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话》 上 姜德明 主编 孙郁 选编

  鲁迅书话
  主编 姜德明
  孙郁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

  ●序言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
  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
  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
  40 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 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
  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
  50 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60 年代初,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 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书小品,赵家璧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匋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写艺术短简,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书。我以为报纸副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1964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文艺部,背后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到了“文革”
  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30 年代的******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 年10 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
  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 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1937 年10 月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 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 卷第4 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 年8 月15 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同月22 日出版的《涛声》第2 期,他又发表了《书话·2》。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阅一下,1933 年和1934 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名义写读书小品。书话在30 年代曾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1996年4月于北京
  ●鲁迅书话
  第一辑
  忽然想到
  一
  做《内经》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录》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所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严时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闷的象征》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①本篇最初分四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二十日、二月十四日、二十日《京报副刊》。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不“绳其祖武”么?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二月十六日。
  青年必读书①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读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
  十四年的“读经”①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将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妇?
  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
  “瞰亡往拜”“出疆载质”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
  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妇,华工聪明;甚而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猛进》周刊第三十九期。
  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古书与白话①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先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国民新报副刊》。
  读书杂谈①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因为知用中学的先生们希望我来演讲一回,所以今天到这里和诸君相见。不过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忽而想到学校是读书的所在,就随便谈谈读书。是我个人的意见,姑且供诸君的参考,其实也算不得什么演讲。
  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
  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
  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
  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①本篇记录稿经作者校阅后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十九、二十二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九、一八○、一八一期,后重刊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
  “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
  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
  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 Shaw)①,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Schopenhauer)②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书苑折枝(一)①
  余颇懒,常卧阅杂书,或意有所会,虑其遗忘,亦慵于钞写,但偶夹一纸条以识之。流光电逝,情随事迁,检书偶逢昔日所留纸,辄自诧置此何意,且悼心境变化之速,有如是也。长夏索居,欲得消遣,则录其尚能省记者,略加案语,以贻同好云。十六年八月八日,楮冠病叟漫记。
  ① 即萧伯纳。
  ② 即叔本华。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四十五、四十六期合刊,署名楮冠。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二十五引梁简文帝《诚当阳公大心书》: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案:帝王立言,诫饬其子,而谓作文“且须放荡”,非大有把握,那能尔耶?
  后世小器文人,不敢说出,不敢想到。
  清褚人获《坚瓠九集》卷四:《通鉴博论》:“汉高祖取天下,皆功臣谋士之力。天下既定,吕后杀韩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绝其祀。传至献帝,曹操执柄,遂杀伏后而灭其族。或谓献帝即高祖也;伏后即吕后也;曹操即韩信也;刘备即彭越也;孙权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绝汉。”虽穿凿疑似之说,然于报施之理,似亦不爽。
  案:韩信托生而为曹操,彭越为孙权,陈豨为刘备,三分汉室,以报夙怨,见《五代史平话》开端。小说尚可,而乃据以论史,大奇。《博论》明宗室涵虚子(?)作,今传本颇少。
  宋张耒《明道杂志》: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事,有类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
  案:发笑又作别论。由此可知宋时影戏已演三国故事,而其中有“斩关羽”。
  我尝疑现在的戏文,动作态度和画脸都与古代影灯戏有关,但未详考,记此以俟博览者探索。
  书苑折枝(二)
  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
  案:元上谕多用白话直译,“怎生呵”“那般者”皆谕中习见语,故黄以为戏。今人常非薄今白话而不思元时敕,盖以其已“古”也。甲午是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95),其年正月,忽必烈死。
  同上别集下:或作散经名《物外平章》,云,“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堆黄土;皋夔稷伊周,一人一个髑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总无紧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语亦可发一笑也。
  案:近长沙叶氏刻《木皮道人鼓词》,昆山赵氏刻《万古愁曲》,上海书贾又据以石印作小本,遂颇流行。二书作者生明末,见世事无可为,乃强置己身于世外,作旁观放达语,其心曲与此宋末之作正同。
  宋唐庚《文录》:《南征赋》,“时廓舒而浩荡,复收敛而凄凉。”词虽不工,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
  案:今日用之《民气赋》或《群众运动赋》,亦自曲尽情状。
  清严元照《蕙櫋杂记》:西湖岳庙有严嵩和鄂王《满江红》词石刻,甚宏壮。
  词既慷慨,书亦瘦劲可观,末题华盖殿大学士。后人磨去姓名,改题夏言。
  虽属可笑,然亦足以惩奸矣。
  案:严嵩偏和岳飞词,有如是诈伪;后人留词改名,有如是自欺;严先生以为可笑而又许其惩奸,有如是两可。寥寥六十字,写尽三态。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四十七、四十八期合刊,署名楮冠。
  书苑折枝(三)明陆容《菽园杂记》四:僧慧暕涉猎儒书而有戒行,永乐中尝预修《大典》,归老太仓兴福寺。……尝语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讨债者。”客问其故,曰:“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
  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阔,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者。”……
  案: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呜呼“还债的”也!
