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2 陈子善 徐如麒 编选

  怀孔令俊
  一九七二年九月下旬,我从大丰干校回沪休息,第二天就到四川北路去看老朋友孔令俊。登上三楼扶梯,我照例高叫“老孔”,可是没有照例的回应。以为他家里无人,上楼梯一看,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我再叫一声“老孔”,房里出来一人,却是他的儿子。我问:“老孔出去啦?”他儿子不做声,严肃的脸好像不认识我,只做个手势让我进去。
  我踏进房内,陈设已变了样。烂脚多年不愈的老孔并不躺在那藤椅上。
  我正要问,他儿子指着五斗橱上,我一看,供着老孔的照片,下面有两个小花圈。
  我大吃一惊。怎么,老孔没有了!三个月前,我还来过,他虽然烂脚,精神很好。
  我们谈了一阵,我告诉他,我要到大丰五七干校去,回来休息时再来看望他,却想不到我再来时,他已下世。原来他的烂脚是糖尿病毒,所以治不好。
  英国诗人苔微思有一首诗,大意说:“年轻时,一家一家的去看朋友聊天,现在年老了,朋友一个一个的去世,不再是一家一家的去,而是一个公墓又一个公墓的去访问朋友了。”近几年来,在上海的老朋友,一个一个地少下去,我也很有苔微思的心情。
  今年是令俊逝世十年祭,可是连一片墓地都无可祭扫,我只能写一点回忆记来怀念他,真是“秀才人情纸半张”。
  一九二三年秋,我和戴望舒同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肄业。孔令俊是我们第一个认识的同级同学。我和望舒在校外里弄人家租了一间厢房住宿,课余时间,令俊经常来我们住所闲谈休息。当时,沈雁冰(茅盾)先生也在上海大学任教,给我级讲欧洲文学史,用的教本就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丛书)。有一天,沈先生在下课后和令俊讲话,好像很熟识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奇怪。事后就问令俊:“你怎么认识沈先生的?”这时,令俊才说明沈先生是他的姊夫。
  此后,由于令俊的介绍,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家去。沈先生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星期日有别的事,因此我们总是夜晚去的。开头,沈先生还把我们作为客人,在楼下客座招待;后来,相熟了,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的文字工作,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或者和沈师母,令俊的姊姊孔德沚,谈谈家常和文艺琐事。那时令俊住在亭子间里,我们有时就到亭子间里去坐,不打扰沈先生的工作。沈师母常常说:“沈先生要创作,我们还是到亭子间里去。”“创作”这个名词是当时新行的,《小说月报》开始标明了“创作”一个专栏,本意是指小说、散文、剧本等作者自写的文艺作品,用来区别于“译作”。沈师母却以为“创作”就是写文章,所以,沈先生明明是正在伏案译书,沈师母却说是“他在创作”。这一事,可见当时有许多人还不清楚什么叫“创作”,甚至连沈师母也没弄清楚。
  一九二四年暑假,上海大学迁入租界,校舍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
  我和望舒就迁居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租住了一个后厢房。
  搬进去之后,才知道房主人是左舜生,前厢房就是《醒狮周报》社,于是,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国家主义派的一群人。左舜生的太太脾气很不好,我们在她家里住不到半年,就迁居民厚南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倪贻德都住在这个里内,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就是“创造社”了。
  张闻天也住在这个里内,他那时是中华书局编辑。令俊和张闻天的弟弟健尔很熟,因此,我们由令俊的介绍,认识了健尔,又因此认识了张闻天,那时他正在译俄罗斯作家科洛连珂的《盲音乐师》。
  不久,令俊随沈先生去广州参加革命,到了武汉,国共分裂,他亡命回来,才重又会见。这时,令俊没有工作,想编一部《五卅运动史》,来和我商量。我把家里所有的报刊资料都找出来给他,他自己也搜访到不少资料,编成一本初稿,请蔡元培题了书签。
  但这部书始终没有出版。一九二八年,令俊到杭州去做党的地下工作,住在戴望舒家里。
  望舒有一个姊姊,青年居孀,住在娘家。令俊和望舒的姊姊发生了恋爱,以后二人就双飞到天津同居。令俊在天津女子师范任教,可能还做党的工作。因为不久即被捕入狱。
  令俊在被拘押期间,曾托一位王某,也是党员,照料戴氏。岂知王某与戴氏也有了恋爱关系,二人就双飞南下,到了上海。令俊出狱后,人去楼空,也回到上海。此事望舒极为恼怒,拒不与他们三人相见。于是我和令俊也形迹疏远了好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令俊想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来向我要资料。我乐助其成,供给他一批文友信札。此后,我离开上海,接着就是八年抗战,到胜利复员回来,才重又会晤。
  解放后,春明出版社资方去了台湾,请令俊去担任经理之职。令俊最初不想去做这个资方代理人,我劝他答应下来,因为我看出解放后出版事业大有可为,令俊手头有一个出版社,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于是令俊去当上了这个出版社的经理,拉我去担任总编辑。从此,我和令俊每天见面,正如在上海大学读书时。但这一段时间,不过三个月,我觉得这个总编辑不易做,就辞卸了。一二年后,出版机构大改组,春明出版社不复存在,在几次政治运动的大波荡中,我和令俊的关系愈疏,每年不过见面两三次,如是者十多年,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才比较的常见,可想不到他很快就过去了。
  我和令俊有五十年的交谊,虽然时亲时疏,却也非常了解他的为人。
  他对文艺是有热忱的,可惜才分不足,写过几个剧本,几本杂文,都不能出色当行。但他编的《小说史料》、《现代作家书简》,却是至今还有用的书。《五卅运动史料》所收资料,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很丰富的,可惜这部稿子没有出版。他的文艺工作,大概在抗战时期最为活跃。
  他办过戏剧学校,编过剧本丛刊。沈先生在香港编《文艺阵地》,由他在上海负责排印、校对、出版工作。这些都是我所知道的他的文艺业绩。
  令俊的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于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冲突,但本质却是忠厚的,初到上海时的生活,天津回来后的一段时期,大概经济方面非常狼狈,不得不依靠他姊姊的支援。近年间,沈先生在他的回忆记中,曾有好几处提到令俊,语气之间,似乎很有不满,我觉得有点意外。我看过沈先生给令俊的许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励他和热心帮助他,不知道为什么晚年来,在沈师母故世之后,忽然态度一变,对令俊深致不惬,不惜形之笔墨,这一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时对沈先生有过什么大不敬吗?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推进到上海、南京,蒋介石立即篡夺国共合作的革命成果,悍然****。四月十二日,在广州、武汉、南京、上海各地,利用国民党右翼分子和流氓,对国民党左翼党部及中共地下党部来一个突然袭击,干了大规模打砸抢的暴行,枪杀或逮捕共产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当时,我和戴望舒、杜衡,都在震旦大学肄业,都是共青团员。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之下,撤离校舍,暂时隐避。一星期后,我回到松江家里,望舒和杜衡,也回杭州老家。由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扩大****,杭州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形势,望舒和杜衡感到家居非安全之计,就到我松江来暂住。
  我家里有一间小厢楼,从此成为我们三人的政治避难所,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学工场。
  我们闭门不出,甚至很少下楼,每天除了读书闲谈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外国文学。
  记得最初的几个月里,望舒译出了法国沙多布易昂的《少女之誓》,杜衡译出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集》,我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倍尔达·迦兰夫人》。
  大约在七八月间,望舒对这样孤寂的隐居生活感到有些厌烦,决计到北京去玩一趟。
  他要我和杜衡同去。我因为正在参加松江联合中学的筹备工作,走不掉;杜衡只想等形势缓和一些,回杭州去,因此也无意北游。于是,望舒独自到了北京。
  望舒并没有亲戚朋友在北京,一个人住在一家小公寓里,玩了几天,就感到寂寞。
  他原先想进北京大学或中法大学,但是看看北京的情况也不好,便打消了这个企图。这时,他认识了一群正在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他每次来信,都提到几个新交朋友的名字,其中就有姚蓬子、冯至、魏金枝、沈从文、冯雪峰等;莽原、沉钟两社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丁冰之(丁玲)是上海大学同学,本来认识的,这一回又在北京遇到,由丁冰之而认识了胡也频。
  望舒在北京大约耽了两个月,就回来了。先在杭州家里住了几天,觉得生活无味,又到松江来住。跟着,冯雪峰寄给望舒的信,经常寄到我家里。因此,我感到,在那些新朋友中,大约雪峰和他交情最亲密了。
  我和杜衡虽然还没有见到雪峰,但《春的歌集》早已读过,知道雪峰是杭州第一师范的湖畔诗社中人,他的名字是和漠华、修人、旦如、汪静之连在一起的。我们又读过《新俄文学的曙光期》,这是雪峰译的,但署名却是“画室”。我们本来不知道画室就是雪峰,从望舒的北京来信中才知道。我们的情况,望舒在北京时一定也曾向雪峰介绍过。因此,雪峰的来信中,有时就用“你们”,可知那时我们和雪峰已有神交了。
  一九二七年腊月,或者已经是一九二八年了,雪峰来了一封信,说打算回南方。但是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还走不成。他还问,如果上海没有地方住,可否到松江来歇脚。
  我就让望舒复信,欢迎他来,我们的小楼上还可以安一张床。这封信去后,过了几个星期,雪峰忽然寄来了一封快信,信中说:他已决计南归,不过有一个窑姐儿,和他相好,愿意跟他走。他也想帮助她脱离火坑,可是需要一笔钱替她赎身。他希望我们能帮助他筹划四百元,赶快汇去,让他们可以早日回南。信中还暗示了北京不可久留的意思。这封信,使我们大为惊异,尤其是望舒。他说在北京的时候,绝没有听说雪峰去逛窑子,怎么忽然有一个窑姐儿和他这样热情?我们当时都是浪漫主义的青年,对雪峰这个浪漫史,毫不怀疑,把他所爱的姑娘,看作茶花女,红拂妓。商量之下,决定大家凑钱寄去。
  我那时已在松江联合中学任语文教师,每月有七十多元工资,没有家庭负担,几个月来,手头有二百多元,望舒和杜衡也凑了二百元,一起交银行汇出,同时发了一封快信给雪峰,这封信发出后,好久没有雪峰的消息,使我们着实焦急,不知他收到了钱没有?也不知他的姑娘会不会变心?也许她诓骗了钱去,还是不来。这种事,在窑子里的姑娘,正是常有的花招。我们怕雪峰没有经验,会上当了。
  又过了几天,忽然收到雪峰从上海来信,说他在上海已四五天,住在旅馆里,想到松江来,叫望舒就去接他。我们研究了这封信。信上只说“我已来沪”,不说“我们”,也不提那姑娘的事。大家有点疑虑,到底他是光身来的呢?还是两口子来的?我叮嘱望舒,到上海后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是双飞南下,而且都要来松江,那么务必先通知我,让我好给那姑娘另外安排住处。否则,在我这个封建家庭里是很为难的。
  想不到望舒早车去上海,当天下午就把雪峰接来松江。两个男的,没有女的。雪峰提着他的衣包,望舒帮他提着书包,看来书包比衣包大些,当然更沉重些。望舒给我们介绍了。其实这介绍也只是礼貌而已,大家彼此都知道了。我迫不及待地问雪峰,“怎么样?你的姑娘没有来?怕我不收留吗?”雪峰盯着我说:“你们以为真有姑娘会跟我走吗?”
  说了,他和望舒相顾一笑。我和杜衡知道望舒已问过他,也就不再问下去。后来望舒告诉我们:雪峰为了帮助几个朋友离京,所以编了窑姐儿的故事,托我们筹款。
  这是我和雪峰定交时的一个革命的浪漫故事。
  雪峰在我家住下,加入了我们的文学工场。他带来的都是日文书,有升曙梦、森鸥外、石川啄木的著作。最初一段时期,我们的共同趣味是诗歌。当时望舒和杜衡正在合译英国颓废诗人陶孙的诗集,这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因为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过陶孙。又因为傅东华译的陶孙的诗剧《参情梦》错误很多,恰好上海商务印书馆西书部有《现代丛书》版的《陶孙全集》,他们买得来动手合译。每天清早起来各译一首。
  雪峰到来时,他们已译出了大半本。雪峰看了几首译诗,大不赞成。
  当时我也不赞成他们翻译陶孙。雪峰的不赞成,是为了这些诗太颓废消沉。我的不赞成,是因为这些诗还是十九世纪牧歌式的抒情诗,思想和词藻都很庸俗。但望舒和杜衡舍不得中止他们已完成了一大半的工作,终于把全书译完了。书既译完,他们对陶孙诗的感情也结束了。这本译诗集,至今还在望舒遗物中,始终没有出版。
  我当时对于诗的趣味是很杂的。中国诗,我喜欢李贺、李商隐,也喜欢黄山谷、陈三立。外国诗,我喜欢哈代、夏芝,也喜欢惠特曼、桑德堡。因为每天上午要去学校上课,只是偶尔浏览,并没有多译,大约只译了一二十首。雪峰对惠特曼、桑德堡的诗是很欣赏的,他说日本和苏联的现代诗,也是这一路。还说北京已有人在译惠特曼的《草叶集》,他也看过日文译本。
  雪峰带来了一本《石川啄木歌集》,他极其推重石川啄木。他在北京时,已译了一些,这回在松江,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继续译石川啄木的短歌。此外,他又从日文转译了一些苏联诗歌。石川啄木的诗,不久就由上海光华书局印出,苏联诗是望舒为他编集,由水沫书店出版,书名《流冰》。
  除了诗歌以外,雪峰还阅读及翻译苏联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他在一九二七年,已在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了三本介绍苏联文学的书,都是升曙梦著作的译本,我们认为他是当时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的功臣。他的工作,对我们起了相当的影响,使我们开始注意苏联文学。当时,苏联短篇小说的第一个英译本《飞行的奥西普》出现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我们立刻去买了来,各人译了几篇,后来都编在水沫书店出版的《俄罗斯短篇杰作集》第一集和第二集。这个有系统地介绍新旧俄罗斯短篇小说的计划,原想一本一本地继续出下去,和我们同时选译的《法国短篇小说集》(现代书局出版)成为姊妹书,可是都只出了两集便中止了。
  一九二八年四、五、六月,我们的文学工场最为兴旺,雪峰、望舒、杜衡都翻译和创作了许多东西。雪峰自己以翻译工作为主,创作为次。
  所以不愿意多费时间于创作。
  有时写些短小的评论文章,此外便是喜欢写寓言。每写好一篇,都自己很高兴,要我们看了提意见。他写的寓言都是托尔斯泰、克雷洛夫式的,我们有时以为太浅显明白,是“比喻”而不是“寓意”。这一点意见,他似乎是接受的,后来他写得就较为深刻了。
  杜衡开始写短篇小说。望舒继续作诗,大约后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以《雨巷》为代表的那几首,正是那时候所写。至于我自己,为教学工作所牵绊,不能有较多的时间用于翻译或创作,故成就最少。
  这期间,雪峰和望舒经常到上海去,大约每二星期,总有一个人去上海,一般都是当天来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务是买书或“销货”。雪峰一到上海,就去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和设在海宁路及吴淞路一带的日本旧书店;望舒到上海,就去环龙路(今南昌路)的红鸟书店买法文新书;我到上海,先去看几家英文旧书店,其次才到南京路上的中美图书公司和别家书店。英美出版的新书价高,而卖英文书的旧书店多,故我买的绝大部分是旧书。所谓“销货”,就是把著译稿带到上海去找出版家。最初和我们有关系的是光华书局,其次是开明书店,它们都为我们印出了一些书。
  光华书局同意为我们出版一个小型的同人刊物,以《莽原》为模式,发表我们的译文和作品,刊名就称为《文学工场》。第一期文稿很快就编定,交与光华书局。当时排版印刷都快,小小的一本四五万字的刊物,两个星期就排出来了。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看了浇版后打出来的清样,觉得内容激烈,他有顾虑,立刻通知我们,他不能出版这样的刊物,决定将已打好的纸版送给我们,就此了事。这份纸版,我一直保存到抗战初期,和我的书籍文物一起毁于炮火。
  刘呐鸥是一个生长于日本的台湾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读法文,与望舒同级。一九二六年秋,望舒为了等我和杜衡读一年法文后,一起去法国,就暂时转读震旦大学法科。刘呐鸥在一九二六年终回台湾去,好久没有消息。一九二八年夏初,他又来到上海,找到了望舒。他在六三花园旁边的公园坊租了一座小洋房,一个人住着,雇了一个娘姨料理他的伙食和家务。他说要把家眷搬来上海定居,但暂时还不会来,房子很空,邀望舒去住在他那里,共同作文学活动。于是望舒首先去上海,住在刘呐鸥家的三楼。同时雪峰也去上海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住在一起。放暑假后,我也到上海,住在刘呐鸥家。杜衡回杭州去了。这样就结束了松江的文学工场,而开始了包括雪峰、呐鸥在内的水沫社。
  刘呐鸥带来了许多日本出版的文学新书,有当时日本文坛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艺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文艺论著和报道。在日本文艺界,似乎这一切五光十色的文艺新流派,只要是反传统的,都是新兴文学。刘呐鸥极推崇弗里采的《艺术社会学》,但他最喜爱的却是描写大都会中****生活的作品。在他,并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矛盾,因为,用日本文艺界的话说,都是“新兴”,都是“尖端”。共同的是创作方法或批评标准的推陈出新,各别的是思想倾向和社会意义的差异。刘呐鸥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也不无影响,使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非常混杂。惟有雪峰,对这些资产阶级的新兴文学,并不欣赏,他已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下了。
  刘呐鸥愿意拿出几千块钱办出版事业,邀望舒和我合作。他做老板兼会计,我们做编辑兼管出版发行事务。这个计划,商量了五六天就决定了。于是我们一方面编印一个小型的半月刊,定名《无轨列车》。这是刘呐鸥取的刊名,他的意思是刊物的方向内容没有一定的轨道。我们把《文学工场》里的文章也编了几篇进去,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才在《无轨列车》创刊号公开发表。同时,刘呐鸥在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租下了一座临街的房屋,开设一家书店,也是刘呐鸥取的店号,叫做“第一线书店”。呐鸥亲自写了五个美术字,做了一块大招牌,挂在二楼阳台外。这个新开张的书店,除了经售光华、北新、开明等书店的出版物之外,自己出版的只有《无轨列车》。为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开一家书店,这是毫无出版经验的三个青年干的傻事。
  第一线书店这块招牌,一挂出来就被官方注意,时常有人来问长问短。《无轨列车》出到第六期,就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禁止,书店也被警告停业。
  经过这一挫折,我们改变办法,在北四川路公益坊租了一幢石库门住宅房子,挂出了一块小招牌:“水沫书店”。这回不开店了,实际上是一家出版社。最初我们出版了一些比较平稳的文艺书,例如我的小说集《上元灯》、望舒的诗集《我的记忆》、蓬子的诗集《银铃》、胡也频的《往何处去?》,还有雪峰介绍来的柔石的《三姊妹》。这些出版物,读者的反映都很好,也有边远省市的书商上门来批购。书店总算站住了。
  一九二九年,我们印出了刘呐鸥译的《艺术社会学》,接着又出版了望舒译的《唯物史观文学论》。这使雪峰很高兴,当时他正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基础》,他表示愿意交水沫书店出版。他又告诉我们,鲁迅也在译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
  大家一谈,就产生了一个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计划。我们托雪峰去征询鲁迅,能不能由他主编这个丛书。雪峰和鲁迅一谈,鲁迅立即赞成。他愿意支持我们,但不能出面主编。于是在鲁迅的指导下,雪峰和望舒拟定了十二种书,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
  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到一九三○年五月,陆续印出了五种,以后就被禁停止。当时我和望舒已住在店里,为了联系这套丛书的文稿和校样,雪峰常是晚上来的。
  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开成立大会,前一天,雪峰特地来通知我们,邀我们去参加。那时我恰巧回松江去了,没有知道,所以第二天只有望舒和杜衡去参加。
  关于“第三种人”的论辩掀起以后,雪峰和杜衡(苏汶)常有会晤,他是想当一个挽回僵局的调解人的。在他写的那篇总结性的文章《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里,语气之间,也还是把苏汶期许为同路人。前年看到《新文学史料》第六期上发表了夏熊整理的《冯雪峰谈左联》,其中记录了雪峰曾谈到过他的另一篇署名洛阳的文章《并非浪费的论争》。他说这是“与瞿秋白商量后由瞿秋白代我起草的,当时我另有任务,来不及写。”又说:“鲁迅《论第三种人》最后一句:“怎么办呢!’是我加的,引用苏汶的原话,意在给对方留个后路。”从前一件事,我以为,文章虽然是瞿秋白起草的,总的论点和态度还是雪峰的。这从后一件事可以证明。
  雪峰的文章,很受党内文艺理论家的批评,甚至以为他是认敌为友。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知道雪峰和我们的关系。雪峰是一个笃于友谊的人,一个能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尽管在这次论辩以后,雪峰对苏汶的作为同路人的期望,多少有点幻灭,但友谊还保持着。
  我和雪峰,从一九三四年以后,就没有机会见面。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在蓬子的作家书屋里碰到,三个人漫谈了一阵多年阔别后的情况,言不及义,匆匆分手。一九五二年,雪峰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了一封信,邀我去参加编辑工作。我觉得我还是做教书匠适当,就复信婉谢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和雪峰见面或联系。
  杜衡于一九四○年在香港投奔国民党,使我非常失望。望舒于一九五○年忽然逝世,也使我极度伤感。雪峰对我们始终保持友谊,也始终在回护我们,我也很感激他。我常常想起当年文学工场里四个青年的亲密的情谊,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再也没有同样亲密的朋友,真感到非常寂寞。雪峰的政治生活,我无可叙述;现在我笔下的冯雪峰,是一个重情谊,能念旧的好朋友,是一个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四日
  《红鼻子》的作者
  一本台湾话剧《红鼻子》,居然红到大陆,上海、北京正在上演,轰动一时。我两耳失聪,话剧久已不听,剧本作者姚一苇,我也不知其为何许人,想来总是台湾的文学新秀。今天收到江西友人来信,才知道这位新闻人物就是我四十年前的学生姚公伟,这就使我想起了一段旧事。
  一九四○年代,我在厦门大学(长汀)任教,有十多个学生经常来我宿舍里聚会闲话。有的谈文艺创作,有的谈古典诗词,有的谈戏剧小说。这些学生,都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毕业的。四十年来,各人际遇不同,我也和他们久失联系。当时作新诗的有朱伯石,现任华中师院教授,有勒公贞,现任江西吉安教育学院教师,作旧诗的有欧阳怀岳,诗做得极像黄山谷,可惜毕业后即被疯狗咬死。有马祖熙,填词不下陈其年,现在安徽当中学教师。教育系学生潘茂元,文学是他的副系,也常来参加茶话,他现在是厦门大学副校长。姚公伟写诗,也写散文。他的爱人范筱兰,善演话剧。他们两人总是一起来的,我早知道他们的终身大事快要定局。
  忽然有一天,学校里传出消息,有一对男女学生在防空洞里情不自禁,被拈酸的同学去向训导长告发了。为此,校长萨本栋主张有所处分,以整肃学风。于是召开了校务委员会,讨论办法。萨本栋是一位极其民主的大学校长,他并没有成见,他开会决不预定调子,只是先请训导长报告事实,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对犯事的学生就是姚公伟和范筱兰。
  当时发表的意见,几乎都是主张对这两个学生从严处分。不过所谓“从严”,有的主张开除,有的主张记大过一次,这里还有些不同。有一位教授坚决主张开除,理由是这一对男女在校内做出了不名誉的事,严重地败坏了校风,如果不开除他们,将来必有更多的丑闻。
  我站起来,讲了我的意见。我以为,第一,防空洞在山上,校舍在山下,防空洞不在校园内,因为老百姓也可以去避敌机轰炸。第二,他们都是成年人,婚姻有自主权。
  如果他们愿意结婚,那就不必处分。如果他们中有一方不愿结婚,那就成为法律问题,受损害的一方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处分。
  辩论的结果,我的意见说服了大多数人,萨校长也点头同意,就这样做了决议。会后由训导长和姚范二生谈话。他们都同意先公开确定婚约,待毕业后即在校内举行婚礼。
  他们毕业后即到台湾去就业,那时我已离开了厦门大学,不知他们的消息。现在我回忆起这件事,感到姚一苇的剧作才能,恐怕和他的爱人不无关系,但不知这一双情侣现在是否还厮守在一起,或者是否还是一双佳偶,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我。
  《宝姑》
  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现在我又卧病在医院,却收到谢和赓同志惠赠的王莹遗著《宝姑》。前后五十年,当时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各自在兵荒马乱、政治风波中,走完了生命的道路。许多人已经下世,还生存着的也已是风烛残年了。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几乎有二十年,即使极熟的朋友,也彼此不知道消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一鳞半爪地透露出来。王莹被“四人帮”残酷迫害,死于牢狱中,这消息,和老舍之死一样,使我震惊。今天,翻阅她的遗著,想到当年她来问病的友谊,觉得应该写一点东西纪念她。
  在一九三○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并不是“明星”,而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我在一次宴会上,凑巧和王莹坐在一起,因而认识了。
  她知道我是文艺刊物的编者,就同我谈文艺,并且说,她也想写文章。一个文艺刊物的编者,碰到人就要组稿,我对王莹也不例外,听说她要写文章,来得正好,就鼓励她为我的刊物写稿。这以后,她给我写了几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访问记》。
  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寓所,接待文艺电影界的朋友。
  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
  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觉得她的文学趣味极高,评论看过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见。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是一个电影“明星”,更不是一个像某诗人所说的,沉醉于舞场的上海明星。要不然,她怎么能喊出“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而毅然东渡日本去求学呢?
  她到医院来看我,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抗战时,听说她去美国,在白宫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曾蒙罗斯福总统接见。一九四九年以后,美国官方不承认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她夫妇俩加入美国籍。她们不愿意,就遭到拘留,最后是被驱逐出境,终于回到社会主义的祖国来。可是,两夫妇回国没多久,谢和赓同志被诬为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王莹隐居在北京郊区,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还改写她的自传体小说《宝姑》和《两种美国人》。在十年浩劫中,她又被诬为美国特务,关进牢狱,负屈而死。解放以后,有多少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为了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冲破各种阻挠,纷纷回到祖国。
  满以为从此英雄有用武之地,可以尽其长技,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一分力,添一把火。谁知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扩大反右和十年浩劫中,都蒙受无妄之灾,甚至断送了生命。像老舍、傅雷和王莹之死,都使海外爱国人士,闻之寒心。宋人诗曰:“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三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对那时的极左政治,只好吟此诗以为解嘲。
  《宝姑》是王莹的自传,其实不能称为小说,因为没有故事结构。
  书中记述的是她的前半生的生活,即自幼年到投奔上海这一段时期。书的英文本早已出版,这个中文本是归国后改写的成果。洋洋四十余万字,我只在病床上随便翻阅了数十页。她写封建旧家庭,写童养媳,写修道院,都很能传神,文笔也很明朗、洁净,还是她青年时代写抒情小品那一支笔。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之下,被关闭在封建社会里的女青年,怎样挣扎着投奔自由,追求光明,《宝姑》是一本忠实的记录。我敢向现代青年读者推荐。至于我自己,我把这本书放在枕边,作为她遗赠给我的一束鲜花。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在华东医院作
  南国诗人田汉
  这几天,京沪文艺界人士都在纪念田汉诞生八十五周年和逝世十五周年。参加纪念的很多是南国社旧人,但最早的南国社员,恐怕已所存无几了。我倒是田汉的第一代学生,比南国剧社的学生还要老些。
  一九二四年,我在上海大学,田汉曾担任我们中文系的文学教授。
  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国,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到上海大学来授课是兼任。
  他每星期来上课一次,讲的都是西欧浪漫主义文学,没有教材,每次讲一个作家或作品,至今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为我们讲雨果的《悲惨世界》。
  田老师年纪轻,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多少,又是初次登讲台上课,还不老练,不敢面对学生,老是两眼望着空处,像独白似地结结巴巴讲下去。
  偶尔好像独有会心似地笑一下,也好像在自个儿笑,而不是在对学生笑。
  有一天,我和戴望舒打听到他的住址,当晚就冒昧地去串门拜访。
  他住在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北里一幢房子的楼上。室内家具非常简单,只有几件生活必需的器物。
  田老师看到我们上楼,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赶紧去床边放下帐门,原来田师母易漱瑜身子不舒服,已经上床睡了。我们很后悔来得太鲁莽,可是田老师却满不在乎,坐下来和我们聊天,绝没有憎厌的样子。
  过了几天,田老师创办的《南国》半月刊出版了。这是《醒狮周报》的文艺版,每两周发刊一次。田老师自己单印了几十份,带到学校里来分送给同学。第一二期的内容,我们都是熟悉的,因为都在教室里听田老师讲过。《南国》有一个法文刊名“LeMidi”,意思是“南方”。歌德的《迷娘歌》里曾说到南方是“橙桔之乡”,是浪漫的青年男女的乐园。田老师就用这个典故,给他的文艺小刊物取名。后来他组织剧运,也就用“南国”为剧社的名称。
  当时,田老师还是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他写的初期剧本,也都是浪漫主义的。
  他是湖南人,永远怀念着他的橙桔之乡。他曾经自称为“南国诗人”,给我们朗诵过苏曼殊的诗:“忽闻邻女艳阳歌,南国诗人近若何?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
  这最后一句诗,我觉得倒是田老师后半生的预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震旦二年
  一九二五年秋到一九二六年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特别班读法文。
  特别班学习期为一年,专为各地读英文的中学毕业生补习法文,以便升入用法文教学的震旦大学本科各系。但事实上,来这个特别班学习法文的有很多是已在别的大学毕业,打算学一年法文,预备上法国去留学的。
  望舒也怀着这个目的,进入特别班。在同班同学中,望舒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位是梁鋆立,他白天在震旦大学读法文,晚上在东吴大学法科读法律,还兼了中华书局的英文编辑。此人读书勤奋,学贯中西,后来在外交界工作,很有名望。
  另一位是刘灿波,他自己说是福建人,其实是台湾人。此人说国语很困难,夹杂着许多闽南音。中文也很勉强,写一封信好像是日本人写的中文信。但他的日文日语都很好,据说他讲日语,纯粹是东京话。望舒和这两位同学,天天在一起,跟樊国栋神父(P╮eTostan)读法文,课余休息时,大家谈文学。梁鋆立谈英美文学,刘灿波谈日本文学。
  当时在震旦本科读书的有李辛阳、杨琦、孙春霆(晓村)、樊华堂、陈志皋,也都成为望舒的好友。
  樊国栋神父负责的法文特别班是很有名气的。在他的严格的教学方法下,一个不懂法文的中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升入大学本科一年级,与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学生,一起听法国教师(都是神父)的课。樊国栋神父每天上午来讲两堂课。第一堂课是复习上一天的所授的课。每个学生都要背诵他上一天布置的课文。一般都是一页至二页《法文菁华》里的文学作品,如雨果的一首诗,或拉马丁的一段散文。背不出的学生,被他挥出教室,到草地上去自己温习,直到自以为背得出了才回来。回进教室后再背,背不完篇,还得出去。有些学生,直到下课时间还无法背出,那么到明天再背,可是明天要背一篇旧的,一篇新的。
  樊国栋神父的第二堂课是授新课文。他的方法是把新课文读一遍,学生一起跟着读一遍。如是者三次。然后分别叫每个学生站起来独自读一遍,他校正了读音方面的错误。如是者叫五六个学生读过,大约已过了大半小时。于是他讲解课文的意义。用法语讲,有时用英语,有时在黑板上写几个汉字。英法文距离本来不远,有英文基础的学生,只要他在关节处略一讲解,就容易懂得,讲解完毕,他就交代明天要背诵的段落。每天下午一堂课,是中国教师来讲授的,完全是辅导课,如果学生对上午的课有什么不懂,就请中国教师再讲讲清楚。上午的上课时间是九时至十一时,下午是一时至三时,由教师自己掌握,可以连续讲二小时,也可以分二节。
  每星期一上午第一堂课,樊国栋神父带来一份法文资料:一段历史,或一篇哲学论文,或其他散文,写满三大页,约七八百至一千字。他把这份复印的资料发给每一个学生,然后自己读三遍,学生跟着读。读后就交代,这是星期六上午要默写的作业。因此,每星期一下午到星期五晚上,每一个学生都要抽时间来熟读这篇长文,到能背诵为止。
  星期六上午九时去上课,樊国栋神父给每人发了考试纸,大家坐下来默写。写完交卷,即可离开教室,一星期的学业完了。星期五上午的课不布置背诵作业。所以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直到晚上,是全部休息时间。不过学生中的天主教徒,星期天上午还得上教堂做弥撒。
  特别班的学生不多,每年入学不过二三十人。上课一二个月后,因功课跟不上,自动退学的,总有好几个。这批学生,不住在震旦本科学生宿舍内,而住在震旦大学对面一片操场角上的一排古老楼房内。这是七开间二楼的中式楼房,特别班学生都住在楼上,四人一间,很宽敞。
  楼梯口一个房间是樊国栋神父住的。他不但负责特别班学生的教学,还负责生活指导。他住在这个房间里,每一个学生上楼下楼,他都看见。
  他经常在走廊里漫步,隔着玻璃窗注意寝室内每一个学生的行动。在规定自修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寝室内的学生在谈笑,他就会敲着窗子喊:“读书呀!读书呀!”如果在规定休息的时候,例如下午四点钟以后,晚饭以前,如果看见还有学生在寝室内做功课,他会开门进来赶他们下楼,到操场上去散步。
  戴望舒就是在这样严格的教学方法下很快地学好了法文。一九二五年复,特别班结业之后,望舒准备去法国留学。震旦大学给了他一个文凭,凭此可以进巴黎大学听课。
  但是赴法的经济问题还没有解决。望舒的父亲是杭州中国银行的交际员,月薪不高,没有能力供给望舒赴法留学。中国银行董事某某同意用贷款的方式给予帮助,要经过申请、审议许多手续,迟迟没有核准。
  这时,我在大同大学读三年级,杜衡读五年制的南洋中学刚毕业。
  三个人一合议,决定过一年一起去法国。杜衡家道丰裕,我的家庭是小康经济。三人一起去法,我和望舒在经济上有困难时,可以依靠杜衡,不至于困窘。况且当时法郎比值便宜,如果每月有一百元,甚至八十元国币,在法国可以维持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秋,我和杜衡进了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望舒为了等候我们,升入震旦大学法科一年级。我和杜衡也在樊国栋神父的严格训练之下苦学法文。樊国栋神父能读中国古文,他正在把中国古代散文或唐诗译成法文。他知道我和杜衡的古文知识比别的学生高。他给我们布置的每周作业常常是要我们把一篇古文译为法文。记得我译过的有《阿房宫赋》和李白的几首《古风》。樊神父的中文虽然不坏,但到底是个外国人,不容易了解汉字的许多用法。他把李白诗“徒此挹清芬”的“徒”字译作“你的学生”。
  他拿出译文给我们看,我们指出了这一错误,并告诉他这个“徒”字是“徒然”的意思。
  由此,他每星期分配我们译一篇古文古诗,利用我们的译文,为他自己的译文加工润色。
  一九二五年秋冬之际,我们三人都加入了共青团和国民党。这件事是望舒开始联系的,我不很知道经过情况。解放以后,屡次审查我的政历,要我交代谁是我们入团的介绍人。可是望舒已去世,我无法说明。
  但仿佛是一位上海大学的同学陈均。当时上海还在军阀统治之下,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无论国民党左派或右派,都是“匪徒”,都在“应予逮捕”之列。不过震旦大学在法租界内,军阀的凶手,非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同意,还无法直接进入租界抓人。但租界当局,也并不允许居民有政治活动的自由,只要没有扰乱治安的群众运动发生,对其他地下活动,就不很注意。在这方面,法租界较英租界宽容得多,因此,二十年代许多革命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潜迹在法租界。
  我们三人加入共青团和国民党后,不久就每人领到一张国民党员的党证。当时在上海有两个国民党党部,一个是国民党右派,党部设在环龙路(南昌路)。另一个是国民党左派的,党部设在陶尔斐斯路,隶属于这个党部的国民党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即所谓“跨党分子”。两个党部相去甚近,但都是保密的。
  中国共产党另外有领导机构,在卢家湾一带,我们曾到西门路,白莱尼蒙马浪路(马当路)一幢里弄民房中去开过会,每次都到了一二十人,各不相识。这两处地方,大约是团部所在。
  关于团员工作的一切通知,都是由一名交通员送来的。这个交通员是一个伶俐的青年,他会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口,悄悄地塞给我们一份通知,一份简报,或一叠要我们散发的传单。我们接到了散发传单的任务,便在一个晚上,八九点钟,三人一起出去散步。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马斯南路(思南路),吕班路(重庆南路)一带,一个人走在前,留神前面有没有巡捕走来。一个人走在后面,提防后面有人跟踪。
  走在中间的便从口袋里抽出预先折小的传单,塞入每家大门上的信箱里,或门缝里。有时到小店里去买一盒火柴,一包纸烟,随手塞一张传单在柜台底下。
  震旦大学学生,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不但****,也反国民党。天主教学生中比较进步的,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党员的吸收下,加入了国民党右派。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冬季,震旦大学生中有了三个政治派别。
  我们这一边,人数似乎最少。由于各小组互不打通,我也不知道当时震旦大学有多少共产党团员。但是尽管如此,好像我们已被注意了。
  我们的寝室一共住四个人,我和望舒、杜衡外,还有一个苏北人,姓孙,也是特别班学生。此人非常庸俗,我们平时很少和他谈话。仅仅保持表面的同学礼貌。有一天,我们发现每个人的抽斗都被翻乱了,枕头、被褥,也有凌乱的迹象。肯定是被检查过了。当时,那姓孙的不在室内。不久,他回来了。一坐下,就开他自己的书桌抽斗,一只,两只,乱摸了一阵,就叫起来:“谁来翻过我的东西啦?”于是他问我们。我们说:我们的东西也有人翻过了。这样,彼此都是受害人,证明我们的东西不是他私翻的。可是,我们还是提高警惕,对他不能放心。
  在天文台路一个里弄内,有一座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空着,没有人住。门口贴着“招租”条子。我们到经租帐房去一问,房租不贵,每月只要二十四元,而且没有别的条件,水电已经装好,只要先付一个月房租,当天即可迁入。原来当时法租界空余房屋很多,震旦大学附近都是冷静地段,虽在白天,马路上也极少行人。电车从霞飞路(淮海中路)转入吕班路,往往已没有乘客了。
  于是我们租下了这幢房屋,其时学期已将结束,我们以回家度寒假为理由,从宿舍里迁入这幢房屋的楼上厢房。厢房挺大,我们每人买了一床、一书桌、二椅子,还合资买了一只圆形茶桌,两个竹书架,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家具,房间里还是空空洞洞的。现在,整幢房屋还有三大间空着,外加灶披间。整个楼下是客堂、厢房,各一大间。楼上是正楼一大间。我们在大门上及里弄口,贴了一个“余屋分租”的条子,打算做二房东,可以把自己的一份房租也请房客负担了去。招租条子贴出了几个星期,只有五六起男男女女来看房子。他们一看,我们这个二房东,只是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没有女眷,没有老小。都就不声不响的走了。空房始终租不出去。
  有一天,我在弄外马路口碰到松江同乡钱江春。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和他的夫人吴佩璋一起住在附近一个里弄内。吴佩璋是美专学生,因此他俩住得靠近美专而远离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江春了解我们的情况后,就说,有人在组织松江同乡会,正要找一间会址。过几天,他介绍了一个人来联系,租下了我们的楼下厢房一大间。当晚,这个人就把床板铺盖搬进来,住在那里。此后一二天,看见他搬了两张长桌和几只条凳进来,显然是开会用的。又过了几天,后门上贴了一个纸条,写着“松江同乡会通信处”。我心中纳罕,我是松江人,为什么不来请我加入同乡会?而且钱江春也不来。楼下厢房里经常有人出入,有时有十多人的声音。但我们从来没有去打搅,不知他们是何许人。一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在后门口碰到一个人刚闪出来。一看,是侯绍裘。彼此都是熟识的,不能不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绍裘说:他知道我在楼上,不过因为事忙,还没有时间上楼去看我。松江同乡会还在筹备,将来开大会时一定来邀我。当时,我知道他和党有关系,却不知道他的活动情况。他不知道我是共青团员。因此,匆匆一晤,彼此未通声气。岂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烈士侯绍裘。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知道当时我们楼下的“松江同乡会”,实在是柳亚子和侯绍裘主持的江苏省党部。
  这时已及阴历年底,表面上,上海人家正在忙于过年。但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已在向杭州推进。最后一任淞沪警备司令毕庶澄(?)正在一方面与上海工商领袖开谈判,如何使他不用一枪一弹,和平退出上海。一方面却雷厉风行地搜索“匪党”,乱抓人,连租界里也很紧张。
  我于除夕回松江,打算在家里过了新年,再回上海。谁知时局急转直下,沪杭铁路交通随即就断了。三月初(?),我在松江迎接国民革命军。
  待到铁路交通恢复,我才来到上海。
  一到上海,才知望舒和杜衡,曾被逮捕,在嵩山路巡捕房关了两天,几乎引渡到龙华,被军阀枪毙。原来前几天,他们到马浪路一个团小组的屋子里去。一上楼,没有人。
  桌子上一架油印机,满桌子满地都是纸张。心知不妙,赶紧退出,在后门口被几个法捕房便衣警逮住,扣上手铐,送进嵩山路巡捕房。当天晚上,有警官来审问,一个法国人,一个中国人是译员。他们问了望舒和杜衡的情况。知道他们是震旦大学生,那法国警官的脸色就缓和下来。他问两人是不是共产党。望舒就用法语回答:不是。他又问:你们两人为什么到那座房子里去?你们知道谁住在这房子里?望舒回说:去年有一个同乡住在那里,好久不见,这回想去看看他,也许是走错了里弄。警官录下了口供,把他们两人的衣服脱下,只剩一条衬裤,全身搜查了一次,没有搜到任何犯禁的东西。于是让他们穿好衣服,捆住手足,把他们吊起在一个特制的高架上,又拷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
  两人当然矢口否认。于是,两人被送入一个大房间,那里有许多长凳,已睡满了好些被拘押的“犯人”。他们俩就在长凳上睡过了下半夜。
  次日早晨,望舒买通一个小巡捕,或者是差役,写了一个字条,叫此人送给住在霞飞路霞飞巷的震旦同学陈志皋。字条送到,他可以从陈志皋那里得到五块钱。于是这个字条很快就送到了陈家。陈志皋的父亲是法租界会审公堂的中国方面的法官,法租界政法机构的人都认识他,称之为陈大老爷。志皋收到望舒的字条,立刻告诉他父亲。陈大老爷就在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嵩山路巡捕房的法国长官,说戴朝?u(望舒)和戴克崇(杜衡)是他儿子的朋友,同学,他们不是共产党,现在因为误会,被押在捕房里。他可以用本人的名义担保他们。这个电话,立刻生效,巡捕房里就为望舒和杜衡办理保释手续。同时,叫了两碗白鸡面给他们作早餐。其时望舒和杜衡还不知道陈大老爷已有过电话来,对着这两碗面,直是发愁。肚子饿得慌,很想吃。又怕来意不善,吃了会被倒吊起来逼供,又不敢吃。但终于是忍不住饿,大家把面吃了。吃过面,也不见有什么动静。在长凳上坐到下午,有人来招呼他们出去,在一个文件上签了名,打一个指纹印。
  然后带他们坐进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到陈志皋家里。这样,才恢复了自由。过了六七天,国民革命军挺进到上海。
  我回到上海后,国民党正在华界建设政权,取缔工人的革命行动。
  租界内秩序也不安定。工商业一切工作似乎都停顿着。学校在延长寒假。
  我们和党团已经失去联系。陈志皋是消息灵通的人,他来通知我们,暂时不要出门,也不要到学校里去,因为他知道望舒、杜衡的被捕,与震旦大学某些国民党右派学生有关。我们三人虽然住在校外,但一日三餐,都是到大学食堂里去吃的。这样一来,就不敢再去食堂就餐,只好到附近小饭店去吃饭。过了几天,就是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利用上海流氓,叛变国共合作,屠杀革命工人。
  我们楼下的松江同乡会,已经没有人了。陶尔斐斯路的国民党左派党部已被捣毁。
  震旦大学的国民党右派气焰嚣张,在校内外张贴****标语。在一片恐怖的环境中,我们觉得不能再在上海耽下去。于是作出散伙回家的计划,卖掉家具什物,付清房租。我回松江,望舒和杜衡回杭州。
  望舒的两位同班好友,梁鋆立在特别班结束后就不再见面。刘灿波本来不住在校舍内,他和一个在上海商学院读书的同乡一起,在霞飞路尚贤堂租了一间楼房住着。特别班结业后,他还住在那里,我和望舒常在晚上去看他。四·一二事变之后,我们散伙离沪后不久,他也回台湾去了。
  一九二五年春季,我们一时高兴,办了一个小刊物《璎珞》。这是一个三十二开十六页的旬刊,每期只用四分之一张报纸。我们三人的诗、散文、译文,都发表在这里。
  但是这个刊物的重点文章却是戴望舒的《读仙河集》和杜衡的《参
  情梦及其他》。东南大学有一位历史教授,刚从法国回来的李思纯,他在《学衡》上发表了一些法国诗的译文:《仙河集》。这些译文实在不高明,望舒写了这篇书评,指摘了许多错误。傅东华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译了一篇欧奈思特·陶孙的诗剧《参情梦》,由开明书店印行。这个译文也很有错误,杜衡为他逐句纠谬。我们这个刊物虽小,也没有多少人见到,但对李思纯和傅东华却很有冲击。听说傅东华看了杜衡的批评文章,非常恼火。李思纯从此不发表译诗。
  《璎珞》一共印出了四期,这是我们办的第一个新文学同人小刊物。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日
  [附记]朋友们劝我写回忆录,报刊编者也劝我写回忆录。我想想,我的一生,平凡得很,几十年前的个人旧事,并无多大社会意义,写回忆录,未免有点妄自尊大。因此,始终不想写。前几年,写了几段关于《现代》的杂忆,也是因为有人提起某些事情,我觉得不能不说说明白,因此才写了几段。近来看到报刊上有些涉及我的文章,与事实不尽符合,又不禁提起笔来,再谈谈明白。但是我无法从头说起,只能一段一段的写,也只能一段一段的发表。待将来写多了,再编排次序。蛰存记。
  哀徐燕谋
  斯人已长往,如灭一浮沤。
  有道真无用,归魂好去休。
  鸡鸣风雨晦,羊走路歧稠。
  我欲呵天问,滔滔逝水流。
  看到前两天《新民晚报》有陆谷孙悼念其老师徐燕谋的文章,始知徐燕谋已下世,因作此诗,以寄哀悼。
  我与徐燕谋没有深交,一九五一、五二年,我在光华大学兼课,经常碰到他。课余时间,在教师休息室中,闲谈一阵。历时虽不久,就从这几十次短暂的闲谈中,我知道他极有学问,中英文学都有根底,不是一般的英语教授。尤其是,我已感到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他襟抱冲和谦退,遇到我们二人意见有不同的问题,他从来不争不辩,微笑而已。
