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书话》 下 作者:唐弢

  释《幻灭》
  诗文结集,譬诸婴儿诞生,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儿,有的以书中故事为名,有的以书中人物为名,有的以发生的地点或时间为名,更有以书中的篇名名书的,至于直截了当,径题为“某某文集”或“某某的诗”
  的,亦颇普遍;因为这样做法,念来既然清晰大方,又可以省却题名的麻烦,确实方便得多。至于嵌入作者姓名,而又兼采书中涵义的,就我所知,除徐雉所著《雉的心》外,便要推王以仁的《王以仁的幻灭》了。
  《王以仁的幻灭》由许杰代为辑成,原交现代书局,后来却由明日书店发行,于1929 年7 月出版。许编全书原分六卷,出版时改为三卷,另加附录一卷,第一卷短篇小说,第二卷长篇残稿,第三卷诗与残诗;附录三文,为郁达夫《打听诗人的消息》,许杰《秋夜怀以仁》和剑微《补记》。书前另有许杰代序《王以仁的幻灭》一篇,详述以仁恋爱和失踪的经过。原来以仁的爱人为郑素蕉,起初心心相印,已经到了可论婚嫁的程度,结果又因怕人议论,渐趋冷淡,使男的不得不佯狂出走,终至以身殉情。最奇怪的是以仁出走之后,这位爱人忽然又“革”起“命”来,打破男女大防,驯至人尽可夫,觉得只要有钱,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王以仁的幻灭》出版时,扉页有插画一幅,绘一女郎,身被长裙,从心窝到裙边填满着$的记号,这是王以仁的朋友们对郑素蕉的讥刺。图下有辞,暑名马力。辞为:在那些能够享乐的女子的前面,我们只看见她们的身上和心上,都发泄出道拉司的气味:没有足以赠给男人的赤裸的心。
  我们的作者,我们的穷朋友王以仁的恋爱,于是无条件的失败了。于是这部《幻灭》,成为现实的了!
  这是单纯的恋爱问题呢?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呢?
  以仁为恋爱失败而失踪,已经有四个年头了!《幻灭》,我当它不是文艺丛书,而是社会问题丛书哩!
  《幻灭》原为书中一篇,提出来当作书名,前加定语成为《王以仁的幻灭》,看来有两重意义:一,说明这是王以仁著的《幻灭》;二,说明作者整个生命的幻灭。求仁得仁,对爱情对国家都有先例,当年打听诗人消息的郁达夫,后来也让别人来打听他的消息,终于走上幻灭之途了。但在意义上,毕竟很不相同,我想,这也可以说是时代的进步吧。
  《达夫代表作》两种
  《达夫代表作》为春野书店版,于1928 年3 月15 日印行,由钱杏邨、孟超、杨邨人选编,收达夫作品十三篇,书前插作者画像及《自序》各一,末附钱杏邨一万五千字《后序》一篇。此书后来由现代书局改版重印,内容篇数无殊,惟作者画像、《自序》及钱杏邨《后序》均已删去,另加《改版自序》一篇,序文的末一段说:在改订这书的当中,本来是想把《银灰色的死》及《还乡》两篇删去的,但书店的主人,却希望维持原书的状态,所以只把文句略加了一番修改,而篇数仍复不动,依旧是如前两版之数。不过在前印的两版之中,末尾是有钱杏邨先生的一篇后序的,现在因为出版的书店不同,而钱先生的那篇文章也已经单独印出来了,所以不载,一半是怕掠他人之美,一半也是因为这序中有几处期望得我过大,实在有点儿惭愧害怕的缘故。
  改版本扉页尚印有文字数行,云: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此本出版于1932 年,后初版本四年,除文字上的改正外,装帧用纸均不及春野版,这是注意书籍装帧,关心出版掌故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今庞统
  《现代创作丛刊》第十三种为彭家煌的《喜讯》,这也是我所喜欢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家煌(1898—1933)号韫松,又名介黄,湖南湘阴县清溪乡庙背里人,为人沉默寡言,朴讷而带点忧郁,他的朋友黎君亮曾说他貌似庞统,我觉得这个比拟很有意思,虽然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庞统。家煌的作品,以抒写乡村风物和家庭琐事为多,落笔平实简练,小说成集的有《怂恿》(开明版)、《平淡的事》(大东版)、《茶杯里的风波》(现代版)、《在潮神庙》(良友版)、《喜讯》(现代版)和一本中篇《皮克的情书》(现代版)。提起《皮克的情书》,使人立刻想起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穷人》。其实家煌自己,也正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笔底的人物。他曾以左倾嫌疑被捕,释放不久,便与世长辞,结束了平淡的一生。他的小说集没有一本是有序文或跋言的,这可证明他是如何的不喜欢述说自己,也和陀思妥也夫斯基极为相似。友人名小说家师陀,轻易不加誉他人,惟独对家煌多所推崇,几次谈话,极口称道我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
  野草书屋
  野草书屋除印过一本《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外,还出了一册《萧伯纳在上海》,萧在上海虽只半天,却真是热闹非凡,各式各样的新闻记者,各种各派的文学作家,全体出动。这一本书,是由乐雯剪贴翻译编校而成的。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但做这工作的,其实是瞿秋白。当时瞿秋白住在上海,个人生活奇穷,鲁迅劝其编集此书,一来可以换点钱,二来亦可以保存各方面因萧的到来而自暴其本来面目的事实。全书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Welcome”,收“不顾生命”及“只求幽默”两栏,全是诸家的欢迎或痛骂的文章;第二部分为“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收上海各外报的社评;第三部分为“政治的凹凸镜”,收本文一篇,附录日文报上的记载两种;第四部分为“萧伯纳的真话”,收萧在香港、上海、北平三地所做的片段谈话;第五部分为“萧伯纳及其批评”,收黄河清作《萧伯纳》及德国特甫格作《萧伯纳是丑角》两篇。总括五部分的意见的有编者的《写在前面》。全书卷首有鲁迅《序言》,其中提
  及欢迎的有云: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裤。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来了,耳朵也不同起来了,批评也不同起来了。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胭脂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只要看唠叨的多,就知道不见得十分圆满了。
  这些话真是一面镜子,正如萧伯纳的话也像一面镜子一样。野草书屋似乎就出过这两本书。《萧伯纳在上海》印于1933 年3 月,毛边道林纸,封面剪贴各报记载,白底红色,如画家所作“倒翻字纸篓”一样,这本书今已绝版,不复可得。
  以身殉道
  以身殉道的人物中,秋白而外,尚有柔石,柔石之聪敏不逮秋白,柔石之学力不逮秋白,进而至于柔石之成就也不逮秋白,而执着于所爱,终至以生命相殉,彼此则一。这样的事例在革命史上比比皆是。天边皓月,人间篝火,原不必同其光亮,但在黑夜里星星相望,那意义,却又是互相补充,大小一样。
  柔石姓赵,原名平复,1931 年2 月7 日在龙华殉难。除译品外,所传创作凡四种:《三姊妹》、《希望》、《二月》和《旧时代之死》。
  这之前,大概还有一部创作,据他自己说,因为幼稚丑陋,装订完毕之后,就愿意它立刻灭亡,最后便送给他的“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拆了包货物用了。”现存四部,以水沫版的《三姊妹》为最早,出版于1929年4 月,写一个青年和三姊妹的恋爱故事,虽然作者竭力想避免俗套,结果却还是不见出色。《旧时代之死》是长篇,分上下二册,上册《未成功的破坏》,下册《冷冰冰的接吻》,这部书虽于1929 年10 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其实是1926 年的旧稿,在技巧上,反较逊于《三姊妹》。
  《希望》是1928—1929 年间所写的短篇, 1930 年7 月由商务出版。柔石的创作当以《二月》为最佳,鲁迅在《小引》里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作者所写,正是一个知识青年的典型,虽然极想有为,却又徘徊游离,处在大时代中,终于还是一块石子,不能成为齿轮,此正鲁迅深致惋惜的地方。
  丁玲和胡也频
  当年和柔石同时被捕,又同在龙华被杀害的,尚有一个作家,这就是丁玲先前的丈夫胡也频。也频原籍闽侯,福建人学海军的很多,他早年也在烟台一个海军学校里读书,后来这学校解散,就跑到北京,编起《京报》的《民众文艺》周刊来。就在这一时期,他和沈从文、丁玲相识。也频死后,沈从文曾有《记胡也频》一书,详述交往经过,后来的《记丁玲》和《续集》,也多可供参考之处。也频早年曾做过不少诗,那时他正和丁玲来往,所以做的大都是情诗。丁玲曾替他编过一本《也频诗选》,由胡、丁、沈三人合办的红黑出版社印行,列为《红黑丛书》之一,1929 年1 月出版,收诗二十二首。也频的诗似乎受有李金发影响,但不太多。由于他从小养成崛强的性格,所以在诗里还保有着自己的特色。丁玲在序文里说:“我喜欢他的诗,是数倍超过于那些小说”。其实,也频的诗所拥抱的是个人的情感,因此写来反而亲切真诚;而他的小说,却很有一些是为群众而呼吁的,没有这种生活,往往流于造作,流于生硬。也频殉难时不过二十六七岁,可是他创作力旺盛,产量着实可观。短篇小说有《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光华版)、《活珠子》(同上)、《往何处去》(水沫版)、《消磨》(尚志版)、《四星期》(华通版)、《圣徒》(新月版)、《牧场上》(远东版)、《诗稿》(现代版);长篇有《一幕悲剧的写实》(中华版)、《到莫斯科去》(光华版)、《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春秋版);剧本有《鬼与人心》(开明版)、《别人的幸福》(华通版)等。也频本来注意于描写人生的悲苦场面,笔触不离现实。他热情,固执,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信仰,希望一切工作都不失其意义。献身于爱情或者献身于革命事业,在他是同样的虔诚与认真。
  他没有柔石的沉着,却比柔石更富于青春的活力。
  自选集的由来
  赵景深以最近两期《青年界》见惠,里面有鲁迅给李小峰信三十六通,都是《鲁迅书简》里所不曾收的。景深之意,大约是因为我曾编过《鲁迅全集补遗》,对此不免关注。而我却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觉得这些书简,对《书话》也大有帮助,例如1933 年1 月2 日的一封信说:书信集出版事,已与天马书店说过,已经活动,但我尚未与十分定实,因我鉴于《二心集》的覆辙,这地步是要留的。
  现在不妨明白的说几句。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颇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与别人,《二心集》也是硬扣下来的,并且因为广告关系,和光华交涉过一回,因为他未得我的同意。不料那结果,却大出于我的意外,我只得将稿子售给第三家。
  不过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北新又正在困难中,我倘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但有几务,须先决见示——一、书中虽与政治无关系,但开罪于个人(名字自然是改成谜语了)之处却不少,北新虑及有害否?自选集的书名系鲁迅亲手书写
  二、因为编者的经济关系,版税须先付,但少取印花,卖一点,再来取一点,却无妨。
  三、广告须先给我看一遍,加以改正。
  四、因为我支了版税而又将书扣住了,所以以后必须将另一作品给与天马书店。
  以上四条,如北新都可承认,那么,可以付北新出版了,但现在还未抄完,我也得看一遍,所以交稿就必须在阴历过年之后了。
  于此知道《两地书》本来是打算给天马书店出版的,因为小峰要他帮忙,这才收了回来,准备把另一作品给与天马。这另一作品是什么呢?
  先是《五讲三嘘集》,后来因为内容开罪上海文人的地方太多,恐怕累及书店,而且天马催稿甚急,整理费时,就改为《鲁迅自选集》了。《自选集》出版于1933 年3 月,收小说散文等二十二篇,计《野草》七篇,《呐喊》五篇,《彷徨》五篇,《故事新编》二篇,《朝花夕拾》三篇,正是所谓“将材料,写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集在一起,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是十分方便的。卷首另插照相一张,墨迹一张,《序言》一篇。这篇《序言》,对于研究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有着极大的帮助。继此之后,天马又出了茅盾、郁达夫、周作人的自选集。乐华继起,出了郭沫若、张资平、王独清的自选集,一时自选之风,大为盛行,推究根源,却是从小峰要出《两地书》开始的。此种故实,倘非看到书简,那就无从知道了。
  《北平笺谱》
  我曾以所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喻眠雨堂镇库之物,书固良佳,而罕见亦一端焉。鲁迅印书,最为讲究,偶有梓行,精妙绝伦,然往往奇少。《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虽印一百零三部,而发售者仅三十三部,难得可知。与此相类者为《北平笺谱》。《北平笺谱》由鲁迅、西谛合编,于1933 年9 月鸠工选材,至12 月成书,印造一百部,每部六册,线装包角,蓝面白签,由沈兼士作字,扉页题名则出沈尹默手笔。
  全书共收笺谱三百三十二幅,计第一册四八幅,第二册五九幅,第三册六一幅,第四册五○幅,第五册五五幅,第六册五九幅。画师刻工,两俱列名。藏版者为荣宝斋、淳菁阁、松华斋、静文斋、懿文斋、清秘阁、成兴斋、宝晋斋、松古斋九家。前有鲁迅、西谛序文各一,鲁迅序由天行山鬼(魏建功)书,郑西谛序则为郭绍虞手笔,书末另附西谛《访笺杂记》一篇,说明当时与鲁迅远道磋商,书函往还,以及遍访各铺,商请镌印的经过。鲁迅序文有云:……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北京夙为文人所聚,颇珍楮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
  顾迫于时会,苓落将始,吾侪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于中可见清光绪时纸铺,尚止取明季画谱,或前人小品之相宜者,镂以制笺,聊图悦目;间亦有画工所作,而乏韵致,固无足观。宣统末,林琴南先生山水笺出,似为当代文人特作画笺之始,然未详。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稍后有齐白石、吴待秋、陈半丁、王梦白诸君,皆画笺高手,而刻工亦足以副之。
  辛未以后,始见数人,分画一题,聚以成帙,格新神涣,异乎嘉祥。
  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后有作者,必将别辟途径,力求新生;其临睨夫旧乡,当远俟于暇日也。则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
  刘半农、周作人亦曾自刻笺纸,顾颇少见,《北平笺谱》出版时售价十二元,在当时确属奇昂,然犹一出即罄。我求之多年,终不可得。
  前年去北平,遍索各肆,亦称无有。南回后忽接修文堂孙君来信,谓已代寻得一部,即筹款付之。书为初版,版权页上有鲁迅、西谛亲笔签名。
  晴日楼窗,独坐摩挲,浮生栗六,聊遣疲累,盖亦劳者自歌之一例耳。
  “毛边党”与“社会贤达”
  《文汇报》文化版编者催写《书话》续稿,至再至三,一副面孔,和《庆顶珠》里讨鱼税的差不多,大有倘不执笔,便要翻脸之意。鄙人无“家”可“杀”,只是还有几本破书,可资谈助。这年头儿,只有做官的可以作威作福,做代表的可以打凳拍桌,编者不劝人向这方面发展,却来鼓励我把一堆破书捧进捧出,实在有违“君子爱人”之旨,又怎么能够令人心悦诚服呢?
  在书本的取舍上,我是有党有派的。(特务先生,请慢动肝火,听我缓缓道来。)鲁迅致曹聚仁信里说:“《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我也是毛边党党员之一,购新文艺书籍,常要讲究不切边的,买来后亲自用刀一张一张的裁开,觉得别有佳趣,许多人嫌麻烦,往往对毛边书摇头,仿佛听到过为毛边党辨护的人有过这样的解释:书看时容易弄脏,等看完后,再请装订作坊将毛边切去,就可以保持一副簇新的面目。由我看来,这个解释实在大杀风景。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也许这是我的偏见吧: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所以所购取的书籍,也以毛边的居多。早期如新潮社,未名杜和北新书局出的,大抵顶发蓬松。几家大书铺是讲究修饰的,总要切得四面光光,衣冠整齐。商务只有一本夏丐尊翻译的日本田山花袋著的《棉被》,至今还留着毛边。鲁迅后期作品如《集外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虽有毛边本,但为数不多,甚是难得。三本《且介亭杂文》出版的时候,鲁迅已经逝世,广平夫人留了少数毛边本,并托人带给我一套,不料竟被乾没了,想起来实在可惜。
  坊间书籍,除毛边本之外,别有一种所谓精装本,内容及用纸,同平装本一样,不像毛边本之需用道林纸,甚至需用串线钉。它只是在平装基础上,加一个硬纸面的外壳,为的是可以插书架装门面,骗骗不了解内情的外国人,好比当今另眼看待的最时髦的某些“社会贤达”一样。
  我不喜欢这种精装本,除了便于插书架以壮观瞻之外,它实在并无其他好处,只是让读者多掏几个腰包而已。买书原是为了阅读,为了增长知识,加强思想,得到艺术的享受;决不是为插书架,以壮观瞻,我们也就不需要装点门面的“社会贤达”。
  《从空虚到充实》
  《从空虚到充实》一册,张天翼著,收小说六篇,初由联合书店发行,毛边道林纸印,出版于1931 年1 月,后改归现代书局,版式仍为横排,改毛边为光头,封面虽然换了,但未必胜过原来的一张。事物本来应当向前发展,就过去我所见到封面设计而论,不知道为什么,改版本往往反而不及初版本,想起来实在令人扼腕。《从空虚到充实》是天翼早年作品,作者和蒋牧良齐名,为当时有数的几个优秀作家之一。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他后来的成就,正如这书名所昭示的“从空虚到充实”
  (实际上早期作品也不空虚),更为远大,也更为绚烂了。但就书的形式而论,却又适得其反,而是从充实到空虚。记得新钟书局出过一套《新钟创作丛刊》其中有天翼的《洋泾浜奇侠》,有我的《海天集》,印刷既坏,错字更多,几乎每页就有四五个,书一发行,老版就避不见面,结果是卷逃而去,一分钱稿费不付,那时天翼写信给我,主张联名同他打官司,筹商之间,抗战爆发,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年前闻天翼肺病复发,在乡间养病,穷困如昔,远望天末,不知我们小说家的病状有起色否?
  文学家中的教育家
  与其说夏丐尊是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教育家,他在语文教育方面的影响和所写书籍的数量,实在远过于他在文学方面的所作。关于后者,除了几册译文以外,我们只能举出一本散文,这就是收在《开明文学新刊》里的《平屋杂文》。《平屋杂文》出版于1935 年12 月。开明这一套书籍,起初都用米色道林纸印,以原书底稿制成封面,再由作者亲笔题签,式样颇为别致。《平屋杂文》收小说、评论、随笔等三十三篇,卷首自序一篇,重心全在解题,也就是说明这《平屋杂文》四字的由来,我们且听他说:自从祖宅出卖以后,我就没有自己的屋住,白马湖几间小平屋的造成,在我要算是一生值得纪念的大事。集中所收的文字,大多数并不是在平屋里写的,却差不多都是平屋造成以后的东西,最早在民国十年,正是平屋造成的那一年。就文字的性质看,有评论,有小说,有随笔,每种分量既少,而且都不三不四得可以,评论不像评论,小说不像小说,随笔不像随笔。近来有人新造一个杂文的名辞,把不三不四的东西叫做杂文,我觉得我的文字正配叫杂文,所以就定了这个书名。
  这里所说杂文,意在说明本书里所收文字的夹杂,并非我们通常用作专指的那个“杂文”的意思。集中的有些文字,比如《对了米莱的〈晚钟〉》、《幽默的叫卖声》、《白马湖之冬》,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极好的随笔和散文,一点不杂。夏丐尊行文纾缓,毫无火气,然而交代清楚,不离本旨,而且处处含有教育意义,是盖始终不忘其本位使命者。
  新闻学者
  和夏丐尊的情形相像,我还可以举出一个谢六逸,六逸别署宏徒,贵阳人。如果说丐尊文章的内容偏重于教育(狭义的)方面,那末,宏徒的文章却是偏重于新闻学方面的。他们都曾留学日本,翻译的都以日本文学为多。六逸有散文集两册,这就是《水沫集》和《茶话集》,《水沫集》由世界书局出版。其中多是二三千字短文,谈各国——尤其是日本的文艺作品,一般说来偏于介绍。《茶话集》则由徐调孚编入《新中国文艺丛书》内,由新中国书局发行,于1931 年10 月出版。全书分为两部,第一部收随笔十二篇,第二部收论文九篇。论文中有六篇是新闻学方面的专论,便是第一部里的随笔,也有很多与新闻学有关。在文学工作上,宏徒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日本文学的介绍方面,如日本文学史的撰述,就有三种之多,小说散文,均有迻译。偶以余力草写短文,数量不多,要皆反映其所处的时代。抗战前夕,他在复旦大学担任新闻系主任,教课之余,为《立报》编辑副刊《言林》,提倡三五百字短文,在当时影响极大,也可以说是新闻文学的一个方面吧。
  《山雨》
  王统照所作长篇小说《山雨》,共二十八章,描写北方农村崩溃的原因与现象,以农民自觉运动作结束。初版发行于1933 年9 月,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谓其宣传阶级斗争,书出不久,即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勒令禁止。经删去第二十四至二十八章后,始得发行。初版流布极少,弥足珍贵。
  由沉思而歌唱
  何其芳自《画梦录》出版后,大受文坛注意。《画梦录》和芦焚《谷》(小说)、曹禺《日出》(剧本)在1937年5月同得《大公报》“文艺奖金”,但其受注意却并不完全由于这点。《画梦录》与其称为散文,毋宁说是散文诗,他在音律上的成就,也正不下于所烘染的色彩。作者继此书之后,又有新作出版,其一为良友版的《还乡杂记》——印成时书名误作《还乡日记》;另一则为《刻意集》。因战事关系,作者本人还没有见到这两本书。《还乡杂记》错误已如上述,《刻意集》诗文并收,也嫌芜杂,全书计分四卷,第一卷《王子犹》,如作者自己所说,“以散文叙述故事”;第二卷《夏夜》,“一篇对话体的散文”;第三卷《燕泥集后话》和《梦中道路》,两篇近于序跋;第四卷收诗十八首。
  从这点看,内容是很不调和的。到第三版时,作者乃予改订,抽去三四两卷,新增第三卷,计断片四则:《蚁》、《棕榈树》、《迟暮的花》和《欧阳露》,这原是作者计划中一个未完成的长篇,题曰《浮世绘》,
  三版序里说:
  《浮世绘》是我1936 年在天津开始写的长篇小说。因为忙于生活和职业,我只写了计划中的十分之一左右便停步了。现在,我倒并不因为它的没有完成而感到不痛快,由于对于中国这民族和它的社会还不大了解,由于还没有一个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由于还不知道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假若我那时写完了它,它一定不过是一部荒唐的书,古怪的书。留待将来我再来写那些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中国的罗亭和沙宁和另外一些还没有名字的人物,一定是更胜任一些的。而这四个断片,可以说是完全穿上了幻想的衣服的现实,在现在想来,已经是近乎古董之类的东西了。把它和《王子犹》和《夏夜》放在一起倒是很合适的。我可以给这本书另外取一个名字:一些失败了的试作。
  战争改变了许多事情、许多人,就我所知,改变得最多同时也就是进步得最快的要算何其芳。虽然作者说他有他自己的道路,但就所表现的看来,他确是从阴暗和寂寞里突然跑到阳光底下,由沉思而歌唱了。
  我们期待着他的“更胜任”的作品,同时把《浮世绘》收入《刻意集》,也确实可以使这本书显得比初版和谐一些,协调一些。
  龙之变幻
  巴金散文集《龙·虎·狗》,文化生活社版,1941 年1 月在沪渝两地同时发行,版式不同,内容也有差别,渝版用土纸印,书内目次,龙下注一“缺”字,盖虽曰《龙·虎·狗》而实无龙者也。附录二篇:一,《关于雷雨》;二,《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后来,作者小说集《还魂草》于同年4 月在重庆出版,龙就附在三篇小说的后面,不见其首,乃见其尾。沪版《龙·虎·狗》有龙,但少附录《关于雷雨》一篇。胜利后,《还魂草》在上海再版,龙仍附篇末,与沪版《龙·虎·狗》重出,文字略有改动,惟出入不多,至三版,此一条神龙方掉尾而去,今惟《龙·虎·狗》中有龙,与狗猪虎并列而为四焉。
  《秋》装
  《秋》装云者,非谓秋天的装束,乃指巴金长篇小说《秋》的装帧也。友好知我爱书,时以所著见惠,自从《书话》里谈及装帧,更多以特印本相赠。其间赠书最多,厚意最可感激的,当推巴金。实我《书话》,他日当一一记之。记得1940 年,巴金将内行,我和圣泉、柯灵等饯之于霞飞路一酒楼,巴金即携其所著《秋》一册见贻,方于4 月初版,益犹当时之新书也,但为坊间经见的本子。去年,巴金在某一次来信里,问起我有没有《秋》的精装本,我回信说没有,不久,他就差人送了来,并附条说,他自己藏的已经赠完,这一本是向人索回转送的。检视款识,果有用橡皮擦去重题的痕迹。此书用道林纸印,织锦硬面装,书脊及封面烫橘黄色细笔题名,围以长框,酷似日本书籍,富丽堂皇,为他书所不及。友人黄裳见告,巴金此书,原已赠其太太,所谓向人索回转送,实则从太太处要回者也。闻之失惊。此一对贤伉俪之盛情,委实令人感念,世有书痴,当能领会我这一点意思也。诗海一勺
  诗海一勺
  《诗经》今译
  近于《文汇报》《笔会》中,读郭沫若《离骚》今译两章,热情奔放,不减当年。今人治古文学,不曰王母琼液,即曰冢中枯骨,爱之恶之,截然异趣。沫若远在1923 年,于大家反对旧文学声中,即曾译《诗经》四十首,成《卷耳集》一册,由创造社出版,列为《辛夷小丛书》第二种,《辛夷小丛书》第一种名《辛夷集》,为沫若、均吾、仿吾、达夫等创造社同人的合集;第二种就是这本由沫若翻译《诗经》的《卷耳集》。译诗与原诗共分两部,卷首有序,编末有《自跋》,《自跋》中云:
  但是国人研究文学,每每重视他人的批评而忽视作者的原著。
  譬如研究西洋文学,不向作品本身去求生命,只从新闻杂志上贩输些广告过来,做几篇目录,便算是尽了研究的能事一样。近来研究《诗经》的人也不免有这种习气,《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既明的事实。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
  书前序文对翻译的态度也有提及:
  我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的解释,除略供参考之外,我是纯依我一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他的生命。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我在此戏逐波澜,我自己感受着无限的愉快。
  《卷耳集》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称赞之者,诋毁之者,遍及书报杂志,群众图书公司曾为辑成一集,曰《卷耳讨论集》,今已绝版。
  友人周木斋、陈子展续有所译。子展的曾出单行本,木斋的则未成书,殊可惜也。
  沈尹默《秋明集》
  沈尹默合刊旧诗词曰《秋明集》,分上下两册,前诗后词,不违诗余古意。诗又分三目,都一百一十题,词共七十阕,均自民国纪元前七年收起,至大革命前后为止。《玉楼春》一阕《春日寄玄同》云:年年纵被春情误,莫道春情无着处;海棠开了好题诗,绿柳荫浓听燕语。
  人生自有真情绪,不合空教愁里度!