  元人《东南纪闻》一:刘平国宰,京口人。(中略)有《漫塘集》,文挟伟气。其尺牍有云:“今之所谓豪杰士者,古之所谓破落户者也。”意有所指,知者以为名言。(下略)
  案:也可以说:豪杰士者,破落户之已阔者也。破落户者,豪杰士之未阔或终于不阔者也。
  清陈祖范《掌录》上:行事之颠倒者:三国时孙吴立制,奔亲丧者罪大辟;北齐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宋宣和中,敕沙门著冠为道士;……元祐焚《史记》于国子;……政和间著令,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
  案:知道古来做过如许颠倒事,当时也并不为奇,便可以消去对于时事的诧异心不少。书籍和财色①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是学生的缘故。
  书籍用实价,废去“码洋”的陋习,是始于北京的新潮社——北新书局的,后来上海也多仿行,盖那时改革潮流正盛,以为买卖两方面,都是志在改进的人(书店之以介绍文化者自居,至今还时见于广告上),正不必先定虚价,再打折扣,玩些互相欺骗的把戏。然而将麻雀牌送给世界,且以此自豪的人民,对于这样简捷了当,没有意外之利的办法,是终于耐不下去的。
  于是老病出现了,先是小试其技,送画片。继而打折扣,自九折以至对折,但自然又不是旧法,因为总有一个定期和原因,或者因为学校开学,或者因为本店开张一年半的纪念之类。花色一点的还有赠丝袜,请吃冰淇淋,附送一只锦盒,内藏十件宝贝,价值不资。更加见得切实,然而确是惊人的,是定一年报或买几本书,便有得到“劝学奖金”一百元或“留学经费”二千元的希望。洋场上的“轮盘赌”,付给赢家的钱,最多也不过每一元付了三十六元,真不如买书,那“希望”之大,远甚远甚。
  我们的古人有言,“书中自有黄金屋”,现在渐在实现了。但后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呢?