  全市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后,他分配在复旦大学,我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从此就没有见过一面。但也曾有人抄录他所作的旧体诗给我看,也有人讲过他一些情况,都足以反映他人品之高洁。
  三十多年来,我知道,徐燕谋过的是内涵的精神生活。除了编几本教材之外,他绝无活动,绝无表露,真正做到“良贾深藏若虚”的功夫。
  一般人讲起徐燕谋,只知道他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教授,课堂教学很能得到学生的好评,如此而已。至于他的高洁的品德,恐怕能了解他的人还很少。
  就以陆谷孙文章中所举一事为例。徐燕谋不愿出国去教外国人学习中国语,难道真是为自己的英语中有浓重的吴音吗?我知道决不是,这还是他礼貌的托辞。在一般情况下,派遣一位善于外语的人到外国去教授中国语,总不能派一位大学教授去。“割鸡焉用牛刀”,这样做法,就是轻视了本国的大学教授。现在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教外语,有几个是他们本国的大学教授?徐燕谋有他的自尊心,所以他不愿去。但是他决不说出他不愿去的理由来,所以他只好说是自己的英语有吴音。这是他深自韬晦的一例,我佩服他已做到家了。不过同时也不免慨叹:中国有的是人才,但能用人才的人却少得很,所以近年来,又流失了许多人才。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纪念傅雷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两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
  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一九四三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
  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
  他这个办法,我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一九五八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
  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一九六一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中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
  大约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
  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
  知己之感
  《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发表了叶圣陶先生的日记:《在上海的三年》,其中与我有关的有两段: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记云:“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余与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效力,因致书蛰存。”
  又,七月三十一日记云:“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这件事,我早已忘却,如果不见圣翁的日记,恐怕永远不会回忆到。
  现在,圣翁的日记帮助我回忆起这件事,同时也使我想到这件事一直是一个未解的谜。
  我于一九四六年春,从福建三元随江苏学院复员,先在上海家里住了一二个月,访问了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到开明书店去过,见到叶圣陶、周予同、王伯祥、徐调孚诸人。随后我就到徐州江苏学院新校舍授课。在徐州,我收到叶圣陶的信,问我下学期的工作情况。他说,朱经农将出任光华大学校长,正在组织教师班子。希望我去光华当中文系主任,托他写信征询。我收到圣陶的信后,觉得一时还无法决定。虽然我很想回上海工作,但江苏学院能否同意,还未可知。因此,我就复信给圣陶,请他转达朱经农,且待放暑假时回沪再说,好在只有一个多月了。
  七月中旬,我回上海遇到刘大杰,才知道他已决定就暨南大学校长李寿雍之聘,任暨大文学院长。同时才知道江苏学院同事邹文海亦已决定为暨大教务长,周为法律系主任,他们和李寿雍都是旧交,我又知道江苏学院院长戴克光本人也在活动换一个工作,这样我自己就决定脱离江苏学院,由刘大杰、邹文海的推荐,接受了暨南大学的聘书。
  这一决定的主要动力,是因为暨大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分配到一座大楼,作为教师宿舍,我虽家在上海,但老家人口多,挤不下,要想把小家庭分出去。暨大庶务处在大楼中分配给我二个房间,一西一东,便解决了我的居住问题。因此,我于七月三十一到开明书店编辑部拜访圣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并请他代我向朱经农道歉。
  圣翁日记中所记的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它始终留下了一个谜,使我不解,我和朱经农毫无关系,也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忽然看中我,要我去当中文系主任?起初我以为是由于周予同或叶圣陶的推荐,但一问之后,才知并非如此。当时虽然各大学之间消息灵通,但这件事却没有人说起,这个谜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始终无法解释,甚至连这件事也早已忘了。
  最近,有一个朋友从青海来信告诉我:在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有一封信中提到过我的名字。我和胡适也未曾有过关系,更未尝通信,这部书中怎么会有我的名字?赶紧去把这部三厚册的《书信选》借来,果然在中卷第64页上看到一封朱经农致胡适的信,内容是向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的。其中有一段云:“文理科学长由党部推荐李青崖主持,弟以其与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为党部所推重,当可持中庸之态度。不期其对杨鸿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态度之狭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方面新请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Z工、施蛰存等,也还过得去。……其组织最弱者为法科之政治经济系,将来若有问题,必从此系发生,叶秋原为系主任,已觉平常,教授亦无出色者,学生甚盼一涵回来,然一涵决不肯来……”
  我看到这封信,才恍然大悟,解决了一九四六年的谜。原来中国公学的这一件事,我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没有这封信的帮助,连回忆都无法追寻了。
  这是在一九三一年春,我在办水沫书店。李青崖来邀我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担任文预科的国文课教员,每周去二次,每次上课二小时。当时我以为李青崖只是新任国文系主任,却不知道他还是文理科学长。我在水沫书店的编辑工作,是半雇员,半朋友义务,每月支取的生活费不到一百元,正想在上海找个固定的副业,以贴补生活,李青崖答应我每教时三元的薪给,对我不无小补,我就答应下来。过了几天,他送来了一份聘书:写明聘请我为预科兼任教授,没有任课时数及薪给数,由校长马君武署名签发。算来这大约是一九三一年三月间的事。
  我原来只是个中学教师,没有教过大学生,到中国公学上课,教的是大学预科一年级生,只等于现在的高中二年级,上国文课也并不感到困难。在每次到校上课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学校已闹过几次学潮,李青崖进中国公学后,解聘了国文系教授杨鸿烈,马宗霍,他们都是胡适当校长时聘请来的,学生也都满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这二位;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学生中颇有波动。我莫名其妙的成为李青崖的私人。马宗霍被解聘后,拂袖而去。杨鸿烈的表现很不好,他住在校舍中,硬是不肯迁出,还大骂李青崖,弄得很僵。叶秋原是我的朋友,杭州人,新从美国得了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回来。李青崖请叶秋原来代替高一涵,当然比不上,学生听过高一涵的课,再听叶秋原的课,当然会感到“平常”。
  我到中国公学上课不到三星期,学潮又起,不过我并不清楚其中党派斗争的真相,只是有好几次去上课,都碰上学生罢课,听听学生的控诉,显然有“拥马”和“倒马”二派。
  大约马君武校长此时已不到校,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我在中国公学任课,勉强维持到六月,学潮未平息,提前放暑假,于是结束了我的教学任务。马君武、李青崖都下了台,下学期学校也不请我了。
  朱经农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正是我在中国公学兼课的时候;这时他已就任中国公学副校长之职,马君武已去,李青崖仍在。
  正校长邵力子,是挂名的。胡适是中国公学董事长,所以朱经农常有信给胡适。汇报中国公学情况。《书信选》中朱经农给胡适的信,关于中国公学的,不止一封,我在这些信中,才知道当年中国公学的内幕,这些情况,当时都一点也不知道。
  朱经农对李青崖很不满意,在这封信中却提到我,和郑振铎、孙?Z工、李石岑一起,许为“也还过得去”的教员,可见他对我们四人,并不因为是李青崖的私人而有所歧视。
  不过,对于郑振铎、李石岑、孙?Z工三位,“也还过得去”的评价似乎太低了。至于我,自己知道,作为初出茅庐的大学教师,确是刚刚及格而已。
  十六年之后,朱经农还想请我去担任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对我一直在注意,认为从前那个“过得去”的教员可以当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终没有见过朱经农的面,也绝不知道这些情况。直到最近几天接连看到叶圣陶的日记和朱经农给胡适的信,这个谜才得到解释。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知己朋友,确是难得,平时最相熟的朋友,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识的人,更不易成为知己。
  朱经农从来没有在我的师友之列,可是,他关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却绝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明白过来,我岂能没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迟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丁玲的“傲气”
  《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登载了一篇《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一篇录音整理记录。在这篇谈话中,丁玲谈到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在上海大学时的一些情况。
  其中有一段说:“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这寥寥三句话,确是记录了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姿态。她不说,我也早就感觉到,不过,在六十年之后,她还自己这样说,可知她的“傲气”,即使在当时,也是自觉的。
  现在我要给这一段话做一个笺释,为丁玲传记作者或文学史家提供一点资料,也为爱谈文坛轶事者供应谈助。不过,先要交代一下这里所提到的五个同学。戴望舒和我,因为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和丁玲还有来往,可以说是丁玲比较熟悉的,孔另境是茅盾的妻弟,我和望舒都是由另境带路而开始到茅盾家里去走动,但我不记得当时丁玲曾去过茅盾家里。
  王秋心、王环心是兄弟二人,江西人。他们在上海大学,比我们高一班,他们是二年级,我们和丁玲都是一年级。王氏兄弟都做新诗,我们认识他们时,他们已印出了一本诗集《棠棣之花》,所以他们是上海大学有名的诗人。但他们和丁玲的来往,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离上海大学后,就去参加革命,听说在南昌起义后牺牲了。
  在上海大学时,尤其是在青云路的上海大学,我们三人和丁玲及其他四五位女同学的关系,仅仅限于同堂听课,王氏兄弟则连同堂听课的缘分也没有。丁玲说:“这些同学待我们很好。”这句话恐怕还是出于礼貌,因为我想不起当时有过什么“很好”的具体表现。倒是丁玲自己所说“傲气”,我记得当时是有所体会的。
  丁玲的“傲气”,大约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女大学生的傲气。在一九二三年,大学兼收女生,还是一种新事物。北京大学早已向女生开放,上海却还没有几个大学男女兼收。当时男女同学的大学里,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进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坐,再也不回过头来。
  当时我们班上一共只有五六名女生,我们空出两排坐位,每排三个双人课桌,她们坐满第一排就够了。第二排常是空着。偶然有女同学的朋友也来听课,第二排上就会出现一二个临时女学生。王剑虹是中文系二年级生,但有时和丁玲一起来听课。
  我和望舒坐在第三排,正在丁玲背后,因此同学半年,见到她背影的时候为多。只有在教师发讲义的时候,把一叠讲义交给第一排的女同学,她们各人取一张,然后交给背后的男同学。这时,我们才又一次见到丁玲的面相,有时也打个无言的招呼。
  此外,我不记得和丁玲还有过课外交往,因为下课之后,男女同学各自走散。丁玲她们就住在教室楼上,据她的谈话,说是住在亭子间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和望舒在校外附近租住了一间里弄房屋,不上课也很少到学校里去。
  尽管上海大学的学生差不多全是从文学革命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在男女同学之间,还多少有些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拘束。学校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之后,女生宿舍较为像样。有一次,望舒因事要通知女同学,他就冒冒失失地闯进女生宿舍,坐在一位女同学的床上。他也看不出那位女同学的脸色。他走后,那位女同学把床上的被褥全部换掉。即此一例,就可以体会丁玲所谓“傲气”,这是一九二○年代大学中女生对男生的“傲气”。
  另外一方面,丁玲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从她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她在一九二三年的上海大学,崇拜的是施存统。施存统是因为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被浙江第一师范开除的。他提倡“非孝”被守旧分子认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却认为是最激进的反封建。施存统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来当了上海大学的“教授”。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认识里,还只是“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王剑虹又和瞿秋白接近,终于和瞿秋白结婚。也许,从此以后,丁玲才改变了对瞿秋白的评价。在丁玲的谈话里,有二处提到瞿秋白。从前后二段的语气中,也可以体会到这一情况。
  一九二四年暑假后,丁玲离开上海大学而到了北京。据她的谈话,这次北游,是为了北京的“思想好”。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
  她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胡也频,并与胡同居,又开始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轰动一时的小说。直到胡也频牺牲之后,丁玲才明显转向,从《水》开始,改变了她的创作方向。从这些现象中,的确有许多人以为丁玲的转向是胡也频牺牲的影响。但这回丁玲的谈话却说:“事实上,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又说:“胡也频在认识我以前,没有认识一个革命者。他对鲁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与鲁迅差一截。”这些话,我可以证明是真实的。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丁玲和胡也频同住在上海,我和望舒和他们俩接触的机会较多。丁玲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没有表现出她的政治倾向。胡也频却十足是个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热心的是写诗,写小说,拿到稿费,就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噩耗传来,我们都有些意外,不相信他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烈士。当然,冯雪峰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谈起过。
  丁玲的革命思想,成熟得早于胡也频,胡也频参加革命工作,是丁玲和冯雪峰的影响。但丁玲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向革命,却表现在胡也频牺牲之后。
  这就是丁玲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的“傲气”的来历。可能她在一九二八——一九三一年间,还有这种“傲气”,不过当时我们已彼此过从较密,她也有点收敛或隐匿吧。
  一九八八年七月
  滇云浦雨话从文
  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沈从文逝世的消息,极为惊讶。
  前不久,我还收到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说从文的病已大有好转,能在屋子里走几步,手也灵活了些,可望再执笔了。岂知好转现象,却是凶兆。
  当晚,我拟了一副挽联,翌晨,托老友包谦六写好,寄去北京,以申远地友朋哀悼之情。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上联说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赋,而表现为小说。下联说我和从文的交谊,虽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经常会面的机会,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年。彼此离居的时候,也不常有书信来往。因此,我和从文的交情,形迹是可谓疏远的,但由于彼此相知较深,在出处之间,以及一些社会关系,有共同之处,在一个时代的文人之间,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认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共产党、团员;在北方,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霖把这些人一律都称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纷纷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而且大半是冯雪峰介绍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
  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多男女”,表示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到二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竟没有一个女儿,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
  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写信去向他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样一来,写作却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昆明。和我同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的来到昆明,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清华、北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人员。清华、北大两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还没有校舍,暂时在蒙自上课。沈从文和杨振声,属于中央研究院,他们先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作办公室和住宅。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钟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
  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
  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下午无课,常去找他聊天。渐渐地,这间矮楼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还有林徽音,都是我在从文屋里认识的。杨振声是位忠厚长者,写过一本小说《玉君》之后,就放弃了文学创作,很可惜。林徽音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
  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
  昆明有一条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每一个地摊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绍我去“觅宝”,开头是和李长之、吴晗一起去,后来长之被云南人驱逐出境,吴晗结识了教育厅长龚自知,几乎每晚都到龚家去打牌。于是,沈从文遂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电料、五金零件、衣服之类,我们都没有兴趣,看一眼就走过。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从文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
  他很高兴的化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当时的中央币一元,值旧滇币十元,新滇币二元,民间卖买,还在使用滇币,因此,使用中央币的外省人,都觉得云南物价廉平。
  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
  从文劝我买下。他说:“值得买。外国妇女最喜欢中国绣件,拿回去做壁挂,你买下这两块,将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我听他的话,化四元中央币买下了。后来送给林同济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当时的林同济夫人,是一位美国人。
  在福照街夜市上,我们所注意的是几个古董摊子,或说文物摊子。
  这些地摊上,常有古书、旧书、文房用品、玉器、漆器,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
  外省人都拥挤在这些摊子上,使摊主索价愈高。我开始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我早就在清人的诗集和笔记中见到:云南人在走缅甸经商时,一般都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送妇女。缅刀异常锋利,钢质柔软,缅盒是漆器,妇女用的奁具,大的可以贮藏杂物。
  从文未来之前,我已买到一个小缅盒,朱漆细花,共三格,和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一样。这个东西引起了从文的兴趣,他见到就买。
  一九四二年,我在福建的时候,他来信说,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
  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一九四二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高涨,公教人员月薪所得,维持不了原有生活水平。昆明屡经敌机轰炸,大学师生都疏散到乡下。大约从文也没有兴趣去逛夜市,说不定夜市也从此消失了。
  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早就有了。从练字开始,首先就会注意到碑帖。
  在上海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他总是注意店家的招牌。当时上海的招牌,多数是天台山农写的北魏字,和唐驼写的正楷,从文似乎都不很许可。
  回北平后,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肯定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鉴赏文物,遂成为他的癖好。解放以后,从文被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许多人以为是委屈了他,楚材晋用了。我以为这个工作分配得很适当,说不定还可能是从文自己要求的。自从郭沫若盛气凌人的斥责了从文之后,我知道从文不再会写小说了。如果仍在大学里教书,从文也不很合适,因为从文的口才,不是课堂讲授的口才。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了一切荣辱。在流离颠沛的三十年间,他终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几部第一流的历史文物研究著作。如果当年没有把他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可能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物研究专著。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经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亲。十月,离上海到香港,耽了几天,待船去海防。当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九妹岳萌,和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还有顾颉刚的夫人,徐迟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还有几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办许多东西,记得有向达的皮鞋和咖啡,杨蔚小姐的鞋子和丝袜,诸如此类。我当了两天采购员,于十月二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轮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
  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定”的风度。
  这一次旅行,使我和从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识了。从文已在北门街租了一所屋子,迎接他的家眷。北门街也在云南大学附近,因而我常有机会去从文家闲谈。此后又认识了从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不久,我迁居大西门内文化巷,与吕叔湘同住一室,与陈士骅、钱钟书同住一楼,与罗廷光、杨武子同住一院。从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没有机会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一九四○年三月,我又回上海省亲。由于日本军队已占领越南,我无法再去昆明,就和从文暌别了好几年,书信往还也不多。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两次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从文。他说正在收集各地出土的古锦残片,一件一件的装裱起来,想编一本《古锦图录》。他还拿出几个裱好的单片给我看,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本书,不知后来完成了没有。
  一九六三年,从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饭店。他和巴金一起来看我,其时我新从“右派”改为“摘帽右派”。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不知道,彼此觉得无新话可说,只是谈些旧事。过一天,我去衡山饭店回访,适巧有别的客人接踵而来,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辞别了。
  这一别,就是音讯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带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图书馆找论文资料。我挤出一个下午,到崇文门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见面的张天翼,此后,就到附近东大街去看从文。时已傍晚,话也不多,我想走了,从文和他的夫人却坚邀我吃了晚饭走。我就留下来,饭后再谈了一会儿,我就急于回北师大招待所。这是我和从文最后一次会晤,如今也不记得那天谈了些什么。似乎还是他夫人的话多些,由于我的听觉已衰退,使用助听器也不很济事,从文说话还是那么小声小气的,都得靠他夫人传译和解释。
  以上是我和沈从文六十年间友谊的经过。论踪迹,彼此不算亲密;论感情,彼此各有不少声气相通的默契。从文对我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我对从文的理解,却有几点可以说出来,供沈从文研究者的参考。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
  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从文没有受过正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但他的天分极高,他的语文能力完全是自学的。在他的早年,中国文化传统给他的影响不大。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题材、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础。
  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用一种直率而古拙,简净而俚俗的语言文字勾勒出来。他的几种主要作品,有很丰富的现实性。
  他的文体,没有学院气,或书生气,不是语文修养的产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录音。我所钦仰的沈从文,是这样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的作者。
  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挣扎生存,从文不能不多产。要多产,就不能不有勉强凑合的作品。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有一部分作品属于这一类。他为我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中的故事改写,后来编为一本《月下小景》,也是我帮他印出来的。这几篇小说,我都不很满意。在昆明时,我曾坦率地向他讲了我的意见,他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从文的小说中,确有些****描写,这就是为郭沫若所呵斥的。赤裸裸的****或性行为的描写,在现代文学中,本来已不是希罕的事,要区别对待的是:还得看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还是淫亵的?从文小说中那些性描写,还是安排在人物形象的范畴中落笔,他并没有轻狂诲淫的动机。再说,从文小说中的性描写,既不是《金瓶梅》型的国货,也不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型的舶来品,而是他的湘西土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不是他一贯的全力以赴的创作倾向。郭沫若以此来谴责沈从文,似乎完全忘记了他的老朋友郁达夫。
  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一九二三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斗。一九二四年,已在《现代评论》和《京报副刊》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叶公超等人。长期和这样一群教授、学者接近,不知不觉间,会受到熏陶。这一群人的总的气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绅士派。从文虽然自己说永远是个乡下人,其实他已沾染到不少绅士气。一九三三年,他忽然发表了一篇《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分为“海派”和“京派”。赞扬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于京派之列。这篇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认识上的倾向性。早年,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气,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从此,安于接受传统的中国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他从未穿过西服。他似乎比胡适、梁实秋更为保守。这些情况,使我有时感到,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识形态中的觉醒,而没有投身于实际行动的勇气。也许他的内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现出来的行为现实,却宛然是一个温文尔雅,谨小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从文在文章和书信中,有过一些讥讽左翼作家的话。话都说得很委婉,但显然暴露了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满。他说左翼作家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没有较好的作品。他们是以革命自诩的浮夸青年,不能扎扎实实的工作。这些转弯抹角的讥讽,当然使左翼作家会对他怀有敌意,因而把他目为******的作家。其实从文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归根结柢,恐怕他还是受了胡适的改良主义的影响。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鲁迅对左翼作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①从文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过鲁迅是从更左的立场上讲的,从文却从偏右的立场上讲了。
  从文一生最大的错误,我以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济一起办《战国策》。这个刊物,我只见到过两期,是重庆友人寄到福建来给我看的。我不知从文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些什么文章,有没有涉及政治议论?
  不过当时大后方各地都有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法西斯政治,为蒋介石制造独裁理论的刊物。这个刊物的后果不知如何,但从文的名誉却因此而大受损害。
  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
  建国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从文,却使国外学者给他以浮夸的评价,并以此来讥讽国内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
  这是双方都从政治偏见出发,谁都不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至于沈从文的思想问题,我已把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情况讲了一个大概,也许我说得是,也许不是,毕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许我的观感太简单化了,这还有待于传记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党的政策已开放了百家争鸣的自由,那么,一切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都应当用思想问题的尺度来作结论。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① 鲁迅有过此语,待查出处,故暂不用引号。
  杨刚的一封信B
  B本文为作者发表杨刚一封来往书信时写的附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与杨刚来往书信,大约有五六封,这是仅存的一封。时间是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香港。她用的是《大公报》馆信纸,因为她当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
  那年四月初,我从昆明取道越南到香港,想转船回上海省亲。香港朋友想把我留下,由吴经熊、叶秋原的介绍,在天主教的真理学会找到一份工作:帮助他们校阅一批天主教文学的中文译稿。
  我在学士台租了一个房间,把在上海的妻子接来定居。每天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在真理学会工作。一人一间办公室,堆满了从大陆各地天主教会运来的文稿和原本。这工作也十分紧张,我每天要审定一二万字的译文。
  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香港分会计划办一个暑期讲习班,培训香港青年。在筹备期间,杨刚来找我,要我多出些力。我当然不会推辞。
  真理学会在坚道,我们就在坚道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讲习班的筹备处。我每天下班后,就到那里去负责办理一切报名、注册、登记事务。
  忙了一个多月,讲习班借中华中学的教室开学了。我也每星期夜晚去讲两堂课,讲的是爱国主义语文,如文天祥《正气歌》岳飞《满江红》之类。
  在这一段时期中,我和杨刚见面的机会较多。这一封信,就是她来找我做讲习班筹备工作时所写。暑假完了,讲习班结束,太平洋风云突变,香港已非乐土,我仍带了妻子回上海。九月间,应福建之聘,独自乘小轮船来到福建。
  一九四四年,杨刚的胞兄羊枣在福建牺牲。杨刚来福建处理后事。
  当时我在长汀厦门大学。杨刚从江西赣州来,在长汀停留了几天。她来看我,我才知她本是长汀人,离乡多年,只剩几家堂兄弟了。
  从此以后,我和杨刚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听说她任职国务院总理办公厅秘书时逝世了。
  杨刚是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女作家,待人接物,都很诚恳。她这封信的最后一节,我当时看了不知所谓何事。问她,她笑笑不说。直到一九八四年,上海书店影印我在三十年代主编的《现代》杂志,送了我一部。我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号上发现了一篇杨刚的小说《一块石头》,这才明白,早在一九三三年,我已和她通过几次信,大约是鼓励她继续写作,像我对待其他投稿青年一样。
  今天检出这封信,预备发表。五十年前的杨刚,仍然在我的记忆里。
  [附录]蛰存先生:从前没有知道您对于人事有这许多关切,在工作上(我说是非写作的工作)有这许多的热情。但是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勇气去希望了。
  您很谦卑的说了一句话:“总是要做点事的。”这句话,我想我会牢记住。
  研究班的事,望您空时多想一下,计划一下。大家都不是先有了成见的。谁的办法更有系统,行起来有效,就立刻可以用。您也许很忙,但也许抽时间起来还比较容易一些。望您除了计划这研究班以外,还想想如何使它活跃新鲜,使它和香港青年人紧紧系在一起,助他们长大。
  假如您的记忆里还留得下一件小事,您当想得起我也是受过您鼓励的许多人之一。
  问您好。
  杨刚上四·廿一
  怀念几个画家
  去年十二月,《文汇读书周报》刊出了一幅漫画:《文艺茶话图》,画着三十年代的一群文艺作家。这幅画出于当时漫画家鲁少飞之手,在一九三四年文艺综合性刊物《六艺》上发表过。十多年前,香港的《开卷》杂志上也重印过。这回,大约《读书周报》编者有兴趣,又重印了一次。有人剪下这幅画,拿来问我:这些人画得像不像?我看了一下,凭我的回忆,我说:都很像,连神气都画出来了。不过只有一个人不像,那是彭家煌。
  来客又问:鲁少飞是何许人?我说:三十年代上海第一流漫画家。
  来客问: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不过不熟。
  来客问:此人现在哪里?
  我说:不知道,四十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再也想不到,上月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中看到徐淦同志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鲁少飞还健在,而且仍在上海隐居着。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常常怀念许多长久不知下落的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朋友。
  在那个十年间,上海文艺界各方面的活跃人士,都有同声同气的交谊。文艺作家、戏剧家、电影家、洋画家、漫画家、木刻家,经常有机会在一起闲谈,不是在宴会上,就是在茶室里,或者在电影院里、舞场里不期而遇,年龄都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有不少人,虽然没有成为知交,但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们的风度和工作,都使我钦佩。
  后来,文学创作的朋友,一个个随着萧军“出土”了,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见到了许多面目全非的老朋友,还有不少未见过面的老神交。只有我所怀念的画家,还有好些人不知下落。当年《时代画报》这一群人,只有叶浅予、丁聪还有作品发表,张光宇、正宇兄弟都下世了。庞薰琴、雷圭元,我联系上之后,不久都作古了。
  陈士文在法国学画十年,抗战时才回国,我在临解放前,才在上海西门路找到他。解放以后,便无来往。八十年代初期,才知道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也已去世。他留在上海的一百多幅超现实派油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他的老母亲烧光了。丁衍镛也在香港,很不得意,只当了一个中学美术教师,也早在一九七八年逝世。
  周多和郭建英,都为我编的《现代》杂志画过很好的封面和装饰画,解放以后,没有见过他们的作品。前年,台湾朋友寄我一份资料,才知郭建英成为著名的银行家,亦已不在人间。剩下一个周多,还没有着落。
  章西厓是四十年代杰出的漫画家、木刻家、装饰艺术家。他的漫画,讽刺性很尖锐。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在出版社的宴会上遇到,反右以后,就杳无消息。直到前年,才知道他仍在上海,已从出版社退休。取得联系后,承他不弃,带了他的一部分小品画和木刻来供我赏玩。现在,又知道鲁少飞也还平安无恙,这是最后一个我所念念不忘的画家了。
  一九七八年以后,不少三四十年代闻名的画家,都一个一个的“出土”,有作品或消息见报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画家,更是逐渐活跃起来,发表了新的作品。章西厓?”亮相”很迟,直到前年才由陆谷苇的一篇报道,并附印了他的一幅盆画,才使我知道。没有徐淦的文章,我至今还不知道鲁少飞的踪迹。我想,这两位画家,似乎有些与众不同,他们难道安于被活埋,拒绝出土吗?文人总想印出一本书,画家总要开个展览会,可章西厓?和鲁少飞却安于沉默,不求闻达。我不说他们人品高洁,只怪他们太消极了。
  不过,消极也许倒是“塞翁失马”,君不见黄某某夫妇和黄某某等等,出土不到十年,又好像活埋进秦俑坑了吗?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
  鲁少飞的心境
  上月,在本报见到徐淦同志的一篇文章,提到鲁少飞,我才知鲁少飞还健在,而且就在上海。当时有许多感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怀念几个画家》,写好就寄给广州的《随笔》双月刊,近日收到编者来信,说此文将在七月号上刊出。
  想不到,今天(四月六日)又见到徐淦同志谈到鲁少飞的文章,其内容使我有些惊讶。惊讶的理由,还得要从我那篇给《随笔》的文章说起。
  自从拨乱反正以后,文艺创作界的三十年代朋友,一个一个随着萧军在各地“出土”
  了。凡是我所认识的、景仰的、三四十年代的作家、诗人、话剧家,都有了消息,许多人都有文字或记者的报道在各种刊物上亮了相。已经下世的,也有了记录。只有一群画家,我所认识的,或景仰的,都还是不知下落。也许是由于隔行之故,有些人在五十年代就早已不知行踪,洋画家有周多、庞薰琴、丁衍镛、陈士文等人。直到一九八四年,我才知道陈士文和丁衍镛都在香港,已先后故世。陈士文被钱穆聘任中文大学美术教职,丁衍镛很不得意,做了三十年中学教师,庞薰琴在一九八五年才知道他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和雷圭元在一起搞装饰艺术,已不画现代派油画了。我和他通了几次书信,不久就收到他的讣告,接着雷圭元也去世了。漫画家中间,我最欣赏的是,三十年代的鲁少飞,四十年代的章西厓?。大约在一九五四年,在几家出版社联营归公的宴席上,我才认识章西厓?,以后就不知他的消息。直到前年,才知他健在上海,取得联系后,承他不弃,抱了几册作品来供我欣赏。我问他:为什么匿迹销声,不求闻达?他没有回答,一笑了事。我当下就想,大约画家中间,有一些惊弓之鸟,至今还拒绝出土。到去年年底为止,只有周多和鲁少飞,还是存亡未卜。但同时,又有几位画家重新入土了,我想,拒绝出土,也未尝不是好事。
  由于一幅《文艺茶话图》,徐淦同志为我报道了鲁少飞的消息,我非常高兴。但是今天,徐淦同志又报道了鲁少飞否认他自己是这幅画的作者,而且话说得很不可捉摸,这是为什么呢?因此,我就不免要惊讶了。
  这幅《文艺茶话图》最初发表在一九三四(?)年的《六艺》上。
  这个刊物是叶灵凤和穆时英编的。非但画是鲁少飞的手笔,连那一段说明也是鲁少飞写的。一九七九(?)年,香港的《开卷》月刊首先复印了这张画,当时就有香港朋友把这册刊物寄给我看。去年春间,《上海滩》编辑黄屏同志来组稿,我就把这幅画的复印本交给她录用,我还答应写一段“后记”。后来黄屏同志说:此画已在国内刊物上用过,故《上海滩》不能用了。《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用的,恐怕就是我交给黄屏的那一张。此画刊出后,有人来问我:“画得像不像?”我说:“都像,连各人的神气都表现出来了。只有一个人不像,那是彭家煌。”
  这幅画以邵洵美为主人,坐在主位上。这是画家的构思,并非实有其事。鲁少飞画一幅以邵洵美为主的《茶话图》,也不会受到邵洵美的玷辱,我很不理解鲁少飞为什么要否认这幅画。邵洵美门下“食客”虽多,至少鲁迅、周作人、洪深总没有在邵家吃过一顿饭,当时他们见到这幅画,都没有表示反感,因为大家知道漫画的艺术处理有此一格。
  鲁少飞不得不承认这幅画的“线条像我”,却又推说“记不起来了”。
  好像今天的鲁少飞,还怕沾染邵洵美这个“绔?F公子”的病毒细菌。他像倪云林一样地有洁癖,非要掸掉身上的一些灰尘不可,因此我才理解这位画家拒不出土的心境。
  林微音其人
  一九二八年,一个酷热的大清早,戴望舒和杜衡登上葛岭顶上的初阳台。在亭子里看见一个青年正在焚烧一堆废纸。不免好奇,上前去搭话。才知道这个青年是上海人,来杭州游西湖,住在昭庆寺。烧掉的是他的许多文稿,因为没有刊物、报纸能用,都是退稿。
  这个赤鼻子的青年,姓林,名微音,诗人,银行小职员。
  回到上海,他们已成为朋友,我也连带地结交上了。我们办刊物,办出版社,林微音常来,我们也给他发表了一些诗文。但他不是水沫社中人。他属于另外一个三朋四友的文艺小集团。他的文艺同道有朱维基和芳信,这三人的领袖是夏莱蒂。他们办过一个小刊物,名为《绿》,也许他们的集体就称为“绿社”。
  夏莱蒂本名来?f,是松江人,名医夏仲方的胞弟。此人崇拜郁达夫,亦步亦趋地学郁达夫的颓废。曾在郁达夫家中亭子间里住过几个月,经常赤身露体,醉酒胡闹,被王映霞下了逐客令,才不得不迁出。
  芳信,我不知其本名,也不知其职业。他的妻子芳子,是一个舞女。
  一九三○年他们夫妇在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开设了一所舞校,就是现在凯福饭店二楼。
  朱维基是工部局的译员。
  这四个人都写诗,在上海新文学史上,算是活动过一个短时期的唯美派、颓废派。
  林微音自告奋勇,要给我们办的水沫书店译书。我们就请他译一本蒲特娄的《虚无乡消息》。这本译稿发排之后,由我担任校对,才发现误译甚多,中文也不好。因此以后就不敢请教了。大概他们四人中,虽然都译过一些外国文学,英语水平只有朱维基还可以。
  一九三一年,淞沪抗日战争以后,林微音的举止逐渐变得怪气。夏天,他经常穿一身黑纺绸的短衫裤,在马路上走。有时左胸袋里露出一角白手帕,像穿西装一样。有时纽扣洞里挂一朵白兰花。有一天晚上,他在一条冷静马路上被一个印度巡捕拉住,以为他是一个“相公”(男妓)。他这一套衣装,一般是上海“白相人”才穿的。
  一九三三年,我住在玉佛寺附近,他住在静安寺。总有七八次,他在夜晚到我家里来,一见面就说明来意,要我借给他两三块钱。最初,使我很吃惊,怎么会穷到如此?