  与君俱是眼前人,领取从来无尽趣。
  此种洒脱清丽的情调,贯穿着尹默全部诗作,把大自然看得既和平,又温柔,此在诗人心中真是另一境界也。但尹默亦有感慨苍凉之作,特不多耳。我很喜欢他的《读北史儒林传》二首:天水违行语岂虚,小人君子竟何如!
  不妨梦里看星坠,只恐人间有谤书。
  能说讹文八十宗,居然郑学号明通。
  今人何事输儒雅,吹笛弹筝恨未工。
  尹默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白话诸作,亦多和易可诵,不知怎的终未收集。《秋明集》为北京书局印行, 1929 年12 月出版,我所得的盖钦源从旧书肆买来相赠者。尹默比年留居内地,今已来沪,囊中诗句,当多于《秋明集》十倍矣。
  《白屋遗诗》
  新文人中颇多精于旧诗者,达夫凄苦如仲则,鲁迅洗练出定庵,沫若豪放,剑三凝古,此外如圣陶、老舍、寿昌、蛰存、钟书诸公,偶一挥毫,并皆大家。惟单行付梓,早获定评者,惟沈尹默、刘大白两家而已。尹默有书曰《秋明集》。大白旧诗集名《白屋遗诗》,遗诗云者,盖梓于大白逝世之后。全书分七部,曰:《亸云剩稿》、《冰庑集》、《剑胆集》、《北征小草》、《东瀛小草》、《南冥小草》、《西冷小草》,古今体俱备。王世裕为之序云:“五四”以还,大白敝屣其旧诗,然温丽隽爽,予夙爱之。尝戏谓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殁后,诗稿存储君皖峰处,予乞以归,题曰:《白屋遗诗》,付上海开明书店。经年而书成。昔日戏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予亦垂垂老矣。风雨之思,良不可任。
  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识。
  《白屋遗诗》出版于1935 年4 月,线装一册,连史纸印,封面由夏丐尊题签,扉页则出经亨颐手笔,大白诗清雅自如,有信手拈来之妙。
  我得这本书于旧书摊头,非挟以自珍,不过文人积习,偶似嗜痂而已。
  《遥夜闺思引》
  《忆》出版后二十三年,俞平伯又有手写诗稿出版,不过前者为新诗,这回写的却是长篇古风,虽然书法隽秀,远过畴昔,但在新文学的立场上却是转弯抹角,又回到老路上来了。我对平伯的旧学造诣,极为佩服,对他的淡泊自持,尤致向往,所以1944 年秋天到了北平,别人都不想见,古槐书屋却非去不可,正是这点意思。当时曾请平伯写字一幅,录诗三首,两律一绝。句云:侧身天地一长物,漠漠秋云无古今;开卷譬如刚上学,闭门心迹忆山深;封书渐远疏亲旧,笔墨时闲贱寸阴;窗下红梨都是叶,萧萧风色比寒林。
  野塘十顷几荷田,一水含清出玉泉,菱蒂无端牵旧恨,萍根难值况今年!
  红妆飘粉谁怜藕,翠袖分珠不是圆。
  莫怯荒城归去早,西山娟碧晚来鲜。
  眉绿珠楼一晌残,夕阳红后又春寒,深杯檀印还如昨,留与沧波驻笑看。
  末加短识:岁次甲申,秋晚闲居古都,适风子先生顾我荒斋,出纸属书近作,即以呈正。
  我极喜欢平伯的诗,这似乎和上面的立论有点相背,其实也并不尽然,因为喜欢是一回事,希望则又是一回事也。以平伯的才力与修养,无论是继续走《冬夜》、《西还》——新诗——的路,或是走《燕知草》、《杂拌儿》——散文——的路,必将有更辉煌的成绩昭示后人,这便是区区微忱。近出的诗稿名《遥夜闺思引》,因仿绍兴本通鉴行格手写,每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字,都十六页。前附骈体自序四页,中间有云:……仆也三生忆杳,一笑缘坚,早堕泥犁,迟升兜率。况乃冥鸿失路,海燕迷归,过槐屋之空堦,宁闻语屧,想荔亭之秋雨,定湿寒花!未删静志之篇,待续闲情之赋,此遥夜闺思引之所由作也。……
  这几句话,已经把动机交代清楚。此书于1948 年出版,道林纸珂罗版印,穿以丝带,由许宝■题眉,发行人为暴春霆。我所得的是再版本,共计影印三百册,为黄裳从北平购来见贻者。听说初版只印一百册,用纸较佳,那就更为难得了。
  《冬夜》
  《冬夜》为平伯最早诗隼,三十二开横本, 1922 年3 月亚东图书馆版,分四辑,收诗五十八首,有《自序》及朱自清序,又有《付印题记》,云:花影底绰约,却是银灰色的。
  影儿虽碍花啊,花终不愿抛撇她依依的影。
  其时离“五四”运动才三四年,《冬夜》的成绩的确值得称道,所以出版后颇受注意,批评的文字也特别多,曾有《〈冬夜〉〈草儿〉讨论集》出版,再版时删《自序》,以《致汪君原放书》代序,算作对批评者的一点答复。平伯为人洵如,腹内虽有牢骚,说来温文尔雅,总不见有一点儿火气。
  《西还》
  《西还》一册,俞平伯作,亚东图书馆发行, 1924 年4 月出版,三十二开横本,丝线订,道林纸精印,较《冬夜》远为出色。封面彩绘苏堤小景,扉页题“玉楼春寄莹环”两句云:江南人打渡头桡,海上客归云际路。全书分三部,一、《夜雨之辑》,收诗四十七首,大都作于“人间天堂”之苏杭两地,平伯在这两个地方都有祖传别业,杭州之俞楼尤负盛名,盖曲园先生之旧居也。二、《别后之辑》,收诗三十八首,作于国外,最后一首题《西还前夜偶成》,诗云:船儿动着;只我最爱睡,一天要睡去大半天。船儿泊着;只我睡不着,一夜睡不到小半夜。
  末注:一九二二,十一,十八,吴淞夜泊。这是平伯从国外归来时作于俄国皇后号上的。《西还》命名,即出于此。三、《附录》,收《呓语》十八首。平伯诗温文如其人,但平易中别有一点缠绵情致,以言诗格,颇近于温、李一路,较诸“新月派”中写情诸作,又是一番滋味矣。
  湖畔诗人
  近来雪峰写作奇勤,以杂文形式,作思想批判,收获甚多,看这几年的情形,大家都把他看作理论家,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诗人了。19 世纪英国有过“湖畔诗人”,二十年前,中国也同样有过,雪峰就是四个湖畔诗人里的一个。他们曾印行两册合集,第一册《湖畔》,出版于1922 年4 月,收诗四家,计漠华十六首,雪峰十七首,修人二十二首,汪静之六首。扉页题句云:“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
  这湖指的是西湖。
  第二册《春的歌集》,出版于1923 年12 月,扉页也有题句:“树林里有晓阳,村野里有姑娘。”全书分三卷,卷一为雪峰和漠华诗,卷二为修人诗,卷三为若迦《夜歌》,末附雪峰《秋夜怀若迦》一篇。若迦为漠华笔名。汪静之在《湖畔》发表的诗不多,似乎只是客串性质,称得起“湖畔诗人”的,主要是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三个,这就连人数也和英国的“湖畔诗人”相等了。他们的诗大都带有泥土气息,虽不成熟,却是有血肉有生命的东西。修人于1933 年5 月丁玲被捕之日,因拒捕坠楼,身殉革命,适夷曾有文记之,发表于《奔流新集》之二上。
  《湖畔》和《春的歌集》二书,今均绝版。
  《雉的心》
  《雉的心》一册,作者徐雉,1924 年8 月天津新中国印书馆出版,为《绿波社丛书》之一。《雉的心》与刘大白《旧梦》、康白情《草儿》、汪静之《蕙的风》等,同为早期受注意的诗集。这几本诗集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承受“五四”的余风,倡导自由恋爱,解放男女社交,被卫道之士所反对,而又为当时新派人物所爱读,乘风扬帆,正是极富于时代气氛的作品。不过,他们的重心,始终是在男女问题上,与胡适的《尝试集》固然有别,比起郭沫若的《女神》来,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后者是更加大胆地开拓了另一个风气。《雉的心》共分五集,都四十三题,另有序诗两首,附录《少年集》旧诗二十一题,前有叶圣陶、黄俊序言各一篇,叶序里有一段说:徐君这部诗集,刘延陵君曾仔细看过。他说其中最好的是《母亲的哭泣》、《微笑》、《熄了的心灵之微光》、《欢乐》、《一切都不是她的》、《风儿呵》、《愿为情而死》、《忆镇海女郎》、《有夫之妇》、《失恋》、《石路》、《送给上帝的礼物》、《孤独者的烦闷》、《爱情的花》、《心的轻重》、《一篮花》、《冲喜》、《被污了的灵魂》、《跳舞的快活》那几首。他的总批评是:“……吾观全册的诗,觉质地虽然很好,而文字方面,除十多首完全佳妙者外,其余皆须略加修改。……”今年3 月31 日致徐君信。
  后来这部诗集到了我的手里,我也通体读过,觉得刘君的话我都能同意——人家开辟了道路,我便跟着走去,也可以做我不会批评的一个证据了。
  黄序里也摘录篇名,指出印象最深的几首诗,其中有九篇和叶、刘说的吻合,而这些又几乎都是情诗。后来朱自清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采录《失恋》一首,可见作者的才能主要表现在这方面,并且如何被大家所重视了。
  袖珍诗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军中阅读书籍,多袖珍本,过旧书摊,至今犹琳琅满目。华文书籍,颇闻有继起仿效者。其实十几年前,小本书固曾风行一时。创造社及商务、中华以外,开明亦竞出多种,巴金译著,初版多属小本。卢冀野有诗两册,曰《春雨》,曰《绿帘》,并皆四十八开,于1930 年5 月出版。《春雨》曾由南京书店印行一次,三十二开,1926 年11 月出版,分前后两部,前部收诗三十二题,附录《哀歇浦》、《明月夜忆明月楼往事》、《怨蓬莱》三篇。后部由武昌盲乐师冒烈卿逐首制谱,并有朱锦江、李清悚插图多幅,篇首有文言自序,改版后由厉小通代删,剩诗二十首,《代序》一首。末附《付印后记》、《读春雨》各一篇。插图八幅,出朱锦江手笔。《绿帘》收诗十一首,篇首有自序,子恺插图两幅,自序有云:关于诗形,我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仍然是我的尝试。在我的意识里,究竟新体能替代了旧体没有?新体诗已达到了成熟期没有?像这一样是不是一条可通的路?都还在疑问中。我只知这样写出,我只为我写了这么一卷东西,其他非所顾及。见仁见智,读者自便。
  冀野工旧诗词,所作新诗受词曲影响很深,有时几不可辨,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主张“旧瓶装新酒”的人。
  这两本书的封面均由画家丰子恺设计,封面上的字也为子恺所写。
  李金发诗
  大家都说李金发的诗是象征派,金发原为一雕塑家,以雕塑的艺术引入诗中,别有一种浑成的感觉。金发诗两册,曰《微雨》,曰《食客与凶年》,均为《新潮社文艺丛书》。《微雨》出版于1925 年11 月,版权页上注明作者李金发,编辑者周作人,前附《导言》一篇,目录倒置书末,《导言》开首有云:虽不说做诗是无上事业,但至少是不易的工夫,像我这样的人或竟不配做诗!
  我如像所有的人一样,极力做序去说明自己做诗用什么主义,什么手笔,是大可不必,我以为读者在这集里必能得一不同的感想——或者坏的居多——深望能痛加批评。
  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紧要,苟能表现一切。
  《微雨》收诗九十九首,附录译诗八家。时作者向在柏林,这本书后来改由北新出版。《食客与凶年》亦《新潮社文艺丛书》,由北新书局出版,较《微雨》迟二年,收诗八十九首,插图五幅,篇末有自跋云:余每怪异何以数年来关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既无人过问,一意向外采辑,一唱百和,以为文学革命后,他们是荒唐极了的,但从无人着实批评过,其实东西作家随处有同一之思想,气息,眼光和取材,稍为留意,便不敢否认,余于他们的根本处,都不敢有所轻重,惟每欲把两家所有,试为沟通,或即调和之意。
  金发文字颇多疵病,其诗亦然,然欣赏能力极高,则长处也。
  《为幸福而歌》
  李金发又有诗集曰《为幸福而歌》,商务印书馆发行,1926 年11月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封面彩绘一裸女临风而舞,有小字注云:“却妲,二五年作”,盖李氏夫人手笔也。卷首有《弁言》云:
  从前在柏林时曾将诗稿集成两册,交给周作人先生处去出版,因为印刷的耽搁,至今既两年尚没有印好,故所有诗兴都因之打销!
  后除作本集稿子外,简直一年来没动笔作诗,真是心灵的一个大劫。
  这集多半是情诗,及个人牢骚之言情诗的“卿卿我我”,或有许多阅者看得不耐烦,但这种公开的谈心,或能补救中国人两性间的冷淡;至于个人的牢骚,谅阅者必许我以权利的。
  诚如《弁言》所说,此书所收,多为情诗,情诗于苦难的时代实少裨益,而“公开的谈心,或能补救中国人两性间的冷淡”,这句话却说得不错。
  《邮吻》
  《旧梦》以后,刘大白又有诗集曰《邮吻》,收诗三十一首,儿女温柔,情见乎辞。以大白所受的教养,所处的社会,竟能有这样绮丽的诗,这样热烈的书名,不可谓非奇事!老辈之中,惟曾孟朴可与比拟。
  《邮吻》出版于1926 年12 月,仍归开明发行,列为《黎明社丛书》之一,前附《付印自记》。大白对《旧梦》的装订、排印和迟迟出版,大感不满,说商务只知道赶印教科书图利,忙着去“教育商务”,希望《邮吻》不至再蹈这个覆辙。他在《付印自记》里还叙述了一个关于《旧梦》的趣事。他说:还有一件趣事,也值得一说。该书馆每逢有一书出版,照例在总发行所入口处挂一牌子;等到再有一部新书出版,才把先出的一块书名牌挨上一肩。如此递挨上去,直到最末一个位置上,才再由最新的书名牌一挤,把它挤出去。《旧梦》出版以后,他们自然照例挂牌。但是因为横行的缘故,书面上“旧梦”两字也是从左向右的横排;不料写牌子的先生竟反其方向而读之,把它写作“梦旧”。
  出版不久,被我的朋友瞧见了,告诉他们说:这是“旧梦”,你们写颠倒了,应该拿下来改正!他们果然从谏如流,立刻把它拿下来了。不过只从了一半的谏,拿是拿下来了,改却没有改;从此这块牌子就提前被淘汰了,不曾再挂上去。因此,此书出版数月,还有许多朋友以为不曾出版。并且有人知道出版了,到总发行所去买,他们还说只有《梦旧》,没有《旧梦》,以致失望而回。这些都是《旧梦》出版以后所遭的不幸,我很希望《邮吻》不至于她姊姊似地也交这种魔苦运!
  《邮吻》所收各诗,仍不脱旧时词章影响,其中《邮吻》、《秋晚的江上》、《春寒》等篇较少传统气味,可说是集中好诗。至于书的形式,《邮吻》较《旧梦》进步得多,除再版改装外,初版《邮吻》由沈玄庐题字,怡怡作封面,双色套印,底作玫瑰色,画淡绿信封一,右角贴邮票,邮票中有唇印,当系情人之吻。不知今日情场上少男少女,尚有玩此把戏者否?
  《昨日之歌》
  沉钟社诗人冯至有《昨日之歌》一册,1927 年4 月北新书局印,列为《沉钟丛刊》之二。封面画取自W.Blake 画集,由马隅卿重摄,线条富东方色彩。全书分上下卷,目录倒置书末。上卷收诗四十六首,下卷收较长诗四首,题目独占一页。冯至诗圆熟柔和,在早期作品中,颇为难得,鲁迅曾称之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夜阑独吟,大足自遣。
  周作人绍兴话序歌
  半农有书曰《瓦釜集》,收所著山歇二十一只,均以第一句名题,开首有《开场的歌》,末缀《后语》,并附录江阴民歌《手攀杨柳望情哥》词十九首,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一篇。封面印古器三件,由马叔平选器,陈万里制像,疑古玄同题字,曰:刘半农的瓦釜集,疑古玄同写。色调和谐。扉页用红色宽边细条,框词三行:“刘半农瓦釜集一卷附录手攀杨柳望情哥词一卷1926 年北京北新书社印行”。不加标点。
  周作人用绍兴方言作序歌云:
  半农哥呀半农哥,偌真唱得好山歌,一唱唱得十来首,偌格本事直头大。
  我是个弗出山格水手,同撑船人客差弗多,头脑好唱鹦哥调,我是只会听来弗会和。
  我弗想同偌来扳子眼,也用弗着我来吹法螺,今朝轮到我做一篇小序,岂不是坑死俺也么哥!
  ——倘若偌一定要我话一句,我只好连连点头说“好个,好个!”