  日报所附送的画报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登载的什么“女校高材生”
  和什么“女士在树下读书”的照相之类,且作别论,则买书一元,赠送****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日《北新》周刊第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署名楮冠。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画片的勾当,是应该举为带着“颜如玉”气味的一例的了。在医学上,“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但在文艺上,“女作家”分为一类却未免滥用了体质的差别,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她“《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张博士也改弦易辙,去译《卢骚忏悔录》,此道遂有中衰之叹了。
  书籍的销路如果再消沉下去,我想,最好是用女店员卖女作家的作品及照片,仍然抽彩,给买主又有得到“劝学”,“留学”的款子的希望。
  我和《语丝》的始终①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去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创办《语丝》,现在自己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这听说是张孟闻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看来好像一群人,其实不过一两个,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但是,“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我并非“主将”的事,前年早已声辩了——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的创办,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
  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编辑,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于是就有人传说,我是特约撰述,无论投稿多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据我所闻,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但我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但这样的好景象并不久长,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 France 的小说了。
  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时还有副题《“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句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
  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
  倘若说,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恐怕是不会很错的。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
  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谭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大意),我以为移来叙述我和《语丝》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 彷徨” 并不用许多时, 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
  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语丝》的渊源和关系,就不过如此,虽然投稿时多时少。但这样地一直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
  到得厦门,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为相离已远,不受催促,责任便觉得轻;二者因为人地生疏,学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妪式口角,不值得费纸墨。倘能做《鲁宾孙教书记》或《蚊虫叮卵脬论》,那也许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没有这样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这年底到了广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务,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后来颇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它的敌人的治下去发表。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
  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做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从这时起,我才探问向来的编法。那很简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槁,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所以我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见时,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
  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所以最初出阵,尚无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团体,而发生意见,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当然也就淡漠起来。至于因环境改变,意见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为不少。因此所谓“社员”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几次,无不刊载,此后便放心发稿,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但经旧的社员绍介,直接交到北新书局,刊出之前,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也间或有之。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
  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遣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不只负发行之责,而《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
  但不知为什么,柔石编辑了六个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辞职了。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语丝》四年中的琐事。试将前几期和近几期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风马牛①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
  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
  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
  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 Oop》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Life and Love Among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inPic-tures”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Love”。
  《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 Zen-taur)也已于今年出版”了。
  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
  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
  “连环图画”辩护①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
  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最后之晚餐》,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
  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Gustave Dor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
  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Blattfolge)。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
  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四号。
  一,《农民斗争》(Bauernkrieg),金属版七幅;二,《战争》(Der Krieg),木刻七幅;三,《无产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Carl Meffert),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Die Jagd nach Zaren von Wera Figner)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题诗一幅;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
  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München),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祷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三,《没字的故事》(Geschichte ohne Worte),木刻六十幅;四,《太阳》(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Das Werk),木刻,幅数失记;六,《一个人的受难》(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A Story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W. Gropper)所画的书,据赵景深教授说,是“马戏的故事”,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Alay-Oop》(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国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Robert Gibbings),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元了罢。那书是——《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为翻译辩护①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另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
  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
  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选本①
  今年秋天,在上海的日报上有一点可以算是关于文学的小小的辩论,就是为了一般的青年,应否去看《庄子》与《文选》以作文学上的修养之助。
  不过这类的辩论,照例是不会有结果的,往复几回之后,有一面一定拉出“动机论”来,不是说反对者“别有用心”,便是“哗众取宠”;客气一点,也就“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问题于是呜呼哀哉了。
  但我因此又想到“选本”的势力。孔子究竟删过《诗》没有,我不能确说,但看它先“风”后“雅”而末“颂”,排得这么整齐,恐怕至少总也费过乐师的手脚,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由周至汉,社会情形太不同了,中间又受了《楚辞》的打击,晋宋文人如二陆束皙陶潜之流,虽然也做四言诗以支持场面,其实都不过是每句省去一字的五言诗,“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了。不过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
  《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但检唐宋类书中所存裴启《语林》的遗文,往往和《世说新语》相同,可见它也是一部钞撮故书之作,正和《幽明录》一样。它的被清代学者所宝重,自然因为注中多有现今的逸书,但在一般读者,却还是为了本文,自唐迄今,拟作者不绝,甚至于自己兼加注解。袁宏道在野时要做官,做了官又大叫苦,便是中了这书的毒,误明为晋的缘故。有些清朝人却较为聪明,虽然辫发胡服,厚禄高官,他也一声不响,只在倩人写照的时候,在纸上改作斜领方巾,或芒鞋竹笠,聊过“世说”式瘾罢了。
  《文选》的影响却更大。从曹宪至李善加五臣,音训注释书类之多,远非拟《世说新语》可比。那些烦难字面,如草头诸字,水旁山旁诸字,不断的被摘进历代的文章里面去,五四运动时虽受奚落,得“妖孽”之称,现在却又很有复辟的趋势了。而《古文观止》也一同渐渐的露了脸。
  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的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
  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署名唐俟。
  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或醨.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纵使选者非常胡涂,如《儒林外史》所写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漫无准备,须问路人,吃点心又不知选择,要每样都买一点,由此可见其衡文之毫无把握罢,然而他是处州人,一定要吃“处片”,又可见虽是马二先生,也自有其“处片”式的标准了。
  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
  十一月二十四日记。
  读几本书①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榻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 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看图识字》①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字,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
  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
  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买《小学大全》记①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
  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
