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书话》 钱谷融 主编 刘凌 陈子善 编

  刘半农书话
  主编 钱谷融
  陈子善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叙略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巨人大家辈出,刘半农(1891—1934)即为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新青年》的同人,他的名字是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新文化运动勃兴时撰文“骂”倒“王敬轩”,他是初期白话诗歌创作的播种者,他首创中文新式标点和“她”、“它”二字,他又是现代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他在杂文写作、倡导民俗学研究、译介外国文学和推广摄影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开创性的。这一切,都早已载入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史册。
  同时,刘半农又是一位具有开放意识的读书人,喜好藏书,是北京琉璃厂的常客,又不为陈见所囿,人弃我取,爱收冷僻的孤本零册。他发现并标点出版《何典》,他搜集并精印《初期白话史稿》,都是现代文学史上为人熟知的佳话。但是,除了《半农杂文》一、二集所收录的部分序跋外,刘半农许许多多关于中外书刊的长文短章至今未曾结集,实在可惜。于是,“近人书话丛书”收入这部拾遗补阙性质的《刘半农书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收入刘半农为自己的新诗集、杂文集和众多语言学著作所作的序跋,以及他为自己标点、校勘的古典小说和诗集,编纂、整理的字典、敦煌学和民俗学资料集等所作的序跋。
  第二辑收入刘半农为友人、学生和外国学者的各类著作所作的序跋,以及他为自己翻译和为他人校订的外国文学及民间故事所作的序跋。
  第三辑为刘半农的读书札记和藏书题识。不算个别过于专门的,如《越谚序录》和《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学馆的意见》等文,刘半农的书话类文字已大体在矣。刘半农对中外文化的许多精辟而有趣的见解,刘半农丰富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知识,刘半农对民间文艺的特别关注,在书中都有生动的体现。近年来,刘半农已少为人所提及,这或许与他曾是“五四”时期的“激进派”有关。其实,忽视或低估刘半农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都是皮相之见。在读了这本书话集后,人们对刘半农的认识该会更全面,对刘半农学术造诣的评定也该会更充分罢?
  是为编者序。
  陈子善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日于上海
  ●总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
  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
  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
  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
  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刘半农书话
  ◇著述叙录【近人书话】
  《扬鞭集》自序
  我今将我十年以来所作所译诗歌删存若干首,按时期先后编为一集,即用第一首诗第一二两字定名为《扬鞭》。
  我不是个诗人。诗人两字,原不过是做诗的人的意思。但既然成了一个名词,就不免带着些“职业的”臭味。有了这臭味,当然就要有“为做诗而做诗”的机会,即是“榨油”、“绞汁”的机会,而我却并不如此。
  我可以一年半年不做诗,也可以十天八天之内无日不做诗。所以不做,因为是没有感想;所以要做,因为是有了感想肚子里关煞不住。
  有时我肚子里有了个关煞不住的感想,便把什么要事都搁开,觉也睡不着,饭也不想吃——老婆说我发了痴,孩子说我着了鬼——直到通体推敲妥帖,写成全诗,才得如梦初醒,好好的透了一口气。我的经验,必须这样做成的诗,然后在当时看看可以过得去,回头看看也还可以对付。至于别人看了如何,却又另是一件事。
  请别人评诗,是不甚可靠的。往往同是一首诗,给两位先生看了,得到了两个绝对相反的评语,而这两位先生的学问技术,却不妨一样的高明,一样的可敬。例如集中《铁匠》一诗,尹默、启明都说很好,适之便说很坏;《牧羊儿的悲哀》启明也说很好,孟真便说“完全不知说些什么”!
  原来做诗只是发抒我们个人的心情。发抒之后,旁人当然有评论的权利。但彻底的说,他的评论与我的心情,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将集中作品按照时间先后编排,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十年以来环境的变迁与情感的变迁,留下一些影子;又一层是要借此将我在诗的体裁上与诗的音节上的努力,留下一些影子。
  我在诗的体裁上是最会翻新鲜花样的。当初的无韵诗,散文诗,后来的用方言拟民歌,拟“拟曲”,都是我首先尝试。至于白话诗的音节问题,乃是我自从民九年以来无日不在心头的事,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在这上面具体的说些什么,但譬如是一个瞎子,已在黑夜荒山中摸索了多年了。
  刘复,一九二六,三,三,北京。
  (原载1926年3月15日《语丝》第70期)
  《瓦釜集》代自序
  启明兄:
  今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册,乞兄指正。集中所录,是我用江阴方言,依江阴最普通的一种民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所做成的诗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
  实在太多了。单看一部《元曲选》,便有那么许多的“万言长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
  我这样做诗的动机,是起于一年前读戴季陶先生的《阿们》诗和某君的《女工之歌》。这两首诗都做得不错,若叫我做,不定做得出。但因我对于新诗的希望太奢,总觉得这已好之上,还有更好的余地。我起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经过多时的研究与静想,才断定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于是我们的话。
  关于语言,我前次写信给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写出:“……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的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地域以内),我们叫做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关于声调,你说过:“……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新青年》八卷四号“诗”)
  这是我们两人相隔数万里一个不谋而合的见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阴方言和江阴民歌的声调做诗的答案。我应当承认:我的诗歌所能表显,所能感动的社会,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显力与感动力的增强率,不小于地域的减缩率,我就并没有失败。
  其实这是件很旧的事。凡读过Robert Burns、WilliamBarnes、Pardric Gregary 等人的诗的,都要说我这样的解释,未免太不惮烦。不过中国文学上,改文言为白话,已是盘古以来一个大奇谈,何况方言,何况俚调!因此我预料《瓦釜集》出版,我应当正对着一阵笑声、骂声、唾声的雨!但是一件事刚起头,也总得给人家一个笑与骂与唾的机会。
  这类的诗,我一年来共做了六十多首,现在只删剩三分之一。其实这三分之一之中,还尽有许多可以删,或者竟可以全删,所余的只是一个方法。但我们的奇怪心理,往往对于自己所做的东西,不忍过于割削,所以目下暂且留剩这许多。
  我悬着这种试验,我自己并不敢希望就在这一派上做成一个诗人,因为这是件很难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工夫都不够。我也不希望许多有天才和肯用工夫的人,都走这条路,因为文学上,可以发展的道路很多,我断定有人能从茅塞粪土中,开发出更好的道路来。
  我初意想做一篇较长的文章,将我的理论详细申说。现在因为没有时间,只得暂且搁下。一面却将要点写在这信里,当做一篇非正式的“呈正词”。
  我现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做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但这样又像我来恭维你了!其实不是,我不过说:至少也总没有胡“蚕眠”(!)先生那种怪谈。
  现在的诗界真寂寞,评诗界更寂寞。把“那轮明月”改作“那轮月明”凑韵,是押“称锤韵”的人还不肯做的,有人做了。把新芬党人的狱中绝食,比作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是搭截大家还不敢做的,也有人做了。做了不算,还有许多的朋友恭维着。
  这种朋友对于他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说这样便是友谊,那么,我若有这样朋友,我就得借着W.Blake 的话对他说:
  The friendship often has made myheart to ache——
  Do bemy enemy,forfriendship’ssake.我希望你为友谊的缘故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做序的一个条件。
  刘复,一九二一,五,二○,伦敦。
  (原载1926年4月19日《语丝》第75期)
  《半农杂文》自序
  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喜欢弄笔墨,算到现在,可以说以文字与世人相见,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这二十五年之中,通共写过了多少东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坏的,我自己说不出,当然更没有第二个人能于说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写述,或由于一时意兴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着要卖几个钱,此外更没有什么目的。所以,到文章写成,寄给了出版人,就算事已办完。
  到出版之后,我自己从没有做过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们借去看了不归还,也就算了;小孩们拿去裁成一块块的折猢狲,折小狗,也就算了;堆夹在废报纸中,积久霉烂,整捆儿拿去换了取灯,也就算了。“敝帚千金”,原是文人应有之美德,无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在这上面总是没有劲儿,总是太随便,太马虎。这大概是一种病罢?可是没有方法可以医治的。
  我的第二种病是健忘。非但是读了别人的书“过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过了三年五年之后,有人偶然引用,我往往不免怀疑:这是我说过的话么?或者是有什么书里选用了我的什么一篇,我若只看见目录,往往就记不起这一篇是什么时候写的,更记不起在这一篇里说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时代做的东西,有几篇玄同替我记得烂熟,至今还能在茶余酒后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诵,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至多亦不过“似曾相识”而已!
  因为有这“随做随弃”、“随做随忘”两种毛病,所以印文集这一件事,我从前并没有考量过。近五年中,常有爱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问:“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可以印一部集子了,为什么还不动手?”
  虽然问的人很多,我可还是懒着去做,这种的懒只是纯粹的懒,是没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为他们的问,却引动了我的反问。我说:“你们要我印集子,难道我的文章好么?配么?好处在哪里呢?”这一个问题所得到的答语种种不同。有人说:“文章做得流利极了。”有人说:“岂特流利而已。”(但流利之外还有什么,他却没有说出)有人说:“你是个滑稽文学家。”有人说:“你能驾驭得住语言文字,你要怎么说,笔头儿就跟着你怎么走。”有人说:“你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无论什么东西,经你一说,就头头是道,引人入胜,叫人看动了头不肯放手。”
  有人说:“你是个聪明人,看你的文章,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总叫人神清气爽,决不是粘粘腻腻的东西,叫人吃不得,呕不得。”有人说……别说了!再往下说,那就是信口开河,不如到庙会上卖狗皮膏药去!
  虽承爱我的朋友们这样鼓励我,其结果却促动了我的严刻的反省。
  说我的文章流利,难道就不是浮滑么?说我滑稽,难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样胡闹么?说我聪明,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功力么?说我驾驭得住语言文字,说我举重若轻,难道就不是说我没有学问,没有见解,而只能以笔墨取胜么?这样一想,我立时感觉到我自己的空虚。这是老老实实的话,并不是客气话。一个人是值不得自己的严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后,虽然未必就等于零,总也是离零不远。正如近数年来,我稍稍买了一点书,自己以为中间总有几部好书,朋友们也总以为我有几部好书。
  不料,最近北平图书馆开一次戏曲音乐展览会,要我拿些东西去凑凑热闹,我仔细一检查,简直拿不出什么好书,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家无长物”。做人,做学问,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样。若然蒙着头向着夸大之路走,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尝不可以。若然丝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坏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实并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结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过一粒米大。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叫人丧气,从而连这一粒米大的东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却是相反:我以为要是一个人能于做成一粒米大的东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气。
  话虽如此说,我对于印集子这件事,终还是懒,一懒又是两三年。
  直到二十一年秋季,星云堂主人刘敏斋君又来同我商量。而我那时正苦于无法开销中秋书账,就向他说:“要是你能先垫付些版税,叫我能于对付琉璃厂的老兄们,我就遵命办理。”刘君很慷慨的马上答应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编了。但是,说编容易,动手编起来却非常之难,这一二十年来大半已经散失的东西,自己又记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于是东翻西检,东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整整忙了半年多,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可是好,飞机大炮紧压到北平来了!政府诸公正忙着“长期抵抗”,我们做老百姓的也要忙着“坐以待毙”,哪有闲心情弄这劳什子?惟有取根草绳,把所有的破纸烂片束之高阁。到去年秋季重新开始做删校工作,接着是商量怎样印刷,接着是发稿子,校样子,到现在第一册书出版,离当初决意编印的时候,已有一年半了。
  我把这部集子叫做“杂文”而不叫做“全集”,或“选集”,或“文存”,是有意义的,并不是随便抓用两个字,也并不是故意要和时下诸贤显示不同。我这部集子实在并不全,有许多东西已经找不着,有许多为版权所限不能用,有许多实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讨论语音乐律的文章,总共有二十多万字,性质似乎太专门一点,一般的读者决然不要看,不如提出另印为是。这样说,“全”字是当然不能用的了。至于“选”字,似乎没有什么毛病,我在付印之前,当然已经挑选过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选,而且在各篇之内,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删削。但文人通习,对于自己所做的文章,总不免要取比较宽容一点的态度,或者是自己的毛病,总不容易被自己看出。所以,即使尽力选择,也未必能选到理想的程度。这是一点。另一点是别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决然不会一样的。有几篇东西,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坏,然而各处都在选用着;有几篇我比较惬意些,却从没有人选用。甚而至于我向主选的人说“你要选还不如选这几篇,那几篇实在做得不好”,他还不肯听我的话,或者是说出相当的理由来同我抗辩。因此我想:在这一个“选”字上,还是应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标准呢,还是应以别人的眼光做标准呢?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如暂时不用这个字。说到“存”字,区区大有战战兢兢连呼“小的不敢”之意!因为存也者,谓其可存于世也。古往今来文人不知几万千,所作文字岂止汗牛而充栋,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借曰存者,在我以为可存,然无张天师之妙法,岂敢作“我欲存,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曲;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
  语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决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数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传,那已是千侥万幸,心满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却不妨在此地说一说。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该赤裸裸的把个人的思想情感传达出来:我是怎样一个人,在文章里就还是怎样一个人,所谓“以手写口”,所谓“心手相应”,实在是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说的话译成了文字;什么“结构”,“章法”,“抑,扬,顿,挫”,“起,承,转,合”等话头,我都置之不问,然而亦许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处罢,那就是好处;你说是坏处罢,那就是坏处,反正我只是这样的一个我。我从来不会说叫人不懂的话,所以我的文章也没有一句不可懂。但我并不反对不可懂的文章,只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几天我和适之在孙洪芬先生家里,洪芬夫人拿出许多陶行知先生的诗稿给我们看。我们翻了一翻,觉得就全体看来,似乎很有些像冯玉祥一派的诗;但是中间有一句“风高谁放李逵火”,我指着向适之说:“这是句好句子。”适之说:“怎么讲法?”我说:“不可讲,但好处就在于不可讲。”
  适之不以我说为然,我也没有和他抬杠下去,但直到现在还认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我敢大胆的说:天地间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而硬做得叫人不可懂,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颗明珠,紧紧握在手中,不给人看,你这个关子是卖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颗砂粒,甚而至于是个干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紧握着,闹得满头大汗,岂非笑话!我不能做不可懂的好文章,又不愿做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只能做做可懂的文章,无论是好也罢,不好也罢;要是有人因此说我是低能儿,我也只得自认为活该!
  还有一点应当说明,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煞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当然,时代所走的路径亦许完全是不错的。但时代中既容留得一个我在,则我性虽与时代性稍有出入,亦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时代之伟大。否则,要是有人指鹿为马,我也从而称之为马;或者是,像从前八股时代一样,张先生写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李先生就接着写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这就是把所有的个人完全杀死了,时代之有无,也就成了疑问了。好像从前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怕这些东西或有遗失,就整天地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雨伞,枷。”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颈上,随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所谓“抓住时代精神”,所谓“站在时代面前”,这种的美谈我也何尝不羡慕,何尝不想望呢?无如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丢掉了我自己,所以,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把这么许多年来所写的文字从头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烟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从头再走一次,这在我个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几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文章做得好,而是因为可以纪念着某一时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种经验;或者是,因为可以纪念我对于文字上的某一种试验或努力——这种试验或努力,或者是失败了,或者是我自己没有什么成功而别人却成功了;严格说来,这种的试验品已大可扔弃,然对于我个人终还有可以纪念的价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书按年岁之先后编辑,原拟直编至现时为止,合出一厚本,将来每次再版,随时加入新文。后因此种方法,于出版人及读者两方,都有相当的不便,故改为分册出版,每三百余面为一册。
  承商鸿逵兄助我校勘印样,周殿福、郝墀、吴永淇三兄助我抄录旧稿,书此致谢。
  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刘复识于平寓。
  (原载1934年6月上海《人间世》第5期)
  《中国文法通论》序
  本来一部书出版,不必一定要有一篇偶像式的序。若是要请名人做篇序,当作荣誉的招牌,则做的人固然极苦,受的人也未免无聊,所以我这一本一百多页的小书的头上,只在目录之后,把几句应得说明的话,大略说一说。
  这部稿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度第一学期北京大学预科二年级各班所用的讲义。依大学新章,文法的讲授时间,每星期只有一点钟,所以我的初意,打算把全书于十点钟内讲完。但是试验的结果,只讲去二分之一。这固然是因为材料太多,而学生预备不充足,使我费去许多额外讲解的时间,也是另一原因。但是,这不成什么问题。
  这部书的主意,大家可以看得出,不是讲的文法的本身,是要在讲文法之前,把许多当然的先决问题,剖剔得明白。综计我们中国人研究本国文法的历史,说话十分简单:就是马建忠按照拉丁文做了一部《文通》,继起的人,十分之九是因袭马氏的成说,十分之一是参酌了英文,或日本人所做的《支那文典》一流书,略略有些改革。我的意思,以为我们对于文法的研究,虽然从比较和模仿的路上走去近,而对于用以比较,用作模型的东西,还得从根本上研究一番。要不然,因为他们“有”,我们也就说“有”;他们“无”,也就说“无”。这样的“削足适履”,在无论哪一种学问上,都有阻碍。所以我的方法,在取别种文法做本国文法的参证时,不是说——他们是如此,所以我们也要如此;也不是简单的问题——他们是如此,我们能不能如此?是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
  我们为什么能如此?或,为什么不能如此?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还有几件小事,可以附带说明——1.这部书,本是已通一种外国文以上的学生所用的课本,而就大学预科里说,通英文的是大多数;就全国各学校说,也是如此。所以书中所用的原名,或所引的外国语例句,都是英文;偶然因为必不得已,引用别种外国语,也以极简单、极容易解释的为限。
  2.书中遇讲到声音的地方,凡称“古音”,都是用小学家所探到的最古的音;凡称“今音”(有时并不标明,凡不称“古音”者均是),都是用教育部所颁布的“国音”。标音的符号,我本意是要用注音字母的,但因印刷处没有这种铅模,而现在识得注音字母的人,还是比较的少数,所以终于是依着西洋人拼切中国字音的普通方法,用了罗马字;这虽然也有许多缺点,但为事实所限,只得暂时将就。
  3.从来讲中国文法的,有一个无形的规律,就是无论哪一种例句,都要有个出处。这是受了考据家的影响,事事脚着实地,不肯放松一点,诚然极好。不过在极简单、极普通的地方,尽可不必。所以我现在就依了外国文法家的通例,除于必须之处外,凡是例句,都是自己做一两句;或者是把极习见的文句写上,不追求它的出处。这并不是我偷懒,我去年所编的文法讲义,因为句句要求出处,就在教授上生出一种流弊,就是往往有极普通的文句,却无极普通的书句可引,不得已,把古一点或冷僻一点的书引上,上了讲堂,就要有许多的额外讲解,费去许多时间;一方面还鼓动少数的学生的好奇心,抛了正文,专在冷僻的书句上用工夫。这样费了光阴,而又要发生一种我们所不希望的副作用,实在很无谓,很不经济;所以我情愿人家说我“浅陋”,说我“不博”,却毅然决然把它改良了。还有一层,我以为语言是文字的根本,若讲文法而不与语言合参,便是舍本逐末。所以我所举的例,不以文言为限,用口语的地方也有。这一层,恐怕不赞成的人更多。但是,姑且让我试一下。
  结尾一句话,是我愿意有人反对我的主张,或纠正我的谬误。我不希望我这书传诸永久;我希望我的书今天出版,明天就有更好的书,催促它变为废纸。因为有了别人的“更好”,连我也可以沾着些光。
  刘复,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书于北京。
  (原载1920年8月群益书社初版《中国文法通论》)
  《四声实验录》序赘
  承吴先生替我这本小书做了一篇长序,不但使我的书增加了许多光荣,而且使我自己也增加了许多学问,改正了许多观念,我真感激万分。
  但是读完了他序文以后,觉得除“喜玛拉雅山”、“最高度成绩”……等话,当然不能承认外,不免还有许多话要说。因此破空造起一个“序赘”的名词,来赘上几行。
  我觉得我这部书,是研究现象的书,不是创造或推行某种主张的书。
  因此它永远是两面兼顾的:它永远不偏向于任一方。甲方面可以认它为四声的行状,乙方面也不妨认它为四声的救星:它自己是无可无不可,只看你们如何的利用它。正如同是一个世界语,社会党可以利用它,军阀财阀又何尝不可以利用它呢?
  但我的书是如此,我这个人却不能如此。吴先生说我一向是废四声的信徒,我可以说:正是。不过这里面,还有几件事应当分别而论。
  一、注音字母与四声。注音字母是标示音质的:它根本上就没有兼标四声的任务。所以假使有人,因为它不能兼标四声就要根本推翻它,我们虽然不敢竟说这等人是糊涂,胡闹,而他们闹得甚嚣尘上时,我们总不妨且闭着眼。
  二、国语与四声。我在《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一篇短文里,已有过“国音乡调”的主张。此所谓调,不是语调,是字调,就是四声。
  既如此,可见我当时虽然没有明说废四声,而四声之可废,却已不言而喻。但我也并不说我的国音乡调说实行了以后,大家用国语谈话,竟可以绝对不因没有“国声”之故,而不起纠纷。不过即使有纠纷,也总是很少的,偶然的。若然我们拈住了一些,就要扯动全体;拈住了偶然,就要概括一切,那就不免什么事都搬不动,办不了。且从旁面举几个趣例:上海朋友说:“我要吃碗水。”我们江阴人听了不免笑个前仰后合。
  江阴人说:“我要洗脸。”宜兴朋友听了又不免笑个后合前仰。苏州老爷用了个江北老妈子,端上面汤来,说声“老爷洗罢”,老爷可是勃然大怒了。再如几位上海朋友初见面,请教尊姓:胡、吴、何,或者是成、陈、程、承,若然不将古月、口天、人可、超脚、耳东、禾旁、束腰等中国式的拼法连同说出,岂不要闹得大家通谱。诸如此类,都是音质上的纠纷,并不是四声上的纠纷。但音质之于语言,比四声重要得许多。
  所以音质上起了纠纷,比四声上所起纠纷,更应注意。但这种音质上的纠纷,若是我们耐着心,把它一个个的检拾起来,也竟可以很多,而按诸实际,它并不能在语言上发生何种的障碍,或使语言的全体,感受何种的不安,又是什么缘故呢?我说:这由于它虽然有发生纠纷的可能,而使它能于发生纠纷的时会,可是很少;它虽然不见得百年难遇,而若就每人每天平均说一千句话计算,恐怕有这样的纠纷的,至多不过一句两句。以一二与一千相比,便大胆说一声不成问题,也未尝不可。因此我想,假使我的国音乡调说竟能受社会的容纳,其结果即使因为有国音无“国声”之故而起纠纷,其纠纷必比原来自然语言中所有的音质上的纠纷,更形微弱。现在我们对于此一纠纷,尚视为不足注意,则将来难免不发生的彼一纠纷,当然是更加不足注意。就我自己说,我在北京住了三年,说我的蓝青官话,因音质上、名物上、成语上、语法上所起的纠纷,也就不在少数;而因四声上所起的纠纷,我所记得的,却只有二次:一次是说一个“瓶”字,一次是说一个“卷”字,都叫人不懂,其余是我的至今改不了的江阴四声,竟完全能适用于蓝青官话。我们若是把这三年二次的纠纷率,增高到五百倍,即是三年一千次,一年三百三十三次,一天还不到一次。以这样小的成数还要“概不抹零”,恐怕未免没趣罢!
  我现在的见解,以为有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和一部《国音字典》,我们所希望的国语,已算是呱呱坠地的了。此后我们要如何的抚养它,如何的培植它,总该从大处着力,不应常把小事来牵制。音的统一是有了张本了,词的统一怎么办,我们计算到了没有?国语文是有人能做的了,而语法上的差异,还非常之多,我们应当用什么方法使这种差异渐渐减少,而终归于统一?更进一步,应当用什么方法使国语的语法,愈加规则,愈加简单,而一方面仍无背于语言之自然?更进一步,我们都知道这初出世的国语,机能是很薄弱的,我们应当如何使它增进?如何使它能兼有文言及自然语之长,而且更加进步,使它在运用时,灵活到最高度,表示力充满到最高度?最后是如何将埋藏在我们中国语言中的美,使它充分发展出来,使国语于日用境界之外,别多一文学境界?这些事,一方面自然要靠着研究国语的学者,拼着头白老死的工夫去研究;一方面还要靠用国语作文的文人,拼着头白老死的工夫用心去作国语文。可惜我们中国人讲言语,向来是讲声音的兴致最好。所以说到辩论声音,小则打架,大则开仗,武库里刀枪剑戟,什么都有!声音以外,就不妨姑且缓谈。我现在敬告同志:国语问题中的音,已小有结束,即略有枝叶问题,也不必老是杀鸡用牛刀;音以外的事却还很多,而且全未动手,请大家改换个方面罢!
  三、语言教育中的四声。所谓语言教育,看去似乎和前段所说的国语同是一物,因为现在正在推行国语教育,一般人以为国语教育之外,更无所谓语言教育了。但我的意思不是如此。我以为国语与方言是并立的,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方言既不能消灭,在方言中就有了语言的教育。而这语言的教育,却并不关于书本:小孩子初会说话,有人教他说“妈”,他说“妈”,就是语言教育的第一课。我们中国人向来不注意语言的教育,所以语言的能力,比较薄弱。就我朋友中说,语言最干净,明白,有层次,有条理,而声调的高低起落,又恰恰合度的,只有三个人:胡适之,马夷初,康心孚,心孚可是已经死了。此外,似乎无论何人都有点缺点。最普通的是话说不出时,“这个这个……”的不了,而某先生的“仿佛”,某先生的“似乎”,某先生演说二十五分钟有了一百五十九个“然而”,也都别有风趣!
  诸如此类,并不是我喜欢吹毛求疵,只是借些现成的事实,说明语言中自有教育;而这种教育,却并不是国语所专有,是方言中也有的(若然是方言还没有消灭的话)。
  在国语的教育中,如我所说,四声已经不成问题的了,在方言的教育中怎样呢?我说也不成问题,前两月中我已有一封信,与玄同讨论此事。信未留稿,大意是说中国一般人对于四声的观念,即附属于音质观念之上,并不特别提开;把它提开的,只是一班讲声音的人。因此,譬如把刘柳两位,同时介绍给一个外国人,他未免要闹得头痛;若介绍给一个中国人,就丝毫困难没有。这因为是外国人心目中,把刘与柳打了个同音的底子,再去辨声的异同,所以困难;中国人心目中,却以为刘与柳是两个不同的音,刘与柳之在心理上,其距离竟可以相等于刘之与吴,所以全无困难。因此,在语言的教育上,只须把字眼咬得清楚;字眼咬清楚了,正不必道在迩而求诸远,说什么四声五声八声,而四声五声八声却可以自然就范,自然说得正确。我们到乡下去,找个目不识丁的农人谈天,他出语不免有雅俗之分,而四声的辨别,却同我们一样的精确,但他何尝有过工夫,放去了锄头来嗡什么平上去入呢?我们在这上面深思其故,就可以胆大的说:四声在语言的教育上,不成问题。
  四、四声的根本打破说。这也是我同玄同谈过的。我以为四声的根本上存在不存在,只有语言自己有取决之权,我们无从过问。我们尽可以有十二分以上的理由,说它可以不要,或者是要不得,而它自己不肯消灭时,我们竟是奈何它不得。正如男子的乳头,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我有它,玄同有它,吴先生有它,我们三人竟不能割去它。所以吴先生说:“尽管我们永远用不着去理它,它还是永远含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语言文字里面,无论在单音里面,在复音里面,它都存在。”
  承吴先生收我为信徒,所以我秉承着他教主爷的旨,宣传这么一会子的教义。但到了此处,我就要说声“亚门”了。教士到说了“亚门”,走出教堂以后,本来就什么都可以随便,所以我以下所说的,许不免是左道旁门的话头了。
  五、诗的声调问题中的四声。我常常怀疑:中国韵文里面的声调,究竟是什么东西构造成功的?说是律诗里的仄仄平平仄罢,可是在古诗里并不这样,而诵读起来,却也有很好的声调。况且便就律诗说,仄仄平平仄是固定的,而甲地的仄仄平平仄,实际上又完全不同于乙地。那么,声调声调,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你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呢?我曾把这个问题问人,人家说:这是自然的声调!唉,天下着雨,请教天文家:这是什么缘故?而天文家可是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我为着这问题,已经费过许多的工夫,希望能将所得的结果,做起一部《汉诗声调实验录》。但是经过了屡次三番的小成功,却都被屡次三番的小失败推翻了。所以直到现在,简直还没有半句具体的话可以报告。不过我总痴心妄想,以为能有一天,可构成一个新说,使它能于配合一切体裁的韵文,一切地方人的声口。到那时,如果我所发见的完全无关于四声,便有千万个的唐诗选诗家同我反抗,我也要把四声一脚踢开。反之,如果我所发现的仍不免有关于四声,那么,“君子不贵苟同”,虽以吴先生及玄同的学问上的威权,我也不容易屈倒。
  为什么我对于这问题,似乎癖好甚深呢?这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胡诌几句诗,更喜欢的是胡诌几句白话诗。目下白话诗已有四五年的寿命了,作品也已有了不少了。但是一班老辈先生,总是皱着眉头说:白话诗是没有声调的。便是赞成白话诗的,同是评论一首诗,也往往这一个说是声调好,那一个说是声调坏。我们对于老辈先生的愁眉苦脸,能自己造起一个壁垒来么?对于白话诗的评论者,能造起一个批评的标准来么?同时对于白话诗的作者,能有一个正确忠实的声调向导,引着他们走么?亦许不能;但如其是能的,那就惟有求之于原有的诗的声调。惟有求之于自然语言中的声调,最要紧的是求之于科学的实验,而不求之于一二人的臆测。我相信这东西在将来的白话诗国中,多少总有点用处,所以虽然很难,也要努力去做一做;不幸到真没有办法时,自然也只得放手。
  六、语系问题中的四声。我常以为我们东方的语言,究竟还要靠着我们东方人自己研究;西方人的扣盘扪烛,虽然也有不可尽废之处,大体总有些不可靠。因此,对于一个至今未决的中国语系问题,也打算大胆去研究一下。记得有人说过汉语、藏语、越语都是多声制,它们系统上的关系虽不甚明了,而这同是多声一点,却不可轻易放过。我在三年以前,不相信这一说:以为多声是单音语中免不了的现象,与其问它为什么多声,不如问它为什么单音,所以多声与语系无关。现在一想,这话错了。我还没有切实研究它,怎就能断定它无关呢?我们研究这样的大问题,无论是怎样小,怎样可笑,怎样在表面上全无用处的材料,都不宜放松一点:愈多愈好,必须研究完了,才可以取的取,去的去。所以在这四声上,我打算先就国内各方言区域研究清楚,把各声随着地域变化的形迹画起图来,然后照样的研究国外的声,也画起图来;于是看:这声的变化,由国内而及于国外,接榫不接榫?趋势是怎样的?这样研究的结果,亦许不能,但亦许能在语系问题上,发见一些什么。如其能,最好;不能,也不过多费去一些工夫,没甚关系。要是不加研究就把它放弃,总有些不忍,总有些不该。
  因有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还未能完全证实与四声无关,所以四声虽然送进博物院,我还不免跟进博物院去研究。这却应当敬请教主爷特别慈悲,网开一面,暂且不要把它一闷棍打倒。可是我并不以为青年有用的功夫太多,别种可以研究的东西太少,大家应当尽在这四声上闹得永远不了,我以为像我一样的宝贝,有了一二个也就很够了。
  但是,你即使能把诗的声调与语系两问题研究清楚了,究竟能有什么用处呢?这我就不得不直招:无用!吃饱饭!没事做!说清话!等于马二先生的“文章以理法为主”!可是人类中偏有这样不可解的怪事;即如最时髦的相对论、心理分析等等,说来说去,能说得出一半片黑面包来么?因此,我对于这最后一问,只能回答一声“不能答”。
  但是我们虽然有吃饱饭没事做的时候,也曾有过饿肚子的时候。所以我读了吴先生序文中论假名式的利器一段,觉得他说的周到到万分,痛切到万分,使我佩服到万分,感动到万分。从此以后,苟有机会可以做些马二先生以外的事,一定竭力做去。
  最后还有一些小事应当声明,就是吴先生序文中所引用的我的话,都是我写给吴先生的信里的话,并不是在什么地方正式发表的话。我写信是向来很潦草很随便的,尤其是有一封给吴先生的信,在晚上两点钟以后,不到一点钟工夫,写了六十多行,真不成东西!这里面有“闭眼胡说”四个字,直到吴先生引用了才觉得,我不知道当时是怎样闭眼胡写的?我有什么证据可以断定人家是闭眼胡说?我有什么权力可以说人家是闭眼胡说?我今郑重声明,表示我无限的歉意。又,吴先生所引“四声之构成”一段话,只还是我的一个假定,其中颇有研究改正的余地,一时还说不到发表;不过关于阴阳清浊一层,我本已做成了一篇《南方语中的清浊音》,近因打算把南方的清浊,与北方的阴阳合论,重加增改,暂时搁下;发表之期,却总不远。可是说来说去,我终还做了我自己所骂的人:讲声音的兴致太好呵!