  1922 年春夜,于北京。仲密。
  半农自己另以写给周作人的信代序,信是讨论中国民歌问题的,并对诗歌的语言和声调发表意见。这封信写于1921 年5 月20 日,当时作者还在伦敦。
  《红纱灯》
  郭沫若以外,创造社尚有好几位诗人,冯乃超也是其中之一。乃超诗集《红纱灯》,出版于1928 年4 月,由创造社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二十种,分《哀唱集》、《幻窗》、《好像》,《死的摇篮曲》、《红纱灯》、《凋残的蔷薇》、《古瓶集》、《礼拜日》等八辑,收诗四十三首。感情细致,意境深远,而受旧诗的影响也较深。我辈从古垒中来,偶一不慎,往往会趁袭现成。因此,我对《红纱灯》有一种偏见,认为集中接受旧诗的影响和滋润而能跳出其框框的,大抵就是好诗,例
  如题做《十二月》的一首:
  十二月
  灰烟灰雾笼罩的十二月
  欲雨还昙的焦躁
  破我心头Stoic的积雪
  昼间街灯的睡眼惺惺
  市外朦胧的远山淡影
  又是葬式的钟声
  空中浮游着银灰的景色
  枯枝曳着欲断的叹息
  又是孤悄的沉寂
  十二月
  岁月告老的十二月
  震栗的灰白的苦寒
  积我心头疲惫的白雪
  此外如《酒歌》、《泪零零的幸福升华尽了》、《榴火》等篇也都是好诗。乃超名其集曰《红纱灯》,不但美丽得很,而且这三个字,对于集里各诗的情调,也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体现。
  《新月诗选》
  我曾谈过闻一多的《红烛》和《死水》,其实最早读一多的诗,倒不是这两个诗集,而是他的一首题曰《奇迹》的长诗,发表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第一期上,徐志摩称这首诗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我看这句话不算过分。在一多的诗里,我很喜欢《你指着太阳起誓》和《死水》两首,但论气魄,总不如这首《奇迹》。《奇迹》成诗较晚,不及收入《死水》,更不必说《红烛》了,但曾见于《新月诗选》。
  《诗选》录诗凡十八家,共八十首,由陈梦家编定,1931 年9 月新月书店出版。根据梦家的说法,这些入选的人大家有个一致的方向,这就是:“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技巧周密和格律谨严可说是新月派的特点,但要本质醇正,却又谈何容易。由我看来,新月诗人之中,有几个本质浇薄得很,离醇正真不知尚有几千万里。饶孟侃、方令孺、卞之琳和梦家自己,不失清新自然,闻一多和朱湘秉性善良,当得“醇正”二字,一多后来的转变,就和这个“醇正”的底子很有关系。《奇迹》录自《诗刊》。这首诗已编入开明版《闻一多全集》中。
  自费印书
  作者自费印书,过去极为通行,诗文结集,倘非朋友或子孙刊印,就大抵由本人出钱,雇工雕版。自从印刷术进步,出版业风行,书籍可以牟利,这种风气便渐渐地消歇下去,偶有继起,大都另有原因,例如要印得讲究和称心,就非自费不可;而且这样又可避免与书侩周旋,减少其剥削。新文人中,鲁迅、宋春舫、刘廷芳等,都曾自费印书,版式装帧,选纸挑字,均有独到之处。至于无名作家,因作品碰壁而还求诸己,那就另是一回事了。这类书籍,大抵印数较少,往往成为藏书家架上的珍品。昨于巴金案头,得见孙毓棠赠其《海盗船》一册,亦为自费印行者。此书二十五开毛边本,1934 年5 月初版,木造纸印,封面下角绘帆船图案,作者序文的末段说:这里面的二十一首诗,大半都曾在《新月》、《学文》、《文学季刊》、《文艺月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等处发表,得各方允许重印,在此谨致谢意。此集编制是按照意趣相近者排列,拆乱了时间前后的线索。其中《野狗》一篇,诗成以后曾修改三四次,《学文》一卷一期发稿时,一时疏忽,误将初着笔时的草稿付印,此集中所收是修正过的。此集之能成形,也因为几年来时得一多先生、公超先生和梦家、玮德、洵侯等至友的教导与鼓励,是我不能不至诚感谢的。
  这本书收诗二十一首,为孙毓棠早期作品,由天津文岚簃印刷,立达书局代售。版式宽大,装帧漂亮,酷似三闲书屋之《铁流》或《毁灭》,不过,此书为右起直排,全本较薄而已。我藏有《学文》数册,他日有暇,当将《海盗船》借归,就《野狗》异同,细细校勘一番。记得我在别处已经说过,一个作者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作品,就不怕没有收获。后来收入《文季丛书》的同一作者所写的长篇历史叙事诗《宝马》,真是一鸣惊人的佳作。毓棠曾在《新月》及《诗刊》上写诗,在风格上,多少受有闻一多以次的这一流派的影响,《宝马》的成就不但超过《海盗船》,直欲摩新月诸诗人之顶呢。
  《旅程》
  巴金又藏有邵冠华《旅程》一册,亦由作者自费印行。出版商向来有一种脾气,不大愿意印诗,从前还有人反对过新诗分行,认为浪费纸张,仿佛一本书出版,非把天顶地角,填得满满的不可。因此自费印书,也以诗集为多。冠华诗宗象征,偶有奇思,可惜脑子里跑野马,一脱了缰,往往不知所云。我不爱读他的诗。但无论如何,他写的却确实是诗,冠华也确实是一个有自己风格的诗人。本集收诗二十三首,另有《序诗》一篇,自述印本书的动机,是为了“纪念我那消逝的寂寂的二十青春”,
  扉页引杜诗一联云:
  文章憎命达
  魑魅喜人过
  ——杜甫
  此书于1930 年12 月出版,重磅道林纸印。今绝版。
  曹葆华与朱湘
  曹葆华著有《寄诗魂》一册,北平震东印书馆印刷,1930 年12 月出版,毛边道林纸印,封面蓝地白文,颇为美观,收诗三十七首,这当是他的第一个集子,大概是自费出版的吧。葆华出清华大学,清华多诗人,作者亦此中之佼佼者,据其自述,得朱湘之鼓励最多,因此深表感激。
  序中有云:
  记得是去年秋天,我写诗不到半年的时候,我对于自己创作的能力,起了绝大的怀疑。我不相信自己以后能写出好的作品,我很想一心念书,对于写诗的工作不再过问;免得将大好的光阴虚度过去,到后来方追悔不及。可是自己又犹豫徘徊,不能毅然决定。正当这时候,我突然接到子沅从安徽寄来一封信。他说从《清华周刊》上见过我一两首诗,不同凡响,望我将全部诗稿寄给他看。本来子沅与我,素不相识,虽然他是清华同学,但我到清华,他已毕业出洋了;我虽知道他是中国有名的诗人,但我想他决不知道我这样一个无名的学生。我那时接着信,一面感觉惊讶,一面感觉羞愧。我寄诗给他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犹豫不决苦痛的情形。……
  他的回信到了,他说我将来希望很大,望我好好努力。以后又常常写信来鼓励我。
  葆华因此就把这本集子献给子沅,以志他对这个同学兼先辈的敬意。子沅是朱湘的字。后来,葆华继续努力,写了不少诗,到1932 年,出《灵焰》、《落日颂》两集,均由新月书店发行。此外还有一个诗集曰《无题草》,由巴金编入其主编的《文学丛刊》,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葆华诗落句平实,缺少绚烂飞扬的感觉,与子沅正是一路。子沅投水自杀已久。诗坛寂寞,令人兴空梁落月之感。
  臧克家诗
  追求形式决不是形式主义,但固执得太过,又往往会沉湎而不能自拔,这样的例子说起来很多。在《新月》上写诗的人,能够跳出同侪的圈子,保持了个人的特点的,我以为有两个人,一个是卞之琳,别一个是方令儒。卞之琳著有《三秋草》,方令儒写诗那时不算太多。讲究形式而又不为形式所囿的,记得还有一个臧克家。克家在青岛时,曾和我通过几次信,没有见面。近几年来,他在国内很活跃,作品方面,质和量都有进展,在上海能读到的很少,心里却终觉得快活。现在我还藏着一本他赠送的《烙印》初版本,这本诗集的装帧和闻一多的《死水》以及后来蒲风的《茫茫夜》相似。封面黑色,书名用红方骑背,(《死水》初版用泥金,《茫茫夜》用白色)木造纸精印,三十六开狭长本,出版人为王剑三。按剑三即王统照,与作者有姻娅之亲,提拔后进之功,实不可没。书前有闻一多序言,出版后颇获好评,我也极喜欢集中《生活》、《烙印》、《不久有那么一天》、《歇午工》等篇。后来这本诗集又经剑三介绍,由开明书店改版重印,缩成小本,并加添了《到都市去》、《号声》、《逃荒》、《都市的夜》等四诗,作者在《再版后志》里说:再版加了四篇诗,《到都市去》是旧作,三篇新作中,我自己喜欢《号声》和《逃荒》。这些诗虽说不上变风格,可是于中加上了些什么,聪明的读者们,不用我点也一定会看出来的。在这本小书的完成上,夏丐尊先生费过心,友人王莹就近代为校定,不胜感谢。
  王莹是当时的话剧红演员,据说她读克家的诗,一往深情,常常独自流泪。她确是作者文字上的知己,代为校定,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蒋光赤《哀中国》
  蒋光赤是一个小说家,所作长短篇小说不下十余种。现在我却想从诗的角度上来谈谈他,特别是早期的几本。光赤从苏联回国后,努力提倡革命文学,由于技巧不够成熟,作品侧重口号,被指为口号文学,不受注意,因此作品虽多,而影响不广。钱杏邨对此甚为愤愤,以为这是别德内依事件的重演。因为别德内依也曾受过俄国批评家们的冷遇,甚至被否定为诗人。光赤的命运正复相同。既然别德内依是诗人,现在也从诗的角度来谈光赤,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了。光赤的第一本诗集是《新梦》,1925 年1 月上海书店出版,全书分五个总目:《红笑》、《新梦》、《我的心灵》、《昨夜里梦入天国》和《劳动的武士》,一共收诗四十一首。作者在自序里,说明诗人的伟大与否,当视其“如何表现人生及对于人类的同情心之如何而定”。高语罕为他作了一篇长序,现在把开头和结束两段抄在后面:
  《新梦》作者蒋光赤,是我数年前一个共学的朋友。那时,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留学苏俄共和国,受了赤光的洗礼,竟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本富于情感,于研究社会科学之暇,高歌革命,没有三年,新诗已褒然成帙。我劝他把它发表,他居然允许了;现在出版有日,特把我劝他发表这本诗集的意思,略对读者表明一下,做个引子。
  ……
  唉!光赤是一个热烈的青年诗人;我拿泰戈尔和他相提并论,无论照哪方面说,都是比拟不伦。他绝不愿,且羞耻的去学泰戈尔!
  他绝不愿像泰戈尔那样看着几万万印度同胞,受着英人的践踏,还拿那些“忍耐”“精神自由”“欧人已在我们面前求救”的鬼话来“站在左边帮右衬”,替英人努力地消灭印度人的革命怒潮!现在又不害臊的跑到中国来了!这个老而不死的货!我愿《新梦》集出版,能以杀却一些那老货所撒的恶种!我更愿光赤越发努力,成就一个完全的:
  “革命的诗人,人类的歌童!”——自题小照。
  《新梦》第三版由新青年社改排本封面这段话说得很是有趣,因为其时泰戈尔正在中国。1926 年12 月,《新梦》三版,毁版重排,改成横式,四十八开小本,由新青年社发行,加了一篇《三版改版自序》,其中有一段说:
  《新梦》初再版久已销售净尽,因种种关系,现在才预备三版付印。作者重新改正了一遍,将其中作者自己以为太不好的诗,删去了几首。又因为初再版的格式太不美观了,遂又决定将其改版。
  三版本删去六首,剩下三十五首,各诗亦略有修正。这些诗,都是作者在苏联时写成的,欢欣鼓舞,热情奔放,钱杏邨称之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
  光赤的第二部诗集是《哀中国》,收诗二十三首;都成于回国以后,目睹国内军阀横行,暗无天日,从悲愤而歌唱,而提出革命的要求。此种情怀,与写《新梦》时已经完全不同。我们且看他《哀中国》一首的全诗:
  我的悲哀的中国!
  我的悲哀的中国!
  你怀拥着无限美丽的天然,你的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
  你身上排列着许多蜿蜒的江河,你身上耸峙着许多郁秀的山岳。
  但是现在啊,江河只流着很呜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
  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满国中外人的气焰好猖狂!
  旅顺大连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久已做了外国人的军港;法国花园不是中国人的土地么?
  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们游逛。
  哎哟!中国人是奴隶啊!
  为什么这般地自甘屈服?
  为什么这般地萎靡颓唐?
  满国中到处起烽烟,满国中景象好凄惨!
  恶魔的军阀只是互相攻打啊,可怜小百姓的身家性命不值钱!
  卑贱的政客只是图谋私利啊,哪管什么葬送了这锦绣的河山!
  朋友们,提起来我的心头寒,——我的悲哀的中国啊!
  你几时才跳出这黑暗之深渊?
  东望望吧,那里是被压迫的高丽;南望望吧,那里是受欺凌的印度;哎哟!亡国之惨不堪重述啊!
  我忧中国将沦于万劫而不复。
  我愿跑到那昆仑之高巅,做唤醒同胞迷梦之号呼;我愿倾泻那东海之洪波,洗一洗中华民族的懒骨。
  我啊!我羞长此沉默以终古!
  易水萧萧啊,壮士吞仇敌;燕山巍巍啊,吓退匈奴夷;回思往古不少轰烈事,中华民族原有反抗力。
  却不料而今全国无生息,大家熙熙然甘愿为奴隶!
  哎哟!我是中国人,我为中国命运放悲歌,我为中华民族三叹息。
  寒风凛洌啊,吹我衣;黄花低头啊,暗无语;我今枉为一诗人,不能保国当愧死!
  拜轮曾为希腊羞,我今更为中国泣。
  哎哟!我的悲哀的中国啊!
  我不相信你永沉沦于浩劫,我不相信你无重兴之一日。
  就诗而论,这不能算是好诗,但作者的革命热诚是值得赞美的。这部书于1927 年1 月出版,汉口长江书店发行,四十八开小本,左起横排,封面深红色,由瞿秋白题签。宁汉分裂,旋即遭禁,所以颇不易得。后来一部分诗收入《战鼓》。现代书局于1928 年9 月为作者出过一册诗选,彼时已改名光慈,故曰《光慈诗选》,也收了几首,但已苓落不全。同年,春野书店又为光慈出过诗集《哭诉》,收长诗一首,列为《太阳小丛书》第四种。
  绝命诗
  为蒋光赤《哀中国》题签的瞿秋白,相传其被害时,有绝命诗,集唐人句成一绝云: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这首诗从国民党人口中传出,究竟是否秋白愿意,已不可知。或以为传者想借此来毁秋白,证明他临死回首,对平生所为,颇具悔意。秋白丈夫,必不至此。其实从诗意看,哪里有什么悔和不悔,心持半偈,万缘空去,只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而已。假使真想借此毁辱秋白,其结果将适得其反。
  秋白好为旧诗,不过以这首诗的意境来和其他的著作相比,的确不大调和。他以书生从事革命,而勤敏练达,气魄博大,要非捏笔杆的朋友所能望其项背!所作政治论文,泼辣通俗,散见《新青年》、《向导》等刊,惜未加以收集。除译文数种及鲁迅所辑《海上述林》两卷外,著作方面,单行极少,早期作品如《赤都心史》、《新俄国游记》,绝版已久。秋白既殁,谢澹如为辑所著,成《乱弹及其他》一书,收杂感及论文,要研究文学家的瞿秋白,这大概是最重要的一本了。《乱弹及其他》由霞社印行,出版于1938 年5 月5 日,分精装平装两种,精装用黑布面,道林纸印,左起横排,版式一如《海上述林》,书背红字,极易脱落,反不如平装的来得醒目。书中各篇,颇多辑自《北斗》及《文学月报》两杂志,例外的是有小说一篇,曰《“矛盾”的继续》,诗一首,曰《向光明》——副题《新打油二章》,全诗如下:
  爱神的箭
  颤动着处女的心弦,那是神妙的音声,那是真实的人生。
  生理学教授
  别做声吧,你那一套,我全都知道!
  何况你也太“怠惰”,
  怎么连这玩艺儿也不来跟我学习
  性的理论需要我的爱的实习。
  正当灵感的一忽
  要会聪明地沉默,
  说穿了又有什么趣味
  你忍心叫人“三月不知肉味”?
  伟大的艺术之官在黑暗里显露
  人家摸摸索索地倒找着了道路
  你们打着纸灯笼,还未必走得上这条惟一的生路。
  只有诗人的灵感
  觉得到光明里的黑暗
  预先就说:太眩眼了,真实反而看不见了。
  你说是太阳!——那是太夸张。
  要说是灯笼!——又不见得亮。
  我难道不向着光明?
  不过黑地里摸索那才有诗趣,凭我这点心火,抵得住暴风雨谁要干涉,就给他拚命!
  这诗隐含讽喻,疑其有所实指。与所传绝命诗相较,虽然文言白话,两不相同,但没有前诗里那种空茫的感觉,却是十分显然的了。
  苏州山歌
  顾颉刚辑《吴歌甲集》一册,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我知道有这本书。可是“余生也晚”,且又久居南方,遍访各肆,终不可得,三年前偶过白克路,在一烟纸小铺内有旧书一叠寄售,细雨黄昏,举目苍茫,模糊中一瞥,始知皆为绝版佳籍,因挑选十余种,《吴歌甲集》即其一焉。这部书出版于1926 年7 月,为《歌谣丛书》之一,上卷收儿歌五十首,下卷收民歌五十首,并皆吴侬软语,苟得一苏州朋友,于庭院月上之后,沏浓茶一壶,摇芭蕉扇,坐槐树下徐徐歌之,自有无穷佳趣。
  细想此愿易偿,所惜年荒世乱,太平未可期耳。书首除颉刚自序外,尚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疑古玄同、刘复等序文五篇,玄同发挥最多,文亦最长。编后有附录多篇,计:一,颉刚《写歌杂记》;二,建功《读歌札记》;三,《歌谣中标字的讨论》,为兼士、建功、颉刚三人的通讯;四,建功《吴歌声韵类》;五,疑古玄同《苏州注音字母草案》,为玄同给颉刚建功两人的信。书内所收歌曲,固极重要,而附录各篇,对研究歌谣之贡献,尤为难得。玄同、半农、兼士早已谢世,建功远在台湾,独颉刚居住北京,间犹从事旧业。
  《君山》和《冰块》
  《未名新集》中有诗两册,均韦丛芜著,曰《君山》,曰《冰块》。
  《君山》出版于1927 年3 月,为一长诗,共四十节,由林风眠作书面,司徒乔插画。《冰块》出版于1929 年4 月,收诗十二首,附录惠特曼自由诗两首,封面出关瑞梧手笔,新月初上,松枝倒挂。今已绝版。未名出书,多用重磅道林纸,毛边精装,书式美观,求之今日,鲜兮难得。
  岭东风情
  我很喜欢民歌小曲,觉得只有在那些东西里,才真的蕴藏着民众的感情。
  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夏夜纳凉,摇大芭蕉扇,坐槐树下,跟祖母学唱吾乡通行儿歌。此情此景,仿佛可忆。后来很想把这些儿歌搜集,不幸老辈凋谢,我自己也长大成人,再没有人肯摩我头顶,为我唱那些有趣的小调了。但对已经流行的民歌,却始终抱着好感,当年在旧书摊上买到《吴歌甲集》,便觉高兴非凡。因此,我见过的这一类书籍,也还有不少可以谈谈。譬如关于岭东的,就有三本。广东的语言,大约可分四种,即是:广府话、客家话、福老话和海南话,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的习俗,代表了不同的谣曲,《粤讴》里的山歌,多出文人拟作,按下不谈。
  这里且说说客族的民歌。客族居五岭以东,民风刻苦勤劳,礼教束缚愈严,热情奔放愈烈,所以采集结果,大抵倒是情歌,按照出版前后,最早一本是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1927 年2 月出版,北新书局发行,收情歌一百四十首,前缀《引言》,后附《客音的山歌》一篇,毛边道林纸印,此书标明为第一册,作者的意思,是预备一册册出下去的,后来却并未如愿。第二本是李金发的《岭东恋歌》,1929 年4 月光华书局版,分《相思酬唱歌》、《相思病歌》、《梦五更》、《十劝妹》四部分,所收歌比钟集为多,毛边道林印,由钱牧风画封面。第三本为陈穆如的《岭东情歌集》,1929 年10 月北新版,收情歌二百首,由郑振铎、傅东华、鲁森堡作序,另有自序一篇。三书所搜,偶有重复,但因采集对象不同,用字略有出入,而一往深情,丝丝入扣,则为三书所同具,
  例如:
  扇子拨来圆叮■,你夫打你我痛肠;一心都想来去救,恐怕雪上又加霜。
  ——钟敬文《客音情歌集》
  风吹莲叶响叮■,嘱妹恋郎心莫慌;倘有大郎叔官问,假作出去看姑丈。
  ——李金发《岭东恋歌》
  雄鸡一啼正五更,嘱咐■妹莫大声;嘱咐■妹莫多讲,只怕壁背有人听。
  ——陈穆如《岭东情歌集》
  ■者,我也。写偷情心境,跃然纸上,这种文字可以造作,这种感情却是无法伪托的。山歌之所以成为民俗文学宝藏,绝非偶然啊!
  四川情歌
  《四川情歌》一册,梅子编, 1930 年华通书局版,与《挂枝儿》、《南洋恋歌》、《常州情歌选》等同列为《春草丛书》之一,四十八开小本,每页红线黑字,用木造纸仿十行笺精印。《春草丛书》都是小本,用纸却不相同,但大都印得极为漂亮。《四川情歌》全书选录三十七章,每章以首句为题,末注通行县份,如《腊月八》云:腊月八,日子好,许多姑娘变大嫂。
  嘴里哭,心里笑,屁股又坐大花轿。
  说明:通行泸县。
  各诗篇篇精选,词句毫无佶屈,怕已经过文人的一番修饰了。
  其中如《妹相思》、《月子弯弯照九洲》等篇,更曾脍炙人口。四川乡间,有领养成年女子,抚育幼童,使成夫妻之风俗,老妻小夫,不知造成多少怨偶。情歌中《十八女儿九岁郎》、《月出东方日已西》等篇,就咏这种风俗,现在录后一首于下:
  一
  月亮弯弯两头尖,双脚挑郎郎自眠;可恨爷娘婚配少,活人睡在死人边。
  二
  媳妇房中多怨言,莫嫌吾儿少青年!
  且待明朝欲性发,一对鸳鸯同枕眠。
  三
  婆婆之言太无理,自己肚饱哪知别人饥?
  若等儿夫年长大,月出东方日已西。
  李健吾《青春》一剧,亦写老妻小夫故事,这种风俗,不仅四川有,在中国农村里,大概是颇为普遍的吧。
  “班敦马来由”
  钟敬文编有《马来情歌》一册,1928 年12 月上海远东图书公司版,篇首有《献诗》一首,警民《论马来诗歌》及编者《马来民歌研究》各一篇,副录华尘《马来民歌一脔》一篇,正文收民歌七十六首,都是从报章杂志上录下来的,译者为警民,华尘,夹际,北溟诸人。因为是译作,不免稍带文腔,未能完全保留原作好处,但意思却是极精彩的,如:
  一
  何处来的浮萍?
  从田畦流下河里。
  何处来的爱情?
  从眼睛流到心底。
  二
  假若无皎烂之月光,流星何以落在西方?
  假若无你这般可爱的人儿,我何致这般流浪!
