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翻书录》下 作者:何倩

  隔岸观文
  读《白话史记》有感
  灯下阅读《白话史记》,无异是一种美好的文学享受,太史公笔下那一个又一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经过译者用白话文润色再现,更显得生动而亲切,容易理会,阅读情趣也因此油然而生。
  《白话史记》1979 年初版于台湾,是台湾14 所高等院校的60 位教授通力合译的成果。著名国学大师台静农为该书作了序。岳麓出版社根据1985年11 月台湾的“修订再版本”,以简化汉字横排重印出版。文内添加了书名号,改正了少数明显的排印错字,同时调整了某些篇章的分段,使体例和版式更为一致,给读者的阅读提供更多的方便。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作者当年职居史官,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加上他实地采访的资料,历10 余年之久,写成了这部130 篇的巨著。书中纂述了三代而下以至其当代的史事,首尾共3000年左右,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公元前二三千年的历史文化。行文体裁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先秦的所有典籍所无可比拟的。
  身为中国人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必须要读《史记》,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由于太史公成书于2000 年前,尽管他的文字在当时算得上通俗易懂,他引《尚书》就是以今文译古语,可说是翻译古文的老祖宗。可是由于年代的隔阂,今天没有相当文化底子的人要读通它是不大容易的。即便是具有一定学识的知识分子,除了专门的文史研究学者及有关人员,有能力阅读这本书的人也不多,更谈不上普及了。
  据说,早年就有人倡议将《史记》翻成白话文,使太史公的这一巨著人皆能读,以发扬历史文化。可是这一工程浩大的工作谁人能担当得了?想不到台湾14 所院校的 60 位大学教授这样做了。他们以集体的力量,花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任务。当这部160 万字的巨著化为明白易懂的白话文放在读者面前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大贡献,是造福后代使中华文化得以承延的重大措施。
  编者在凡例中说,《白话史记》的编译目的在求《史记》的普及化,使一般有基本文史知识的普通人都能读懂。编译目的,并非代替《史记》,而是希望透过这本书,有更多人有兴趣及能力研究《史记》原文,进而研究其他中国古籍。我以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如果都能学习台湾教授们的精神将它们逐一译成白话文,何愁中华文化不能普及?!
  想到的另一点是,60 位教授合作译书在我国文化史上似乎也属罕见。这些教授中不少是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为普及中华文化,他们打破门户派别,携手合作,以集体的力量,从事移译。使这项“一人为之,力有不胜”的工作,能“多人为之,自较从容”(台静农语)。每篇译文又各具风采,使读者在阅读史事的同时,也能领略其文学之美,这等好事,在大陆似也同样值得提倡!

  我们本是同种同文
  台港和大陆本是同种同文。制度虽不同,民风却相似。近日读了《台港微型小说选》,我的这种感觉更其具体了。
  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共收台港作家写的微型小说53 篇,其中台湾38 篇,香港15 篇。每篇长不过千余字,短则只有数百字。唯其薄和短,放在口袋里,利用上下班途中的候车间歇,一篇接一篇,就那么毫不费力地读完了——几乎没花什么整块的时间。那许多平平凡凡的小事经过作者的妙笔再现,蕴含的意义却也发人深省。
  就说打电话吧,这几乎人人可遇的一件极不起眼的琐事,可是台湾微型小说《打电话》所透出的那个孩子的辛酸,令成年人也为之动情:第二节课下课了,许多人抢到校门口唯一的公用电话前排队,打电话给妈妈要这要那,一年级新生黄子云看在眼里多么羡慕啊!一天他也要打电话给妈妈。他兴奋地挤在队伍里,上课铃响了,等待的队伍全散了,他左顾右盼发现没有人注意,于是颤抖着手,拨了电话,面带笑容,对着红色电话箱,口里叫着妈妈,连连述说自己的心思,当说到最后“妈妈,你为什么不回来?你在哪里?”时,嗓子变了音,清涕滴在手上也忘了揩。一个过早失去母爱的孩子对妈妈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莲雾树》的主角也是一个孩子。一个贫病缠身饥渴交迫的退伍军人,在路边山坡上采了个莲雾果子充饥润喉,被一个带狗的孩子看见了。孩子叫狗去咬他。他惊恐之余跌下山坡,一阵莫名的悲哀冲上心头,使他泪如泉涌。这激发了孩子的同情心。孩子不仅为他治伤,从家里端来吃的喝的给他,临别时还从口袋里掏出仅有的5 元零花钱给他买车票。他解下挂在腰带上的一枚古钱相赠。17 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财富,往日的艰辛早已淡然,不料有一天他在新来女秘书胸前的挂件上又见到了这枚古钱,原来她竟是当年的那个孩子。短短一千字的篇幅,包含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动人故事。那莲雾树,那孩子,那狗,如同一幅五彩水粉画那么形象生动,读后令人难忘。
  除了人情风尚的描写,这本小册子所收的微型小说更多的反映了台港社会制度的弊病及其形成的畸形人际关系:社会不安定,一切以金钱为中心,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警戒,互相提防的心态。台湾小说《枪》就是其中的一篇。一位赶不上末班火车回家的男子,临时叫了辆计程车,一路上他时时觉得坐在前座的司机在反光镜中注意着他,那目光透出的是疑虑不定,心怀叵测。他时时猜疑,处处防备,直至最后到达目的地,司机连车钱也不要就开走了,投来的是一瞥惊惶的目光。他一回头,发现自己旅行袋右方开口突出一截枪管,原来是买给孩子的玩具枪,由于枪管太长,无法全塞进旅行袋。这则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故事,看似可笑,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社会的现实。
  至于香港微型小说《新孟母三迁》给人思考的东西就更多了。孟太家原住一大厦二楼,有条走廊可供三四岁的小女儿踩童车,不料走廊尽头两个单位开了一个道馆,整日价有道士在做道场,小女儿很快学了道经。孟太怕女儿变小道士,赶紧搬家。新居住了十年,女儿上中学了,不料大厦的许多单位成了凤楼,****招牌如雨后春笋,小女儿竟在电梯内遇到色狼,于是不得不三迁其家,结果女儿还是和隔壁的中年男人谈上了“对窗恋”。孟太气得七窍生烟,决定再搬家,可是搬到哪儿去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小说

  反映的香港社会的现实,令天下为父母者感到触目惊心。
  报载大陆和台港出版界正互相出版对岸的出版物,据说近日台湾方面还开放了对大陆出版物的某些书禁,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的前提下,这些都是值得十分欢迎的。在读了《台港微型小说选》以后,我更作如是观。

  林海音的识见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名字,早已随着影片《城南旧事》的放映,在大陆家喻户晓。她的作品笔触细腻,感情真挚,绘景、状物、写人,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最近翻阅台湾作家黄春明的一本集子,无意中又识得了她的另一面。
  黄春明是当代台湾的一位知名度颇高的作家。原来他踏上文坛,却和林海音分不开。想当年19 岁的黄春明,既爱诗画,又爱小说,不知择何而事。一天,他试着将自己的一篇小说习作《城仔落车》寄给林海音主编的一家报纸的副刊,尽管作品稚嫩肤浅,还有点愤世嫉俗,林海音却从中窥见作者潜在的才华,予以“来稿照登”。一锤定音,黄春明就此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后,在林海音的鼓励提携下,他放胆将自己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平民性格,表现在作品中,成长为一位颇具特色的作家。他很庆幸地自述:“一个刊物的编者,无形掌握了初学的人的写作生命,我是那么幸运地碰到林海音女士,要是碰到另一个编辑,我那些写小说的时间也不知花在什么玩意上哪!”
  编者识作者于萌芽之中,这类故事似乎并不新鲜。在前辈作家中,早就流传叶圣陶识巴金、巴金识曹禺的故事了。然而,这类故事中包含的某些哲理,仿佛还是常温常新,永远不嫌陈旧的。那就是,一个投稿人,不一定认识刊物的主编,但他很可能十分认识刊物的风格。黄春明想必受到吸引,才把《城仔落车》寄给林海音主编的副刊。而林海音却以她特有的识见和文学家的操守,用心血灌溉她的刊物,使之成为一块“不废旧人爱新人”,打破地域观念,不立门户派别,不自我设限的文学园地,吸引着众多的后来者。
  据台湾书刊介绍,自林海音离任后,台湾报纸已难以见到副刊主编有超过她的器识和作为者。作家对社会真实的意见,只好到同仁杂志去,他们之间的分歧,没有一个大众的文学园地来居间调停,终于演至水火不容的地步。看来,或许正是由于走掉了一个林海音,又少了一个像她那么有力的后继者的缘故。
  我终于悟到了林海音之所以被台湾青年作家称之为“大家的林先生”的道理了。

  林海音的乡情
  读林海音的散文集《两地》,感受最深的,是她那份浓浓的,浓得几乎化不开的乡情。
  她在自序中说自己一生中最以为幸为荣的,“是与北京和台湾两地结了不解之缘”。细细琢磨她的经历,就觉得这话并不夸张。她生在日本,长在北京,成名在台湾。《两地》收集了她自1950 年1 月至1966 年8 月期间所写的30 余篇散文,其中一半是对北京生活的回忆,另一半则是对台湾风土人情的缅怀。虽然她的第一故乡是台湾,可不知怎么的,读来总觉得她对第二故乡北京的思恋之情,更为深切动人。
  且看她笔下叙述的那老北京的风风物物——西单拐角那间和兰号食品店,绒线胡同里的瑞玉百货铺,支儿胡同上的烤肉宛饭馆,还有丹凤牌的红头火柴,郎家园的枣子..几十年过去了,那情那景,在她的记忆中,竟仍然那么清晰如画。
  当然,最牵动人心的,是她回忆中的那些北京人了:在寒风中换取灯儿(火柴)的老太婆,为谋生不得不给人当模特儿的二姑娘,虎坊桥扪虱乞讨的老乞丐,排着队穿着一式肥肥大褂的富连成小演员,还有骑着小驴回家的宋妈..他们多半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虽淡淡的数笔却富有时代感地勾勒出他们在生活旋涡中的挣扎沉浮以及日常的委屈和苦难。
  那怕是记述一次受骗事件,她的笔调依然亲切而富有感情。《天桥上当记》,即一例。旧时代天桥不是女人去的地方,她和三妹竟想去逛逛,母亲提醒她们不要随便买东西,以免上当。可是姐妹俩自信碰到“漫天要价”,只要“就地还价”就得了。于是她们来到一个布摊子,只见一个人在地上抖落那些布,两个站着边表演边吆唤。吆唤者声声吸引人,表演者又那么有力量,有信用。她们不由自主地买下了一段绒布,12 尺布收8 块7 角5 分,而店里这种布要1 块多一尺,她们自以为得了便宜。不料回家用尺一量,这段布只有8 尺,且是单面绒,店里不过五六角钱一尺,上当是肯定的了。原想买来做大衣衬里,事实只能做件旗袍了。林海音并没写上当的懊丧心情,而是说:“虽然贵了些,但它使我认识了一些东西,虽然上当,还是值得的。”
  这就是乡情——浓浓的,几乎洋溢在每一件细小的回忆之中。
  林海音到台湾已40 年了,何以对北京仍如此恋恋,以至梦萦牵之?
  也是在她的自序里,她深情地谈到,因为她在北京度过四分之一世纪,度过金色的年代,读书、做事、结婚都在这儿,最后是带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去的。她说:“记得最后一年逛西山是秋天,对满山红叶,有无限山川的离情,知道要走了,要离开依赖了20 多年的第二故乡,心情真是沉重..”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使她的离情只能见之于文字。
  而今,40 年过去了。林海音当然早已不是那个喜欢思考、喜欢观察北京风风物物的小英子了;也不再是那个18 岁就步入社会,负起赡养寡母、照料弟妹重担的青年姑娘了。然而,那段经历,那逝去的年华,连同她生活过的北京一起,在她生命中刻下的痕迹,却深得永远无法磨灭。所以,她希望“有一天,喷射机把(北京和台湾)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
  林海音的苦恼不正代表着海峡两岸人的共同苦恼么?她的乡情为什么那么感人,细细琢磨,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今天的三毛与昔日之二毛
  偶尔走过东湖路,见一家个体书摊上陈列着台湾作家三毛的几本集子,其中《雨季不再来》引起我的注意,它收集了三毛早期的12 篇作品,时间跨度是17 岁至22 岁。买了一本回家翻翻,我看到的三毛与在《撒哈拉的故事》中的那个形象,全然不是一回事。
  我知道三毛正是由于读了她的《撒哈拉的故事》。从“沙漠中的饭店”开始,到“白手起家”,那一系列撒哈拉的故事,健康、豁达、洒脱不羁。悲天悯人的情怀,构成她这一系列故事中最动人的特色。我喜欢三毛的作品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可是,《雨季不再来》中的那个三毛,忧郁、伤感、迷惘。且看在《惑》中,三毛描写自己病中迷失在《珍妮的画像》中的幻觉,那么忧伤,心境的成长比起一般“正常步骤”生活中的同龄女孩,显得敏感而早熟。还有《月色》中那充满全篇的孤愤情绪,而且写作技巧也是生涩的,与“沙漠中的饭店”里那个乐观、开朗,白手也能摆出一桌中国菜肴以待客的三毛,真正判若两人。
  同样一个三毛,何以早期作品与《撒哈拉的故事》所表现的风格如此悬殊?是特殊地理环境使然,还是成长过程的蜕变?三毛那深沉善感的心态何时一转而为明快清朗?我是带着这些问号去读三毛的自序以及介绍她经历的文字的,试图从中找到答案。我的功夫并没有白费。
  三毛走过的路确实不同寻常。她原名陈平,出身于一个小康之家。中学以前,一切尚称顺利,初二以后,由于数学理化成绩不好,加上健康影响,休学在家。为了弥补损失,这一段时间,她自学了国文和英文,并随画家黄君璧学山水,随邵幼轩习花鸟,继而参加五月画会。
  五月过去,她想重返学校,经过文化学院院长的批准,成为哲学系的旁听生。结业后,得到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入学许可。她排除障碍,只身奔赴异国。进修结束后,转赴德国歌德书院,接受严格的语文训练。之后,她如放了线的风筝一般,飞往美国,在芝加哥伊利诺斯法律图书馆工作,前前后后通过12 次美国公务员考试。两年后回台,在文化学院、家专、政工干校执教,然后在“人生苦短,不喜欢平淡”的理由下辞去教职,又离开家园,重奔前程。这一去,是平沙万里的撒哈拉。
  撒哈拉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总面积800 万平方公里。三毛所去的西属撒哈拉是其中的一部分,占地266000 平方公里。这片仅7 万人的大漠,终年乏雨,黄沙漫漫,深沉而犷伟。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子,跋涉万里关山,生活在那样陌生艰苦的环境里,不能不说是个奇异而勇敢的抉择。
  就在那里,三毛从哭鼻子,到习惯,到热爱那一片土地,那一群人。三毛,一个在当年被父母看作问题孩子的毛丫头,10 年之后,成了一个对凡事有爱,有信念,有向往的女作家。三毛自己用两个很平常的字解释这个变化:时间。
  是的,时间是造就三毛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三毛学会了把握时间。10 年来,数不清的旅程,无尽的流浪,情感上的坎坷,都没有使她白白虚度过一生中最珍贵的岁月。这样如白驹过隙的十年,再提笔,笔下的人,已不是那个悲苦、敏感、脆弱而又浪漫的女孩子了。按三毛自己

  的话说:这个苍白的人,今天已被风吹雨打成了铜红色的一个外表不很精致,而面上已有风尘痕迹的“三毛”了。10 年的风风雨雨,就这样改变了一朵温室里的花朵。
  三毛把《雨季不再来》中的自己称为二毛。三毛和二毛的故事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只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时间。而三毛的可贵就在于她终于从时间中找回生活。她变得真实了,脚踏实地了。她的作品也就获得了价值。

  三毛的“宝贝”
  少年时曾在苏州住过一阵子,最难忘的是观前街前的各式各样的地摊,除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和土特产外,还有书籍、衣饰、古玩,形形色色的陶罐、瓷瓶,各式各样的小摆设,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一次又一次地逛街,总是情不自禁地驻足流连,不忍离去。尽管囊中羞涩,也宁愿少吃几顿点心,讨价还价地买下那么一两件:一个小小的紫玉茄子啊,一根缀着各色吉祥物的镀银链子啊,一个几何图形的陶土扑满啊..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个人环境的变迁,当年曾那么小心珍藏过的宝物,大都已佚失无存,只是在回忆中留下几丝淡淡的惋惜。带着这份心情读完了三毛的《我的宝贝》(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心中的羡意是可想而知的。
  三毛的见多识广,绝不是我这个局促一隅的土包子所能比拟的。她十六七岁就开始浪迹天涯,足迹遍及几大洲,特别是曾经在被认为是人迹罕至的撒哈拉沙漠生活过一段时期,使她的经历更富有传奇色彩。她的“宝贝”——收藏物来自四面八方,在种种机缘中得来,每一件都有一个故事,而每个故事中都有人,那怕小至一枚别针,一个发夹,大至一尊雕塑,一匹白马,一个古老的木饭桶,都因为有人的缘故,成了她生命中的印记。所以,她是如此看重她的收藏品,深沉地爱惜着这一批宝贝,哪怕再困难也不舍得丢弃。
  且看《痴心石》篇,从文字上读来,记载的不过是两块没有颜色的最最朴素的石头,常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可是三毛却视若珍宝,任何时候都珍藏在身边。这是因为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石头,是三毛的年迈父母弯着腰,佝着背,在海边的大风里辛苦翻拣回来送给她的。三毛自小有收藏的爱好,那怕街边挖出的一个树根,她也要拖回家珍藏起来。她的父母并不理解也不欣赏她的这一怪癖,可是却尊重她的爱好。在一次全家去海边旅行而三毛因故未参加时,不忘给她带来两块海边的石头。三毛将这两块石头称作痴心石。石头不会说话,却体现了父母对三毛无比真挚的亲情与爱心。
  《第一个彩陶》记载了三毛生命中承受的另一种情感——来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荷西的忠诚爱情。三毛第二次去西班牙,找了一个在小学教英文的工作,收入只敷最简陋的生活开支。她的男友荷西服兵役回西班牙时也是一贫如洗。荷西去三毛的住处看望她,见她床边什么装饰品也没有,很难过,一次旅行回来就买了一个陶土瓶子送给她。三毛骄傲地放在床边的柜子上。这个陶土瓶子成了她生活中第一个装饰品,以后一直随她奔走东西,从来舍不得给人。
  还有大量“宝贝”体现的是编织三毛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友情,反映三毛所拥有的一颗善良的心。如《第一套百科全书》,记载了1976 年因西属撒哈拉被摩洛哥占领,三毛和荷西与其他西班牙人一样,被遣散到加纳利群岛,荷西找不到工作,夫妇俩靠遣散费生活,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可是,有一天,一个同属遣散人员的西班牙青年竟上门推销百科全书,12 大册,总重29 公斤,价格昂贵,三毛纵然爱书如命,也无能力购买。然而,当荷西和她听到这个青年背了这套书已推销了3 天尚无主顾时,便毅然决定分期付款买下来,夫妇俩还开了车送青年回家。
  一个又一个故事,读来都那么平平常常,丝毫没有惊人之处。可是,三毛的高明就在于:当她拥有这一切“宝贝”时,她已认识到,尘世间的一切,都不过转眼成空,这些东西终究不能永远是她的,随着物移星换,人海沧桑,

  她终究要失去它们。所以,她将这些藏品摄成照片,并在朋友的怂恿下,藉着一件一件物品,写出了背后的故事,特别是其中蕴藏的爱——亲情、爱情、友情,使这些“宝贝”在比较中显出了无与伦比的永恒。
  这是另一种的保存方式,也是我之所以欣赏的缘由所在。

  琼瑶编织的彩云与现实
  听说台湾作家琼瑶的小说在青年人特别是中学生读者群中,引起狂热的迷恋,颇想多看几部,却苦于手头无现成的书。一位出版界的朋友知道后,答应给我提供书源,隔天便捎来了一大摞,多半是我未曾看过的。他附言说:大陆有近十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十多种琼瑶的小说,这样集中地介绍一位台湾纯情小说家,还是空前的呢!你尽可以慢慢翻阅,品品其中的味儿。我是个急性子,几个晚上,就把这一摞子书翻完了。
  琼瑶的小说确实独具魅力。她笔下的女性,个个纤柔而美丽,淡雅细腻。作品的字里行间所倾泻的那一股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读来使人深受感染。那明白晓畅的文字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更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无怪乎有那么多的青年人一书在手,留连忘所。
  然而,琼瑶小说读多了,却不由产生一种不满足感。书中的女主角尽管境遇出身不一,遭遇结局各异,但都是感情炽烈、气质清雅脱俗的一流“佳人”。而男主角又多半漂亮潇洒,风度不凡,既有英雄气概,又温柔体贴,对爱情忠贞不二,可说是个典型的“才子”。读那么一部、二部、三部,尚感新鲜。读多了,那“佳人”加“才子”的“模式”,就渐渐使人有点腻烦。一种不满足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文学作品,总要通过情节、人物说明一些什么,总要触及到人物活动的现实环境,即便是男女爱情,也难以离开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可是,琼瑶笔下的人物总是那么纯净无邪;那爱情,总是那么与世无涉,远离现实社会矛盾。读多了,就觉得她所描写的天地实在太狭窄,太纯净了。就像一片彩云挂在天边,虽美丽动人,却虚无飘渺,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沉溺其中,难免会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这可不可以说是琼瑶作品的致命弱点呢?
  看来琼瑶自己是不讳言这一点的。在《穿紫衣的女人》的自序里,琼瑶就这样写道:有读者认为她写作的圈子太小,故事不够积极和战斗,甚至有人认为她的小说有太多的“光明面”,建议她应该更多的刻画“残酷”和“黑暗的人性”。琼瑶认为她的写作受生活体验和个性的局限,她是无法刻画“太多的残酷和黑暗”的,“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太幸福了,自然就不太容易追求什么”。
  是的,琼瑶本人由一个婚姻失败、生活潦倒的24 岁的妇女,经过20 多年的惨淡经营,变成台湾风靡一时的纯情小说家,并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家庭幸福。她功成名就,似乎毋须再追求什么的了。但是,对于那些需要为更宏大的目标直面人生,为在社会上取得合理生存权利而紧张奋斗的千百万读者来说,琼瑶的“幸福”所概括的内涵实在显得太浅薄、太狭窄了。
  正因为这样,“琼瑶迷”中有一大批为数众多的读者读了琼瑶的小说后,开始感到不满足,视线慢慢就由琼瑶小说而转向其他一些写得更深厚、更接近现实的作品。70 年代以后,琼瑶的“票房”在台湾逐渐下跌,以至1985年台湾10 大畅销书作家名单中,竟没有琼瑶的名字。这个现象似乎并不偶然。

  “琼瑶热”的升温与降温
  近日下班回家,踏进里弄,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传来的,几乎都是台湾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那略带伤感的主题旋律。剧中男女主人公缠绵哀婉的爱情故事,不仅成了少男少女们的谈话中心,也使不少年已“不惑”或“知命”的中年人,为之扼腕叹息。看来这一二年已逐渐降温的琼瑶作品热,随着这部电视剧的播放在重新升温。这部作品究竟有何魅力能吸引如许的上海电视观众?出于好奇,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了原作。
  这是琼瑶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40 年代嘉陵江畔的大学生何慕天与少女李梦竹倾心相恋,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结为夫妇。李梦竹不仅留下一颗破碎的心,还怀着对何慕天的误解而下嫁他人。18 年后,两人久别重逢,虽误解冰消,却给他们后代的爱情婚姻造成许多波折。故事写得美丽而苍凉。可是,与琼瑶的许多作品一样,结构上摆脱不了三角恋爱的模式,情节、人物、手法也有似曾相识之感。
  改编后的电视连续剧基本忠于原著,个别情节与人物关系的改动,也与原著相差不远,何以它能维系春节后上海电视剧的最高收视率呢?是不是因为它的表导演以及各方面都特别出色?由于下班时早时迟,常常赶不上电视剧的播映时间,我无法窥其全貌,仅就看到的几集而言,恐怕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
  说实话,无论是导演或表演,这部电视剧都说不上是上乘。演员的普通话自不待言,浓重的闽腔粤味,对大陆观众来说,总有点格格不入。至于表演,也不见得比大陆拍摄的某些电视剧更为出色。就如扮演何慕天的台湾大演员秦汉、扮演李梦竹的香港著名演员刘雪华,举手投足之际,都可捉出若干瑕疵。但尽管如此,观众依然喜爱他们,何慕天、李梦竹的形象已深入到千家万户,他们的命运牵动着千千万万上海观众的心,吸引人们一集又一集的非看不可。其间有些缘由颇值得探索。
  我想,首先还是来自琼瑶的原作。《几度夕阳红》虽离不开琼瑶营造故事的模式,但仔细琢磨,它在某些方面另有一功。小说的风格清丽,结构比较严谨,描写人物时,语言通俗易懂,人物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比较细腻,富有人情味,故事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多姿,比较引人入胜。加上琼瑶以恰如其分的优美诗词点题,如第一部的“因甚斜阳留不住?翻做一天丝雨”(1962 年台北);第二部的“风中柳絮水中萍,聚散两无情”(1943 年重庆);第三部的“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1962 年台北),使整部作品始终笼罩在如梦如幻的氛围中,令人惆怅、回味,不忍释卷。
  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保留并发扬了原作的这些长处,而且注意通俗化,大众化。剧情始终围绕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展开。值得一提的是演员的气质,导演挑选演员,并不单纯考虑外形,比较注意内在的气质。剧中几位主要演员的气质都与角色比较接近,表演较自然而接近生活,加上语言比较通俗,没有大段的空洞说教,男女老少都可看懂。我以为,这也许正是这部电视连续剧所以能久播不衰的关键。
  要从琼瑶塑造的人物身上寻找什么引人奋发向上的力量,这是不现实的。然而,作为通俗文学及娱乐性作品,琼瑶小说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立足于雅俗共赏,面向普通市民,其间的某些手法,还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它符合大多数读者或观众的欣赏心理。

  林真说书与读书
  在香港报刊上时见介绍林真的文字,知道他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掌相学家,相人相掌千万,透彻洞明一些人的心态。然而,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勤读勤写,对事物有独到见解的散文家,却是读了他的文学随笔集《林真说书》以后。
  集子共收林真的读书随笔29 篇,内容包罗万象,中外古今,无所不涉: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诗,从泰戈尔到马克·吐温,从弗洛伊德到川端康成,从《周易》到《辛壬春秋》,从《景德传灯录》到当代发行的《随笔》,谈史料,谈读书,谈作文,谈剧本,谈翻译..取其一端,广征博引,独抒己见,不乏精深见解。《从民俗学看聊斋》就是引人瞩目的一篇。
  《聊斋志异》是一部有口皆碑的古典小说,从它问世以后即评者不绝,对作品和作者,研究论文何止千百。林真却慧眼独具,就民俗学角度来分析《聊斋》,考察蒲松龄为何借用鬼神世界来表现人世间的事实。这是由于蒲松龄是个民俗学者,对民俗学研究有素,著作颇多。《聊斋》中有不少表现当时风俗、习惯、仪式、信仰、历史、预兆、占卜、竞技、运动与游戏状况的笔墨,都反映了作者广博的民俗学知识。同时,蒲松龄的创作方式也体现了他是一位民俗学者的身份,即他是从采集口语文学入手,经过润色、改写、重编而使作品问世的。这都与民俗学家整理故事、神话、传说有相似之处。林真由这些观点和方法出发研究《聊斋》,使他的文章中有许多值得咀嚼的东西。
  林真说书很注意结合自己的感受爱好,因而读他的文字颇有一份亲切感,仿佛听熟友品茗谈天,令人忘倦。在《泰戈尔的哲理短诗》中,他叙述自己10 年间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和《吉檀迦利》的不同心境,其间融进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深刻感受,使人产生共鸣。也许由于林真本人是一位掌相学家,对心理学颇有研究,因而在他的说书文字中具有鲜明的心理分析特色。如《马克·吐温的悬疑手法》一文就对这位美国著名作家如何以严肃态度叙述荒唐故事的心态,作了精彩分析。而《川端康成的孤儿心态》,则考察了这位日本著名作家的早年生活、独特经历所形成的心态。由心理分析入手,对作家的作品作深一层次的挖掘,形成了林真说书的独特风格。
  读林真的书评文字,颇佩服于他读书范围之广,知识之渊博,以为他必是读书出身。其实不然。据唐弢所作的序中介绍,林真出身贫寒,14 岁丧父,此后就独立谋生,在酒楼充当小厮,干过行贩,擦过皮鞋,18 岁离开出生地广州去香港,在一家木箱店当学徒,以后又在戏院里为观众领座,到电影公司主持过广告宣传工作。他的知识都是在颠沛生活中手不释卷刻苦自学得来的。林真本人在后记中也说:“在九龙普庆戏院工作,最初是带位员,后来是领班,每天利用开场以后到散场之前的那段空闲时间来自修。”他的国学基础和英、日两门外语,就是在这些“空闲”中读出来的。而今林真虽然事业有成知名度高,经济上也有了基础,却依然不忘读书。
  林真是个相人阅人的行家,在人生战场上,他是个挑战成功的人。读了《林真说书》,我看到,正是书,从一个方面赋予了他敢于向人生挑战的巨大力量。

  白先勇笔下的爱情
  报载上海两位舞蹈家将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的名作《玉卿嫂》改编成舞剧在香港上演,引起广泛注意的消息,不由地触发我想读读原作的兴趣。翻书之余,却也有些想法。
  小说写的是40 年代发生在广西的一则故事。年过30 的美丽寡妇玉卿嫂,爱上了比她年轻而又体弱的后生仔庆生。从此,她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庆生连系在一起,在庆生身上倾注了全部的感情和希望。她不惜到一家公馆当奶妈,以勤劳所得供养庆生,并憧憬着未来与庆生一起生活的美好远景。不料,好景不长,庆生移情别恋,爱上了与他年龄相仿的漂亮女演员金燕飞,对玉卿嫂渐渐疏远了,玉卿嫂悲愤之余,手刃庆生,自己也自杀身亡。
  这类爱情悲剧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似乎并不鲜见,而且小说把被压抑女性的意念描写得也过于完美了。然而,由于作者对玉卿嫂的遭遇、心态、性格刻画得十分细致深刻,使作品另有一种动人的魅力。掩卷后,玉卿嫂的形象依然萦系心间,令人难忘。
  且看玉卿嫂出场时,是一副多么文静俊俏的模样。而小说结尾时,玉卿嫂和庆生双双卧倒在血泊中,鲜血将玉卿嫂的月白色的衣裳染红了一大片,白耳坠子也沾上了血,又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凄惨场景!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爱情和死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话当然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但文学作品要写情,这却是古今中外文学大师所普遍认同并实践了的。我国六朝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就说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情采篇”)不少脍炙人口的爱情名篇都由于写出了爱情所具有的高尚、美丽的情操,而不是禽兽式的肉欲冲动,为后世所传诵。《玉卿嫂》在写情上也是注意了这一点的。作品写情,不可谓不强烈,却并没有污人眼目的文字,这可说是它的可取之点。
  与爱情相对立的是****和滥情。****之不足道,稍有头脑的人都能判断和辨别。但滥情之为害,却是许多读者和有志于创作者所不易察觉的。所谓滥情,感情滔滔,却泛滥而欠节制,是与感情的深与广相对立的。在当前,这点似乎更应该引起警惕。

  李敖的狂放与才情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这段大言不惭的独白,印在李敖代表作《独白下的传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封底上。乍读此言,我不免感到李敖的狂放自大,目空一切。然而,开卷以后,顺序阅读,自第一篇《快看<独白下的传统>》始,直至《一种失传了的言论道具》,字里行间洋溢的强烈的反传统、反封建、反暴政以及抨击时弊的精神,紧紧抓住了我,使我难以释卷。待到一气读完,李敖独有的性格伴随他独有的文风,不仅跃然纸上,而且印入我的脑际。李敖捧李敖,似乎有点过于直露,不合常人习惯,可是细细推敲,却也并非虚晃一枪。李敖确有其货真价实的“中国功夫”,李敖的作品之所以会在台湾屡遭查禁,本人也先后两次入狱,看来决非偶然。
  李敖是台湾著名的学者、政论家和作家,1959 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他读书破万卷,精通文史,学贯古今,著述甚丰,迄今已达百余种。他的著作谈古论今,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文字明快晓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具可读性、可思性。成名作《传统下的独白》于1963 年出版于台湾,代表作《独白下的传统》成书于16 年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两书中精选与传统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文章25 篇,结集出版,使大陆读者得以一睹这位台湾怪杰的思想文字风采。
  居高临下俯瞰文化传统,可说是这本集子的一大特色。李敖在《快看<独白下的传统>》一文中,开宗明义阐述他写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别再误解中国”。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看,古代知识分子没留下合适的,现代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李敖站在这一高度来论证中国文化传统,所持的是基本否定态度,某些论点虽不免激烈偏颇,但其中却也不乏有益的启迪。
  且读《避讳——“非常不敢说”》这一篇。
  “讳”是什么?李敖说,讳就是“不敢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避讳,最常见的是名字的避讳,随便翻翻历史,便可找到一大把例子。避讳的结果是固步自封,人人自危,于国于民都大不利。因而古代思想家晏子认定,一个国家大家敢说真话,“民无讳言”,才是政治清明的表示。反过来说,若人人都“讳莫如深”,就是政治黑暗的证明。洋人尊敬一个人,常把儿子的名字起名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样,中国人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在没有忌讳的新时代里,一切的忌讳,都将是历史的陈迹。
  再读下一篇——《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为使皇帝少做一点错事,就制定了谏官制度,他们的使命是向皇帝进忠告,挑皇帝的错。杜甫就做过唐朝的谏官——拾遗。这是一个小官。为使谏官肯说话,敢说话,不怕一切后果和损

  失,朝廷给谏官的职位,越小越好,一个人做了一个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干,一点也不会有恋栈惋惜的心情。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基本精神一致,即:“看到坏的,我要说;不让我说,不可以!”共同特点是以下级对上级的不平等身份,小心翼翼地劝皇帝。李敖如是分析。
  还有《直笔——“乱臣贼子惧”》、《传令——全国大跑马》、《征兆——来头可不小》、《家族——人越多越好》、《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等十余篇,每篇都以大量史实为材料,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并借以剖析中国民族心态的弱点,思想观点一脉相承,深入浅出,于幽默诙谐中见性情,道人之未道,成一家之言。李敖的这部作品虽属学术著述类,读来却生动有趣,毫不枯燥乏味。李敖的才情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美术史——写给大家的
  虽然不擅图画,却喜爱美术作品。每次赴京出差,总不忘去故宫博物院浏览珍藏的精品。中国古老的彩陶,斑剥的青铜器,那一片片发黄残破的绢帛,历朝历代文人骚客的字迹和墨痕..历经数千年依然夺目,闪烁着美的光辉,使我如入宝山,流连忘返。
  浏览只是瞬间,如能拥有一本像模像样的中国美术史,该多好啊!这个愿望埋在心间多年,在第8 届文汇书展上,终于成了现实。
  如果说面前这部出自台湾美术理论家蒋勋之手的中国美术史,有什么特点的话,我想不只是它那精美绝伦的印刷与插图,而主要是书中那些明白如话的文字。是的,一部谈美的书,用美的装饰吸引爱美的读者,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仅止于此,似乎还嫌不足。如果能透过外在包装进而引导读者去了解美,欣赏美,追求美,就更为可贵了。这部美术史正是如此。
  打开书卷,随着作者优美洒脱又十分浅显的文字,我开始循着祖先对美的追求的足迹漫游。从商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一朝又一朝,我们伟大的民族没有停止过对美的信仰。书中一幅又一幅美的作品,是这数千年历史的见证。其间找不到学究式排比资料的自我陶醉,更没有炫耀专业知识的故弄玄虚。一部述史的专业书籍,难免有专业的语言。可是,专业名词的过多堆砌,会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读者与书的距离往往就这样拉远了。蒋勋不是这样。他用最明白的文字,娓娓叙述,把我带到美的世界,聆听美的语言,使我不由自主地在美的面前惊叹,留连,沉思;让我感受到美的力量,知道无论处境怎样,都不能放弃对美的信仰。
  文学名著的故事,常常被画家用来作为画的主题。东晋顾恺之创作的《洛神赋图》,即其中之一。画面上,曹植和他的侍从站在洛水岸边,远处河面上的女神正凌波而来,驾着六龙拉动的车子,四周有旗帜飘动,最后是曹植乘坐华丽的大船,在洛水上寻找洛神。蒋勋在介绍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画家时,不只是叙述了他的作品之美,还用形象的语言解释了画家首创的“春蚕吐丝描”这一美的技法。而后在介绍唐代画家吴道子时,又将这一技法与吴道子首创的“吴带当风”对照叙述,使我从顾画中看到“春蚕吐丝”表现出来的均匀而优美的节奏,又从吴画的每根线条的转折变化上,领略到“吴带当风”那种狂风暴雨式的速度和气势。这不同朝代的两位画家的不同风格,源于他们不同的出身和不同的经历。“美是生活”这句争论颇多的名言,在这里似乎找到了它的根据。
  美流溢在唐朝的“青绿山水”里,流溢在宋代的“花鸟人物”中,流溢在画家的笔底,也流溢在形形色色的爱美的人的心中。读读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脍炙人口的名画,反映的是市井人物的生活。画卷如电影一样的详细记录了宋朝的京城风貌。画中活跃着成百上千的人物,店各有货,人各有貌,这画家笔底之美,不正反映当时都市生活之美么!
  什么是传统?我十赞赏作者在序言中所作的解释。他说:“所谓‘传统’就是活着的文化,不但活着,而且不能活在专家学者身上,必须活在众人百姓之中。”是的,如果“传统”仅仅是考证复古,只能活在少数人心中,其结果是压死了下一代活泼泼的创造力、生命力。而如果把传统看作是“活着的文化”,让它活在众人百姓之中,通过它来启发现代人的生活,使现代人生活得更活泼、更圆满、更美好,那么它就会发扬光大,成为民族永不枯竭

  的财富。我不禁想起了苏州东山紫金庵里的观世音菩萨,那衣裙的褶皱是如此柔软,披纱又是如此飘逸,完全使人忘了这是泥塑的。这不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之美吗?
  蒋勋在他的这部《中国美术史》前冠以“写给大家的”这几个字。他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

  蔡志忠与他的漫画系列
  提起庄子其人及其著作,人们多少知道一些,但庄子思想究竟是什么,恐怕知者就不那么多了,原因无他,主要在于庄子是古人,他的著作是古文,不那么好懂。如果将庄子的思想用漫画形式表现出来,读者只要花半个小时,就能了解这位古代著名哲学家的思想精华,这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
  台湾漫画家蔡志忠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出色。他将庄子著作请了出来,把他老人家说的笑话用连环画形式画了出来,深入浅出地向人们介绍庄子思想。不仅如此,他还将《老子》、《坛经》、《世说新语》、《史记》、《聊斋志异》等古籍中的著名故事画成漫画。他的这套漫画系列一经问世,就风行台湾、海外,高居文学类畅销书的排行榜首,不但文学、哲学工作者爱读,一般稍具有文化知识者也爱读。奇怪吗?一点也不。试想通过这套漫画,人们可以轻松愉快地领略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营养,获得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我面前的这本《庄子说》就是这套漫画系列的第一本。书中共选庄子寓言、故事78 篇,几乎囊括了《庄子》思想中的精华。每则故事都有若干幅情节连贯的精彩漫画。看画,当然比看文字吸引人。一本文言文的古书很难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而一本改编古书的漫画,虽没有动作,却有连贯性,越仔细地看,越能发现其精辟所在。它很易引起读者的好奇,通过阅读,书中的思想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邯郸学步》是一例。原文是《庄子》秋水第十七。说的是燕国的一个小孩,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学习邯郸人的步法,但是,他非但没有学会邯郸人的步法,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步法忘掉了,因此,他只好爬着回家。庄子由此感慨说,读书的人原来是为了追求恢复大自然本性,但是久而久之,就迷失在书城里面,走都走不出来了。《庄子说》中用了3 幅漫画表现这个故事。线条简单,象征的韵味十分突出,读来发人深省。
  画庄子当然不能用写实手法,否则成了两个老头儿对话,毫无趣味。也不能用一笔一笔机械式的漫画,那样会令原文主旨尽失。蔡志忠是有独创性的。他善以工整而不写实的笔触细画古装人物。在这套漫画系列里,他塑造的光头神探居然穿上了宽袖大袍扮演了庄周,画中大人物身体大,小人物身体小,庄子原作中许多长篇大道理十分难懂,他就用几格小画表现,使人一目了然。庄子理论的精华就这样通过漫画印入读者脑中。有位专家为此书所作序言中称这做法是“千古创举”,我认为并非过誉。
  蔡志忠是台湾著名的漫画家,他创造的大醉侠、光头神探等漫画人物,在台湾颇有影响,在香港报纸上时见连载,但这种四格一组的漫画形式,大多被认为属于消遣性质,难登大雅之堂。而这本《庄子说》出版后,短短数月内再版了12 次,使漫画书第一次在书店里和其他类书籍平起平坐,书的内容却是一般人感到深奥难懂的中国古代经典——庄子学说,不能不说这是个奇迹。更奇的是,作者蔡志忠初中都未毕业,他爱好漫画却并没有真正学过画,15 岁半就失学走上社会独立谋生,以后靠自己艰苦奋斗成为一个著名的漫画家。据书后的附录介绍,曾有人怀疑以他这样的学历是否能将玄妙的庄子哲学注释透彻,他是否曾碰到过理解上的困难?对于这点,他认为并没有什么困难。他刚看《庄子》就发现原来自己很早就有这种想法了,所以很自然地完成了这本书。其实,功夫全在不言中,他的成功,全与他平时勤读书

  勤思考分不开。他对自己的才能很有信心。他订计划表,努力工作,不迷信灵感。他成功的哲学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全力以赴”。我想,这句话对所有期待成功的人来说,都可说是一句至理名言。

  黄春明的民族自尊
  在香港报纸上看到整版整版的电影广告,介绍根据黄春明小说改编的电影《莎哟娜拉·再见》,不由引起对这位台湾乡土文学作家近期作品的阅读兴趣。
  黄春明是一位在台湾文坛享有很高声誉并已在国际上产生相当影响的作家。我对他作品的接触,始之于《看海的日子》。作品表现的虽是一个风尘女子,却写得异常严肃动人。女主人公白梅陷身于逆境不甘受辱,百般追求新生,那份自尊,着实令人钦敬。以后,又陆续读过他的前期作品《儿子的大玩偶》、《锣》等。他那带着辛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可悲命运,震撼过我的灵魂。然而,这一切都无法与读《莎哟娜拉·再见》时的那种强烈感受相比。
  《莎哟娜拉·再见》创作于70 年代。作品通过对一个小职员内心的真实描写,反映了当时台湾社会的屈辱现实。原来当时台湾省卖淫业盛极一时。马场之流的一伙日本人,当年曾随日本侵略大军来到中国,铁蹄所至,血流成河。而今他们由“武士”变成商人,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大摇大摆地来到台湾旅游,组成一个“千人斩俱乐部”,即希望“今生能跟一千个不同的女人睡觉”。他们在台湾逛妓院,肆无忌惮地糟蹋侮辱中国姑娘。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某公司小职员黄君,奉总经理之命为他们“拉皮条”,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为“穷”所迫,他不得不屈辱以求生存,但千方百计想捉弄这几个日本人。他的所作所为虽无补大局,却也使这伙日本人丑态毕露。及至遇到一个“想到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的台大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看到其对日本人的那种媚态时,他更是气愤难平。一时间,他内心的民族自尊心占了上风,就利用翻译之便,用“两头瞒”方法虚与委蛇:一方面对日本人介绍大学生是学历史的,“正在写有关八年抗战的论文,所以想跟日本人谈一谈”,借此开始了巧妙的审问,使这伙当年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人狼狈不堪;一方面又用自己的问话训斥这个青年人,批判他的媚外思想。作品如实写出了台湾社会的屈辱现实,特别是运用历史与现实对照的手法,把这种屈辱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震惊。
  据说小说发表后在台湾反响极大,曾博得无数读者的激动掌声。因为“作者把所有人胸中的闷气一股脑儿像火山爆发般‘喷’了出来,激宕起高度的爱国情绪”。是的,70 年代的台湾经济出现了腾飞现象。然而,腾飞之中有着某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性格,其中包含着那些以殖民者姿态重新出现的日本商人,“看他们来到台湾的那一分优越感,心里就气愤,..”小说中黄君的这种心态代表了广大没有丧失民族自尊心的台湾人。腾飞的表象必然是歌舞升平。黄春明的可贵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了形成这种心态的社会弊病。他的观察并不停留在表面的升平景象,而是透过表象发掘其实质,并用自己的笔予以揭露,尽量表现人在新经济结构中的尊严和人格的丧失,反映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他的近期作品强烈表现他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心,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黄春明作品的不朽价值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

  为龙应台喝彩
  龙应台了不起!“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声怒吼,在台湾《中国时报》开始了她的“野火集”专栏,短短一年,就像野火般地向四方奔窜燃烧起来,掀起一股“龙应台旋风”。笔锋所至,震撼了台湾岛上无数读者的心灵;而今,《野火集》在大陆出版,同样震撼着大陆读者的心灵——其中包括了我。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寐。”龙应台列举了台北街头巷尾那种不文明的现象:摊贩占据人家的骑楼,烧火洗锅,住家的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午夜都不得安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通河底;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流进海里,使海水为之变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脑的婴儿..受害者为什么不生气?不抗议?得到的回答是:“不敢呀!会动刀子的。”为什么不报警?不上告?“他们狼狈为奸,通的。”“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龙应台从心底里痛恨这种容忍。于是,她大声疾呼了:“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
  《野火集》就是以这样锐利而又灵转的笔锋,悍然无畏地揭开中国社会的种种病象,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迫我们张大眼睛去观察,去反省,去深思。
  且读一下《不要阻止我们的阳光》,那可真是把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刻画到了家啦。
  台北街头多的是标语口号,而标语的泛滥不过是一个表征,在它后面又是什么呢?龙应台举了一件事实:“复兴中华文化”的口号之后,是在台北市塑造了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之大,单单铜料就花了一亿元以上。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了,其后果又是什么?请看龙应台的描写:“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封闭;冬天的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使铜像覆上难看的颜色,而铜像边的街道会有像苍蝇叮肉的摊贩,交通将因游客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龙应台感到“非常迷惑”。
  如果造一个铜像就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当然好。可惜不能。于是,龙应台发出了感慨:“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
  龙应台就这样淋漓尽致地揭开了台湾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当然,她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答案。她说: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其实,细读她在出书前夕写的文章:《传递这把火》,就不难发现她心中还是有个答案的。她在文章中把人与乌龟相比,人与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是身体的限制,不以为苦;人的壳,却是观念上的框框。龙应台所大声疾呼的,就是要求人们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她说:“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提出的一个冷酷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她点起的那把野火,就是要激发人们敢于正视现实,并进而改变现实。我以

  为,这就是答案。
  龙应台之所以了不起,正在这里。而大陆读者之所以同样受震撼,也正因为这些现象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认识中国,改造中国,针砭时弊,揭发痼疾。对我们来说,同样需要。所以,我要为龙应台喝彩!

