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文丛·古书一叶》 上 钟敬文等 主编

  书话文丛·古书一叶
  钟敬文等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10

  ●序

  舒乙
  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书,动物只有物质的食物,而人有精神的食物。
  “食色性也”,只说对了一半,说的是人和动物共通的那一半;不同的那一半,也是最重要的差异,便是人有精神的需求,人要书。
  人要写书、编书、买书、藏书、念书,而动物绝无此种嗜好,不管多聪明的动物都不成。
  人当中也有文盲,也有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书的,但是,他们听过书,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书中的故事,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受了书的影响的。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载体。
  都只因书是人类智慧的化身。
  书便是人类的智慧。
  北京的最西南角,有一座古寺,叫云居寺,那里藏着一部世界上最大的书,是一部石头书!
  这部石头书的每一页有一米多长、半米多宽、三寸来厚,足有二百多公斤重,两面都刻满了字,每个字有网球直径那么大。云居寺里共有一万多块这样的大石头“页码”,整整齐齐的,规规矩矩的,浩浩荡荡的,真是令人惊叹万分。
  干吗要刻这么一部大石头书?
  就是出于爱。
  和尚们,一千多年来,怕毁书,怕烧书,一句话,怕书传不下来,干脆,做一部石头的,让它永世长存,让它不朽。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传达了人类对书的深厚的大爱。人可以死,书不能断代,书必须传下去。
  这真是一个极致的、典型的、绝好的故
  事,最精确地最夸张地最使劲地描绘了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了对书的爱,于是,人们不断地在谈书,写了各式各样的体会。
  有一个聪明人,叫邓九平,想起来,何不把现当代中国文人写的关于书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一本装不下,编辑成一套,叫做“书的书”。
  他找到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在他们的指导下编成了一套丛书,这便是《书话文丛》。一共六本,涉及二百多位作家,近八百篇文章。
  应该说,这是一个好选题,也是一个大工作,很专门,很专业,也很有眼力。
  撇开这套丛书的知识性、趣味性不说,单说它传递的那种人类对书的感情,便足以使读者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对书的尊敬,对书的不能割舍,对书的一往情深,一句话,对书的痴迷,便构成了这套丛书的永恒的价值。
  对书的爱,产生了那部永垂不朽的大石头书;对书的爱,同样孕育了这套新的“书的书”。我在它们之间,看见了共性,看见了相同,于是,我便肃然起敬了。
  1977年3月25日

  ●序

  冯亦代
  中国有诗话、词话、曲话,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并为公众所认可,这是老友姜德明在为《现代书话丛书》总序中所说的话。我喜欢读这些书话,经常在作者娓娓道来的文笔中,摸索到一些未读过之书的信息,即使已读过的书,也可以从书话作者的文章中,对照我的意见,更可发
  现我读该书文本时偶有的粗心或未见及原作者的题旨。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觉,认为书话是我的老师,不读书话,我很可能把一些引人入胜的见地失之交臂。
  姜德明在总序里,曾把书话界定为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木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同意他前面所说书话的界定,但对他说的“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和“亦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两点,则认为把书话只限于以汉语出版的书籍,似乎范围限得太死、太仄,则期期以为不可。国为我们现在读的书,汉语古书只是一部分,其他还有以汉语翻译国内各民族及世界各国的书,这些书不但有写书话的可能,而且鄙意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大潮下,写外国书的书话还有其必要。
  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现代知识,我们比之于国际上现代化的国家,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差距,有些项目甚至还要落后到半个世纪之多;虽然我们也有比较先进的东西,但大体说来,我们还是落后的。所以在国家现代化方面,我们不但要迎头赶上,而且还要超过他们,如果安于落后,便须挨打,这是无可逃避的命运。因此更多地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就十分必要。
  但是我们还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付不起那么多的外汇去买他们书籍的版权,这就不可能通过翻译来获得他们的知识。再说现在书籍的出版如此众多,我们也不可能本本都来翻译。如果我们国内懂外文并有专业训练的人,能够将他们读到的书,择其适合我们需要的写成书话,那就可普及这些知识,然后再谈翻译成汉语是否必要,那我们就可事半功倍了。
  我是个英美文学的爱好者,起初只在《读书》杂志上写些海外的文坛消息,得到读者的欢迎。有次茅盾先生和我谈起介绍文坛消息固然可以知道海外的新闻,如果我们能写得再详细一些,介绍原作作者的经历及背景材料,对于我们掌握海外的文学情况,便可更进一步了。于是我便在一则出版消息里,写新书的内容,写作者的经历,写国外读书界对这位作者及这本作品的意向和对他的评●价。如果我能读到原书,我就写上我的读后感,否则就依赖书评刊物的意见。十多年来我已汇集出版了好几本书,并为读者所欢迎,特别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垂青,他们不但获得了消息,知道海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有时还可得到启发,开豁视野。
  因此,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可以不必予以界定,写书话的作者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便是达到了目的。
  这部《书话文丛》的编者收集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做得比较周全,堪称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型书话的第一次的选集,相信读者们会从中得到读书的乐趣,如果从此晋入“书痴”、“书虫”的行列,那就成为额外的喜悦了。
  1997年3月27日于七重天

  ●序

  张岱年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30 年代,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
  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 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
  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木。又买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50 年代初,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装帧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工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是文化魂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 年代至50 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卖外文新书。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买过一些英文哲学书,十分方便。
  后来这个法文书店因故被封闭了。50 年代后期,很难买到外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 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那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建筑面积七十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三十多平方米,比较窄小。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七十五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三家,每家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房屋太大,命令我从五十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四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
  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1978 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浏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诒让、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熹、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
  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四十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 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三十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下几种书,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买更多的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书话文丛》,愿这套丛书能在读书人的心里洒下一片春雨,是为序。
  1997年3月

  ◇古书一叶◇

  ●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它,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

  蔡元培
  (1868~1940)
  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学者。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参加和推进了“五四”启蒙运动,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影响甚大。著有《石头记索隐》、《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中国伦理学史》等。

  我的读书经验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为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词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词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做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动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它,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虽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自然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
  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到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
  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伪《古文尚书》采集极博,他的出处有一大半给人找出来了,还有小半找不出,那些被采集而亡佚的书反赖伪《古文尚书》以传世。

  梁启超
  (1873~1929)
  思想家。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著有《饮冰室合集》148 卷等。

  伪书的分别评价

  伪书非辨别不可,那是当然的;但辨别以后,并不一定要把伪书烧完。固然也有些伪书可以烧的,如唐、宋以后的人所伪造的古书;但自唐以前或自汉以前的伪书却很可宝贵,又当别论。其故因为书断不能凭空造出,必须参考无数书籍,假中常有真宝贝,我们可把他当做类书看待。
  战国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秦始皇焚书以
  前的资料,汉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董卓焚书以前的资料,晋人伪造的书一定保存了八王之乱以前的资料,因为那些造伪的人生在焚书之前,比后人看的书多些。例如伪《古文尚书》采集极博,他的出处有一大半给人找出来了,还有小半找不出,那些被采集而亡佚的书反赖伪《古文尚书》以传世。又如《列子》是伪书,里面的《杨朱》篇也有人怀疑。但张湛伪造《列子》时,谁敢担保当时没有他书记载杨朱学说?谁敢担保张湛不会剽窃那书以做《杨朱》篇同剽窃《穆天子传》以做《周穆王》篇一样?现在杨朱学说除了《列子》那篇以外更没有什么可考,那篇当然在可宝贵之列。像这类的伪书,可以当做类书用,其功用全在存古书。这是一种。
  伪书第二种功用是保存古代的神话。
  拿神话当做历史看,固然不可;但神话可以表现古代民众的心理,我们决不可看轻。而且有许多古代文化,别无可考,我们从神话研究,可以得着许多暗示,因而增加了解。所以今日学者有专门研究古民族的神话的。伪书中如谶纬一类,保存古神话不少,我们拿来当小说读,也许可以知道些古代的文化和古民族的心理。
  伪书第三种功用是保存古代的制度。
  如《周礼》一书,虽然决不是周公所作,是伪托的书,而那种精密的政制,伟大的计划,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梦想不到的,可知必曾参考战国时多数的政制,取长去短而后成书,而战国政制赖以保存的一定不少。伪造的人虽不知名,但必是战国末至汉初的人。那个人的理想安排到书里的自然很多,那种理想的政制,总不免受有时代的影响。我们既佩服那种理想,又可以跟着探知当时的政制。我们拿《周礼》当做周公时代的政制看,自然错了,《周礼》也就毫无用处;若跟着《周礼》去研究战国至汉初的政制,那末,《周礼》再可宝贵没有了。这类保存古代制度的伪书很多,只看我们善用不善用。
  还有一种保存古代思想的功用也是伪书所有的。例如《列子》,我们若拿来当做列御寇的思想看,那便错了,若拿来当做张湛的思想看,再好没有了;若拿来和《老子》、《庄子》放在一起,那又错了,若拿来和王弼《老子注》、何晏《论语注》放在一起,却又很有价值了。又如《起信论》、《楞严经》,我们根据来研究印度的佛教思想,固然不可;若根据来研究中国化的佛教的一种思想,却又是极重要的资料了。像这类,造伪的人虽然假托别时别人,我们却不和他这样说,单要给他脱下假面具,还他的真面目,一面指出他伪造的证据,宣布他的罪状,一面还他那些卖出的家私,给他一个确定的批评。这么一来,许多伪书都有用处了,造伪的人隐晦的思想也宣显了。
  由上面四点看,伪书有许多分明是伪而仍是极端有价值的,我们自然要和没有价值的分别看。但当伪书的真伪和年代未曾确实证明之先,评定价值是不容易的。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王国维
  (1877~1927)
  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秀才。1898 年在上海入农学社学习西学。1925 年入清华研究院任教授。
  1927 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著有《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

  人间词话①(二十则)
  一
  《诗·兼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
  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惟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三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四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
  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妙绝人。”差近之耳。
  五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六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七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八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
  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九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
  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十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
  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
  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十一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
  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那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十二
  介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
  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
  十三
  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十四
  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零乱碧。”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
  十五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先生著《社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干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如《南史·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k 得声。《洛阳伽蓝记》之“狞奴慢骂”,狞、奴二字,皆从n 得声。
  慢、骂二字,皆从m 得声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之“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
  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u.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iang 也。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
  十六
  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
  十七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
  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十八
  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阙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十九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二十
  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鲁迅
  (1881~1936)
  文学家、思想家,幼名周樟寿,1898年改名树人,鲁迅是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1902年4 月赴日本留学,1909 年8 月回国。1918年5 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杂文集《坟》等。现有《鲁迅全集》多种版本流行于世。

  读书与革命

  现在我因为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可是许多好的话,以前几位先生已经讲完了,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讲了。
  我想中山大学,并不是今天开学的日子才起始的,三十年前已经有了。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为要贯彻他的精神,在大学里,就得如那标语听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
  本来,青年原应该都是革命的。因为在科学上已经证明:人类是进步的。以前有猿人,或者在五十万年以前吧——是地质学上的事,我不大清楚,好在我们有地质学专家在这里,问一问便知道,——后来才有了原人。虽然慢得很,但可见人本来是进化的前进的。前进即革命,故青年人原来尤应该是革命的。但后来变做不革命了,这是反乎本性的堕落,倘用了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受了魔鬼的诱惑!因此,要回夏他的本性,便又另要教育、训练、学习的工作去了。
  中山大学不但要把不革命******的脾气去掉,还要想法子,引导人回复本性,向前进行到革命的地方。
  说革命是要有经验的,所以要读书。
  但这可很难说了。念书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20 世纪的新见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因为所念的多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念古书的特别多。
  中山大学在广东革命政府之下,广东是革命青年最好的修养的地方,这不用多说了。至于中山大学同人应共同负的使命,我想,是在中山大学的名目之下,本着同一的目标,引导许多青年往前进,格外努力。
  然而有一层又很困难。这实在是中国青年最吃力的地方了,就是一方要学习,一方又要革命。
  有许多早应该做的,古人没有动手做便放下了,于是都压在后人的肩膀上,后人要负担几千年积下来的责任。这重大的事,一时做不成,或者要分几代来做。
  因此,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的确是很吃苦、很吃力的了。但,在现在社会状况之下,又不能不这样。
  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
  切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我们看,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应该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
  1927年3月1日

  读书杂谈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
  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
  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地说,这是容易分别的。
  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
  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首在那边都已经被看做******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坛,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Shaw)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 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于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十四年的“读经”①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14 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
  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盂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夏到像清(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大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
  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入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
  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聘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
  曰:“学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
  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
  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Metschnikov)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起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1925年)11月18日

  古书与白话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
  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秃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而且,到了2925 年,“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地有了生气了”。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吸鸦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鸦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鸦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鸦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1926年)1月25日

  书籍和财色①

  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
  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读几本书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介绍的金言。不过更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 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
  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莎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哪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1934年)5月14日

  看书琐记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8 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
  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
  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
  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1934年)8月6日

  随便翻翻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
  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地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
  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
  “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腐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
  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的青年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
  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8 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做《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1934年)11月2日

  读书忌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
  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
  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
  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象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1934年)11月25日

  书的还魂和赶造

  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但这第二种好处,是也靠着部头大,价钱贵,人们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点的。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然而时代改变,新花样也要跟着出来了。
  推测起新花样来:其一,是预先设定一种丛书的大名,罗列目录,大如宇宙,微至苍蝇身上的细菌,无所不包,这才分头觅人,托他译作,限定时日,必须完工,虽然译作者未必定是专家,但总之有许多手同时在稿纸上写字,于是不必穷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旧译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虽曾流行,而现在却已经过了时候,于是聚在一起,略加类别,开成一串五花八门的目录,而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
  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
  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现在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拼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预约,使他们逐渐地缴进去。
  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
  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
  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
  (1935年)2月15日

  买《小学大全》记①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
  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
  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不过他预先科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
  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
  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
  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
  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
  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
  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
  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6 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豗,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渝旨》……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
  (1934年7月10日)

  选本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暂陶潜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肯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
  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情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痛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
  而《古文观止》也一同渐渐地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
  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1934年)11月24日记

  《四库全书》珍本

  现在除兵争、政争等类之外,还有一种倘非闲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但是,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这理由很分明,就因为要赶快。四省不见,九岛出脱,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况且“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御医”、“贡缎”,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国,拿破仑的藏书在拍卖场上还是比平民的藏书值钱;欧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学者”,讲中国就会引用《钦定图书集成》,这是中国的考据家所不肯玩的玩艺。但是,也可见印了“钦定”过的“珍本”,在外国,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
  好。因为这可以做摆饰,而“善本”却不过能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决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必将供在客厅上也亦可知。这类的买主,会买一个商周的古鼎,摆起来;不得已时,也许买一个假古鼎,摆起来;但他决不肯买一个沙锅或铁镬,摆在紫檀桌子上。因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并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实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然而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因为“将来”的事,和现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1933年)8月24日

  ●研究版本,与研究其他的学术相同,非有工具不可。工具者何?就是书目与书影。最完备的书目,当然是《四库全书总目》。

  周越然
  (1885~?)
  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任职,担任过英文科长,因编辑《英语模范读本》、《英文造句法》等工具书而闻名。抗战胜利后去世。

  余之购书经验

  【引言】本篇言余之购书经验,其间有得意者,亦有受气者,有先扮瘟生而后得实益者,亦有明知被骗而隐不告人者。
  简言之,二十年来,时时购书,日日购书,所得经验固多,但奇离古怪者层出不穷。
  余之老练,余之谨慎,终不能敌书贾之刁顽,终不能防书贾之虚伪也。
  “书贾”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本篇通用“书贾”,以括全体,无尊之之意,亦无恨之之心。篇中有骗书,骗钱,打骂顾客,旧书“典当”等等故事,想阅众皆未之前闻也。
  余初购古书,尚在民初小花园古书流通处时代。精写本或明末刊本,每册之价不过一元;铅字本或洋装本,因不入时,又非古书,全不上场。是时来青阁与博古斋似已成立,皆在福州路。但向之购书者,为数寥寥无几,因民初学者,注重新书,厌见古籍,情愿以《皇清经解》正续两编,换取《平民政治》上下二册也。后来流通处取消,中国书店成立,购古书者,日见增加。再后来新文运主张改用白话文,而求获古籍以作研究者愈多。至民国20 年左右,明初小字本,清初精刻本,价较十年前约大十倍,且稀见如凤毛麟角。余“起劲”(湖州土语)购求古书,在民国10年左右。当流通处极盛之时,余年岁尚轻,资格尚浅,不敢“抛头露面”,只一躲躲避避之“起码”顾客而已。但亦有所得,如缪荃孙之手稿《云自在堪随笔》是也。
  今已失之矣,甚为可惜。民十以后,余所得古书,不专在本埠,外埠如杭州、苏州、北平之书铺,亦与余常通消息,常作交易。
  兹先言第一次购《金瓶梅》之受欺。
  余开始购书,与他人完全相同,即常常站立于铺面之前,向架上呆看是也。此之谓“掏”书。“掏”者,搜取也,如掏铜器铁器,掏自来水龙头。余当时所急欲掏得者,《金瓶梅》也,而终不发现。一日,某铺之柜员,面团团而有微微之笑容,全无逐客之怒气,余亦因醉而勇,放胆问曰:“你们有《金瓶梅》么?”彼曰,“有,有,好的有。”余曰,“请你给我一看好么?”彼曰,“哪里话!这种书可在大庭广众中拿出来么?倘然你先生真的要买,不怕价贵,你给我地址,我明天送到。先生,你贵姓?”余曰,“我姓周,住在闸北……。我写给你罢。”
  次日一早果然送到白纸印者全部,索价一百六十元。余心喜之至,立付现款购之。不知此实最劣之湖南木活字本(版心题“第一奇书”,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无图),当时市价至多不过六十元。
  两个月后,此人又送来清初张竹坡评本(版心亦题“第一奇书”,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有图),并云,“先生,你从前购的,纸张虽好,讹字很多,不及这一部好。你看这个图(指含春意者言),好不好?这部是最古的,恐怕是孤本呀!买书要买这种有骨子的。最好的没有了。”
  余问曰,“什么价钱?”彼曰“不还价,六百元。缺一个铜板不卖,卖了是你的孙子。”余曰,“三百元我要买的。”彼曰,“先生是忠厚人,又很爽快,四百五十元罢。”
  其实,民十左右“第一奇书”之初印本附精图者,市价至多二百五十元。余后来购得明刊大型本,版心题《金瓶梅》者(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有眉批旁评,字旁加圈点,图一百叶),亦止三百元。民二十四五年间,沪上有人翻印《金瓶梅词话》,每部售价十二元,木刻《金瓶梅》或《第一奇书》遂大大跌价。明刊本及清初原刻初印本虽不易得,但同光间复刻本之无图者或附恶劣之图者,只值十六元或二十元。袖珍本(十一行,二十五字)有以八元出售者,可谓廉矣。近来此书之价又大涨,本年(31 年)9 月20 日新闻报有下面之惊人广告:
  全图金瓶梅词话
  影印北京圕珍本连史精订念厚册外图
  百幅均无删缺装两锦匣珍藏送礼极佳廉让
  五千元点石斋大字康熙字典一部售五百元
  均函本报信箱×××号
  余述购书经验而先言《金瓶梅》者,非有意提倡之也,实因此书偷偷而卖,默默而买,获得善本者非经过多次“上当”不可。上当,即经验。有购《金瓶梅》之经验且得到善本者,其求取正经正史决无困难。
  余所得之书,不全为《金瓶梅》,不如某报所称“专收淫词书籍”也。且余所得购书经验,有极重要而适合一般收买古书者之采用者,兹以十余字包括之曰“一遇好书,立时买定,不可一看再看,迟疑不决”。不善购书者,往往乱翻书叶,研究版本,既欲读其文字,又欲考其藏章。
  如有友人伴往,则又彼此作默默语,商讨优劣。书贾见此情形,虽明知书不尊贵,亦必索价高昂,因汝已表示欲购之意或羡慕之心也。研究版本,研究藏印,研究题识,研究文章,均应于家居闲暇之时为之。
  购书之时,只可察其大体,决不可详加讨论。张君欲购《古诗源》,余伴之同往。
  书贾出示者,清代普通刊本也,惟内有朱笔校字,且有藏印题跋。张君见之,以为世间孤本,不独细审藏印,细阅批校,且高声朗诵原书,而又以最不宜出之口者向我盘诘,结果:书贾索价一百二十元,而张君一口还六十元。余再三作暗示——打临时无线电——已不及阻止之矣。此书真值,十三四元而已。
  购书老练者,对于索价过狂之书贾,取下列方法之一。
  (一)让逊法,——用此法者,可向书贾云,“书是好的,价是贵的,可惜我没有能力,否则一定要买。”
  (二)讥刺法。——用此法者云,“那你吃亏了,价钱太便宜。我从前买的那一部,还不及这本好,尚不止此数呀。”
  (三)直拒法。——此法最妥,用之者可云,“对不起,请你收藏了罢”——言时应将册数粗粗一点。——“我没有意思买这种书”。
  一般人以为在上海收书,不如往内地收书,向书铺买书,不如向私家买书,因上海书铺之书,大半获自内地,而私家之书,无门面上之开销,且人多“外行”,其出让时,必较店铺为廉也。其实何尝如此?内地书铺之书,情愿廉价售与上海之同行,不愿售与上海之游客。再私家之书,非先经过书贾多次之估价,决不肯轻以示人,或豪然爽然以公平之价,让与个人也。
  余向内地购得之书,常较上海所买者为贵。老同文石印《二十四史》,数年前上海市价不过三百五十元,而余在杭州得者,反为四百元,另加邮费运费。向私家购书,余曾上当三次,兹将其细情,一一述之,如下:(甲)余第一次上当,在民国15 年。
  宗叔×斋公,弃世已二十年,其子×生兄卒于是年。其时有至友许君来函称,“某姨太想要回扬州,拟将家中书画书籍,全数出让,估价在二百元左右。其中似有上品,倘兄因同姓关系而欲收留,弟可去一说。价钱或略加些,未知可否”。余当日即复曰,“某斋公与先父极亲热,某生兄与弟亦曾经会面多次,彼家既无恒产,又无后人,其书画书籍,弟愿收留,并愿照他人估价,加倍送去”。两日后,许君亲来告余云,“某姨太说,她家中的古玩(?)都是老太爷的笔墨,无论怎样穷,即使饿死,也不会放手的”——不卖!一月之后,书贾某姓,手携一大篮,肩掮一大包,来余家求售,启而视之,即宗叔家之旧物也。
  余不说明,亦不露惊奇之色,惟全数购之——连包袱提篮在内,共付五十六元。
  (乙)第二次上当,在民国17 年——又是一位异性。某太太,孀妇(?)也,由友人之介绍来余处称彼家有古书待售,邀余往观并代为估一“毛”价。倘余有意,愿以“半送半卖”之价归我云云。余允而未往者,几乎三月。后来催迫愈甚,只得一行。进门后,某太太即出来招待,进茶进烟,进糖果,进点心,热闹之至,惟不出示书本。天未晚已喊酒喊菜请食晚餐。
  余待无可待,不得已而发问曰,“某太太,府上的藏书,今天可以看么”?彼曰,“书?
  慢慢再谈。总可看得见的——不要性急!
  请先饮酒。我们来照杯——干杯”。余酒量尚大,干几杯酒,决不酩酊,亦不昏迷。
  且余在酒后可以保持常态,决不因买旧书而改买新人也。余于晚餐将毕未毕之际,恭然起立,告某太太曰,“辰光不早,我要回家了。那边桌上的一本书——《花名宝卷》——我想问你买了,”即掷六十元,深深鞠躬而出。——远远似有人咒诅(swine)。
  (丙)第三次上当,在民国20 年之秋,地点在麦根路,物主不为阴性而为阳性,介绍者亡友刘志新也。刘君谓“某里某号某姓有古书十二箱要卖。你可以去看,也可以选购或全购。不过物主虽穷,极要面子。外面不论什么人,不知道他肯把古书出售。我陪你去看的时候,也要客客气气,像做客人一般。我们不说买书,让他自己给我们看。你中意的书,暗暗指给我看。过一两天,我帮你拿来,再讲价钱好了”。不料余与主人会谈许久,正在开箱之时,来青阁主人杨寿棋君突然鼓门而入,见余即曰,“周先生,你比我来得早。他们横催竖催要我来,我呒没空。他们的书怎样?你都看过了么?周先生,你先来,照理我不应当加入了。不,不,倘然成功,我同你合做罢。或者完全归我,你来拣选几种也好——我照进价……”余暗窥主人,又向杨君一笑曰,“今天当然是你的交易。我和主人是朋友,常常到此地来玩的,我今天并不来买书呀。”
  欲购书者,总宜求之书铺,不宜求之私家——此上文之意也。但书铺之书,皆得之私家,且书铺有种种开销,何以反较私家为廉耶?曰,有许多原因。书铺之同行,声气相通,一家估定之价,他家不敢增加。故物主邀请各家作比较时,其“货”无不愈看愈不值钱,最后总为第一家所得也。且书贾讲话老到,似乎合情合理。“硬要面子活受罪”之急于待款者——如有烟瘾者或患舞病者——虽明知其言不实,亦无法与之争价。此外书贾另有骗书之术,兹述一趣事如下:
  十五年前,苏州某姓出售家藏古书十余箱,约二千册。书贾允给二千四百元,先付定洋三百元,半月以内提货交款。临出门时向主人曰,“可否让我随便带一二部去做做样子?”主人曰,“好,好,拿几本去是不成问题的。”书贾随手取外形破旧者二部(六册)而去——而永不复返。
  主人怪之,特来申追问,而付定洋者全不承认者事。后来始知彼所取为样本者,实诸书之冠,一明复宋本,一元刻元印,价在二千元以上。剩下者皆普通本,价在一千元左右。
  上述者,有所为之欺诈也。书贾有时作无所为之虚言:余得明刻残本《素娥篇》之次日,某书贾来余家曰,“昨天你买的那本图是残的呀!价太大了,真敲竹杠。
  我已经访得全本,今天派人到通州去拿了,只要五十元。到了你要么?”余曰,“要的,除残本奉送外,另付三百元。”
  书贾曰,“残本让我先拿去退还他们(原售人)罢。”余曰,“好的,不过现在不在家中,你过三天来拿好了。”从此日至今,已经十易寒暑,残本犹在余家,而全本尚未运到也。
  除欺诈外,“下作”书贾尤易骂人。
  昔年海上有某某旧书铺,索价较他家为大。倘主顾还价不称,或稍作轻视语或讥刺语,则店员群起与之争辩。倘主顾尚不识相而不默然而退,则店员肆口谩骂,或竟推之出门,作欲打之势。此铺亦常常骗书;凡以大部书上门求售者,店员围而观之——甲取一册,乙取两册,丙先取一册而又换取他册——乘机匿藏一二册,……
  是时,店主假作整理全书之状,又为之计数而面现惊惶之色曰,“呀,这书不全,缺两本,可惜,可惜!你快快回家去找。……倘然价钱不大,残本我们也要买的。……全的百余元,残的七十元,相差也不多。”
  书贾尚有一种恶习,即向老主顾借钱是也。余有因借钱而反受人骂者。某书贾年老而贫,一日来余家告我云,“我要到通州去收书,没有本钱,想问你先生通用二百元。收到的书,先给你看。”余曰,“我今天钱不多,你拿一百廿元去罢。借票要写的,利钱不要。”此“公”一去之后,非独书不见面,连人亦不见面。后来再三查问,始知在邑庙摆摊。余向之要钱,曰“请待几天”。向之要书,曰“现在没得”。如是者三四年。余以为借钱与人,理应索取,自己无力,只得托人,遂将借据交某律师请其代办。不料本年6 月27日有自署“废名”者,在《力报》上明讥暗骂,谓我“心腹真狠,”……余多时不读《力报》,不知此事,幸日前有中南友人厉君亲来告我也。闻沪上昔年有某“老先生”者,常常借款与书贾,而即以书籍为抵押,如粗书每本作价若干,细书每本作价若干,总结之数,即为借款之额,利息按月三分,三月不赎,全数收没,行之数年,极为顺利。可知典当式之借贷,实较信用借款为佳。以后与书贾通有无者,不妨采取此法,免得受废名之责。
  吾国之人,往往轻视书贾。其实,书贾者上等人也,因与之交接者皆上等人,皆“读书种子”也,全无可贱之质。余因购书而所得经验不少,倘天假我年,待我学尽欺诈法,打骂术之后,或者亦欲“下海”贩书,而成一“灰老虎”。“灰”,黑白两色合成之。人称贩碑贴者曰“黑老虎”,以其所售之货全黑也。书之字黑,而其纸白,合成灰色,故贩书者应以“灰老虎”为号。
  (民国)31年10月14日