  书里尚有许多篇什,放弃了简短民歌形式,却用较长的句子来迻译诗意,念起来不免累赘,大抵歌曲以纯朴浑成为贵,例如下面这一首就译得很好。
  摘了一枝无花果,携了筐儿下山坡;姑娘如果爱了我,嘴儿过来来吻哥。
  马来文称诗为“沙一儿”(Sa’jar),称民歌为“班敦”(Pentoen),“班敦马来由”即为马来民歌之音译,不过钟编偏于男女之情,只是情歌集而已。近来弄民歌的越来越少,回忆1919 年左右,北大歌谣会率先倡导,许多人努力搜集,成绩斐然可观,到如今,不能不使人有蛇尾之叹了。
  ●译书过眼录
  《德国诗选》
  郭沫若对德国作家歌德很有好感,校《迷娘》,译《浮士德》,此外又曾与成仿吾合译《德国诗选》一册,收歌德、席勒、海涅、施笃谟、列瑙、希莱等六家,计歌德十四章,海涅四章,其余每人一章,此书为四十八开小本,1927 年10 月发行,创造社藏版。创造多小本书,扉页各有饰画,选纸精良,装帧美观,此即其一。
  《浮斯德》献诗
  郭沫若、成仿吾合译《德国诗选》,收诗六家,我已于书话中记之,但根据的是创造社初版本。数日前偶过福煦路旧书摊,见有此书再版本一册,白报纸印,虽留有毛边,较诸木造纸初版本,豪华寒伧,判若天壤,令人兴西施、嫫母之叹。但翻检内容,则颇有出入,初版歌德诗中《浮斯德》选译两篇,第一篇《献诗》,即为再版所无;《维特》序诗则改题为《维特与绿蒂》。再版本海涅诗中,有《打鱼的姑娘》一首,却又为初版所无。近来建文书店将沫若所有译诗辑集,成《沫若译诗集》一册,《德国诗选》亦被罗致,书内有《打鱼的姑娘》,而无《浮斯德》的《献诗》,可见根据的是再版本。郭译群益版《浮士德》中,虽有《献诗》,而字句颇多出入,“浮斯德”已作“浮士德”,全诗四段,每段八句,每句十三字,形式整齐,非复本来面目,旧译势将绝响,急录如下:
  浮沉着的幻影哟,你们又来亲近,你们呀曾现在我朦胧眼中的幻影。
  在这回,我敢不是要将你们把定?
  我的心情还倾向在那样的梦境?
  你们逼迫着我的胸心,你们请!
  尽可云里雾里地在我周围飞腾;我的心旌感觉着青春般地摇震,还绕着你们的灵风摇震我的心旌。
  你们携带着欢愉时分的写生,和些亲爱的肖像,一并来临;同来的初次的恋爱,初交的友情好像是半分忘了般的古话模棱;苦痛更新,又来把人提醒——又提醒生涯中走错了的邪路迷津,善良的人们已从我眼前消尽,他们是被幸运欺骗,令我伤神。
  听过我前部的灵魂,听不到我后部的歌咏;往日的欢会,久已离分,消失了的呀,啊!是当年的共鸣。
  我的歌词唱给那未知的人群谛听,他们的赞声适足使我心疼,爱听我歌词的友人,纵使还在,已离散在世界的中心。
  寂静森严的灵境,早已忘情,一种景仰的至诚系人紧紧,我幽渺的歌词一声声摇曳不定,好像是爱渥鲁司琴弦上流出的哀吟,我战栗难任,眼泪连连涌迸:我觉着和而嫩了呀,硬化了的寸心;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遥遥隐遁,那久已消失的,又来为我现形。
  初版中《浮斯德》选译第二篇,再版时以首二字为题,改署《暮色》,据说这篇原是李太白诗,而由歌德迻成德文者。文姬归汉,仗沫若之力,得复还中土,而翻遍青莲全集,不知何者始为原诗,噫,诗的翻译,亦难矣哉!
  《雪莱诗选》
  歌德以外,郭沫若又曾译过雪莱诗一卷,曰《雪莱诗选》,泰东书局印行,1926 年3 月出版,当时创造社尚未成立出版部,各书均由泰东发行。《诗选》收诗八首,多有用文言译出者。前缀小序,末附年谱,小序开端云:
  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很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贾谊。但是贾生的才华,还没有焕发到他的地步。这位天才诗人也是夭死,他对于我们的感印,也同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青年。
  “一个永远的伟大的青年”,这个称谓实在恰当得很。他还说:“雪莱的诗心如像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我觉得也是知音之谈,译者倘非诗人,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马克思重视雪莱的精神远过于拜伦,他说拜伦幸而在三十六岁上死了,如果再活下去,可能成为反动的布尔乔亚;但雪莱呢,他认为雪莱“骨髓里都是革命家”。沫若译此,其亦有感于这个评论乎!
  郭沫若译泰东版《雪莱诗选》封面
  《茵梦湖》
  郭沫若精德文,又曾与钱君胥合译过德国施笃谟原著《茵梦湖》一册,亦由创造社出版,四十八开小版,1927 年9 月发行,列为《世界名著选》之五。分道林纸报纸两种,并有倪贻德作插图五幅。全书十章,用倒叙法。《茵梦湖》有誉于世,我早年读此,倍受感动,印象之深,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有多种译本:商务印书馆有唐性天译本,书名作《意门湖》;开明书店有朱偰译本,书名作《漪溟湖》。
  朱偰在序文里指出唐译语句滞重,不堪卒读,“实逊似郭译”。但郭译也有错误,并指出可以商榷之处凡十五条。最后,北新书局又有英汉对照本,为罗牧所译,序文中对郭钱合译之译文施以攻击,谓不可信。早期译者常持此种态度,实则所据原文不同,罗译既系英汉对照,根据英文本转译,实难据为信史。
  1946 年,《茵梦湖》刊为郭沫若译文集之一,由群海社刊行。群海社系群益、海燕、云海三出版社的联合组织,犹生活、读书、新知之为三联一样,不过规模不如后者宏大。
  周作人最早书
  现在一提起周作人最早书,大家总以为是《红星佚史》。《红星佚史》印于1907 年,比《域外小说集》早两年。书为《说部丛书》初集第七十八编,分道林纸及报纸本两种,原著者为英国哈葛德,译者署名周逴,与鲁迅发表《怀旧》所用的笔名相同。不过在这之前,周作人尚有三书,一为模仿雨果的长篇小说《孤儿记》,印于1906 年;另两种为译本,一曰《侠女奴》,译《天方夜谭》里的一篇,一曰《玉虫缘》,译爱伦坡的小说,均印于1905 年。三书中我只有一部《玉虫缘》,书为小说林总编译所编辑,日本翔鸾社印,乙巳五月初版,译者化名会稽碧罗女士,由常熟初我润辞,卷首有《例言》,又有萍云女士的《绪言》。
  这位萍云女士是《侠女奴》的译者,实即周作人自己。书末有初我的《附叙》,又有译者的《附识》,今录如下:译者曰:我译此书,人勿疑为提倡发财主义也。虽然,亦大有术,曰智识,曰细心,曰忍耐。三者皆具,即不掘藏亦致富,且非独致富,以之办事,天下事事皆可为,为无不成矣,何有于一百八十万弗之巨金!吾愿读我书者知此意。乙巳上元译竟识。
  智识,细心,忍耐,为周作人所教之发财秘诀,但我以为有此三者,倒不如去做别的事情,所谓“事皆可为,为无不成”,大家不妨试试看。
  《孤儿记》与《侠女奴》
  我谈到周作人最早书时,说过《红星佚史》之前,曾有三书:《孤儿记》、《侠女奴》及《玉虫缘》,我所有的仅最后一种,另两书则阙如焉。稍后过卡德路旧书铺,忽于故纸堆中见之,大喜过望。《侠女奴》译自《天方夜谭》,与《玉虫缘》同为小说林社出版物,惟《侠女奴》又加列女子世界社,译述者会稽萍云女士,润辞则仍为初我。初我即丁祖荫,字芝孙,和同乡曾孟朴(别署东亚病夫)、徐念慈(别署东海觉我)同为清末介绍西洋思潮的常熟三巨子。《孤儿记》列为小说林社《小本小说》第一辑第一册,1906 年6 月出版,曰会稽平云撰,卷首有《凡例》,有《缘起》,有《绪言》,有《识语》,编末有《附录》。著者自己声明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嚣俄即雨果,《哀史》今译《悲惨世界》。《孤儿记》全书共十四章,其中第十及第十一两章,则取自雨果散文Claude Ceaux 中。今均绝版。
  “敲门的声音”
  《一个青年的梦》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原著,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内,等到这个剧本译成中文,大战已经结束。经过惨痛的教训,作者的非战思想,因此也更易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鲁迅最初把它译登于北京《国民公报》,译到第三幕第二场,《国民公报》被禁,这个梦也只得在中途打住了。后来,经《新青年》编者的催促,才把全剧译完,重加校订,自七卷二期起,每期一幕,在《新青年》上发表。七卷五期的《新青年》是《人口问题号》,一出版即被没收,因此,读者仍没有看到第四幕,梦亦依旧没有完。到1922 年7 月,单行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卷首插入武者小路专为中国译本而作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一文,由周作人译出。全书又经译者根据作者寄来的勘误表,修正一过,倍见完善。这本书后来也和《工人绥惠略夫》一样,归未名社出版,道林纸印,留有毛边,封面并用武者小路自作的画,三色彩版,颇饶日本风味。武者小路实笃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内来华,周作人《药堂杂文》,即由其代绘封面。他在《与支那未知的友人》里说:
  我正访求着正直的人;有真心的人;忍耐力很强,意志很强,同情很深,肯为人类做事的人。在支那必要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人必然会觉醒过来。
  这人就是人类等着的人,或是能为他做事的人罢。恐怕这人不但是一个人,或者还是几万个人合成一个人的人罢。不将手去染血,却流额上的汗;不借金钱的力,却委身于真理的人!
  我从心里爱这样的人,尊敬这样的人。
  武者小路曾说“支那的谜”还没有解决,因此也没有觉醒,又自谦敲门的声音太微弱,未必打得开这些未觉醒者的心。可是,这个门终于给日本军阀从反面来打开了,虽然现在又有沉沉睡去的样子。写到这里,我的笔突然停住了。对于作者武者小路,译者鲁迅,抚今追昔,我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正名
  《工人绥惠略夫》,我似乎已经谈过一回,旧稿散佚,偏寻不获,不记得究竟讲些什么了,无已,就再来谈它一谈吧。此书初由鲁迅译登《小说月报》,于1922 年5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封面绘生翅膀之小孩二,分立左右,构图繁复,墨色深浅有致,在商务初期书籍中,别开生面。后来又归未名社,列为《未名丛刊》之一,毁版重排,于1927 年6 月出版,毛边,道林纸印。由陶元庆作封面。初版错字,一律校正。卷首《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的结尾说:我本来还没有翻译这书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朋友C 君给我许多指点和修正,这才居然脱稿了,我很感谢。
  未名版指明C 君为齐宗颐君,这一点正名,就是两书内容上仅有的异点,此外别无差别。但就形式而论,后者却要比前本漂亮多多呢。
  《出了象牙之塔》
  《出了象牙之塔》初由未名社出版,后归北新,陶元庆作封面,绘裸女倚树而望,作橘黄色,树身有麻点,刻《未名丛刊》四字,归北新后,此四字乃经剜凿,与麻点同列,一齐化作树皮矣。未名原版封面无译者姓名,重印后始加“鲁迅译北新书局发行”等字,初再版书脊“北新书局发行”之上,并有“北平”两字,三版后方删去。至于内容,自始至终,固未有丝毫更动也。
  三迁
  《桃色的云》为爱罗先珂创作集第二册《最后的叹息》里的第一篇,初由鲁迅译登于《晨报副镌》,修正后出单行本,凡三易其所。第一次出版者为新潮社,旋归北新,最后由生活书店重印,内容略有改动,封面图案仍旧,惟所植出版者名称,每次更易,且略有移动而已。
  《新俄诗选》之一
  冯雪峰曾以画室笔名,译过苏联作家诗选一册,书名《流冰》,副题《新俄诗选》,由水沫书店发行,于1929 年2 月出版,列为《今日文库》之一,四十八开小本。全书收新俄诗人十二家,诗二十五首,其中别赛勉斯基的《村野和工场》与马连霍夫的《十月》为苏汶所译,别德芮伊的《资本》为建南所译。苏汶即杜衡,建南是楼适夷的初名。由雪峰翻译的,计诗二十二首,都十一家,所选均苏联革命初期作品,金刚怒目,充满战斗意味,不能以琐琐形式相囿,比之后期的苏联诗篇,已大有今昔之异了。
  《新俄诗选》之二
  冯雪峰所译《流冰》之外,L.与郭沫若也合译过一本苏联诗人的作品,书名径署《新俄诗选》,光华书局发行,1929 年8 月初版,三十二开本,道林纸印,由钱君匋作封面,列为《新俄丛书》之一,收布洛克等诗十五家,都二十四篇,其中马林霍夫的《十月》,嘉斯特夫的《我们长自铁中》、《工厂汽笛》以及柏撤门斯基的《农村与工厂》等四篇,与《流冰》重出,不过选字与造句稍有出入而已。郭沫若在小序开端说:这部《新俄诗选》是L.由Babette Deutsch 与A. Yarmolinsky译编的Russian poetry 的第二部翻译出来的。我把来和英译本细细的对读过,有些地方且加了很严格的改润;但如柏里的一首,叶贤林的一首,以及《缝衣人》、《工厂汽笛》、《Nepmen》、《农村与工厂》、《砌砖人》、《木匠的刨子》等篇,我差不多一字都没有改易,那完全是L.的。L.的译笔很流畅,造语也很有精妙的地方,读他的译诗多少总可以挹取一些原作的风味。
  这本书后来被禁,改名为《我们的进行曲》继续出版,与冯译《流冰》一样,原名《新俄诗选》反而降为副题,但内容却一字未改,译者亦仍由L.与郭沫若联署。这位L.是谁呢?当时许多人都以此为谜,到处打听。其实L.即李一氓,郭沫若的老友之一。《沫若译诗集》中仍收全书,未将一氓所译各诗摒除,猜想起来,大约是为了留一点纪念的意思吧。
  安徒生的传记
  关心童话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安徒生。在孩子们的世界里,安徒生的名声,比起秦始皇、拿破仑、希特勒来,真不知要响上多少倍,更不必说张伯伦、杜鲁门、范登堡了。我想,或者这倒是世界终究还有一点希望的证明吧。安徒生作品零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很多,比较有系统的选集,友人陈敬容有译本,归骆驼书店出版;听说叶君健正在译他的童话全集。我在这里想谈谈关于安徒生的一本传记。
  1925 年秋,《小说月报》在八九月份接连出了两期《安徒生专号》,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胡愈之都曾为这个专号执笔。他们几位差不多就是最早介绍安徒生到中国来的人。均正在八月号里写了一篇安徒生传,共计七章,后来补写三章,订成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补叙的部分是《独身生活》和《改编童话的实例》二章,并将原文第七章《安徒生的童话》分为《童话的风格》和《童话的艺术》,共计十章。附录有张友松译的《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和均正、调孚合编的《安徒生年谱》,也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的。这本书为四十八开小本,道林纸印,留有毛边,由钱君匋作封面,卷首插二色版安徒生像,以黄白黑三种线条构成。在安徒生像中,我觉得这是最精美的一幅,今已绝版。
  海涅《还乡》
  在报上看到勃兰兑斯写的《海涅评传》的广告,使我想起有一个时期,曾经竞译海涅的诗,而且大部分是小本。我见过的就有谪瀛译的《插乐曲》(1928年受匡出版部版)、段可情译的《新春》(1928年世纪书局版)、剑波译的《海涅诗选》(1929年亚细亚书局版)、杜衡译的《还乡集》(1929 年尚志书屋版)等多种。《还乡集》是从《歌之书》里分出来的一个集子,计收短歌九十首,四十八开小本,盖亦袖珍诗册之一。
  译本根据的大概是Tod-hunter 氏的英译,细心推敲,译笔大致不错。到了1943 年上海沦陷期间,这本书又有另一译本出现,书末附注:一九三○,十,七,译完于维也纳。根据的大概是德文原本,译者范纪美,出版者木简书屋。这位范纪美曾在汪记政府中央大学当过艺术教授,后来不知怎的闹了别扭,大掼纱帽,从南京跑到上海,在静安寺路一个商场里开起旧书店来,这个书店便是木简书屋,里面陈列着许多原版西书,颇有一些珍本,我在那里见过一册插图本《鲁滨逊飘流记》,由哥伦比亚大学印行,精美绝伦,便在美国恐怕也很难买到了。还有许多德、法文书,我是外行,不敢瞎说,可是富丽堂皇,一望便知都是古董,令人歆羡无限。书屋里偶然也有线装古籍和新文艺读物,我的精装本《西洋美术史》和春野版《达夫代表作》,就是从他那里买来的。木简书屋陈列各书,定价奇昂,好书又往往标作非卖品,望之兴叹。至于自印的书,似乎只有海涅的这册《还乡》,范译作《还乡记》,与杜译比较,文字较多修饰,虽见雅藻,要非海涅原意。因为海涅的诗以质朴见称,是一点儿没有做作的。范译出后,销路呆滞,可是到了现在,虽非罕见书,却也颇难找到了。
  《霜枫之三》
  《霜枫之四》为叶俞合著之《剑鞘》,我已为文记述,之三为《髭须》,里页作《髭须及其它》,李青崖所译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李译莫泊桑小说集在北新出版者凡九册,较预告十册尚少一本,惟《髭须》出版,在1924 年11 月,比北新诸书为早。其后商务又出过数种,凡三易其处矣。《髭须》计收短篇小说:《髭须》、《呢喃》、《窗前的失败》、《代理人》、《林中》、《波宜发司式的命案》等六篇。霜枫社收歇已久,各书甚不易得,《髭须》不过七十八页,虽小书,亦拱璧也。
  莫泊桑短篇
  《霜枫之三》刊出后,调孚驰书见告,对李译莫泊桑短篇小说各书说明甚详,订正之处更多。《书话》存稿已完,随写随刊,编者时虑中断,催促急如星火。我以工作太忙,无暇查书,随手写出,致肇错误,《霜枫之三》一文中各版时间前后,略有颠倒,调孚信中有云:顷读今日《书话》,记霜枫之三《髭须》,弟有几句话要奉告:青崖兄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最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一共出了三本(当然早已绝版了)。当第一二册原稿交到商务时,不知是谁的审查,查得内有六篇小说,说是“秽亵”,以商务之尊,岂肯出此等不为大人先生所道的下流东西。
  于是被车裂了,六篇东西被退还了。这时,朴社正好组织起来,文学研究会的主持人就把这六篇另交朴社,作为霜枫之一出版了。《莫泊桑短篇小说集》,商务就出这三集,后来青崖兄有全译的企图,于是转交北新分册出版,每册题一书名,似乎一共出了七册还不知八册。此次青崖兄在大后方,不知如何又交商务出版(不过不再是《文学研究会丛书》),则弟不知道了。
  今天去查原书,商务版《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三册,我所有的是“国难后第一版”,但版权页上注明初版日期,为1923 年11 月,确乎早于《髭须》,因“秽亵”而被摈,此亦出版史上一件有趣的史实。至大后方出版的商务版李译莫泊桑短篇,我只见到两册,即《天外集》和《橄榄田集》,小本,1940 年7 月及8 月在长沙印行,该是大火以前的事了。
  青崖拟全译莫泊桑短篇,交北新出版,预告实为二十册,(我前误作十册)但已出版者确是九册,计《哼哼小姐集》、《苡威荻集》、《鹧鸪集》、《羊脂球集》、《霍多父子集》、《遗产集》、《珍珠小姐集》、《蔷薇集》、《蝇子姑娘集》,此后即不见再出。《遗产》曾由耿济之译出,亦由商务出版。莫氏作品,译成中文,由各书局零星出版者尚多,其间有可道,有不足道者,暇当再记,此刻不详说了。
  偏于知识的童话
  《新潮社文艺丛书》里有本童话,书名《两条腿》,丹麦卡尔·爱华耳特作,由李小峰译出,1925 年5 月出版。周作人在序文里介绍说:自然的童话妙在不必有什么意思,文学的童话则大抵意思多于趣味,便是安徒生有许多都是如此,不必说王尔德等人了。所谓意思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智慧,一是知识。第一种重在教训,是主观的,自劝戒寄托以至表述人生观都算在内,种类颇多,数量也很不少,古来文学的童话几乎十九都属此类。第二种便是科学故事,是客观的;科学发达本来只是近百年来的事,要把这些枯燥的事实讲成鲜甜的故事也并非容易的工作,所以这类东西非常缺少,差不多是有目无书,和上边的正是一个反面。《两条腿》乃是这科学童话中的一种佳作,不但是讲得好,便是材料也很有戏剧的趣味与教育的价值。
  大抵童话的难处是一方面要含有教育意义,一方面又要做到能为孩子们所接受,不流于枯燥和沉闷。近来为文协阅征文稿,担任的正是散文、报告和章话,童话这一门中总少当意之作,成人的作品到底还是成人的作品,世上毕竟少有七十岁的孩子,此安徒生之所以可贵也!普通童话,大都以物拟人,这本《两条腿》的特点却在以人拟物,把人看做大千世界里百兽之一,赤裸裸地写出人类的生活来。小峰翻译此书,出于周作人的劝告,听说周作人曾动手译过几段,因事忙搁置,后来就介绍给小峰翻译了。他们根据的是麦妥思的英译本,而由鲁迅对照德文本校正。书中插图多幅,每章前面并饰眉画,出勃里特和乔可勃司手笔,画面既美,印刷亦佳。又有《雨景》一幅,为丹麦画家原本,不但插入书内,并且还放大作为封面。早期书籍,如新潮、未名等社出版物,均极讲究装饰,此书里封面用红泥印,目录用蓝泥印,毛顶光边,精美大方。归北新后,内容未动,式样则远不如前。新潮版之可贵,即在此点。
  《肉与死》
  曾孟朴别署东亚病夫,他以翰苑宿儒,从事新文艺的译著,如《鲁男子》《恋》等书,曾经风行一时,打动过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他和他的儿子曾虚白,还合译过边勒鲁意的名作《阿弗洛狄德》(Aphrodite)。
  因为葛尔孟的批评里有这样一句话:“边勒鲁意先生很觉得这部肉的书恰如实地达到了死:阿弗洛狄德只关闭在死和葬的舞台里”,所以中译本的书名就改为《肉与死》。这部书曾被目为淫书,因为它赤裸裸地描写了肉的美。变态****、卖淫杂交、狂乱、蛊惑、嫉忌是它所应用的材料,然而,正如译者所说:那些“人类最丑恶的事材”,“在他思想的园地里,细腻地,绮丽地,渐渐蜕化成了一朵朵珍奇璀灿的鲜花,我们只觉得拍浮在纸面上的只是不可言说的美。”
  阿弗洛狄德有初版和再版两种本子,再版本是经作者增改过的,增改的内容是:
  一、二卷三,增加半章。又把题目原作《顾虑》,改作《爱与死》,移原来的末一节做了四章《月光》的首节。所增情节,原文叙杜尼女祭司的死,但美眺趁她熟睡之时刺死,改本是在她醒后受了他热烈的拥抱,方才刺死,比较详尽。
  二、三卷七,增加一章,题目是《姑娄巴多》,叙的是佩雷尼丝女王十二岁的幼妹大姑娄巴多,讥笑她姊姊失了尊严,不能控制但美眺。她领她到自己牢狱般的密室里,把她奴畜似的情人指给她看。
  三、四卷二,也增一章。题目是《恐怖》。叙的是梅莉妲听了希曼利的劝不再去找但美眺,后来遇见一个小情人米基洛,在海边夜行,发见了杜尼女祭司的尸。
  曾氏父子所根据的是初版本,据“后记”所述,他们曾把两种本子仔细参照,觉得改本虽添加篇幅,却并未增长作品的价值,反不及初版本的一气呵成。中译本由真善美书店发行,1929 年6 月初版,分平装,精装,编号皮装三种,我得到的是后一种的第三本,里页有病夫题字,是送给他的一个朋友的。此书附图二十三幅,并皆精美,因为译者所根据的是近代书馆图画本,颇有一点来历。
  《美的性生活》
  我前回曾说过Aphrodi-te 的中译本《肉与死》,其实这书尚有另一中译,名为《美的性生活》,初一看,颇似张竞生博士的大著,其实却是比埃尔·路易(曾译作边勒鲁意)的名作,书名虽然古怪,却是并不下流的。《美的性生活》由鲍文蔚翻译,北新书局印行,1930 年1 月出版,较曾孟朴父子译本迟出半年,书是毛边,道林纸印,书中附原序一篇,译者小序一篇,插图十幅,较曾氏译本少去十三幅,但所收互有出入,想见原书插图,当多于二十三幅。以铸版论,鲍本不及曾本,惟鲍氏译文,亦尚不恶。小序中有云:离国将近八月,不知国内集团主义下的革命文学已经膨胀到如何程度。不知现在第四、第五阶级的武器的宣传的文学作品,是否已经像白粉墙上的革命标语一样的普通而且动人。但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艺术之神这位可怜的“女王”,确是已经遭了厄,被逐出艺术之宫,而在当革命战士的膝下婢了。
  然而,我总觉得,勇敢的革命战士对他们跟前的这位膝下婢,总是赧赧然半掩着自己的脸似的。
  我以为,凡是有勇气的,非懒怠的人,既经动到文艺,不问你是努力哪一方面,都应该正视艺术;你想宣传,你想作革命文学,更要正视艺术。
  译者的意见基本上是不错的,但不知为什么竟说得满腹牢骚,语中带刺,后来听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和创造社大战的甘人,就是鲍文蔚的化名,果真如此,事出有因,那就不足为奇了。
  《花束》
  《花束》一卷,鲁彦从世界语译出。原著者为法国查理斯·拉姆贝尔,本来是大学里的讲演稿,由著者亲手译成世界语,于1908 年在法国出版,包括论文六篇。前三篇有关文学,后三篇有关语言学,鲁彦译的却是前三篇。第一篇讲古希腊人在天医庙求治病的事情;第二篇讲印度名剧《沙恭达罗》;第三篇论法国童话《林中睡美人》。著者自说“这些文章不是为专门家而作,只想给普通学者不大知道的微带科学观点的兴趣,因此竭力避免严重的科学的探究。”所以这部书非常有趣。周作人在序言里说“《花束》的著者仿佛也还是气象学派的门徒,容易‘到处看出太阳’或是露水”,并且说这在他“外行的个人看来觉得是不大很对”,但无论如何,这部书却是极有味的。《花束》译本出版于1928年3 月,光华书局印行,今绝版。
  《朝花小集》
  朝花社拟出丛书一种,曰《朝花小集》,仅印第一本,为波希米亚山中故事《接吻》,捷克斯惠忒拉著,真吾译。书为狭长小本,1929 年8 月初版,封面美术字出鲁迅手笔,书中附俄国绥盖勒单色油画“接吻”
  一幅,卷首有译者序言,则为介绍捷克文学之概况者。第二册原定为《小彼得》,因朝花社经济困难,濒临绝境,无力印行,遂让给春潮书局。
  所以封面样式,图案设计,以至开本大小,完全和《接吻》一致,只是没有“朝花小集”字样,又改了出版处所而已。两书今并绝版。
  “赠尔多情书一卷”
  前面提及的印度名剧《沙恭达罗》,苏曼殊在《文学因缘》序言里,有过这样的介绍:
  沙恭达罗者,印度先圣毗舍密多罗女,庄艳绝伦,后此诗圣迦梨陀娑作剧曲,记无能胜王与沙恭达罗慕恋事,百灵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 William Jones 始译以英文,传至德,歌德见之,惊叹难为譬说,遂为之颂,则沙恭达罗一章是也。Eastwick 译为英文,衲重迻译,感慨系之。
  据说曼殊译《沙恭达罗》仅只一幕,并没有译下去。他在《本事诗十章》的第七首里以梵本《沙恭达罗》赠人,并赋诗云:相怜病骨轻于蝶,梦入罗浮万里云,赠尔多情书一卷,他年重检石榴裙。
  《沙恭达罗》不但得到歌德的称誉,拉马丁在《文学谈话》里,也说这是把“比《圣经》中更乡野的风味,比爱斯奇剧中更辛酸的分子,比拉西英剧中更柔媚的情感,联合在一起了”。曼殊称之为“百灵光怪”。
  我看到的是王维克的译本,世界书局版, 1933 年4 月印行。译者在《译后杂记》里说明他的翻译此书,先是受曼殊大师的影响,后来在法国买到两种译本,回国后执教中国公学,在胡适办的《吴淞月刊》上登了两幕,以后离开中公,又断断续续的把全书译完,才交世界书局出版。此书装帧印刷不佳,惟封面尚佳,卷首所插沙恭达罗彩色像一幅,尤为精美。柳亚子为题诗两首云:梵士莎翁绝妙词,曼殊赞叹我能知。
  译书多谢王维克,庄艳无伦自铸词。
  万灵光怪定难逢,瞿德当年亦改容。
  珍重多情书一卷,行藤携遍浙西东。
  世界书局版《沙恭达罗》封面
  《爱经》
  罗马四大诗人之一布勃里乌思·沃维提乌思·拿梭的巨著《爱经》,原系诗篇,戴望舒根据亨利·鲍尔奈克教授纂定的本子,以散文译出,由水沫书店印行,1929 年4 月初版,毛边道林纸印,由钱君匋作封面,颇美观。另有装饰本一种,木造纸印,硬布面,横列烫金“爱经”两字,共印二百本,除书较厚外,反不及毛边本漂亮。此书后由现代书局重印,于1932 年9 月再版。另插序文一篇,其中有云:……今兹所译《爱经》三卷,尤有名。前二卷成于纪元前一年,第三卷则问世稍后,然皆当其意气轩昂,风流飙举之时,以缤纷之词藻,抒士女容悦之术,于恋爱心理,阐发无遗,而其引用古代神话故实,尤见渊博,故虽遣意狎亵,而无伤于典雅;读其书者,为之色飞魂动,而不陷于淫佚,文字之功,一至于此,吁,可赞矣!