  韵琴杂文与人情世态
  人情世态、婚姻感情,素来被认为是难写的题材,在白韵琴的笔下却挥洒自如,写得亲切而感人。读一读《韵琴杂文选编》中那一篇篇短小隽永的文字,仿佛随着作者从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小小窗口,窥视人生,感受个中的酸甜苦辣,待得读完后再来品味,不由地感到这本集子定名为《白色小窗》,是再确切也不过的了。
  白韵琴是香港的一位专栏作家。她的名字对大陆读者来说,也许颇为陌生,不过,在香港却几乎是家喻户晓。她自1986 年底开始主持“尽诉心中情”电视节目,每晚倾听别人诉说心中衷曲,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她融进了自己的感受,化成文字,辟了个专栏在报纸上发表,每次不过三五百字,娓娓道来,叙述的都是人们身边常见的事,因而博得了不少读者的好评。
  你认为坦白、诚恳待人是一种美德吗?在《坦白》一文中,她提出了这样一个似乎不算什么问题的问题,结论是出人意料的:如果这样认为,“那你不是太纯情,就是愚蠢了”。为什么?“因为生活中对人对事许多不完全可以坦白说的”。细想起来真有点道理。如果你对某人不感兴趣,能坦白说出来吗?你那样做便会被人认为是没修养,容不得人。可是,面对一个你并不感兴趣的人,你还是虚与委蛇,那就不会开罪于人,你懂得处世之道,在社会上也许就不致于四处碰壁。这里,她说的是香港社会,其中的道理,在我们社会里是否也有其共通之处呢?
  在《诉苦》一文中,她提出做人的信愿之一,“就是别向人诉苦”。这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一个人心中有了苦处,总爱向别人倾诉,即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至少也可以舒舒心中的一口闷气。白韵琴却从诉苦的效果来考虑,因为诉苦的对象大多是好朋友,她分析好朋友有两种:一种是明白你的,听了你的苦处,他要为你分担;另一种不明白的,你费尽口舌也未必能让他理解。
  假若你诉苦的对象不是好朋友,甚或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爱饶舌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那么你的衷曲就会被戏剧化地渲染,加多减少,那时候,你纵有千张嘴,万张口,也无法阻挠别人对你投来的奇怪眼光了。掩卷思量,她说的现象在生活中似乎并不鲜见。
  韵琴杂文就这样从小处入手,剖析人情世态,引人入胜。有些平常的道理,到了她笔下就显得新意迭出。“知足常乐”,是句成语,知者不少,白韵琴自有她的理解,且读读杂文《快乐》,她从做人不能太苛求的观点着眼,认为“不管是一时高兴或短暂喜悦,只要降临身上,就要好好珍重,当作意外的收获,那样,快乐就可离你近一点”。《得失》一文也是如此,“把得失当成一种自然定律,愤慨激昂少了,日子就会过得舒服多”。大道理不多,含义却颇深。
  有时,我感到韵琴杂文虽好,却不免过于劝人随遇而安,仿佛少了点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激励。读了她的其他一些篇章,我的看法稍有改变。在《成龙成龙》一文中,她歌颂的就是成龙敢于进取的搏击精神。韵琴杂文以短短几百字的篇幅,点出了他成功来自于勤奋,特别是在他成名后,仍那么认真执著,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外人所难以想象的。
  婚恋感情,在韵琴杂文中占的篇幅也不少,只是这类内容的文字在报刊书籍中见得较多,韵琴杂文固然以细腻见长,有它自己的特色,但毕竟跳不

  出常见的观念,就不如描绘世态人情的文字那么吸引人了。

  聂华苓的小说与思索
  聂华苓的小说,读得不多。读过的仅有几部却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失去的金铃子》就是其中之一。
  这部作品写于1960 年,并于当年在台湾《联合报》连载。那年,聂华苓工作了11 年之久的杂志停刊,杂志的主要主持人、国民党元老雷震和其他3人以“涉嫌叛乱”罪关进牢里,她自己也受牵连遭隔离。她说:这是“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她觉得自己如同一个孤岛,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心态中,她埋头写作,用以排遣寂寞和孤独,《失去的金铃子》就是这样写成的。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通过女主人公苓子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描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女孩子庄严而痛苦的成长过程。小说的构思新颖,文笔细腻,富于感染力。尽管作者在小说的后记《苓子是我吗?》一文中再三说:“我之写作只是为了要摆脱寂寞,我无法解释那是什么..。”可是,她的创作实践却无言地表明,她之所以写作绝不是单纯为了“摆脱寂寞”和消遣,就在《苓子是我吗?》中,她不就这样认为:“文学除供人欣赏的乐趣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细读她十年后写成的另一部作品《桑青与桃红》,不难看出她的写作契机。
  这部小说通过桑青一生的悲惨遭遇,塑造一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颠簸,在解放战争临近胜利时刻离开中国大陆赴台,以后又流离到美国,历尽痛苦和折磨的艺术典型,揭示了中国人桑青,最终成了一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流浪者的悲惨命运。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造就的特定的艺术典型。小说1971 年在台湾《联合报》连载时,受到台湾当局的干涉,半途遭禁。小说通过桑青这个人物的遭际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同时也披露作者内心的思索和探究。
  有人说,聂华苓的这两部作品是属于“半自传体”的作品,从中可以找到作者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我以为这是符合实际的。聂华苓本身的经历不可谓不曲折:她生在武汉,长在中国,1948 年随母亲和弟妹去了台湾。不久,母亲病故,一家的生活担子就落在年轻的她的身上。1963 年,她定居美国,现在美国依阿华大学教书,同时写作并搞翻译。她是一位在台、港、澳和海外文坛颇有影响的女作家。随着她的作品被介绍到大陆,她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日益提高。了解她的经历后,再读她的作品,她写作中所融进的思索与探究,就比较清楚的了。
  我不禁想起前几年在《文汇报》上读到的一篇她的访问记。当年,她对报社访问她的记者说:“一个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矛盾越多,冲击越多,对他的磨练也越大,他的作品越有深度,选择的主题也能与众不同些。假如一个作家生活一直很安逸,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写了。”
  我想,聂华苓的创作实际就是她这段话的最好注脚。——是的,在经历曲折之中不断去思索,去探究,然后又付诸于形象化的文字,这是使她的作品颇具深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聂华苓的乡情
  读聂华苓的作品,常易被她笔下的乡情所感染。那醇厚、浓郁、富于人情味的乡土风,读来犹如品尝一杯芳香的甜酒,让人心醉。夜读《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这本内地出版的集子,收纳了聂华苓的40 余篇散文。作者以亲切、活泼的笔调,凝练质朴的语言,记录了1978 年夏为期一个多月的中国之行。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乡土的怀念与童年生活的回味;是归人与骨肉团聚的幸福与激情;同时,也触及了在十年浩劫中祖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酸辛与遭遇。
  聂华苓是一位我心仪已久的华裔女作家,早几年就在报刊上读过关于她的介绍。她于1925 年生于湖北,在武汉度过了童年时代。1948 年大学毕业后,她离开大陆到了台湾,其后又到了美国。去国30 年,怀乡思亲,魂牵梦萦!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终于在1978 年初夏偕同了丈夫、美籍诗人保罗·安格尔,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重归故国。她耳闻目睹中国的巨变,对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满怀深情,那怕是一朵小小的香气四溢的栀子花,那一汪蓝得很亮、很干净的东湖水..“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闻到中国的泥土香”,何处不起故园情——这正是一个长期羁旅异国他乡的知识分子对乡土的特有之情。回美国后,她乡情难抑,连续写了48 篇散文,汇成了这本散文集。
  近几年,内地先后出版了聂华苓的好几本作品,除《三十年后——归人札记》外,还有短篇集《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等。尽管这些作品主题不一,表现手法也各异,但却记载了30 余年她走过的路程和足迹。她常说:“如果把我比做一棵树,那么,我的根就在大陆;我的树干在台湾成长;我的家庭、事业都得到开枝散叶是在美国。”她的书一度在台湾被禁。她写信给作家萧乾说:“现在可以在国内出版,对我个人而言,是作为作家的我又复活了。”正由于此,她的作品受到大陆读者的喜爱。一部《千山外水长流》出版后就售出了十万本。由此可见一斑。
  写到此,我不禁又翻开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扉页上,聂华苓写着:
  “..我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罗湖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我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啊。“..我顺着‘出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罗湖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中国走了好长好长一段路啊。”好浓好浓的乡土情啊!

  方物志与读闲书
  近日腰腿欠佳,医嘱多躺硬板床。于是,下班回家头等大事,就是躺在硬板床上看闲书。方志一类的书籍也成了枕边必备之物。书中虽无黄金屋,却也多姿多彩,风光人情,引人入胜,一卷在手,乐不释手。叶灵凤的《香港方物志》(三联书店出版),就是这样读完的。
  童年时有个舅舅曾从上海涉洋去香港工作,所以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了。至于这地方何以被称为香港?从少年到青年,壮年,直至即将向老年过渡的今日,都未曾去推敲过。《方物志》开卷第一篇《香港的香》,就是介绍香港这一地名的来历。原来它既非因当年的女海盗香姑而得名,也非因附近大瀑布的水质甘香而沾光,只是因为这岛上原有那么一个专门运输香料的出口小港叫香港。这种香料来自广东东莞,称作莞香,是当时许多其他香料制品的原料,熏衣、习静所用的香就是这种香。想来《红楼梦》中袭人为宝玉熏衣所焚的香,恐怕也源自这里了。这种香料是香木的液汁凝固的,上等的可同黄金比价,足见其珍贵。可惜由于清朝皇室官府逼香,以至香户砍伐香木逃散,莞香从此灭绝了。读至此,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书中有关鸟兽虫鱼的知识,也使我大开眼界。有些普通的虫子,生活中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可就是说不出它的来龙去脉。蝉就是这样的一种。每年夏天,凡有树的地方就有蝉,“知了,知了”,叫声不绝。记得小时候抓了一只蝉儿握在手心中,摇一摇,它就会发出“知了”声,这在小伙伴中足可炫耀一番。这份乐趣至今难忘。至于夏夜纳凉,在酷暑难忍之际,忽听一片蝉声,伴之一阵清风,顿感心身清凉,暑意顿消。蝉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消暑的好伴。可是,蝉是怎么爬上树的,这问题从来没去探究过。作者以他丰富的科学知识描出了一幅蝉自幼虫爬上树干鸣叫的历程。原来蝉在树上产卵,孵化后幼虫从树上掉到树下,然后掘土向地底下钻去,深入十余尺,遇有树根的适宜处,方停止,从此以树根汁液为生,一直到七八年(有的十余年)生长成熟后,再掘土向树干上爬,经过蜕壳,成为新蝉。想不到这么一个小不点儿的虫子,竟要酝酿这么多年,才能发出新声——而且只有雄蝉才有此声。这“知了”之声,可也真来之不易啊!
  《香港方物志》共收100 余篇文章,每篇不过1000 字左右。内容涉及香港的风土人情,鸟兽虫鱼,四季花草,掌故风俗。可贵的是,作者并不一味地介绍科学知识,而是将广博的科学知识与深厚的民俗学修养结合起来,并倾注着对家园国土的一腔深情,以散文随笔式的风格写就的。文笔朴素,平易可亲,又言之有物,读来如听朋友促膝夜谈,娓娓动人。虽是作为闲书躺在硬板床上看的,可是其间给我的教益与启迪,又岂是一个“闲”字所能概括的呢?

  叶灵凤《读书随笔》读后
  收到三联书店新出版的叶灵凤的《读书随笔》,装帧精美,上中下3 集,好几十万字。本想随便翻翻,不料开卷之后,便无法释手,360 余篇文章,一周下来,已大致翻得差不离了。
  叶灵凤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虽不算陌生,却是带上问号的。1957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三闲集》中,有一篇《文坛的掌故》,内中提到叶灵凤,后面的注文中赫然写着:“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可是,1981 年新版的《鲁迅全集》第四卷,却把注文提前到《革命的咖啡店》一文的后面了,注文的内容也不同过去,而是:“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参加过创造社。”“投机”、“转向”、“汉奸文人”等字眼都不见了。
  叶灵凤,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做过怎么样的事?而今人们对他的评价又是怎么样的?这些问号在我脑际萦回,久久不去。
  这部《读书随笔》仿佛专为解答我的问题而来。上集的前3 篇文章,就介绍了叶灵凤其人其事。而后的大量文字,则是叶灵凤用自己的笔勾勒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我。
  他学的是美术,后来却弃画从文,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书,是个画家、作家、藏书家(确切地说是个爱书家)。他活了70 岁。前半生,江南,上海;后半生,岭南,香港。一生藏书、读书、写书。读书很杂,古今中外,线装洋装,正经的和“不正经”的书,他都爱买,爱读,而重点在文学书、美术书和有关香港的书。前两类显出他作家和画家的本色,后一类体现他下半生生活所在的地方特色。
  有所读就必然有所写。他天天读,也天天写。据介绍,他于1975 年去世时遗下的作品有一二百万字,有待整理出书。他的写作也离不开这三类:读书随笔、香港掌故和风尚、抒情小品。从他撰写的几百篇读书随笔来看,他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内容渊博,涉猎很广。每篇文字虽不长,不过几百字至千把来字,却隽永有味,有些就像着墨不多的山水写意画,虽是淡淡的,却很有味。
  读了他的文章,更想了解他的为人。沈慰的《凤兮,凤兮》和宗兰的《叶灵凤的后半生》,详细介绍他1938 年到香港后的所作所为,其中丝毫找不到“投机”、“转向”、“汉奸”的影子,倒是有两件事使我产生几分敬意。
  一是关于他对自己藏书的处理意见。他一生爱书,买书,家中居室全堆满书。藏书中有一本嘉庆本的《新安县志》。新安是广东旧时的一个县,即今天的宝安,却比宝安幅员大,包括今天的“东方之珠”香港和后起的名城深圳。因此,《新安县志》也就包括了香港志、深圳志的成分。仅内地广州和北京两地图书馆收藏有这部县志,而且残缺不全,他那部《新安县志》不仅是海内外三希本之一,而且是海外孤本。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以当时的几万元港币(相当如今的几百万元港币)代价,想买走这部书,他一一拒绝,只肯让香港官方图书馆复印一份参考。他生前一再表示,这部书以及他的所有藏书要送给国家。他谢世后,他夫人完成他的遗愿。这部书现藏在广州中山图书馆内。
  另一件事是,50 年代以后,他主持把萧红的骨灰迁到广州。日冠占领香港的第二年,萧红在香港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那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她

  被草草埋葬在浅水湾海滨。1957 年,那里要修建旅游设施,萧红墓有被毁于一旦的危险。文化界朋友发起为她迁墓,广东作协表示欢迎迁葬广州。萧红在港无亲人,这就由叶灵凤和另一位出面办理,他亲送骨灰到深圳,由广东几位作家相迎。萧红骨灰现葬在广州的银河公墓。
  叶灵凤的前半生在上海挨过鲁迅的骂,而他也首先骂过鲁迅。然而,挨鲁迅骂的未必全是坏人,而骂过鲁迅后来“悔其少作”的,也确实大有人在。如一味以此为界划分人等,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宗兰的文章中写到,当人们谈起这些往事时,叶灵凤并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读至此,我不由想到:人生虽复杂,而历史,毕竟还是公正的。

  张爱玲与其作品《小艾》
  在香港《明报》月刊1 月号上,读到了旅美女作家张爱玲的一篇新“出土”的中篇小说《小艾》。作品写的是一个不知生身父母为何人的贫家女孩,被卖到一席姓大户人家当丫头,取名为小艾,长到十四五岁时,遭到了男主人的糟踏,从此开始了备受欺凌与屈辱的非人生活。作品的时间跨度从20年代至50 年代。作者以细腻真切的笔触,抒写了小艾的痛苦、迷惘,以及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挣扎,直至时代变迁,大陆解放,小艾获得新生的命运,读来颇吸引人。
  张爱玲是40 年代在中国大陆崛起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的主题大多表现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笔下的人物多半凝集于“十里洋场”的上层。这与她来自那个阶层,熟悉那种旧式的或半改良式的大家庭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分不开。
  在《小艾》中,张爱玲的这一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作品的前半部分显得从容不迫,二三十年代中国那个畸形社会中的畸形家庭,男男女女所过的醉生梦死的生活,真正的人性和尊严遭受摧残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后半部分写小艾的追求、挣扎,特别是新生,则显得单薄,并有草草结尾之感,反映了作者这方面生活感受的不足。然而,尽管这样,作品在叙事状物以及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所动用的艺术手法,与张爱玲的其他小说并无二致。只是在题材以及所体现的主题方面,别具一格而已。
  《明报》月刊同期刊登了陈子善介绍小说背景的文章,从中了解《小艾》是张爱玲1952 年离开大陆去香港前在上海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原文刊登在上海《亦报》,从1951 年11 月4 日开始连载,1952 年1 月24 日结束。陈文认为,《小艾》这部作品反映了张爱玲确曾“对刚刚诞生的新社会表示过欢迎,尽管她的声音很小,很微弱,但她并没有做作,她的态度是真诚的”。读完作品,我以为陈子善在这里给张爱玲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张爱玲这个名字,对于大陆青年人乃至三四十岁的一代人,也许并不熟悉,但对更年长的一辈来说,恐怕就不陌生了。在海外,她的作品至今拥有大量不同阶层的读者,海外书刊对她作品的评介文章也屡见不鲜。可是,从50 年代到70 年代,中国大陆对张爱玲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近年来,出版界和学术界开始注意张爱玲,她的作品有些已重印出版。据说她的专集《张爱玲小说集》也即将问世,《张爱玲研究资料》正在编撰中。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动向。
  从早期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中短篇小说,到离开大陆之后写的《秧歌》、《赤地之恋》等“蜕变风格的作品”之间,张爱玲竟还写过这样一部有着光明尾巴的《小艾》,说明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的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对于这样一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法抹去的作家,认真研究并分析她,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钱穆谈中西文化之长短
  著名学者钱穆在他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谈到:唐宋以下,中国社会的每一家庭,稍识几字的,在他的堂屋里或书斋卧室里,几乎都有一两幅纸绢装裱的画悬挂着,或立轴,或横披,只要偶一眺瞩,便使你悠然意远。钱先生把这种现象比喻为“中国人民心灵的桃花源”,“一种天堂乐土”,它是北宋新儒家所提倡的以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在艺术上的反映,“具有替代宗教的功能”。
  钱先生的这一精辟见地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史系统而又深刻细致的考察。有史以来,文学艺术总是与宗教势力和贵族特权阶层结下不解之缘的。隋唐以后,随着封建贵族阶层的崩溃,宗教势力也逐渐衰颓,文学艺术很显著的出现从贵族到平民,从宗教到日常人生的新趋势。“昔日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文化艺术成为人民心灵追求的所在。这是它们之所以能进入千家万户的原因。
  基于这样的分析,钱先生将西方文学艺术与中国文学艺术作了对比,认为西方文学是以戏曲小说为大宗,无论是浪漫派还是写实派,都侧重在具体人生的描写。其作品对于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或者赋予热烈的期待,或者予以深刻的讽刺,激起读者对现实人生的期待或不满。所以有人说,西方文学是站在人生前面,是指导人生向前的。而中国文学则不然,中国文学比较以诗歌、散文等为中心,其内容不是去具体反映人生,而往往是些轻灵的抒情小品——平澹宁静,偏重对失意人生作一种同情慰藉,或者是对和平人生的体味与歌颂。所以中国文学里往往解脱性多于执著性。它不是鞭策或鼓舞人们向前,而好像是站在人生后面,给人以安慰或解脱。中国文学常常是和平生活的欣赏者乃至失意生活的共鸣者,它缺少热辣辣的情绪,但可以使人在不得意的现实状况下解脱出来,觉得心神舒泰,感到有所寄托。
  我以为这一见解是十分精当透切的。试看数千年的中国文学作品,流传至今并且朗朗上口的,也大抵是钱先生所点出的这一类型。作者多半经历了一番失意人生,企求从文学中寻求慰藉并解脱的。艺术也是如此。备受人们青睐的书法艺术,它本身就是一种意境和气氛的追求,不受现实尘俗的影响。绘画也不例外。唐宋以来,中国画的主题多半是在逃避现实,其着眼点不在外界事物的具体就实写照,而是借助外界事物的一些影象来抒写内心的感受。山水花鸟之所以成为中国画家最喜爱的题材,就是因为它们自然生动,与实际人生隔得比较远,符合人们理想中那种和平而恬淡的情趣,人们欣赏画时,能同样感染到那种超脱飘逸的意境,因而遇到乱离动荡之时,这些艺术品就更为人们所欣赏与珍爱了。
  当然,今天看来,堂屋或书斋卧室里能挂上一两幅艺术品的家庭,即便不是书香大户,恐怕也是稍稍和笔墨结缘的小康人家。他们在生活中许多事不尽如人意,却希望从精神上心灵上寻求慰藉,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特殊功能,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它与西方文化艺术相比较所显示的所长与所短,值得今天去细细研究与借鉴。这就是读钱先生著作所给予我的启迪。

  包柏漪与十岁的秀兰
  知道洛德·包柏漪的名字,倒不是因为她是前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而是由于她的长篇小说《春月》。几年前,在一本介绍海外文学的刊物上读到这部作品的片断,被女主人公的命运所吸引。而后,读到了作品的全译本。感觉中,这部曾被列为美国畅销书的小说,上半部分写得比较感人,下半部特别是解放后的某些描写,似乎有点牵强,我想,这不会是技巧问题,可能因为作者不熟悉这段生活,缺乏实际体验的缘故。读了新近三联书店出版的作者的另一部作品《猪年的棒球王》,我感到这个认识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猪年的棒球王》写的是一个10 岁女孩子的故事。出生中国名门的中国女孩秀兰·邓波儿·王跟着母亲乘船来到了父亲供职的美国,住在布鲁克林。踏上了这块土地,她的心里就交织着兴奋和新奇。在家乡时,表兄妹们曾经说过,美国人吞吃热乎乎的小狗,身上披挂着子弹和弓箭,专打去定居的人。可是,她看到的却是另一些神奇的事情:机器可以代替人做事,学校里小朋友的肤色各异,有的孩子脸白得像干净的白瓷盘子,有的黑得像锅底,有的在黑白之间,有的却是满脸雀斑,而像她这样来自另半球的孩子,只有一个,她矮小又孤单。接着,出现了奇迹——打棒球。她打右边锋,她开始勇敢地投入,并热爱这项运动。从此,她不再觉得自己矮、呆、笨,而是壮得像头小老虎。她终于进入了美国梦想的天地。
  在这本不厚的作品里,作者不仅写得娴熟,而且描绘孩子的思想感情及其变化真切动人。秀兰到美国第一天就迷了路,她只会说两个英文词。在新家中,她不识冰箱、洗衣机、煤气灶等等新东西,在学校里,她心理上又和孩子们隔着相当的距离。可是,她并没有自卑,因为她时时记住妈妈第一天领她上学时说的话:你也许是这些美国人见过的唯一的中国人;要做个好学生——好上加好;中国人的名声全看你的了;你是中国的小大使。她感到自己应该配得上这份伟大的荣誉。不论学什么,她都不叫苦,哪怕被别的同学欺侮了,她也不向父母和老师哭诉“告密”。为此,她赢得了朋友。
  作品从猪年的1 月写到12 月,写的是秀兰的生活,却让人看到美国的社会。刚到美国时,秀兰一家三口住的条件较差,屋里只有一张沙发和一把椅子,唯一新买的家具是一张双人铜床,而门后放着的两个抽屉柜,晚上将下面几个抽屉翻过来放平,放二三个靠垫,就是秀兰的床。过了半年多后,旧沙发换了新沙发,秀兰有了自己的床。家庭经济一天好似一天,秀兰却并没有坐享其成。一次家庭作业做完后,父母让她去给一个生了三胞胎的奥瑞里太太照顾孩子,以便使奥太太能去教堂做善事。秀兰为她看孩子,每次两小时,挣三角钱,每周两次。父亲送她一个猪形的储钱罐,让她把挣来的小银币扔在里面储蓄起来,直到整数就转存到银行里去。父亲说,这笔钱将来用以支付她上大学的费用。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理解,可是,它却从小就培养了秀兰的自立精神。
  包柏漪将秀兰这个女孩写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美国与中国虽然国情不同,但生在文明古国又长在既富裕又充满机会的国家里的秀兰,思想情感却同样为我们所理解。这恐怕与作者是华人,熟悉这样一段生活有关。包柏漪1938 年出生在上海,8 岁时才随父亲来到美国,以后全家在美国定居。秀兰乍到美国的所见所闻,心理感受,都有她自己生活的影子。秀兰这个形象所以显得特别亲切可爱,也正是因为融入她自己生活体验的缘故!

  海外拾贝“希腊精神”有感
  正是吃葡萄的季节。灯下翻阅罗念生先生的《希腊漫话》(三联书店出版),第一篇《古希腊与中国》,就记载了汉语“葡萄”两字原是希腊文(BOTRUS) 的译音,“萝卜”二字也是从希腊文演变而来,还有西瓜..读着读着,希腊这个远在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古老而又现代的国家,与我们的距离仿佛缩短了,感情上顿时感到亲切起来。
  希腊和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古文化传统。记得中学地理课本里介绍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就有中国和希腊。荷马史诗,德谟克利特与柏拉图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智慧,欧几里得、阿几米德的数学、物理、天文学,还有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希腊文化史上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早已成了世界的财富。在中国,稍有文化知识的人,也大抵知道他们对世界文明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诞生这些杰出人物的土地,当然是令人神往的了。
  罗念生先生是个幸运者。早在1933 年和1934 年,他就负笈希腊,在这块孕育着如许人杰的土地上游学一年,对那里的古代文化、近世风俗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回国后陆续写下了他的感受和印象,介绍了古希腊的抗战史话。事隔50 年以后,他作为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又应邀访问了希腊,旧地重游,人事沧桑,回国后写下了《重游希腊》,收在书尾,让我们在读了古希腊之后,进而读到现代希腊的种种,从而更好地领略这一文明古国的旧貌新颜。
  罗先生在序言中谈到,中国的国运与古希腊很有相似之处。我在读了他写的《希腊精神》和《焦大》之后,感到希腊的民风与中国似乎也有相通之处。希腊精神被概括为:健康、好学、创造、爱好人文、爱美、中庸、爱自由。其中有些精神在中国人身上也可找到。例如希腊人的“中庸精神”,是不过度,不走极端,善于把个人与政府,灵魂与肉体,理想与现实调和起来,善于把两个极端连接起来。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外来影响,一方面却很厚待客人。他们曾厚待一个流浪在希腊十年八载的中国人,使他不致饿死,最后还得以回到祖国。
  这是一个颇令人感动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就叫焦大。他原本是一艘荷兰船上的水手,因喝醉了酒,在君士坦丁堡错过了开船时间,才溜到希腊来。他人生地疏,文化低,更不识希腊文,每天替人家做点小差事,谁都送他几个小钱,一块面包,就这么一耽十几年。希腊人虽不宽裕,但自古厚待客人,十分慷慨,如果焦大落在别的什么地方,恐怕早已饿死了。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中国民间早先存在的纯朴民风,一人有难,众人相助,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见到落难的人总那么拉一把,救援之,厚待之。而今,这种民风似乎已在淡去,厚待客人的事虽有,可不怎么经常听到了。“希腊精神”似乎还在一以贯之,那么,“中国精神”又是什么呢?
  罗先生重访希腊,赞扬今日希腊的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比起来,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现代化的步伐也许迈得慢了些。让我们加快建设步伐,赢得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以及声誉!

  知识·趣味·史实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本书始终保持两个世界纪录,即印书最多,多得无法估计,不计其数;译成语言最多,全世界三千多种文字语言,三分之一以上的语种有此书的译本。这本书就是《圣经》。
  至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欧洲文学几乎离不开《圣经》。意大利作家但丁的代表作《神曲》,就把《圣经》的故事、人物和当时的现实生活和哲学、政治等溶为一体,表达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大作《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全部取自圣经题材。莎士比亚写的每一出戏中,平均引用《圣经》14 次。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得益于《圣经》。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卷首“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引自《圣经》名句..
  打开《外国文学史话百篇》(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篇《〈圣经〉和欧洲文学》就以丰富而具体的史实,生动而有趣的叙述,告诉我《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它的成书过程,以及它的问世给欧洲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使我在阅读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由此也促使我一篇又一篇地接着阅读。在作者的引导下,渐渐步入外国文学之林,得以一睹文学巨匠们的风采,领略其传世佳作的神韵,初步了解整个外国文学发展脉络及其走向。一本外国文学知识欣赏性读物,能如此集知识、趣味、史实于一炉,给读者开阔视野提供如许条件,应该说是成功的。
  外国文学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上下几千年,纵横百余国,名著佳作浩如烟海,对于一个普通的外国文学爱好者来说,真不知从何读起。这本书的编、作者想是理解到了这一点,在编写过程中考虑到“史”的因素和特点,以外国文学发展的线索为经,以重要的文学现象、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为纬,编次排目,逐篇介绍。其中有的涉及文学史上的重大斗争,如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创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旨在揭露当时统治欧洲的骑士文学的荒谬和危害,编者以《近代长篇小说的奠基石》为题,介绍这部名作的问世,既敲响骑士文学的丧钟,又为欧洲现实主义文学起奠基作用。
  有的提出作家思想发展创作道路中的关键问题,如《探索·追求·献身》一文,介绍日本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革命道路及其创作。有的通过特定角度具体揭示名作的精神实质,如以《引起一场大战的小妇人》为题,介绍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和她的废奴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译为“汤姆大伯”,我想还是以原习惯译名“汤姆叔叔”为好)。有的涉及文学史上的疑案,如《一场著作权的“诉讼”——〈静静的顿河〉的疑云》。还有的叙述作家之间团结合作的动人故事,如《反映普法战争的杰作——〈梅塘之夜〉》,讲的是6 位在法国文坛地位不同的小说家,相聚在巴黎郊外的梅塘别墅,各自创作一篇小说的故事。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成名作《羊脂球》,就诞生在梅塘之夜,它使当年在文坛默默无闻的莫泊桑,一跃而为法国文坛的耀眼新星。
  由于编写者注意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据,文字比较生动形象,现代、当代作家以及作品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即使作为一般外国文学史的补充读物,也很可一读。
  微感不足的是,有的篇章似嫌简略了一些。如《悲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的文学——介绍英国作家哈代和他的小说》,如果能多花些笔墨介绍哈代悲

  观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也许更有助于读者对哈代作品的理解。

  莎士比亚与改编
  在美国《读者文摘》上读到一篇谈莎士比亚的文章,说他的一些著名剧作有不少取材于英国的历史传说及已有的剧本,但经过他一手改造,竟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赋予人物形象和剧本主题以新的意义。
  例如在《麦克佩斯》中,莎士比亚把一个有野心的小国王的故事,改编成一对夫妻联手行凶的动人戏剧。剧中的那些独白非常精彩,诗句精练优美,与原来那个肤浅而充满陈腔滥调的麦克佩斯故事完全不能同日而言。
  莎士比亚的另一出著名悲剧《奥赛罗》,据说原本是一个流传在英国的老套的凶杀故事。莎士比亚以丰富的想象力,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使之具有知识与道德的意义,故事的境界随之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哈姆雷特》有一部分则是根据宫廷大臣剧团时常演出的一出古代闹剧,莎士比亚给这个故事作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哈姆雷特成为一个在内心冲突下的无能的受害者,他蔑视传统的习俗,优柔寡断,叹息爱情之空虚。莎士比亚的才华在这个剧本中显露无遗。原来一出九流闹剧一变而为特定的哈姆雷特故事。而哈姆雷特作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形象,不仅在英国妇孺皆知,而且在世界艺廊占一席之地。
  至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本原来是一首诗,莎士比亚将它改变成“热情的激湍、青春爱情的赞颂、嫉恨的诅咒”。剧中人物除了纯情的朱丽叶之外,莎士比亚又添了言语下流的墨枯修和充满非非之想的乳母,人物性格更其丰富多彩。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生于商人家庭,少年时并未受过什么高深教育,一生中当过剧场杂役、演员和编剧。可是他留下的37 部剧本、两首长诗、154 首14 行诗,却成了世界文库中的宝贵财富。他对欧洲文学和戏剧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然而,这几百年来,对莎士比亚的最常见的指责,就是说他的许多剧本根本不是他创作的,其基本故事都是取材于前人的某些作品或人所共知的英国历史及古代传说。从《读者文摘》所介绍的材料看,这些都是事实。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英国作家都利用这些故事来源,只有莎士比亚能够赋予这些普通的故事以新的意义。一些旧的角色在他笔下变成新的人物,成了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典型形象——那带有瑕疵、没有英雄气概的英雄,贞操与欲念在内心冲突的女英雄,那卑鄙胆小的君王,形同妖怪的王后,类似骗子的王子,罪恶薰心的坏人,高风亮节的小丑..。一些大家熟悉的普通故事经他重新安排,闪烁出非凡的动人光彩,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他剧作中那些生动丰富的情节,精辟独到的语言,读后令人久久难忘。
  我想,与其指责莎士比亚的作品多取材于历史传说或已有剧本,不如说化腐朽为神奇,这正是莎士比亚之所以高出一般作家的伟大之处。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与拿破仑的剑
  巴尔扎克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在不到20 年的时间里,创作了91 部小说,平均每年4 至5 部,其中好多部被世界舆论公认为杰作或名著,《高老头》就是一部。
  作品通过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老头被他的两个进入上流社会的亲生女儿遗弃,最后穷死伏盖公寓阁楼的悲剧,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逐步取代贵族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金钱也随之日益显示其强大威力,最终成为社会的主宰这一历史特点,写得淋漓尽致。每读一遍都能受到感染。而这部洋洋几十万字的小说,巴尔扎克仅花了3 天时间就一气呵成。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巴尔扎克有句豪气贯斗牛的名言:“我要用笔来完成他(指拿破仑)用剑未能完成的伟业。”他要完成的伟业,就是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的巨著《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其实并非喜剧,而是近百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及随笔的总称。巴尔扎克之所以要用“喜剧”来命名自己的小说,其源盖出于他的小说观:“小说就是书面的悲剧或喜剧。”
  1845 年他曾写了一份“人间喜剧目录”,其中分三大部分:一、阐明支配人生与社会的各项原则的“分析研究”,包括5 部小说。然而,这部分仅出版了唯一的一部作品,即《婚姻生理学》。二、揭示产生人的行为的各项原因的“哲理研究”,包括27 部小说。可是其中多部只有计划,并未动笔。三、显示上述各项原因所产生的后果的“风俗研究”,这部分构成《人间喜剧》的最主要部分,又分成“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队生活”、“乡村生活”五个场景,包括小说100 余部,实际只出版了70 余部。
  三部分的比例何以如此失调?这与巴尔扎克的生活态度密不可分。他讲究排场,一生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但所入远远不能应付所出,始终负债累累。正是由于这种紧迫的经济需要,巴尔扎克才逐渐偏爱起“风俗研究”来,因为这类作品为他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他的多产恐怕有着这层经济上的因素。
  夜以继日地不停写作,严重损害了巴尔扎克的健康,使他在50 岁出头就匆匆离开了人世。他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题目下创作142 部作品,结果只出版了91 部,未能实现他的“伟业”。然而,就在这91 部作品中,巴尔扎克通过二三千个人物形象,透视了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到七月王朝时期巴黎和外省的生活,分析了形形式式的社会阶层,生动地勾画了19 世纪上半叶整个法国社会生活的内容以及风土人情,特别是揭示出金钱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在读者面前端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对于世界文坛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一部代表作,由此可见《人间喜剧》之一斑。巴尔扎克虽然最终未能完成他的计划,但他现在存世的作品对后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确实远远超出了拿破仑的剑。

  歌德、席勒与文人相辅
  提起德国古典文学,人们总是会联想起歌德和席勒。确实,在德国文学史上,这两位大诗人犹如两根擎天的巨柱,彪炳千秋,谈到其中的一个,就不能不联想到另一个。然而,两位大诗人又是事业上的知己、挚友,他们从认识、订交以至合作的过程,却并不为人所详知,“复旦小丛书”中的《席勒》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席勒》是复旦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作者是董问樵,责任编辑是我的朋友林骧华。全书不过129000 字,分上下篇,上篇介绍了席勒的生平、诗歌、美学观点,下篇介绍了席勒的9 部名剧。在20 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席勒在戏剧、诗歌、美学和历史方面所作出的不朽贡献,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其辉煌的地位。他的剧作中除《玛丽亚·斯图亚特》和《墨西拿的新娘》外,都已有了中译本。他的美学思想已由我国美学家朱光潜、蒋孔阳等介绍给读者。他的诗歌也已部分介绍到我国。正如歌德的名字一样,席勒的名字同样得到我国人民的崇敬。
  席勒比歌德年轻10 岁,却比歌德早逝27 年。关于他俩的交往,书中专门辟了一节作了系统介绍。席勒与歌德的第一次接近是在1793 年,以后虽有过两次交谈,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席勒于1794 年8 月23 日写给歌德的信,信中分析了歌德的天才、他的创作方法和精神发展的过程。他在歌德身上具体地看到了真正的天才是如何研究、思考和创作的。歌德收到信后,立即回了一封十分恳切的信。信上说:席勒的信是给他的45 岁生日的最愉快的礼物。以后又邀请席勒去他魏玛的家中作客。席勒欣然接受,他在歌德家住了14 天,两位诗人每天促膝倾谈,有时直至深夜。从此,他们之间建立起诚挚的友谊,逐步实现对彼此有益的十年合作,直至席勒谢世为止。
  能够携手合作,两位诗人之间当然有他们心灵相通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青年时期,他们都积极反对封建****,热情欢迎法国革命,都是狂飚突击运动的旗手,他们都想走古典主义的道路,努力建立德国民族文学,从而达到德国民族的统一,这个总目标的一致,是两位诗人得以深交的基础。
  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也不可谓不大。歌德是以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的,而席勒则是以康德的唯心哲学为依据;歌德的创作方法倾向于“在特殊中看出一般”,而席勒的创作方法倾向于“为一般而寻求特殊”。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心存成见,而是互相砥砺,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各自完成了自己的重要作品。歌德完成了《威廉·麦斯特的学习年代》和《浮士德》悲剧第一部;席勒完成了《瓦伦斯坦》和《威廉·退尔》等名剧。其中《威廉·退尔》的素材就是由歌德提供的。两人还合作写了400 余首双引体讽刺短诗,以及若干首“叙事谣曲”。歌德晚年编就他与席勒的通信集,共收1005 封信,成为了解18 世纪末与19 世纪初德国文学及研究文艺问题的珍贵文献。
  自古以来就有“文人相轻”之说,文人之间的派系、门户之见,往往造成老死而不相往来的局面,以致互相抵消力量,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可说是屡见不鲜的。而歌德与席勒却以自己的人格和风范破了这股歪风。他们相辅相成,并肩屹立,各具风采,不仅在德国文学史上传为佳话,在世界文学史上同样树起友好合作的典范。无怪乎席勒于46 岁那年去世后,歌德写信给朋友说:“我以为失去的是我自己,现在我失去了一位朋友,同时也失去了我生

  命的一半。”

  波斯人眼中的明初中国
  700 年前,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随同其父、叔来到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礼遇,在中国当了官,一住17 年,几乎游遍了整个神州大地。回去后,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的《游记》,盛赞东方之富庶,文物之昌明,为世人所传诵。游记影响了后来新航线的开辟,在世界地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而今,一本被行家认为“可与《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的书,正摆在我的面前。浅黄色的涂塑封面上,一队骆驼满载货物和商人在沙漠中踽踽行进,背景是中国特有的城楼。这就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纪行》。作者阿里·阿克巴尔是何许人?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书中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描写,反映作者当年在中国的行程,以及对明初中国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赞叹。无怪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序言中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文献”。北京大学东方文学权威季羡林教授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它与《马可·波罗游记》“先后辉映”,“照亮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
  全书共分21 章,内容涉及明初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地理、军队、宗教、仓库、皇帝宫廷、监狱、节日、教坊妓女、医药、立法、学校、外国使臣和侨民、农业、货币、法律、剧场等等。作者高度赞扬中国人民奉公守法的精神,中国大地秩序井井有条,物产极其丰富,手艺非常高超。他还以惊叹的语气叙述了当时中国在技术、工艺方面的成果,诸如烟火、兵器、烽火台、堡垒及城市建设、精制瓷器、嵌满珠宝的铁器、烧煤以及奇妙的外科手术,从中可以看到15 世纪末中国在许多技术领域较之西方领先。
  例如,第12 章作者以“奇妙的手艺”为题,写到了中国如何用大麦造颜料:把大麦和100 粒碎金刚石倒在研钵里捣成粉状,立即就变成玫瑰红色,人们称之为金粉胭脂。这种红粉十分柔和,苍蝇大的一粒就能把手染红。同一章内,作者还描写了中国高超的胸外科手术:打开胸腔,拿出心脏,切开它,把脓挤在杯子里,缝好刀口放回原处,再把胸上的刀口缝上,作者的同伴心痛好几年,来中国后求医,医生将他的胸腔切开,切除一小块肺,然后灼烧伤口,放回原处缝好,再把胸腔刀口缝上,从此他再也不感到心口痛了。
  阿里·阿克巴尔著《中国纪行》的原手稿是否存在?迄今还无法知道。目前出版的书是张至善教授等根据作者1516 年写著的手抄本翻译编辑而成,原作是波斯文。张至善的父亲、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创建人之一张星烺曾于50 年前第一个向我国读者介绍了这部波斯古籍的内容,可惜后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未能完成译介全书的宏愿。张至善从乃翁的学术论文中发现这本书后,决定继续完成这一学术成果。然而,社会变迁,人事沧桑,张老先生的藏书手稿早已不存,于是他改往国外寻找原先与张老先生合作研究此书的学者后裔,经过一年多时间,书信往来数万里,得到一大批宝贵资料,并在一些中外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给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直接的资料,而且也可以帮中国人民了解自己的过去,树立民族的自信与自尊。是的,中国并不一直是落后的,即便是历史上算不上高峰时期的明朝,中国在许多方面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到了16 世纪后,欧洲一些国家在科技方面因社会变化、生产发展等原因得到了很大的进步,而中国却由于固守封建社会制度、

  传统文化和思想,奉行闭关自守政策,不求开拓,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各方面的优势。季羡林教授认为,读读这本书有助于打掉我们某些人存在的盲目崇外的贾桂思想,更好树立自信,振兴中华。我以为这一点是十分中肯的。