  十一年夏,巴黎。
  (原载1934年6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
  《四声实验录》引言
  (一)本书的主旨,在于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解决中国语言中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四声是什么”的问题。这“四声”的“四”字应当活看:有些地方是四声,有些地方是五声,有些地方是八声,为简便起见,依旧习惯混称曰四声,并不是我以为中国只有(或只应当有)四声。
  在今日以前,也有许多人对于“四声是什么”一个问题上,下过许多研究或揣想,如本书“余论”一篇之所载。但我希望这本小书出世之后,能帮助他们一点,使他们的迷惑可以减少。
  (二)实验语音学是附属于言语学范围之内的。它研究时所取的材料是语言,它所以要研究的目的是为着语言。但它研究的方法,却已脱离了言语学而与声学、乐音学、算学相关。所以有许多地方,物理、乐理、数量互相结合,简直要把专家也闹得头昏。不过本书中所讲的,只是很浅近的一部。
  原来无论哪一种学问,决不是“路人”都能懂得的;所以本书所讲虽然浅近,亦必须要稍稍懂得一点的人才能懂。但是反过来说,学问虽然不是路人都能懂得,却也总有可以使路人懂得一点的可能;若然本来是路人可以懂得的,而故意说得神奇玄秘,要使能懂的也不懂,像若干近来的出版物一样,也未免无聊。所以本书是不但程度很浅,而且讲法极笨。西米亚古谚说:“一个笨伯所能的,另一个笨伯也能够。”我自己是个笨伯,所以我想到我以外的笨伯。我希望中学校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们,知道一加一是二,do 以上是re 的,就能看我的书。若然有一百个智囊笑我嗤我,而同时有一个笨伯赞成我,就不以为意了。
  (三)但是本书仍有一二缺憾,应当向读者声明,道歉:(1)本书只是讲了实验语音学中与研究四声有关系的一部,并不是实验语音学的全体;所以凡是有关于四声的事,都充分或者是过充分的讲了,无关的,或者偶然牵涉到,而要解释起来,就要大出本书的范围的,就全没有讲。因此不免有人,觉得看完了全书,有许多心中所急欲知道,而本书并没有解答的事。要弥补这缺憾,要等我已经着手起草的一部《语音学纲要》出版(书分两编:上编应用语音学,下编实验语音学)。
  (2)本书所实验的,只是十二种方言的四声,并没有能把中国各方言区域的四声,完全实验。这是因为身在国外,友朋有限,不容易找全各省的人。将来回国,必将不足处重行补足,印为补编。
  (原载1951年7月上海中华书局再版《四声实验录》)
  《中国文法讲话》自序
  十二年前,余在北京大学讲述中国文法,写成讲义百数十页,意不甚惬,又值欧洲之行,未即问世。仅《中国文法通论》一卷,自谓尚薄有新义,便付之梓人。过后细思,其中疏漏牵强,随在皆是也。近年改治音律方言之学,文法一科,废习已久。然于友朋哄谈之际,或舟车尘扰之中,往往偶触灵机,不期而得一二新解,足补前贤之所不逮。人事琐琐,未遑笔写。适北新书局主人李小峰君,前在北大从余习文法者,再三函请编为一书,以飨高中学子。既坚辞不获,窃思此亦整理片段思想之机会欤——遂于去年暑假起,每有余暇,便写数页,积之既久,居然成书。其中文白兼讲,求其彼此合参而易于贯通也;讲法大半仍通行文法书之旧,旧说之可信者悉采之,不欲立异以鸣高也;用讲话体而不袭教科书之呆套,取其当详者可特详,当略者可特略,无所牵碍也。举例以易解者为主,立规以通用者为主,不取诸僻,不取诸琐,求其合于高中学生之程度也。凡此数端,自信不为无见。然而偷闲握管,岂足以言著述。直不必过后细思,已知其中之疏漏牵强,随在皆是矣。此道专家,幸即督正。
  民国二十年一月六日半农刘复识于北平大阮府胡同寓庐。
  (原载1932年9月北新书局初版《中国文法讲话》)
  《国语运动略史》提要
  这一部小论文的主旨,在于记述事实,并不在于评论。若然中间有些地方带着些评论的意味,那不过是为着要把所说到的事实,说得分外明了些。
  此外还有一件事要声明:我虽然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我在论文中,却并不作此会的宣传者,这就是说,我的态度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即如注音字母,在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上,我承认它有相当的价值,但我并不就因此承认它在科学的研究上有何等的价值。
  关于国语一个问题上的事实,可以按着时间,略叙如下:最初是为着要普及教育,便利妇孺,而苦于文言太难,因此就有人提倡做白话书报。这一期的白话文,依着作者的意旨,是专为便利妇孺的,并不是给读书识字的人看的。
  但是,这种文体的改变,并没有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因为把文言改成了白话,只是能“易懂”,并不能“易识”,而易识的重要,乃更在易懂之前。因此,接着就有了一个字母时期。这一期中的作者,想要造成一种字母制的字,替代原来的汉字,使识字一件事,可以容易些。
  在这一期的作者中,我们不应当忘记了王照、劳乃宣两先生。
  但是,假使我们要利用字母,我们马上就可以发见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读音问题。假如没有方法统一读音,字母就全无用处。
  在起初一步,大家以为这问题很容易解决,只须把京语当作标准语就完了。
  后来大家渐渐看出,采用京语有许多的不相宜,为中国全民族着想,与其用京语,不如用一种人造语。这人造语中的各分子,连最重要的读音一件事也包括在内,应当先期分别研究,务求所造成的语言,使全中国人民,能于接受。
  到此地才是真正的国语运动的开场,也是到了此地,一般提倡国语的人,才把中国全民族混通看作一块,不再用开通知识便利妇孺等话头,把一国的人民,勉强分成两家。
  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们常在这一条轨道中走,虽然中间也经过了不少的变更与周折。
  目下的国语的情形是这样:
  自从民国七年注音字母公布了,次年《国音字典》出版了,关于统一读音的一个问题,已算有了个解决,虽然这个解决并未能完全应合到我们的理想与希望。
  自从民国八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了,我们已有了一个正式的永久机关,去研究关于国语的一切问题,并安排关于国语的一切事务。
  自从有了民国五年以后的文学革命,国语一件事就渐渐的建造于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我们是直到了此一刻,才明了白话文的真价值。
  在这种种的情状之下,我们可以说,亦许在十年八年之后,我们可以有得一种很合实用的辅助语。
  但是在此地,我们应当补说一件事:目下从事于国语的人,几乎把全力用在统一读音上,希望理想中的辅助语,可以早早造成。除去少数的罗马字提倡者以外,我们再听不见有什么人主张要用什么字母来代替汉字;注音字母只是一件标音的工具,使读音可以统一,并不是一种文字,看它的名称可以知道。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看去自然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方才说过,统一读音并不是一个目的,乃是一种方术,或者说,是一种预备的功夫,使字母制的文字,可以实现。按着理说,我们当然不能在半路上就停止了。
  但是要使字母制的文字实现,无论是用罗马字或另一种字,我总觉非常困难,虽然这问题是重要到极顶。我以为我们应当有些耐心。我们应当将这问题用最精细的方术去研究;凡是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事项,都该一一分别讨论,不能放松一点。若不先下这种功夫,贸贸然就尝试,恐怕结果不一定好。因此就目前说,我们应当把野心收小一点,暂认我们今日所做的统一国语的工作,也是一种差可满意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身,也有相当价值在。
  因此缘故,我在论文中对于汉字罗马化这一个问题,只是在结束处很简略的说了一说,并没有能将诸位提倡人的办法,节要写入。我在这件事上很抱歉,但我希望他们将来提出的办法,能比今日以前的更好,更进步,更完满。在根本上说,我决然不是他们的反对者。
  以上将我论文中的大要说完;以下请允许我指出几个特别点:第三章说注音字母。用英文写的说注音字母文章,已有了几篇,用法文写的,这亦许还是第一篇。
  因求便利于非语音学者的读者起见,我的标音法和论音法,并没有采用Rousselot 制或“国际制”。
  第四章中说到文学革命。这当真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件大事。在记述此事之前,有一段文言的构成史。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虽然说得很简略,或者还不是全无根据。
  最后是在第五章中,第一七八节,我说明官话究竟是什么;一八二至一八七节,我把京语与国语两相比较。这两段,我自信剖析得很清楚。
  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巴黎。
  (原载1934 年6 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原稿系法文)
  《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
  这部论文的趣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我用了科学方法来研究我们中
  国语言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将我国前人在这问题上所下过的工夫,连同他们的缺点,用最清楚的语言表写出来,希望能使研究这问题的人(外国人和中国人自己),可以免却许多纠纷。
  为了这后一层,我在书中开端处,自三至二八节,写了一篇小小的四声研究史;又自五四至七四节,把“阴”,“阳”,“清”,“浊”,“上”,“下”等名词的各种歧义,以及“字书声”,“方言声”,“常声”,“变声”等的定义,都说个清楚。
  关于今日以前各作者在四声问题上所下的判断或揣测,我引用了不少。古一些的已几乎全备;新近的却只能举了几个例,因为,一层是篇幅有限,二层是有价值的并不多。
  我所用的实验方法,可以分作四步说:第一是记声,第二是量线,第三是计算,第四是作图。
  记声并不是一件难事,只须有得一个好音鼓,一个速率够大而且极匀的好浪线计。但最要紧的是发音正确的受试人和选择得很适当的材料。关于这两层,我在九二至九五节中说明。
  量线是只量到十分之一公厘(mm)为止,所用的器具,只是一个十倍的廓大镜和一支玻璃小尺。若然用显微镜,那就是要量到百分之一公厘以上也极容易。但所得结果,却未必能更好,因为烟熏纸上的线纹,并不适宜于显微镜的观察,假使放大得过度了,浪线都变成了“肥线”,其中点极难断定,要是任意断定,结果反要增加许多错误。
  计算音高的方法,目下至少有五六种。我所用的一种,就正确上说,是处于第二位。处第一位的一种方法,是将语言的音和电流音义的音,同时平行画出,然后依据音义线纹中某一颤动的长短,以推算语音线纹中处于同一时间中的一个或多个颤动的速度。若然浪线计的速率不很均匀,就非用这方法不可。我所用的一个浪线计,却用不着这样。
  作图的一番工夫可以省得,若然所试验的只是三五个字或三五个音,因为在这样时,我们只是看了数目字,也就可以比较得出各音的高低起落来。所以在法国的《语音学杂志》中,在德国的《Vox》杂志中,又在Rousselot 及Poirot 两先生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类的例。但若做了大批的实验工夫,就万不能把数目字做比较的工具。而且把数目字印入书中,也很不便当。假使我论文中不用图而用数目字,这部书的分量,至少要增加六倍。
  作图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用对数的。直接法从前Poirot 先生用过,现在Scripture 先生也还用着。这是个比较简易的方法,有时也颇可以用得,但根本上与音理相背,并不能将各音的高度正确表出。所以我所用的是对数法。
  应用对数法在工作上很烦苦。自从我将一六页的第一第二两表制成了,就简易了不少。但便是这样,还比直接法烦苦到一倍以上。
  就以上所说,可见做这种实验的工夫,所需要的时间很多,而且只能慢慢的做,不能做得快。平均是每一个字或一个音,延长只在半秒钟左右的,就要用两点以至两点半钟的工夫。我全书所用的实验工夫,是整整三十个月,编写成书的时间还不算在内。单只胡适先生一段《清道夫》的文章,共二百五十五字,延长七十二秒钟,就用了十二个半礼拜的工夫。
  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如此之多,实在是一件不能轻轻放过的事。因为这能给学人以许多痛苦,从而阻碍学术的进步。
  数年来身受的痛苦,使我创制了一种新仪器,将量线,计算,作图三种工夫,交给机械去代做(看后方)。
  我书中将实验方法说明之后,接着便有一段关于字声上的普通观察。在这段书里,我举了十种方言中的字声来做例,一方面用以证明决没有两种方言中的字声制能于完全符合,另一方面是借此说明字声的比较研究法。我对于“字书声”一个问题上也下了几个揣测,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从事于这种的工作。又自八七至八九节,我说明我自己的“标声法”,这方法简易明确,不但语音学者可以用得,便是普通的言语学者也可以用得。
  在一一四节里,我把我将来研究这字声问题的计划说明,因为本书并不完全,如全书开首时并结尾时所说。
  关于字声与构成声音的四种分子间所有的关系,也有相当的讨论。
  这种讨论的用意,是在于通知从事研究字声的人,不要将问题看得太简,可也不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工。这句话解释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字声之构成,在于音高,但音长与音质,也不能不问;另一方面,关于音强一个问题,目下不妨暂且搁着,不要随随便便将物理学中I=A2n2一个公式错用了。我也知道研究字声,不能将强弱一件事置之不问,但因物理学中这一个公式既不能适用,我们又还没有能发明一个正确的新公式,又何苦要多做些无谓的工作呢?
  一般的实验语音学家在这件事上都很疏忽,便连Rousselot,Scripture,Chrumski 诸先生也是如此。因此常有人向我说:你研究字声,你研究的是音高,很对,但你把音强忘记了!为答复这一类的问题起见,我既在书中详论了研究音强之不可能,更在此地重提一下。
  我从开场说到现在,说的几乎完全是方法。说得多了!但是并不太多。因为一切实验科学中最重要的总是方法。方法安排定了,其余只是机械般的做去,所得结果,几乎是无可辩论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实验语音学一种科学的全体,只是一大堆的方法的总称罢了。
  现在说书的本身。
  这书分为两编。第一编论常声,第二编论变声。
  常声是单发的音,而且是咬嚼得很清楚的。严格地说,语言中简直就没有常声这样东西,因为我们说话时,决然用不着这样的声。但是我们假使因为研究某一方言中的某一字声,而请一个说这方言的人来说一个例字给我们听,他所说出来的,一定是个常声。因此我们可以说:常声乃是我们理想中的声,我们将它说出时,我们以为它可以代表某一声的现象的全体,而在实际的语言中,这某一声的现象,却未必和常声一样表露得完全:有时只表露出一部分,有时因为种种关系,竟可以全不表露。这种只表露一部分或竟是全不表露的声,我们就称它为变声。
  我研究了三种方言中的常声,就是北京语中的,广州语中的,江阴语中的。北京语与广州语之可以代表北部及南部语,自然没有问题。江阴语是我自己的方言。我本想找个苏州人来发音,做江浙语系的代表,但竟没有能找到,不得已乃用江阴语。
  实验工夫若然只做一次,那是万万不够的。所以我在要断定某一声的价值时,必比较许多次实验所得的结果,而求其最普通之一现象。
  凡与字声有关系的事,也大都研究。因此,在广州语中,我非但研究旧说的八声,还研究了新近发现的第九声;在江阴语中,我研究了至今聚讼的一个清浊问题和“浊上”的消失问题;在北京语中,我研究了“自然声”,“入声转变”,“哑音气子”等问题。
  第二编所研究的变声,又分作重音与音节两件事。在重音一件事上,我得到了十几个见解。这种见解在目下还不能当作结论。把这小小的收获与所用的工夫相比较,似乎很不上算;但在不怕做苦工的人看来,已可以增加一分勇气了。我们知道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实验的或非实验的,假使一个人用了一世工夫而所得结果只是十个八个字,但求十个八个字真有价值,那就决不是一种耻辱。
  关于音节,我只是十分粗略地观察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需要特种的材料和受试人,本以分开研究为是。
  现在说附录中所记我所创造的两种仪器。
  第一种仪器叫做音高推算尺,可以做量线、计算、作图等工作。有大小两式,小式尤比大式合用,因为价格便宜,便于取携,而且不易损坏。用以量线,可以量到十分之一公厘,其准确与用玻璃小尺绝对一样,而时间可以省到三四倍,又不伤目力,因为廓大镜的倍数很低。说到作图,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计算的,一种是不用计算,就将量线、计算、作图三事,同时兼做的。这后一种方法,比前一种更好,因为非但简便省事,而且所得结果,其正确程度,竟超出于普通方法之上。其理由有二:
  第一,普通方法所得的结果,并不是直接来的,是经过了许多次的间接来的;每经过一次的间接,就有增加一分的错误的可能。无论你如何精细用心,这总是件逃不了的事。我们仪器上所得的结果,却完全是直接的。完全直接也当然并不就是绝对没有错误,但错误的分量总少得多了。
  第二,在物理计算中,除有特别需要外,通常只用数目字三位;在图算法中,用两位就够。我们这仪器上的对数尺,却用了四位。以四位与三位或两位相比,自然是正确得多了。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用无计算法直接画出来的曲线,形式非常整齐,不比用普通方法所画的,常带着许多不规则的折齿。这种折齿从何而来,向来没有人能明白解释过,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错误成分太多的结果。
  第二种仪器是一个音鼓,感觉特别灵敏,所以记起声来(尤其是在记女声的时候),比普通的Rousselot 式鼓好得多。若是把鼓膜的宽紧和鼓管中的气量校得恰好,所画出的浪线,几乎可以和Lioretgraphe 上画出来的一样;而且于记语声之外,更能记“音哨”和许多种口吹乐器的声。因有此种作用,我们有时可以把它替代电流音义,有时也可以借它研究乐器的音高。我们还能用它记留声机片的音,因此可以利用市上所卖的留声机片,来研究名歌人或名乐师的奏品。为了这样一件事,从前Scripture 先生曾特造过一种仪器。这仪器的价格至少要比我们的音鼓高上一百倍,实验时所用时间和材料,要多到一千倍,所画出的浪线,自然比我们的鼓上所画出的详细得多,但在普通研究中,我们永世也用不着那样的详细。
  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巴黎。
  (原载1934年6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原稿系法文)
  《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篇》序跋
  序
  大家都知道火器、造纸、印书是中国人的三大发明。但这是古时的事,到了近代,西洋人用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科学方法完全放上去,使这三种东西每一种都有飞速的进步,极度的改良,而我们却须回过头去跟他们学习,甚而至于学习不好。这在有心人,恐怕不能再以发明家的子孙自居而认为光荣,却须因惭愧而发生悲哀了罢。
  惟有明朝末年朱载■先生所发明的十二等律,却是个一做就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大发明。他把一协分为十二个相等的半度,是个唯一无二的方法,直到现在谁也不能推翻它,摇动它;他所用的算法,直到现在还是照样的做;他算出来的数目字,直到现在还是直抄了用,不必我们自己费心。
  你说这是个小发明么?不差,和造纸、印书、造炮相比,诚然是渺乎小矣。但全世界文明各国的乐器,有十分之八九都要依着他的方法造;即就北平而论,至少总有一二千架钢琴却没有一架不用他的方法定律。
  这种发明,恐怕至少也可以比得上贝尔的电话和爱迪生的留声机罢。
  今年已是他诞生以后的三百九十六年了。他的发明,在他生前没有人注意,他死以后,本国人是糊糊涂涂,不大理会;外国人虽然采用他的方法,却好像这方法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没有人考据一下发明者是谁。所以朱载■的名字,正跟着他的发明的日见推广日见采用而日见遗忘日见湮没了!
  崇仰古人在学术上的贡献而加以表彰,可以鼓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辈的治学的勇气。要是这一句话没有人否认,就让我来做这一篇关于朱载■的论文,用以纪念导引我们研究学问的蔡孑民先生的六十五岁寿辰。
  全文分为三篇:上篇,朱载■及其十二等律之发明;中篇,朱载■之他种研究;下篇,朱载■之家世及生平。
  二十年十二月,北平。
  跋
  此文写竟,未及交天华一阅,即付编排。至今日排校毕事,而天华死且两月矣。吴梅村读《端清世子传》诗云:“遂使溱洧间,一洗万古习”,此固天华之志也,而年寿不足以副之耶?掷笔惘然,犹疑梦寐。
  二十一年八月七日,北平。
  (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
  读《海上花列传》
  花也怜侬所作《海上花列传》,现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当其清样打成时,恰巧我经过上海,馆中就把校阅清样这一件事嘱咐了我。
  我既有机会将此书细阅一过,自然阅完之后,乐得把所得到的一些见解写下来。
  适之向我说:这是吴语文学中第一部好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将这书看作一部重要的作品,结尾总评一句,说全书用平淡无奇的文笔写成:这在鲁迅先生的严峻的批评中,已可算得推崇备至的了。
  胡鲁两先生的说话是如此,自然我所能说的,也不过替他们加上些注解便了。但是仔细一想,话却可以分作几段说。
  第一段:说此书的著作者和他著作此书的起因。
  花也怜侬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身世怎样?这问题一时还无从回答。
  据适之说:《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海上漱石生,是花也怜侬的朋友。适之想去看他一次,仔细打听打听。若然他这一次的访问能有美满的结果,那我就为他恭喜,他又可以大过其考据瘾了!
  我们虽然还没有能知道花也怜侬是什么样人,却从清华书房翻印的《海上花·许序》中所说,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可以知道他著这部书,除开场所说“具菩提心,运广长舌……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之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和赵朴斋为难。这件事,或者不是全无根据,因为在《海上奇书》第一期中所载《海上花列传·例言》说: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这几句话说得何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不要被他瞒过:小说家往往把假造的事,挂上个实事的招牌;把真有的事,反说得子虚乌有。这种办法,几乎已是个不成文的公式。所以本书作者的严重声明,反可以算得个不打自招的供状。
  再看书中所记赵朴斋、洪氏、赵二宝三人,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恶德没有?朴斋的谋事不成,堕入下流,是很普通的。洪氏的年老糊涂,全无脊骨,是很普通的。二宝的热慕虚荣,失身为妓,也是很普通的。
  以朴斋与吴松桥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洪氏与郭孝婆周兰之类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便与她兄弟洪善卿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二宝与沈小红黄翠凤之类相比,又究竟是谁更坏?然而松桥周兰等辈的下场,都还不过如此,赵氏一家,却弄到凄凉万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且到了全书结束时,作者居心要糟蹋赵氏的痕迹,就愈加鲜明了。赵二宝要想嫁与史三公子做大老母,原也是做妓女的人的极平常的妄想。你说她能做到,固然可以;说她做不到,也就尽够给她消受了。然而作者偏要故弄狡狯,说她预先置办嫁妆,平白的拖上数千金的债,到后来是一场无结果。这也就够之又够的了,然而作者还不称心,还要拉出个赖三公子来大打房间;打了还不算,还要叫她做上一场哭不得笑不得的恶梦,使她“冷汗通身,心跳不止”,才肯放她完结。从这上面看,若说作者与赵氏并无过不去之处,请问他为什么把别人都轻轻的放过了,却偏在这一家上大用气力,不肯宽让一分呢?
  这种事,我们诚然不得不认为著作界中的一种耻辱。但作者是一件事,作品是一件事,处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作的动机”又是一件事。
  我们应当将这三件事分别而论,不可混为一谈。譬如我们看见欧洲的古监狱或古刑场,若要推溯它当年建筑时的用意或建筑以后所演过的一切惨剧,那就简直可以说:这类的东西都是要不得。非但监狱与刑场,便是皇宫教堂之类,也大都是独夫民贼劳民以逞的真凭实据。但是品评建筑的人,决不能把眼光对着这一方面看去:他们只应当就建筑物的本身上,去估量它在美术上所占的地位与所具的特长,决不能于美不美之外,再管到别的什么。在文学上也是如此。作品若好,作者便是极无行,也不能以彼累此。反之,作品若坏,即使有孔老夫子的亲笔署名,也逃不了批评家的喟然而叹!这本是极明显的道理,中国人却不免糊糊涂涂,彼此纠缠。所以陶渊明的人格,是无可指摘的,一般想吃冷猪肉的老先生,却偏要摇头叹气,说什么“白璧微瑕,只在《闲情》一赋”。这就是因作品以牵累作者了。《金瓶梅》一书,在冷猪肉先生眼中,当然是万恶之首,因为他们看这书时,所看的只是些“如此如此”,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但因相传此书作者,是预备写成之后,书角上浸了毒药去报仇的,于是冷猪肉先生,又不得不谅其用心之苦而加以原宥。这就是就作者以论作品了。这种批评的态度,真是错到了十二分以上。我们若不先将这层剖剔清楚,恐免不了出笔便差,全盘都错。我们应当认明著了书想敲赵朴斋的竹杠,或者是敲不到赵朴斋的竹杠因而著书泄愤,乃是花也怜侬名下的一笔账;文笔的好坏,方是《海上花》下的一笔账:这就泾渭分明,两无牵累的了。
  第二段:说此书的好处。
  一书的好坏,本不是容易评定的。往往同是一书,或同是一书中的某一节,一个人看了以为极好,换一个人看了就以为极坏,而这两种评论的价值,却不妨完全相等。所以我现在所说的此书的好处,也不过把我个人的意思,大致写出来便了。
  我们看这部书,看不到几页就可以看出它笔法的新奇。在一般小说中,遇到了事情繁复时,往往把一事叙了一段,暂且搁下,另说一事;到这另一事说得有了些眉目,然后重行搁下,归还到原先的一事。在本书中却不是如此。他所用的方法,可以归作这样的一个程式:有甲乙二人正在家中谈话,谈得一半,忽然来了一个丙,把话头打断。等到丙出了门,却把甲乙二人抛开了,说丙在路上碰到了丁。两人话不投机,便相打起来。那边赶来了一个红头阿三,将他们一把拉进巡捕房。从此又把丙丁二人抛开了,却说红头阿三出了巡捕房,碰到了红头阿四,如何如何……自此类推,必须再经过了许多的波折,再想方法归还到巡捕房里的丙丁二人,以至于红头阿三,红头阿四等等。
  作者自己在《例言》中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海上奇书》第三期)。不错,凡是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可以证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但《儒林外史》中只把这种特别的笔法小小用了一用,到了本书,可就大用特用了;《儒林外史》只是做些简单的过渡,本书中可使用得千变万化,神出鬼没。因此我们应当承认:这种特别笔法的发明人虽然是《儒林外史》作者,而能将它发扬光大,使它的作用能于表现到最充分的一步的,却是《海上花》作者。
  那么,用这种笔法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且看作者在《例言》中自己夸扬的话:……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并无一事完全,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顾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势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海上奇书》第三期)
  这些话虽然是“戏台里喝彩”,却句句是真实的,并不是一味“瞎吹”。例如赵朴斋初到上海时,急着要嫖,不论是长三,幺二,野鸡,花烟间,什么都好,是明写的;后来手中渐渐的拮据起来,想去找吴松桥谋事,又向张小村呆头呆脑的问了许多废话,也是明写的。自此以后,他如何渐渐的流落到做穿不起长衫的瘪三,又如何同人家相打打破了头,又如何再堕落下去,弄得拉起东洋车来,却并不明写,只在他娘舅洪善卿眼中看出。这样详的极详,略的极略,在看书的人,却并不觉得它前后不调匀,反觉得这样正是恰到好处。又如张蕙贞的下场,若换别人来写,一定要费上许多笔墨,而仍不免吃力不讨好。因为一向所描写的张蕙贞,乃是明白事理,不任意气的,在青楼中,可算得个幽娴贞静的人物;如今要翻转来说她偷侄儿,着笔自然很难。作者可聪明了,他先从周兰阿珠两人眼中,看见张蕙贞挨了一顿打,可又并没有说出挨打的原因,只在前面无关紧要之处,暗伏一笔,说“两人刚至门首,只见一个后生慌慌张张冲出门来,低着头一直奔去,分明是王莲生的侄儿,不解何事”(回五四),叫人看了全不在意。到后来,方从洪善卿与阿珠两人闲谈中不慌不忙的说出:阿珠道:“张蕙贞啥勿好?”善卿道:“也不过勿好末哉,说俚做啥!”……“险个!王老爷打仔一泡,勿要哉。张蕙贞末吃个生鸦片烟;原是倪几个朋友去劝仔,拿个阿侄末赶出,算完结归桩事体。”(回五七)
  用这样的方法来记述一件不容易着笔的事,真不得不叹为聪明绝顶的笔墨了。又如朱淑人与周双玉二人,鬼混了也有很不少的时候了。他们俩定情的一幕,在庸手一定要铺排细写的,作者却直挨到了最后一幕,方为简单补出: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颈,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淑人心知说的系愿为夫妇生死和同之誓,目瞪口呆,对答不出……(回六三)
  至于双玉的人格如何?她对于淑人的交情是真是假?也是直到了最后才说穿:
  “耐个无良心杀千刀个强盗坯!耐说一淘死,故歇倒勿肯死哉!我倒仔阎罗王殿浪末,定归要捉耐个杀坯!看耐逃到陆里去!”(同上)
  “耐只死猪猡!晓得是耐阿哥替耐定个亲!我问耐为啥勿死?”(同上)
  “劝啥嗄?放来浪等我自家吃末哉■!俚勿死,我倒犯勿着死拨俚看,定归要俚死仔末我再死!”(同上)
  “一万洋钱卖耐一条命,便宜耐!”(回六四)
  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下流声口,就可以断定她一向的天真烂漫是假的,是和李浣芳截然不同的。若再回想到她对于双宝的惨刻的欺凌,就更可以明白这孩子真是要不得,真可以使人不寒而栗。
  以上略举数例,已很够证明书中穿插藏闪二法,运用得十分神妙。
  但问它何以能如此神妙呢?这就不得不归功于方才所说的特别的笔法。
  若不用这种笔法而用原有的旧方法,就不免重滞拖累,转运不灵。这并不是我凭空瞎说;凡是做过小说的人,只须略略一想,就可以知道我这话不错。
  因此,我们若把作者的“例言”改变几个字,把原文的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
  改做了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用此笔法,乃能运用穿插藏闪之法,开从来说部中所未有之法门。
  那就分外真确了。
  自从有了《儒林外史》,经过了如许多的年代,才有一个花也怜侬,看出它笔法的妙处,从而发扬光大,自成一家。从花也怜侬以至今日,又经过了如许多的年代,出过了如许多的小说,却还没有看见什么人能于应用这笔法的。这就可见旧方法的难于打破,新方法的难得解人。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这一种特别笔法,是不容易使用的。你若没有相当的聪明去调遣它,没有相当的气力去搬运它,结果只是画虎类狗而已!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部书中的描写事物的技术,在最近出版的无量数的小说中,我们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文章:“啊哟天呀!妈妈你怎么着?”王嬷嬷儿子含着眼泪说。
  “唉!我的好儿子,我——好——了——些——了!”王嬷嬷一断一续的说。
  这在著作者,已是卖尽了气力想做白描文章的了。但他大卖气力的结果,只是叫我们不幸的读者多作几番呕!回看这部书中的白描,可真是白描了。我们一路看去,好像是完全不用气力,随随便便写成的。但若真是不用气力就能写成这样大的一部书,恐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便宜事罢!试看王阿二初看见张小村时所说的一段话:“耐阿好!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嗄?只怕有两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埭,说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说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说来哚闲话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记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注搭耐上一上,试试看末哉!”(回二)
  其中哪一句不是用尽了气力做的?然而我们看去,只觉得它句句逼真,不能增损一字,断断不会觉得丝毫的讨厌。其故由于他所用气力,是真气力,是用在文句骨里的,不比低手作者,说不出有骨子的话,只能用些讨厌刺激的字面拉拉场面。再看徐茂荣张寿二人在野鸡潘三家胡闹的一段事:
  那野鸡潘三披着棉袄下床。张寿还笑嘻嘻胰着目做景致。
  潘三沉下脸来,白瞪着眼,直直的看了张寿半日。张寿把头颈一缩道:“阿唷!阿唷!我吓得来!”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倪要板面孔个!”张寿随口答道:“■说啥面孔哉,耐就板起屁股来,倪……”说到“倪”字,却顿住嘴,重又上前去潘三耳朵边说了两句。潘三发急道:“徐大爷,耐听■!
  耐哚好朋友,说个啥闲话嗄!”徐茂荣向张寿央告道:“种种是倪勿好,叨光耐搭倪包荒点,好阿哥!”张寿道:“耐叫饶仔,也罢哉!勿然,我要问声俚看:大家是朋友,阿是徐大爷比仔张大爷长三寸哚?”潘三接嘴道:“耐张大爷有恩相好来哚,倪是巴结勿上■,只好徐大爷来照应点倪■。”张寿向来安道:“耐听■,徐大爷叫得阿要开心!徐大爷个灵魂也拨俚叫仔去哉!”来安道:“倪■听!阿有啥人来叫声倪嗄!”潘三笑道:“来大爷末算得是好朋友哉;说说闲话也要帮句把哚!”张寿道:“耐要是说起朋友来……”刚说得一句,被徐茂荣大喝一声,剪住了道:“耐再要说出啥来末,两记耳光!”
  张寿道:“就算我怕仔耐末哉,阿好?”徐茂荣道:“耐倒来讨我个便宜哉!”一面说,一面挽起袖子,赶上要打。张寿慌忙奔出天井,徐茂荣也赶出去。(回五)
  试问我们现在学做《拟曲》,究竟能有什么人做得出这样的一段文章没有?更进一步,我们在无量数的新旧小说中,像这样的文章能有许多没有?
  我举这两个例,不过因其篇幅较短,容易写出罢了。此外正有无数的妙文,散见全书之中,细心人随时可以发现。最好的一段,乃是十八回中所记李漱芳的病状和浣芳的一片天真(至于四十二回中写漱芳的死,就比较的不甚出色;其写浣芳,却分外有精神)。这段文章,可真用得着高亚白批小赞的《菊花诗》的十五个字来批它:
  是眼中泪,是心头血,成如容易却艰辛。(回六一)
  他描写事物的手段如此高明,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的。但问他何以能如此高明,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两件事:一件是冷静的头脑,又一件是精密周至的观察。
  所谓冷静的头脑,乃是无论笔下所写的事物何等纷忙,何等杂乱,在作者总还要一丝不苟,保存他“死样活气”的态度。不然,即使有好材料,也不免毁去。因为用热乱的态度写出来的小说,总是平面的;必须是用冷静的态度写出来的,方是立体的。我用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来比拟小说,不免有人以为比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请你想一想:你读到过一种一览了无余味,好像是水面上浮着一层油花的小说没有?一定是有的。你又读到过一种小说,它中间的事事物物,好像能一一站立起来,站在你面前的没有?也一定是有的。既都是有的,你就可以相信我所说的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更可从这平面立体上,比较出作者的头脑的冷热。
  但有一层不要弄错:作者头脑的冷热,并无关于所写事物的本身的冷热。
  热的事物如《红笑》中所写,总无可更热的了;但作者的头脑,仍还同西伯利亚的冰雪一般的冷。至于把冷的事物写热的,那就不必我来举例,你书架上一定堆放着不少!
  本书作者的头脑,虽然也不免有热乱的时候,但十分之八九总是冷静的。有了这冷静的头脑,他才能不慌不忙,一丝不乱的将他的白描技术使用出来。我在书中看见这样的两段: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值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来哚东棋盘街哚。”莲生忙踹在桌子傍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回一一)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巧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回五七)
  “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把水烟筒)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这便是替花也怜侬的脑子画了个小影啊!
  精密周至的观察,乃是做一切写实小说的命脉;要是没有,无论你天才怎样的高,功夫怎样的深,总不免一动笔就闹笑话,因为既是写实小说,就决不能“瞎三话四”的。相传花也怜侬本是巨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万家私不可。但在堂子里混了一世的人很不少,混了之后做出小说来给我们看的也很不少,为什么我们所看见的别种小说,都比不上这一部书呢?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作者的用心观察了。大约别人在堂子里混,只是颟颟顸顸的混了过去;到著书时,糊糊涂涂随便写上些就算。花也怜侬在堂子里,却是一面混,一面放只冷眼去观察;观察了熟记在肚里,到下笔时,自然取精用宏了。况且他所观察的,不但是正式的堂子,便是野鸡与花烟间中的“经络”,以及其中人物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不但是堂子里的倌人,便是本家、娘姨、大姊、相帮之类的经络,与其性情、脾气、生活、遭遇等,也全都观察了;甚至连一班嫖客,上自官僚、公子,下迄跑街、西崽,更下以至一班嫖客的跟班们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
  他所收材料如此宏富,而又有绝大的气力足以包举转运它,有绝冷静的头脑足以贯穿它,有绝细腻绝柔软的文笔足以传达它,所以他写成的书,虽然名目叫《海上花》,其实所有不止是花,也有草,也有木,也有荆棘,也有粪秽,乃是上海社会中一部分“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明白了这一层,然后看这书时,方不把眼光全注在几个妓女与嫖客身上,然后才可以看出这书的真价值。
  第三段:说这书的坏处。
  一部书做得无论怎样好,总不免有些毛病,因为作者的精神,总不免有疏懈的时候,识力也总不免有够不到的地方。但假使只有些局部的小毛病,那就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假使毛病不是限于局部而是有关全书大局的,那就不可以轻轻放过了。
  本书所有的不能宽宥的毛病,不在上半部而在下半部。自从高亚白尹痴鸳两个狗头名士上了场,书便大大的减色;自从齐韵叟那老饭桶上了场,书更大大大大的减色。原来狗头名士,在本书中断断用不着。即使要用一个凑凑趣,有了方蓬壶也就够极了(书中写蓬壶,着实写得好)。
  不料作者把蓬壶看作了倒夜壶的坯料(回三三),却把亚白痴鸳两个倒马桶的坯料捧到什么似的,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老饭桶,在书中也实在用不着。要用来凑趣,前面有了一个黎篆鸿,配上了一个老怪物屠明珠,也就热闹得可以了。不料后文又大吹大擂请出一个齐韵叟来,又大吹大擂的把书中人大半拉到了此老门下去。于是一部书顿由趣味浓郁的境界,转入单调的境界,转入无聊的境界:这是不得不替作者万分可惜的。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他所记的是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就不得不这样记。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小说家不比新闻记者与历史家,即使所记是事实,也尽该剪裁斟酌,决不能拖泥带水照直写上。
  又有人说:他是因为前面写了许许多多的堂子经络,不免人家看了讨厌,所以后面转出一番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来,使阅者眼光一变。这句话说得近了些了,然而还是不对。因为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根本上就是些死东西,是写不出色的。作者果为别翻花样,以新耳目起见,他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抛开了上等堂子,转将下等堂子,如野鸡、花烟间、私门头、咸肉庄之类,好好的描写一番呢?这本是他擅长的事,他为什么不走这路,却走到一条死路上去呢?
  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他所以要走这一条路的理由来了。一层是他想把他的理想人物(英雄)表出,二层是他要设法把许多零零碎碎,他自己以为得意的文学作品,插入书中。
  他的理想人物,当然就是高亚白。他说他能文能武,而且能医病。
  这真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了,你看讨厌不讨厌!幸而李漱芳的病,终于是死的;若说自经高亚白一医,便霍然而愈,那就更要糟得不可言喻了!
  他所得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领教着了!高亚白的词(回三三),很平常;《帐铭》(回四○),很平常;尹痴鸳的《秽史》(回五一),文笔也很平常:“鸡”“鱼”“肉”“酒”的酒令(回三九、四○),不成东西;平上去入的酒令(回四四),更不成东西;求其略略像样的,
  只有一联咏桃花的诗:
  一笑去年曾此日,再来前度复何人?(回四○,页八)
  一联咏残柳的诗:
  借问当年谁得似?可怜如此更何堪!(同上,页九)
  至于小赞的一首《赋得还来就菊花》(回六一),真是全无好处(即用做“试帖”的眼光去看,也不过如此),作者却把它恭维得天上有,地下无:这就可以见出作者在诗文上面的见解的谬陋了。
  人的知识本不是能向着各方面平均进展,平均发达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支做写实文章的妙笔,而对于做小品诗文的观念,竟如此其谬陋,原不是件离奇的事。所可惜者,他这样一来,把一部很好的书弄糟了。
  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许多来给这些无聊的东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讨厌,头痛,这是何苦!他甚至于有时将他所最得意的特别笔法也忘去了:例如从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径写一笠园中的事,中间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余完全是平铺直叙,全无精彩,叫看的人看到此处,疑心自己已换看别书,不复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处处有波澜,处处有变化,决不是这样单调的。同时他因为要实写齐韵叟的“风流广大教主”的头衔,就不得不添上许多呆事,如姊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类:将这类事也混进了书中,书又如之何而不糟!