  据说沃维提乌思曾流放黑海,成诗盈箧。后来悔其少作,颇感少不更事,自堕轻薄,乃另写《爱药》一书,聊资忏悔。其实春花秋实,由绚烂而平淡,事理所然,《爱经》、《爱药》,又何必作此等想。
  显克微支
  王鲁彦还译过一本《显克微支小说集》,也是根据世界语重译的。
  收《泉边》、《宙斯的裁判》、《乐人扬珂》、《天使》、《光照在黑暗里》、《提奥克虏》、《老仆人》等短篇小说七篇,照片四张,由北新书局发行,1928 年3 月初版,毛边道林纸印,封面装帧出钱君匋之手。
  显克微支的成名作是三部有连贯性的历史小说:《火与剑》、《洪水》和《浮罗提约斯基先生》,除了内容丰富,结构精密,描写深刻动人以外,鲁彦在序文里又说明了另一个使显克微支成名的原因。他说: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波兰曾有过一次反抗压迫的叛乱,没有成功。随后全国就走入黑暗的夜中,灰色的、压迫的实证主义的时代,忧愁日常的面包、抛弃了最高的自由的目标的时代。这时,伟大的三部作便像阳光似的走了出来,充满着希望的呼声,喊醒了沉睡着的心,而又不息的鼓舞着它们。
  除这三部作品外,显克微支还有一部为世传诵的巨著,那就是描写纪元后第一世纪罗马皇奈龙时代基督教和旧教斗争的《你往何处去》,中文有徐炳昶、乔曾劬译本,商务印书馆版,列为《世界丛书》之一。
  那种装帧,加上这个书名,倘不留心,很容易被当作“处世教育”一类无聊书籍看待,然而真论处世,显克微支教给人的实在要比任何处世教育来得更多,更深刻,更有益,鲁彦说得好:读了显克微支的小说,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最能探得人生的痛苦,烦闷,忧郁,悲哀——心的深处的;但他又能从绝巅转过来,使失望变为希望,悲观变为乐观,痛苦变为甜蜜。显克微支自己曾说过,他做小说原是要给人们以安慰。
  这些话算得是显克微支小说的确评,读他的作品,没有人不这样想。
  显克微支又有小说曰《在蒙的卡罗》,描写恋爱变幻,词采美丽,中文有两种译本,一为叶灵凤译,光华书局版, 1928 年10 月印行,译书名曰《蒙地加罗》;一为张友松译, 1928 年11 月印行,春潮书局版,改书名曰《地中海滨》,盖以出版时间相近,避雷同也。两书均毛边道林纸印,译笔互有短长,但均过得去。叶书卷首插显克微支半身雕像,并加简短叙言。张则译英译者S.C.de Soissons 之原序以代序。序中说明作者为波兰人,许多英美读者当他是匈牙利人,其实是错误的。可见显克微支初被介绍至英美诸国时被误解的情形,以作者之努力为国,较诸音乐家萧邦,科学家居里夫人,无多让焉。
  《给海兰的童话》
  我在谈到狂飙社时,曾说,《狂飙丛书》中只有鲁彦的一本《给海兰的童话》为惟一非社员的作品,而狂飙诸书也只有这本《给海兰的童话》最为难得。十几年来巡回书市,此书曾未一遇。今春三月偶于卡德路旧书摊头见之,索价甚廉,因即收焉。《给海兰的童话》为《狂飙丛书》第三辑第三种,作者俄国马明西皮尔雅克,中文本系从世界语转译而成,内附单幅插图四张,分青紫蓝黄四色,另有文中插图多幅,状动物生活,颇为有趣。全书目录如下:《序》、《长耳朵、斜视眼、短尾巴的大胆的兔子》、《小蚊子》、《最后的苍蝇》、《牛乳儿、麦粥儿和灰色的猫满尔克》、《是睡觉的时候了》。中间四段是故事,首尾两节叙述给海兰讲故事时的情形,所以《序》的开头便说:宝贝啊,宝贝啊,宝贝啊!……
  海兰的一只小眼睛望着,一只睡着了;海兰的一只小耳朵听着,一只睡着了。
  睡罢,海兰,睡罢,美女儿;爸爸好讲童话给你听哩。自然,猫和村狗,灰色的小苍蝇和灶下的小蟋蟀,斑色的笼中的椋鸟和好争斗的鸡都在这里呀。
  封面就根据这段叙述,画一女孩躺床上,作半睡状,四周虚绘猫、兔、鼠、鸟、蚱蜢等小动物,构图饶有意思,但封面纸质低劣,反不如书中诸图。此书于1927 年11 月出版,光华书局发行,扉页题云:译呈肖眉和特夫。在文学的童话中,这是一部难得的佳作,不但当年如此,便在今日,也还是这样的。
  郑振铎《恋爱的故事》
  郑振铎根据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编成《恋爱的故事》二十六篇,随写随寄,交《小说月报》发表,至1929 年3 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单行问世。振铎写这本书时,尚在伦敦,每天出入于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并研究藏在该院的中国古籍,有时觉得疲乏,便也翻翻别的书,于是就向《希腊神话》、《罗马传说》一类的书籍探求了。按他的计划,把这些神话传说演译成中文,在《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总题下,分为三部:第一部《神谱》,第二部《英雄传说》,第三部才是这《恋爱的故事》。
  但因当时孤身远客,不免常常思家,便先从《恋爱的故事》入手。全书二十六篇,附《根据与参考》、《索引》各一篇,三色铜版图五幅,单色二十四幅,其中如《爱歌与那克西斯》、《希绿的最后眺望》、《优丽狄丝由他手中消滑去了》等幅,均极美丽。书分精装及平装两种,精装布面烫金,木造纸印,就是平装也还是用道林纸印的,不过并非硬面而已,扉页有字云:
  本书献给
  我的妻,君箴,她是我的一位重要的合作者。本书是在忆念她的情怀里写成的。
  振铎伉俪情笃,即此数语,已足抵《欧行日记》全部矣。
  法国弹词
  以曲折笔墨,传儿女间悲欢离合故事,盛行于唐宋之间,叫做传奇。
  西洋中世纪也有这种文体,戴望舒就译有法国传奇一种,名为《屋卡珊和尼各莱特》,故事由行吟诗人随口唱出,不知道究竟谁是它的作者了。
  法国学者对此曾有许多意见,迦思东·巴利说它产生于12 世纪,须喜亥却断定为13 世纪前半期的作品。不管事实怎样,总之,在法国民间,这故事是十分流行的,如今巴黎国家图书馆还藏着一部抄本,许多人便由此传抄。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里有一段关于这篇故事的叙述:Aucassin et Nicolete 为12 世纪半作。诗话间出,故文中自称Chantefable,盖弹词之属,为古文学中所希见。书叙Aucassin悦Nicolete,而其父格兰伯爵阻之,谓敢娶Nicolete 者,当被诅咒,坠入地狱。Aucassin 终不听,谓不欲居天国,与衰癃之长者伍。惟愿偕Nicolete,与世之学士文人,美人豪杰俱入地狱中云。现世思想,已极彰著。
  所谓“诗话间出”,乃指原书一节韵文,一节说白,正和弹词的一会儿唱一会儿说一样,望舒根据此意,直译为“法国古弹词”。这部书对中世纪严峻的宗教思想,确是一个有力的反抗。第六节说白里,屋卡珊在答复子爵说他如果娶了尼各莱特,他的灵魂就要堕入地狱的时候说:
  那些年老的教士和那些年老的跛子和断臂人,这些人,整日整夜跪在神坛下和殡葬所中,还有那些穿着破旧的法衣的和穿着褴褛的旧袍的人们,这些人都是赤裸的,没有鞋子又露着腿,这些人是饥渴贫寒而死的。这些人才到天堂去,和他们在一起就糟了。我正是要到地狱去!
  这声音洪亮得很,非叛逆者不敢出此!译本出版于1929 年8 月,由光华书局发行,毛边道林纸印,施蛰存作序,钱牧风画封面,列入《萤火丛书》中。新月书店尚有邢鹏举译本,题为《何侃生与倪珂兰》,今并绝版。
  从《小约翰》说起
  《小约翰》一册,荷兰望·蔼覃作,系鲁迅取得齐寿山合作,根据德文译出者,草稿成于北京中央公园。鲁迅到广州后,才重加整理,交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丛刊》之一,初版于1928 年1 月印行,由孙福熙作封面,青莲套色,绘一裸身小孩,在海滨高山旁,举手向月,书名亦由孙君作美术字。再版时封面全部改动,“小约翰”三字由鲁迅自署,图用M.M.Behrens-Goldfluegelein 的“爱神与鸟”,别致美观,仍由未名出版。后在上海重印时,虽袭用此图,然已非毛边,风格不相逮焉。
  初版本尤为难得。鲁迅对此书甚推重,无论在文字上或口头上,常常提及。1927 年,刘半农和几个外国朋友主张将鲁迅的作品提交瑞典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时,鲁迅就想起了望·蔼覃,他在给台静农的信里说:9 月17 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的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
  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其实,鲁迅的作品,未必一定不及望·蔼覃,但因佩服他的某一部书,便觉自己僭先了于心不安,对不起人。这种胸襟惟伟人才能有之,其他理由自然更值得我们深思。我读《小约翰》,阖书追思,环顾十年来文坛风尚,常不免为之戚戚于心。
  琵亚词侣诗画
  金屋书店曾出有《琵亚词侣诗画集》一册,四十八开小本,毛边,1929 年6 月出版,译者署名“浩文”,是邵洵美的化名。这本书印得很漂亮,全书分三个部分:一、序;二、三个音乐师;三、理发师。插画四幅。序文有云:琵亚词侣的画在我国已有人提起过了,他的线条画是受了我们东方的影响的,但是当我们看了,竟觉得没一处不是他自己的创造。
  啊,这一个美丽的灵魂!
  他不到三十岁便死了,但是即使是在病重的时候,他还是不息地工作着。他同时还向文学努力;写了一篇故事,叫做《山下》,西门氏曾说,要是他能多活几年,那么,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是第一等的了。
  ……
  他的画我国已有了选集翻印了,这里译他两首诗只有两首;当然,这是有一些收藏珍宝的性质的。
  为了诗太少,因此加了花边,希望印得厚一些,但这是发行人的责任。
  《琵亚词侣诗画集》收诗两首,四幅插画分别为《自画像》、《音乐师》、《整理着衣裳》、《梳装》。诗用红色花框,颇精致。我于工作之余,常常希望读几本心爱的书,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可以休息。
  别的不会,爱好一点艺术趣味。因此买书之时,犹不忘此,遂不免被别人认为怪癖,但也顾不得许多了。
  朝花两集
  新文学运动发轫时期,在鲁迅影响下,努力介绍国外文学,同时又印行创作,埋头实干,不事宣传者,有两个团体,在北方为未名社,在南方为朝花社。朝花杜的主干是柔石,历史较短,所出书亦不若未名之多,但其苦干精神,盖不让未名诸子焉。朝花社曾印行《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两册,三十二开,法如丛刊,由鲁迅、柔石、真吾、梅川四人翻译,毛边道林纸印,装帧美观。第一册曰《奇剑及其他》, 1929 年4 月出版,收小说十三篇,计比国一篇,柔石译;捷克二篇,真吾译;法国三篇,鲁迅、真吾译;匈牙利一篇,真吾译;俄国一篇,鲁迅译;苏联四篇,梅川、鲁迅译;犹太一篇,真吾译;篇首有匈牙利作家摩尔那及其夫人照相一幅。第二册《在沙漠上》,出版于1929 年9 月,较第一册迟五个月,收小说十二篇,计捷克和法国各一篇,真吾译;南斯拉夫三篇,柔石译;苏联三篇,鲁迅、真吾译;西班牙二篇,鲁迅译;犹太二篇,真吾、柔石译。有关作品之插图,较第一册加多。两书卷首各有“小引”,都由鲁迅执笔,但发表时署“朝花社同人识”。根据预告,第三集应为《果树园及其他》,但因朝花社倒闭,没有出版。后来由现代书局印行,署名鲁迅等译的《果树园》,译稿虽即朝花社当初搜集的一部分,出版却是为了还债,那就属于另一回事了。朝花社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新文艺界介绍一些质朴的作品,所以选译对象,着眼于北欧和东欧,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实在是文艺界的一个损失。
  《小彼得》
  鲁迅文章,亦有用其夫人之名刊登者,如所译果戈里的《鼻子》就是。单行本《小彼得》初版署名,亦用“许霞”。《小彼得》原定为《朝花小集》之一,后由春潮书局印行,出版于1929 年11 月,三十六开,毛边精装,内附乔治·格罗斯插画六幅,封面除中间小图案采自西洋书籍外,整个设计安排均出自鲁迅之手,书名《小彼得》三字亦系鲁迅所写。卷首有鲁迅的序。内云:这连贯的童话六篇,原是日本林房雄的译本(1927 年东京晓星阁出版),我选给译者,作为学习日文之用的。逐次学过,就顺手译出,结果是成了这一部中文的书。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这也就是说,倘因此而生出不妥之处来,也已经是校改者的责任。
  大概是因为改译者的功夫用得比译者更多的缘故吧,这本书由联华书局重印时,已改由鲁迅署名,后来又收入1938 年版的《鲁迅全集》中。
  战争与文学
  茅盾在未作小说以前,除研究神话之外,颇努力于批评文章之写作,间署玄珠,但大多却还是用沈雁冰这个真名的。接编《小说月报》之后,几乎每期都亲自执笔,报告海外文坛消息。时当世界大战十周年纪念,《小说月报》出战争文学专号,他就写了一篇论文应景,题为《欧洲大战与文学》,四年后由开明书店出单行本,即以原题为书名,并加《自序》一篇,序中有云:……现在又过了四年,大战离我们似乎更远了;几乎灭绝人类的可怖的大战,只成为渐就模糊的旧梦,现在这老欧洲正在庆幸伤痍的平复,光荣的欧洲踏过了血泊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巴尔干依旧是世界的火药库,地中海沿岸的外交风涛依旧那样险恶;虽然地图上小小的换了些色采,但是如同没有那次大战一样,老调子又在唱,
  历史又复演
  原文作于1924 年,单行本出版于1928 年2 月,想不到十年以后,二次大战,果又爆发,而且绵亘多年,情况之惨,较诸第一次大战,有过之而无不及。序中所说,几同谶言。全书分七章,曰:一、发端,二、文学家对于战争的赞助,三、文学家对于战争的反对,四、不谈战事的青年文艺家,五到七节为战争文学一瞥,分小说、诗歌、戏曲。作者虽自谦为“应时糕点,其无价值,自不待言。”但要约略的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文学的关系,却还不失为一本有意义的参考书,可惜绝版已久,现在要想找寻颇不容易了。
  阿左林
  许多朋友都关心着一本绝版已久的书,这就是戴望舒、徐霞村合译的《西万提斯的未婚妻》,师陀、怒庵(傅雷)都向我借过这本书,后来就索性送给了怒庵。《西万提斯的未婚妻》原作者阿左林,1876 年生于西班牙的莫诺伐尔,其真名为马尔谛奈思·卢伊思(Martinez Ruiz),和巴罗哈、乌纳莫纳、培那文德等同为“一八九八派”。阿左林文笔清新,疏淡中略带忧郁,如云林山水,落笔不多,却是耐人寻味。
  此书系根据法国比勒蒙所选译的Espagne 重译,比勒蒙为法国研究西班牙文学的权威,又是阿左林的好友,译文当很可信。中译本出版于1930年3 月,神州国光社版,收阿左林作品二十六篇,其中《沙里奥》,《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两篇,曾收入戴望舒所译《西班牙短篇小说集》(商务版《世界文学名著》本)中,《一个劳动者的生活》在《西万提斯的未婚妻》一书中,原为霞村所译,望舒重译后始收入短篇小说集,改题名为《一个农人的生活》。徐霞村译的《斗牛》一篇,又曾作为其本人所译西班牙小说选的书名,此书为春潮书局版, 1929 年3 月印行,较早于《西万提斯的未婚妻》,收小说四篇,阿左林的只有这《斗牛》一篇,《斗牛》封面图案极美丽,毛边道林纸印,装帧印刷,较《西万提斯的未婚妻》高出多多,今并绝版。
  伊巴涅思短篇小说
  望舒又曾译过《伊巴涅思短篇小说集》,分上下两册,各有专名,上集曰《良夜幽情曲》,收《愁春》、《天堂门边》、《良夜幽情曲》、《最后的狮子》、《蛊妇的女儿》、《墙》、《夏娃的四个儿子》等七篇,前有《译者题记》;下集曰《醉男醉女》,收《醉男醉女》、《失在海上》、《虾蟆》、《奢侈》、《落海人》、《女囚》、《疯狂》等七篇,末附《伊巴涅思评传》一篇,为孙春霆所作。据译者题记所述,其中《良夜幽情曲》及《夏娃的四个儿子》系杜衡所译,此书上下,均系道林纸毛边本,封面构图,两册互殊,然精美可喜,求之市肆,颇不易得。
  《洗澡》
  徐霞村译过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短篇十二篇,曰《洗澡》、《杨梅》、《大米修》、《禁食》、《侯爵夫人的肩膀》、《我的邻人雅各》、《猫的乐园》、《丽丽》、《爱情的小蓝外套》、《铁匠》、《失业》、《小村子》,均一时精选之作,其中如《失业》、《猫的乐园》、《禁食》等篇,在法国可说是家弦户诵。中译本即以第一篇为书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初版印于1928 年9 月,列为《文学周报社丛书》之一,封面即以书名命意,画棕榈树下之大海一角,有人露头肩而浴,未署名,颇疑出君匋手笔。这本书从封面看去,很容易被错认作儿童读物,如什么童话选之类,其实却是传诵世界的名著。倘不翻看内容,在旧书摊上,很容易滑过眼睛去。
  左拉两种
  早期常从法文译书的,戴望舒、徐霞村、鲍文蔚、李青崖之外,还有一个毕树棠。毕树棠亦曾译过左拉的作品,但他多半是将左拉写作查拉的。据我记忆所及,就有两本小书,一本是《一夜之爱》,1927 年1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原作系一较长之短篇,或者也可说中篇吧。另一本叫做《不测》,亦北新版,1929 年9 月印行,较前书迟两年,篇幅略相等。两书均毛边道林纸印。近来书店好出长篇巨著,而不甚讲究版式装帧,对于喜欢书籍的我辈,实在是眼皮上的疙瘩,不痛不痒,而又不忍也不想见到。《文艺理论小丛书》鲁迅译《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后收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十七卷(也即1958 年版《鲁迅译文集》第五卷)。原书为四十八开小本,1929 年4 月1 日出版,大江书铺发行,列为《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由陈望道编辑。这批小丛书出版的有《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艺术简论》、《艺术方法论》等等,原著全为日文名作,译者亦多留东前辈,当时禁锢思想之风方兴,鲁迅在序言里说:
  此外,则本文中并无改动;有几个空字,是原本如此的,也不补满,以留彼国官厅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但题目上却改了几个字,那是,以留此国的我或别人的神经衰弱症的痕迹的了。
  后两年,日本乃有大捕左翼作家的事,中国继起,周纳愈盛,杀戮愈多,问题也愈演愈复杂。看起来,在这几句话里,生活已经反映着一些先兆了。
  《现代欧洲的艺术》
  1930 年顷,左翼文艺运动勃兴,上海几家新书铺,大抵都出了一些进步书籍,属于文艺理论方面,水沫出了半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与光华平分天下,合成全套。新生命、大江亦各不相让,大江除出了一套小丛书外,又有《文艺理论丛书》一种,预告六册,共出三册,第一册为鲁迅译蒲力汗诺夫(通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第二册为雪峰所译《现代欧洲的艺术》。《现代欧洲的艺术》系匈牙利艺术家玛察所作,玛察久居莫斯科,研究新兴艺术,此书所述,颇为详尽,茀理契特为作序介绍,雪峰系根据日译本重译。其结论部分,曾译登鲁迅所编《文艺研究》第一卷第一册中。这本书出版于1930 年6 月,毛边道林纸印,颇为美观,惟插图二十一幅,印得过小,影响清晰程度,未免使人觉得可惜。
  “献给世间有情人”
  朱孟实(光潜)致力于文艺理论,不论著译,大多为论文专著,其于小说方面,仅有译品一种,则《愁斯丹和绮瑟》是。愁斯丹和绮瑟的故事,在欧洲流传甚古,为中世纪叙事诗极重要的一种,亦为世界文学精华之一。从基督教流传欧洲以后,这是第一篇热烈沉痛的恋爱故事,近代欧洲人的恋爱观念,可以说是从这个故事孕育而成的。文豪如丁尼生、安诺德、毛列斯、斯温朋和哈代,都从这一故事中汲取诗料,英、法、德诸国且纷纷聚讼,争来夺去,引这个故事为本国的特产,其受爱戴与重视可知。愁斯丹和绮瑟本身实为一篇传奇,故事叙述勇士愁斯丹为康威尔国玛克王数立功勋,极受宠爱,朝奸以国王无嗣,虑将禅大宝与愁斯丹,迭施破坏,愁斯丹为了证明无他,愿为国王求凰,国王所爱者为其世仇爱尔兰国王之女,亦即愁斯丹之大敌金发绮瑟,愁斯丹冒最大危险,求得金发绮瑟,不料两人误饮动情丹(其实这个丹是象征不可自主、不可抵御、不可毁灭的爱的,否则,世上又何贵有此丹乎?),发生恋爱。此后便叙述两人受尽谗言,历尽磨难,终于在同一天同死于勃罗丹国。故事情节离奇,穿插巧妙。译者曾三易其稿,才于1930 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卷首插拉劳“愁斯丹和绮瑟在大松树下”画一幅,里页书名后红泥印本书最后一段,加题曰“献给世间有情人”,文云:诸位听官们,从前白欧尔、汤姆斯、艾尔夏和郭特佛里几位中世纪的诗人们传达这段佳话,是专为此间有情人去听的。他们托我向诸位致敬礼。他们向多愁的人们,快活的人们,失望的人们和期望的人们,向一切幸运的和不幸运的有情人们致敬礼,默祝他们在这段佳话里寻得安慰来打消一切人世间的无常和不平,打消一切仇恨和苦恼,打消一切爱情上的烦忧隐痛!