  后来发觉了他吸上了鸦片,瞒着他妻子,急于要进“燕子窠”。
  从一九三七年以后,直到上海解放,我没有见过他。一九五一年,又遇见过几次,他没有工作,要我为他介绍一个英语教师的职业,又要我为他介绍翻译工作,我都无法帮助他。后来听说他常常到市委去要工作,最后听说他已被拘押在第一看守所,罪名是“无理取闹”。这以后,我就不知他的下落。
  林微音和林徽音这两个人常常有人弄不清楚。一月十九日《文汇读书周报》曾有陈学勇的一篇文章,为二林作了区别,纠正了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错误。但是,该文中说上海的林微音曾“在《语丝》上登稿”,这一句恐怕还有问题。在北京出版的《语丝》上,不会有上海林微音的文章。只有在上海出版的《语丝》,才可能有林微音的文章。
  这里必须先区别两个《语丝》。
  一九九一年五月
  米罗的画
  一个西班牙画家若望·米罗的作品,在北京展出之后,这些天正在上海美术馆展出。
  许多人去看了,有些人窃窃私议,不说好,也不敢说不好,更不敢说看不懂,而事实是看不懂。画展的标题是:“米罗,东方精神”。可是,我以为米罗的画风,偏偏没有一点东方精神。
  万里迢迢,把米罗的几十幅画运到中国来展出给中国人看看,不知为何却没有说明他的画风属于“超现实主义”。报上已见到一些评论和观感,似乎都是根据“东方精神”
  这个提示来发挥宏论。有些人只好赞扬这些画的色彩和线条的特征。
  其实都不免“瞎子摸象”。
  二十世纪刚开门,就有许多人出来背叛十九世纪的文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冒出了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以否定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苏联虽然拒绝认可这些资产阶级文化的新动态,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还是打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块新招牌,事实上也是否定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有一群以阿拉贡、勃核东、高克多、艾吕亚等人为首的青年作家和诗人,发起了一个超现实主义运动。一九二四年,他们发布了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一九三○年,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号召超现实主义为革命服务,发布了《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从此,超现实主义者挤入了法国左翼作家的行列。
  但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承认他们是同伙,因为他们的文艺理论仍然是唯心论的。
  人世间一切具体景物,固然有它们自身的存在形象,但每一个人对它们的观感所得的形象,却仍然是各人所见不同。因为每一个人的观感效应都经过一系列思想感情的不自觉的心理活动过程。这种心理活动,不受任何美学的或道德的成见的干扰。超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纯思想过程的默写,或说记录。
  以上是勃核东在《宣言》中解释“超现实主义”的一个要点。因此,超现实主义虽然首先掀起于文学界,却接着就大大地发扬于艺术界。可知,这一理论,更容易在艺术中取得实验效果。当年,活跃在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最著名的有昂特莱·马松、汉思·亚普、沙尔伐陀·达利、麦克思·艾思特、若望·米罗。毕加索虽然不算超现实主义画家,但他有许多作品显然是受到超现实主义理论影响的。
  希特勒的炮火打垮了超现实主义文艺运动的高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拉贡、艾吕亚等人参加了戴高乐领导的抵抗战争,勃核东、马松等人流亡到美国。在那里,鼓动了一阵超现实主义运动,影响不大。
  二战结束以后,大约在五十年代,巴黎的艺术界忽然时行了一种“泼墨画法”(tachisme),这是接受了中国和日本的水墨画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些画家,在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要更深入地表现心理活动过程的未成形状态。由此,他们自称是“未成形画派”(informal)。
  毕加索晚年的画,也有中国水墨画法的影响,张大千在南美洲和台湾时期的画,也常用泼墨法。他到巴黎去会见毕加索,两人相视莫逆而笑。这才可以说:“东方精神”渗入了西欧的艺苑。
  一九三四年,戴望舒在巴黎认识了超现实主义诗人姚拉(Jolas)。
  姚拉在望舒那里见到了我编的《现代》杂志。他就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的刊物出一个专号,介绍和宣传超现实主义文艺。当时我以为这一种文艺思潮,在中国不能起什么作用,反而会招致批判,于是就复信婉谢了。但是在那时候,有几位在巴黎学画的留学生回国,其中有周多、林风眠、庞薰琴、雷圭元,他们的画都有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庞薰琴,他带回来的作品,几乎都是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这几位画家,回国以后,全都改变了风格,没有西方的现代味了。只有一位陈士文,在巴黎耽了九年,到二战爆发时才回国。他住在上海,在美专任教。我到他住处去访问过,看到他带回来的许多画,全是结构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他一回国,就感到这里没有他的艺术土壤。一九五○年,他和丁衍庸一起去了香港。丁衍庸在香港很受委屈,当了十多年中学教师。
  陈士文在中文大学任艺术系主任,一九八四年逝世后,门弟子为他印了一本画集。
  米罗的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本该在三十年代就介绍进来的,想不到迟了六十年,当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历史文物的时候,却同时红红火火地光临了中国。我耽心中国青年艺术家会把它们看作时行商品,又热一阵临摹。
  一九九五.五.二十八
  ●二、杂文
  读报心得
  时局紧张,读报也格外起劲,格外用心。兹将三日来报上所见几句警句,为之诠释,亦“四书味根”之意也。
  一、三月五日下午三时,立法院长孙科在上海哥伦比亚路私邸,对各报记者说:“热河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中央虽明知结果必败,然无论如何,以为至少当能支持二三个月,闻张汉卿对人言,亦以二月为期,在此时期中,足予我国驻日内瓦代表以努力机会,俾国际对于制裁日本,得更有力量之发展,不料战未及十日……”(见六日申报)注曰:“这是说中央虽明知热河是天险,守军达十余万不可谓不是重兵,但这天险与重兵是只可守二三个月的。二三个月之后,中央是预算着会失败的。
  这不仅中央的意见如此,就是张汉卿的长期抵抗,也是以二月为期的,那么,为什么中央与张汉卿要预备抵抗日本至两个月之久呢?这是因为要日内瓦的我国代表团有一个努力活动的机会。
  这边一支持,那边一努力,于是国际对于日本的制裁,便有更有力量的发展了。于是,那时候,我们也就不妨吃败仗了。而不料……”
  二、张继在徐州说:“暴日炮火不足畏,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
  (见七日大晚报)注曰:“这是很可以使我们安心的。因为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自然而然的会消灭的。目下虽然吃他们一点炮火,无啥希奇,顶多忍耐十年,他们的炮火也不能向我们施放了。此义推而广之,对于一切侵华的帝国主义者,都可以不足畏之了。因为在十年内,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都必然会得崩溃的。何必我们去反抗与打倒呢?”
  又注曰:“张继先生此语,可有两解。张先生之意若曰:“日本炮火不足畏,十年内,日本必有大革命,斯可畏也。’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三、孙殿英电京办事处云:“……四日以来,风雪并厉,时而汗流浃背,时而遍体冻僵,无弹犹可肉搏,无食确为可悯。总之天存中国,必存热河。天存热河,必存我军……”
  (见七日时报晨刊)注曰:“风雪并厉,以致遍体冻僵,不错。但时而汗流浃背,何故欤?文疑有衍。无弹犹可肉搏,横竖一样的是打。无食则奈何?曰可悯,可悯则无食犹有食矣。这且不管,咬文嚼字,大可不必,总之此次抗日,成败在天。天意若曰救中国,则中国也,热河也,‘我军’也,可以高枕而无忧,无弹无食,没有关系。否则‘我军’败北,不必援,因为热河也必然会失。热河失,也不必退守后防,预备反攻,因为整个的中国是亡定了。此抗日逻辑也。但是,现在事实是热河已经失了,由此观之,则中国已经亡了,而孙将军的‘我军’想必也早已不存在了。”
  《庄子》与《文选》
  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小,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版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我与文言文
  “文学”第三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内有署名“惠”者作“对于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一文。其中有一段牵涉到我的地方,兹抄录于次:因此,像汪懋祖先生那样的“吉诃德先生式”的行动,实在不能给它太高的估价。
  值得严重注意的,倒是另一方面有些并不反对白话的人有意无意地在帮文言(封建思想)的忙。第一,“文学遗产”的名词输入以后,施蛰存先生曾经劝青年读《庄子》和《文选》,“利用前时代的遗产”。……
  从这寥寥的,但是非常刻毒的数语中,我计算出了作者许多不了解我(或者是故意“歪曲”一下)的概念。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我欢迎认识并了解我的思想及言行的人的公允的批判(善意恶意倒不在乎),但是我痛恨一些“有意无意地”曲解我的思想及言行,而陷我于预设的阱中,以图“请君入瓮”之快的文艺界的鬼蜮!
  署名“惠”君的这段文章,就显然是这种鬼蜮伎俩了。我不想给自己夸张,也不敢给自己文饰,我在这里自述我的见解,以证明“惠”君之施之于我者乃是一种超乎可恨以上的鬼蜮式的评断。
  第一,我要说明,我在去年应大晚报之征求而填的一枚卡片,是注明了希望·研·究·文·学·的·青·年读一读《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的。后来我这个意思不幸而引起了一场大笔战,在攻击我的许多文章中,大约可分为两种:一、说我是在劝青年读古书,即提倡文言文;二、说我的见解不行,研究文学不必看古书,尤其是《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在这两类敌人中间,我当然认为第一类是一些故意曲解我的意思的鬼蜮,而第二类是值得尊敬的。
  现在,汪懋祖君主张中小学应读文言,这种荒谬的见解,我当然也是不表同意的,然而“惠”君却轻轻地把我与汪懋祖君一比较,断定我的罪状比汪懋祖君更大,而是“值得严重注意的”。这种见解,究竟依据于何种概念呢?难道我“希望研究文学的青年读一遍《庄子》与《文选》”,其影响竟比“主张全国中小学生读文言书”更大更恶吗?
  第二,据“惠”君的文章看起来,似乎我的希望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乃是一种“投机”行为,以为我就趁此机会标榜《庄子》与《文选》是我们的“文学的遗产”了。这个见解是使我不禁苦笑的。以前曾经有过许多关于这所谓“文学的遗产”的讨论,朋友们来问我的意见,我终是沉默着,不敢作声,因为我晓得我即使有一种自信,但是人家一定都要痛斥之的。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然而现在却不得不在这里向“惠”君说明我对于这所谓“文学的遗产”的意见了。
  我根本不承认“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
  所谓“文学的遗产”这个奇特的名词,原是从苏俄来的。正如他们的文艺理论(或曰政策)一样,苏俄对旧时代文学的态度是常常在变动的。当十月革命初成功以后,一切都需要是属于新兴阶级的,于是旧时代的一切文学都被摈弃了,“******的”,“资产阶级的”,“封建思想的”,诸如此类的罪名都整堆地抛上一切旧时代文学作品及作家身上去。及至五年计划,逐渐成功,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来读读旧时代的文学作品,才知道它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起见,巧妙地想出了“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关系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拿苏俄对于莎士比亚的态度来做例。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而现在居然有人称我们自己的上代的文学为“文学的遗产”了。中国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文学,它并没有死去过,何来“遗产”?我们既然知道了断代文学史的错误,难道还要蹈入一个新的错误中去吗?所以,倘若我们说文言文已经死了,我们以文言文中的一小部分辞藻用新的方法来引用在新文学中,称它为“文言文的遗产”,这倒是很可承认的。至于《庄子》与《文选》,虽然并不是属于我们这时代中的产物,但它也正如我们现在创造着的文学作品一样,是整个中国文学中的一部分。何谓“遗产”?
  既然申明了我对于这所谓“文学的遗产”的见解,想“惠”君必然可以明白我之希望文学青年看《庄子》与《文选》并不是为了要标榜“我们的文学的遗产” 了。( 我所知道的“ 文学的遗产” , 应当是“LiteraryRemains”的译语。而不是这所谓“Liter-aryHeritage”的译语。譬如最近发现的屠格涅夫生前未曾发表的散文小诗,就是屠格涅夫的“文学的遗产”,这意义就等于“遗作”,“遗著”之类。)第三,“惠”君在“利用前时代的遗产”这一句上用了一个引号。这显然指明是引用我的语句了。然而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只有在说明我们从事于文学者何以应当看些上代的文学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每一个人都有所借助于上代的文学”。我说“借助”,意义也许很含糊,然而已经可以表明我并不是主张完全摹仿古文学,或因袭古文学。我想请并世诸作家自己反省一下,在他现在所著的文学作品中,能说完全没有上代文学的影响或遗迹吗?无论在思想,辞华,及技巧各方面?
  “惠”君说“利用上代文学的遗产”,我应当申辩这不是我的话,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去“利用”。
  最后,“惠”君在“文言”两字底下,用一个括弧加了一个注解:(封建思想)。
  这意义虽然与我无涉,然而不妨在此顺便纠正一下。我们在“惠”的大著中,还读到了这样一句:“文言和白话之争,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在反对文言运动的时候,应该同时抨击那些穿了白话衣服的封建文艺。”从这两方面参看拢来,似乎“惠”君的意思是说:凡文言皆即封建思想,故“帮”文言即“帮”封建思想。而白话中间则也有封建思想。这就自己露出了一个大矛盾,一个逻辑上的大错误,谁个贤明的读者愿意替“惠”君辩护一下吗?
  “惠”君还以为我之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乃是“有意无意地在帮文言的忙”。这里,一个副词“有意无意地”,一个动词“帮”,都非常可以玩味。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告诉“惠”君!我并没有“有意无意地帮”过什么。劝文学青年看《庄子》与《文选》,虽然并不一定是对的,但我的确是“有意地劝”的。
  惟有“惠”君对于我的曲解,乃真有点像是“有意无意地”的了。至于“帮”这个字的含义,我也不十分明白。“帮文言”,“帮白话”,这些似乎都是非常滑稽的说法。不过从“惠”君的文义中求之,我想现在一些拥护白话文学的作家,有时也未免要写一二封文言文的信,似乎也该同我一样地被责为“有意无意地在帮文言的忙”了。即如“惠”君自己,我想平时一定也颇有一些文言的手迹流传在人间罢,倘若有人说这是比劝读文言书更“强调”地在“帮文言的忙”,“惠”君又将何辞自解呢?
  创作的典范
  几个月以前,有一个学生来问我,要写小说该看什么书。当时我叫他放一眼去看人家的小说,以明白小说是一种怎样的文体,但这决不是习字时所临的碑帖,千万不能摹写,所以同时还得放另一眼去观察社会,把社会上种种现象的代表的片段截取下来,加以组织,这才是练习做小说的人所当首先注意的。
  不久这学生到开明书店去买了一本《茅盾短篇小说集》,朝夕揣摩,因为茅盾有一篇《春蚕》,他就做了一篇《秋收》,茅盾有一篇《当铺前》,他就写了一篇《小押店》,拿来给我看。他并且告诉我,开明书店门前竖起了一块《茅盾短篇集》的广告牌,写着这本短篇集是“创作的典范”,所以他去买来研究的。
  当下我对他说,创作是从来没有什么“典范”的,茅盾先生的短篇虽然写得好,但他自己决不肯承认是可以做文学青年揣摩用的“典范”
  的。一个文学青年,倘然要写出他自己的作品来,即使对于茅盾先生那样的小说,也只能放一眼去看它,知道茅盾是以何种方法来处理他的题材的,而真正的“典范”还得向社会上去寻求。否则,徒然捧了一本《茅盾短篇集》,奉为“典范”,依样画葫芦的来那么几篇,即使写得好,写得活像茅盾,也还不过是一种好的摹仿品,而不是“创作”。
  “创作”与“典范”是死冤家。如要“创作”,决无“典范”,如有“典范”,则决非“创作”。
  因此,我又连带的想到近来一些出版教科书迷了心的书贾,往往喜欢把文艺书当作教科书用。一本纯文艺书的广告,大多是“已有某某等学校采作教本”,或“可为学生补充读物”,或“已有多篇被采选入某某教科书”之类,这种思想,正与开明书店把《茅盾短篇集》称之为“创作的典范”这思想一样。一方面是想把文艺书教本化,好多卖几本,多赚几个钱,一方面也自以为可以抬高这文艺书的价值。——而这一点却连大多数的作家都犯了同样的误解,以自己的作品被选用为教科书或补充读物为荣幸。
  文艺的目的与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好的文艺作品未必便也是好的教本。福劳贝尔的《鲍华荔夫人》是一部文艺杰作,但如果作为中学教本,却不配了;狄根司的许多作品,有很好的伦理教育意味;而且又极少猥亵的地方,但是欧美学校里所采用的还是删净本(Expurgatededition)。郁达夫先生的早期作品,如《沉沦》,《秋河》之类,当作学校语体文教本是很不适宜的,但这无损于它的崇高的艺术价值。反之,茅盾先生的短篇,原来很有艺术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现在却只称之为“创作的典范”,似乎只承认它有碑帖的价值,教育的价值了,我想,这恐怕不见得是推崇了茅盾先生,反而是贬薄了他吧。
  从亚伦坡到海敏威
  在短篇小说这一门里,美国似乎很有应该可以自夸的地方。短篇小说的鼻祖,应该推举亚伦坡(EdgarAllanPoe)。而在最近几年来,在短篇小说这方面能够卓然成家的作家, 则应该推举海敏威(ErnestHeminway),而这两个都是美国人。
  从亚伦坡到海敏威,这其间也相距到一百年光景。然而在这百年间,短篇小说的演进的历程,在技巧方面讲起来,却好像绕了一个大圈子,仍旧走在老地方。
  除了一些侦探小说之外,亚伦坡的小说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故事或结构的。我们看他的Berenice,Morela,甚至MasquadeofRedDeath,Ataletellheart,这些文章,一口气读下去,直到读完篇了之后,回想一想,总似乎并没有从这些篇幅中获得什么故事。
  而且,有时我们也许会奇怪作者何以费了这许多笔墨来铺张这一点点不成其为故事的故事。然而,在亚伦坡自己,也许还嫌他的笔墨太经济了。他要写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气氛(Atmosphere),或是一个人格,而并不是一个事实。亚伦坡以后的短篇小说,却逐渐地有故事了,Plot,Set-ting,Character,Climax这些名词都被归纳出来作为衡量每一篇小说的尺度了。于是短篇小说的读者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也似乎只是要求一个动听的故事。这情形,大约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即亚伦坡死后三四十年间,尤其明显。
  但是,到大战以后,短篇小说却逐渐走了样。曼殊斐儿是学契诃夫的,但是契诃夫的短篇却比她少一点诗意,多一点故事(Plot.);再后来,像劳伦思、乔也斯等等数不清名字的时髦近代作家的短篇,简直是“满纸荒唐言”,全不是我们的上一辈人所看过的短篇小说了。于是这种影响使侨寓在欧洲的美国作家海敏威变本加厉起来,写了许多替短篇小说的技巧划分一个崭新的时代的作品。然而虽说崭新,实则极旧,因为海敏威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在技巧的用途上,仍是回复到亚伦坡的方法上去了。海敏威的小说与亚伦坡的幻想小说一样地没有故事,他们的目的都只是要表现一种情绪,一种气氛,或一个人格。他们并不是拿一个奇诡的故事来娱乐读者,而是以一种极艺术的,极生动的方法来记录某一些“心理的”或“社会的”现象,使读者虽然是间接的,但是无异于直接地感受了。
  但亚伦坡与海敏威到底有一个分别。那就是我刚才所以要特别区分明白为“心理的”
  与“社会的”两种的缘故。亚伦坡的目的是个人的,海敏威的目的是社会的;亚伦坡的态度是主观的,海敏威的态度是客观的;亚伦坡的题材是幻想的,海敏威的题材是写实的。这个区别,大概也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以来短篇小说的不同点。
  一九三五年
  关于《黄心大师》
  这篇小文本该题名为《我怎样写〈黄心大师〉》,一则固然因为我这篇小说并不是什么大杰作,不希望为后生小子所效法。二则,尤其是,因为我并不预备在这里表示我曾用了多少血泪去写那篇无聊的小说。昨天偶然到上海来玩,当晚就在《大晚报》上读到许杰先生的谈到我这篇小说的“读书随笔”,于是引起了我写这篇小文的动机。
  我曾在第三十九期《宇宙风》上发表过一篇《小说的对话》,但那篇文章谈到对话的问题以外,还牵涉到一点创作小说的文体问题。我不能不承认从前曾经爱好过欧化的白话文体,因为多数从事新文学的人似乎都感到纯粹中国式的白话文不容易表现描写的技巧。但因为近来一方面把西洋小说看得多了,觉得欧式小说中的一部分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尤其是法国和俄国的写实派作品,有时竟未免使读者感觉到沉重和笨拙——可以说是一种智慧的笨拙;一方面又因为重读唐人传奇,宋人评话以至明清演义小说,从此中渐渐地觉得它们也有一种特点,那就是与前后故事有谐合性的叙述的描写,易言之,即寓描写于叙述中的一种文体。
  中国小说中很少像西洋小说中那样的整段的客观的描写,但其对于读者的效果,却并不较逊于西洋小说,或者竟可以说,对于中国的读者,有时仍然比西洋小说的效果大。我们不能忽略了中国人欣赏文艺作品的传统习惯,到现在《水浒传》、《红楼梦》始终比新文学小说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这是在文体方面,至少有一半关系的。
  因为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近一二年来,我曾有意地试验着想创造一种纯中国式的白话文。说是“创造”,其实不免大言夸口,严格地说来,或者可以说是评话、传奇和演义诸种文体的融合。我希望用这种理想中的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一面排除旧小说中的俗套滥调,另一面也排除欧化的句法。或许这仍是“旧瓶盛新酒”的方法,但这所谓旧瓶实在是用旧瓶的原料回炉重烧出来的一个新瓶。
  我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是《猎虎记》,最近的尝试是《黄心大师》。
  《猎虎记》
  在郑伯奇先生主编的《新小说》上刊载出来之后,有人曾经投函给编者,说这仍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现在《黄心大师》发表之后,
  许杰先生在担忧着恐怕仍有走回到评话演义小说的老路上去的危险(许
  杰先生的那篇文章主旨并不在此,所以对于这方面,他略而不谈,但语气之下却有这样的意思)。这两种批评,都是在我意料中的。我现在觉得,这关键是在于我所曾有意地尝试的这两篇小说都是采用了一个故事(atale)的形式,而中国小说却正是全体都是故事,从来不曾有过小说——短篇或长篇(ashortstoryoranovel)。我若用纯中国式的白话文去写中国所没有的小说,这才看得出这文体尝试的成功或失败,如今却无意地写了两个故事,这在无论哪一个被中国式的文学欣赏传统习惯所魅惑着的新文学读者的眼里,确是容易忽略了作者在文体尝试方面的侧重,而把它看做无异于“鸳鸯蝴蝶派”或“回老路”的东西。无论是“内容决定形式”或“形式决定内容”,但决非“内容即是形式”或“形式即是内容”。
  我还要尝试这纯中国式的文体,无论是,也同时是,为“艺术”,或者为“大众”,我相信这条路如果能走得通,未始不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但当然,我希望能写一篇“正格的”小说。
  以上算是关于《黄心大师》的文体方面的自白。至于内容这方面,我与许杰先生的看法似乎相去很远,我无论怎样讲法,恐怕终于不会使许杰先生满意,所以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总之我是在说一个故事,许杰先生不爱听这个故事,罢了。
  但是,许杰先生似乎也知道我讲故事的态度是想在这旧故事中发掘出一点人性,然而不幸的是,在我这个故事中间,他所看出的还只是“神奇”与“古怪”。许杰先生问:“究竟这位黄心大师,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呢?是明白了一切因缘的,还是感到了恋爱的幻灭的苦闷呢?”
  问了之后,许杰先生又判断道:“总之当时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发觉、能够理解,便是如今的作者,却仍旧是把捉不住,不十分了解的。”
  问固然问得有理,判断却不敢恭维了。我现在愿意告诉许杰先生,黄心大师在传说者的嘴里是神性的,在我笔下是人性的。在传说者嘴里是明白一切因缘的,在我的笔下是感到了恋爱的幻灭的苦闷者。整个故事是这两条线索之纠缠。当时的人究竟能否发觉,能否理解,我不知道。
  至于我,却自信是把握住了,而且十分了解的。
  许杰先生引恼娘生下来做弥月时的一个女尼的说话:“阿弥陀佛,这位小姐是个有来历的人……只可惜了一念之差,不免到花花世界去走一遭。”又引恼娘出家时,妙住庵里的老尼说:“你的来意我早已知道,我已经预备了,叫她此刻就来。”以为这是作者笔下的“神奇”和“古怪”,也以为是我真相信因果之说,这是一个错误。这些话正是传说者嘴里的“神奇”和“古怪”,也是这个“故事”的原形。我讲故事就说明这些“神奇”和“古怪”,但我的说明是在黄心大师本身的行动和思想上去表现,而并不直接做破除迷信的论文,因为在说故事的技巧上,这一部分,我可以不负责的。况且,许杰先生倘若愿意的话,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这些话认为女尼们的“江湖诀”呢?
  恼娘在送季茶商远戍的时候,说了一句,“不要愁,都是数”。这是整个故事中一个重大关键。一般人,自然连许杰先生也在内,把恼娘看做是个“神性的”、“明了孽数的”、“晓得三生因果”的人物,可以说都由于这一句。我在写这一句的时候,曾经费了多时的斟酌。贤明的读者试替我想,我该不该用这模棱两可的句子?若恼娘不这样说,例如她竟号啕大哭,悲不自胜,以表示伉俪情深;或者把她写做悠然自得,绝不介意,以表示其幸灾乐祸,那么此时的恼娘的态度在整个故事的演进中是否自然?
  我说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句子,是因为我正要表现出在不了解恼娘者心目中,这句话是恼娘“明了孽数”的铁证,而在恼娘自己却只是对季茶商说的一句并非由衷而发的,平常的安慰话。我们中国人不是大多数相信命运的吗?用一句话表现了两方面的观感,使他们并不觉察到矛盾,这下面才有故事出来。
  一九三七年四月
  一人一书(上)
  昨天去看一个朋友,即在其家午饭。酒力醒,茶烟歇(实在是没有喝酒,姑如是云耳)。主人出水晶查糕见款,一片入口,甘冷入心脾,谈兴于是大发。主人曰:“足下既留心艺文之事,若欲足下于新文学家诸大作中推举一本书为其代表,成不成?”我说:“鄙人未尝为批评家,平时亦未尝敢月旦并世诸贤,此事殆不能任。但主人的建议却是大妙,名山事业,固不在多,一人一书,或者已足够代表,姑就鄙见奉答,聊助谈资,不足为外人道也。何如?”
  主人欣然,移茶杯而促席,曰:“然则人选如何?”
  对曰:“惟主人命。”
  主人曰:“鲁迅遽而奄忽,盖棺论定,当以哪一本集子为其代表作?”
  余曰:“此第一题便难应付了。鄙人之意,若以鲁迅为文学家,便是太小看他了。鲁迅者,实在是一个思想家,独惜其思想尚未能成一体系耳。
  惟其思想未成一体系,故其杂感文集虽多,每集中所收文字,从全体看来,总有五角六张、驳杂不纯之病。使读者只看到他有许多批评斥责之对象,而到底不知他自己是怎样一副面目。现在姑就文学家方面之鲁迅论之。
  若必欲以鲁迅为文学家,则当处之于散文家之列,而不当视之为小说家。鲁迅的小说,不过两本短篇集,虽然不坏,但亦决不就是‘国宝’。
  但鲁迅之散文却写得多而且好。
  真是好!就文学论文学,故我以为鲁迅之代表作当为《朝花夕拾》。
  这里的十篇文章,是鲁迅的纯文学散文,笔调老成凝重,而感情丰富,绝非此老转变后文笔所能及也。”
  主人曰:“侧闻鲁迅之介弟周作人先生亦是一代散文名家,足下以为此君著作,当以哪一书为之代表?”余曰:“周作人的文学事业,创作翻译,两足千古。《狂言十番》与《希腊拟曲》,虽都是薄薄一本,到底非徒抱字典者所能了事。
  现在我们的推举标准,请以创作书为限。鄙意以为周作人先生之文集,自当以《谈虎集》为代表。现在的人,听说话的本领甚为低劣,看看周先生最近的《苦竹什记》及《夜读抄》等书,总以为是周先生自己的身边琐事,于是一个正确思想的指导者常被误解为悠闲自得之隐士。所以我举《谈虎集》为周作人先生之代表作者,其意盖欲使不善听说话的人亦得到一个听得懂之机会耳。《谈龙集》本来是《谈虎集》姊妹书,例应并举。但该书内容十九只谈文艺,举‘谈虎’而不及‘谈龙’者,欲以见周作人先生之大耳。”
  主人曰:“唯唯。文坛之大,作家之多,吾不知其次当及何人?”
  余则答曰:“我们今日既不纂元碑,亦不修东林榜,似乎不必论次首从,想到什么人就谈谈什么人吧。”
  主人曰:“固然,但其如我连想也想不起来乎?有了有了……”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接着说道:“《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著。
  噢,又是一个已故世的文学家,敢问此君著作,尊见如何?”
  “说起蒋光慈,”我说,“我倒不禁有点感慨了。君不见鲁迅之死,如此其阔气,而蒋光慈之死,则又如彼之寥落。但在革命的功勋上,蒋光慈似乎并不亚于鲁迅。我昔年曾因送彭家煌之殡,到永安(?)公墓,展蒋光慈之墓,萧然无封识焉。退而曾与一二友人谋,欲为募金树碑志,人微言轻,而所与谋者皆穷光蛋,终未实现。不知此刻救国会诸仁人君子能否分一部分纪念鲁迅先生之财力,去安慰一下光慈先生之革命灵魂乎。
  喔喔!对不起,我的话似乎放了野马。回头再说蒋光慈的小说,我实在惭愧得很,只看过三本:《鸭绿江上》、《短裤党》和这本《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三本书看过已久,此刻差不多连内容也一点不记得了。
  当时的印象,仿佛以《鸭绿江上》为最好,而《短裤党》为最坏。《冲出云围的月亮》最后作,销路也最大,但我却并不十分满意。大抵蒋光慈才大心雄,气魄有余,遂致描写结构,都欠周详,热血青年看了,固可以立刻拔刀而起,但吾辈饱经忧患之中年人看了,总不免要感到一个人对于革命大业的心理转移,决不会如蒋先生小说中人那样的简单容易。
  “现在我从蒋光慈先生而连带的想起了巴金先生了。巴金先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政治立场原本与蒋光慈不同。但这似乎是以前的事,现在巴金先生已好久不标榜无政府主义了。若不是他已经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便是他的无政府主义业已转了向。总之,现在的巴金先生,从他的小说中,从他的几篇自传自白中看来,确已鲜明地表示了积极的革命精神。好了,我们现在且莫谈政治,专说巴金先生的小说。鄙人之因蒋光慈而想到巴金者,无他,因为他们两人之小说,有一共同之特点。
  此两人所作小说,几乎可以说全以革命与恋爱为经纬。所谓恋爱不忘革命,革命不忘恋爱者是也。若说他们是无聊的恋爱小说,则其内容倒非但并不怎么风花雪月,反而十分积极,颇足启迪青年人革命热心。若说它们是革命的宣传小说,则又非但不怎么血腥得怕人,反而十分旖旎风光,使青年人以革命为风流韵事,乐于从同。至于他们两人小说中的主人翁,又往往都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目下爱好新文艺者又正都是这一批青年,对症发药,投其所好,此蒋巴两君之所以成为革命大众之作家也。不记得什么人曾经说过,他们的小说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品’,此话虽不免近乎恶谑,但是却不能不算是一语破的了……”说到这里,主人插嘴道:“然则你以为巴金先生的作品哪一部最好呢?”我道:“抱歉得很,若要我投一票的话,我宁愿投《灭亡》一票,虽则这仍是无政府主义者时代的巴金先生之作品,然而,我以为还是这样妥当。”
  “哦,”主人说,“我似乎不必再追问你的理由了。再抽一支烟怎么样?……我想你对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一定有一点独特的认识的。”
  “请把火柴给我,”我说,“是的,我也愿意回想一下我对于已看过的沈从文先生的作品的印象。但独特的认识恐怕还谈不到。我以为沈从文先生似乎是十年来创作态度最忠实的一位作家了。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除了充足的生活经验而外,还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为创作而创作的忠诚态度。我并不说‘为艺术而艺术’,你可不能误解了。
  我说的是一个作家正在从事创作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工作不能有一点枝蔓的观念。不要以为我是在拯救劳苦大众,也不要以为我是在间接打倒帝国主义,也不要以为我是在暴露一个烂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态,只要认识自己正在写作一个好的作品就尽够了。虽然这所写成的作品不妨产生出以上所说的效果来。沈从文先生,我以为是能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的。
  “近来有许多人称赞沈先生的《自传》,那的确是一本好书。但我想不把沈先生属之于散文家之列,因为他的作品当然以小说为多。现在让我想一想,我几乎完全忘掉了曾看过多少沈先生的作品了。我以为,《阿丽思漫游中国记》可以算得是一本有趣味的书,但那似乎止于有趣味而已,轻松得很,有许多俏皮的地方,可是算不得好。还看过一些什么呢:《蜜柑》,《石子船》,《从文甲集》,《长夏》,短篇小说集很不少,可是都有一个内容不纯的疵病,我们倘若严格地来衡量一下……
  喔,我几乎把那本小书忘了,我应该提出这本书来的。在这个集子里的几篇东西,大概是八篇吧,我可记不清楚了,气氛完全和谐,并且可以说是同样的好,我当时看了以后,曾经很喜欢过。我尤其爱那篇《柏子》,现在谁还能写出那样矫健有力的小说来呢?
  “沈从文先生是一个有意使自己成为一个文体家的作家,他的这个集子——不错,我抱歉了,我还没有说出那个书名来呢。那是叫做《雨后》,是由一家已闭歇的春潮书局出版的,现在市上不知还有得卖不——这个集子就显然是沈先生的独特的文体的典型了。我以为沈先生的文体,写到《雨后》,正是恰到好处。以后沈先生似乎逐渐地在增重他对于文体的留意,所以在《月下小景》中我们就不免觉得沈先生有点为文体而创作的倾向了。但关于这一点,我可不敢坚持我的意见,也许是我错了,因为从《月下小景》以后,我没有机会更多看过一些沈从文先生的近作。”
  主人曰:“听说在文体这方面用功夫的还有一位废名先生,不知你对于他的作品意见怎么样?”