  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不过他预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机。
  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
  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
  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
  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豗,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 文艺政策” 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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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
  七月十日。
  点句的难①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
  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
  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像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闹出许多笑话来。
  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
  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
  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应该排斥的。
  十月二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随便翻翻①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
  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
  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公汗。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
  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读书忌①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
  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
  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
  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象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① 本文最早见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病后杂谈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
  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
  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
  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
  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① 本篇第一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其他三节都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
  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
  这是蜀宾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都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
  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三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
  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
  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
  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豳,雅终《召旻》,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了。四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冥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
  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
  这真是“曲终奏雅”,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他说:“……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皆好事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
  《国朝文纂》我没有见过,铁氏次女的诗,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罢了,一经杭世骏道破,再去看时,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们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
  十二月十一日。病后杂谈之余①——关于“舒愤懑”
  一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
  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
  记得《汇刻书目》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
  然:昨天在《安徽丛书》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类
  稿》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弇州史料》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病后余谈》。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
  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 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 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 剩下的就只有“ 功德” 了。
  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 抽毁, 剜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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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 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 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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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琳琅秘室丛书》我是在图书馆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
  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春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
  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但是,这校勘,是用清朝的书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库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确凿,还有一部也是《四部丛刊续编》里的影旧抄本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在这里,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旧抄本四库本
  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 金人扰我疆埸之地,边城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蛇结河东。盘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以百骑却虏枭将, 以百骑却辽枭将,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三栅,控告乞援,亦和恭甚矣。不谓敢睨中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国之地于今日也。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无)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态度。之意。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籍而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胆落,不暇寒心。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的了。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三
  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但在文学界上,我没有查过以谁为“祸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书》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但是,总之,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说,在再版的《书》里,“删而存此篇”;后来这书又改名为《检论》,我却不知道是否还是这办法。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
  那时印成一大本的有《汉声》,是《湖北学生界》的增刊,面子上题着四句集《文选》句:“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来了,第四句是“振大汉之天声”。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
  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的圣人的幸福。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耍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
  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
  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四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
  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我也爱看绘画,尤其是人物。国画呢,方巾长袍,或短褐椎结,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洋画呢,歪脸汉子,肥腿女人,也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画和木刻的阿Q 像,这才算遇到了在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是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
  那么..,我的..“舒愤懑...”,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
  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照此看来,作伪者实不过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
  教坊献诗
  教坊脂粉(落籍)洗铅华,一片闲(春)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空)有恨,故园归去已(却)无家。
  云鬟半挽( )临妆(青)镜,雨泪空流(频弹)湿绛纱。
  今日相逢白司马(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与诉(为赋)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类稿》又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两个近视眼论扁额上字,辩论一通,其实连扁额也没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实。不过铁妻死殉之说,我以为是粉饰的。《弇州史料》所记,奏文与上谕具存,王世贞明人,决不敢捏造。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记。
  书的还魂和赶造①
  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面,使它不易于灭亡。但这第二种好处,是也靠着部头大,价钱贵,人们就因此格外珍重的缺点的。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就都是的。
  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然而时代改变,新花样也要跟着出来了。
  推测起新花样来:其一,是豫先设定一种丛书的大名,罗列目录,大如宇宙,微至苍蝇身上的细菌,无所不包,这才分头觅人,托他译作,限定时日,必须完工,虽然译作者未必定是专家,但总之有许多手同时在稿纸上写字,于是不必穷年累月,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其二,是原有一批零碎的旧译作,一向不甚流行,或者虽曾流行,而现在却已经过了时候,于是聚在一起,略加类别,开成一串五花八门的目录,而一大部煌煌巨制也就出现了。
  出版者是明白读者们的心想的,有些读者们,苦于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书,所以往往以为被选进丛书里的,总该是必要的书籍;而且丛书里的一本,价钱也比单行本便宜,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上算;加以大小一律,也很合人们爱好整齐的心情。本数又多,一下子可以填满几书架,规模不大的图书馆有这几部,馆员就省下时常留心选购新书的精神了。然而出版者是又很明白购买者们的经济状况的,他深知道现在他们手头已没有这许多钱,所以这些书一定是廉价,使他们拚命的办出来,或者是分期豫约,使他们逐渐的缴进去。
  汇印新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作必须是精粹的本子,这才可以救读者们的智识的饥荒。就是重印旧作,也并不算坏,不过这旧作必须已是一种带着文献性的本子,这才足供读者们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克日速成的草稿,或是栈房角落的存书,改换新装,招摇过市,但以“大”或“多”或“廉”诱人,使读者化去不少的钱,实际上却不过得到一大堆废物,这恶影响之在读书界是很不小的。
  凡留心于文化的前进的人,对于这些书应该加以检讨!
