断她的话,一阵阵掌声又一次一次催她继续讲下去。从她的言谈和风度中,人家一点也见不到她的脸上有一丝半缕的阴影,也见不到她的身上留下了什么创痕。她的眼睛总是望着美丽的前景,过去在她的身上已经变成了过去。
  纵使她的身上落下各式各样的疾病,到七十多岁的高龄还不得不在医院接受较大的手术。她弯不了腰,不能长时间伏案写作,她便在胸口挂上一块木板,站着写稿。她把被销毁了原稿的作品,重新写出来,写下去,又写出一篇篇的新作,出现在报纸和刊物上。她的被定为禁书的过去的作品,也一本一本地重印出来了。二十多岁的年青一代,只知道丁玲的名字,却到今天才看到丁玲的作品。对他们,丁玲成了一个传奇的英雄,谁都争先恐后地想瞻仰她的风采,听听她的谈吐。
  说丁玲把过去都忘却了,这句话也不全面,她没有记下个人的恩怨,有外国记者问她:“你受了那么多的灾难,为什么你还那么爱你的党?”是的,她心中对党没有一点芥蒂,她微笑着说:“当我在受难的日子里,我的党也在遭受着损害!”她和党是同命的,苦难使她更热爱自己的党,更热爱自己的人民。她永远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她也永远不忘在苦难中共过生活,给她温暖,和她亲近的北大荒的老乡们。回到了北京后,那儿的老乡惦记着她,上京来看她,她也总是记着他们。在今年,意外酷热的北京的夏日,她不去庐山,也不去北戴河避暑消夏,却冒着酷暑遥遥地回北大荒“探亲”去了。在那里,从农场的领导、干部、工人和家属,连同周围的老乡、男女老小,都是她念念不忘的亲人。这是人民作家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今天重新出现在文学斗争的前线,不管经历如何曲折,道路如何坎坷,丁玲的一颗美丽的心灵,是永远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的。
  尚侠和王中忱两位年轻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以丁玲研究为专题,惨淡经营地完成了《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部二十余万言的研究著作,他们索序于我。我与丁玲虽为历时半世纪以上的旧交,但是很惭愧,我爱读她的每个作品,却说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我只从丁玲的作品,也从丁玲的为人,感觉到一颗美丽的心灵。正是这颗美丽的心灵,使她能够创造出而且在继续创造着文学上的辉煌的业绩;也正是这颗美丽的心灵,使她有惊人的力量,走过大半生匪夷所思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传奇式的超群拔类的卓越的存在。一个人,假如不是无私忘我,胸怀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不可能会有这样美丽的心灵的。我们当代文学今天最高的任务,也就是在年青一代中培养这样美丽的心灵。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之患也在于好为人序,我确实不知道我这篇序文应该什样写法,但是义不容辞,只好自说自话,说了上面的几句话,来报答两位青年友人的再三的嘱托。
  1981年12月12日于北京之穹庐

  我与诗
  ——《适夷诗存》弁言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之国’,古往今来,差不多人人爱诗,而且也差不多人人都多少做过一点诗。”这话也许有点对,我是中国人,我就爱诗,也多少做过一点诗,而且今后还想做。可是,我做诗做不好,有时兴致就不太高。结果,时间很长,做得很少、很少,要编集子,出诗集,是完全不够格的,好久以来,连想也没想过。可是事不由己,不少朋友,要我编集,我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有时则漫然应之,却从未动手。倒是呆在“牛棚”那会,承蒙造反小将,热情盛意,居然把从我那儿抄去的不少“黑诗”,编辑成集,付之铅锌,题曰:《楼适夷材料——供批判用》。开批判会时,我当然在场;但出集子的事,可事先未征同意,事后未蒙见告,直到过了十年,把抄去的那些本本张张,一股脑儿还我的时候,其间夹着原来没有的这么个新事物,才知道我已出过诗集了。那是在无法无天的年月,侵犯版权的事情,当然不再深究,倒还应该感谢。要没那个《材料》,恐怕今天编这个集子,有些材料还不好找呢。那《材料》可能印得不多,是“内部刊物”,所以现在公开编印这个集子,虽然遭过强暴,还可算是个“处女”集吧。当然,是七老八十的老处女了。