  但是书中虽然有了这许多的坏处,它的好处,却并不因此而湮灭,因为究竟是好处多,坏处少。我们看书的,只须自己能分别它的好坏就是了。
  最后一段:说方言文学。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白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譬如这样一句极简单的话:
  “我是没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中间意义是有的,逻辑的神味也有的,说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于北方的;若把它译作:“我是无拨工夫去个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样的意义,同样的逻辑的神味之下,完全换了个南方神味了。假使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若是全用苏白写,那就非但北京人,无论什么人都要向我们提出抗议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但假使有人能将此中重要细为指出,或有将同一篇文字,用两种语言写成,互相比较,则其优劣得失,便立时可以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我们应当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须用他自己所用的语言来直写下来,方能传达得真确,若要用别种语言来翻译一过,无论如何总不免有相当的牺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话,就是因为文言乃是一种翻译品,它将白话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完全消去了(文言可算得是全无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样,若用乙种方言去翻译甲种方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须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全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的做出许多方言文典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
  吴语文学的作品,我们已有的是许多的弹词、小曲和小说。但弹词、小曲是韵文的,中间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将吴语的特长充分表现;至于小说,我们还没有能找出比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为止,我们应当承认这书为吴语文学中的代表著作,这是就文学方面说。若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做依据,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结语了。
  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在书中找出许许多多有关系的史料。例如明园华众会之类,是上海“洋场”史中的好材料。一碗面二十八文,四个人的房饭每天八百文,是经济史中的好材料。又如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有一位老者慨乎言之的向我说:“现在是老爷和太太也同坐马车了;在民国以前,谁也不见这样的怪事!”他这话大约是不错的,因为在二十二三年以前,我初到苏州,还只看见嫖客与婊子同坐马车,没有看见过老爷与太太。今看书中,知道当时便是嫖客与婊子,有时还要分坐两车。
  这种风会的转移,不又是民俗史中的好材料么?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津。
  (原载1934年6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
  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
  《水浒传》的本子很多:有一百二十四回本,有一百二十回本,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回本,最通行的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一回本,就文学上的价值说,最好的也是这七十一回本;其余诸本,只是学者们考究《水浒》史有些用处,为一般读者及文学家的阅读与欣赏计,有了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也就很够的了。
  从金圣叹到现在,三百年中,这七十一回本《水浒》不知道翻刻过了多少次,可都是刻得不大好。因为这是我生平最喜欢的书中之一种,我在近二十年中,各处探访,很想买到一部精刻本;即使不能买到,若能见到一部,借此开开眼,也就不失为有了“屠门大嚼”的幸福了。无如事实上竟不容我有这幸福。求其比较差强人意的,只是民国八年时,在岂明案头见到一部东洋小板精刻本而已。
  前年冬季,听说北平图书馆藏有金圣叹贯华堂原刻本一部,我连忙去借看,果然是原刻。可是,这部书已经是“半身不遂”,甚而至于可以说是“全身不遂”的了!因为全书的纸张,都已酥了,脆了,简直不能阅看了。要是在阅看的时候咳一声嗽,或者是窗外来一阵小风,保可把书卷吹作一小片一小片的碎纸,蝴蝶般的随风飞去!金圣叹原刻本的面目是看见了,可仍给了我相当的失望。
  可是,到了去年三月,琉璃厂松筠阁书店,居然替我找到了一部完整的,廿载寻求,得于一旦。这一乐,真是非同小可!在去年上半年平津大局如此凶险之中,若说我个人还能有什么赏心快意的事,亦许就只是这一件罢。
  傅孟真也是要想找一部精本七十一回《水浒》而没有能找到的,我把我买到这一部书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急得直跳起来,一把揪住了我,非要我让给他不可。当然,我若要让,也就不必买了。孟真的失望,我是不能负责的!后来他又到松筠阁,找住了掌柜的大打麻烦,责问他为什么有了好书不卖给他而卖给我!
  亦许世界上还有同我和孟真一样的痴人,正在寻找这部书而找不到,所以我赶紧想法把它影印出来。因为恐怕卖价太贵,影印时不得不酌量缩小。但缩小到几乎近于一半,印出来仍旧是字大行疏,便于阅读,这就是这一个本子的第一种好处。
  此外,我取坊间通行的翻印本和此本对比,其中显然不同之处,约有数点:
  一、此本分全书为七十五卷,序占四卷,楔子占一卷,正书七十回每回各占一卷;坊本或分全书为二十卷,序及楔子并为第一卷,正书七十回分作十九卷。
  二、此本只每回之前有圣叹外书,每回之末并无别人的评语;坊本或于每回之末,加入王望如评语一二则,同时在全书之首,有“王望如先生评论出像《水浒传》总论”一篇;或更有顺治丁酉桐庵老人“五才子《水浒》序”一篇。
  三、此本间有眉批,坊本或删去。
  四、此本本文中有谨严的圈点,坊本或完全删去,或胡乱改过。
  五、此本于双行夹批中亦断句,坊本都把点子删去。
  至于坊本之多错字,更是必然的事实。除清儒精校的经籍而外,普通书大都是每翻印一次,错字跟着增加一次。
  金圣叹对于《水浒》之功,第一在于删改;他把旧本中要不得的部分削去了,把不大好的部分改好了。第二在于圈点和批语。有许多人以为圈点和批语很讨厌,大可削去。对于已有文学涵养的人,这话原是不错。对于初学,我却以为正当的圈点和批语,是很有帮助的。譬如我们向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说:《水浒》的文章很好,你去看。他看了一遍,亦许完全没有见到文学上的好处,只把宋江、武松、李逵、鲁智深的故事记熟了!原因是他看《水浒》时,心思全被故事的兴趣吸收去了,文章的好处,全在眼中滑过去了。你若叮嘱他看故事时必须注意圈点,必须兼看批语,而且要看得很用心,到全书看完,他的谈论就一定大不相同了。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金圣叹的《水浒》,他的删改,亦许可以说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他的圈点和批语,亦许还有些地方过于酸溜溜。
  但他毕竟是个才子。就全体而论,他对于《水浒》只是有功,不是有罪,他的《水浒》总比其余一切的《水浒》都好。
  水浒图我看见的不下十多种,都不十分好。只有清光绪间粤东臧■堂所刻,相传是明朝杜堇所画的一种比较好一点,今亦影印,以广流传。
  原图得于琉璃厂邃雅斋,有叶德辉跋语,亦附入。
  民国廿三年六月十四日,半农刘复识于平寓。
  (原载1934年7月中华书局初版《贯华堂原本金圣叹七十一回本水浒传》)
  重印《何典》序
  吴稚晖老先生屡次三番的说,他做文章,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得了个诀:这小书名叫《岂有此理》,书中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疑古玄同耳朵里听着了这话,就连忙买部《岂有此理》来看,不对,开场并没有那两句;再买部《更岂有此理》来看,更不对,更没有那两句。这疑古老爹不但是个“街楦头”(是他令兄“红履公”送他的雅号),而且是一到书摊子旁边,就要摊下铺盖来安身立命,生男育女,生子抱孙的。以他这种资格,当然有发现吴老丈所说的那部书的可能。无如一年又一年,直过了五六七八年,还仍是半夜里点了牛皮灯笼瞎摸,半点头脑摸不着。于是疑古老爹乃废然浩叹曰:“此吴老丈造谣言也!”
  夫吴老丈岂造谣言也哉?不过是记错了个书名,而其书又不甚习见耳。
  我得此书,乃在今年逛厂甸时。买的时候,只当它是一部随便的小书,并没有细看内容。拿到家中,我兄弟就接了过去,随便翻开一回看看,看不三分钟,就格格格格的笑个不止。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书做得好极,一味七支八搭,使用尖刁促■的挖空心思,颇有吴老丈风味。”
  我说:“真的么?”抢过来一看,而开场词中“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两句赫然在目!
  于是我等乃欢天喜地而言曰:吴老丈的老师被我们抓到了。
  于是我乃悉心静气,将此书一气读完。读完了将它笔墨与吴文笔墨相比,真是一丝不差,驴头恰对马嘴。
  一层是此书中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在吴文中,也恰恰是如此。
  二层是此书中所写三家村风物,乃是今日以前无论什么小说书都比不上的。在吴文中碰到写三家村风物时,或将别种事物强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观时,也总特别的精神饱满,兴会淋漓。
  三层是此书能将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句,紧紧接在一起,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的新鲜局面。(例如第四回中,六事鬼劝雌鬼嫁刘打鬼,上句说“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是句极土的句子,下句接“也觉风光摇曳,与众不同”,乃是句极飘逸的句子)这种作品,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弄不来的。吴老丈却能深得此中三昧;看他不费吹灰之力,只轻轻的一搭凑,便又捣了一个大鬼。
  四层是此书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这样的态度,是吴老丈直到“此刻现在”还奉行不背的。
  综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这种作品,可以比做图画中的Carica-ture(漫画);它尽管是把某一个人的眼耳鼻舌,四肢百体的分寸比例全都变换了,将人形变做了鬼形,看的人仍可以一望而知:这是谁,这是某,断断不会弄错。
  我们既知道Caricature 在图画中所占的地位,也就不难知道这部书及吴老丈的文章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
  但此书虽然是吴老丈的老师,吴老丈却是个“青出于蓝”,“强爷娘,胜祖宗”的大门生;因为说到学问见识,此书作者张南庄先生是万万比不上吴老丈的。但这是时代关系。我们哪里能将我们的祖老太太从棺材里挖出来,请她穿上高低(跟)皮鞋去跳舞,被人一声声的唤作“密司”呢!
  我今将此书标点重印,并将书中所用俚语标出(用○号),又略加校注(用◎号),以便读者。事毕,将我意略略写出。如其写得不对,读者不妨痛骂:“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刘复,一九二六,三,二,北京。
  (原载1926年4月5日《语丝》第73期)
  关于《何典》的再版
  关于《何典》的再版,有几句话应当说明:(一)这回增刻的,有鲁迅的一篇《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有林守庄先生的一篇序。
  (二)“空格令人气闷”这一句话,现在已成过去。
  (三)我容纳了许多读者的指示,在注释上及句读上,都有相当的改正;我就顺便在此地对于赐教诸君表示极恳挚的谢意。
  (四)半月前,我又在冷摊上买到了一部不完全的石印小书,其内容即是《何典》的下半部,但封面上写的是“绘图第十一才子书”,书中的标目,却又是“鬼话连篇录”。这都没有关系,因为上海翻印小书的人,往往改换名目。可是原书中的“缠夹二先生评,过路人编定”在这翻印本里已改做了“上海张南庄先生编,茂苑陈得仁小舫评”。从这上面,我们不但可以决定张南庄是上海人而不是上虞人(因为有许多人这样怀疑),而且连缠夹二先生的真姓名也知道了。不过这张陈两先生的身世,现在还无从考查。从前我在《语丝》上登了个启事,希望能有人替我在上海张氏家谱上查一查;现在我再在此处重申前请,希望爱读《何典》而能见到上海张氏家谱的人,不吝赐教。
  一九二六,一二,一一,刘复。
  (原载1926年12月北新书局再版《何典》)
  校点《香奁集》后记
  韩致尧《香奁集》,余所见有三本。一《全唐诗》本,一吴挚甫《韩翰林集评注》本。两本所异,要有三端。全唐本小传称“《翰林集》一卷,《香奁集》三卷,今合编四卷”,而书中乃析《翰林集》为三,合《香奁集》为一。评注本则《翰林》、《香奁》二集,均析为三。此一异也。评注本《香奁集》有序;全唐本无序,其《全唐文》中所录“香奁集自序”,则仅有“遐思宫体”以下一节,前半尽付缺如,盖妄人重文轻事者之所删乙。此又一异也。评注本有《初赴期集》、《半睡》、《南浦》、《深院荔枝》诸章,全唐本均未载。又评注本《咏柳》二首,全唐本只一首。全唐本《想得》一首在《春闷偶成十二韵》之后,而评注本则在《闺情》之后。至评注本所载曲子《浣溪沙》二首,《黄蜀葵》、《红芭蕉》二赋,全唐本自在不录之列。此又一异也。舍此三异,两本正文旁校,什九相符。或其初原是一本,传写既频,好事者为之任意补割,遂乃歧而为二耳。集录诗文,不外二法:曰按体,曰编年。两本诗体错乱,初意必是编年之作。而《闺恨》一首,原注壬申年作。后接《袅娜》一首,原注丁卯年作。后越《多情》、《偶见》、《个侬》三首,接《无题》四首,原序谓辛酉年作。按丁卯在辛酉后六年,壬申又在丁卯后五年。今前后倒置,则又显非编年,两本大病,其在兹乎。至其校订讹异,固自可取。然又仅言“一作”,不记出处,亦疏漏不足为训。
  此外别有竹坞钮氏袖珍本,康熙癸巳吴郡朱绳初复刊,并按旧本编入拾遗四首,附录《思录旧诗》一首。此本按体编排,甚便读者。今兹所刻,即以为据。其有此本所未收,而见于全唐评注两本者,则别为录出,附载卷后。惟评注本所录《黄蜀葵》、《红芭蕉》二赋,不当混入诗中,故从节省。全唐评注两本所载旁校,今亦一一移录,但仍以此本为主。
  譬如此本本文作甲字,别两本本文亦作甲字,下注一作乙字者,自应直录;其或此本本文作甲字,别两本本文作乙字,下注一本作甲字,则今刻本文仍作甲字,下注一本作乙字;庶几兼收两本之益,仍留此本之真。
  或原校失之疣赘,如“奁”下注“一作■”,“崔国辅”下注“一作辅国”之类,虽为识者不取,要自无伤,故悉仍其旧。致尧诗功夫风格,别有余友沈二作序论之,余惟一己之所深好,故为点校重印。昔居欧洲,案头常有此集,偶心意苦闷,翻取《五更》、《南浦》诸章诵之,每每可解。而生平拘谨,见女人不敢正视,至今犹然,甚矣人之诋■此集者之无聊也!且男女之欲,无殊饮食。必欲抑之,转酿横决病苦诸厄。仲尼采郑卫之诗,渊明作《闲情》之赋,此其所以不可及。而今古妄人,必以绝欲灭情为圣,抑又何耶!
  十五年七月十三日北平。
  (原载1934年6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
  《宋元以来俗字谱》序
  《宋元以来俗字谱》一卷,是去年编成的,所取材料,是下列十二种书:
  一、《古列女传》,宋刊,扬州阮福摹刻。
  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宋刊,日本高山寺旧藏,上虞罗振玉影印。
  三、《京本通俗小说》,江阴缪荃孙据影元抄本刻。
  四、《古今杂剧三十种》,元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影印。
  五、《全相三国志平话》,元至治刊,日本盐谷温影印。
  六、《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元刊,上海涵芬楼影印。
  七、《娇红记》,明宣德刊,日本盐谷温影印。
  八、《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明金陵富春堂刊。
  九、《岳飞破虏东■记》,明金陵富春堂刊。
  十、《目莲记弹词》,残,清初刊。
  十一、《金瓶梅奇书》前后部(与普通本不同),清嘉庆济水太素轩刊。
  十二、《岭南逸史》,清同治刊。
  这十二种书,当然未必能将宋元以来所有的俗字完全包括,但就大体说,要借此看一看八九百年以来俗字的演进和变化的程迹,也就十不离九了。
  工作的程序,是先将各书中所有的俗字,一一摘出,然后依据各字的楷体的部首编排。遇有部首不甚明显的字,一般人翻查字典时必须先翻“检字”的,即按各字之总笔画数之多少编排,列于按部首编排的字的后面。部首虽然明显,而字数不多,不满三字的,也按总笔画数编排,不设一部。遇有某一字的俗字可分作两个或三个系统的,就分列为两行或三行;例如“笼”字的俗字,有三个系统,分列为三行:
  第一行为■■
  第二行为■■■■■
  第三行为■■
  这种工作,做起来并不难,却很烦苦,因为有许多俗字,相差只有一笔或半笔,只须眼睛稍稍一花,就不免滑过;例如“■”字的俗字,《目莲记》、《金瓶梅》均作“窃”,《岭南逸史》作“■”,若不仔细看,就不免把“■”也看做了“窃”了。而且我们人类,对于有理性的连续的东西,记忆起来是容易的。若是一盘散沙,彼此间没有关系的,记忆起来就很难。所以在摘取俗字的时候,往往摘到了一书的后半部,对于前半部中已摘的俗字,就记不大清楚了。若是把已摘的误认为未摘,不过多摘一次,到编排时自然会发现,并没有什么关系。若是把未摘的误认为已摘,就不免从此遗漏了。而且,非但在一书的前后间可以有这样的谬误,也有时候,或竟不免将脑海中所留存的甲书中的俗字的影子,移挪到乙书中来,那就是说:把甲书中已经摘过的俗字,误认为在乙书中也已摘过,因而不摘,而实在并没有摘。这种谬误,我不敢说一定有,却也不敢说一定没有。因为所用十二种书,虽然分量并不很多,而用来做这样一种干燥乏味的工作,也就够繁重的了。
  近十余年来,颇有人提倡写简笔字,如陈大齐、钱玄同、陆费逵诸先生,都做过文章;胡怀琛、陈光尧两先生,都做过单行的小册子。我以为汉字在没有能找到极好的方法改为拼音制之前,写简笔字实在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过渡方法。若说简笔字不合于六书,则太阳并不是方的(“日”),狗并不是两条腿(“犬”),试问楷书之合于六书者安在?
  亦许这一部书出版之后,对于简笔字运动上,可以稍稍有一点用处。
  但我做这一部书的目的,只是为研究俗字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在实用上有何种贡献。若研究学问要处处顾着实用,那就只有回复到前清甲午战以后的时务策论时代去!
  我想,中国的俗字或别字,在十年之内,总可以研究完备了。因为六朝别字早已有人研究,虽然还有补充的余地,究竟已打了一点根基。
  唐人写经的别字,现有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搜集。同治以后以至今日各种小唱中的俗字,我已着手搜集,将来拟编为《今俗字》一书,以继此书之后。还有从汉隶演进而为今隶的一个时代中的别字,我也颇有研究的野心,老友钱玄同先生也极力鼓励我,但不知在这一两年内,有工夫没有。
  我在此处应当谢谢我的助理员李家瑞君,因为他帮我编成此书,很勤恳,很仔细,很忠实;我又该谢谢我的老朋友马廉先生,因为十二部书中,有四部是他借给我的。
  十九年二月二日,刘复。
  (原载1930年2月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初版《宋元以来俗字谱》)
  《中国俗曲总目稿》序
  我们研究民间文学,从民国六年冬季开始征集歌谣起,到现在还不满十五年。在这个很短的时期之中,我们最初所注意的只是歌谣,后来就连俗曲也同样看重,甚而至于看得更重些。
  歌谣与俗曲的分别,在于有没有附带乐曲:不附乐曲的如“张打铁,李打铁”,就叫做歌谣;附乐曲的如《五更调》,就叫做俗曲。所以俗曲的范围是很广的:从最简单的三句五句的小曲起,到长篇整本,连说带唱大鼓书,以至于许多人合同扮演的嘣嘣戏,中间有不少的种类和等级。但我们没有把皮黄和昆曲包括在内。这里面也并没有多大的理由,只是因为这两种已经取得正式的舞台剧的资格,不在“杂耍”之列;若是望文生义,以为“雅”、“俗”之分在此,那就错了:小曲中很有极雅的雅词,皮黄昆曲中尽有俗不可耐的作品。
  俗曲的搜集,虽然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开的端,而孔德学校购入大批车王府曲本,却是一件值得记载的事。那是民国十四年秋季,我初回北平,借住该校。一天,我到马隅卿先生的办公室里,看见地上堆着一大堆的旧抄本,我说:“那是甚么东西?”隅卿说:“你看看,有用没用?”我随便检几本一看,就说:“好东西!学校不买我买。”——“既然是好东西,那就只能让学校买,不能给你买。”——“那亦好,只要不放手就是。”后来该校居然以五十元买成,整整装满了两大书架,而车王府曲本的声名,竟喧传全国了。
  北平书贾的感觉,比世界上任何动物都敏锐!自此以后,俗曲的价格,逐日飞涨;当初没人过问的烂东西,现在都包在蓝布包袱里当宝贝,甚至于金镶玉装钉起来,小小一薄本要卖两元三元。这对于我们有志搜集的人,当然增加了不少的困难;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两三年中居然还能买到不少,这是我们很可以引为自慰的。
  这一本目录里所收的俗曲,共有六千多种,其中标“车”字的即车王府曲本,标“平”字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标“宫”字的是故宫博物院所藏,不标字的是史语所所藏;有几种是我自己的旧藏,现在还不忍出让的,也已抄录副本归入史语所,不另标字。
  这六千多种俗曲的流行区域,共有十省,以北平为最多,江苏广东次之;江西也有两种,要是也算一省,就有十一省,如下表:河北四千一百○九种(内北平四千一百○三种,天津五种,磁州一种)江苏七百一十八种(内上海四百○八种,苏州三百○五种,扬州四种,南京一种)广东五百二十五种(全系广州)四川一百六十五种(全系成都)福建一百六十二种(内福州一百五十四种,厦门八种)山东一百三十九种(全系济南)河南一百一十六种(内开封一百○二种,彰德十三种,许昌一种)云南六十六种(全系昆明)湖北二十四种(全系汉口)安徽十八种(全系芜湖)江西二种(全系南昌)
  当初我们打算把这部目录叫做《中国俗曲总目》,后来觉得我们所见到的,在中国俗曲全体之中,恐怕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加一“稿”字,以为将来增补或重编的预备。
  编目的方法如下:
  一、以中国数目字示标题的字数(无标题者取第一句),标题字数相同者归在一起。
  二、以阿拉伯码示标题中首三字的笔数;笔数少者排在前,多者排在后。
  三、每曲抄录开首二行,以见内容之一斑。
  四、一曲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之标题者,均互见编排,惟仅于较通行之一标题下录曲首,其余只列号数与标题,注明一名某某,见某某号。
  五、抄,木,石,铅,为抄本,木刻,石印,铅印之省。
  六、印本有出版处者均标明。
  七、一曲在一本以上者记本数,仅一本者记页数,不满一页者记行数。
  八、同一标题而内容不同者并录。如所录曲首两行已可示内容之不同,即不再标注,否则于标题下注明“与前种略异”或“与前种不同”。
  九、所录曲首原本断句者从之,不断句者以己意断之;原本断句或字体显然错误者改正之。
  我们从民国十七年冬季开始工作,一面编目,一面采访搜集,到现在排印完毕出版,费了三年多工夫,而所成就的,只是这一本目录,没有能做各曲的内容提要,没有能做分类比较的研究,更没有能谈到记载乐曲的工作,这是我们觉得十分惭愧的:其原因由于从事工作的人只有一两个,而且还各有别种工作,不能将所有的工夫完全放在这上面;另一方面,也可以知道这种工作看去很简易,实际异常繁重,非集合许多有兴趣而又有相当专门知识的人去做,恐怕得不到圆满的结果。
  在第一年中帮我工作的是李荐侬刘澄清两君,第二年以后直到出版,是李家瑞君,常惠君在开始时也从旁协助,我对于这四位应当在此地诚恳致谢。
  李家瑞君以参加此项工作之心得,写了一部《北平俗曲略》;这是一部独立的书,但也可以与本书相辅而行,作为有力的补充,现在初稿已经写成,不久就可以校订完毕,特先为介绍。
  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北平。
  (原载1932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初版《中国俗曲总目稿》)
  重刊《霓裳续谱》序
  前几年,听说衣萍先生要重印《霓裳续谱》,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这部书实在不容易找,找到了价钱也很贵,若要找到一部印得清清楚楚的,更是难之又难。如能重印数千部行世,加之以衣萍先生的精心校订,那就是种种困难都可以消除,种种缺憾都可以弥补,这不是文艺界的一个好消息么?
  我之所以喜欢这一部书,因为中间包有许多很好的民间文艺作品。
  所谓包有,就是说:有一部分是,并不完全是。王楷堂自序里说:“其曲词或从诸传奇析出,或撰自名公巨卿,逮诸骚客,下至衢巷之语,市井之谈,靡不毕具。”可见其中本有文人学士的作品存在。至于卷首所载乾隆五十四年万寿典的歌曲十八页,那是道地的庙堂文艺,与民间文艺更不相干。
  就其中真正的民间文艺而论,的确有如葛兰坡跋语中所说:“如天籁之自鸣而止”,可使人“神动而天随”。例如卷四杂曲中的:〔寄生草〕濠淞雨儿点点下,偏偏情人不在家。若在家,任凭老天下多大。劝老天,住住雨儿教他回来罢。淋湿了衣裳事小,冻坏了情人事大。常言说:黄金有价人无价。(重)
  〔寄生草〕情人送奴一把扇,一面是水,一面是山。画的山,层层叠叠真好看。画的水,曲曲弯弯流不断。山靠水来水靠山:山要离别,除非山崩水流断。(重)
  〔寄生草〕这封书儿写停当,手拿封筒往里装,泪珠儿点点滴在书皮上。上写着:“拜上拜上多拜上,拜上情人不要改肠,后会佳期有指望;要改肠,奴命丧在你身上。(重)
  都是万古不磨的好文字。若与卷六开首一段杂曲相比:〔玉蛾郎〕春色儿娇,日永儿和,暖气儿暄,景物飘飘美堪怜。花开三月,夭娇娆嫩蕊鲜。草萌芽,桃似火,柳如烟。
  仕女王孙,戏耍秋千。暗伤惨,春归两泪连,恨锁两眉尖。蝴蝶儿,对对穿花把两翅扇。清明上禁园,和风吹牡丹;玉楼人,酒醉在杏花天。(重)
  那就显得巧拙之不同,不可以道里计了。
  前一种曲是白描的,是从民间来的。后一种曲是堆砌词头的,是从传统的文学中来的。在北方的俗曲中,这两种曲并存着。在南方,却只有后一种而没有前一种。例如我手头所有的一部马如飞《时调开篇》,翻开第一页,是说岳武穆的:束发从军武穆公,天生纯孝与精忠。幼年母子伶仃苦,恒产俱无赤骨穷。慈母背间亲刺字,一生忠勇有谁同。
  又有一部《滩簧雅集》,其《借茶》一篇开场为:〔旦上唱〕春光明媚百花香,桃柳争春天艳阳。树头百鸟能言语,伤春女子坐闺房。自叹红颜多薄命,终身错配宋三郎。
  这不是叫人一看就讨厌么?所以我虽然是个南方人,对于俗曲,却总以为北方的比南方的好。这一点意见,不知衣萍先生以为然否。呜呼!
  “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有九年冬至前一夕,江阴刘复半农甫谨序于北平大阮府胡同。
  (原载1935年11月上海中央书店初版《霓裳续谱》)
  也算发刊词
  两星期前《世界日报》主人来找我办副刊,我却也官气十足的说:容我考虑一下。这并不是故意忸怩,实在因为办副刊,也犹之乎做财政总长。做财政总长要的是钱,办副刊的要的是稿;要是没有稿,也就说不到刊了。
  后来我向我的几位做文章朋友探了探口气,问他们愿不愿帮忙。承他们的情,说,可以可以。我觉得空气很好,财政总长的背后有了银行家帮忙,也就不妨走马到任了。
  今天是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之日,照例用得着说几句门面话。
  报纸上为什么要有个副刊?这个问题是谁也回答不出的。不过好像是“报谱”上写着,有报必有副刊,于是乎有《世界日报》,就有了《世界日报·副刊》。
  副刊应当怎么样办?这可没有什么准儿;办的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于是乎一挤,就挤到我身上来了;而我也者,乃是向来说不出什么办法,今日尤说不出什么办法的一个人。
  我知道我自己是个读书人,然而读的书是不多的,而且很杂乱的。
  我虽然偏向着要研究些较为实在一点的学问,如语言学、语音学、乐律学之类,但对于一般的文艺,如诗歌、小说、民谣、杂记之类,也非常喜欢。至于纯粹的科学,只是算学物理两项,有时还要乱翻一下,其余的都觉脾胃不对,或者是从前没有下过预备工夫,现在也就没有勇气去学习。而生平之所绝对不能者,却有三事,即是担粪着围棋之外,再加上一个谈政。
  因其不能担粪,所以至今没有能到民间去;因其连着棋也不会,所以非但不能当兵打仗,甚而至于不能和人家打架;因其不能谈政,所以至今是看见了有关于政治的书报就头痛。
  这些都是关于我个人的话,何必要唠唠叨叨的说?然而不得不说者,为的是副刊既由我办,事实上就只能依着我的脾胃办去;我的脾胃是如此,那么将来所办出的副刊,也大致就不离乎左,不离乎右。若是诸位中对于这副刊有怀着更大的希望的,我就不妨干脆的预先奉告:你将来一定要失望,你还不如就从今天起,不看这副刊。
  此外还有一件事应当说明:报纸并不是教科书,而办报的和看报的,也并不必要戴上方顶大帽子。虽然我们不免有了书呆子的积习,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要“三句不离本行”的露出马脚,而实在也很知道专门的讲学文章,应当有专门的书报去发表,决然不是什么普通的日报可以代为经办的,普通的日报,只是给我们随便浏览浏览,将一天中的用不着的光阴,消磨去一部分,而同时也说不定可以得到一些小益处。副刊的作用也只是如此,不过略略偏于书呆子一方。
  因此,我们在这副刊里不妨意到笔随的乱谈天,反正我们所谈的是无有不呆的。我与几位同事先生,教书读书当然是正事,而没事时大家聚在一起乱谈天,也就几乎变成了正事一样。有时谈得不投机,大家抬起杠来,也就可以闹得像煞有介事,而实际所争者,也不过是“天地间先有鸡或先有鸡蛋”一类的问题而已!因此,有人称我们那休息室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意。这大概是不错的。但我觉得便是这样,也总还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一些。现在有了这副刊,亦许这“群言”的风气,不免要流播一些过来。若说这种乱谈是不值一笑的,那也就用不着你说,我们自己也早就知道是不值一笑的;而况我们这些人本身,“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打米”,也完完全全是不值一笑的。
  话说完了。最后一句是:我办这副刊,办得下就办,办不下就滚蛋!
  合并声明,须至发刊词者!
  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
  (原载1926年7月1日北京《世界日报·副刊》)
  《初期白话诗稿》序目
  李大钊一首
  《山中即景》。
  沈尹默九首
  《公园里的二月蓝》、《月》、《雪》、《除夕》、《刘三来言子■死矣》、《白杨树》、《秋》、《三弦》、《耕牛》。
  沈兼士六首
  《山中西风大作》、《见闻》、《早秋》、《真》、《逖先入山相访》、《泉》。
  周作人一首
  《两个扫雪的人》。
  胡适五首
  《唯心论》(两稿)、《鸽子》、《十二月五夜月》、《四月
  二十四夜作》、《除夕诗》。
  陈衡哲一首
  《人家说我发了疯》。
  陈独秀一首
  《丁巳除夕歌》。
  鲁迅二首
  《他们的花园》、《人与时》。
  以上作者八人,共诗二十六首。
  这些稿子,都是我在民国六年至八年之间搜集起来的。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那一个时期中的事,在我们身当其境的人看去似乎还近在眼前;至于年纪轻一点的人,有如民国元二年出世,而现在在高中或大学初年级读书的,就不免有些渺茫。
  这也无怪他们,正如甲午戊戌庚子诸大事故,都发生于我们出世以后的几年之中,我们现在回想,也不免有些渺茫。所以有一天,我看见陈衡哲女士,向她谈起要印这一部诗稿,她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
  白话诗是“古已有之”,最明显的如唐朝的王梵志和寒山拾得所做的诗,都是道地的白话。然而,这只是有人如此做,也有人对于这种的作品有相当的领会与欣赏而已。说到正式提倡要用白话做诗,却不得不大书特书:这是民国六年中的事。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同时我以为用白话诗十五周年纪念的名义来印行这一部稿子,也不失为一种借口罢。
  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况提倡白话诗。所以适之诗中有个“两个黄蝴蝶”一句,就惹恼了一位黄侃先生,从此呼适之为黄蝴蝶而不名;又在他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其实,胡适之诗中用了黄蝴蝶就该称为黄蝴蝶,黄季刚文中用了驴鸣狗吠就不该称为黄驴鸣黄狗吠么?
  然而古老的国粹先生决不肯作这种反省工夫。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然而我们终于没有尝到牢狱的滋味——至少也可以说我们中并没有任何人在明白宣布的提倡白话诗文的罪名之下遭到逮捕——这就不得不有慨于北洋军阀的宽宏大度,实远在读圣贤书,深明忠恕之道的林琴南先生之上。
  现在是时移世变,情形和当初大不相同了。虽然还有许多人对于白话文痛心疾首,一般人却已看做了家常便饭:愿意做的人提笔就做,不必有什么顾忌,不愿意做的人也只是不做而已,至多也只是摇头叹气而已,决不像林先生那样的拚命。所以我把这一部稿子印出来,真是了无足奇。岂特了无足奇,亦许有许多思想比我们更进步的人要在旁冷笑,以为这算得了什么东西呢。不差,以鞋子里塞棉絮的假天足,和今日“裙翻鸵鸟腿”的真天足相比,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呢?然而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上可以占到一个相当的位置,总还是事实。
  这部稿子里有几点是值得说明的。第一,李守常先生不大做诗,亦许生平就只做过《中山即景》一首,而这一首的原稿可保存下来了。第二,陈仲甫先生白话文做得很多,旧体诗做得很好。白话诗就我所知道的说,只有《除夕》一首,这一首的原稿也保存下来了。第三,鲁迅先生在当时做诗署名唐俟,那时他和周岂明先生同住在绍兴县馆里,诗稿是岂明代抄,鲁迅自己写了个名字。现在岂明住在北平,鲁迅住在上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样合作的机会,这一点稿子,也就很可珍贵了。
  我现在把这部稿子印出,并没有什么用意,也没有什么感想,也不想谋利,因为我同出版人说好:“我也不要抽版税,你也不要定高价,希望同好的人购买起来可以方便些。”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印呢,简单说来,只是因为有趣可玩而已。当然,现在的时候决然不是玩这玩那的时候,但我自己相信,我虽然不能担着大粪做直接生利的工作,也不能荷着长枪做直接救国的工作,而对于我自己名下的本分工作,无论在故纸堆中或新纸堆中,总还孜孜不倦未敢后人。现在弄这一些小玩意儿,正如小孩子上学回家取他所心爱泥人儿抱抚一回,若然做父母的人还要呵责他,旁人还要笑他“这孩子没出息”,那也自然无话可说。
  有几位朋友劝我把自己的诗稿也放一两首进去,我却未能从命。第一,因为那时的稿子,早已没有,现在既然找不出,自然也不便倒填了年月假造。第二,听说有位先生编印世界名画集,内分三部,第一部是各国名画,第二部是本国名画,第三部就是他自己的名画。这真是一个妙绝古今的编制法,可惜我竟不能造起一个“初期白话名诗”之类的名目来,要是能造成,我也就很有胆量和勇气把我自己的名诗放进去。
  在旧纸夹中找到了七张《新青年》稿纸,就用来抄写初期白话诗稿的目录,且在目录后面随笔写了一大堆废话,到废话说完,七张稿纸也就快写完了。
  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北平。
  (原载1933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初版《初期白话诗稿》)
  《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序
  余弟天华既死之旬日,其生平友好暨及门诸弟子心酸未已,余泪在颐,集其故居,谋所以留念。复因进言:天华一生,不问世情,诸事业无足述;不耽笔墨,故文词无足传。所长者乐,而声音之道,虽感人于无穷,实一发而即逝。欲求痕迹,尚赖简编。倘能汇合所作乐章,印为一集,布之世间,留死者之精神,动后人之怀想,或亦诸君子之所乐闻欤。佥曰善。天华夫人即出遗稿,付在座诸君分任校理之役,而由复汇合诸稿,付之梓人;刊印所资,则募之北平诸大学及学术团体,并定卖书所得,悉以教养遗孤,庶几死者可安,生者有慰。阅数月,全书完成,计从事校理遗稿者杨仲子,罗炯之,陈德义三先生,均天华至友;沈仲章,孙德宣,蒋风之,陈振铎,陶筠,王国信,邵晓琴七君,潘君方,曹安和,杨筱莲,周宜四女士,均天华弟子,而以陈振铎沈仲章二君为尤劳苦。任缮写乐谱者刘兰章,李松风,吕文煜三君。题书衣者蔡孑民先生。为特撰纪念文者德国雷兴先生,译为国文者杨丙辰先生。为译传略为英文者英千里先生。捐资印刷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女子艺术两学院,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国乐改进社。复仅识之,并与天华遗族永铭嘉惠。呜呼!人事何常,去年今日,天华不与吾辈旦夕相共耶,而今已停榇法华寺中二百五十余日矣。天华坚苦卓绝,故一生虽短,犹有足传,吾辈后死者其知所勉夫。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北平。
  (原载1933年北平图书馆编印《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书林漫拾──【近人书话】
  《吴歌甲集》序
  顾颉刚先生的《吴歌集》将要出版,我极喜欢能有这很好的机会将我的一些意见写出,算做一篇小序。
  我们研究民歌俗曲,以至于一切的民间作品,有种种不同的意趣。
  归并起来,却不外乎语言、风土、艺术三项。艺术一项,大部分是偏向着文学一方面说;但如碰到了附带乐谱的作品,就得把音乐也归并在一起算账。
  这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干脆说来,就是民族的灵魂。若是我们只学着最古的古人讲究佃渔畜牧,或者是只学着死去未久的古人讲究富强,造枪炮,打鬼子,那么我们所有的,只是吃饭、穿衣、拉屎、困觉,人禽之别安在哉?