  引人争议的劳伦斯
  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一篇署名易丹的文章《从文明的人到自然的人——读〈查特利夫人的情人〉》,对于怎么评介这部争议已久的长篇小说,颇有启迪。
  《查特利夫人的情人》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中一部最引人瞩目、最有争议的作品之一。它的作者D·H·劳伦斯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小说自1926 年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它的争议几乎没有停止过。近年湖南一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在我国文学界也引起了一场风波。书籍一度禁售。但流入个体书摊的一部分新书,售价却成倍翻番,成为抢手的热门书。最近,有消息传来,说对这本书要“开禁”,在内部发行。姑不论其究竟如何,但在这种情况下读到易丹的书评文章,还是很有意思的。
  小说描写的故事其实十分普通:英国中部拉格比庄园的主人、贵族查特利夫妇,生活虽很优裕,却缺乏生气。丈夫克里福特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他继承了父亲的煤矿、庄园和爵位,是贵族社会的一个聪明、有才华的成员,也是一个有管理能力的矿山主,但瘫痪后他失去了生活能力及热情,庄园里显得死气沉沉。他的妻子康妮年轻美丽,每日在无聊中打发光阴。一个偶然的机会,康妮遇上了庄园雇用的看林人麦勒斯,并爱上了他。克里福特所经营的这个贵族家庭几经波折后终于破裂,康妮和看林人麦勒斯实现了他们的爱的理想。
  这么一个平凡而单调的爱情故事,何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并在文学史上成为争论中心,甚至历60 年而不衰,其原因在于小说“对性和性爱的直露描写”。在本世纪20 年代,西方严肃文学圈子里突然冒出这么一部作品,当然被看作是“伤风败俗”的事,对我国读者来说,这类描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民族心理和习惯。然而,正如易丹在文章中所分析,如果小说的性质和特点仅止于此,这种轰动和争论也仅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瞬间。事实上,小说问世至今,世界各国无论是严肃文学还是通俗文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它的热情始终未减,这就说明一点,小说的获得重视不只是它那些大胆的露骨的性描写,而是有其文学上的价值。文章环绕作品展现的故事中三个人物的思想感情,作了分析,阐述了它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克里福特在作品中被塑造成一个典型的文明人。他代表的是一个濒临死亡的文明,与自然格格不入;而看林人麦勒斯代表着自然,是自然中的生命。作者将他描写成一个远离尘嚣超凡脱俗的存在。他与克里福特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人格化了的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康妮是介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人。她从克里福特爵士夫人地位和拉格比庄园女主人的禁锢中挣脱出来投入看林人麦勒斯怀抱的过程,是一个文明的人转变为劳伦斯式的自然人的过程。劳伦斯对这三个人物表现的鲜明爱憎,反映他对文明社会的唾弃,以及对回归自然的向往。正是这一点,打动了那些整日在拥挤喧嚣的都市中忙碌的人,使他们感到新鲜、宁静,从中重温原始时代的纯真的梦。
  然而,梦毕竟是梦,劳伦斯对文明社会的逃避主义,当然无补于现实,更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相反,作品中直露的性描写,在现实生活中还可能带来副作用。然而,对这样一部作品,回避和禁止都不是良策,事实上既回避不了,也难以禁止。因而,如何指导阅读这类作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易丹的文章在这方面是得风气之先的。

  莫洛亚和他的生活艺术
  翻开《生活之艺术》的扉页,浅豆青色的底色上有一排深豆青色的字映入眼帘:恋爱、结婚、家庭、友谊、快乐、步入老年之艺术。读完全书后的一个直觉是,这十几个字对内容的概括,还是十分恰如其分的。
  这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作者是安德烈·莫洛亚。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也许并不陌生。他是法国现代最杰出的传记作家,与英国的史特拉屈、德国的卢德威格,被誉为“现代传记文学的三剑客”。他撰写的传记近年已被陆续译介到我国,其中如《乔治桑传》、《肖邦传》、《拿破仑传》等都已成为书店的畅销书。年前我曾读过一二本,觉得他的传记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人物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一般的传记作家被好心驱使,往往将笔下的人物写得高尚、正直、纯洁、严肃,由于人物身上集中了过多的美德,形象过于完美,人们在阅读时容易产生怀疑,觉得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人物的行为可望而不可及,传记本身的思想艺术价值也因而受到影响。莫洛亚则追求所写人物的真实性。他从不隐晦人物的短处,让读者感到人物是在真实的世界中行动,从而感到可信。
  莫洛亚是个多产作家。他从33 岁那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后,平均每年至少有一本新书问世。他的24 本主要传记作品,大多被译介到其他国家,他还写了不少“传记式”小说、论文集、历史著作及回忆录。难得的是,尽管写作了大量作品,他还有多方面的爱好和兴趣,每天他早晨写作,下午就从事各种活动,还在广播电台主持过“婚姻教授”之类的节目。他是一个十分懂得享受生活艺术的人,《生活之艺术》就是他积累的经验之谈。书中以优美而轻快的笔调和法国哲人的独特风度,娓娓而谈,通过恋爱、结婚、交友、工作,以至如何思想,如何获得人生的快乐等章节,细细剖析人类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全书广征博引,既有言简意赅带有浓重哲理意味的观点,更有许多生动贴切、一言中的之材料,读来兴味无穷。
  例如在《恋爱的艺术》一章中,莫洛亚分析了“爱与被爱”等种种情况后,提出了“避免爱情倦怠的方法”,其中一条要诀是“天真烂漫”,初读似不可理解,读下去并仔细琢磨,才发现莫洛亚笔下的这4 个字另有含义。他说:“一幅广告画,一个过分装模作样的人,不但无美感而言,且令人恶心。”“不论友情或是爱情,只有在能够令你觉得心情放松的人的身边,才会使你尽情欢笑,毫无隔阂也毫无虚伪。”尽管他罗列了若干项避免倦怠的原则,但保持本色,真情体谅,却是奉行这些原则的前提。
  《步入老年的艺术》一章中,由于其思想与中国的国情颇有共通之处,读来倍感亲切。由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是人生旅途必经的历程。人到了老年,身、心各方面都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如何看待并正确对待它们,大有学问。莫洛亚在书中就教给读者这些学问,最后指出进入老境的两条圆满的道路是:第一不要变老,这是永远保持劳动生活的人们逃避老年的方法;第二是以镇静与遁世的态度接受老年,这样便能得到快乐。他认为,步入老境后最环的情况是“仍想把握住所不能拥有的事”。所以,他归结步入老年的艺术,就是“使后起的一代人们,认为我们是支援者,而非障碍物,是亲信而非对立者”的艺术。全书文情并茂,充分显示作者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社会对人生极其敏锐而细致的观察。

  缪塞的爱情与诗情
  《法国近代名家诗选》中收集了缪塞的几首代表诗作《五月之夜》和《回忆》,夜来翻阅,觉得这位诗人的作品有个显著的特点,即明白如话,以情见胜,就像在和人促膝谈心一般,而诗作反映诗人的人生哲学,却带着浓重的悲观色彩。细读诗人的传略,发现诗人青年时期的一场爱情遭际,是促成这一现象的不可忽视的要素。
  缪塞是19 世纪法国上流社会里最负盛名的一位诗人。他出身贵族,生性风流倜傥,好寻欢作乐,追求梦想。他的诗作早年受雨果的影响。1829 年他19 岁时,就出版了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故事》。这部作品以题材新颖、色彩浓郁、音律优美而令人倾倒。诗集充满乐观情绪,反映一个涉世不深天真烂漫的青年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其实当年他并未去过这两个国家,所写的故事全凭他的想象虚构。
  数年之后,他先后写出他的代表作品《五月之夜》(1835)、《十二月之夜》(1836)、《八月之夜》(1836)、《十月之夜》和一首《回忆》,风格与前迥异。诗作描写爱情的痛苦,世界在他的眼里已成了一场大梦,一切都过而不留。他在诗中认为:人生注定要以痛苦告终,医治痛苦的方法是毁灭,至少透过遗忘而求存在的毁灭。“越是失望的歌声越是歌中至美,有些不朽的诗篇都是纯粹的啜泣。”成了缪塞诗歌的名句。造成这一转折的,是他与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之间一场炽热而又短暂的爱情。
  这段爱情在乔治·桑的传记中记述颇详。
  1833 年,23 岁的缪塞结识了比他年长6 岁的乔治·桑,很快就爱上了她,并陷于热恋之中。1834 年,他俩双双畅游意大利。但好事多磨,急风暴雨的爱情难以持久,1835 年两人决裂分手。这场短暂的闪电式的爱情,给缪塞的心灵上留下无穷的伤痛。他精神颓丧,从此一蹶不振,几次想振作起来,终归无效。然而,心灵上的创伤也促使他收心静想,赋予他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色彩和深度。他用心血浇灌的四首“夜”,被誉为“法国诗歌史上的绝唱之一”。这期间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借酒浇愁,放浪形骸,精神和健康都受到极大的损害,他为这场感情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1836 年,缪塞写出了他的自传式的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叙述了他与乔治·桑之间那段浪漫而不幸的爱情的始末,还分析了他那一代青年的痛苦心理和造成这种叫做“世纪病”的精神恐慌的原因。人生三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而1840 年缪塞30 岁时,他已是精疲力竭,百无聊赖。这以后,他病魔缠身,创作才华枯竭,实际上已退出了文坛。到了1857 年,这位早年聪颖过人的英俊诗人,就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他为之痛苦过的世界。
  缪塞自己说过,诗是心声的自然流露:“要知道,手在写诗,却是心儿在说话,也是心儿在叹息。”一场爱情悲剧造成一代诗人创作风格的突变,以及生命的早逝,令人叹息。

  晚年的卢梭与《遐想》
  从熙熙攘攘的上海书市,买回了一套“散文译丛”。翻阅之余,对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发生了兴趣。这本集子不算厚,总共11 万字,收集了卢梭晚年所写的10 篇散文,篇幅说不上大,可是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既有优美动人的田园诗式的抒情,也有精彩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更有作者对平生经历的回顾与反思,读来给人颇多启迪。
  卢梭是18 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著作,闻名于世的就有社会制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社会契约论》(1762)、教育体小说《爱弥儿》(1762),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1762),自传体小说《忏悔录》(1776),等等。这些著作构成卢梭对世界的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在他生前,既为他赢得过声誉,也给他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如《爱弥儿》中《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由》一章,就由于谴责了神学家的谬论,又抨击了无神论,引起了无神论者、新旧教会以及政府当局的抗议。卢梭因而受到迫害,逃离法国,流亡避难,直至1770 年获得特赦,才重返巴黎。
  正由于这一独特的经历,构成卢梭坎坷不平而又多姿多彩的一生,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性格,使他晚年所写的《忏悔录》和《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充满了感伤而浪漫的色彩。
  且看《遐想》中卢梭谈逆境的一段文字:
  逆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生,但是,他索取的学费太高,而你从中获得的教益往往得不偿失。况且,没等你从这些姗姗来迟的教训中学有所成,运用它们的时机却转眼即逝了。青年期是增长才智的时机,老年期则是运用才智的时期,经验总是有用的,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只有当你前头尚有光阴,经验才能有益。死到临头了,还是学习应该怎样生活的时候么?
  这段独白颇能代表充满全书的那些“每日孤独散步中迷人的沉思默想”,也体现了经历了不断的抗争和搏斗之后,在大自然中找到“灵魂安宁”的卢梭的心境。
  据译者介绍,晚年的卢梭,住在巴黎普拉蒂也街一所简陋的住房里,以抄写乐谱为生,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唯一的消遣就是每日流连郊外的自然景色中,采集植物标本,并从中寻找乐趣,直至1778 年7 月2 日溘然逝世。这部集子收集的10 篇散文,是在他身后遗留下的一部分手稿中发现的。其中记载的是他平淡生活中“动人的遐想”。它那幻想、冥思、感伤的情调,和《忏悔录》、《新爱洛绮丝》一起构成了“卢梭风格”——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孕育了夏布里昂、拉马丁、雨果、乔治·桑等一批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合上《遐想》,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一位孤独的老者,在林木葱郁的小径独自散步,半陷入沉思。一代思想巨子卢梭一生的闪光才华,至此光耀殆尽。

  尼采哲学与其价值重估
  在最近出版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中,读到了丹麦乔治·勃兰克斯著的《尼采》一书。无独有偶,在一本海外杂志上,同时看到了旅美学者陈鼓应教授的《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一文。两相对照,不禁使我对了解尼采哲学及其思想精神,有了那么一点儿兴趣。
  尼采这个名字,对于思想学术界来说,并不陌生。鲁迅在《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一文中,曾称尼采、歌德和马克思为伟大人物。一位英国学者说过:19 世纪德国出现了三大思想家: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他们对20 世纪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却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著作迄今无译本,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尼采就是其中之一。几十年来对他的研究甚少。直至不久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一本介绍他的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这种情况下,《尼采》一书的翻译出版,介绍这位大思想家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以及其哲学思想的形式与发展,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对其人其学说能有个粗浅的了解,其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陈鼓应教授认为,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价值观。《尼采》一书也介绍了他的价值观。尼采形容自己:我是炸药。其思想观念之爆炸,则表现为对基督教文化所展开的全面攻击。对基督教价值观的批评与否定,动摇了千年来西方人思想的基石。他在西方崇尚“超越世界”的玄学传统主流思想中,独树一帜,发表“上帝死亡”的宣言,从而提出应该对一切与其有关的价值重新作出估价,这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尼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哲学和文学领域。现代西方哲学主流派别之一的存在主义,便与尼采思想有密切的渊源。他的影响力及于德、法的整个文学界和思想界。无论就其本身来说,或者对于现代文坛的影响而言,尼采哲学都值得仔细研究,深刻认识。
  然而,尼采是攻击社会主义的。尽管在鼓吹无神论,对传统观念及现存价值提出震撼性的挑战,企图将人类从囿于成规陋习的思想囚笼中解放出来,等等方面,尼采与马克思有着共同之处,但在一些根本性的思想观念上,尼采与马克思存在很大的对立。他的“超人”学说讴歌少数天才人物、命定的统治者,认为其余的人民不过是他们的帮衬、辅佐,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工具。这一思想经过曲解变形,受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利用。在英、美,长期以来都把尼采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我国也同样如此。
  如今,陈鼓应教授在海外提出了对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问题。而在我国,尼采著作的出版,介绍尼采以及其他一些外国大思想家其人的译作也陆续问世。有了材料,才能研究。我以为,这是学术思想界出现的一个值得欣喜的动向。

  《耶稣》一书与其可读性
  继《尼采》之后,又读到根据英国历史和传记作家汉弗雷·卡本特的同名著作翻译的《耶稣》。这本书不到200 页,篇幅不算大,但论述深入浅出,学术性和通俗性兼长,读来并不费力。
  耶稣对于中国人来说,虽不像西方世界那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也并不陌生。只是真正对这个传说中创立了基督教的人的生平和思想有所了解的人,却为数不多。他是个犹太的宗教导师,约在公元28 至30 年间被钉在十字架上致死。他的信徒声称后来死而复活,升到天上,在那里回复了他上帝儿子的身份。
  究竟耶稣有否其人?其经历是否如此?对他的论说和评价,实际上反映了基督教的发展史。据译序介绍,从基督教产生到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教会统治时期,耶稣其人经历了从混沌和片断的传说和史料记载中,逐渐发展为一个超人的神的形象,即从人到神,从而成为上帝的化身,崇拜的偶像。
  19 世纪的自由思想家结束了这个时期,开始把耶稣从神重新变成人的过程。历史上第一次为科学和历史地认识基督教和耶稣提供了可能性。此后,历史科学领域由于马克思所实现的革命而全面改观,随着物质文明提高,社会环境的变化,扩大了客观地历史地分析基督教起源及其发展的可能,把耶稣其人放到历史背景上来认识,也就成为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课题。《耶稣》这本书应该说是属于这个现代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原作者卡本特就声明,他是使用历史的方法来分析耶稣的,并不带有神学的先入之见。
  耶稣没有写过任何书,即使写过,也没有留传下来。他生平的简单史实,知者也甚微。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材料上的困难。卡本特的解决办法是,从基督教的文献中找。他在书中,首先将福音书作为一种历史文献来分析,揭示这些对耶稣生平传记所记载的材料的历史特色,然后着重将耶稣的教诫与同时代的其他有代表性的犹太律法学者的思想,进行分析比较,从中得出关于耶稣思想特质的结论。他的笔下勾勒出一个二千年前生活并布道于古代巴勒斯坦的宗教导师、一个致力于用独特方法传播新的道德观念的思想家的形象。这是一个比较实在的耶稣的形象。译者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还耶稣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以为,如果说这本书可以读读的话,其意义首先在这里。
  其次,了解耶稣其人和思想对于了解作为西方文明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了解基督教文明在发展过程中,耶稣形象从人到神、从神到人、又从人到历史的变化过程,在当前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有助于加深对那些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的认识。就这层意义上说,《耶稣》也颇可一读。正是由于以上两点,我饶有趣味地读完了这本书,并且感到得益非浅。

  读蒙田的哲学随笔
  我实在孤陋寡闻,收到《蒙田随笔》这本书之前,仅知道这位著名思想家和散文家的大名,对他的著作情况却不甚了了。直至这本译著在手,细细翻阅,才算对蒙田——这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影响过培根、莎士比亚的散文大家,及其作品的风格,有了个极其肤浅的认识。
  我以为,《蒙田随笔》的最大特色,便是好读。蒙田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怀疑论哲学在16 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是起了反封建的作用的。他从个性自由的原则出发,反对经院哲学,主张在道德方面以自然为依归,号召人们要遵循自然的指示。他不否认神的存在,只反对基督教的人性本恶的原罪说,强调人的“善良天性”。他的这些哲学思想光辉,闪耀在他散文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写得深入浅出,虽是被一般人视为艰涩难懂的哲学,在他笔下似乎变得容易理解了。有些枯燥的哲学名词经过他的描写,也变得十分形象化。《论恐怖》就是一例。
  西哲维琪尔形容“恐怖”是:“我悚然木立,我的发儿直竖,我的舌儿凝结。”蒙田在他的随笔《论恐怖》中,更把人在“恐怖”情绪之中的种种表现描绘无遗。在战争中,有的兵士为“恐怖”驱使直奔敌军阵中厮杀,显得无比英勇;有的兵士却因恐怖而往相反方面逃窜,以至逃入敌军阵中尚不自知;有位绅士竟因恐怖而僵死在阵地上,身上并无一丝伤痕,..文章展现的一幅战争恐怖中的众生相,就为维琪尔的上述名言作了最好的注脚。
  生活中有些普通事物经过蒙田的叙述,仿佛也有了新的含义。如在《我的书房》一文中,他写道:“书房就是我的王国。我试图实行绝对的统治,使这个小天地不受夫妻、父子、亲友之间来往的影响。在别处,我的权威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不可靠。”而他的有些见解至今读来仍是格言。如在《自命不凡的虚妄》中说:“人的自视太高是错误观念的根源,不管那是普遍见解,抑或是个人成见。”在《我谴责教育上的一切体罚》一文中,他写道:“在培育娇嫩心灵方面,我谴责一切体罚。塑造心灵为的是荣誉与自由,强迫与压制有着说不出的奴性味儿。凭理性、智慧、灵巧都做不到的事情,借武力也不会取得更大的效果。”读这些章节时,往往容易使人联想起培根和莎士比亚,他的散文风格在欧洲影响之大,也可见一斑。
  这本散文集的内容驳杂纷繁,往往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章节之间似乎并无内在联系。某一章的题目和内容有时也不尽相符。那一篇篇文章仿佛作者漫不经心信笔写就。然而,细细品味,内容却也有序可循:即作者所感觉的自我;作者体会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作者所理解的现实世界。引文虽然飘忽无定,变化多端,读来却并不枯燥。前半部的译者梁宗岱是国内有数的翻译家,功力不凡。由于他的谢世,后半部译稿由他的学生黄建华完成。我没有读过蒙田其他作品的译文,难以对选本作什么评介。不过,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是十分感谢译者,以及出版社为我们所提供的这一开阔视野的机会。

  巴巴拉笔下的女强人
  如果说,“女强人”这个名词对于我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末,读了美国著名女作家巴巴拉·泰勒·布雷德福的长篇小说《一个真正的女人——非凡的埃玛》以后,这个概念变得十分具体而生动,以致化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了。
  小说描写了一个受尽凌辱的女孩子,如何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女企业家的过程。
  她——埃玛·哈特,出身贫寒,从小就在依靠土地和羊毛发家的贵族费尔利家当女佣。16 岁那年与费家二少爷埃德温相恋并怀了孕,由于门不当,户不对,阶级差异天壤之别,无法成婚。在埃德温表示不能留下她所怀的孩子后,埃玛满怀辛酸被迫离乡背井,从此开始艰苦而漫长的人生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她懂得了一条真理,那就是要在这个社会中站住脚,必须有钱,“要有车载斗量的钱”。因为,在这个社会中,金钱意味着权力,她埃玛要富有到坚不可摧的地步,才可随心所欲,才能报复那个造成她痛苦的罪恶之家。从此,“金钱”成了她终生的奋斗目标。几十年之后,她成功了,她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势可倾城,她的对手尽管高明狡诈,最后都一个个败在她的金钱与权势之下。
  小说情节曲折,文笔优美动人。作者环绕女主人公埃玛这个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尔虞我诈,冷酷无情,甚至在埃玛与她的前4 个亲生子女骨肉之间,也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读了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个社会也充满着机会,鼓励弱者奋发创业的精神,作家下笔时力求如实反映这个社会的复杂性,着力描绘人世间的善恶之争,满怀激情地抑恶扬善。特别是作者描写埃玛的几次感情遭际和婚姻生活,她与小女儿戴西以及外孙女苞尔之间深挚的亲子之情,揭示了女强人生活的另一面,丰富了小说的人情色彩。
  我国读者也许不太熟悉巴巴拉·泰勒·布雷德福其人。可是这个名字在美国却为成千上万的妇女所喜爱。她从小酷爱文学,12 岁开始练习写作,以后曾当过记者,她写的专栏文章受到美国亿万妇女的喜爱。《一个真正的女人》是她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初稿刚一脱手,便被出版商看中。1981 年,这本小说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同时出版发行,一举成为世界畅销书,在欧美文坛上引起巨大轰动。仅在美国,平装本第一次印刷竟达142 万册。作品出版后当年即改编成电影剧本,并被搬上银幕。1981 年意大利文本问世,同样被抢购一空。
  “写一个女强人的发家史”,是巴巴拉写作这本小说的初衷。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巴巴拉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笔触,描绘了女主角一生的坎坷经历,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之中,展示了她那坚韧不拔的创业开拓精神,开卷之后,即难以释手。我想,这恐怕也是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

  毛姆眼中的中国
  西方著名作家曾来中国旅游的不多,回去后又专门写了书的,更不多。蜚声英国文坛的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却是这不多作家中的一位。他于1920 年来中国旅游,也许到过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和一些较为边远的地方,回去后写了一本游记《在中国屏风上》,还以中国为背景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彩巾》。后者未能读到。前者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翻译出版。12 万字的篇幅,记叙了半个世纪前一个当代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眼中的中国。
  20 世纪的20 年代,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一方面是军阀割据,洋溢着浓重的封建色彩,一方面是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大量涌进,带来了西方文明和习惯。衰落与豪华并存,质朴与奢靡齐在,构成这一时期中国大地的独有特色。
  毛姆——这位以擅写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西方著名作家,以他深邃而敏锐的观察力,犀利而优美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又一幅中国社会的图画:那渐趋颓垣的古老城墙;那一串串驼载重物一步一顿在跟前走过的骆驼;那狭窄街道木雕铺面上精刻细塑的雕花;那穿着团花青缎长袍和缎子马褂,手擎小木棍为鸟放风的遗老遗少;那茫茫暮色中由骡子拉行的载着一位博洽通儒或一个歌女的北京轿车..那景物,那环境,那气氛,几乎可以用手触摸,用鼻嗅闻,而衰落中的豪华,就在他的笔下十分具体和形象地呈现出来。
  游记中更多的,是记述了作家在中国接触的人物,其中大半是西方在中国的传教士、领事和商人,他们身上那种优越自大、空虚和浮夸,几乎跃然纸上。而对中国的官吏、学者以及一般平民百姓,毛姆也不吝笔墨,多处记叙,那爱憎也是显而易见的。
  《内阁部长》中,那一味炫耀自己珍贵藏画的内阁部长,从那一幅幅价值连城的珍品中,一眼可看出这个官吏日常的贪婪、腐败和欺诈;而《哲学家》、《戏剧学者》中,作家通过寥寥数笔,又勾出了这些自诩学者、专家的骄矜和无知。只有对普通劳苦大众,毛姆笔底流露的是同情和关切。《雨》中那些戴着大草帽,显得瘦削而褴褛的苦力,身躯因扛超重的大包而微向前倾,在雨中泥泞路上艰难地行走;《汉德森》中那拉着洋人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的黄包车夫,炎炎烈日下奔波得汗流浃背,每一两分钟“要用破烂的汗巾在额头上揩着”;《黎明》中坐在地板上哭泣的学徒,..人物一经接触,哪怕只见一面或只作一次交谈,便能透析他们的向往,彷徨,创伤,痛苦,或者欢乐,通过一个动作,一个眼色,一个画面,一两句话,画龙点睛般从哲学、心理学角度,概括出作家自身的见解。毛姆的小说家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毛姆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早就被译介到我国。他1874 年生于巴黎,中学毕业后,在德国海德尔堡大学学医,23 岁开始写小说,随后又从事剧本写作,1903 年至1933 年写了近30 个剧本。1908 年,伦敦4家剧院同时演出他的4 个剧本,盛况空前。然而,这位被誉为“莎士比亚后的第一人”的著名作家,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创作。他的短篇小说富有故事性,情节曲折多变,又不落窠臼,可读性强,深受读者欢迎,除在美、英畅销外,还被译成多种外文。从游记《在中国屏风上》中不难看出小说家抒情状物以及刻画人物的特长。有些篇章虽有思想和时代的局限,但从总体来看,作品反映这位著名作家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景仰和欣

  赏。他是把中国人作为朋友来看待和尊敬的。——这也许是我所以能一口气读完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

  写自磨坊的动人故事
  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阿尔镇郊外的一座山岗上,有一间荒废了20 年的磨坊。站在这里,普罗旺斯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阳光下的松林,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峰,寂静中突然传来的木笛声、驴子的铃声、鹖鸟的啼声..这个与喧闹的巴黎截然不同的环境,成了法国作家都德每年冬天休憩与写作的所在。《磨坊书简》就集中了他在这一氛围中创作的24 篇散文随笔,读着这些文字,强烈地感染到作家那种坦诚真挚的乡土之情,人民之爱。
  都德虽是法国上世纪的作家,但他的名字却为国内广大读者所熟知。我想这得归功于他的名作《最后一课》,我国中等文化以上的中青年几乎很少没有读过这篇作品的。那是一篇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爱国主义小说。普鲁士占领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之后,大肆施行暴政,其中之一就是要消灭法国文字,这一倒行逆施激发当地人民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作家将这一大题材浓缩到一个小学上最后一堂法文课的课堂内来表现:平素宽敞的课堂内坐满了人,身穿节日华丽服装的教师在讲台上凝重地讲课;向来调皮捣蛋的孩子们个个屏息凝神,耐心听讲;而后座则坐着许多老百姓,整个气氛显得庄严而不寻常,最后教师使出全身力量写出“法兰西万岁”五个大字,全场肃静。一叶窥全树,作家以何等经济的手法写出这一特定的感人场面。
  《磨坊书简》的成书年代早于《最后一课》,反映的是和平而宁静时代的法兰西,可是在笔力上同样可以窥见作家驾驭文字的功夫。在这里,作家引导我们在生机盎然而富有野趣的大自然中漫游,听到爽朗热情的欢声笑语,领略那纯朴的民风乡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挚同情。《磨坊主戈里叶的秘密》就是颇富人情味的一篇。
  磨坊主戈里叶有过兴盛而得意的时代。那时候,村子周围的坡地上全是风车,从左到右,但见风车叶子在松树上端迎风旋转,一队队驮着面粉袋的小驴川流不息,人们成群结队到磨坊,老板们用上等葡萄酒款待他们,老板娘的打扮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是自从一些来自巴黎的法国人修建了使用蒸汽的磨粉厂后,景况大改,磨坊停产了,风车不再转了,房子拆了,只有一家风车还在坚持转动,那就是戈里叶的磨坊。人们总见他驮着大面粉袋进出,以为他有钱,出于吝啬才把小孙女赶出家让她自谋生计。不料一个偶然机会发现戈里叶的面粉袋里装的全是石灰碴子和白色泥土,风车在转,磨盘却是空的,老头早已穷得揭不开锅,却还不肯关闭他的磨坊。于是村民们立即采取行动,将存储在各家各户的麦子通通送到戈里叶的磨坊去,从此,风车在转,磨盘也不再是空的了,直到老头逝世。作家满怀同情之心叙述这个故事,最后告诉人的结局却是:风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人们的真挚同情毕竟无法扭转时代的车轮。
  《两家小旅店》也给人以同样的况味。毗邻的两家小旅店,一家由于经营得法,新建楼房,人声鼎沸,生意兴隆,店堂里充满生气。另一家外观残破、可怜,店堂静悄悄的,女店主孤单无靠,连丈夫都成隔邻旅店的歌手了。《戈歇神父的药酒》写一个破败而穷困的修道院如何通过出售自制的药酒致富,而发明试制这种药酒的戈歇神父却因此得了不可救药的疯症。
  都德的文字流畅好读,在真实的画面中常融进作家自身的爱和憎,描述的事物既来自他细致的观察,又反映他切身的感受,字里行间透出他个人的喜怒哀乐,形成现实主义的另一风格。这本写自磨坊的故事,也不例外。

  西蒙·波娃的人生第一步
  面前的这部《西蒙·波娃回忆录》是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书的时间背景始于波娃1908 年在巴黎出生,终于她跟萨特共获教授资格,迈向崭新人生的1929 年。全书文笔优美,叙事生动细致,读来令人兴趣盎然。
  西蒙·波娃的书在中国大陆并不多见,已出版的只有阐述女性何以成为第二性(从属性)的论著《第二性》。在这本书中,她探讨并批判了恩格斯和培贝尔从经济条件解释女性从属男性原因的唯物史观,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然后便根据存在主义的分析,建立起“女人非天生为女人,乃被创造为女人”的新观点。由于书中大胆而坦率地谈论女人的性经验,1949 年在法国发表时便被视为猥亵,受到左右两派的批评,而今却已获得世界性的承认。西蒙·波娃作为女权主义的启蒙者,也因而闻名于世。
  其实,早在《第二性》译本出版以前,中国读者特别是哲学爱好者,就已知道西蒙·波娃的名字,那是由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关系。波娃是萨特的终身伴侣,他们两人志趣相投,都热衷于写作,但终其一生并没有结婚。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彼此维护对方的自由和独立,保持某种程度的隐私权,但每天见面,常共同执笔写作若干个小时,分享同一思想,交换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并肩参加政治活动,而且经常一起外出旅行,直到1980年萨特去世为止。他们这种不阿俗流的新潮男女关系,在西方一部分人看来,是非常成功的。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对此感到难以理解。西蒙·波娃是怎么一个女性?她与萨特相知相交长达 50 年的基础又是什么?《回忆录》虽没有写到以后的年代,却可以从她心智的成长以及她与萨特相识的过程中,看出端倪。
  波娃出身巴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虔诚的教徒。她自小学至中学一直就读于天主教系统的学校。1925 年,她以优异成绩进了索本大学,取得哲学学士的学位。1929 年中学教师资格哲学部门的考试中,高等师范学校的男学生萨特高中第一名,而波娃仅居其次。认识萨特是她人生的一大转机,无论对她的生活和写作都发生重大的影响,就像她所写的:“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便是和萨特的认识,萨特完全符合我15 岁时的誓愿。他是我的副本,和他在一起时,我们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他更使我有面对将来的勇气,突然之间,我不再是孤独的人了。当我8 月初离开他时,我知道今后将生活在他里头。”“回忆录”虽然只是记载她与萨特的相识,但已暗示萨特在她生命中所占的重要位置。萨特被认为是战后最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剧作家之一,而波娃的作品也在萨特的影响下,离不开存在主义的范畴,因而她被认为是存在主义阵营的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女作家。《回忆录》以诚挚的笔触描写了一个聪明的法国少女——西蒙·波娃的人生第一步。它告诉人们:女性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和选择来赢得更为充实的人生。这本书在世界各国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女出版家比奇与《尤利西斯》
  我喜欢翻阅《读书》杂志,特别喜欢翻阅其中有关“书人书事”的文章。因为从中不仅可以读到书,还可以读到创作这些书的活生生的人——读到他们在出书过程中的活生生的思想和行为。这些,往往能给人以启迪,以智慧,从而享受到比读一本书更为广泛的情趣。
  最近一期《读书》杂志上刊登的李文俊的《爱屋及乌或爱乌及屋——西尔维亚·比奇和〈尤利西斯〉》,就属于这样一类文章。
  西尔维亚·比奇,作为一位出版家,似乎名不见经传。确实,她生平最大的业绩就是在巴黎开了一家叫做“莎士比亚公司”的书店,这家书店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在1922 年出版了现代派意识流创作大师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文章介绍小说的出版过程是十分有趣的。
  西尔维亚·比奇(1887—1962 年)的书店名为“公司”,实际上老板兼伙计仅她一个人。1919 年书店开张时,正值法郎贬值,英美书籍法国人买不起,租书业务受到欢迎,“莎士比亚公司”通过租书吸引了许多大作家。其中包括纪德、庞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还有海明威等等。他们在这里租书,交流关于法国文坛现状的意见,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詹姆斯·乔伊斯也是这里的常客。所不同的是他自认识比奇后,就向她提出自己面临必须解决的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尤利西斯》出版遇到困难。
  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历时7 年。1920 年,小说虽未写完,已在美国《小评论》杂志连载,由于作品中大量使用内心独白表现主人公的“潜意识”,揭露变态心理和糜烂生活,受到控告。次年春,杂志的两位女编辑在美国法庭上败诉,小说不能继续刊登,原来答应出版此书的美国出版社打了退堂鼓,其他英语国家短期内也无法出版。乔伊斯为此心灰意懒,来到比奇的书店表示:“这下子我的书永远也不能出版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比奇向乔伊斯建议让她的“莎士比亚公司”出版。乔伊斯当然十分高兴,而比奇却面临重重困难。
  文章生动地描绘了比奇如何施展她的才能,解决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的困难。从资金来源,排、印、校、征订..除了另一个书店女老板莫尼埃给予一点帮助,她几乎单枪匹马干了所有应当做的事。其间因乔伊斯的眼疾复发,生计无着,比奇还得帮他找医生,陪看病,“预支版税”,帮他解决生活问题。她那家小书店“莎士比亚公司”资本几乎告罄,好几次要宣告破产,最后硬是以她的毅力和勇气顶了过来。
  《尤利西斯》出版后,再版了许多次,成了一本引人注目的畅销书。比奇让乔伊斯得纯利的60%作版税,乔伊斯经济得到很大改善,比奇这么做主要出于对乔伊斯的崇敬,竭诚希望他的生活能尽可能安定、优裕。同时,也由于她的出版公司里外仅她一个人,最忙时不过雇了一个希腊姑娘做帮手,因而开支相对比较节省。
  在《尤利西斯》的出版过程中,比奇和乔伊斯之间尽管也有磕磕绊绊,意见不一的时候,然而比起彼此融洽合作的时间来,那真是微不足道了。读着那一个个颇有人情味的故事,诸如比奇如何在乔伊斯生日那天,等候在火车站亲手拿到样书,立即送上门去为他祝贺;又如何筹备作品朗诵会,为《尤

  利西斯》的出版扩大影响,等等。这些早已超出了出版家与作家的合作范围了。可是,比奇却认为这是一个出版者所应该做的。
  西尔维亚·比奇与《尤利西斯》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出版家即使在困难条件下,也未始不可工作。然而,细细品味,其中许多故事的意义不仅于此,它所体现的女出版家比奇的境界,颇值得我们的出版家去寻味。

  凡人高尔基与其《书信集》
  我喜爱读文学作品,同时还十分喜爱读有关作家的传记,以及作家的书信集。因为它们往往记述着作家以及其作品的第一手资料,令人在一种十分亲切的气氛中,了解作家的内心世界和某些鲜为人知的思想感情。读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阿·马·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书信集》,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叶·帕·彼什科娃是高尔基的妻子。由于收信人的独特身份,这部《书信集》在高尔基巨大的书信遗产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它收录了高尔基在生活道路上最重要的时期,即1895—1906 年写给叶·帕·彼什科娃的225封信件。其中记载了高尔基如何在沙俄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一面求索,一面斗争,最后从一个“具有流浪者灵魂”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的光辉历程;也记载了他与彼什科娃之间从共事到产生爱情,并建立家庭,以至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过程。由于后者展现了作为普通人的高尔基的心灵,更富于人情味。
  高尔基向来被看作是一位文学圣人。他于1906 年发表的反映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曾得到列宁的赞赏,被认为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但《书信集》告诉我们,他决非不吃人间烟火食的超人,他的伟大在于平凡。他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对于恋人、妻子,他多情而温顺,即便在工作最繁忙的时候,他写给妻子的信依然充满柔情。他关心妻子的一切,细至妻子与女友间的小小矛盾,他都看作是自己的事一样来设法排解。《书信集》中大量来往信件,反映了他们夫妇间的真挚感情是建立在相互深刻理解和共同理想的基础之上,所以能经受长期颠沛流离生活的考验。至于对儿子马克西姆和女儿卡秋莎,高尔基更是倾注了一个父亲所应该有的全部的爱。妻子来信中,如果没有提到他们,高尔基便“感到寂寞”,甚而担心他们会生病。这样出自至情的信件,读来使人深受感染。
  在待人处世方面,《书信集》勾画了一个严以律己的高尔基的形象。他出身贫苦,写了作品后也曾“祈祷”发表。成名后,生活不愁了,他们夫妇就想方设法把节余的钱用之于社会福利事业,那怕手头一时并不宽裕,只要穷朋友有要求,他们总是设法满足。高尔基的生活原则是:金钱应该用来“帮助生活”,而不是“妨碍生活”。所以他乐于助人,尽己之所能,为人解愁。他笃于友情,对契诃夫的早逝和草草葬仪感到悲愤。他深知自己身上“充满了毒素和苦味”,时时鞭策自己,解剖自己,无论在逆境或顺境中都要自强不息。《书信集》中反映高尔基的所思,所想,所行,既平凡,又不平凡,可说是于平凡之中见伟大,这就再现了一个“完全本色”的高尔基,一个在作品之外令人感到十分亲切的高尔基。
  值得一提的是,《书信集》的文笔流畅、生动,犹如一篇篇优美的散文,在艺术上同样给人以很好的享受。这正是许多作家的《书信集》所共同具有的特色。

  长征:索尔兹伯里写《长征》的启示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长征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夜读《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这样一段文字。这部史诗般的系统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的著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写出了中国人民的勇敢、坚毅、磨难和成就。应该说,这是一部十分值得读一读的作品。然而,它却出自一个外国人的手笔,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长征,是震惊世界的大事。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序言中就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现在,他的同胞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以行动实践了这位先行者的预言。作品充分体现了纪实文学的特有魅力。作者用文学家特有的表现手法,把历史事件充分戏剧化和小说化,通过一些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很有性格特点的细节描写,使一大批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兴味无穷。
  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记者,曾经担任过《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辑,而今已年届八旬。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为了写长征,他在10 年前就开始酝酿准备,收集、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1984 年,他不顾自己年迈,有心脏病,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年届七旬的妻子夏洛特配合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不断战胜病痛折磨,历时74 天,走过七八个省份,越过千山万水,亲身感受途中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气象,终于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种何等坚毅而勇敢的精神啊!一般说,有了这种精神,何患事情不能成功!
  然而,对索尔兹伯里来说,这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即他主观因素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在这74 天中,他亲自向当年亲历或目睹长征的老红军、老船工、老牧工们了解到许多史实,其中包括民俗风情,轶闻轶事。特别是,他有机会直接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他所能想到的一切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这又是一个何等可贵的机会。如果说,没有这许许多多身历其境的史实见证人提供这许许多多弥足珍贵的史料,那么,索尔兹伯里纵有天大能耐,恐怕也难以完成这部著作。
  索尔兹伯里是懂得抓紧时机的。正因为如此,他不顾年迈有病,不远万里到中国。他获得了成功。他的成功经验,是否也能给我们的修史者者一点启示呢!