  再讲做诗,我是什么时候做起诗来的?现在实在记不起了,做了一些什么也记不起,要找也无法去找。收在这集子里的最初几首,可以算做我的处女作了。那是1923 年,我和两位同乡小学的同学,朱公垂和叶宗泰,大家都已到了上海,朱是中学生,叶是银行小职员,我则是一个钱铺子里的学徒,三个人一起玩儿,作为创造社的读者,冒冒失失地登门拜访了郭老和成老(按照现在的称呼),他俩热情接待,还鼓励我们写作。开始有点怯生,后来比较熟了,胆子就大,把自己偷偷写下的习作,半推半就,羞答答地拿了出去。
  成老当场一看很高兴地说:“好,很好,比徐志摩的好!”当时徐志摩号称诗哲,是诗坛大红人,这话可不把我们吓蒙了头。当然,他是哄哄孩子,鼓励鼓励的,稿子被留下了。过了几天,忽得成老来信告急说:“你的诗稿,已定在下期《周报》发表,今日发稿,发现遗失,查问下来,是沫若的孩子拿去剪人形玩儿,连剪碎的纸张,同垃圾一起倒掉了,赶快把你的底稿送来吧!”这一下,出师不利,又把我急坏了,偏偏我没留底稿,硬着头皮,连夜凭记忆重写了一遍,已经是二道货,肯定走了原样,后来便在《创造日》上登了出来;接着也登了朱公垂的《火之洗礼》和叶宗泰的《通红的太阳》。
  受此荣宠,本应再接再厉,继续习作,力求精进,偏偏以后不久,不知又忙什么去了;一鼓作气,竟然无以为继,浅尝辄止,大概就是我从小就犯的老毛病,决定了我一辈子没出息,实在有负前辈的培育。人生七八而知七七之非,说这话当然已经太迟了。这里提了朱、叶两位,聊寄怀思,叶已早夭,朱也亡故多年,生前事业,各有所成,我上面的话,是只指自己而言的。
  这会编集,按时排比,数量太少,不再分辑,开卷四首,是1923~1924年的作品。以后一跳,就跳到1931 年的一首。相距七年,也不是一字未写,可是既未骑在驴背上去寻诗,而又往往蓦地相逢,失之交臂,故写得极少极少;有的写了没发表,原稿也早已随写随丢;有的发表在什么报刊上,用了什么笔名,自己也忘得干干净净。记得编过一些旋起旋灭的小报小刊,发了稿子,上印刷所看排字工人同志拼版,他说还缺那么一小块,我就拿起笔来,写诗补上,诗是一行一行的,算起篇幅便当。这些东西,连同原刊的报刊,既已无法去找,找来了也不会有用,就不枉费劳力了。应该感谢好几位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他们寻找别的资料,查阅旧刊,发现了我的作品,就复印了给我寄来。不过这种连自己也忘记了的东西,很对不起的,大都不想收入。
  集中有《飘零》一首,是亡友杨贤江同志的女儿,从1924 年的《学生杂志》中给我复印来的,我应在此致谢。至于那些坐而改姓,行而改名,用笔名发表的,当然热心人也就无法帮助了。
  我特别删掉了不少诗作,倒不是自悔少作。婴儿时代出屁股、含指头的照片,到老看看,原不妨顾影自怜,可是已经成人长大,如果穿的还是开裆裤,那就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了。因此一律排除,不加顾惜。时间倒是长得可怕,自己看看这个篇目:30 年代“左联”工作时期只留了孤单的一首。在南京狱中,记得同几位同牢的难友,还偷偷组织过一个“黑屋诗社”,有潘梓年、罗合如、吴获舟、郑超麟等人出过手抄的《诗刊》,可现在也没法找到了。只有从弟楼炜春,曾长期保存了我给他的狱中通信,其中有附诗稿的,不过到了众所周知的时期,也早已在劫难逃了。现在不知凭何渊源,居然还有漏网之鱼,便是集中所收的《咏菊》和《春天》。时代进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正是诗人引吭高歌的时候,可是我只留下了四首。
  一到全国解放,我们这个“诗之国”,也进入了真正的诗的时代,更是诗人们跃马扬鞭的日子了。但在文艺工作上,我的职责是后勤服务,得首先尽我的本行,舞文弄墨,是乃余事,何况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说不上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不能深入,创作缺少源泉,更加学习不努力,过不了苦战的关,也就不敢存过分的愿望,只在抑不住冲动,或躲不了催迫的时候,才写下一些急就之章。其中大部分是诗,而且所谓“谬种流传”,到后来大都写了一些格律破碎的旧体诗,有的近于述怀,发抒感情,因不打算公世;有的是友朋酬答,应时志感,时过境迁,已无保留价值;更有的可说是游戏笔墨,聊发牢骚;或品气不高的大字报诗。这些,大都已经删削,就留下了现在的一些。时间既长,环境变易,思想感情,难期一致,形式上又是新旧杂羼,结合成集,自不免显得芜杂。是想把经历过来的时代和自己在这时代中的存在,多少留下片段的但是真实的影子,这意图是否已能具现,则待之于读者的评断了。