  我与商务

  我最初看见商务印书,最初步入它的发行所,在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历1907年)的(阴历)七月。那时吴兴闹学;我失去“馆地”(教员职),一时找不到新的,故而来申求学,作进一步的研究。我意欲投考南洋(即后来的交大);因为我的算学太差,恐怕不及格,所以改考复旦。
  有一天考罢归来,家兄问我道:“你要不要到商务去看看?”我答道:“好,好,我想去买几本新书。”
  我们兄弟两人,寄居在后马路的湖州旅馆,叫做谦泰栈的。我们向南走,经过昼锦里——不多几步,即抵达目的地。我一进门,马上就看见一件奇物——高高悬于天花板之下,拍拍拍的旋转不已,粗粗看它,似分二片,仔细再看,似为四片,我已经读过物理学,知道它是借电力推行的,不过我不知道它的名称,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自己想道:“我不管了;姑且让我冒险地站在它下面试一试罢。”我觉得“清风徐来”,额上的汗马上就消灭了。……我料想诸君已经猜到那件“奇物”
  的名称了罢——电扇(电风扇)。后来全市通行,全国通行,当时吴兴没有,上海也少,所以我见了不认识。商务采用机械总较他人为先;我再举一例:自动电话。
  商务闸北全厂装置自动电话,远在旧英法两租界“第一区”装置自动电话之前。
  我讲了半天商务的电扇,还没有提到它当时的地点。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向南走,经过昼锦里——不多几步,即抵达目的地”。那个地点,就是福州路,山西路转角,也就是现在华美药房所在之处,也就是最初聚丰园所在之处。那个地点,是商务的临时发行所;它正式的发行所,就是河南路现在的发行所,当时正在建筑中。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历1896 年)。在我没有见它本身之前,它的出品早已到了我们的吴兴了——什么国文教科书呀,什么地理历史呀,什么物理化学呀,什么《吟边燕语》呀,什么《英华字典》呀,什么华美初阶、进阶呀。我最爱好的,我视为最有实用的,是那本《英华字典》。其次则为初阶和进阶。
  我在教会学校念了好多年英语,后来又在本城及乡镇中教初级英语,总觉得西洋原本,不宜作初学外国语者的课本,又觉得初学外国语者,非自己有一册可靠的字典,随时翻查不可。当时商务出版的《英华字典》和初阶进阶,虽不得称为尽美,译文甚为明白,有功于初学者非浅。我很佩服商务,曾经暗暗发一誓道“他日倘我所学有成,定当为商务服务,定当为它编一部完备的字典或外国语教本。”我于民国4 年1 月进商务,为它编了三十多册书。
  我真的达到了我的目的。
  商务在福州路聚丰园址的时代,即我初次亲见它的时候,依比较言,已经发达了。它最初在江西路某弄中,专为他人印件,资本不过四五千元。那个四马路时代的资本,究竟多少我不知道;大概总在二十万元以上。到了民国2 年(公历1913年),始由二十万变成五十万。后来又增资多次,至五百万元。当时(约民国14年)白米之价,每石至多十元。五百万元可以购买白米五十万石。倘依现在黑市米价计算——每石二千四百元——那末五百万元等于十二万万元!真的不小了!商务股票,每股百元。现在的市价是五千元以上;其实还太小,应该为二万四千元。
  商务的发起人,共有三位。一位是夏先生,两位是鲍先生。夏先生名瑞芳,我曾经见过。我会见他的那一天,就是他遇难之日。那一天我到闸北宝山路编译所去拜访邝耀西(富灼)博士。邝博士和我谈话之际,却巧夏先生从里面跑出来。他与邝博士打招呼,邝博士就用英语为我们作介绍。大约一小时后,我雇了车又到河南路发行所来购书。那时大门口有许多闲人,又有几个中西巡捕(警察),我大胆地跑进大门,耳中听得:“夏先生中了枪,中了枪了。”后来我晓得他当胸中了一枪,死了。(民国3 年1 月10 日,时年四十三岁。)
  夏先生任商务总经理,共计十七年。
  他为人宽宏大量,商务同人个个都赞成他。年幼的时候,他肄业于清心堂,后又入同仁医院学医。十八岁后,始入《文汇报》馆习排字。学成,入《字林西报》馆,美华书馆为排字领袖。光绪二十二年,他与两位鲍先生,自营印刷业,创设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我国倡言维新,学子竞译日本书,以期启发国人。夏先生亲赴日本,有所得,即仿效;又必请通人抉择,再四订正而后印行。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之变平定后,我国复行新政。
  夏先生以为教育最重小学,特设编译所,编订教科书,延海盐张菊生(元济)先生为所长。自此之后,直至“八·一三”止,商馆共出辞典、教科书、参考书、杂志、小说等等,约计二万种左右。
  夏先生除了办商务外,还注意社会公益。他在本城(青浦)创设小学,又为清心建造校舍,又资助孤儿院。他的事迹,决非我在本篇中所能尽述;他日有暇,我当写一本数万字的小册子。
  其他两位发起人,一位是大鲍先生,名咸恩,一位是二鲍先生名咸昌。大鲍先生咸恩,我似乎没有见过。二鲍先生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近。我们几几乎每天见面。
  他很优待我。他知道我编的书容易销,所以十分瞧得起我。现在商务的总经理,鲍庆林先生,就是他的“大郎”(日本语,作“长子”解)。大鲍二鲍两先生,都当过总经理。商务旧时的总经理,还有印有模、高凤池、王显华等先生。
  在过去最盛之时,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工作部分有三:(一)编译所,(二)印刷所,(三)发行所。它们的上面,有董事会和总务处。除了上海的印刷所外,北京、香港还有印刷厂。除了上海的发行所外,各省还有支店。上海的发行所在河南路,印刷所和编译所则在闸北宝山路。闸北的印刷编译两所,及附属性的俱乐部、图书馆,都毁于“一·二八”事变中。河南路的发行所依旧存在。董会、总处、三所、分厂、支店等的组织及管理,都有很详明的章则。商馆于民国24 年4 月曾经辑印一本册子,叫做《商务印书馆规则汇编》(非卖品,共198 页)。那本册子,除总管理处组织系统表及主管人员录外,共载章则七十余种。另外还有一种册子,叫做《商务印书馆同人服务待遇规则汇编》(非卖品,共159 页),辑印于23 年5 月,共载章则三十余种。倘然我们把这两本册子,细细地阅读,那末商务组织的健全,管理的周密,及发展的原因,都可一一推想而得。我从民国4 年进商务服务,到现在几几乎三十年了。我说“几几乎”,因为我曾经离去过数年。我虽然在商务服务很久,但是对于印刷发行的情形,不甚明白。我所知道的,大概皆在编译所方面。
  我现在把编译所的组织在下面约略提一提:
  编译所的主管者,称做所长。我进编译所的时候,还是张老先生当所长,后来的所长是高先生、王先生。编译所分工办事,有下面各部:(一)国文部,(二)哲学教育部,(三)数学部,(四)生物学部,(五)百科全书部,(六)华英字典部,(七)出版部,(八)英文部,(九)史地部,(十)理化部,(十一)辞源部,(十二)(十三)杂志部,(十四)事务部等等。编译所的定期刊物有(一)《东方杂志》,(二)《教育杂志》,(三)《妇女杂志》,(四)《小说月报》,(五)《小说世界》,(六)《儿童世界》,(七)《英文杂志》,(八)《英语周刊》,(九)科学,及其他。常川在所工作的编译员,约三百人。馆外编辑,尚不在内。
  编译所自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起,至民国19 年11 月止,——前后二十八年一共计进用编译员一千三百六十二人。其中有日本人四人:(一)长尾槙太郎,号雨山,(二)中岛端,号复堂,(三)大田政德,号毋山,(四)加藤驹驹,号鲭溪。
  当此二十八年中,商编进用东西留学归国者七十五人;内法国毕业者二人,英国毕业者三人,美国毕业者十八人,日本毕业者四十九人,国名不详者三人。现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李圣五先生(英国毕业)也是工作人员之一。他当过《东方杂志》的主编,也又当过编审部的部长。民十左右,薪水最大者,母月银三百两(邝富灼);最小者,每月四元(胡愈之),民十后商务曾经“玩”过电影。当时出的影片倒也不少,倒也到处通行。梅兰芳最早的古装片了,恐怕还是在商务拍的。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已经忘记了。
  1944年3月1日

  版本

  有人问,“版本是学问么?值得研究么?”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下:版本确是学问;不论新旧学者,都应研究。让我把理由说出来。
  研究版本,就是审视刻得好,印得好的书籍,譬如《史记》一书,有宋刊本,有元刊本,有明清各种刊本,又有近时的石印本及铅字本。行格既各不相同,字句亦间有差别。嗜书的人,总称宋元本最佳。
  为什么呢?(一)因为纸墨古雅,字大悦目。(二)因为虽有讹字尚近情理。
  又有人说,“我们读书,只要白的是纸,黑的是字,没有破损残缺;取价便宜就罢了。何必考究纸的新旧,字的形式呢?
  况且宋元版也难免讹字么?我们遇到必要的时候,只要买一部影印本。何必出重价,购原本呢?”
  对于这种读书不考究版本的人,我可设一比喻,以见他们的错误。宋元本和各精刊本,可比闺女,翻刻本或影印本,好比寡妇。至于随便石印或排印的本子,简直是下贱的“野鸡”。青年人娶妻,总希望一个好人家的女儿,不愿意与寡妇结识,或与“野鸡”谈恋爱的。所以真能读书者,必求精善的本子。
  精善的书本,不外下列诸种:
  (一)宋金元刊本
  (二)元明覆宋本
  (三)明初刻本或活字本
  (四)清初精校初印本
  (五)名家手稿本或精钞本
  (六)名家手校或手跋本
  (七)海内或海内外孤本
  (八)高丽活字本或日本古本
  研究古书版本的人,大概可分为三类:(一)富闲的人,旧学略有根底,在家没有事做,借此以为消遣。(二)售书的人,出贱价购得大批书后,因阅历充足的缘故,往往能提出较精的本子,取善价售出。(三)求学的人,不满意于通行本,必求获精本,以为细读或校勘等用。这三种人,或保存文化,或营业谋利,都有功于艺林,都可称版本学者,否则宋金元明的印本,早已泯没了。
  研究版本,与研究其他的学术相同,非有工具不可。工具者何?就是书目与书影。最完备的书目,当然是《四库全书总目》。但是总目不载版本,故初学者,必备《郘亭书目》,或相似者,随时参考。
  书影有瞿氏《宋元书影》、《盋山书影》等,然终不及宋元真本的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不啻一部大书影。)
  我家有宋金元残叶四巨册,约二百叶。几年前出重价购得,实为研究古本最妙的工具。
  除了书目和书影之外,初学者又不得不读一种谈论版本的书籍,最简易的,是叶德辉的《书林清话》。
  上面所述,是研究版本最小限量的工具,倘欲专于此学,决非本篇所能尽述。
  又有人说,“难道研究版本,如此的不易么?”
  我答曰,诚然难的,世有研究一生而误认者。今试说两事:(一)叶德辉旧藏《韦苏州集》,彼读书志中称为北宋胶泥活字本。后此书归我,细细审察,知为明本。(二)近来四川重刻《唐诗纪事》,断定原本为宋刊,因字之缺笔,统与其他宋版书相同之故。实则原书系明嘉靖乙巳张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见子产原序,遂有此妄断,我有明刊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误。同时深知研究版本,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民国)23年9月20日

  古书一叶

  引言
  吾国线装书与西人之硬面卷册(volume)不同。西书页(不作叶子)只有所谓边白(margin)者。吾国书叶(不作页字)则有口有脑,有眼有目,有头有尾,有面有眉,有心有耳,有角并有根,惟无手足,无腿臂,无肝肠,无肺肾,无鼻无腮,无颈无腰。研究版本者对于此类术语,不可不知,犹习理化者之不可不明公式也。否则决然不能上进,不能成就,因其全无凭借之故。在本篇中余将以谈古书者沿用最久,应用最广之专名,如口如尾者,各作一定义,俾后之购书者,读书者,贩书者,及修理者,皆得不讲外行话,皆得相互谈天而不发生误会。篇中并附数种名著之版本,成为余所亲见者,或为余所购得者,均一一注明,请注意之。
  版本之学,开始于赵宋而盛行于前清。尤袤(音茂)《遂初堂书目》中所载者,一书多至数本;如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是也。
  至于清代,则辨别版本之事,虽政府亦为之。乾隆四十年于敏中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分别宋版、元版、明版、影宋等类,于刊刻时地,收藏姓氏印记,一一为之考证。嘉庆二年以前编未尽及书成以后所得,敕彭元瑞等为后编二十卷。后来私人书目,虽间有略述书之内容者,但无不兼及版本。莫友芝之《知见传本书目》,极通常之检查本也,但其中一书有多至十种不同之版本者;如史部地理类之《中吴纪闻》六卷(宋龚明之撰),有(一)明单刻本,(二)学海类编本,(三)珠丛别录本,(四)知不足斋本,(五、津逮秘书本,(六)墨海金壶本,(七)嘉庆壬申朱麟书校本,(八)粤雅堂本,(九)元刊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十)胡心耘有校菉竹堂本,第六卷多翟超一条,其余颇异同。何焯勘定,精为考审。
  近人叶德辉之《郋(音奚)园读书志》,内容与版本并重,尽量描写,可称绝善之作。
  诸家于描写版本之时,往往袭用一种专门名词,如耳目,如头尾,如心如口,其义为辞典字书所不载。兹特将常见者提出,各作一定义如下:
  一口
  口,折缝也。吾国古书先将文字印于纸之一面,再在其中间折齐而成前后两个半叶。——古书应称“叶”,不宜称“页”。
  中间折叠之直缝,即谓之“口”。
  书籍之常用者或年久者,其口多断。
  重装时非接不可。接口之纸,愈薄愈好。
  普通者本国粗绵纸,最善者日本薄皮纸。
  浆糊不可过浓,亦不可过淡;浓者不伏,淡者易脱。精于修整古书者,目下极少。
  与其修理而反损坏,不如暂时包好不动。
  口有“白口”与“黑口”之分。白口者,折缝中无乌丝也;黑口者,折缝中有乌丝也。——乌丝,即黑线之意。口又有“大黑口”与“小黑口”之别。大黑口者,粗阔之乌丝也;小黑口者,细狭之乌丝也。
  大黑口与小黑口,皆所以助折叠之整齐也,想原发明者必无其他用意。宋元本及明初刊本,黑口居多。余家有大黑口本明永乐九年《浙江乡试录》一卷,小黑口明
  刊本宋王安石《荆公文集》一百卷(集中
  间有白口之叶),及白口明刊本李赞《李氏文集》二十卷。——此但举例耳,余家所藏之白口黑口本尚不止是也。
  二脑
  脑即各叶钻孔穿线之空白处,亦即书本阖闭时之右边也。纸大版小则脑阔,脑阔则“天地头”(另有定义)亦高广。
  书脑不可伤,因其不易修补也。修补旧书,以接口为最易,补脑为最难。
  古书有不穿线者,如永乐九年《浙江乡试录》是也,但脑际必有细孔,必有纸线。普通穿线之书,至少有六孔,且封面之内,护叶之外,另有两孔,以为纸钉之用。纸线者,用纸搓成线状之物也。纸钉者,用纸捏成钉状之物也。两者皆所以接合散叶使之不易分离也。
  三眼
  眼,孔也,用以穿线或插钉也。眼孔愈小愈好,大者伤脑。打眼有专器,不可以普通之铁钉代之。
  四目
  目即目录。书之卷帐多者,总目之外必有分目。卷帙少者,无此需要,购古书时,吾人不可不注重目录。缺目之书,果然可疑,即有目录者亦应审慎。书贾得到残缺之本,往往抽目挖目,以充足本也。
  五头
  头有(一)天头与(二)地头之别。
  天头者,一叶上面之空白也。地头者,一叶下面之空白也。吾国古书,上面较下面为高。天头亦称“眉”。近来所见西书,地头往往较天头为高。
  六尾
  曰“黑鱼尾”,体白者曰“白鱼尾”。在版心之上端而两角下向者曰“上鱼尾”,在版心之下端而两角或上向或下向者曰“下鱼尾”。上端下端,或上下两端有两个鱼尾者,谓之“双鱼尾”。
  七面
  面有两义:(一)封面,(二)叶面。
  封面者,保护书叶之物也。叶面者,文字所在之处也。封面与叶面间之空白叶,谓之“护叶”。封面应用何种材料,护叶应用何种纸张,收藏古书音不可不注意之。
  八心
  心为“版心”,即前后两半叶之中间也。心与口(见定义一)不同:心为两叶分界之空隙,口为两半叶正中之折缝。鱼尾,叶数,字数,及刻工姓氏,皆在版心。
  九耳
  耳之全名为“耳子”,附于下半叶(版外)左首上角,以识书之篇名,见于经传者最多,如明仿宋相台本《春秋经传集解》第一叶(见图)是也。明仿宋春秋,余家有之,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独山莫氏旧物也。
  十角与根
  角与根虽在叶上而又不在叶上。合数十叶或百余叶而成一册,切齐,“沙”(用沙皮磨擦也)光,钉好后,右边及上下两边,完全平滑。左边为口,故无不整齐。
  右边上下两隅,其名曰“角”,珍贵之书,人以湖色或蓝绫包之。包角固可保护书叶,但亦易受虫伤。
  根在全书地头切齐之处。卷帙繁多之书,藏家往往倩人“号书根”,即于角隅线之右边写书之册数,而于其左边写书之名称与分类是也。大部分非号书根不可,否则不易检查,且不易整理。商务印书馆之《四部丛刊》,皆于发行之前,印成书根。
  十一行格
  术语既明,可以进言行格与边栏矣:行格边栏,亦术语也。直者为行,横者为格。诸家藏目所称“每半叶×行,每行×字”或简称“×行×字”,即是此意。
  研究版本者,有行格专书,如江标之《宋元本行格表》两卷是也。
  边栏者,书版四周之丝(线)也。边栏有单双之分:“单栏”即单线之意,“双栏”即双线之意。
  双栏一粗一细;粗者在外,细者在内。
  双栏有左右双栏,又有四周双栏。单栏粗而不细,总在四周。抄本有有栏者,有无栏者。无栏者,名为素纸钞本。西书无栏。
  诸家藏目中,所以详言行格边栏,黑口白口,鱼尾印记者,因旧时写真(照相)之术未曾广行,不能影印耳。杨守敬手摹古本之叶,复刻之而成《留真谱》初二两编,其用意可谓巧矣,但终不及故宫、盋山、瞿氏、刘氏、陶氏各家书影之明晰正确。惟边栏表,鱼尾表,藏书印记谱,刻工姓名录,尚未见过,将来或亦有好事者为之也。
  结语
  最末,余试作家藏明素纸抄本《愧郯录》版本考,以见上述各术语之应用焉:宋岳珂《愧郯录》十五卷,吴县黄氏,常熟瞿氏,吴兴陆氏,皆藏有宋本。黄陆二氏之书早已散去,在人间与否不可知。
  瞿氏之书尚为其后人所守。查荛圃藏书题识卷五,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六,仪顾堂集卷二十,知三氏之书,行格相同(半叶九行,行十七字),而缺叶之数(共计十叶)亦复相合,——是三书同出一源也。
  宋以后重雕之本,有明岳氏校刻本,学海类编本,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鲍氏之书,行格一遵宋刊,校订精详,实为各书之冠,惟其缺叶与宋明清各本均同。岂世间竟无完本耶?民国19 年之春,余以重价购得此本于申江,即所谓祁氏淡生堂馀苑本也,有澹翁手跋,且有毛子晋、季沧苇、朱锡鬯等图记,系明人写本。惜只存首七卷,不得称为完璧。幸各本缺文均在此七卷,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四部丛刊续编》,即藉以校补,亦一大快事也。
  (民国)31年9月2日

  ●读书的时候,常在书上把我所认为要紧的处所标出。线装书大概用笔加圈,洋装书竟用红铅笔画粗粗的线。

  夏丐尊
  (1886~1946)
  文学家,字勉旃。浙江上县人。著有《文艺论ABC》、《生活与文学》,散文集《平屋杂文》,译著《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

  我之于书

  二十年来,我生活费中至少十分之一二是消耗在书上的。我的房子里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书。
  我向无对于任何一问题作高深研究的野心,因之所买的书范围较广,宗教、艺术、文学、社会、哲学、历史、生物,各方面差不多都有一点。最多的是各国文学名著的译本,与本国古来的诗文集,别的门类只是些概论等类的入门书而已。
  我不喜欢向别人或图书馆借书,借来的书,在我好像过不来瘾似的,必要自己买的才满足。这也可谓是一种占有的欲望。买到了几册新书,一册一册地加盖藏书印记,我最感到快悦的是这时候。
  书籍到了我的手里以后,我的习惯是先看序文,看目录。页数不多的往往立刻通读,篇幅大的,只把正文任择一二章节略加翻阅,就插在书架上。除小说外,我少有全体读完的大部的书,只凭了购入当时的记忆,知道某册书是何种性质,其中大概有些什么可取的材料而已。什么书在什么时候再去读再去翻,连我自己也无把握,完全要看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兴趣。
  关于这事,我常自比为古时的皇帝,而把插在架上的书,譬诸列屋而居的宫女。
  我虽爱买书,而对于书却不甚爱惜。
  读书的时候,常在书上把我所认为要紧的处所标出。线装书大概用笔加圈,洋装书竟用红铅笔画粗粗的线。经我看过的书,统体干净的很少。
  据说,任何爱吃糖果的人,只要叫他到糖果铺中去做事,见了糖果就会生厌。
  自我入书店以后,对于书的贪念,也已消除了不少了。可是仍不免要故态复萌,想买这种,想买那种。这大概因为糖果要用嘴去吃,往往摆存毫无意义,而书则可以买了不看,任其只管插在架上的缘故吧。