  科斯比会老,但不会悲观
  中国人常以“骑驴找驴”的故事嘲讽别人的健忘。想不到在美国畅销书作家比尔·科斯比的新著《时光飞逝》(新华出版社出版)里,我读到了同样的故事,只是“驴”换成了“眼镜”。
  一个年届五十的中年人为找东西戴上了眼镜。读杂志时,为图方便,他把眼镜推到了额上,以后为琐事而进出几次房间,后来他决定驾车外出购物,为安全计,他需要戴上眼镜,但他怎么也想不起眼镜放在何处了。他遍找无着,心急火燎,最后不抱任何希望地走进盥洗室,不意从镜子中看到眼镜戴在自己额上。他拍额连呼“健忘”,进而叹息时光飞逝,自己脑力的衰退,开始面对即将步入老年阶段的现实。
  《时光飞逝》就是以许许多多生动而具体的故事,告诉人们衰老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怎么对待人生这一不可避免的阶段。作者科斯比写作此书时的年纪,恰好是50 岁。
  科斯比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但是在美国,他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电视“天皇巨星”,其知名度不亚于当今美国总统。他主演的《科斯比节目》,是一部介绍美国日常家庭生活琐事的喜剧系列片,剧中没有离婚,没有吸毒,没有暴力,没有冷漠的人际关系,自始至终展现着一幅幅充满人情味的家庭生活画卷,勾起人们对五六十年代温馨生活的回忆,从而赢得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这个节目成了全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娱乐节目,连续数年被评选为全美最受欢迎的电视喜剧节目。科斯比的名字也随之深入到千家万户。
  科斯比真可谓春风得意:事业上成就辉煌,物质上财源滚滚,年收入高达五六千万美元。豪华住宅,高级轿车,私人喷气式飞机,各种享受应有尽有,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可是,当他迈上人生旅途的第50 个年头后,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肚皮渐渐大了,头发开始稀了,视力、听力在减弱,牙龈也开始萎缩,关节不那么灵活了,皮肤的弹性也一日差似一日,特别是大脑,不那么听使唤了,由于记忆力的衰退,出现了“骑驴找驴”的场面。
  该怎么对待这一切?科斯比毕竟是个幽默大师,他通过这本书坦然向读者陈述自己感受到向老年过渡的烦恼和痛苦,并用哲学家的眼光和思维分析衰老初期所出现的种种征兆,是人生旅途转折阶段所无法避免的,无论好坏,人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衰老过程是人皆要经历的,重要的是对待这一过程的心理状态。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出现生理的退化,反映在体力、脑力缓慢却又逐渐的衰竭,常令人感到作任何事都不能尽如人意。于是,有的人就此产生沮丧情绪,加上社会上种种关于衰亡的传说,促使这些阴影的加剧,造成心理上的消极悲观,这样大不利于健康。
  科斯比的名言是:科斯比会变老,但永远不会悲观。与人生早期阶段不同,中年向老年过渡的时期充满了既有价值而又艰巨的任务,虽然由于生理的某些退化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现象,但如果记住充实生活的基本要素——这点对老年人和年轻人并无差异,那么,这个阶段的生活同样可以多姿多彩。确实,日落没有日出那样光彩夺目,但如果学会观察和欣赏的话,它有独特的美。科斯比以一个个富有情趣的故事阐明他的老年观,告诫人们如何保持身心健康,如何进行有规律的锻炼,过一种既积极又有节制、不超过身体承受能力的生活,以延缓衰老的到来。他那种既苦又甜的幽默,以及对人生旅

  途的痛苦与烦恼泰然处之的乐观态度,使读者感到亲切。因而这本书初版就印了 200 万册,登上当年全美畅销书的榜目。

  法拉奇的胆识与成功
  早就知道奥里亚娜·法拉奇的名字,但真正系统读到她的作品,却是在买到《风云人物采访记》全译以后。
  这部长达50 余万字的著作,收集了这位意大利著名女记者于70 年代采写的26 篇人物专访。尽管每篇都以公布问答全文的形式表明作者的客观公正,然而,通过她尖锐泼辣的提问,尤其是每篇的前言,不难看到她鲜明的观点,她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问题,包括对一个国家或政党前途这一类重大政治问题的立场和见解。这就使她的访问记独具风采,显示出特有的魅力。
  法拉奇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她的胆识,而她的胆识又首先来自她对新闻工作的理解。她在序言中谈到自己所以热爱并从事新闻工作,是因为“有哪一种别的什么职业允许你把正在发展的历史写下来,作为它的直接见证呢?新闻工作就有非凡的可怕的特权”。出于这样的认识,她处处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采访对象。无论是多么了不起的风云人物,她都能把他们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观察,希望通过采访弄明白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怎样左右人们的命运的。由于这些人物声名显赫,她往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约见,而一旦见到,她就千方百计地延长采访时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对亨利·基辛格的采访就显示了这一特色。
  基辛格被人们称之为“超人”。长期来他是左右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历任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的顾问。尼克松任总统时,他是助手,美国的第二号人物,被喻为“尼克松思维的保姆”。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对此,人们一直认为是个谜。由于这个谜,他使人难以接近,难以理解。他不接受单独采访,只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法拉奇决心打破这个惯例,她发出约谈的信,不料三天后就得到基辛格的回音:同意她采访,但条件是要法拉奇先接受他的提问。为见到这个人物,法拉奇接受了这个条件,却并没有被他尖锐的提问所吓倒,而是在采访一开始时,就从基辛格背身读一份打字稿中,分析这个人物色厉内荏的特点,从容地回答了他的提问,并咄咄逼人地开始她的访问。第一次未谈完,又接着约下一次的时间。第二次访问途中,基辛格应尼克松之召去加利福尼亚,采访并未结束,但法拉奇已掌握了基辛格关于美苏、美中、美越关系上某些重大问题的见解,而且抓住了他的特点:“这个人最喜欢的东西是魄力,是勇气和狡黠,聪明对他来说是次要的。”
  然而,法拉奇面对的毕竟是左右国际形势的大人物,她虽然无畏无惧,却也绝不掉以轻心,充分做好采访前的准备是促使她成功的不可忽视因素。她说:“每遇一件事件或参加一次重要会见时总焦虑不安,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眼、耳和头脑来进行观察、倾听、思考,以便从中理解一条蛀虫如何钻进历史这块木头中去的。”她进行的每一次采访都费尽心机,几乎每篇专访的前言中,都记载了她为该次采访所花的心血。她大量掌握被采访者的各种材料,大至政治见解、为人品性,小至生活琐事,因而她提出的问题大都能击中被访问者的要害,使对方无法回避,包括某些私生活。她访问的主题多半环绕国际敏感问题进行,除了获取新闻以外,还力求弄清这些人物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就使她的访问记格外生动鲜明,笔下的人物各具性格,耐人寻味。
  法拉奇作为一位意大利的女记者,对人对事自有她自己的观点与见解。

  但她采写的这26 位国际政治名流,却是当代历史的见证,不仅从新闻报道角度,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她的这部著作都不失为一本值得阅读的文献。

  普利策的勇气和拚搏精神
  作为美国著名的新闻学家,普利策的名字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特别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国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驰名世界,在我国新闻界几乎是无人不晓。可是,普利策其人究竟是如何在美国新闻界崛起的?他的一生对美国新闻学的创立和新闻事业的兴盛发展,又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知者恐怕就不那么多了。美国作家威·斯旺伯格撰写的《普利策传》(新华出版社出版),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提供了许多生动而翔实的材料,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报业巨匠多姿多彩的一生。
  普利策是个匈裔美国人,18 岁那年,他不名一文,虚报年龄,从匈牙利参军来到美国,目的是为了求独立。他从小立志,要靠自学闯入新闻界。为此,他奋力拚搏,白手起家,先后购买了《西方邮报》、《圣路易斯快邮报》和《纽约世界报》,并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掌握的报纸成为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大报。他作为报人的优缺点成为检验许多国家记者和编辑能力的标准。普利策的名字也成为世界报业史上一个闪闪发光的成功者的代号。
  《传记》以大量篇幅描述普利策在办报中的拚搏精神。他精通新闻理论和了解社会现状及读者心理,十分注意把报纸办得既有趣味性、刺激性,又有教育性。他刚买下《世界报》时,这家报纸负债累累,四面楚歌。为打开销路,挽救财务赤字,他在头版上刊登了一些极为通俗、生动和使人赏心悦目的新闻,诸如跳呼拉圈的舞女动向之类。他十分注意新闻的标题,如有一名盗贼在结婚之际被警察发现逮捕,《世界报》的标题是《婚宴上贺喜太早,刚当新郎就去坐牢》。这类消息一般被安排在次要版面上,他却破格放在头版,目的是吸引读者。为了赢得新读者,他要求记者把新闻写得津津有味,那怕是枯燥乏味的政治新闻,也要写得吸引读者。与此同时,他又十分强调新闻的真实性。《世界报》城市版编辑室上墙贴着大标语:“精确!精确!再精确!”就体现了他的思想。如果一个记者说有1,0000 人参加某个集会,实际只有5,000 人到会;或说一场大火损失了20 万美元,实际是75,000美元,这个记者就要受斥责或罚款。既精确,又有声有色,使他的报纸信誉日高,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在销售量上始终名列前茅。
  要办好报纸,就要有一支过硬的编辑记者队伍。在物色人才方面,普利策可说是不遗余力。《传记》中有关这方面的描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为了使《世界报》有一个朝气蓬勃、令人耳目一新的社论撰稿人,他派出得力干将威廉斯查访各大城市的报纸。有一次,威廉斯在底特律读了《自由新闻报》的社论,发现这篇文章写作技巧别出心裁,一了解,作者弗兰克·科布,34 岁,已干了13 年新闻工作,此人身手不凡,独具个性,立即电告普利策。普利策的回电竟要了解科布读过什么样的美国历史、法律著作,他的学识、健康、性格情况,以至他和身高、嗓音、风度、外表、衣着等等。掌握这些情况后,普利策才在指定的地点会见科布。这次会见使科布经历了一生中最严峻的一次考试。普利策提的问题包罗万象,从最微妙的政治直至最不引人注目的诸如购买面包和菜汤之类的小事。科布表现出色,普利策十分满意。从此科布成为《世界报》一名出色的评论家。
  在普利策一生的新闻生涯中,值得大书的另一件事,就是捐赠200 万美元创办了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使新闻

  成为公认的一门学科。《传记》详细叙述了普利策在这一动议遇挫折后,如何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的精神。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终于办起来了。新闻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全世界的公认。新闻工作者的劳动得到人们的尊重,其思想、责任感和地位也由此大大提高。普利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新闻学家,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传记》,作者也写到普利策的过错和不足,特别是他的神经质给他生活带来的痛苦。他逝世后,《世界报》由于后继乏人,由盛而衰,因经济危机不得不停刊。但普利策却在美国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外国妇女文学的“万宝全书”
  外国有多少女作家?我想除了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以外,也许很少有人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可是,如果手头备有一部《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出版),那就不愁没有准确的答案,而且还可以知道这些女作家的地理分布状况,所处的时代,出身背景,以及在文坛的地位和文学成就。手备这样一部外国妇女文学的“万宝全书”,确是方便不少。
  妇女文学,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是,妇女文学的领地,却常被描绘成是一片沙漠,即便像我们这样学过外国文学史,读过几本外国名著的文科出身,提起外国的著名女作家,也无非是英国的奥斯汀·简、勃朗特姐妹、艾略特,法国的乔治·桑,美国的斯特朗、史沫特莱等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得以读到更多的外国女作家的作品,如法国杜拉斯·玛格丽特的《情人》,萨特的终身伴侣西蒙·波娃关于女性问题的专著,以及一些通俗、侦探小说家如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大量作品,但这些比起整个外国妇女文学的历史长河来,也不过是几朵浪花,难以概括全貌。其所以如此,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以男性为主体,凝结妇女才华、以妇女为主体的文学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分不开。
  这本辞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充分认识到妇女文学这块被忽视的领地的重要性。编撰者透过冒尖的浪花,看到了妇女文学历史长河中无限丰富的宝藏,并竭尽全力向读者展示其丰富性和多样性,以确立妇女文学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全书共收世界五大洲59 个国家从古到今的妇女作家条11625条,既介绍了已有定评的杰出女作家及其代表作,又发掘了古往今来大量被埋没的女作家,还她们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既重视直接表达女权思想的女作家和“主流文学”中有地位的女作家,又给那些在通俗文学领域中——即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方面成果卓著的女作家以应有的地位。后者由于长期来遭歧视,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未能在文坛享有平等权利,而今在当代批评家的发掘和研究下重现异彩。辞书以一视同仁的态度为这类女作家拭去历史偏见所蒙上的尘埃,使她们的名字与“主流文学”作家一样熠熠生辉。
  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以新的观点评价和介绍外国妇女文学,是这本辞书的另一特色。从19 世纪末欧洲各国社会改革运动的相继兴起,妇女运动便开始勃发。20 世纪60 年代以来,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西方女权运动更是走向高潮,妇女文学与此息息相关,也呈蓬勃发展之势。辞书的编者在编纂过程中十分重视妇女文学的这一特点,注意正确估价其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不仅着重反映“妇女文学”中妇女的主体性,揭示其丰富内涵,而且还将视角深入女作家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上,使这部辞书成为一部兼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工具书,既能为有关的专家学者提供可靠信息资料,也便于一般读者的广泛阅读,从而填补了我国工具书和文学图书的一个重要空白。

  奥尼尔其人与其剧作
  正当上海戏剧舞台推出7 台奥尼尔的杰作,以纪念这位杰出的美国戏剧家100 周年诞辰时,我读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尤金·奥尼尔传》。这部出自美国记者克罗斯韦尔·鲍恩之手的传记,以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奥尼尔一波三折的坎坷生活经历,以及他写自各个时期的40 余部戏剧的创作背景,对其人其作品有了个比较清晰的叙述。
  尤金·奥尼尔的戏剧是继莎士比亚、肖伯纳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得最多、上演也最为频繁的一位剧作家。他是现代美国戏剧的奠基人,曾经四次获得美国普利策奖。1936 年,“由于他体现了传统悲剧概念的剧作,所具有的魄力,真挚和深沉的激情”,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第一个赢得国际声誉的美国戏剧家。从他不断为建立美国戏剧而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坚毅精神来看,他的功绩不仅在于能够冲破旧的传统,在戏剧技巧方面有所创新,为现代美国戏剧史写下新的篇章,而且在于他勇于面对美国社会的现实,始终坚持反映社会底层的生活,不断揭露种族歧视以及贪婪和占有欲所造成的悲剧。这与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密不可分。
  奥尼尔1888 年10 月16 日出生于一个不幸的家庭,母亲因病染上了毒品癖,父亲是个不受人重视的职业演员,他从小生活没根没基,长大后更是到处飘泊,到过洪都拉斯、阿根廷、南非,当过采矿工人,干过浪荡四海的苦水手,长年浪迹天涯,甚至弄得身无分文,潦倒街头,几乎成为乞丐。他的婚姻生活也是曲折多变,几度离婚。这种种经历使他成名以后依然保持与社会底层各式人等的交往,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生活基础。传记作者摆脱了一般的作家评介、小传和作家轶事的传统写法,以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描绘了他动荡不安、漂泊四方的痛苦生涯,同时通过大量的篇幅,细致而生动地叙述了奥尼尔家庭每个成员的不幸遭遇,并将奥尼尔本人的喜怒哀乐和他的戏剧创作糅为一体,以他戏剧创作的源与流为主线,如实地再现了奥尼尔其人其事及其创作道路,读后不仅对他每部剧作的写作背景和主题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且对现代美国戏剧的发展及其风格的形成也有了一定的理解。
  虽然对奥尼尔的戏剧知之不多,但从中国话剧史上了解,奥尼尔其人其剧作对中国观众来说也并不陌生。1930 年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就演出过他的《捕鲸》,由我国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导演。其后,奥尼尔的其他剧作《早点前》、《战线内》、《天边外》等相继在上海、南京等地上演。奥尼尔与中国有直接联系的有两件事:一是他本人1928 年曾到过上海;二是他在加州建了一幢中国式的寓所,号称“大道别墅”,以示他对中国道家思想的仰慕。据说,他曾打算写一出有关中国的历史剧,并曾做了整整19 页有关秦始皇的笔记,但终于没有完成。看来,奥尼尔和中国的关系颇不一般。

  里根的“三级跳”和自撰传记
  美国第40 届总统里根是个国际风云人物,备受世人瞩目。然而,从政以前他却有着三个头衔:小镇里的楞头青,球场上的运动员,好莱坞的电影明星。这三个头衔如三个阶梯,反映里根一生经历中的三级跳。《里根自传——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就以极其亲切感人的笔调,描绘了这颇具传奇色彩的“三级跳”,让人们形象而又具体地看到了里根其人的运行轨迹。
  77 年前,里根出生在美国一个名叫坦皮科的小镇上。他家道平平,所受的也只是一般性的平民教育。可是,自幼他就怀有三个强烈的愿望,即渴望自己成为一个运动员、一个演员和一个政治家。通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一一实现了这些愿望。他从一个小城镇上楞头楞脑的小伙子,成为奔波于绿茵场上的运动员,又一跃而为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最后慨然从政,由电影圈走向全国,赢得无数选民的热情拥戴,从而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总统。在这“三级跳”中,里根一级比一级跳得来劲,一行比一行干得出色。可以说,他是一个三流的运动员,二流的电影明星,却是个一流的政治家。
  《里根自传》虽然只写到他初登政治舞台,出任州长为止,但从他在处理平生几次大转折时流露的乐观性格,以及不论面临什么艰难困苦,都能不顾一切地勇往直前,即便是在好莱坞当个二三流的明星,演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依然挡不住他身上透出的那股锐气。凡此种种,都不难看到这位美国未来总统的博大胸襟和过人的胆识。美国社会多姿多态的政治和生活背景,也在衬托人物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向我们展示无遗。特别是著名影城好莱坞那光怪陆离的生活,更使我们在阅读中增添无限兴味。
  其实,关于里根的传记著作国内早已陆续有人介绍,从书刊或报纸上读到的有关材料,又岂止一篇二篇,但为何不如这本自传那么引人入胜,读来那么带劲。我想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就是那些传记大多出自别人的手笔,而这部自传则是里根自己撰写的。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总要比别人来得具体、深切,自己走过的路程,经历的欢乐与痛苦,当然自己感受最深。自己写自己,把自己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思绪展示出来,往往最能打动读者。我之所以爱读名人自撰的传记,原因正在这里。
  当然,这并不等于一概反对代别人作传记。中外文学史上,出自他人手笔的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多不胜举。只是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大量占有传主的生平材料(包括其作品),作了详尽研究而后落笔的。有的作者与传主本来就是相知相交甚深的亲友,掌握许多第一手材料,因而能通过文字再现传主的思想作为,声音笑貌,使传主的形象在笔下呼之欲出。如果以为只要像记者采访式的通过若干次交谈,就能写出一部传记作品,恐怕就很难有什么上乘之作了。

  指点人生的30 封信
  一个企业家爸爸留给儿子的应该是什么?通常的回答多半是“财产”或是“事业”。可是,加拿大企业家金克雷·伍德却认为,与其遗留财产或事业,还不如将一生经验所学到的人生智慧和技巧,悉数传授给儿子。《企业家爸爸给儿子的30 封信》(作家出版社出版),就是他基于这种心态所写的一本书。书中涉及企业家生涯所面临的各种局面、应付方法,以及处世原则和原理,作者以谈心方式娓娓道来,写得真诚感人。
  金克雷·伍德现年65 岁,早年是个出身贫寒的会计师,通过建立化学方面的事业赤手空拳闯天下,而今成为加拿大一位拥有7 家关系企业的成功企业家。30 封信的中心内容是总结他一生的成功经验和秘诀,告诉下一代如何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他写给儿子的第三封信“成功的要件”,就阐述他对“成功”两字的理解。
  他说,别以为成功的人始终都是走在胜利的路上,其实,为了迈上这条道路,每次失败后的坚持、执著,不是旁人所能看到的。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有:不曾尝过失败、失望、欲求不满等困恼,而能一次又一次成功的人。他认为,能不能超越这个困苦时期,正是胜者与败者的分界点。害怕遭遇失败,迟迟不敢加入竞争的人,永远只能做个失败者。
  他不仅谈认识,还联系自己的切身体验,叙述他早年的一次会计师检定考的失败。这件事25 年中始终盘旋他的脑海,挥之不去。然而,这次失败给他的教训使他终身不忘,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就是“努力”,除了努力之外,别无他法。换句话说,他从失败中认识到,要尽最大的努力,将努力与成功连接起来,成功便唾手可得。他把每次失败都看作是自己学习的场所,认作是获取珍贵教训的良机。最终他获得了成功。
  30 封信的绝大部分篇幅是谈一个成功企业家所应具备的种种条件、素质、教养,其中不少涉及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原理,诸如诚实的代价,结婚慎重之必要,金钱的感觉,最有力的武器——礼貌,读书的价值,幸福的人生,友谊的培养,批评的技巧,压力和健康等等,都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年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例如他告诫儿子“沉默是金”,初次踏上社会,要记住多听少说,要小心处世,但也不要紧张到草木皆兵的地步。注意言行举止,不等于谨小慎微、无所作为。他要求儿子诚实、坚守信用,这是因为信用比巨额钱财更为宝贵。名声和财富,很可能是稍纵即逝的装饰品,但是信用却是一生幸福的支柱。他认为圆满的家庭、健康的身体、真诚的友谊、忠实的员工、真挚的爱情以及受人尊敬,都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宝物,而这些都可以通过努力争取的。
  我特别欣赏他对读书价值的看法。他说:“在人生这个阶段,仅就读书的影响而言,我觉得自己犹如活了几十个人生。”事实正是这样。因为人生有限,人不可能直接掌握一切,体验外面的一切世界,只有读书可以弥补,借着书本让自己更有智慧,吸取他人的经验,并扩大自己的体验。他生动地叙述自己从读书中获得的乐趣,把读书列为成功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正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
  据介绍,作者患有心脏病,4 年之内曾动了两次大手术,虽保住一命,但也悟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他未雨绸缪,及时计算好如何传承家业,将自己在企业界辛苦学得的若干教训传给一子一女,日积月累地写下了这三

  十封信。他反复在书中宣扬:人生是一场上坡道的竞争,刚解决一道难题,另一道问题又迎面而来。因而他强调这三十封信有助于消除人生路上的陷阱。帮助人们避开、绕过或越过那些陷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阐述的为人处世之道不仅适用于企业界的年轻人,对于大多数非企业界的人士,也不无启迪。

  紫禁城黄昏的独特见证
  91 年前,一个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苏格兰青年,满怀着对神奇而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向往,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在中国一住34 年,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他就是电影《末代皇帝》中宣统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英文名字是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20 世纪30 年代初期他回到了英国,写下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而今,这本书由马小军译成中文,求实出版社正式出版。
  庄士敦可能是近代来华的诸多的外国人中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了。他1898 年来华,曾在香港、威海卫任要职。1919—1924 年,应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1931 年溥仪出走东北前夕,他再次返华。在华期间,他不但游历了中国20 多个省,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还悉心研究儒释道诸家经典,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他访问了许多名山宝刹,并与隐居其间的高僧法师探讨宗教、哲学问题。回国后,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的论著,如《佛教徒的中国》、《儒教与近代中国》、《威海卫狮虎共存》等书,但是,使他成名的却是出版于1934 年的这本《紫禁城的黄昏》。这本回忆录问世后,连印数版,轰动欧洲,他的声誉为之大振,并获得英国皇家颁给的爵位。之所以如此,恐怕由于他是辛亥革命后唯一进入小朝廷帝后生活,并在紫禁城中生活过的外国人。他的一生中这段奇特而又不无神秘色彩的经历是十分独特的。
  庄士敦在中国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剧烈而又最痛苦悲壮的变革时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批又一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献出了头颅和热血,尽管中国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但现实的中国却极度腐败贫穷落后,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庄士敦在回忆中将自己在华的经历放在这样一个近代中国的大背景中,以一个崇尚中国文化,又当过末代皇帝老师的外国人的特殊身份,对他的所见所闻作了真实而又详尽的记载,字里行间倾注他独特的审视和思考,刻画并记述了一大批曾经活跃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同时兼及宫廷生活中鲜为人知的生活内幕,轶闻掌故,如溥仪大婚的记述,读来令人难以释卷。特别是环绕溥仪生活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他被迫出宫,出走天津与东北等史实的本末细节,都有详尽描写,不仅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写得极其生动可读。可以看出,电影《末代皇帝》中有关情节除取材于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外,也是参阅了这本回忆录的。
  溥仪在回忆中曾说庄士敦已成为他灵魂的重要部分。从这本书看,庄士敦在溥仪生活中的影响确实不可谓不大。他把电影、留声机、自行车、钢琴、电话带到溥仪的生活之中。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溥仪才有剪辫子、驱太监、出国留洋、整顿贪渎愚昧的内务府等举动。庄士敦试图把溥仪培养成一位现代西方式君主或绅士,竭力向他灌输西方文明,但他又热衷清朝的那一套君君臣臣,不遗余力地参与种种与复辟帝制有关的事件。他希望能在溥仪身上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英国式君主立宪制相结合的情景,这在中国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烽起云涌的二三十年代,当然是行不通的。紫禁城的黄昏已无法挽回,他本人也不过是这个黄昏时期的一个匆匆过客,尽管是个有价值的过客。他的回忆录也就不得不受这一点的局限。虽然如此,作为中国近代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独特见证,他的这本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仍是一本值得一读的

  好书。

  举世瞩目的爱情书简
  30 年代中期,英国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英王爱德华八世以当代最富有戏剧性和最浪漫的姿态,放弃王位,与一位平民出身并已离过两次婚的美籍妇女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结婚。关于这一事件的始末,曾经有过不少记述,其间还有人据此创作剧本搬上银幕,但众说纷纭,个中真相谁也说不确切。《送上我全部的爱——温莎公爵夫妇私人书简》(以下称《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是英国作家麦克·布洛克在公爵夫人去世后根据这对恋人首次公之于众的私人书信编著的。它揭示了当事人的个性和心态,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录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这就从全新的角度展示了一幅迄今很少为人所知的画面,让读者看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书简》以信件为主,适当插入有关背景的说明介绍,除引言部分提供了1896 年至1930 年的有关背景外,其余均为沃利斯与爱德华——当时的威尔士亲王及其他亲属之间的信件,以及可与之相对照的有关文献资料。自1931 年1 月两人初识起,至1937 年6 月爱德华八世逊位、沃利斯获得离婚判决、两人结为夫妇止。前后共6 年时期。译本将其中第二至四章即两人的结识、沃利斯夫妇成为威尔士亲王的客人、朋友等早期情况删节未译,重点放在第五章1934 年,即沃利斯成为威尔士亲王的宠信、心爱的人,特别是1935 年底老国王去世,威尔士亲王作为爱德华八世登上王位以后,他们的关系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美国公众瞩目的大事。矛盾的焦点是新国王在情网中陷得极深,一定要娶沃利斯为妻,而沃利斯与丈夫厄内斯特·辛普森的离婚手续尚未办妥,国王的意向引起英国政府及王室的强烈反对,他们的处境极其困难、孤立,这一时期两人的心情在书简中充分揭示出来。
  例如,英国政府当时的首相鲍德温就直截了当地对新国王说,不管他娶谁都将成为王后,而英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离过两次婚的辛普森夫人为王后。新国王的母亲玛丽皇太后更是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辛普森夫人。素来与国王友好的两位大臣也持反对意见。这种情况下,国王面临三种抉择:抛弃沃利斯;不顾大局结婚(这样大臣将辞退);放弃王位。国王给沃利斯的信中坦诚表示“准备下台”也永远不抛弃她。尽管如此,沃利斯仍感到内心紧张,特别是向来保持沉默的英国新闻界也反对这桩婚事,群起而攻击之。沃利斯的处境日趋困难,她被谩骂,住所受到恐吓威胁,她不得不离开英国避居法国。她写信给国王要他“放弃她”,并想用收回与丈夫的离婚诉讼来保持爱德华八世的王位。爱德华八世也准备作些妥协,如决定和沃利斯结婚后暂不封她为王后等。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英国朝野舆论以及王室的态度迫使国王不得不很快辞去王位,并离开英国去奥地利居住。这一时期他俩之间的信件,反映了新国王愿为爱情牺性一切的决心。逊位虽非自愿,但为了得到心爱的沃利斯他愿付出一切代价。
  逊位以后,爱德华成为英国朝野攻击的目标,他提出的逊位条件,即享受王室年金及将来返回英国时仍然在他原来的城堡居住的权利;他未来的妻子能分享皇室称号的权利;议会能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沃利斯离婚生效,以便他一逊位即可和她结婚。这些要求一个也没有被接受。他只能被称为温莎公爵——只有温莎封地属于他。几个月后沃利斯离婚判决下达,他俩正式结婚时,皇室没人来参加婚礼,沃利斯也不被允许准分享皇家称号,他们不准返

  回祖国。对于这一连串的打击,爱德华并没有反悔,反而感到欢快,因为他可以和沃利斯长相处了,而沃利斯信中则流露出痛苦、沮丧,直到1937 年6月他们正式结婚以后,这种心情才逐渐改变。
  《书简》披露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较之一般的传记性记述文字,更为真实。它不仅具有可读性,而且为这一非同寻常的爱情故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文字依据,因而具有较为珍贵的文献价值。

  一本抒写心曲的读物
  书信不是历史,当然也不是文学史。然而,读《美国名家书信选集》(三联书店出版)时,我却实实在在的有一种读美国史和美国文学史片断的感觉。
  这本书选辑了美国30 位作家的67 封书信。写信者有华盛顿、杰佛逊、汤姆士、潘恩、亚历山大·汉弥尔敦这样的美国史上不朽的伟大人物,也有在文坛上光芒耀目的惠特曼、爱默森、梭罗、爱伦·坡、霍桑等大作家。每一封书信前都有短引,介绍作者身世和作书背景,信末有时还有补充的注释。即便对美国的历史与文学史一无所知,读了书信及短引、小注,对信内涉及的美国历史及文学史背景,也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
  书信,大都是写给亲朋好友看的,其中不少说的是体己话,内容与形式往往不拘一格,读来较之一般的作品更为亲切近情。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夫人艾碧琪·亚当斯写给她姐姐克兰琪夫人的信就是这样。她的信“想到就写,不加修饰”,信内提及的既有家庭琐事,也有国家大事,并有当时妇女衣着打扮等细节,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使读者深受感染。
  林肯的信札则反映他为人处世真挚而诚恳的态度。这位因完成美国统一大业而永垂史册的伟大人物,生于贫困,饱经忧患,事业方面备受打击,家庭生活又不能如意,当选总统完成美国统一后,又被疯狂的布斯所刺而过早离世。他的书信反映他的智慧,其中他以诚挚沉痛心情所写的“唁毕思贝夫人书”最为著名,据说每一个美国人从小就读过这封信。据译者介绍,毕思贝夫人虽确有其人,但她的五个儿子并不曾全体为国牺牲,林肯是看到军报误传的消息后写这封信的。尽管这样,这封信同样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范文”。
  有些书信是作者的一篇感人的自传。《黑奴吁天录》(又译《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写给福伦夫人的信,是最好的例证。记得读大学时,这本书是英文老师指定必读的原版文学名著之一。作者斯托夫人的一生遭际就更为牵动我的心。从信中看,她本是一个很穷的家庭主妇,由于目睹耳闻黑奴种种的悲惨遭遇,发奋写成了这部书。
  信写得十分生动而感人。信件开头她形容自己是:“一个矮小的妇人,40 多岁,又瘦又干,就如一撮鼻烟;年轻时也不漂亮,如今像个用旧的东西一样。”信中以大量篇幅介绍她的写作动机。从她家来的黑奴身世中,她无意中知道许多关于蓄奴制度的罪恶以及黑奴的痛苦生活。特别是她的厨子白丽莎——一个黑白混血女人的一生,更是十足奴隶生活的缩影。白丽莎几度被转卖,她的遭际极为悲惨,而她对此却始终缄默无言。斯托夫人深受感动。她说,她是用心血写成《黑奴吁天录》的,写完后她仿佛得了一场大病。这封信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不仅对研究美国文学史,而且对研究美国历史都弥足珍贵。
  译者还介绍,把美国书信选出来,译成中文,这还是第一次,并引培根语:智者的信是人类言语中最精妙的。以此说明译编这本集子的契机。是的,这本集子所收的书信无一不是在抒写心曲。

  两代中国留美生的启迪
  读阚家蓂的《旅思乡情》“异域风情”部分,有两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一篇是《意想不到的事——一些中国留学生的观感》,另一篇是《历尽艰辛,事业有成——记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两文写的虽都是中国留美学生,但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境遇不一,给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
  《意想不到的事》写的是当代中国留美学生的观感,其中首先介绍了美国的治安情况,读后令人震惊。作者写到,近年美国匹兹堡大学附近连续发生8 次街头抢劫案,对象都是中国学生,以致一些到美国不久的中国留学生,晚间都不敢在街上行走。看来美国的治安情况对中国留学生极其不利。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留学生却并未被吓退,前来留学者络绎不绝。原因是,不论你来自何方,在此都能拿到奖学金,或有助教职,只要有能力,都能得到报酬而出人头地。一切公平竞争,决无“内外之分”。如果拿不到教职和奖学金,就去做工,机会与美国学生均等。在美国,每年暑假,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去打工,其中既有美国学生,也有外国留学生,运气好的,靠打工可把下一年的学膳费都赚到手。这样,即使家庭经济比较好的美国学生,也同样去做工以赚零花钱。中国学生的打工当然也不会受到歧视或引起偏见。因而,治安环境虽不理想,中国留学生为前途计,还是源源不断来到美国。
  《历尽艰辛,事业有成》,写的则是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他们约3,000 余人,都是在抗战末期或50 年代初赴美留学者,由于政局的变化,他们无法返回祖国,一律留在美国。几十年来,他们迭经世变,历尽艰辛,披荆斩棘,在美国定居并在事业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而今都已是50 岁以上的年纪,其中有好些人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令美国朝野为之侧目,尤其是在学术界和工业界。
  作者在写到他们在美国处境的变化时,有一段描绘颇能说明问题。她说,30 多年前,如有美国人问你在哪儿工作?你要他猜猜看,他总是说:“在餐馆、衣馆(洗衣店)?或是图书馆?”如今他们的回答是:“某大学教师?‘西屋’或‘奇异’工作?某学术机关做研究?”你若回答他说:“都不是。”他就说:“那你一定是个硕士或博士了。”这可证明,时代变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也随之而变,由排斥变为接纳,由怀疑变为信任,由歧视变为尊敬。
  上一代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人心目中这一形象的变化,当然是由他们自己的艰苦奋斗赢得的。在政局改变,经济来源断绝,处于无依无靠,几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们只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改变处境,并得到美国社会和公众的认可。
  现在这一代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处境较之上一代可能要好一些,至少有上一代华裔打下的基础。两代中国留学生的处境虽不完全一样,细细琢磨,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到了异国他乡,大多数人处于人生地疏举目无亲的情况,在求学就业等等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攀援,一切都得依靠自己,再苦再难也得咬牙忍受下来。加之这个社会鼓励竞争,有能耐者硬是闯过难关,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有的还成为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目前华裔在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并不高,但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及华裔的人数却相当可观。
  由此想到,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丝毫不比黄头发白皮肤的美国人或欧

  洲人笨,只要给他们提供公平合理的奋斗环境,再苦再累,都是可以忍受的。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和开发。

  美国佬与孔方兄
  麦高著的《我看美国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晚上躺在硬板床上读完的另一本书。较之方物志一类,读这本书就更为轻松了。书中描述美国人从日常起居生活到整个社会文化性格的种种特征,行文幽默诙谐,妙趣横生,读来常使人忍俊不禁,以至捧腹大笑。真是不可多得的消闲佳品。
  这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作者是一位旅美数十年的华人。他谈到写这本书的宗旨时说了两点:一是中国人都感兴趣的事物;二是美国最普遍的特色。所谓普遍,就是流行于美国社会,影响大多数美国人的事物;而特色,则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种种世态。读完全书,我感到美国之所以是美国,恐怕正是因为她具有如此这般的普遍特色的缘故。
  “狗咬人不希奇,人咬狗才是新闻”,这一形容西方社会的套话,着实花了麦高的不少笔墨。书中第一章“鸡下肚,犬升天”,说的就是美国人与狗的关系,而内容当然远不止是人咬狗的故事。据统计,以狗为首的动物每年要花掉美元六七十个亿,单单这个数字就够令人咋舌的了。“人狗不分”、“狗身何价”、“狗官司出奇文”等节所述,更是闻所未闻。区区小狗,在美国竟能衍化出如许故事,令人叹为观止。
  “断墙残垣”,介绍的是美国人的婚姻,其最大特色是美国人忙着结婚,也忙着离婚。1978 年美国有224 万对男女结婚,却有120 多万对夫妇离婚,真是个创造新纪录的国家。作者概括离婚的原因有6 点:即美国人的本身、婚姻本身、心理上的不和谐、性的不和谐、妇女地位的提高,还有性解放。其中不完全都是消极的、腐朽的。如女权运动的兴起对美国固有婚姻制度的冲击,由此引出对未来婚姻的探索——诸如断根派,开放派,试婚派,等等,等等,都在美国应运而生。这种种现象,反映了时代在变,事物在变,人的思想观念在变,婚姻制度也随之在改变。究竟怎样才是一种完美的婚姻制度?从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开始就在寻找,一直摸索到今天。富饶发达的美国,似乎还在原来的十字路上兜圈子。
  然而,我最感兴趣,当推麦高以打油诗形式为美国人概括的八大特征了:六亲皆不认有朋名孔方演讲必喷饭,喷饭要借光。男女皆明星,风头大家抢。吹牛算自谦,穷富把福享。
  美国父母看望儿女,可能住在当地旅馆中。如果住在儿女家中,临走要付饭钱。看望兄弟姐妹,要事先打电话约好,否则将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些在中国人眼中视作不孝不悌的行为,在美国则是理所当然,司空见惯。我想这和美国是个金钱社会分不开。美国人奉行的是“有朋名孔方”。孔方就是钱。钱就是地位、势力。中国人是做官后发财,而美国人是发财后做官,没钱别想竞选公职。发财才能高人一等,受人景仰。金钱主宰美国人的一切,包括父母亲子之情。在鼓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中国人眼里,也实在太铜臭熏人了。可是,中国人竟没能将中国治理好,科技、工业等等都落后人家十几年、几十年。近年来,中国各方面的人才流向美国的,又何其多也。其间又有些什么道道,值得我们深思的呢?

  翻书乱弹此古风不可长
  “势利眼”是一句骂人的话,是对某些看人地位权势决定自己态度者的鄙称。近日翻阅《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尚秉和著,岳麓书社出版),发现“势利眼”在古代竟是天经地义受到社会认同的一种德行,不禁大开眼界。
  在这本书的“古贵贱之观察”部分,收集了若干“势利眼”的故事,其中“闻婿及第即与女同席”一则读来颇发人感慨。故事出自《因话录》,讲的是赵琮娶了钟陵大将之女为妻,由于他屡试不第,又穷又破落,被妻族所鄙薄,连丈人丈母也看不起他。一天军中盛会,州郡设宴款待,大将家族全都出席,赵琮之妻虽穷,出于礼节不得不去。然而,由于她穿着打扮破旧寒酸,被用帷帐隔了起来。待到酒酣方醉之时,廉使(官名)派人召大将前去,大将心里甚为恐惧,待到后,廉使问:赵琮是你女婿吗?大将说:是的。廉史告诉他:已及第矣,并将红榜交给了他。大将拿了红榜急回大叫说:赵郎及第了!于是“妻族大喜,即撤去帷帐,相与同席,以簪服庆遗焉”。
  什么是世态炎凉?这则故事是极好注脚。当女婿未及第时,由于女儿穿着破旧,父母都不屑与她同席,而要用帷帐将她隔起来,而一听到女婿高中,不仅马上撤去帷帐与她同席,还馈赠簪服以示庆祝。这一切都是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做的,并没有被人嗤之以鼻。可见,这等以贵贱地位决定态度的势利眼,是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同的,是一种社会风尚,不足为怪。
  细读其他数则故事,发现这种“势利眼”的社会风尚来自对贵贱地位的封建观念。在封建社会中,贵贱等级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贫贱被人看不起;一旦富贵了,立即令人刮目相看,望而生畏。如先秦著名的辩士苏秦佩了六国相印后,他的昆弟和妻嫂对他都不敢仰视,只能俯伏着侍候他。从书中列举的资料看,这种观念因袭了数千年直至唐宋。其实,又何止唐宋,自元明清以来,直至近代,以贵贱地位取决待人接物态度的封建观念,又何曾销声匿迹。即便是进入90 年代的今天,“势利眼”在生活中也还是屡见不鲜的。较常见的是讲究地位、来头、后台。有地位、有来头、有后台者,人见了都要忌畏三分,走到那里似乎都不吃亏。于是,争地位、找后台、攀权势就成了某些势利眼者为人处世常见的行径,各种丑态、丑闻也就接踵而至。
  然而,时代车轮毕竟在滚滚向前,势利眼作为一种社会风尚早已随封建社会的垮台而一去不复返。作为一种德行也早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齿。只因社会是个复杂的群体,各种观念纷陈,其中既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乃至腐朽的,封建贵贱观并不会因封建社会的垮台而绝迹,在新情况下,它往往会和其他某些腐朽观念一样改头换面,以新形式出现,继续蛊惑人心,败坏社会风气。这是今日势利眼者得以从中谋取私利的原因所在。但时至今日,“势利眼”,毕竟是一句骂人的话。愿我们能识别它,痛恨它,使它如过街老鼠一般,在人人喊打声中无处藏身。使我们的社会空气能日渐洁净、清新起来。

  “厚黑学”与求官术
  朋友买了本奇书《厚黑学》,出于好奇,借来一阅,但见满纸讽刺,处处辛辣,笔锋所至,几及历朝历代的英雄。作者行文无拘无束,许多观点闻所未闻,确实令人称奇。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刘备。到了作者笔下,两雄的特长被概括为一“厚”一“黑”。“厚”者,厚脸皮也;“黑”者,黑心肠也。其论据是,曹操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明目张胆地宣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心肠之黑,无以复加,有了这个本事,才称得上一世之雄。而刘备呢?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奔西走,寄人篱下,全在于脸皮厚。“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两雄相持,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袁绍之流俱不在话下,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作者由此及彼论及历史上一大批功名显赫的人物,最后概括出,历史上所有大奸大雄者,无一不是“厚脸皮,黑心肝”,其成功的秘诀是:“厚黑之上,要糊一层仁义道德。”
  于分析厚黑之道的同时,作者还专章介绍了“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办事二妙法”。文笔犀利,读后令人深思。例如所谓“求官六字真言”为空——一指事务,二指时间;贡——四川俗语,意义等于钻,求官要钻营,做到“有孔必钻,无孔也要钻。有孔者扩而大之;无孔者,取出钻子,新开一孔”;冲——即吹牛,从口头直至文字;捧——捧场;恐——恐吓;送——送东西,大至银元钞票一包包拿去送,小至春茶、火腿以及请吃馆子之类,所送的对象两种:一是操用舍之权者,二是能助其得官者。
  求官到此,功德圆满。而后走马上任,实行“做官六字真言”,即空(办事活摇活动,任何事牵不着自己);恭(对上司及其亲友甚至姨太太);绷(恭字反面,对下属及老百姓而言);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聋(“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弄(弄钱之弄)。至于“办事两妙法”则是“锯箭法”“补锅法”,简言之,就是干什么事都只求表象,不管实质,最后是不了了之。
  乍读至此,我真有点怀疑作者的人生态度是否有点游戏人间,过于消极?然而,读完全书,再细细咀嚼作者所写的自序,渐渐感到作者写作的深意。据介绍,作者李宗吾,1879 年生于成都,一度任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四川大学教授,后来成为自由撰稿者,已于1944 年去世。他生平读书甚多,且喜怀疑,遍检诸子百家,读破二十四史,期望求得历史的真谛,结果发现,如果不是彻底的厚脸与黑心,就不可能成为大奸大雄。他把这一认识整理为理论,在1917 年写成了《厚黑学》一书,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以及官场的种种弊病,因而引起许多官僚的忌恨和攻击,以致此书在成都《公论日报》连载时半途夭折,几经周折,到1934 年才正式出版。由于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一些社会现象和某些“政治家”的表演与书中描写的有类似之处,因而,书出版后引起各方注意,被评论家认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
  作者着意讽刺的种种官场弊病,虽然发生在几十年前,于今天不无鉴戒作用。

  儒墨末流与流氓
  灯下翻阅《中国流氓史》(陈宝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先秦游侠”章所述两则故事给我以“温故知新”之感。一则涉及孟尝君田文。这位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贵公子,家中食客数千,凡来投奔的,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有一技之长,通通收在门下。食客来源芜杂,人品高低不一,其中有人竟和他的夫人勾搭上了,当有人告知此事,建议他杀死该人时,他却不以为然,还说:喜欢美色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嘱其“勿言也”。
  另一则写战国时期平原君赵胜。赵家楼房临街,隔壁民家有“躄者”(残疾人)出来打水,被身居高楼的赵妾见笑,“躄者”觉得受了侮辱,要求平原君杀妾以谢罪。平原君开始答应,后又食言。不久他的门客纷纷离去,年余几近大半。后来他承行诺言,杀妾谢罪,“门下乃复稍稍来”。
  两则故事一出于《战国策》;一出于《史记》,都涉及女人,主旨无非说明两位公子重义轻色,一诺千金,所以赢得人心。这种品质素为史家所重。《中国流氓史》却将其作为“战国四公子是豢养流氓的祖师爷”这一论点的例证,乍读不免有点费解,细细琢磨,始感不无道理。夫人与人相爱,丈夫不当回事;爱妾失笑“躄者”,却遭杀身之祸。一宽一严之间,似乎难逃“过犹不及”之嫌,而“食客”与“躄者”的行为又涉嫌讹诈,说带点流氓气,似不过分。这就涉及对“流氓”这一概念的理解。
  流氓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鲁迅在上海同文书院作《流氓与文学》的演讲中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说:“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的演成了所谓流氓。”换言之,中国的流氓源于儒墨的末流。儒学崇奉孔子的学说,主张“仁”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行的是“忠恕”之道,重视伦理教育;而墨家则力主“兼相爱、交相私”,人类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颇有侠义风范。两家学说各有所长。历史上揭竿而起举义旗打天下者,对之奉为经典。只是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大多摒弃初衷而将其看作为一己私利辩护的理论依据。其杰出人物当推刘邦与朱元璋。
  刘邦本来就出身于“无赖子”,朱元璋出身是游民。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举事之初打的是“仁”与“侠”的旗号,而功成名就之后,就背信弃义屠杀功臣、勋将。刘邦杀韩信、彭越。朱元璋更胜一筹,他当上皇帝后先后制造胡惟庸、蓝玉大惨案,前案族诛达3 万余人,后狱也诛连了15,000多人,明朝的开国元勋几乎一网打尽。司马迁以“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形容西汉建国之初的景象。明初也好不到那里去。《中国流氓史》将这两位大皇帝作为我国政治流氓的先驱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功高震主”可说是历朝历代君主之大忌。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其理由不也是“卧榻之旁,岂容别人打鼾”么?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汉明统治者,如果不靠这一手,这几百年的江山要保下来也非易事。只是物极必反,事情做过头了,效果往往是它的反面。这方面是有史可鉴的。
  儒墨之道与文人的关系当然更为密切。中国文人大多恃才傲物,放荡不羁,其代表人物当推魏晋南北朝时的阮籍,明朝的唐伯虎,清朝的袁枚。但他们的行为恐怕还算不上是流氓行径。如果放荡不羁,再加之品第无行,投

  靠权贵专门干些不干不净的勾当,就可归入流氓文人一类了。这类人物什么朝代都有,明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帮闲、篾片即是。且看当年凌濛初在《拍案惊奇》中的形象描写:每日张鱼又捕虾,花街柳陌是生涯。昨宵赊酒秦楼醉,今日帮闲进李家。这类人的特点是“脸皮极厚,犹如笋壳”。《金瓶梅》中西门庆手下的应伯爵该是个典型了吧。
  在今日生活中这类人物也似曾相识,谁有权势就走谁的门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干得出来。黑的可以说成白的,白的当然也可以说成黑的。真理在他们眼里,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随时可以变幻的。又是鲁迅概括得好:“比方一个人在没钱时,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表面道貌岸然,内里男盗女娼,活画出流氓文人反复无常寡廉鲜耻的特点。其手法也难逃“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说其源于儒墨末流,是一点不会错的。
  《中国流氓史》是一部系统研究前流氓群体及其活动的历史专著,要说什么评价性的语言,非我这个对流氓一无研究的外行之长,但从全书明快简洁,极富可读性的文字中,我却获得了不少关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启迪。

  爱——人生学问中的必修课
  记得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片名是《音乐之声》,说的是修道院出来的姑娘玛丽亚,在一个有7 个孩子的上校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她用自己的爱心化解了孩子们对她的敌意,使这个因女主人早逝而显得死气沉沉的家庭,变得生气勃勃,最后还赢得了上校的爱情,成为孩子们挚爱的继母。
  影片的表、导演和音乐都是上乘的,看后令人难忘。我曾经想,玛丽亚那套以爱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如果有那么一本书专门作些分析,也许对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无启迪。想不到美国真有那么一个人,真写了那么一本书,只是书的内容不局限于教育,而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这本书的书名是《爱和生活》,作者是巴士卡里雅。
  书写得热情,浅显,实用——像一把火,一次聊天,一张图解。作者鼓吹的是生活中的爱,阐述的是爱与人生的关系。你烦恼,忧愁,愤激,百无聊赖,痛苦异常..那么,就请你打开书本,试试作者为你开的“爱”的处方:怎样去爱自己的朋友、家人、伴侣、邻居、同事,怎样以爱心来平息各种纠纷,更主要的是平息自己的心情,从而树立重新投入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作者认为爱是无所不在的。成人需要别人赏识,孩子们也有同样的需要。所以,一个教师在批改孩子们的作业时,也要多为孩子们着想,面对一份作业,如果一连串批上二十七八个“错”字,孩子们拿到时会怎么想?如果换一种方法,即把孩子们作业中正确的答案挑出来,写上:“××,你做对了。”“很不错。”孩子们看到这类批语,又会怎么想?事实上,突出正确的,好的,并不比指出错误的,差的更困难,反而使自己的手腕省了不少力气。
  至于在日常生活中,这类事例就更多了。丈夫犯了错误离家而去,当他悔过自新归来时,作妻子的对他是拒之以千里之外,还是说:“家是一个你走去便有人接纳的地方。”“你过去愚蠢,但这没关系,我不会重新提起了。”“我爱你。在我眼里,你就是现在的你了。”对待人生碰到的种种问题,作者的观点十分简单,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爱”。
  据译者介绍,作者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在教育系任职。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研究教育学,还研究心理学、宗教、哲学。可以说,他涉猎的是人生这门最大的学问。他因在南加大开设了“爱”这门前所未有的课程而闻名美国。据他自己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由于看到“现在的人们是那么隔阂、疏远”,“心里十分焦虑不安”,所以他想到爱的手臂也许能够推翻人与人之间的墙,沟通大家的思想。通过作品剖析他的主导思想,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沟通,也可以沟通。而沟通的方法,除心灵相通外,还包括体肤相接,诸如拥抱,亲吻之类。由于民族性格,社会制度的不同,后者未必适合我国国情,但作为一本告诉人们如何珍惜人生,珍惜友谊、爱情、家庭,特别是怎么从事教育工作,对我们的读者也不无裨益。
  我读到的是大陆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引人注意的是,它并非新书,而是一本老书,据说仓库里堆存了上万册。可是,这本书在美国发行时,曾连续10 个月被列入畅销书目,创造一年内重印30 次的纪录。在台湾翻译出版后也曾名列畅销书榜首。三联书店的这本译作质量远超过台译本,却遭到了冷落。我想,是不是因为前阵子大陆出版的书籍中,“爱”太多了,而且大多讲床第之爱的,这种真正阐述人间之爱的书反而被忽视了呢?