  1982年

  记《奔流丛刊》与《奔流新集》

  在上海被沦为“孤岛”的整整四年(1937~1941)中,我们留守在那儿的一支革命进步的文化队伍,利用原有坚实的基础,并实际已成为敌后的特殊政治环境,没有一天停止过战斗。在文学方面,由胡愈之、郑振铎等同志的创导,成立了“复社”,在没有一文资金的情况下,赤手空拳,于短短几个月中编印了二十卷本的第一版《鲁迅全集》;又组织、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爱特迦·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从这种巨大的工程开始,陆续创办了数量很多的各种报刊,编印多种文学丛书,形成全国抗战文艺战线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予沦陷区、大后方及海外广大爱国同胞以极大的鼓舞。
  “孤岛”的政治形势是复杂而险恶的,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四周围是日本侵略者疯狂的压抑,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残留分子,都在这儿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进步力量,不得不在这儿开展艰苦的针对几个方面的复杂的斗争。
  统一组织大规模的阵地战是不适当的,我们也采取化整为零,在统一领导下各自为战的形式进行斗争。约在1938 年冬或1939 年春的时候,文学界部分同志组织了一个经常性的小型座谈会,参加者包括党员和非党的文学工作同志,先后有林淡秋,蒋天佐、钟望阳、戴平凡、辛劳、林珏、王元化、越薪(束纫秋)、蒋锡金、赵扬、孙石灵、满涛(张逸候)、吴岩(孙家骏)、辛未艾(包文棣)等同志。座谈会经常在当时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乐和坊四号满涛的家中举行,因为满涛的祖父,是曾经在北洋政府当过司法部长,著名的大律师张一鹏,居住条件较好,而且有一定的掩护作用,因此这儿也成了地下党文委的一个活动据点。会的内容是传达党的指示和从新华社秘密电台传来的新闻,讨论抗战时局的形势与当前的任务,并侧重交流对“孤岛”文学斗争的信息,研究斗争的战略与战术。这个座谈会没有一定的名称,因后来先后办过两个刊物——《奔流丛刊》和《奔流新集》,现在就不妨把它称做“奔流社”吧。“奔流社”社员有的有一定社会职务,有的是地下工作者,他们参加各方面不同活动,自己筹办刊物,则已经是“孤岛”的最后一年,即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高潮,各项进步活动进入困难时期的1941 年1 月的事了。那时许多进步刊物一直依赖留守在“孤岛”的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才能办起来的。由钟望阳找到了一个出版者——国文服务社,实际只是一位进步出版工作者个体经营的所谓皮包书店,开始出版了名叫《奔流丛刊》的一个文学刊物。当时要在“孤岛”出版报刊,必须向租界当局进行登记,当局害怕日本侵略者的压力,规定只能用洋商的名义作为发行人才准登记,那是必须花钱找个外国人的。为了避开这条苛例,大家都采取刊物丛书化的方法,每一期有个单独的书名,而另用丛书、丛刊之类的方式统一起来,使读者知道它实际是一种期刊。《奔流丛刊》每月一辑(不叫一期),只有第五、第六辑间隔了两个月,一共出了六辑,到7 月停刊。
  这六辑《丛刊》,在编辑上具体工作做得最多的是蒋天佐和孙石灵。出于石灵的设计,每辑用一个水字边旁的字作为题名,以符合总称《奔流》的意义。
  同时在每辑的扉页上,摘引一句中外古籍上格言警句式的语句,是我们用以自励和鼓励读者的宣言。