  ●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

  朱光潜
  (1887~1986)
  美学家。别名孟实。笔名朱孟实、萌石、盟石、蒙石、石等。安徽桐城人。主要论著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美学批判文集》、《西方美学史》、《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等。

  谈读书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读书,这问题实在是谈不尽,而且这些年来我的见解也有些变迁,现在再就这问题谈一回,趁便把上次谈学问有未尽的话略加补充。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工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湮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做出发点。如果抹煞过去人类已得成就,我们说不定要把出发点移回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纵然能前进,也还是开倒车落伍。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才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嘴嚼得烂熟,透人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个图书馆,
  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千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的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
  学经济学的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就成了“消耗战”。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譬如驰聘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
  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静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借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的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目前我国一般青年学子动辄喜言专门,以至于许多专门学者对于极基本的学科毫无常识。这种风气也许是在国外大学做博士论文的先生们所酿成的。它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课程,许多学系所设的科目“专”到不近情理,在外国大学研究院里也不一定有。这好像逼吃奶的小孩去嚼肉骨,岂不是误人子弟?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在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味的书都一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
  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它的坏处在使读书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我的朋友中有专读冷僻书籍,对于正经正史从未过问的,他在文学上虽有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书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枯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一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
  读书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的要籍,一部一部地从头到尾读,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高深研究的准备。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等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惟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苏东坡与王朗书曾谈到这个方法: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
  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过,勿生余念;对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做此。
  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它的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求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他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
  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
  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部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在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习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预备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记笔记和做卡片的训练,宜于早下功夫。
  1942年

  ●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

  李大钊
  (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7 年4 月6 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 日英勇就义。遗著辑有《李大钊选集》。

  《史学与哲学》(节录)①

  我们要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生修养上有所受用。文学可以启发我们感情。所以说,诗可以兴,可以怨;又说,兴无诗。文学是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的,哲学于人生关系也切。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的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分知识方面与感情方面二部去说。从感情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其关于知识方面的,就是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人名、地名,是不甚要紧的,能够记得也好,不记得也不妨事的。
  二者帮助人生的修养,不但是殊途同归,抑且是相辅为用。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
  此外,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三者交相为用,可以使我们精神上得一种平均的调和的训练与修养。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历史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
  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前人以为人们只靠天、靠圣贤豪杰,因此不见圣贤出来,便要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叹声;因此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昊天不吊”或“我生不辰”的叹声。在此等叹声中,可以寻知那听天认命的历史观影响于人们的人生观怎样大了。现在人们把历史观改变了,这种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去掉;而此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
  从前的历史观,使人迷信人类是一天一天退化的,所以有崇古卑今的观念。中国如此,西洋亦然。他们谓黄金时代,一变而为银时代,更变而为铜时代、铁时代,这便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这种黄金时代说,在17 世纪时为一班崇今派的战士攻击的中心。当时,今古的争论极烈,一方面说古的好,他方面说今的好。倍根等都是赞成新的、崇尚今的。他们说:以前的圣贤的知识,并不如我们多,今世仍旧可以要出圣贤豪杰的。二者相争甚烈,在法、意等国两派都有极烈的争论。诗人的梦想,多以前代、过去的时代为黄金时代。
  中国的《采薇》、《获麟》诸歌和陶渊明一流的诗,都有怀思黄、农、虞、夏的感想。黄、农、虞、夏之世,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新历史家首当打破此种谬误的观念,而于现在、于将来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时代,总是在我们的面前,不会在我们的背后,怀古派所梦寐回思的黄金时代,只是些草昧未开、洪荒未阔的景象,没有什么使我们今人羡慕的理由。我们试一登临那位时先生在过去世代的无止境中,为我们建筑的一座经验的高楼的绝顶,可以遍历环绕我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凭着这些阶梯,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现在,并且可以眺望将来。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新鲜的勇气;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乐天迈进的人生观。这种愉快,这种幸福,只有靠那一班登临这座高楼的青年们,长驱迈进的健行不息,才能得到。

  ●它给你清风与明月,它给你晴日与碧空,它给你山光与水色,它给你安安静静的坐窗前,欣赏着宇宙的一切,一句话,它打通你与天然的界限。

  杨振声
  (1890~1956)
  字今甫,山东蓬莱人。著有《玉君》等。

  书房的窗子

  说也可怜,八年抗战归来,卧房都租不到一间,何言书房,既无书房,又何从说到书房的窗子!
  唉,先生,你别见笑,叫化子连做梦都在想吃肉,正为没得,才想得厉害,我不但想到书房,连书房里每一角落,我都布置好。今天又想到了我那书房的窗子。
  说起窗子,那真是人类穴居之后一点灵机的闪耀才发明了它。它给你清风与明月,它给你晴日与碧空,它给你山光与水色,它给你安安静静的坐窗前,欣赏着宇宙的一切,一句话,它打通你与天然的界限。
  但窗子的功用,虽是到处一样,而窗子的方向,却有各人的嗜好不同。陆放翁的“一窗晴日写黄庭”,大概指的是南窗,我不反对南窗的光朗与健康,特别在北方的冬天,南窗放进满屋的晴日,你随便拿一本书坐在窗下取暖,书页上的诗句全浸润在金色的光浪中,你书桌旁若有一盆腊梅那就更好——以前在北平只值几毛钱一盆,高三四尺者亦不过一两元,腊梅比红梅色雅而秀清,价钱并不比红梅贵多少。
  那么,就算有一盆腊梅罢。腊梅在阳光的照耀下荡漾着芬芳,把几枝疏脱的影子漫画在新洒扫的蓝砖地上,如漆墨画。天知道,那是一种清居的享受。
  东窗在初红里迎着朝暾,你起来开了格扇,放进一屋的清新。朝气洗涤了昨宵一梦的荒唐,使人精神清振,与宇宙万物一体更新。假使你窗外有一株古梅或是海棠,你可以看“朝日红妆”;有海,你可以看“海日生残夜”;一无所有,看朝霞的艳红,再不然,看想象中的邺宫,“晓日靓装千骑女,白樱桃下紫纶巾。”
  “挂起西窗浪按天”这样的西窗,不独坡翁喜欢,我们谁都喜欢。然而西窗的风趣,正不止此,压山的红日徘徊于西窗之际,照出书房里一种透明的宁静。苍蝇的搓脚,微尘的轻游,都带些倦意了。人在一日的劳动后,带着微疲放下工作,舒适的坐下来吃一杯热茶,开窗西望,太阳已隐到山后了。田间小径上疏落的走着荷锄归来的农夫,隐约听到母牛哞哞的在唤着小犊同归。山色此时已由微红而深紫,而黝蓝。苍然暮色也渐渐笼上山脚的树林。西天上独有一缕镶着黄边的白云冉冉而行。
  然而我独喜欢北窗,那就全是光的问题了。
  说到光,我有一致偏向,就是不喜欢强烈的光而喜欢清淡的光,不喜欢敞开的光而喜欢隐约的光,不喜欢直接的光而喜欢返射的光。就拿日光来说罢,我不爱中午的骄阳,而爱“晨光之熹微”与夫落日的古红。纵使光度一样,也觉得一片平原的光海,总不及山阴水曲间光线的隐翳,或枝叶扶疏的树荫下光波的流动,至于返光更比直光来得委婉。“残夜水明楼,”是那般的清虚可爱,而“明清照积雪”使你感到满目清晖。
  不错,特别是雪的返光。在太阳下是那样霸道,而在月光下却又这般温柔。其实,雪光在阴阴天宇下,也满有风趣。特别是新雪的早晨,你一醒来全不知道昨宵降了一夜的雪,只看从纸窗透进满室的虚白,便与平时不同,那白中透出银色的清晖,温润而匀净,使屋子里平添一番恬静的滋味,披衣起床且不着雪,先掏开那尚未睡醒的炉子,那屋里顿然煦暖。然后再从容揭开窗帘一看,满目皓洁,庭前的枝枝都压垂到地角上了,望望天,还是阴阴的,那就准知道这一天你的屋子会比平常更幽静。至于拿月光与日光比,我当然更喜欢月光,在月光下,人是那般隐藏,天宇是那般的素净。现实的世界退缩了,想象的世界放大了。我们想象的放大,不也就是我们人格的放大?放大到感染一切时,整个的世界也因而富有情思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比之“晴雪梅花”更为空灵,更为生动,“无情有恨何人见,月亮风清欲坠时”,比之“枝头春意”更富深情与幽思;而“宿妆残粉未明天,每立昭阳花树边。”也比“水晶帘下看梳头”更动人怜惜之情。这里不止是光度的问题,而是光度影响了态度。
  强烈的光使我们一切看得清楚,却不必使我们想得明透,使我们有行动的愉悦,却不必使我们有沉思的因缘;使我们像春草一般的向外发展,却不能使我们像夜合一般的向内收敛。强光太使我们与外物接近了,留不得一分想象的距离。而一切文艺的创造,决不是一些外界事物的推拢,而是事物经过个性的熔冶,范铸出来的作物。强烈的光与一切强有力的东西一样,它压迫我们的个性。以此,我便爱上了北窗,南窗的光强,固不必说;就是东窗和西窗也不如北窗。北窗放进的光是那般清淡而隐约,反射而不直接,说到返光,当然便到了“窗子以外”了,我不敢想象窗外有什么明湖或青山的返光,那太奢望了。我只希望北窗外有一带古老的粉墙。
  你说古老的粉墙?一点不错。最低限度地要老到透出点微黄的颜色;假如可能,古墙上生几片清翠的石斑,这墙不要去窗太近,太近则逼窄,使人心狭;也不要太远,太远便不成为窗子屏风;去窗一丈五尺左右便好。如此古墙上的光辉返射在窗下的桌上,润泽而淡白,不带一分逼人的霸气。
  这种清光绝不会侵凌你的幽静,也不会扰乱你的运思。它与清晨太阳未出以前的天光,及太阳初下,夕露未滋,湖面上的水光同是一样的清幽。
  假如,你嫌这样的光太朴素了些,那你就在墙边种上一行疏竹。有风,你可以欣赏它婆娑的舞容;有月,窗上迷离的竹影;有雨,它给你平添一番清凄;有雪,那素洁,那清劲,确是你清寂中的佳友。
  即使无月无风,无雨无雪,红日半墙,竹荫微动,掩映于你书桌上的清晖,泛出一片清翠,几纹波痕,那般的生动而空灵,你书桌上满写着清新的诗句,你坐在那儿。纵使不读书也“要得”。

  ●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

  刘半农
  (1891~1934)
  诗人,原名秦彭,又名复,笔名半农。
  江苏江阴人。积极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
  1920 年赴欧留学,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25 年回国后曾任教授,后专事语言、文学研究。著有《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等。

  《半农杂文》自序

  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喜欢弄笔墨,算到现在,可以说以文字与世人相见,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这二十五年之中,通共写过了多少东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坏的,我自己说不出,当然也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说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写述,或由于一时意兴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着要卖几个钱,此外更没有什么目的。所以,到文章写成,寄给了出版人,就算事已办完。到出版之后,我自己从没
  有做过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们借去看了
  不归还,也就算了;小孩们拿去裁成一块块的折猢狲,折小狗,也就算了;堆夹在废报纸一起,积久霉烂,整捆儿拿去换了取灯,也就算了。“敝帚千金”,原是文人应有之美德,无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在这上面总是没有劲儿,总是太随便,太“马虎”;这大概是一种病罢?可是没有方法可以医治的。
  我的第二种病是健忘:非但是读了别人的书“过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过了三年五年之后,有人偶然引用,我往往不免怀疑:这是我说过的话么?或者是有什么书里选用了我的什么一篇,我若只看见目录,往往就记不起这一篇是什么时候写的,更记不起在这一篇里说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时代做的东西,有几篇玄同替我记得烂熟,至今还能在茶余酒后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诵,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至多亦不过“似曾相识”而已!
  因为有这“随做随弃”、“随做随忘”两种毛病,所以印文集这一件事,我从前并没有考量过。近五年中,常有爱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问:“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可以印一部集子了,为什么还不动手”?虽然问的人很多,我可还是懒着去做;这种的懒只是纯粹的懒,是没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为他们的问,却引动了我的反问。我说:“你们要我印集子,难道我的文章好么?配么?好处在哪里呢?”
  这一个问题所得到的答语种种不同。有人说:“文章做得流利极了”。有人说:“岂特流利而已”(但流利之外还有什么,他却没有说出)。有人说:“你是个滑稽文学家”。有人说:“你能驾驭得住语言文字,你要怎么说,笔头儿就跟着你怎么走”。有人说:“你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无论什么东西,经你一说,就头头是道,引人入胜,叫人看动了头不肯放手”。有人说:“你是个聪明人,看你的文章,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总叫人神清气爽;决不是粘粘腻腻的东西,叫人吃不得,呕不得”。有人说……
  别说了!再往下说,那就是信口开河,不如到庙会上卖狗皮膏药去!
  虽承爱我的朋友们这样鼓励我,其结果却促动了我的严刻的反省。说我的文章流利,难道就不是浮滑么?说我滑稽,难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样胡闹么?说我聪明,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功力么?说我驾驭得住语言文字,说我举重若轻,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学问,没有见解,而只能以笔墨取胜么?这样一想,我立时感觉到我自己的空虚。这是老老实实的话,并不是客气话。一个人是值不得自己的严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后,虽然未必就等于零,总也是离零不远。正如近数年来,我稍稍买了一点书,自己以为中间总有几部好书,朋友们也总以为我有几部好书。不料,最近北平图书馆开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要我拿些东西去凑凑热闹,我仔细一检查,简直拿不出什么好书,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家无长物”。做人,做学问,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样。若然蒙着头向着夸大之路走,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尝不可以。若然丝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坏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实并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结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过一粒米大。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叫人丧气,从而连这一粒米大的东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却是相反:我以为要是一个人能于做成一粒米大的东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气。
  话虽如此说,我对于印集子这件事,终还是懒;一懒又是两三年。直到21 年秋季,星云堂主人刘敏斋君又来同我商量,而我那时正苦无法开销中秋书账,就向他说:“要是你能先垫付些版税,叫我能于对付琉璃厂的老兄们,我就遵命办理”。
  刘君很慷慨地马上答应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编了。但是,说编容易,动手编起来却非常之难:这一二十年来大半已经散失的东西,自己又记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于是东翻西捡,东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整整忙了半年多,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可是好,飞机大炮紧压到北平来了!
  政府诸公正忙着“长期抵抗”,我们做老百姓的也要忙着“坐以待毙”,那有闲心情弄这劳什子?惟有取根草绳,把所有的破纸烂片束之高阁。到去年秋季重新开始作删校工作,接着是商量怎样印刷,接着是发稿子,校样子,到现在第一册书出版,离当初决意编印的时候,已有一年半了。
  我把这部集子叫做“杂文”而不叫做“全集”,或“选集”,或“文存”,是有意义的,并不是随便抓用两个字,也并不是故意要和时下诸贤显示不同。我这部集子实在并不全,有许多东西已经找不着,有许多为版权所限不能用,有许多实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讨论语音乐律的文章,总共有二十多万字,性质似乎太专门一点,一般的读者决然不要看,不如提出另印为是。这样说,“全”字是当然不能用的了。至于“选”字,似乎没有什么毛病,我在付印之前,当然已经挑选过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选,而且在各篇之内,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删削。但文人通习,对于自己所做的文章,总不免要取比较宽容一点的态度,或者是自己的毛病,总不容易被自己看出;所以,即使尽力选择,也未必能选到理想的程度。这是一点。
  另一点是别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决然不会一样的。有几篇东西,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坏,然而各处都在选用着;有几篇我比较惬意些,却从没有人选用。甚而至于我向主选的人说:“你要选还不如选这几篇,那几篇实在做得不好”,他还不肯听我的话,或者是说出相当的理由来同我抗辩。因此我想:在我一个“选”字上,还是应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标准呢,还是应以别人的眼光做标准呢?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如暂时不用这个字。说到“存”字,区区大有战战兢兢连呼“小的不敢”之意!因为存也者,谓其可存于世也。古往今来文人不知几万干,所作文字岂止汗牛而充栋,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藉曰存者,在我以为可存,然无张天师之妙法,岂敢作“我欲存,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
  语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千古”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那已是千侥万幸,心满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他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但我并不反对不可懂的文章,只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几天我和适之在孙洪芬先生家里,洪芬夫人拿出许多陶行知先生的诗稿给我们看。我们翻了一翻,觉得就全体看来,似乎很有些像冯玉祥一派的诗;但是中间有一句“风高谁放李逵火?”我指着向适之说:“这是句好句子”。适之说:“怎么讲法?”我说:“不可讲,但好处就在于不可讲。”适之不以我说为然。我也没有和他抬杠下去,但直到现在还认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我敢大胆的说:天地间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而硬做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颗明珠,紧紧握在手中,不给人看,你这个关子是卖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颗砂粒,甚而至于是个干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紧握着,闹得满头大汗,岂非笑话!
  我不能做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愿做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只能做做可懂的文章,无论是好也罢,不好也罢;要是有人因此说我是低能儿,我也只得自认为活该!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藉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否则,要是有人指鹿为马,我也从而称之为马;或者是,像从前八股时代一样,张先生写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着写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这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完全杀死了,时代之有无,也就成了疑问了。好像从前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遗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雨伞,枷。”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颈上,随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所谓“抓住时代精神”,所谓“站在时代面前”,这种的美谈我也何尝不羡慕,何尝不想望呢?无如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我自己,所以,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把这么许多年来所写的文字从头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烟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从头再走一次,这在我个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几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文章做得好,而是因为可以纪念着某一时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种经验;或者是,因为可以纪念我对于文字上的某一种试验或努力——这种试验或努力,或者是失败了,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成功而别人却成功了;严格说来,这种的试验品已大可扔弃,然对于我个人终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书按年岁之先后编辑,原拟直编至现时为止,合出一厚本,将来每次再版,随时加入新文;后因此种方法,于出版人及读者两方,都有相当的不便,故改为分册出版,每三百余面为一册。
  承商鸿逵兄助我校勘印样,周殿福郝墀吴永淇三兄助我抄录旧搞,书此致谢。
  (民国)23年4月12日刘复识于平寓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
  (1891~1962)
  作家、学者、教授,原名胡洪驿,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在中国公学求学,后赴美留学,获文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执教。他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诗集《尝试集》等。

  读书

  “读书”这个题,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却觉得这个题目很不好讲。
  据我所知,“读书”可以有三种说法:
  (一)要读何书关于这个问题,《京报副刊》上已经登了许多时候的“青年必读书”;但是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所以我不讲这一类的问题。
  (二)读书的功用从前有人作“读书
  乐”,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现在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要说,读书是求知识,知识就是权力。这些话都是大家会说的,所以我也不必讲。
  (三)读书的方法我今天是要想根据
  个人所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话是很平常的,就是说,读书有两个要素:
  第一要精。
  第二要博。
  现在先说什么叫“精”。
  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现在这种书签虽不用,三到的读书法却依然存在。不过我以为读书三到是不够的;须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它来说一说。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这句话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实很不容易。读中国书时,每个字的一笔一画都不放过。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笔一画而已。读外国书要把A、B、C、D……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
  所以说这是很难的。如有人翻译英文,把port 看作pork,把oats 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
  说起来这种例子很多,这都是眼睛不精细的结果。书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细认字,就不必读书。眼到对于读书的关系很大,一时眼不到,贻害很大,并且眼到能养成好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前人说口到是要念到烂熟背得出来。我们现在虽不提倡背书,但有几类的书,仍旧有熟读的必要;如心爱的诗歌,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读好的小说尚且要如此,何况读关于思想学问的书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这样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
  (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等工具
  要完备。这几样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
  (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方才懂得它的意义。
  (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一个字往往有许多意义,读书者容易上当。例如turn这字:作外动字解有十五解,作内动字解有十三解,作名词解有二十六解,共五十四解,而成语不算。
  又如strike:作外动字解有三十一解,作内动字解有十六解,作名词解有十八解,共六十五解。
  又如go 字最容易了,然而这个字:作内动字解有二十二解,作外动字解有三解,作名词解有九解,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须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备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几个意义呢?这就非比较上下文,或贯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较英文更难,现在举几个例:祭文中第一句“维某年月日”之“维”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说它是虚字。《诗经》里“维”字有二百多,必需细细比较研究,然后知道这个字有种种意义。
  又《诗经》之“于”字,“之子于归”“凤凰于飞”等句,“于”字究作何解?
  非仔细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诗经》中就发生问题,必须比较,然后知“言”字为联接字。诸如此例甚多。中国古书很难读,古字典又不适用,非是用比较归纳的研究方法,我们如何懂得呢?
  总之,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会学。学则须疑。”又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宋儒程颐说:“学原于思。”
  这样看起来,读书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难。工具要完备,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难了。
  现在要说手到。手到就是要劳动劳动你的贵手。读书单靠眼到、口到、心到,还不够的;必须还得自己动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1)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
  (2)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
  (3)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札记
  又可分四类:
  (a)抄录备忘。
  (b)作提要、节要。
  (c)自己记录心得。张载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则还塞之矣。”
  (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说: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知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举一个例。你也会说“进化”,他也会谈“进化”,但你对于“进化”这个观念的见解未必是很正确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许只是一种“道听途说”,也许只是一种时髦的口号。这种知识算不得知识,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识。假使你听了我的话,不服气,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种书籍,仔细研究进化论的科学上的根据;假使你翻了几天书之后,发愤动手,把你研究所得写成一篇读书札记;假使你真动手写了这么一篇“我为什么相信进化论?”的札记列举了(一)生物学上的证据,(二)比较解剖学上的证据,(三)比较胚胎学上的证据,(四)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上的证据,(五)考古学上的证据,(六)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到这个时候,你所有关于“进化论”的知识,经过了一番组织安排,经过了自己的去取叙述,这时候这些知识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说,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
  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诸位千万不要轻轻放过。内中自己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我记得前几年我曾劝顾颉刚先生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当初我知道他的生活困难,希望他标点一部书付印,卖几个钱。那部书是很薄的一本,我以为他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标点完了。哪知顾先生一去半年,还不曾交卷。原来他于每条引的书,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注明原书卷第,注明删节之处。他动手半年之后,来对我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现在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叫做“辨伪丛刊”。我很赞成他这个计划,让他去动手。他动手了一两年之后,更进步了,又超过那“辨伪丛刊”的计划了,他要自己创作了。他前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史,做了许多辨伪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绩早已超过崔述了,更不要说姚际恒了。顾先生将来在中国史学界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但我们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者的。
  第二要讲什么叫“博”。
  什么书都要读,就是博。古人说:“开卷有益,”我也主张这个意思,所以说读书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们主张“博”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不可不博。
  第二,为做一个有用的人计,不可不博。
  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在座的人,大多数是戴眼镜的。诸位为什么要戴眼镜?岂不是因为戴了眼镜,从前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从前很小的,现在看得很大了;从前看不分明的,现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荆公说得最好:“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说:“致其知而后读。”又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如《墨子》一书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伦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
  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们也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得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的更多了。
  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
  无论读什么书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化的故事
  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图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
  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第二,为做人计。
  专工一技一艺的人,只知一样,除此之外,一无所知。这一类人,影响于社会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
  又有些人广泛博览,而一无所专长,虽可以到处受一班贱人的欢迎,其实也是一种废物。这一类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
  在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没有什么大影响,为个人计,也很少乐趣。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
  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据最近《东方杂志》第22 卷第6 号,页147.)
  高四百八十英尺,底边各边长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经以次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颢说的好:
  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
  博学正所以“大其心使开阔”。我曾把这番意思编成两句粗浅的口号,现在拿出来贡献给诸位朋友,作为读书的目标: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1925年4月22日夜改稿