  “不错,”我说,“谈到中国新文坛中的文体家,废名先生恐怕应当排列在第一名了。废名先生对于文艺上的低徊趣味似乎向来就很爱好,我们从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已早看出了这个倾向。
  在写《竹林的故事》的时候,废名先生的写小说似乎还留心着一点结构,他在写第一句的时候,正如大多数别的作家一样,他多少总知道了在他自己的笔下将写出怎样一篇小说来。但是在写作《枣》的时候,废名先生的写小说的态度,似乎纯然耽于文章之美,因而他笔下的故事也须因文章之便利而为结构了。从《枣》而《桥》而《莫须有先生传》,这种倾向便愈加发挥得透彻,废名先生遂以一个独特的文体家自别于一般作家了。
  “看废名先生的文章,好像一个有考古癖者走进了一家骨董店,东也摩挲一下,西也留连一下,迂回曲折,顺着那些骨董橱架巡行过去,而不觉其为时之既久。而他的文章之所以使你发生摩挲留连之趣者,大抵都在于一字一句中的‘俳趣’,——这是日本人的说法,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起来,也就是所谓‘涉笔成趣’。
  “涉笔成趣,谈何容易,在作者是要能自然,此趣才显得灵活生动;在读者是要有会心,此趣才能被领受到。对于别人的文章有会心者能有几人?而况此会心尚各有深浅远近之不同。所以废名先生的文章不容易获得大多数的读者。夫文体家岂必责其大众化乎?再说作者自己这方面,我既拈出‘自然’二字,则我对于废名先生的《竹林的故事》以后的三本著作之选择标准,自当以此为归。我以为我应当推举他的《枣》。
  “我虽然不说《桥》与《莫须有先生传》的文章技巧有多大的不自
  然处。但你既限定我每人选择一本书,则我以为《枣》这一集中的文章似乎更自然一点。在《桥》与《莫须有先生传》中间,废名先生似乎倾注其全力在发挥他的文趣。希望过高,常常不免有太刻画的地方,或者是迂气,或者是饤饾气。在《枣》这一集中,幸而他还有一点写小说的欲望,在有意无意间来几句洒脱隽永的文章,遂有点睛之妙。但是在《枣》这一集中,也未尝没有使人憎厌的地方,其他的我可记不起了,现在只仿佛记得有篇题名为《四火》的,最后一段文章,是复述了一个民间的笑话,以鸡谐音为×(从尸从穴),在作者或许以为很有谐趣——或说幽默,但我们看了之后,总不免横眉,以为恶札也。
  总之,大醇小疵,人人都有一些,我这个意见,或者竟是太过分了些亦未可知。”
  “哦,领教了。你似乎……”
  “丁零零……”门铃响了。
  仆人去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位女客,主人忙着站起来招待客人了。
  我喝了一口茶,拿了帽子,趁机会告辞了。
  “怎么,你走啦?我们还得讲下去。”
  “不成,一则时间迟了,二则我已经上了你的当,雌黄了不少的人,我不能再胡说八道下去了。叫人家听见了说不定要不痛快。虽然我早就说明这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那没有关系,你自己也说过的,聊资谈助而已。明天下午你非来继续下去不可,我给你预备着上好的烟和茶。”
  “好吧,明天下午上完了课再来。可是我不爱喝清茶,你费心给预备普洱罢。”
  我就走了。
  一人一书(下)
  星期三下半天,没有课,可是下着雨,怕出门,就躺在床上抽烟。
  一会儿,听差来说:“有电话。”
  电话是星期日在他家吃饭的朋友打来的。
  “今天下午没有课吗?”
  “没有。”
  “没有课,到我这儿来谈谈。红茶和烟都预备着啦。”
  “可是天下雨,今天怕出门。”
  “怕雨!没的事。天晴也是雇洋车,下雨也是雇洋车。来吧!”
  “对不起,今天实在不想出门啦。”
  “噢噢,还有一个消息得告诉你,昨天买了几块绍兴新出土的晋砖,你来时可以看看。”
  “什么?你又买了几块晋砖?来来,马上就来赏鉴!”
  于是我又到了“惜梦轩”——我那朋友的书斋,分宾主坐下。我抽了他一支红马牌的纸烟,刚想说话,主人却抢着开口“那天来了一个女客,把你的话打断了,可惜得很,今天不妨再继续发挥一点高论。”他说。
  “女客不来,我的话也已经完了。您叫我怎么样继续?况且……”
  “你别‘况且’……我想你那天讲不了几个人。文坛上的作家多着呢,还有许多人,你一定对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意见的。反正彼此闲着,何不说说?”
  “不成,文坛上的作家果真多,可是我却看不了那么多的书。”
  “哎,你老兄太呆气了,你就姑妄言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没有人根据你的话给诺贝尔文学奖金。”
  “好好!我讲我讲……可是该从什么地方讲起呢?”
  “就从女作家讲起吧,冰心,丁玲,还有谁?冰莹,凌叔华,都行。
  她们的代表作该是哪一本书呢?”
  “冰莹我不能说,我实在只看了她一本《麓山集》和一本自传。恐怕不能代表她的全豹。其余三位倒可以并起来谈谈。这三位女作家,论她们在文坛上著声望的先后,该是冰心第一,凌叔华第二,丁玲第三。
  她们都写小说,也都以小说成名。可是对于冰心和丁玲两位,我却不想举出她们各人的一本小说来作为她们的代表。冰心的小说不多,我不记得一共出版了几本。我自己只读过了《超人》和《往事》两本。我以为冰心毕竟是五四时代的作家,她的小说也只是开风气的作品。现在我们看《超人》一集中几篇作品,多少总觉得幼稚了。至于她以后的作品,题材总还是那么狭隘,感情总还是那么纤弱,若不是她那纯熟干净的笔致足以救济,或说遮掩了这种弊病,真是很危险的。冰心又以诗名家,可惜她的小诗又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品。《繁星》、《春水》以及后来的诗作都是一贯的绝句风的诗,仅有玲珑透剔的佳句,但不可能成为诗坛的奎宿。
  这种情形,我相信,或许正是女流作家的优点,但我既然不主张把男女作家的作品分两种标准来衡量,那么也只好委屈她们了。现在我宁愿推举《寄小读者》为冰心的代表作,这意思是表示我宁愿认她为一个散文家,因为一个好的散文家,可以奄有诗人和小说家的长技。虽然在《寄小读者》一书中有许多吟味中国旧诗的辞句,我还嫌她太迂气了一点。
  “至于丁玲女士呢!我本该举她的《在黑暗中》为代表作的。平心而论——我为什么要说一句‘平心而论’呢?你知道,我对于文艺作品实在没有政治上的偏见,丁玲女士的作品,从《在黑暗中》起一直到《母亲》止,我统统都看过,而不幸我以为还是《在黑暗中》写得顶好。写了《在黑暗中》以后的丁玲,她一定能够写得更好些。可惜不久她就转变了。我也不说一个作家转变了之后,作品就一定会坏下去,但大多数的作家却是如此。这是事实,或许是中国的特殊情形亦未可知。从技巧上说起来,丁玲的小说无论如何总以《在黑暗中》为最好。但是这个选举一定有许多人不能原谅我,好吧,这里我就让步了,我改选《母亲》吧。《母亲》确是一部经过了长时期的考虑而写出来的文章,有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有所谓准确的意识,但是这些都依靠了一个真实的内容。
  她要写她自己的母亲的一生,这不是凭空虚构的作品。然而这并不是小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传记。
  “现在我们要谈到凌叔华了。她是一个稀有的短篇小说家。我看过她三本书,《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也许这是她已出版的全部短篇小说了。手头没有书,而且我看书又向来只是留一个印象就算数,我不能仔细地说出她哪几篇特别好,或是什么地方好。但总之我以为凌叔华是一个懂得短篇小说作法的人。她的小说,给予人的第一个好感就是篇幅剪裁的适度。使读者,或是毋宁说使我,不感觉到她写得太拖沓了,或太急促了。在最恰当的时候展开故事,更在最恰当的时候安放了小说中的顶点。有几篇小说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结构(Plot),但也决不使人以为是一首散文诗,如冰心的《超人》中那篇《笑》和《最后的使者》一样。这种小说恐怕是间接地受了柴霍甫之影响,而直接地受了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及蕙儿荪(RomerWilson)之影响的,我猜想。”
  “那么你以为凌叔华的三本小说中,该以哪一本为当选代表作呢?”
  主人说。
  “不错,我忘记了投票。现在,你写着吧,我投一票《花之寺》。”
  “奇怪!”主人很怀疑似地望着我,“对于你所曾论到过的作家,你差不多完全举他们的早期作品或甚至处女作为代表,难道你以为这许多作家都只有退步而没有进步吗?”
  “不错,这句难怪你要提出来。我似乎确实犯了这样的嫌疑。近代的小说家,不单是中国的,就是外国的也如是,才气似乎总不能愈写愈旺。可以说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作家,其成功只在于早期的一本书,而以后却无以为继了。而这情形以中国作家为尤甚。
  中国作家之所以后不如前者,大约可以有两个原因。第一,使一个作家成名的处女作或早期作品,一定是他或她最最努力的作品,及至既成名以后,需要他的文章的地方多,或是他或她需要以文章来换钱了,而自己的生活却从这时起脱离了十字街头而高踞于象牙之塔中,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就反而没有从前那么好了。第二,中国现代作家适当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中,思想每每会发生剧变,一个持恋爱至上说的浪漫主义者会一变而为极严肃的社会的写实主义者。然而,不幸得很,人的根性似乎总是不容易动摇的,尽管你意志坚强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转变了过来,但这一支笔下所写出来的文章总免不了雕琢镂刻矫揉造作的痕迹。
  再加上一个刻板公式的限制,写作时尤其要念兹在兹,因而总不能超过了从前做一个自由思想的作家时的业绩。”
  “这样说来,让我们把第一个理由影响之下的作家按下不题,而就你的第二个理由说起来,那么你以为中国的作家的转变都是他们的损失么?你以为中国左翼文学都是要不得的么?”
  “是的,我以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一些从前曾经是属于自由思想者之群的作家,他们的转变,在别方面也许是一种利益,但在他们的文学事业上,却实在是一种损失。
  但是我们只能痛惜这种损失,而不必希望他们不转变,因为他们的生命也许从此而伟大了。我们只能招怪自己的不能随之改变,而死抱住文学不放。至于说中国左翼文学都是要不得的,我记得我并不曾表示过这样抹杀一切的意见。但是我始终相信,一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多少总会随时流露出一点在家人的行径,所以准确的左翼文学必须由那些小沙弥来建设起来的。”
  “那么,我们就谈谈小沙弥吧。你以为,在小沙弥之群中,谁可以值得我们首先提到呢?”
  “这方面,我想我还是举出沙汀先生来吧。我不记得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在什么杂志上发表的?在什么时候?但他却彻头彻尾地是个沙弥出身的左翼作家。他似乎很能利用浪漫主义、旧写实主义、甚至象征主义的技巧,可是他的小说却并不隶属于以上这些被目为资产阶级的文艺领域中间。他维持得住他的意识,也维持得住他的文学。你知道,要一篇作品既有意识而又不失为文学,那是多么艰苦的工作!沙汀的小说,我只曾看过一本,他的处女作《法律外的航线》,最近出版的《土饼》,从前似乎曾经看见过编好的稿本,不知现在的是否仍是那一本的内容。
  为郑重计,我看就投了一票《法律外的航线》吧。”
  “还有呢?”主人站起来给我从热水壶中冲了茶,“次于沙汀的,还有哪一些人呢?”
  “这一方面,我其实知道得很少。尤其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作家的作品,都只看了三四篇,很少能看完了一本的,因此更不便谈了。就是沙汀先生,现在也似乎被漠视了许多,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意识,也许已不被认为是最准确的,而他的作品,也许已不被认为是最尖锐的了。现在有许多名字很古怪的作家正在方兴未艾,争着以最革命、最前进、最准确、以及最有抗日情绪、国防意识的著作贡献给党国,我对于沙汀先生的推荐,也许正是自己表现了自己的落伍。但是……”
  我住口了。主人觉得了我的吞吞吐吐,他追问道:“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在我的见解中,”我不得不接下去说,“沙汀以后的那些前进作家,若论技巧,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沙汀的。即使以《八月的乡村》那样的书来比较,内容尽管充实,而作为一件艺术品看,总不能如沙汀写的小说那样地成其为一篇小说。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是说,我看目前在从事于写小说的一些作家,尤其是那些用两个古怪生涩的字作为笔名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多数是干燥单调甚至笨拙得太幼稚了。他们的名字既不像个名字,他们的小说也不像个小说。总之,目前的创作界,不管在思想上有多少进步,但在技巧上却不可讳言地是在一天一天地退化。”
  “这样说来,你是坚持着技巧主义的了?”主人问。
  “倒也不成为一种主义。不过一个小说家若不能用适当的技巧来表现他的题材,这就是屈辱了他的题材。一个好的题材——我的意思是指一个好的故事,或一段充实的生活经验,或一个表现准确意识的事件,倘若徒然像记帐式的写录了下来,未必就会成为一篇好的小说。”
  “那么,在目前的创作界中,你以为谁的写作技巧值得谈谈呢?茅盾怎么样?张天翼怎么样?这些人你还没有谈到呢。”
  “张天翼,不错,是一个讲究技巧,而且在写作技巧上确有特殊成就的作家。我们看张天翼的小说,总觉得流畅无阻,转折如意,故事的展开与进行,作者能够随意驾驭,一点不费力气,一点不着痕迹。而尤其在对话方面的成就,张天翼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个。有谁的小说中能有张天翼的那样不粘不滞的对话呢?我常常在怀疑着。不必在下笔时顾到小说的技巧,而自然显出了纯熟的技巧,这是宜僚弄丸的本领,读者万万不能以为他是随便写写的。但是张天翼也不是一个完善的作家,正因为他不必很艰苦地组织他的小说,他的写作态度有时遂不免于不庄。
  正如一个娴习的卖解女子,在半空中走绳索时,尚不免要卖弄风骚,向看客做一个俏眼儿,张天翼也常常喜欢在写作时弄一点不必要的文字上的游戏。例如把Chocolate译做‘猪股癞糖’,把Turgeniev译做‘吐膈孽夫’,把‘恋爱了’说做‘恋了爱’,把人名字取得很滑稽,把成句用在很不相干的地方,这种种故意逗读者发笑的小节目,似乎是张天翼自己最得意的玩意儿。而据我看来,却损失了他的作品的严肃性不少。
  这是一种写作上的最不好的倾向,不幸张天翼却洗刷不了这种弊习,每一篇里多少总有着一点。至于张天翼的作品,到现在已出版了的恐怕不少了,若要我举一本代表作的话,我预备举他的《蜜蜂》。但这是得声明一句,我觉得张天翼的每一本小说,彼此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之所以举《蜜蜂》者,只是因为我对于这一集中的几个短篇,看得最熟,印象最深而已。
  “提到张天翼,我不由的要想起了听说如今流落在香港的穆时英先生来。这个人之显现于文坛,正如一颗彗星,而其衰落,却像梧桐之落叶,今日飘零一枝,明日飘零一叶,渐渐地至于柯残枝秃,我不知道他以后能不能有重发春荣的机会。现在且不必为他慨叹,我们应当谈谈他的作品。他和张天翼两人,可以说是同时起来的两个能表现新技巧的作家。张天翼善写士兵生活,穆时英善写都会生活。张天翼善写对话,穆时英善写都会中人的种种厌嫌的情绪。而两人的造句修辞都以轻灵流利见长,两人的小说都没有结构谨严曲折的故事。但在他们两人初起来时,读者都为他们的小说所风魔了。这就可证他们的小说在技巧及风格上的成功。”
  “但是,穆时英不是曾经抄袭过日本某作家的一段小说吗?我恐怕他的技巧和风格都有点可疑呢?”主人说。
  “不错,穆时英的抄袭事件之举发,实在是使我最痛苦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就在我所编辑的杂志上给公布了出来的。但是现在想来,我以为这件事情对于穆时英并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穆时英的为人和他的写文章的态度,可以说是很和谐的。他写小说,正如蚕吃着桑叶,东一叶、西一叶地吃进去,而吐出来的却不再是桑叶,而是纯丝了。穆时英不但曾袭用了日本某作家一段文章,在他的作品里实在还包含着别人的许多诗文。
  据我所知道的,他的小说中有许多句段差不多全是套用了戴望舒的诗句。而不幸他袭用日本人的文章却没有经过消化,生吞活剥地写进了他的小说中去,于是给读者以不满意了。其实,他那篇小说,若删除了袭用来的别人的文章之后,还是一篇完整的他自己的作品。我们若了解得他的小说的技巧和作风就是这种别人的好思想、好辞句的大融化,那么对于他的技巧和作风,也正不必怀疑了。然而,我这个意见,也许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以为我是有所阿私,给朋友作强颜之辩解了。不谈也罢。”
  “不谈倒可以,但你举了他两本书,这回又没有投定一票呀?”主人说。
  “这一票,我有点投不定。反正都可以,现在就算投了一票《公墓》吧,但得声明这并不是表示《南北极》不如《公墓》的意思。”
  “那么,对于茅盾先生,你有……”
  主人正想说下去,我已经突然起立了。我大声地说:“不行,我不能再中你的计了。我非得先看了你的晋砖不可。一切的话留着后来谈吧。”
  主人被慑服了似的凝视着我,微笑着延我进入他那收藏骨董的精室里去。
  “文”而不“学”
  新文学运动实在只是一个文学运动,因为新文学这个名词在当时并不另外有一种旧文学与之对峙。明白地说起来,旧文学这个名词虽然有,但那时是指的古文与词章之类的东西,别于经学史学而言,亦即“文学子游子夏”之所谓文学也。小说为稗官家言,戏剧为优伶俚语,虽然梁启超早已论过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林琴南早已称赞过欧美作家均善龙门笔法,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亦已出版流传,可是中学国文教科书中还不曾把传奇,演义或杂剧选录作为教材。大学文科亦并未把小说戏曲列为专科,吴梅未做教授,郑振铎未编《小说月报》,当时一般人所谓文学者,实在还是狭义的中国传统里的文学,而非我们现在之所谓文学。
  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对于文学的传统观感遂为之一变,文学之界域遂因之而扩大,而且,小说与戏曲还不免矫枉过正地被认为是唯一的文学型类了。故新文学与旧文学之分别,并不仅在于形式内容之有新旧,而这个名词本身的涵义实在是还有一重很大的歧异。所以我说新文学运动与其说是革新旧文学的一种努力,毋宁说是一种文学的正名运动,在这种努力之后,一向被轻视的小说戏曲之类始得跻入文学之宫而高踞一个宝座了。
  最早是诗体的解放,其次是小说戏曲之被重视,并且被改革,再其次是文学批评之出现,到近年来,包含了传记旅行记的新散文也隐然成为文学中之一重要门类,于是新文学的建设步骤因以完成,而这所谓文学的意义也就完全符合于西洋人之所谓文学了。
  现在每一个中学生都能够数说文学的门类了:小说,诗歌,戏剧……前进一点的人,更会得举出杂文,报告,集体创作这些名目来;一个大学生更能够说出倭铿、康德的哲学著作算不得是文学,因为他们的文章写得太坏;反是裘理安·赫克思莱(JulianHuxley)及法布尔(HenriFabre)
  的科学著作却可以在另一方面算作文学,因为他们的文章写得太好了。
  这样看来,文学是什么,这似乎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然而并不,我觉得多数人即使对于文学的门类已经有了较准确的观念,可是对于文学所及于人生的作用,及其与人生的关系,还不曾有一个准确的观念,或者还可以说,曾经有准确的观念,而现在又把这个观念歪曲掉了。我不预备在这里畅论文学与人生之关系,我所要简单地提示出来的只是“文学”这个名词本身所造成的不幸的影响。我现在开始感到我们把Literature或Litt╮ature或Literatur这个单字译做“文学”真是一个错误,或者至少该说是半个错误,因为并不错在“文”字而是错在“学”
  字。我以为,哲学是一种需要深邃的研究的专门学问,科学也是一种需要深邃的研究的专门学问,把Philosophy或Philosophie译做“哲学”,把“Science或Wissenschaft译做“科学”,都不生问题,但从事文学的人却并不一定需要深邃的研究,然而我们如今称之谓“文学”,俨然与“哲学”“科学”合力把人类的智慧鼎足而三分之。多数人心慑于这一个“学”字的权威,于是把文学看错了。
  把文学的作用说是“人生的解释”,我想,这对于无论哪一派文学,似乎都可以适用吧。一个文学家所看到的人生与一个普通人(这即是说:一个非文学家)所看到的人生原来是一样的。文学家并不比普通人具有更锐敏的眼睛或耳朵或感觉,但因为他能够有尽善尽美的文字的技巧去把他所看到的人生各方面表现得格外清楚,格外真实,格外变幻,或格外深刻,使他的读者对于自己所知道的人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就是文学之唯一的功用,亦即是文学之全部功用。所以,凡是具备了对于人生的准确的观察,以及文学技巧之优越的运用这二条件者,即已尽了一个文学家的能事,亦即是说他尽可以做一个文学家了。至于读者方面,我们由此也可以了解,一个毫无人生经验的人是不能欣赏文学的,因为读者所必须具有的人生经验,即是帮助他养成文学欣赏能力的原素。
  例如我最近曾在一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女人,她本来并不嗜好音乐,但在妊娠期间却因为有一个偶然的音乐的环境而无意识地爱好音乐了。
  在分娩之后,这种嗜好却在她本身中泯灭了,而遗传给她所生的女儿。
  这是一种妊娠心理及无意识遗传,虽然并不常见;可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事例。不必一定要专研心理学,也不必一定要自己经过多次的妊娠,大概稍为留意一点妇人妊娠期状态的人,至少总不会说我所描写的是世界上绝不可能的事。然而恰有一位读者认为是荒唐无稽之说,还有一位批评家认为是“太机械化”的心理分析(在这里,我当然不懂得怎么叫作“太机械化”),这就是因为他们缺少这种人生经验,因而也缺少了欣赏这篇小说的能力。
  而且我所谓读者的人生经验,并不限于个人直接的见闻感想。它的范围还要大。凡是对于被时间或空间所隔阂着的人生状态之相当的了解,亦可以算是一种经验。例如我们必须要懂得一点唐代人的生活、思想或习惯,才能了解唐代的文学;我们必须要懂得一点苏俄人的生活、思想和习惯,才能了解苏俄的文学。此刻我们或者可以参加苏俄观光团到苏俄去走一趟,但唐代却无法回转去了,难道唐代文学遂将永远不为我们所了解吗?一个普通人决非不可能了解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不过多些或少些的分别罢了,而其唯一的条件就是须有这种广义的人生经验,以培养他的欣赏能力。
  无论在作家或读者这方面,文学始终不是一种需要深邃研究的专门学问。虽然每个人都做文学家是不可能的,但每个人都是文学书的读者却是尽有可能的。但现在我们的情形如何?一般新文学书的读者可以说十之五六是学生,十之一二是由学生出身的职业者,其余十之一二才是刻苦用功的小市民。他们都把看新文学书认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新文学书是为了消遣,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文学书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在看完了一本新文学书之后,他们不屑于去思考作者对于人生的种种情感,印象,回忆或批判的描写能否使他更了解一些人生,或是能否帮助他了解一些未曾了解的人生。
  他们大多热中于检讨这个作品的意思(或曰教训)。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在看完了一篇或一部小说之后,怀疑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要知道作者在描写人生之外还有怎样一个第二目的。他们把一切新文学作品看做是寓言。作者一定有一个对于读者的教训包含在他的作品里。
  然而这种被要求的意思,作者自己却也许始终没有梦想到。新文学书对于这些读者,无形中已取得了圣经,公民教科书,或者政治学教科书的地位。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新文学遂真的俨然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使多数看小说听戏的朋友不敢接触新文学的卷帙了。我们常常听见嗜好踢足球的学生尊敬而又轻蔑地称他的看新文学小说的同学为“文学家”,可是他自己呢?当然也看小说,但是张恨水的作品。他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
  把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也是不免把文学当作一种专门学问了。有这种倾向的文学家往往把自己认为是一种超乎文学家以上的人物。他可以是个教主,他可以是个大元帅,他可以是个有权威的时评家,他可以是个狄克推多,他可以是个议员。他有意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他的文学范围以外的理想,他写一篇小说,宁可不成其为小说,而不愿意少表现一点他的理想而玉成了他的小说。至于读者方面,目下也有许多人怀有这种观念。他们看这种文学书,似乎永远不会觉察到故事之不近人情,人物描写之枯燥呆滞,风土叙述不符事实……这种种一般小说读者所认为最不可恕的缺点,他们只要能够从这小说中得到一种实际上是很肤浅的意思就引为十分满足了。这里所谓意思,对于这一派读者,大概恒是一种政治性的指导。他们永远不会从某个主义的ABC里去懂得某个主义是什么,他们要求一篇小说来给他们说明;永远不会从新闻记事上去看到华北走私之猖獗情形,他们要求一篇小说来告诉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国防之重要,他们要求一篇小说来警醒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我们必须抗日,他们要求一篇小说来启示他们。他们要丰富的知识,但是他们都去向文学要求。于是,在这种文学家及其读者狼狈为奸的情形之下,文学又无形地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而使一般人敬而远之了。
  此外,我不能不对于大学文科的教授及学生作一些挑剔。我觉得把文学认为是一种与哲学科学同类的专门学问,其最具体的表示就是在大学里设立了文学一科。或者有人急于要反问我,难道你以为大学里不必有文科吗?并不,我认为大学里可以有文科,可以有渊博之士作文学教授,也可以有勤劬不倦的学生去专研文学。但是我以为这种研究必须不是对于某一文学作品本身的钻求,而是对于与此文学作品有关的一切事情之探索。
  例如我们作杜甫的研究,教授可以不必给学生把杜甫的诗逐篇逐句的去讲解,因为这种字句的诠释,大部分容易流入穿凿拘泥,徒然使学生囿于教授的成见,而减弱了他们自己欣赏的能力。一个教授若能将杜甫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人民思想,政治状态,宗教势力这种种造成杜甫之艺术的环境讲示给学生,使他们读杜甫的诗时如读徐志摩的诗一样地没有隔阂,这样就足够了。总之,如果一定要把文学当做一种研究的专门学问,那么这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如何培养充分的欣赏能力,而不必用种种理论去从每一件文学作品里企图发掘出什么真理来。前人以关睢之诗为述后妃之德而作,现在人以徐志摩的一首诗中所咏赞的“婴儿”是指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同样的是多余的事。
  大学教授及其学生之欣赏文学作品,总忘不掉他们的文法,规律,理论或传统。他们完全用了理智,而不让感情去抚触这作品一下。我们平常读到一联诗:“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时候,总是立刻就想象到这静穆淡远的晴江景色,这一联诗为什么使我们觉得好?就因为它使这晴江景色的印象活现在我们的脑筋里。除此以外,我们不觉得这一联诗里边什么玄妙的道理了。但是一个大学文科教授在他的讲坛上会得说出了不得了的道理来。他会得说这是音调好!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二二一,二二一,音节的排列多整齐!他也会得说这是对仗工稳的好,潮对风,名词对名词;平对正,形容词对形容词;两对一,数目字对数目字。此外,他又会说出许多用韵的方法,头韵,脚韵,项颈韵等等。他这样一讲,人就觉得诗是最难惹的东西,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欣赏的了。于是文学尊严地成为大学里的一种专门学问。
  我在这里说了许多话,无非要说明文学不是一种“学”。但或许有人会说我又在做正名运动,那也无须辩解。我始终相信,要使我们的新文学成为正常的文学,要使文学成为每个人都可以亲近的东西,第一应当排除这种“学”的观念,或容易使人发生这种观念的趋势,到了“文”而不“学”的时候,才能有真文学。
  爱好文学
  许多青年常常高兴对你表示他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他会告诉你,他最初曾经怎样热忱地阅读文学书,后来又怎样热忱地从事于写作。于是他会检出一大堆印刷的或手写的他的作品来请你指教。不管你对于他的爱好文学的热心多么敬佩,但他的作品常常使你没有方法说几句鼓励的话。在另一方面,或许你也常常碰到一种相反的现象。有不少写文章的人,他们的作品常在各式各样的杂志报纸上发表着,令多数读者觉得满意,然而当你有一个机会和这位作者会面的时候,便会感到很大的诧异,他看上去是多么迟钝和平庸,一点没有关心于文学的神情,除了能喝咖啡,能跳舞,能打牌以外,好像什么都不会的。但是你无法否认那些作品是他写出来的。因为他的确曾写了这些作品,而且他的才思很敏捷,每个晚上他可以写成一万字的一篇小说,或是五六篇几千字的散文,或是一首几百行的长诗。
  这两种现象都是近几年来我国文学界的殷忧。青年人爱好文学,这是很好的;多数青年人爱好文学,这是更好的。但是我们欢迎多数青年人爱好文学而不欢迎多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家都动手写作。爱好文学是表示他对于文学有感情,但要成为一个好的创作家,仅仅靠这一点点感情是不够的。多数青年若能对国家社会则供给他所学习的专门技能,而把他们爱好文学的感情好好地保持着,培养着,用之于欣赏别人的文学作品,或甚至批评别人的文学作品,使文学的出版界慢慢的能提高其水准,这是最完善的爱好文学的态度。若果一个青年要滥用他爱好文学的感情,同时又没有能力或热忱去使他对于文学的修养深入一些,以为自己有了这种肤浅的感情就无异于有了可信的创作能力,于是抛却了他应该学习的专门技能,而从事于写作,结果常是碰到了惨酷的失败。文学界的损失,倒并不是在于他们个人的文学事业之失败,而是在于他们因此而一并牺牲了他们的爱好文学的感情。
  但是在这许多仅仅凭着一点爱好文学的感情而开始写作的青年中
  间,也不是没有可以成功的人。然而这很少数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又常常会无意地陷入第二个陷阱中去,限止了他的前途。这些因为各种偶然的机缘而脱颖而出的青年人,常常是有着相当丰富的摹仿能力。他以为文艺创作不过是一个很单纯的技巧问题。他揣摩成熟了各种文艺作品的样式和方法。他收集了许多字眼和故事,他能够像拼排益智图似的制出他的作品来。
  在上海,据说有一位最善于“学习鲁迅精神”的杂文家,他把鲁迅所写的杂文全部拜读过几遍,摘出许多典型的句法和字眼来,当他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就像填词似地利用这“鲁迅文谱”了。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今在大大小小的刊物上,我们常常读到这种既不好又不歹,既不像抄袭又不像创作的作品,可以说全是出于这一流作家笔下的。
  这一流作家在文坛上若占了相当的多数,足以使一般爱好文学的青年无法把他们对于文学的感情保持得更长久些,同时又足以使文学的趋势永远停滞着,遏止了伟大作品产生的机会。这也是文学界从他们而蒙受的大损失。
  所以,我现在很愿意向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指示出他们的爱好文学是一个危机,尤其是当他们自己坚信他们是爱好文学的时候。有多少青年因为爱好文学而无法应付他们在理工科方面的功课,于是转读文学系,在他们往往自以为已找到了最合适的道路。然而他们的爱好文学,原来不过是爱看小说而已,对于文学本来没有一种把它当作专门学问而研究之的热心,而且根本也没有想到从事文学所必须研习的科目,其范围之广大也不下于理工科。于是他始而失望,继而一意孤行,抓起笔来就写,贴上邮票便寄,成功者的前途尚且有限,何况乎终究是失败的多呢?
  因爱好文学而从事于写作,因写作技巧相当圆熟而得以略有成就的青年是可以庆贺的。然而在庆贺他之前,我们还得先鼓励他赶紧补充一点爱好文学的功夫。一个好的创作家不一定得在大学文学系毕业,但光是懂得各种文学的样式而依样画葫芦也是不够的。
  技巧在文学创作上是最小的因素,然而这最小的因素也得有创造精神。语言文字的最好的运用乃是技巧范围内最小的因素,然而近来有许多作家对于语言文字的运用似乎还没有把握。所以,在文学创作的途径上,从形式上说,如果不能控制旧语文,即没有能力创造新语文。从内容上说,如果不能熟知人的各种生活,即无法在其作品中表现真实的人生。用别人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用别人的内容为自己的内容,表里都丝毫没有创造性,即使看得过去也还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傀儡。作起诗来第一句常是“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或者说“我们是铁,我们是钢……”,作起小说来总是描写一个游击队员怎样扮做一个女人让敌人追赶上去,因而歼灭了他们。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即是没有灵魂的傀儡,如今这种傀儡已使真正爱好文学的读者厌了,但是它们的制造者却还在大量生产。
  他们也正如一个技艺纯熟的陶器工人一样,已经习惯于捏造这一个式样的茶杯,虽然自己也未尝不觉得腻,可是他的能力只能够制造出这个式样来。人们时常叫喊着,学习鲁迅!学习高尔基!但多数人只学习了鲁迅和高尔基所铸造成的文学范畴,而很少有人学习到鲁迅和高尔基怎样铸造成功他们特异的文学范畴的方法。这不能不说是创作界前途的一个黑暗面。
  爱好文学,不一定得从事创作。要从事创作,必须真能爱好文学。
  我愿意把这句标语奉献给文学青年。
  新文学与旧形式
  自从抗战以后,许多新文学作者都感到他们的文章不够下乡,不够入伍,于是乎“此路不通”,便纷纷“碰鼻头转弯”。这个弯儿,一转便转到一条老路上去,叫做:“利用旧形式”。
  所谓旧形式者,是些什么东西呢?这里边包含着三字经,千字文,平戏脚本,弹词开篇,章回体小说,大鼓书词,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类的俗文学。当然,对于一般民众和士兵,一出套袭“失街亭”的“枪毙李服膺”平剧比一个独幕新话剧更易于接受,一篇抗战大鼓或弹词比一篇抗战新诗更易于接受,一篇“精忠说岳全传”式的小说比一篇“柏林之围”或“爱国童子”之类的都德式的小说更易于接受。所有的新文学家,在平时,只会得写作他们的小说,诗歌,戏剧,杂文,这些东西,出于意外地,一到了服务于抗战的时候,全失去了作用。文学家之爱国抗敌,不敢后人,然而他们所有者只是一枝笔,他们所能者只是以写文章尽其宣传之责。然而写出来的文章竟尽不了宣传之责,这当然是一个大悲哀。于是抗战后的新文学家分走了三条路:一、搁笔不做文章,从别的方面去作抗战工作。二、改行做战地通讯,完全变成一个新闻记者。
  三、即刻放弃新文学之路而迁就俗文学,写那些弹词,大鼓,五更调之类的能够被民众和士兵所接受的东西。
  走这第三条路的文学同志们的勇气也许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所写的这些充满了新内容的旧式俗文学的宣传效力也许是相当大的,但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警告,乃是:“不要把这现象认为是新文学大众化的一条康庄大道!”
  文学到底应该不应该大众化,能不能大众化,这些问题让我们暂时保留起来,因为“大众”这一个名词似乎还没有明确的限界。但若果真要做文学大众化的运动,我以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大众”的文学趣味,二是从新文学本身中去寻求能接近“大众”的方法。这两种办法,都是要“大众”抛弃了旧文学。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是要“大众”
  抛弃了旧形式的俗文学而接受一种新形式的俗文学。新酒虽然可以装在旧瓶子里,但若是酒好,则定做一种新瓶子来装似乎更妥当些。
  我们谈了近二十年的新文学,随时有人喊出大众化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以至于在这戎马倥偬的抗战时期,不得不对旧式的俗文学表示了投降。这实在是新文学的没落,而不是它的进步。
  我希望目下在从事写作这些抗战大鼓,抗战小调的新文学同志各人都能意识到他是在为抗战而牺牲,并不是在为文学而奋斗。
  一九四○年八月二日
  再谈新文学与旧形式
  一到香港就写了一点关于最近文学界利用旧形式作抗战宣传的意
  见。昨晚承茅盾先生送了两本最近的“文艺阵地”,又借给了一份全国文协会的“抗战文艺”,此外又看到了几种别的文艺刊物,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正有着各方面的论辩,而我的那一点意见,却已有鹿地亘君痛快地先表示过了。我与鹿地亘君素昧平生,他以前曾用中文发表过怎样的文艺理论或见解,也不很留心,但是,在他这回的“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
  的那封给适夷的信中,他对于目下中国许多对于文艺热心过度而事实上甚欠了解的批评家,创作家,乃至政治家所发的慨叹,我以为全是一针见血的,完全可以同意的。他那篇文章中所牵涉到关于文艺的课题甚多,我觉得都有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的必要,但我在今天所想谈的,还是关于旧形式的问题。
  “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的中国,又对于这旧形式来重复盛大的讨论,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鹿地亘君这样感喟地说。不错,我也做梦都想不到在这生气蓬勃的大时代,我们的作家们还得乞灵于平剧,鼓词,小调,三字经来做抗战的利器。原来二十年的新文学运动,连“一个”
  足以收大众化效果的“形式”也没有创造出来。现在仓促之间,要文章下乡,要文章入伍,不得不乱拉一些旧文学中的破烂衣裳往身上一披。
  作家们和批评家们还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是“政治的应急手段”,却偏要以为是替文学的宣传手段和艺术性打定“永久的基础”,这真是应该被鹿地亘君所齿冷的。
  我们若把这种错误的现象与二十年新文学与旧文学搏斗的经过情形互相参证一下,就不难发见一种潜意识的矛盾。原来新文学家一方面尽管在斥责旧文学是死文学,而另一方面却也私心地感到新文学是更死的文学。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是贵族的少数人的文学,而另一方面却也不免怀疑新文学是更贵族的,更少数人的。一方面尽管说旧文学的形式不足以表现新时代人的思想与情绪,而另一方面也不免常常为旧文学的形式所诱惑。
  在平时,新文学的创作家和批评家,都还能勉强把持住他们的坚定的意识,把新文学抬到九天之上,把旧文学打到九地之下。尽管是抹煞不掉“读红楼梦的比读现代小说的人多”这事实,但可以说那种小说是“低级趣味”,是“鸳鸯蝴蝶派”。尽管忘怀不掉旧诗歌的音律节奏,但不要紧,我们的诗也可以“朗诵”。当时的壁垒,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地森严!但现在呢,堤防完全溃决,狐狸尾巴整个地显出来了。郭沫若先生回国以后,写了一些旧诗,就有几位新文学作家写信去要求他不要再做旧诗了,其理由有二:一、旧诗是迷恋不得的骸骨。二、倘若做了旧诗,他们就不便刊登在新文学的刊物上了。这恐怕是他们为新文学的最后奋斗了吧!
  拥护新文学而不能完全信任它的效能,排斥旧文学而无法漠视它的存在,我们文学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矛盾现状者,追本求源,大概还是由于多数的作家及批评家对新文学要求得太多,并且同时还把文学的大众化误解了。
  新文学终于只是文学,虽然能帮一点教育的忙,但它代替不了教科书;虽然能帮一点政治的忙,但它亦当不来政治的信条,向新文学去要求它可能以外的效能,当它证明了它的无能的时候,拥护者当然感到了失望。文学应该大众化,但这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是要能够为大众接受的文学,但同时,另一方面亦得是能够接受文学的大众。
  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手段是解放旧形式。何以要解放旧形式?因为要表现新思想。
  但是在解放了旧形式以后,应该是建设一个新的形式,可惜在大众文学这方面,却是一向没有完成这建设工作。所以一旦要使新文学在大众面前发生影响的时候,就感觉到它不如旧文学的形式了。这实在并不是旧形式本身有获得大众的魅力,而是由于新文学者没有给大众一个更好的形式。然而我们的那些前进的作家们及批评家们却早已在厌恶我们的同胞大众了。为什么你们不愿意一读我们的大众文学呢?我们有赛拉斐莫维支的《铁流》,我们有富玛诺夫的《夏伯阳》,那是早已在苏联成为行销数十万本的大众读物了,而何以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同胞大众还是耽着读《红楼梦》和《三国志演义》呢?