  吃饭穿衣等事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所以要研究各民族特有的文明,要彻底了解各民族的真际,非求之于吃饭穿衣等事之外不可。而民歌俗曲,却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何以说最真实,因为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来陶情适性的;他们既不比考生们对着考官对策,又不比戏子们对着听众卖艺,所以唱起来只是有话十搭十的说,不求讨好,不受拘束。何以说最扼要,因为如上文所说,民歌俗曲中把语言、风土、艺术三件事全都包括了。
  自从六朝以至于今日,大约是吴越的文明该做中国全部文明的领袖罢。吴越区域之中,又大约是苏州一处该做得领袖罢。如果我这话说得不大错,那么苏州在中国文明史上所处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料中国人无人不爱玩苏州,而求其所以爱玩苏州梦寐难忘者,无非是寒山寺的钟声,虎丘山的香冢;其下焉者,则玄妙观前吃板茶,金阊门里骑驴子,把天上无双人间不二的吴侬白苎之歌一扔扔到了青■港里。这不但是苏州人要气昏,便是我们附庸于苏州的人也要愤愤不平。
  前年颉刚做出孟姜女考证来,我就羡慕得眼睛里喷火,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现在编出这部《吴歌集》,更是咱们“歌谣店”开张七八年以来第一件大事,不得不大书特书的;所以我就借此将民歌的重要与苏州民歌的重要胡乱写出一些,见笑见笑。
  刘复,一九二六,三,二,北京。
  (原载1926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初版《吴歌甲集》)
  《浑如篇》题记
  与老友范君遇安(啬)不通讯问者经年,近忽自洞庭山中以所点阅旧书一册见寄,云得之苏州玄妙观前冷摊中者;且言如有复刊价值,即为付之北新主人。书系明刊,都三十六页,首页首行已损,致标题缺如。
  次行“邵阳元甫沈弘宇述”八字虽完整,殊未易据此考定书名。书中所记都青楼事。明代士夫著书泛记青楼事如此书者,余于十数年前见过三种:曰《嫖经》,曰《嫖赌机关》,曰《幽间玩味夺趣群芳》。中惟第二种之前半,与此书甚相似,亦苦阅时已久,记忆恍惚,不能断其即是此书。今但以开首“世事浑如春梦”句,称之为《浑如篇》云。书中各篇,工拙互见。其工者如“九问十八答”之类,固能洞烛隐微,令人恍然于今古世情,初不相远;即其拙者,亦能于当时风习好恶,语言名物,质实指陈,足供学人之研讨。范君为余中学时同学,二十以后,野处躬耕,读书自适,生平足迹,未到青楼,今复刊此书,固纯乎学人之事也,惜世间不乏心眼不洁之人耳!
  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刘复谨记。
  (原载1934年6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初版《半农杂文》)
  《北平俗曲略》序
  我在《中国俗曲总目稿》的序文中说过:“李家瑞君以参加此项工
  作之心得,写了一部《北平俗曲略》;这是一部独立的书,但也可以与本书相辅而行,作为有力的补充……”现在这部书快要印成出版了;这是李君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们中国人研究民间文艺以来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叙述,这是我乐于向同道诸君子介绍的。
  去年李君把写稿送给我看的时候,我大致翻了一翻,知道书中的话说,多半是从纸片子里寻求出来的。我想,用这种方法寻求以往的史实,结果当然不会很差,但假使是可能的话,最好还该在纸片子以外再得到些有力的校订或补充,于是我就请常惠君把原稿送给熟于北平歌乐戏剧掌故的乐均士、曹心泉两先生阅看,请他们老实不客气的指正一下。但结果他们两位都说,书中所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谁都不能知道这么多的东西;就知道的说,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一分话里亦许多少还带着些客气,但就大体而论,已可证明这部书有出版的价值了。
  全稿付印之前,我把叙述部分都仔细看过,在文辞上及材料上,都有相当的校改,这是我可以帮着李君负一部分责任的。例与乐谱我却没有能看——在这上面,将来还大有继续研究的余地,因为现在所找到的,只有一小部分是词乐对照本,其余都是词与乐不同出一处,虽然曲名相同,实际却是配合不上的;即就词乐对照本而论,恐怕也因为辗转传抄翻刻,乐谱中已有了相当的错误,演奏起来未必能和歌词配合得上,甚而至于可以不能成乐,却成为一种怪戾之音。在这一个范围之内的探求校订的工作,最好交给天华去做,可惜天华死了。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平。
  (原载1935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半农杂文二集》)
  王芷章《腔调考原》序
  平山王石渠君积多时研究之结果,写成《腔调考原》一书,将出版,以伦哲如先生之介绍,要求我替他做一篇序。序是我不大会做的,只能说,我既然侥幸得于此书出版之前即有阅读的机会,自然应当在读完之后,把自己的意见写出一些,以答谢王君的盛意。
  就我所知道的说,朋友中研究中国戏曲史很努力,而已有相当的成功的,要算齐如山、周志辅、马隅卿、赵斐云、孙子书诸先生。齐先生注意于技术上的记载,周先生注意于梨园掌故,马赵孙三先生注意于剧本之搜集,从而探讨其情节上或词句上的流变:这些都是中国戏曲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他们诸位分道扬镳,穷年累月的做去,比到已往或现在的所谓谈剧家的轻描淡写的工作,情形大不相同了。现在王石渠君所做的《腔调考原》,虽然只有小小一本,我却认为可以列于齐周诸先生著作之林而独树一帜。因为,研究腔调的流变,就性质说来,是戏曲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戏曲中所重者唱与做,而唱尤重于做。所谓腔调,拆穿了说就是唱法,就是歌唱时用的谱子。要是研究戏曲史而把这一件事忽略了,那我敢胆大的说,这一部戏曲史是永远不能完成的。正如要替某甲画一个肖像,把他的衣冠姿态、手足发肤都画了,却留着面上是白白的一块,没有给画上耳目口鼻。
  但是,这一部分工作实在不容易做。假如已往的戏剧,都有详细的曲谱流传下来,那是只需费一点比较的功夫就好了。无如事实上,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昆腔的曲谱是详细的,其余诸腔调,或者是全无曲谱,或者是虽然有一点,实际还等于没有。因此,要在这上面用功夫,决然不能得到成篇成段的有系统的材料,而只能就已往的记载之中,零零碎碎的找到一些影子。但已往的记载,即前文所说的轻描淡写的剧谈之类,又往往不十分可靠。因为这些记载的作者,并不全是有学问的,即使有一两人有学问,也只是为一般的赏鉴心理或好奇心理所驱使,甚而至于是为卑劣的捧角心理所驱使,随随便便的写一些;他们既没有把自己的记载当作一种正经著作,自然也就不肯用什么考据功夫:他们所说的话,也尽有是以意为之,完全不足依据的;也尽有是捕风捉影,彼此抄袭,陈陈相因,粗一看好像是诸家共主一说,已可认为定论,仔细一推求,却还立足不稳的。要在这种的记载里找材料,必须具有披沙炼金的功夫。
  然而我们所能有的沙就不很多,再要在沙里去淘出金来,自然更少,甚而至于可以说,能不能得到一点,还在不可知之数。向来有志研究中国戏曲史者之未能着力于腔调问题,其故即在于此。而王君偏能不怕难,偏能正对着这难的方向走去,无论他现在已走到了什么程度,无论他已得到的结果将来是否再有摇动的可能,他那种不怕难的精神与勇气,已值得我们钦佩,同时也做了他将来能于得到圆满结果的保障。
  王君证明二黄调曾有两度入京,一在乾隆五十五年,一在道光十八年;又证明这两种二黄调的唱法不同。就我个人的意思说,这是全书中最精确、最有价值的一点;亦许将来王君还能在这上面推阐得更详细、更进步,但根本上是决不会摇动的。不过当初的二黄是否必须从竹而作“簧”字,后来的二黄之名,是否由于“湖广”二字切合而为“黄”字,我多少还有一点怀疑。王君以为西皮调不出于湖北而出于甘肃,我也觉得还有研究的余地,因为,就现在通行的西皮二黄而论,音乐色彩是很相近的,所以在一戏之中,西皮二黄同用者甚多;若说二黄出于湖北,西皮出于甘肃,地域相差得如此之远,恐怕事实上不容易有这样相近的音乐色彩,除非我们能从历史上或地理上找出特殊的理由来。王君对于秦腔、勾腔、昆腔、弋腔及其他各腔,也都有相当的考证和论断,可惜我这几天正是忙不开交,而且行色匆匆,不日就要到察哈尔绥远一带去调查方言,只能略略一读,详细的研究,请俟异日。
  读完了王君的书,忽然想起了我近数年来对于中国旧剧上所有的两种见解,不妨借此说一说。
  第一点,有人说,古时的歌唱,都是一字一音,到近代才变成一字多音。这句话亦许未必绝对真确,但至少我们总可以说,古人歌唱之中,即使不全是一字一音,也决没有现在皮黄之中之所谓“翻腔”,把一个字翻到几十个音的。这种的翻腔,就美的立场说,当然不得不承认是一种进步。但翻腔的功用,只能助美;假使我们只能在翻腔上取胜,而不能从大处着墨,不能在歌曲的全部骨干上组织上求进步,那就等于文章做不好,却把词头儿堆砌得满纸,虽是取媚于俗人,终必见嗤于大雅。
  现在的皮黄,是不是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路呢?
  第二点,皮黄中的“板”,实在有限得很。此所谓板,实际是皮黄中所包含的种种不同的曲调,据王君书中所列西皮调二黄调两表,通共只有十几种。要把这十几种的板,配合人类中千变万化种种不同的情感,那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同许多人说过,此后的中国歌剧,应当不以专唱某一派的曲调为限,应当放开门户,把中国所有的曲调完全容纳:无论是皮、黄、昆、弋,以至于各地的民间歌曲,都可以采用于一剧之中;只要看某一段剧情,应当采用哪一种曲调,就采用哪一种曲调。若是没有现成的旧曲,就应当自制新曲。在必要时,也不妨采用西洋乐曲。艺术本无国界,皮黄所用的胡琴,既名曰胡,不分明是外国来的么?昆曲所用的笛,即所谓羌笛,不分明也是外国来的么?中国的音乐歌曲,自汉朝以后即深受外国的影响,隋唐以后更不必言。现在之所谓国乐国剧,血管中正有不少的外国成分,何一是道地的国货?我们的祖宗并没有关了大门拒绝外国歌乐,而我们做子孙的,不但要关大门,还要把大门以内的各重小门,也关得紧紧,彼此不通音问,究是何苦?
  王君书中指出“《三拜楼藏曲》有《盘丝洞》剧本两种:一种为〔弦索〕与〔昆曲〕合者,咸同以来,内庭梨园皆采用之;一为前有〔二黄倒板〕而后有〔点绛唇〕、〔新水令〕、〔折桂令〕……十支〔昆曲〕,则嘉道间所用之本也”。此可见古人的心怀,原不如今人之狭窄;或者可以说,古时伶人,“昆乱俱妙”,不若现在之低能;因低能而关门塞狗洞,原是情理中事!
  我提出以上两点,当然不免要为旧派伶人和所谓剧谈家也者加以反对,而骂我为不懂旧剧。不差,我的确不懂。但我的懂不懂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觉得以皮黄为正宗的所谓中国旧剧,现在已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一方面是话剧的提倡与进步,一方面是西洋音乐之输入,有留声机、无线电、有声电影为之传播,日积月累的把一般青年闲着唱戏的兴趣,转而唱西洋歌。这两大宗势力是不可轻视的,将来都有夺取中国旧剧地位的可能。你们从事旧剧或提倡旧剧的人,若不放大眼光,自求可以奋斗可以生存之道,却一味抱残守缺,不肯改良,忘却了世界是进步的,不是停顿在一点上面的,那我就不妨老实告诉你们:到你们的残抱不住了,缺守不住了的时候,接着就是两个可怕的字:灭亡!
  廿三年六月八日刘复敬序。
  (原载1934年8月5日《人间世》半月刊第1卷第9期)
  《梅兰芳歌曲谱》序
  现在的世界,正是个群流并进、百家争鸣的世界。就政治说,有意国的法西斯主义,同时又有俄国的布撒维克主义;就文学美术说,有学院派,同时又有未来、立方、爹爹等派。把这些信仰、意趣、手腕绝端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犹如白云观里一百三十五岁的老道之旁,站着个
  短裙短发的妙龄女子:这在主张思想统一、意志统一、一切统一的人看
  来,当然有些气闷。但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永远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彻底的说,非如此不足以成世界,非如此不足以成世界之伟大。要是把世界上的事物全都统一了,把世界上的人的身体、精神、举动也全都统一了,我们张开眼睛看去,所有的人都好像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土偶,回头看看自身,也不过是这些土偶中之一,请问到了那时,还有什么人生的意趣?人生的意趣要是消亡了,世界也就跟着消亡了。
  在戏剧这一个问题上,亦应作如是观。我可以不打自招: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而且有熊佛西先生等尽心竭力的研究着,将来的希望,的确很大,所以我们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的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于把已往的优点保存着,把已往的缺陷弥补起来,渐渐的造成一种完全的戏剧。正如十年前,我们对于文言文也曾用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非但不攻击文言文,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我们对于文学艺术,只应取赏鉴的态度,不应取宗教的态度。宗教的信仰是有一无二的:崇拜了耶稣当然不能再向谟哈默德跪。文艺上的赏鉴,却不妨兼容并包:这一分钟可以看了仇十洲的工笔仕女而心领神会,下一分钟尽可以看了石涛和尚的草笔山水而击节叹赏。
  所谓旧剧,无论是京腔,是昆曲,均可称之为歌剧,与西洋的Opera同属一类。现在反对歌剧的人,不外乎两种:第一种人根本反对歌剧,无论是西洋的,是中国的,都在打倒之列;第二种人以为歌剧可以有,但中国的实在要不得,必须打倒了中国的而采用西洋的。
  对于第一种人,我似乎可以不必多说什么;对于第二种人,却不得不将我所见得到的,用最简单的话语来纠正一下:第一,他们以为中国的音律太简单,而且只有单音,没有配音。这句话并不十分真确:即使是真确的,也并不是中国歌剧的毛病。因为音律的简单与否,及演奏时有无配音,只是音乐中所取材料的浓淡问题,并不是音乐本身的好坏问题。譬如作画,大红大绿的油画固然可以很好,寥寥两三笔淡墨水画亦未尝不可以绝妙。
  第二,他们以为中国歌剧的情节不好,而且种种做工,不合于自然。
  我以为歌剧重在音乐,情节不过是音乐所寄附的一个壳子,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西洋歌剧的情节,也大多不甚高明。即如巴黎Opera 里所演第一本拿手好戏《浮士德》,是根据德国哥德的小说编的。哥德的小说,固然是世界文坛上一部极伟大的著作,但到编成了歌剧以后,其重心即由文学的变而为音乐的,听戏的人,就只感觉到音乐的伟大而不再感觉到文学的伟大(脚本中已将哥德的词句大改特改,且歌词深奥,非预先读熟者不易听懂)。这时候的《浮士德》,只是Opera 的音乐,附着于哥德的小说的壳子上;而哥德的小说的壳子,仅仅是齐东野语一流,就情节说并没有什么价值。至于说中国歌剧的做工不合于自然,就先该问一问歌剧的“歌”是否合于自然。我们人对人说话是用“话”,并不是用“歌”。自然的话既可美化而为歌,则将普通的动作美化而为做工,也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譬如画图,真要合于自然,除非照相(是照相馆的照相,不是艺术化的照相);若用笔画出,多少总有一点剪裁,总有一点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就决不能自然;而艺术上所需要的,却在此不在彼。又如图案画,把不规则的实物规则化,几何化,与自然相离得太远了;然因其能将形与色剪裁得适当,配合得适当,仍能自成为一种美,自成为一种很高等的艺术。我们对于戏剧中的歌剧,虽然不能恰恰比之图画中的图案画,却不妨就用看图案画的眼光看它。
  第三,他们以为中国歌剧在组织上及设备上太不进步:最显著的如男女老少之互扮,布景及彩光之简陋或无有,锣鼓之喧闹,茶房及手巾把子之讨厌……诸如此类,我们也承认是很大的毛病,但与歌剧的本身无关。要是我们有意改良,改起来并不困难。
  他们以为中国歌剧不能存在的理由,大概有这三种之多;而我以为中国歌剧可以存在的理由,却只有一种:我以为乐歌与戏曲,是和语言有基本的关系的。一国有一国特殊的语言,就应当自有其特殊的乐歌与戏曲,要不然,乐歌与戏曲的情绪韵调不能与语言相谐合,结果便成了个非驴非马的东西。我们听过采用东洋调子编成的小学唱歌,也听过硬用中国文字配合西洋音调的耶教赞美诗。要是这种的歌可以使我们满意,我就不说什么;若然听了要头痛,我就敢说:在中国语言未消灭之前,无论是贝吐文贝吐武做的曲子,都不能适用到中国歌唱里来的;能适用到中国歌唱里来的曲子,应当中国人自己做。要是你们学了——或者是,尚未学——一点或半点的西洋音乐,就想现现成成的搬过来应用,恐怕天下没有这样的便宜事!
  我并不以为中国原有的歌剧(无论是京腔是昆曲)就是理想的中国歌剧,理想的中国歌剧恐怕至少要有三十年的努力才能造成。但取原有的歌剧当做努力的底子,乃是一条极正当的途径:它尽可以有缺点,但究竟是基于中国的语言制造成功的,究竟是数百年或数十年来一般中国人听了觉得和自己的情绪韵调相吻合的;你尽可以把它改良,直改它到原来的面目完全消失,但必须按着步骤,渐渐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跌翻了搬进西洋货来,恐怕还不是根本的办法:根本的办法应当从禁说中国话入手!
  梅畹华君要到美国去游历,天华替他编了一部《歌曲谱》,要我做篇序,我就把我对于旧剧的意见大概说一说。话虽说得简单,却自信是基本的理论,不是搔不着痛痒处的废话。
  我不会捧角,而且今日的梅兰芳,也不像十多年前希望人家捧了,所以我对于梅君个人及其艺术,可以不说什么。
  梅君到美国去,在别人以为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我却并不觉得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因为乐人演员等到国外去游历或演奏,在欧美是很普通的。在中国,恰如三层楼上小姐,平时到后花园赏花,已很不容易,一旦要走出大门,到观音寺里去烧炷香,自然是破天荒了。
  我所希望的,是梅君及其同行诸君到了国外,能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增加些见识,以为回国后改良旧剧的参考。至于在美国演艺的成功或失败,却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历史语言人情风尚所产生的中国剧,能否为美国人所了解而得其赏鉴,本来是不可预知的。
  一种艺术之得以发达,全赖具有相当的资格的爱护人(patron)为之提倡,单靠艺术家自身是没有多大的力量的。在今日以前,中国旧剧是没有爱护人的,虽然清朝的王公大人以及民国的军阀如张宗昌褚玉朴等辈,也曾颠倒于旧剧,但只是糟蹋旧剧的大混蛋而已,说不上爱护。
  现在李石曾先生特组中华戏剧社以为改良戏剧的有系统的、有规模的预备,这爱护人的一把交椅,当然要请李先生坐了。
  歌剧中的文词,虽然并不很重,但如高山滚鼓般的不通到底,总未免太说不过去。从前编京剧的人,大概都是只能写写“两斤白面”、“三斤豆腐”的先生们,所以京剧的词句,大半都是要不得的。现有齐如山先生以其文学的手腕出全力帮忙,在这一层上,也总算有了个救星了。
  以梅君在旧剧上所有的成绩与信用,加之以李先生的热心爱护,更加之以齐先生的大卖气力,而天华也愿意从旁打打杂,我想,中国的歌剧,或者从此有了些希望了。
  但完美的中国歌剧,决不是三年五年之内所能看得见的:如我前文所说,至少要有三十年的努力,所以到我们看见完美的中国歌剧时,梅君已在六十大庆之后了,不像今天的翩翩的美少了。
  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北平。
  (原载1935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半农杂文二集》)
  《词律研究》序
  来维思(John Hareded Levis)先生是郑颖孙先生介绍给我的,是我的新朋友中的一个。他抱着研究中国音乐的宏愿从美国到中国来,虽然这一次只能作短期的勾留,却还想明年再来,若然事实能于允许他,他打算用极长的时间在中国作彻底的研究。这一点,是我们有心研究学问的人所十二分欢迎的。
  他这回虽然在中国住得不久,却已把他在美国时开始工作的一部小书写完成了。承他不弃,在稿子写成之前把全书的计划同我详谈了一次,写成之后又把全稿交给我细看,看完了我又同他详谈了一次。我觉得他的态度很恳挚,所以我也愿意用恳挚的态度帮助他:我把书中应行改正,或删除,或补加的地方都告诉了他,他都虚心诚意的接受了。但就全体而论,这工作仍旧是他自己的,我不过处于很微薄的帮助的地位。
  因为有这样一段因缘,他要求我替他在书前写一篇小序,我想,这是应当写的,因为我对于他的书亦许比别人更能了解些。
  中国诗歌中的声调,至今还是个大哑谜。《声调谱》一类的书,虽然已有了几部,然而作者们只知道何字是平,何字是仄;何处宜平,何处宜仄;却不知道什么是平,什么是仄;更不知道何以某处要用平,某处要用仄,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七年前我在巴黎,因为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字的声调(即所谓“四声”)已有相当的结果,就打算进而研究中国诗歌的声调。当时曾做了几个月的工。却因诗歌的体裁太多,而且同是一诗或一歌,因方言之不同,吟诵起来声调可以有无穷的变化,要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之下抽绎条理,求出一个总解决来,实在很不容易,只得暂且搁下。近年虽有志赓续此项研究,却因手头还有许多工作挤着,须待整理清楚了再说。
  来维思先生他在现在这一部书中所研究的,并不是中国诗歌的全体,而是诗歌中的一小部分,词,也还不是词的全体,只是在《碎金词谱》中取了二十章加以分析研究,而现在所发表的,只是《保寿乐》、《丹桂》两章。这范围当然太小,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来维思先生的工作的开始,是他研究中国音乐的第一个贡献。
  他所用的方法,是依据《碎金词谱》那两章词中每一个字左边所注的平仄,和右边注的工尺,分析,比较,综合,以求其相互的关系。平仄是语言方面的事,工尺是音乐方面的事,这两者中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宋史·乐志》载姜夔《大乐议》云,“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多不谐协”,可见要讲合乐的诗歌,必须双方顾到。来维思先生抓住了这一点,从平仄的安排与变化,以求工尺的安排与变化,更从工尺的安排与变化,以求平仄的安排与变化,然后从这里面找出一个归结来。这方法看上去似乎很笨,实在却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因为所得到的归结是颠移不动的。他用模式(patterns)与图格(diagrams)把平仄或工尺方面的情形表显出来,使耳可听者变为目可见,使不懂音乐的人可以懂,懂音乐的人可以更懂,这也是他的科学精神的表现。
  当然,他这方法只能用于合乐的诗歌,遇到不合乐的诗歌,不得不从语音的自然上别寻研究的方法。但若能把他这方法扩充应用,把中国所有的合乐诗歌通盘研究,那已是一个惊人的功绩了。
  他所采用的两首词,是宋朝人做的,而乐谱却是清朝人配的,中间相隔了六七百年,似乎不能作为研究的材料。这一层,我可以代为解释一下。假使我们能于得到宋朝人自己所做的乐谱,那自然更好。但事实上一时还做不到(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乐谱至今还没有能完全解释出来)。那么就把后一点的乐谱借来研究,也还不失为一种方法。因为六七百年的时光,在音乐传衍的生命上看去,并不算很长。一九二○年我在伦敦听过一位印度同学向我吟诵孟加拉地方的诗,其音调和现在中国和尚唱经的音调很相像;一九二八年我在汉城听过朝鲜旧时王府中所奏的古乐,所谓“李王府雅乐”,其音调也很有些同中国旧时的庙堂之乐相像;至于朝鲜的民间音乐,那就另是一派,听上去全没有中国的意味了。和尚唱经的音调是什么时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我们不大知道,恐怕还在唐以前罢。朝鲜王府中的古乐,日本田边尚雄先生说是周代的乐;究竟是不是在周朝时候传过去的,我虽然还有些怀疑,可决然不是近数百年中事。一种音乐从甲国传到了乙国,又经过了很悠久的年代,还能把原来的风色相当保存着,难道宋词中的音乐风色,到了清朝就完全绝了根么?我们所看见的宋朝人的书画,当然和清朝人的书画大不相同;但无论不同到怎样一个地步,中间必还有呼吸相通处,决不至于和西洋的立方派或未来派一样的离奇与渺远。这可见文艺之事,虽然也受到时间的支配,却没有被地域或民族性支配得那样凶,所以,在现在得不到宋朝的乐谱的时候,暂借清朝的乐谱来研究,总还胜于完全不研究。做个近视眼总比做个瞎子好。
  前文说到听朝鲜李王府雅乐一件事,叫我连带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在听雅乐的那一天晚上,我在一处宴会中碰到了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他是研究西洋音乐的,又恰恰坐在我旁边,我就同他谈起音乐来。我因为那天听到了雅乐,心上很高兴,就问他:“你听过这种音乐没有?”他想了好一会,说:“啊!听过的,那好像是没头没脑的东西!”他这样一说,我也不便再往下说了。我想:东方的较为古老一点的东西,要得到东方人自己的了解,已经很不容易,若欲求之于西方人,自然更难。
  但我也并不是说凡是东方的古老的东西都是好的。若然中国的旧音乐也同非洲原人的那魔鼓同样的简单与可怕,自然我也无话可说;事实上既不是如此,我们总得在分析研究之后才下断语,要不然,我们的态度未免太高傲了。昨天我和来维思先生在一处吃饭,我指着盘中的松花向他说:“你知道么?美国有一种杂志上说,中国人吃三十年以前的陈蛋,就是这东西!”他问我:“是真的么?”我说:“这就是在没有研究之前所下的断语呵!”于是在座的人都笑了。
  来维思先生在西洋音乐上有相当的根底,又善能应用科学方法,以他这种资格,再加之以诚挚、不高傲、无成见的态度来研究中国音乐,他所得的结果一定可以十分完满——当然,这是说他将来大规模研究之后所得的结果,并不是说现在这一本小书里已得的结果。我希望他明年当真能再到中国来,来了之后能住多久就住多久,必须在研究中国音乐之外,兼在中国的语言、文艺、风俗、历史等等上面也有相当的努力,以求彼此贯通,然后他的收获才是完整的,不是破碎的,也不是片面的。
  我想,来维思先生不见得以为我这话说得太大太远罢。
  此序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原书名Melodyand Rhythamofthe Musicpoemof Ancient China.二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北平。
  (原载1935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半农杂文二集》)
  应用文及其作法
  ——为中华书局初中国文教科书作
  应用文与诗歌、小说、戏曲等纯文学相对待,是适应实用的文章,短篇的如日记、信札、游记,长篇的如整部的史书和地方志,都可以说是应用文。
  有许多人把公文程式当作应用文,这是错了。因为公文程式只是些死套子,无文章之可言,必须是公文的内容才能称为应用文。又有许多人把寿序、祝词、挽联等应酬文学当作应用文,这也不大对。因为这些文学,大都是彼此互抄,千篇一律,内容是堆砌的、夸诞的、虚伪的,不能算真正的文章,至多也只能作为应用文中的一个旁支。
  做应用文最好记牢“情信,词巧”四个字。
  情信,就是话要老老实实的说:记载事实要力求真确,不可文胜于质;表示意见要合乎人情世事,不可随便乱说,不可强词夺理;发抒情感要适合于本身之所宜,不可矫揉造作,不可无病而呻。
  词巧的巧,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小巧”,“尖巧”,是说“有技能”,“能于做得好”。(巧:《说文》“技也”;《广韵》“能也,善也”)
  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注意“明,达,切,当”四件事。
  明,是说条理要明白,不明白就彼此纠缠了;是说层次要明白,不明白就前后上下混乱了;是说话句要明白,不明白就没有人能懂,人家要斥为“不知所云”,“莫名其妙”了。
  达,就是传达,是要把自己所要说的话,无论如何曲折隐微,都能一丝不苟的传达出来;要不然,有如口吃的人,“期期艾艾”,说了半天,人家还不知道你说些什么,只看了你格格不吐的态度,代为难过。
  切,就是切合,就是所说的话,处处要紧切着所要说的东西,不要离开了它放野箭。譬如你要说你园庭中的一朵月季花,而以“人之生也”
  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开场,固然是“离题万里”;即使从日光可用三棱镜分为七色说起,再说到月季花的颜色上来,虽然近了些,仍不免失之于宽泛而不紧切。
  当,就是应当:应当说的话要尽量的说,不应当说的话要尽量的删。
  应当说的地方,虽千言犹恨其少;不应当说的地方,虽一字犹嫌其多。
  应当说而不说,是为内容不充实,是贪懒,是疏忽;不应当说而说,是为拖泥带水,失于剪裁。
  明白了以上诸点,做应用文就不至于有大错了。
  廿二年三月廿二日北平。
  (原载1935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半农杂文二集》)
  《光社年鉴》首集序
  光社成立已有五年。我是个今年才进社的人,正是个道地的“后进”。
  恰巧我进了社,社中就议决要刊印《年鉴》。因为我向来喜欢弄弄笔头,承社中诸位前辈先生的好意,叫我担任编辑。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受宠若惊。但揆诸“有事则弟子服其劳”之义,也就无从推辞,只得大胆答应下来。
  这是第一本《年鉴》,应当说几句话,做成一篇序。序曰:光社是个非职业的摄影同志所结合的团体。这“非职业的”一个名词,在英语作“amateur”,与“职业的”(profes-sional)一个名词相对。在拉丁语则为“amator”,译言“爱者”;其字出于“amare”,译言“爱”。有些喜欢使弄小聪明的人把“amateur”一字译作了“爱美的”,其意若曰,此字只与美术发生关系;其实字中只有“爱”意,并无“美”意,譬如做医生的而喜欢做诗,研究文学的而喜欢谈数理,做政客的而喜欢钓鱼、打猎,以至于打拳、念佛、玩古董……不问其所作所为是否含有美素,只求其所作所为与其本身职业无关,则其人即为“amateur”。
  说到“爱”就不得不说到“兴趣”。兴趣是因,爱是果。兴趣是内心的冲动,爱是行为上的表现。所以,amateur 的生活,浅一步说,是爱的生活;深一步说,是兴趣的生活。
  必须所作所为完全出于兴趣,而又始终不越兴趣范围以外的,才是真正amateur.所谓始终不越兴趣范围以外,意思是说,我们在一件特别嗜好的事物上用工大,无论做得好也罢,坏也罢,其目的只在于求得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利用剩余的精神,做一点可以回头安慰我们自己的精神的事;我们非但不把这种的事当作职业,而且不敢借着这种的事有所希求。
  做诗是何等清高的事!若以一首七绝而受知于某方伯,奉送赆仪二百两,这还有什么意思?饮酒是何等快活的事!若因善于饮酒而为某中丞邀作幕宾,月送薪金五十两,这还有什么意思?但试问上下古今无量数诗酒风流名士,当其拈须把盏之时,其不作此种希求者,十人中能有几人?百千人中能有几人?
  不但这种的希求很可笑,便是一般热心参与赛会的人,也未免有些不值得。参与赛会的目的无非想得名,但假使一件东西做好了,自己觉得满意,所得的报酬已经很不少,又何必要有什么锦上添花的名?而况既称赛会,必定有什么无聊的奖,加之以无聊的评判人。这评判人并不是我自己,他如何能领略我的心情,如何能评判我的作品的好坏。若然他的好坏观念与我相同,我自己评判了就好了,何必要他?若然他的好坏观念与我不同,那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何苦又何苦!
  如此说,可见真正的amateur,乃是纯粹的“为己者”,也可以说是最要不得的selfish 者!
  光社并无别种特殊处,所有的只是这一点为己的精神。
  不但这一个团体是为己的,便是团体中的各分子,也没一个不是为己的。
  他们只知道各各依着自己的意兴做去,并不彼此相学,更说不到学社外的人。
  他们有意兴便做,没有意兴便歇;他们只知是兴到兴止,不知道什么叫进步,什么叫退步。若然能于有得些进步,乃是度外的收获,他们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
  他们并不想对于社会有什么贡献,也不想在摄影艺术上有什么改进或创造,因为他们并不担负这种的使命。若然能于有得些什么,那也是度外的收获,他们并不因此而自负自豪。
  他们彼此尊崇各人的个性。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你自己说好,就是好,不容有第二个人来干涉你。(所以每次展览之前,只凭各人拿出自己的作品来,并没有选择或评判的手续)
  他们展览作品及刊印《年鉴》,只是“敝帚千金”之意:“瞧!我做成了这么些东西,爱看的就来看看,不爱看的便罢!”除此以外,更没有什么别种目的或野心。
  他们不愿意参加任何赛会(最近议决),因为他们觉得犯不着把兴趣精神用在赛会上。(其有迫于赛会组织人之情面,以个人名义参加者,社中亦不加禁阻)
  他们这种态度,说得客气些是“老气横秋”,说得不客气些是“暮气十足”,“腐败不堪”。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根本上就只担负着对己的责任,不担负对人的责任。他们对人的责任应求之于他们的职业上,不应求之于这职业以外的兴趣工作上。
  光社的性质是这样,从光社产生出来的《年鉴》,当然是个血脉相通的东西。你觉得这《光社年鉴》和外国摄影团体的年鉴有些不同么?