  这确是一段很好的祝词,我在这里特地重加抄录,沿用“献给世间有情人”这句话,以贻《书话》的读者。
  纪伯伦散文诗
  有一个时期,我很喜欢读散文诗,自己也学习着写。记得这是顶苦闷、顶倒霉的时候,近来仿佛预感到这时期又将到来,我真想为时代痛哭,为自己的命运痛哭。写《书话》忽杂牢骚,似乎并不相宜,且说我喜欢的散文诗吧。除波特莱尔、屠格涅夫、阿左林以外,我也喜欢纪伯伦,纪伯伦是近东叙利亚人,有英文作品六种,散文诗之译成中文,且经结集者,共计三册,曰《先知》;曰《疯人》;曰《前驱者》。《先知》由谢冰心译出,收文二十八篇,1931 年9 月出版,新月书店发行,分布面纸面两种,均道林纸印。插图十二幅,出作者本人手笔,如幻想之影,摄魂荡魄,惟翻印时缩小,似较英文本为差耳。卷首有冰心序言,介绍作者生平。《疯人》一册,刘廷芳译,为《风满楼丛书》之一,收短文三十五篇,1929 年12 月北新书局版。《前驱者》亦刘廷芳所译,开本阔大,为《风满楼丛书》第六种,由译者自印,不发售,版权页上印明共印一百本,非卖品,我购得第四十四号,但印刷装帧并不甚佳。刘廷芳并曾译过纪伯伦的《人之子》,散见于《真理与生命》月刊,似未完稿。《前驱者》收短文二十五篇,前附译者《卷头言》一篇,印出既少,颇为难得。纪伯伦专治文学与绘画,以东方人的沉思,在西方的文场奔走驰骋,名重一时。至于他为中国人所熟悉,主要还是因为谢冰心译了他的代表作《先知》,我们得深深地感谢她。陀氏三书俄国作家中,我很喜欢陀思妥夫斯基(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喜欢他的《罪与罚》、《被侮辱与损害的》、《卡拉马卓夫兄弟》三书。《卡拉马卓夫兄弟》耿济之译作《兄弟们》,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仅出上卷(《兄弟们》出版于1940 年8 月。至1947 年10 月出全译本,分四册,改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书名也正式用《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被侮辱与损害的》有李霁野译本,商务版,分两种,其一为《万有文库》本,其一为《世界文学名著》本;文光书局有荃麟译本,近方出版,尚未购置,不知译笔如何?三书中惟《罪与罚》出版最早,装演亦最佳。此书为韦丛芜翻译,初由北平未名社出版,毛边道林纸印,分上下两册,上册出版于1930 年6 月,下册出版于1931 年8月,前有自序,后有韦素园《写在书后》跋文一篇,其时素园尚在北京西山养病,跋文后面有一段附记,他说:丛芜译完了这本巨著,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很爱它。但是病中不能读书,现仅就以前读过的《最新俄国文学》(黎沃夫·罗迦契夫斯基著)和《文学底影像》(卢那卡尔斯基著),回忆中写成此文,文中译名从本书译者。
  韦译系根据Constance Garnett 英译。素园精俄文,曾为译者按原文详校《穷人》中译本,这时卧病北京西山,《罪与罚》遂失去与原文对校机会,殊为可惜。此书后归开明书店出版,合装一册,分精平两种,平装为硬纸面报纸本,精装则用米色道林纸印,蓝布面烫金,华丽美观,不逊国外出版书籍,今绝版已久,而未名社之初版,更成广陵散矣。
  《穷人》
  前文提及陀思妥夫斯基《穷人》一书,亦韦丛芜译,未名社出版。
  封面印陀氏木刻像及俄文签名,除书名外,和未名版《罪与罚》完全相同。篇首插陀氏油画像,作深思状,并有鲁迅《小引》及《英译本引言》。
  里页书名之后,印有Prince V.F.Odo-evsky 的话一段:呵,这些小说家!可惜他们不愿写点有用的,快意的,慰安的东西,他们却要发掘各样隐讳的事情!……我愿禁止他们的著作,这成什么样子!你读的时候,你不能不想——于是各样愚念都进入你的脑子里来了。我实在愿禁止他们的著作,我愿简直把他们的著作完全禁止!
  《穷人》为一个老者和少女的通信——一束穷人的情书。人生的痛苦和欢乐,崇高和卑鄙,欣遇和不幸,都在这里交织。此书未出版前,曾山陀氏友人带给名批评家别林斯基去看,别氏看完后连声叫道:“带他到我这里来!带他到我这里来!”陀氏遂以此书一举成名。人海滔滔,挫折弥多,《穷人》能曲曲折折地写出感情上的痛苦,固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小说。
  安特列夫
  陀思妥夫斯基以外,有一个时期我又常常读安特列夫,前进的朋友也许会骂我虚无,但读他并不一定要跟他学,否则,我早该去自杀,不必在这里写什么《书话》了。未名社诸公大概也同具此好。陀氏作品之外,该社又出有安特列夫作品二种,即《往星中》和《黑假面人》。两书均为李霁野据英译本转译,《往星中》初版于1926 年5 月,由陶元庆作封面,毛边精装,内插安特列夫画像一幅。卷首有韦素园序,未缀后记。此书曾经素园从原文详校,译笔流畅,不知怎的我总有点喜欢它,大概我亦在向往星球,而十分厌倦于这些地上的魔鬼了吧。《黑假面人》出版于1928 年3 月,共印一千五百本,声明不再版。这本书也由素园根据原文校改,并由鲁迅将人名的音译一一改正。霁野在《自序》里说:这剧本是在1907 年著的,正当俄国两次革命失败后,社会环境正沉闷的时候,所以不免很沉重抑郁。经过1917 年的革命,俄国虽然还没有成功的新的文学发生,然而精神上已经积极地向新的将来奔驰了。安特列夫的精神早已和现在俄国的精神相左了。但是我们的新的将来在那里呢?似乎还很渺远。因此我还将这译稿印行,希望有一天能以接受这剧本的一样热诚的心情,将这剧本抛弃。
  声明不再版的意思就是期望这一天的早早到来,现在,离开《黑假面人》出版已经二十年了,一切都还依旧,这个剧本不但仍可以印,而且还可以大印特印。呜呼!时代的悲哀欤!时代的悲哀欤!
  都会诗人
  《未名丛刊》中有亚历山大·勃洛克诗一册,书名《十二个》,为长诗一首,内附V.玛修丁木刻插图四幅,勃洛克画像一幅,封面绘人头一,持枪的兵士的影子一,“十二个”三字斜散其上,颇别致。这本书为胡成才从原文译出,先由伊发尔将该诗意义加以校勘,再由鲁迅和韦素园酌改文字,篇末并附鲁迅《后记》一篇,其中有云:从1904 年发表了最初的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称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了。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的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长者,是在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
  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十二个》是革命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还不是革命的诗。译本绝版已久,我于冷摊上购得,当时曾嗟为奇遇。
  《勇敢的约翰》
  匈牙利民间故事诗《勇敢的约翰》一册,裴多菲·山大(通译裴多菲·山道尔)作,孙用译,1931 年10 月湖风书局版。湖风所出文艺书,虽颇有几本可读,但论印刷之精,从未逾于此书者。此书由鲁迅校订,为二十三开大本,道林纸印,并附铜版纸插图十五幅,除作者肖像外,A.Jaschik 二幅,B.Sàndor 壁画十二幅,内三幅系彩色。校订者在《后
  记》里介绍那些图画说:
  译者便写信到作者的本国,原译者K.de Kalocsay 先生那里去,去年冬天,竟寄到了十二幅很好的画片,是五彩缩印的Sándor Bélátol (照欧美通式,便是Béla Sán-dor)教授所作的壁画,来信上还说:“以前我搜集他的图画,好久还不能找到,已经绝望了,最后却在一个我的朋友那里找着。”那么,这《勇敢的约翰》的画像,虽在匈牙利本国,也是并不常见的东西了。
  裴多菲·山道尔为抒情诗人,在1848 年匈牙利革命战争中,他拥护平民,反对政府,在培谟将军所率领的战场上活动,第二年在瑟斯堡战役中被杀。他的爱国歌使他成为国家的英雄。《勇敢的约翰》中译系根据世界语译出,故卷末除校者后记外尚有原译者后记一篇,译者注释并《后记》一篇。译者曾三易其稿,原拟登在鲁迅所编的《奔流》上,作为第二十一次世界语大会的纪念的。旋以《奔流》停刊,遂由鲁迅辗转介绍,始得单行出版。
  易卜生情书
  春潮书店出有《现代读者丛书》一种,第一册为林语堂译《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原著者为丹麦名批评家勃兰地斯,他以文学史家身份,兼写评传,博识而专,可称佳构。书中附插图多幅,情书部分,计收信十二封,受信的为Emilie Bardach 女士,勃兰地斯在编首作介绍云:以下的函札是寄给一位维也纳的Emilie Bardach 女士的。易卜生于1889年晚夏在Tirol(前奥国西部)之Gossen-sass城遇见她及她的母亲,在此地易卜生与她得聚会一时。那时Bardach 小姐年十八岁;从此次别后,就永不得与易卜生重逢的机会。
  这些函札是正依易卜生诗人所写原文发表:连文字上的小疵点也不曾修改,以保其真。
  勃兰地斯志
  易卜生在B小姐家来宾题字簿上曾题句云:“为难偿的夙愿而奋斗——这是高逸的悲痛的幸福。”但在情书第十一封中,易卜生于收到B小姐赠画及小钟,说他太太非常喜欢她的画之后,就请求B 小姐不要再写信给他,B 小姐依言不复。七年之后,易卜生七十诞辰,她才打了一个贺电,易卜生回赠照像一幅,背后写了一个短札:心爱的女郎——!
  承赐手函,感佩无既。在高桑萨斯所过的夏天是我一生最快活,最幸福的时节。
  我几乎不敢想起。——但是还是永远不能不想——永远!
  你的亨利·易卜生
  这种恋爱看来似乎很奇怪,难以理解。但茫茫人海,忧患相乘,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留着两颗赤心,遥遥印证,对此事实,或者也是没有办法中的一种办法吧。
  《夏娃日记》
  1946 年老舍去美,听说彼邦人士都把他当作中国的马克·吐温看待,不错,老舍的幽默可与马克·吐温媲美,不过老舍在中国国内已获得普遍的尊敬,马克·吐温是直到死后,这才为美国文化界所认识,所推重的。马克·吐温晚年有作品曰《夏娃日记》,借这个全世界第一位女人的口,以嘻笑的姿态,写出一切女性的肖像。原为一篇小品,由李兰译出, 1931 年10 月湖风书局出版,鲁迅曾以“唐丰瑜”之名,为之作序,
  其中有云:
  含着哀怨而在嘻笑,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知道,美国出过亚伦·坡,出过霍桑,出过惠德曼,都不是这么表里两样的。然而这是南北战争以前的事。这之后,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
  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有人爱读,卖掉原稿,得到名声。……于是有些野性未驯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国,如詹谟士,有的讲讲笑话,就是马克·吐温。
  那么,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了。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里的儿童,还笑道:马克·吐温是我们的。
  这批评对马克·吐温很公平。尤其是说到在产业主义社会里作家们迁就现实的事实,针针见血。不久以前,我们不是听到一个作家谈过她在美国创作的秘诀吗?怎样捉摸读者心理,怎样迁就读者胃口,观此当可恍然大悟。《夏娃日记》并有里斯德·莱勒孚插画五十五幅,均系白描。最后一幅画亚当坐在夏娃坟上痛哭,背后有长虹一道,文为:亚当:她在那里,那里就是伊甸乐园。
  这部书就因为鲁迅爱它的插画,转托李兰译出,并介绍给湖风书局出版的。
  《雅歌》中译
  《雅歌》又名《歌中之歌》,为旧约篇名之一,文辞秀美,情思真切,中文由吴曙天翻译, 1930 年7 月北新书局出版。全诗五章,以时日分,曰“第一天”,“第二天”,以至“第五天”。篇末附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周译蔼理斯《论雅歌与传道书》,冯三昧《论雅歌》,薛冰《雅歌之文学研究》等四文。并有插图《离别的情人》,《被掳的书拉密女》,《葡萄园的看守人》,《耶鲁撒冷的众女子》,《所罗门王与书拉密女》,《呼声之梦》,《想思病》,《她的良人》八幅,我甚喜《离别的情人》及《呼声之梦》两幅,前者画一女子闭目静坐,若不胜情,迷雾中隐约有一男子之半身像出现,神情甚佳。后者绘一女子跣足立围墙内,伫踵望墙外,墙外黑夜正在进行,她大约在睡梦中听见爱人的呼声,仓猝出视,而迎接她的乃是无底的黑夜,爱情欺骗了她,她失望而又颓丧,看起来令人惆怅。关于《雅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薛冰文中有云:历来的经学家,所持的意见,并不相同,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雅歌是一篇戏剧,而另一派以它为一首牧歌。前者
  乃是从文学实体的计划方面着想:以为所罗门王向书密拉女子求
  婚,献给她无上的王者的荣耀,但是她——书密拉的女子,忠诚地爱着她那低微的牧羊的情人,并不转移她的爱情给那显赫的君王,所以最后所罗门王自愿退让,而那两个忠心的情人,终于结合成幸福的伴侣。后者是从诗体方面着想,以为所罗门王自己就是那个牧羊人,……在春天的某日,所罗门王往利巴嫩山他的葡萄园中去游玩,在不期中遇见书密拉女子,他惊奇她的艳丽,但是那女子蓦地窥见了那闯入的生客,就翩然逸去。所罗门王想尽了种种方法,都不能见她,最后他自己就化成一个牧童,孤身走往山中,……
  吴译过于素朴,构句遂如散文,不免缺乏诗的意味,殊可惜耳。
  “水仙”
  我颇喜欢保尔·梵乐希的诗,据报上所刊消息,可惜因背叛祖国,已为戴高乐将军所杀。我不想替梵乐希辩护,只觉得这位诗翁倘有死罪,中国的文化汉奸,真可以斩尽杀绝了。梵乐希以《水仙辞》得名,发表时年仅二十岁。“水仙”为希腊神话中一个美少年,原名纳耳斯梭,风姿绝代,山林女神群相钟爱,终不为动,而“回声”恋之尤笃,几度相诱,不遂而死。“水仙”初生时,有告其父母者曰:“勿使对镜,对镜不寿!”因撤去家中所有镜子,使他无法自照。一天打猎回来,过清泉,花影入水,掩映波心。“水仙”渴甚,俯身就饮,忽睹水中丽影,摇魂荡魄,凝视不去,顿生爱恋,已而暮色苍茫,幻影逐渐漫灭,“水仙”
  亦憔悴以死。众女神痛哭而至,寻其尸,但见黄白色大花一朵而已。这大概是一种自我恋吧。梵乐希诗里所叙,正是“水仙”临流自吊之辞,盖诗人借此题材,以发抒其对自我之沉思、对创造之歌颂者。译者梁宗
  岱在《译后记》里说:
  这诗除了隐示希腊神中“水仙”临流自鉴的故事而外,还有以下一段凄艳的逸闻:法国南方蒙伯利城的植物园里,有一座无名少女的孤墓,相传葬的是英国18 世纪诗人容格的女儿。容格游蒙伯利时,他的爱女不幸绝命客旅。该地居民因为他是新教徒,不允把她葬在他们的墓园。容格不得已私埋之此园中。后人怜之,为立一碑,上刻“以安水仙之幽灵”几个拉丁字样。植物园是梵氏肄业蒙伯利时常游之地,深感少女薄命,因采用希腊神话而成诗。诗发表后,那惨淡的诗情,凄美的诗句,哀怨而柔曼加阿卡狄秋郊中孤零的萧声一般的诗韵,使大众立刻认识了作者的天才,《巴黎时报》登了一篇恭维备至的评论。
  1922 年,距少年作的《水仙辞》约三十年,他的第三部诗集《幻美》初版,又载了一篇《水仙辞》的第一段,可是,这一次,已不像从前一样只是古希腊的唯美的“水仙”,而是新世纪一个理智的“水仙”了。在再版的《幻美》里,我们又发见了近作的《水仙辞》的第二第三段,和第一段一样深沉丰富:时而为诗人对其创造之低徊歌叹,时而为哲士对其自我之沉思凝想。
  中译《水仙辞》载少年作全篇及近年作第一、第二两段,由中华书局印行, 1931 年2 月初版,前附作者肖像及译者所作评传一篇。粱宗岱在法时与梵乐希相过从,故评传能详尽无遗的述说诗人的生涯、思想和事业。书为线装连史纸,仿宋字印。我对上海几家大书局印书向无好感。卞之琳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译稿,原有极详尽之注释,译者用力之勤,几过于本文之迻译,而交商务出版时,竟全被删去,削头截足,剩下光身一个。而原稿亦不见退回,此种恶习,令人发指。对过去商务、中华出版的书,我常表怀疑,而装潢亦未能使人惬意。此《水仙辞》却为例外。如果说我对中华书局的书有什么好感,惟《水仙辞》与《五言飞鸟集》两书而已。
  “水仙”余闻我在《水仙》一段中讲戴高乐将军把梵乐希枪毙,是根据报纸上的记载而来。大约是1945 年上半年,日本尚未投降,而法国自由军已克复巴黎,日本的通讯社就传出戴高乐枪毙梵乐希的消息,原因是他于沦陷时在某报上写过一篇什么文章。这消息传出后,几个汉奸文人大为着忙,在《新申报》上出过哀悼特辑,“诗鱼”路易士还写了《向戴高乐抗议》一文,其实,他们哪里是哀悼梵乐希,不过为自己的命运痛哭而已。这番《水仙》发表后,承巴金、怒庵(傅雷)、健吾三先生驰书见告,原来那个消息完全不确,梵乐希既未叛国,戴高乐将军也没有将他枪毙,汉奸文人到底不能引诗翁为同调了。
  十日又接伊凡来信,述说梵乐希病死情形甚详,特为转录如下:顷阅《书话》《水仙》有云:“诗翁梵乐希以背叛祖国,致被戴高乐将军所杀……。”不胜诧异。按梵乐希在法国沦陷时期实无背叛祖国之行为。杜哈美尔(G.Duhamel)在《悼念梵乐希》一文中,曾讲起法兰西学院拒绝某汉奸入会时说,这一天,梵乐希也正到会。
  他一向避免和人家作政治上的争论,不过这一次,在法国蒙难时期,在这又长又可怕的冒险上,却坚决地把定他的立场,而且懂得如何避免敌人所设的陷阱。足资证明。关于梵乐希的病逝,纪德在《悼梵乐希》一文中曾讲起“他(指梵乐希)卧床一个月,虽曾使用盘尼西林,输血,又有他家人全心的看护,但这只延长了最可怕的痛苦,在数次我被允许见到的时候,痛楚已使他的面形完全改了样,在最后第二次去看他时,他把我留在床畔很久,握了我的手,好像希望从这接触里获到某些神秘的传输。他几次要向我讲话,我也倾身俯就,竭力使我的耳朵能听懂他所说的是什么;可是我只掠到了几个不清晰的字……”手边也适留有梵氏逝世的消息,录之如下:“梵乐希于7 月19 日(1945 年)逝世,遗体在25 日午夜移至巴黎夏岳大厅之前,法国及外国人士来吊者甚多,戴高乐亦亲至,并举行仪式,有法兰西学院秘书长杜哈美尔及教育部长嘉必唐等致词,26 晨,灵柩发引,离巴黎去赛德(按赛德为梵氏故里),即安葬于该地之海滨墓园中……”
  四位先生的热忱甚是可感。使笔者不至为侵略者所愚,借戴高乐将军之枪,将此一代诗翁枪决。同时,汉奸文人的把戏,也得由此揭穿,书此数语,以当更正。
  《毁灭》中译
  鲁迅翻译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开始于1929 年,最初以《溃灭》译名,登载于当时的进步文艺刊物《萌芽》(1930 年1 月创刊)上面,
  刊物的《编者附记》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介绍:
  现在关于这第一期的内容,记下几句要记一记的话。第一,A.法捷耶夫底小说《溃灭》,是被评为“立在现代苏联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底最高峰”的艺术作品。这是真真描写现实的民众的东西,作者观察很深刻,描写手段也高,作中虽无一句革命的煽动的话,而仍使我们受到深强的感动。
  这小说的题材,是1920 年顷在西比利亚和日本军及哥却克军斗的Bartizan(袭击队)底情形,和其中一些人物的性格。作者是曾亲身参加Bartizan 队伍里工作的人,所以Bartizan 是怎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如实地知道。全篇约十三万字,预定分六期载完。鲁迅先生是据藏原惟人底日译重译的;关于作者的生平,请看所载的自传;下期还想译载一篇藏原惟人的关于这小说的短论。
  《萌芽》刊行到第五号,正好碰到五月,出了一期“五月各节纪念号”,国民党反动派忌之已久,就借这个因头,勒令停刊,《毁灭》仅发表至第二部第四节,并没有如《编者附记》的预期,全部刊完。可是鲁迅还是把它译竣的,经过详细的修正,又改成今名,于1931 年1 月由他自己主持的三闲书屋出版。三闲书屋有此店名,无此店址,实际上就是鲁迅自编自校,自己出钱,专门印些为当时政治环境所不能容纳、书店老板所不愿接受的稿子。这个书店很出了一些好书,不但内容充实,装帧也极讲究,其中曹靖华翻译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和这本《毁灭》,尤为此中佼佼。《毁灭》为二十三开,重磅道林纸印,毛边本,左起横排,封面用厚布纹纸,印N.威绥斯拉夫崔夫关于本书插画一幅,威画共计六幅,并为本书插图,卷首另附Ⅰ.拉迪诺夫所作法捷耶夫彩色肖像一帧,扉页书名由鲁迅自作美术字,排列极美。书前有《作者自传》,《著作目录》,《关于毁灭》(藏原惟人)及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V.弗理契)各一篇,书末有译者作《后记》一篇。《毁灭》出版当时,正值政治逆流,国民党反动派压迫新文艺运动,穷凶极恶,此书无法公开发售,仅由内山书店代卖,销行颇受限制。鲁迅为使这一革命文艺巨著能有较大的影响起见,曾与大江书铺订约,利用原版印行,删去前后所附各篇,著者像改为单色,比三闲本早一个月出版,另作封面,译者署名则为“隋洛文”,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浙江省党部呈请通辑“堕落文人”鲁迅,这个化名正是由“堕落文人”变化过来,含有反讥的意义。
  后来鲁迅纪念委员会所印的《毁灭》单行本,仍用大江版封面,但译者署名一律改转。“隋洛文”三字,已经成为反动派统治下文网史上的一个故实,颇难为今天以及将来的青年所了解了。
  鲁迅设计的《毁灭》里封原稿手迹
  “独向遗编吊拜仑”
  我曾以《袖珍诗册》为题,谈过几本小书,赵景深在《书呆温梦录》里,为我补述数册。其实袖珍诗集,想起来还有很多,我不过偶凭记忆,加以铺叙而已。由海涅的《还乡》使我想起《拜仑诗选》(通译拜伦),四十八开小本,固是袖珍诗册之一。
  《拜仑诗选》由宋雪亭翻译,1932 年12 月在长沙出版,委托当地商务印书馆代售。这本书虽由作者自印,用纸亦颇讲究,却是印得极坏。
  即使附着勘误表,而错字仍然每页可见。书前加《引言》及《拜仑传》各一篇,后列附注二十条,传注都还详尽,倒是译笔并不流畅。译者主张诗篇要有严谨格律,因此特别重视形式,落笔反多顾忌,减少了原诗的奔放之美,殊为可惜。扉页印拜仑小像,下题“独向遗编吊拜仑”七字,盖诗僧苏曼殊题拜仑集句也。
  秋风海上,转眼又到黄昏时候,想起为希腊争独立的拜仑,此时此地,真不能不使人心向往之呵!