  治学方法

  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互相的团结起来,组织读书会,或者一人读一本书,拿心得贡献给其他的会员,或者几个人读一本书,将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来互相讨论都是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的。可是请几个人来讲演,以为这样就达到了读书会的目的,做到了读书的目的,却是未必的。今天我来讲这个“治学方法”,实在是勉强的,因为作作演讲并不是就是读书会的目的,而且这题目也空泛得无人可讲。我们知道,各种学问,都有他治学的方法,比如天文、地理、医学、社会科学,各有各的治学方法,而我居然说“治学方法”,包括得如此其广,要讲起来那就是发疯,夸大狂。但是学问的种类虽是如此其多,贯于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却是普遍的,这个“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或者无宁说是方法的习惯,是共同的,是普遍的。历史上无数在天文学上,在哲学上,在社会科学上,凡是有大成就的,都是因为有方法的习惯。
  三百年以前,培根说了句很聪明的话,他说,世上治学的人可分为三种,那就是,第一蜘蛛式的,亦是靠自己肚子里分泌出丝来,把网做得很美很漂亮,也很有经纬,下点雨的时候,网上挂着雨丝,从侧面看过去,那种斜光也是很美。但是虽然好,那点学问却只是从他自己的肚子造出来的。第二种是蚂蚁式的,只知道集聚,这里有一颗米,把它三三两两的抬了去,死了一个苍蝇,也把它抬了去,在地洞里堆起很多东西,能消化不能消化却不管,有用没用也是不管,这是勤力而理解不足。第三种是蜜蜂式的,这种最高,蜜蜂采了花去,更加上一度制造,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是经过改造制造出新的成绩的,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枉,思而不学则怠,蜜蜂的方法,是又学又思,是理想的做学方法。
  一个人有天才,自然能够使他的事业得到成功,然而有天才的人,却很少很少。
  天才不够的人,如果能用功,有方法的训练,虽然不敢说能够赶得上天才一样的成就大,而代替天才一部分,却是可以说的。
  至于那些各种科学上的大伟人,那差不多天才与功力相并相辅,是千万人中之一人。
  现在说到本题,治学。第一步,我们所需要的是工具,种田要种田的工具,做工要做工的工具,打仗要有武器,也是工具。先要把工具弄好,才能开步走。治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能力,基本能力,本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得到本国所有的东西,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外国的知识,得到过去所集聚下来的东西,完全要靠这一方面。其他就是基本知识,从中学到大学,给了我们的都是这东西,这是一把总的钥匙,尽管我们不熟练于证一个几何三角,尽管我们不能知道物理化学各个细则,但是我们要在必需要应用到的时候能够拿来用,能够对这些有理解。再其次就是设备,无论是卖田卖地卖首饰,我们总要把最基本的设备齐全,一些应用的辞典、表册、目录、是必需的。同时,治学的人差不多是穷士居多,很多的书不能都买全,所以就要知道我们周围的,代替我们设备的有些什么,比如北平的图书馆,那里边有些什么书能够被我所应用,比方说,协和医校制备些什么专门的书籍,以及某家藏有某种不轻易得到的秘典,某处有着某种我所需要的设备,这些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
  第二步就是习惯的养成,这可以分四点来讲:第一是不要懒,无论是做工也好,种田也好,都不要懒,懒是最要不得的,学问更其如此。多用眼、不要拿人家的眼当自己的眼,多用手,耳,甚至多用自己的脚,在需要的时候,就要自己跑一趟,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看过,自己的耳听过,自己的手摸过,甚至自己的脚走到过,这样才能称是自己的东西才真是自己得来的。如果你要懒,那就要大懒,不要小懒,那意思就是要一劳永逸,比如说我实在懒得不得了,字典又是这样的不好查,那我就自己去作一部字典出来,那以后就可以贯彻你的懒,字典拿起来,一翻就翻着。
  有种种的发明的人,不是大不懒就是大懒,比方说是佛教是什么,你必须自己去翻过书,比方说我今天要跑到这里来讲讲辩证法是什么,那你一定用过眼、手、脚。
  把问题弄清楚,作提要作札记,这样,即使你是错误的,然而这是你的,不是别人的。第二是不苟且,上海人所谓不拆烂污,我们要一个不放过,一句不放过,一点一画不放过,在数学上一个不放过,光是会用手,用脚,那是毛手毛脚没有用,勤要勤得好不要勤得没有用。如果我有权能够命令诸位一定读那本书,我就要诸位读《巴斯德传》,他就是不苟且,他就是注意极小极小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东西,一坛酒坏了,巴斯德找出了原因是一点点小的霉菌的侵入,一次,蚕忽然都得了病差不多就损失到二亿佛郎,那原因就是在于一点点的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一个小黄点,那是要显微镜才能看得出来的,后来找着了病,又费了几年之力,又找着了他的治法,那就是蚕吐了丝之后,变蛹,变蛾,然后蛾在生卵,就用这个蛾钉起来,弄干,拿显微镜照,如果蛾的身上发见了那种极小的黄点,那这个蛾所产的卵都把他烧了,就用了这个方法,省去了无数的不必需的损失,这就是一点不放过,一点不放过才能找出病源,这是真确,这是细腻。第三点就是不要轻于相信,要怀疑,要怀疑书,要怀疑人,要怀疑自己,不要轻于相信人家,“先小人而后君子”,所谓“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我对这话非常佩服,所谓“打破个砂锅问到底”,都是告诉我们要怀疑,不要太迷信了自己的手眼,要相信比我们手眼精确到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显微镜望远镜,不要轻于相信马克思列宁,不要相信蔡元培,或者相信一个胡适之,无论有怎样大的名望的人,也许有错。
  为什么人家说六月六洗澡特别好,当铺里也要在六月六晒衣服,为什么?我们不要轻于相信有许多在我们脑子里的知识,许多小孩子时代由母亲哥哥姐姐,甚至老妈子洋车夫告诉我们的,或者是学堂里的老师,阿毛阿狗告诉你的不一定对,王妈李妈也不一定对,周老师陈老师说的话也许有错,我们说“拿证据来”!鬼,我们自然不相信了,但是许多可信程度与鬼差不多的,我们还在相信,这不好。“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这是谦卑,自以为满足了,那就不需要了,也就没有进步了,我们要有无穷尽的求知欲,要有无穷尽的虚,什么是虚?就是有空的地方,让新的东西进去。总上所说,习惯养成的大概就是如此。要有了习惯的养成,才能去做学问。
  我们普遍都知道的有什么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是靠现成的材料把他集合起来,而演绎法则是由具体的事物推测到新的结果,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在协和大礼堂讲演,就拿本地风光治病来说,某病用某药,某病用某药,都是清清楚楚,但为什么这就是猩红热,而不是虎列拉,不是疟疾,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猩红热有某种某种症状归纳起来得出的结论,同时我们如果知道病理生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某部分损害了,就可以得出某种结果,就可以经旧的知识里得出新的结论,要做到这步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古人说,开卷有益,古人留下来的一些现成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去求?不仅是自己本行内的知识要去求,即是不与本行相反的也要去求,王荆公说:“致其知而后识,”所以要博。墨子老子的书,从前有些不能懂,到了嘉庆年间算学的传入知道里边也有算学,随后光学力学传入,再以后逻辑学经济学传入,才知道墨子里边也有光学,也有力学,以及逻辑学经济学,越是知道得多,了解一个事物一个问题越深。头脑简单的人,拿起一个问题很好解决,比方说社会不好,那干脆来个革命,容易得很,等到知道多一点,他解决的方法也就来得精密。巴斯德,他是学有机化学,发明霉菌,研究得深了,那这一学问就牵涉到一切的学问上去,和生理学地质学等等都可以发生关系,因为他博,所以蚕病了他可以治,酒酸了或者醋不酸了,他也可以治,其实他并没有研究过蚕酒学,动物学家也许不能治,他却能治。据说牛顿发明“万有引力”,是因为见到苹果掉在地上,我们也都看见过苹果落在地上,可是我们就没有发明“万有引力”。巴斯德说过(讲学问我总喜欢说到巴斯德):“在考查研究范围之内,机会,帮助有准备的心”。牛顿的心是有准备的,我们则没有准备。从前我看察尔斯的《世界史纲》,觉得内容太博,这里一个定理,那里一个证明,抓来就能应用,真是左右逢源,俯拾即是。其次,我们就要追求问题,一些有创造有发明的人,都是从追求问题而来,如果诸位说先生不给问题,你们要打倒先生,学校里没有书设备给你们解决问题,要打倒学校,这是千对万对。我是非常赞成,就是因为追求问题是千对万对,我举一个例,有一天我上庐山,领了一个小孩,那小孩有七八岁,当时我带了一副骨牌,三十二张的骨牌,预备过五关消遣,那小孩就拿骨牌在那里接龙,他告诉我把三十二牌接起来,一定一头是二,一头是五,我问他试过几回吗,他说试过几回,我一试,居然也如此。这就是能提出问题,宇宙间的问题,多得很,只要能出问题,终究就能得到结果,自然骨牌的问题是很好解决,就是牌里面只有二头与五头是单数,其他都是双数,问题发生,就得到新的发现,新的知识。有一次我给学生考逻辑学,我说,我只考你们一个问题,把过去你们以自己的经验解决了问题的一件事告诉我。其中一个答得很有意思:他晚上看小说,煤油灯忽然灭了,但是灯里面还有油,原因是灯带短吸不起油,这怎么办呢?小说不能看完,如果灯底下放两个铜子垫起来,煤油也仍是不会上来的,他后来忽然想起从先学校里讲过煤油是比水轻,所以他就在里边灌上水,油跑到上面,灯带吸着油,小说看完了。
  这都是从实际里提出问题得到新的学问。
  所以无论是学工业学农业,学经济,第一就是提出问题,第二就是提出许多假定的解决,第三就是提出假定解决人(甲、乙、丙),最后求得证实,如果你不能从旧的里面得出新的东西来,以前所学即是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就如我说煤油灯这一个故事。
  最后还要说一点,书本子的路,我现在觉得是走不通了,那只能给少数的人,作文学,作历史用的,我们现在所缺的,是动手,报纸上宣传着学校里要取消文科法科,那不过是纸上谈兵,事实上办不到。
  如果能够办到,我是非常赞成,我们宁可能够打钉打铁,目不识丁,不要紧,只是在书堆里钻,在纸堆里钻,就只能做作像。
  我胡适之这样的考据家,一点用没有。中国学问并不是比外国人差,其实也很精密,可是中国的顾亭林等学者在那里考证音韵,为了考证古时这个字,读这个音不是读那个音,不惜举上一百六七十个例!
  可是外国牛顿,他们都在注意苹果掉地,在发明望远镜、显微镜,看天看地,看大看到无穷,看小也看到无穷,能和宇宙间的事物混作一片,那才是做学问的真方法。
  到这里差不多讲完了,在上面我举了培根所说的三个畜生,这里我再加上一对畜生,来比方治学的方法。你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兔子虽然有天才,却不能像乌龟那样拚命的爬,所以达到目的的是乌龟而不是兔子,治学的方法也是如此。
  宁可我们没有天才拚命的努力,不可自恃天才去睡一大觉,宁可我们做乌龟,却不可去当兔子,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兔子学不得,乌龟可学也!”自然最好是能够龟兔合而为一。
  (1932年)

  不要抛弃学问①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须解决,那有工夫去读书?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那能做学问?”
  我要对你们说: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
  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
  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看小报呢?还是打麻将呢?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自
  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中国书的收集法

  王先生告诉我说,众位在这里研究书(书,即图书馆——编者注)学,每星期请专家来讲演。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不名一家。白话文是大家做的,不能说专家;整理国故,实在说不上家。所以我今天来讲,并不是以专家的资格,并且我今天所讲的,是书的问题。书这样东西,没有人可以说是专家的,是书范围非常广博,尤其更不配说专家。我家里书很多,可是乱七八糟,没有方法去整理。当我要书的时候,我写信去说:我要的书是在进门左手第三行第三格。我的书只是凭记忆所及,胡乱的放着。但是近来几次的搬家,这个进门左手第几行第几格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我的书,有的在北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箱子里,有的在书架上。将来生活安定了,把所有的书集在一处布置起来,还须请众位替我帮忙整理。因为我是完全不懂方法的。
  近来我在国内国外走走,同一些中国书家谈谈,每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学书的人很多,但是懂得书的人很少。学书的人,学了分类管理就够了,于是大家研究分类,你有一个新的分类法,他有一个新的分类法,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很重要的,尤其是小规模的书。在小书里,不得已的时候,只须用两种方法来分类:一是人名,一是书名就够了。书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书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个星期学几个星期练习就可以毕业,但是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书专家。叫化子弄猴子,有了猴子,才可以弄;舞棍,有了棍,才可以舞。分类法的本身是很抽象的。书很少,自然没有地方逞本事;有了书也要知道它的内容。这本Pastour 的传,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是化学家呢,还是生物学家,医学或卫生学,就彷徨无措。
  无论你的方法是如何周全精密,不懂得内容,是无从分类起的。书学者,学了一个星期,实习了几个星期,还不过是门径。
  如果要把他做终身的事业,就要懂得书。
  懂得书,才可以买书、收书、鉴定书、分类书。众位将来去到各地服务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警告,就是单懂得方法而不懂书是没有用的,你们的地位,只能做馆员,而不能做馆长的。
  今天我所要讲的,是怎样去收集书。
  收书是书很重要的事。可是要收的,实在不少,有旧书,有新书,有外国书,有中国书。外国书自然是懂得外国文字的,才有收的方法。如果不懂得外国文字,便是讲也没有用处的,要懂书,有三个重要的办法:(一)爱书,把书当做心爱的东西,和守财奴爱钱一样。(二)读书,时时刻刻的读,继续不断的读。唯有读书才能懂书。最低的限度也要常常去看。(三)多开生路。生路多了自然会活泛,因此外国语不能不懂。一日语,二英语,三法语,四德语,五俄语,能多懂了一种,便多了一种的好处。生路开的多了,才能讲收书,无论旧的、新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得知道它的内容,这样,便是分类也有了办法。
  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书的收集法”。
  吴稚晖先生这几年来常说中国的线装书,都应该丢到毛厕里去。这句话在精神上是很可赞成的。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的确应该提倡些物质文明,无用的书可以丢掉,但是他安顿线装书的法子,实在不好。毛厕不是摆书的好地方,而且太不卫生,所以我提议把线装书一起收集起来,放在书里去,所谓束之高阁。整理好了,备而不用,随时由专门学者去研究参考。那么中国书当如何收集呢?从前收集中国书,最容易犯两个大毛病:一是古董家的收集法,一是理学家的收集法。
  古董家的收集法,是专讲版本的。比方藏书,大家知道北平的藏书大家傅沅叔先生,他收书,就不收明朝嘉靖以后的书,清朝的书,虽也收一点,但只限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精刻本。亦有些人更进一步非宋不收,而且只限于北宋;他们以为北宋版是初刻本,当然更好。不论是哪一种书,只要是宋版,便要收藏。因此这一类书,价钱就很贵。譬如《资治通鉴》,是一部极平常的史书,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好古的收藏家,如果遇见宋刻的《资治通鉴》,都千方百计的要弄到他,就是花三千五千一万两万而得到一部不完整的本子,也是愿意的。现在刚刻出来的一本《宋刑统》这一部书,包括宋朝一代的政治法令,本来没有人注意到。大理院刻了这部书,在历史上很占重要的地位,可是古董式的收藏家,他不肯花数十块钱去买一部《宋刑统》,却肯花三千五千一万两万买不完整的宋刻《资治通鉴》。拿这种态度收书,有许多毛病:(一)太奢侈,用极贵的价钱收极平常的书,太不合算,诸位将来都是到各地去办小规模的书的,这种书当然没有钱做这样的事情。便是有钱我以为也不必的。(二)范围太窄。譬如说,明朝嘉靖以后的书,一概不收。清朝本子刻得好的,才收一点。他们收的书,都是破铜烂铁,用处实在很少,只有古董的价值,完全没有历史的眼光。惟有给学者作校刊旧本之用。比方一部宋版的《资治通鉴》,他因为刻得最早,比较的错误的可能性少一点。如果用他去校刊旁的版本,当然有许多利益。诸位写一篇一千字的文章,自己初抄的时候,抄错一个字,可是给人家第二次抄录的时候,就错了二个字。这样以讹传讹,也许会错到五六字十余字的。如果把原本对照,就可以改正好多。所以买旧本的用处,至多只有供校刊学者的校刊而已。如果要使人知道古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说句干脆话,还不如交给博物院去保存的好,而且严格的说一句,宋本古本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一百年来晓得校刊本子不在乎古而在乎精,比方ABC 个本子。在宋朝时候据A 本校刊成为D本便称宋版。而E 本呢,是收ABC 本参考校刊而成的可说是明本,这样看来,明本也许比宋本精粹些,说明如下:理学家的收集法,是完全用理学家的眼光来收书的。这一种收集法比古董家还不好。古董家的眼光,如果这本书是古的他就收去,比方《四部丛刊》中的太平乐府是刻得很坏的,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元朝堂子里的姑娘所唱的小曲子,经扬朝云编在一处,才保存到现在。如果撞在道学家手里,早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古董家因为看见他难得,所以把他收进去,使我们晓得元朝的小曲子,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东西。董康先生翻刻的《五代史平话》,原是极破烂的一本书,但是因为古的关系,居然有人把他刻出来保全了这个书,这是第一种比第二种好的地方。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古董家虽然不懂这破烂的书,可是放着也好,要是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有很大的毛病。《四库全书》是一个很大的收集(colection)。但是清乾隆皇帝所颁的上谕和提要中,口口声声说是要搜集有关世道人心的书。这我们查书的几篇上谕,就可以知道。所以他小曲子不要,小学不要。他所收的,都是他认为与世道人心无妨碍的。拿这个标准收书,就去掉了不少不少有用的书。他的弊端很大:(一)门类太窄。《四库全书》是大半根据《永乐大典》集出来的。《永乐大典》的收集法,乱七八糟,什么书都收在里面。
  戏也有,词曲也有,小学也有,他的收法,是按韵排列的。譬如这部戏曲是微韵,就收入微韵里。可是到了清朝,那些学者的大臣,学者的皇帝,带上了道学家的幌子,把《永乐大典》中保存的许多有用的书,都丢掉了。自此用道学的眼光收书,门类未免太狭。(二)因人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常常因人的关系,去掉许多有用的书。比方明朝的严嵩,是当初很有名的文学家,诗文词赋,都占极高的地位,可是在道学家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个大奸臣,因此《四库全书》中,便不收他的东西。又如姚广孝,是永乐皇帝——明成祖的功臣。他是一个和尚,诗文都好。但是他因为帮永乐篡位,所以他的作品也不被收。又像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等,都是了不得的人才,三百年来,他的文字,要占极高的地位。不过因为他在明朝做了官,又在清朝做官,便叫他贰臣,他的作品,也就不能存在。(三)因辞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对于人往往有成见。其实这是很可笑的,往往因文字上忌讳的缘故,把他的作品去掉,这是很不对的。譬如用国民党的眼光去排斥书,是有成见的。用共产党的眼光去排斥书,也是有成见的。同为某种事实而排斥某种书,都讲不过去的。《四库全书》中有许多书不予收入,而且另外刊入禁书目录,有些明朝末叶的书,有诋毁清朝的,都在销毁之列。因此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是很不对的。(四)门户之见太深。门户之见,道学家最免不掉。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是互相排斥的,两者便格格不入。所以程朱的一流对于王学每认为异端拒而不收;王阳明的东西尚不肯收,那么等而下之,自然不必说了。
  王派对于朱派,也积口诋毁。至于佛家道家,也在排斥之列。《四库全书》关于道家的,完全没有放进去。在中国这学派门户之见实在很多,总而言之,门类太窄,因人废言,因辞废言,或者为了学派门户的成见,以批评人的眼光抹煞他的书,这样收书,就冤抑了许多有价值的书。如果在一百余年以前,他们的眼光,能放得大些,不要说把销毁的书保留起来,如能将禁书收进去,也可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的材料。在那个时候,没有遭大乱,太平天国的乱事没有起,圆明园也没有烧毁,假如能放大眼光,是何等的好。可是因为中了这种种的毒,所以永远办不到。
  今天我讲的,是第三种方法。这个方法,还没有相当的有名字,我叫他杂货店的收书法。明白的说,就是无书不收的收书法。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是书,就一律都要。这个办法,并不是杜撰的,上次顾颉刚先生代表广州中山大学,拿了几万块钱出来收书,就是这样办法。人家笑话他,他还刊了一本小册说明他的方法。这书,王先生也许看见过。他到杭州上海苏州等处,到了一处,就通知旧书铺,叫他把所有的书,统统开了单子,就尽量的收下来。
  什么三字经、千字文、医书,和从前的朱卷都要。秀才的八股卷子也要,账簿也要,老太太写的不通的信稿子也要,小热昏,滩簧,算命书,看相书,甚至人家的押契,女儿的礼单,和丧事人家的账房先生所开的单子和杠夫多少,旗伞多少,如何排场等的东西都要。摊头上印的很恶劣的唱本、画册,一应都收了来。人家以为宝贝的书,他却不收。他怕人家不了解,印了一个册子去说明,可是人家总当他是外行,是大傻子,被人笑煞。不过我今天和诸位谈谈,收集旧书,这个方法最好。他的好处在哪里呢?(一)把收书的范围扩大所谓无所不收。不管他是古,是今,是好版本,是坏版本,有价值,没有价值,统统收来,材料非常丰富。(二)可免得自己来去取。不懂得书,要去选择,是多么麻烦的事。照这样子的收书,不管他阿猫阿狗,有价值,没有价值,一概都要。如果用主观来去取书,选择书,还是免不掉用新的道学家的眼光,来替代老的道学家的眼光,是最不妥当的事。(三)保存无数的史料。比方人家大出丧,这个出丧单子,好像没有用处。但是你如果保存起来,也有不少的用途,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好的记载。像虞洽卿先生的夫人死了,就有大规模的出丧,仪仗很盛。那时人家只看见了这样的出丧,却没有人去照相去详细记载。如果找到了虞先生的账房先生,要了那张单子,就知道他这次出丧多少排场,多少费用,给社会学者留下很好的材料。将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在中华民国17 年○月○日,上海○○家,还有这样的大出丧。这种史料是再好不过的。(四)所费少而所收多,譬如八股文现在看来是最没有用的东西,简直和破纸一样,可以称斤的卖去;可是八股文这种东西,在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上来占极重要的地位。几百万最高的阶级——所谓第一类人才的知识阶级,把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在里面,我们想想,这与五百年来学者极有关系的东西,是不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材料?!而且这个东西,再过十年八年,也许要没有了。现在费很少的钱,把他收了,将来价格一贵,就可不收,而且还可以一集二集的印出来卖钱,什么成化啊,宏治啊,嘉靖啊式式都有,到没有的时候,也许会利市三倍呢。(五)偶然发现极好的材料。这种称斤的东西,里面常有不少的好材料。如果在几十斤几百斤破烂东西中,得到了一本好材料,所费的钱,已经很值得了。
  有人问我,你不赞成古董家的收书法,又不赞成道学家的收书法,那么这个杂货店的收书法,原则是什么呢?当然杂货店不能称是原则,他的原则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收书。从前绍兴人章学诚,(实斋)他说:“六经皆史也。”人家当初,都不相信他,以为是谬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还幼稚得很。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书籍,都是历史的材料。”
  中国书向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不过是总集而已。章学诚已认他是史。史当然是历史。所谓集,是个人思想的集体,究其实,也渊源于史,所以是一种史料。子和集,性质相同,譬如庄子墨子,就是庄子墨子的文集,亦是史料。所以大概研究哲学史,就到子书里去找。这样看来,一切的书,的确是历史的材料。
  虞洽卿家里的礼单是历史,算命单也是历史。某某人到某某地方去算命,就表示在民国○年月○日还有人算命,是很好的一种社会历史和思想史料。三字经和百家姓,好像没有用了,其实都是史料。假如我做一部中国教育史,三字经和百家姓,就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必须研究他从什么时候起的,他的势力是怎么样。又像描红的小格子,从前卖一个小钱一张,他在什么时候起的,什么时候止的,都是教育史上的好材料,因为从前读书,差不多都写这种字的。从前有某某书征求民国以前的三字经刻本,都没有征求到,可知这种东西到了没有的时候,是极可贵的。
  我小时候读书,把南京李广明记的很熟,因为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学而——论语首章等,都是从李广明来的。李广明在教育史上,也有一个相当的地位。此外如幼学琼林啊,神童诗啊,千家诗啊,都是教育史料。至于八股文乃是最重要的文学史料、教育史料、思想史料、哲学史料。所谓滩簧、唱本、小热昏,也是文学史料,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平民文字。诸位要知道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大多数人最喜欢唱,喜欢念,喜欢做的东西。
  这有看相的书,同道士先生画的符,念的咒,都是极好的社会史料和宗教史料、思想史料。婚姻礼单,又是经济史料和社会史料。讲到账簿可以说是经济史料。比方你们要研究一个时代的生计,如果有这种东西做参考,才能有所根据,得到正确的答案。英国有人(Rojer)专门研究麦价,便是到各地去专找账簿。麦子在某年是多少钱一担?价格的变迁如何?农家的出产多少如何?他是专门搜集农家教堂和公共机关的账簿来比较研究的。这种种的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史料。我记得我十岁十一岁时记账,豆腐只是三个小钱一块。现在拿账簿一看,总得三个铜板一块,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增加到十倍。
  数十年后,如果没有这种材料,哪里还会知道当时经济的情况。倘使你有关于和尚庙尼姑庵等上吊的材料,你也可收集起来,因为这是社会风俗史的一部。人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书,无论他是有无道理,都一概收集,才是真正收书家的态度。我们研究历史,高明的固然要研究,就是认为下流的,也要研究,才能确切知道一时代的真相。高明到什么地步?下流到什么地步?都要切切实实的研究一下。
  谈到文学,杜工部李太白的诗,固然是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应该懂的;然而当时老百姓的文学,也占同一的地位,所以也必懂得。李杜的东西,只能代表一般贵族的历史,并不能说含有充分的平民历史;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平民历史。《金瓶梅》这一部书,大家以为淫书,在禁止之列,其实也是极好的历史材料。
  日本的佛教大学,还把它当做课本呢,这个就可见他有历史的眼光。《金瓶梅》是代表明代中叶到晚年一个小小的贵族的一种情形,譬如书中的主人,有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还有许多姘头,一家的内幕,是如此如此,如果没有这种书,怎么能知道当时社会上一般的情况。此外如醒世姻缘小说,不但可以做当时家庭生活的材料,还可知道从前小孩子怎样上学堂,如何开笔做八股文,都是应该知道的事;要有种种材料给我们参考,我们才能了然于胸中。因此我们的确应该知道,王阳明讲些什么学说,而同时《金瓶梅》中的东西亦应当知道的。因为王阳明和《金瓶梅》同是代表15 世纪到16 世纪一般的情形,在历史上,有同样的价值。无论是破铜烂铁,竹头木屑,好的坏的,一起都收,要知道历史是整个的,无论哪一方面缺了,便不成整个。少了《金瓶梅》,知道王阳明,不能说是知道16 世纪的历史;知道《金瓶梅》,去掉王阳明,也不能说是知道16世纪的历史。因此圣谕广训是史料,品花宝鉴也是史料,因为他讲清朝一种男娼的风气,两者缺了一点,就不能算完全。我们还要知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变迁的,要懂得他变迁的痕迹,更不能不晓得整个的历史是怎样。拿最近的事情说,国民党容共时代所出的公文布告标语,它的重要与分共时代所出的标语公文布告占同一地位。而且你们如果不懂容共时代的东西,也断不能懂得现在的东西。
  材料不在乎好坏,只要肯收集,总是有用处的。比方甘肃敦煌石室里的破烂东西,都是零落不全的,现在大家都当它宝贝,用照像版珂罗版印了几页,要卖八元、九元、二十元的价钱。我们到北京去,也得看见一点敦煌石室中的东西。敦煌石室中的东西,是甘肃敦煌县东南的一个石窟(叫做莫高窟)里所藏的书。敦煌那个地方有一个千佛洞,在佛教最盛的时候,有二三百座庙,石室里都是壁画,大概是唐人的手笔;亦有六朝晋朝时候的壁画。因为北方天气干燥,所以都没有坏。有一个庙是专门藏书用的。当初没有刻本,只有写本。有的是蝇头细楷,有的是草字,差不多式式都有。其中佛经最多,亦有雕本,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了。这里面有和尚教徒弟的经卷,有和尚念的经咒,女人们刺血写的符篆,和尚的伙食账簿,小和尚的写字本子,和唱本小调,就是敦煌的公文,也留在里面。有许多书,有年代可考,大概在西历500 年起,到1110 年的光景——东晋到宋真宗时。这许多年代中,有很多的材料,都不断的保存在这个和尚庙里。
  到了北宋初年,那里起了战乱,和尚们恐怕烧掉,就筑了墙,把一应文件都封在中间。大概打仗很久,和尚们死的死,逃的逃,从宋真宗时封起,一直到清末庚子年,墙坏了,就修理修理,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东西。直到庚子年——西历1900 年,一个道士偶然发现石中的藏书,才破了这个秘密。可是这个道士也不当它是宝贝,把它当符箓来卖钱,说是可以治病的。什么人头痛就卖一张烧了灰吃下去,说是可以医头痛;什么人脚痛,也卖一张烧了灰吃下去,说是可以医脚痛。这样卖了七八年,到了1907 年,才有洋鬼子来了。那是英国的史坦因(Stein),他从中亚西亚来,是往北探险去的。他并没有中国的学问,据说他有一个助手王世庭,学问也并不高明,不过他曾听见在敦煌发现了许多东西,就去看看,随便给他多少钱买了大半去。因为不好拿,就捆了几大捆,装着走了。过了半年那是1908 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来了,他是有名的学问家,他的中国学问,恐怕中国学者,也不能及他。不过伯希和(Pelliot)很穷,只能够在敦煌选了二千多卷,拿到北京,他是很诚实的,还去问问人家,请教人家,于是大家就知道了敦煌有这个东西。清朝的学部也得了这个消息,就打电报给陕甘总都,叫他把所有石室里的东西,统统封好了,送到京师书里去。那些官员,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它是宝贝;因为外人都买了装回本国去,朝廷又要它封送晋京,于是拣完整的字迹端秀的几卷,大家偷了去送人,所以偷掉的也不少,现在存在北京的,还有八千余卷。从东晋到宋朝初年,六百年间,许多史料,都保存在里头,真是无价之宝。现在六千余卷在英国伦敦,二千余卷在法国巴黎,八千余卷在北平,一共在一万八千卷左右,我都去看过,在英国法国的数千卷,那真可爱。他们都用极薄极薄的纸,把它裱起来,装订成册;便是残破了的一角,或是扯下的一个字,也统统裱好了,藏在一处。它的内容说来很可笑,我刚才说过,小和尚的写字本子,老和尚念的经卷,和女师太刺血写的东西,样样都有。有些和尚们,在念经的时候忽然春心发动,便胡乱写一首十八摸,哼几句情诗,也都去在里面。各种材料,差不多都有一点。此外如七字的唱本,像天雨花、笔生花一类的东西,唐朝已经有了。
  我们只知后代才有,哪里知道敦煌石室里面,已有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唱本的老祖宗。这在文学史上,是多么重要的好材料。
  这不但使我们知道六百年前的宗教史事,就是我们要研究佛家哲学经济思想之等等许多史料,都可到里面去找,在那时很不经意的,乱七八糟杂货店式的把东西丢在一处,不料到九百年后,成了你争我夺的宝贝,这是此种收书的很好的证据。
  因此诸位如果有心去收,破铜烂铁,都有用处,我们知道我们凭个人的主观去选择各书是最容易错误的。这个要那个不要,借自己的爱憎来定去取,是最不对的,我们恨滩簧小调,然而滩簧小调在整个的文学上,也占极重要的地位。孔子是道学家,可是他删诗而不删掉极淫乱的作品,正可充分表现他有远大的目光,诗经中有两章如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会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淫乱到了极点,像这首诗,他怀想所欢,竟愿渡河以从,并且是人尽可夫。可是孔子并不删去,否则我们现在要得二三千年以上的材料时,试问到哪里去找。孔子收书,因为有这种态度,这种眼光,所以为中国,为全世界,保存了最古、最美、最有价值的文学史料、社会史料、宗教史料、
  政治史料。假如一有成见,还会有这样的成功么?现在流行市面的小报很多,什么叽哩咕罗,噜哩噜苏,福尔摩斯,晶报,大晶报等,五花八门,为一般人所鄙弃的,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用处。我们如果有心收集起来,都是将来极好的文学史料、社会史料。要是在十年二十年后,再要去找一个叽哩咕罗,或是噜哩噜苏也许没法得到。我能把它保存起来,十年二十年后,人家要一个叽哩咕罗,要一个噜哩噜苏,我就可以供给他们,借此能知道民国17年上海社会上一般的情形是怎么样。当申报五十年纪念的时候,他们出一部纪念册,可是申报馆竟没有一份全份的申报。
  于是登报征求。结果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份,申报馆愿意出很多的钱去收买,结果是二万块钱买了来。照我这样,觉得二十万块钱都值得,以中国之大,或者说是以世界之大,而只有一份不缺之申报,你想是多么可贵呢?所以现在看为极平常而可以随手弃掉的东西,你如果有一个思想,觉得它是二十年后两千年后的重要史料,设法保存起来,这些东西,就弥觉可珍了。
  我们收集图书,必须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个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人家看为有价值的,我以为无价值;人家看为无价值的,我以为有价值,这种事情很多。我们收书,不能不顾到。
  所以(一)要认定我们个人的眼光和意见是有限的,有错误的。(二)要知道今天看为平常容易得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后天也许成了古董,假如我们能存这个观念,拿历史的眼光来收书,就是要每天看后的报纸,也都觉得可贵的。
  讲到这里,诸位对我所说的,也许有一点怀疑,以为照这样说来,不是博而寡要了么?可是我觉得书是应当要博的,而且从博这个字上,也会自然而然的走到精密的路上去。收文学书的,他从文学上的重要材料起,一直到滩簧小热昏为止,件件都收。或者竟专力于文学中的一部,从专中求博,也未尝不可。有一位陶兰泉先生,绰号叫陶开化,他收书什么都收。但只限于殿版开化纸的书,因此得了这个陶开化的名称,正是博中寓专。因此第一步是博,第二步是由博而专,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趋向,大概到专,亦有三个缘故,(一)是天才的发展,(二)是个人嗜好,(三)是环境上的便利。有这三个缘故,自然会走上专门的路。诸位都知道欧洲的北边,有一个小岛,叫冰岛(Iceland),那里许多的文学材料,再不能到冰岛去找,全世界只有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有这完全的冰岛文学史料,康奈尔所著名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为当初冰岛上有人专门收集这全部的材料,后来捐给康奈尔,并又出资再由康奈尔到冰岛去搜集,因此我的母校,就以冰岛文学著名于全世界。这种无所不收的材料,实在有非常的价值,非常的用处。
  今天我讲书的收集法,是极端主张要博,再从博而专门,古董家和道学家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不过一个大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详细的办法,还须诸位自己去研求。
  (1934年)