  也许出于这层考虑,三联书店的一位负责人给《文汇读书周报》的主编写信时,提到这本书说:“不知可否为它说说话。”我想,完全应该为它说说话的。

  幽默感并非与生俱有
  由于自己素来缺少幽默感,对于具有幽默风趣性格的朋友,总是特别地喜欢交往,而且在交往中总是怀有一股敬佩之情。试看,众友相处,只要有了他,就能举座皆欢,人人喜悦。我常常把这种性格看成是与生俱有,天然生就的。读了《幽默的力量》(美国赫布·特鲁著,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我感到这个认识并不全面。
  是的,具有幽默感的人总能运用幽默的力量增进自己与别人的相互了解,改善关系,使别人能对自己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来,幽默的力量似乎来自他的天赋。
  外交家富兰克林有一次到法兰西学院聆听演讲,台上人讲得很精彩,当演讲者手臂有力地一挥表示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富兰克林也随之热烈鼓掌。富兰克林并不懂法语,他只得向邻座打听演讲的内容,不料整篇演讲全是对他的溢美之辞。富兰克林把这个笑话讲给别人听,以其中的幽默来解除自己的尴尬。
  钢琴家波奇有一次到美国福克林城演奏,幕布拉开时,他发现全场大半空座,他当然很失望。但是他走向舞台的脚灯,对观众说:“福克林城一定很富裕,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三个座位的票。”于是这没坐满的场子里顿时爆发出友好的笑声。
  亚柏当选为美国钢铁工会主席后,到一个镇去演讲,这里的群众多半反对他,投了另一个候选人的票。他并不在意,开口便说:“谢谢各位,要不是你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当选。”听众笑了,笑声溶化了对他的敌意。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幽默固然有性格天赋的因素,可更多的是来自对人生所持的乐观态度。而后者正是幽默力量的源泉。真正的幽默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而不是靠殚思竭虑肆意编织的。它表现一个人的乐观精神,待人真诚和心地善良。幽默的力量是奋发向上者的力量,也是渴望与别人建立良好关系者所不能缺少的。它可以润滑人际关系,消除紧张,减轻人生压力,使生活更有趣。当一个人的幽默力量给别人带来欢乐、启示和鼓劲时,他也同时获得丰厚的回报,其中许多是金钱所难以买到的。即便碰到失意和沮丧时,他也能以乐观、开朗、豁达的态度予以排解。
  书中将幽默感的发展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能打趣,而且能被自己的笑语逗乐;第二层次是能领会各种事物的幽默之处,能与别人一起欢笑;最高层次是那些勇于笑谈自己,能以乐观态度面对挫折和失败的人才能达到。而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就很需要后天的锻炼。
  作者在“开发幽默的资源”一章里着重告诫我们的,就是这一点——要获得幽默感必须学习。学习的途径是:听取他人的幽默;看和读——广泛阅读书报杂志,寻找幽默题材,从传记中阅读伟人的趣闻轶事;采用自己的经验;借用他人的幽默,但要创新。
  从中看到,尽管幽默力量对于个人益处很多,例如它能使人豁达超脱,生气勃勃,令人敬爱,并具有影响力。幽默成了成功者不可或缺的禀性,能使人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是要获得幽默的力量,其历程也是艰难的,也需要勤奋努力,花出心血和劳动。幽默绝不是某些人与生俱有的性格,它来自于不计得失,正确待人处世,能以严肃态度对待事业和人生。幽默者的智慧是

  他平时善于从各方面吸取营养的结果。

  也说模糊
  素来以为“模糊”一词属贬义,“模模糊糊”、“马马虎虎”,是说人处世满不在乎,至少不那么认真,这种德性虽说不上怎么不好,似乎也不值得去褒扬。灯下偶读周作人《苦竹杂记》《模糊》篇,反复咀嚼文义,品味内蕴,对这两个字倒有点刮目相看了。
  文章是从乾嘉人物郝兰皋《晒书堂诗话》中《模糊》一文引发的。郝自题家居名为“模糊”,其缘由是“年将及壮,志业未成”,以这两个字“自嘲又复自励”。读了书中的引文,感到“自嘲”味道还是相当浓的,印象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对人。他家早先兴旺,有过奴仆成群的风光日子,后来家道中落,家奴“渐放出户,另谋营生”,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就去衙署当差。作为昔日主子,他经过衙门,这些旧奴不得不起身招呼,但“勉强之色可见”。为避难堪,他从此不得不绕道而过,或低头快走。一次遇到旧奴之子骑驴迎头而来,见面非但不打招呼,反“扬鞭策驴快驶,仰面而过”。在长幼主奴有序的封建社会,此举引来议论指责,他却为之辩解开脱,于是博得一个雅号“模糊”,他“笑而颔之”。
  一是对物。一本《颜氏家训》,虽是“坊间俗本,不足爱惜”,但其上方空白纸头“余每检阅随加笺注,积百数十条”,可见是一本积累了读书心得的爱物,不意被什么人“携去”了。还有一本《说文》,是用珍藏的《山海经笺疏》换来的好版本,“近日寻检不获,度也为他人携去矣”。其他心爱之物的无端失踪,诸如雕有乳钟石的仿宋白端砚,是好友不远千里篆刻见赠的印章..更是不胜枚举。究竟何时何人携去,他从不细究,只是“至今思念不已”。可见此公模糊之一斑。
  至于他的“自励”,我是从周作人的文字中理解到的。
  读周作人的杂记、杂谈一类的书,印象中觉得他有点“掉书袋”,引文比较多,《模糊》篇也不例外。短短千把来字的文章,引文几乎占去三分之二的篇幅,从比例来看,不可说不少。但读完全文,一个直觉却是,文章最精彩的段落恰在那三分之一。
  且看他谈“模糊”:“模糊与精明相对,却又与糊涂各别,大抵糊涂是不能精明,模糊是不为精明,一是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一是不为长者折技者耳。”短短50 来个字,把这几个概念的实质阐述得一清二楚。
  自少年时代至今,我读书的一个最大弊病,就是不求甚解。成年后,自以为科班出身,读白话文字不会有什么问题,往往一目数行,急于求成,许多书只读得个大概,读时含糊,用起来就谈不上精确,写文章词不达义处多多,对“模糊”一词的理解是其一。事实上,于人于事所以“模糊”,很大成分是出于不得已。能举手携走心爱之物者,大抵是可以登堂入室的至亲好友,不模糊处之又如何呢?司空图诗云: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忆良朋。郝文引此两句,说明内心的思念是不会随岁月而流逝的。“模糊”也哉,是表象,心里还是亮堂的。与头脑中一盆浆糊的真糊涂者,纯属两码事。于是,我理解他“自励”的用心良苦。
  然而,这并非说,凡事持模糊态度就是好。其间也有界限,就是周作人说的:模糊也有两种可不可,为己大可模糊,为人便极不该了。因为“一者模糊可以说是恕,二者不模糊是义也”。这实际上是提倡一种宽容,在小事

  上对人不必铢锱必较,而自己待人的行为上却尽量不要模糊,不能模糊。与模糊相对而言,精明其实也不能一概否定,对当今的工薪阶层来说,以有限的收入对待“柴米油盐酱醋糖”这开门七件事,当然模糊不得。可如果精明到为了一己私利专门算计别人,这就完全可以与不义划上个等号了。
  我读周作人的作品不多,对他的为人功过是非缺乏研究,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就已读到的文章,觉得他的文字还是有点看头的,行文质朴,要言不烦,随便说来仿佛漫不经心,却很深切地道出一些我想说又说不清楚的道理。《模糊》篇就是。

  周作人的功罪与评价
  继《知堂回想录》后,最近又读到周作人的《知堂书话》。书中收集了周作人一生所著三十几部文集中以书为主题的文章,共约300 余篇。这些看似平淡自然的文字,读来却使人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色彩和韵味。编者钟叔和在序言中说,“周作人的文章可算是达到了上乘的标准”,对周作人其人,则表示“留给能够说和愿意说的人去说罢”。
  确实,周作人是个复杂的人物,对其人的功过是非和学问文章,不是简单论断所能概括得了的。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论著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之篇。老作家舒芜的《周作人概论》(刊《中国社会科学》1986 年第4 期、第5 期)就是值得注意的一篇。
  为什么要研究周作人?舒芜开宗明义地说,是由于“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基于此,文章实事求是地、充分地肯定了周作人生前的功绩,提出周作人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口号的人。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在新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建设方面,在思想革命的号召和实行方面,在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探索方面,在小品文的创作方面,成就和贡献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开创性的,别人无可代替的,“将永远成为中国新文学宝库中一个极重要的部分”。这就不同于某些研究周作人论著中那种犹豫保留态度,将历史帐本上有关周作人的那被掩盖的几页,充分展示在读者的面前。
  周作人后来又何以会消极颓唐,陷进叛国投敌的泥潭呢?一般分析他堕落的根源在于他的个人主义世界观,以及理论武器是人道主义。舒芜则认为,是由于他的精神结构之底层,始终是贵族式的优越、冷漠的中庸主义。而中国文化本是自我调节型的,是中庸主义的最好土壤。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本来需要的是震撼突破,根本改造文化的型式,实现文化革命,鲁迅一生走的就是这条反中庸主义的道路。而周作人却与之相反,他乘着中庸主义的小舟涌上历史的潮头,后来新的潮头迎面打来,他还想用这小舟力降狂澜,既不可得,乃以颓废自保,并以导入,从反封建主义的前驱,一退而去继承封建的异端派的衣钵,再退而与封建妖魔汉奸政客同流合污了。
  这就把周作人的悲剧,提到“民族文化新生过程中不该毁灭的东西陪着古老传统一起毁灭的悲剧”这一高度。同时,也回答了何以当年有些老作家与周作人同属一种思想体系,却能随时代而前进,并未随周作人而堕落的原因。
  我对周作人所知甚少,对如何评介周作人并无发言权,但读了舒芜的文章,对于怎么看待历史上那些既有无可原谅的罪,又有不容抹杀的功——诸如周作人这类人物的问题,有了新的感受。

  周作人救孤与人物评价
  《知堂回想录》中记载了一段往事,涉及1919 年李大钊烈士遇难前后的一件史实。
  当年,李大钊的一子一女在蔡元培及北大同人办的孔德学校读书,周作人时任孔德高中的国文教师。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就在他的班上。周作人常通过他向李大钊问好。后来一段时期,李葆华请长假不来上课了。
  清明节学校放假一天,周作人去京郊海甸沈尹默哥哥士远家,巧遇李葆华,一起在沈家住下。回城看报才知道,当日前一夜,李大钊被捕,沈尹默立即电兄,嘱隐匿李葆华,暂勿进城,也不可外出。过了两星期,为李葆华安全计,沈尹默又安排周作人赴燕大讲课时顺便将李葆华带进城,住在周家。第二天,李大钊就英勇就义了。李葆华在周家住了一个多月,后由沈尹默经营,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直至济南事件发生,才回来。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写的一本回忆录。周作人这个名字,由于曾与叛国投敌的变节行为联系在一起,一度在人们的心底埋葬掉了。然而,早年的周作人,曾掩护过烈士的遗孤。怎样看待这一相互矛盾的现象?
  近年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文章,试图分析这一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中收集了钱理群的《东西方文化汇流中的历史抉择》,就从文化上分析了周作人从倾向革命进步到堕落叛国的原因。文章肯定这位自由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文艺批评家、散文艺术家,曾对引进外国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他的前半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
  可就是同样的一个周作人,在祖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却绑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穿上军装,声嘶力竭地叫喊:“崇尚东方传统的文化精神,肃清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功利思想。”所谓“东方传统的文化精神”,就是日本侵略者一再鼓吹的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大东亚文化”。周作人此举不仅出卖了祖国、民族的利益,而且连“自己”也出卖干净,从而彻底地丧失了自我价值,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堕落沉沦的一页。
  评价历史人物易犯的一个弊病是:或者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对周作人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典型,单纯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事求是地予以科学分析研究,才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给后人以警戒。
  历史上类此人物,又何止一个周作人?!
  愿学术界对他们能作出更加合乎历史,合乎实际的分析评价。

  历史不会忘记创造者
  小时候随大人看京剧,在一派喧闹的舞台气氛中,最爱问的就是“谁是好人”,“谁是环人”,得到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红脸好人,白脸环人!”这个区分好坏的标准就此刻印在我的脑中,直至进了大学,依然摆脱不了。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印象中就有“红”“白”之分,凡左翼作家,定是好人,其他似乎都不屑一顾。像周作人这样有过沉沦史的争议人物,文学史上本来就是个空白,别说书市上不见他的作品,即便有了,我也未必会去阅读。人品与文品,无形之中就这么简单地划上了等号。
  到了八十年代,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随着学术文化禁锢的逐渐松绑,文学界一些多年被视作异端的名字和作品,渐渐出现在报刊上、书市中,人们开始阅读、议论,其价值被重新发现、认可,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了一些作品,那蕴含着的丰富思想、睿智和闪烁的才华,不仅冲击我那“非红即白”的是非标准,而且使我意识到那年代留给我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简单、幼稚,而且是精神上的苍白、无知,而摆脱的途径之一,就是努力充实自己。我开始如饥似渴的阅读。周作人的名字和某些代表作,就是这样列入我的书单的。
  读周作人的作品,最初的感受是行文的简单自然,仿佛漫不经心,似乎明白易懂,多读了几本,那字里行间流溢的“苦”与“涩”,使我费解,有时甚至望而却步。要读懂他的思想,并非我想象中那么简单。不得已,我求助于一些研究他为人为文的论著,其中精湛独到的见解,常使我有一种大开眼界的感觉。刘绪源的新著《解读周作人》(下称《解读》)就是让人读来饶有兴趣的一本。当合上那些尚散发油墨味的书页时,我仿佛向着周作人又走近了一步。
  《解读》的最大特点,也许就是论述与具体形象或作品的结合,通过比较的方法,将周作人独创的文体风格及其形成的渊源,剖析在读者的面前。在这里,周作人不是孤立的一个,而是一群中的“这一个”。正是由于与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等同时代作家、作品的对比,才显示出“涩”和“简单”是属于周作人的“这一个”,是周作人的独特风格,而这种风格又何以不能轻易为当今的读者所接受,其原因言之有据,令人信服。周作人散文那平淡外貌下隐藏的深邃,则是通过与不同时代却风格相通的作家、画家、书法家,如孙犁、福楼拜、黄宾虹、孙过庭等人的作品比较中,显示并揭示的。“第一流的作品可以是朴拙的,朴拙则未必都成为第一流的作品。”在具体而形象的论述中,读者开始理解这一观点,却并没有读一般学术著作时的乏味感。
  为文离不开为人,为人又离不开思想。周作人是个遭际复杂的作家。他的思想变化及其是非,是形成他为文风格的内因,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如果单线叙述,可能较难为读者所接受。《解读》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对比,探幽烛微,解析他思想和艺术的发展道路,理出其中较为隐秘和复杂的脉络,特别是易被常人所忽视的兄弟间思想和艺术上的某些相似之处,然后再落实到其文风和作品中加以考察,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提出周作人的风格,并不是在“五四”的高潮中形成的,恰恰在“五四”退潮时期才日渐显出他的艺术光华。分析他从传导“美文”小品,到“四·一二”前后的“闭户读书”,到后期的愈益苦涩的书话,他的散文艺术才真正走向最成熟的境界。从而说

  明为何30 年代是他影响最大的时期。这些见地颇有独到之处。
  周作人一生有其独特的生活背景。他生命的历程决定他错综复杂的性格和为人为文的矛盾现象,在关键时刻因消极而沉沦,而落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也是人们不能原谅他的主因。也许囿于研究范围,《解读》在这一方面未及深究,这样,有些现象背后的实质就可能不够通透,在阅读中让人略感不足。诚如洁泯君在序言中所说:“文学本如一天的云彩,如若谁随意地剪去一块,似乎那一块不属于彩霞,但彩霞自在,它是满天云彩组合中的一方。”周作人正是。透底研究他的一切,特别是他的悲剧,也许正是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那满天云彩中,为他找到更恰当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著作虽不足15 万字,算不上是鸿篇巨著,但作者绪源君从酝酿、收集材料到最后完成,却整整花去两年时间。从书中广征博引的大量资料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这种丰实的厚积之功,是难以从新的视角提出有价值的见地的。在商品大潮冲击学术文化界的今天,不少有志以笔耕为业的文化人纷纷“下海”谋求新路,绪源君却能以“如鱼之在水,自然而又自然”的心情,甘于寂寞,默默耕耘,确实难能可贵。
  我想,历史是不会忘记一切创造者的。

  “身无长物”与节俭
  “身无长物”是句熟知的成语,指一个人穷得没有多余的东西。其典出自于《世说新语》德行篇。夜来翻阅《世说新语》,发现原典和今天的解释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文学,南朝宋刘义庆撰,主要记载晋代士大夫的言谈、轶事。“无长物”说的是东晋王恭的故事。东晋时候高门大族素以侈靡腐化著称,而王恭却是一个十分俭朴的人。一次,他游览浙江绍兴归来,他的族叔兼好友王忱去看望他。王忱见王恭坐在一张六尺长的新竹席上,就对王恭说:“你从会稽(即绍兴)回来,一定带回不少竹席,就送我一张吧!”王恭没说什么。等王忱走后,他就将自己坐着的竹席收起,差人给王忱送去。可是他自己并无多余的竹席,就找出一张旧日用过的草席铺上。这件事后来被王忱知道了,他很抱歉地对王恭说:“我原来以为你有很多新竹席,才向你要的。”王恭说:“老叔啊,您太不了解我了,我做人向来不喜欢赘置多余无用之物。”“身无长物”这句话就源自这里。
  王恭何许人也?据周祗《隆安记》介绍:王恭字孝伯,太原晋阳人。祖父王蒙,官司徒左长史,为人“风流标望”。父亲王蕴,当镇国将军,“亦得世誉”。王恭祖先世代为官,他出自官宦名门是没有疑问的。
  再看王恭本人的情况。王恭别传中介绍:“恭清廉贵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历丹阳尹、中书令,出为五州都督、前将军、青兖两州刺史。”官当得也不算小。以他的地位、财富来说,完全可以过奢侈豪华的生活,但他却身无长物,连一张多余的竹席也不备,在晋朝那种奢靡浪费的风气中。他能保持这种俭朴的作风,确是难能可贵的。
  俭朴应该说是一种美德。俭朴和富有并不是对立的概念,富有的人可以奢靡,也同样可以俭朴。俭朴也不等于寒酸、小气。当王忱看中王恭的新竹席时,尽管王恭并无多余,仍毫不犹豫地立即把自己的这一张派人送去。说明他的“身无长物”,并非出自小气。然而在某些人的概念中,似乎富有了就不能俭朴。我以为,重温王恭“身无长物”的故事,对于改善我们的社会风气,许是不无补益的。

  稿酬、“润笔”与卖文
  写稿取酬。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足为怪。但稿酬又名“润笔”,这一典故又出自何处?恰好手边有一部《辞海》,信手翻阅,不意很快查得。
  原来“润笔”二字源于《隋书·郑译传》,引文说:“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这段记载不能仅仅看作是高、郑二人之间的说笑,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借作文以取酬的,已大有人在。至于唐、宋史籍中有关“润笔”的记载,就更多了。《旧唐书·李邕传》中就说:“[李]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币,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被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说明唐代已有靠卖文获财的,李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到了宋代,更把稿酬作为“润笔钱”固定下来。《宋朝事实类苑》中就记载: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奖励作宫廷诗的御用文人,特设专款名“润笔钱”,并降诏刻于“舍人院”。舍人是古时官名,隋唐时的舍人主要职责是为皇帝撰写诏书,一般都是有文学声望的人充任。宋代也沿袭这一制度。舍人院也就是这帮御用文人的办公处所。将“润笔钱”刻于舍人院,说明宋代的稿酬制度已得到皇帝老子的承认。
  这以后,设立“润笔钱”的部门也多了起来。不少文人以“润笔”所得贴补家用,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就是一个。宋人庄季裕在他的笔记《鸡肋编》中说黄鲁直(庭坚)“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笔墨来易米。极谢积久,尺牍盈轴,且之为‘乞米帖’”。黄庭坚后来虽以“修实录不实”的罪名被贬官,但毕竟还是个名见经传的文官,却要靠史院的“润笔钱”来易米,贴补日常生活之需,可见宋代官俸之薄。
  “润笔”真正具有现代稿酬的意义,恐怕还是到了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以后。
  由于书坊刊刻的书籍得以大量的印行,销路也好,书籍具有了商品价值,于是,私家书坊纷纷兴起。经营书坊的商人要付撰书人稿酬,因此宋以后的笔记史料中就有不少“重金”购得书稿的记载。《金瓶梅》最初的刊刻本,据说就是书商用“重金”购得的。
  就文人卖“文”以取酬这一点来说,毕昇的这一伟大发明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从文化现象看宗教
  读完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影印出版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心中颇有一分充实感。这部由王治心教授写就并初版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专著,一扫以往某些学者对某宗某派零碎记述的缺点,将素来视为繁杂难理的中国宗教思想,贯串古今,作了一番综合系统的研究,通过删繁就简,纲举目张,娓娓叙述有关宗教历史的演化。翻阅一遍,对于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变化,确实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宗教与社会、与人们的生活,关系至为密切。记得儿时与祖母同住,见她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必要吃素,点荤不沾,隐约听说好像是吃的“观音素”。佛教、菩萨的概念渐渐印入我的脑际。稍长后,一度进了教会学校,基督教的博爱、和平教义,又通过圣经、唱诗等等的形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宗教究竟是什么,我却不甚了了。及到1949 年以后,随着解放大军进驻上海,从此宣传的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宗教作为唯心主义有神论,受到口诛笔伐。在少年时代的我的脑中,它逐渐淡出,除了仅有一点神秘感外,别无所有了。以后进了大学,读哲学、文学课程中,接触到宗教思想,那也只是片断的,缺乏一个概貌的了解。系统地读宗教思想史,这还是头一回。
  王治心教授的这本《大纲》,从文化现象上分析了宗教。它阐明,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从宗教的进化过程中,可以看到民族文化进展的轨迹。例如从游牧社会所崇拜的庶物,进到农业社会所崇拜的山川社稷,再进到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天祖,反映了社会文化递进的情形。另一方面,从生活神的崇拜,变为伦理神的崇拜,再变而为社会群众化神的崇拜,或者由群神而变为超神,再由超神而变为泛神或一神或无神,许多言之有据的材料分析并研究了社会文化思想的变迁。从宗教思想的变化过程中,看到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经济结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在阐述宗教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作者的唯物史观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迷信的产生即一例。众所周知,迷信和宗教分不开。我印象中,迷信是宗教的派生物,凡有宗教,便有迷信。《大纲》却并没有简单化的给宗教与迷信划等号,而是认为:在古代天祖崇拜中,虽不免有许多迷信成分,但经过春秋战国一般学者的自由讨论,已从迷信的遗传中产生许多理智的解释。不幸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帝王们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排斥不利于己的学说,变本加厉地进入深一层的迷信中。秦始皇焚毁诸子百家的书籍,独留所谓卜筮一类的东西,而且迷信荒诞无稽的神仙说,希冀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也上过方士的当。汉高祖利用崇孔尊儒,笼络人心。历代帝王利用天鬼崇拜,提倡儒教,目的为了驾驭人民,维持其统治地位。一些学者投其所好,假五行阴阳之说,创什么谶纬之学,从而使迷信越演越盛。
  在厌世思想与老庄一节,《大纲》也有颇为精辟的论述。厌世主义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看破红尘,是把现世看作最痛苦恶劣的境界,因而厌恶现实,希望在痛苦中另辟乐境借以寄托精神。这种对现实的逃避向来被认为消极人生而受到批判。作者却认为,厌世思想不但不是坏东西,还是进一层解决人生问题的哲学,从哲学角度讲,老庄学说比孔孟之道高深一点即这缘故。厌世思想源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主张,反映当时政治的“损不足以奉有余”,说明社会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看人生

  如梦境的厌世出世思想,也有某些合理的内核,不能全看作是消极避世。老庄思想给当时文学家的影响颇大。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才逐渐演变为消极颓废的。
  近代西方文化传入后,经过我国学者的吸收消化,逐渐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可是,由于受历史条件局限,当年印数甚少,流传不广,如今已很难一见。上海三联书店选择《中国宗教思想大纲》这类近代名籍重印出版,使我们这些后来者也能一读为快,实在是件幸事。

  高髻、莲花与佛教文化
  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描写美女“绿云高髻”的佳句,这种以高髻为美的审美现象,源于传统影响。汉朝民谣中就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之句。近日读了《东方佛教文化》一书,进而了解这一风尚竟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犍陀罗艺术的佛陀造像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头顶为圆形耸立的发髻。当时印度流行高髻,佛经足以佐证。中国民间爱好高髻原来也源于此。高髻既是人们爱美心理的表现,还是宗教信仰的结果呢。
  佛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由来已久。历代学者的研究已是硕果累累。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专门研究,这类著作似还比较鲜见。《东方佛教文化》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努力。这本书不仅介绍了佛教在印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及其原因,而且介绍了佛教在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传播;不仅研究了佛教哲学,还研究了佛教文学、绘画、雕刻、建筑,以及风俗习尚、审美趣味等等文化现象。其中不少章节写得生动而有趣。例如“佛教与高髻”这一节,就写出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妇女的发型变化极多,唯有“高髻”千百年来一直是最基本的发型,深得古代直至现代妇女所喜爱的原因。并介绍这种风尚传至日本,至今仍具有独特魅力的情况。
  “佛教与莲花”一节也给人以不少知识。
  记得小时候见老祖母供奉的一尊观音菩萨像,意态娴静,手捧柳枝宝瓶,而足下却踏着一朵莲花。从艺术欣赏角度看,觉得这尊佛像造型十分好看。后来看到庙宇里的观音像,虽然姿态各异,可是踏莲花却几乎相同。至于为何如此?就谈不出个所以然了。《东方佛教文化》专辟一节对此作了分析介绍,从佛教发源地印度对莲花的审美观念,谈到婆罗门教尚莲,莲花守一茎一花之节;佛教以莲花为喻,对民俗爱莲心理的迎合,体现对婆罗门教批判地吸收;以及莲花自然美升腾产生质变,融括了佛教的灵魂和思想,从而说明佛教造像学上有专门的“莲花座”势的原因。并从佛经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它给读者提供的,就不单单是“观音菩萨为何足踏莲花”这一点知识了。
  佛教文化兴于印度,传播于南亚、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地,是东方文明,亦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东方各国、各民族共同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结构都有过巨大的影响。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打开一部文学史可以发现,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它不仅表现在文学体裁的变化上,亦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魏晋以来的小说、诗歌、戏曲等文学作品中,几乎都可找到佛教色彩的投影。至于作品中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生命心态,也都或多或少渗透着佛教的意念以及因果报应观念。著名美术史家常任侠先生为该书作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该书的出版意义。确实,在实行对外开放,加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今天,出版这样一本专门介绍东方佛教文化的专著,应该说是颇为适时的。

  养生学与老庄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需求的提高,健康与长寿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养生学作为一门学科,也逐渐引起人们的瞩目。有关养生方面的书刊杂志日见增多。在这一情势下,我读到了学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实用中国养生全书》。
  《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其最大特点,就是它以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基础,汇集了我国历代各地域各民族的防病健身知识和众多方法,糅合了我国儒、道、释以至诸子百家的学术见解,并吸收现代科学关于人体生命和医药研究的种种成果,从养生知识、方法和应用的结合上,引导人们认识和理解这门学科。就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而言,说它是一部集中国养生理论与实践之大全的养生学百科全书,也许不算过分。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养生学,其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就是主张凝练内在的生命深度,充分调动自身体内潜在的生命力,防止“物极必反”,主张节与和,无过不及,使人体各种机能不受伤害。
  养生知识卷第一章开宗明义阐述的,就是这一观点。强调动以养形,体欲常劳,但又“毋使过极”。养神则强调老子的“少和寡欲”,实现一种“清虚静定”而又“积极思维”的境界,并认为这样才能精神旺盛,永葆青春,有所作为。这卷附录历代主要养生文献选辑,大多离不开这一范畴。其中如《太上老君养生诀·养生真诀》中“除六害”的内容就是:“薄名利”、“禁声色”、“廉货财”、“损滋味”、“除倭妄”、“去妒忌”,认为这样才能清静养神,有利于健康长寿,又可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工作。这种道家的“恬淡虚无”思想,几乎贯串养生知识卷的始末。
  “恬淡虚无”、“宁静致远”这些术语,几乎与老庄哲学分不开。青年时代读老庄,总觉得过于消极出世,难以理解。随着年齿的日增,涉世日深,特别是东碰碰、西撞撞,吃过不少苦头以后,回过头来读老庄,其中况味自是不同。现实中某些不快的情绪,往往在阅读中逐渐淡出。其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从中获得一种安闲清静少杂念的境界。志闲而心安,有节也有常。杂念少了,心情也就平了。实际上这还是一种低层次的理解。“养生知识卷”在阐述这一思想时,还强调“积极思维”“有所作为”的方面。认为这样才能奋发精神,有利养生健身,体现中国人民讲究道德修养,养生而又不苟生,对生死取达观态度。这就属于高一层次的理解。这一辩证的论述,使养生学这一学科更充满生机。
  养生方法卷与上卷一脉相承,阐述情志调摄养生法,生活起居养生法,房事调摄养生法,以及气功、经络穴位、药物等等的养生方法,各有特色。养生应用卷,则阐述各种疾病的养生指导,给人以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三卷合起来,洋洋百万余言,确实开卷有益,给人以诸多启迪。

  楹联的学问
  朋友买了一本黄山书社出版的《中国名胜楹联大观》,知道我喜欢浏览这类书籍,携书来访,让我先睹为快。翻阅之下,觉得序言中把中国名胜楹联概括为“是大部宏伟的史诗,一长轴艺术的画卷”,还是有道理的。
  楹联在中国,历史可说是十分悠久的了。据介绍,这种在琼楼画阁、宫廷楹柱、山川坞堡、寺观古刹、碑塔陵寝题镌诗句的风气,起自五代,至今已有一千年的历史。许多脍炙人口的楹联凝结了炎黄子孙们的勤劳智慧,它们与山川同在,与胜迹交辉,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学、宗教、书法等多方面的知识,对人们了解过去,认识今天,不无借鉴作用。
  《大观》辑得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香港)4000 多个名胜点的楹联近万幅,洋洋数十万言,范围之广几至勾画了一幅祖国名胜点的分布图。编者花了近十年时间,通过实地采访、考查,披阅各种典籍报刊,访问有关的专家学者,广采博搜,作了辑录。并在此基础上对胜迹的始建、变迁、特点,部分作了简介和考证。对一些楹联中的难字僻典及所涉及的人物、轶事、掌故,部分作了注释。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也提高了这部著作的艺术和学术上的价值。
  山西霍县韩侯岭韩信祠墓前有一副著名的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10 个字可说概括了韩信的一生,但对不熟悉这段历史的青年人来说,也许感到迷惑费解。《大观》予以简注说:“一知己,指萧何。两妇人,指漂母、吕后。漂母曾舍饭救济少年韩信、吕后则杀死韩信。”这就扼要的介绍了韩信与萧何、漂母、吕后之间的生死存亡关系,引出西汉初年一段十分重要的历史。萧何是西汉的开国元勋,也是最早发现韩信这个将才的人物。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就是说的这个故事。他劝刘邦用韩信,直至封侯。韩信在建立汉王朝中功不可没。但顾虑刘邦死后,吕后无法驾驭韩信,献计杀死韩信的也是萧何。成语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概括了萧何与韩信“生死一知己”的关系。至于漂母、吕后这两妇人与韩信的存亡关系,在史籍中也记载颇详,后世的戏曲艺术中也都有所反映。
  通过楹联考证胜迹的变迁,也很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如无锡东林书院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者是顾宪成。这副名联几百年来为读书人传诵不衰直至近年。《大观》既介绍了东林书院本身的历史沿革,附注中又考证了顾宪成与这副对联的关系,文字不多,却给人以不少知识。
  有些楹联虽不是题在名胜古迹,却因反映人民的愿望而得以流传。如无锡县署照壁联:“罔违道,罔咈民,真正公平,心斯无作;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盼望政府廉政为民的心情,可说是古今一致。还有一些楹联说不上深刻的意义,只是给人提供欣赏趣味,其中不少雅俗共赏,作者虽已佚名,但对联留存人间。如山西汾阳县杏花村汾酒厂联“酒馨冲天,飞鸟闻香化凤;糟粕落地,游鱼得味成龙”。安徽滁县城西琅琊山中醉翁亭联:“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都令人读后难忘。
  洋洋几十万字的一部书,要尽道其详当然是困难的,但从这些传诵了千百年的名联中却得到一点启迪,即它们借助于形形色色的古建筑物,始能与祖国的山川胜迹交相辉映,形成我国文化的独特风采。而今新的建筑物特别

  是一些仿古的建筑似乎不大讲究这些,很少有人考虑过在适当的空间配以传统特色的楹联,看上去总好像欠缺些什么。《中国名胜楹联大观》的出版,是否能给从事建筑设计的匠师们以一点启发呢?

  日记的真实与作假
  订阅了一本南京师范大学编的双月刊《文教资料》。每次收到后总觉得有些东西可以读读,特别是“专题资料”栏,每期都有一个中心,不少文章资料充实,信息及时,给人以知识和启迪。最近一期关于日记学的专辑也不例外。
  日记,被认为是生活的镜子,历史的见证。古往今来的大人物不少有记日记的习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记下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作,不仅有助于记事备忘,抒发心曲,研究学问,也为后人留下了比较可信的资料,对历史起着拾遗补缺和纠正谬误的作用。1962 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在编撰《林则徐全集》时,得到林氏后裔珍藏的《林则徐日记稿》,以此为依据纠正了一般记载中的不少错误,即为一例。
  然而,日记也并不全都真实可信。封建官僚、文人为了某种利害考虑,常在日记中有所讳饰。比如晚清名臣、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翁同龢,他入朝40 年,日记内容涉及40 年所经历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大事,应该说极有价值。但由于他对朝中政事得失,人物臧否等有所了解,顾虑甚深,为避祸计,他的日记在公诸于众时就删去了戊戌政变的重要记载。而李慈铭日记据说每写成一册便被人借去传抄,他对日记的态度是“欲人知,又畏人知”,以至在日记中常“钞上谕”,“希蒙御览”,不免流于做作。至于欺世盗名者如袁世凯之流,他的《戊戌日记》早就被公认为是“货真价实的假日记”了。
  日记作假的原因固然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怕以日记治罪,这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清朝雍正年间三大文字狱查嗣庭、吕留良、严鸿逵就以日记作为他们的主要罪证。十年动乱中无数本日记被抄,无数个日记的主人蒙冤,无数日记爱好者被迫搁笔,也因为日记给自身带来灾难。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动乱中拿起笔来记日记,其精神并非英勇无畏,其目的也并非留下史笔,而是假日记无中生有,以偏概全,罗织别人的罪名,给自己抹上不那么光彩的一笔。日记竟然作为一种伪证对簿公堂。凡此种种,不仅败坏日记的名誉,影响今人对往事的研究,也给后人研究今天的历史带来困难。
  而今,通过拨乱反正,日记也重见光明,引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从《文教资料》介绍的情况看,日记的研究工作已提上议事日程,并涌现了一批研究经年并有所发现的学者,确实令人高兴。据介绍,我国日记起源汉代,至今已有近二千年的历史,有关著述浩如烟海,单明清以来的日记稿本、抄本、刻本,就达千余种之多,大部分鲜为人知,未刻者、散佚者、失传者不在少数,说明这门学科大有开发前途。
  鲁迅先生曾说过:“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到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帐簿也有心机的,叔本华记帐用梵文,不愿意别人明白。”可见,真正要去假存真,去芜存精,日记学的研究者面临的工作还十分烦琐而艰巨,这个领域的开拓研究绝非一件易事。《文教资料》刊出这组日记学文章,意在唤起学界注意,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与繁荣。我以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信息。

  梦与梦的科学
  灯下翻阅《梦的真谛》一书,虽不如读文艺小说那么赏心悦目,但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来看,也未始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宗教里,“梦”字充满神秘迷信的色彩,而到了文艺作品里,“梦”字却又带上了浪漫主义的光圈。梦,几乎人人都会做,可是,它确实只能由做梦者独享。梦中之物如过眼烟云,有些虽能记住,却失去了重演的可能性。谁也不能重温旧梦,或找人共商梦境的真实与否。梦究竟是什么?多少年来,能准确回答的人恐怕不多。只有到了本世纪,梦才真正引起了严肃的科学兴趣,而且被认为是和人们清醒时所共有客观世界的一样值得研究。《梦的真谛》就是从这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的一本专著。
  这本书的作者查尔斯·莱格夫特,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全书共写了9 章。前几章是针对弗洛伊德和容格的“梦学”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阐明作者的观点。弗洛伊德和容格分别是奥地利和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1900 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梦的解释》一书,企图从科学的意义上来建立梦学,把它运用到精神病的防治研究方面。然而,由于梦的现象极其广泛、普遍,心理和生理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精神病患者会做梦,而心理生理都健康的正常人也会做梦,弗洛伊德以不正常状态下的做梦来概括一切,就显得不够全面,他的梦学理论也就必然存在不少漏洞。容格则把梦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认为梦是持续不断的,甚至清醒时也在做梦。《梦的真谛》前几章就抓住这些观点与弗洛伊德和容格展开辩论。
  作者认为,做梦是一种想象活动。因为:第一,做梦就是在头脑中形成事物的意象,而这些事物在当时并未被感官所感知;第二,梦中发生的一切的确给人以近在眼前的感觉;第三,所梦见的事物也并不局限于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以后数章,作者着重分析了梦的意义,梦的比喻和象征,以及各种各样的梦,其中包括健康人的梦和精神病人的梦,提出了自己的“梦学”理论,探讨了睡眠和梦的生理学、做梦和做梦者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提出若干梦学理论问题,其中4 个与弗洛伊德唱反调,3 个与容格的观点相冲突,5 个是前面两人观点的修正或补充。
  在最后一章,作者探讨了梦和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强调梦是想象力在睡眠时间的一种活动形式,它和文学作品一样,是想象力的产物,都有待于读者或听者赋予它们意义,两者都不受人的意志所控制。
  作为一个外行,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对其中的学说与观点,很难得出“正确”或“不正确”的结论。但作为一个读者,在开拓知识面,了解国外学者是如何从心理学、生理学甚至医学等各方面,来探讨做梦的原理,藉以发掘人们在睡眠状态中的潜在想象力和创造力,还是得益非浅的。

  演说的学问和艺术
  也许由于自己口讷,没有辩才,在少年时就很崇拜那些具有演讲天才的伙伴,同样一件事,他们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令听者信服不已。至于认识到演讲是一门学问,一门斗争艺术,却是在看了一部反映季米特洛夫斗争经历的影片之后。
  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1933 年2 月27 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德国国会大厦,嫁祸于共产党人,并借机搜捕共产党员,当时在德国的季米特洛夫也遭到了逮捕。从该年的9 月20 日至12 月23 日,在莱比锡的审判法庭上,季米特洛夫多次运用他的辩才,嘻笑怒骂,痛快淋漓地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阴谋和血腥罪行,用生疏的外语为自己辩护,法庭达不到目的,最后不得不宣布无罪释放他。他在法庭上成功地演说,自我辩护,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名的新闻人物,因而也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部电影就反映了他的这一段斗争经历。
  “国会纵火案”事件的发生距今已半个多世纪了,季米特洛夫当时的演说词《在德国法西斯蒂法庭的面前》已作为斗争的文献载入史册。江西人民出版社将它收入《名人演讲辞精萃》一书中。令人高兴的是,这本书同时还收集了其他许多著名人物的演说辞,共100 篇。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以及著名政治家林肯都是出色的演说家。列宁也善于演讲。我国著名的革命家中也不乏出色的演说家。由于社会环境、演讲场合的不同,也由于演讲者本人的思想修养、知识结构、性格特征和才情禀赋等各方面因素的差异,他们的演说辞也各具特色,有的直抒胸臆,有的曲开情怀;有的激烈锋利,有的委婉幽默。将他们的代表作集纳成册,令人开卷有益,读时既感受到其认识作用、教育作用,还从中领略其文采风华,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运用这种工具进行社会交际的时候,是要讲究方式的。特别是演讲,容不得人们像写文章那样从容推敲、斟酌,这就需要经过严格的基本训练。书中所收集的优秀演讲辞,其作者几乎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某一阶段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演说辞所体现的严密的思辨能力和强烈的鼓动力量,既说明演讲与事业是血肉相连的,更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功夫。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38 年10 月26 日所作的《越来越明显的是:靠恐惧维系和平并不比靠刀剑维系和平更崇高和更能持久》,运用排比铺陈造成气势,给人以感染。著名喜剧演员卓别林于 1943 年所作的《要为自由而战斗》的演说中,提出“要把幸福建在别人的幸福上,而不是建在别人的痛苦上”等警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国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年代所作的演说,鼓舞亿万人民认识真理,振奋精神,今天读来也同样振奋人心。
  演讲还需要讲究技巧,古中今外众多的演说家又各具特色,如果这本集子能在这方面作更多的具体分析,也许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事物掌故与饮茶的学问
  几乎天天喝茶,但对“茶”字的来源却并不了然。信手翻阅上海书店新近影印出版的《事物掌故丛谈》(杨荫深编著),在“饮料食品”栏目下“茶”的部分,看到作者引经据典的有关介绍,增长了不少知识。
  原来茶字最早写作荼,自中唐以后,才成为茶字。为何有此演变?因为荼字有三种解释:一是苦菜,二是茅秀,三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茶,这三种意思容易混淆,所以到了唐代,就将荼字改为茶字,作为专门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茶还有许多别称,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就谈到:“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槚字见于《尔雅》,四川西南人称茶为蔎。茗是指晚收的茶或叫做荈,与茶只是早收晚收之别。现在称茶只有“茶茗”二字,早就不分早收或晚收的了。
  茶的最早产地大概是在四川,自从秦人取蜀以后,茶就移植到各地了。所以喝茶这件事,始于秦汉,在最早是没有的,也说不上讲究。随着各地生产茶叶,对茶品高下之分逐渐注意,也就渐渐讲究起茶叶的优劣,茶叶的产地就因而引人注目了。陆羽在《茶经》中谈到,唐代人喝茶推崇宜兴的茶叶,宋代人则重福建建瓯所产,明代人重罗芥,清代人重武夷龙井。到了清代才有红茶与绿茶之分,红茶以武夷的乌龙茶为贵,绿茶则以龙井的雨前茶最负盛名。
  其实,古人喝茶不仅讲究茶叶的上下,还十分讲究煎茶用的水。陆羽就把水分若干等,称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他又分析各地的水质,以楚水为第一,晋水为最下,把水分成20 等。有叶有水之外,他还讲究煮法,说“其火用炭,须用劲薪”,并十分形象的比喻煮茶时的情景:“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以上水老,不可食也。”喝茶只喝煮这么“三沸”的水,否则便老不可饮,可见其讲究的程度。至于盛茶的茶具现在一般都用景德镇的瓷器,这恐怕在古代就已经如此了。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有客人来,总要沏上一壶好茶款待之。据《事物掌故丛谈》考证,此风在宋代就已有了。来了客人,如果拿不出茶来,就要闹笑话。明代人笔记《驹阴冗记》中记载:莆田人陈音,性格宽坦,他任翰林时,他的夫人曾试探过他。一天来了一位客人,陈音喊端茶,夫人说“未煮”,陈就说“也罢”。后又喊端乾茶,夫人说“没买”。陈也说“也罢”。客人听了捧腹大笑,陈音也因此得了个雅号喊“陈也罢”。这则故事固然是说明陈夫人故意这么做以试探陈音,也足以反映宋代以后客来敬茶是普遍的风尚。
  日常生活中所闻所见的事物可说是多得不胜枚举,吃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但就这么一件古已有之的事物,也包含了不少学问,说明事事物物均有它的渊源。