  于是来一个文学的启蒙运动,要“克服”他们的“落后”。
  “蒙”没有“启”好,八一三的炮声响了。爱国的作家们要为国家做一点有效的工作,而他所有的仅是一枝笔,他所能的只是写一篇文章。
  于是他们“用文学的形式来抗战”了。然而在积极的方面,一篇文章到底退不了日本的飞机大炮,于是只好走消极的路:宣传。但是宣传也不容易,所有的一九三七年式最新进口货文艺武器,例如集体创作,墙头小说,报告文学,还有崭新的朗诵诗之类,全体都施用了出来,可是还没有一个真正大众够得上资格来“接受”。只才感到真没有办法了,到底是旧形式伟大,它是有“历史的价值”的,蓬子先生于是果决地宣言着:“只有通过旧的形式才能使民众接触文学”。
  如果作家们及批评家坚执不肯承认这是鹿地亘君所谓“政治的应急
  手段”,则这种倾向,将来一定会把二十年来的新文学所建设好的一点点弱小的基础都摧毁掉的。至于当前,我以为新文学的作家们还是应该各人走各人的路。一部分的作家们可以用他的特长去记录及表现我们这大时代的民族精神,不必一定要故意地求大众化,虽然他的作品未尝不能尽量地供一般人阅读。技巧稚浅一点的作家们,现在不妨为抗战而牺牲,编一点利用旧形式的通俗文艺读物以为抗战宣传服务。但在抗战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以后,这些作家们最大的任务还是在赶紧建设一种新文学的通俗文学,以代替那些封建文学的渣滓。
  一九四○年八月五日
  儿童读物
  好久不留心到儿童读物了。最近,孩子们来到香港,才想到似乎应该给他们预备一点“文化粮食”。于是为了这个目的,在皇后大道中各书铺中巡逻了一个下午。结果是毫无所得,勉强买了两三本小书回家,正如我意料的,孩子们并不能恰到好处地了解它们。
  我发现,在文字这方面,目下市上流行的儿童读物仿佛全没有注意到读者的程度。
  我要寻求的是小学三、四年级程度,年龄在十岁左右的孩子的读物。
  不论我所检阅到的儿童书封面上有没有标明本书的程度,凡我所能看到的一些为小学儿童印行的故事书,几乎每一本第一页就有问题。在一本书的第几行上读到“每况愈下”这个成语,我就把那书搁下了,虽然我相信那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又在另外一本书的第一章中读到了“转瞬间”
  和“无补于事”两语,这本书也被我放弃了。最后勉强买回家来的那一本小书的第一页中,我很替“点缀”两个字耽心,结果居然是无法使我的孩子完全明白它的意义。
  至于在内容方面,虽然小学教科书早已采用了猫狗谈话的教材,可是儿童读物的出版家及著作家似乎近来反而又倾向于知识的“投塞”了。
  我并不反对给儿童补充一点知识,但我们不能单注意于这知识而根本忘记了儿童。儿童对于各种知识的吸收是有限量的,一般的说起来,似乎只能限于日常生活的科学浅释,以及与他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有关系的历史地理的常识。对于一个上海儿童,你告诉他黄浦江的源流,比之于长江更为恰当,但倘若你要把尼罗河的知识放在他的小头脑中,那便是多余的。我要给我的孩子找一些关于科学常识及民族英雄传记的书,结果也没有找到一本适当的。大概都是作为儿童读物则太深,作为少年读物则又太浅。在文字与题材方面都如此,从十岁至十五岁的孩子,目下恐怕简直没有良好的读物。
  在一本翻译的故事书后面,我还读到了一篇译述者的题记。他叙述他译这本小书的动机和心境,发挥他对于这本书的感想,对于读者的希望——并且希望读者给他以指正。
  俨然是一个著作家对他的成年读者的口吻,完全忘记了他的读者仅仅是一个小学生。
  大概现在从事于儿童读物之编著者,恐怕多数——或者全部,还是一些青年文学家。
  让文学家来编著儿童读物固然很好,但青年,尤其是没有儿童教育经验的青年,却很危险。固然,我们发现有许多名教育家署名编著的儿童读物也同样的有许多缺点,但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多数还是出于一个无名的青年作家笔下,而让那教育家来居名的。几时儿童读物的出版家放弃了这种把戏,找几个对于儿童教育肯负责的教育家,或是有一点教育经验,最重要是能了解儿童的著作家,有系统地编一些儿童读物,让做父兄的可以按照着子弟的程度很容易地得到一些幼小者的精神粮食,真是功德无量的事。
  自从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对于儿童读物的改良,也并非没有人提出过许多好意见,我们不能说这方面的工作没有被注意。但是尽管儿童文学的园地如何从安徒生和格列姆发展到伊林和法布尔,可是,至少在文字这方面,使一个小学生能够很容易地读下去,完全了解的,恐怕还
  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孙毓修氏编的商务童话和徐傅霖氏编的中华童话及世
  界童话。谁能找到一本新出版的儿童书,其文字之浅易,兴会之浓厚,能够比得上“指环魔”,“大洪水”,“玻璃鞋”,“非力子”这些美丽的小书呢?新出版的儿童书中,重述灰姑娘的故事者,不下十余篇,但没有一篇能够擅出蓝之胜,我想,“玻璃鞋”恐怕始终应该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篇。
  然而这两集童话现在仿佛竟不被注意了。旧的被时间无情地淘汰了,新的却没有产生;这是,不单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同时为一切的小学生,感到非常惋惜的。
  尼采之“中国舞”
  第一次将尼采介绍给我的,是二十年前的民铎杂志尼采专号;第二次是郭沫若先生译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即是登在创造周报上的。
  我读郭氏的译文,觉得不容易懂。但这不是不信任他的译文,也不是说郭氏译笔不好,而是仿佛觉得尼采这种文体没法子译成毫不走样的中文。
  尽管郭氏的译文,是如何忠实,是如何竭力求达,还好像毕竟与原文隔着一重纱似的。
  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最近,因为国立厦门大学图书馆有英译本的尼采全集,偶然抽取一本“愉快的智慧”来看了,大大地感到兴趣;于是又把“查拉图斯屈拉”借来了。为的预备在避空袭的时候到山上去看,所以这回借了一本万人丛书本,因它小巧,可以放在口袋里。从万人丛书又想到万有文库,记得万有文库中已经有一个“查拉图斯屈拉”
  的中译本,于是把那中译本也一并借了来。
  当我读完万人丛书卷端赖哀士的叙言之后,很高兴地欣赏了几篇他所谓充满了诗意的比喻的散文,随即拿中译本来对看了一二篇。看了中译本之后,我得到两个感想:一、郭沫若的译文原来已经是够好的了,可惜他没有把全书都译出来;二、这个中译本,如果不与英译本、或其他译本、或原文同时看,是没有人会懂得的。
  这个中译本是萧赣先生译的,卷首并无序言题记。因为译文中注的都是英语,想必也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但决不是万人丛书本,因为他所注的字句与万人丛书本不同。
  我不知道萧君为什么要用文言来译这本书?也许他以为尼采原文是仿东方古圣人口气的,而英译本又是用古体文译的,所以他采用了文言。
  然而萧君似乎没有考虑到文言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不容易译这本书;何况,萧君的文言还不够圆熟。
  我在这里举一篇“山上树”为例。第一节,要是依我的译笔,应该是:“查拉图斯屈拉曾经看见过一个常常回避他的青年,一到晚上,当他在那些环绕着一个名为‘花斑牛’的小城四周的山里独自散步的当儿,他看见这个青年靠着一株树坐着,以他那疲倦的眼注视着山谷。查拉图斯屈拉便抓着那青年所靠的树干,这样说:”
  然后让我们看萧君的译文:“扎拉图斯特拉瞥见一匿避之少年。一夕,独行于绕镇名‘骊母牛’之诸山上,则见此少年凭倚一树,目凝意倦,注视山谷,扎拉图斯特拉乃手握少年坐旁之树,作如是说:”
  其他不解的地方且不说,单这句“绕镇名‘骊母牛’之诸山上”,已经够别扭了。
  现在我们再看下去——当查拉图斯屈拉告诉那青年;人愈是要向上、向光明,则他的根必须愈向下、向黑暗、向罪恶。于是那青年诧异了,问道:“什么,向罪恶?你怎么能发现我的灵魂是这样的呢?”查拉图斯屈拉微笑道:“有许多灵魂,如果不能先被发明,就永远不会被发现的。”
  这一问一答,在萧君的译文里是这样的:“少年曰:“唯,入于罪过,如何汝能发见我之灵魂乎?’扎拉图斯特拉微笑且曰:“人不首先发明灵魂。则将不能发见多灵魂。’”
  让我们再看下去,我们不挑剔小毛病,在次页上,发现萧君的一句译文:“斯盖使吾心碎,汝目所谓危而告者,过于汝言辞之所说。”
  我相信没有人能懂得这句文言。为避免排字困难起见,我不引英文原文了,且把它直译出来。
  “我的心碎了。你的眼睛已经,比你的说话更好(明白)地把你的一切危机告诉了我了。”
  谈到后来,查拉图斯屈拉劝告那青年人道:“你觉得你是一个高贵的人,甚至恨你的人及鄙弃你的人也未始不觉得你是高贵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切人都把一个高贵的人看作是一块绊脚石。因为一个高贵的人往往反而妨碍了‘善’!即使人家称他为‘善人’,而人家之所以要称呼他,也就是为要把他扔在一边。”
  而萧君的“简洁”的文言译本却是:“汝仍自觉尊贵,人之于汝也,虽怀怨嫉,亦尚觉尊贵。须知每人皆有一尊贵者当其前,虽善人犹有一尊贵者当其前,虽人皆谓之为善,而人皆愿去之。”
  最后,查拉图斯屈拉提醒一些志气高傲的青年前路的危机,他说:“以前,他们曾以为自己将成为英雄,但如今他们却变做醇酒妇人的人物了。英雄思想对于他们已经成为一种悲哀和苦痛了。”
  而萧君译文中的警句却成为:“彼等曾欲为英雄,今则为淫乐者,扰乱与恐怖,彼等则视为英雄。”
  好了,小小的两页文字,已有了这么几个大大的错误(小的不算在内),我的校对工作,似乎不必做下去了。我不敢说萧君一点也看不懂英文,但从这些错误中推测起来,却又不仅是文言所应该负的责任。因此,使我又不得不妄自断定萧君实在一点也不懂英文!
  萧君的译本不足惜,万有文库的成为“万有”也不足惜;所可惜者,乃是尼采及其英译者遭了无妄之灾。尼采写这本书是非常用心的,他曾经自负地说:“我的文体是一种跳舞,它玩弄着一种匀称的形式,而嘲谑着及超越着这些匀称。”这意思是说,他袭用了各种东方哲典,腊丁文豪及条顿民族的怪诞风格,揉杂成章,而臻于“妙索环中神游象外”之致。然而不幸得很,这一代大哲学的名著,在中国却这样蹒跚地跳了出来,而竟使人笑掉牙床!
  一位性学家所见的日本
  德国性学大师马格奴斯·希尔许斐尔博士,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从旧金山出发,取道日本、中国、南洋、印度、埃及而回德国。这一次远东、近东的旅行,结果是写出了一本趣味非常丰富的游记。书名《男男女女:一个性学家的世界游记》。一九三五年美国濮德曼书房印行了格林氏的英译本,遂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一本读物。
  这是一本性质很严肃而内容极饶趣味的著作。作为一个性学大家,作者在这个旅行中,向远东、近东各国的两性关系作了一次仔细的考察。
  在“两性关系”这个名词的涵义中,包含着性风俗、婚姻、妇女运动、妇女与宗教、性病这许多问题。作者是个专研究性学的医生,又是一个有精细观察力的民俗学家,同时还是一个一等的文章家,所以这本书既不是枯燥的学术著作,又不是轻薄的浪子日记。从这书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两性问题的知识,同时又可以知道欧洲人对于东方的两性观作何评价。
  作者所记日本的两性关系,及其对于日本的感想,我觉得最亲切、最深刻,这或者是因为我们平素最知道日本的情形之故。但一个初次旅行日本的,尤其是仅仅滞留了六个星期的欧洲人,对日本就能有这样深切的观察,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了。
  日本在近几十年来,拚命自诩一切文化水准已赶上了西洋,但事实上,它只做了一个表面,沉溺在它的假文化底里的,还是一个古旧的封建社会。
  关于日本妇女的地位,作者说:“日本妇女的地位,虽然从第一次欧战以后便大为升格,但是古老日本的旧传统,还是没有克服。这旧传
  统就是以为每一个好的日本妇人必须对于男子尽三种的责任——在出嫁
  以前,她必须侍候她的父亲;出嫁以后,侍候丈夫;丈夫死后,侍候长子。
  “由父母主持的婚姻,并没有取消多少。年轻的日本之所谓‘自由恋爱’,其意义只是说,一个青年可以自由选择配偶而已。青年男女之由于恋爱而想结婚的,至今还被社会目为有妨名誉的事。所以几乎每天,我可以在任何报纸上,找到恋爱男女因双方或一方父母之不赞成其结婚而情死的记事。”
  关于日本的妓女生活,作者说:“在日本,有没有买卖少女的事实呢?许多人都相信那是已经没有了。但事实上却还是很普遍地流行着。
  只有在再三申明之后,你才会相信那些父母们真的愿意把他们的少女卖几百圆。虽然他们表面上说是‘出赁’的,但这并没有改变了买卖的事实。
  “一个酗酒的父亲带了女儿到城里去卖,并不是稀罕的事情。到了少女买卖的经纪人那里,办妥了交涉,让那经纪人赚了一笔回佣之后,那父亲就领得了一笔钱,留下他的女儿走了。而他所得的那笔钱,也许在他到家之前就花完了。
  “于是那女儿的责任,便是自己赚回她的身价来,每一次给人发泄过****之后,她就可以付还一小点债务。但如果要把这笔债务偿清,通常总得好几年。除非有人愿意花一笔大钱向妓院老板买她回去。
  “这就是每一个日本卖淫妇的梦想了。因为她们虽然并不对她们的职业发生兴趣,但是她们乖乖的接受着,把这当作是做女儿的责任,是不能、而且也不愿意逃避的。她们本人及父母,双方都不把这件事情认为是可耻的。尤其是在婚姻——,一个曾在妓院里耽过几年的少女,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了她的结婚机会。而且还有些人喜欢娶一个做过妓女的女子,因为他们希望她能有精明的性知识及技术,或是因为他可以从她那儿得到一笔卖淫积蓄下来的嫁资。”
  这种妓女制度,作者说:“虽然有许多日本人不以为然而主张禁绝,但社会上多数人,尤其是那些花街柳巷的地主,却不愿意它消歇下去。
  而且东京的警察总监,还主张应该让它更繁荣起来,以增加旅行家的消费而有利于国库收入呢?”
  至于日本的宗教,在佛教与神道(或祖先崇拜)这两种国教以外,作者以为古代的生殖器崇拜还普遍地存留在日本国内。作者以为祖先崇拜原是从生殖器崇拜而来的,所以日本的生殖器崇拜,即是其国教神道的原形。作者记载他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地的乡村中看到的各种象征生殖器的石柱,在大城市里,虽然因警察厅目为秽亵而肃清了,但在东
  京上野公园里的一个小洲岛上却还有一条挺起的雕刻着神像的生殖器石
  柱,日本男女常常用花圈花束去献奠这种生殖器石,作者把这些崇拜生殖器的日本男女归纳为九类:一、不生育的妇女(此类人数最多)。
  二、哺育婴儿发生困难的,或子女患病的妇女。
  三、患小腹病,尤其是泻血的妇女。
  四、患阳痿症的男子。
  五、患梅毒、尤其是白浊症的男子。
  六、不幸的情人,他们常常在这生殖器石旁边双双情死或单独自杀。
  七、孤寂的青年男子或女子,情欲方面有苦闷者。
  八、妓女及妓院老板,来此祈求生意兴隆。
  九、丰收或霪雨之后,人们亦多来此祈祷。
  尤其有趣味者,是作者记载着他曾获得了十余个精美的生殖器石,大多数都是从不能生育的妇女家里得到的。由此可见日本一般民众,至今还是生殖器崇拜者。
  日本人是非常尊敬其天皇的,前几年,我们的生活周刊上载了一篇关于天皇的小文,日本政府便小题大做说我们侮辱了他的天皇了。但在希尔许斐尔博士的书中,作者却对天皇作了更幽默的描写。或许因为作者是个德国人,是日本的同志,所以不敢提出“抗议”吧?现在且把作者记载他参加皇宫中樱花节宴会的两段关于天皇的文章抄译出来:“当天皇走过时,人们便退立在两条绳子的后面,形成一条过衖.在日本,面对面地看见天皇是不容易得到的机会。因为当天皇从他那躲在御园深处的宫中出来的时候,街路上的民众必须立刻背转身子去,不准看见御车的,这个规矩,还是为了表示敬意呢?抑是为了防止暗杀?我可不能断言了。”
  “据日本的神道讲起来,日本天皇是天神在凡间的一位代表。所以,你可以在每一家妓院里都看见有一幅天皇及其皇妃的肖像挂着。一个卖淫妇及某嫖客,在做那为了她的生意及他的情欲而做的事情之前,他们也决不会忘记先向他们的御容鞠躬致敬的。”
  作者在这一次东方旅行中最感到奇怪的,乃是东方的妇女都向他请教如何才能生儿子。这情形恰与欧美相反,因为欧美妇女所要问的却是节育的方法。在日本,这个人口已经过多的国度里,非但民众们要多产,而且政府还仿佛在奖励多产,作者因此看出了日本的危机。在离开日本后,作者在船上记下来的一段对于日本的感想,是值得全部移译出来的:“日本呀,再会了。你们的乡村之美给我了许多,你们的古代艺术与文化给我了许多,而你们这国度里不断地繁殖起来的那些有天才的刺激力的人民,乃是给予我观感最多的。
  “但是,如果要我对你们致几句颂辞的话,那可抱歉了。因为,在你们的已消歇了的过去,以及忙忙碌碌的现在中间,如果你们希望产生一个幸福的将来,你们必须改变许多事情。
  “最要紧的是,跟着时代的趋势,教育你们的妇女,使她们获得她们自己的人格,现在,她们大多数还不是独立自由的生物,而是男子们的可爱的玩物。你们不能再让那些把妇女当作商品而出卖其肉体的日子悠悠如故地过去。作为一个性学家的我,如果不把我的手指按在你们的国家机构的这一个破烂的创口上,那就是我对你们不起了。
  “其次便是你们中有许多人夸炫不已的国家情绪。这种情绪,使人们得到的印象却仿佛是一种补偿过度的自卑感。固然,在我们欧洲人中间,这种国家的自我主义,通常称之为爱国狂的,也已达到了极度;但是,在你们中间,这种爱国狂却是用一种生物学的性现象点缀起来的,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们自己骄傲着,以为你们的生殖率之增加,已使你们的人口可以每年增加一百万;而其他强国,如英美德法诸国,则人民的生殖率正在逐渐减少下去。你们的生殖率愈涨愈高,现在已超过了第一次欧战以前的德国之生殖率了。
  “而同时,你们这个国度,事实上已经有人口过多之患了。一个国家在人口过多之后,只有两个办法:节制生育或扩张领土。你们仿佛是在挑着第二个办法做。你们向台湾、朝鲜、满洲伸张势力。然而你们如果要扩张领土及增加国力,你们必须要捏造出(我并不说‘拿出’)别的理由——一些稳当的,威风的,人道的理由来。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人家相信你们的理由,那就只因为他们没有看明白你们的行动的真正的动机。
  “作为一个日本人民的真正的忠诚的朋友,我要劝告你们:维持一个顾及到人口问题的政策。对于人口问题及节制生育问题,不要为欧洲文化所束缚。在历史上,真正的和平及文化,没有人口政策是不会获得的。只有在根据于科学的性学原理的全部的性制度之改革的保护之下,你们的将来才能幸福,或是你们才能创造幸福。否则……”
  文学之贫困
  近代文学之繁荣,似乎不能不归功于资本主义之发展和教育之普及。
  因为资本主义之发展,文学之宣布获得了最便利的工具;因为教育之普及,文学之欣赏增加了大量的群众。我们看近五十年来,美国文学之所以如火如荼的热闹起来,就可以证明它是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条件。
  但是我常常怀疑,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个文学最丰富的时代?或者说,到底是不是一个比古代更丰富的时代。
  现代人对于文学这个名称的观念,具体地说起来,仿佛就以为这是诗歌,小说(长篇及短篇),戏剧,散文的总称而已(有些人还主张加上杂文和报告两类),在这些项目以外,仿佛就没有了文学的疆域。或者还有些人,认为文学的疆域不能限制得这样狭窄,他们要把别的一些文字撰述拉进来算做文学,于是把上述的四种东西称之为纯文学。
  这样对于文学的疆域之观念固然开拓了不少,但是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者仍然被约束在一个“纯”字范围里,作为自成一个流派的东西。
  这是现代人的文学观念。在古代,无论中国或西洋,却并不如此。
  希腊人所谓文学,是连历史,哲学,演说辞都包含在里头的。而且,它们还占了文学中的主要地位。中国也如此。孔门四教,以文为第一。而这个“文”字是统摄六艺而言的。古典的文学观念,似乎以中国为保持得最长久,一直到晚清,历史和哲学始终没有被赶出文学的大门之外,而小说始终没有被请进会客厅。自从西洋的近代文学观念及教育制度被贩进中国来之后,于是,小说被选录进中学国文教科书,而哲学及史学在大学院中别自成为一系了。现在,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科目,只有历代文选,诗选,词曲选和一门文学史了(虽然还有一个语言文字组,但不久比较语言学发达起来,眼见得它也快要别成一系,退出文学范围了)。
  文学的观念及文学的教育制度,都在倾向着愈纯愈窄的路上走,而说这个时代的文学会比古代更丰富,我很怀疑。
  再说,文学对于人生及社会的作用,现代也与古代不同了。文学修养在古代的教育制度中,不过是为一个企图作高深的学术研究的学生打定一个基础,或者是为一个仅仅预备作健全的公民(或曰士)培养一点文化程度而已。因此,一般的知识阶级都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文学也还不能成为专业。历史, 哲学和政治都是文学的进修科目(AdvancedCourse)。没有优越的文学修养者,决没有希望成为一个历史家,哲学家或政治家。
  反之,诗人和戏曲家,如果他只能写诗与戏曲的话,他们在当时的地位是不会太高的(事实上,古代没有这种文学家。在中国,直到汉代才有司马相如之流的辞赋家出来)。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矣。”原来是为了子贡能“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也是一个“可与言诗”的高材生,因为他能够从诗句里参悟到“礼后”,这些都可知现代之所谓纯文学,在古代只是知识阶级的共同必修科而已。
  纯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作用,在古代,也并不像现代一样地只是被当作民众的读物而已。它多半是辅助政教的东西。
  “诵诗三百”,其目的是要他使于四方而能专对。登高能赋,才可以做大夫。甚至司马相如枚乘之流的纯文学家,他们的赋也多少要有点讽喻作用。希腊也是如此,戏剧是用于宗教典礼的,诗人大多数皆做墓铭和格言,其作用皆不离乎政教。
  而现在呢?我们的文学家所能写的只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上焉者兼有四长,便为全才,下焉者仅得一技,亦复沾沾自喜,俨然自以为凤毛麟角。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一切人文科学全不知道。因此文学家仅仅是个架空的文学家。生活浪漫,意气飞扬,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全不像一个有优越修养的样子。就其个人而言,则上不能恢宏学术,下不堪为参军记室;就其与社会之关系而言,亦既不能裨益政教,又不能表率人伦。至多是能制造几本印刷物出来,在三年五载之中,为有闲阶级之书斋清玩,或为无产阶级发泄牢骚之具而已。
  让我们再看一看被现代文学所挤出去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现在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了呢?现代的历史家,多数皆在摘句寻章,做几套分类卡片上的功夫。他们说这是科学方法。自从这种科学方法占领了史学之后,我们的历史家就无需乎先成为通人。因此现代的历史著作大多数皆支离破碎,以一斑为全豹,而缺乏磅礴宏伟的巨著。历史家可以不必长于文学,我们怎能希望历史著作成为文学呢。
  哲学方面的情形似乎更坏,尤其是在我国。哲学是民族文化的骨干。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有其固有的哲学。欧洲哲学对于中国民族的关系,远不如印度哲学之重要。而现在中国谈哲学者,不知有几个先从印度哲学及中国哲学下手?大学一年级的哲学概论多半都靠了一本Poulson,试问读过这门功课的学生,到底有谁觉得从此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发生了了解?让我再退一步说,即使专治西洋哲学者,有几个人能写一本典雅畅达的小书,给我们介绍西洋哲人的思想及学说。就说翻译罢,我们现在所有的尼采,倭铿,叔本华等人的译本,有哪一本是出于一个有文学修养的译述家之手的?
  至于政治,法律,外交这些学问,本来是尤其需要一个丰富的文学基础。而我国的政治家,法学家及外交家中间,又有几个懂得文学?质胜文则野,政治,外交,法律,这些都是最“质”的学问,如果没有“文”
  去调剂一下,其势必不免于“野”。我们的政治家,法学家及外交家恐怕正有许多野气。听说英国的教育制度,凡读政治,法律及外交者,必须先是一个文学士,我想这个办法是很有道理的。从前东吴大学的法科,必须大学文科二年修毕后才能进去,而近来却跟着国立大学而取消了这个限制。这似乎颇使人有“道在夷狄”之感了。
  我并不主张文学观念之复古。但我不赞成一般文学(GeneralLiterature)与纯文学(PureLiterature)这两个名称之对立。
  历史,哲学与政治应该与小说,诗歌,戏剧同样地成为一个有文学修养的学者的表现。文学家不应该仅仅是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写作者的尊称。甚至,文学家也不应该是一种职业。(据我所知道的,恐怕只有美国有职业的文学家,因为美国的BestSeller可以藉此生活,而欧洲及英国则不然。)而历史,哲学及政治家必须先从文学入手。在教育制度上,我以为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地位不应该和土木工程系,会计系等专门技术的学系处于同等地位,它至少应该成为文法学院各系的先修系或共同必修科。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我们显然可见文学愈“纯”则愈贫困,纵然书店里每月有大量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出版——这是出版业的繁荣,不是文学的繁荣。
  不过,说到这里,不禁又慨想到我们的文学界,即使在这个贫困的纯文学圈子里,也还显现着一种贫困之贫困的现象。抗战以来,我们到底有了多少纯文学作品?你也许会说:我们至少有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
  是的,我也读过了不少的诗歌和剧本,但是如果我们把标语口号式的诗歌和文明戏式的话剧算作是抗战文学的收获,纵然数量不少,也还是贫困得可怜的。
  在纯文学都还没有丰饶的时候,来希望我们的文学开拓它的疆域,我知道,或许是一种奢望了。但是,我相信,文学的疆域开拓之后,现在之所谓纯文学说不定倒可以相当的丰富起来。因为文学家的知识和生活丰富起来,文学的内容自然也充实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
  怎样纪念屈原
  众女兴谣诼 高文见苦辛
  哲王终未悟 浊世若为亲
  九死三湘水 千秋一放臣
  平生怀美政 何意作诗人
  这首五律是前年偶读离骚时作的。自从诗人节被规定下来之后,屈原之为诗人,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证件。年年今日,文艺界的善男信女又得忙着开会纪念,给一些从来不关心于文艺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豪商富绅,劳农织女,乃至走私运土,侑觞卖笑之流,大声疾呼的提醒一下: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啊!
  汉魏时代,知道屈原的人不多,但每人皆知道屈原是一个在政治上不能见容于楚国的忠直之臣,他的所以为诗人,只是在无可奈何中“援天引圣,以自证明”而已。所以提起屈原,“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
  话必须从他的行事与辞赋同时提到,清高第一,文采第二。晋宋而后,直至明清,屈原虽然始终是一个未曾过时退色的大文豪。而且知道屈原的人也格外多了,但他的离骚却成为风流才子的下酒物。“嘉其文采”
  也已经走进了邪路,“慕其清高”者也就渺然了。现在呢,印刷既方便,宣传又热烈,知道屈原的人可谓已经遍地皆是。“屈原是我们的大诗人,等于人家的檀丁,莎士比亚,歌德”,人人会这样说。不错,人家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于是屈原在二十世纪也还是一个挺时髦的人物,他是被用来作为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国际地位的帮闲诗人了。
  呜呼,诗人节愈热闹,诗人却愈孤独了。
  我怀疑屈原是否愿意与檀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同坐在一个国际享堂里共受膜拜。屈原从来没有自居于一个诗人。也没有写万行长诗的企图。
  也从来没有像杜甫那样地悲呼“文章憎命达”。他是因为命蹇才写文章的,并不是写文章以求命达的。屈原一生,始终在希望自己国家政治修明,至少要能够与暴秦抗衡,不受侵略。纵然自己不能执政当权,一展其抱负,也希望在位者能砥砺奋发,不贪污,不腐化。然而他终于失望了。失望之后,才写文章。这些文章是他的“苦果”,不是他的“武器”。
  所以这些文章当然也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于是他只好自杀。
  屈原的自杀,是以一个被放逐的忠臣的身分自杀的,一点也不是一个失意诗人: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了。我的诗意只在指明这一点,故曰:“平生怀美政,何意作诗人?”屈原既不自认为诗人,我们为什么把他硬拉在一批逢人送行卷,或栖栖遑遑专找公爵伯爵做护法主人的无聊文人队伍中去呢。
  把屈原的诗人身分提高,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分掩没了。大家闹嚷嚷地纪念屈原,很可能把他变做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
  一个积极地与黑暗政治环境斗争的文人,当他知道终于不能获得胜利的时候,这悲哀是何等地深沉,何等地可怜。一人之得失成败,所关系者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从此被决定了覆亡的命运,这可不是细事。
  屈原之自杀,不是为了他个人之失败,而是为了他不忍看见楚国之日趋于覆亡之途。有心人在这样的场合,当然非自杀不可。但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能了解此意义者,似乎很少。儒家虽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积极态度,但孔子也还说过一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孔子而为屈原,我想也许还不至自杀,而宁愿遁迹海外的。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了解,又更远了。他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原自令若是。”
  啊呀,这样说来,屈原之自杀,竟是傻透了,在楚国做不到官,难道不能到齐秦三晋去钻营吗?中国士大夫的见解和抱负,从汉以来就这样地只关心着自己一身之得失,则虽为名臣廉吏,亦尚且不足以接武前修,屈原的悲哀,到底有几人能了解呢?
  如果我们真能了解屈原,真在衷心地纪念屈原,我们第一要决不把他看做一个诗人,第二要赶紧使现代的屈原不再自杀。愈把屈原标榜作我们的民族诗人就是愈侮辱了屈原。
  只管纪念死了已久的屈原而不去援手一个快要自杀的屈原,就是丝毫没有纪念屈原。屈原早已死了,楚国也早已亡了。历史上的陈迹是无法翻案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纪念死去的屈原,而同时又都嫉忌他同时代的屈原,这史实也重复地显现到如今,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解呢?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治。”愿纪念屈原者,三复此言。
  书简
  论语复刊了,鄙人被算在第一批写稿人之中,理应从速效命。刚巧日来给几个旧日的学生写去几封复信,自以为是正襟危坐而谈,不失从前讲坛风度,却不道拙荆在旁,冷然一笑,怪我何必写此幽默文字,未免轻薄。鄙人听她说这些信是幽默文字,不觉惊喜,既然如此,落得就以这些现成文字抄去给论语献丑。是为序。
  一、复黄焕良——一个经济系毕业生焕良同学:惠书收到,所陈种种,真可谓慨乎言之,但我觉得你还应该多下克己工夫,知足于现状,方才易于生活下去。纵然你是屈居下僚,纵然有许多庸俗无知的人高高地在你之上,对你颐指气使;你毕竟已经凭你的经济学士头衔获得了一个职业。薪水虽小,每月也领到十多万块钱。你得知道有许多同学,例如中文系的蒋家彦,历史系的吴浩如,生物系的周镇,他们毕业了一年多,至今还找不到事情。他们的成绩并不坏,这是你知道的,也许你更知道他们的成绩还比你好。然而你有一个舅父把你介绍进税务局,他们却没有这样一个舅父。你在抱怨你的事情太小,他们却在羡慕你。如果你看一看他们,你该满足了吧。
  至于说你的上司庸俗无知,那是你的幼稚了。你应该了解他们,正因为庸俗无知,他们才能做你的上司。如果他们都跟你一样地用功读书,诚心诚意的替国家做事,他们也许到现在还是你的同一个办公桌上的伙伴,如果他们的学问比你更好一些,也许此刻还在你的底下。如果不信,请往下看一看你的同事,我想你一定会发现许多学识志气在你之上的小职员的。
  如果你真不甘心于你现在的地位,如果你相信你的学识和才干还可以担任更高的职务,那么你也不是没有办法的。现在,你就应该向你的那些庸俗无知的上司学习了。你不要以一个经济学士的头衔自傲。你这个头衔只表示了你已经修业了大学里的经济学系的课程,而并不表示你已经学会了做科长主任或局长的才能。现在的大学之不切实际,就在这些地方。你学到了一大套理论,却一个方法都不懂。今日你还能安居于下僚而不被裁汰,我想,恐怕还是你舅父的效力而不是你这个“学士”的效力吧。
  学习,这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你不必以学习为耻辱。你应当学习你的上司之所以为你的上司者。简言之,就是他的以何方法对付他们的上司而得以安稳地做你的上司。
  如果你学会了这些方法,你就可以如法炮制。以同样的方法去对付你的上司,你可以做别人的上司。以同样的方法去对付你的上司的上司,你可以做到与你的上司同列。这是一个很专门的技术问题,决不是你在大学里所学得到的。
  从你信上的语气看来,我相信你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你还在很幼稚地跟你的上司比学问。真可发一笑。如今在学术机关里都不以学问为用人的标准,又安能求之于一个税务局。所以我觉得应该提醒你一下,收到这封信以后,你得立刻开始注意你的上司的行仪,揣摩他们的性情脾气。凡是一个能久于其位的主任,科长或局长,必然有他的一套特殊本领。这一套本领,往往可以战败了他的职位所必需的学问,而成为他的保持地位,或甚至平升三级的因素。你所急宜学习的,就是这一套本领。大体上说起来,这些本领主要都是用于媚上的,其关于御下的部分,暂时可以不去管他。一般做主管长官的人,他们的御下政策,往往是侧重于怎样与下属隔绝,怎样使下属畏惧与怨恨。他们只要获得了上司的支持,就不惜不怕与下属为敌了。你在媚上没有成就之前,千万不可骄下。至于媚上之道,其实也不甚难,一言以蔽之,逢迎意志而已。从前的主管长官,多少还有一点学问,这些人的确不容易谄媚,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涌现一点书生气,轻蔑你的谄媚,尽管心里觉得受用,表面上却反而压住了你,于是你抛了心力,弄巧反拙。
  现在的主管长官,胸无点墨者多,这些人其实最容易巴结。你愈肉麻,他愈高兴。尤其是对于他们的太太或姨太太,只有你暂时把廉耻丢在一边,多说几句奉承话,逢时到节,多送几份厚礼去,一定会有显著的功效。听说现在各机关人事室主任的权也很大,你们局里想必也有此一官,切宜加意奉迎,勿有千虑之一失。
  你信上说,你的同事都跟你很好,都为你不平。这可见你虽然没有蒙上司的青睐,却已颇得同僚的拥护。但是,据我看来,这并不是好兆。
  你没有获得你所必须获得的,而已获得了你所不宜获得的。你必须看清楚一个事实:一万个拥护你的人不足以增高你的地位,而一个提拔你的人可以把你送入青云。你必须舍弃一万个人的拥护以求取一个人的提拔。
  因为,我恐怕一万人的拥护,会得妨碍了一人的提拔。你所引以自慰者,恐怕适足以自害,这一层亦非仔细思量不可。所谓群众之力,不如领袖;国家大事,固已如此;个人私事,何莫不然。
  二、复蒋家彦——一个中文系毕业生三封信皆已先后收到,因为没有时间细细作复,所以搁到今天,非常抱歉。你的不安定的情绪,由于你这三封美妙的书简,我相信我已经全部感觉到了。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青年,栖迟在一个偏僻的山城中,真是为你所自述的,不异于“涸辙之鲋”。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我相信你的文学成就,不久就可以把你自己建设起来,(而事实上,我也的确认为你可能有此前途,)我还是不敢替你画策,说一声“你到上海来吧。”
  按理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上海是市而兼朝的都会,你要在文学事业上奋斗,的确应该到上海来。上海有许多文人,他们的文学修养都相当好,足以使你获得切磋琢磨之益。上海容易买到或看到古今中外的书,这也是你所需要的方便。上海有人会赏识你的作品,也有人会鼓励你,影响你,使你的文学修养高深起来。在上海,一个人的眼界广大,可以开拓你那狭隘固陋的胸襟。从这几点看来,我应该赞成你的计划,并且努力帮助你,使你能够来到上海,开拓你的前程。
  自从被一个外国记者夸张地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以后,上海真成为许多不幸的冒险家的目的地。这个现象,在胜利后的今天,尤其显明。
  但是可怜得很,大多数冒险家所发现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乐园”,而是一个“地狱”。这些冒险家在发现了上海是个地狱的时候,已经被这个地狱所吞噬了,恐怕一辈子也不容易脱离这个魔窟。从前的上海,并不是没有地狱的。但那时候的地狱是沉没在乐园底下,除非你自愿堕落,普通的人多少可以在这个乐园里享受了他所愿意享受的。但是现在,地狱也从地下爬了出来,反而把乐园打到底下去了。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就算可以到乐园里去,也得先打地狱里穿过。因此,这乐园也跟从前的不同了。
  如果你是一个内地的大商人,大财主,能带几千万国币或美钞到上海来,我就决不反对你来。你可以靠拆息过很舒服,很荒唐的梦一般的日子。但现在你不过是一个文学青年,你所有的资本不过是一点点闪光的天才。你想凭这一点资本到上海来放拆息,我可以断言你一定会失败得很惨的。天才与学问,在上海,岂但轮不到做冒险家的资本,简直是每一个里衖中的垃圾。真的,现在上海的里衖中,垃圾堆中找不到一块三寸以上的废布,而天才与学问却有不少蛰伏在那里。我曾经和衖口小报摊的老板谈天过几次,也曾经和一个测字的谈天过几次,觉得他们都比我所碰到过的简任官高明。
  我刚才说过,上海并不是没有人赏识你的成就,也不是没有人能使你获益,但是这些人现在都正在过着各种艰苦的日子。他们之中,也许有些人的生活还不如一个小报摊老板或测字先生。他们至多是赏识你,并且告诉你一些为你所不知的事情。对于你的实际上的帮助,例如找一个职业,甚至在他自己家里给你腾出一个床位,都是不可能的。
  能有余裕给你谈谈文学的人,已经是不可多得的了。我自己就不复能像从前在内地时那样地陪同学聊天了。有一天,一个学生来找我闲谈。
  他还是内地的抗战作风,一坐就坐了三小时,从中国古小说谈到法国文学上的新运动。却不知道屋子里急坏了贱内,她在等我出去找钱买米。
  不错,上海有个文艺协会,还有什么文化运动委员会,但这些会的事业只能在报纸记事上看看的,你希望他们能给你一些帮助,也是绝不可能的。第一,你没有办法加入这些会。第二,纵然加入了也不能从此中获得援助。文化运动会我不甚熟悉,好像是早办了一个什么戏院和饭店。文艺协会虽然参加过一二次,也不明白在做些什么有利于文艺或文艺家的工作。你要加入这些组织,恕我不能介绍。不过听说上海已经有了许多想加入那个会而还加不入的作家,想来一定是很不容易吧。又听说有许多文学青年曾经参加了几次盛会,多数奉缴了茶点费而吃不到茶点的。这样看来,你希望加入这些组织以为在上海学习文学的根据,也完全是与虎谋皮之计了。凡是一切文化运动,应该讲做假借“文”艺的募“化”运动。它是向你要索一些什么的,不是给与你一些什么的。这个意义你必须弄清楚。
  以上总算答复了你的几个问题。抱歉得很,我几乎把你的每一个美梦都打破了。但事实是,我企图在你没有落进地狱之前先把你救起来。
  你不必想赶到上海来了。你所说的那个中学国文教员的事情也就不妨接收下来,比在家赋闲总好些。万一你还是要来,我所能给你的帮助只是(一)在我家里给你安排一个临时的床位。你不要希望我能供给你一个小小的房间。我所谓临时的床位,若不是在楼梯边,就得在走廊里。你只能晚上在那儿睡觉,白天无法在那儿工作的。(二)在我家里吃饭;可是别笑我饭菜供应欠佳。
  (三)我介绍你给几家报纸副刊写文章。这只是为了你要努力练习写作,所以给你找这个机会。并不是为了给你找钱。现在的报馆,十之九是要欠稿费的。你希望在上海靠稿费维持生活,也是一个幻梦。说来你也许不信,何以排工高于稿费的时候还会得欠稿费。
  其实理由也很简单。报馆里的会计先生权衡利害的结果,当然觉得作家的稿费是最应该欠的。如果他们欠了排字工人的薪水,工人立刻会罢工了。如果欠了纸帐,明天就没有纸印报了。如果欠了编辑和职员的薪俸,报馆里没有人工作了。只有欠了你的稿费,下个月还有他来跟着写稿,跟着上当。好在上海作家很多,每人写一次文章,上一次当,轮流过来也可以敷衍一年的副刊。所以,既然已经被报馆里的会计先生认为是该欠的,你也必须自承是该死的了。
  我所能帮助你的,只有这三桩。你可以住在我家里,找一个地方去写拿不到稿费的文章;其他的事情就必须你自己去解决了。你再考虑考虑,如果确有办法解决,你就来;否则,只好以后再等机会了。
  十一月七日
  三、复刘美瑶——一个史学系毕业女生惠函均悉,本想等见面时详谈一切,故未缕复。但因你住在女青年会,那个地方我从前曾经去过,有一个很好的会客厅,可是那环境不像一个老师访晤学生的地方;所以我不想去看你。至于到你的办公厅里去找你,尤其会叫我不舒服,故而也甚惧惮,无意冒险。星期日又不见光临,想必别有酬应。同在上海,熟人都不易见面,交通便利,亦复何补于事?