  ●文艺作品有时是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到达好处。

  郭沫若
  (1892~1978)
  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
  笔名有郭鼎堂、石沱、麦克昂、高汝鸿、
  谷人等。四川乐山人。1914 年至1923 年赴日留学。著有诗集《女神》;戏剧《卓文君》、《屈原》、《虎符》、《孔雀胆》等;另有传记、史论多种。现有《郭沫若全集》行世。

  卖书

  我平生苦受了文学的纠缠,我弃它也不知道弃过多少次数了。我小的时候便喜欢读《楚辞》、《庄子》、《史记》唐诗,但在民国2 年出省的时候,我便全盘把它们丢了。民国3 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来的时候,只带着一部《文选》,这是2 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里买的了。走的时候本也想丢掉它,是我大哥劝我,终竟没有把它丢掉。但我在日本的起初的一两年,它在我的笥里还没有取出过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学的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民国7 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的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的研究,文学的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我起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们,明天便是我永远离开冈山的时候了。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去,但我又不能不把它们丢去。这两部书和科学的精神尤为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也比较珍奇,在书店里或者可以多卖些价钱。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伞向冈山市上走去,走到了一家书店,我进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年轻的日本人怀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腭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罢,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一掉便顾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我碰了这一个大钉,失悔得什么似的,心里又是恼恨,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人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傲慢的态度待我!我抱着书仍旧回我的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对于它生出无限的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Spinoza , Taore ,Kabir, Goethe, Heine, Nietzsche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起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没有一个人。我向着一位馆员交涉了,说我愿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诿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情。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的恬静,非常的轻灵,雨伞上滴落着的雨点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的脚上受着Magdalen用香油涂抹时的感觉,也不过是这样罢?——这样的感觉,我到现在也还能记忆,但是已经隔了六年了。
  自从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
  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是没有往图书馆里去过。六年以来,我坐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经过了冈山五六次,但都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的三年间的生活的回忆是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罢?
  呵,那儿有我和芳坞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同栖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弄过舟的旭川,那儿有我每朝清晨上学,每晚放学回家,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
  到的是我那庾子山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
  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没有?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录没有?看那样的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终竟少有罢?即使遭了登录,我想来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蛀食了?啊,但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
  你们莫要怨我抛撇!你们也莫要怨知音的寥落罢!我虽然把你们抛撇了,但我到了现在也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存,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还要幸福些罢?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候,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一样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我现在也还要希望什么呢?也还要希望什么呢?
  啊,我现在的身体比从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个儿子已渐渐长大了起来,生活的严威紧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够看着他们长到几时?但我要把他们养大,送到社会上去做个好人,也是我生了他们的一番责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没有重到冈山来看望你们的时候,我死后的遗言,定要叫我的儿子们便道来看望。你们的生命是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藉着你们永在。
  1924年10月17日夜侨居于日本九州佐贺县北一小二村中写此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

  许地山
  (1893~1941)
  作家。原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福建龙溪,生于太湾。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1935 年赴香港大学任教,1941 年病逝于香港。著有散文集《空山灵雨》,小说集《缀网劳蛛》等。现有《许地山选集》行世。

  牛津的书虫

  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底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关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斐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
  同学们每叫我做“书虫”,定蜀尝鄙夷地说我于每谈论中,不上三句话,便要引经据典,“真正死路!”刘锴说:“你成日读书,睇读死你嚟呀!”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读到死,是我所乐为。
  假使我底财力、事业能够容允我,我诚愿在牛津做一辈子底书虫。
  我在幼时已决心为书虫生活。自破笔受业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间未尝变志。但是要做书虫,在现在的世界本不容易,须要具足五个条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体康健;第二要家道丰裕;第三要事业清闲;第四要志趣淡薄;第五要宿慧超越。
  我于此五件,一无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只当他人一夕之业。于诸学问、途径还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入室?但我并不因我底资质与境遇而灰心,我还是抱着读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底心志。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底路向;第二是学者;第三是事业家。这三种人同是为学,而其对于同一对象底理解则不一致。譬如有人在居庸关下偶然捡起一块石头,一个思想家要想它怎样会在那里,怎样被人捡起来,和它底存在底意义。
  若是一个地质学者,他对于那石头便从地质方面源源本本地说。若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便要探求那石与过去史实有无底关系。若是一个事业家,他只想着要怎样利用那石而已。三途之中,以多闻为本。我邦先贤教人以“博闻强记”,及教人“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底话,真可谓能得为学底正谊。但在现在的世界,能专一途底很少。因为生活上等等的压迫,及种种知识上的需要,使人难为纯粹的思想家或事业家。假使苏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拉,
  他难免也要写几篇关于近东问题底论文投到报馆里去卖几个钱,他也得懂得一点汽车、无线电的使用方法,也许他也会把钱财存在银行里。这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乃是因为人事不古。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识为生活底资助,大势所趋,必不能在短期间产生纯粹的或深邃的专家。故为学要先多能,然后专攻,庶几可以自存,可以有所贡献。吾人生于今日,对于学问,专既难能,博又不易,所以应于上列三途中至少要兼二程。兼多闻与深思者为文学家,兼多闻与能干底为科学家。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学者与思想家底才能,便是文学家;具有学者与专业家的功能底,便是科学家。文学家与科学家同要具学者底资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学家与文学家底名字是广义的)。进一步说,舍多闻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生能干,所以多闻是为学根本。多闻多见为学者应有底事情,如人能够做到,才算得过着书虫的生活。当彷徨于学问底歧途时,若不能早自决断该向哪一条路走去,他底学业必致如荒漠的砂粒,既不能长育生灵,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能下笔千言,必无一字可取。纵使他能临事多谋,必无一策能成。我邦学者,每不擅于过书虫生活,在歧途上既不能慎自抉择,复不虚心求教;过得去时,便充名士;过不去时,就变劣绅。所以我觉得留学而学普通知识,是一个民族最羞耻的事情。
  我每觉得我们中间真正的书虫太少了,这是因为我们当学生底多半穷乏,急于谋生,不能具足上说五种求学条件所致。从前生活简单,旧式书院未变学堂底时代,还可以希望从领膏火费底生员中造成一二。至于今日底官费生或公费生,多半是虚掷时间和金钱底,这样的光景在留学界中更为显然。
  牛津底书虫很多,各人都能利用他底机会去钻研对于有学无财底人,各学院尽予津贴,未卒业者为“津贴生”,已卒业者为“特待校友”,特待校友中有一辈以读书为职业底。要有这样的待遇,然后可产出高等学者。在今日的中国要靠著作度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社会程度过低,还养不起著作家。……所以著作家底生活与地位在他国是了不得,在我国是不得了!
  著作家还养不起,何况能养在大学里以读书为生的书虫?这也许就是中国底“知识阶级”不打而自倒底原因。
  ……

  ●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有成功的人了!

  顾颉刚
  (1893~1980)
  历史学家。曾创办民俗学会和禹贡学会,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他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卓越贡献,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古史辨》自序(节选)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
  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为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炼,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远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有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惟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力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
  习惯上的毁誉去厌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
  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也有人说,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有了假设才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尽不妨俟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除了投入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菲薄《诗》毛氏学,便当从齐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钻下去;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再脱离家派而独立。但到了现在,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诏示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我们自有古文字学、古文法学、古器物学、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诗经》,《毛传》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又何尝要得!至于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但这是研究,不是服从。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彰郑樵崔述诸人的文字,就说我做了他们的信徒而来反对毛公郑玄,所以现在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对于郑樵崔述诸人决无私爱;倘若他们的荒谬有类于毛公郑玄,我的攻击他们也要和对于毛公郑玄一样。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评,千万不要说“承你考辨得很精细,我有所遵循了”这一类话。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做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做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忧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他种事务。我知道固有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借,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徇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绝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因为我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决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说了上面一段话,或者读者诸君要疑我是一个傲睨万状的人,自满到极度的。
  其实我的心中只压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
  我的个性固然适于研究学问,我的环境固然已经给我一个研究的新方向,但个性和环境原只是学问的凭借而不即是学问的实质。譬如造屋,个性是基础,环境是梁柱,实质是砖石,虽则有了基础和梁柱可说具备了屋子的规模,但尤要紧的是砌成墙壁的砖石。倘使四壁洞然,这空架子要它干么,反不如穴居巢处的可以得到简陋的实用了!我对于实质的要求渴热已极,可是数年以来只有得到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后,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创伤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辜负我的个性,只是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
  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我的学问生活,近年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前常有把范围放得极大的要求,现在则毕竟把它收缩,希望集中我的全副精神到几个问题上面去。但痛苦即由这方面起来了!其一,许多学问没有平均发展时,一种学问也要因为得不到帮助而不能研究好。在现今这般民不聊生的中国,谁能安心从事研究;就是能安心研究也苦于研究的设备的不完全,终于废然而返。我就是万分的努力,想在一种学问上创造出一个基础来,但可以由他种学问帮助的地方也须仍归自己动手。正如到蛮荒垦殖的人,他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劳力不必说,就是通常的农人可以随便使用的一切东西他也都得不到。要喝水只得自己掘井;要穿衣只得自己织布;要睡觉只得自己盖屋。比了住在都市中的人,要什么有什么,固然差得天高地远,就是比了掘井盖屋的土木匠,织布制衣的织工缝工,他们因机械的进步而能得到各种便利的,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我的研究,我自己料到是要事倍功半的。我只得废弃可以不必废弃的时间到他种研究上,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终至造成一个又乱又浅的局面,远离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其二,从前人对于学问,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为信守高文典册便是惟一的学问方法。现在知道学问的基础是要建筑于事实上的了,治学的方法是不要信守而要研究的了,骤然把眼光放开,只觉得新材料的繁多乱目,向来不成为问题的一时都起了问题了。好像久因于高墙窄弄中的犯人,到处撞头碰鼻,心境本是很静谧的,忽然一旦墙垣倒塌,枷锁也解除,站起一望,只见万户千门的游览不尽,奇花异兽的赏玩无穷,反要不知道自己的生活该怎样办才好,新境界的喜悦与手足无措的烦闷一时俱来到了。我是一个极富于好奇心的人,一方面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力把范围缩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总想去瞧它一瞧。等到一瞧之后,问题就来了;正在试作这个问题的研究时,别种问题又接二连三的引起来了。不去瞧则实为难熬,一去瞧又苦无办法,这真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要是研究学问的人多了,我感得到的问题别人也感得到,大家分工去做,我的本分以外的问题就可由他人去解决,我只要把他人研究的结果用来安慰我自己的好奇心就够了。但在现在这样的生活之下,又哪里可以盼望这种境界的实现呢!

  ●我看任何书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从未为读书而读书。

  梁漱溟
  (1893~1988)
  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1917 年应蔡元培邀请,就任北京大学教习。1929 年开始投身于“乡村建设运动”。1937 年投身于抗日战争。1985 年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读咏良知诗

  阳明先生咏良知诗(四首)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
  一
  良知即俗云良心,为人所共有,遇事而见,或时牵于一身一家一群之利害得失而昧之,半夜醒来扪心自问,便觉不安,盖身小而心大,从乎身,你吃饭我不饱,从乎心则痛痒相关好恶相喻也。此皆世人恒情中所有事,均甚粗浅,且只是循从一时一地的社会习俗,而真痛痒真好恶隐昧不见。
  二
  此时天资卓越出群的人独能从其伟大
  真切的痛痒好恶即良知(良心)起而革命,领导群众改造社会习俗,即从启发群众的痛痒觉悟来领导群众。
  三
  有遇事而见的良知,更有不因有所遇而恒时炯然不昧的良知。阳明王子咏良知诗云“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者是已。此独知寂而照,照而寂,心净如虚空,远离一切有。
  四
  何云乎乾坤万有基?即此是宇宙本体也。世间森罗万象不出能见与所见相对待之二分,而此则混绝对待,恢复宇宙之一体性,而从体发用焉。
  五
  试引《论语》为证:“子曰:由,海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第六个“知”字正指恒时炯然不昧的良知,亦曰独知者,盖非堕入世网劳攘终日之人所与知。
  六
  独知之学,心不与物对,而自己却默然而识之,学而不厌。
  七
  质言之,此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理会。《论语》上孔子答子路之问,所云修己,《大学》、《中庸》两篇中所云修身慎独,其义一也。
  八
  例如孔子自述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即其为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理会之明证。
  九
  又如颜回在孔门所以最称好学者,端在不迁怒,不贰过;何谓不迁怒,何谓不贰过,未可妄事猜想,但其为学只在自家生命和生活上则是明白的。
  十
  参照《易·系辞》上“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则于孔之赞颜子不贰过者又可得其的解。盖有不善便是有过,随即自觉焉,就可不贰过,此非恒时不昧其独知之学乎。
  十一
  《中庸》上“戒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均在说慎独功夫。戒慎恐惧正是心之本体,即功夫即本体,即本体即功夫是上智人们所有事。
  十二
  中人以下只有时时反躬自省一途,庶几乎不远而复。曾子所云“吾日三省吾身”者可为明证。(附注:《论语》上有“参也鲁”之文,明非上智。)

  谈学问

  一说到学问,普通人总以为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就是渊博也不算学问。什么才是学问?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的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为几个名词,就已够了。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说时,心中只有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意思;将这一个或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所以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他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物。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身上背了许多学问的样子,则这个人必非学问家。学问家以能得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
  和人家谈学问亦不往难处讲,只是平常的讲,而能讲之不尽,让人家看来很多。如果不能得要,将所有的东西记下来,则你必定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不能随意运用。所以说学问贵能得要。得要就是心得,自得!
  再则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在学问里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若被书本知识所压倒,则所消化太少,自得太少。在佛家禅宗的书里面,叙述一个故事,讲一个大师对许多和尚说:“你们虽有一车兵器而不能用,老僧虽只寸铁,便能杀人。”
  这寸铁是他自己的,所以有用;别人虽然眼前摆着许多兵器,但与自己无关,运用不来;这就是在乎一自得,一不自得也。
  问题来了,能认识,能判断,能抓住问题的中心所在,这就是有用,就是有学问;问题来了,茫然的不能认识问题的诀窍,不能判断,不能解决,这就是无学问。

  自学与读书(节录)①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俗语有“学来底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底。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底。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
  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可以包括了求知识。求知识盖所以浚发我们的智慧识见;它并不是一种目的。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假若求知识以至废寝忘食,身体精神不健全,甚至所知愈多头脑愈昏,就不得善学。有人说“活到老,学到老”一句话,这观念最正确。
  这个“学”显然是自学,同时这个“学”显然就是在说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于求些知识。
  真的自学,是由于向上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人生问题;二社会问题,亦可云中国问题。此两个问题互有关联之处,不能截然分开,但仍以分别言之为方便。从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做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今届五十之年,总论过去精力,无非用在这两问题上面;今后当亦不出乎此。
  我很早有我的人生思想。约十四岁光景,我胸中已有了一价值标准,时时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它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
  掉转来,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似乎无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扞格窒碍,必辗转求所以自圆其说者。一旦豁然复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顾盼自喜。
  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
  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不单是有哲学,因为我不是为哲学而哲学。在我的出世思想必要出家做和尚而后己,当初我的思想是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结果必回归于实在的行动中去。譬之佛家的实在处所,即在不吃荤、不结婚出家做和尚,我当时即要如此做去。我二十余年茹素习惯即由彼时养成。
  由上所言,我见我凡是成为问题的,在我心目中从来不肯忽略过去。推究其故,还是不外我肯认真,不能不认真,不能不用心思,不能不加以考究,决不容许我自己欺瞒自己。如果我们说不出某一个问题中的道理,即是我们没有道理,我们看到别人家是好或是对,则别人家即是好或是对,这点不能有迟疑的。我往常恒以旁人之忽略对方的意见,对方的见地之可怪。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见地,即便为荒谬的见地或意见,亦必有其来源。我们须认真了解对方(即是与我不同者)的见地,明白对方的意见,是一件极重要之事,而普通人往往不能注意及此,宁不可怪?
  我的看佛学书,是自己已经先有了与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后才去看佛学书。我看任何书都是如此,必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参考别人的意见。从未为读书而读书。看西洋哲学书亦复如此。友人张松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与叔本华之思想相近,于是乃将
  叔本华之著作与相关之别人著作介绍给我。这是我看西洋哲学的起缘。总之,我自己必先有问题与思想然后才去看书。如此辗转,如此过渡,如此变化,乃成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思想似乎是人人都有的,但有而等于没有的,殆居大多数。这就是在他头脑中杂乱无章,人云亦云,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他都点头称是。思想或云一种道理,原是对于问题的解答,他之没有思想正为其没有问题。反之,人之所以有学问,恰为他善能发见问题,任何微细不同的意见观点,他都能觉察出来,认真追求,不忽略过去。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读书在其内)、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思想进步的原理,一言总括之,就是如此。