  你明白了光社的性质,你就可以知道所以不同的缘故了。
  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北京。
  (原载1935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半农杂文二集》)
  《光社年鉴》二集序
  在去年此刻出第一集《光社年鉴》的时候,全社同人,谁也没有敢梦想到今年此刻能出第二集。为什么?因为把我们的不像样的东西拿出去与世人相见,只须稍有一点自知之明,就可以预料到失败多而成功少。
  所以我当时向几位朋友说:“书是印成了一千本了,一捆捆的堆在我家里,要是到明年此刻还只卖出去三本半,那就对不起,只能送给我代煤了!”不料事实竟不如此。一千本书已卖去了八百多本,铜版费和印刷费都已能相当的收回,于是乎这第二集,也就不好意思不出了!在这一点上,我应当代表全社,感谢世人对于敝社的过分的奖藉与宽容——这是这一篇序中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在这一年中,北伐已经告成,中国已经统一,腐败的北京城,已被鲜明夺目的青白旗的光辉一荡而变为崭新的北平特别市,于是乎本社的名目,也由北京光社一变而为北平光社。至于中间的社员,说起来真惭愧得很,原是那几个老腐败——新添的只有王■伯、程知耻两位;其因职业的变化而离平者,或因个人心绪不佳,暂将镜箱付之高阁者,却也有两三位。所以,就整个儿的光社说来,它原是去年的老样子,好像一只疲瘦的骆驼,全身沾满了尘埃煤屑,一拖一拖的在幽冷的皇城根下走:你要它努力,它努力不来;你要它急进,它急进不得;它只会一拖一拖,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但同时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可以报告于大众,就是:上海的华社,就在这一年之内成立了。因为华社的社员,多数是光社社员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说:华社与光社,是同气连枝的团体;若学着少年朋友的时髦而且娇媚的声口,那就应该说:这是两个姊妹社。
  但华社光社的目的虽然相同(这目的简单言之,只是弄弄镜箱,送两个钱给柯达克或矮克发,无论如何,总说不出什么天大的道理来),态度却不无小异。在我们这方面是昏庸老朽,愈腐愈化,愈化愈腐。在他们却是英气勃勃,不住的前进。所以华社虽然成立了还不很久,已在南方博得极好的声誉。我们在种种方面,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一年中苦心努力的痕迹。
  这实在是一件使我们万分愉快的事。因为我们自己的筋骨虽然松懈惯了懒得动,看着别人在热烈的动着,多少总可以增进我们一点勇气。
  从前苏东坡自己不能喝酒,却喜欢看别人喝。这是中国文士了解人生,玩味人生的最玄妙而又最高超的表现,我敢说中国文艺中,有无数极有价值的作品是从这一点推化出来的。所以,我们对于华社虽然不必说“太阳出了萤火该消灭”那一路的客气话,却也不妨说:“太阳出了我们身上也有光。”
  因为说到了中国的文艺,不由得想起一句我一向要说而还没有说的话来。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要是天天捧着柯达克的月报,或者是英国的年鉴,美国的年鉴,甚而至于小鬼头的年鉴,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师,从而这样模,那样仿,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箱,这也就不差了罢!可是,据我看来,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的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算枉做,我们送给柯达克、矮克发的钱才不算白费。诚然,这个目的并不是容易达到的;但若诚心做去,总有做得到的一天。我今将这话郑重写出,作为本序的结论,用以督促自己,并贡献于全国爱玩照相的同志们。
  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
  (原载1929年北平光社初版《光社年鉴》二集)
  《中华小说界》译文序跋(十则)
  《顽童日记》译序
  是篇为西洋名著之一,作者不详姓氏。原文滑稽百出,妙绪环生,且字里行间,类多不通之语,而鲁鱼亥豕,尤属累牍连篇。其所以酷肖顽童之手笔者,几无所不至,阅之令人捧腹大笑。兹仅抽译原文大意,期以词达而止,至于作不通语与写别字,译者实拙于为此。且中西文字之构造不同,万不能一一勉强附会,即附会之,亦未必能博阅者一粲也。
  (原载1914年6月《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6期)
  《洋迷小影》译序
  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一八○五至一八七五)原著,名曰《皇帝之新衣》。陈义甚高,措词诙诡。日人曾节取其意,制为喜剧,名曰《新衣》。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致贻****之笑柄。今兼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剧本之义,复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
  (原载1914年7月《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7期)
  托尔斯泰《此何故耶》译余赘言
  瓣■室主人曰:是篇以《此何故耶》名。篇中“此何故耶”凡三见,一见于子女夭亡时,再见于掘墓藏砂时,三见于潜逃失败时。论者或谓亚尔平那黠慧多才,岂有身受如许痛苦,而尚不自知其故,托氏此篇,毋乃不近人情。噫,此诚可谓管窥蠡测之见,而昧乎托氏之用意者矣。
  夫尼古拉野心勃勃,灭波兰而有之。弥古儿眷怀祖国,起义师而与之抗,撄其怒而卒至放逐于蛮荒烟瘴之区。亚尔平那恋爱英雄,不惜以纤纤弱质,分尝弥古儿不幸之滋味。此三尺童子莫不知之,固不待亚尔平那,更不待托尔斯泰也。所可异者,灭波兰非波兰人所愿,而为小民者,仅需日得粗面包二三磅,果其腹而不至为饿■,即已别无他望。若劳民伤财,喋血原野,纵能日辟地百里,亦于小民乎何有?故灭波兰不特为波兰人所不愿,即俄人亦未必愿也。不宁惟是,彼尼古拉逞其意气纵横全国,固一世之雄,然试问其究何所事而如此,恐尼古拉亦不能自答也。
  元人吊脱脱丞相诗曰:可惜太师无脚费,不能搬运到黄泉。古来英雄若亚力山大拿破仑之辈,几曾带得寸土去耶?此托氏《此何故耶》之所由作,而亦亚尔平那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呜呼,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吾谓世之英雄豪杰,举全世而崇拜之者,皆庸人之尤者也。不然,何若辈一出,天下遂多事耶?托氏此篇,其殆有刍狗万物之思想,蕴蓄于胸而不能自已,乃借儿女之口吻,发为搔首问天之辞。托氏作此,托氏之目光四射矣。
  又,余初拟抽取全篇大意,用“故国泪”三字为篇名,后乃自知其大谬,急就原义改正之。不则地下之托翁,必痛骂半侬伧父不止。
  (原载1914年11月《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11期)
  《帐中说法》译者识
  是篇为英国Douglas Jerrold 所著。氏生于十九世纪初年,以滑稽雄辩名于时。著有小说多种,最著者为“Cloverrook”,“St.Giles’andSt.James’s”,“TheManMadeofMoney”,和“The Story of a Father”四种;戏曲多种,最著者为“ TheBlack-eyed Susn”,“The Rent-day”,“NellGwyune”,“JineWorns Wonders”,“TheHousekeeper”和“ThePrisonerofWar”六种;又别体小说一种,即《帐中说法》“Mr.Candle’sCurtain Lectures”也。《帐中说法》为氏之得意著述,日俄德法各国均转译之。书凡十八节,约五万余言,兹将不合我国风俗者略为删节,犹得四万言。其中事实,类多家庭细故,通人之所不屑言者。氏乃以其聪颖之资,雄健之笔,津津乐道之,诙谐百出,妙绪环生。
  使不得其人而事之女子读之,必欣欣然曰:彼劣丈夫固应如是也;使困于内威之男子读之,又必拍案狂呼曰:有此生花妙笔,为天下之恶妇写照,吾侪须眉,可以吐气矣。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之谓之仁,家庭小说之能事尽矣。论者或病其每有重复处,不知其妙处即生于重复。吾知氏当握笔疾书之际,必有其夫人之小影盘旋于脑海之中,使非目睹实情而躬受刺激,何能神似乃尔。译者识。
  (原载1915年3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3期)
  《烛影当窗》译序
  英国近代唯一之冒险小说家柯南道尔氏(A.ConanDoyle),所著福尔摩斯侦探各案,一时风行,各国■译殆遍,吾国亦一译再译,价值之高,可无赘述。兹自其集中得外交小说《烛影当窗》一篇,原名A Foreign Office Romance,寒宵无事,偶念吾国外交上种种失败,因挑灯呵冻,捉笔译之,以资考镜焉。
  (原载1915年5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
  《悯彼孤子》译后记
  半侬曰:余不解日文,然尝闻人言,日本小说家,思想最高而又善为状物之文者,首推德富芦花氏。氏之杰构,有《不如归》、《寄生木》两种,短篇甚少。是篇由西文转译而来,标题为A Poor Child!译作《悯彼孤子》,似去原义不远。篇中人名地名,译时得桌呆君之助不少,书以志谢。
  (原载1915年5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
  杜瑾讷夫之名著译序
  俄国文学家杜瑾讷夫(Ivan Turgenev),与托尔斯泰齐名。托氏为文,浅淡平易者居大半,其书易读,故知之者较多;杜氏文以古健胜,且立言不如托氏显,故知之者少。至举二氏并论,则实不能判伯仲。杜氏成书凡十五集,诗文小说并见。然小说短篇者绝少,兹于全集中得其四,曰《乞食之兄》,曰《地胡吞我之妻》,曰《可畏哉愚夫》,曰《嫠妇与菜汁》,均为其晚年手笔。(按氏生于一八一八年,卒于一八八三年。此四篇,成于一八七八年二月至五月间,时年已六十。)措辞立言,均惨痛哀切,使人情不自胜。余所读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家。
  (原载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
  《英王查理一世喋血记》译序
  是篇系法国文学大家Guizot 氏所述,于当时事实,记载甚详。数年前,华人姚慧等在巴黎组织之《世界画报》,曾刊载英王查理一世及法王路易十六世就刑时之相片,兼附略说。只以该报宗旨,在引证彼邦事实,以鼓吹华人之革命;故语涉偏激,未可视为定论。按英史,英女王懿烈Elizabeth 崩,苏王虔姆一世James I 以女统之关系,入继大统。
  嗣后英苏合一,称大不列颠。后以阻厄民权,反对国会,撄民党之怒。
  至其子查理一世在位时,第一次政治革命遂起。此次革命之原因有二:一为政治上之背谬。方是时也,盛行君主神权之说,为君主者,率以裁阻民权为事,或解散国会,或禁勿使开,甚至不开国会者垂十有一年。
  而自国会一方面以观,则自十三世纪以来,经多次之抗争,始得此国会之权利。今查理一世违背成法,显与人民以反抗之端。于是认王为不道,而日谋所以反抗之。其二为历史上之恶感。苏格兰地在英伦之北,英人素以属国玩视之,今乃以苏王王英,英人根于历史上之恶感,自有不愿爱戴之势。且英自懿烈女王提倡文字,文明之盛,冠绝一时。苏则榛榛■■,野蛮殊甚。故以苏人而王英,既不知其历代相承之习惯,则举措兴革,自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弊。英人受其所不堪,行其所不便,有不怀恨而思所以报复者乎?及后国会摘发王之失德,议以罚王。王怒,欲以兵临议院。人民亦抗之以兵,王惧,奔约克省,时一六四二年也。自是而后,国内大乱,分为二党,一党王,一党议员,互相激战。议员党几败者再,后举克林威尔为将,遂败王党。王遁于苏格兰,苏人亦以事憾王,槛送于英,由国会议决,处以死刑,立共和政治。此英国第一次革命之大概也。查理之为人,昏黯失职之罪,诚不容辞。若必欲置之于死,窃以为过当。昔有明思宗皇帝殉国,论者哀之,谓祖宗造孽,子孙食报。
  又谓君非亡国之君,臣实亡国之臣。余谓查理之败,亦半由于乃父之专横,半由于佞臣之用事。读者苟疑吾言,试观其临刑时之举动神情,当亦深惜其愚驽无能,而为之一掬伤心之泪也。
  (原载1915年8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8期)
  希腊拟曲《盗江》译序
  去冬十月,本界刊载启明君所译《希腊拟曲》二首,情文双绝,古色烂然,谈者每称为译林珍品。近友人蒋子,远道自美洲录寄希腊珞珞披端遗稿一章,谓此亦拟曲之一,其■绎付梓,以供同好。海天高谊,万不敢辞,爰就学力所及,妄译如左。启明见之,得勿嗤为狗尾续貂耶。
  (原载1915年10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0期)
  《乾隆英使觐见记》序
  自西人航海东来,壮游之士,笔其闻见以告邦人子弟者,马可·波罗而后,继起之书,已千五百余种。不佞佣余涉猎,所读亦六十余种,于中纰缪驳杂,肆为妄谈者居十一二;而摭拾浮言,结构一本臆测者居五六。要皆西人所谓一点钟之书,书朝出而夕可求诸拍卖之肆者也。外如卡尔女士《慈禧写照记》,濮兰德《慈禧外纪》之属,书虽不多,而或本躬历,或根考据,类能剔抉隐■,道人未道,以补正史之缺,此掌故之士之所珍,足以流传久远者也。而吾尤爱《乾隆英使觐见记》一书,书凡三卷。英使马戛尔尼自述。凡纯皇之政见起居,内庭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有司百僚之趋跄奔走,酬应供张之繁缛,编户齐民之活计疾苦,罔不按其目击耳食所及,一一记之。而于叩首礼之争执,诸家笔记记之未备者,陈述尤详。西人恒言历史之学,乃置白首于青年之肩,使述往事以诏来者。客夏苦热,吾初读此书,亦恍如一白首老人坐吾旁,为吾娓娓道乾隆遗事,旦而午,午而暮,不复觉热之来袭吾体。是吾译此书,文笔虽劣,而与吾有同好者,或不致遽谓是书为一点钟之书也。
  尤有进者,濮兰德《清室外纪》有言,英使来华,所求互派公使,推广商业,议订税则诸事,中朝一不之许,但锡以文绮珍玩令归。故英使所得,文绮珍玩而外,仅有本人及随员之笔记而已。吾则谓此笔记之值,重于文绮珍玩为倍万,而重于所求诸事者,为倍亦百。盖自有此书,而吾国内情,向之闭关自守,不以示人者,至此乃尽为英人所烛。彼其尺进寸益,穷日之力,合有形无形以谋我者,未始非此书为其先导也。吾昔主某报,尝自西报译一文曰《华人古代之冒险精神》,为美使柔克义演词。内言十五世纪,明人与南洋诸岛,交际已繁,甚有远达非洲北部者;其坚毅果敢,殆不在西人之后。惜商人重利,不能属文。间有受帝王之命,往求犬马珍好,且以游记进呈者,又复志在媚兹一人,所记多荒渺无稽,参以神鬼怪异,阅之令人大嚏。而帝王悦之,谓其人多能,且加奖焉。是以华人虽自古即与海外通,而其茫然于海外实情仍如是也。
  柔氏之责明人者如此。彼有清一代,膺命出使者,奚止十数辈;所为书,亦奚止十数种?而一观其书,除《庸庵笔记》精核可贵外,剿袭陈说者有之,但记宴游琐事者有之;己不能作,而令书胥为之者有之;甚至某使懵懂不解事,出洋考政,惧无以复命,阴属留学生数辈,为撰游记,而以千金易其稿。荒谬至此,亦能望其有裨国是耶?彼西人纪吾国事之书,虽千五百种,中精确者仅仅十之一二,然已弱人之国而有余;吾国虚靡国帑,豢无数不辨菽麦之星使,而其归束,不过以无用之书,祸及梓氏,吾译此书,不禁感慨系之矣。
  民国五年春江阴刘复半侬父识。
  (原载1917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乾隆英使觐见记》)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
  丙辰之春,同人合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既竟,以校雠之事属余。余因得尽取前后四十四案细读一过。略志所见如下。
  天下事顺而言之,有始必有终,有因必有果。逆而言之,则有终必有始,有果必有因。即始以推终,即因以求果。此略具思想者类能之。
  若欲反其道而行,则其事即属于侦探范围。是以侦探之为事,非如射覆之茫无把握,实有一定之轨辙可寻,唯轨辙有隐有显,有正有反,有似是而非,有似非而是,有近在案内,有远在案外。有轨辙甚繁,而其发端极简;有轨辙甚简,而发端极繁。千变万化,各极其妙。从事侦探者,既不能如法学家之死认刻板文书,更不能如算学家之专据公式,则唯有以脑力为先锋,以经验为后盾,神而明之,贯而彻之,始能奏厥肤功。
  彼柯南道尔抱启发民智之宏愿,欲使侦探界上大放光明。而所著之书,乃不为侦探教科书,而为侦探小说者,即因天下无论何种学问,多有一定系统,虽学理高深至于极顶,亦唯一部详尽的教科书足以了之。独至侦探事业,则其定也,如山岳之不移;其变也,如风云之莫测;其大也,足比四宇之辽■;其细也,足穿秋毫而过。夫以如是不可捉摸之奇怪事业,而欲强编之为教科书,曰侦探之定义如何,侦探之法则如何,其势必有所不能。势有不能,而此种书籍,又为社会与世界之所必需,决不可以“不能”二字了之,则唯有改变其法,化死为活,以至精微至玄妙之学理,托诸小说家言,俾心有所得,即笔而出之。于是乎美具难并,启发民智之宏愿乃得大伸。此是柯南道尔最初宗旨之所在,不得不首先提出,以为读者告也。
  柯氏此书,虽非正式的教科书,实隐隐有教科书的编法,其写福尔摩斯,一模范的侦探也,写华生,一模范的侦探助理也。血书一案中,尽举福尔摩斯学识上之盈缺以告人,言其无文学、哲学及天文学之知识,即言凡为侦探者,不必有此种知识也。言其弱于政治上之知识,即言凡为侦探者,对于政治上之知识,可弱而不可尽无也。言其于植物学则精于辨别各种毒性之植物,于地质学则精于辨别各种泥土之颜色,于化学则精邃,于解剖学则缜密,于记载罪恶之学则博赅,于本国法律则纯熟。
  即言凡此种种知识,无一非为侦探者所可或缺也。言其为舞棒弄拳使剑之专家,即言凡为侦探者,于知识之外,不得不有体力以自卫也。言其善奏四弦琴,则导为侦探者以正当之娱乐,不任其以余暇委之于酒食之征逐,或他种之淫乐也。此十一种知识,柯南道尔必述于第一案中,且必述于福尔摩斯与华生相识之始,尚未协力探案之前者,何哉?亦正如教科书之有界说,开宗明义,便以侦探之真面目示人,庶读者得恍然于侦探之事业,乃集合种种科学而成之一种混合科学,决非贩夫走卒,市井流氓,所得妄假其名义,以为啖饭之地者也。
  一案既出,侦探其事者,第一步功夫是一个“索”字,第二步功夫是一个“剔”字,第三步功夫即是一个“结”字。何谓“索”?即案发之后,无论其表面呈若何之现象,里面有若何之假设,事前有若何之表示,事后有若何之行动,无论巨细,无论隐显,均当搜索靡遗,一一储之脑海,以为进行之资。若或见其巨而遗其细,知其显而忽其隐,则万一全案之真相,不在其巨者显者而在其细者隐者,不其偾事也邪?而且案情顷刻万变,已呈之迹象又易于消灭,苟不于着手侦探之始,精心极意以求之,则正如西谚所谓“机会如鸟,一去不来”。既去而不来矣,案情尚有水落石出之一日邪?故书中于每案开场辄言,他人之所不留意者,福尔摩斯独■■然注意之;他人之所未及见者,福尔摩斯独能见之。
  此无他,不过写一个索字,示人以不可粗忽而已。何谓“剔”?即根据搜索所得,使侦探范围缩小之谓。譬如一案既出,所得之疑点有十,此十疑点中,若一一信为确实,则案情必陷于迷离恍惚之途,使从事侦探者疲于奔命,而其真相仍不可得。故当此之时,当运其心灵,合全盘而统计之,综前后而贯彻之。去其不近理者,就其近理者,庶乎糟粕见汰,而精华独留,于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故书中于“凡事去其不近理者则近理者自见”,及“缩小侦探范围”二语,不惮再三言之者,亦以此二语为探案之骨子。人无骨则不立,探案无骨,则决不能成事。而此二语简要言之,惟有一个“剔”字而已。至于最后一个结字,则初无高深之理想足言。凡能于“索”字用得功夫,于“剔”字见得真切者,殆无不能之。然而苟非布置周密,备卫严而手眼快,则凶徒险诈,九仞一篑,不可不慎也。
  或问:福尔摩斯何以能成其为福尔摩斯?余曰:以其有道德故,以其不爱名不爱钱故。如其无道德,则培克街必为挟嫌诬陷之罪薮;如其爱名爱钱,则争功争利之念,时时回旋于方寸之中,尚何暇抒其脑筋以为社会尽力,又何能受社会之信任?故以福尔摩斯之人格,使为侦探,名探也;使为吏,良吏也;使为士,端士也。不具此种人格,万事均不能为也。柯南道尔于福尔摩斯则揄扬之,于莱斯屈莱特之流则痛掊之,其提倡道德与人格之功,自不可没。吾人读是书者,见福尔摩斯四字,无不立起景仰之心,而一念及吾国之侦探,殊令人惊骇惶汗,盖求其与莱斯屈莱特相类者,尚不可得也。柯氏苟闻其事,不知亦能挥其如椽之笔,为吾人一痛掊之否?
  全书四十四案中,结构最佳者,首推罪薮一案。情节最奇者,首推獒祟一案;思想最高者,首推红发会。佣书受绐、蓝宝石、剖腹藏珠四案,其余血书、弑父案、翡翠冠、希腊舌人、海军密约、壁上奇书、情天决死、窃图案诸案,亦不失为侦探小说中之杰作。唯怪新郎一案,似属太嫌牵强,以比较的言之,不得不视为诸案中之下乘。而丐者许彭一案,虽属游戏笔墨,不近情理,实有无限感慨,无限牢骚蓄乎其中。盖柯南道尔一生,自学生时代以至于今日,咸恃秃笔以为活,虽近来文名鼎盛,文价极高,又由英政府锡以勋位,有年金以为事畜之资。于生计问题,不复如前此之拮据,而回思昔年为人佣书,以四千字易一先令之时,亦不禁为之长叹,故特撰是篇,以为普天下卖文为活之人放声一哭,且欲使普天下人咸知笔墨生涯,远不逮乞食生涯之心安意适也。
  以文学言,此书亦不失为二十世纪记事文中唯一之杰构。凡大部记事之文,其难处有二:一曰难在其同;一曰难在其不同。全书四十四案,撰述时期,前后亘二十年,而书中重要人物之言语态度,前后如出一辙,绝无丝毫牵强,绝无丝毫混杂。如福尔摩斯之言,以之移诸华生口中,神气便即不合,以之移诸莱斯屈莱特口中,愈觉不合。反之,华生之言,不能移诸福尔摩斯与莱斯屈莱特;莱斯屈莱特之言,亦不能移诸福尔摩斯与华生。唯其如是,各人之真相乃能毕现,读者乃觉天地间果有此数人,一见其书,即觉此数人栩栩欲活,呼之欲出矣。此即所谓难在其同也。其不同者,则全书所见人物,数以百计,然而大别之,不过三类:有所苦痛,登门求教者一类也;大憝巨恶,与福尔摩斯对抗者又一类也;其余则车夫、阍者、行人之属,相接而不相系者,又为一类。此三类之人,虽有男女老少、贵贱善恶之别,而欲一一为其写照,使言语举动一一适合其分际,而无重复之病,亦属不易。且以章法言,蓝宝石与剖腹藏珠,情节相若也,而结构不同。红发会与佣书受绐,情节亦相若也,而结构又不同。此外如佛国宝之类,于破案后,追溯十数年以前之事凡三数见,而情景各自不同。又如红圜会之类,与秘密会党有关系之案,前后十数见,而情景亦各自不同。此种穿插变化之本领,实非他人所能及。
  侦探固难,作侦探小说亦大不易易。以比较的言之,侦探之事业,应变在于俄顷之间,较之作小说者静坐以思,其难不啻百倍。然精擅小说如柯南道尔,所撰亦尚有不能尽符事理处。是以知坐而言者未必即能起而行。余前此曾发微愿,欲一一校正之,以见闻极少,学力复弱,惭而中止。然反观吾国之起而行者又何如?城坚社固,爪利牙长,社会有此,但能付之一叹而已。因校阅竣事,谨附数语于后。
  民国五年五月十二日半侬识。
  (原载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译《茶花女》剧本序
  《茶花女》快要印成了,吓!刚巧碰到了这样的大热天,还要挖空心思想出什么话来凑成一篇序,岂非自讨苦吃?
  我以为小仲马是不必介绍的,因为凡是读法国近代文学史的人,无不知有小仲马;《茶花女》一剧是不必介绍的,因为凡是读小仲马的著作的人,无不先读《茶花女》;《茶花女》剧中的命意与思想是不必介绍的,因为所有的话,剧中都已写得明明白白,正不必有什么低能儿去替他乱加一阵子注疏。
  虽然小仲马在《茶花女》出世之后的十五年,曾做过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把十五年中法国官场以及一般社会对于此剧所取的态度与所用的手段,一一叙述,并一一加以辩难,而我却以为这样的一篇文章,尽可以不必译出。因为他是对着法国人说话的,而我们可是中国人!
  法国的社会是很守旧的,不错,凡是到过法国的人,都可以知道法国的一般社会,真是旧得可以。但是旧尽可以旧,却是有活气的,不是麻木不仁的。所以要是一旦有了个什么新说,与原来的旧说不能相容的,社会上就可以立时起一个大波动。
  中国的社会却并不如此。说是旧罢,六十岁的老翁也会打扑克。说是新罢,二十岁的青年也会弯腰曲背,也会摇头,也会抖腿,也会一句一“然而”。实际却处处是漠不关心,“无可无不可”。
  因此,严又陵译《天演论》也罢,译《原富》也罢,译《穆勒名学》也罢,一般青年文学家介绍易卜生也罢,介绍托尔斯泰也罢,介绍罗曼·罗兰也罢,在中国看去,都好像是全没有什么。杜威来了么?这只是个美国的老头子罢了。罗素来了么?这只是个英国的小老头子罢了。泰戈尔来了么?这也只是印度的老老头子罢了。到得欢迎的宴会开完了,桌子上的果皮肉骨扔到了垃圾桶里,此等诸老的思想理论,也就全都扔到了垃圾桶里了!
  因此,《茶花女》在中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或者是当作闲书看看,或者是摘出一张“幕表”(!)来编排编排,归根结蒂,只是扔入垃圾桶而已。而他们法国人,可竟为了这一出戏,引起了社会上十五年的波动,也就未免太傻了。然而我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把这一出戏译出,意思里可还希望国中能有什么一个两个人,能够欣赏这一出戏的艺术,能够对于剧中人的情事,细细加以思索。国中能有这样的一个两个人没有?要是有,我把这一部书呈献给他。
  一九二六,七,七,刘复书于北平。
  (原载1926年7月19日《语丝》第88期)
  《茶花女》序外语
  序已做完了,还有几句话要说。
  亦许这是《茶花女》一剧的不幸罢!因为我的译文岂特不好而已,恐怕还有很多很多的错;若是碰到了个有心挑剔的人,也就尽可以无所不错!
  但错与不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中国人演“新剧”,自有特别天才,不必用剧本,只须有一张“幕表”就够!
  因此我根本上就做了件傻事。若是我只用三点钟的工夫,提纲挈领的编出一张幕表来,恐怕对于一般的“新剧家”,必要实惠得多。
  但“天下事无不有例外”。如果这句话说得不错,那么,这个剧本也就不妨说是给例外的非天才的剧人用的。
  翻译上的直译与意译,是永远闹不清楚的一个大问题。我这个剧本,却是偏于意译的。
  我以为绝对的直译与意译都是不可能;斟酌于其间而略有所偏,则亦庶乎其无大过矣。
  偏也应有偏的限度。我的意思,以为译剧本与译小说不同。小说是眼睛里看进去的,文句累赘一点,看的人尽有从容思索的工夫。剧文是耳朵里听进去的,若不求说者能顺口,听者能顺耳,则其结果也糟!
  我虽悬着这顺口顺耳二事来做我翻译的标准,实际却未能完全办到,因为许多地方,中法两种语言的语句的构造,和语词的含义,实在相差得太远,无论如何不能强彼以就此。结果,仍只能破坏了中国语句的自然,回头去迁就法文。要不然,人家要说我不是“译”而是“做”了。
  在此等处,我请剧人们临时斟酌变化,若只是死读剧文,台下必定听不懂。
  但要记得:我说的是斟酌变化,不是自由变化。
  据我想,演此剧有两处最难。一处是第三幕第六场中的马格哩脱的表情:不能失之于太露,也不能失之于太不露。另一处是第一幕和第四幕中一班嫖客和妓女们在窑子里吃酒赌钱的情景。这种地方最见得出配角的重要。若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的配角,恐怕他们呆起来,就呆得个个像木鸡;胡闹起来,就胡闹得你全体一团糟!
  小仲马这一个剧本,是一礼拜之内写成的。剧中文辞虽好,而关于舞台的布置,以及剧中人的进退动作等等,却写得非常粗疏。例如第三幕第四场法维尔进门时,剧本中注明“在门口”,但后来是坐的还是站的,竟始终没有提起。此等处,也应由主排的人随时斟酌办理。
  这一本戏虽然是法国的,剧中的情事,可是无论哪一国都可以有得的,所以若是有人因为没有西服,或别种原因,要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为《少奶奶的扇子》之例,把它改成中国戏,也未尝不可,其中有不合中国习惯的地方,自然也尽可以改变一点。我所希望的,只是不要改得太离奇——因为十七八本的《新茶花》,我们已经看过的了!
  刘复,一九二六,七,一五,北京。
  (原载1926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茶花女》)
  《国外民歌》译序
  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
  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
  此后几年中,不但北大方面所得的成绩很可观,便是一般的报章杂志上,也渐渐的注意到了这一件事,单行的歌谣集,也已出了好多种。
  现在若把这些已得的成绩归并起来,和别种学科已得的成绩相比较,诚然还是渺小到万分。但是,它还只有了八九年的生命,它在这八九年中已能在科学中争得了一个地位,能使一般人注意它,不再像以前一样的蔑视它,这也就可以算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了。
  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类;魏建功先生研究吴歌声韵类,又是一类;此外,研究散语与韵语中的音节的异同,可以另归一类;研究各地俗曲音调及色彩之变递,又可以另归一类……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题目就是。
  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歌谣的文艺方面的。
  说到文艺这一件事,可就不容易说出具体的理论来了。干脆的说,文艺的欣赏完全是主观的!你说它好,就是好;你说它不好,就是不好。
  你要在这好与不好之间说出种种道理来,亦许也能说得很对;但这所谓对,也只是你所说的别人不以为非,换句话说,便是你的主观,偶然有多少和别人的主观相合;而就全体说,终还是你自己的主观,终还有许多地方是你自己的偏见。
  何以呢?因为我们要在某一种事物上作理论的推断,我们所用的是理智。而理智这东西,却只能用在有理智的事物上;换句话说,理智是几何性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用在几何性的事物上。譬如你要说明什么是圆,什么是三角,你只须稍稍用一点工夫,就可把它的界说规定得明明白白;到规定明白了,你就可以说圆与三角所具的条件应当怎样,合条件的就对,不合条件的就不对。至于文艺,它根本就不是理智的,是情感的。你尽可以天天说着“好”、“坏”、“美”、“丑”等字,你断然没有方法把它的界说规定得和圆与三角一样明白。既然连界说也无从规定起,讨论起来,当然就不能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只能看作品中的情感,与我自身的情感是互相吸引的或者是互相推拒的!是吸引的就叫做好,叫做美;是推拒的就叫做坏,叫做丑。
  若然我这一分话还算说得不大错,那么我就要大胆说一说我自己对于文艺上的见解了。许多人把文艺中写实派与浪漫派的消长与冲突,看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却并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我对于两派中的好作品,都能欣赏;假使是不好的,我也断不因其属于某派而加以偏袒。
  但是我的见解也并不就这样的中庸,我也有我的偏见。我这偏见简单说来,是爱阔大,不爱纤细;爱朴实,不爱雕琢;爱爽快,不爱腻滞;爱隽趣的风神,不爱笨头笨脑的死做。因此,我不爱六朝人的赋而爱《世说新语》及《洛阳伽蓝记》;不爱苏东坡的策论而爱他的小品,不爱杜甫而爱李白;不爱李义山而爱李长吉;爱诗不爱词,因为词有点“小老婆”气(这是就最大多数的词说);爱古体诗及近体绝诗而不爱律诗,尤其不爱排律,以为读一首三十韵的排律,胜如小病一场!
  这样的见解完全是个人的气禀造成的,不但不知我的人不能与我苟同,便是和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断然不能与我一鼻孔出气,即如尹默,他对于我所说“词像小老婆”这一句话,也不知提出了几次的抗议。当然,他与我每抬一次杠,我对于词就可以增进一分的了解;但是直到现在,我总还不能爱词和爱诗一样,这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
  我不但对于文艺,对于自然界的景物也是如此。我爱看的是真山真水,无论是江南的绿畴烟雨,是燕北的古道荒村,在我看来是一样的美,只是色彩不同罢了。至于假山假水,无论做得如何工致,我看了总觉不过尔尔。因此我不大喜欢逛花园。即如北海,在公园中也可以算得数一数二的了,但在我脑筋中,总留不下一些影子,倒不如什刹海的秧田一角,陶然亭的芦荻翻风,使我想到了就不禁悠然神往。我对于花的观念也是如此。无论是怎样不值钱的小花,只须是以自然的姿度生长在野外的,在我总认为无上的美。若然种到了园庭里,或者更不幸,种到了小盆里,那就算了罢!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个的带着桎梏的小罪犯,还能引得起什么美感呢?
  因为我的性情是如此,所以我的爱赏歌谣,就可以说是极自然的趋向了。我并不说凡是歌谣都是好的,但歌谣中也的确有真好的,就是真能与我的情感互相牵引的。它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人类之所以要唱歌,其重要不下于人类之所以要呼吸,其区别处,只是呼吸是维持实体的生命的,唱歌是维持心灵的生命的。所以人当快活的时候要唱歌,当痛苦的时候也要唱歌;当工作的时候要唱歌,当休暇的时候也要唱歌;当精神兴奋的时候要唱歌,当喝醉了酒模模糊糊的时候也要唱歌;总之,一有机会,他就要借着歌词,把自己的所感所受所愿所喜所冥想,痛快的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灵上之慰安。因此,当私塾先生拍着戒尺监督着儿童念“人之初”的时候,儿童的心灵是泥塞着;到得先生出了门,或者是“宰予昼寝”了,儿童们唱:人之初,鼻涕拖;性本善,捉黄鳝……
  这才是儿童的天性流露了,你这才看见了儿童的真相了。
  村夫野老游女怨妇们所唱的歌,也就像儿童们趁着先生瞌睡的时候所唱的“鼻涕拖”、“捉黄鳝”一样。譬如就男女情爱这一件事说,他们也未尝没有听见过“周公制礼”这一类的话,但他们全不在意,以为这只是大人先生们闹的玩意儿,于他们没有什么相干;他们当着大人先生的面当然不敢“肆无忌惮”,背了大人先生可就“无郎无姐不成歌”了。在别件事上,他们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爱怎么唱就怎么唱。他们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怕;他们真有最大的无畏精神。好在世间只有文字狱,没有歌谣狱;所以自由的空气,在别种文艺中多少总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谣中却永远是纯洁的,永远是受不到别种东西的激扰的。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唱歌的人,目的既不在于求名,更不在于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有意无意之间的情感的抒发,正的的确确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因此,我们在歌谣中,往往可以见到情致很绵厚,风神很灵活,说话也恰到好处的歌辞。例如云南个旧有这样的一首山歌:
  热头要落又不落,(热头,太阳也)
  小妹有话又不说;小妹有话只管讲,热头落坡各走各。
  (《歌谣周刊》四十号,张四维先生采辑)
  这真悲怆缠绵到万分了。我常说:这二十八个字,可以抵得过一部《红楼梦》。再如北方通行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一章歌,在一般人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我却以为自古以来,从没有什么文字能把北方小儿的神情声色描绘得这样逼真的。再如五据牛窑子(在内蒙古西南部)有这样的几句:
  世上有四大宽滔:
  穿大鞋,放响屁,河里洗脸,校场里睡。
  (法人Joseph van Oost采辑)
  在文字上,虽然并不见得怎样的美,然而西北荒原中的野蛮的阔大精神,竟给它具体的表现出来了。但是何以能表现得这样好的呢?这又要回说到歌谣的根本上:它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像文人学士们的有意要表现。有意的表现,不失之于拘,即失之于假。自然的流露既无所用其拘,亦无所用其假,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这就是文学上最可贵,最不容易达到的境地。
  歌谣在这一方面,能把人事人情表现得如此真切,在另一方面,它又并不胶粘在人事人情上,它也能有很超脱很奇伟的思想。例如我们江阴小孩儿所唱的这一章歌:
  亮摩拜,(亮摩,月亮也)
  拜到来年好世界,世界多,莫奈何!
  三钱银子买只大雄鹅,飞来飞去过江河。
  江河过边姊妹多,(过边,那边也)
  勿做生活就唱歌。
  我是直到现在还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的。外如《绵州歌》:豆子山,打瓦鼓。
  阳平关,撒白雨。
  白雨下,娶龙女。
  织得绢,二丈五;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
  (杨用修送余学官归罗江诗借用)
  和《送金娘歌》:
  金娘金娘谁家女?
  皇帝是我兄,皇帝是我弟,皇帝是我娃,皇帝是我爹,皇后我姊妹,皇后我妯娌,皇后我嫂嫂,皇后我娣娣。
  送娘送到那方去?
  送娘送到那家里?
  那方不南又不西,那家不娃又不妻,那个人儿黄面又黄须,黄冠又黄衣。
  那个娘儿作大姬?
  那个娘儿作小姬?
  今夜小姬哭,明朝大姬啼。
  那个娘儿是大妃?
  那个娘儿是小妃?
  大妃当捉犬,小妃当捉鸡。
  金娘金娘十万八千里!
  (见元初徐大焯所撰《烬余录》)
  虽然字句上亦许已经受过了文人的修饰,而它那奇妙的结构,朴茂的气息,还依然保存着。若然我们觉得这种的作品是好的,我们在歌谣上用些采选的功夫,也就不算得白费了。
  我把我所以要爱赏歌谣的原由大致说完了。但是,这种的原由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从情感上发生的,是并没有理智上的保障的。与我见解不同的人,当然可以说我不对,我也当然没有方法可以和他辩论。
  我既然是个爱赏歌谣的人,自然不能专爱本国的,有时还要兼爱国外的。当我在国外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能就地采集歌谣,而五六年中所搜罗到的关于歌谣的书籍,也就不在少数(当然,现在还继续着搜罗)。
  回国以后,有时取出来看看,看到自以为好的,而又是方言俚语不大多,能于完全明白的,便翻出一章两章来。到翻得有了几十首了,就印成小小的一本。这完全是我个人余暇时的一种消闲工作,所以并没有什么通盘的规划,也并不预定要出几本,将来究竟能出到几本,要看我的余暇的时候多不多,兴致好不好。在这个年头,正可以悲歌当哭,且让这第一本小书出了世再说罢!