  《草原故事》
  巴金译高尔基《草原故事》,有四种版本,即马来亚本,新时代本,生活本及文化生活本,文化生活又分精装平装两种。译者很喜欢这本书,称为“友谊的信物”。论时间,以文化生活本为最后,论译笔,也以文化生活本为最佳,因为这末一次重印,经过了大大的修改,译文和前三种差得很多。即如其中《马加尔周达》这一篇,我曾和《时代》上直接从原文译出的校对过,觉得有几处比从俄文译过来的还好,更接近于高尔基的原意。不过就版本论,后三种很易买到,以初版马来亚本为最难得,译者在再版(新时代本)题记里说:这本小书之译成,曾给了我一些欢喜,我在译述中感到了创作的情味,所以很爱这译文。今年春天,马来亚书店编辑以友谊的关系,索去了原稿付印,出版后我只得了三十本书的报酬,并未支取过一文稿费,而初版一千册又被该店全数寄往南洋销售,在国内很难看见到一本。现在该店停业,我便乘旅行无锡之便把原稿校阅了一次,售给新时代书局。这样的一本小书居然有再版的机会,在我当然是一件很可欣喜的事。
  初版《草原故事》译本出于1931 年4 月,由马来亚书店发行,我从旧书摊上买到一册,觉得很是侥幸。版式和新时代本完全一样,连封面也都相同,不过印的是道林纸,比新时代版讲究。《草原故事》马来亚
  书店初版本封面
  《过客之花》
  开明书店曾印过一册巴金翻译、意大利亚米契斯原著《过客之花》,于1933 年6 月出版,三十二开道林纸印。此书为一剧本,系亚米契斯晚年作品,在罗马上演时,曾得到极大成功。中译系根据世界语译本。此书后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列为《翻译小文库》第一种。在译者原序后面,巴金加案云:以上是六年前写的短序,最近翻看这本小书,觉得还可以重印,便费了一天的工夫把它修改一遍,改的地方不少,可以说是重译,不过原文不在手边,无法逐字校阅,或许仍有错误的地方也未可知。
  巴金对自己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向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对自己译作屡印屡改者,当推此公为第一名。我酷爱这种态度,又喜欢研究研究他怎么个改法,所以他重印一次,我即再买一本,大掏腰包,此则不能不向老朋友郑重抗议者。不过,我还得在此声明一下,巴金知道我穷而爱书,凡有著译,以后就尽先惠赠,不但自己如此,又常常劝人照办,以实《书话》,这可真正算得是《书话》的知音呵!
  ●书城八记
  买书
  《书话》单行本出版后,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劝我扩大范围,谈谈自己买书、藏书的经过。直到今年,还有人把书目寄来,嘱为鉴定;更有人飞柬相邀,约我“过斋着书”。看书本来是愉快的事情,怎奈去夏以来,一病缠绵,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病榻上消磨,偶而精神好些,也没有出门会客的能力。眼看这样下去,怕连笔都提不起来了。人活着而不工作,岂非等于不活。为此我很想伏案试试,即使写得少些,慢些,轻松些,也很想伏案试试。
  说起买书,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确买过书,如今还是一架一架地堆得满满的,从屋子的四壁到中央,纵横曲折,像一座矮矮的书城一样。
  但我并不是藏书家,也不希望别人以藏书家看待我。这中间有个原因。
  大约三十年前,我遇见一个朋友,他性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只是读书的方法非常古怪,总是读一页,撕一页,随读随撕,一本书读完了,同时也给撕完了。我第一次看到,不免大吃一惊,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指着自己的脑袋,笑嘻嘻说:“没有错!我把它放在这儿了。”他是我最初结交的少数朋友之一,博闻强记,脑子里装的书不少,手头上却一本书也没有。我很佩服他,又并不以他的读书方法为然。可是说来奇怪,从此以后,他的话却楔入心坎,使我一直忘不了。凡遇买了书来而不及翻阅,那张笑嘻嘻的脸孔便会在眼前出现:“哦!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我因此感到紧张,感到惭愧,感到坐立不安。为了免除烦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自问没有工夫读,我就干脆不买书。
  我的有目的地买书,开始于1942 年。那时住在上海徐家汇。日本军侵占上海,一天几次警报,家家烧书,撕书,成批地当作废纸卖书。目睹文化浩劫,实在心痛得很,于是发了个狠:别人卖书,我偏买书。离我寓所不远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儿脸的老头儿,人还和气,谈得熟了,他答应帮忙。从此我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把所有可以省下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书籍大概也真是一种“食粮”吧,有几次,我钻在废纸站的堆栈里,一天只啃两个烧饼,也居然对付了过去。我在那里买到《新青年》季刊、《前锋》、《小说月报》、《文学》,零星的《觉悟》、《学灯》和《晨报副刊》。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废纸的来势又猛,浪推潮涌,最后便只好望洋兴叹。我和老头儿约定,把买下的书刊当作未出栈的废纸,仍然存放在他那里。几个月后,烧书的风潮逐渐平息,那张笑嘻嘻的脸孔又在眼前出现:“你没有把书放错地方吗?”
  说真的,我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行径呢?恰巧这时候,堆栈来催促提货了,我决计把它们接回家来:掘开地板,揭去屋瓦,塞入煤球堆,尽一切可能安顿了它们。
  这样,我就被迫成了个“藏”书家。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藏书家,不仅因为我没有宋椠明刻,毛抄黄跋,单看这藏书方法,也不免使海内的通人齿冷。不过我又确实爱惜我的书,当时曾想:“江左征尘动鼓鼙,百千纸甲烂如泥”,逝者如斯,怎么能够担保手头的这些一定可以留存到异日呢?我感到惶惑。夜深了,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我于是偷偷地捧出一批来,翻着,读着,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为文艺界一位先辈的文集做着辑佚的工作。浏览之间,我又顺手分门别类地夹上颜色不同的纸条,简单扼要地记下初次披读的感想。年复一年,正是这些书籍,它们始终伴随着我,和我一起度过了数不清的饥寒交迫的日子,度过了数不清的惊风骇浪的时刻,最后,又和我一起迎接了东方的黎明,牢牢地守护着我所寄托的往昔的印象和记录。
  近年来,虽然偶而还跑跑书店,事实却进一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藏书家:买书只是为了应用。在这点上,我自问够得上是那位朋友的朋友。
  至于没有采用他的读书方法,对书籍多少有点爱惜,则是因为,案头架上,触处都足以钩起我对遥远年代的记忆;而只要我还有记忆,我又觉得,在革命的艰苦的岁月里,这些书籍,有不少正是我的贫贱之交,正是我的患难之交哩。
  八道六难
  从前的人大都把买书包括在求书或者访书里面,因而有八道六难之说。什么叫做八道?八道就是宋朝郑樵所说的八求: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八求既包含着方法,也说明了目标。不过,根据郑樵自己的解释,还是以目标为主,即是说可以向之求书的人,因为他的希望是借校,而当时所谓求书,实际上也是指借抄,和后来有钱便能购下不同。
  清人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里,说什么“渔仲求书有八道,腐儒经济堪绝倒”,把个郑渔仲当作了笑柄,时代不同,看来真不免有点隔膜了。
  但是,同是清人的祁承■,却在《澹生堂藏书约》里加以引用,八求之外,又补充了三点:一、对于已佚的书,从前代著述中辑录引文,恢复其部分面貌;二、古书中有注释多于本文的,析而为二,使注释另成一书;三、从诸家文集中纂辑书序,别为一目,以便按目求书。祁承■虽然把这三点放在“购书”项下,大体上未改前人求书遗意,特别是他的辑佚主张,对当时颇有影响。后来,鲁迅先生辑《会稽先贤传》和《会稽典录》,还从他所举的《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里,钩稽出了不少重要的材料。可是提倡把一本书分为两本,但求量多,不问披读是否方便,那可不见得比郑渔仲高明。因为这虽然不是“腐儒经济”,却多少有点“商人伎俩”,为那些改头换面地乱印古书的人张目,给学术界带来了更大的坏处。八求及其补充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过作为方法,买书的因类以求、因代以求和因人以求,却可以有新的含义,仍不失为积储资料的一个门径。记得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度藏的一批戏曲书籍,为至德周氏几礼居捐赠,数量不多,却有一些他处不易见到的材料,不能不说是收藏者当初因类以求所获得的成果。友好之中,西谛早岁留意弹词、宝卷,后来转到版画、戏曲,晚年又大发宏愿,欲尽收清人文集。阿英对说部极有兴趣,尤致力于晚清小说。这些都和他们对俗文学史、版画史、晚清小说史的撰述有关。还有一些从事作家研究的人,因人以求,专门搜购有关某个作家的著作。最近两三年来,陶渊明、杜甫、白居易、杨万里、陆游等都已出有资料专书:新文学方面,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的作品,也都有人在认真地访求和收藏。
  无论是郑樵的八求也好,祁承■的补充也好,虽然前人想尽办法,大概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明代的谢在杭提出五难。清人孙庆增在《藏书记要》里,又衍其意而改为六难。他说:“知有是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难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不能搜之于书佣,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不能远购,五难也;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贸然购求,每多缺轶,终无善本,六难也。”孙庆增平生勤于收书,其中不无甘苦之谈,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念兹在兹”,古书之外别无所知,说到底,仍不免使人有“所见者小”的感觉。
  其实天下无论做什么事,要干得出色,哪会没有困难。惟其有困难,又终于克服了困难,这才能得真正的乐趣。求书也是这样。即以缺佚而论,有时并不都是购书者主观的毛病。《古学汇刊》第一集记绛云楼买宋版《汉书》、《后汉书》的故事,据说初时缺《后汉书》两本,遍嘱书贾,大索天下,一直没有消息。一天傍晚,某书贾泊舟乌镇,买面作食,面店主人从败簏中取出旧书两本,将为包裹,微睨之,宋版《后汉书》也。书贾大喜。只是首页已缺,问之主人,知道刚为邻翁裹面以去,结果又把这一页也追了回来。这一赵子昂故物,王元美旧藏的宋板前后《汉书》,才得完整无缺。后来绛云楼失火,孤本秘芨,大都化为灰烬,班、范两书因收藏别室,得免于难,不久又转卖给了四明谢象三。所谓“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别宫娥一段凄凉景色,约略相似”者,指的正是这个。不过这位自称“床头金尽,壮士无颜”的绛云楼主人,只说先前是“以千金从徽人赎出”,并未提到上面这段故事,或者出于旁人附会也说不定。但这类事情的确曾经有过。例如王世贞《读书后》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云:“此书本止四卷,为世贞四部稿及续稿所未载,遂至散佚。其侄士骐,得残本于卖饧者,乃录而刊之,名曰附集。”又例如厉樊榭《辽史拾遗》手稿,鲍以文记其死后为郁佩轩所得,“中间缺五十页,百计求之,不得。一日步至青云街,见拾字僧肩废纸双巨簏,检视之,皆厉氏所弃,征君(指樊榭——引者)平日掌录辽史遗事在焉。亟市以归。纷如乱丝,一一为之整理,适符所缺。”
  残编断简,经过多少人的手,终于得庆全璧,这样的例子在黄丕烈《士礼居题跋记》里记下了不少。至于孙庆增所说其它困难,凡是买过一点旧书的人都有亲身经验。有时想参考某书,图书馆里恰好没有,茫茫宇宙,正不知何处去寻。一旦这部久思访求的好书出现眼前,情知若不当机立断,也许天涯海角,从此再难谋面。然而事情又并不尽加人意。或则因为手头拮据,或则因为要价太高,或则因为已被捷足者先得,欲购未能,欲舍不得,这种处境确实使人狼狈。距今二十年前,我经书贾介绍,知道杭州有人愿把一部东京印的《域外小说集》出让,而索价奇昂。
  我百计摒挡,决定满足其要求,但书主使我往返跑了几趟之后,终于拉长了脸孔说道:“不卖了!我要留着镇库哩。”这个人说话痴痴癫癫,而卖不卖又确乎是他的自由,我除懊丧之外,毫无办法。过了一个时期,无意中又遇到此书,虽然价钱还是贵了一点,但一说即洽,“得来全不费工夫”。特别是因为有了前面这段经历,倒仿佛使我了却一桩心愿,感到加倍的愉快和喜悦。
  从表面看,旧书聚散无常,似乎可遇而不可求,但实际上,还是有赖于有心人处处留意,仍和努力访求有关。不管五难六难,“无限风光在险峰”,惟有遍历艰辛,饱经忧患,才能置身佳境。看起来,买书事小,道理却完全一样。
  藏书家
  藏书家大都爱书,爱书的人按理总是喜欢读书的,不过事实又并不尽然。自古以来,能读书的人未必便能藏书,能藏书的人未必便能读书,所以前人把藏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读书而藏书,叫做读书的藏书家;另一类则是为藏书而藏书,好比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他们是藏书的藏书家。
  虽然藏书家都愿意以前一类人自居,但按其实际,却还是后一类人为多。清末长洲叶昌炽作《藏书纪事诗》,搜罗故实,颇称周详。从这部书的记载看来,不读书的固然不少,即使原来喜欢读书的人,一旦成为藏书家以后,也往往掩藏秘器,视书籍如古董,斤斤于片纸寸楮之得失,而忘却其先前所以要收藏的目的了。这中间矜己妒彼,不相通借,如天一阁范氏叔侄;阳攫阴取,互为谤伐,如续钞堂黄门师生;朋友之间,吵架的吵架,绝交的绝交;至于但以娱己,不肯示人,像《老残游记》里说的“深锁嫏嬛饱蠹鱼”,那就比比皆然,决不止杨氏海源阁一家而已。一方面有人要占有,另一方面便有人要占有这“占有”,这样的钩心斗角,就为书籍的买卖敞开了投机居奇的大门,并使后来终于出现了第三种藏书家——既不为读书也不为藏书的藏书家。
  黄丕烈在抄本《近事会元》的藏书题跋里,谈到萧山李柯溪,他曾感慨系之地说:“柯溪去官业贾,……其所收书,大概为转鬻计,盖萧山有陆姓,豪于财而喜收书。近日能收书者,大半能蓄财者,可慨也夫。”
  这位士礼居主人只知道李柯溪的收书是为了转鬻,惟有像陆姓那样豪于财者才能收书;却不知道这些豪于财者之所以收书,表面上附庸风雅,冒充藏书家,实则因为古书可以卖钱,“待善价而沽”,归根结底,他们的千方百计地藏书,正是在千方百计地蓄财哩。
  李柯溪对于陆姓的关系究竟怎样,黄丕烈说得不很清楚。清朝自嘉、道以后,官僚、军阀、大商人、暴发户为了收书,大率聘有顾问,月致车马费几百元。还有一种是临时雇用,酬金按日计算,最高的时候一天五十两银子。这些人后来又多为外国势力服务。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日本三菱系财阀岩崎兰室在岛田翰怂恿下,以十万元购去皕宋楼全部藏书。人们奔走相告,痛哭流涕,至有“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之叹。谁料从此以后,古书外流,更一发而不可收。在蒋介石窃据政权的二十年中,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日本东方文化委员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兴亚院等,都曾以增加库藏中文书籍为名,通过临时顾问,多方搜求地方志和善本书。这些临时顾问和书贾勾结起来,为渊驱鱼,天天奔走于他们的旧东家——当时已经作了寓公的所谓藏书家之门。珍本秘籍,浮海以去。一个时期来由官僚、军阀、大商人、暴发户化身的第三种藏书家的面目,到此也就暴露无遗了。
  有人说,这第三种藏书家并不是真正的藏书家,因而不能以此来贬低书籍收藏的意义。也许确是这样吧。不过遗憾得很,就对书籍的认识而言,在所谓真正的藏书家中,也颇有一些人徒拥虚誉,其实却不见得高明。大凡一个人养成了癖好,心有所偏,不能无蔽。明明是癞头疮,阿Q 却说他的癞头疮和别人的不同;起初不过自譬自解,后来竟至愈看愈爱,连自己也认为真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然,古书不等于癞头疮,爱书的人区分好坏的界限也不全在于你的还是我的,不过钻在牛角尖里沾沾自喜,比起阿Q 来却又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偏嗜宋元旧刻:曹秋岳序绛云楼书目,指其“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
  后来黄荛圃有“百宋一廛”,自号“佞宋主人”;吴槎客有“千元十驾”,另刻一印:“临安志百卷人家”;也都以所藏宋元板本自夸。有人但求纸墨精良:南唐李氏造澄心堂纸,历代都有仿制,极受藏家重视,此外如美浓纸本、白棉纸本也各有人偏爱;和海盐张菊生一样用“涉园”室名的常州人陶兰泉,最喜初印开花纸书,因此得了个“陶开花”的外号。
  还有一些人专收殿板,专收禁书,专收名家旧藏本。这些本来各有特点,但泥于一端,刻舟求剑,却又反见其悖了。因为宋版书未必都是精刻,苏东坡、叶梦得、陆放翁在当时已经说过。殿板、禁书、旧纸印的、名家藏的更不一定都是好书。不过,藏书家迷恋骸骨,严可均认为宋元刻本,“即使烂坏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有极佳处。”残本或尚有用,至于错到满纸“鲁鱼”,还硬派它“仍有极佳处”,岂非阿Q 之于癞头疮乎?1945—1948 年间,一部极普通的明刻,如果有个“陶陶室”钤记,几行“复翁”题跋,要价马上高到黄金几十两。光从表皮着眼,已经荒唐得很,何况这类书里又最多假造。北京琉璃厂的旧书铺里,过去哪一家没有几颗名收藏家、名校勘家印章的仿制品呢?便连内府“御览之宝”,也一样能够作伪。大抵书价愈高,愈有人想在里面捣鬼,偏嗜本来是一种弱点,授人以可乘之机。前面提及的所谓顾问,有不少就是假造古书的能手。我们固然不能说藏书家库里没有好书,但我敢说,愈是大藏书家,他的库里愈多假书。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借书和刻书
  我在前文里对藏书家表示了很大的不敬,这还只是从他们和书籍的关系着眼,使人吃惊的是:在政治品质上,钱牧斋已经是大家熟知的民族败类,其实明末清初,有不少大藏书家都是易代之间的贰臣。而且问题不仅在于一个时期是这样。早于此的,例如宋初越州刺史江元叔,少年削发为僧,卖身投靠,以“小长老”身份入宫媚侍李煜,后来却和樊若水共媒,一同断送了南唐的天下,这个刁钻汉是个藏书家。后于此的,例如清末两广总督叶名琛,颟顸而又好作大言,临阵之际,迷信乩语,终至被掳去国,在途中天天为英军作画,却还自称什么“海上苏武”,这个软骨虫也是个藏书家。写过《书林清话》的叶德辉,平生反对维新,反对辛亥革命,最后又反对1927 年的农民运动,终于受到了镇压。晚年专门为人编藏书目录,自己写了《艺风藏书记》的缪荃孙,当袁世凯称帝时,也曾到处活动,演出过上表劝进的丑剧。为什么藏书家里触处都是这样的人呢?莫非书读得太多,反而使脑瓜糊涂起来了吗?不是的。
  原来这些人虽然自说典衣卖屋,甚至啼饥号寒,在旧社会里,有力量藏书的,只能是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子弟,这个立场就很足以说明他们中间某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了。
  从学术上讲,我以为藏书的意义本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当世,有益于后人。如果藏书家重楼深锁,一味“以独得为可矜”,那他收藏得愈多,对学术界也便愈没有好处。《渑水燕谭录》记李公择读书庐山,居五老峰白石庵,有书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这恐怕是藏书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事情。明清两代藏书家虽多,大都不肯轻易示人:宁波范氏天一阁一直悬挂着“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的禁牌;武康唐氏万竹山房的藏书,一律钤有“借书不孝”的印记;朱彝尊因为要借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乃至施展阴谋,用盛筵将遵王绊住,暗地遣人“以黄金及青鼠裘”贿其侍史,悄悄窃出,约书吏数十人费半夜工夫抄成。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至于像曹秋岳的《流通古书约》,丁菡生的《古欢社约》,虽然有人大加吹嘘,主张“取以为法”,其实是局限在小圈子里,和读书界并无关系,不能与李公择相提并论。