  《丛刊》是当时直接受地下党领导的唯一文学刊物,在第一辑《决》的《编后语》中说《丛刊》不是同人刊物,是具有暗示要团结当时所有进步文学工作者的意思。撰稿人有仇山(唐弢)、柯灵、朱维基、姜椿芳(他们都不是参加座谈会的);方晓白(满涛)、叶素(楼适夷)、闻歌(包文棣)、方信、佐思(王元化)等。也有从后方刊物中转载过来的,如臧克家、碧野等作品。那时国民党顽固派标榜所谓“抗建文学”,敌、伪方面则叫嚷所谓“和平文学”。认贼做父、卖国求荣的汉奸嘴脸,早被读者所鄙弃,而似乎也在“抗战”的顽固派,则有时也会有一点欺骗力量。我们出版过一本书,叫《暴露军机的内幕》,是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所谓的“抗建文学”
  派,便认为我们揭发了抗日阵营的内部磨擦,是帮助敌人破坏抗战的。《丛刊》第五辑《沸》发表了佐思的《民族的键康与文学的病态》,便是针对他们的叫嚣而写的。于是他们发动了一些同受顽固派豢养的许多刊物,对我们实行“围剿”,并通过当地反动势力,没收了我们的刊物,使第六辑延迟了一个月才得出版,而且这以后也终于无法继续而成了终刊号了(详情见王元化近作《向着真实》)。
  《奔流丛刊》停刊以后,我们的活动进入更艰苦的阶段,参加座谈会的成员,大部分陆续离开“孤岛”调赴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许多进步出版事业陷于无法进行的状态。以****为业的国民党文化特务,却又在黑暗的“孤岛”
  大量出刊了自称为“站在光明这一面”的所谓“光明文学”刊物,有的则以庸俗下流的作品与荒谬无稽的言论,企图腐蚀人民的战斗意志,以遂其瓦解抗战,叫嚣****的目的。“奔流社”坚持在“孤岛”的同志已经寥寥无几,但仍针对这一现象,决定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你拿十元,我出五元,集腋成裘,自筹资金,义务劳作,不付稿酬的办法,继《丛刊》而办了一个小小的刊物,那便是《奔流新集》。那时候则已到了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个多月的1941 年11 月份了,因此它也就成为上海“孤岛时期”的最后的一个公开的进步文学刊物了。
  它的创刊立刻得到有力的支援,许广平同志提供了鲁迅先生未发表遗作,一篇她从字纸篓中拣出郑重保存下来的杂文:《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又以当时远道传言冯雪峰同志在浙江家乡被捕,陷身上饶集中营,生死不明的噩耗,由我写了一篇《怀雪峰》,她便特地提供了保藏着的鲁迅与雪峰两家人的合影珍贵照片。远在香港的茅公,得到我们索稿的电报,很快寄来一篇文学论文:《谈技巧、生活、思想及其他》,赶上在第二辑发表了。更可贵的,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朋友,给我们秘密送来了毛泽东同志的词稿《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和陈毅同志的诗稿《东台会师口占》:“十年争战几人还……”都是第一次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与读者相见的党的领导同志们的文学作品。
  《新集》第一辑用鲁迅那篇杂文的署名作书名,题为《直入》,出刊于1941 年的11 月。接着就编印了第二辑,与“直入”相对,取“横眉冷对千夫指”之义,题作《横眉》(扉页印作“奔流新集”之三,“三”字是“二”字的误植)。在此辑《社语》中,我们写了这样的句子:“作为战斗文学的兵卒,不管处身于这样的黑漆漆的四境之中,我们终也深深辜负了某些先生们的愿望,不甘寂寞地发出了叫喊,这《奔流新集》便是我们叫喊的号筒……”
  这里的“某些先生们”,指的是国民党文化特务,企图借敌人之手消灭我们的“光明先生”,然而他们的愿望,毕竟由敌人来把它实现了。正是上海科学印刷公司把《横眉》印装完成的一天——1941 年12 月8 日,突发了日军袭击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入和占领了上海公共祖界,侵略的恶浪淹灭了整个的“孤岛”。我们接到印所的紧急电话,通知我们立刻把印装好的刊物运走,一时付不出印费也可以。根据锡金同志的记忆,是由他独自上了印厂,取出了三册样书,当时答应马上去雇车运走,后来再也没有回去,当然,其余的是由印所全部销毁了。因此这《横眉》留在世上的仅仅只有三册,一册由许广平保存,一册交傅雷收藏,另一册则由大家传阅,以后也没有下落了。