  ●不要盲从“开卷有益”的成语,也不要相信“为读书而读书”的迂谈。要使书为你自己用,不要让你自己去做书的奴隶。

  叶圣陶
  (1984~1988)
  作家、教育家。曾用笔名柳山、桂山、湛陶等。江苏苏州人。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主要散文集有《剑鞘》(与俞平伯合著)、《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数种。现有《叶圣陶散文(甲)集》、《叶圣陶散文(乙)集》、《叶圣陶文集》、《叶圣陶集》等行世。

  读书

  听说读书,就引起反感。何以致此,却也有故。文人学士之流,心营他务,目不暇给,偏要搭起架子,感喟地说:“忙乱到这个地步,连读书的功夫都没有了。”
  或者表示得恬退些,只说最低限度的愿望:“别的都不想,只巴望能安安逸逸读点儿书。”这显见得他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做点儿其实不相干的事就似乎冤了他,若说利用厚生的笨重工作,那是在娘胎里就没有梦见过,这般荒唐的骄傲意态,只有回答他一个不理睬了事。衣锦的人必须昼行,为的是有人艳羡,有人称赞,衬托出他衣锦的了不起。现在回答他一个不理睬,无非让他衣锦夜行的意思。有朝一日,他真个有了读书的功夫了,能安安逸逸读点儿书了,或者像陶渊明那样“不求甚解”,或者把一句古书疏解了三四万言,那也只是他个人的事,与别人毫不相干。
  还有政客、学者、教育家等人的“读书救国”之说。有的说得很巧妙,用“不忘”“即是”等字眼的绳子,把“读书”和“救国”穿起来,使它颠来倒去都成一句话。若问读什么书,他们却从来不曾开过书目。因此人家也无从知道究竟是半部《论语》,还是一卷《太公兵法》,还是最新的航空术。虽然这么说,他们欲开而未开的书目也容易猜。他们要的是干练的帮手,自然会开足以养成这等帮手的书;他们要的是驯良的顺民,自然会开足以训练这等顺民的书。至于救国,他们虽然毫不愧作地说“已有整个计划”,“不乏具体方案”,实际却最是荒疏。救国这一目标也许真能从读书的道路达标,世间也许真有足以救国的书,然而他们未必能,能也未必肯举出那些书名来。于是,不预备做帮手和顺民的人听了照例的“读书救国”之说,安得不“只当秋风过耳边”?
  还有小孩进学校,普通都称为读书。
  父母说:“你今年六岁了,送你到学校里去读书吧。”教师说:“你们到学校里来,要好好儿读书。”嘴里说着读书,实际做的也只是读书。国语科本来还有训练思想和语言的目标,但究竟是工具科目,现在光是捧着一本书来读,姑且不说它。而自然科、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这算什么呢?一只猫,一个苍蝇,一处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实际的东西,可以直接接触的,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这样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然而颇有一些教师在那里说:“如果不用书,这些科目怎么能教呢?”而切望子女的父母也说:“进学校就为读这几本书!”他们完全忘了文字只是一种工具,竟承认读书是最后的目的了。真要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读书当然是甚胜的事,但是必须把上面说起的那几种读书除外。

  读书的态度

  最近各地举行读书运动,从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许多讨论读书指导读书的文章。
  “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全国青年非常激动,大家想拿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对付国家的厄运;可是有些学者却告诉他们一句话,叫做“读书救国”。读书两个字就此为青年所唾弃。青年看穿了学者的心肠,知道这无非变戏法的人转移观众注意力的把戏,怎能不厌听“读书呀读书”
  那种丑角似的口吻?要是说青年就此不爱读书,这却未必。
  读书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绝对信从的
  态度,凡是书上说的话就是天经地义。一种是批判的态度,用现实生活来检验,凡是对现实生活有益处的,取它,否则就不取。又一种是随随便便的态度,从书上学到些什么,用来装点自己,以便同人家谈闲天的时候可以应付,不致受人家讥笑,认为一窍不通。
  顽固的人对于经书以及笼统的所谓古
  书,是抱第一种态度的。他们或许是故意或许是无心,自己抱了这种态度,还要诱导青年也抱这种态度。青年如果听从了他们,就把自己葬送在书里了。玩世的人认为无论什么事都只是逢场作戏,读书当然不是例外,所以抱的是第三种态度。世间惟有闲散消沉到无可奈何的人才会玩世;青年要在人生的大道上迈步前进,距离闲散消沉十万八千里,自然不会抱这种态度。青年应当抱而且必须抱的是第二种态度。要知道处理现实生活是目的,读书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许多手段之一。不要盲从“开卷有益”的成语,也不要相信“为读书而读书”的迂谈。要使书为你自己用,不要让你自己去做书的奴隶。这点意见虽然浅薄,对于被围在闹嚷嚷的读书声中的青年却是有用的。

  从焚书到读书

  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生来便有所谓“智慧”。以有智慧故,从最初劳动时或惊骇时所发的呼声,进化而为互通情感的语言,由语言而造出文字,用文字记载事物,便又产生“书”这一类东西。
  书,又是奇怪的东西:说它可爱呢,它确能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所得到的经验和理论都告诉了后来的人,做后来人努力的方向。说它可恶呢,自从它把经验理论告诉了后来人,便使阶级化了的人类社会常常感到不安。
  在可恶这一点上,二千一百多年前聪明的秦始皇已经觉到了,他便取激烈手段,索性把藏在民间的书统统付之一炬。
  但究竟这手段太激烈,不久便有不读书的刘项,起来把妄想传之万世的秦朝打倒。
  后来的皇帝更加聪明,他们知道既然有了“书”这件东西,要根本毁灭是不可能的,与其“焚”,还不如索性教人家“读”,不过“读”要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方法,于是便找出了几种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支配阶级的理论的书,定名为“圣经贤传”,其他诸子百家便是“异端邪说”,都在“罢黜”之列,更定下一个“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一般人读了圣经贤传,不难在科举制度下名利双收,否则读着异端邪说的书,便是“非圣无法”,可以使你身首异处。那时奖励青年们读书有四句口号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现在科举制度早已废止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依旧存在着。政府的煌煌明令,学者名流的谆谆告诫,都是说“青年应该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没有说,大概便因为有所谓“标准”在,不用细说了。合乎标准的,有文凭可拿,有资格可得。不合乎标准的书籍,便等于从前所谓诸子百家,是异端邪说,教师不敢介绍,书店也不敢刊行,青年们更少有读到的机会了。
  不过社会究竟在进步,口号和以前不同了:“非圣无法”现在简称为“反动”,“……唯有读书高”现在一变而为“读书救国”了。
  从“焚书”到“读书”,方法和口号尽管在变换,精神是一贯的。我们不知道教学生埋头读书的学者名流有否想到这一层。
  1932年

  迦尔洵和他的小说①

  我们读外国文学,常觉得俄国的作品有一种风味;好像具有特殊滋味的食品,一入口就辨别得出。俄国作品中间,我们不得不惊诧于俄国人对于人生的严肃:提起笔来写东西,决不是随便玩玩的事情;不是探索人生做一个答案,就是解释人生做一个报告。虽然说所有的文学无非导源于人生,但特别是俄国文学,主料跟副品完全是人生,没有一点闲杂的东西,再加上“艺术手腕”的烹调,才成为逗引世人一致赞赏的有特殊风味的菜。
  现在要讲一位俄国作家叫做迦尔洵的。他是短命的人,三十三岁就死了。生于1855 年2 月,到本月刚好八十周年,所以我们来纪念他。他跟托尔斯泰同乡,很受托尔斯泰的感化。1876 年,俄国跟土耳其打仗,他每天看见报纸上登载着死伤的人数,心里非常难过;结果投到军队里去,想借此分受人间的痛苦。这行为好像有点儿傻,然而唯有严肃地面对着人生的人才做得出。后来在战场上伤了腿部,因此回家,神经就失了常态。他有一篇小说叫做《懦夫》,就是描写当时在战场上的心理的。又有一篇小说叫做《四天》,写作战受伤后四天内的恐怖心情,是俄国文学中的名篇。周作人先生曾经把它翻译,收入《域外小说集》。此外还有《目兵伊文诺夫的日记》,也是同类的作品。1878 年,因为有一个朋友被处死刑,他没法营救,所受刺激太深,竟大发起疯病来,只好住入疯人院里。这又是执著人生的一种表现:把朋友的生死看得同自己的生死并无二致。1887 年,他乘看护人不防备,从楼上跳将下来,虽然没有死,却受了极重的伤,下一年就死在医院里。《红花》是他最后的作品,也是名篇,描写疯人的心理,可以供给心理学家作为研究材料。记得我国也有译本,但一时想不起是谁的手笔,登载在哪一种杂志里了。他的小说并不多,只有二十多篇,然而他宣示了疯人的内心生活,在文字上又表现出一种“惊恐的美”。就是这寥寥的二十多篇,已足以使他列入世界的文学家的班次了。
  在《域外小说集》里,又译有他的一篇小说叫做《邂逅》,写妓女那及什陀跟青年伊凡相遇之后,两个人心理上的波澜。那及什陀厌倦于生活,然而尚不绝望,只想把握住一点东西,就是一棵草也行;其时伊凡正跟她会见,她想这个人也许是她的援手,就起了“从良”的念头。但自省身世,嫁了之后也许会受他的鄙薄,而且嫁人跟做妓女实在相差不远,于是又怅怅若失。伊凡这方面却另有想头,他想她何以竟不愿脱离火坑,也不相信她卑污至此。忧愁郁结,他就狂饮起来。随后双方心理上都极痛苦,彼此相爱,而又不能结合。伊凡终于招那及什陀到寓,见了末了一面,就用手枪自杀。这篇小说的故事很简单,专重在心理描写。我们知道作小说普通用二种口气:一种是自述的口气,书中的主人翁就是“我”,“我”所看见的想到的才写,此外都不能写;一种是叙述的口气,主人翁是张三李四,作者退隐在旁边,绝不露面,可是无所不知,张三的心事也要写,李四的心事也要写。通常作小说,不用前一种,就用后一种。但是迦尔洵这篇《邂逅》却两种兼用,有那及什陀自述口气的记叙,有伊凡自述口气的记叙,也有作者叙述口气的记载,这大概是他的创格,旁的小说里似乎没有看见过。
  打个譬喻,这好比摄制活动影片,摄影机从种种不同的观点摄取,自然容易使观众深入到故事的核心里去。欢喜研究小说的人不妨取这篇小说来玩味一回。

  《我与文学及其他》序

  孟实先生重订这个集子,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序文。这里的十来篇文字,我大多读过;现在重读,好像初尝时鲜似的,还是觉得甘美。各篇谈说的方面不同,可差不多都涉及诗。孟实先生说,“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推广开来,好像艺术都是诗,一幅图画是诗,一座雕像是诗,一阙曲调是诗,一节舞蹈是诗,不过不是文字写的罢了。要在文学跟艺术的天地间回旋,不从诗入手,就是植根不厚。
  孟实先生对于文学跟艺术有深广的理解,从文学跟艺术得到美满的享受,就使他在诗上立下深厚的根基。他把这些文字贡献给读者,读者受他的薰染,也在诗上下工夫,得益自不待言。
  寻常说话作文,各人有各人的派头;讨论文艺也一样。有些人把理论认作数学的定理,一阵子“因为”“所以”,就达到结论:这必须如此,不能如彼。这样的讨论往往带着命令的意味,言外仿佛说,你们得跟我一样的想。另外一派可不然,他们不把理论看做金科玉律,无论现成的或是独得的,都给它作详悉的疏解;就是结论也不以为“天下之道在是”,仿佛说,我是这么想,愿与你们商量。如果让我站在读者的地位,我喜欢读后一派的文字;因为这时候我有自由细细地想,这自由是作者给我的,其中流荡着诚挚的友谊。孟实先生的文字,一贯的属于后一派;他能得到众多的读者,这是一个原因。
  我想,同样说话作文,照前一派的办法比较容易——虽然我连比较容易的也做不来。现成的理论有的是,拣些中意的,作为论据,像演算这么算一下,答数就来了。后一派的办法可就难些。给理论作详悉的疏解,得有深入的学力;把语言说得亲切有味,有见地而不是成见,有取舍而不流于固执,得有开阔的襟怀。盂实先生这些文字是深入的学力跟开阔的襟怀交织而成的。他的《文艺心理学》,评论者认为是一部“醰醰有味的谈美的书”;这些文字的大部分写于写《文艺心理学》那个时期,正如作画似的,既有挥洒巨画的魄力,画些尺页小品,自能行所无事,而精妙不二。我们读《文艺心理学》,宛如听孟实先生讲学,可决不是学校里常遇的让学生们倒头欲睡的那种讲学。我们读这个集子,宛如跟孟实先生促膝而坐,听他娓娓清谈,他说他怎样跟文学打过交道,一些甘苦,一些心得,一些愉悦,都无拘无束的倾吐出来。他并不教训我们,我们也没有义务必须受他的教训。可是,不知不觉之间,我们让他薰染了,至少对文学见得深广了。我自己有这么个直觉,写在这里,愿与这个集子的读者互印证。
  1943年5月作

  ●一个人正在读书,而其心不在书上,“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这个人即是读书不敬。读书不敬者,决不能了解他所读的书。

  冯友兰
  (1895~1990)
  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8 年北京大学毕业。1923 年历任中山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人生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论》、《三松堂学术文集》等。

  我的读书经验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一精其选,二解其言,三知其意,四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年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
  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
  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
  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说,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啰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啰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
  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啰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
  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
  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
  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间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脚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1982年6月于北京

  ●书本原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就是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它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它供给了智识饥渴的乳料。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和大发明家,都从书堆中进去,再从书堆中回出来。

  郁达夫
  (1896~1945)
  小说家、散文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913 年赴日本留学,1922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回国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季刊》等。1937年赴南洋,1945 年9 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主要著作有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散文《闲书》、《达夫游记》、《屐痕处处》等。现有《达夫文集》、《达夫选集》等行世。

  《达夫全集》自序①

  男子的三十岁,是一个最危险的年龄。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杀,总在这前后实行的。而更有痛于自杀者,就是“心死”。自家以为有点精神,有点思想的人,竟默默无言地,看着他自己的精神的死灭,思想的消亡!试问天下的痛心事,甚于此者,更有几多宗?
  自家今年三十岁了,这一种内心的痛苦,精神毁灭的痛苦,两三年来,没有一刻远离过我的心意。并且自从去年染了肺疾以来,肉体也日见消瘦了,衰老了,若有人笑骂我的,这一个笑骂者自己,迟早总有知道他谬误的一日,勇敢的笑骂者呀!你们也大约必定要经过这一个心的过程的,不过我在这里却在私祝你们的康健,私祝你们的永不至于经验到这一种心身的变迂!
  在人世的无常里,死灭本来是一件常事,对于乱离的中国人,死灭且更是神明的最大的恩赉。可是肉体未死以前的精神消灭的悲感哟,却是比地狱中最大的极刑,还要难受。
  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账的时候了。自家的精神生活,以后能不能再继续过去?只有天能知道。不过纵使死灰有复燃的时候,我想它的燃法,一定是和从前要大异。并且,并且随伴着我的这一种干咳,这一种衰弱,谁能说它们不是回光返照的一刹那,而明日的生涯,又谁能知道更将羁栖于何地?
  自己的半生,实在是白白地浪费去了。对人类,对社会,甚而至于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做过。自己的死灭,精神的死灭,在这大千世界里,又值得一个什么?
  自己的在过去浪费了的精神,不信有一点一滴可以永生。自己死了之后,那一层脸上的“永生的灵辉”,是决也希冀不到的。自己权且当做一个也是孤独的流人,对于过去的自己的孤独的尸骸,将他的死眼闭上,勉强使他装成一个瞑目而终的人,也许是目下的最有意义的一点工作。全集的编制,就发源于此了。
  回忆起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间,饥寒孤苦,经历也是不少。感情的起伏,更有甚大的浪波痕迹可寻。自己在过去,虽则没有做过一点可以记录的事情,然而这一种孤凄的感觉,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或者有人要说:“将这些无聊的梦迹编留住,不只是增加一些烦恼世界中的更烦恼的波浪而已么,于世何补?”不过我也要说:“这一点淡淡的波纹,于我却有切肤之痛!”
  自家的作品,自家没有一篇是满意的。藏拙删烦,本来是有良心的艺术家的最上法门,可是老牛舐犊,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这全集里,又把我过去的作品全部收起来了。
  自家今年满了三十岁,当今年的诞生之日,把过去的污点回视回视,也未始不是洁身修行的一种妙法,这又是此际出全集的一个原因。但是许多劝我的朋友们却向我说:“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纪念!”啊啊,纪念?纪念什么?人类中哪有把他的耻辱,拿来作光荣的历史看的愚夫?
  编订的次序,不是编年,也不是按文中的内容体裁。偶尔在故旧的杂纸堆中翻着的,就拿来付印,有手民和校对者侮辱我的地方,也不过随便的改正改正,这又是我的病懒的一个证明。
  作品写完的年月,大抵记在后面,有不写的,是出于当时的疏忽,现在溯记忆所及,都把它们补上了。
  诸君若再能宽恕我一次, 容我的Egotism 再显发一回,我想对诸君将目下正在此地作此序时的周围境状来说一说。昨天自极南的广东回到了上海,便接到寄住在北京的禽兽般的恶势力下的妻儿的危急之报。电报上虽只说是“病笃速回”,然而电后的来信,隐约说是儿子的病,已经是没有余望,我的女人,在悲痛之余,也已病倒了好多天了。火车不通,明日又只好赶海轮奔回京去。到京之日,只希望不至有更恶的凶闻,被我发见!
  痛定思源,这交通的阻绝,这生活的不安,这中国人的流离惨死,又是谁为之阶?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我只希望读我此集的诸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废在读这些无聊的呓语之中,而马上就去挺身作战,杀尽那些比禽兽还相差很远的军人。那我的感谢,比细细玩读我的作品,更要深诚了。
  1926年6月14日旧历端午节
  序于上海的一家小旅馆内

  《鸭绿江上》读后感①

  艺术家是革命的先驱者,革命的艺术作品,是加上正在革命行动中的许多人肉机器上去的油膏。因为艺术家的神经纤敏,感觉锐利,所以一时庸人还不曾感到的苦闷、反抗和不满,艺术家就比他们要早几十年感到。或者一般庸人,在同一时代内所感到的痛苦、烦闷等,艺术家因为神经纤敏的缘故,要比庸人多感到一倍。
  就譬如我们常人,受到经济压迫的时候,假使感到的痛苦只有五分,那么在同一状态之下的艺术家所感到的痛苦,非要增加到十分或二十分不可。并且一般我们庸人,感到了不满、反抗,或苦闷的时候,只能默然地过去,而这时候艺术家就非要把这一层不满、反抗,或苦闷叫喊出来,表现出来不可。因此有许多艺术家的艺术品,因为同时代的人太近视了,太鲁钝了的原因,每有被嘲为无病呻吟的倾向。其实真正的艺术家所做的真正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真实的表现,不过鉴赏者的神经有时太鲁钝,所以不觉得这艺术家的叫喊为然而已。这一种艺术家,是当革命未起之先而发预言的艺术家,是挑拨革命的开火的艺术家,是革命的先驱者。
  到了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革命的必然性,已经达到成熟的境界以后,这一种先驱的革命艺术,若是力量是很足的时候,那么当然仍复是可以继续享受她的生命,仍复是指使革命的原动力,可是力量若不十分足的时候,那么这一种革命先驱的艺术,就不得不让位于跃动的有新生命的革命艺术,来作革命行动的燃烧料和膏油。
  现在中国的革命条件已经具备,旧社会的崩坏作用,已经开始了,所以一般读文学的人,都同声一致的要求革命文学,若嫌革命文学的名称太泛的时候,我们可以改过来说,目下中国的读者,大家都在要求无产阶级的文学。
  有许多人说,文学是点缀太平、讴歌盛世、创造美的感觉的东西,无产阶级是与美的原理不合的阶级,所以无产阶级的文学这一句话是不通的。讲这些话的人,
  当然是从前曾经受足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熏
  育的人,由他们的立脚点看来,这原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可是我们再回头来一想,再把文学的要素拿来一考察,就觉得光是琳琅钻石,粉脂黛绿堆了一大堆,也不能就说它是美是艺术。反过来若有一个乞儿,在街上挨户求乞,蓬头垢面,将乞来的几个金钱,去买一件很便宜很粗糙的衣服来给他的可爱的人穿,也未始是不美不艺术的。总之文学里要有情绪,文学里要有意识。我们只能问这情绪热烈不热烈,这意识强不强,而不能说无产阶级不能有这情绪,不能有这意识,因为他们没有钱。
  无产阶级既然一样的是人,一样的有情绪,一样的有意识的,那么无产阶级的文学,当然是存在的。
  现在的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要求支配政权,要求解放的革命,那么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革命文学,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
  可是在现代的中国,从事于文学创作的人,还是以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居多,真正从田里出来的农民诗人,或从铁工厂里出来的劳动诗人,还不见得有。
  所以至少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文学,让一步来说,也应该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
  可是身坐在黄包车上,一边口头却在说同情于黄包车夫是不十分可以使人信服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中国的那些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只能问它那一种同情真不真,问它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捉表现得切不切。
  当然中国的新文学里,可以合这一种要求的作品,目下还出得不多。可是在这一点不多的产品里头,蒋光赤著的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却可以占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鸭绿江上》共含有短篇小说八篇,从内容讲起来,篇篇都是同情于无产阶级和反抗军阀资本家的作品,光就同情的一方面说起来,已经可以完全说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了。可是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人,所以每篇中所有的感情、意识,还不能说是完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阶级意识,表现得十分真挚。
  现在中国革命的火线,早已破裂,革命的进展,也已不似从前的缓慢了。在这一个时代,我们所渴仰着的文学,并不是仅仅乎煽起一点反抗的心情,或叫喊一阵苦闷的那一种革命先驱的文学。若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这一句话是真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时代里所要求的,是烈风雷雨般的粗暴伟大,力量很足,感人很深的文学,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跃动的、有新生命的文学。可是《鸭绿江上》一集,无论如何,还不能满足我们这一种的要求。
  《鸭绿江上》的作者,有驾驭文字的手腕,有畅所欲言的魄力,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之后,不能起激烈的冲动,狂暴的兴奋。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完全是因为作者还没有把握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全部喷泻出来的原因。所以他在徐州旅馆里,只能拿出七块钱来给那可怜的少女,而不能马上就丢下了开封在病卧着的爱人,去寻着那逼人为娼的老妪来,给她一顿痛打;所以江霞——《弟兄夜话》的主人公——只能逃避在外,仅仅乎不彻底的避免了****婚姻的恶毒,而不能跑回家去,将他的兄嫂离拆,或将他的老娘痛责;所以周德发——《橄榄》的主人公——当他的爱人吴乳姑被资本家何庆三夺去做姨太太的时候,不能马上就打到何庆三的家去,和他拚命。
  然而文学也是与国民性有关的,或许我们现代的中国人,还没有这样强的性格,或者我们中国现代无产阶级,还没有锻炼成这一种阶级意气,那么我就不得不为中国的革命前途悲了。
  以上因为读了蒋著的《鸭绿江上》,偶尔生出来的杂感,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考察,当另外再来撰文记述,此地不再说了。
  1927年4月8日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①
  ——《过去集》代序