  一九二七,四,九,北京。
  (原载1927 年4 月16 日《语丝》第127 期,原题《海外民歌序》)
  《孔德小丛书》卷头语
  一天,我忽然想到:要是把我所译的法国短篇小说选出一部分,把原文和译文对照排印,印出些小册子来,说不定对于学习法文的青年们,也可以有得一点小用处。我把这层意思告诉了尹默,尹默非常赞成。后来又和润章谈起,润章也说很好,而且说:“这样的事是中法大学里早想做的,因为没有相当的人去做,所以至今还没有动手;现在有你去做,自然最好了。”我受了这两位老朋友的鼓励,自然马上就办;而且根据了我与尹默两人谈话的结果,把这种的小册子定一总名曰“孔德学校小丛书”。
  这种小丛书对于学法文的青年们能否当真有得些用处,这是我万万不敢预料的。但是,如果青年们许我说句不自量力的话,我却有两种希望可以说一说:
  第一,我希望这种小书能够帮助初学法文的人读法文。初学外国语言文字的人,往往有一种苦处,就是把全文一句句的拆开来看,似乎大致都可以明白;归合在一起,就不免模糊印象,不能会通。如今有译文对照着,亦许可以帮助他们容易贯串些。
  第二, 我希望这种小书对于有志于翻译文艺作品的青年们,也能做得一点小小的参考。我自己在翻译事业上还不曾有什么成就;我所采用的意直折中译法,也当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译法。但是,在没见到缺陷的时候,总不会想到要改良。要是有人能从我的译文上见出缺陷来,从而想法改良,随后我也跟了他改良,岂不是我献丑于前,却可以沾光于后么?
  第三,刘复,一九二七,三,一四。
  (原载1927年3月25日《语丝》第124期)
  《苏莱曼东游记》译序
  苏莱曼Sulaym■n 是阿拉伯商人,以公元八五一年(唐宣宗大中五年)东游印度中国等地,作游记一卷。至九一六年(后梁末帝贞明二年),有哈生Ab■ Zayd Hasan 者,就所知晓,为撰补注一卷。一九二二年,法人费郎Gabriel Ferrand据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阿拉伯写本第二二八一号译为法文。即依原次分为二卷:卷一为苏氏书,卷二为哈氏补注。
  原本有简省不可通处,费氏寻绎文义,为之贯穿一二;或缺略甚多,则为参据他书,加以增补。凡此之类,均以方弧【】括之。圆弧()所括,则为通常注释;原本页数,亦分别注明。今重译是书,体例悉从费本。
  惟原本开首二十余行是后人所拟,费本用斜体字印,今则于其所正处用小字注明之。此外如有注释,亦概用小字,以别于费注。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原载1927年6月4日《语丝》第133期)
  海外的中国民歌
  现在我从英国Charles G.Leland所著的Pidgin-EnglishSing-Song
  一部书里,译出短歌五首,算是对于海外的中国民歌,做一个初次的介绍。希望经此介绍之后,能有海外的热心同志,将同样的歌词调查到了寄给本会(北大歌谣研究会)。
  所谓Pidgin-English,意译应当是“贸易英语”,因为pid-gin 是英语Business 一字的转音。但在上海,大家都叫做“洋泾浜话”。据说当初这一种话,是洋泾浜里的撑船的和外国人交际时说的,故有此名。
  现在洋泾浜已经填去了,说这话的,也已由撑船的变而为包探,买办,跑街,跑楼之类,所以洋泾浜话一个名词,只是纪念着历史上的一件事实罢了。
  在发生洋泾浜话一个名词之前,在南洋方面,必定还有一个更早的名称。这名称我不知道。但记得三年前在伦敦,看见英国博物院书目中有一部书叫做《华洋买卖红毛鬼话》。亦许这“红毛鬼话”,便是比洋泾浜话更早的一个名称了。
  这种话的构造,用字与文法两方面,都是华洋合璧,而且都有些地域性的。因为上海的洋泾浜话,上海语的分子很多;南洋的红毛鬼话,就是广东语的分子较多。又在前者之中,洋话分子,几乎全是英语,难得有一些法语;在后者之中,虽然英语也占很大的势力,却是法语、葡萄牙语、印度语、马来语等都有。但有一句话很可以说得:浜话虽然不同于鬼话,却决不是上海人与英国人直接合造的,一定是先由鬼话中传来,后来再受到了上海的地域影响,因为有许多字,如吃之为chow-chow,助字之用make,发语词或泛用动词之用blong,过去词之用lo,都很别致,却是两种话里所共有的。
  这种语言,一定有许多人以为可笑,不足道。但在言语学者,却不能不认作有趣有用的材料。安见从这种可笑的东西里,不能在语言心理上,或语言流变的哲学上,或变态语言上,发现出很大的道理来呢?但现在我只是要介绍民歌,不能愈说愈远了。
  Leland 这本书,名目就定得很轻薄;书面上画了个掉着大辫的中国孩子打大锣,更觉可恶。可是内容并不坏,所收歌词有二十二章,故事有十二节;《导言》和《告读者》两短文,和末了的两个字汇,也都很有用处。我最恨的是近二三年中有几个伦敦的无赖文人,专到东伦敦唐人街上去找材料,做诗做小说,做的真是只有上帝能宽恕他!像Leland,他虽然轻薄,究竟还做了些有用的事;而况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不必计较了。
  Leland 书中,注释不算太少,但总觉得不充足,所以我现在所译的,只是最短而且最容易看得懂的几首。便是如此,中间也还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这是应当向读者道歉的。
  后文注释中,凡不能拟为何义者,用?号;姑拟为某义,而未能决定者,于所拟之字后,加?号;助字无关于语句之机能者,用○号。
  〔歌一〕小小子儿
  小小子儿,坐屋角,吃年糕。
  年糕里,吃出干葡萄,“好呀!我这小子多么好!”
  LITTLE JACK HORNER(小小子儿)
  小(小孩名)
  Little Jack Horner,
  ○坐里角
  Makee sit inside corner.
  吃那圣诞糕
  Chow-chow he Clismas pie;他放里面?
  He put inside t'um,
  已找到一干葡萄
  Hab catchee one plum,
  (惊喜词)怎么一好小子我
  “Hai yah!what one good chilo my!”
  〔歌二〕老鼠
  有一只老鼠,硬要拉出一只钉来。他来说:“我看见了怎么个大尾巴!”
  “可是我现在拉了出来了,这东西没有用,不好。只是块旧铁,不是好吃的东西。”
  要是人费了功夫,做麻烦的笨事,那犹如是把你——呸!
  那竟是老鼠拉钉啊!
  THE RAT(老鼠)
  有一次一只老鼠
  One-tim one piecee lat
  拉硬要取出钉
  Pull hard to catchee nail,
  而且说当他来
  And talkee when he come:
  看见怎么个大的尾
  “Look-see what largly tail!
  但是现在我取出
  But now mygetteeout
  这东西无用不好
  This ting no good——no how
  一块旧铁
  One piecee olo iron
  不是好吃
  No blongey good chow-chow.”
  譬如人失去时光
  Suppsey man lose time
  在一个长的笨的事
  Bout one long follo tale.
  他把你在呸
  He takeyouinp’ho!
  那全是老鼠和钉
  It all-same lat an’nail.
  〔歌三〕鸟
  两个法国人在广州街上走,看见一家古玩店,是头等第一的好店。
  中国人把种种道地的东西给他们看,中间有一只描金的鸟,头上是镀金的,也做着翅膀,可以飞得。
  法国人看见了鸟,说法国话:“Oiseau”;中国人以为法国人问的是“Why so?”,他不懂法国话,所以他用英国话告诉他们:“Why so?-makee sell.”
  一会儿那金漆匣子的鸟都叫了。法国人又说:“Oiseau”。
  中国人听见了,还以为他是不错的,所以原是说那一句话:“Why so?-makeesell.”
  法国人以为他学到了一个中国字了。他告诉他朋友,中国话里的鸟,叫做Makisel”。
  L’OISEAU(鸟)
  有一次两个法国人行走在广州
  One-tim two Flunsee walkee in Canton,
  看见一个古玩店头等的店第一
  Look-seeonepeiceeculio-shop——
  firstshopnumpaone,
  中国人他示与他们种种道地的东西
  Chinaman he show‘umallopukkhating.
  鸟描金的(?)上头镀金的(?)做飞用翅膀
  Birdee paint top-sideplate——makeeflywithwing.
  法国人看见鸟法国话说鸟(法语)
  Flunsee lood-see birdee-Flunsee talk“Oiseau”;
  中国人他以为法国人问怎么的(英语)
  Chinaman he tinkeeFlunseeask“Whyso?”
  他不知道法国话所以他○告诉
  He no savvy Flunsee talk,so he make tell
  与他们用那英语怎么的○卖的
  To‘um in the English-“why so?——Makee sell”
  一会儿在上漆器匣子一切的鸟叫
  By‘mby on lacker-box all-same birdee playin
  法国人看见它说鸟又
  Flunsee-manlook-seeit,talk“Oiseau”again,
  中国人他听见了以为他知道不错
  Chinaman he hear-lo——tink he savvy well,
  所以说原是那事怎么的○卖的
  So talkee all-same pidgin“Why so?-makee sell”
  法国人以为一定(?)他已习(?)字Flunsee tinkee sartin he had larnee word,
  告诉那朋友那(makee sell的音)是中国当作一鸟
  Talk he flin t’hat makisélbechinaforabird.
  〔歌四〕鸽子
  鸽子做窠,做在庙宇顶上,高得和天一样。一只老母鸡,要知道为什么鸽子做窠做得这样高。
  鸽子说:“朋友,你知道,我要我的眼睛看得灵清些——有时我要找食吃,有时老鹰要来捉我。”若然一个人是高明的,他就当常用鸽子的眼。那一个人的眼光是好的,他总是升得高高的。
  THE PIGEON(鸽子)
  一只鸽子做窠
  One piecee pigeon makee nest
  在顶上一神庙高到天
  Top-side one Joss-house up to sky,
  一老鸡他要知道
  one old hen he wantchee know
  何他那鸽子住那样高
  What for he pigeon lib so hight.
  那鸽子说你知道朋友
  He pigeon talk,“You savvy,flin.
  我的眼○很好看见
  My eye make vellygoodlook-see
  有时去找吃的东西或者是
  Sometime to catchee chow-chowor
  当到鹰来此地捉我
  When hawk come t'hissidecatcheeme.”
  譬如一人是高明的
  Suppse one man belongeysmart.
  他常常用鸽子眼
  Heallo-waycatcheepigeon-eye:
  什么人他○好看察
  Who-man he makee goodlook-see,
  那人他常常升高
  T’hatmanheallo-wayliseehight.
  〔歌五〕卖玩物的人的歌
  笑致弥弥的小妹妹,红桃活血的小弟弟,要不要买我的小玩意:
  小鬼头儿泥土做;小毒蛇儿会走路;黑蜘蛛,红眼睛;小青龙,吓死人;这些有趣的小玩意,卖给中国小弟弟。
  THE TOYMAN’S SONG(卖玩物的人的歌)
  笑的女孩玫瑰的男孩
  S’miley girley,rosy boy,
  譬如○买我的玩物
  Sposey makee buy my toy;
  小鬼做用泥
  Little devilos make of clay,
  可怕的蛇爬开
  Awful snakey clawley way,
  大黑蜘蛛眼睛全红
  Glate black spider eyes all led,
  龙适应于吓死
  Dlagons fit to scaree dead.
  这些?种有趣玩物
  Dis de sortey plity toy
  卖与小中国男孩
  Sell to little China-boy.
  上方一五两首,觉得颇可译成中国式的歌,其余就不能硬译。我现在觉得过度的直译,结果要闹成《华英进阶》里的字语功课,实在不大好。所以这次的译文,并不太直。
  我觉得中国内地的歌谣中,美的分子,在情意方面或在词句方面,都还很丰富,这海外民歌中,就太缺乏了。我们想到支波西民族,他们也是漂流海外,也是造成了一种特别的语言,而对于欧洲近代文艺上,可发生了不少的影响(尤其是在美的方面),这里面的理由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很想把其余的十七章歌完全译出(最好的几章在这里面),现在却没有这工夫,因为译起来,写的时候很少,写以前的研究,可不是一两点钟的事。
  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巴黎。
  (原载1923年9月23日《歌谣》第25号)
  ◇域外书叙——【近人书话】
  《朝鲜民间故事》校后语
  这是女儿小蕙的一部试译品,原本是一九二五年巴黎出版,书名是Contes Coreens,译者是Serge Persky.但这还不是真原本;真原本据Persky 的序文中说,是有名的工程师H.Garine 在居留朝鲜时所采集,原书用中文与俄文对照。Persky 只是依据了俄文译为法文便了。
  朝鲜的语言虽然与中国的语言不同,但因借用中国文字,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用中国文字记载朝鲜的民间故事,至少总可以到十不离九的程度。所以,假使我们能于看见Garine 原书中的中文本,一定比相与对照的俄文本好;更一定比从俄文译出的法文本好;不用说,更比现在拐了三个弯子从法文本重译出来的中文本好。
  但Garine 的原书在中国竟无从看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所编北平各图书馆所藏《西文书联合书目》中,有这样一部书:N.Garine:ThroughCarea,Manchuria,andLiaotungPeninsula.1904,St.Petersburg.我以为大概总是了罢,借来一看,虽然我两眼认不得一个俄文字母,却没有能在全书中找到一个中国字,也就只得算了。
  Persky 的法文译本,还是民国十四年我在巴黎时买的。这虽然是一本七法郎的小书,买的时候却也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朝鲜的民间故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借此可以略略知道一点;第二是Persky 的译作,在法国当代文艺界中也负相当的声誉;第三是悲鸿的绣像画,我们看见的很少,这虽然不见得是他的得意之作,也值得买来保存;第四是那时的小蕙,虽然还没有满九岁,却已于吃糖的兴趣之外添加了阅读童话及小说的兴趣:借到了一部《鲁滨孙漂流记》的法文译本,密行细字三百多页,她眯■着她的近视眼,两三天就看完了:有时叫她去买面包,买了半点钟不见回来,出门一看,她正悉心静气的站在报摊子面前,弯着头看那横挂着的儿童画报!因此,我每遇到她可以看得的书,总给她买几本,这部书便是其中之一。
  她的国文虽然在国外时也学了一点,可要算回国之后才正式学起的。因为白话文究竟比文言文容易得许多,她学了不过两三年,就能翻译些简短的东西,由我代为修改了,登在她学校所出的《孔德月刊》里。
  去年暑假,她有意思要翻译这部《朝鲜民间故事》,我说:“只要你有耐心译下去,译完了我替你修改就是了。”到暑假完毕,居然全书译完。
  因为我去年很忙,她虽然催着我修改,我总是没有工夫动笔,就把这稿子冷搁了一年。今年放了暑假,她又催着我修改,我说:“你又多读了一年书了。你先去自己修改一次,修改完了再交给我。”于是她又把稿子拿了去,一篇一篇的改,改完了一篇就交给我一篇,我也是收到一篇就改一篇,这样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现在的一部稿子。
  十五岁的小孩子翻译书,翻译了还要出版,未免有些开玩笑。但我于述作和翻译,一向就不主张过度的慎重。我以为随便乱写,把笔头塌油了弄得不可收拾,固然不是道理,若过于矜重,一下笔就想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从而毛发悚然,把笔墨收拾了再说,其结果,恐怕终身写不成一个字,凭你有多大的文才与学问,其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者,只是本人的一副白骨而已!
  我这话不是今天才说起;一两年来,对同学的青年们说过好多次。
  同时有许多朋友,学问文才高出于我百倍者,只是因为过于矜重的缘故,不肯从事于著述,也使我异常痛心。
  小蕙的原稿大致都不错,不过有时候看错了一两个法国字,或者是写错了一两个中国字,有时候原句太复杂,她在国文方面的力量,有些搬挪不动。我所替她校改的,就只是这几点。
  这些故事已到俄语及法语中打了两个大圈子,所以有些句子,已带了很明显的西方色彩,翻译时,自然只能照样搬来,不能凭着空想,恢复它的东方气。
  音译的专名,也因经过了俄法两道翻译,读出来已完全不像朝鲜音。
  这一点,幸经已入中国籍的朝鲜朋友金九经君代为研究,才能逐一找出相当的汉字来。其中亦许还有不十分妥当的地方,暂时只能搁着。
  金君说,这些故事在朝鲜都很有名,其中沈清一篇,且已演成了大部的小说和戏剧。
  我应当在此地代小蕙向金君致谢,并代谢作序的周岂明先生及章衣萍先生,题字的蔡孑民先生,允许采用原书插图的徐悲鸿先生。
  人生的过渡是这样的快,可不容我们有儿戏的机会了罢。回忆十年前,不是小蕙还在说:妈!我要睡了!你就关上了窗,不要让雨来打湿了我的床。
  你就把我的小雨衣借给雨,不要让雨打湿了雨的衣裳。(《扬鞭集》上页七八)
  现在可已能做成这一部很幼稚的东西了。而我呢,岂明虽然看不起我的胡子,却也多少有了几茎;他说我英气不衰,就不免太恭维我,只是暮气不甚深罢了。所以,我一方面是因为“舐犊之爱”,很高兴的把这部小书送往世上去,一方面却深感于岂明老人之言,增加了内心的战栗。
  二十年十月廿四日北平。
  (原载1935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半农杂文二集》)
  东抄西袭
  几首道光年间的小曲的开场
  因为“闲话”二字已成了专名,“茶话”“费话”等又已被人家用去了,我就用“闲谈”两字来做我的闲话的总名罢。
  六七年前买到的一部道光年间出版的《小慧集》,搁在书柜中已几乎完全忘去了。这回整理旧书翻到了,信手揭开看看,却在第十二卷中看见了萧卿主人所作的几首《小调谱》。他这谱是重乐曲不重词句的,所以每一谱中,只将第一或第一二两章的词句写出,其余从略;但便是这样,也已能使我们窥见当时民间文艺的一斑。而且我们知道民间文艺的寿命是很长的(虽然时时要有变化),道光去今不远,亦许这几首小曲,现在还依然流布在人间。那么,假使我们能根据着这已有的开场,将各曲词句搜补完全,也就一定是一件小小的快意的事啊。
  《小慧集》并不是部稀有或珍贵的书,但也总得要是常常逛逛地摊的人才能看见,所以我现在将集中所录各谱的词句重新抄下,以广流传。
  (纱窗调)纱窗儿外呀,铁马儿响丁当。姐儿问声谁呀?隔壁王大娘,轻移莲步把楼来上——哈哈咦哈咦哈哈——揭开青纱帐,阵阵粉花香;掀开红绫被,瞧瞧二姑娘,缘何身体这么样吓——咦哈哈咦哈咦哈哈!(后十二段同)
  (绣荷包)姐在房中正描花,忽然想起俏冤家。临行嘱咐奴几句话,再三叮咛罢哟——嗳嗳——莫忘了咱。
  越思越想越难丢,情人时刻在心头。奴许情人把荷包绣,暗暗与他罢哟嗳嗳——方算把情留。(下五更每更叠一调)
  (叹五更)一更里,窗前月光华。可叹吓,奴家命运差:犯桃花,偏偏落在风月人家。背井离乡,远抛撇爹和妈。悔当初,错把儿夫嫁。
  迎宾接客,全要奴自家。应酬不到处,还要将奴骂。我的天吓!羞红脸,忙把客留下。(下更同)
  (红绣鞋)荷花透水开,香风阵阵来,柳荫之下站立美裙钗。美裙钗手拿花鞋卖,引动人心却把相思害。(下同)
  (杨柳青)杨柳儿青青,清清早起失落一枚针,有情的人呀,伫呀,失落一枚针呵;失落一枚针,谁家的拾得送还奴的一枚针。有情的人呀,伫呀,送还奴的针哟;送还奴的针,青纱帐里报报你的恩。有情的人呀,伫呀,报报你的恩。(下转同)
  (凄凉调)到春来,又到春来,芍药牡丹一朵一朵儿开,蝴蝶儿飞,飞得奴家魂不在。(蝴蝶又两句同,下一段同调)
  燕子上楼台,燕子上楼台。上得楼来情哥不见来。桃花儿开,开得奴家好伤怀。(桃花又二句)
  (鲜花调)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飘来飘去,落在我的家。我本待不出门,就把那鲜花儿乐。(我本待又两句同)
  好一朵茉莉花,(又二句)满园花卉怎及得他。我本待采一朵戴,又恐管花人来骂。(又二句。此段同上,下仿此)
  (诸位中如有能发见这些小曲的全文的,务请抄录见示,切盼切盼)
  (原载1926年2月22日《语丝》第67期)
  马建忠上李鸿章书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是留法学生中的老前辈。他一生事迹如何,我们不甚知道。又除《文通》一书以外,也没有看见他什么别种著作;因此颇有人疑心《文通》是马湘伯代做了替他老弟张张门面的。
  在曾纪泽的日记(上海申报馆光绪七年出版的《曾侯日记》)里,光绪四年九月初八日条下,有马氏写给李鸿章的这样的一封信:四月以来,政治学院工课甚紧,考期伊迩,无暇将日记缮录呈上。郭星使于四月下旬至法,五月初呈国书,札忠兼办翻译事务,并承多加薪水;长者之赐,忠何敢辞?惟翻译事少,不致荒功,无负来欧初意。五月下旬,乃政治学院考期,对策八条:第一问为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存焉。第二问为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渔,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问为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之所以持信。于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善法美政,昭然可举。是以铁路,电线,汽机,矿务,成本较巨,要之以信,不患其众擎不举也。金银有限而用款无穷,以楮代币,约之以信,而一钱可得数百钱之用也。第四问为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后知普之称雄,俄之一统,与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兴,其故可■缕而陈也。第五问为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变,美则不变而多蔽,法则屡变而屡坏,其故何在?第六问为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普之鲸吞各邦,瑞之联络各部,比为局外之国,奥为新崛之后,措置庶务,孰为得失?第七问为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第八问为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西国赋税,十倍于中华,而民无怨者。国债贷之于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
  此八条者,考试对策凡三日,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纲目盖百许条。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刊之新报,谓能洞隐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此亦西人与我华人交涉日浅,往往存藐视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辄许为奇;则其奇之,正所以轻之也。忠惟有锐意考求,讵敢以一得自矜哉。忠自到巴黎后,多与当道相往还;而所最善者,则有彼之所谓翰林院数人,专讲算、化、格致诸学,与夫各国政事替兴之由。各国钦仰,尊如北斗。渠辈见忠考究西学,谆谆教诲,每劝忠考取彼国功名。对以远来学习,只求其实,不务其名。劝者云:“徒兢其名,而不务其实,吾西人亦患此弊。然名之不扬,则所学不彰。故华人与西人交涉,时时或被欺蒙。非华人之智短才疏也,名不扬而学不彰,则不足以服之也。且办交涉以文词律例为主,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盖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探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诸学。我国功名,皆以此为宗。子欲务实,意在斯乎。以子之所学,精而求之,取功名如拾芥,何惮而不为耶?”忠以此说商之二监督,允其赴试。既应政治学院试,毕,然后乃试文词。六月底试第一场,场期二日:第一日以拉丁文拟古罗马皇贺大将提都征服犹太诏,又以法文译埃及希腊水战拉丁歌章;次日考问舆图,及希腊拉丁与法国著名诗文,兼问各国史学,复得宗师优奖,谓“愿法人之与考者如忠,斯可矣”。
  一时在堂听者,不下数百人,咸鼓掌称善。而巴黎新闻纸传扬殆遍,谓日本波斯土尔基人负笈巴黎者,固有考取格致秀才及律例举人,而东土之人,独未有考取文词秀才者;有之,则自忠始也。忠念些须微名,而震振若此,亦见西人好名之甚也。
  年终考文词秀才第二场,兼考格致秀才:来年春夏之交,可考律例格致举科。近日工课稍宽闲,至炫奇会游览。四方之来巴黎者,毂系肩摩,多于平日数倍。但炫奇会所以陈各国新得之法,令人细玩,会终标奖其最优者,原以激励智谋之士。然而炮之有前膛后膛,孰优孰劣?弹之贮棉药火药,何利何弊?附船之铁甲,有横直之分;燃海之电灯,有动静之别;而水雷则有拖带、激射、浮沉之不一;炮垒则有连环、犄角、重单之不同,均无定论,是军法之无新奇者也。煤瘴之伏矿中,无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无善术可行,矿务之犹有憾事也。机织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机压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机纺之绸,价廉而无宝光,此纺之织犹待考求也。下至印书、酿酒、农具,大抵皆仿奥美二国炫奇会之旧式,并未创有新制。至于电线传声与电报印声,徒骇见闻,究无大益。惟英太子之珠钻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独辟新奇,乃前此所未曾有。然此不过夸陈设之精,供游观之乐,以奢靡相矜而已,岂开会之本意哉?
  但法人之设此会,意不炫奇而在铺张。盖法战败赔款后,几难复振。近则力讲富强,特设此会,以夸富于外人。有论中国赛会之物,挂一漏万。中华以丝茶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绸,未见铺陈;各山所产之茶,未见罗列。至瓷器之不古,顾绣之不精,无一可取。他如农具人物,类同耍物。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岂日本之管会,乃其土人,而中华则委之西人之咎乎?以西人而陈中华土产,宜乎其见闻之浅也。有以质之忠者,忠惟云:“赛会伊有监会之人,余不敢越俎而谋,又何能详言其故?”此巴黎炫奇会之大略也。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史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其税可加,则币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及入政治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而后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论为不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从出;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法为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美缺,戛戛其难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忠自维于各国政事,虽未能窥其底蕴,而已得其梗概,思汇为一编,名曰“闻政”,取其不徒得之口诵,兼资耳闻以为进益也。西人以利为先,首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而终之以联邦交焉。现已稍有所集,但恨忠少无所学,举重若泰山;涉猎不广,每有辞不达意之苦。然忠惟自录其所闻,以上无负中堂栽培之意,下无虚西人教诲之敦,敢云立说也哉?
  据曾氏说,马氏是个郎中,由“李相派至法国学院讲求学术”的;他那时“年才三十有二,精通法文,而华文函启,亦颇通畅,自达其意,洵英材也”。这是奖为“佳士”,为“通品”的意思。又“取原函稍为润饰而录存之”,乃又是代将白话译为文言的意思了!
  马氏信中所说的话,也有说得很对的,但也有瞎吹得可笑的,如将学校中的问答考试,作为策问之类(虽然策问也不过是乱诌而已,但性质究与校课不同);也有胡闹得该打的,如论炫奇会及论各国政体之类。
  但他既进法科,又兼进文理科,他的精神魄力,也着实可惊。虽然是“羊头上搔搔,狗头上摸摸”,结果只是做成了个“三脚猫”,但至少至少总比吃饱了面包牛肉专门坐咖啡打诨的好一点。
  他那时把西洋的东西,混而通之看作汤团大一个,名之曰西学,要将它一口吞完了回来,在我们看来,真是糊涂到万分了。但这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见解,并不是他一个人如此。我们能于知道西洋学术中也有许许多多的麻烦经络,乃是我们生长于二十世纪中的人物的福缘,在他那时是谁也梦想不到的。
  我们知道西学一个名词之可笑,也就应该知道“中国学”一个名词之可笑。因为在这一个名词之下,洋方子也就把中国所有一切学问看作汤团大一个;结果是吃到汤团皮的已没有几个,吃到馅的更是千难万难;普通只是呷了一口汤,或者是一口洗锅水!
  (原载1926年3月8日《语丝》第69期)
  逛城隍庙牌子曲
  从前登过两次“闲谈”,回头一想,啊哟不好!何尝谈着什么,只是东抄西袭而已。所以从这回起,连忙改定名称,以示不敢出卖西贝货之至意。
  年初逛厂甸时,买到了一部《长岔脆岔合钞》,是精抄本,而且还有朱笔勾点的。照纸色字体看来,大约是嘉道时代的东西。中间所抄,都是北方的小唱,属于大鼓一类。我于唱的一方面是门外汉,单从文字上看去,觉得一大半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不过像现在所抄下的一首《逛城隍庙牌子曲》,却教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如果我得了个“赋得逛城隍”
  的题目,我竟可以干脆的承认,无论用韵文也好,散文也好,文言也好,白话也好,我决然做不到这样好。我从此愈信一向与我们不通谱的民间作者中,真有不少的奇才。至于曲中带着些教诲式的话头,却并不是大毛病,因为直到“此刻现在”,还正有许多人的态度是如此,我们决不能倒推上去责备古人。便就我们自己说,我们也何尝不知道这逛城隍一类的事,是很无聊的;不过这种的事既然是民众所喜欢的,也就不妨听任他们,反正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危害,有如吃鸦片或械斗之类。而况能有热烈的兴趣去逛城隍庙,就可以证明世界是太平着,至少也可以说,大家有口饭吃;要是在这个年头儿,■,老哥,可就别提啦!
  逛城隍庙(牌子曲)
  人心难料,地皮儿消薄。北京城内,净出土包。每逢庙季儿,他就髭毛。(过板)(数唱)勾引那少年子弟,不把好学。
  也只因近来的风气,爱凑个热闹。山庙盛开,次第都接着■。
  迨等到堪台关闭,五月节又到了。城隍庙一开,分外的乱糟。
  作买合作卖,闹闹吵吵。男女溷杂,胡闹糟糕。若问那如何的景况,听我从头儿说学。
  (叠断桥)烟尘看过了,(嗳哎哟),初一先把香烧,(嗳哎哟),沐浴斋戒,换上件花梢。这才是,为还愿必须得起个早,(嗳哎哟),手中香点着,(嗳哎哟),趁势儿又把签摇,(嗳哎哟)。城隍老爷也太心焦,为你们过不去节,也向我来祷告,(嗳哎哟)。老太太们都来了,(嗳哎哟),小媳妇也跟着,(嗳哎哟)。未曾许愿,碎嘴子唠叨。受他们一炷香,样样儿都得保,(嗳哎哟)。王二爷太蹊跷,(嗳哎哟),赚人的法儿更高,(嗳哎哟)。靴帽拐棍儿,外带着挂袍,都说他,显神灵更比城隍好,(嗳哎哟)。
  (太平年)过午后等会■,游人来往势如潮,听之热闹,看之有限,(太平年),比上那送殡分外的糟,(年太平)。
  驾一到乱糟糟,势众人多不能细■。最是那妇女不着调,(太平年),跨在车沿把眼毒儿招,(年太平)。有扮鬼也有插招,披枷带锁也都跟着。更有一等不害臊,(太平年),得意洋洋把马童儿学,(年太平)。绕街走太招摇,宛平县的城隍也涝道。一群老妈儿扶着轿,(太平年),好像他嫫嫫把他跟着,(年太平)。
  (罗江怨)也有那拜香随会,扮像儿更彪。手拿板凳儿,一步三摇。头上也把那红嗳红,红绒儿俏。也有那贵官阔老,上庙把香烧。方靴纬帽,补褂长袍。有玷官箴他还不(嗳不),不着要。也有那良家的少妇,脸皮儿又薄。未常游惯,心里发毛。一经人瞅他还(嗳还),还害臊。也有那浪荡子弟,摆摆摇摇,打扮得俏丽,为勾引多娇。背后抓格儿,他可想(嗳想),想不到。也有那土豪恶棍,匪类毛包。羊群狗党,趁势儿发彪。
  既装鸡屎,还争南(嗳南),南北道。
  (湖广调)烧香已毕,两廊去歇着。茶桌儿一满,跑堂儿的调越高。手提着凉水硬把茶叶泡。若要是坐长了,(罢哟,咳哟,)定招着坐儿的薄。未从坐定,百样的唠叨。要小钱的来往,打鼓吹箫,不住的围着桌子要。你若是给他们钱,罢哟,咳哟,不彀把神淘。两旁的玩艺儿,闹闹吵吵。家伙合那锣鼓,乱打胡凿。耳边厢人声儿,是山嚷怪叫。招的那些游人儿,(罢哟,咳哟,)两眼不彀哨。蜜饯果子,五个老钱一包,装模做样混打胡敲。抽冷子一声,就■人一跳。不过是为钱,(罢哟,咳哟,)变法把人招。百子堂内,分外的热闹。娘娘殿上,供比山高。抽空儿还把那娃娃套。为的是回家,(罢哟,咳哟,)
  好把差使交。
  (四川歌,纱窗外)一说去逛庙,小人都要跟着。一进山门内,闹魔不开交。哭哭喊喊,他■见甚么都要(咧,咦呼■呼咳,咳咳咦呼■。)一听锣鼓响,样样儿都要■。趁着天气好,卖买调更高。耍货儿就得好几吊咧咦呼■呼咳,咳咳咦呼■。吃食无多少,油香与凉糕纸花儿合香草,拣样儿往家里捎■哩■唆叫人拿不了咧,咦■呼咳,咳咳咦呼■。一到初五初六儿,作坊里放工了。伙计们都逛庙,学徒也跟着。愣愣■■胡乱跑咧,咦呼■呼咳,咳咳咦呼■。一到太阳落,晚景儿倒也静悄。老头儿都来了,白日里怕挤着。要买凉糕,必须等末庙咧,咦呼■呼咳,咳咳咦呼■。
  (数唱)这都是庙中俗景,也不过大概说学。若要是尽情描写,厌而徒劳。且把那逛庙的恶习,再表他一表。
  (银钮丝)城内的虚子把儿,趁势儿髭了毛。拐骗坑崩,也闹上件花梢。一顶香荷帽,两贴太阳膏。狐朋狗友在一块搅,叫声老哥儿们(罢哟咳)你我今日把好脑袋找。假充宗室,系上金腰,屎蛋球■,把他托着。自称是姓赵,绰号叫赛野猫。
  玩艺儿摊子,他懵的不少。若遇热(罢哟咳),今日茶钱定把来扰。京师的妇女,也不爱教调。年轻幼小,正派不教。说话太张道,打扮又轻飘,一心也要把虚子搅。约会上姐儿们罢哟■,结党成群都上了庙。大殿之上,先把香烧。寝宫以内,定走一遭。侉戏必得看,西湖景也要■。十不间儿场子闹上一吊,拉住宝玉儿(罢哟■),对袋烟儿就把交情诰。
  (高显臣书)则见他举止轻狂,生来的匪气。自已甘心,往下贱里学。头拢着,青丝发,发青丝,青丝高挽元宝髻。身穿着,西湖色,色西湖,西湖水染绣罗娇。手带着,玲珑玉,玉玲珑,玲珑八宝黄镯钏。足登着,蝴蝶梦,梦蝴蝶,蝴蝶闹梅瘦底儿薄。打扮得上下,无非是妖调。为的是众人丛中,把他爱■。
  (数唱)似这等败俗伤风,皆因为少教失调。行香为好,休把祸招。男女溷杂,难免糟糕。奉劝诸君,身份宜高,这是非之地,终不保牢。
  (曲尾)因此上,前思后想,无法可教,故此才编就了曲词,(卧牛)把众公开导。似这些,无赖之徒,一概别学。
  (原载1926年6月21日《语丝》第84期)
  白话诗的先驱者
  用白话做诗,在我们这些妄人眼中看去,已经是了无足奇的了。而在一般非妄人眼中,却以为便是“蛙翻白‘出’阔,蚓死些‘之’长”
  罢,也总还音韵铿锵,对仗工整,比“两个黄蝴蝶”好得许多。不知古代的诗,原是平淡自然的;到汉魏以后,渐渐的从平淡自然转向工整纤巧,或坚深枯涩的路上去,也是进化中必经之阶级。过了这阶级,又渐渐的有回复到平淡自然的趋势——我们若是用心在各家诗话中去找找,这种归真反朴的论调,真可以找到不少。虽然在这种的论调中未曾明说用白话做诗这一句话,而用白话做诗的可能,却已隐隐孕育于其中。我近来打算在这一件事上,用上一番搜辑的工夫,只因藏书不多,读书的工夫又少,进行很觉迟缓。现在先从陈眉公莫星卿两人所撰的《文苑潇湘》中抄出一段,以见一斑。(这是部不甚习见的书,是沈二借给我的,附笔志谢)
  诗言志。志者,心之所之,即性情之谓也。而其发挥描写,不能不资于事物。盖比兴多取诸物,赋则多取诸事。诗人所取事物,或远而古昔,近而目前,皆足资用。其用物也,如良医用药,牛溲马渤,随症制宜,不专倚人参茯苓也。其用事也,如善书之人,睹惊蛇而悟笔意,观舞剑而得草法,不专倚临帖摹本也。本朝论诗,若李崆峒李于鳞,世谓其有复古之力。然二公者,固有复古之力,亦有泥古之病。彼谓文非秦汉不读,诗非汉魏六朝盛唐不看,故事凡出汉以下者皆不宜引用,噫!