  你放弃了助教不干,而到上海来做一个与本行无关的××公司的女职员,虽然你曾经两次表示是“失策”,是“可惋惜的”,但是,从你的信中看来,我觉得这未必是你的真话。很对不起,请原谅我是你的国文先生,而国文先生的唯一技能,就是从字里行间去寻疵索瘢。因为我觉得你信里的那些对于你现在的职业的满意的感情,一点也反映不出你对于“放弃助教不干”这一举措的悔惜。
  其实我也并不坚劝你留在母校当助教。我的理由倒并不是为了一个助教所得的俸给太低,而是……而是,我仿佛觉得,你如果此番一做助教,你就可能终身沉浸在书籍与学问中,连结婚的机会也没有了。在今日中国的情形之下,我不敢鼓励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献身于学术研究工作中,独身到老。因为那是没有幸福的生活。你如今毅然离开学校,投身在一个热闹的,繁华的,世俗的社会中,虽然前途如何尚不可知,但至少寂寞与孤独的黯淡生活,已经被你摔脱了。
  现在,让我来研究一下你目前的情形。我所知道的你是读历史的,你尤其熟悉唐代妇人所受于西域的影响。但是你现在所服务的公司是个专做交通与运输生意的,你的职位是秘书。我想不出你的学问与你的职业之间有什么关系。可是你说你在公司里颇能称职,你的经理也曾赞美你的能力。你是五个试用女职员中间唯一的被选中录用的。你自恨不能打字,而一个打字很快的试用女职员却被淘汰了。唔,从这些data里,倘若你不以为忤的话,能不能容许我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五个试用女职员中间长得最好看的一个?我虽然不认识你们的那位经理,但推想起来,一切公司银行经理的脾气与嗜好,总是差不多的。他们虽然公开登广告请女职员,要经过考试,要大学毕业资格,事实上他们的标准还在相貌。你如果没有一副姣好的脸相,一个苗条的身段,就未必会被录取。
  反之,你如果没有大学毕业的资格,我想你也很有被录取的可能。
  你不要以为我在侮蔑你,你自己可以寻求证明的。你现在每日所做的事,是不是必须一个大学毕业生才能做得了?你说你的工作很轻松,很少,这就使我不敢想象你每天在办公厅里怎么过的了。
  凭着你的聪明,你一定会觉得;但是又因为你是初到上海;你刚从学校里出来,就每月领到一份不算小的薪水;在喜心洋溢之余,也许你不会觉得。而在我,一个在旁边关切你的人,却觉察到你的危机了。你的经理曾经请你看过电影或梅兰芳没有?曾经坚持着用他的汽车送你回去没有?曾经邀你一同去吃午饭或晚饭过没有?曾经邀你去跳舞,当你说你不会跳舞的时候,他就自愿做义务教师过没有?想想看,如果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你的危机已经在迎着你了。如果他曾经对你不止一次地说明过他的太太是个没有学问的人,或者是个脾气怪癖的人,或者是个身弱多病的人,那危机就更接近你了。你试试看,如果有一天你迟到半小时或一小时,当你到办公厅之后,是不是会有同事告诉你:经理已经问了好几次“密司刘为什么还不来”?你如果以为经理在考核你的勤惰,而感到有些凛然,那是大大的老实了。
  你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好职业,而人家却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好“花瓶”,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我相信你不会以“花瓶”自居,然则你所说的那些关于你的职业的话恐怕太天真了些。当然,如果有正当的恋爱的机会,恋爱的对象,你应该物色一个好的丈夫。
  但是,在你这个场合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好机会给你。
  留神啊,在上海,人不能太天真了。你如果不能安全地维持你的职业而不被侵扰,我劝你还是回到母校去当助教,虽然是一个枯寂而寒酸的学究生活,但它会得保全你不被损害与侮辱了。
  四、复王公谨——一个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你托陈捷同学带来的信与
  书八册均收到,陈君也把你托他告诉我的话全说了。现在到北平去颇不容易,上海各大学也还是乱烘烘的没有上轨道,况且又多已开学上课,无法允许你转学,我看你还是且安心在××继续读下去吧。
  胜利以来,一窝蜂的人回了京沪平津,几个流亡的大学也搬回了老家,使内地的学校有人去楼空之感。我想象得到你们现在的情绪,宛如盛筵散后,宾客们都打着灯笼各自回家去了,只留下一个骤然感到冷静的主人对着肴核狼藉的桌面在发呆。
  在这种情景中,许多人会得感伤,会觉得受不了。因此有不少家在内地的人也跟着复员的人到京沪平津一带来赶热闹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些赴筵的宾客在既回到家里之后,看看门户萧然,就另外有一股清冷寂寞的凄感。此时那跟踪而来的主人也就会知道他所赶的是一个幻像的热闹了。唐人诗云:“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足下可在此中吟味其意境。
  你如果是一个读科学或法商的,就有了非转学到京沪平津不可的需要,因为在这二三年内,内地的大学恐怕不会有什么发展,而这些学科,必须有好的教授及设备,才能对你有帮助。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个读中国文学的,而且你又倾向于国学的研究,你所希望的转学,如果仍旧想转入中国文学系,我以为还是不转出来的好。我的理由是:今日的京沪平津决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好地方。
  你不要笑老师迂腐,我觉得研究中国文学者第一要一个静谧的环境,能够让你神游千古之上,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方能有深切的了解。现在处身于平津京沪各大都会的人,差不多天天在为生活而奔走,一家老小住在鸽笼式的屋子里,自己家里是儿啼女哭,隔壁人家是无线电的骚音,镇日镇夜不停,如何还能容许一个读线装书的人掩卷闭目,尚友古人呢?即使在学生宿舍里,这里也挤得可以。你们那里从前是八个人一室,现在学生少了许多,应该可以两个人占一间了吧?这是你所享到的最优越的权利。你可以在宿舍里铺设一个大桌子,堆上二三百本书,中间安置你那块大端砚(这是从前你无法放在小书桌上而只好藏在衣箱里的),你可以每天坐在那里吟咏自得。“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这诗句会引起你的读书趣味来。假如你到上海来了之后,你就没有这个福气了。我们这里是十二个人一个房间,房间又比你们那边小了三分之一。两个学生合用一个小书桌。你能在这样的宿舍里读书用功吗?
  再说,读中国文学的人,与其在都会里,不如在山野里。中国文学作品,向来是山水文学多于都会文学。“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这固然是不在都会里的人所不能欣赏的,但是“万壑云霞影,千峰松桂声,”却是你所独擅的风物了。凡是读文学的人,必须先参透静的境界,而后再参透动的境界,方能驱使他的笔。你现在正是应该涵泳于静的境界中的时候,所以更不适宜于到摩登大都会的喧哗境界里来拂乱了心曲。
  还有,谈到书,我觉得你们那边图书馆里的中文书着实不坏。至少,对于你已经尽够用了。北平或南京几个大学图书馆里,固然有更多的中文书,但上海的大学,恐怕就比不上你们那边了。我记得你们那图书馆里有六百余种的丛书,而上海的大学里,只有一部丛书集成而已。你们那边有一部曾类说,上海的大学里却不像有。你们那边中文系的学生不多,没有人跟你抢书,可以说整个图书馆里的中文书,都随你挑选,而上海则每个学生只能借二册书,你受得了吗?
  至于教授的问题,我想也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固然,有好的教授可以大大的帮助你,但是即使没有一个教授,像你这样已经入门了的学生,只要自己能用功,也未尝不可以有所成就。古来的学者差不多都是自修的。何况你们那边的几位教授也不算差,而京沪平津各大学的教授,也未必全有道理。向慕虚声,学者所忌,我希望你不要学一般青年的样,口口声声的在追寻名教授,仿佛一做了名教授的学生,自己也就是个名学生了,其实是两无裨益的事。
  与客谈自杀
  好久没有替论语写文章了。编者来了信,说这回要出复刊周年纪念号了,上次的谈吃谈病,你都没有一个字,这回非凑凑热闹不可。限期十一月二十四晚上,必须写一点什么的出来。这是“死线”(Deadline)。
  现在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我正站死线上,兀自写不出什么可以在论语半月刊上服侍看官们的文字。正在焦急,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立刻跳起身来,说:“你来得正好。”
  客人怔住了,问:“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我要写文章。”我说。
  可是客人反而更莫名其妙:“你要写文章,为什么反而说我来得正好”?
  “因为我正在写不出。”我说。
  客人恍然大悟,说道:“原来如此。你正在写不出,厌烦得很,欢迎我来聊天,给你解解闷,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还没有弄清楚。”我说。“欢迎你来聊天,这不错。
  但并不是为了给我解闷。”
  “那么……”
  “是为了供给我一些文章的材料。”我赶忙拦着他说。
  客人立刻变色,随手捡起一张夜报,往沙发里一沉,管他自己看报了。
  “怎么了?敢情得罪了你?”我陪小心问。
  “岂敢岂敢,你还是写你的文章,可别跟我这里来找材料,我不愿意把我的说话写进去。这年头,说家常话也得秘密些,你看了菜馆里的国防部谕没有?”客人牢骚起来了。
  我对他瞪瞪眼,也奈何他不得。如果你不预备开口的话,还是请早去吧。否则,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死线就不怕了。
  我心下想,就耐性的等着。
  果然,一会儿就给我等到了机会。他好像在报上得到什么感慨。
  “愈来愈可笑了。哼!”他把报纸一扬。好像在对自己说,也像在对我说。
  “关于选举的笑话,是不是?”我赶忙奉承下去,唯恐他不再开口。
  他回头跟我一愣:“选举的笑话,即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笑话了。
  我说的是自杀。
  你看,一个裁缝,吞了一个铜戒指,要自杀,才吞下去,就叫茶房救命,这岂不可笑?”
  这倒并不可笑,归根结蒂,人都是要生命的,即使自杀的人亦然。
  但我明说这个意见,怕来客扫兴,又堵断了我的文料。我就改说:“不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失恋的青年,跳黄浦江自杀。才跳进水,就大叫救命了。也一样的可笑。”
  “所以,”我一听他这样说,就高兴了。至少我已经引出他的话来了。他说下去,“自杀也不必禁止,有许多人会得自己叫救命的。”
  “这也不然。在这个社会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价值的,或者说是前进的。所以,愈禁止则趋而为之者愈众,关于自杀也是如此,纵然有许多人会得自己叫救命,但自杀的人还是在日日的多起来,因为他如果不自杀,也就不会叫救命了。”
  我的话显然引起了来客的兴趣,他调整一下坐的姿态,“你说什么:在这个社会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价值的,或者说是前进的?这是指的什么?”
  “事实,”我说,“我没有微言大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文汇报,学潮,黄金,美钞,这些都是,最近还可以加上一个民盟。许多人都在怀念它们,就因为它们都已经被禁止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说明,当它们没有被禁止以前,它们都不是……”来客有点深思起来,他在开始与我辩难了。幸而我阻住了他。
  我说:“你是不是希望我们谈谈政治?”
  他恍然大悟,赶忙说:“不不,我们不谈那些个,你别把那些东西写进去。我们宁可再来谈谈自杀。”
  “好吧,反正也一样。”我说。
  “那么,从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以为在禁止自杀以后,自杀的人就多起来了?”他问。
  “可以这样说,我相信。虽然这个理论用在自杀这件事情上,不容易获得明显的论证。”我说。
  “然则,你以为这些可笑的自杀者是前进的,是不是?”他逼着问。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我回答,“不过,你要注意,大多数自杀者是没有叫救命的,他们真正做到了自杀,自然是前进的,例如轰动一时的筱丹桂就是。”
  “筱丹桂,我承认她是前进的,但是,我不了解,叫救命的难道也同样是前进的吗?”
  我说。
  “当然同样是。这分别只是一个自杀的技术问题。技术差的自杀者,使他在临死之前,还有能力表示他的要生命的意志,技术好的,使他在来得及表示其要生命的意志以前,已经死了。”我说。
  “怎么?你以为凡是自杀的人都是要生命的人吗?”他有点迷糊了。
  “很抱歉,”我说,“我在没有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以前,就把你送进第二个问题里去了。现在让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我说‘前进的’,这个状词的意义并不如普通人所想象的那样可尊敬。我所认为前进者,是指一些有能力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的人。
  至于那能力那办法之是否适当,是否成功,都没有关系。自杀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应付他那苦难的生命,如果他根本不要生命,不重视他的生命,又何必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因此,这就是我对于你第二问题的答案了。你也许会觉得,这里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矛盾:既然要生命,反而以停止其生命为解决生命苦难的方法。是的,这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矛盾,在自杀后叫救命的人泄漏了这个矛盾;而终于自杀的人则保藏了这个矛盾的秘密。”
  “很好,你解释得很透彻。但是,我还得回头来问一下,在禁止自杀以前,这些人难道都没有准备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他问。
  “何以见得?既然一问有人自杀,则那些自杀者就是自动地在设法解决其问题的人。
  这种人可以说是先知先觉的自杀者。先知先觉的自杀者多了,不免影响到社会人心,于是当局要禁止了。而禁止实在就无异于唤醒。先知先觉者促成了禁止,禁止反而唤醒了一批正在不知应该如何解决其问题的游移分子,给他们指示了出路。于是有的完成了悲剧,有的闹了笑话……”
  “这样说来,根本就取放任政策,不加禁止,你能担保自杀者不会互相效尤,愈来愈多吗?”他问。
  “如果生命的苦难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时,这就无法担保了。”
  我说,“但是,事实上,十之九的自杀者都应该可以有别的两全之道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他们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却采取了一个干脆,然而是牺牲最大的方法而已。”
  我说。
  来客又对我瞪了一眼,漏出了他的昆明话:“你家说哪样?”
  “我说的是关系自杀的事。”我回答。
  “那么何以说是‘两全之道’?这‘两’字指的什么?”他咄咄逼人地问。
  “难道你以为应当说是‘自全之道’吗?我却不以为然。一个生命是个人的,另一个生命是人类的,虽然同时在一起。”
  “得了,别引申开去了,我该走了。除了自杀的事情以外,我今晚没有跟你谈别的,你下笔得放仔细。”他说着就走了。
  于是我写得了这么一篇闲文,送给论语复刊周年纪念号去助兴。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
  过年
  在炮火中过了九个年关,倒并不觉得怎样难过。不,甚至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过年的感觉。年三十晚上早早的睡上了床,年初一睡到日高三丈才爬起。临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忧愁,也没有什么感伤。没有人来跟我要债,也没有人来借钱急着还债。爬起之后也一点没有觉得异样。
  偶然看见本地人有点像过新年的样子,也漠不关心,仿佛这与我无分。
  那么平静,那么顺利,那么安逸。当时不以为可贵,现在却不胜其忆慕了。
  现在,胜利还乡以后的第三个年关,却过得有点惊心骇目了。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些字眼才能说明这一份情绪。在炮火中行了宪,在饥饿中民主。有人花一万块钱吃一碗阳春面,有人花几十亿争取一个国大或立委。在啼哭呼号与欢喜赞叹打成一片的交响乐中,我不敢对镜子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连我的脸也一定很尴尬相了。
  有时也偶然会爽然若失,觉得自己还不够达观。到底这些局面还可以与我不相干的。
  为花惜春,为蝉悲秋,总是感情用事,不值得那么牵挂。俗语云“天坍自有长人顶”,我辈矮小儿郎大可不必干着急。可是不行,尽管会得作如是想,也似乎摆脱不掉这干着急的情绪,甚至有时竟也会双脚乱跳起来。
  一年,两年,三年,谁知道愈跳愈急,无法安静下来。难道要我把这一辈子断送在这干着急的情绪里了吗?我有点害怕。现在又得过一个年了。时光既不会永久的或暂时的停止,我又不预备切断我的生命来否定时光的前进,于是这个年关展开在我面前,那副狰狞的面目,使我望而畏缩了。
  我不敢揣测这一关之外是些什么景象,我只晓得我已不能再跳下去了。然则不过这一关,岂不可以稍稍安定些?话果然有理,但我可哪能不过这一关。一切在年关自杀者其实都是蠢人,抽刀断水水更流,水既长流,抽刀亦遂徒劳。你难道真以为自己一死,年就不过了吗?你的双脚不必再跳,这并非表示关外已无使你不跳之景象也。
  因此,我的最大问题,乃在于应该怎样挨过这一个年。照法国人的话讲起来,就是我应该有一个“哲学”。可是偏偏我从来没有读过哲学,现在急切之间,不知从何找起。
  我思古人,不免打开几卷残书,想看看古人的过年哲学如何。谁知因此却发现了一个向来没有人注意的事实。原来古人对于过年一事,也都缄默无言。关于除夕的诗文倒有不少,可是那还没有过年。元旦或新年的诗文也常常碰到,可是他们已经过了年。白石道人诗曰:沙尾风回一道寒,椒花今夕不登盘,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词剪烛看。
  这一首自然是一切除夕诗的代表作,风韵可称清绝。但是他说“百年草草都如此”,却一笔判定了百年,不承认例外。这一点与我现在的心境却不同。我所想到的是:从前的确并不如此,今年却弄到如此。或者说,尽管从前如此,以后如此,今年却偏不如此。
  因此,白石老仙还能从容剪烛,自琢春词,我却无此安定的情怀。
  况且,当他写完十首诗后,不管他是吹熄了蜡烛,在船里睡觉过年,或是对着烛花守岁,那时此老真的如何感想,还是一个秘密。元微之诗曰:一年今日始,一年前事空;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
  这可说是一切元旦诗中最爽利的了。我把它检得来与白石道人诗配对,因为他们两公是同样的看法。元微之也毫不客气地一年判定了百年。
  不是吗?”凄凉百年事,应与一年同。”与“百年草草都如此”,岂非同一机杼?我们不能说白石道人偷用了元微之的诗句,只能说大家都代表了中国诗人在岁暮年初的观感。
  但是这首诗也不是我现在所要寻找的,因为他到了正月初一,才做这首诗,他告诉我的是过了年之后的感慨,也并不是过年的情绪。
  于是,在我的苛刻的条件之下,我只能找到一个宁波和尚的法语: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
  这是北宋时余姚法性寺行持和尚过年颂。的的确确是咏过年的,正是我所要来用以消遣我的过年情绪的药物。到底佛法比消法地下净还有灵验,它登时启发了我的禅机。
  我可以给它下种种注脚,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或社会的。
  左讲右讲,无所不通。总而言之,“无皮也过年”宛如一声狮子吼,使我猛然警悟,放下一切。过年过年,原来正该作如是观。一切恐怖忧虑,疑惑苦闷,立时消释,无有更无无了,这样一来总算解决了一个问题,比预支三月份薪津还要受用,欢喜赞叹之余,请为和尚下一转语:荆树本无皮,岂为过年故?年自由它过,莫把树认错。
  禹城神洲一切善男子善女人,于意云何?
  赋得睡
  好久没有替《论语》写稿,对编者说是不得闲暇,其实这也不是全部理由。干脆说,实是写不出耳。一个向来自以为写文章的人,同时也一向被认为写文章的人,居然说“写不出”,好像又是一个无礼貌的托辞,于是还毋宁说是不得闲暇,至少对于编者,聊可息事宁人。
  此番《论语》又要出一个专号了。叫做“睡的专号”,编者用十万火急文书,发令征文,并且还先送了稿费来。简直好像志愿兵领到了安家米,其势非出发不可了。
  于是让我来试作“赋得睡”。
  我不知道这个专号是什么人想起来的。似乎想得太促狭了些。睡了还有什么话好说?
  古往今来只有梦的文学,没有睡的文学。梦是唯一的睡了之后的文章,而且那文章尽有得做。如果睡了之后,并不做梦,小说上照例总是用“一宿无话”一句交代过去,他既无话,看官们还有什么念头可转?
  再说睡之前,那就是没有睡的时候,话可多了,可是与睡全不相干。
  小说里写到这个地方,总是说“于是交颈叠股而睡”,一段风流,终于此一“睡”字,看官们也就索然意尽,翻回前页,再从头看过一遍了。
  如此说来,睡还有什么可谈的?此鄙人之所以不得不怨尤题目出得太促狭也。
  想来想去,替睡的专号写文章的人,最有资格的当推终南山中的老陈抟了。他老人家既然一睏困千年,到如今想必不计老了三年五载,用飞机去请他来谈谈睡的滋味,一定有趣。好就好在不听说他睡中有梦,而且总是倒头便睡,所以一定切题,决不会作题外话也。
  宰予也是一个合格的人物,让他来讲讲昼寝的经验,一定有奇言妙论。可惜被孔老夫子骂了一声“朽木不可雕也”,遂使千载以下,不闻其详,此道竟尔失传,这又不能不怪孔老夫子太认真了些。你看他老人家自己睡觉是怎样的?”食不言,寝不语”,“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
  可想他的睡觉必如泥塑木雕一般,一上床就规规矩矩的专等周公来入梦,其情形大似前清考秀才的童生到于忠肃公祠去祈梦一样。若使夜夜如此,却不知他的伯鱼是怎样得来的。
  寝衣,有的说就是绵被,有的说就是睡衣,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必有”和“长一身有半”这两个条件都叫人有点吃勿消。难道在大热天也得盖绵被或穿睡衣睡觉吗?况且这绵被或睡衣还得长一身有半,拖手拖脚的,有甚舒服。照我的办法,光身赤膊,四体朝天,肚子上覆一条三尺的毛巾,胡帝胡天的睡一觉,这是大热天最舒服的事情了,孔老夫子怕不懂得享这个福。
  孔夫子不喜昼寝,可是做圣贤群辅录的陶渊明却偏爱昼寝。“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说得何等写意,而且还痛惜此种生活之不可复得,言下又何等眷恋不舍,大有金圣叹以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吃传授儿子的意味。如果孔夫子还在的话,岂非又是一段朽木?如此说来,陶渊明盖幸而生于晋宋之际,宰予则不幸而在孔夫子门下也。
  睡觉原是一个人的私生活中之最私者,随你如何睡法,别人未便干涉。但有的时候,似乎连睡觉也得小心些。宰予昼寝,何以让孔夫子看见?挨了一个“朽木”的恶名,贻笑千古。宋朝蔡持正(确)迁谪安陆,尝作安陆十诗,有句云:“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不久即被他的政敌吴处厚捃摭笺注,在皇帝面前告了一状,竟因此远贬穷州。
  吴处厚在这一句诗下注曰:“未知蔡确此时独笑何事。”你看,这多凶狠!孙会宗谓杨恽曰:“大臣废退,当杜门惶惧,为可怜之意。”蔡持正乃不以为前车之鉴,居然遂安然昼寝,睡起还要莞然独笑,笑之不足,还要作诗自画供状,而不知黄鸟追寻,正在等你这一睡一笑也。从前我看到这一节记载,当下曾有怅触,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即曰“独笑”。
  如今因为它与睡也大有关系,故尔又复提起。其实独笑的来由,正在此一睡中,若果睡梦里无痛快事,则睡起后有何可笑,按照检察官认唐宗杰为舞女捣毁社会局一案的“罪魁”的例子,则此“睡”的确也是一个“罪魁”了。不过我想吴处厚之意,必以为蔡持正此句本当作“梦醒莞然成一笑”,方可罗织得当,如今不曰“梦醒”而曰“睡起”,算是蔡公的绝顶聪明也。
  看官们总还记得,曹操睡觉,不喜人近他卧榻。有一次他睡觉时,绵被掉在地上,他的卫士走上前去替他盖好绵被,却被他起来杀了。醒来后还说不知有此事,想必梦中看见有人相害,故尔杀却。从此无人敢趁他睡觉时走近他。这个故事,岂不使我们对于长官,上司或领袖之类的大人物有点毛发悚然,觉得他们连睡了觉也不容易伺候?
  鉴古知今,在这几种睡觉中,我所获得的教训是:一、大人物是连睡觉都可怕的。
  二、一个人要睡觉就睡觉,但不必给人家知道你曾睡过觉来,换句话说,就是连睡觉也得秘密些。关于这一点,最近还有一件实事可证。
  某大学生偶尔午睡,醒来时,一个特务学生就责问他!“你昨天晚上在哪里开小组会议?”三、陶渊明式的睡觉,也不是容易获得的,此陶渊明之所以为可羡可慕也。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搁笔,但我还想加一个P.S.,记得小时每天上学散学,路过府桥上,总看见好些贩夫走卒仰卧在桥栏杆上。桥栏是石头的,只有一个身体那么宽,他们睡在那上面,两条胳膊拖垂着,如果向外翻一个身,就会立刻翻落到河里去。可是他们好像一点也不担心,每一个都睡得鼾声雷动。我就羡慕着这样的睡觉,以为这种精神,真不可几及。盖不了解他们者,或以为此乃有似乎火山上跳舞,而我则以为此正是能安居于危难之象也。处今之世,亦谈何容易?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
  再“过年”
  编者嘱咐我给他写一点新年杂感。按理说,新年杂感必须要在新年里才写得出来,此刻还是年尾,实在无法预支我的感想。但是编者偏要我在年尾交卷,让他有赶出新年特辑的余裕,没法子,只好把我想象得到的新年感想送给他了。
  去年过阴历年时,曾经替一个半月刊写过一篇“过年”,其中引了宋时行持和尚的过年颂,曰:“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我真的极喜欢这个偈语。有生以来四十余年,可谓既无大皮,亦无小皮,然而无皮也照样过了年。其实并不是过了年,乃是仿佛无年可过耳。无年可过,谓之为过了固可,谓之为未过,亦未尝不可。
  这些话,在从前太平盛世,也许可以说是带些禅味。但这几年,尤其是今年,恐怕也正是人同此心,不让和尚独拈妙谛耳。试问过年者,今年可有多少年味?大皮小皮,裹缠得愈厚愈紧,年味也就愈隔愈远。
  或在江亚轮中,或在霸王机上;或饮恨于华盛之顿,或匿迹于中山之县;此皆心欲过而无年之流也。倒不如鄙人之类的无皮者,虽然人家看来,满身疙瘩,一摸精光;虽然寒冻不堪,其实却是赤条条地毫无牵挂,此则纵使有年而无过意之流也。照目下情形看来,大千世界,南瞻部洲,毕竟是无皮者多,有皮者少。只要少者愈少,乃至于无,彼时人人无皮,永无皮相,天下便可大同,不必高瞻远瞩了。
  现在所想象不出者,乃是这些无皮之流,不知究有几多定慧?万一他们照照镜子,在灯红酒绿之中,居然自惭形秽起来,凡心一染,先缠小皮,后裹大皮,好好一株紫荆树,变做了千年老棕榈,那时这一角世界,依然还在太上老君掌心里,这年头就非拚命去过不可了。
  但我个人的无皮到底,是可以自信的了。所以有年亦好,无年亦好;过亦好,不过亦好。新年旧年,一而二,二而一。旧的固然旧了,新的亦恐怕不久就旧。如果必欲寄希望于汤盘之日新,精神亦太觉劳苦。尧民击壤歌之所以为大中国老百姓之最佳哲学,岂非由于此故乎?
  闲话重阳
  今天是阴历九月九日,也就是重阳佳节。从汉代以来,清明上已一向是人民春季郊游的节日,重阳是人民秋季郊游的节日。我们今天还保留着清明郊游的习俗,但重阳这一个秋游的节日却非常冷落了,这或许是由于清明节正当春假期间,而重阳节却不放假的缘故。但另外或许还有别的理由。
  续齐谐记里有一个故事:“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因语景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合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酒,祸乃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以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这是用神话故事来解释一种民俗的起源,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利用迷信来把这种风俗维持到很长一个时期,坏处是当人民不再迷信的时候,这种风俗也就跟着衰歇了。
  登高,饮菊花酒,带茱萸囊,大概是汉魏六朝时代人民在重阳节郊游时的主要项目。
  吃重阳糕这一件事,恐怕是起于唐代的。至于持螯赏菊,开宴吟诗,那是唐宋以后少数人的“雅事”,而不是人民大众的娱乐了。
  记得小时候,每逢重阳节,市上总有得卖重阳糕。这重阳糕虽然据古书上的记载,有各种非常考究的做法,但在我们小城市里所能吃到的实在只是普通的糯米白糖糕。加上猪油和洗沙的,已经是最名贵的了。
  我固然爱吃糕,但尤其喜爱的却是糕上插的旗。
  重阳糕与平时卖的糕本来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特点就是重阳糕上有旗。这些三角形的镂花彩纸旗,曾经是我幼小时候的恩物,玩过中秋节斗香上的彩旗之后,就巴望着玩重阳旗了。
  过了玩彩旗的年龄,我才理解到重阳节的娱乐主要是登高。在我们小城里,最高的地方是一座古塔,因而我曾有过三四年,每逢重阳节总得邀几个同学一起去爬塔,看看城郊景色,确是比玩纸旗有意义得多。
  不过城里的人对登高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兴趣,大家尽管都知道重阳是登高佳节,可是真正来实行登高的,却只有我们这几个好事的中学生,因而我们总不免感到一些寂寞。
  及至读到唐诗,才知道重阳节日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叫做插茱萸。
  王维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现在初中一年级学生都能读到了,但我却在十七八岁时才读到。茱萸是哪一种花木,我到今天也还不知道。现在文学课本上的注,也只说是“一种植物”,没说明到底是哪一种植物,也没有说明这种植物怎样插法。我当年读这一首诗时,有一个很天真的体会,以为茱萸是一种草本或木本的植物,每逢重阳节,家家都仿清明植树之例,每人该种一株。
  王维因为自己在异乡作客,因而想到家里今年少一个人种茱萸了。
  这种想法,不是毫无根据,可以说是从这句诗的文字上直觉得来的。即如现在初中文学课本上的注释,也还把这两句诗解作:“今天我在远处想到你们在登高,个个应景插茱萸……”底下又注释道:“古代习俗,九月九日要登高,要插茱萸,据说插茱萸能避灾疫。”关于茱萸怎样插法,也没有说明白,恐怕有不少中学生会像我一样,把它想象做清明植树,重阳植茱萸呢。
  根据续齐谐记所说,桓景一家人的手臂上都挂一个红绸袋,袋里装满了茱萸。可是到了齐梁时候,似乎只是妇人才佩这种茱萸囊,而不是人人都得挂了。到了唐代,这风俗似乎又恢复到东汉时代的办法,一家人都和茱萸发生关系,不过不是手臂上挂茱萸袋,而是插茱萸了。到底插在什么地方呢?查李白诗曰:“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朱熹词曰:“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原来是插在鬓边或头上。这样才明白了王维的诗,同时也明白了唐代的风俗。到了重阳节日,每人头上都得插戴些茱萸,并不是集体植树之意也。
  不过疑问还有。到底这插戴的茱萸是花呢,是叶呢,还是果实,在唐宋人的诗词中还看不出来。查图经本草云:“吴茱萸今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木高丈余,皮色青绿,似椿而阔厚,三月开花,红紫色,七月八月结实,似椒子,嫩时微黄,至成熟则深紫。”又风土记曰:“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
  这样看来,插头的原来是茱萸子,或者说是球果,决不可能是花也。遗憾的是,唐宋人既说这种植物是“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而我却至今还不认得,真该为“儒者所耻”了。
  夏原和知识分子
  十八日文汇报“读者的话”栏内记载了夏原的事情,读后不免有点感想。我并不认识夏原,但记得在抗战时期看到过十几张以贵州苗家生活为题材的木刻,那作者署名是夏原,当时的印象觉得也还不坏。如果今天在劳动教养所里的夏原就是青年从事木刻艺术工作的夏原,我想陈道怡君为他老师的呼吁是应该的。
  从编者的按语看来,可以明白夏原之所以被送进劳动教养所当作游民处理,主要是由于他的自高自大发展得太突出了,以致被目为一个空虚而颓废的艺术家,甚至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家。这件事实本身,当然是夏原自己应该负首要的责任,他的处世态度一定有些缺点,使别人无法帮助他。
  我的感想是因夏原而联系到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这问题有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一般地说来,自高自大当然不是美德,它不但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容易影响别人的进步。可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无可讳言地,自高自大的现象却普遍地存在着,有不少知识分子,别的品德都不坏,却偏偏犯了自高自大的毛病,为群众所不满,尤其为领导所头痛。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我们应该深入了解一下,找出它的根源来,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据我的看法,自高自大大多是自尊心的恶化发展。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工作者,凭他自己的学养,常常容易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成就。自己的尺度愈严,对别人成就的菲薄也愈甚。有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尽管瞧不起别人的成就,要是叫他自己动手,也“拿不出真货色来”,然而他还是瞧不起别人的,这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同样的高。人家以为他的态度是“人不如我”,事实上应该理解做“人不如我的理想”。
  因此,自高自大的发展,往往是不自觉的。唯有能够从自己的甘苦中体会到别人的甘苦,才能养成“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杜甫的胸襟。但这却并不容易,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很少能达到这个境界。
  正因为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发展,所以应该采取极自然的教育方法,以消弭于无形。
  如果采取打击他的自尊心的方法,我以为是毫无好处的。它反而只会促成这自尊心的狂妄发展,以非常突出的自高自大态度来敌对思想改造。或者另外也有一些人,当他的自尊心完全被打垮之后,态度大变,非但丝毫不再自高自大,简直自卑自小到极度,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对一切都欣然同意,对一切都恭维一阵。这一种人的思想状况,分析起来,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真的完全失却了自信心,心灵整个麻痹了,只求适应他的生活环境,以取得生存;另一个是把他的自高自大转为向内发展,表现做一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我以为,不管他是属于哪一类型,都是戕贼了他的个性,无形中也妨碍了社会的进步。
  我所谓极自然的教育方法,就是给他以工作。一切人都能从适当的工作中受到教育。
  这里最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一条件。对于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如果给他以超过他的能力的工作,这是对他讽刺,也等于打击。如果给他以他的能力以下的工作,这是培养他的自高自大,无补于事。一定要适当的工作,使他不能不努力去做。他既不轻视这工作,也不憎畏这工作,他就不会再自高自大了。
  自高自大虽然从自尊心发展而成,但自尊心与自高自大却截然是两个东西。我们要消弭的是自高自大,可不必连自尊心都一起铲除。夏原如果从前确是个非常自高自大的人,可是“几年来,他到处奔走,要求职业,连机关的传达都乐于去做。”这说明他的自高自大已经消耗到连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心都崩溃了,然而人们还把他当作一个游民处理,这又怎么能怪他要认为是“宗派主义的排挤”呢。
  咬文嚼字
  语言文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社会安定的时候,它也是安定的,很少变动,但是在政治社会起了一个大变动的时候,它也立刻跟着来一次大变动。近百年来,我们的社会变动得很大,因而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变动也特别大。鸦片战争以后,舶来了大批新名词,它们使我们的散文乃至诗歌,改变了面貌,饮冰室文和人境庐诗是其典型的例子。
  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诗代替了旧诗,当时以为这一变动似乎是最大的了,但从今天看来,也还只是一种书面语文的改革,其影响还没有波动到口头语言。
  解放以来,语言文字的变动才是真大,非但今天的白话文已不是五四时代的白语文,连今天的口头语也已不是五四时代的口头语了。例如“坦白”,“靠拢”,“支援”,“联系”,“打通思想”,“克服困难”,“如所周知”,“做好准备”,这些都已经成为目前每个人的口头语,现在讲的时候不觉得它们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想一想,就可以发现这些词语所代表的思想情况,在从前是很难适当地表达出来的。
  我最欣赏“坦白”这个词语。这不知是谁的天才创造。他把一个状词用成动词,像我们这些被旧的语文习惯拖住辫子的人,决不敢作这样的尝试。可是这个词语帮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小的困难。在这个词语未诞生以前,我们常常用“招认”,“供认”,或“招供”,这些词都像用在罪犯身上的,在非罪犯身上就不适当。或者用“承认”,意义似乎又轻淡了些。倘若用“忏悔”,又像是一个教友的口气了。现在我们都用“坦白”,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有此新词语,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意义似乎仅限于一方面,否定的或肯定的,但用到后来,似乎就泯灭了这一区别。例如“一贯”这个词语,最初只用在否定的意义上。
  譬如说某人一贯的不重视劳动,或一贯的做小广播,或一贯的与人民为敌。但是当我们有一天看到报上出现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一贯的爱好和平的”,这才觉得这个词语的倾向性在改变了。再举一个例子,“高度的”这一个状词,一向似乎专用在肯定的事物状态上的,例如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艺术性等等,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句:“当时残酷的官吏高度的剥削人民”,于是我对这一个状词又得另眼相看了。
  “现场”这一个词语,我看见过好几次,总觉得有点古怪。这个词语在从前很少人用得到,只有人民警察才常常用到它。这是指事故发生后的当场情况,例如室内发生了谋杀案,那么在尸体未移动,室内一切器物未改变出事时的位置的时候,就叫做现场。
  可是这个词语,现在却变成“场地”的意义了。
  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看到过一块大木牌,写着“现场不准吸烟”,过去一看,才知是一个建筑工地,写着禁止工人吸烟的,那里边并没有发生工伤事故。这一类的语文现象目前也存在着很多,也许是它们变得太左倾了,也许是我的接受性太右倾了。
  有一个新词语,却使我感到很为难。五四运动叫我们把“拙荆”,“贱内”,“内人”,“内子”,“老婆”,“家小”,“屋里”以及“阿大的娘”一概废弃,改用“太太”。现在大家都不说“太太”了,现在叫做“爱人”。这个名词,不知怎的,我这张五十多岁的嘴巴里,总是叫不出来。听见七十多岁的人在把他的尊夫人叫作“爱人”,我真是衷心地佩服不已。我没有勇气用这个名词,一半固然因为它似乎太青年性了,中年以上的人用起来有点“肉麻当有趣”,另外一半理由却是以为它的意义不够明确。从逻辑上来看,“爱人”不一定是“妻”,尽管你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男子除了“妻”以外不再有“爱人”。但是我们如果向一位国际友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是“我的爱人”,他一定会怀疑,或者竟要偷偷地打听一下,这位女客到底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外室?或者他会诧异,怎么中国人竟把他的外妇公然介绍给人家,这倒是社交上少有的事。
  年轻人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尴尬。“爱人”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未婚妻,也可以是“女朋友”。如果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称他的妻子为“太太”,确是反而有点少年老成。
  我个人虽然不很赞成,也不习惯“爱人”这个名词,但也不抹杀它的好处。它的好处是男女双方都可以使用。五四运动虽然把“太太”这个名词普遍化和平民化,但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的片面。妻子称丈夫没有变成“老爷”。而“先生”这个名词似乎又不受女界的欢迎,很少采用。因而一方面虽然叫她为“太太”,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他”
  或“阿大的爷”。“爱人”这一名词既然双方都可用得,这就可见解放以后祖国语言的改革,确是照顾到全面了。
  狄根司小说中的旅店B
  B本文所用“旅店”,是英语inn的译文:“酒店”是Tavern的译文,都是一种小客栈,管住宿,管饮食。现代所谓Hotel,则译作“旅馆”,兼营饮食者,则译作“大饭店”。
  英国的驿车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古代交通事业的好榜样。十八、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常常在作品中提到旅途上打尖和歇夜的旅店,都以为这是享受安闲舒服的好地方。
  约翰逊博士甚至说过:“一只旅店里的靠背椅是人生快乐的宝座。”
  他还说:“一个好的旅店或小酒店乃是人们设计出来的最使人感到愉快的地方。”
  海乐特的《格言集》中也有一句:让世界纷纷扰扰,我自在旅店里逍遥。
  散文家特昆赛还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英国邮车》来赞扬英国
  的邮车驿站。我每次读了英国作家的这些叙述,总觉得我们的古代交通旅行设施比他们差得很远。但是,从火车出现之后,驿车很快地被淘汰了,接着被淘汰的就是沿着驿路供旅客打尖歇夜的旅店和酒店。
  狄根司的时代,正是英国驿车交通最繁荣的时代。以伦敦为集中点,从全国各城市各乡镇来的驿车,一日之间,何止千乘?所经由的道路,其干线就有十几条之多。这些路上的旅店、酒店,有许多是很负盛名,为旅客所津津乐道的。它们或则历史悠久,或则以美酒佳肴著名,或则以招待殷勤,宾至如归著名。狄根司浪游全国时,对这些旅店、酒店非常熟悉,因此,他常常把它们写进他的小说中去,或则仍用原来的店名,或则改用一个杜撰的名字,有丰富的旅游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家。
  十年前,我看过一本雷却逊所著《英国古代的旅店》(一九三四年出版),谈了几十家著名的旅店,极有趣味。其中有一章《文学里的旅店》,引述了英国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到过的旅店,从乔叟起到狄根司,都是极好的社会史料。
  近来又看到一本麦资所著《匹克威克外传中的旅店和酒店》(1921年),专讲狄根司的那本《匹克威克外传》中提到过的那些旅店和酒店,有三十多家,其中有几家还兼见于狄根司的其他小说,可见狄根司对于这些公共场所是很有兴趣的。著者将这些店家详为叙述,常引用狄根司的原文,以证明这位作家在描写这等地方时,也是字字实录,惟妙惟肖,可知他的作品真不愧为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现在我抄译几段,作为这本妙书的经眼记念!