  一个人活在世上,生了两只脚,天天不知不觉地,走来走去走的路真不知有多少。你若不细想则已,你若回头来细想一想,则你所已经走过了的路线,和将来不得不走的路线,实在是最自然,同时也是最复杂、最奇怪的一件事情。
  面前的小小的一条路,你转弯抹角的走去,走一天也走不了,走一年也走不了,走一辈子也走不了。有时候你以为是没有路了,然而几个圈围一打,则前面的坦道,又好好的在你的眼前。今天的路,是昨天的续,明天的路,一定又是今天的延长,约而言之,我们所走的路,是继续我们父祖的足迹,而将来我们的子孙所走之路,又是和我们的在一条延长线上的。
  外国人说:“各条路都引到罗马去”,然而到了罗马之后,或是换一条路换一个方向走去,或是循原路而回,各人的前面,仍旧是有路的,罗马决不是人生行路的止境。
  所以我们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一步一步在走的路,你若把它接合起来,连成了一条直线来回头一看,实在是可以使人惊骇的一件事情。
  路是如此,我们的心境行动,也是如此,你若把过去的一切,平铺起来,回头一看,自家也要骇一跳。因为自家以为这样平庸的一个过去,回顾起来,也有那么些个曲折,那么些个长度。
  我在过去的创作生活,本来是不自觉的。平时为朋友所催促,或境遇所逼迫,于无聊之际,拿起笔来写写,不知不觉的五六年间,总计起来,也居然积写了五六十万字。两年前头,应了朋友之请,想把三十岁以前做的东西,汇集在一处,出一本全集。后来为饥寒所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这事情也就搁起。去年冬天,从广州回到了上海,什么事情也不干,偶尔一检,将散佚的作品先检成了一本“寒灰”,其次把“沉沦”、“茑萝”两集,修改了一下,订成了一本“鸡肋”。现在又把上两集所未录的稿子修辑成功,编成了这一本“过去”。
  对于全集出书的意见,和各集写成当时的心境环境,都已在上举两集的头上说过了,现在我只想把自己的“如何的和小说发生关系”,“如何的动起笔来”,又“对于创作,有如何的一种成见”等等,来乱谈一下。
  我在小学中学念书的时候,是一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学校的功课,做得很勤,空下来的时候,只读读四史和唐诗古文,当时正在流行的礼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说和林畏庐的翻译说部,一本也没有读过。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校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只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只箱里,拿出了两部书来,一部是《石头记》,一部是《六才子》。
  暑假以后,进了中学校,礼拜天的午后,我老到当时旧书铺很多的梅花碑去散步。有一天在一家旧书铺里买了一部《西湖佳话》,和一部《花月痕》。这两部书,是我有意看中国小说的时候,和我相接触的最初的两部小说。这一年是宣统二年,我在杭州的第一中学里读书。
  第二年武昌革命军起了事,我于暑假中回到故乡,秋季开学的时候,省立各学校,都因为时局关系,关门停学,我就改入了一个教会学校。那时候的教会学校程度很低,我于功课之外,有许多闲暇,于是就去买了些浪漫的曲本来看,记得《桃花扇》和《燕子笺》,是我当时最爱读的两本戏曲。
  这一年的9 月里去国,到日本之后,拚命的用功补习,于半年之中,把中学校的课程全部修完。翌年3 月,是我十八岁的春天,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这一年的功课虽则很紧,但我在课余之暇,也居然读了两本俄国杜儿葛纳夫的英译小说,一本是《初恋》,一本是《春潮》。
  和西洋文学的接触开始了,以后就急转直下,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
  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就是现在,于吃饭做事之外,坐下来读的,也以小说为最多。
  这是我和西洋小说发生关系以来的大概情形,在高等学校的神经病时代,说不定也因为读俄国小说过多,致受了一点坏的影响。至于我的创作,在《沉沦》以前,的确没有做过什么可以记述的东西,若硬的要说出来,那么我在去国之先,曾经做过一篇模仿《西湖佳话》的叙事诗,在高等学校时代,曾经做过一篇记一个留学生和一位日本少女的恋爱的故事。这两篇东西,原稿当然早已不在,就是篇中的情节,现在也已经想不出来了。我的真正的创作生活,还是于《沉沦》发表以后起的。
  写《沉沦》各篇的时候,我已在东京的帝大经济学部里了。那时候生活程度很低,学校的功课很宽,每天于读小说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馆里找女孩子喝酒,谁也不愿意用功,谁也想不到将来会以小说吃饭。所以《沉沦》里的三篇小说,完全是游戏笔墨,既无真生命在内,也不曾加以推敲,经过磨琢的。记得《沉沦》那一篇东西写好之后,曾给几位当时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行的?中国哪里有这一种体裁?”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实在还混乱得很,适之他们的《新青年》,在北京也不过博得一小部分的学生的同情而已,大家决不想到变迁会这样的快的。
  后来《沉沦》出了书,引起了许多议论。1922 年回国以后,另外也找不到职业,于是做小说卖文章的自觉意识,方才有点抬起头来了。接着就是《创造》周报、季刊等的发行,这中间生活愈苦,文章也做得愈多。1923 的一年,总算是我的MostProductive 的一年,在这一年之内,做的长短小说和议论杂文,总有四十来篇(现在在这集里所收的,是以这一年的作品为最多)。这一年的9 月,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1924 年中间,心里虽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在这一期的作品里,自家觉得稍为满意的,都已收在《寒灰集》里了。所以在这集里,所收特少。
  1925 年,是不言不语,不做东西的一年。这一年在武昌大学里教书,看了不少的阴谋诡计,读了不少的线装书籍,结果终因为武昌的恶浊空气压人太重,就匆匆地走了。自我从事于创作以来,像这一年那么的心境恶劣的经验,还没有过。在这一年中,感到了许多幻灭,引起了许多疑心,我以为以后我的创作力将永久地消失了。后来回到上海来小住,闲时也上从前往过的地方去走走,一种怀旧之情,落魄之感,重新将我的创作欲唤起,一直到现在止。虽则这中间,也曾南去广州,北返北京,行色匆匆,不曾坐下来做过伟大的东西,但自家想想,今后仿佛还能够奋斗,
  还能够重新回复1923年当时的元气的样子。
  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左拉的文章,若是纯客观的描写的标本,那么他著的小说上,何必要署左拉的名呢?他的弟子做的文章,又岂不是同他一样的么?他的弟子的弟子做的文章,又岂不是也和他一样的吗?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有了这一种强的个性,他只要能够修养,就可以成功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己的体验,美国有一位有钱的太太,因为她儿子想做一个小说家(她儿子是曾在哈佛大学文科毕业的),有一次写信去问Maugham,要如何才可以使她的儿子成功。
  M.氏回答她说:“给他两千块金洋钱一年,由他去鬼混去!”(C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 and lethim go to devils!)我觉得这就是作家要尊重自己一己的体验的证明。
  关于这一层,我也和一位新进作家讨论过好几次,我觉得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做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所以我主张,无产阶级的文学,非要由无产阶级自身来创造不可。他反驳我说:“那么许多大文豪的小说里,有杀人做贼的事情描写在那里,难道他们真的去杀了人做了贼了么?”我觉得他这一句话,仍旧是驳我不倒。因为那些大文豪的小说里所描写的杀人做贼,只是由我们这些和作家一样的也无杀人做贼的经验的人看起来有趣而已,若果真教杀人者做贼者看起来,恐怕他们不但不能感动,或者也许要笑作家的浅薄哩!
  所以我对于创作,抱的是这一种态度,起初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大约也是不会变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 是决不能丧失的。若有人以为这一种见解是错的,那么请他指出证据来,或者请他自己做出几篇可以证明他的主张的作品来,那更是我所喜欢的了。
  于“过去”一集编了之后,回顾了一下从前的经过,感慨正是不少,现在可惜我时间没有,不能详细地写它出来,勉强做了这一段短文,聊把它拿来当序。
  1927年8月31日午前4时于上海之寓居

  ●读《老残游记》

  第一次读《老残游记》,是在十几年前头。那时候只觉得它的文字简练,华实相称而已,此外也另无所得。现在过了十多年,秋宵无事,再展开来读,愈觉得作者寄托的遥深,牢骚的美化了。想将读后的感想,来写一点出来。
  《老残游记》二十章,题“洪都百炼生”著,实刘鹗之作也,有光绪丙午(1906)之秋于海上所作序;或云本未完,未数回乃其子续作之。刘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能读书,而放旷不守绳墨,后忽自悔,闭户岁余,乃行医于上海,旋又弃而学贾,尽丧其资。光绪十四年河决郑州,鹗以同知投效于吴大澂,治河有功,声誉大起,渐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书请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既成,世俗交谪,称为“汉奸”。庚子之乱,鹗以贱值购太仓储粟于欧人,或云实以振饥困者,全活甚众;后数年,政府即以私售仓粟罪之,流新疆死(约1850~1910,详见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卷第二十八篇)。
  这是著者的略历,征之书中的隐射,一点儿也不会错的。有人说《老残游记》,是浙湖某某所撰,这是附会之谈,可以以书里的俗语来证明。书里的白话,虽则用的大抵是普通官话,然而时有作者所不注意的土白流露出来。譬如称落花生之为“长生果”,以“不可以”“不通行”为“不作兴”之类。写会话的时候,他也时常用地方的方言,来助长local colour,譬如山东姑娘二翠的言语和店小二的言语等都是如此。除了这些方言,略有不纯的地方外,他的写长会话的手段实在高明。
  我们读过Joseph Conrad的小说的人,总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用一个人来陈述小说内容的方法的灵巧的,这一位洪都百炼生,也有这一副手腕。老残的晓得酷吏虐民的事实,都不是他自己看见,大抵是由于他人告诉转述给他的。由平常的人来记述这样长的Monologue,必要使读者感到厌倦,而由他来一写,将几宗冤虐的案情,由几个店小二的口中说得明明白白,文字又经济,又明晰,这实在是他的不可及的地方。例如曹州知府玉大人的诬良为盗的事实,他老并没有亲眼看见,只听店家的掌柜老董说的。老董坐在店门口的长凳上,一直说玉大人的如何陷害于家的事情,说了有四五千字,结果他就想出一个伙计来说破老董的喜欢说话:
  正要往下说时,只听他伙计王三唤道:“掌柜的,你怎么着了?大家等你挖面做饭吃呢!你老的话布口袋破了口儿,说不完了。”老董听着,就站起,走往后边挖面做饭。……
  老残到了马村集,又是一个店里的店伙,对他说曹州知府玉大人如何的害死一个卖布的小贩。这店伙于说完一段长长的话后,就结了几句:“酒也完了,你老睡罢!明天倘若进城,千万说话小心。俺们这里人人都耽着三分惊险,大意一点儿,站笼就会飞上脖儿梗上来的。”于是站起来,桌上摸了半截线香,把灯拨了拨说:“我去拿油壶添添这灯。”老残说:“不用了,各自睡罢!”两人分手。
  这一种很自然、很简洁的narrative power,实在可以比得上Joseph Conrad,只有过之,不会不及。
  他的文章的好,叙述方法的灵活,可以不必讲了,底下我想解剖解剖作者的思想。
  洪都百炼生的满肚皮牢骚,都借了老残来发泄,果然不错。就是当时的以清白为名,实在是暗中在虐民媚上的那一种所谓清官的惨无人道,也已被他骂得够了。
  这些都是很好的笔墨,也是很值得我们崇拜的精神。可是有一段讲到了革命,他老似乎没有把近代思想了解。当然像他所说的那一种革命家,原是很多,就是现在的南京武汉的许多新政客,也还是他所攻击的那一种“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
  英雄豪杰。可是在冒生死的大不韪,实际上在民间的最下层做工作的革命家,他似乎还没有梦想到过,似乎他绝对的不相信在中国的民族里会产生出这一种革命家来的。所以他对于革命的见解,是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一般知识阶级的见解。我们且听听他的理想中的人物黄龙子的议论:
  “若说那革呢,——这是黄龙子说明北拳南革的一段——革是个皮,即如马革牛革,是从头到脚,无处不包着的。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只是发作的慢,若留心医治,也不致于有害大事。惟此革字上应挂象,不可小觑了他,诸位切忌,若揽入了他的党里去, 将来也是跟着溃烂, 送了性命的。……”
  他承认革命的势力是不小,革命的结果是牺牲,可是他竟把那些投机师,无赖子当做革命者看了,所以他切劝大家不要去入革命党。这一宗见解,要说他错,原也是不错的。因为中国人的根性太腐劣了,实在在吃革命饭的人,在假借革命而贪图官位的人,有一大半还不能脱他所说的范畴。并且当时中国的政治,还没有糟到现在那步田地,一般中小资产阶级,还尽可在厝火的积薪之上,安眠贪梦。现在却不同了,时势也愈变愈糟了,真革命者也出来了。我想假使他是生在目下的中国,那么他的对于革命的见解,总要完全变过。我想若他现在还是不死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参加革命,因为他的那一种愤世疾邪,渴慕正义的精神,就是现在的革命精神。
  所以看一种文学作品,非要设身处地的把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仔细想一想不可。《老残游记》是二三十年前的作品,他所代表的思想,是二三十年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若以他的以目下的眼光看来,是完全立于******的地位的议论,来断定他的作品的毫无价值、毫无时代性,却是过于苛刻的批评,这一层应该为作者原谅的。
  总之《老残游记》二十章,将他的******的思想除去,以文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却可以称得起《儒林外史》的后继者,不过笔力弱一点,没有笼罩全书的伟大的精神,所以不能成为一部大作而已。
  1927年9月22日读后志于上海

  《鸡肋集》题辞

  “弃之可惜,存之可羞”,像这一类的东西,古人名之曰鸡肋,我就把它拿来作了全集第二卷的名称。
  凭良心说起来,自己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东西,没有一篇不是鸡肋,但是稚气满满的这集里所收的几篇,尤其觉得不成东西。
  回溯从前,当1921 年的7 月,——是《沉沦》等篇作完的时候——自己毫没有成一个滥作家的野心。当时自己还在东京帝大的经济学部里念书,住在三铺席大的一间客舍楼上,志虽不大,也高足以冲破牛斗,言出无心,每大而至于目空一世。
  到如今五六年来,遇了故国的许多奇波骇浪,受了社会的许多暗箭明创,觉得自己所走的出路,只有这一条了,不得已也只好听天由命,勉强承认了这一种为千古伤心人咒诅的文字生涯。年纪到了三十,心里又起了绝大的幻灭,今后如何的活过去,虽不能够预说,然而近一年来,日夜在脑里汹涌的愤世的洪涛,我想过几年后,总能找出一个适当的决裂河口,变程流出。现在《鸡肋集》,1927 年10 月20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我所感到的,可以说是中道的悲哀,歧途的迷惘,若有所成,若有所就,总不得不期之于最近的将来。
  牢骚怨愤,现在暂且搁起一旁,让我先把这集里所收的几篇东西写成以后的变迁情状来说一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是成于一个时期的,年代是1921 年。当时国内,虽则已有一班人在提倡文学革命,然而他们的目标,似乎专在思想方面,于纯文学的讨论创作,还是很少。在这一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海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过后两三年,《沉沦》竟受了一班青年病者的热爱,销行到了二万余册。到现在潮流逆转,有几个市侩,且在摹声绘影,造作奇形怪状的书画,劫夺青年的嗜好,这《沉沦》的海淫冤罪,大约是可以免去了。我在重编此书的卷后,也不知不觉的想向那些维持风化的批评家,发放半脸微笑的嘲讥。
  1922 年,在日本的大学里毕了业,回国来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这中间所受的待遇,所感到的悲哀,到第二年的暑假止,又写成了一本“茑萝”小集,共有小说不像小说、记事不像记事的杂文三篇。
  《茑萝集》出后,——1923 年的秋大——一般人对我的态度改变了,我的对于艺术的志趣,也大家明白了,可是在这里,我又接受了一个新的称号,就是说我是一个颓废者,一个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伟大的天才,我是没有,如洪钟大吕般的号吹,我也没有,天生就我是这样的一个能力薄弱的人,靡靡也罢,颓废也罢,这一回我却不顾前后左右,勇猛的前进了,结果就在1924 的一年中,写成了几篇实在是衰颓得透顶的自伤自悼之文。这些文章,有的已收在《寒灰集》里,有的还在这里重新修改,大约在此集出后的两三个月中间,也能够印行问世。
  1925 年是我衰颓到极点以后,焦躁苦闷,想把生活的行程改过的一年。这一年中书也不读,文章也不写,从前年冬尽,到这年的秋后止,任意的喝酒,任意的游荡,结果于冬天得了重病,对人生又改了态度。在客中病卧了半年,待精神稍稍恢复的时候,我就和两三位朋友,束装南下,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只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这中间虽没有写得文章,然而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灭,革命事业的难成,却添了一层确信。
  1926 年年底,迁回上海,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对于这助力的感谢,我很想不以笔墨来铭记,我很想以后半生的行为思想来表彰,现在可以不必说,总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现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
  在这一个新生出发的当儿,我匆忙编成了这一本“鸡肋”,结束了许多杂务。
  等秋风一到,就想蹈海东游,远离开故国,好静静的去观察人生,孜孜的去完成我的工作。
  在过去的半生中,使我变成了一个顽迷不醒的游荡儿,在最近的数年中,和我也共受过许多中国习俗的悲苦的我的女人,我在记念你,我在伤悼你,这一本集子里,也有几篇关于你的文章,贫交远别,没有旁的礼物可以赠送于你,就把这一本集子,虔诚献上,作个永久的纪念罢!
  1927年8月1日达夫题于沪上

  《忏余独白》
  ——《忏余集》代序

  在小学校念书的时候——也许是在进学校之先——记得老爱走上离城市稍远的江边上去玩。因为在那里有的是清新的空气,浓绿的草场,和桑槐的并立排着既不知从何处始也不知在何处终的树影,而从树桠枝里望出去的长空,似乎总是一碧无底的。在这些青葱蓝碧的中间,记得还有许多喳喳卿卿和悠然长曳地沁的一声便踪影全无的飞鹰的绝叫声听得出来。置身入这些绿树浓荫的黄沙断岸中间,躺着,懒着,注目望望江上的帆船——那时候这清净的钱塘江上是并没有轮船的——和隔江的烟树青山,我总有大半日白日之梦好做。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
  后来读到了般生(Bjoernstjerne Bjoernson——这位农民艺术家生于1832年,卒于1910 年,是和伊孛生并立的一位北国的巨人)的农民小说,才知道挪威渔村里的青年,大半也是具有着这一种天性的。由这大自然的迷恋,必然地会发生出一种《忏余集》,1933 年2 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向空远的渴望(就是德国人的所谓Sehnen-sucht nach derFerne),从这向空远的渴望中,又必然地会酝酿出一种远游之情(就是德国人的所谓Wanderlust)来。想来想去,这三重要素,大约是不已地使我想拿起笔来写些东西的主要动机。因为对现实感到了不满,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可是到了一处固定的地方之后,心理的变化又是同样的要起来的,所以转转不已,一生就只能为Wanderlust 的奴隶,而变做着一个永远的旅人(An eternaI Pil-grim)。
  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
  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这前后的内心的经验和外来的影响,曾在《沉沦》单行本的序文和《过去集》头上的一篇《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里写过一点,这里可以不再提起,且让我来谈谈以后的心情起伏与现在的噤若寒蝉的畏缩的由来。
  流刑的判处期间总算满了,With a Diploma兴浓浓地我就回到了上下交争利,后先不见人——是“人少畜生多”的意思——的故国。碰壁,碰壁,再碰壁,刚从流放地点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英国的一位讽世家所说的Life is a prison without bar 的这一句金言,到此我才领悟到了彻底。愁来无路,拿起笔来写写,只好写些愤世疾邪,怨天骂地的牢骚,放几句破坏一切,打倒一切的狂呓。
  越是这样,越是找不到出路。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这一期中间的作品,大半都是在这一种心情之下写成的。
  然而这一个Bastille的囚牢终于破裂了,许多同我一样,在一样的幽闭状态里的青年都狂奔出来了,霹雳一声,天下响应,于是“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可是反将过来,就是“青年倒霉!
  革命落空!”在囚牢里奔放出来的成千成万的青年,只空做了一场欢喜的恶梦,结果却和罗马帝制下的奴隶一点儿也没有差别,照色照样地被锁住了脚锁住了手,日日要往热日下去搬石头抬梁柱,说是神圣至尊、劳苦功高的这位Augustus要营宫殿,造鹿台。命令一下,谁敢不遵,因为旁边站立在那里做监督的,一个个都是左执皮鞭右拿阔斧的狞凶的卫士。你搬石抬梁稍或迟缓一点,自然是轻则一鞭,重则一斧,谁还来向你讲理?在这一个出狱之后的苦役状态之下,我也竟垂垂老了,气力也没有了,喉咙也嘶哑了,动都动弹不得,哪里还能够伸一伸手,拿一拿笔!
  沉默了这许多年,本来早就想不再干这种于世无补,于己无益的空勾当了,然而友人说定要我写一点关于创作生活的经验,我也落得在饿死之前,再作一次忏悔,
  好学一学歌德在垂死的时候所说的Mehr Licht!……Mehr Licht!(更要光明!更要光明!)“辛苦半生,聊复尔尔;未来一劫,如是云云。”这是我一位亲戚王老在今年元旦未死时写下的春联,摆在这里做一个尾巴,却正适合。
  1931年12月

  《达夫自选集》序

  我的出选集,这一回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一部,名《达夫代表作》,系五六年前,二三友人,为我选出的。但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嗜好不同,又如其心,他人的嗜好,不一定能合我的胃口,反过来说,我的偏见,也许将为旁人所不取。可是文章千古,得失相知,只在寸心,尤其是侧重于个人体验的我的那些不足为法的浅薄作品,大约其中的得失甘苦,总只有我自己知道得详细一点。故而这一回天马书店,来约我编一册自选集的时候,我便毫无踌躇地,私自愉乐地,立即答应了。
  不过答应了下来之后,我把六七册全集和三四册其他的著作等,翻了一翻,觉得能够自己感到满足的东西,仍旧是只有寥寥的几篇。或者更严格一点的说起来,则我做到如今的小说散记等文字中间,可以拿出去给世界各国人看,给天下后世人读的东西,简直一篇也没有。因为年纪近来大了,国内外的作品也看得多了,理性和批评的能力也有起定著来了,所以过去一天,只感到一天对自己的不满。而天分又低,努力更加不足,《达夫自选集》,1933 年3 月上海天马书店初版。来日茫茫,想将起来,只好闷声不响,以后绝对不写东西,才能补得过过去的轻率的罪障。但生到了这一个,举世滔滔,大家都是摩拳擦掌,或用政治的手腕,或凭自大的精神,在竭力扩张自我,一心打倒同人的20 世纪的中国,我倘若再要彻底的听取良心的命令,做一个忠于自己的愚夫,则以后不但连一口苦饭都将无着,就是死了,怕也将没有我的葬身之地。因此,苦闷了几天,默想了几晚,我的胆子又大起来了,把良心一昧,就又毅然决然,进行了这一次的自选的工作。
  选了两个多星期,反复改窜了许多次数,我的自选集总算告成了,一共有小说十篇,散记五篇,合十余万字的样子。把这四五年中间所作的东西,特选了一半,而最近做的,又选了三万字的光景。
  《二诗人》虽近于荒唐,但中国迩来,似乎也在要求这一种幽默文字的增加,因风趣和其他各篇不同,故列在头上,以备一格。
  《采石矶》虽技巧幼稚,但因当时曾引起过许多批评,而主人公黄仲则的诗词现在似乎也还在流行,故仍采入,以志习作。
  《离散之前》、《烟影》,或系同一格调,但悲怀伤感,决不是一个人的固有私情,照托尔斯泰的艺术论看来,则感情的渲染传流,却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功用之一,是以不避自叙传的嫌疑,仍旧选入。
  《迟桂花》、《过去》、《在寒风里》的三篇,字数略多,称作短篇,或不适当,谓为长篇,尤其不合,大约因平时爱读德国小说,是于无意之中,受了德国人的Erzaehlungen 的麻醉之后的作品。特选三篇,以明偏嗜。
  《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但因创作的年代很旧,故而意识不明,力量微薄,标语口号,不曾提出。本拟删去,免致遗恶影响于后来的作者,但似闻这数篇已被外人翻出了,一旦割去,恐辜负俄日英德诸同志的盛意,因仍留着,以永遗羞。
  散记清淡易为,并且包含很广,人间天上,草木虫鱼,无不可谈,平生最爱读这一类书,而自己试来一写,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如日本芭蕉翁的奥之细道,英国Richard Tefferies 的野外生涯,是以只选了种类各异的五篇,附在卷尾,以示不及。
  1932年12月达夫自序于杭州之水明楼上

  《断残集》自序

  《断残集》,是把断编残简收集起来出书的意思,决没有影射朱淑真女词人的丽句的企图,开卷第一,先得在此声明。
  第一类的像论文而又不是的那些杂著,系临时为各杂志凑篇幅或为上各学校去骗青年之故而写下来的,所以气脉不贯,前后重出的地方很多。所幸我的读者,大半都是不喜吹毛求疵的梦乡中人,故而当这出书之际,也不想再事重新改削。
  第二类的书序五篇,或已毁版,或未刊行,特来重印一道,也是敝帚自珍的愚夫愚志,读者当能察此微衷。
  第三类的短稿,十九系因《申报·自由谈》的催逼,偶于茶余酒后,操笔急就之章,论旨浅薄,不关痛痒,汇集在此,以志无聊。
  末后译稿四篇,都系我平时爱读的作家的选译。薄命的尼采,在中国虽也传噪过一时,但三十年来,他的作品,却还不见有一部完全的翻译。穷乡独处,每有将这疯狂哲人的身世来编一篇小说的雄心,但岁月因循,一转瞬间,时代已经变成了《断残集》,1933 年8 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不要超人,不要哲学的世纪了。翻翻爱利查白·费尔斯汰·尼采的私记,只能暗替这一位孤独的诗人,抱一层更深的孤独之感而已。
  卢骚的《漫步沉思》,是这位叛逆狂人的辞世绝笔。因他晚年的感慨太深,所以笔致就变得分外的阴沉晦涩,译了三章,青年读者,个个都说是高深莫测,觉得这一种译事,终究是劳而无功的浪费,所以搁起。万一闲居多暇,或将续译下去,来作一种聊以自娱的枕中鸿宝,也未可知,现在只能先把这三章断篇付排,以符这断残集子之名。
  1933年5月序