  何其所见之隘,而过于泥古也耶。夫诗人所引之物,皆在目前,各因其时,不相假借。如雎鸣,螽斯,桑扈,蟋蟀,■木,夭桃,■■,葛■,是《三百篇》所用之物也。降而为《离骚》,则用芷蕙,荃■,木兰,菊英,蛟龙,凤凰,文虬,赤螭,曾有一物假借于《毛诗》乎。又降而为唐人之诗,则用江梅,岸柳,涧草,林花,乳燕,鸣鸠,群鸦,独鹤,曾有一物假借于《离骚》乎。非不欲假,目到意随,意到笔随,自不暇舍见在者而他求耳。至于引用故事,则凡已往之事,与我意思互相发明者,皆可引用,不分古今,不论久近。盖天下之事,今日见在,则谓之新;明日看今日,即谓之故。他不泛引,如杜诗云:“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李诗云:“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非二公目见本朝之事耶?居今之世,做我之诗,乃曰汉以上故事才用,此特有见于汉家故事字眼古雅,遂为此拘泥之言。其实字眼之古不古,雅不雅,系用之善不善,非系于汉不汉也。怪彼用字之俚俗者,欲尽废汉以下故事不看,何异爱春者,欣羡桃,梅,梨,李,而置莲,菊,芙蓉,山茶,水仙于不观,曰,化工之妙,尽属于春也。谁其信之?故吾以为善做诗者,自汉魏盛唐之外,必遍究中晚,然后可以穷诗之变;必尽目前所见之物与事,皆能收入篇章,然后可以极诗之妙。
  若但泥于古而已,即如“早朝诗”,千言万语,不过将旌旗,宫殿,柳拂,花迎,金阙,玉阶,晓钟,仙仗,左翻右覆;及问之,则曰:不如此,便不盛唐。噫!只因盛唐二字,把见前诗兴,见前诗料,一笔勾罢!如此而望诗格之新,岂非却步求前之见也与?
  神州国光录之一
  南阳邓文滨所作《醒睡录》(同治七年成书,光绪初申报馆出版),其第三卷中有“京华二好二丑”一节。二好是:字好,相公好;二丑是:白日大街遗屎丑,八股时文丑。今录遗屎一节:何谓遗屎丑?厕屋者,行人应急所也,而都门以市衢为厕屋。狭隘胡同无论矣,外城若正阳门桥头,琉璃厂东西,内城若太学贡院前后街,东西四牌楼,皆百货云集,人物辐辏之区,其地无时不有解溲屈躬者。间有峨冠博带,荆钗布裙,****杂处,肉薄相逼,光天化日之中,毫不为怪。早晚间堆积累累,恶气秽形,令人不可向迩。而巡城官吏,无有以全羞恶,肃观瞻,荡秽瑕,免疹疫,经画区处者。故曰白日大街遗屎丑!
  不要说外国鬼子了,便是我们南方蛮子到北京来,看见了小胡同里一簇一簇的小屎堆,大街上一摆一摆的大屎车,心中总不免有“观止”之叹。初不料六十年前,还有那么样的洋洋大观。夫六十年直花甲一周耳,以花甲一周之中而国粹沦亡有如此者,此忧时君子之所以仰天椎胸而泣血,而且大放其狗屁也!
  神州国光录之二
  明江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五中,有这样的一节:晋纳后,六礼之文皆称“皇帝咨”。后家称“粪土臣某顿首稽首再拜”以答。又:宋时刺史二千石,拜诏书除辞阙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
  从这上面,我们知道“臣”与“奴才”之外,还有“粪土臣”这样的一个好称呼——这真是找遍了世界万国的字书找不出来的一个好名词。呜呼!生乎古之世,吾其为粪土臣乎?生乎今之世,吾其免于为粪土臣乎?或曰:你休想!你是什么东西!你既不是国丈,又不是刺史二千石,离粪土臣还有一万年!
  同书同卷又有这样的一节:
  宋孝武至殷贵妃墓,谓刘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
  据说小鬼头采取了中国《金瓶梅》等书上的事实,纂成一书,以见中国民族之卑劣。若然这等事实也给他采取了去,不知又作何等论调。
  然而人家说什么,尽可以不问,在我们看去,总是国粹,总是国光,总是精神文明!
  《湘湖杂诗》
  前月中,在A.C.学校里住了两天,没事做时,便把书架上的一部精抄本宋会稽孙元规(沔)所著《曲水集》,借下来看看。其卷下中,有《湘湖杂诗》十数首,当时觉得很有趣,抄了下来,今再转抄于此:上湖舟去下湖还,处处花村鸡犬闲。二十四塘农事足,至今野老说□山。
  历历青山拥水涯,海门西望夕阳斜。飞来积翠如烟雨,散作湘湖二月花。
  湘湖春水净涟漪,渺渺东风歌竹枝。雨桨行来寒色远,鹧鸪啼断雨如丝。
  如云娇女逞妖姿,高矗青鬟淡写眉。为问兰桡何处去,苎萝山下拜西施。
  谁家思妇惜年华,楚楚长歌湘水涯。夜色飞来天上月,春风吹满镜中花。
  西村少妇艳新妆,妆罢盈盈上锦塘。带下风翻红蝴蝶,湖中香散紫鸳鸯。
  村舍纷供夏至茶,红姜紫枣色交加。琐窗娇女多殊思,金剪新雕莲子花。
  湘浦红儿翠袖鲜,停桡只采并头莲。日斜风细人归去,一段巫云没远烟。
  秋气萧森汲淼茫,罗生绿萸满湖央。叶翻白花谢,服擘蟾蜍紫角香。(第三句缺二字)
  八月十八大潮生,鼓棹扬■逐队行。同到浙东台上望,雪山一片压吴城。
  鸣榔得得散湖烟,双桨纷来掉白船。浦口渔家三百户,一时多在镜中天。
  柏叶流丹枫叶黄,萧萧风雨满湖塘。阿郎西去潮声远,愁见寒江烟水长。
  寒水冷冷孤月生,一湖秋色散空明。归鸿飞去不知处,愁听孤舟横笛声。
  夜鸟啼断已三更,湖上风高波浪生。正是第檐人未寝,寒难声和纺花声。□□□苦不堪闻,凄断流波遏暮云。试向思落纷纷……后
  二句只剩六字)
  (以上四则原载1926年9月18日《语丝》第97期)
  《西游补》
  董茗雨的《西游补》,现在已经校点完毕付印了。他是明朝的遗老;他这部书,一半是志在复明,只因处于他那个“年头儿”,一不留心,非但要砍脑袋,而且要灭九族,甚而至于死了也要戮尸,所以有话不能直说,只得借着《西游记》中的孙行者,写出一篇离奇神怪的大文章来,把他的牢骚孤愤,稍稍发泄;又一半是他看了明朝末年的一般没脑筋,没气性的读书人,心中也着实气闷,所以书中把这些宝贝,淋漓尽致的描摹,结结实实的教训。《小说林》第二期中有署名“蛮”字者所作《小说小话》,中有一节,论此书颇有中肯处(虽也有些太穿凿的地方),为转录于此。
  董若雨《西游补》一书,点窜楞严,出入三易,其理想如逍遥齐物,其词藻如天问大招,身丁陆沉之祸,不得已遁为诡诞,借孙悟空以自写其生平之历史,云谲波诡,自成一子;■其宗旨,与木皮居士“鼓词”,蘖庵和尚《系筑余音》(即《万古愁》,或谓归元恭作,或谓王思任作。
  余曾见国初人抄本,则确出蘖庵手)异曲同工,而于《西游》原书,固毫无关涉也。其系于三调芭蕉扇后者,以火焰山寓朱明焉;俗称本朝为清唐国,故曰新唐世界。大禹之戮防风,始皇之逐匈奴,皆为汉种摧伏异族之代表,故欲向之乞驱山铎及治妖斩魔秘诀,以遂廓清之志。由松溺于声色,唐桂二藩皆制于艳妻,故托西楚霸王以隐讽之。绿珠请客,而有西施在座,讥当时号为西山饿夫洛邑顽民者,不免与兴朝佐命往还也。西施两个丈夫之招词,其即洪辽阳之两朝行状乎。天门不开,灵霄宝殿被人偷去,而在未来世界中,杀却百秦桧,请得一武穆,而天门大开,宝殿再造,盖不胜恢复之将来希望也。万镜楼指明代学者之门户。
  天字第一号为时文世界,从头风世界分出,不错乱其脑机,不能为时文,不能养成一班无眼耳鼻舌心肺血气之人才也。第二号乃为古人世界,即在头风世界隔壁,盖当时积习,舍时文而从事古学者,亦近于脑病也。
  且古人世界隔一未来世界,即是懵懂世界,彼敝敝然以继往开来自负者,其不懵懂也几希。祖龙之雄才大略,犹且不免,况若辈一孔之儒乎。玉门伏道,沉沉无底,穷老尽齿钻研故纸,而妄冀身后之名,其现象亦复如是,安得无人世界中人一为之指迷哉。愁峰顶上抖毫毛,盖谓积愁如山,虽化千百万亿身,一一身出一一舌,而不可说不能说也。红线伤平日虚名之累,翠绳指兴朝文纲之密。一恃其自救,一望其自毙,无可解脱中之解脱法也。新古人有内外两父,即指两朝领袖马首巢由一辈人物。
  波罗密王出身火焰山,虽事涉暧昧(家父家母家伯一段隐指入汉军籍),不可谓非炎汉朱明之末裔,而忍于敌视其所生,躬戮其同种,此平西平南诸名王所挟以自豪,而又非新古人之仅认两父者所能望其项背者也。
  遂令八部旗翻,尽掩天下之目,赤帜长偃(五色旗中独无赤旗),无复故国之遗。际此虽有三头六臂大闹天宫之法身,亦无可措手,不得不遁入空门,觅我本师,而听虚空主人之解嘲矣。(此书国初仅有传抄本,初刻于申报馆,近日翻印者,有病禅跋语,多与鄙意暗合。雨窗无事,偶与友人论及,觉其一字一意,皆无泛设,病禅唯发明其大要耳。就所记忆,拉杂征引数条,以资谈柄。若悉数举之,累百纸不能尽也)少时曾评此书,十五不复记忆,就他人摭录者,更附数则,与前条互证:
  “牡丹红,鲭鱼吐气。”——牡丹寓富贵。屈身异类,不过为富贵耳。一班娈童弱女,直得一棒打杀。
  “牡丹不红,徒弟心红。”——红,朱氏也。知有富贵,则忘朱氏矣。心乎朱氏者,独大圣耳。
  “万物从来只一身。”——一身对异种言。
  “一身还有一乾坤。”——勉同种努力恢复也。
  “敢与世间开眇眼。”——开眇眼,复明也。
  “肯把江山别立根。”——立根,立主也。
  “惟大唐正统皇帝。”——与大唐新天子针对。
  “日丽凤凰城。”——凤凰城,在辽地。
  “伯钦道:如何说个同字?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
  ——伯钦孝子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伯钦所以不认别人世界,此语惜不令向别人世界寻外父之新古人闻之。
  “女娲不遇,神禹不见。”——可见矫揉造作之古人世界中,只有结宾客媚妻子之人,而补天平水者,无处可觅也。
  “三个师父。”——皆指石斋。第一个师父师石斋之学;第二个师父师石斋之道;第三个师父师石斋之忠义。(以岳武穆比石斋,本周宜兴对庄烈帝语)所谓三位一体也。三个师父正与两个丈夫两个父亲针对。
  “新居士名新在。”——新在,在新也。新指爱新。薇蕨精光,夷齐下山而居士新矣,住不稳古人世界而入懵懂世界矣。
  “东边不收,西边不管。”——恰好入贰臣传。
  “一池绿水。”——绿水,青水也。心乎红者,绿水不能陷,而朱阑缚之。
  “一个师长聚几学徒,正讲着一句‘范围天地而不过’。”——以石斋易学授受渊源结全篇。
  附龙尾曰:蒙叟《吾炙集》载太仓黄翼子羽《三月十九日感事一绝》
  云:“腐儒两度滞京华,日落园林惨暮笳。一似东风能解意,韦祠不放牡丹花。”与牡丹红一段同一寄兴。
  (原载1926年10月2日《语丝》第99期)
  《当兵苦》
  一九二○年在伦敦的时候,曾从一种中国报上抄下一首民歌(报名当时未曾写下,现在已记不清了),是通行于南京的,题目是《当兵苦》,搜辑的人是东平君。这是首民间文学中极好的作品,虽然曾在近今的报纸中登过,却不妨转录一下,以广流传。
  正月当兵百花香,朝上文书奏说动刀枪。长枪短枪都用过,日受亏来夜受寒。
  二月当兵百花开,朝上文书连夜来:家有三兄抽一个,家有五兄抽一双。
  三月当兵拜别公:“我去当兵不舍公。”“旁人养孙来养老,我家养孙有何用?”
  四月当兵拜别婆:“我去当兵没奈何。”“你在朝中骑白马,手拿关刀着绮罗。”
  五月当兵拜别爷:“我去当兵爷种田。”“秧黄结子无人打,五谷粱食恁到家?”
  六月当兵拜别娘:“我去当兵娘烧香。”“大香插在香炉里,保佑儿子早回乡。”
  七月当兵拜别哥:“我去当兵你快活。”“从前嫌我兄弟小,而今长大替哥哥。”
  八月当兵拜别嫂:“我去当兵妯娌好。”“山上柴多要人砍,井里水多要人挑;别家有人多一担,我家无人嫂嫂挑。”
  九月当兵拜别妹:“我去当兵你同嫂子睡,打根金簪送妹妹。”“问声哥哥几时回?”“有命去来无命归!”妹妹听了淌眼泪。
  十月当兵拜别妻:“我去当兵你孤栖。”“不搽胭脂不搽粉,只梳油头不带花。”
  十一月当兵到梨州,梨州蛮子乱悠悠;高喊三声动刀杀,低喊三声血成河!
  十二月当兵转回家,千军万马单剩他,走到家里看一看,家里人儿一半差。
  (原载1926年10月9日《语丝》第100期)
  《迂仙别纪》八则
  前些时岂明向我说,很想翻印一部笑话书。我想:这又是他挨骂的机会到了。其实是很风趣的笑话,我也非常喜爱;要说到笑话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怎样,当然是另一问题。我现在就从《一夕话》中抄出一篇《迂仙别纪》八则(用乾隆三十五年刻的“增订”本,原编者是咄咄夫,增订者是嗤嗤子),也算同岂老赛跑一场,看谁做了挨骂的先驱者!
  正欲尔尔
  迂公出,遭酒人于道,见殴,但叉手听之,终不发言。或问何意。曰:“倘毙我,彼白抵命,吾正欲其尔尔。”
  老子命蹇
  迂公与卫隐君弈。卫着白子。公大败,积死子如山。枰中一望浩白。公痛懊曰:“老子命蹇,拈着黑棋。”
  何无贼
  乡居有偷儿夜瞰公室。公适归,遇之。偷儿大恐,弃其所衣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入城,虽丙夜,必归至家;门庭晏然,必蹙额曰:“何无贼!?”
  狗病目
  公病目,将就医,适犬卧阶阴,公跨之,误蹑其项,狗遽啮公,裳裂。公举示医,医戏之曰:“此当是狗病目耳!不尔,何至败君裳。”公退思吠主小事,暮夜无以司儆,乃调药先饮狗,而以余沥自服。
  五百金
  里中有富家行聘,公夫妇并观之,相谓曰:“吾与尔试度其币金几何。”妇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百。”妇谓必无,公谓必有;争持至久,遂相詈殴。妇曰:“吾不耐尔,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犹诟谇不已。邻人共来劝解。公曰:“尚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细事!?”
  颇亦有年
  公尝醉,走经鲁参政宅,便当门呕哕。其阍人呵之曰:“何物酒狂!向人门户泄泻!”公睨视曰:“是汝门户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觉失笑曰:“吾家门户旧矣,岂今日造而对汝口?!”公指其嘴曰:“老子此口,颇亦有年。”
  浪得名
  家有一坐凳绝低矮,公每坐,必取瓮片支其四足;后不胜烦,忽思得策:呼侍者移置楼上坐。及坐,低如故;乃曰:“人言楼高,虚得名耳。”遂命毁楼。
  白折了
  久雨屋漏,一夜数徙床,卒无干处,妻儿交诟。公急呼匠者葺治,劳费良苦。工毕,天忽开霁,竟月晴朗。公旦夕仰屋叹曰:“命劣之人,才葺屋,便无雨,岂不白折了也!”
  这一篇文章,不但风趣好,文笔也极干净。我想迟早必会有比我更妄的妄人,把文选作中学国文教材的。
  (原载1927年3月5日《语丝》第121期)
  阴势及其他
  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山东奸民王伦作乱,有山阴俞蛟字清源者,“躬临壁垒,目击情形”,“就所见闻”,著为《临清寇略》一卷,中有一段云:“贼之攻城也,皆黑布缠头,衣履墨色,望之若鬼……兼挟邪术,城上以劈山炮,佛郎机,过山鸟,齐发击之。铅子每丸重二两,其势摧山倒壁……乃自午至酉,贼徒无一中伤。……
  贼中有服黄绫马褂者……坐对南城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众炮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而令燃炮,群见铅丸已堕地,忽跃而起,中其腹,一时兵民欢声雷动。……益令老弱妓女裸而凭,兼以鸡犬血粪汁缚帚洒之。由是炮无不发,发无不中。”
  又一段云:
  “三娘率诸女巷战……官军围三匝,矢炮拟之为的。三娘捣袖作舞状,终莫能伤……有老弁就贼尸割其势,置炮上,一发而三娘堕地,诸军呼声雷动。”
  这种的妙法,在目下天下多事之秋,是很值得表彰的,可惜在珠岩山人高树所著的《金銮琐记》中,又写着这样的三条:(一)瞎叟豫师,言樊教主以妇女猩红染额,炮不能中。
  徐相信之。豫师,字席之。
  (二)徐荫轩相国传见翰林。黄石荪往,遇山东张翰林曰:“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洋人使妇女赤体围绕,以御枪炮。”
  (三)徐相素讲程朱理学,在经筵教大阿哥;退朝招各翰林,演说阴门阵,盖闻豫瞎子言樊教主割教妇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云。
  真糟糕!好法子竟给洋鬼子学去了!
  《琐记》中还有几段有趣的,附抄于下:(一)项城荷枪卫士,以黄布裹头至足,画虎豹头,虎皮斑纹。王公大臣骡马见之,皆辟易;宫监亦却立呆看。
  查东西洋无此军服,惟中国戏场有之。项城入京城,以此示威,可谓妙想。
  我想,要是太史公来做一篇袁世凯世家或洪宪帝本纪,这一段是一定要收入的;至于现在国史馆里的那一班先生们,那就当然不足以语此了。
  (二)初设巡警,振贝子护,卫以警兵碍驺从,鞭击之,仆于沟中。公爵溥倬之车停街心,警兵移于道旁,溥倬警兵鞭之,并拘系。又有一给谏,鞭打警兵。
  我们看了这一段历史,对于现在北京街上的巡警,自然也只有万分万万分的原谅了。
  (三)自寇太监杖毙,皇上左右皆易之。闻有一日皇上逃出西苑门口,太监多人扭御发辫拉入。山人入乾清门缴还朱批,遇皇上步行墀下……又行至乾清门,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皇上由桥洞穿出,升东阶,坐轿入东巷,左右前后围随有百人,不能逃也。
  太监扭住皇帝的辫子,真是一幕绝妙的滑稽电影。究竟溥仪乖巧些:他早将辫子剪去了。
  (原载1927年3月19日《语丝》第123期)
  北语诗
  宋叶隆礼所撰《契丹国志》卷二十四,载“余靖尚书使契丹,为北语诗,契丹爱之,再往益亲。余诗云:夜筵设罢(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干勒(厚重也)。
  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茗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
  国主举大杯谓余曰:“能道此,余为卿饮。’复举之,国主大笑,遂为酬觞。”又载“刁约使契丹,为北语诗云:押燕移离毕(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看房贺跋支(贺跋支,如执政防阁)。
  饯行三匹裂(匹裂,似小木罂,以木为之,加黄漆),密赐十貔■(形如鼠而大,穴居,食谷粱,嗜肉,北朝为珍膳,味如豕肉而脆)。”
  这两首都是中国语夹杂了外国语做成功的诗,和上海滩上所传的:“是”是“也斯”“不”是“挪”,“来”是“客姆”“去”是“戈”,“廿四铜钿”“窘的浮”,“一块洋钿”“混大罗”。
  四句,可以列入一类。但刁诗只是游戏之作,余诗却是很有用处的:虽然时间已经隔开了好几百年,而当时外交家的声音笑貌,犹得借此约见一二,不可谓非吾人之厚幸也!
  二十年前的北京
  宣统元年好像还是眼前的事,然而掐指一算,已有整整十九年;打个九五折算起来,已有二十年了。我是民国六年到北京的,眼看得十年来的北京,并没有什么变动,便以为从前的北京也是这样;或者说,要再坏,也坏不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料昨天在冷摊上买到了一本兰陵忧患生所作《京华百二竹枝词》(书成于宣统元年十一月),粗粗一看,便不禁“余生有也晚之悲”:原来北京今日所有几件差强人意的事,还是那时仗着“预备立宪”的咸灵构造成功的;在那时之前,真不知是怎样的一个混账世界。今从书中摘抄几段有趣的注解;至于诗,却因做得实在不大高明,恕不恭录。
  京城小巷,几不容车。两车对面而来,万难行走。兼之车夫习气,向以相让为羞。哄骂百端,于事何济?两头后车踵至,遂至欲开而不能。今由警局详订路线,出入不得任意而行:“插车”之事,自此免矣。
  出入车马,前门最多。往日一经“插车”,动致时许。今则东出西入,井井有条;往来行人,无不称便。
  正阳门外,马路平坦,两旁栽种杨柳马缨各树,红绿相间,映带鲜新;往来行人,乐而忘倦。
  从前大街,中高数尺;左右两路既形逼仄,又随意排列货摊;车马行人,拥挤尤甚。今一律改修马路。当日前门,上灯即闭;闭门之顷,行人车马,竞走飞驰;少迟即不及入城矣。
  三更时即开门;然许入不许出:凡入城者名为“倒赶城”。今则出入无禁,殊便行人。
  九月二十七日,孝钦显皇后金棺出都,海墁一带,马路用碎石填平,灌以石灰水,名为“桃花浆”,再以汽碾轧坚。此等修法,谓之“锯子活”,报纸人口,交赞不休。以后各处马路,均仿此法。
  各街遍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街巷禁止倾倒秽物;备有车辆装载居民粪土,以摇铃为号,人皆便之。
  各街沟眼,尽设木栏,又多点路灯,不至再遭当日倾陷之患。
  十丈缁尘,仆仆满目;京华习惯,自昔为然。今有清道夫终日洒扫街衢,直不啻常在春雨后矣。
  马路既修以后,车辆不得任意停放。从前骡马驴诸车,不得复见(句有语病);两边车车之声,遂绝于耳矣。
  街市巷口,树立牌楼,异常华美,皆由各处居民集资购置。
  遇名称不佳者,谐音更改;如蝎子庙改协资庙,阎王庙改延旺庙,劈柴胡同改辟才胡同之类。
  这些事在我们看来都很平常,在当时却已惊喜赞叹,视为了不得的盛举。可见这二十年来,北京的确是有进步的;只是我们没有见到从前的事,所以“得福不知”。
  从前倡寮偶触人怒,即辗转借势封门;花界畏之,甚于狼虎。自纳花捐后,不得复作强暴之行;于公于私,可称两便。
  京师向无夜戏;现各班均以义务开演,争奇斗胜,日盛日增。从此夜夜演唱,不复禁止。
  自文明茶园创立,始有妇女赴园观剧之事;男女只以上下楼别之。嗣后内外城诸戏园,争援此例,开演夜戏。
  饭馆向例,不准招伎侑酒,故只有像姑出入。近来风气大开,花界中人纷纷来往,几不见像姑迹矣。
  旧日像姑堂子,门内必悬角灯一盏。樱桃斜街素称繁盛之区,今已寂无一家;即韩家潭陕西巷等处,亦落落晨星矣。
  这几件事,也可以作为进步论。
  从前宴客,一席多不过十余金;近日豪士宴客,动逾百圆。昔人举动,太寒俭矣。这算不算进步,却是疑问。但以提倡汽车主义的胡适之看来,当然也应以进步论。
  东交民巷中充洋巡捕者,严阻诸色车辆行走,独马车可以任意奔驰,无论乘坐何人,概置不问。今每岁出修路费五千元,始准行车。有心人经过此巷,能无感动于中。
  这无关于进步与否,不过是我们不大知道的一件事罢了。
  京城贱役,如舆台皂隶,以及剃头修脚之辈,无不自称其母曰“我们老太太”,其子曰“我们少爷”,称其同业之母则曰“你们老太太”,同业之子则曰“你们少爷”,称呼之滥,可谓已极。惟不自称其妻曰“我们太太”,同业之妻曰“你们太太”,大是怪事。
  “老爷”、“太太”的普遍化,是北京语言中的一个大进化,因为中国语言中,没有一个人对人的普通敬称,如英语的“Mr.”与“Mrs.”,法语的“Monsieur”与“Madame”,德语的“Herr”与“Frau”之类;而将来能于有这资格的,亦许就是北京的“老爷”、“太太”。到那时,我们看见掏毛厕的老王来了,就说:“王老爷,您好啊,来掏毛厕啦。
  您吃勒没有?”那就真到了一切平等的境界了。
  (以上二则原载1927年12月31日《语丝》第4卷第3期)
  董份遗事之一
  “东抄西袭”将从此改名曰“杂览”。问其用意则无有,数次亦仍其旧,盖老店新开,换汤不换药云尔。
  《南浔志》“志余”中摘抄顾公燮《消夏闲记》一节,云:“郇阳尚书董份,与严嵩最契。嵩败,份独免于祸,致政归里,家资百万。夫妇八旬齐眉,份谓夫人曰:“吾见□□后辈,文章出色者,多胜于吾儿孙。将来若辈兴,董氏衰矣。’夫人曰:“彼皆贫士,何不以千金赠之,彼日事经营,文理荒芜矣。’董如其言,延诸生饮宴;命家人佯以要事请入内,‘但汝等不得反顾’。家人从之,董以袍袖拂杯箸堕地,急入内,潜窥诸生,或拂几,或拾杯按席。董复入座,一饮而散。夫人促其赠银,董笑曰:“吾银岂容易与人者耶!顷试其气量,俱卑鄙无远到器。尚书府不乏下走,诸生不过饮我一杯酒,乃甘为仆隶事。
  此措大本色,不足重也。’”此一小事也,而吾华伟大民族之伟大精神,已可约略得之!
  洗炭桥
  录自栖云野客所作《七嬉》;书刊于道光十九年已亥(一八三九),凡二卷,中有短篇小说七种,取“以文嬉,嬉而未荒”,“犹贤于博弈”之义,故曰《七嬉》。
  昔闻云台山下人说彭祖事甚新异,比于《酉阳杂俎》所记天刘翁及旁■掷锥事,以小文述之。但直叙众鬼捕彭祖不获,后遇洗炭者,未免寥寂。顷见松石道人作《镜花缘》演义,初稿已成,将付剞劂;其中有酉水,刀巴,才贝,无火四关,寓警世之旨,因取其意,润色为甲乙至庚辛八鬼事;八鬼之外,其事皆相传旧话,余无所损益也。
  海州板浦场大村,旁近有洗炭桥,相传为彭祖故里。彭祖妻死复娶,凡四十八娶,皆不以姓名年齿告之。及娶第四十九妻,美而慧,偶告以情。妻大恚,旋病死,诉于阎罗曰:“女子不乐为继室,天下乃有为人第四十九继室者乎?”阎罗亦讶之,将逮鞫,检注死簿中无此人;乃详询其第四十九妻以彭祖姓名年貌。其妻云:“彭祖姓■,名铿,肥白无须,貌如二十许人,实年七百九十九岁。为人点智多端,欲捕治,恐鬼无足任也。”阎罗特择诸鬼雄有名于酆都者,曰甲鬼乙鬼,使现人形,往捕之。甲乙皆性木钝,好饮酒。彭祖有神通,早知其来,设酒肆于村口,悬旆甚高。甲乙遥望流涎,至村口,酒保笑迎曰:“兰陵美酒,价廉而味醇,上客盍尝焉?”甲乙相视笑,口未言而足已入肆。食半酣,啧啧赞好酒,思鬼地无此佳酿,当储为不时之需;合钱买酒十斤,适满一瓮,共舁以行。又欲买瓶为至家分酒计,肆中瓶惟有容七斤及容三斤者,因各买一具,携以出,行且谈。方商问彭祖居何处,而酒兴未足,咸欲饮瓮中酒。共饮恐多少不均,又无所得权衡;歇担筹议,以七斤三斤二瓶,辗转相注,求其匀分,久不能得。道旁一少年,熟视良久,自称姓钱名竹,前揖甲乙曰:“公等若能各将五斤酒立饮至尽,吾为分之,必极平允。”甲乙许诺,少年以十斤瓮酒注七斤瓶满,又以七斤转注三斤瓶满,旋举三斤瓶还注大瓮,又以七斤瓶内四斤注满三斤瓶,仍注大瓮;告甲曰:“大瓮中九斤,七斤瓶中余一斤,今注之三斤瓶内。”乃又以大瓮注七斤瓶满,大瓮中存二斤;乃以七斤瓶注三斤瓶,三斤瓶内本有一斤,注二斤即满;七斤瓶内存五斤;再以三斤瓶酒归大瓮,合原存二斤,亦五斤。甲乙大喜,少年出怀中二巨杯劝之酌。甲乙本好饮,加此敦迫,连举大白,不能自休。乙饮至四斤十二两,呼叫跳掷,倒地而呻。甲饮至四斤十四两,身软如绵,呕吐狼藉,即睡其中。少年以手提之,皆缩小如初生儿,置酒瓮内,掷入池,笑曰:“吾再过百年,眼见此地变酒池也!”甲乙二鬼既不归,阎罗命丙丁二鬼继至。丙丁皆数岁小童,肤色红嫩,眼光灼灼,相携入彭祖所居村。忽闻道旁小舍童音唱曰:“白果树,开白花,南边来了小亲家。”一小儿骑竹竿,自内跃出,丙丁定睛笑视之。小儿曰:“吾与汝戏可乎?”丙问何戏,儿欲为花板掌。丙丁不解,儿请与丙试为之,乃各合掌相间,旋抽而出,各自合掌一击,即以己右掌击彼左,复自合掌一击,以己左掌击彼右,再自击击彼如初击,且歌曰:花板掌,打到正月正,正月十五闹龙灯。花板掌,打到二月二,二郎挑山挑担儿。花板掌,打到三月三,荠菜花开赛牡丹。花板掌,打到四月四,一个铜钱四个字。花板掌,打到五月五,划破龙船打破鼓。花板掌,打到六月六,猫儿牵向河边浴。花板掌,打到七月七,牛郎坐上新郎席。花板掌,打到八月八,八天便祭月菩萨。花板掌,打到九月九,蚊子开了莲花口。花板掌,打到十月朝,家家买纸烧。
  曼声缓击曰:
  人把纸来烧,鬼把钱来用。
  高声重击曰:
  铜钱轻,银钱重,我家还有个金钱洞。
  丁问曰:“君家金钱洞何在?”儿曰:“吾小字金钱儿,家中此物甚多。”相引入院,三火炉方炽,铸金银铜三种钱,堆积以万计。丙丁有欲色,儿曰:“吾等捉迷藏。捉得我者,赠金钱十,银钱百,铜钱千。”
  丙丁皆喜诺,儿以皂帛蒙其眼,各张手摸索。久之,近火炉,丙丁本火体,心欲金钱,内热又盛,近火忽被吸入红焰,摇摇不知孰为丙,孰为丁矣。戊己二鬼乃美女,闻捕彭祖不获,自请行。稔知彭祖老而有少容,聚妇至数十,恃其妖媚,度必成擒。既入村,见村中人有白发皱面,涕垂至唇,伛偻扶杖,一步仅一寸者,问之,彭祖也。有短须如翦,黑瘢满颊,颈垂巨瘿,手如淡漆者,问之,又彭祖也。有骨瘦若柴,面色槁败,时方六月,袭裘两重者;有裸袒被发,持菌坐啖,乍哭乍歌,不知日月者,问之,又皆彭祖也。戊己口如含蘖,心坠腹中,相扶坐地而憩。
  忽一丑人,出怀中镜授之曰:“吾等虽名彭祖,实非彭祖,吾姓金名坚。
  欲求真彭祖,乃在镜中。”戊己竞观镜中,一美少年,手携小玉牌,上有二字,曰子都,俄顷不知所之;又现一美男子,玉牌上字曰子充;继而有曰宋朝者,曰宋鲍者,曰城北徐公者,曰卫■,曰褚渊者,忽现忽灭,镜光闪烁。二女眼涩耳轰,倏然一化为木,一化为石。丑人忽变美少年,笑曰:“吾真彭祖,万古千秋,终有一死。此木女中作刍灵,石女可作翁仲。”两手分携而去。阎罗闻六鬼技穷,大怒,掷冠案上曰:“鬼技止此邪!”庚辛二鬼愤,请往,发上指,鼻头火出,作青赤色。
  阎罗顾而喜曰:“汝必办此。”二鬼至村,遇村中人皆鞠躬缓行,笑面柔声,锐气顿减。市中设局,一少年坐而布势。庚辛素好博,自为鬼,久不得为;见局心喜,近观,乃三人所下象棋,将帅外添经略,别为一军;其棋子有两旗两火。庚曰:“此戏甚新。吾等同局,略似看花湖,但少一做梦者耳。”问少年姓名,曰竹坚,遂相与对局。少年极和,庚辛频悔棋,皆不校。而庚与辛自不相让,俄夺一车,攘臂出位,庚扼辛吭,辛握庚发,诡声震屋瓦。少年劝曰:“二君勿争!吾愿去棋内两火,为二君讲和。”庚辛愧而止。顷又争一马,庚掷马于地,指辛恶詈;辛举拳殴庚左肩。少年笑解之曰:“此棋务求胜人,宜有争端。吾有自胜棋,公等能之乎?请过茅舍,赌一重彩。”庚辛从至其家,室内方几上,设棋盘作■形,自用十棋,每隔一位下一子,不能下子即负,下十子毕者为胜,少年曰:“与二公约:能自胜者,吾奉佳酒三觥,美人歌以侑饮,加赠黄金一斤;不能自胜,上笼蒸之,求而后释。”时院中铁镬,方燃薪煮水,上设巨笼,气蓬蓬然。庚辛各盛气曰:“此何难!敬如尊约。”辛先下子,至七而穷:
  ■
  庚继之下,至六子已无下子处:
  ■
  庚辛同声曰:“君亦须下一局,吾始信服。若握中尚存一子,则我如麦饼,君亦黍糕!笼中还须共处。”少年笑诺之,从容布子,连作二
  局皆胜:
  ■
  拱手曰:“请公入笼!”庚辛无奈何,计且上笼略蒸,姑告服而后再入局;顷已记其下子次第,犹当得彩也。然庚辛本鬼体,甫上甑,已无踪影,盖与甑上气合同而化耳。酆都共有大鬼十,八鬼皆败没,壬癸二鬼相与泣曰:“吾等不得不往;往而复败,鬼风扫地,鬼种且绝矣!