  二月十五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长庚。
  “题未定”草(一至三)
  一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
  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
  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①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
  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二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作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
  “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色,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
  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
  三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份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就是这标本。
  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刺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送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
  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
  六月十日。
  杂谈小品文①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来,看看书店广告,连信札,论文,都排在小品文里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经,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见,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一部《老子》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说是小品。这该像佛经的小乘似的,先看内容,然后讲篇幅。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史记》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由晋至唐,也很有几个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诗,却确是我所谓的小品。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过“高人兼逸士梦”恐怕也不长久。近一年来,就露了大破绽,自以为高一点的,已经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下流的却成为打诨,和猥鄙丑角,并无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儿们的跳舞之资,和舞女们争生意,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数等了。
  为了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谓“珍本”的事。有些论者,也以为可虑。我却觉得这是并非无用的。原本价贵,大抵无力购买,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啃过一堆牛骨头,即使是牛骨头,不也有了识见,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骗去了吗?
  不过“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就是旧书店里必讨大价的所谓“禁书”,也并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奋起的作品,清初,单为了作者也会禁,往往和内容简直不相干。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的。
  十二月二日。“题未定”草(六至九)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
  ① 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两节最初发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
  六
  记得T 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墨。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记得前年就写过一篇《选本》,说明着自己的意见,后来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几天,看见《时事新报》的《青光》上,引过林语堂先生的话,原文抛掉了,大意是说:老庄是上流,泼妇骂街之类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如果我所记忆的并不错,那么,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语录,明人小品,下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彻的表白了其人的毫无自信。不过这还是空腹高心之谈,因为虽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连剽窃也不会,“老庄”不必说了,虽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尝真的看得懂。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惄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
  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例如罢,——这种举例,是很危险的,从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罗基”的悖谬,倒是为了个人的私仇居多。然而这里仍得举,因为写到这里,必须有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者是也。但经再三忖度,决定“姑隐其名”,或者得免于难欤,这是我在利用中国人只顾空面子的缺点。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
  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里,有了难懂的句子:“……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向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里,有这样的句子:
  “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过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他其实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这才病死的。所以我们没有法,这里只好点作“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明明是张岱作的《琴操》,怎么会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将他射杀干净,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中流”
  文人,是常有拟作的,例如韩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说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所以在这里,也还是以“魏征伤亡作”为稳当。
  我在这里也犯了“文人相轻”罪,其罪状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将功折罪”的,是证明了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
  七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说的好处是:“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这确已说明了他的所以激赏的原因。但也没有尽。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江赋》和《海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后者是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也。
  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Serenity)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
  不过看见实物,是否“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在我可就很难断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觉得,我以为也许有些因为他“古”的缘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
  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
  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钱起的全篇罢:
  省试湘灵鼓瑟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飒”。但没有上文,末两句便显得含胡,不过这含胡,却也许又是称引者之所谓超妙。现在一看题目,便明白“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况且题上明说是“省试”,当然不会有“愤愤不平的样子”,假使屈原不和椒兰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们于是应该再来看看这《湘灵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诗了。但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诗集,只有一部《大历诗略》,也是迂夫子的选本,不过篇数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
  下第题长安客舍
  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
  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
  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
  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那一首《湘灵鼓瑟》,实在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所以只好如此圆转活脱。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但就全体而论,他长不到丈六。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八
  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谨严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删存一个或者三四个字,刻之泰山顶上,“传之其人”,那当然听他自己的便,还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将保佑,姓名大可公开,他却偏要躲躲闪闪,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发生关系,随作随删,删到只剩下一张白纸,到底什么也没有,那当然也听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现在已经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铅字一排就够。虽说排印,糟蹋纸墨自然也还是糟蹋纸墨的,不过只要一想连杨人之流的东西也还在排印,那就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了。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无耻之旗,固然要引出无耻群,但使谦让者泼剌起来,却是一利。