  鸽哨——来自空中的乐声
  因公多次出差北京,最长的一次竟在王府井附近灯市西口的一条胡同里,住了整整一年。这一年里接触的北京风物人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鸽哨便是其中颇富情趣的一种。
  提起它,我总难忘生活在北京时的独特感受。无论是暮春盛夏,抑或是清秋寒冬,驻足北京街头,常常可以听到从空中传来的央央琅琅之音——它时宏时细,时远时近;亦低亦昂,亦疾亦徐——悠扬回荡在耳际,仿佛来自天边的妙音,令人心旷神怡。
  老北京告诉我,这乐声来自鸽铃。养鸽飞放,是北京人生活中的一大乐事。这空中音乐就是由系佩在鸽子尾巴上的鸽铃发出的。事后得知它虽称铃,实为哨。随着北京人民生活的日益安定,养鸽佩哨之家日多,这鸽哨就成了一种民间工艺品,在市场上颇为走俏。它深入北京人生活之中,已成为北京的一个象征。我对鸽哨的兴趣因此油然而生,颇想作些深入的采访了解,可惜琐事羁身,一时无暇顾及,此后又奉命匆匆回沪,此事就此搁下了。
  一晃20 余个春秋,对于鸽哨的记忆已逐渐淡化,及至近日读到王世襄先生编著的《北京鸽哨》(三联书店出版),重又勾起无限兴趣。
  从简史看,鸽哨其源甚古,从北京出现第一个制哨名家至今,也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而事实上,鸽哨的历史远不止此。北宋诗人梅尧臣在一首题为《野鸽》的五古中就有“谁借风铃响,朝朝声不休”之句。张先诗中也有“晴鸽试铃风力软”的句子。到了南宋,鸽哨则更为普遍,范成大诗中谈到,每日自晨至午,起居饮食,都以打更、诵经、鸽哨之声为节,可见它的普遍。《西湖老人繁胜录》和《武林旧事》中,也说明当时已有专人从事鸽哨的生产和贩卖。只是到了清朝,制哨业才在北京真正红火起来,这是由于清政府为八旗子弟供给钱粮,使大批人长期饱食安居,得以殚精竭虑对一些文化娱乐性质的器用设备,给以不断研究改进,使之达到精工讲究的程度。鸽哨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书中详尽介绍了鸽哨的品种制作,佩系与配音,制哨名家与制哨材料,并附有精美的图片。在我眼中,都是见所未见的。这是由于到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变革,老艺人相继作古,这一行业已日趋衰落,我们这一代已无法见到它的盛况。据说目前只有一位名叫张宝桐的工程师,由于幼年与一位制哨名家陶佐文毗邻,得其真传,还偶然制作一二。他的作品在哨底刻一“桐”字,被认为音形俱佳。而一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只有极为低劣的制品了。也由此可以想见,今日北京养鸽飞放的虽大有人在,只是再也难得听到当年那种来自空中的独特乐声了。
  作者王世襄先生是一位民俗学专家,自幼生长在北京,熟谙北京文化。在自序中,对养鸽飞放一类的癖好,他自谦为“玩物丧志”,其实并不尽然。北京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养鸽佩哨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与我国其他民俗文化现象一样,值得探索研究。更何况历史上的鸽哨代表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化现象。如西夏鸽哨为西北宁夏地区制品并用之于军事征战。而范成大听到的和临安市上售卖的鸽哨,却是江南苏杭地区的制品,主要用途是让它发出美妙声音,以悦耳怡情。鸽哨的演变以及制哨名家的种种,与民俗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由此想到,《北京鸽哨》的出版,也许有助于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深入。

  从茄鲞说清代的吃
  《红楼梦》第41 回写刘姥姥在大观园中吃各色美味,煞是好看。其中有一味菜叫茄鲞,刘姥姥尝后说:“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又问是“什么法子弄的”。于是,凤姐就介绍这味菜的做法:茄子把皮刨了,做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又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用熟的鸡瓜子(鸡肘肉)一拌,就是了。读至此,真为贾府的吃叹为观止。虽未尝过茄鲞,但这般功夫、作料下进去,其味之美,是可以想见的了。
  原以为《红楼梦》是小说,所描写的贾府又是簪缨钟鸣的贵族之家,吃得这么穷奢极侈的,在清代,恐怕除王族之外,也是绝无仅有的了。近日读到《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现清人在吃的方面之讲究,远不止皇亲国戚、大官僚,普通有钱人饮食之豪华别是一番场面,丝毫不比贾府逊色。请客吃饭之风流行于官场、商界、民间,是重要的交际手段。为了吃,人们互相攀比,赛食品之丰盛,食具之精美,讲究奢华,讲究形式,追求名菜,真正做到了不择手段。且录几例。
  乾隆年间山西布政使王顫望喜欢吃豆腐,为求豆腐之味美,他在衙门里养鸭子——其养法和今天饲北京填鸭差不多。鸭子养肥了,而他想吃豆腐了,就杀两只鸭子熬汤,再用这鸭汤煮豆腐。非此法煮的豆腐,他就食之无味。
  福建籍的翰林院编修林贻书、商部主事沈瑶庆、候补道陈某等四人举行鱼翅宴会,花了160 两银子买了上等鱼翅,从中挑最好的放蒸笼中蒸烂,再选上好火腿四肘,鸡四只,火腿去爪、骨、滴油,鸡去内脏、爪、翅,煮烂取其汁,以鸡鸭火腿各四只,用煎汤煮熟,去掉油,把蒸烂的鱼翅放进去。这样折腾出来的鱼翅,其味之鲜美是不言而喻的。
  为追求美味简直是挖空心思。如两淮盐商黄均太,每晨吃燕窝、参汤,另加两个鸡蛋,为使鸡蛋味美营养高,他喂鸡的饲料中有人参、苍术等等。有的吃法,不仅奢侈而且近于残酷。如河道总督衙门里的人,贪赃枉法,在吃上大肆挥霍。吃小猪肉,先把猪放室内,屠夫用竹竿用力打它,使之奔跑号叫,直至力竭倒毙,即刈其背脊上的肉做菜。一席菜往往须几十头小猪。有的富人吃鹅掌也用类似方法,让鹅全身膏脂溶于掌心。其他就全弃之不吃了。
  读了大量关于讲究吃的文字,颇以为清代人民生活必定丰饶富裕。其实不然。就在这同一本书的同一章里,作者介绍了清代底层老百姓如何以白薯为主食,有的地方经年不见大米。白薯为高产作物,清代人口骤增,从顺治至道光200 年间人口增加 4.41 倍,所以清代统治者如乾隆等就多次号召普种白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是逐年下降的。
  “但使闾阎无冻馁,未妨风俗习豪华。”在吃字上两极分化的现象反映清朝社会的矛盾激化,至晚清一代,内部起义、革命不断,外国侵略战争也不绝,清朝终于在内外交困革命形势如排山倒海的情势下灭亡。《清人社会生活》虽没有正面阐述这段历史,却以大量社会生活的材料,让我们看到清朝的腐败统治必导致灭亡的社会现实。
  清亡距今不过80 年,它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的影响,并没

  有在现实生活中消失殆尽。就吃字来说,清代的饮食文化固然有值得今天研究继承的一面,但是,它穷奢极侈在吃字上大做文章,有权有势有钱者,不惜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口腹之欲的众生相,也有值得今天鉴戒的一面。推而广之,研究清代社会生活不仅是中国断代史有关清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现实生活也可能有诸多启迪。

  一个可敬可佩的女教师
  《一个女教师的自述》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女教师写的一本回忆录,封面装帧说不上显眼,只是因为它是在出版业并不怎么景气的情况下,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引起了我的好奇,才向友人借来一阅。不意开卷以后竟无法自抑,20 万字的篇幅,连续几夜一气读完,一个有理想有抱负而又勇于奋斗的女性形象,逐渐清晰地矗立在我的面前,使我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股敬佩之情。
  《自述》叙述的事件始自1900 年,终于1946 年,时间跨度几近50 年,那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作者任桐君从一个呱呱落地的女婴,长成少女,入学读书;又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踏上小学教师的工作岗位。风风雨雨的30 年中,她目睹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南中国的重大事变。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她抱着“造福邦家,嘉惠人群”的理想,与旧社会的污浊环境斗争,逐渐锻炼成长为一个有经验的优秀教师、校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一批优秀青少年,其中一些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我的印象中,写教育的书内容难免枯燥,不大好读。可是《自述》却改变了我的这个观念。它以教育为主线,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家庭到学校,从清末到解放前夕,从江浙鱼米之乡到川贵山城,反映了半个世纪,半个中国的动乱纷扰的社会众生相:官场的腐败、战乱中的难民、各地的民俗风情、山川景物,甚至房租物价、中小学教职员工的日常生活..笔触细腻生动,富有感情,由于出自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观察,更显得真实亲切。同时,又由于作者是个女教师,她办学的种种艰辛以及从事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实践体会,更其可贵。其中最打动我的是抗战时期在兵荒马乱中,她主持贵阳市实验中心学校的那段经历。
  受命贵阳实小校长,对一个丈夫无权无势,自己在当地举目无亲,又身带五个儿女的女教师来说,当然不是一件轻松事。于是,从学校创办、筹措经费、兴建校舍、物色教职员工,直至招生、编写教材、培养树立好的校风,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不但在物资、经济方面遇到种种困难,还要同旧社会官府、奸商等黑暗势力作斗争,而后者的干扰折腾更容易使人气馁。然而,作者并没有屈服,而是正面迎战。
  有两件事读后令人难忘,一是物色教职员工,她看中的人要不到,不要的人却纷至沓来,而且往往是有背景有后台的人。市长太太亲自上门推荐她的侄女,这么大来头的教师,要,还是不要?她毫不犹豫地当即婉言推掉了。因为她考虑的是:“此门一开,贵阳的委员、厅长都会来了,应付谁,拒绝谁?一开头就把门关死,省下精力做自己的事。”另一件是招生坚持考试,一位党棍显要携女儿想不经考试就入学,遭到她严词拒绝,怎么说情都不行。
  经过百般艰辛,实小初具规模了,除环境物质条件外,教职员工阵容坚强,学生素质良好,这当然是她不徇情面赢得的。然而,她也因此而得罪了人,受到各种各样的报复。尽管如此,她仍正气凛然,不改初衷,终于力排万难,把贵阳实小办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学校。与此同时,在她的督促教育下,她的五个儿女也分别升入各级学校。
  一个出身平凡的普通女教师何来这么坚强的毅力?《自述》中所说的道理十分平凡简单:怕蹈一般家庭妇女的覆辙——始则为丈夫儿女的情网爱索所捆绑,终则为旧势力、旧影响所吞噬。确实,在旧社会,一个女性知识分

  子要施展抱负需付出何等的代价啊!当时稍有成就的女教育家,很多终身未婚,而像任桐君这样已婚的女性,能抓住一个立足点,在公私兼顾原则下,坚持不掉队,为信念而奋斗的,实不多见。
  《自述》叙述的不仅是一个小学女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还让人们从生动活泼的文字中领悟不少做人的道理。

  旅行、书与文化
  资深出版家陈原以《旅行纪事》为题写的一组随感,最近与《往事漫忆》的一组怀人之作结集成《人和书》出版。集子所收散文、随感34 篇,记述的虽然大半是出访海外各国的见闻,但由于作者每到一处除了观赏景物,寻访古迹,还觅书,几乎每篇随感中都谈到了书,并透过书让人们看到所访国家语言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现状和变迁,使这些文字显示出不同于一般旅游见闻的分量。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按例有许多异国风光可以描写。作者在《墨西哥城》这篇文章中并没有介绍这些,而是着重介绍了他在当地买到的两本书:一本是玛利·亚·斯登的《墨西哥古文书》,另一本是摩拉列斯的《玛雅人世界》。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墨西哥人,前者是艺术学博士,多年从事墨西哥古文明的研究;后者则是玛雅文化的权威,曾22 次深入现代玛雅人聚居的河谷考察。这两本通俗的学术著作,由于出自专门家之手,写得深入浅出,再加上许多引人入胜的插图,对于一位在文化史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来说,当然是如获至宝。作者在文章中透露了这种欣喜心情,并围绕书中“古代玛雅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专章,分析了玛雅历史最辉煌时期何以在西班牙人入侵前几百年突然中断的原因,通过比较,提出“这个谜之所以解不开,是因为西班牙人入侵时把玛雅人文明所有记录(‘古文字’)都烧掉”了的看法,文章使我们这些对墨西哥古文化毫无所知的人,读来也饶有趣味。
  在奥地利的克尔希堡,作者得到奥地利维特根斯坦研究会会长许伯纳教授题签赠送的《小学生字典》。这本字典是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生前出过的两部书之一。维特根斯坦被奥地利人尊为“智慧之神”。这本书反映的则是一个人间的维特根斯坦,即他自动去乡村从事启蒙工作期间,感到时下的“大字典”有许多弊病:即太厚、太贵,农村儿童买不起;太繁,小学生不合用;所收的字有些永远用不着,有些小学生要用的东西却没有,因而编了这么一本字典,专供小学生用。作者在《克尔希堡》一文中记述了这件事,透过作者的引文,人们不难感受到这位奥地利哲人当年热心乡村启蒙教育的那份热情、自信和执著。
  除书之外,作者在“旅行纪事”中所写到的见闻也大抵离不开文化、科技、艺术。多伦多那个以普及科学知识和传播科技新信息而闻名的“游乐场”——“科学中心”;被称为“字典莫莱”的牛津大学出版社词书部奇才柏奇菲尔德;音乐之都维也纳国家公园中矗立的圆舞曲之王斯特劳斯雕像;圣马力诺古堡下广场举行的传统音乐会..无论是人或事,都在有趣的描写中给人以丰富的知识。令人惊奇的是,西欧发达国家某些知名教授家中,什么现代化耐用设备都齐全,可就是没有电视机。作者所到的联邦德国一位教授家就是如此,教授女儿要看电视不得不跑到隔壁同学家去。原来教授认为,电视机干扰太大,对工作学习不利。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大能够理解。然而,类似教授这样的想法在当地却颇具代表性。从中反映了这些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何等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啊!

  窥视传统文化的窗口
  也许因为曾在苏州住过一段时候,对于苏州园林之胜,印象十分鲜明而具体,一旦读到以介绍苏州园林建筑为主的大型画册——《中国厅堂·江南篇》(陈从周主编,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就感到分外的亲切。
  居住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住居,又以其特有风味,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江南的第宅园林建筑可说是其中的精品。它以小巧、通透、开敞,色彩素雅、布局灵活等特点,把中国独步于世的木结构建筑的长处——精、细、空间的“隔”与“透”的结合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厅堂作为其中的主体建筑,调动了建筑、绘画、文学、书法、雕刻等各种艺术手段,汇成一个舒适并具有浓郁艺术气息的空间,作为人们迎宾、欢叙、起居活动的主要场所,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画册生动地介绍了苏州、扬州、上海等地至今保存完好的古典第宅园林厅堂兼及无锡、杭州、常熟、东阳等地的代表性厅堂共18 所,其中苏州就占了8 所,而图文比例占全书之首的,当推拙政园。
  拙政园原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在此建园。作为中国四大名园第一园,它富有传统园林曲折幽深富有变化和诗情画意的特色,却避免了一般江南园林那样咫尺天涯,虽玲珑多变毕竟过于小巧,有时难免捉襟见肘略显局促。全园占地62 亩,由于空间较大,置身其中,可以领略平远山水的韵味,开阔疏朗、质朴自然的明代风格,常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我住苏州那两年特别喜欢驻足留连的原因。由于它的大,适宜于走动观赏,而又由于它的厅堂配置适当,相互巧借,同样适宜于静观品味。站在园西部主建筑鸳鸯厅前,可以看到银杏木雕刻的玻璃屏风与飞罩将这个面阔3 间的厅堂隔成两部分,北厅为“卅六鸳鸯馆”,背阳临水,每到夏秋,池中成对鸳鸯戏水,“粲若披锦”,清风徐来,沁人心肺;南厅向阳,围有外墙,温暖挡风,宜于冬春,厅外园中植有18 株名贵茶花,故命名为“十八曼陀罗花馆”。南北两厅,一式雕镂精细的清式家具陈设,书画挂屏,古瓷供石,云石插屏,令人目不暇接。馆内卷棚式的内顶,时有名家唱曲,“一时茶音袅袅,绕梁萦回”,说明其音响效果之佳。
  景观离不开人文。画册所介绍的园林厅堂,几乎都留有历代文人骚客的足迹墨宝,拙政园是集大成者。这里曾是明末清初钱谦益安置金陵名妓柳如是的所在。柳如是,号河东君,虽出身青楼,却极有识见,明亡时曾劝钱谦益自杀,钱不从。钱死后,柳自杀身亡。当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曾为她作传。这里也是明清直至近代许多名流吟诗作画之地。昆曲“曲圣”俞粟庐曾携子俞振飞在鸳鸯厅度曲。文徵明、沈周、祝枝山、倪元璐、康有为、翁同龢、何绍基、赵之谦、朱彝尊、俞樾、吴大澂等等题写的匾额楹联随处可见,其内容大都反映士大夫的情趣和追求。
  苏州留园的介绍在画册中也占一定篇幅。正厅为“林泉耆硕之馆”。林泉,借指退隐;耆硕,指的是年高而有德的人。馆内现存书画多为著名学者和书画家的杰作。东西两间各5 扇银杏木屏门上绘刻的花卉林木,都出自苏州隐士的手笔;题跋与馆名相呼应:“三友松梅竹,寒盟自古今;炎凉终不易,不似世人心。”小小天地蕴藏的文化内涵给人以无穷回味,较真实地反映了从仕途退下后的知识分子的心境。清同治状元陆润庠手书的一幅长联:“读《书》取正,读《易》取变,读《骚》取幽,读《庄》取达,读《汉文》

  取坚,最有味卷中岁月;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梅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于文字对工之中含有某些哲理,更是引人注目。记得当年游园时,就多次看到游客用笔记下,其中不少是青年学生。至于画册中介绍到的其他厅堂,如苏州狮子林的花篮厅、艺圃的纱帽厅、沧浪亭取屈原“渔父”的寓意,以及怡园的藕香榭等,无一不集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画册以凝练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从各个角度再现这些厅堂的风采,令人在欣赏之余,惊叹历代能工巧匠的智慧与技艺,真是美不胜收。

  “话人生”的人生况味
  读完《文化老人话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掩卷默想,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老人们对人生的执著追求,以及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下不改初衷的乐观开朗精神。
  且看巴金,走过了大半辈子曲折又曲折的人生道路,到了耄耋之年,“确实感到已经精疲力尽”了,可是他想的仍是“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以创作《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那》等不朽文学巨著闻名于世的列夫·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为什么?因为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一生标榜的是“心口一致”,追求的是“言行一致”。为了讲真话,他以八十高龄离家出走,中途病死在火车站上。
  虽然巴金生活的时代不同于老托尔斯泰,但老托尔斯泰在人生道路上这种执著追求的精神,却始终激励着巴金,以至到了88 高龄的今天,巴金奉行的人生原则,仍然是讲真话,即便经过十年磨难,想的仍然是向读者“掏出自己的心”。
  与世纪同龄的冰心老人,已跨入瑞祺高龄。她不聋、不聩、脑子清醒,至今不爱说“老”字,依然看书写作,客人不断,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每天过得很充实。
  柯灵则把“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这三字经总结为滚滚不尽的岁月淘洗下体会的人生真味。在人生道路上,他经过甜酸苦辣,时间使他丧失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到了八旬有五的高龄,他惦念的不是安享晚年,而是“画好人生的句点”,不辜负自己“到这瑰丽的人世走一遭”。所以他笔耕不辍,依然在为百年上海写史、画人。
  年逾八旬的季羡林教授则把人生的历程归总为一个“渐”字。人进入老境,正是逐渐感到的。季老对此有独特的的理解。他认为,能感到老,“其妙无穷”。因为人们渐渐觉得老了,就会意识到岁月决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做完、做好;同时,对那些血气方刚时干的勾当就不应再去硬干。至此,那些喜欢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或许能收敛一些。所以他说:“老之为用大矣哉!”
  多么精辟的人生见解!人生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到世间,或瑰丽多彩,或平淡无奇,都避不开人生这个话题。特别是到了人生的最后历程——老年阶段,回顾与理解,很容易带上消极的色彩。但读着这本书中所收的百多位文化老人的文章,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历过风雨剥蚀的年代,走过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有的精神和肉体上至今还留有岁月的伤痕。可他们笔底流溢的依然是乐观、开朗、豁达、大度..何以如此?
  从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几十年来奉为经典的座右铭中,也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熟悉黄老性格为人的朋友都知道,“笑”和“幽默”几乎贯串他近90 年的人生道路上,在动乱年代身陷“牛棚”时,他能处变不惊,笑对群魔。在人生的最后历程,他依然是“鄙人有疾,鄙人好笑”。这可以说是不少文化老人精神风貌的写照。
  生而有涯。每个人在“人生”这部大书上确实只能读到有限的章节。众多享有盛名的文化老人的精神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们能充分理解人生,懂

  得如何化有限为无限,化消极为积极,从而在有限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多姿多彩,绚烂夺目。
  岁月流逝,多少有成就的文化老人正在逐年凋谢,其中有些已离我们而去,有些虽还健在,但已笔重千斤,无法再以文字抒怀。虽如此,他们留给社会的精神财富和道德风范,依然激励我们认真去审视所历,直面人生。这正是“话人生”这本书所蕴含的文章以外的丰富内涵。

  一本独具风貌的唐诗选本
  编辑诗歌选本,常常代表着编者个人或一个诗派对诗的理论和评价,古人是如此,现代人亦是如此。最近读到的岳麓书社出版的《闻一多选唐诗》,就体现着这样鲜明的特点。
  闻一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早年留学美国,学的是绘画,也学过刻图章,后来,他又长期从事古文字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对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都有认识,而且写得相当好。他刻的图章,文字古朴典雅,严谨大方,虚实得当,构图匠心独运,颇有“方寸之地,气象万千”之势,令人爱不释手。
  在诗歌方面,闻一多的修养也不同凡响。他的新诗早年就驰名国内外,所写的有关新诗建设和批评的理论文章,以及一些带有试验性质的新型格律诗,曾在现代诗坛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写过的爱国诗,被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名家朱自清称之为“是抗战以前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这些当然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深厚基础,特别是他对唐代诗歌的精深理解与造诣。他选唐诗所持的独到的尺度和标准,就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功力。
  在闻一多眼里,唐诗是唐代历史的艺术反映,是唐王朝盛衰成败在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诗人心灵中的历史投影。从诗史的观点出发选诗,是这个选本的一大特色。闻一多作为编者,不仅从时间的顺序安排上体现他的这一观点,而且从诗歌艺术的发展变化上显示唐诗的升沉变化,进而从其艺术成就中吸取营养,为创造新诗提供经验。立足于为新文学开拓眼界,而并不是鼓励人们走用全力写作旧诗的老路,这恐怕是闻一多选唐诗的另一特色。
  正由于此,这个选本就有一些不同一般选家的特点,即有意识的突出唐诗的抒情性、艺术性的成就,并从文学史的发展观点看问题,不抹煞宫体诗转化后的潜在影响。所选抒情诗以自然抒发为上品,偏重诗人在艺术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中包括题材、意境、技巧、语言等各方面的因素。编者坚持自己的选诗尺度,不以汇萃名家佳作取胜,所以有不少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的篇目未选在内,而所选诗人中,以杜甫、王维、李白三人为最多,其中杜甫作品又居首位。这也不同于过去的任何选本。这个选本在过去之未受重视,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的确,乍读这个选本时,似乎有一种不习惯感,觉得编者过于侧重诗的艺术技巧,忽略其思想意义,有些诗作名篇未选似乎不太令人满足。然而,进一步阅读,可以从书中所选的一部分传统的和一般的选本中少见的诗篇中,认识诗人多方面的艺术才华以及未为前人所发现的独特风貌,确实扩大了读诗的眼界。单从这点来看,出版这个选本就是十分值得的。更何况这个选本的独特面貌给学术研究提供的价值,更是不容忽视的呢!

  从影印张资平作品所想起的
  报载一则书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最近在上海影印出版。读了这一讯息,颇有些想法。
  张资平何许人也?早在学生时代就听老师说过:此人是个黄色小说作家,文化汉奸。对此类人的此类作品,我的观念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还要影印出版呢?在好奇心驱使下,去图书馆翻阅有关张资平的资料,东拼西凑,虽少得可怜,对这个人物总算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张资平,广东梅县人,生于1893 年,卒于1957 年,青年时代曾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在日留学期间,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筹组创造社,是创造社最早的成员和中坚分子之一。回国后,曾应武昌第四中山大学之聘,任地质系主任。后来又辞职回上海,任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校的文学教授,并任创造社常年理事。抗战期间,张资平曾配合大汉奸汪精卫在香港、上海两地发动所谓的“和平运动”,积极从事“和平文学”即“招降文学”的开发,并为日伪主持《东亚文化协议书》,为日伪报刊撰文,堕落为道道地地的汉奸文人。他的作品也由早期的写实主义蜕变为自然主义,让人物打着“性的解放”的旗号,宣扬腐朽颓废的人生观,从而陷入了****文学的泥潭,在社会上起了消极反动的作用。
  看来,张资平不是生来就是汉奸文人、黄色小说作家的。他早年曾倾向革命,算得上是个进步的知识分子。早期的作品也曾提出过“五四”运动后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青年恋爱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总的倾向也还比较健康。随着政治上的堕落,他后期的作品越来越成为腐蚀青年灵魂,磨灭青年意志的毒药。
  张资平何以会走到这一步?是早期的投机,还是后期的突变?翻遍了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找不到一条有见解有份量的分析,大都是回避这个人物,个别版本虽列入目录,却又只有批判,并无分析。
  这不由地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张资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他一生共写有20 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不足取,且有毒素,但也有的作品确是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状况的,诸如最近影印出版的《冲积期化石》。研究分析张资平及其作品,绝不是要去肯定他,而是从这个人物及其作品的发展轨迹中,更好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复杂现象,从而也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坛的昨天和今天。
  就这层意义上说,“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内容的调整、修改,似有借鉴意义。在陈列的第三部分,从“历史本来如此”的角度出发,将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3 位出席者的单人照片和简历全部展出,其中包括早年投机革命后来被开除出党或成为叛徒、汉奸的诸如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之流。这种尊重史实的做法,相信广大群众不仅能接受,而且是十分赞成的。

  读王人美回忆录想到的
  王人美是我国30 年代的一位著名影星,70 多岁时她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我的成名与不幸》,最近读后颇有所感。
  回忆录中写道:“从《野玫瑰》到《渔光曲》,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表演使观众耳目一新,赢得越来越多的赞美和掌声。我自己也很满足,事情似乎到此为止了,在《小天使》、《黄海大盗》、《长恨歌》、《壮志凌云》里,我都没有突出的表演,回想起来,过早成名使我不能清醒地对待自已,一旦意识到不足,电影明星的地位又使我失去了搏击和闯荡的勇气。”
  这是一段情真意挚、发人深思的艺术回顾。
  王人美主演的《野玫瑰》和《渔家女》,在当时影坛可说是有口皆碑。《渔家女》还于1935 年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王人美也因其活泼、健康、粗犷的银幕形象,赢得“野猫”的外号,受到广大观众的爱戴。这样一位才华洋溢的女演员,在后来的艺术生涯中却没有突出的表现,大半生可说是寂寂而过。原因何在?回忆录透露了她的遗憾,即过早成名使她在事业上失去了搏击精神和闯荡勇气。
  这不由地使我想到国际影坛上的一些著名影星,有的虽年事日高,但艺术上的进取心却永葆不衰。凯瑟琳·赫本年逾古稀还拍出了高水平的《金色池塘》,至于前些年离世的英格丽·褒曼更为杰出。她一生拍了许多影片。1944 年20 余岁时,就以《煤气灯下》一片荣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12 年后,又以《安娜斯塔西亚》一片再夺奥斯卡最佳女演员桂冠。70 年代中期,她参加影片《东方列车谋杀案》的演出,饰演一个瑞典传教士,只有一场戏,但就凭这短短一场戏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她总结艺术经验有一条是:事业上进取的意志不为“成名”所动摇。
  应该说,成名不是坏事。但过早成名而又易于满足的,却也不少。所谓“盛名之累”的包袱,在许多人身上不易甩掉。这恐怕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我想,仅此一点,读读王人美的回忆录,从这位过来人的得失中找到借鉴,对促成“盛名之下,更要进取”的精神,也许不无积极意义。

  也读《海上花列传》
  想读《海上花列传》的念头萌于两年以前。
  一次友人来访,带来一摞海外书讯,其中就有张爱玲写《红楼梦魇》并译注《海上花列传》(下称《海上花》)的介绍。她把《海上花》与公认的古籍经典相提并论,说它与《红楼梦》有“三分神似”,是《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爱情杰作。张爱玲是我所熟知的一位作家,她的“流言体”散文,“传奇式”小说,曾使中学时代的我为之倾倒。她如此推崇《海上花》激起我的好奇心,于是就想找来一读,单位图书馆没有此书,当时腰伤缠身又无法外出寻觅,此事就搁下了。
  近日偶逛书市,无意中发现河南一家出版社新版的《海上花》,论装帧、版本,都不够上乘,因是小开本,携带方便,我就买了一套,放在包里,利用上下班途中交通堵塞间隙,信手翻阅,竟自读完了。
  应该说,在晚清诸多小说中,《海上花》是一部不俗的作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平淡而近自然”,“较近于写实”。胡适比鲁迅进了一步,称赞《海上花》为“第一流的文学作品”,说它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语言传神,描写细致,耐人寻味。看来权威作家、学者的评价并不过誉。小说作者是松江韩子云,全书共64 回,以19 世纪末日益殖民地化的上海租界为背景,通过17 岁的农村青年赵朴斋来沪访母舅并随之冶游这一线索,展示当年上海的妓院生活,从高档次的“长三书寓”到低级的“烟花间”,写了一批少女为生活所迫,债务所逼,堕入卖笑生涯,由此带出形形色色不同层面,不同年龄的人物。其中包括官僚、富商、买办、流氓,从一个侧面勾出了由此辈活跃一时的上海准殖民地社会的轮廓。全书风格类似《儒林外史》,若断若续,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内容所涉并不是变相的才子佳人,而是平庸之辈。所写妓女有好有坏,并不丑化,手法平淡得近于自然,找不到任何传奇色彩,也看不到当今某些作品中污人眼目的性描写。也许因为书中人物全用吴语对白,于上海生长的我,读来觉得颇有味道。
  把这么一部描写妓院生活的小说奉为写爱情的杰作,不仅将其译为英文,而且还将其中吴语对白全部译为国语,加了许多注释,乍看起来,张爱玲此举似乎比较费解。然而,细细分析书中几对男女,却也不难琢磨她的立意。且看中年官僚王莲生与沈小红之间分分合合的故事,阔少爷陶玉甫与李漱芳之间生生死死的纠葛,富商罗子富与黄翠凤之间为结合而花的心计,其间很难说是出于一时的情欲。《海上花》写成于19 世纪末期的中国。当时男婚女嫁,凭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授受不亲”的准则几乎杜绝了异性青年之间产生爱恋的可能,所以张爱玲要说“中国是个爱情荒芜的国家”。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处于上海租界的“长三书寓”之类的高等妓院,推行的是一种较为人道的卖淫制度,嫖客把妓院视作类似西方社会的社交场合,在这里应酬宴客,而妓女由于不同一般家庭的女性,在广泛接触异性过程中遇有中意者,也可能产生比较真实的感情,希望从一而终,这是自然的。如果说,鲁迅、胡适较多从艺术上着眼于《海上花》,那么张爱玲则从人性、人情的角度分析书中人物,认为他们也同常人一般,有着比寻求感官刺激更为迫切更为基本的需要,即爱情。从这层意义上说,张爱玲对作品的见解应该说是更深了一层。

  然而,娼妓制度毕竟是罪恶的渊薮,无论是嫖客,还是妓女,其形成本身就是社会的毒瘤,似乎不值得欣赏。《海上花》的不足恰恰是对产生这种肮脏制度的社会没有任何的怀疑,这是作者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所以,它无法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籍经典并驾齐驱,也无法如同样写妓女题材的小仲马的《茶花女》那样,走向不同层次的读者,甚至走向世界。不仅如此,它之所以被忽视,还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站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上,在作品中肯定的是合理合法的爱情,忽略了现实生活中那些具体复杂而又微妙的形态,而对张爱玲来说,这些却比某些抽象的原则更具有吸引力,所以她会如此开掘而不遗余力。
  不论怎样,作为晚清狭邪小说中的一部杰作,《海上花》有其不可抹煞的阅读价值。回想我读大学的时代,老师所开中国文学史(包括近代、现代)所读书目中,并没有这本书,我想,这大概出于时代精神的考虑。如果从培养文科人才的角度看,书读得广点,杂点,思路开阔些,恐怕没有什么坏处。张爱玲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去开掘,就与她不受意识形态某一观念的限制分不开。就繁荣学术文化言,我以为多些这样的“一家之言”,也许不是坏事。

  作家·画家与艺术
  读“五四”以来一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常惊叹于他们对诗书画艺术的精深见解。信手翻阅现代文学史的有关资料,发现不少作家自身对诗书画有着相当的造诣,其中有的就是某一门艺术的行家里手。凌叔华和丰子恺不就是以绘画驰名于文坛的两位著名作家!
  凌叔华——这位多年旅居海外的女作家,被认为是以手中的两枝笔——作家之笔和画家之笔,建立了国内外声誉的一位文学家。她在幼年就表现了绘画的才华,先后拜缪筠素、王竹人、郝漱玉等画家为师,学习山水兰竹,打下坚实的绘画基础。大学时代,她的画艺已十分娴熟。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高度评价她的画作说:“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的清净的我。”在侨居异国期间,她曾多次在巴黎、伦敦、波士顿和新加坡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她的绘画基础,对她的小说创作颇有影响。二三十年代她写的好几部小说集,被评论家认为是“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一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隽逸”、“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所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平凡的,甚至有点俗劣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美玉”。她在作品中善于,刻画细腻的心理状态,这恐怕与她善于捕捉形象入画的功夫分不开。
  至于丰子恺的文化修养更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早已脍炙人口。他的诗书画都有相当的功力。他用传统的书画工具创作出的“漫画”,风格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被俞平伯先生赞为“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意”,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他还用漫画笔法设计书籍封面,构图讲究装饰性,是装帧艺术方面的佼佼者。
  还有一些作家在某些艺术上也相当专精,虽未达到创作的境界,但在鉴赏之余也能动笔设计,鲁迅就是一位。他对装帧美术一向极为讲究,总要使他经手的每本书成为完美的艺术品。许多书籍、期刊的封面设计和题字,都由他自己负责。例如《呐喊》、《坟》、《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野草》、《华盖集》、《华盖集续集》等等。鲁迅在这些书中,通过字体变化表现出他对中国书法和金石艺术方面的精深而独到的修养。鲁迅自己写得一手出色的“美术字”,且看他设计的《华盖集续集》的封面设计:横排的“华盖集”三个宋体字,端正而活泼,“续编”二字画成一方图章,用红色倾斜地印在书名之下,显得格外新鲜生动。在《朝花夕拾》后记中,他还自画了一幅“活无常”作插图,笔法流畅,神态逼真,为作品增色不少。
  华年早逝的女作家萧红也擅长美术,她创作的第一本小说《生死场》的封面画,就是她自己设计的,画面简练醒目,与书的内容相互呼应。她的另一部小说《马伯乐》的封面设计也出自她自己的手笔:右下角以一个骑马的绅士图案作为装饰,独具一格,这本书已读过多年,但一提书名我就会想起封面上这个骑马的绅士图案,可见给人印象之深。
  作家,顾名思义,当然是指文学写作的专家,然而,由于他们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修养和才华,他们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又岂止是文学一个方面呢?!

  《鬼恋》与海派小说
  知道有《鬼恋》这篇小说是在30 年以前。
  当时我刚来报社工作不久。顶头上司是位博学多识的杂家。一次闲聊时,他问我有没有读过徐讦的《鬼恋》。我回说没有,不过徐讦的名字倒并不陌生,40 年代末期我读初中时,同学中曾传阅过一部长篇小说《风萧萧》,作者就是徐讦。他听了便道:《鬼恋》是徐讦的成名作。现代大学生往往只知经典著作,其实读书的面不妨广一点,杂一点,当个记者什么样的书都接触一点,也许对增长阅历有好处。他还提到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一些作品,像《玉梨魂》、《海上花列传》等等。
  他的话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工作间隙,我便去图书馆寻觅《鬼恋》,却遍找无着。又去外单位一些图书馆寻觅,也不见踪影。此事就不了了之。
  去夏,我因腰腿痛卧床治疗,朋友送来一摞子书,说是让我解闷消遣,其中一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派小说集》,封面色彩颇为醒目,信手翻阅,目录中竟跳出了徐讦的《鬼恋》,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呢!
  作品描写了一个近于荒诞不经的故事:冬夜三更,“我”(某青年男子)在南京路香粉弄附近一家烟纸店门口,遇见一个美得“洁净无比”的青年女子,向“我”打听去斜土路的方向。“我”自告奋勇一路护送。这女子一身黑衣,自称是“鬼”,谈吐却极其不俗。“我”被深深迷住,从此开始频繁交往。她的美貌与博学,使“我”倾倒。一次深夜在她家的畅谈中,她谈到了自己“超人世的养成源于最入世的磨练”。原来她与所爱的人先后投入爱国热潮,不幸朋友叛变,爱人被捕死去,以后一次次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侪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她“历遍了这人生,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生,但不想死,于是扮鬼冷视这人世的变化”。作品的结尾是:她悄然离去,“我”四处寻觅,无有踪影,“茫茫人间,到那里再能会她一面呢?”故事就在“我”的思念之中戛然而止。
  作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不过,细细推敲,“鬼”并非是鬼,只是一个在人生途中遇到过挫折从而消极遁世的女子而已。作品反映了作家对献身进步而遭到失败的人们的一种同情。作家似乎还企图通过这个浪漫故事来挖掘有关人生的哲理,借“鬼”之口讲到灵魂之有无,讲到真假,讲到认识论,讲到道德..引用许多哲学家的语言,实际上表达了作家自身的人生理想,虽然不免有肤浅和牵强之嫌,但也并非全是荒诞和虚幻。
  翻阅了作家的其他几部作品,我有同样的感受。
  令人注意的是,作家在笔墨技巧上却有着现实主义倾向。且看小说《赌窟里的花魂》,作家对一个有过灿烂过去却由于沉溺赌窟而沉沦的女人的描绘:纯蓝的眼白配两只无光的眼珠,有长的睫毛但没有一点油膏的痕迹;上面是自然的细黑的眉毛,鼻子两面有排泄的油垢;面色苍白,嘴唇发干,像枯萎了的花瓣;头发很零乱..我不禁想起了小仲马笔下那个沦落后的玛格丽特。作家把赌客比作一朵花,细腻地描写了他们从绿色的蓓蕾到含苞欲放,以至凋谢、枯萎的过程,借以剖析旧上海腐朽生活蚀人灵魂毁人于世的罪恶,读后令人心悸。
  据介绍,海派小说是近现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带的一种文学艺术流派,常表现机敏多变的艺术风格,被人称为海派文艺。徐讦正是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我对徐讦几乎是一无所知。翻遍手头的几本文学家辞典,

  也只找到一则极为简略的介绍。
  海派小说主题、思想深度是无法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相抗衡的。要从《鬼恋》、《赌窟里的花魂》等作品中发现推动社会发展的主潮和启迪人们奋力改变旧生活的教化力量,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曾在三四十年代风靡过上海滩的一种文学现象,这类作品也提出一些令人思考的问题。诸如它的所长与所短,题材和表现手法上有没有独到之处,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什么角色,算不算是中国新文学主流之外的一脉旁支。凡此种种,对我们这些毕业于五六十年代的文科大学生来说,或讳莫如深,或一片空白。就像听音乐一样,长期来听惯的是主调,除了主旋律,还是主旋律,这就不免影响耳朵对其他音调的辨识能力。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文学现象同样纷繁复杂,而在我们眼里看出来为什么往往是单色调呢?
  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那位顶头上司的话。
  感谢这本集子的编者在30 年后给我补上了海派小说这一课。

  为大汉奸“画”像
  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早年却曾是奔走革命的热血青年,奇也不奇?是贪得无厌,狡诈多变,还是怯懦虚伪,奴颜婢膝?请看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蓝色封面上的这一段文字,强烈吸引我读完了这部长35 万字共490 多页的作品,感到作者通过比较翔实的材料,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上述问题。
  汪精卫曾经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当代的青年人对其人其事,可能相当陌生,即便听到过这个名字,也知之不详。可是,对于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男是女,提起这个名宇,无不恨之切骨,皆曰可杀。这是因为30 年代至40 年代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叛国投敌,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灭我民族的罪恶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汪精卫的名字,就像历史上任何一个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一样,早已盖棺论定,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全面地、系统地研究他的一生,为他作传,并不是为他树碑立传,而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需要。
  且看《汪精卫评传》叙述的材料,汪精卫一生确实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密不可分。他青年时代东渡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南洋。辛亥革命前后谋刺摄政王。在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之中,支持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然而,20 年代中期,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他经历了从革命到******的转变,在抗日战争期间由暗中通敌,到筹组伪府,直至粉墨登场,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干了一系列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最后,病死在日本名古屋,成为不齿于人类的民族败类。研究同盟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不能不研究他;研究大革命史也不能不研究他;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更不能不研究他。这么一个人物,由于是个道地的反面历史人物,人们大都不愿沾边,因而除了汪伪时期出过一本纯属吹捧的略传外,并无专门的传记。作者在研究汪伪政权的基础上,扩大收集材料,写成了这部评传,并得以出版,填补了这一人物的研究空白。
  作者力求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待汪精卫的一生,对他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书中既以主要篇幅叙述了汪精卫从叛变革命,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叛国投敌的活动,揭露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肯定了汪早期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的作用。然而,作者介绍汪精卫一生活动的脉络虽然比较清晰,但对这个反面人物是如何从革命转向******,并堕落为汉奸、罪人的原因,分析似嫌不够,这就使这部著作在关键问题上显得份量不足。这本书的序言认为,写人物评传要努力探索人物个性特点及对社会作用,对人物思想品格,学识才能,爱好特长,人际交往各方面特点,都应全面考察描述,使人物更富立体感,评传在这方面显得比较薄弱。读后颇有同感。我想这也许与作者驾驭材料并从理论高度分析材料不够有关。相信书出之后,作者广泛听取意见并予以修改提高,评传的质量将更臻完美。
  在结束这篇小文时,我想提一下为之作序的张静如先生。写序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书,了解作者。一篇好的序言应该是读者的指导、良友,不足处也不回避。张静如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序言中除说了好话,也指出不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利于发展学术,我以为值得提倡。

  一部催人奋进的专著
  刚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西500 年比较》一书,被专家、学者们称之为“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研究中西比较的专著”。此书70 万字,售价12元8 角,既厚又不便宜。可是,今年三月中央两会召开期间,在宾馆和饭店的售书摊上,却十分走俏,上架不久就销售一空。第1 版印了1 万册,两个月内销售一空,而今重印1 万册,估计上架以后也会很快售完。这么一部主题严肃的专著何以能在书市赢得如此行情?抽了几个晚上翻阅之后,我感到并不偶然。
  引人注目的,首先是这部书的选题。它既通过中西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比较,又全面地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进行中西全方位综合性的比较,而以社会物质生产力比较分析作主线,做到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统一,使读者一目了然。
  时间跨度不同一般是其显著特点。与以前历史研究著作不同,这部书改变了以1840 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的提法,而把中西比较的起点放在16 世纪中叶即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到21 世纪中叶即未来的60 年。透过这500 年的历史,让读者看到:遥遥领先的古代中国,何以在近代世界中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又怎样奇迹般地迈向了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又应如何追赶,其前途又怎么样..500 年间,中国由先进变落后是事实,经过人民的奋斗努力,中国有可能再由落后变先进,赶上西方的发展水平。这部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一味的回顾,而是从回顾中反思,提醒人们吸取教训,扬长避短,实现新的起飞,给人以自尊和自信。
  确实,中国并不是一直落后的。书的上卷题为:“崛起与衰落”。它告诉人们,16 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欧洲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中国并不比欧洲落后,无论是农业生产与技术,手工业生产与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趋势,诸多方面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就以科学技术来说吧,晚明杰出科学家徐光启所著的《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中,就已把中西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作了比较,并运用西方的《几何原理》中的定理使我国古代已有的证明方法严密化。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开创植物学分类的先河,对中国以至世界的医疗学和生物学产生深远影响。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对世界地理学史作出了贡献。
  然而,中国却没有像欧洲一样产生近代科学。其原因是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往往着眼于实际应用,而同一时期西方科学家努力的重点,却在于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探索,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伽里略关于物体运行规律的探索。这一差异导致中国科学虽有重大发展却未能突破传统科学的范围。从经济上分析,中西方存在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之别,中国文化教育的落后,也影响中国产生近代科学。自16 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生产力迅猛发展,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生产力或只有微弱发展,或停滞不前。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屈辱而痛苦的近代阶段。
  500 年不算短,可是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而言,也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回顾过去,为的是更好地认清现在,争取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历史跨进又一个新阶段。40 年来的风风雨雨,有成就,也有教训。而今面临的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要奋进,必须更加清醒、更加正

  确地认识自己,使今后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发人深省,催人进取,这正是它所以吸引众多读者的原因。

  绚丽多彩的风俗诗
  风俗,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句谚语,反映了我们这么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风俗事象上呈现的千姿百态。作为社会生活射影的诗歌,在风俗诗的创作方面同样竞放异彩,岳麓书社将历代有关的风俗诗编辑成册出版,无论从诗歌学术研究,或者从丰富民俗学研究资料,乃至提供诗歌爱好者以阅读欣赏材料,等等方面,都是值得肯定的好事。
  风俗诗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沃土,它的题材大多取自于社会生活的最基础——生产。《历代风俗诗选》所辑风俗诗中,很大一部分反映了各地生产的不同风貌。例如周煌的《吴兴蚕词》:“好是风风雨雨天,清明时节闹桑田。青螺白虎刚祠罢,留得灰弓月样圆。”浙江吴兴、湖州一带历来是丝绸之乡,农家普遍养蚕,每年清明节,育蚕人家设祭,又食螺,谓之挑青,以螺壳散于蚕下,说是赶白虎,门前用石灰画成弯弓形状,以驱蚕祟。诗歌既反映了当地风俗,也反映了江南蚕农祈求生产平安的心态。而刘禹锡的一首竹枝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娳火是人家,金钏铜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则描述了另一种生产形式,即妇女挑水,男子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劳动。烧畲就是在田间烧野草。古代种田常用火把田地中的杂草烧除,草木灰又成为肥料,有利农作物的生长。这首风俗诗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生产特点。
  当然,从风俗诗的特点来看,书中所辑的诗歌更多反映了不同地区各不相同的风俗习尚,诸如婚丧喜庆,生儿育女,节令行事,文化娱乐,美食制作,还有一些名胜古迹,风物传说,地理风貌,土产特产,学林艺苑..其中既有千百年来许多地区、许多民族通行的共同风俗,也有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同风尚,真可谓瑰丽多彩,不一而足。如清人洪亮吉的《辛亥小除夕避债沙河门侧因忆里中旧游及诸胜事爰成十二月词》,从正月至十二月共12 首诗,其中八月中秋说饼辰,九月重阳题糕节,腊月初八家家煮膏粥等习俗,几乎是全国许多地区的共同风俗。而另一首《黔中乐府卜三首》反映的“赛神谣”、“宴客谣”、“嫁女谣”等等,则是贵州地区的特有风俗,这些诗歌读来琅琅上口,妙趣横生,使人了解到不同地区不同的风尚习俗,又从诗歌艺术中得到美的享受。
  在选诗同时,通过注释交代某种风俗的形成背景,也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欣赏趣味。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插遍茱萸少一人。”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诗。提起九九重阳登高,人们无不联想到这首诗。但这一节曰源于何时,却未必尽人皆知,书中通过注释,使读者了解这一习俗的成因,增长了知识。
  风俗诗在我国源远流长,形形色色的风俗,构成我国民俗文化的特有色彩。读着这些诗歌,不仅使我们得以浏览诗歌园地中这一奇葩,也给我们凭添一分民族文化的自尊。

  怨趣怪诗与欣赏
  在诗歌分类中,以某一体裁为范围并从审美鉴赏角度出发撷取同类作品汇集成册的,似乎还不多见。因而,当读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鲜感。
  这部辞书精选了上古至清朝的272 位诗人的680 首名诗,大致以诗人出生先后为序。词语注释以及诗人简介,都融会在鉴赏文字之中。由于是名诗,大部分作品并不陌生。可是,又由于它是从怨、趣、怪的思想范畴及审美角度加以介绍的,有着不同于其他诗歌选集及诗歌鉴赏辞典的特色,对爱好文学的读者来说,还是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我在候车间隙翻阅这本辞书时,竟有若干位同路人被书名及其精美的装帧所吸引,过来打听发售此书的书店,就此可见其一斑。
  怨诗,可以理解为古代诗人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相关联。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到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以至于刘鹗怀着满腔悲愤大谈其不同文人有不同文人的“哭泣”,都离不开一个怨字。诚如吴调公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哭泣”正是他们认为的“苦闷象征”的文学。这也正是身处封建社会思想精神各方面受到压抑的古代诗人的特有发泄方法之一。正由于此,这部分作品在中国诗歌长河中所占的比重,也就特别的大,真是车载斗量,多若星河,即便在这本辞书中,也几乎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所谓的“怨”,又无不打上时代、社会和特定环境地位的烙印。辞书将怨诗分成后宫怨、闺阁怨、苛政怨、贫贱怨、离别怨、仕宦怨、羁縻怨、亡国怨、千古怨等九类,细细琢磨,还是颇有点意思的。
  趣诗,按吴调公先生的解释是:尽管有忧患意识,却善于排遣。读了有关部分的作品后,我以为吴先生此说点出了趣诗的实质。趣诗分机趣、谐趣、傻趣、雅趣、意趣、理趣等类。趣诗之趣,看来大多指形式而言,就其表达的思想感情而言,不少是深沉凝练,耐人寻味的。例如元代著名诗人马致远的《汉宫秋》,写的是汉元帝送王昭君到匈奴后的感怀:“她她她,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她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黄昏;月黄昏,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螿;泣寒螿,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啊!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通过一连串叠句,表现汉元帝嗟叹内心的怅恨,透出一种凄怆欲绝的感情。有的趣诗在趣味之中包含讽谕,读后令人难忘。如睢景臣的《汉高祖还乡》,幽默生动,泼辣诙谐,具有浓厚的戏剧性。而《捕蝗谣》则写了蝗虫无恙,百姓遭殃。还有一些趣诗带有哲理性,如《红楼梦》智通寺联语:“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就带有悟禅味道。
  纯属有趣味的诗作当然也有,如明代唐寅的贺寿诗:“堂前老妇不是人,好像南海观世音。两个儿子都是贼,偷得蟠桃寿母亲。”以欲扬故抑、前抑后扬的手法,造成波澜起伏,妙趣横生的意境。无名氏的《雪景》:“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进芦花都不见。”也属此类。不过总体来看,这类诗作在趣诗中比例并不多。
  至于怪诗,则大多是封建正统眼中的异端意识,无论在创作、立意、造境、用语等等方面都与常规相悖,另见功力。不过,其中选介的有些作品似乎是利用汉字特点,虽有趣,却也难避文字游戏之嫌。如孟姜女庙同形异音

  异义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运用“朝”“长”这两个汉字的异音异义,构成了“海潮有规律,早涨早落;云彩变化大,常长常消”的意思。浙江新昌大佛寺回文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也是这类杰作。从形式与内容来看,如果这两首怪诗放在趣诗类,似乎也无不可。这就涉及怨、趣、怪这三类诗歌的特性问题,虽各有特色,但又有交叉,难以绝然分刈。这点启发我们:划分作品范畴虽有利于阅读鉴赏,然而,分类过细,却又易引起交叉甚至重复。我想,在进一步选编鉴赏类辞书时,能否注意并尽量避免这一现象?!