  我的记忆力太坏,一直信定锡金的话,直到1979 年才从上海文联资料室在魏绍昌同志处找到了一册,请他们复印了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给了正在搜集自传材料的茅公,认为这是真真的孤本了。1984 年在上海,同元化同志谈到,他却明确记得,是由我和满涛两人去印所取出了一大摞,分送给朋友们,留在世上的决不只是三册。经他一说,我才想起确实有那么回事。还记起当时印所所在的福熙路(现在叫延安中路吧)上,已有日军分段放哨,不过还没开始查抄行人,并勒令行人向哨岗行礼罢了。那时马路上飞驰着一辆辆大卡车,满载扯成破纸的书刊,是送造纸厂去作还魂纸的。真是多么大的时代呀,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小小的,值不得提起的工作,可大家还是不愿忘记,这次上海书店准备影印重版,又从收藏者陈钦源同志处借到了原本。
  回忆过去黑暗弥天的日子,今天重新见到它的新装,我感谢上海书店与陈钦源同志,特别是怀念当年并肩作战而今不能再见的许广平、满涛,及《丛刊》时期的林淡秋、钟望阳、孙石灵、戴平凡等同志,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一生业绩则将永远地流传下去。
  [附记]我是1939 年秋到达上海的,因为别有任务,同时一到上海,就被以张道藩为后台的上海《正言报》代我向敌人报了到。他们报道重庆召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大会举行选举的消息,特地用大字副标题标明“选出上海方面理事郑振铎楼适夷”,我的行动因此更特别需要隐蔽,虽然参加了座谈会,但对《奔流丛刊》的创办与编务并未具体参与。上海书店要影印这两种刊物,是分别请元化同志作《丛刊题记》,而把《新集题记》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原已写出了《影印奔流新集题记》,而元化同志则太忙了,长期没时间执笔,索性把《丛刊》的事也委托了我。我只不过一个普通的投稿者,的确说不出《丛刊》出版始末,直到今年才由书店的同志请元化口述,作了笔录,从上海寄来北京,为了完成嘱托,决定把原写的一篇加入元化的口述,合二而一,改成现在的样子了。
  1985年8月31日于北京

  《胡风诗全编》序

  胡风为探索和发展中国人民的文学事业,战斗了一生。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也是一场壮烈的战斗: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文学。我读书不多,不知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究竟有几人,为了文学事业,如此坚强,如此忠城,直至壮烈地献出生命。胡风,是我们大家都见到,都认识的。
  人们在自己所栖息的现实世界中,驰骋其才华,竭尽其智虑,孜孜不倦地创造着另一个文学艺术的世界,也即是诗的世界。也有人称之为第二个自然。它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却常常比现实更真实、更美好、更完善,使生存于现实世界的人们,脱离一切庸俗、卑劣、虚伪和愚蠢的东西,升华为具有更高的品德、智慧、思想、精神的新人,为提高和美化整个人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切真诚的文学工作者,都是为实现这种崇高理想而战斗的诗人。胡风是忠诚的文学战士,他正是具有这种崇高理想的一位诗人,他不仅用笔写了大量的诗篇,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整个的生命,谱写了一篇雄伟庄严的文学史诗。
  胡风是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他用自己的诗的创作实践,验证自己的理论;同时也表明构成他的理论基因之一的,是从自己创作实践中得来的切身体会,而不是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空疏的教条。
  胡风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不能从他的具体理论与诗作的本身,说出自己独自的见解。我只是深深地感到他的一切思想、一切作为,都是从他那个诗的世界里发出来的,他敢于想人所不敢想,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而且,无论怎样残酷的现实,都丝毫不能损害他坚毅的信念。