  收回了谦让的人,在实际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谓“爱惜自己”的居多。
  “爱惜自己”当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无耻,然而有些人往往误认“装点”和“遮掩”为“爱惜”。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脸上,种上一撮白胡须;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的报复。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较大的图书馆,都必须保存的。但记得C 君曾经告诉我,不但这些,连认真切实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国的杂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
  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
  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石匮》一书,沘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云:“……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谢国桢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贤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这说的是魏忠贤使缇骑捕周顺昌,被苏州人民击散的事。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是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第二辑
  《华盖集》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
  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
  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蹰,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
  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
  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二期。
  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
  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
  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并且发表出去,也作为《何典》的广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
  写在《坟》后面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当时想到便写,写完便寄,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早已记不清说了些甚么了。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
  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后悔;这在我是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还没有深知道所谓悔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这心情也随即逝去,杂文当然仍在印行,只为想驱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还要说几句话。
  记得先已说过: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
  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然而这大约也不过是一句话。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别的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倘若硬要说出好处来,那么,其中所介绍的几个诗人的事,或者还不妨一看;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
  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
  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今天所要说的话也不过是这些,然而比较的却可以算得真实。此外,还有一点余文。
  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
  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
  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柔石作《二月》小引①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青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沉沉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矍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鲁迅记于上海。《三闲集》序言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上海《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
  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语丝》,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我和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这些方法一时恐怕不会失传,去年的“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
  说,就是老谱里面的一着。自问和文艺有些关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实呢,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两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书籍的序引,却只将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供参考之作,选录了几篇。当翻检书报时,一九二七年所写而没有编在《而已集》里的东西,也忽然发见了一点,我想,大约《夜记》是因为原想另成一书,讲演和通信是因为浅薄或不关紧要,所以那时不收在内的。
  但现在又将这编在前面,作为《而已集》的补遗了。我另有了一样想头,以为只要看一篇讲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时香港的面目。我去讲演,一共两回,第一天是《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寻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这《无声的中国》,粗浅平庸到这地步,而竟至于惊为“邪说”,禁止在报上登载的。是这样的香港。但现在是这样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国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却是至今还不能完全忘却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①
  爱伦堡(Ilia Ehrenburg)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 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末两句,真也好像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手头没有书,说不清见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汉译了的日本箭内亘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使。
  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箝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雅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
  我们的学者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箝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呢?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读者是决不和我计较这些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鲁迅读毕记。
  ① 本文最初印入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八月的乡村》中。田军,又名萧军,现代作家。
  萧红作《生死场》序①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骆驿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
  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 Isaacs)先生①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生死场》。
  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
  ——读《社会月报》八月号
  “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一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A 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昵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
  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
  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
  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
  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China Today)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白莽作《孩儿塔》序①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丛报》,发表时题为《白莽诗序》。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①
  此上海有正书局翻造本。其广告谓研究木刻十余年,始雕是书。实则兼用木版,石版,波黎版及人工著色,乃日本成法,非尽木刻也。广告夸耳!
  然原刻难得,翻本亦无胜于此者。因致一部,以赠广平,有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戌年冬十二月九日之夜,鲁迅记。
  ① 本文在作者生前未发表,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