  十里洋场的闯荡者
  闲来翻阅《旧上海风云人物》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些活跃在旧上海实业界、工商界的巨擘、亨头们的个人奋斗史了。他们大多赤手空拳、孑然一身进入上海滩,闯荡几十年后,一跃成为某方面的“巨商”、“领袖”、“大王”,其主要活动在上海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是怎么利用上海这块宝地大干一番的呢?
  且看“一叶扁舟起家的叶澄衷”。14 岁的浙江镇海少年叶澄衷进入上海滩当学徒时,身边不名一文,在法租界一家杂货铺当学徒。每天黎明,老板让他驾一小船载货到黄浦江上向来往船只兜售叫卖,傍晚回店。就这么干了3 年,他不仅熟谙业务,而且在和外国货船的水手打交道时,学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17 岁后他自立门户,不久结束了江上的飘泊生涯,自筹小店。以后又凭着他的英语口语功夫,攀上外商经营的美孚石油公司,当了跑街,由此在上海发迹,逐步办起火柴厂、丝厂等实业,成为上海滩上举足轻重的巨商。
  再看商界领袖虞洽卿的发迹史。这个在旧上海享誉几十年,以至横贯上海南北的最繁华的马路(今西藏中路)一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亨,15 岁来上海时也是两手空空。颇具滑稽意味的是,他乍到上海一家颜料店学生意时,适逢大雨,由于舍不得母亲给做的新布鞋,他光脚进店,不料店堂潮湿泞滑,他一跨进门就跌了个四脚朝天。迷信的老板见他的跌相煞似个活元宝,心中大喜,认为这是吉兆,会给店里带来财运,于是对他刮目相待,未满师就提为跑街。他心灵手巧,不久就在颜料行业中崭露头角。他不满足经济上的改善,夜里苦学英文,逐渐跻身民用航运业,20 年后成了上海滩的头面人物。
  旧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由于它五方杂处,百业兴旺,花样繁多,名目林立,其特有的激烈竞争的客观条件,给各类风云人物提供充分表演的舞台。但是,同样的条件并不是人人都可干出一番事业的,这就取决于各人的主观努力,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的发家史颇能说明问题。
  周祥生13 岁从定海来上海谋生,做过外国人家里的帮工,也当过饭店的杂工、学徒和西崽,过着贫穷、屈辱和劳累的生活。一个偶然机会,他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他便以分期付款办法,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了一辆旧轿车,由此创业,开办了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当时上海滩上华洋出租汽车公司有多家,只有祥生的生意最好。诀窍在于他的生意经。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的电话号码为40000,这个上口好记的数字,是他通过种种手段与英商电话公司的华洋高级职员套交情、拉关系得来的。他为这个举足轻重的数字大做广告,到处宣传,甚至为装电话的各类用户免费提供金属话筒搁架,目的就是漆上他的40000。至于服务方面做到优质信誉、便民等更不在话下。举例说,他规定不论接到谁的雇车电话,10 分钟内必须将车驶到顾客面前;顾客遗忘在车上的东西,无论怎么贵重,都得物归原主,司机不得侵吞,否则就“炒鱿鱼”。他以“顾客第一”的精神击败各家,独霸一方,成为这个行业中的“大王”。
  其实周祥生的诀窍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是注意在民众中塑造自己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一点给他带来了一本万利,成为上海滩上的实力人物。
  旧上海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曾经活跃在上海历史舞台的风云人物中,有的功绩彪炳,对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作出过贡献;有的功大于

  过,或功过参半;有的则是上海乃至中国的蛆虫,民族的败类。通过研究这些人物的活动,可以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了解上海的过去,有利于把握上海的今天,其中某些人物的奋斗精神,对于明天重振上海之雄风不无借鉴作用。
  “没本事混不到饭吃”——流行于旧上海十里洋场的这句口头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一面。

  雨——在不同作家笔下
  当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同游南京秦淮河,回来后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写了一篇散文,同样题材,各具风采,几十年来传颂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今,我读到的这本《现代同题散文荟萃》(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仅收集了这两篇杰作,而且收集了若干同一题材不同作家的散文100 余篇,细细阅读,真有美不胜收之感。
  就说下雨这个现象吧,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除非是沙漠地带。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中遇到“雨”真可谓司空见惯。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极为普通的现象,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却反映了不同的感受,呈现出不同的风采,集中所收的七篇以《雨》为题的散文,就没有一篇雷同。
  巴金热爱阳光,但有时他也酷爱阴雨。不打伞在雨下走路,这样的事他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为什么? 40 年代初期,巴金在题为《雨》的散文中写道:“我有一个应该说是不健康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住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为了浇熄这心火,我常常光着头走入雨湿的街道,让冰凉的雨洗我的烧脸..”对生活炽热的追求,对人间善恶爱憎的分明,巴金的独特性格跃然纸上。半个世纪过去了,巴金依然是巴金,他胸中燃烧的依然是执著的追求真理的烈火,并没有变。
  雨在郁达夫的笔下,却显得抒情而富有哲理性,且看:“无雨哪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他生长在江南,按理应不喜欢雨的,但“春日瞑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他欢呼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而许多“秋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别一种境地”。短短几百字的文字,显示了郁达夫所特有的风采。
  柯灵的《雨》写出的是人生的历程。学生时代爱雨,因为不识愁滋味,雨带来无限乐趣,可以“推潮头”,可当“弄潮儿”。离开学校后对雨已不复再有童年、少年时代的心情了,但尚有“跑到南山麓下的路亭里听雨声”的雅兴。待到挑上生活担子后,对于雨的心情就由洒脱而逐渐现实:“日来苦雨,每天外出奔走,忙忙碌碌..”特别是雨中归来后的满地脚印,湿漉漉地惹人不快,一股冷气从足尖上升,原来穿了底的皮鞋,吸了足够的水,白袜上满是黄色水迹..在世味如荼,尘俗萦心的情境下,“如置身轭下,我再也飞不起来了”。
  还有林莽写雨中出不去,只有小猫作伴,寂寞凄清中透出几丝温暖;黄钢写八路军因雨而断粮却不改革命壮志的豪情;谢冰莹雨中抒情直至回忆身系囹圄的苦况。
  一个“雨”字,在不同作家的笔下竟衍化成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表现了如此多层次的心态心境,确实令人叹为观止。一个“雨”字,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变化无穷,千人一面,千曲一音,千篇一律,在文学创作的字典里应是找不到的,可惜,在现实中,还常难以避免。原因何在?——读一读这本散文荟萃吧!也许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迪。

  读《晚清文选》的原序与前言
  摆在我面前的《晚清文选》,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重印本。黑色涂塑封面上,以金线钩出雅致的双龙图案,中间嵌以红色书名,庄重中显得醒目。这本书的编选者是郑振铎。原书于1937 年出版,如今重印本问世,罗竹风为之写了前言。在翻阅选文之前,我仔细地阅读了郑先生的原序和罗先生的前言,这本书在我心中的份量,已是十分沉实的了。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时期。前些年由于工作暇余较多,空下来常抓点史书读读,其中不乏晚清的史料。我印象中,那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最屈辱的时期之一。可是,腐朽与神奇并存,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也孕育着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巨大力量。西方学说的大量涌进,各种思潮的竞相表现,使晚清面临封建王朝解体、共和体制兴起这一大变革的前夕。其间出现的文章,更是五花八门,丰富多采。无数符合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的佳作宏论应运而生,其中有些汇入蓬勃兴起的革命洪流之中,在推动中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大运动中,作出特定的历史贡献。郑先生在50年前予以选编出版,是及时而必要的。今天重印,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文选》共分上、中、下三卷,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共选了自林则徐起至阙名止计127 家、480 篇文章。全书厚达八百多页。内容除治国平天下的佳作外,还有论学、书评以至游记之类的散文,反映了晚清一代思想、文化、学术论坛的众多风貌。郑振铎在原序中说,编辑这部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读完原序,确实感到郑先生当年所花下的劳动,仅用“艰辛”二字,是难以概括的。
  1937 年前后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储藏晚清作品颇多的东方图书馆在日机的轰炸下化为灰烬,郑先生失去了这部书的选材基地。然而,他并不气馁,而是一本本、一部部的凭着个人的意志和力量去搜集。他写道:“不知多少个黄昏为它耗在几家旧书摊头,就连旧书摊对这一类近代作品也不注意,往往数日搜访所得不过三两部书而已。”“旧杂志更为难得,像民报复报之类,即是重金以购之,也不见得立时有。即如马建中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前七八年还可得,今则已成绝无仅有的难得之物了。”这一篇篇选文凝结着选编者的几多心血!这些好文章是久已随着时代的“过去”几乎成了“过去”的。可是,它们“对于我们这一个时代,还是对症之药”。这就道出了在抗战伊始,郑先生之所以花这么大力气去选编这么一部《晚清文选》的“微言大义”了。
  罗竹风认为,这部《文选》在选文的比例方面,似有失重现象。作为30年代那样环境下出版的选本,局限性是难免的。罗先生期望有人能在改选基础上继续增补,力求做到、一使晚清思想、政治等变革和发展的主线更加清晰;二根据人物在历史上所起作用,斟酌选文多少,不仅从本章本身价值而且从思想光度两方面着眼。我以为这是行家的远见卓识。前人已经化下如许心血,如果后人再加把力,使这本文选“成为一部供研究中国近代史参考的更加完美的工具书”,还是指日可待的。

  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几年前,我曾听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讲学的鲍正鹄教授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着手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他参与主编工作。这项工程如完成,可弥补中国文学史撰写上近代部分的一段空白,意义十分重大。
  而今,传来了上海书店聘请一批专家学者担任编委和主编,编纂一套含有12 分集、30 大卷、2000 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消息。我面前的这本《中国近代文学争鸣》,就是专家学者们在编纂过程中就一系列具体问题,诸如近代文学的特色,选本如何体现这些特色,“文学作品选”和“文选”的界限,以及选材上如何体现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等等问题展开争鸣的集锦。翻阅这本荟萃各家之见的集子,心中涌现一份由衷的高兴。
  中国近代文学是指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至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这80 年间的文学。它产生于中国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空前激烈的时期,上承中国古典文学,下启现代文学的勃兴,具有我国历史转折时期所赋予的特点。它的形成和发展,构成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研究它,可以了解中国文学是如何从长期持久的古典文学,经过急遽变革的近代文学时期,然后跨入现代新文学的质变阶段的。这就使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更加完整、清晰。
  然而,比起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来,近代文学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究其原因,除思想上重视程度不及前二者外,还与近代文学资料的三个特点,即繁、碎、乱分不开。尤其是清末小说,品种繁多,优劣互见,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手抄孤本,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手里,一般研究者难见其面。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上海书店组织了《大系》的编辑班子,把这些浩如烟海、隐显错综、良莠不齐、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整理,精选出一套有点有面,有各方面代表性而又重点突出的鲜明系统的选本,这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它不仅对研究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广大爱好文学的读者大有裨益,而且也可借此保存一些珍稀版本,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精品,使子孙后代受益无穷。
  目前,编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从《中国近代文学争鸣》反映的意见看,已开始触及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关作品的版本问题,由于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较少见到,而《大系》为显示其文献性的特征,在选本中必须严格按照初版原则,版本的研究也就必然提上日程。相信随着凝集着有关专家学者智慧、劳动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问世,我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也将出现一个可喜的新局面。

  元曲鉴赏的启迪
  也许因为唐诗宋词都已有了专门鉴赏辞典。翻开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诗歌鉴赏辞典》,我首先瞩目于元代部分,特别是介绍元曲的文字,从中感到这本辞书除了在选目上别见用心外,鉴赏文字的撰写也颇具功力,令人开卷有益。
  中国素来被誉为诗的王国,古代诗人之众,诗作之多,可说是浩如烟海。元代,是中国诗歌诸般样式最完备的时代,诗词之外,还有散曲。通常认为,词比诗接近口语。元代散曲比词更要接近口语,更生活化,其描写生活之广、之细远远超过了诗词。尤其是它反映生活的本色更接近于民间的“俗谣俚曲”,辞书有关这部分的选目和鉴赏文字,是充分反映了这个特点的。
  例如在介绍元代散曲的前期作家马致远时,就选了他一首《般涉调·耍孩儿·借马》。作品别具一格,紧扣住借马这一生活事件,运用夸张手法,对一个爱马如命而又生性吝啬者在借马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动作情态,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读着这首散曲,面前仿佛出现一幅极富风趣的谐俗画,又仿佛在看一出讽刺喜剧。作品塑造了一个性格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取得了强烈的喜剧讽刺效果。它打破了散曲写情写景的固有程式,开拓散曲创作的新境界。鉴赏文字逐段予以评析,颇为引人入胜。
  同是运用《般涉调·耍孩儿》的曲牌,元代另一位作家杜仁杰写的是《庄家不识勾栏》,全套由八支曲子组成,写一个庄稼汉进城买祭神祈谷用的纸张香火,意外地被勾栏(元代剧场)前的热闹景象吸引,花了二百文钱进场看了一出杂剧演出,被剧情紧紧抓住,尽管“憋了一泡尿”却不忍离开,还不时为演员精彩诙谐的表演而捧腹大笑,直至剧终。评析文字除逐段评析外,还指出作者艺术热点的中心是庄稼汉不识勾栏的种种心理变化,通篇都是庄稼汉特有的口吻,语言通俗生动,妙趣横生,堪称散曲中的上乘之作。
  所选的元曲小令也颇具代表性。读元曲小令,常能读到非常朴实的民间语言,其中有的语言即便在现在,也时常能够听到。《双调·蟾宫曲·失题》即是一例:“沙三伴哥来嗏,两腿青泥,只为捞虾。太公庄上,杨柳阴中,磕破一个西瓜。小二哥昔诞刺塔,碌轴上淹着个琵琶,看荞麦开花,绿豆生芽,无是无非,快活煞庄家。”作品写了两个名为沙三、伴哥的农家子弟,他们两腿青泥,只为捞虾,还躲进杨柳阴中磕开一个西瓜,为什么?——吃了解渴。作品全用当时口语,几乎没有什么修饰,却活画出了两个农家子弟的生活形象,淳朴自然,使人感到亲切可爱。鉴赏文字逐字逐句评析这首小令,连语气词都不放过,写得十分细致可信。
  元人小令虽然质朴,表现力却相当丰富,辞书选目上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一首《天净沙》,题材同样写秋色,书中所选马致远的绝唱《秋思》和白朴的《秋》意境全然不同。《秋思》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勾勒出一幅苍茫萧瑟的秋郊夕照图,衬托天涯游子孤寂无依的情怀与心境。而《秋》则是:“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将秋天常见的极平常的画面,写得清新疏淡,富有生气。鉴赏文字分别评析并点出其不同的表现特色,使人领略不同的艺术意境,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原来我总以为,近年来鉴赏类的辞书出得比较多了,内容难免要重复,读者恐怕没有精力和财力去一一浏览。看来这有点杞人忧天了。从这本辞书

  的编辑经验看,如果编者能标新立异,选目上匠心独运,鉴赏文字的撰写上不剿袭前人之说,而有独到见解,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确如此书序言所说的“识有深浅,才有工拙,艺有高低”,一本书能否受读者欢迎,关键还在于书的质量!

  清代散曲未见凋谢
  翻开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在后期的诗歌创作领域,元代的散曲与唐诗宋词呈鼎足三分之势。
  印象中,散曲中小令近词,比较雅;而套数近剧,比较通俗和接近生活,较多本色之作。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就是我喜爱的一首。全套八段六百多字,绘声绘色地写出了一个庄稼汉在风调雨顺之年,进城买香火还愿,却被花花绿绿的演出海报吸引,花了二百钱进了戏院看戏。全曲以自述口吻写出了他的所见所闻、演出实况,活灵活现,俗得可爱。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充分发挥散曲格律自由的特长,把要说的话说到了十分,真是响当当的一颗“铜碗豆”,掷地有声。马致远的《借马》、王和卿的诙谐俚俗之作..那嘲笑中的辛辣,都是唐诗宋词中所难以读到的。
  也许正是因为它的辛辣直露,生动活泼,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不受正统文人的重视,作者自身也不甚珍惜,所以曲家之中有专集流传下来的不多。明以后至清人的作品,就更少了。一般曲集中选自清代的往往只有数家十余首。这一现象常被解释为“资料缺乏”,这似乎也是说得过去的。
  近日在书市购得一本去年再版的《元明清散曲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起主编,洪柏照、谢伯阳选注),初版虽是1988 年5 月就已面世,但由于过去没有读过,对我来说仍是新书。翻阅之下,发现其中清人作品近40家共69 首,几占所收作品的三分之一。引我注意的是,这部分作品中,有些出自清代著名剧作家、小说家之手,如蒲松龄的套数《北正宫·九转货郎儿》,孔尚任的套数《北商调·集贤宾·博古闲情》,都是绝妙好曲。前者以辛辣笔触写出当年临考生员的凄惶心情,一个个心慌意乱,如在滚油中煎熬。后者字里行间流露对官场生涯的心灰意懒,虽是作者为《小忽雷》传奇所作的开场白,却可窥见其创作《桃花扇》过程中的悲怆心境,在艺术上也是珠圆玉润,明丽动人。
  集中所收曹雪芹的一首小令一首小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曹雪芹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卓越的艺术才能,他工诗画,在《红楼梦》中,他几乎使用了我国文学宝库中所有传统的和民间的艺术形式,如诗、词、曲、赋、歌、咏..乃至小调、小曲、灯谜、偈语等等,使之成为抒情造境、刻画人物性格,创造典型环境的重要艺术手段。如小令《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就写出王熙凤聪明过头,用尽心机权谋,算计别人,结果反被聪明所误,害了自己,并预示她最后与贾府同归于尽的悲剧命运。艺术上既不脱前人的创作格律,又不拘旧俗而自创新调,曲味很浓,给人以诸多启迪。他的小曲以“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始,写出相思愁恨绵绵不绝的少女形象。全曲12 句,每句都嵌入“不”字,更显得音韵铿锵。
  由此想到,清人留下的散曲作品并不少,只是分散在各种书籍中而已。过去有些学者在整理、研究中,也许比较多的着眼于曲选、曲谱、诗词等文集,忽略了小说、剧作、笔记等的书籍,以致有“资料缺乏”之叹,而《元明清散曲选》的选注者之一谢伯阳先生继前人未竟之志,究20 多年之心力,

  注意从各类书籍中发掘收集,所以能辑得300 余家、4000 多首作品,出版了《全清散曲》,并从中遴选一部分收入此书,其中很多作品是未经人揭示过的。这就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领略到清人散曲绚丽多资的风采。同时也纠正了我头脑中关于散曲在元代以后已凋谢枯萎的误解。
  事在人为,古籍整理研究似也不例外。花得功夫,发幽抉微,不停留于前人的成就,看来,还是会有所发现的。

  从苏轼词风说气度
  苏轼词素以豪放著称。俞文豹《吹剑录》就有一段记载说:苏轼在玉堂时,有幕僚善于唱歌,苏便问他:“我的词比起柳永的如何?”幕僚回答说:“柳郎中(柳永官名)词,是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您苏学士的词,则须关西大汉铜琶琵,铁铮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为之绝倒。
  这则故事说明了苏柳词风之迥异。其实苏轼词的豪放正反映了他为人的气度。这在文学史上是屡有记载的。
  苏轼生在北宋经济繁荣的时代,然而,他个人所身受的,却是一个忧患失意的境遇。他虽然21 岁就中了进士,但官运并不亨通。早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时运不济,后因诗谤之嫌,逮捕入京,终遭贬谪。晚年因新派得势,黜废旧人,他又因文字之罪,远贬海南岛。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郁郁不欢,依然胸怀开阔,气量恢宏,以顺处逆,以理化情,形成豪爽明朗的性格,达观快乐的人生观,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一次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他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以后他多次任地方行政官,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得到人民的爱戴。他在杭州任地方官时修下的苏堤,至今仍是西湖一景,为中外游客留连忘返之所。
  他的人生观形成他在文学上豪放不羁的风格。诗文如此,词更如此。且看他的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在这首词前有一段介绍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无论天时人因多么不利,都能坦然处之。这种善于在逆境中解脱苦闷,安定情绪的胸怀,使他不论遇到何种难关,都能保持生活的常轨和开朗的心境。这正是苏轼所以能开一代词风,名垂青史的原因。
  苏轼的词风反映了他的气度,而苏轼的气度又何尝不是形成他词风的促成剂。二者之间相互关联,值得咀嚼。

  林黛玉的眼睛与红学
  《红楼梦》记不清读过几遍了,却从未注意曹雪芹在描绘女主角林黛玉时,有没有画她的眼睛。最近读了林冠夫著的《红楼梦纵横谈》中《林黛玉的眼睛尚未画出》一文,恍然觉得似有这么回事。于是重又翻开了小说的第三回,果然,林黛玉初进荣国府,与贾宝玉第一次相见,曹雪芹通过贾宝玉的眼光描绘了林黛玉的外貌,写到眼睛时,原脂本却只是一段“一双似目”的残句。如此而已。
  对于小说这一艺术样式来说,人物外貌的描绘,一般观念总离不开眼睛。所谓“画龙点睛”是也,曹雪芹又岂能免俗。且看他笔下的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一对“柳叶吊梢眉”,勾画这个外表娇美,处事干练,可是心地却异常阴险狠毒的“美人儿”,真是再妥帖不过的。而精明干练不亚于王熙凤,却不像王熙凤那样心狠手辣的探春,曹雪芹则用“顾盼神飞”四字画她的眼睛。唯独林黛玉的眼睛没有画出来,何以如此?再读《纵横谈》中另一篇文章《读者给林黛玉补画眼睛》,结论就显而易见的了。
  描绘人物的外貌特征,包括画他的眼睛,是作家塑造艺术形象不可忽视的手段。然而,其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写好人物的精神气质,这种描写又是多侧面的。诸如人物的生活态度,心理活动,兴趣爱好,文化素养,语言对话,甚至活动环境,等等,无一不与此有关。曹雪芹正是在这些方面,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活灵活现了一个特定的林黛玉形象,他虽没有用笔画出林黛玉的眼睛,可读者却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因而并不感到有什么欠缺。
  这个道理所包含的,其实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审美规律。即读者在欣赏作品时,总是在自己的社会经历,美学理想,个性气质,环境教养,兴趣爱好等等的作用下,去接受艺术家提供的艺术形象。恰如林冠夫在书中所分析的,艺术品是客观存在,但艺术形象在不同读者心目中,总不免被涂上一层主观色彩。林黛玉的形象不也是如此。有千千万万个读者,也就有千千万万个林黛玉。曹雪芹虽然没有画出林黛玉的眼睛,可是千千万万的读者却以自己的体验和想象去补画了它。我想,在阅读《红楼梦》时,之所以没有注意作者有无画林黛玉的眼睛,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红楼梦》问世已200 余年,无论从欣赏角度,还是研究角度,都能给人以常读常新的感觉。关键当然在于作品的本身。读读小说中所展现的极其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那千姿百态、各具性格的人物,不仅给读者提供极大的美学享受,还给读者留下驰骋想象的极大余地。随着读者自身生活经验、审美情趣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每读一遍,都有可能从那些早已熟悉的人物和情节中,得到新的感受和体验,甚至有新的发现。就这一点来看,“红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何以历久而不衰,近年更显得热门,似乎就不难理解的了。

  贾宝玉与比较文学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典型,这似乎早已有了定论。我国学术界多年来几乎众口一辞,说他是一个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然而,最近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中,读到一篇题为《叛逆者,还是多余人——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贾宝玉》的文章,认为他并非“叛逆者”,而是一个“多余人”。其中的一些论说,似也不无道理。
  “多余人”这个概念是俄国著名民主主义者、文学评论家赫尔岑评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时提出的,指的是十九世纪对贵族地主阶级感到不满又不能完全和这个阶级决裂的贵族青年的典型。奥涅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文章将贾宝玉与他作了比较,提出一些相似之处。
  例如,他们都出身封建贵族家庭,都是“富贵闲人”,都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可是,他们又不同于一般的纨袴子弟。他们身上都表现出对封建贵族阶级某种程度的否定和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倾向可说是一种叛逆的萌芽,如不断发展,可望走上与贵族阶级决裂的道路,成为一个叛逆者。但事实上,他们在行动中处处表现出性格软弱、动摇,以及出身所赋予他们的弱点。他们生活的圈子太小,离人民太远,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就失去精神支柱。贾宝玉正是由此走上一条向家庭妥协和遁入空门之路的。
  《红楼梦》和《欧根·奥涅金》是我所喜爱的两部小说,文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是我比较熟悉的,因此,读来颇感亲切。尽管我对比较文学素乏研究,对文章的成败得失难以说出什么像样的意见,但从直感上认为,这样的探索还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比较文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早在清末,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提倡取法欧洲,革新改良时,就曾对中西小说进行过比较研究,以期借鉴欧洲小说的创作经验,革新中国传统小说。近代学者王国维通过对中西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阐明《红楼梦》和宋元戏曲史在世界文学上的重要地位。至于现代学者、作家中重视中西文化、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并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更是不胜枚举。《论文集》中谈到的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钱钟书、朱光潜、冯至、范存忠等,几乎都是我国人民非常熟知的人物。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工作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可喜的是,《论文集》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近年来,我国一些目光开阔的学者,已经开始冲破传统的偏见旧习,重视起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新动向。一些高等院校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更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队伍实力。目前,在国际上比较文学有这个学派,那个学派。我以为如果坚持以我为主,又不排斥他人,那么逐步形成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研究学问的“门径”
  偶尔翻阅重版的《中国小说史料》、《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郑振铎先生在50 年前为《中国小说史料》写的序言仍在该书卷首。文中比喻目录版本学对于初涉学问领域者犹如“导路之南针”“照迷之明灯”,乍读似不怎么理解,细细咀嚼,才掂出这个评语的份量。
  中国古典小说,其内容大多与历史紧密联系,《三国演义》《水浒传》离不开历史,即便不是谈史的如《红楼梦》,其题材也与“史”有关。取材于当代生活的小说并不多见。这样,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就离不开历史的探索和内容的考证;而小说版本与故事的变迁,就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基础。如果失去这个版本目录的基础,对于小说的历史以及内容方面的探讨,就失去了依据,其研究结论就很可能流于谬误。这方面有例为证。
  例一,有人评论《水浒传》的社会背景,而所依据的版本,却是遭金圣叹腰斩过的70 回本,据此大谈《水浒传》作者何以要把卢俊义的梦境作为结束的原因,这就铸成了“一错全错”的结论。
  例二,有人把陈忱的《后水浒传》看作是明朝人所写,其根据是“序”上有“万历”的字样;也有人认为它是元朝人的作品,因书的首页的中缝有“元人遗产”4 个字。这就颠倒了历史。
  由此可见,目录版本学对于初涉学问领域者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按郑先生的话说:它“虽不就是‘学问’本身,却是弄‘学问’的门径。未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门循径者,也未有研究某种学问而不明了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之‘目录’‘版本’的”。
  “门径”这个比喻,是十分简明而形象的。确实,有了一部良好的关于某种学问的书籍目录,又有一个好的版本,可以省却许多人的摸索之苦。就这层意义来说,目录版本学的研究值得重视,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更是值得尊敬。孙楷第先生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收语体旧小说就达八百余种。而孔另境先生编辑的《中国小说史料》,则在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基础上,进而收集了散见于诸家笔记里的小说史料,花了多年工夫,扩充而成。这两本书都在30 年代初版,新中国成立后的50 年代再版,而今隔了将近半个世纪到了80 年代,又予以重版,这充分说明了它们的不朽价值。同时,也说明了目录版本学的研究对于促使当前学术文化的繁荣,又是何等重要。它确是进入学问大门的不可或缺的“门径”。
  尽管铺设这一“门径”的人数不一定很多,然而,从事这项铺设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

  读《中国文学批评》的受益
  我不熟悉前中山大学方孝岳教授,读了他的专著《中国文学批评》后,却深受吸引。作者的思想与铺陈方法都能鞭辟入里,行文流畅而且警句迭起,读来令人不忍释手。
  这部于1936 年收入世界书店出版的《文学八论》一书的专著,1987 年由北京中国书店重印出版。作者在导言中写下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点出了文学批评的意义:世界上的人,不能够个个都是文学家,但可以说个个都是文学批评家;否则文学这件东西,不会有这样不朽的价值。
  确实,文学是拥有读者群最广泛的一种文字样式。自然界的风云花鸟山川,凡是五官健全的人,都可以欣赏,而文学作品凡识字的人都可以读,但是否都能道其详,就不一定了。有些内容比较浅近易懂,当然可以一目了然,妇孺都能读明白;而大多数情况是,读了某部作品,或感到写得好,或认为写得差,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文学批评家的责任,就是说出它好在哪里,差在何处。往往经批评家一指点,人们才恍然大悟。因而,尽管每个人都有批评的本能,都可充当文学批评家,但并不等于就是文学批评家。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应该说出人们心中所想到而未必能说出的意思,达到方先生所说的“如我所欲言”,这就把文学批评家的作用陈述得非常清楚了。
  《中国文学批评》共分45 节,从《尚书》中最早的诗的欣赏谈起,上下两千年,囊括了整整一部中国文学史。宣阁在该书的跋中套用大批评家安德诺的话说,“好的文学批评,本身就是文学批评”,这本书同时也是作者的文学批评。书中对杜甫的注重别裁伪体;元好问的注重悲歌慷慨;唐诗则分初盛、中晚期的争辩;宋词的崇拜与攻击,都是搔着痒处,发人深省,字里行间,时出妙论,对各人的批评,又能舍短取长,态度严谨,又心平气和。我以为这个评论是恰当的。
  试看方先生对金圣叹的评价。一般人的心目中,总以为文学批评家对文学作品应该站在旁观地位,作客观的评论。事实不然,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设身处地替作者设想,掌握了作者心理和读者心理,才能作出中肯的评论。方先生认为金圣叹就是一位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这一原理的出色的文学批评家。自来读书人把小说这一类的书,看作是小道,金圣叹用很广博的眼光去看,他在着手评书之前,胸中就怀了一段很奇特的设想,所谓六才子书,就是将这几位作家“绝顶无双的才情”,指点给人。他评这些名作,都能设身处地替作者的心理设想,这种批评眼光,确是他最见本领的地方。所以他的文学批评别具一格,开了一代小说批评风气之先。
  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密切,一代文风的形成往往与文学批评密不可分。方先生在谈到两者的关系时,既阐明文学批评离不开文学本身的风气,又说明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本身风气的互相推动。一种文体发生流弊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批评来做改革的先驱;而一种批评如果操之过急,也会生出毛病,于是文学本身又因之而兴起一种变革。掩卷之后细想,方先生所阐明的这一原理至今并不过时。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所以值得人们崇敬,其原因恐怕也就在这里。

  笔记文学的佼佼者
  以编纂《四库全书》闻名后世的清代名宦纪晓岚(昀),写了一部著名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作品虽不足于与《红楼梦》、《聊斋志异》相抗衡,但在后世影响也相当深远,蔡元培、鲁迅等都曾给予较高的评价。可惜全书篇幅冗长,内容庞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尽管近年已经影印再版,有兴趣读完全书的毕竟不多。海峡文艺出版社经过披沙拣金,编成《阅微草堂笔记选注》出版,使之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阅微草堂笔记》原书24 卷,故事1196 则,杂记作者在京师、河北、福建、新疆等地的见闻,大多托才鬼灵狐木魅作寓言,以阐明一定的哲理,讽喻性很强;也有关于官场世态、风土人情等社会生活的记述;再有一些考辨文字和对物理药性的阐释,内容宏富,包罗万象,虽离不开封建说教,然而对宋代理学的弊端和理学家的“抉摘情伪”,却不吝笔墨,予以攻击披露,确有不少可取之点。因而鲁迅认为它有别于一般的“劝善书”。它所包含的部分生活哲理,今天读来还不失其普遍意义。
  《选注》共选辑了185 则故事,多为优秀之作,每则都加了标题,正文后还有简要的“题释”,点明该篇故事的思想和艺术上的特色。每则的注释简明扼要,让读者一目了然。例如《拘礼而误人命》,说的是一个受理学毒害而迂拙昏聩的人物。一天,他看到一位同僚的孩子嬉戏井边,离井不过三五尺,而在树下做针线活的同僚之妻因倦而瞌睡。他担心孩子会掉下井去,却又顾虑“男女有别”,不便唤她醒来,于是到处找寻这位同僚,却又“雅步缓行”,顾虑走急了有失体统。于是,等他找到这位同僚急步赶往井边时,孩子早已坠井无法救了。这则故事深刻批评了理学家的迂腐。文后的题释言简意赅地点出作品“在客观情势与人物行动的尖锐不谐和中进行讽刺,即事见理,写得比较深刻”。
  文风简洁,写景状物,简雅质朴;议论隽妙,即事见理,叙议结合,可说是《阅微草堂笔记》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选注》在选文及题释中是注意了这个特色的,《许南金戏鬼》可说是一篇代表作。许南金在和尚庙里读书,与一位朋友共榻。半夜里,遇到鬼怪出现,目光“如双炬”,朋友几乎吓死,他却披衣起来,故意利用鬼怪的双炬为自己读书照明,鬼怪反倒隐去了。又一夜,他上厕所,有小僮持烛跟随,鬼怪突然从地下冒出而坐,小僮吓得掷烛扑地,他非但不害怕,还利用鬼怪的头顶做烛台,又进一步以秽纸拭其口,极尽嘲弄之能事,终于使鬼怪狼狈而去,从此不敢再来。全文不过短短200 来字,有描写,有气氛,许南金机智从容的胆略跃然纸上。文后的题释从艺术角度分析作品的特色,简练而得体,很可以一读。
  笔记体作品,不拘体例,题材广泛,同样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宝藏。但由于这类作品数量庞大,精芜混杂,在重新整理出版过程中扬其所长,弃其糟粕,势在必行。如《阅微草堂笔记》这类作品,一度视为糟粕完全排斥,当然不足取,但在纠正过程中全盘肯定,也不尽符合科学态度。我想,这类整理工作,应是大有可为的。

  艺海揽胜与社会效益
  好友赠我《文艺鉴赏大成》(简称《大成》)一书。收到之时,正值读了《文汇读书周报》上阿昌的“书市漫步”《好书自有人买》之后。文中介绍:此书定价20 元,不可谓不贵,却购者不绝,其原因主要是“一册在手,览尽天下精品”。翻阅之余,确信阿昌之言不谬。
  《大成》装帧精美,印刷讲究,155 万余字,按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建筑、园林等九个方面分类,每类精选100 个作品评析,文字均由行家撰写,经王元化、张光年、戈宝权、张庚、黄佐临、张骏祥、贺绿汀、刘海粟、王朝闻等专家学者逐条审定,质量不可谓不高。正文前附有72 幅彩色图片,都是中外艺术中的瑰宝。电影、雕塑等形象化艺术类文字中,还附有作品的代表性插图。读来真令人有美不胜收之感。
  作为一本鉴赏类的辞书,《大成》的编纂出版算不上是首创,在它之前,早就有唐诗、宋词、元曲、新诗、古文、诗经、美术、音乐等不下十种辞书问世,何以在书市萧条的今天,它仍能博得读者的青睐呢?我想,这与它独具的密集型知识功能分不开。试想在今天大多数读者家居条件谈不上宽敞,经济条件也难说富裕,而改革年代时间显得格外珍贵的情况下,案头备有一部“一卷在握,尽览天下珍品”的好书,何乐而不为之呢?编者也许正是熟谙读者的这种心态,以艺海揽胜式的姿态,向读者推出了这部煌煌巨著。且不说书中评析的800 部作品,值得鉴赏细读,单是文艺理论类推荐的100 部著作,就是大有看头的。
  也许因为读的是文科,踏上新闻工作岗位后,大部分时间又是与文化艺术打交道,对于中外古今的作品不得不时时浏览一些,以适应职业的需要。然而,对于文艺理论专著就涉猎较少了,一是由于空余时间实在有限,七折八扣往往所剩无几;二是读这类著作毕竟要化些脑筋,不如文艺作品那么形象好看,因而对许多书是只知其名而不详其略。《大成》的这部分文字给我填补了知识的空白。
  就说嵇康的乐论《声无哀乐论》吧,记得某次采访一位音乐理论家时曾听他提及,当时虽心存疑问,想了解一下其内容,却因采访任务不绝,时过境迁之后也就无暇深究了。因而至今不知这篇乐论说的是什么。不意《大成》中竟有专文评析。原来这位遭人诬陷被害,临刑前犹长叹“《广陵散》从此绝矣”的中散大夫,在音乐史上早就是一位反儒学礼乐的斗士。《声无哀乐论》就是他对传统儒学统治乐坛的一种反叛性挑战,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再如法国哲学家、美学家、直觉主义的创始人柏格森的代表作《笑之研究》。记得若干年前蒋孔阳教授曾给我们的文艺理论版写过一篇美学文章,题目就是《柏格森论笑》,由我经手。可是当年却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对这本书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以致文章刊出后对其意义仍不甚了了。及至这次读了《大成》的评析文字,才知道这本书中的直觉主义美学对现代艺术中的非理性倾向影响甚大。
  类此种种,在翻阅《大成》过程中,不胜枚举,由此感到这部辞书在我案头的份量。无疑,它将增添我的读书之乐,并使我在阅读欣赏之中时有所得。

  也由此感到,而今书市虽不景气,但真有好书,读者也能慧眼识之,关键在于要了解读者的心理,既要投其所“好”,还要导其所“好”。

  让文坛记住她们
  案头这本题名为《皇家饭店》的书,是中国现代12 位女作家的小说散文集。尽管她们的名字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但集中所收的12 篇作品我却是第一次读到,联系这些女作家的生平作为,在时光流过40 年后的今天,仍有一份新鲜感。
  集子的主编、女作家赵清阁在序言中说:“严格地讲,中国现代真正在文坛上有建树有成就的作家不多,而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以数字来计算,“五四”以来曾经活跃在文坛的女作家,不过数十位。其中能以作品传世并为后人所熟知的,就更少了。就以大名鼎鼎的陆小曼来说吧,人们所以知道她的名字,大多由于她与著名诗人徐志摩之间一段缠绵悱恻富于浪漫色彩的恋爱,以及他俩的书信集《爱眉小札》。至于她本人有过什么作品,恐怕知者甚少。即便是学文学的,也不例外。其他如袁昌英、苏雪林、陆晶清、沉樱、罗洪等女作家,连名字也是知者不多,更别说是作品了。
  其所以如此,反映了过去中国文坛对女作家的不重视,对她们的作品很少搜集并介绍。偶尔出版一些有关的书籍,在评价上,也往往显得不够完善和公正。加上有些女作家作品本来就不多,辍笔又较早,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们的名字慢慢在淡化,有的甚至被湮没。43 年前,女作家赵清阁应当时主持晨光出版公司的赵家璧之约,主编出版了这本集子。40 年后的今天,又在赵先生的推荐和赞助之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重印了这本集子,使我们得以读到这12 位女作家当年的杰作,了解她们的创作思想和写作风格,这当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现代女作家的作品编集,历来都是选自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而赵清阁主编的这本集子,却是当年作者们专为编者结集所写的新作,不仅从未发表过,而且其中不少作者是辍笔多年后重新提笔创作的,这就显得分外可贵。12 篇作品题材不同,文字艺术各有千秋,但共同的特点是:思想内涵丰富、健康,读后令人难忘。如冰心的《无题》,文笔清丽干练,意境卓越深遽。20 年未写小说的冯沅君,为这本集子写了短而精、简而工的作品《倒下了这个巨人》。陆小曼辍笔20 年,为集子写了小说《皇家饭店》,作品描写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妇婉贞,为了能赚几个钱贴补家用,应聘去皇家饭店担任专售化妆品和饰物的柜面女职员。作家通过女主人公特定的视角,观察各色人物,心理刻画生动细腻,富于戏剧意味。此外还有王莹的《别后》,陆晶清的《河边公寓》,沉樱的《洋娃娃》,也都各具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这12 篇作品中有的是作者唯一的小说创作,今天读来更具文献意义。
  看来,整理重印一批有价值的现代作家的作品集,是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书很少引起书评界的注意,《皇家饭店》我也是偶然读到的。时光流逝,物换星移,这12 位女作家中已有多位作古。在世的有的滞留国外,有的虽尚健在,却早已告别笔墨生涯,只有冰心老人仍未脱离笔耕。在这种情况下能读到她们40 年前的作品,感受到她们当年努力开垦的精神,看到她们的文采风格,确实值得一书。
  愿文坛永远记住她们!