  白牡鹿在《匹克威克外传》第十章的开头,狄根司把伦敦所有那些古老的旅店客栈作了一个有趣味的概述,然后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白牡鹿”旅店。在这一家旅店里,跟了金格尔先生私奔出来的五十岁的老处女来雪尔小姐终于被她哥哥华尔德先生追上了。一场喜剧就在这个客栈里发生,使这家旅店和当时那个擦皮鞋的赛缪尔·维勒先生永垂于不朽。
  这个白牡鹿旅店确是伦敦最有名的几家客栈之一,它开设在南华克镇上,一向是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马车活动的中心点。从大陆上和英国东部及南部来伦敦的旅客大多在这个客栈里歇脚。载客的马车、运货的大车,整天整夜的拥挤在这家客栈的大院子里,甚至还停满在它附近。
  因此,在马车时代,白牡鹿可以说是旅客和商人都非常熟悉的名字。但是,如果没有狄根司那枝生花妙笔,它决不会成为没有到过伦敦的那些全世界的读者所熟悉的地方。
  这个旅店大约在公元一四○○年以前就有了。白牡鹿的招牌是取自国王李却第二世的徽章。这个旅店无疑地历来都是达官贵人富商豪客的旅邸。十五世纪的《巴斯顿书信集》中,在讲到杰克·凯特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个旅店。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六》中,也提到过它。一六三五年,由于大主教威廉·劳德的宗教迫害而引起的人民暴动,据说当时的兵士和民众都集合在这家旅店里。一六七六年,南华克镇遭了一场大火灾,这家旅店完全被焚烧了。可是,随即就在原址照原来样子重建了起来。据当时一位宗教史学家约翰·史屈莱普的记载,说这是一家最大的旅店,可以接待二百位客人和他们的仆御车马。狄根司所描写的正是这家旅店的全盛时代,它反映着英国马车交通时代的最繁荣阶段。可是,不到几十年,火车出现了。这个著名的旅店也和其他一切驿路旅店一样,很快就衰败下来。后来,据说,两边的厢楼首先分别出租,不久,内院也住满了人家。几百年来的豪华旅邸,变成为一个大杂院。到一八八九年,终于被拆除掉,代之以新的建筑物。
  但是,有一条小巷子,至今还叫作白牡鹿。
  皮酒囊在《匹克威克外传》第十一章中,狄根司曾介绍了一家肯特州科伯姆村里的一家“皮酒囊”酒店。这是特普曼先生在失恋之后打算匿迹的地方。他在那里写了一封牢骚满腹的信给匹克威克,于是匹克威克就和文克尔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一起去找他们的朋友。先雇了一个车到达洛彻斯特,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下午,三个朋友一起步行到科伯姆村。接着,狄根司描写了匹克威克一行三人沿路所见农村风物。这一段文字写得非常好,充分捉到了肯特州农村的典型。原来这里是狄根司最熟悉的地方。当他儿童时代住在都坦村里,可能跟他父亲来这里散步过。后来他在巧克度蜜月,肯定也到这里闲逛过。一八四○年,他在孛洛斯代休养了一时之后,和马克利斯及福斯透一同回到伦敦,也经过科伯姆村,在这里停留过两天。一八四一年,他和福斯透又在科伯姆耽了一天,就是歇在皮酒囊店里的。后来,他定居在盖茨希尔,这里更是他经常散步的地方。所以,他的传记作者记述他在一八五六年的生活,就说:“在科伯姆的周围,沿着公园和村子,经过那个因《匹克威克外传》而著名的皮酒囊,这是狄根司最有兴趣的散步。”
  匹克威克先生一边看风景,一边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我们的朋友那样受到心病的苦恼,他们来到这里之后,我想他们一定会很快地恢复了对于人世间的留恋。”经过了半小时的行程,到达了那个村庄之后,匹克威克又说道:“对于一个厌世者,把这里作为一个避世隐居之地,再好也没有了,再合适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个地方更适宜于避世的地方。”这是匹克威克的话,也是一八三六年狄根司的话。狄根司说:“皮酒囊是一个干净而宽舒的乡村小酒店。”匹克威克先生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厌世的朋友。饭后,两个人在教堂墓地里散步,匹克威克先生花了半小时,终于说服了特普曼先生放弃了他的想退隐的念头,而欣然回到朋友们身边。
  此后便是匹克威克先生在皮酒囊附近路上发现了一块古代石刻,它使匹克威克先生荣誉地被选为十七个本国和外国的学会的名誉会员。当天晚上,匹克威克先生还在皮酒囊的房间里看完了疯牧师的手稿。第二天早饭之后,他们一行四人带了那块奇妙的石刻坐马车回到伦敦。
  从此以后,皮酒囊成为英国的著名古迹,每年有许多崇拜狄根司的人来到科伯姆村参观这个“宽舒的乡村小酒店”。使人们感到兴趣的是这个村庄和这个小酒店依然还一模一样地保持着狄根司所描写的那个样子。依然是红瓦的屋顶,依然是小窗子和老式的百叶窗。不过原来的那块招牌已移在过道边的右方一扇玻璃窗背后的一个小柜台里了。
  现在门口挂的招牌上却画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像,仿佛他正在向他的社员演说。上面一行写成弧形的字:“狄根司的老匹克威克”。底下一行写着“皮酒囊”。走进门,经过一条很长的过道。过道尽处,就找到了那个“低顶的长房间”。匹克威克先生就是在这里找到他那个厌世的朋友的。现在,这里依然“陈设着许多样式古怪的高背皮垫椅子”。
  另外还有古老的钟,和其他古色古香的家具。墙上也依然挂着许多古老的肖像画。但是,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空缺处却填满了各种狄根司及其小说中人物的画像、小说的插图以及其他纪念狄根司的图片。总之,这里现在已成为一个狄根司的纪念馆了。
  在雷却逊和麦资的书中,都印有一幅皮酒囊的照片,可是,除了那块招牌以外,房屋的外观却不同。麦资的书出版于一九二一年,而且他谈皮酒囊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应该认为他这本书里的照片是可信的。
  但雷却逊书中所印的那幅照片显示的却是一座较为古老的屋子,这一点却使我不能理解了。
  乔治和秃?j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们从伊普斯威契回伦敦后,就搬到伦巴德街乔治广场“乔治和秃?j”大饭店里去住,从此,匹社总部就设在那里,一直到他退隐为止。因此,乔治和秃?j大饭店可以说是匹克威克先生后半期的活动据点。
  这家大饭店也不是子虚乌有的地方,它确是伦敦一家历史悠久的著名的公共场所。
  不过这家饭店的地址现在写作“康希尔区圣匹克尔巷内”。其实都是正确的。如果从伦巴德街进去,虽然有一方墙上写明“古匹克威克旅馆”,可是这些字做在最高的窗楣上,不容易见到;如果从那个狭小的迈克尔巷内进去,差不多紧对面就是这个饭店的大门。
  这座房屋也是几百年的古建筑了。原先是费勒斯伯爵的伦敦府邸。
  在一一七五年的一个夜里,他的一个胞弟就是在这所房子里被人谋杀的。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这屋子被用来开设“乔治饭店”。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加上了一个“秃?j”,成为当时著名人物的集中地。十五世纪最著名的讽刺诗人约翰·史凯尔顿曾经在诗里写到过这个饭店。
  十七世纪的散文家阿逖生和史谛尔也常常在这里参加宴会。此外,如讽刺散文作家史惠夫特,《鲁滨孙飘流记》的作者但尼尔·迪福,也经常是这里的座上嘉宾。
  一六六六年,伦敦大火,这座老屋也被焚烧了。但是,重建之后,仍然开设乔治与秃?j饭店。它的名望也愈来愈响亮。史学家史屈莱普在他的《史都氏〈伦敦志〉补遗》中叙述道:“鲍尔巷附近有乔治饭店,大火后重建,屋宇宽敞,仓舍众多。门前有一广场,名为乔治广场。其对面有乔治和秃?j饭店,亦大厦,营业鼎盛。有一小道,通迈克尔巷。”由此看来,乔治广场是属于另一家乔治饭店,而不是属于乔治和秃?j饭店的。
  但现在这个广场上已造起了许多大房子,广场的遗迹不复可见了。
  乔治和秃?j饭店现在已成为狄根司的文学遗产,虽然内部已有所改装,但古老的气氛还保存了不少。相传为匹克威克住过的那个房间里,装饰着许多匹克威克和狄根司的画片和纪念物,使客人们想起它过去的光荣。
  这个饭店现在已不做旅馆营业,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饭店,所有的房间都利用来为伦敦市民果腹之处了。
  这个饭店在狄根司的文学事业上还有一个小故事,极为有趣。据说在一八三七年,当《匹克威克外传》正在每月发表的时候,有一个流通图书馆的委员会设在这个饭店里。
  这一年的三月三十日,这个委员会在这里开会。有人提议把正在分期发表的《匹克威克外传》列入流通图书范围之内。这个提议遭到两位委员的反对,因而没有通过。这两位委员的理由是认为这本书太粗俗了。
  但当时仍通过了一个修正案:“待全书完成后,可以一卷本的形式购置流通。”一八三七年,这本著名的《匹克威克外传》就在匹克威克及其朋友聚会的那个房间里举行拍卖,由一位白克汉先生以十三先令六便士买去。这个本子,有收藏者手书的题记,说明此书的历史,现今收藏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的珍本书库里,目录卡上就名为“乔治和秃?j本”。
  以上选抄了与匹克威克或狄根司有关的三家旅店,聊当茶话。麦资的书全部内容都是这样有趣,使我把《匹克威克外传》从头到底重读了一遍,可惜作者所谓“现在”,还是一九二一年以前的情况,到如今又过了三十多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之后,英国的这一类文化古迹,不知还存留多少?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写讫
  倒绷孩儿
  水浒传里有一句话,叫做“八十岁的老娘,倒绷孩儿”。用以比喻一个老手对熟练的工作,反而不会做了。我的文字生涯,也该有三四十年了,对于祖国的语言文字,虽不能深入钻研,成为语文专家,一般的使用阅读,一向都还对付得过去。可是,近来却颇有“倒绷孩儿”之感,常常有许多文章,或一言一句,看不懂,非但如此,连自己写的文字,一经排成铅字,也往往看不懂了。真是一件很替自己担忧的事。
  第一是简笔字造成的一些语文困难。简笔字如果只限于将原有的繁笔字改成简笔,如“鐵”简成“铁”,“棄”简成“弃”,“爲”简成“为”之类,那是没有流弊的,而且确是应该推行。但现在的简字方案已越出了简“笔”的范围,而成为归并同音字了,这却造成了许多不便。
  最近我校阅一本自己的译稿,校样上有一句,“那面包房里”。
  原稿不在手头,就怔住了,我记不起“包房”是什么地方。从上下文仔细一看,才知道应读作“面包房”,即“麵包房”。看过几十页,又遇到一句“那面包厢里”,我又怔住了,这“面包厢”是什么?恐怕是“面包箱”之误吧!再一研究,才知此处应读作“那面——包厢——里。”原来这是戏院里的事情,而不是“面包房”里的事情了。这一事,使我深深感到同音归并的精简法甚不妥当,中国字因为是单音字,所以同音者甚多,全靠异形来作区别,现在同音而又同形,势必弄得语文非常贫乏。江南老一辈的妇人把修脸说成“做面”,现在这一名词却与“煮面条”没有差别,岂不滑稽。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愈高则词汇愈丰富,现在我们却在向紧缩词汇这一条路发展,我以为是错误的。扩大词汇与普及语文或扫盲并无矛盾,因为每人只要熟习他所需要的一些词语,即够应用,普通人识字一二千即可应付阅读和书写普通文件,学者专家自然应当多识些,本来不能要求人人都熟读一部康熙字典也。至于一个普通人,我以为“面”和“麵”也应该让他分开认识和使用,如果教给他“面”就是“麵”,“麵”就是“面”,他反而会弄糊涂了的。
  同音归并中还有几个字并得很不妥当。例如“儘”字现在没有了,一律并归“尽”字,于是“儘吃儘用”变成“尽吃尽用”,“儘有”变成“尽有”,不知到底该怎样讲法才好。又如有人以“并”字代“併”字。其实这两个字音并不相同,不过现在的北方人读来,非常近似。我们应该纠正这两个字的读音,而不该以误传误,合并为一。我的译稿上,凡“并肩”统统被排成“併肩”,真为之投笔长叹!不知这两个人的肩膀怎样“併”法。
  还有一个“嚇”字,本来是从口,赫音。北方人原来也读作赫,不过在“嚇了我一跳”之类的场合,由于方言音转,变成为“下”音。现在简笔成“吓”字,于是大家势必一律读成“下”音,凡“恐嚇”,“惊嚇”的“嚇”都成为“吓”。
  其实这等场合北方人亦并不说成“恐吓”,“惊吓”也。
  宋元俗字,简笔甚多,但是我读“元刊古今杂剧”和“缪刻京本通俗小说”,并不困难,倒是读我自己文章的校样,几乎每页都有怔住的地方,这是什么道理,我请求文化领导同志再考虑一下。如果丝毫不顾六书旧传统,任意无规则地创造简笔字,恐怕终不是个好办法。
  第二第三
  副刊文章,限于篇幅,以短为宜。如果写长了,便该分做几段。作者不分,编者也定会分的。我昨天写了一篇“倒绷孩儿”,有“第一”
  而无“第二”,大家以为我写到底下忘了上文,未完而完,不了而了。
  其实不然,我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为了不使编者为难,故意把文章分做两篇,题目也分做两个,反正读者同志看下去,自然知道我刚才不过喝一口茶休息一下而已。
  且说我的“倒绷孩儿”之感,第二个原因似乎是近来人们写文章,不很继承民族语文传统。例如“失慎”二字,向来用以代替“失火”,现在却往往被用来作“不慎”解。
  “被单”、“褥单”原是两样东西,但我写了“褥单”,校对同志却给我改为“被单”,把垫的改成盖的。去年解放日报有一段消息,报道艾登下台以后,怎样冷落地乘轮去国。
  没有人向他“告别”,连女皇也只派了一个不重要的人送一封信给他“告别”。这一段文章中一共用了三四次“告别”,全都是“送行”
  之误。可见“告别”二字在青年文人的观念中已经作“送行”解,而不作“辞行”解了。诸如此类,可谓“数见不鲜”。我不知人家如何感想,在我这顽固脑筋中,却以为不妙。词语涵义,逐时改变,本来是语文普通现象,但总不该这样变法,变也得从继承中去发展,不该割断传统,创造新义。
  我近来愈加感觉到文化传统之可贵,也愈加体会到文化人非继承传统不易创造。目前有许多事情,大家以为是一种创始,其实却是早已有人说过做过的了。评论古典文学,“琵琶记”也好,“孔雀东南飞”也好,种种新颖的见解,如果广泛地一查旧籍,就可以发现从前人大都已说过。又如今天报载浙江林业厅发现萧山芦竹可以造纸,其实这也并不是一件新发现,如果知道一些造纸的历史,就应该记得天下最早的纸是古埃及的芦纸,据说日本也还在造芦草纸,那么我们正应该在这基础上去试制萧山芦纸,比从头研究起,方便得多了。
  外国语也使我们目前的语文受到不少坏影响,这可以算是我有“倒绷孩儿”之感的第三个原因。国际文化交流的结果,使每一种民族语文都不免要受到外国语的影响,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也并不悲观,甚至还很欢迎,我因为向来主张祖国语言应该尽可能地欧化(或外化)些。但我不赞成把简单话说成繁复,把直捷话说成曲折,把聪明话说得很笨拙。
  举三个例子:(一)“我怎样教生物学”这一句,现在人往往爱写成“我是怎样教生物学的”。(二)我在自己的译文中发现过一句:“她用手做了一个姿势”,当下大吃一惊,哪有这样的笨话!真是给外国语带累了,赶忙改成“她打了一个手势”。
  (三)去年曾在报上看到一个“阶级式的计划”,简直不懂这是什么形式的计划。仔细一研究全文,原来是苏联专家给我们某一工程作出了一个分成几个阶级的建设方案。幸而稍稍懂一些外文,知道这里的“阶级式”一定就是“阶段”或“步骤”之意。
  以上这种词句,在译文中最多遇到,我自己也还不免。不懂外文而读惯这种译文的人笔下创作出来的中文,有时更变本加厉,这一情况,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纠正。现在青年写文章,这种句法甚多,他们往往忘记了说“他戴上帽子”,总得写成“他把帽子戴在头上”。知识分子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可笑,读给老百姓听,他们就会觉得这不是中国话了。
  我不赞成的是这样的外来影响。
  外行谈戏
  这两天戏剧工作同志鸣得非常热闹,我在报纸上看到这许多内部矛盾的暴露,相信剧运前途不久必可转进到一个更光明灿烂的阶段。我对戏剧是个十足的外行,没有资格凑热闹提意见。但案上的戏剧是我的文学专业中的一部分,场上的戏剧又是我的文娱之一,这样我就不能说和戏剧毫不相干,所以我想以戏剧的读者和观众的身分来谈谈我的感想。
  先谈剧本。剧本有两种用处,第一是供给演员排戏用,第二是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供给喜爱文学的读者阅读用。解放以来,剧本的创作的确不多,每个剧团都闹剧本荒,据说是剧作者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不高,不敢写剧本。但我有两点不解:(一)为什么小说家居然能自信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已够高了,居然能写出好几十部成功的作品来,我们的剧作家为什么这样谦虚呢?(二)戏剧领导者对于创作的剧本为什么要求到这样高。
  既然“封神榜”、“西厢记”、“琵琶记”可以演出,难道我们今天剧作家所创造的剧本的思想性还赶不工它们吗。我并不是把这些古典剧本作为思想性最落后的例子,而是要指出这种厚古薄今的观念是非常妨碍文艺创造的,这不单是戏剧如此,文学方面也不是没有这种现象。
  我以为一个应该被淘汰的剧本,总得在观众的意见之下自然被淘汰,而不该在排演之前就被闷死在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之下。当然,我也并不主张每一个坏剧本都得有演出的机会。
  作为文学读物的剧本,解放以来出版得真是太少了。我想这是图书发行机构及出版社应该共同负责的。出版社不肯出剧本,因为发行机构说剧本没有销路,于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就在发行机构方面了。我相信剧本的销路不太大,但也不至于“没有”销路。
  从营业观点来说,出剧本也决不会是亏本生意,要不然,从五四到一九四九年,资本主义的私营出版社为什么倒着实出过一些剧本呢?别的我不很清楚,洪深先生的“五奎桥”,二十年前收在我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中,当时也卖了五六千册,这数字已经比一般的小说为高了。
  过去的出版社,无从计划发行,也不可能主动推销,可是它们接受一个好剧本的时候,却并不考虑到能不能赚钱,最多只考虑到能不能保本。
  因为明知道这是销路不大的作品,但也觉得是应该出版的。我想这一点至少是比现在的情况好些。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图书发行机构能主动地掌握一部分销路,本来应该更有助于剧本的出版,可是它们并不这样做,它们似乎要等到剧本能赚大钱的时候才欢迎剧本,于是剧本的出版希望被扼杀了。我还要顺便提一提,不单是剧本,诗也如此。我们出版的文学作品,好像只有小说,小说,小说……。
  最奇怪的是苏联剧本,无论在出版或演出方面,也是那样地不被重视。苏联戏剧在对人民的思想教育上贡献出的功绩,大大地超过了苏联的小说,如果和惊险小说比起来,那距离就更远了。可是我们的出版界却非常欢迎苏联的惊险小说,而不怎样重视苏联剧本。我以为向苏联学习,应该从最好的学起。解放以后出版的苏联剧本,品种反而比解放以前为少,这又从何说起?
  苏联戏剧之很少演出,这是由于我们话剧不振的关系。要消灭这一现象,当然首先要大力发扬话剧。我们的话剧运动,如果从“春柳社”算起,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有传统的了。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戏剧工作者,即使是搞民族戏剧的人,思想上大都承认话剧是新时代的主要剧种,为许多次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抗日战争服务,而获得光荣成绩的,也主要是话剧。但近年来,话剧的情况却一蹶不振,好像它不在民族戏剧传统之内了。毛主席对诗歌工作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我们对戏剧似乎也应当有同样看法。今天我们的戏剧,只有京戏和话剧是有全民性的。
  我个人主张以话剧为主,京戏为辅。但也愿意退一步,承认二者共存共荣。至于其他一切地方戏,不妨环绕着这二者争鸣斗胜。如果它们中间有能够发展成为全民性的,那就给以更多的支持,成鼎足之势。但这必须是观众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领导上的偏爱和硬撑(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这里又牵涉到一个人民看戏的方式问题。我觉得现在看戏好像是被配给的。一个个剧团,一个个戏院,都排好了程序,观众只能依照这个程序去看戏,无法自由选择。这样就可能过分支持了某一戏种,也可能对另一戏种帮助不够,而无法看出人民的真正好恶,这是于戏剧的百家争鸣有妨碍的。
  我并不轻视任何一种地方戏,但我还主张我们应该在许多戏剧中分别主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总该有几个戏种固定的戏剧。通年专演话剧和京剧,或者至少每年演两个戏剧季。我现在竟弄不明白人民大舞台是个什么戏剧院,长江剧场又是个什么戏院。
  我想非但我们观众感到不方便,恐怕剧团里的同志们也不很愉快吧。
  才与德
  衡量人品的标准,大致不外乎“才”与“德”。才有通才,有专才;德有盛德,有美德。通才与盛德,可说全面发展,专才与美德,仅是一节之长。具有通才或盛德,已极不易,才德兼备,更是难得。大抵承平之世,丰于德而啬于才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并不尖锐,人民缺少磨练才能的机会。离乱之世丰于才而啬于德者较多,因为此时生存竞争剧烈,非有才能不易生存,但为了逞才能以求生存,德操便不免会沾些瑕疵了。
  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
  这一方策本来不坏,如果所有领导干部都具有这样高的德行,才虽不足,亦决不致偾事。因为一般的说来,有才无德的人较多,有德无才的人较少。具有共产主义品德的干部,我相信他决不在中才以下。
  可惜近来各方面暴露出来的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骇人听闻的。父子之亲,而有协议离弃的文书;师道之尊,而有渔色女学生的风流校长。这些人距离共产主义品德,似乎甚远,虽说是个别干部的事情,但在人民大众心里,总是为党惋惜而不是为这些干部惋惜的。
  由此看来,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
  “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然而也必须是继世之君方可。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离乱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治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汉武帝刘徹,在元封五年,因为文武臣僚不够用,故下诏求人才。
  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y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千里马是不容易驯服的,有才干的人往往是被一般人所指摘的,但汉武帝并不因此而不用此马此人,因为他自信有能力驾御得了,可以用其所长,制其所短。
  魏武帝曹操更为突出。他下过三个命令,要不拘品德,登用人才。
  甚至说:“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该由地方官吏保举出来,使他“得而用之”。这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百废俱兴的时候,“才”的需要尤甚于“德”。尚书说命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亦就是说,要按才能以任命官吏,按品德以评薪评级也。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即使有超于传统道德以上的共产主义品德者,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
  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圃’”。可以想见,盛德如孔子,如果要他去领导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一定自认不如一个老农民的。现在改两句龚定庵的诗,以结束这一点点感想罢:“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用人才。”
  乙夜偶谈
  小引答应给《随笔》写稿,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但一直写不出来。
  顾名思义,随笔是随时有所想,随时笔录下来。随时有所想,没有问题,一日之间,胡思乱想可真不少。
  随时笔录,却十分困难,没有这样一支勤奋的笔。为了蓄意要给《随笔》践约,不得不在随想之后立即随笔。可是白天的随想总是无法赶快笔录,因此,它们几乎全部逃走。
  两个月来,总算录出了几段晚上的随想,即以《乙夜偶谈》为总题目,亦可以说是记实。
  希望不久就会有一种录想机,可以在运行思维的时候一按电钮,立即记录了我的随想,那时《随笔》的稿源,一定如长江水涨那样滚滚而来,我的投稿或许也不在少数。是为引。
  形象思维
  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论诗的信发表以后,“形象思维”喧腾众口,成为文艺理论家不可不谈到的题目。有人从外国文献中去研究形象思维,有人从中国古典中去探索形象思维。文章发表了不少,已经编成好几本厚厚的专集了。形象思维本来不是什么奥妙的东西,给百来万字的文章一讲,却变得有些奥妙了。有人说:戏剧是形象思维;有人说:小说里也得用形象思维;还有人说:二王的书法是高度的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发展到这样“高度”,形象思维钻入牛角尖了。
  毛泽东同志明白地说:“诗要用形象思维。”可见形象思维是诗的表现方法。中国诗论中没有“形象思维”这个名词。但中国诗人能用这种表现方法,他们称之为“比兴”。
  “比兴”和“形象思维”的概念,恐怕不能完全一样,正如一切同样的文哲术语,古今中外都不会是同样的概念。但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提到“比兴”,可以体会,他是把“形象思维”联系到“比兴”的。
  对于形象思维,我以为不需要下繁琐的定义。运用具体的事物形象来表达逻辑思维的结果,这就是所谓“形象思维”。“思维”是一个名词,不是动词。人的思维活动,是逻辑的推理,不是形象的思索。有人把“形象思维”诠释为“形象地思维着”,这可使人愣住了。
  自从《诗经》里有了“手如柔荑”、“齿如瓠犀”,后世人做诗就用“柔荑”来代替女人的手,用“瓠犀”来代替女人的牙齿。不说头发,而用“乌丝”,不说眼睛,而用“秋波”。有人以为这就是“形象思维”。
  我看,还不是。因为这些具体形象所表达的只是另一种名物,而不是一种思维。这是《词源》作者张炎所谓“代字”,而不是“形象思维”。
  唐代诗人最善于运用形象思维,他们的窍门是不漏出一点逻辑思维的痕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诗人的逻辑思维是:见过第一等的东西,对于第二等以下的东西就不以为奇了。他用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这两个形象来表达这一个思维成果。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诗人的逻辑思维只是:我将永远思念你,永远悼念你。他用蚕丝和烛泪这两个形象来表达其思维成果。“丝”字尤其巧妙地谐音“思”字。我以为,引用这两联来解释形象思维,似乎可以说是够明白了。
  至于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虽然是“比”,却不是形象思维,因为他把逻辑思维漏出来了。这首诗,只是比较好的说教诗,却没有诗意。一九七九.七.二十五宗教艺术几个朋友在一起,谈到新出版的一些画集。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册,里边有几幅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名画,画的都是圣经故事。
  朋友甲翻了一遍,皱着眉头说:“这些宗教宣传品还是不印为妙。”
  我说:“这不是宗教宣传品,是艺术品。”
  朋友乙说:“尽管是艺术品,还是宗教艺术。宗教艺术,总是为宗教服务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它们是宗教艺术呢?”
  朋友甲说:“你看,这个画题:《最后的圣餐》,不是宗教吗?这个女人是圣母,不是宗教吗?”
  我找出一幅毕加索的画,是用蓝油,画着一个女人,正在吻她抱着的孩子。我说:“你们看这一张,是不是宗教艺术?”
  “画题叫什么?”朋友乙问。
  “圣母与圣子。”我回答。
  “那当然是宗教艺术。”
  “如果画题是《母爱》呢?”我问。
  “这就和宗教无关。不过它宣扬资产阶级的母爱,也不行。”
  “好吧,”我说,“毕加索不是宗教家,也不会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幅画的题目是《放工回家》。”
  “哦,这样就行,”朋友甲翘着大拇指说。“他画出了一个女工人,回家之后,先要吻吻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大概刚从托儿所里领回来,这就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感情。”
  我说:“不错,毕加索是很同情无产阶级的,不过这张画是他的早期作品,他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我把画翻过来,纸背有说明,我指着画题原文。“你们看,这儿是真正的画题:《母与子》。”
  两位老朋友默不作声。
  “同志,”我说,“看画就是看画,不要看画题。在中古时代,画一个美丽的姑娘,总是圣处女;画一个谄媚的女人,总是玛格达伦;画一双****男女,总是亚当和夏娃。
  即使画山川树林,风云雷电,也得用圣经故事。画题反映了画家所受到的压力,但是画还是画家自己的艺术。如果你们根据画题去批判画,就是给画题牵着鼻子走入迷宫了。”
  一九七九.八.十四
  旧书店解放以来,我对旧社会的一切事物,毫无留恋。不但今天毫无留恋,就是在一九五○年,已经毫无留恋了。我既非地主,亦非老板;家无一椽之屋,瓮无五斗之粟;生活在任何制度的社会里,反正一模一样。因此,我可以轻松愉快地走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毫无留恋。
  但是,虽说“毫无”,也不是绝对的。仔细检点起来,可能还有一二例外。解放以前,各大都市的旧书店,就是我至今还不免留恋的一种事物。旧书店并不是封资社会特有的商业机构,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还有旧书店。所以,虽然我留恋的是旧社会里的旧书店,似乎也并不意味着留恋旧社会。
  逛旧书店是爱好书籍的知识分子的“好癖”。为了手头拮据,想以廉价买得一些需要的书,他不去新书店而踱进了旧书店。为了想访求一些新书店里没有的书,他到旧书店里去碰机会。为了给自己的研究课题找一些向来不知道的参考资料,他到旧书店里去搜索。单纯地为了爱好书籍,丰富自己的书库,他到旧书店里去物色古本、善本、珍本。
  这是旧书店的高级顾客了。
  抗战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抗战胜利后,还要加上常熟路、襄阳路,都是旧书店集中的地方。一段路上,并列着好几家旧书店,都是一个门面的小店。有西书店,有中书店,有古书店,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货源。下午四点钟,下班出来,逛一条马路的旧书店,足够我消磨三小时。到七点钟回家吃晚饭,总有两三本书迫不及待地在电车上翻阅。
  我在古旧书店里经常遇到的是郑西谛。有一天,我在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出一部《秋风三昼》,恰巧西谛先生进来,把我手中的书略一翻阅,就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
  我看他很有欲得之心,就把书递给他。郑先生虽然自己常说没钱买书,但在我眼里,他已经是财力雄厚了。当时伙计在旁,听说郑先生要,势必开个高价。我即使不让给郑先生买,自己也未必买得起。
  城隍庙里桥上有一个旧书摊,我在那里屡次碰到阿英。有一次,我正走上桥去,阿英已站在那里。一眼看见我,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接着,他告诉我: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讨价五元,还他三元不卖。大概非四元不可,无奈口袋里只有三元。
  我一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有光纸铅印、石印书,有《国粹学报》,有《新小说》,有弹词唱本,有小说戏曲,全是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和期刊。我借给他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做车钱。我和老板帮着扎了两捆,又帮他提一捆到电车站。
  西谛先生孜孜?L?L地搜罗古本戏曲,终于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
  阿英兄到处捡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终于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其他许多关于通俗文学的著作。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旧书店给了很大的帮助。这里我只举了两位我所熟悉的人,此外,肯定有许多知识分子曾体会到旧书店对他们的学识起过有益的作用。
  如今,上海只有一家古旧书店和一家新旧书店。西谛先生要的书,绝不上架,属于内部之内部,专供应单位和首长的。阿英兄要的书,也不会上架,上了架太不像样,只配送到纸厂里去做卫生纸。
  这样,我怎么能不回忆解放前的旧书店呢!