  我在另外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中说过: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被强制地隔绝社会几近三十年之久,使人无法想象他这一段岁月是如何经历过来的。可是,他在恢复自由后给我的第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中,却只字不提自己的经历,而是满怀热情地对中国今后文学运动的开展,提出了大量系统而具体的看法和想法。近三十年的惨遇,一点也没有动摇他原来的心愿,依然以自己的战斗精神紧紧拥抱着永不放手,始终在深思熟虑这个问题,尽管为此丧失了他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而无所吝惜。
  我读梅志同志写的《往事如烟》,更受到一次极大的震动。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人在整整十年中,隔离社会,暌别亲人,举目皆是冷眼与威严,没有纸也没有笔,作为一个文人,这种精神酷刑的所谓“独身房”的生活,怎么能够经受过来的?但当梅志同志第一次争取到探狱的机会与他见面的时候,也就是他十年来第一次见到亲人的时候,他仍然向亲人琅琅地背诵自己写在脑子里的大段大段怀念世界、怀念家人的诗篇。如果在他栖息的现实世界之外,没有另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诗的世界,人们就决不可能在近三十年之后重新见到这样钢铁般的诗人了。
  在他恢复自由回到北京以后,我几次去看望他,他像一尊白石的雕像,巍然坐在沙发上。我的耳朵已经无法听清他的不多的谈话,我也非常吃力地不能表达我自己的心情,只能依靠梅志在旁传达互相的交谈。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受了这样惨重的伤残,是否还能亲自写出多少万人都想知道的,他为文学斗争遭受批判而无权声辩的事实真相,以及他自己过去的和今天的心路历程呢?然而,胡风毕竟是胡风!正当他接近生命的最后,癌细胞开始在体内肆虐的时候,他的像一座熔炉似的脑子里,突然火花迸裂,光焰四射。在很短的时间内,滔滔不绝地以《评论集后记》的形式,写出了数万言的自述,后来又写了数篇宝贵的回忆文,满足了大家想要澄清这一段历史的期望。这又是一次生命的奇迹!只有生活在诗的世界中的胡风,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有人把胡风斗争的一生,称之为当代文坛的悲剧。胡风确实不愧为一位悲剧的英雄,但他不是失败的英雄,归根到底,他是胜利者。胡风坚毅的信念往往比什么都强固。世界上多有这种烈火不能烧毁,严冰不能冻结的不屈的灵魂,正预示着这个世界终将是美好的。
  胡风大量的诗作,我所读到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记得他的一本诗集叫《野花与箭》,是几十年前就读过的,已记不起具体的内容,但他充满深情歌唱的湖山、野火、夕阳……仍在我今天的心目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在解放初的一首小诗《小草对阳光这样说》中,这位被讥为“自我膨胀”的诗人只把自己当做一丛阳光雨露下滋长的小草。小草是弱小的,但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才能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同样地,炽烈的骄阳可以使小草枯焦,淫雨和寒露也可以把小草沤烂,正因它具有自己独有的生命,却可以从沙漠中挺出绿芽,在岩石下曲折地伸长与繁殖。胡风生前在回答两个国外文学团体提出的“你为什么要写作”时,他答复了五条,其中第一条是,“为自己的真情实感而写”。记得他创作系列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时,我曾是编辑和最初的读者之一。诗中迸发出了如喷泉,如奔流,如火如茶的高昂的激情,那时,谁不为诗人这种自己的,实际也是代表千百万人民的真情实感的史诗一样的作品而深深激动呢?