  《负暄琐话》的况味
  读比较优秀的笔记类文字,常有一种似嚼橄榄般的回味,初入口时味淡淡的,越是咀嚼,味道越浓。最近读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负暄琐话》就有这种感受。
  这本书的作者是张中行,名字并不广为人知。从书的内容看,他应是一位学识渊博颇具阅历的长者。所收60 余篇“琐话”,以谈人物为主,其中既有赫赫有名的学界名流,也有虽非名流文章却颇可一读的奇才。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涉及二三十年代北京的风物掌故。全书行文朴实清淡,名为琐话,貌似悠闲,实则不然,细细况味,很可以体会作者写作时的心境,以及为何自称“主观上是把它当诗与史来写”的缘故。
  书中写到几十个人物,章太炎和胡适可算是名流中之名流了。关于这两个人物,作者由于接触程度不一,写法也就各异。对章太炎,作者只是听过他的一次课,所写也仅是个印象。然而,从这个印象中也可以窥见这位国学大师学问精深,为人正气之一斑。同时也看到他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脾气。他上课常引经据典,谈话诙谐而兼怒骂,作者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石敬瑭啊!”其时是“九·一八”以后不久,老人言谈中的沉痛之情令听者动容。
  写胡适,就是另一种笔触了。胡适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事迹尽人皆知,他的学术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经史子集,无所不问,无所不写。如何评价他?作者避开了这个大题目,而是写了几件琐事,其中之一是他对周作人的诗谏。1938 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京大学教授中尚住北京的,有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传到西方,其时胡适在伦敦,就给周作人寄来一首白话诗:“藏晖(胡适化名)先生昨晚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周作人的书斋名)中吃苦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冲出门,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深意重,表示劝勉,可惜收诗人当时未能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一番雅意。文中也写到胡适为人处事上不能令人首肯的作为。从琐事中勾出胡适其人,打破几十年来写胡适的文章多为单色调,甚或剑拔弩张的惯例,让读者透过这些“琐事”自行判断。
  说是“琐话”,其实并不真是琐屑,即便是写老北京风物掌故的文字,也并非全是怀古,抚“昔”之中也包含对“今”的某些期待。《早期的烤肉》即是一篇。
  北京有两家著名的烤肉铺,一家名为“烤肉宛”,另一家名为“烤肉季”。作者写的是30 年代这两家铺子的营业情况,其中花笔墨较多的是烤肉宛。文中详细描绘了当年作者偕友上烤肉宛吃烤肉的情景:简陋的烤肉设备,待客热忱而效率高的烤肉铺主人,以及价廉物美、风味独具、热腾腾的烤肉滋味。文章最后一段写到80 年代重临烤肉宛的情景:简陋变堂皇,单一变多样,烤肉设备早无,堂吃以炒菜为主,点的烤肉送上既不热,也缺少当年的香味,勉强吃一些,结账时令人咋舌。读至此不禁使我产生若干感慨。60 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工作了将近一年,有朋友招待上烤肉宛吃了一次烤肉,那设备,那热忱,那烤肉香味,与《琐话》描述30 年代的情景相差不多。吃完抹嘴出来,感觉上颇有一种温热。而今时代在前进,简陋变堂皇,单一变多样,当然不是坏事,但失去了烤肉传统特有的热和香,恐怕就不能说是好事。文章的微

  言在此是十分显见的。
  《琐话》写的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昔日之“境”。追昔往往难免伤逝之情,这本书的某些篇章对已成广陵散的人与事的感伤,较之对未来的期待似乎更打动人。也许这正是笔记类书籍的一个特点吧!

  孩子的梦与人生图画
  可能因为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对于写孩子的书,不再那么注意了,闲暇翻书的范围也大抵离不开兴趣所在的文史一类,加上生活中又很少接触孩子,当代孩子的真实形象,在我视野中渐渐模糊起来。读到江西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简称《梦》),我始则是新鲜,继则是震惊,一个直觉是:孩子们的世界不简单!
  《梦》是一部梦幻体短篇小说集。作者董宏猷是武汉的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他在自序中谈到创作的动因时,说起他女儿的一个真实的梦。他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每天一放学就开始做作业,一做就做到晚上九十点钟。一天晚上她实在太疲倦了,竟伏在桌上睡着了,摇醒她后,她说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发明了一台“作业机”,脚一踩,作业就做完了。
  就是这么一个虽单纯幼稚,却反映一个6 岁孩子的心理现实和客观现实的梦,促使作家去搜集孩子们的“梦”,希望在此基础上有所创作。然而,结果却是失败的,几百个孩子写在纸上的“梦”都变成了干巴巴的“八股”,把真实的“我”掩盖了起来。作家由此猛省:“纸上的梦”与“真实的梦”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壁垒,应该走进壁垒封闭的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孩子们的深层心理,才能写出孩子们爱看的作品来。《梦》就是作家循着这条思路努力探索并实践的结晶。作品以年龄为序——从4 岁到15岁,写了一百个孩子的梦,写的是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折射的却是纷繁复杂的成人社会。且看——
  《我要爷爷的小轿车》。写的是6 岁的“他”,从前,他去幼儿园,出去玩,都是坐爷爷的小轿车,可是,最近爷爷没车了。于是,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的小轿车属于贝贝的爷爷了,贝贝和他爷爷坐上小轿车,他气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爷爷来哄他,他朝爷爷的脸上就是一巴掌,最后小轿车又归爷爷,他得意了。..
  《没门窗的房子》。清明节,爸爸妈妈带着6 岁的他去给奶奶扫墓,他发现奶奶的房子没门没窗,他又想起奶奶。爸爸看电视,妈妈在床上躺着织毛衣,奶奶在客厅里哼哧哼哧洗衣服..
  《魔幻电子琴》。她6 岁,小学一年级学生,晚上,她想看电视,想看《花仙子》,可爸爸不让看,要她练电子琴。她气鼓鼓地将电子琴音量调到最大一档,速度调到最快一档,将节奏和器乐声乱按一起,房里响起了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声音。爸爸用来教训她的棍子掉在地上,大声呻吟地在地上打滚。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着魔似地跳舞..
  6 岁孩子的梦,反映的只是6 岁孩子所能接触的生活以及心理。可是,读了这些个梦,谁能说其间没有人生的甜酸苦辣。
  随着年岁的增加,孩子的梦也在“长大”。《“神童”的梦》写了某大学预科班一个10 岁的孩子,在星期天前夕所作的梦。星期天,爸爸乐颠颠地又要带他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让他出去玩,他讨厌记者,见到记者就大腿打颤,他的恐惧心理一直带到梦中。《他有多少恶梦》写的则是一个只念过一年书的13 岁的孩子,父母离异后各自组成新家庭,但都不要他。他流浪在外,入了盗窃团伙,多次被公安机关抓获,释放后又去盗窃,又被抓获,放后又盗窃。..他的梦既可怕又可悲。

  一百个孩子的梦,反映了一百个孩子的人生。然而,他们的人生并不孤立。他们虽是孩子,从他们的梦中,同样可以品味整个人生。作者并不因为写作的对象是孩子,便降低了人生的况味,而是从更广阔的人生视野上探掘孩子们的内心,反映儿童的现实人生。作品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富有儿童文学的特色,但是,成年人看后却同样引起震惊,引起深思。

  走笔话“青楼”
  青年时代读唐人传奇,独醉心于《霍小玉传》和《李娃传》。
  两传的主人公都是色艺超群的长安名妓,她们不属教坊隶籍,行动较为自由,可以自主接客,一旦遇到风流倜傥的青年才子、贵家子弟,就不顾一切地倾心相爱,并托以终身。但两人的结局却大不一样,霍小玉由于男方囿于家族利益在感情上的背叛,而好梦成空,饮恨而亡;李娃则苦心孤诣,感动男方并得到其家族的认可,被明媒正娶成为一品夫人。论艺术特色,两传都以情节委婉曲折、描写细腻传神见长,鲜明丰满的人物性格,亮丽畅达的语言艺术,令人读来唏嘘嗟叹。虽如此,在感情的天平上,我对霍小玉似乎更多地倾注一分同情。这个美丽、聪慧、出身王府却命薄如纸的青年女子,尽管以试探的语气向男方提出“八年欢爱”,此后任男方另娶高门的最低要求,最后仍被遗弃。在临终前她从肺腑中喷涌出一股悲愤之情,那一段语言几乎字字泣血,每每读到蒋防含着深情的泪花写出的这个结尾时,我不禁为之动容,为之伤神。
  由霍小玉而联想到一些类此题材的作品。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发展史,描写爱情的作品多若繁星,可最能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超越礼教、追求平等的篇章,而其中描写青楼生活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我在想,妓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值得讴歌的对象,何以历朝历代的文学大家却不吝笔墨独钟情于她们,写出一部又一部的传世之作。我冀求答案,却又在零零落落的作品阅读中,找不到一根明朗而清晰的线索。前几天意外收到了《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以下简称《青楼》,陶慕宁著,东方出版社出版),灯下端坐,数夜读完,我印象中的那些作品,就像散落一地的珍珠,忽然有了一根主线使之成了串,脉络纹理都清晰起来。我心中的那份喜悦,可以想见。
  作者将中国文学史上涉及妓女以及因妓女而产生的作品,概而括之为青楼文学,并放在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下考察,进行总体研究。通过对唐代青楼文化格局的论述,对宋人性心理的发掘,对明人乐籍制度的考据以及明末江南人文声妓之盛的评价,揭示历代妓女的悲剧生活及其荣枯史,并以此为线索,将散见于各朝各代的青楼文学作品贯而穿之,使人在阅读中不仅看到它的来龙去脉,而且透过当时社会的文化层面发掘其内在的价值。
  妓女现象和妓女生活本是社会的阴暗面,其实质是可悲的。在封建社会,一个妙龄少女沦落风尘无论是自愿或是被迫,都是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她们也许能避免成为某一男子传宗接代工具的命运,却无法改变自身作为整个男性社会玩物的本质。其中的佼佼者,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唤醒了意识中的自尊自爱,不再甘心于送往迎来的风月生涯,企图跨出青楼的门槛,从士林中物色一位才子以托终身。但妓女的职业使她们无法获得真正的爱情,在与社会与命运的抗争中,她们往往是个失败者。不少严肃作家面对这样的事实,怀着深深的同情,注视并关心她们的命运,从不同方位观察她们那悲剧性的生活和心灵轨迹,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霍小玉和李娃是其中十分出色的两个艺术形象。
  霍小玉的遭际,带有普遍性,她的悲剧不仅仅因为李益“始乱之,终弃之”的薄情无义,更主要的是封建的门阀等级婚姻制度,使她不可能跨进男方那个社会。对比之下,李娃的喜剧结局就显得十分偶然。作者白行简企图

  通过作品标榜李娃的“节行”,以弥补男女双方门第等级的悬殊,为某些才色双全的妓女描绘一个光明的前景。但这仅仅是理想,与现实生活毕竟差距甚远,其作品的深度与力度就相对地显得不足了。
  青楼文学发展至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才真正把妓女的人格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青楼》一书的作者用比较的方法从不同的社会背景出发,从灵魂的异同剖析杜十娘与霍小玉这两个艺术形象,提出了身处不同时代妓女的精神觉醒。较之霍小玉的凄婉缠绵、余情不断的死,杜十娘投江之举当然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同为遭人遗弃,杜十娘身处资本主义萌牙的明代,她的悲剧就不只是霍小玉的简单重演。她的性格较之霍小玉更为深沉内向,灵魂识见较之霍小玉更胜一筹。她不是死于被抛弃,而是死于不愿再被凌辱。说她的死是人格意识的觉醒,是对社会的抗争,并不为过。

  青楼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一份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青楼》一书不仅研究了青楼人的精神产品和中国青楼文化,还系统研究了中国历代妓女的灵魂史,填补了文化史与文学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值得重视。

  文人写文人与凤凰不死
  案头这本新书《文人笔下的文人》,是从朋友处借来的,原意不过想随便翻翻而已,不料一翻之下便不忍释手,一个晚上读了大半本,如不是次日必须上班,真想漏夜读完呢。
  这本散文集共收辑“五四”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作家之间相互忆念的文章103 篇,被忆作家有鲁迅、周作人、夏丏尊、柳亚子、胡适、许地山、叶圣陶、张恨水、徐志摩、郁达夫、茅盾、朱自清、闻一多、老舍等53 人。撰文者也都是现代著名作家。文人写文人,真正做到写其人,记其行,文笔好,感情真,几乎篇篇都是值得阅读欣赏的好文章。
  1919 至1948 年这30 年间,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艺发展时期,其间不断涌现大批才华洋溢的文人作家。他们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眼见祖国大地战乱频仍,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纵有千般文情也无法挽回乾坤,大多陷于思想苦闷和物质拮据的困境。其中有的因寻求真理而遭迫害,甚至枪杀;有的因贫病交迫而过早夭亡,即便是以笔墨和人格在文坛享有盛名的知名作家如夏丏尊、朱自清等,也难以改变自身的恶劣处境,最后在贫困和苦闷的煎熬中离开人世。这本文集中收辑的忆念文章,就这样真实而生动地勾勒出那个哺育文人而又吞噬文人的可诅咒的时代。
  文人与文人,交往多,理解深。文人写文人,除了写出那个苦难年代给予他们的特定遭际和性格,也写出了彼此在深刻了解基础上构成的真挚友谊。那怕被忆者已落伍,已变节,却也能情辞恳切地道出其所以如此的渊源。郑振铎《惜周作人》一文就如此。周作人投敌的那段不光彩历史,已是众所周知。郑先生于1946 年1 月间写下的这篇文章,除从周作人当年持“必败论”以及“安于逸居”等方面分析他投敌之原因外,还从癖气和性格上分析他与其兄鲁迅的差异:鲁迅真挚而爽直,而他则含蓄而多疑,貌为冲淡,实则热中;虽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之后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对周作人过去在文坛的成就,全文始终“恋、恋”,一种痛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令人深受感染。
  有些被写者今尚健在,而撰文者业已谢世。子冈的《冰心女士访问记》就是一篇谈家常式的朴素而又生动的散文。子冈是著名女记者,不久前刚故去。她笔下的著名女作家冰心是一个十分可敬可亲的形象。当她问起冰心与吴文藻之间的恋爱时,冰心说:“我和文藻是在出国时船上认识的..为什么在许多朋友中独有他会和我好起来呢?就是为了他的直率与真诚,他成了我的朋友,之后我们时常互相寄书传看,每星期总有两次。”寥寥数语,写出了一个坦率而重真情的冰心。
  这本书是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中的一本,编者在宗旨中申明,“丛书”专刊旧籍,不收新作,所以取名“凤凰”,是因为“俗说凤凰不死,死后又会再生”。我以为这个名称取得好。这本文集中被忆者与撰文者大多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精神风貌及优秀的文章将永远留在人世,给后来者以激励。我理解这就是“凤凰不死”的最好注释!

  弘一法师为什么出家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物》杂志,是我爱读的刊物之一。每期到手,总有一些文章引人注目。今年第2 期刊登的黄萍荪的《弘一法师口述:我在西湖的出家经过》,就是一篇值得细读的佳文。
  关于弘一法师出家的真实动机,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愤世嫉俗”,有说“祖业破产”,有说“雁行龃龉”,也有说“忏悔余生”,至今未有定论。年前读弘一法师书信集,见他给学生的信中多次谈到,如果在俗世无法摆脱烦恼,不妨出家为僧,并说这是追求宁静,达到内心平衡的最好出路。《我在西湖的出家经过》实是法师这一识见的佐证。
  这篇完成于30 年代中期的回忆文章,是弘一法师当年应《越风》文史月刊编辑黄萍荪之约,由法师口授,厦大学生高文显笔录而成的。由于战乱频仍,世事变迁,文章一直未能公之于世。直至事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经黄先生重新发现,并注释发表,我们才有幸读到。文章约6,000 字左右,内容看似回忆琐事,并未道出法师当年之所以由尘世贵公子遁入空门出家为僧的底蕴,但细细咀嚼,字里行间透露他对出家人摆脱世事羁绊,晨钟晚祷,过着一种宁静无求生活的向往。从中也反映他抛却世事,专修净业的心境所在。
  杭州堪称佛地,寺庙多达2000 多所。法师在俗时曾三赴杭州,第三次时间最长,住了10 年,他执教之余,一个人常跑到西湖边上景春园茶楼的楼上喝茶,茶馆附近就是享有盛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他常去感染寺中的气氛。一次他和夏丏尊同去湖心亭喝茶,闲聊间夏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当和尚倒是很好的。”他听了觉得很有意思。法师在回忆文章中把这件事称为“以后出家的一个远因”。
  后来他从日本杂志上看到断食可治多种疾病。他因患有神经衰弱症,也想试验以断食方法治疗,就跑到杭州虎跑寺去住了半个多月,感到心情十分愉快,回来后就开始吃素。冬天,他房里也开始供菩萨像,并天天焚香。这年放年假他未回家,就住在虎跑寺内,并备了僧衣穿上。次年初,夏丏尊来看他,见这般模样,便说他非僧非俗,“还是赶紧出家的好”。于是他就下决心正式出家,不久就在灵隐寺剃度为僧。法师在回忆文章里,把这说成是他之所以出家的“近因”。
  从文字上看,弘一法师的出家,其远因近因似乎都与夏丏尊有关。其实这只是皮里阳秋,表面文字。他下决心成为一个真正的一肩云水,竹杖芒鞋的苦行僧,自有内心的独特思考。黄萍荪先生在评释中分析了法师出家前后的一系列作为,认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满怀爱国热忱,但现实社会却是军阀混战,外侮日亟,国有瓜分之虞,民无宁日之苦。作为一个爱国者,要么揭竿而起,与反动统治者作不屈的斗争;要么削发入山,眼不见为净。法师选择了后者。我以为这是符合法师当年的思想实际的。
  且不说法师在俗时曾为一热血青年,虽曾章台走马,出入歌场,极尽倜傥风流之韵事,但爱国之心始终未泯。就是在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已做了19 年和尚的他,愤于日寇之侵华,在厦门以出家人身份向僧俗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厦门未沦陷时,日军某舰队司令动之以“国师待遇”,劝说他赴日,他正言拒绝说:“敝国虽穷,爱之弥笃,..纵以身

  殉,在所不惜。”言正辞严,一个爱国高僧的形象,跃然纸上。
  前些时候读弘一法师的书信集,感受到他对社会对生活对朋友的极其认真的态度。他之所以选择出家,确有其内心世界与现实社会、生活环境极度矛盾冲突的因素,为解除烦恼,求得安宁与心理平衡而走上削发为佛弟子之路。此次读他的回忆文章,觉得透明度固然欠高,但这种心情仍然有所流露。

  天涯何处觅知己
  多年前曾读过苏曼殊的一篇小说《断肠零雁记》,故事写得相当动人,大意是出身于中国和日本的两个不同民族血统的异性青年,因为亲戚关系和共同情愫而相遇,产生了热烈而又无望的爱情,终于又被拆散,男青年遁入空门,过着清寂的寺院生活,女青年柔肠寸断,试图挽回感情的一切努力都属枉然。作品文笔凄婉,描写宗教与爱情的冲突缠绵悱恻,令人难忘。
  苏曼殊的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求学时曾读过他的诗作,那些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淡远清隽,犹如空中袅袅的青烟,曾给青年时代的我增添诸多幻想。由诗而想了解人,只知他身世不凡,颇有神秘色彩,年纪轻轻就皈依佛门,当了和尚,一生飘泊无定,浪迹天涯,35 岁那年在孤寂中谢世。至于他的血统却是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有说他的出身纯属日本民族,有说他双亲都是中国人。最近收到友人寄赠的《从磨剑室到燕子龛——纪念南社两大诗人苏曼殊与柳亚子》一书,作者是柳亚子的长子柳无忌,书中多篇文章述及柳亚子与苏曼殊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特别是柳亚子在苏曼殊身后为之搜集遗著、考证身世的论述,更为详尽。苏曼殊的身世也在阅读中逐渐明朗。
  苏曼殊出生于1884 年,柳亚子迟他3 年。早在本世纪20 年代,柳亚子所著《苏玄瑛新传》中就为苏曼殊的身世描出了一个轮廓。然而在苏的血统问题上,囿于当时的材料,误认为他的父母都是日本人。后来亚子先生从苏曼殊在日本的同学冯自由处了解到广东中山(原香山)县沥溪乡苏氏家属的地址,于是就抓住这条线索开始与苏曼殊在各地的亲戚、同学通信,提出问题,寻根追踪,发掘资料,终于推翻早先的结论。原来苏曼殊的父亲是广东中山人苏朝英(字杰生),生曼殊时经商于日本横滨,娶有日本妾河合氏。苏曼殊的生母即是河合氏的日本下女,也有说是河合氏的妹妹或近亲,她生曼殊后就回乡下,一去不返,以后曼殊就由河合氏抚养。终苏曼殊一生,只知河合氏是他的生母。柳亚子据此重订苏曼殊年表,撰写《苏曼殊传略》等著作,使苏曼殊的早年身世得以大白于天下。
  从柳无忌的介绍中看出,柳亚子从事苏曼殊的研究,自1926 年起,至1940 年止,延续有14 年。其中1926 至1932 年、1939 至40 年这两段时期他全力以赴,编成《曼殊全集》的最初定型本,后来又写就《曼殊余集》,对这位浪漫诗人的研究,贡献极大。他还曾抄缮了一千五六百页的北新书店本的《曼殊全集》。到了第二时期,他困处于日本人占据的上海孤岛,他自号书斋为“活埋庵”,花了半年时间又亲自誊录了多至2500 页、50 多万字以上的《曼殊余集》。
  苏曼殊生平行事缥渺,不可捉摸,既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又淡然处置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散见于各处,给柳亚子的征集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亚子先生知难而进,孜孜以求,积十余年的时间与精力,一以贯之,不仅研讨其作品,还广征他人有关的文字,经过披荆斩棘的创始工作,他为苏曼殊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使后来的研究者不走弯路。
  古今中外评价一个艺术家的伟大,并不单单看他个人的遭遇,而主要根据他作品本身的价值。苏曼殊作为近代文学史上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有他独特的生活和个人经历,他个人的不幸和痛苦,也许会博得一些人的同情,但那是短暂的,只有他把自己独特的生活感受和感情融进自己的作品中,创造独具风格的艺术形象,才是永恒的。人世的一切都会随潮流而转移,而在新

  陈代谢中,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虽经历史的变迁磨练仍会发出光彩,为后来者所欣赏。苏曼殊的作品应该说是属于后者。作为他的挚友,亚子先生深切地了解到这一点。曼殊作品中流露的某些消极颓废、悲观厌世情绪和思想,曾引起不少批评家的非议。但柳亚子却透过苏曼殊某些貌似怪诞的行为,看到他内在的人格,认为他不是真正的遁世离俗者,只是入世不为世所污;他不是真正的醇酒妇人,只是想借以消心中块磊,慰藉他痛苦的一生;他有热烈的心肠,进取的思想,晚年虽形似退守,实际并非真正的向后转,标榜的仍是一种由极端激情而发生变态的言论。确实,他所怀改造社会、国家的一腔热血,在早期作品中随处可见。基于此,促使在个人经历、处世原则、诗作风格与之迥异的柳亚子十数年如一日坚持为亡友编纂遗著,考订身世,使今天的文学爱好者能较全面地了解这位终身未婚、抱病早逝的浪漫诗僧的作品和为人。
  柳亚子不愧是苏曼殊的天涯一知己。掩卷之余,我不禁发出如是感叹。

  岁月历磨犹鲜灵
  读《陆灏新闻作品选》,我自然地有一种温馨的亲切感。当年在我人生道路的选择中,这些作品曾给我以启迪,激励我走上新闻记者之路。
  我自小酷爱文学。记得1954 年前报考大学文科,填志愿时颇费踌躇。在举棋不定之际,我从报刊上读到了一些记者、作家撰写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其中就有着陆灏采写的鞍山英雄谱。那一个个闪烁时代风采的英雄人物,使我神往。我年青的心被激起了波澜。少年时代,我曾梦想当个战地记者,出生入死采访英雄,那多么富有浪漫色彩。可是,随着战争硝烟的消散,和平建设开始,我觉得生活太平淡了,做记者之梦渐渐淡化。是陆灏和一些新闻界前辈的作品改变了我的观念:记者在和平建设环境中也同样大有作为。于是,我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了“新闻系”三个字。
  37 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离开学校踏上记者工作岗位也已30 余年。而今,重读陆灏的作品,扑面而来的依然是那股沸腾火热的气息。从那一个个活跃于纸上的人物身上,我感受到那个时代跳动着的脉搏。那无私奉献的精神,依然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岁月历磨犹鲜灵,为什么呢?掩卷沉思,我悟到并不奥秘的一点,就是真实。
  且看《他从乡下来》中的那个混凝土工人李有财。乍进鞍山大工厂,他眼界大开,兴奋得睡不着觉。然而,强烈的农民意识,又难免使他与大厂子有些格格不入。瞧,下班了,他脚上拖着公家发给劳动保护的长统胶鞋,而把自己新买的球鞋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支书看见了,用生活中常见的实例告诉他公私关系的道理。他听了满面通红,坐下来慢慢脱下胶鞋,换上了自己的新球鞋。农民李有财就这样逐渐变成了工人李有财。一次,他发现混凝土灌浇的基础不合格,便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直至上级同意重新施工,而他的双手却因过度操作而皮破血流。整篇特写没有浮词,更见不到大话空话,作者如叙家常般娓娓道来,却显得那么真实可信。
  再看《王崇伦的故事》中那个几乎家喻户晓的主人公王崇伦。这个以技术革新闻名全国的英雄人物,并不是生就的觉悟高。他技术好,能干活,可私心也不小。一次涨工资没挨上就闹了情绪,自己给自己放假去捡粪。但这毕竟是件别扭事,于是他怕见熟人,最后还是逃不了大伙儿的教育。他知道自己胡里胡涂干了件不漂亮的事,只得重新去上班。工人弟兄们热情欢迎他。他内疚了,感到要好好干活,于是接二连三地搞技术革新,创造了许多新工具,一年竟完成了四年多的定额。作者通过对王崇伦内在性格的刻画,使我们看到英雄出自平凡,身上也有弱点、缺点。这样写英雄人物就有血有肉,令人难忘。
  真实来自于生活。陆灏在50 年代初期任《人民日报》记者,经年累月在基层采访,一年一度的春节都很少回家团聚。他夫人怀第一个孩子临产在即,他仍奔波于鞍山工地而未能赶回北京家中。由于他熟悉采写对象,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就能真实地表现他们。我想,他的作品之所以至今读来仍令人觉得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吧。

  好新闻与记者的样子
  新闻是可以写好的,而且可以写得很杰出,读完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普利策新闻最佳作品集》,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声誉很高的一种奖项。它每年评选一次,主要依据作品在采访中花出劳动的大小为取舍。集子所收的31 篇作品,是从大约2000篇获奖新闻和特写类作品中遴选出来的。如果要问什么是“好”新闻,那末,这些作品形象而生动地作出了回答:它不仅能给读者提供信息,并且能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兴趣。集子中所收的每篇作品,不单是采访出色,写作上也颇具特色,它能触动感官,使读者在阅读时有身临其境,亲历其事之感,因而也就深受感染。美联社记者柯克·辛普森于20 年代采写的《军号鸣呃安勇士忠魂》就是这样一篇传世名作。
  “今晚,一位从法国归来的美国无名阵亡战士在他祖国的浩渺星空下安息了。他曾鏖战疆场,如今回归了家园。”报道一开头就无限深情地告诉读者有这么一位无名战士魂归故土。接着又以庄重抒情的笔调娓娓记述了这次由美国总统亲自主持、三军将士出席的隆重葬礼,同时谱写了一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阵亡将士的深沉颂歌。作者观察深刻,文笔细腻,议论精辟,通篇读来感人至深,其情其景,令人萦绕于怀,激起对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的无限崇敬之情。
  好的新闻作品应有力度,文风自然,不做作,而且注意具体细节的描写,使人读来饶有趣味。很多获奖新闻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乔治·韦勒采写的《水下紧急手术水手死里逃生》是其中之一。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助理药剂师在潜艇里做的一次阑尾手术:1942 年的某一天,美国一艘战艇潜入水下,上面是日舰游弋的敌人水域,一位19岁的水兵突患阑尾炎,能给他做手术的海军外科医生,距离最近的也远在数千英里以外。只有一个办法可防止阑尾穿孔,挽救年轻水手的生命,那就是船员自己做手术。于是一名23 岁的助理药剂师破例担任主刀,许多官兵成了他的助手,在既没有手术器械,又缺乏临床经验情况下,通力协作,历时两个半小时,终于做完了手术。水兵睁开双眼后第一句话是:“我还要拚命地干!”而汗水淋漓的官兵们,正在晾他们代替白大褂的睡衣。通篇没有一句议论,但通过现场气氛特别是细节描写,将全艇官兵的奋发精神烘托无遗。
  除了“陈述性”新闻报道外,集子还选辑了一部分“调查性”报道。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除了如实采写某些正在发生的事实外,还需要与一些腐败现象和违反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特别是与政府有关的某些违反公益的行为作斗争。“调查性”报道就应运而生。它首先要求记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道德观,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深入细致的采写作风。书中所收16 篇这类报道都是出类拔萃之作。华盛顿《每日消息》记者万斯·特林布尔的《国会里的裙带关系》、《纽约晚邮报》记者哈罗德·里德代尔的《新泽西州立监狱——罪恶滋生之地》,批评的矛头都指向政界,材料翔实且写得生动,有说服力。由于这类报道触及某些人的自身利益,因而采访中往往障碍重重,记者必须设法突破才能获得可靠材料。俗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类采访和某些战争采访一样,记者必须冒风险——有时是生命危险,才能得到第一手材料,才有资格发表意见。《是救死扶伤还是乘人之危》的作者《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威廉·琼斯,为采写这篇报道,弄到一张救护

  车执照,伪装工作人员在救护车干了两个月,亲自观察并体验了芝加哥救护车业极其严重的恶劣风气。《坦帕论坛报》记者约翰·弗雷斯卡为采写《无辜罪犯的申诉》,走访了无数位证人,收录了一系列证词,说服了州政府,才促成一位无辜者的释放。读着这些报道,仿佛看到采写者凛然的正义精神。什么是记者的样子?也就不言而自明了。

  中国特色的创作技法书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小说传统技法》,作者宋梧刚是一位俗文学家,在通俗小说的创作实践中,他有所探索,有所领悟,并从中总结出传统创作技法上的一些规律,整理成集出版,为通俗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份颇有营养价值的精神食粮。
  从南北朝的志异志怪小说、唐人传奇、宋元话本直至明清小说,通俗小说的创作历史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年以上。千百年来,它流行于民间,特别为底层人民所看重,即便在当代也不例外。据了解,但凡以通俗文学创作为主的刊物,发行量都较同类同级的纯文学刊物高出若干倍。在书市,通俗文学作品也较之纯文学作品来得畅销。究其原因,恐怕与通俗小说自身的特点分不开:它的故事大多取自民间喜爱的传奇题材,情节性强,能看、能听、能传,老少皆宜,其中包括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老翁妇孺。这就决定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拥有纯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读者群。
  然而,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通俗文学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重视。尽管它的读者面广,却并不为纯文学家与理论家所看重。当前,有关通俗文学作品的评介文章较之评介纯文学作品的文章,不仅数量要少得多,质量上也无法比拟,在这种情况下,宋梧刚关于中国小说传统技法一书的出版,就不能不说是凤毛中之麟角了。
  在书中,作者从中国通俗小说的结构、人物塑造、文法等几方面总结了这类作品创作中的传统技法,达76 种之多。虽然其中不乏前人的经验总结,如金圣叹评《水浒》、评《西厢》等古典文学作品中提出的若干观点,但更多的是作者在实践中经过分析研究,融会贯通,从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实际出发,在大量通俗小说创作素材中经过研究、筛选、钩沉而得的。76 种传统技法看来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细读起来还是有章可循,线条清晰,大致概括了中国通俗小说创作的特点。
  从结构来看,单线结构是中国通俗小说的传统创作特色。现代纯文学小说在创作技巧上颇多借鉴西方,结构五花八门,头绪繁多,不一而足,而通俗小说大都是单纯结构,以一个故事为主线,另一个故事为副线,如《西游记》以唐僧取经为主线,其他故事都是陪衬其而展开,故事一个接一个,场景一场连一场,都离不开主线。书中归纳结构上的技法如“同树异枝法”、“通体关照法”、“近浓远淡法”、“夹叙法”、“破竹法”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作品时空关系的处理与故事主线叙述的顺序大致一致,纵使有些倒叙插叙,也不会影响时空顺序的连续。人物塑造上也是如此,虽有种种技法,但“先声夺人”、“烘云托月”等对主要人物出场的渲染、铺垫,其他人物则用“绰号介绍”等技法推出,这些也有别于任何西方的文学作品。至于文法和语言的技巧,更显示中国传统小说的特有风格,诸如明快、直白、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再如“翻空出奇法”、“闲中着色法”、“砚池生波法”、“声东击西法”、“袖里乾坤法”等人物行动线,场景线,情节线,也无一不具中国特色。
  作者在前言中认为,“这是一本具体小说技法书,不是高深的小说美学,属于应用科学的方法论层次”。创作主要靠内在因素,靠生活积累、思想感受,写作技巧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得靠平时的实践积累,如果读了这76 种创作技法就想写出一部通俗小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这76 种技法可以帮

  助我们从艺术角度分析通俗小说的成败得失,研究其创作规律,对有志于探索通俗小说创作的读者来说,还是具有相当的欣赏借鉴作用的。

  中西推理小说之异同与启示
  信手翻阅明代白话小说《醒世恒言》,发现其中不乏侦破推理之作。《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就是一篇精品。故事讲的是宋朝道君皇帝的侍妾韩夫人,病愈后赴二郎神庙烧香还愿,猛见神塑相貌堂堂,不禁心向往之,暗中祈祷若再嫁夫婿,必如二郎神模样,不料被歹徒窃听,假扮二郎神天天与她幽会,后被官家发觉,请道士捉拿假二郎神,歹徒破窗逃走时遗落一只四缝乌皮皂靴,侦察人员就凭这只皂靴寻根追索,终于查出罪犯。小说情节高潮迭起,侦察破案过程抽丝剥茧,步步深入,结局又令人拍案叫绝,确是一篇优秀的推理小说。
  侦破犯罪小说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像《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样完整而合乎逻辑的作品,却并不多见。现在地方戏曲、电影以及人们谈论中比较流传的,多半是一些“公案”小说。它和当前西方推理小说相比较,既有共通点,更有相异处。案情的展开往往是预谋后的灭迹,故事内容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这和西方推理小说可说是异曲同工。不同的是,这类“公案”故事往往一开始就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谁作的案,读者先已知道结果,负责侦破的官员却从不知情的情况中,一步步推测罪犯是谁,这就和西方推理小说大相迥异了。
  西方推理小说作者运用的是平行的写作手法,读者绝不比侦察人员知道得更多。侦察人员将侦察过程中所发现的蛛丝马迹都告诉读者,一步步加以推理,结果罪犯往往是最不可能犯罪的人。结局使读者感到惊奇和意外,这便是一篇成功之作。反之,读者如事先已猜出罪犯是谁,作品也就失败了。
  再从现代法学观点要求,古代公案小说更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判案常把两个关系人关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欺骗说:“对方已招供,你说不说?”然后带公堂定案。或屈打成招,造成冤案;或问神托梦,由死者找出罪犯。这种破案手法,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当然也就缺乏令人信服的力量。
  推理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异军突起。日本某些推理小说名作,由于把推理的逻辑性与题材的社会性结合了起来,把扑朔迷离的悬念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结合了起来,在世界文坛声誉鹊起。这就提供了一个启示:发扬这类作品的优秀历史传统,摒弃我之所短,吸收人之所长,我国的推理文学,也许会发展得更健康。

  谈文学翻译与人才培养
  连日来,香港几家报纸为了配合在港举行的“当代翻译研究会”,陆续刊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探讨翻译与翻译学中的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我有机会读到一些,感到深受启迪。戴镏龄的《谈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就是这样的一篇。
  文学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将外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或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文。虽说是译介工作,文字的优劣,水平的高下,却大相径庭。一本优秀的译作读来不仅使人能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还能感受到原作的风格、文采及许多难以言传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极为美好的文学享受。过去,读老一辈优秀翻译家的译作,我就有这样切身的感受。
  而今,随着岁月的流逝,老一辈翻译家年事日高,其中有些已经谢世,有些虽健在,但已是精力不济,无法提笔再译,或虽有译作计划,却难以一鼓作气,坚持到底。中青年翻译队伍中专业人员为数甚少,大多是业余的,其中教师占多数,他们忙里偷闲,出于爱好,挤出时间搞点零星翻译,但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要有计划地构成系列作品,有一定的困难。而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却大有可为,仅从戴文中提到的外译中的不足,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许多外国名著至今尚无汉译本;有的虽有汉译本,却不够完善,缺乏更胜一筹的新译本;大家名家全集汉译本太少;有的杰出作品,一种外国语言中常有几个译本同时在书店出售,群葩齐放,各呈异彩,汉语中则少见。
  至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外语译本,就更是少得可怜,影响人家对我国文学的了解。据说有人分析诺贝尔文学奖为何没有给中国作家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文学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的太少,已经译介的,在文笔风格等传神方面也不能尽如人意,可见这项工作之迫在眉睫。单靠外国译者的译介,总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中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有的译者未必能尽传原作的神采。可是,遗憾的是,目前国内能愉快地胜任这一工作的人才,较之从外语译成汉语的,更是微乎其微。
  这样,培养文学翻译人才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过去,闻一多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主张大学文科的中文、外文两系,可合并成一个系,以造就融会贯通中外语言文学的人才。这个设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学外语系以学外语为主,对中国文学课程学的好坏、深浅,并不怎么在乎。而中文系却又以学中国文学为主,外语只要能达到及格分数,也就可以过关。培养一个文学翻译人才,除了要精通某一外国语言文学外,中国文学也应有相当的根基。现在这样要求中文系或外文系的学生,都不够全面。所以闻先生提出这个设想,其用意无非是期望培养语文通才,即能熔中外(闻先生指英文)语言文学于一炉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设想。
  当然,闻先生的这一设想涉及大学设系的改革,需要教育界专家们去研究。不过,戴文提出了一个救急之计,即参考闻先生用意,选择几所高校开设中外语言文学进修班,选择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生中有一门重要外语的基本修养者,予以进一步培养,学制二至三年,课程则按一个文学翻译所应具有的各项知识素养设置,毕业后可按研究生待遇。这样,也许若干年后可以逐步解决我国文学翻译队伍这种青黄不接、力量不济的现状。
  我认为,这个意见牵动的面似乎不如闻先生的设想那么大,是不是能引

  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呢?

  文学与改编
  读报中获悉,明末冯梦龙编刻的宋元明人话本小说总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总称),已改编成30 集的电视系列剧,将陆续播放。这是近年来影剧电视改编古典文学名著的又一佳讯。在这之前,已有《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诸葛亮》、《济公》等等多部根据古典名著改编的影剧电视面世。这些不仅大大丰富了我国亿万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使以创造辉煌灿烂古文明享誉于世的中华民族,又为世界文化之林增添了新的光彩。
  以文学名著改编影剧等艺术作品,中外都有成功的先例。我看过的外国影片中,印象较深的有两部,一部是前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这是根据前苏联作家萧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导演兼主演是前苏联著名艺术家邦达尔丘克。他扮演的主角极为出色,一个眼神的特写,就将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普通士兵那种无以言状的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部是美国影片《乱世佳人》,它将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文学名著《飘》的宏伟场面,成功地再现于银幕,通过女主人公郝思嘉(费·雯丽扮演)、男主人公白瑞德(克拉克·盖博扮演)的出色表演,反映战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感人至深。
  至于我国改编文学名著的历史,则更为悠久。近日翻阅谭正璧先生所著《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现戏剧中凡是得以流传至今的,几乎都有深厚的文学渊源。如京剧《苏三起解》、《三堂会审》就改编自《警世通言》第24 卷“玉堂春落难逢夫”。据话本小说改编的戏剧还有《十五贯》、《三笑姻缘》、《白蛇传》、《乌盆记》等等。有的同一题材经改编后却有几种版本,如王魁与桂英的故事。据谭先生考证,宋元话本中有“王魁负心”,元杂剧中有“海神庙王魁负桂英”,说的是王魁应试落第,妓女桂英资助攻读,临上京时共誓于海神庙,愿偕白首,后来王魁中了状元,却负心别娶,桂英因而自杀,王魁白天见其魂,不久亦死。这是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悲剧故事。元末杨文奎作《王魁不负心》杂剧,明王玉峰作《焚香记》传奇,将王魁的负心归之于奸人之挑拨而以团圆作结束,变悲剧为喜剧,这就大大不及宋元的原作了,因而也就未能流传下来。而今演出的戏曲或弹词《情探》,则大多根据原作改编,仍以悲剧结局,较为深刻感人,演出效果也较好。
  可见,改编是一门专门艺术,其中大有学问可以探讨。同样题材,改编的成败得失,体现了改编者的思想文字艺术水平。如上海昆剧院最近排演的《新蝴蝶梦》,就取材于一部出现于一百多年前的遭禁多年的旧戏《大劈棺》。故事叙述庄周修道将成,回家省亲途中,梦见一孝妇扇坟,顿悟女人应享夫妻之乐,到家后即劝其妻田氏另觅丈夫,田氏坚贞不从,庄周无奈假死,幻化成年少潇洒又多情的楚王孙迷惑田氏,最后真相大白,庄周抱歉地向田氏告别,田氏在恨爱交织中望着庄周远去。庄周变为蝴蝶的故事出自《庄子·齐物论》,后人因《庄子·至乐》篇中有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一段,就衍化成庄子假死,化为楚王孙,诱其妻再嫁,以至劈棺复生的故事。《警世通言》卷二《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以及元杂剧、传奇,都有据此题材改编的剧作。京剧《大劈棺》故事也据此而来。此剧过去演出中强调田氏色心一面,解放后被列为禁戏。这次剧作家陈西汀改编的《新蝴蝶梦》,推陈出新,赋这一题材以新的意义,庄周成了兼“仙”与人特点的形象,田氏则由麻木而

  觉醒,使戏的面貌焕然一新,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好评。看来由文学作品改编戏剧或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是中外文化的普遍规律,其间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可惜目前这类文章还不多见。

  宁静的意境与澹泊
  记不得是那本书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大意是:在荒漠甘泉上,有两个画家,相约各绘一画,来表现“宁静”的意境。一位画家选择了远山之间的一个湖作背景,风平浪静,湖面如镜,孤单寂静,远隔尘嚣;另一位画家画了一幅奔腾的瀑布,旁有一枝小灌木,树枝弯到了水面,它的顶端分枝上,有一个鸟巢,几乎被浪花浸湿,巢中却甜甜地睡着一只知更雀。文章评论,第一幅画的是静中静,这并非是真静,而是一种停滞;第二幅画是以动态衬出静态,真正画出了“宁静”的意境。
  我以为这个观点是十分精辟的。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家,常以意境高下来衡量作品的成败。
  所谓意境,也就是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交融在一起,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读者通过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第二幅画在瀑布的动势中画出了知更雀的静睡,使人感染到一种特有的静谧气氛,画的意境是出来了。
  古人还把宁静看作是从心灵中所产生的镇定功夫。
  宋代著名散文家苏洵在他的《心术》中就曾说过:“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所谓大将风度,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内心的镇定功夫吧。面临突发事件而泰然处之,这类例子古今中外都有。而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三国时代诸葛亮演出的一出“空城计”了。
  《三国演义》描写这一段的文字可称得上“绘声绘色”的了。蜀将马谡因刚愎自用而失街亭,司马懿大军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可遣,乃大开城门,在城楼上饮酒抚琴,谈笑风生,司马懿怀疑城内有伏兵,反而引军退走。这段故事在正史上未见记载,但由于小说、戏曲的流行,在民间却传得很广,可说是妇孺皆知。孔明先生临危不惧,当机立断的艺术形象也由此深入人心。这当然要归功于他内心的镇定功夫。
  有人将宁静与澹泊相联系,认为从心灵中获得宁静,要有一种遇事散淡的澹泊气度,有此,才能不为私利而昧良心,不因危难而变节操。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诸葛亮彼时彼地一心牵挂着自己的命运,患得患失,优柔寡断,这出“空城计”是绝对唱不起来的。
  由此可见,宁静也是一种内在的气质美。作画要体现这样一种境界;做人,又何尝不需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