  一九七九.九.十
  古代旅行若使徐霞客生在今天,看到现代的交通情况,一定非常满意。一个月的旅程,一天便能走完,真是实现了费长房的缩地术。但是,我有时会怀疑,从骑马乘船到火车,从火车到汽车,从汽车到飞机,对于一个旅游者到底有什么积极意义?狄更司小说里经常提到给驿车旅客歇夜的小客栈,他似乎很有兴趣描写这种小客栈的风光人物,累得我读了也心向往之。史蒂汶生的《骑驴旅行记》,也曾经使我艳羡,很想如法炮制一回。其实,“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放翁在史蒂汶生前七百年,早已领略到骑驴旅行的趣味,可惜他只留给我们一首小诗。《入蜀记》虽然写得不坏,终是偏于记事,极少描写。严格地说,还不算记游文章。
  抗战八年,给我以很好的机会,使我在大后方获得多次古代旅行的经验。骑驴下马,在云南的山陵丘壑间寻幽揽胜;乘一叶轻舟,在福建的溪洪中惊心动魄地逐流而下;穿一双软底布鞋,在浙赣两省的旧官塘大道上漫步,都是真正的旅游。我曾从广东梅县步行到江西瑞金。还有一次,从宁都走到赣州。浙江省内,从龙游到寿昌,从江山到玉山,都留有我的足迹。当然都不是孤身独行,至少总有三人结伴,才不会怨厌前路遥远,也有了安全的保障。江西浙江的旧路上,还很好地保存着古代驿路的遗迹。长亭短亭,宛然犹在。虽然已不是宿夜的地方,却还可以小坐一二十分钟,歇歇脚力。亭中有人设摊,供应茶水。有几处还供应米酒,甚至酒酿冲鸡蛋。在正午休息的地方,往往是个镇市,有二三十户人家,有一家饭店,你可以在那里吃到时蔬野味。有些凉亭,设在山上,非常合理。你走上一个大山坡,已经很累,就有一个舒服的凉亭在迎候你休息。你坐在一个大长桌边,从老妇人手里接过毛巾,擦净汗水,喝一杯茶或一碗米酒。如果需要吸烟,江西有的是好烟丝,这里也有供应,卷烟纸是奉送的。如果想吃闲食,花生米或地瓜,一般也可买到。这时候,你俯瞩原野,仰接烟霞,大可以舒啸一番,然后轻快地下岭赶路。这些都还是唐宋以来的风俗制度,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情况,想必和我没有多大不同。
  唐诗宋词中,有许多赠别和行旅的作品,都是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为背景的,现代人读了,总是隔一层,没有体会。即如“夜泊秦淮近酒家”,“夜半钟声到客船”这等诗句,古人读过,即有同感,因为人人都有这种生活经验,现代青年读后,便无动于衷,连想象也无从想象,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这等境界。各式各样的古代旅行给我的好处,就是使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和欣赏这一类诗词。不论是骑马、乘船或徒步,每一次旅行都引起我一些感情。我也做过几十首诗,自己读一遍,觉得颇有唐宋人的风格和情调,因为我的行旅之感和古人一致了。
  要多认识一些中国的山川林木、风土人情,乘火车、搭飞机的旅游者是收获较少的。
  有过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旅行,他坚持要坐火车,不要乘飞机。他说是为了多看看中国大地。
  我以为此人的见识是高人一等了……
  一九七九.九.十七
  真实和美法国作家梅里美曾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说:“您的诗首先寻求真实,而后自然就有了美。”美国女诗人玛格列特·威尔金荪在她的《现代诗的技巧》(《新声》之一章)中也说:“归根结底,什么东西使一首诗有生命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既简单又复杂的。你可以不假思索地立刻就回答,‘要这首诗里有真实和美。’这样回答当然是对的。
  但是,我们如果接下去解释,一首诗里的真实和美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和美与作者优越的技巧相结合的成果,那么,这样一句回答就未免不够了。所谓优越的技巧,是说它能够把真实和美提供给别人,使他们有深刻的印象,永远不会忘却。”
  诗的美,离不了真实。这是就诗论诗。其实,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离不了真实。梅里美把真实列为第一位,而美则从真实中“自然”获得。威尔金荪则把真实和美分为两个成分,它们都需要优越的技巧来表现。梅里美是为了赞扬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威尔金荪是为了讨论诗的技巧。因此,二人的话各有偏重。但梅里美这句话,如果断章取义,容易使人认为“真实即是美”。
  问题当然首先是真实。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诗,特别是抒情诗,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诗人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感情必须符合于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就是诗的真实性。
  “反对无病呻吟”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新诗口号,其意义也正是要求真实。解放以来,我们有许多诗人的诗,都是为赶政治任务而作,当然不能说没有好诗,但很多都不像是由衷之言。尽管写得激昂慷慨,赤胆忠心,在读者中却不起作用。新诗的发展,现在正成为讨论的问题,我以为,“首先寻求真实”,应该是今天诗人的口号。
  诗的美,固然并不完全是技巧所赋予,但与技巧很有关系。写诗不同于写散文,更不同于记录口语。语言文字的技巧加工,可以使一首诗中美的本质获得更美的形象及效果。近年来,许多诗作之所以“没有味道”,大概可以说:一半是由于没有真实性,一半是由于没有技巧加工。
  近来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古怪诗”,或称“朦胧诗”,使许多人哗然。
  有些是为赞赏而哗然,有些是为反对而哗然。这种诗我看过几首,觉得并不是“异军苍头突起”,也不是“离经叛道”,不过有几位青年诗人在摸索诗的技巧而已。
  手头有一篇苏联维诺格拉陀夫所作《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的译本,其中有一段话值得参考:“在文学作品的体系中,可以创造广泛的甚至出乎意料的上下文,使意义本来相距很远的、特别是用来有力地讽刺或表现形象的字句,在意义上接近起来。思想、形象、结构、字句,在艺术作品中的相互作用非常密切……”①所谓“古怪诗”或“朦胧诗”的作者,几位青年诗人,所运用的技巧,一般说来,也正是这一种手法。
  由于多年以来,人们所读到的都是“开口见喉咙”的直率诗,现在面对一种需要脑子想一想的诗,难怪就摇头了。
  在目前新诗坛的论争里,我想参加一点意见:对于青年诗人摸索新的技巧,应该放手一些。他们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他们的评判人是广大读者。如果新诗坛有掌舵的人,他应当注意的是诗的真实性。
  一九八一.一.十六
  官僚词汇我们这个文字古国,几千年来,永远有人在文字上耍花样。
  改用一个同义字,或增减一二字,或加一个副词、状词,就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事实,或表示了褒贬、是非。我说“有人”,是些什么人呢?范围可广了。文学家、史学家、道学家、师爷、讼师、律师、商人,总之,凡是用笔杆子的人,都会玩这个花样。“始作俑者”,恐怕是孔仲尼。
  事实是杀了一个人,在老孔的大著《春秋》里却要分别用不同的动词来记录:弑、诛、杀……,这叫作“春秋笔法”。从此以后,整部《二十四史》里,尽是玩这样一套文字花样。
  相传有一个闺女被污辱后自尽,讼师得了罪犯的贿赂,就在验尸报① 见《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一九五一年时代出版社版。
  告上加三个字:“阴有血”。因为《洗冤录》上说:“处女无奸阴有血”。
  现在既然验得“阴有血”,可见罪人是****未遂犯,而闺女之死,又是“羞愤自尽”。这个罪人的罪行就轻得多了。
  与“春秋笔法”比美的,有官僚词汇。官僚词汇,我们从现存的汉代官文书中已可见到。因为官文书有一定的程式,有一定的用语,这些用语就成为官僚词汇。不过官文书的程式历代不同,故官僚词汇也历代不同。明清两代的公文告示中,最常见的是“照得”、“查”、“该”等语词。这种官腔词汇,一直到民国时代,还为办公牍的人所沿用,真可谓积习难返。抗战时期,我领到一个重庆政府教育部的副教授证书,上面就有“审定该员为副教授”的字样,看到“该员”二字,我就联想起“该犯”了。
  解放以来,官僚词汇换了一套,而且与党八股相结合,已普遍地为人们所常用,很少人能感到它们是官僚词汇了。举一些例子:“比较好的”、“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
  这不是官僚主义加党八股的常用词汇吗?为什么要使用这些词汇呢?只有一个答案:不作肯定,不负责任。
  有一篇文章,说李白、杜甫是唐代“比较伟大的诗人”。我不禁要问: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是谁呢?如果对李白、杜甫舍不得称之为“最伟大的诗人”,那么,就说是“伟大的诗人”也可以,为什么偏要说是“比较”呢?和谁“比较”起来,他们才是“伟大”呢?
  一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有一篇综合报道,题为《对“古怪诗”的不同评价》,第一句就说:“近两年来由少数青年作家写出了一些为数不多的‘古怪诗’。”这一句话是记者煞费苦心构造出来的。这些“古怪诗”的出现是“两年来”的事,是“少数”、“青年”作家的事,他们写的只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诗。总之,是为了要向读者说明这些“古怪诗”的出现是像微生物那样小的事。但是,既然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什么有《诗刊》社特地为它们召开座谈会来讨论呢?为什么有人赞成,甚至预言“他们必将掀起诗歌发展的大潮”呢?为什么又有人反对,甚至害怕赞成者会“助长”这寥寥几个青年诗人的“轻狂和骄傲”呢?我读了这一段报道,只觉得双方都是“小题大做”。
  今天,新华社报道了四川道孚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说“县城房屋已基本倒塌”。
  我相信,每个读报者都不了解“基本倒塌”算是什么程度的倒塌。
  全部倒塌了吗?还是大部分倒塌?还是每一座房屋都有些倒塌?再要研究,唐山大地震时,那里的房屋是“基本倒塌”呢?还是“倒塌”?
  在每天见到的报刊上,这种文句多到不胜枚举,我把它们称为“官僚词汇”,因为它的根子在官僚主义。我并不对这些文句的写者有恶意的讥讽,我不过是举一些典型的例要求我们今天的写家(这是老舍创造的名词)注意,为了说话负责,思想明确,赶快肃清这些官僚词汇。对我自己,也同样有这一要求。因为我过去写的文章里,由于沾染时尚,也是用过这些词汇。今天忽然觉察到,更想到“春秋笔法”,才恍然大悟,感到我们语文发展史上存在着这一种严重的积弊。
  神仙故事解放以来,人们看一篇文章,都要研究它的主题思想,分析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是什么。这种阅读经验,我们老一代的人可以说是都没有的。当然,对于点明宗旨的议论文章,我也能了解它的主题思想,但对于某些记叙文字,无论是记名山大川,或奇人异事,一般都是看过算数,决不追究作者意图。
  六朝小说记下了一个故事:汉代有两个青年——刘晨和阮肇,走到天台山深处,杳无人迹。但看见溪水中流出一碗胡麻饭,于是再往山谷里走去,到达一个茅舍,住着两个美丽的农民姑娘,她们是种胡麻的。
  刘晨、阮肇就和这两个姑娘结为夫妇,住在那里。
  后来,这两个青年感到住在深山里已经厌腻,就丢下了姑娘出山回家。岂知到了家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了。一问,才知道住在家里的已是他们的七世孙。
  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刘晨、阮肇入天台,常常为后世文人用作典故,还编成剧本。
  一般都用以比喻遇到美女,缔结神仙眷属。或者用以比喻“仙家日月长”,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就是我们老一代的人所了解的这个故事的主题。最近,有一个青年读了这段小说,他问我:“胡麻是什么?”我说:“胡麻就是脂麻,通常误写作芝麻。这是汉代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因为我们中国原来有一种大麻,所以称为胡麻,以表示区别。”青年又问:“那么,刘晨、阮肇在山里吃了一个时期胡麻饭,就成为仙人么?”
  这一问,对我大有启发。对呀,为什么故事里特别提到胡麻饭呢?
  显然是暗示这两个青年在山里天天吃的是胡麻饭。翻开《本草纲目》,在“胡麻”条下注云:“久食能轻身不老,白发还黑。”意思是说,青年人久食胡麻,可以不老,老年人常吃胡麻,可以返老还童。于是,这个故事的主题思想被发现了。这是道家中的卫生派在为胡麻做广告。道家所说仙人,原有两种:一种是白日飞升,生活在天上的神仙;一种是长生不老,生活在人间的地仙。刘晨、阮肇天天吃胡麻饭,成为地仙了。
  两个美丽的姑娘,在这个故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麻饭。不过,如果这两个姑娘并不美,刘晨、阮肇也不会留在山里天天吃胡麻饭,成不了仙。
  这一次的启发,使我懂得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道家的神仙故事,从而发现它们在玄虚的故事中,埋伏着现实意义。我首先联想到烂柯山的故事。据说,从前有过一个广西人,是个放牛的农民。有一天,他一手牵着牛,一手执着一把砍柴的板斧,到深山密林里砍取柴火。忽然看见有两个老人在林子里下棋。这个农民也喜欢下棋,就把牛拴在树上,把斧头横在地上,权充凳子,坐着静静地看二老下棋。等到一局棋下完,二老收拾起棋子棋枰走了,这农民才站起身打算回家。正要捡起斧头,却见斧柯(柯就是斧柄)已变成一段烂木。回头看他的牛,只看见一堆牛骨。农民大惊,赶忙回家。家里人都是他的玄孙辈了。后人就把他遇到仙人的那座山叫做烂柯山。这也成为古典文学中一个常用的典故。
  对于这个故事,我从前讲不出它的意义,反正总是六朝志怪小说中的神仙故事而已。
  现却恍然大悟,发现它的主题思想是教人以寂静养生。看人家下棋,最是心无旁骛,持静守默,这正是李耳以来的道家所主张的养生延年方法。一部五千字的《道德经》,讲的也无非是这些道理,不过那是道家的理论,一般人不会去读,读了也不容易接受,编成烂柯山的故事,就是用形象思维来宣扬这个理论。
  现在我发现道家的神仙故事,都寓有这样的意义,不过它们不像佛家的报应故事那样明显地教人为善,因而千余年以来的读者好像都没有深入了解。我以为我是首先了解神仙故事的读者。
  一九八二.十.七
  题目去年我写过一段随笔,对于专凭画题来评价一幅画的主题思想的人,讥讽了一下。
  今天,却在文学批评上也找到了一个例子。
  周邦彦有一首著名的词,调名兰陵王,题曰《咏柳》。清初人贺黄公在他的《皱水轩词筌》中对这首词评论道:“酷尽别离之惨,而题作咏柳,不书其事,则意趣索然,不见其妙矣。”不错,周邦彦这首词是描写自己在作客他乡时送客远行的情绪。从柳到别离,中间有一个折柳赠别的风俗习惯在作为联系。唐宋人诗词中讲到柳,很多是联系到别离的。刘禹锡诗云:“城外看风满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李商隐有诗云:“暂凭尊酒送无聊,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它们的题目都是《杨柳枝》。咏别离,常常提到柳枝;咏杨柳,常常联系到别离。这是稍稍熟悉一点诗词比兴手法的人都能了解的。周邦彦这首词先是描写柳,接着就转到折柳送别,以下就描写了离别时主客双方的情绪。
  贺黄公不是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人,但他这一段评论却使人吃惊。
  他怪周邦彦写错了题目,或是没有在《咏柳》之下再加几句说明。因此,他以为词题与内容不符合,使读者“意趣索然,不见其妙”。既然如此,贺黄公自己怎么能知道这首词写得“酷尽别离之惨”呢?他怎么能体会到这首词的“意趣”而“见其妙”呢?
  问题是“题目”观念在作怪。贺黄公是做八股文出身的文人,而八股文都是先有题目,然后对准题目做文章。文章尽在题目周围绕圈子,可一步也离开不得。一篇八股文,涂掉了题目,就不知它在说些什么。
  贺黄公用读八股文的心眼来读宋词,读来读去,尽管他已掌握到词的意趣,可是总觉题目与词不对口径,于是写出了这一段谬论。可惜他没有想一想,古诗十九首都是没有题目来说明内容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感到“意趣索然”而“不见其妙”。
  百花齐放三年来,文学艺术界的现象,大家都承认已展开了百花齐放的美景。在目迷五色的视野中,确实令人感到像是百花齐放了。但是,你如果仔细研究研究这些花,可能会发现花的品种还不够“百”。打一个比喻,有人种菊花,培植出新奇的品种,轰动一时。
  许多人受其影响,大家去种菊花,各自造出了新品种。开一个盛大的菊花展览会,能说是百花齐放吗?我说不能,这只是百菊齐放,还不是百花齐放,因为花还只有一种:菊花而已。
  唐代诗人有一千多,我们所看到的唐诗研究论文,涉及的总不过李白、杜甫、刘禹锡、李贺等十来家。宋元以来词家也不算少,我们所看到的词学论文,总不过辛弃疾、陈龙川、李清照、纳兰成德等十来家。
  前几年论词注意爱国主义的思想性,几乎人人都研究辛稼轩;近来又转而注意艺术性了,好像又是人人都研究周邦彦了。姚雪垠在写《李自成》,李自成的专家立刻多起来。有人提出了《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向来不研究《红楼梦》的人忽然都考证起曹雪芹来了。等等。
  有人写了一篇反映十年浩劫的小说,一下子“伤痕”文学排山倒海而来。有人编了一个讽刺老干部的剧本,一年之间,不少老干部被隐隐约约地挖苦得够受了。最近又在话剧、电影题材中出现了“反右”风,看来这种作品正在“方兴未艾”。自从大门敞开,西风吹进以后,科幻、惊险文学顿时席卷文坛,于是我们立刻产生了不少SF作家,连科技出版社也以SF小说为出版任务了。
  一窝蜂,赶热闹,是我们的文史研究工作者和文艺创作者的老毛病。
  是的,说它是老毛病,一点也不夸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当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文化倾向确有一股流行的时尚性,而且这股流行的时尚性,恰好反映了时代与社会的现实,也造成了学派或创作流派。我并不是反对这些,这个时尚性是反对不掉的,也不必反对,因为它是自然兴起,自然亡失的。我所担忧的,或者说是感到不愉快的,是所有种花的人都走出自己的花房去种菊花,结果就成为只有百菊齐放,而并不是百花齐放。
  贺年片今年收到十来张贺年片。这个一年一度的社交文件,我满以为一定是美国制品最是现代化,岂知竟估计错误了。美国寄来的两张,无论图画、文字,全是五六十年来的老规格。照例是画着一位穿红大氅的圣诞老人,挟着礼物,坐在雪橇里,向远处一座积雪的小茅屋奔去。
  祝词也仍然是英国桂冠诗人的诗句。如果我还有年轻时用剩的贺年片,今年拿出来寄给美国朋友,大约也不算古老背时。
  新加坡寄来一张,印刷是现代化了,上了油的。图画却是平常见惯的风景:丛林、茅屋、湖水、浣女,四周加了一圈边框,好像是一个镜架。给你的印象,仍然是老式的风景邮片。
  香港寄来三四张,有市容、有风景、有怪里怪气的超现实主义图案,而且一律印在塑料膜上,底下垫一张洁白卡纸,看上去有透明的感觉,摸上去有立体的感觉。噢,真是想不到,倒是香港最为现代化,无怪乎有许多人想往香港跑。
  有一位青年朋友,寄来了一张很“考究”的贺年片,我才有机会欣赏我们的国产品。
  一经欣赏,问题就出现了。这张贺年片上画的是一个老人。从上身看,额角突起,一把白胡须,拖到胸前,是个男性老公公。从下身看,没有脚,好像踏在泥淖里。然而有裙有裳,分明是个女性的老婆婆。老人腰间挂了一个葫芦,拐杖上生出两朵灵芝,这表示他或她是个卖药的。
  拐杖上还搁着两轴贡卷,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同乡人郭友松秀才的故事。
  郭友松的丈人七十大庆,郭友松画了一幅寿星图送去。画上的寿星公公一手拿着一支尺,一手拄着龙头拐杖。拐杖上挂了两轴贡卷。老丈人收了这幅画挂在中堂,贺客都不免要恭维一番,只有一个客人忽然大笑不止。大家问他有什么可笑。他说:“这就叫作尺贡老寿星”。于是老丈人恍然大悟,赶紧吩咐把这幅画摘下来。原来这是我们松江的土话,凡是什么事情做坏了,什么东西损坏了,或是人死了,都说是“尺贡老寿星”,“尺贡”是吴语,即“完蛋”的意思。现在,这张贺年片上的老人拐杖上也有两轴贡卷,却没有尺,便不知是什么意义了。
  再欣赏老人旁边的一行题字:“瑶池赴会”,下面是画师的署名。
  “瑶池”是神话传说中西王母所住的地方。在旧社会里,老太太死了,亲友们送一个挽幛,常常用“驾返瑶池”四个字。
  再欣赏画的四周,用凸版印出五只鹿,五只蝙蝠,五个寿字图案,还有几个古钱和如意,这一切,是“福禄寿”和“招财进宝”的象征语。
  欣赏的结果,是大惑不解。这到底是贺寿片还是贺年片?是挽幛还是寿幛?是以老公公为对象的呢,还是以老婆婆为对象的。这三个疑问,我无法解决,怀疑那位青年朋友买错了东西,于是翻开来欣赏第二页。
  没有一个中国字,只有三行英文,译作中文,是:愉快的圣诞节及快乐的新年没有一个字表示祝愿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不是基督徒,向来不过圣诞节。
  快乐的新年,和我有什么关系?
  是要我快乐呢,还是寄件人自己在快乐?都摸不清楚。
  这一张“考究”的贺年片,使我又一次很不愉快,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的文具商及美术设计师的文化水平的低落,同时也反映了封建庸俗思想的复活。
  说“散文”
  散文这个名词,在古典文学里,原先已有两个概念。其一是和韵文对立的,指不押韵的文章。其二是和骈文对立的,指句法不整齐的文章。
  这两者都是属于文体的概念,而不是文学形式的概念。现代文学中所谓散文,和小说、戏剧、诗歌分庭抗礼,其意义便是一种文学形式了。
  把散文这个名词赋与文学形式的概念,大概起于日本,而日本人是以此作为英国文学中所谓Essay的译名。不过,Es-say这个名词,在英国文学里,本来只是指一种比较短的论文,篇幅虽不长,但内容却还是庄重的,或者说,“一本正经”的,对某一事物发挥议论。用我们的文学名词来表达,应该就是论说文。论说文还是一种文体,而不是创作文学的形式。
  属于文学形式的散文,是专指一种比较轻松、比较随便的文章。它们不是学究式的高议宏论,而是“摆龙门阵”式的闲谈漫话。偶然高兴,对某一事物议论几句,评赞几句。或者索性把话头搭到别处去,借此发些牢骚,谈些感想。文章内容不一定扣住题目,题目也未必能概括文章。
  这种文章,就文体概念而言,是散文,但不是论说文。英国文学界把这种散文,称之为familiaressay,加一个状词,以示与论说文相区别。我们现代文学中所谓散文,实质上应该是familiaresAsay的译名。familiar是家常、亲热的意思,所以我想译作“家常散文”,用家常便饭、家常豆腐的例子。从前有人译作“絮语散文”,也还恰当。不过离开了语根。
  随笔是我们古典文学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和英国人的家常散文,虽不完全相同,却也有些近似。我们现在称“散文随笔”,一般人都以为是散文和随笔两种文学形式的组合名词,我以为应当把“随笔”作为“散文”的状词,最好索性改作“随笔散文”,就可以作为familiaressay的新译语了。
  在西方文学中,随笔性的散文开始于英国,也特别繁荣于英国。十八世纪后期,一位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写了两卷散文,题其书名曰《伊里亚散文》,我们现在译为《伊里亚随笔》。把散文这个名词作为创作文学的形式,开始于此。以前虽然有过十六世纪的英国人培根和法国人蒙田,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但他们的散文还只是短篇论说文,没有家常味,我们只把他们的文集称为《培根文集》、《蒙田文集》。
  兰姆式的随笔散文建立了英国新散文的传统,从此以后,英国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散文家。英国的报纸,一向不登载小说,也极少登载诗歌。
  文学版的内容,以书评为主,其次便是散文,而散文的内容,有时也是书评。英国散文的繁荣,与报纸的需要极有关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报纸大量增加,于是有许多散文家应运而生,为报纸写稿。有些人成为某一种报纸的专栏作家,每星期供稿一二篇。我已经二十多年不接触英国现代文学,不知道他们现在有哪些散文家。我所熟悉的还是四五十年前的几位作家,如卢卡斯(E.Y.Lucas)、米伦(A.A.Milne)、林特(R.Lynd)等人,文章写得真好,一向是我休息时的读物。
  “五四”运动以来,散文在我国的文苑中,也并不示弱。鲁迅是最重要的散文家。
  他的风格,是古典和外国的结合。只因为他的绝大多数文章,思想性表现得极强,相对地未免有损家常味、亲热感。这一类文章,在我国文学界,一般称之为“杂文”,似乎有意和“散文”划一界线,虽然从文字涵义上看来,这两个名词并没有逻辑的区别。不过,《野草》和《朝华夕拾》,总该算是鲁迅最好的散文。
  三十年代的周作人,也写过不少散文。最初的几个集子,如《自己的园地》之类,也很有味道。但是他写到后来,几乎尽是读书记,甚至抄书记,多读了便使人感到单调,也许还会沾染到一些书生的迂气。
  朱自清的《背影》和梁遇春的《春醪集》,都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优秀的散文集。梁遇春死得太早,他的文学生活没有几年,因而很少人知道他。他是在北京大学读英国文学的,他这本《春醪集》,确是正统的英国式散文。我还想提到冰心的《寄小读者》。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不是“小读者”,但我非常喜欢它。经过了几十年,现在我已忘记了它的内容,留下的印象是她的文章非常洁净。
  此外,茅盾、俞平伯、冯文炳、王鲁彦、魏金枝诸家,也都有好几篇杰出的散文,至今在我的记忆中。此外,肯定还有不少好文章,为我所失记的,或没有见到的。
  林语堂推崇明人小品,提倡“闲适笔调”,似乎有意给散文开辟一个新园地。他掇拾周作人、沈启无的牙慧,竭力赞扬公安、竟陵文派。
  他把“闲适笔调”作为公安、竟陵散文的创作方法,而没有看到公安、竟陵诸家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性。他们的笔调尽管闲适,思想内容其实并不闲适。在另一方面,林语堂的提倡“闲适笔调”,也有他自己的针对性。他的“闲适”文笔里,常常出现“左派、左派”,反映出他的提倡明人小品,矛头是对准鲁迅式的杂文的。这样一来,明人小品,闲适笔调,在林语堂手里,都成为反历史潮流的武器。鲁迅惟妙惟肖地用四个字揭穿了他的本质:“英文、英文”。
  解放以后,仍然有许多人擅长写散文。鲁迅笔法的杂文,在新社会里有没有需要,尽管毛泽东同志有过明确的指示,但也有人提出来作为讨论的问题。随笔式的散文,曾经热闹过一时,你也“漫谈××”,他也“闲话××”,可是在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这两年中被罗织入罪的,也尽是这些散文。到了六十年代,散文又复兴了。有人向艺海中拾贝,有人在燕山上闲话,都受到读者欢迎,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展,这些散文都成为“大毒草”。
  现在,文艺界正在拨乱反正,为今后的繁荣创造条件。散文也受到各地作家的重视,已经出现了几个专载散文的刊物。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提供了一个为散文家挥洒妙笔的园地,我相信今后的新文学史上,散文一定会占有反映和记录新时期总任务的丰富多采的重要地位。
  我治什么“学”
  《书林》杂志有一个《治学篇》专栏,去年,编者就来找我,要我给这个专栏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治学经验。我当时贸然答应,毫不考虑。现在编者又来敦促,要我践约交稿,我这才想起,我这一辈子到底“治”了些什么“学”?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
  我自己反省,弱冠以来,迄今五六十年,我的确“治”过不少“学”,几乎每年每月每日都在“治”,可是我“治”得了什么“学”呢?没有!
  我完全无“学”,因而至今是“不学无术”。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四年制中学第三四年级的时候,中、英语文阅读及写作能力,已有相当好的基础。中文是家学,我父亲教我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选》。英文得力于叶颂藩老师的文法课,他教授《纳氏文法》第四册,使我能基本上懂得英文的语法结构。这两种语文基础,是我的有利条件。中学毕业后,报考东南大学国文系,同去应考的有四个同学,只有浦江清一人被录取,我和其他二同学均名落孙山。
  于是去报考之江大学,因为听说教会大学容易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进之江大学去读英文。在之江,没有钻研中国文学的条件,我就钻进了英国文学。一年之间,我读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散文和诗歌。对英国文学刚才懂得一些皮毛,可是因为参加非宗教大同盟,不能不退学了。
  第二年,我到上海进上海大学,读中国文学系。陈望道老师讲修辞学,沈雁冰老师讲西洋文学史,俞平伯老师讲诗词,田汉老师讲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这些课程都对我有相当影响。西洋文学史的教材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这部书的内容,实在只讲了希腊、罗马部分,我以为不足,就自己去找英文本的欧洲各国文学史看。俞平伯老师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通读之下,豁然开朗,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上海大学读了两年,又转到大同大学读英文,在叶上之、胡宪生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司蒂文生的散文《骑驴旅行记》和沙克莱的小说《亨利·爱思芒》。同宿舍的同学有许思玄,读英国文学书甚勤奋,我和他对床而坐,颇受他的影响。以后又转入震旦大学读法文,随即便爱上了法国诗,从龙沙、维雄到雨果,似懂非懂地乱读了一阵。中国古典文学,就此放下了。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阅读的也多是外国文学,偏重于苏联、东欧诸国和美国。读书没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可就是说不上研究。在周作人、林语堂的影响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热中于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文集看了一遍。
  一九三七年秋,到云南大学文史系教书,系主任分配给我的课程是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历代诗选、历代文选。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任务,努力备课,编讲义。上了几个月课,才知道过去光是读书,纵然读得很多,全不顶事。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
  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
  在云南大学三年,有条件阅读了许多云南古代史文献,写下了一些札记。在向觉明的影响下,看了许多敦煌学文件,校录了十几篇变文。
  一九四一年,到福建厦门大学任教,于是云南古代史和敦煌学的兴趣消散了。在厦门大学五年,由于厦大图书馆的藏书毫无损失,全部内迁,我着实看了许多书。给学生开了一门专书选读课,讲了一年《史记》,自己也写了许多《史记旁札》。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这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都在“浩劫”中损失了。
  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间,我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前后译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东欧、北欧及苏联小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才重又回到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主要是对唐诗宋词做了些考索工作。
  但就在同时,我的兴趣又转移到金石碑版。陆续写成了《水经注碑录》、《诸史征碑录》、《唐碑百选》、《北山楼碑跋》等十多种著作。这些手稿,在“浩劫”中也损失了一大半。
  以上是我生平治学的一个大概情况。如果说“治学”就是“研究”学问,那么我实在没有“治”过任何一种学问,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实在做得太少。不过我以为“治学”
  这个名词,意味着一整个过程。任何人都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浅尝到博览。对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到兴趣,渐渐地一本一本找这方面的书看,熟悉了关于这一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这是第一个阶段。既已熟悉了关于这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在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碰上了问题,就要自己去求解决,这才走上了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入门”。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问题弄弄清楚。于是不能不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样才到达第三个阶段,开始做研究工作了。
  由于我个人性情急躁,没有耐性,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条件的不稳定,我治过许多学,可是都只走了两段路,没有完成治学的全程,因此,至今不名一家,在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我只是一个“三脚猫”。
  我把我的经验贡献给青年学者,祝愿他们审慎决定研究课题,一段一段地走完治学的全程,不要像我一样的见异思迁,半途而废。近来有不少青年学者,随便找一个课题,一上手就做研究工作,对这个课题的各方面情况,全未了解。这是没有基础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取得正确的成果。他们的毛病,恰恰和我相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于华东医院
  寒山寺碑二题
  寒山寺碑苏州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近年来报刊上屡有提到。
  今天又在《文汇报》上见到一文,说到抗战时期有一位刻碑人钱荣初曾刻了一块假碑,以代替真碑。又说这个故事为香港《大公报》发刊作头条新闻。
  我没有见到香港《大公报》的报道,不知如何说法。不过关于这块为好古之士和日本旅游家们所注意的唐诗石刻,似乎近来已无人知道它的历史,连苏州人都说不明白。
  所谓真碑,是谁写的?假碑,又是谁写的?文章都没提。文章的作者是钱荣初的外孙,还是初中学生,当然不会知道。但刻碑的钱荣初,似乎也不知道真碑与假碑有何区别。这却更不可思议。看来,这些报道,反而把这块石刻的历史弄糊涂了。
  抗战前,日本游客买回去的“枫桥夜泊”碑,是俞曲园(樾)写的。
  这块碑的拓本流传了五六十年。我也还有一张。但这已是第二块石刻了,第一块是文徵明写的,据说俞曲园写的那块碑阴(即碑背)有题记,说明文徵明写的一块已经岁久亡失。
  抗战以后,有人送我一张寒山寺碑的拓本,已是张溥泉写的了。因此,我才知道俞曲园写的那一块又已“岁久亡失”了。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由现代诗人张继来写,倒也有趣。当时我猜想,俞曲园写的那块碑,大概被日本人盗去了。抗战期间,日本人取去了许多石刻,旅顺口的那块唐代崔忻井题名石刻,听说现在还流落在东京。我猜想,大概钱荣初刻的就是张溥泉写的那一块,也就是现在寺中的那一块。这也是真碑,并非假碑。
  奇怪的是,一九八二年,我在南京瞻园看到了两块名碑,正是关心石刻的人都不知道下落的东西。一块是端方仿刻的天发神谶碑,嵌在瞻园壁间。另一块就是俞曲园写的寒山寺碑,在一个特建的碑亭里。当时一看此碑,真是又惊又喜。喜的是俞曲园的遗迹犹存,惊的是它怎么会跑到南京来落户。可惜当时匆匆过目,忘了看碑阴,不知有字否。
  在寒山寺的时候,这块碑是嵌在墙上的,所以没有人见过碑阴。现在屹立在亭中,我希望有人去核实一下。最好,请南京文管会弄弄清楚,到底这块石刻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来到南京的。苏州文管会也应当把这块碑去要回来,还给寒山寺。
  寒山寺碑信息我写了一篇关于寒山寺碑的小文,刊在四月二十二日《新民晚报》,当时是在病床旁写的,但凭记忆,没有检查文献。该文刊出后,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提供了各人所知关于此碑的信息。有常熟九十一岁的曹仲道老先生,有俞曲园的后人俞泽民同志,此外还有杭州林菁、苏州邓兆铭等七八位,可知读者中关心此碑的大有人在。晚报编者不可能把来函逐件刊登,只好由我综合为一文,名曰《寒山寺碑信息》,希望这里所记的,都是实在情况。
  第一块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应当是北宋宰相郇国公王跅写的,记录于《吴郡图经》。这块碑久已亡失,所以俞曲园碑阴诗说“郇公旧墨久无存”。
  第二块碑是明代苏州书家文徵明写的。此碑在俞曲园时还没有亡失,只是“漫漶”(字迹模糊),所以俞曲园诗云“待诏残碑不可扪”。可知这块碑在俞曲园时还在寺中。
  俞曲园写的是第三块碑。碑面为张继原诗大字三行,小字题记三行。
  俞泽民同志寄来一张照片,是一九八一年春在苏州寒山寺中摄影的,这块碑至今还在寺中。杭州林菁同志将碑阴刻的一段题记抄来,也是俞曲园写的,内容是关于原诗“江枫”二字在龚明之的《中吴纪闻》中却是“江村”。文徵明写的那块碑已不可辨,不知他写的是“江枫”还是“江村”。因此俞曲园诗云:“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但俞曲园似乎不以“江村”为是,所以他写的还是“江枫”。
  另外有一块同样的俞曲园书碑,在南京煦园,不是瞻园(这是我记错了)。据说是汉奸江亢虎叫人从苏州搬来的,也许当时是为了防止日本人偷走。现在可以揣知,二碑之中,必有一块就是钱荣初刻的“假碑”。
  俞泽民同志寄来的照片,碑侧有小字题刻,不知内容如何。我怀疑这一块留存寺中的倒是假碑,是准备被日本人偷走的。
  一九三六年,吴湖帆请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这是第四块《枫桥夜泊》诗碑,与俞曲园写的一块并立寺中。
  德清蔡剑飞同志来信说,他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曾在枫桥住过一个月,在寺中看到的诗碑乃是南海康有为所写。这一信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而蔡剑飞同志说是“千真万确”的。
  如此说来,张溥泉写的应当是第五块碑了。
  现在本文可以结束了。留下两个问题:一、南京苏州各有一块俞曲园写的《枫桥夜泊》诗碑,谁真谁假?二、康有为也写过一块,有人见过拓本或实物否?这块碑是否还在寺中?
  一九八四.五.十三
  支那·瓷器·中华
  两个月前,《报刊文摘》转载了一位荷兰华裔学者黄隆泰先生的谈话。他提出我国不应被称为“支那”,应当正名为“中华”。其理由是:支那这个字,在荷兰语、英语字典上都解释为“瓷器”。以“瓷器”来称中国,这是侮辱之词。所以,这位黄老先生主张我国的外文名称应改为“中华”而抛弃“支那”。
  前几天,看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本年第一期,其中发表了黄老先生谈话的全文,可知《报刊文摘》的摘录不误。这件事,我想,这位黄老先生似乎有点误会。经《报刊文摘》一转载,我恐怕国内可能有许多人也跟着糊涂起来。
  我国的外文译名,是统一用的China,英国、美国人读作“查艾那”,法国、西班牙等拉丁语系的国家读作“希纳”。译成中文,就是“中国”,而不是“支那”。只有日本人从前称我国为“支那”,但这也不是China的译音。“支那”这个名称,起源于印度。
  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脂尼”,这是见于唐以前的佛经译本中的。
  印度古代的“脂尼”
  Chini,向东流传到日本,成为“支那”,向西从阿拉伯传到西欧,成为“希纳”。英国人又用他们的缀音读法,把中间的i读成长音,就成为“查艾那”。我们只能说China是“支那”的音译,不能说“支那”是China的意译。现在,印度还有人称中国为“脂尼”,日本也还有人称我国为“支那”,但在公文书上,已经都不用这个旧名了。
  “脂尼”这个名词,过去有人说是“秦”字的音译,但苏曼殊曾经否认过,他说过“支那音非秦转”。不过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个名词早已见于古梵文的佛经,可以推测印度和中国的交通始于中国的秦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已记录了“天竺”、“身毒”等名词,都是指印度的。
  只有对日本人来说,“支那”可以说是China的译音,但对欧美人来说,他们没有“支那”的概念,故不能说欧美人称中国为“支那”。
  契丹蒙古人称中原人为汉人,因为他们最早接触中国是在中国的汉代。中国人移民到南洋去,始于唐代,故南洋人称中国人为唐人。这个名称流传到美洲,至今旧金山、纽约等地还有唐人街。可是,其英文译名却是“中国城”而不是“唐代人的街”。俄罗斯人最早接触的中国人是东北的契丹民族,故俄文中称中国为“契丹”。这个字,现在当然已译为“中国”而不能译为“契丹”了。
  西欧人在最初见到中国瓷器的时候,大为惊异。当时他们还没有瓷器,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名字,于是以中国国名称之。这是瓷器因国而得名,并非国名因瓷器而得。况且,作为瓷器解释的china这个字第一个字母是小写的,作为国名的China,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区别很清楚,怎么能说支那(或中国)这个名词的意义是瓷器呢。
  黄老先生还说:荷兰有一个专指华人的字,叫做“西内逊”,现在成为到中国餐馆里去吃饭的代称。因此,他认为这也是一个侮辱华人的字。其实,“西内逊”的意义就是中国人,或中国事物。法文中也有一个同样的字,叫做“Chinoiserie”,可以译作“中国东西”。这是它的本义。但因为当时欧洲人瞧不起中国人,所以这个字又有另一个意义,指愚蠢的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西内逊”这个字的意义,也是这样。
  这种字,在欧洲每一国的语言中都有。它们都含蓄着对中国的贬义,这是由于那时中国的老弱,保守,落后。今天,法国人已很少用这个字,即使用,也不再有瞧不起中国的意义,“西内逊”这个字的意义已仅仅指“到中国餐馆里去吃饭”这件事,可知它已转变成另一种特定的用法,这与“支那”都没有关系。
  一九八四.五.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