  彭祖耳听九地,目察九天,犹不能及水底,吾等当入高公岛下海水深处。
  谋定而出,勿复为老猾所暗算。”彭祖防之月余,无所闻见,遂不知继来者何人,由何道而至;渐自矜放,谓必度八百岁无忧矣!一日,散步村外,旧有小河,架石为桥;桥侧二人各持一物洗之,就视,乃小枝木炭,讶问何为。曰:“将洗黑炭作白炭耳。”彭祖微哂曰:“吾生七百九十九年,从未见炭能洗白者。”二人曰:“是矣!”急出袖中金索系其颈。彭祖出不意,变化不及,或推或挽而去。向晚,村人寻至,彭祖已僵冷,殓而葬于其四十九妻墓田中。后人因名此桥曰洗炭桥,桥下至今常黑。彭祖家稍高,左右小土堆四十九,则其妻坟。坟间生草,结子如小荷囊,土人谓之婆婆针线包云。
  (以上二则原载1928年1月14日《语丝》第4卷第5期)
  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
  我们说到英国人,就不免要想到:这是顶括括的Gentle-man,然而不幸,同时不免要想到:这是贩卖鸦片的人。从鸦片又不免要想到林则徐,因为他得罪了Gentleman,闯下了弥天大祸。虽然他后来被Gentleman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我们痛定思痛,总不能不切齿恨他,尤其是在“此刻现在”崇拜Gentleman 的时代。他当时怎样野蛮,我们不大知道,不过无论如何,野蛮总是一定的。我最近在厂甸中看见了一本《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镂刻极精,朱墨套印,打开一看,却是他的大手笔。嘿!不看犹可,一看真要气炸了肺!原来他竟敢如此蛮不讲理,竟敢如此刮剥Gentleman 的脸皮,则后来之身死异国,为天下后世笑骂,在文言应曰“亦固其所”,在白话则应曰“活该”也。乃连忙掏出铜子三十七枚半,合大洋一毛整,买回此书,又连夜抄一副本,寄《语丝》发表,欲普天下人读之,一齐大叫一声“活该”也。文中有尤其该死不堪处,本拟照老先生批文章的方法,大打其杠子,惜铅字中无杠子铜模,故以圈代之;先此声明,幸勿误会。
  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部堂邓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部堂林
  兵部侍郎广东巡抚部院怡
  照会事洪惟我
  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
  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
  贸易均蒙
  大皇帝一礼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
  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
  称者赖有此也惟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
  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
  大皇帝闻而震怒
  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院(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民
  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苦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
  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
  该国领事义律禀请缴收全行毁化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幸蒙
  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
  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竞竞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
  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
  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
  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
  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
  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
  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
  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
  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
  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
  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
  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
  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该国
  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
  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无压之求乎设使别国
  有人贩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向闻
  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
  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
  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既行文照会明知
  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闻贵国王所都之■顿及嘶噶■嗳
  ■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孟啊啦曼哒啦萨孟■叭
  哒■■■嘛■■吗喇他数处连山栽种开池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
  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定当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
  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
  所■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
  处无非
  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
  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
  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
  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
  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
  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
  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复查本
  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禀求宽限凡印度港脚
  属地请限五月英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
  臣等奏蒙
  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
  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
  宽有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我
  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
  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
  诘奸除慝以保又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
  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
  诿延须至照会者
  附载现行新例
  一夷人带有鸦片烟来内地图卖者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立决所带货物概
  行入官仍予一年六个月限期如于限内自首将烟土全行呈缴者免其治罪
  (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九日奉到谕旨起扣至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限满)
  (原载1928年2月27日《语丝》第4卷第9期)
  书亡弟天华遗影后
  呜呼,此吾二弟天华之遗影!民国十有八年三月一日下午,天华偶过余家,余适影匣在手,即为摄取此帧;洗晒既成,丰神不恶,天华欣然持去,悬之斋头。余生平好以摄影自娱。而为天华摄者仅此。不谓天华死后,举殡之日,即以供于影亭之中;今设灵于家,即以悬于木主之上。余每一瞻瞩,丰神如昨,而幽明之路已殊,悲痛伤心,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天华少余四岁,幼与余同学于先君子宝珊先生及先师杨绳武先生所创之翰墨林小学,即今之江阴县立三校;稍长,又同学于常州府中学,即今之江苏省立五校。时余颇有“小时了了”之誉,而锋芒流露,恒为同学所倾。天华课业不异于人,而朴讷寡言语孳兀兀,纯乎得学子之正。
  以是先宝珊先生及诸师长,每愿天华能兼余之颖悟,余能兼天华之沈潜,方为两全也。
  余家素清贫,武昌义起,学校停闭,余与天华均废学。天华入本邑青年团抗贼;余北走清江,以书牍翻译之事佐戎幕。居数月小子溥仪去位,余还归江阴,挈天华同往上海,时民元春二三月之交也。余居上海以卖文为活,天华则致力于音乐。天华性情初不与音乐甚近,而其“恒”
  与“毅”,则非常人所能及。择业既定,便悉全力赴之;往往练习一器,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或连十数日不肯歇。其艺事之成功,实由于此,所谓“人定胜天”者非耶?
  民三,天华就教本邑华墅某小学。明年,先宝珊先生弃养,天华即于是年就教母校省立第五中学。民六,余就教北大,天华来书,每羡都中专家荟萃,思欲周旋揖让于其间。民九,余有欧洲之行。民十一,天华果北来,缔交于杨仲子、赵丽莲、郑颖孙、嘉祉诸君。余得书狂喜,知其艺必将大进也。
  天华以国乐西乐,方域虽殊,理趣无异,而当时士子,每重新声,鄙夷旧物,贯通之责,难望他人,于是择西乐中最难之小提琴而兼习之,纳贽于俄国名师托诺夫称弟子。今人每怀小技,辄沾沾自喜,以为当世莫我若;其能于既为大学教授之后,而犹虚心师事他人,以求其艺事之完成者,天华而外,吾不知当世尚有几人也。
  民十四,余东归,见天华,聆所奏乐,知其于琵琶二胡,已卓然成家,小提琴亦登堂入室,即举在法所购一名厂小提琴赠之。七年以来,天华日与此琴俱,出则携以相随,入则操奏不去手。天华艺日益进,琴声亦日益美好,果天假之年,天华必兼为此道名师,此琴亦必为世间珍品。今人既云亡,琴亦绝响矣!
  天华于琵琶二胡,造诣最深。琵琶之《十面埋伏》一曲,沉雄奇伟,变化万千,非天华之大魄力不能举。其于二胡,尤能自抒妙意,创为新声,每引弓一弄,能令听众低徊玩味,歌哭无端;感人之深,世罕伦比。
  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欧西士人有聆天华之乐者,叹言“微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此虽过誉,亦十得八九矣。
  天华于所专习之外,凡与音乐有关者,如钢琴、铜角、古琴、队乐,以及昆腔、京戏、佛曲、俗曲之类,亦无不悉心钻研,得其理趣;于和声作曲之学,及古来律吕之说亦多所窥览。说者谓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者,当世盖无第二人。顾恒小心谨慎,不轻述作,故一生所写,仅二胡琵琶谱十数种,及《梅兰芳歌曲谱》一书均已行世;其未及付印者,有《安次县吵子会乐谱》及《佛曲谱》二书,又二胡新谱已成未成者各数种,将由其门弟子整理而刊行之。
  天华北来之后,所就教之学校凡三,曰北京大学,曰女子学院,曰艺术学院。十年以来,政局不定,教育组织,朝三暮四,推转靡安,此三校名目屡更,少者三次,多者七次,而天华连续任教其中,直至得病之日,犹往上课,其于职务,可谓全始全终者矣。
  天华体质素强,身材高伟,内气充实,平时从不病,乃以本年五月三十一日晚七时病,时授课归来,书囊琴箧犹在手也。病之初,仅心烦作冷耳。越一夕而体大热,喉大痛,肤现红斑,医者断为猩红热,注血清,不见效。六月三日四日,更注血清二次,仍不见效。五日,病大剧,发狂如虎吼,健仆四人挟持之,势亟亟不可终日;遍延北平名医五人会诊,注少许吗啡,更于血管注血清,狂势稍止。六日,略有转机。七日,神智苏醒,热减脉平,能进饮食,可安睡,医者欣然相谓曰,“希望与日俱增矣”,此下午六时事也。八时后益平稳;十二时,静睡如常人,举家欢喜。乃至一时半,病忽剧变,体骤热,脉骤乱,眼上翻,右腹飞跳;自此急转直下,医者来,束手无策,亦莫知其所以然,但言势将易箦,当有以为备。至太阳初出,百鸟方鸣,天华竟于晨光熹微中徐徐阖目,与世长辞,而一家恸哭之声作矣。时为中华民国二十有一年六月八日上午五点四十五分,距其初病,仅七昼夜又十点钟耳。天华近数年中,每谓余曰:“我俩三十多年老弟兄。”此本友爱之辞,不意竟成恶谶!
  天华得年三十有八,吾二人为兄弟之期至此斩矣,悲哉悲哉!
  天华娶同邑殷可久先生女尚真,生三子二女,一子一女早殇;存者子育毅育京,女育和,均尚幼,未成立。
  天华一生,行事至简,初不如大人先生之勋名赫赫,而其艺事之成功,与夫为学之勇,诲人之勤,固已可使一代士夫唏嘘感想于无穷矣。
  余生平不肯作谀墓之文,余爱余弟,尤不愿以违衷夸饰之言被余弟,是以上方所写,字字悉真。世有作民国初年乐人传者乎,当有采于斯文。
  廿一年六月十八日。
  (原载1933年北平图书馆编印《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翻清说》跋
  去年中秋前一日,东安市场隐逸书肆贾人持旧书数种求售,中杂此卷,适以事忙,匆匆一阅,便即归之。后思翻译方术,古人鲜有讲论,魏氏生雍乾之世,而持说乃多与今世译人不谋而合,是固译界一重要史材也。乃欲重索其书,则已为别一书肆取去。更求之彼肆,又以已售对。
  问售与何人,则游移其辞,不即实告。迹访无从,怅然而已。后偶与赵斐云谈及,嘱为关意。越一月,斐云果见其书于伦哲如许,便以余追求之情相告。哲如慨然曰:“既半农需此,吾当举以相赠”。于是原卷复归于余。区区五叶破书耳,而既失复得,中有一段因缘,当志之以彰斐云哲如两君之惠。
  廿二年一月二十日,北平。
  (原卷长仅千字,世不多见,附录于后,以广流传)
  翻清说
  窃惟翻译之道,至显而寓至微,至约而寓至博,信乎千变万化,神妙莫测也。惟其变化无穷,遂有出入失正之弊,学者不可审焉。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也。
  间有增减颠倒与取意者,岂无故而然欤。盖增者,以汉文之本有含蓄也,非增之,其意不达;减者,以汉文之本有重复也,非减之,其辞不练。若夫颠倒与取意也,非颠倒,则■格不通;非取意,则语气不解,此以清文之体,有不得不然者,然后从而变之,岂恃此以见长哉。乃或有清文稍优者,务尚新奇,好行穿凿,以对字为拘,动曰取意;以顺行为拙,辄云调转,每用老话为元音,罔顾汉文之当否;更因辞穷而增减,反谓清文之精工,殊不知愈显其长,而愈形其短;愈求其工,而愈失其正矣。然学人犹有倾心于此者,盖以彼之清文惑人,而己之入门蚤误也,初学者可不知所宗乎。愚以翻译诸书,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清文之精蕴者,莫如《资治纲目》,《四书大注》,他如《古文渊鉴》,《性理精义》,《孝经》,《小学》,《日讲经书》,《大学衍义》等书,亦俱正当可宗,未尽若二者之精切而醇也。至大内颁发书籍而外,正者少而偏者多,全在慎择而明辨之。总之诸书浩繁,学者自应潜心博览,然识见未定之先,最忌泛骛,何者当先,两孟尚争,气势畅沛,清文之脉络可宗;字句安稳,清文之措词可宗;体认精详,清文之理致可宗;或则含意,或则传神,不枝不蔓,清文之精练可宗;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清文之真切可宗。夫所谓舍字,取意,增减,颠倒者,未多见之,夫岂不能欤,非也,诚以汉文精,清文练,以故无容造作于其间,而自成最妥极当之文也,岂徒恃清文以见长者所可语也哉。纲目亦如之,第纲目繁多,学者且于清文粗晓之后,即当日取两孟限定课程,熟读强记,自不待言,要须先看通章大势,逐节逐句,逐字逐意,起承转结,轻重虚实,反复玩索,寻其旨趣,求其心解,久则自有遵循扼要。翻书先以日讲两论为宗,文义显明,平稳妥协,切须详考吾之所以非,彼之所以是,虚心校对,期于领会,自不至于出入。日就月将,又当以纲目精之。至于记诵之工,如《经书成语》,《清文鉴》等书,循序渐进可尔。
  如此精研日久,中有定见,能辨是非于毫末。其他请书,博采广览,以扩充之,则在我者,皆为真切精练之学矣。彼出入失正,驳杂不纯之论,亦岂能逃吾之观听也哉。学者,可不知所宗乎?若夫本章事件,体裁小有区别,固末可以翻书之法绳之。然于书中学有根柢,则本章事件,亦只在变通间耳。使未究心于翻书,而第得心于翻事者,恐不免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矣。是翻事必根于翻书,而翻书自可以翻事也。一而二二而一者,其斯之谓欤。余也,向爱翻译,攻苦多年,罔揣鄙陋,偶录所见,固不足以资高明;然于初学者,庶几小补云尔。乾隆庚申岁二月朔赐进士出身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纂修魏象乾著于红蕉书屋
  (原载1935年7月良友图书公司初版《半农杂文二集》)
  题跋一则
  买得《赵子昂真草千字文帖》一册,中有一跋云:“同治五年五月,由陕回京,抵至山西灵石县尖宿公馆,甚早,出馆闲游古玩铺,见有真草字帖一块,真正子昂笔法,买价制钱四百文。志英斋置的。”又一跋云:“民国己巳四月杪,早晨绕湾,偶见这册帖,审定初拓无讹,破钞铜元四十枚置的。雪蓑戏模右语意志。”己巳为民国十八年,铜元四十枚在今日只现大洋九分耳,而吾乃破钞壹元置的,因跋其后云:此木刻本也,亦颇不恶。民国廿二年四月,买于东安市场××书肆,价一元,较四年前为十一倍。非物价自增也,肆人以大头目我,我亦以大头自居耳。我多费一元未必即穷,尔多赚一元未必即富,此余对付市人之妙诀。物可为我有,又省却几多唇舌,终是我占便宜,何乐不为?
  (原载1933年5月1日《论语》第16期)
  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二十四则)
  (一)题双凤凰砖
  昔苦雨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倍之矣。
  (二)传吴道子画观音像拓本跋
  世所传吴道子画观音像不知有几处刻石。余所知者西安碑林中有其一,南京岩山一佛洞中亦有其一,均大同小异。此刻远在腾越,以粗石凿成,尤古拙可玩。近唐人画佛渐从西域出,取以相比,风格颇多似处。
  可知原画虽未必即出道子手,要亦自有渊源。拓本纸墨甚旧,当是乾嘉时物。上有永北文武二官印,乃偏僻之处,偶有古迹,吏人遂据以为利耳。廿三年二月十九日得于厂甸画棚中,三月十四日记此,即付重装。
  (三)柬天行
  顷与兄及白何二公同游拈花寺,观僧人作剃度道场,欢喜赞叹。归语细君:倘吾得与彼三人同到拈花寺落发,念佛之余,可以讲音韵,谈幽默,亦是人生一乐。内子因问:究以何日去,当治馔为君等别。念此事非弟一人所能定,故以奉询。且欲知尊夫人及白何二夫人亦能治馔为别否。最好是吃遍四家,抹去嘴上油,仍不作和和。
  (四)
  比得朝鲜美人图一幅,纸墨甚新而布局甚别致,想是俗工按旧时粉本绘成者。以兄曾到朝鲜,欲乞题数行字,当所不吝。
  (五)题荆墨忱画
  作画与作文同,其以清简胜者必无可藏拙,结构尤不易。墨忱能为此幅,可与言清简矣。
  (六)
  墨忱尝从悲鸿学画马,此幅几可乱真矣。然画马是专门之业。墨忱果有意于此者,当就真马以求其行动疾徐食息俯仰之实态,贯之以心灵,运之以魄力,而后所画方是活马而非死马。悲鸿之马虽佳,尚未宜视为止境也。墨忱以为何如。
  (七)
  此作颇似白石山翁,老辣虽不及,雅洁或过之。墨忱方在少年,故宜有此。艺术精神,每随年事以俱进。反其道而求之,无有不败。世有少年效老人笔墨者,不失之枯,即失之野,徒令人作三日呕耳。
  (八)
  荆墨忱作画,不失为后起之秀。庖丁老张不知从何处得此纸,乞余题字。老张亦风雅人欤?写此归之。
  (九)记韩世昌
  韩世昌,伶人也。尝从武进赵子敬习昆曲。子敬老病死京师,世昌出五六千金为料量后事。此在梅兰芳等当如九牛之拔一毛,于世昌则为难能。世昌演剧,尝见赏于新闻记者邵飘萍。及飘萍为张宗昌所害,故旧莫敢往收尸,独世昌毅然往。呜呼,世昌伶人也,人徒知世昌之为伶人也。
  (十)跋原板《霓裳续谱》残卷
  此书近十余年来始为世所重。然不见善本,说者每以为原刻即未精审。今得此册,可证其谬。虽已残阙,亦足珍也。
  (以上十则原载1934年4月5日《人间世》第1卷第1期)
  十一“古度量衡举”刻辞王莽改制,事事师古;所颁度量衡,实周法也。余尝据故宫所藏莽量,推定其一尺之值为0.23089 公尺,一升之值为0.20064 公升,又据甘肃省政府所藏莽权,推定其一斤之值为0.24593 公斤。推算方法,别有专文。今制此小器,管容一升,边刻一尺,体重一斤。举一器而度量衡三事备,其于考古之学,或不无微助欤。
  十二记胡叟
  《北史·胡叟传》,谓“叟好属文,既善典雅之词,又工鄙俗之句”。
  鄙俗之句而言工,又上文曰“既”,下文曰“又”,足见另是一种功力。
  我辈读魏晋六朝人文,偶见一二白话词句,转觉别有意致;正是作者有意为之,故能尔尔,非懒为典雅之词,便以鄙俗之句塞责也。
  十三跋钱云鹤画
  老友云鹤北来卖画,偶言画境不易构。余谓放翁诗大可画,即就其绝句中选出十二首示之。云鹤欣然执笔,不数日而画成,却令余涂原诗于幅首。余书拙劣不堪入目,岂足以污云鹤画耶,罪过罪过。
  右总跋。
  十四其二
  余与云鹤均未见蜀中山水之胜,不知剑门作何状,尤不知放翁时剑门作何状,此姑以意为之。
  右跋《剑门道中遇微雨一首》,原诗云:“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十五其三
  放翁所见,容即是今日大鼓书一流。“负鼓”之“负”不知作何解。
  负鼓于背,不便敲击,何能说唱?想其人沿门兜揽,则负鼓于背,至说唱时,则支之于地。事既渺茫,正宜度之以理。
  右跋《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首,原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十六其四
  题为“冬晴”,而诗中有“桃花”,冬日岂得有桃花耶?想放翁所觅者是桃树,桃树不宜入诗,故改为桃花耳。冬日枯桃,入画了无生趣,自以全易春景为是。
  右跋《冬晴与子坦子聿游湖上》一首,原诗云:“海山山下巨余家,垣屋参差一带斜。我欲往寻疑路断,试沿流水觅桃花。”
  十七其五
  放翁是爱国诗人,一生心事,见于此章;不可不选,非故出难题与云鹤做也。
  右跋《示儿》一首,原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十八影印《西儒耳目资》跋
  右明天启间泰西耶稣会教士金■阁所撰《西儒耳目资》,内分译引,音韵,边正三谱。译引谱讲述音理,音韵谱按音求字,边正谱即字求音,实欧洲音韵学识输入此土最早之一书。欧人论音,导源希腊,历罗马中古,以迄近古,但有继成,未多创发。较之梵土,自欠精严。而文以音成,历史悠久,自其所论,可取必多。苟吾国学人,早能虚心采纳,恐三百年来,清儒论韵造诣之深,当非今日所能意象。惜先儒于文字音韵之业,华夷之见过深,兼等音门法,方喧呶而寡当:阴阳律吕,又羼入而增纷。坐是虽有佳编,遽归抹煞,其知所取法者,前后只杨(选杞)
  刘(献庭)二家。然其书亦隐而不彰,未为世重。今新兴之语音学,既兼采希腊印度之两长,复助以算数物理生理之测验,征舌位于龙■光中,察波纹于显微镜底,其为精密,自已远过当时。然就金氏书以求明季音读之正,较之求诸反切,明捷倍之。又编制精审,离内容而言方术,亦尚足资楷模。是其书固未可即废也。原书流布无多,并此土及朝鲜日本,卷帙完好者,数不及十。偶书贾得其残卷,亦复居为奇货。学者购置无从,每以为苦,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有是书全帙,复因商之馆长袁守和先生,又商之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得由馆校合印五百部,借便学人。楮墨不取过精,但求无损原样。书直力求低减,只期能价印资。
  于是垂佚之书,得复重传于世。凡吾同道,当所乐闻。
  十九跋王静安《壬癸集》
  此册不知印于何时,闻是静安死后,国贼罗振玉所为。然书中“弦”字不缺笔,尾叶直书“大日本”,不知将置清室于何地。就贼论贼,此子亦该杀头。
  二十其二
  书用江州旧木活字印,看去自别有古拙意致,然亦只可偶尔出奇,不宜视为一种美术而加以提倡也。
  (以上十则原载1934年6月20日《人间世》第1卷第6期)
  (二十一)跋吴佩孚竹石画册
  吴佩孚之英雄事业,今已随烟尘俱散矣。其是非功罪,非余所能言,亦非余所愿言。独忆其失败之后,不窜海外,不入租界,只以少数卫兵自随,躬乘马而令人舆其胖妻,奔走群山万壑之中,历数千里而不倦;此真古英雄风度,以视余子,直粪渣耳。吴本秀才,虽作武人,犹存酸气。好写字,好作诗;而字劣诗庸,不堪入目。然所画竹石,隽妙独绝,不类其诗与字,亦不类纠纠之夫。吾友汤定之画师许为曾得名家传授,决非率尔操觚,信也。此册以民国十年印行,时吴氏之声威正盛,书散坊间,随在皆是,而购者无几。今吴已安心作百姓,书亦不复多见,而爱之者转欲倍价求之。吴方学佛,不知于此中消息,已能参得一二分否。
  (二十二)无题
  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乐。玄同昔常至余家,近乃不堂至。所以然者,其初由于余家畜一狗,玄同怕狗,故望而却走耳。今狗已不畜,而玄同仍不来,狗之余威,固足吓玄同于五里之外也。
  (以上二则原载1934年10月5日《人间世》第1卷第13期)
  (二十三)无题
  余每苦写字不能佳,但偶得数笔好耳。而世有嗜痂之士,喜习余书;如其习得坏处,撇却好处,半农之罪过大矣,如何得了也。余尝著一书,付书店印卖;及书出,封面所印字,乃仿余体而为之者,余为之愕然。
  玄同言:“此书可谓伪刘半农自署封面本。”玄同写字尤不及余,然已能辨余字之真伪,可与言写字矣。
  (二十四)记砚兄之称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
  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看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以上二则原载1934年11月20日《人间世》第1卷第16期)
  半农遗札(十四通)
  与陆仲安
  俗物四品,不值一笑;松雪六体千文,聊供世兄临池之助。
  与郑颖孙
  吾友沈尹默谓松雪六体千文,妙绝今古,颖兄甚爱作书,以此赠之。
  与周启明
  昔有人蓄二妾,字之曰田田钱钱,谓不有田,当有钱。不有钱,当有田,恍惚此人是放翁,但苦记忆不审,望砚兄为我一决之,能示出处更佳。
  (余去年与岂明同寓多田家,共笔砚者五日,故相约以砚兄相呼也)
  与魏天行
  承惠鹿脯松饴,均是世间第一等清品,复尘垢中人,吃此能毋折福耶?今岁颇有翻译古印度声明书之志,或夏中兄归,能稍以稿本相示,《热河记》甚想购致一部,有好写本希为留意。
  与二弟
  音律尺算法已破两整日工夫写毕,得二十纸,但必须吾弟肯破两半日工夫,将余籍校完,始以奉纳。吾弟多忙,以此相制,或稍得闲耳,如不能来,可嘱祖泰携书往就。大风,惟珍重。
  (以上原载1935年3月5日《人间世》第23期)
  复周启明
  大札到,兄整理古文旧译,弟则颇思读佛经,欲稍稍习其笔法,为翻译古印度声明书之备,或者开倒车程度,更胜砚兄一筹耳。闻疑古亦颇开倒车,但不肯向弟明说此是见老者而挺胸突肚之故智,其中自有玄妙天机,不宜戳破纸糊老虎也。辛未翰林未之前闻,不知又捣什么鬼,兄真是顽皮老孩子也。谈天抬杠,甚乐为之,或到孔德或到苦雨斋,当惟命,惟如今日大风,敢告不敏。
  今日刻此小印解闷,若笑歪嘴巴,恕不负责。
  厂甸无所得,只张■庵《百花笺谱》二册颇可人意,但骨董先生决不视为珍品也。
  复周启明
  吾乡谚语云,痴汉等婆娘,婆娘勒浪乘风凉。此可为昨日之事道,惜以婆娘奉屈,未免小小对不起耳。弟集旧作,拟只收数年来论学之文,关于语言文字音律者居十之九,杂文一概不录,故《灵霞馆笔记》亦只得暂搁,或将来另辑杂文,自在必收之列。今次之书,颇想大板精印,又想以略昂之价,将板权出卖,庶可买几个窝窝头吃,但书店掌柜多已富而胖(衣萍语),正不知有人要买否耳。七嬉中只洗炭桥一篇极佳,其余均是诗钟之类,不值得重印;翻译声明书,只可稍参古人译经笔法,于是见原本之庄严美妙,若要学到十分,则诚如兄言,看者不便,转失译书之旨。过年来只写过音律尺算法二十纸,又昨夜及今日略翻梵文字书,此勉强可算作自己受用之事,其余全是糊涂过去,不是替他人修改无聊稿子,便是为琐事打扰,如此过去,即便活到三百岁,恐亦只是一个大草包耳。
  复魏天行
  手示敬承,初意暑假可以相见,今知下月即来,喜极喜极。利玛窦罗马字,大半根据拉丁语读法,而意语与拉丁语初不相远,吾兄想像,可谓十得八九也。此书复亦有略加研究之意,以问题较小,又无工夫,故搁置之,今有兄动手,复即索性贪懒,兄用功甚细密,复可深信,如有见解不到处,复在旁作顾问可也。《国语运动史略》检寄一部,希为代赠小仓博士。《四声实验录》复处只有一本,上海存书尚有千本以外,以书贾糊涂,去信往往不复,遂成为难得之珍品,当徐徐图之。苔纹卷笺如有较此纸高一寸半寸者,希代购五卷携归,价面缴,纸质求其细致者,不必过厚。《热河记》不必急急,总须求得精好写本,不论到手之迟速也。此外如有他种笔记,涉及吾国风土俗尚者,亦望随时留意,兄欲汇刻此等小说为一丛书,甚感甚感。但卷帙既繁,当此四海困穷之际,恐一时不易办理耳。何日治装,此次归来,自有赏心乐事,想无烦朋辈速驾也。
  复周启明
  承拓示大顺钱,与新邮票合观,颇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妙,然尖刻至此,至少当打一百大板也。年初已有友人欲买松雪千文,曾为电问养庵,未能办到,此时似可不必再问,无可为力,万祈垂谅。
  与郑颖孙
  昨日大作恶客,奉扰竟日,不安之至。壁头于髯诗暇希录示,此公早年所刻《半哭半笑楼集》已为清吏劈板,近作又未见刻本,偶得一章两章,颇有凤毛麟角之叹。布鲁木衣纸仍希代购一打,别两种纸如昨日所说。
  与周启明
  有友人作《俞曲园年谱》,凡二十余万言,颇费心血,丐弟为之正疵谬,弟自问此事不宜假充内行,惟有恳兄转介于平伯兄,倘得允诺,当将稿送去,如平伯愿为作一小序,或为增益材料,作者必九顿首谢也。
  归来尚未得晤谈机会,甚闷闷。
  与张天方
  夏间见老友张天方所造形体检字法,及按法编成之字典,颇欲写数行字,称述其多年探索之功,忙病交侵,至今未办。其法甚便检翻,妇孺可解,较旧部首法及近人一切造作都善,虽未必绝后,要已空前。惜天方不是大书店掌柜,手中无鼓吹宣传之具,又无达官贵人奖借而揄扬之,恐终不免没入故纸堆中去耳。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刘复书于北平。
  与二弟
  今晚童禧文借我家请客,客即我家大小及弟与泰然,今为代约,望于六时左右到。此公是古老先生,弟不到,必不欢。
  与马叔平
  尊像造就,奉呈一粲,此虽西洋乞儿之技,颇冀能将吾兄神韵,写出一二,若求之于形似之间,固失之远矣。书此即祝叔平四兄“额角头上亮怅怅”,一如画中所示。
  (以上原载1935年3月25日《人间世》第24期)
  藏书题识(二十三则)
  《洛阳伽蓝记》
  前门外粮食店花汉冲,昔以卖好粉黛著名,于世今乃改卖洋货,如花露水雪花膏之类,亦足令人小欢。但尚存旧时帖头燕支数百,画师辈多乐用之,谓较琉璃厂燕支膏为胜。昨过其地,买两帖试用,果其色古艳独绝,用校香奁词曲及小品文字,风趣当远在乾隆朱之上。同日又在文雅堂见此小本《洛阳伽蓝记》,虽刻校不精,以其少见,亦便买之,且即以燕支写记此事。民国十九年四月四日半农识。
  《颜氏家训》
  十六年夏,取卢程两刻本与此本校订异同。卢本即乾隆末乡先辈赵敬夫先生曦明所注,刻入卢氏《抱经堂丛书》。程本即赵氏所谓俗本之一,明成化间建宁府同知绩溪程伯祥刻,万历间翰林院博士颜嗣慎复刊。
  据颜氏自序,之推为复圣三十五代孙,嗣慎则其六十四代嫡孙云。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半农识。
  《开元天宝遗事》
  开天遗事二卷,文章婉妙,■淡得中,虽所记未必尽真,要其风致品流,依稀可见。此册以颜氏文房小说本为主,别取勘于活字翻宋本,用朱笔志其异同。盖刻书之精慎者,两本优劣互见,兹为舍短取长,点乙一过,其存两可则并存之。又或两本相同而文义仍格,亦只得听之。
  十六年一月十九日半农点毕记。
  《李师师外传》
  寥寥十二页耳,而书贾索三金,而卒以二金买之。十九年二月一日自厂甸归来后半农记。
  今年厂甸书摊大不如前,不知明年又冷落至何等也。
  十九年二月二日夜读此一过,时冷风又起,窗纸拍然。
  《奴■》
  原名《香案集》,不如此名典雅,故为更易。松筠阁伙计张持来求售,以三元买之。后有编排电影,欲求清代奴才趋走实况者,当取证于此书。二十年二月二日曲庵。
  《士那补释》
  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得此册于宣内小市。鼻烟产自西洋,西人描写烟品之文余虽未见,要未能玄妙如此,岂迁地益良耶?半农。
  余幼时尝见以抹鼻烟为时髦者,今则以古朽目之矣。时移世变,其速如此,然布帛菽粟之用万古不变。十三日再记。
  《弧角三术》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称,刘铁云精通算学。铁云所著以《藏龟》及《老残游记》二书见称于世,算学不多见。今得此册,可证罗说之不谬。
  《铁云藏龟》印工甚劣,寥寥数册价已涨至四十元,无力购置,每用慨叹。即此册亦以一元易得,恐五十年后不知更增几倍也。民国十九年四月六日半农识。
  《天元勾股细草》
  得《弧三角术》后之十日,又得此册。半农。
  《等韵详解》
  书中既无详解,更无考证,亦无眉诠,只是抄录《康熙字典》,可谓挂羊卖狗,乡曲陋儒可笑如此。
  《龙龛手鉴》
  二十二年八月八日买于北京大学第一院地窖中,价三元优待六扣,实一元八毛也。卖者杨警吾,监卖者疑古玄同,买者刘半农。其日乃立秋,明晨将考新生,马幼渔、沈兼士、樊逵羽三先生并前述三先生同来监印试题,所谓入地狱也。文太不通,可以休矣,此疑古玄同之言也。
  写来已有一篇,不愧才子。
  《考工记补图》
  贾人持白绵纸《考工记图解》一书求售,索价六十金。书首标宋闽中林希逸图解,明姑胥张鼎思补图,甬东屠本■补释,吴兴施俊明句读,甬东戴士章校对。余细检其书,实与通志堂《■齐考工记解》同出一本,惟行款稍异。通志堂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板心高190 米里米突,宽140 米里米突。此则半页九行,行十九字,板心高205 米里米突,宽153米里米突,缺字较多耳。前有万历戊戌张鼎思序,小字甚秀媚可喜,文多肤滥,语不足录。后附补图二十三页,亦出张氏手,为通志堂所无。
  晚明士人治学,每多扣盘扪烛之谈,张氏此图,要不能免,但亦容有足供参考处,故影写一本存之,而以原书归之贾人。民国十九年九月四日半农刘复。
  《南朝史精语》
  乡前辈缪荃孙先生,以校勘目录之学名家浏览之博,世罕其俦,然粗疏之病,亦殊未能免。友人马叔平艺风堂碑目几无一页无错误,曾为余疾首蹙额言之。今阅此编,亦多有不解之处。吴氏校本为坊间易见之书,而跋中称所得朱藏本为孤本流传,世无别本可校,此一异也。跋称取汲古阁各书校之,而校语中有毛本今本之别,不知今本何指,此二异也。校语谓《齐书》传第十五倦怠顿来,今本作自来误,是书中应作顿来字乃竟作自来。校语又称《梁书》传四十一句中当至御史中丞,今本中字作曰字,而原句乃在传四十三,不在传四十一,此又一异也。凡此均足证缪氏之粗疏,不能为贤者讳。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半农取吴缪两本对校讫,记此。
  《金陵待征录》
  入秋小病,偶得此卷,爱其文辞简隽,信笔点读,日点三数页,旬日终编,病亦良已。书系重刻,间有错字,未遑校勘,或眼花手滑,句读有误,亦便听之。后之览者,当恕病夫。民国十九年十月九日半农记于平寓。
  《霓裳续谱》
  《霓裳续谱》一书,近十余年来始为世所重,然不见善本,说者每以为原刻即未精审。今得此册,可证其谬,虽已残缺,亦足珍也。半农,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
  《悔晦堂对联语》
  作者痛恨白话文,而所作文言文甚拙劣,且有句不可通者,何耶?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半农。
  《劳劳语》
  中颇有几首好诗,何置之冷摊,只卖铜元十枚也?
  《七巧书法》
  以七巧板排成文字之书,生平见过数种,而以严氏此册为最佳。其人盖长于书法,故能有此也。二十二年冬半农。
  《文苑绣湘》
  民国十五年六月向尹默借得此本,嘱余戚郁君泰然录副藏之,费时近二十日。又自为校点一过,盛暑挥汗不止,兼直事多,日点五六页,十日毕事。原书分上下二卷,均六十八页。上卷第八页缺,无从补抄。
  又两卷第五十一页交互订错,兹已改正,并于还书时告之尹默。半农。
  《旧京货声》
  《旧京货声》一册,闲园鞠农不知何许人。此齐如山抄藏本,眉识出如山手。二十一年春借录存之。半农。
  及门常维钩惠云,闲园鞠农蔡绳格,字省吾,号无闷山人,又号养石叟,待晓庐,镶黄旗汉军人,清二等侍卫,现年七十五以外,住柏林寺西太保街路南。二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半农。
  《正粤讴》
  余于《黍园藏书目录》中见此书之名,意欲购之而未果。意其书当为精板,价亦必昂。三日后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忽于琉璃厂旧书摊中见之,价只铜元十枚,甚可喜也。
  《粤讴》
  治民间文学者,无不知有《粤讴》,顾所见均是坊间俗本,纸劣字丑,几于不能属目。此本板大行疏,笔画清朗,虽非原刻,亦已甚为罕见。其序文及题辞十一种,均伪本所无,暇当录付《语丝》刊之以公同好。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半农识。
  《南华真经》残本
  冯梦祯重校《南华真经》,存达生山水二篇。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得于北平宣武门小市,巾箱小本,甚有趣,只此已足赏玩,不必有全帙也。半农。
  《清宣统七年阴阳合历》
  清代历书之印行者,尚有宣统四年历流传于世,盖书先印成,未料武昌义起,凌社遽屋也。此宣统七年历抄本,当是清亡后宫中所用,小朝廷之遗迹宛在,骨董视之可也,废纸视之亦可也。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廿九日半农得于北平琉璃厂之文华堂,价三元。
  (原载1936年5月16日《宇宙风》半月刊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