  当然,时代在前进,人的认识,人的观感,也随时代的前进而在起着变化。时间常常是无情的,过去的感情和今天的会产生很大的距离。那么,有些东西,我们今天是否还应该把它们保留下来呢?我认为,文字是可以消灭的,但历史是消灭不了的,也不应消灭的。我们保留那些东西,正是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对胡风的一些诗篇,我也是这样想的。
  1991年1月29日

  ●后记

  邓九平
  中国的读书人,自古就有收藏书的习惯。
  中国古代的书,最初是用人工书写,写书用的材料不断变化。从春秋到两汉期间,多用简、帛写书,称简策(刻写于竹片上,再贯穿成册)和帛书(写在丝织品上,可用轴卷)。所以古代称一部书为一册书或一卷书。
  东汉以后,写书用的材料渐为纸张代替。到了唐代,由于印刷术的兴起,书才逐渐由竹刻手抄改为刻版印刷,并由卷轴演变为册叶形式。人们先将文字刻在一块块木板上,然后再来印刷,在整块木板上刻字的程序称为雕版。
  咸通九年,王玠出资刻印了《金刚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标年板印品,其图像已十分精细。至中晚唐,刻印佛经、韵书、通历、医经,已屡见不鲜。
  宋辽金元,官私并行,经史子集医算诸书,均用雕版印刷,且采用“梨枣”制版,出现了李十娘、谢氏、徐氏等良工,此期的版本,成为后世的文化珍品。
  明清两代,南北二京成了雕版印刷中心。明之南藏、北藏、道藏,清之武英殿本、龙藏,均出自两京。此期,出现了朱墨套印术,分色分版的彩色套印法,其版有多至几十块者,各色可分出深浅浓淡。到清顺治元年,又兼用拱花凸印、无色凸印。至此,中国的印刷术已臻高峰。
  雕版印行的书有各种版本,古时的藏书人,最看重版本。
  据史料记载:研究版本的人,能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鉴定出刻书地域和刻书年月,甚至能辨明何人原刻,何人翻刻,何为旧抄,何是新抄,以此来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籍,例如:《史记》有宋、元、明、清各种刊本,嗜书的人,总称宋元本最佳。专门从事这类研究的人,是谓“版本学家”或“版本鉴赏家”,如黄丕烈、鲍廷博等人;也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大昕、戴震等人;又有得一书必辨识版片文字,注明其中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文■、翁方纲等人;还有一种搜采异本,集纳百家,“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笔”,是谓“收藏家”,如范氏的天一阁、吴氏的瓶花斋、徐氏的传世楼等。
  藏书人购置心爱之书后,总习惯摩挲观赏一番。宋元版本,名家批校,孤本秘籍,毛抄黄跋,都被当做珍品加以收藏。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都令藏书人见之心暖,读之色舞。兴悦之余,选取精制的一方石印,拿出上好的印泥,在书的某处铃上一方“某氏藏书”的朱红印记。然后注明日期,登记入册。藏书人日集月累,花费心血,渐渐便积蓄了可观的书籍。
  古代的书可曰香,那时用的纸墨古雅纯良,纸是澄心堂纸,纸白如玉。
  墨是松烟制墨,墨凝如漆,墨润如脂。藏书人在购书后,将书置于密不透风的木箱里或书柜中,再将书斋门窗紧闭,日久天长,纸上松烟润墨,自然生出淡香。读书人推门入室,书香飘逸,桂馥兰熏,沁人脾胃。
  当代的新版书基本上是铅字印刷,纸墨与古时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引入西方科技,采用电脑照排,滚筒印刷,书印出之后,与香无缘。
  书香何在?
  书香是有的:当您细心地读它,精心、静心地品它,真心、诚心、痴心地爱它,它便会无声地,悠悠然地飘进您的心田,潜入您的思想,浸润您的灵魂。那古雅清淳之气,会洗去您的劳累;那散淡飘逸之风,能驱散您的苦闷。读书能给您快乐,令您开朗,使您生活的更纯美,让您眼前春光无限。
  书香永在……
  《书话文丛》是在钟敬文教授、张岱年教授共同倡议下,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中得以出版。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冯亦代先生、严文井先生、陈原先生欣然同意担任丛书顾问;牛汉、碧野、汪曾祺、林斤澜、李国文、邵燕祥、舒乙、任洪渊、谢大光、张抗抗等诸多文坛名家,亲选文章寄来,并共担丛书编委;张岱年先生、冯亦代先生、舒乙先生亲自为丛书作序,韩静霆为丛书设计插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李晓霖女士在丛书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中国作协作家权保会的张树英女士、吕洁女士,为丛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在此,我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7年3月31日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