  序《不惊人草》

  《不惊人草》,是潮州萧遥天先生丁丑至己卯前的旧诗集。所谓旧诗集,当然是指语体诗以外的旧体诗而言,自然也只是有了语体诗以后的名词。
  我不十分懂旧诗,因为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过渡时代的留学生教育,对于中国学术的旧根底,当然是很欠缺的。不过自从执笔写写东西以来,语体诗却绝对没有做过,并不是看不起语体诗而不屑作,实在是不会做,不敢做,却也不十分喜欢做。
  但是一个人,感情激动的时候,总是有的;同乡下人的看了落日朝暾而出神,渔夫的看了大海狂澜而荡气时一佯。到了这一种有抒情之必要的瞬间,同乡下人的长啸一声,渔夫的慨叹一回一样,我有时候,也喜欢玩弄玩弄文字。因此历年来当感情紧张,而又不是持续的时候,或有所感触,而环境又不许可写长篇巨论的时候,总只借了五七字句来发泄;为了这而被人诟骂挖苦的地方也很多,譬如落伍啦,不前进啦之类,但是习惯或者说老脾气吧,却总改不过来。萧遥天先生的一定要我来为他写一点序文的原由,我想,或者也就是在这一点逐臭猎奇的地方。
  《不惊人草》的头上,有一篇萧先生的自序,对这自序的意见,我是完全赞同的;所以我这一篇序文,在他的有了自序之后,实在已经是一个赘疣,不过萧先生的意思,或者是真有些“质教于海内”的诚意在那里,我所以也敢不嫌丑陋,大胆地说两句类似评语的话。
  我没有读过萧先生的少作《遥天诗草》,所以对于“视前有进抑斯下”,不敢说;但只就这《不惊人草》里的诗说来,觉得古体诗比今体诗好得多。譬如,《新禽言》、《寄王名绿》等,就比许多咏国事的律诗更有意义。
  这原因,或者也可以从自序里看得出来;因为萧先生之作旧诗,是有“弃新垦之瘠田,耕旧有之腴田”的用意在;而又“耕旧有之腴田,非复用前人之锄犁,以最新之衣事学问耕耘之”的。他所崇拜的,是黄公度、赵瓯北一流,想以旧瓶来装新酒,自然是瓶愈宽大愈好,古体诗的“缠脚”究竟要比今体诗放松些。至于我自己对于今体诗的见解,说出来恐怕更要招人唾骂。我是始终以渔洋山人的神韵,晚唐与元诗的艳丽,六朝的滞洒为三一律。自家虽然做不好,但怪嗜与痴癖,总是偏重在这些地方。因此有时虽也颇爱西崑,但有时总独重香奁。明前后七才子的模仿盛唐,公安竟陵的不怪奇而直承白苏李贺孟郊一派时的好句,虽然也很喜欢,但总觉得不如晚唐元季的诗来得更有回味,而萧先生的今体诗,却都半是近似宋人的。
  此外则我更有一个偏见,就是以今体诗来咏现代的各种洪潮的起伏,终觉得是魄力不够,内容承受不下,仅仅以廿八字或五十六字来写出上海大战、徐州突围、武汉退出,似乎总还感觉到不足一点的样子。
  简单地写了这样一点意见,不敢言序,实在也不过是想和萧先生来研究商讨一下的意思。
  (1939年)

  买书者言

  前两三年,英国Holbrook Jackson印行了一部Anatomy ofBibliomania的大著。这部《爱书狂的解剖》的内容丰富,引证赅博,真可以和Robert Burton 的Anatomy of Melancholy 比比。爱书狂者的心理,古今中外,似乎都是一例的。
  中国有宋版蝴蝶装、明印绵纸等等的研究,外国人的收藏家,也有不惜花去几万金元,买一册初版(Firsi Ediiion)诗集或文集的人。例如勃朗蒂氏姊妹三人的诗集之由Aylott and Jones 发行者,薄薄的一册Poems by Curer, Ellis and Acion Bell可以卖到八九百镑或千镑以上的金洋。原因是因为有一天夏洛蒂忽而发现了爱弥丽的诗槁,姊妹三人就商议着自费来印行一部诗集,恰好伦敦的Aylott&Jones出版业者答应以三十镑的价钱来替她们印刷发行,但一年之后,这部诗集,只卖去了两本。姊妹三人,于送了几本给友人之外,就决定把其余的诗集去售给箱子铺里糊里子去了。但后来却以较好的条件,转让给了Smiih,EL-der &Co. 去出版,所以由Ayloii&Jones 印行的诗集,就可以卖得到那么的高价。
  这一种珍本市价的抬高,中国自胡适之做了几篇小说考证之后,风气也流行开来了。现在弄得连一本木版黄纸的《三字经》、《百家姓》、《龙文鞭影》之类的启蒙书,都要卖到几块大洋一本。所谓国学,成了有钱的人的专门学问,没有钱的人,也落得习些爱皮西提,去求捷径,于是大腹贾的狡猾旧书商,就得其所哉,个个都发起财来了。
  前数个月,施蜇存先生曾写过一篇上海滩上买西文旧籍的记事,但根据着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则上海滩上的西书旧籍,价钱亦复不贱。每逢看到了一册心爱的旧书,议价不成的时候,真有索性请希脱勒或秦始皇来专一专政的想头。但走到了街上,平心静气地一思索,中国的同胞,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人,还有好几千万在那里待毙,则又觉我辈的买书,也是和资本家们的狂欢醉舞是同样的恶德了。
  (1933年)

  清新的小品文字

  周作人先生,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肇始于明公安竟陵的两派,诚为卓见。可惜清朝馆阁诸公,门户之见太深,自清初以迄近代,排斥公安竟陵诗体,不遗余力,卒至连这两派的奇文,都随诗而淹没了。
  近来翻阅笔记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于丙编卷四第九节中见有这么的一段,先把它抄在下面: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薛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花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麝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啜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看了这一段小品,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大约描写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远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近如冒辟疆的《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史悟冈的《西青散记》之类,都是如此。日本明治末年有一派所谓写生文体,也是近于这一种的体裁,其源出于俳人的散文记事,而以徘圣芭蕉的记行文《奥之细道》一篇,为其正宗的典则。现在这些人大半都已经过去了,只有斋藤茂吉、柳田国男、阿部次郎等,时时还在发表些这种清新微妙的记行记事的文章。
  英国的Essay气味原也和这些近似得很,但究因东西洋民族的气质人种不同,虽然是一样的小品文字,内容可终不免有点儿歧异。我总觉得西洋的Essay 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Philosophising的倾向,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东方人的小品那么的清丽。说到了英国,我尤其不得不提一提那位薄命诗人Alexander Smith (1830—1867),他们的一派所谓Spasmodic School的诗体,与司密斯的一卷名Dreamthorp (亦名《村落里写就的文章》)的小品散文,简直和公安竟陵的格调是异曲同工的作品,不过公安竟陵派的人才多了一点,在中国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迹,而英国的Spasmodic School却只如烟火似的放耀了一次罢了。
  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细密的描写,若不慎加选择,巨细兼收,则清字就谈不上了。修辞学上所说的trivialism 的缺点,就系指此。既细且清,则又须看这描写的真切不真切了。中国旧诗词里所说的以景述情,缘情叙景等诀窍,也就在这些地方。譬如“杨柳岸晓风残月”,完全是叙景,但是景中却富有着不断之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主意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写起来,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所意想那么的简洁周至。例如《西青散记》卷三里的一节记事:弄月仙郎意不自得,独行山梁,采花嚼之,作《蝶恋花》词云……(词略)。
  童子刈刍,翁然投镰而笑曰,吾家蔷蔽开矣,盍往观乎?随之至其家,老妇方据盆浴鸡卵,婴儿裸背伏地观之。庭无杂花,止蔷蔽一架。风吹花片堕阶上,鸡雏数枚争啄之,啾啾然。
  只仅仅几十个字,看看真觉得平淡无奇,但它的细致,生动的地方,却很不容易学得。曾记年幼的时候,学作古文,一位老塾师教我们说:“少用虚字,勿用浮词,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我觉得写小品文字,欲写得清新动人,也可以应用这一句话。
  1933年7月28日

  略举关于文艺批评的中国书籍

  中国的文艺批评,探水寻源,大约可以远溯至于孔子的删诗订礼,在西历纪元前的五六百年。孔子虽是一位述而不作,集大成的批评家,但关于文艺批评的话,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类,只散见于语录之中,没有成书。
  到了战国,文学大兴,章实斋在《诗教》篇里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但战国时作者虽多,而文艺批评的专家之如孔子者,却也没有。
  降而至汉,则承秦火之余,考订、训诂,变作了文艺批评家的专务,于是乎就有了刘向、刘歆的《七略》。刘氏《七略》,经班固一删,成为《汉书·艺文志》而流传到了现在,为后世目录分类学的先驱,像清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类,就是这一派文艺批评的巨著。
  自汉以后,而三国,而六朝,文艺批评始有专著。陆机有《文赋》在先,梁刘舍人彦和广其意而作《文心雕龙》,这是中国文艺批评中之最初的专著,直到现在,一提起文评,我们还不得不首举此作。
  但在他的《序志》篇里,所举的前人评文之失,他自己也仍旧不能够免掉。《序志》篇中说: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衡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千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问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浩,无益后生之虑。
  他所说的,是魏文帝的《典论》,曹子建《与吴质书》,挚虞的《文章流别》,李宏度的《翰林论》,应玚的《文质论》等。他所见到的诸家缺点,原很中肯。但失之于华,失之于不周,失之于碎乱,就是《文心雕龙》自己也在所不免。总之此书虽是非科学的文艺批评论,但总也可算得是中国诗文评论中的一部大著。所以《四库全书总目》里把它列在诗文评类之首,以示推崇。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四十八,诗文评类一里的按语说: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濒,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成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
  这一段话,觉得也很有见地,故特引用在此。
  同时梁钟嵘的《诗品》,是评诗的专著,其源仿自颜之推的《家训》。《颜氏家训》卷四的“文章第九”篇中,自“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以下,直至“王元长凶贼自贻,谢元晖侮慢见及”为止,都是一人加以一个评语的体裁,和钟嵘的作者之甲乙的辩论方法,相差不多,不过钟仲伟的评论发挥,稍加详耳。任昉的《文章缘起》,书如其名,只溯源流,无关宏旨,所以不好视作评文之著。
  唐以诗取士,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家是晓得的,但对于文艺批评的伟论专著,却不见得多。可是同时代人对同时代人的诗文的评话,则在各家的专集里,在在多有流露,如老杜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小社的“杜诗韩笔愁来读,似遣麻姑痒处搔”之类,但自成一家之著,如《文心雕龙》者,则寥寥没有几种。至如李德裕的《文章论》,和韩退之的论文大旨,异途同归,要亦戋戋小著,不足道也。唐代的文艺批评,反而在颜师古的训诂考订,及刘知几的评史稽古上,别开了生面;所以《汉书注》、《史通》等,倒是唐代的评注文中的蔷华。评诗之书,则司空图的《诗品》,释皎然的《诗式》,较为华丽专精,若孟棨的《本事诗》,则如《四库总目提要》中的所说,旁采故实,有点像后世的一般诗话了。
  宋代承平日久,作者多于牛毛,诗话诗评,尤浩如烟海,举不胜举,先以评文的专著来说,则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尘》、洪容斋的《四六丛谈》、陈骙的《文则》、王正德的《余师录》、李耆卿的《章文精义》等,稍有系统。至于诗话,则各家多有见地,多有好处,不能一一标名,我只想举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严羽的《沧浪诗话》两部来,劝初学的人去看看,必有所得。
  元代的评文之书,当首推陈绎曾的《文说》一卷,其《文签》八卷,并不见佳。
  其次则王构的《修辞鉴衡》,虽则多系采录他人的意见,然去取颇为精核。又刘埙的《隐居通义》三十一卷中,其评诗论文的二十卷,征引赅博,对于文艺批评,多所贡献,亦犹宋王应麟的《困学记闻》,清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虽不是评文的专书,却很可以用作参考也。
  明人的评文专者,有王文禄的《文脉》三卷,略抒己见。其次若黄洪宪的《玉堂日钞》,则系抄摘四五家的论文要旨,缀拾成书者,不能目为批评文艺的专集。至如朱荃宰的《文通》,虽勉仿《雕龙》,然其实亦只摭拾百家,借示奥博而已。明人的诗话,却也不少,其中当以王世贞的《艺苑巵言》,及杨慎的《杂著》与胡应麟的《诗薮》及《笔丛》等为较博一点。
  清朝一代,盛世之文学,各类俱臻极顶,足比前代,但文艺批评的巨著,却也没有。评文者除桐城阳湖两派的选文标准外,我只晓得乌程孙松友的《四六丛话》,泾县包慎伯的《文谱》,兴化刘熙载的《文概》,及许多散见于诸专集中的论文短篇而已。独于评诗的一门,却是著作很多,如王渔洋述的《燃灯记闻》、《师友诗传录》,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赵秋谷的《谈龙录》,宋牧仲的《漫堂说诗》等,都是可作参考的精密著述,虽不是文艺批评的总说,但也不失为一门一类的名著。
  至于诗话,则自吴景旭的《历代诗话》以下,乾嘉上下,代有名人,卷帐之繁,大约可以超轶明代而上之,这里略去不举。
  现代新文学兴起之后,中国所出的关于文艺批评的著译很多,这些系属于世界文学的系统的,当另外再以一篇东西洋文艺批评参考书略目来介绍。
  1933年3月27日讲稿

  ●翻译一种事业,独自干去,用的力大,收效很难。若是大家共同翻译,共同研究,效验定然快的。

  傅斯年
  (1896—1950)
  诗人、学者。字孟真。曾任《新潮》月刊主任编辑,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台湾大学校长。著有《傅孟真先生集》等。

  译书感言

  现在中国学问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过去以后的“文艺再生”时代,所以去西洋人现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赶上他不必用几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紧的追,只须几十年的光阴,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澡了。他们失败的地方不必学,只学他成功了的。
  他们一层一层进行的次序不必全抄,只抄他最后一层的效果。他们发明,我们摹仿。
  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俯拾即是”。所以我们虽然处处落人后,却反而得了个省事的路程,可以免去些可怕的试验。至于我们赶他的办法——省事的路程——总不外乎学习外国文,因而求得现代有益的知识,再翻译外国文的书籍,因而供给大家现代有益的知识。照这看来翻译一种事业的需要不必多说了。
  然而中国人学外文已经很久了,翻译的效果,何以这样稀薄呢?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林译的几种最下流的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翻译出的书既然少极了,再加上个糟极了,所以在中国人的知识上,发生的好效力极少。仔细想来,这都是因为翻书没主义。没有主义,所以有用的却不翻译,翻译的多半没用。我对于译书的主义非常简单,只是译
  书人的两种心理——也可说是一种心理的两面。我现在把他写下来。
  (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
  (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
  这两句话看来好像非常浅近,其实施行起来,道路很多。我先把他概括的说明。
  我们纵然不能做作者的功臣,又何必定要做作者的罪人呢?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固然是要不得了;就是作者说两分,我们说一分,我们依然是作者的罪人。作者的理由很充足,我们弄得他似是而非,作者的文章很明白,我们弄得他半不可解,原书的身分便登时坠落——这便是不对于作者负责任的结果。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他要求名,然后译书,只要他求名的目的达到了,牺牲了原作者也没不可以。我并不是说译书定不为求名,这是不近人情的说话。但是断断乎不可牺牲了作者,求自己的声名。这是道德上所不许。况且这手段并不能达到求名的目的。严先生当年牺牲了孟德斯鸠赫胥黎,居然享了大名,则也是当时则然,现在却办不到。
  当年读英文法文的很少,任他“达旨”
  去罢,谁肯寻根追求。现在读外国文的多了,随时可以发现毛病。马君武先生把托尔斯泰的《复活》删改了许多,我的同学汪君罗君一找就找到。林琴南把Ivanhoe书中的一个“离去”翻成“死去”,我五六年前读这本书时看到,便大笑了一番。
  又如某君要从英文的译本中翻译一本法文原著,我的一位同学,早预备着等他出版以后,照法文的原文,英文的译本,仔细考校一回。所以在现在情形之下,翻译者虽欲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但是这责任也还不是容易负的呢。要想不做罪人,须得和原书有六七分相同;这六七分的事业,已是极难了。译书的第一难事,是顾全原文中含蓄的意思,作书人说一句话,并不仅是一句话,话里头还包含许多层意思。这样情形,书越好的越多。若是仅仅译了原书的字面便登时全无灵气。因而外国有法定的翻译权,不许人不经作者许可便译。这不仅是保护作者的利益,并且保护原书的身分。中国人不入这同盟,不受这法律的限制,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多多翻译,实不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坏坏翻译。
  昨天《国民公报》上有张东荪先生的一通信,约我翻译詹姆斯教授的《实际主义》。我原来有翻译这书的愿心,我原来有研究实际主义的计划;我现在虽然还有点译不好,也不妨慢慢研究,慢慢地译。
  后来一想,这意思不然了。想翻译这本《实际主义》,必须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想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必须先研究造成实际主义的实际方法论——就是实际逻辑;想研究实际逻辑,必须先研究机能行为两派的心理学。还不止此,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后各派哲学的得失;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效用,不可不知实际主义的伦理学——人生哲学。如此说来,一事牵动百事。若不要做詹姆斯的罪人,还只得按部就班的研究。这是对于作者负责任。况且没头没尾,突然有一部《实际主义》发现,对于国人也没大利益。实际主义不是詹姆斯在波士顿罗威研究所讲台上创造的,也不是失勒在人性主义学里创造的,也不是杜威在逻辑理论上创造的,也还不是皮耳士在《普及科学月刊》上创造的;西洋思想界进化到现在,经那样的历史,受现代时势的支配,自然而然有这主义产生。和这主义相近的柏格森,同时出发,可见这主义是在现代生活之下,必生的结果;不懂现代的生活,便无从领略这主义。不懂得西洋思想界的历史,也无从领略这主义。就以詹姆斯的《实际主义》而论,有的地方论历史,有的地方论现在的别派,我们若没有一个概括观,并不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所以在翻译这本书以前,应当有(一)一部可信的西洋思想史或哲学史,(二)一部可信的西洋近代思想通论,(三)一部可信的《实际主义》概论。有这三部书预先出世,翻译出这《实际主义》,才有人看,才看懂得,才有利益。不然,只可供游谈家的割裂,新学究的附会。总而言之,只给人当护符的材料——实际主义仍然是实际主义,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这都是为读者的地位着想,这种心理便是对于读者负责任。为这缘故,不可不注意以下四项:
  (1)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本身有价值,是否在同类之中算最好的。
  (2)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是否到了翻译的地步了,是否还有应当较先翻译的。
  (3)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之后,是否大众看得懂——不觉得无灵性。
  (4)翻译一部书以前,先问这本书译过出版之后,大家读了生何样效果。
  总而言之,翻译的事业,只是为人,总得为读者“设身处地”想想,不能专求自己的便利。中国的学问界,并不受翻译的影响,这固由于译出来的书籍太少,也是因为译出来的东西太没系统;该译的不译,不该译的偏译。译书的效用,原不是给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看的,原是给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看的。既是替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译的,便当替不能看外国文书籍的人想想,不当只管自己的高兴。所以译书的去取和次序,全是为读者而定——就是译者对于读者负责任。
  这两层意思说明了,翻译上的一切事项,不难按这道理解决了。我先说翻译的范围。西洋书多得很,还是先译哪些是呢?
  这不消说应当先译最好的了。但是最好的和次好的,和不好的,又如何分别呢?好不好本没一定,只有看他有用没有用,有用便好,没用便不好。所以我们说“应当翻译好的”,还是句笼统的话,不如说,应当翻译最有用的——对于中国人最有用的。我先举出几个条件来:
  (1)先译门径书。这都因为中国人对于各种学问很少知道门径,忽然有一部专门著作出现,没人看他,不若先翻门径书,看作个引路的。
  (2)先译通论书。通论书籍容易普及;况且这样一部里包含的意思,比精细特殊的著作,定然多的,读的人可以事半功倍。至于研究精细特殊的著作,固是学者当有的事,但是做这样事业的人,应当直接读外国文书,不能仅靠翻译。翻译只为普通读者而设。
  (3)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这是因为空理不能救济中国思想界。
  (4)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关系越切,越要先译。(像北美瑜珈学说长寿哲学一类的书,我真猜不到译者是何心肝。)
  (5)先译最近的书。因为后来的书,是修正前者而发,前人的好处,他包括了,前人的坏处,他改过了。我们只须求得最后最精的结果,所以要先译最近的书。
  (6)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
  (7)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
  (8)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这是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
  以上译书的去取和次序说完了,我再谈译书的方法。方法本是随人自己定去,不能受别人的限制,但是论到大体,也有公同的原则。我就把这公同的原则写下来:
  (1)用直译的笔法,严几道先生那种“达旨”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而后己。想就别人的理论发挥自己的文章,是件极难的事。不但对于原书不能完全领略的人不能意译,就是对于原书能完全领略的人,若用意译的方法顺便改变一番,也没有不违背原意的。想用意译,必须和原作者有同等的知识才可,但是这是办得到的事情吗?况且思想受语言的支配,犹之乎语言受思想的支配。作者的思想,必不能脱离作者的语言而独立。我们想存留作者的思想,必须年留作者的语法;若果另换一副腔调,定不是作者的思想。所以直译一种办法,是“存”真的“必由之径”。一字一字的直译,或者做不到的,因为中西语言太隔阂,一句一句的直译,却是做得到的,因为句的次序,正是思想的次序,人的思想却不因国别而别。一句以内,最好是一字不漏,因为译者须得对于作者负责任。这样办法,纵然不能十分圆满,还可以少些错误,纵然不能使读者十分喜欢,还可使读者不至十分糊涂。老实说罢,直译没有分毫藏掖,意译却容易随便伸缩,把难的地方混过!
  所以既用直译的法子,虽要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既用意译的法子,虽要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直译便真,意译便伪;直译便是诚实的人,意译便是虚诈的人。
  直译看来好像很笨的法于,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有时作藏拙的用,但是确不若意译专作作伪的用。有人说:“西洋词句和中国的相隔太远,定要直译,自不免有不可通的时候。”这话真是少见多怪;我们只要保存原来的意思就完了,何必定要逼着外国人说中国学究的话?况且直用西文的句调译书,更有一重绝大的用处,就是帮助我们自作文章的方法。我们有不能不使国语受欧化的形势,所以必须用西文的意味做中国文。唯其如此,所以更不能不用直译,更不能不把直译所得的手段,作为自己作文的手段。这话说来很长,我在上一期里,已有专文论及了。
  (2)用白话。这也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一条提议。到了现在,文言已是死了的,不中用的,所以断不能拿他来代表现代的活泼著作。而且文言和西文太隔阂,白话比较稍近些。要想直译,非用白话不可,要想和原来的切合,非不用文言不可。
  白话文学一条道理,在现在直可说是“天经地义”,翻译自然可算里头的一部分,自然逃不脱这“天经地义”。
  (3)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的方法,不必全译。翻译不是容易干的,必须一种外国文的程度在水平线以上,更要对于所译的学问有精密的研究。这样说来,译材能有几个呢?然而应当翻译的东西又多,需要的又急,少数的译材不够应用,却怎样办呢?去年我在一位同学那里看见两厚本日文书,名字叫做《教育学书解说》,里边登载各家教育书籍,都用“提要钩玄”的办法。我仔细一想,这办法实是不差。照这办法,译的人可以省事,读的人可以省事;译的人可以用这方法多多转贩,读的人可以在短少时间,多得若干派的知识。在现在复杂生活之下,在现在若大海一般的出版界之内,不得不用这经济的手段。我并不是说专门学者只须看提要,我是说普通读者不可不先看提要。我并不是说一切著作不须翻译,都可用提要代替,我是说除非若经典一般的创造性的著作,尽可先做个提要,给大家看看。
  学者的研究自然必须照着原书一字不放,一般的读者,还须求个事半功倍的道路。读者觉得我这说话和上文“直译”的主张矛盾吗?其实两件事全不相干。值得通身翻译的书籍,便得通身翻译,并且用直译的笔法。不值得通身翻译的书籍,或来不及通身翻译的书籍,便可做提要,诸位切莫混为一谈呀!
  现在我把大纲的意见说完了;还有一层附带的话,再说一说。翻译一种事业,独自干去,用的力大,收效很难。若是大家共同翻译,共同研究,效验定然快的。
  材料的搜集,文词的讨论,错误的修改,都是共同取得的事业。事事皆然,翻译也不免如此。所以我很愿意大家多设译书会,用公众的力量去做这转移文化的事业。北京大学有个编译会是很好的了,只可惜一年以来并没有一部译成的书出版。(著作的在外。)我有几位同学对于此事盼望得很。我们同学很有些非常勤学。读书极多,并且好事的人,若是有热心而有学问的教员引导,组织一个译书会,合伙做去,不到一年,定有一部分的成效。我这话就算一种提议罢。
  说到这里真说完了,看的诸君定要失望。我把这人人晓得的话,说给诸君听,实在是我的罪过。但是这话虽然人人晓得,却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实行。我现在就再说一番,刺激诸君耳鼓,奉求诸君想法实行!
  1919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