  《古欢社约》和《流通古书约》字数不多,曾收入缪刻《藕香零拾》,现在还很容易看到。《古欢社约》主张各就有无,“互相质证”,但它只是丁、黄两家的私约,仅仅通行于丁菡生和黄俞邰之间,条文规定不欢迎第三者参加:“恐涉应酬,兼妨检阅。”言下之意十分清楚。《流通古书约》的应用范围似乎大一点,“楚南燕北,皆可行也。”不过它主张藏书家彼此“就观目录,标出所缺”,然后由“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说明即使在敌体之间,也仍然连原书都不让一见。要质证,要流通,而又限制重重,活活地画出了订约者的用心和气度。
  古人说:“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借得好书,酬以美酒,正合苏养直“体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鸱”的意思。但到了后代藏书家的嘴里,却成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一面主张不借,另一面又主张借了不还,所谓“借书而与之,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了。这是私有制度下独占思想恶性发展的结果。有些人害怕名声太坏,于是别出心裁,互相标榜,“取古人之精神而生活之”,目的在于做到不借而借,借而不借,方自以为得计。《流通古书约》和《古欢社约》正是这样的产物:字里行间,处处跳动着藏书家的脉搏,在昭告其患得患失的心情。然而这是不足为训的。每当读着它们的时候,我总觉得浑身都不舒服,仿佛看到了什么本来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一样。记得梁启超死时,遗嘱将藏书五万册移交北京图书馆,于1929 年办理手续,曾经轰动一时。
  现在试读双方互换的信件,却原来并非捐送,只是一种有条件的寄存,在当时已被誉为创举,这以前的情况便可想而知。至于说效法梁氏,固然继起有人,但要成为整个社会风气:公家能够认真地处理书籍,私人能够放心地将书籍交出去,让自己心爱的东西有个妥善的归宿,的的确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事情。
  由此看来,如果说旧时藏书家有什么贡献的话,主要不在于借书存书,而是长期以来颇为风行的刻书。因为刻书无损于己,有益于人,藏书家皆优为之。曾经刻过《学津讨原》和《墨海金壶》的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历来由藏书家翻刻的古书不少,便是个人刻的也不止一种两种,因此多数采用了丛书的形式。张之洞在《劝刻书说》里,表扬了鲍、黄、伍、钱四家,指的是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伍崇曜《粤雅堂丛书》,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式古居汇钞》和《指海》等,这些都是卷帙浩繁、包罗万象的大丛书。此外如杨氏《海源阁丛书》、潘氏《滂喜斋丛书》、黎氏《古逸丛书》,虽然数量上不及前者,但在书林颇负盛名。翻一翻近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还可以看到不少有关的材料。
  在私人刻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虞山毛氏汲古阁。汲古阁刻过《十三经》、《十七史》,刻过《津逮秘书》、唐宋元人集和别的一些未曾梓行的珍本。当时远至云南,也有人遣使携款,到常熟购书。几百年来,毛刻风行天下,其中如《说文解字》、《宋六十家词》、《四唐人集》、《八唐人集》等,很受学者称道。毛子晋是明末常熟有名的藏书家,他的收书方法极为别致,在大门前挂个榜,写道:“有以宋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末两句,在穷读书人看来,未免有点咄咄逼人。不过商贾是欢迎的,一时南北书舶,群集迎春门外七星桥下,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之语。毛家为了翻刻古书,没有印书作坊,雇刻工二十人;印书用纸向江西定制,分厚薄两种,厚的叫“毛边纸”,薄的叫“毛太纸”,说明了至今尚在沿用的这些名称的由来。但是汲古阁的下场却很惨。相传毛子晋有个孙子,讲究茶道,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叶,虞山玉蟹泉泉水,一时没有适当的木柴,这位孙少爷看着《四唐人集》的雕版,叹息说:“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于是每天劈一些,烧一些。所谓“家近湖山拥百城”的汲古阁,不久就断送在这位“风雅”子孙的手里,烟消云歇。
  别的书版也随着流散。其结果,不过是使后人枉费心机,大做其《汲古阁书板存亡考》而已。
  毛氏汲古阁抄本,特别是他的影宋本,一向受藏书家重视。至于刻本,只算作瑕瑜互见,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没有以所藏的善本作底本,刻书的时候,又未能亲自校勘,细加厘订,而只是雇人代劳,以致舛误极多。段玉裁、孙从添、黄丕烈都曾对此表示不满。《书林清话》甚至说他流传谬种,贻误后人,断定其功不掩过,不能于校雠家中占一席地。
  汲古阁的受到这些责备,于理是允当的,但同是这个《书林清话》的作者,对于另一部也是错误百出的丛书——《楝亭十二种》,却又曲予庇谅,这就不知道他究竟是为的什么了。
  蠹鱼生涯
  刻书必须讲究校勘,这是因为古书辗转传抄,每致错误。《抱朴子》说:“书三写,以鲁为鱼,以帝为虎。”汉朝刘向始作校雠,《别录》里说:“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如雠。”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比勘异同,纠正错误,部次条别,考镜源流。后来唐朝的颜师古、陆德明,宋朝的郑樵、岳珂,都有较大的贡献。郑樵还写过《校雠略》,作为《通志》的二十略之一。
  不过真正能把校勘工作推上科学轨道的,却是清代乾、嘉以来的学者,他们人数既多,成就也远远地超越了前代。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既对《校雠略》提出驳难,戴震甚至于说:“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从主观出发,遂至取舍两端,无一是处,对于宋人,这真是一个大嘲笑。
  校雠学所以在清朝盛行,背后隐隐地有个文字之狱的暗影在浮动。
  当时清廷杀戮汉人,屡兴大狱,读书人为了免受株连,埋首于章句训诂之学,想借此安身立命。不过他们的取得成绩,一改晚明以来学术上空疏浮夸的弊病,却又多少和藏书事业的发达有关。藏书家搜罗既富,识见自广,这对校雠工作十分有利。张之洞《书目答问》后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入校勘部门的三十一人;经过章太炎论订的近人著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分类繁细,凡有他长,均经别列,纯粹属于校勘部门者二十一人。两目互有出入。其中如朱彝尊、何焯、卢文弨、丁杰、鲍廷博、黄丕烈、孙星衍、阮元、顾广圻、吴骞、陈鳣、钱泰吉、莫友芝等,既是校雠名家,又是大藏书家。刻入卢氏《抱经堂丛书》、黄氏《士礼居丛书》和孙氏《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中的古籍,莫不经过精心批校,因考订周详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就以卢文弨为例,严元照称他性喜校勘,遇有书籍过手,都要细加丹黄,“嗜之至老愈笃,自笑如猩猩之见酒”。段玉裁描写得更为具体,他说:“公好校书,终身未曾废。……虽耄,孳孳无怠。早昧爽而起,翻阅点勘,朱墨并作,几间■■,无置茗碗处。日且冥,甫出户,散步庭中,俄而篝灯如故,至夜半而后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间。”蠹鱼生涯,其实何止卢文弨如此!
  上举请校雠家,哪一个不是埋头窗下,手自铅黄,穷年累月地和书本打着交道呢?
  清人勤于校雠,对校雠的目的和方法,也都有较新的认识,不仅《校雠通义》一书。他们认为刘向所用的方法有二十三条,然后又根据自己的经验,综合归纳成为十条,叫做:通训诂、定句读、征故实、校异同、订羡夺、辨声假、正错误、援旁证、辑逸文、稽篇目。……这个工作特别受到经学家们的重视,经学方面的成就很大,可记的材料因而也最多。
  不过尽管如此,校雠学并不等于大成殿上的冷猪头肉,只是孔二先生的享祭品,而是一门影响着学术的进展,因而也和日常生活有着深刻联系的学问。举例来说,《颜氏家训》记江南有个权贵,爱读左太冲《蜀都赋》,而根据的本子不善,其中“蹲鸱所伏”一句,注文:“蹲鸱,芋也。”“芋”字误作“羊”字。人家送他羊肉,他一时高兴,舞文弄墨起来,回信道:“损惠蹲鸱,……”收信人查得出处,不觉大吃一惊,奇怪为什么刚刚送去的羊肉竟变成了一个大芋头。羊肉和芋头虽有出入,问题还不太大。最糟糕的是《俨山外集》所记一事。据说明初名医戴元礼,路过南京,看到一个同行门前候诊的人很多,以为必是名医,正想登堂求见。恰好那位医师追着一个病人出来,嘱咐煮药时务必放一块锡同煎。元礼闻所未闻,以为必是秘方,赶紧上前请教。医师让入屋内,出书相示,却原来有个“饧”字误印作“锡”,糖浆便成了不知何味的锡汁。自然,这回遭殃的是病人,后果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为了证明校雠工作的重要,我以为仍然是一个有力的例子。
  古书传抄上的这些错误,凡是属于文字原因的,一种是字形的近似。
  例如:《尚书》《大诰》里的“宁王遗我大宝龟”,“宁考图功”,“宁王图事”……等等,据人考证,“宁”字应为“文”字,是周公指他的父亲文王,小篆“文”“宁”两字写法近似,致有此误。《吕氏春秋》记子夏过卫去晋,读到记事“晋师三豕涉河”,便说应当是“晋师己亥涉河”,因为古文“己”近“三”,“亥”似“豕”,到晋一问,果然如此。另一种是字音的近似,刘向在《列子叙录》里,说原书篇章杂乱,错字极多,以“尽”为“进”,以“贤”为“形”,这些都是由于音近致误;《诗经》《衡门》篇:“泌之洋洋,可以乐饥。”郑笺作“可以■饥”,古时同音假借,写“■”为“乐”,至于直接改成“可以疗饥”,反倒是后人以意为之的结果。再有一种是字义相通,假借更多,譬如《诗经》《鹊巢》篇:“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戴东原主张读“方”为“房”,认为“房之”就是“居之”的意思,王引之更正说:“鸟巢不得云房。”
  古时“方”“放”通用,“放”作依解,所谓“维鸠方之”,就是维鸠依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读“房”的不可靠。
  正是由于这些,清人认为要把校雠工作做好,第一个条件是识字,懂得字的古形、古音和古义,这一来,就得具备三门学问,也即文字学、声韵学和训诂学。第二个条件是博征,段玉裁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是非之难。”要定是非,除非搜集各种各样的本子,参考各种各样的学说,才能互相比较,作出判断。相信药里加锡的人,固然是被字形所误,但同时也还因为他只知有“锡”,不知有“饧”,无法作进一步推断的缘故。“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这是不妨说说,却很难做到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自以为继承了儒家的道统,可是一到他儿子韩昶,似乎便不很高明了。韩昶曾为集贤校理,他不知道殷时有一种车子叫乘根,秦加金饰,改称金根,却硬派这个“根”字是错字,把史传里提到的金根车,统统改为金银车,和南京那位大夫配成一对,那个迷于锡,这个又迷于银,一前一后,成为历史上难得的把兄把弟了。
  乱改古书是不对的,然而置古书的错误于不问,也决非妥善的办法,因为这里面有不少误人的东西。举一个例,惠栋曾以吴泰来家藏七十卷本《礼记》校毛氏汲古阁本,得讹误四千七百零四字,脱漏一千一百四十五字,阙文二千二百十七字,羡文九百七十一字,字异者二千六百二十五处。毛刻如此,他可想见。黄丕烈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里曾说:“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是也。”对于那些细心绸绎,反复勘对,穷毕生之力,孜孜矻矻地做着校雠工作的人,我以为是应该感激的,因为他们使许多向来认为难读难解的古书,从此可以读,可以解,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去了解古人的思想和生活。鲁迅所谓:“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或者就是这个意思吧。
  版本
  谈起校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版本。段玉裁说,校书之难,难在于定底本之是非,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要和书籍打交道,多少需要懂得一点版本学。
  所谓版本,原来只是指雕版印行的书,以之区别于写本或碑刻。自从印刷术发达之后,刻书例用木版,这板或那板之间,互有异同,于是版本的含义也随着扩大,索性把抄的、拓的、印的都包括在内,鉴别审定,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这种学问的特点是要根据书籍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等等,区分时代,辨明地域,从而研究何者是原刻,何者是翻刻,何者是旧抄,何者是新抄,借以判断其内容如何,是否善本……等等。有些熟悉版本的人,对于每一部书的传抄先后或雕版源流,都能说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各种本子的行款——每页几行,每行几字,也莫不一一记住,可以背诵如流,不差分毫。
  这些专家之娴熟版本,大抵是多看多记,全凭经验得来,对于书的内容,反而有点茫然,所以他们的所谓善本,有时却未必可靠。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构成善本有三个条件,第一是足本,即完整不缺;第二是精本,即校印无讹;第三是旧本,即旧刻初印。丁松生也在《善本书室藏书志》里列举四条:曰旧刻,曰精本,曰旧抄,曰旧校;而他的所谓精本又只限于明代嘉靖以前的刻本,可以说完全着重在一个“旧”字。
  缪荃孙制订的善本定义更为荒谬,他的主张是:一、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刻本,皆非善本。
  二、抄本不论新旧,皆为善本。
  三、批校本或有题跋者,皆为善本。
  四、日本及朝鲜重刻古书,不论新旧,皆为善本。
  从前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这是因为明代自万历以后,刻书者众,往往炫奇猎异,互相竞争,或则更换书名,或则改动内容,将古人著作随意糟蹋,把读者弄得莫名其妙。属于前者,例如郎奎金刻《释名》,改名《逸雅》;冯梦祯刻《大唐新语》,改名《唐世说新语》;《北堂书钞》初改为《大唐类要》,再改为《古唐类范》;收入商濬《稗海》里的《蒙斋笔谈》,其实不过是《岩下放言》的节录,而著者叶梦得却被改作郑景望,岂非荒唐之至。属于后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谈得最多,如把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里的“伪临朝武氏者”,改为“伪周武氏”;把曹丕《短歌行》里的“思我圣考”,改为“思我圣老”,又妄评之曰:“圣老字奇。”最突出的是,山东人刻《金石录》,见李清照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一语,不知“壮月”就是八月,典出《尔雅》,认为两字连在一起,义不可通,竟改“壮月”为“牡丹”,使全句不知所云。顾炎武以为“万历以来所刻之书”,无非“牡丹之类”,可谓尖刻得很。至于坊贾射利,翻刻时卷数目录仍旧,任意抽减内容,以便贱价出售,如郎瑛《七修类稿》所举,更是不在话下了。
  根据上面这些情况,丁松生谈精本只取嘉靖以前,或者还有一点道理可说,至于缪荃孙的主张,既明白地排斥康、雍、乾、嘉以来三百年中的精刻本,“明末以前”这句话又很含糊,结果弄到凡系明刊,即使是最糟的坊刻本,也被当作宝贝,造成一种“惟古是尚”的风气。他在第二、第三条中说的钞本不论新旧,批校本或有题跋者,皆为善本,也都是从形式着眼,误人不浅。据说宁波富商沈某,想跻身于藏书家之列,中了缪说的毒,家里雇用十几个抄写的人,取《粤雅堂丛书》和《知不足斋丛书》为底本,用佳纸旧墨,工楷抄写,抄完后加衬精装,钤上藏书印,沾沾自喜地以独拥善本相夸耀。他请人抄成的书有几十箱。后来力不能继,只得把这些书全部卖去,所得价还抵不上抄写费的十分之一,连呼上当不止。至于第四条,例如日本印的中国古书,伪造既多,便是真的也不见得本本都好,为什么缪荃孙认为在国外印的都应以善本论,莫非古人著作,也要借镀金以自重吗?这一点我至今还无法理解。
  说到以古为贵,把旧刻当作善本,这本是藏书家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改变的坏脾气。其实,书籍不是古董,既然称为善本,自应以内容的正确无讹和完整不缺为主。旧刻有好的,也有坏的。《守山阁丛书》收宋人朱彧《萍洲可谈》三卷,其中载有一个笑话:元符初年,杭州教官姚祐考试诸生,所出《易经》题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应考诸生不解题意,因上请,教官解释未毕,听者已经哄堂。原来监本《易经》上明明印着“坤为釜”,姚祐出题时根据的是麻沙本,釜字脱了两笔,误成为“金”,以致当场出丑。这个故事并见于方勺的《泊宅编》、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和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叶梦得并据以证明坊刻的粗疏,他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陆游甚至认为:“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可见粗制滥造,不一定到明代万历以后才有,现存宋版书以建刻为多,安知这里面就没有埋下麻沙坊里的鬼魂呢!
  迷恋骸骨是不足为训的,不过版本确是一门值得注意的学问。要辨别是否善本固然不易,便是要鉴定哪个朝代印刻,有时也有困难。解放初期,我在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工作,由于废纸破书集中城市,曾经发动书商,从堆栈里检出不少珍贵古籍和革命文献。今存北京图书馆的三十卷本五臣注《文选》残本,就是当时的收获之一。这部书最后印有一行牌记:“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有人因北宋版流传极少,此书镂工与现存官书稍异,遂指为南宋刻本。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牌记不曰临安而曰杭州,可见刻书在南宋建都之前。两说各是其是。
  如今北京图书馆标为南宋初年刻本,其实从1127 年5 月赵构在南京即位,到1129 年7 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中间不过两年,古时一书之成,积年累月,这个夹缝未免太窄,如果不前不后,恰恰在两年内始终其事,那倒真叫“无巧不成书”了。看来“初年”只能算是一种含混的说法。
  我在这里并没有左袒任何一方的意思,不过想借此说明:从纸张、墨色、字体、版式、牌记、讳字、头版、序文、藏家的印章和题跋考察起来,有些书各项条件齐备,特点显著,一望而知是什么刻本;也有一些书条件并不件件俱全,特点并不点点鲜明,尤其是易代前后,书板变化不大,不仅两宋之间的刻本,便是明初刻本之于元刻本,清初刻本之于明末本,还有明翻宋刻,也莫不彼此仿佛,真所谓虎贲中郎,倘没有过人眼力——即是说掌握了版本学上丰富的知识,辨认起来可就并不那么容易了。
  “翰墨缘”
  研究古书版本的人,除了凭借自己的经验外,大抵还读过诸家访书志、藏书记以及题跋叙录一类的书,浏览过公私藏书目录,揣摩过各种善本书影。至于像江标的《宋元本行格表》、张惟骧的《历代讳字谱》、顾从德的《印薮》等,更是必备的要籍。有些人还旁及《文渊阁藏书全景》、《天禄琳琅四库荟要排架图》……等等,为了摸清古书的面目,他们的确作了最大的努力。
  然而古书的面目又实在不容易摸。
  自从故宫的门向社会敞开,私家藏书逐渐转入公库以后,过去所谓海内孤本的谜底被揭穿了不少。例如海源阁旧藏《大戴礼记》,墨海楼旧藏袁刻《文选》,一向被当作稀有的宋本看待,名家审定,言之凿凿。
  现在和别本对照,才知前者原来是抽去了序文(因为上有年月)的元刻,后者不过是经过剜补的明版。这种事情一经说破,虽不免大煞风景,然而鱼目混珠,事实俱在,证明过去只凭一两个所谓专家也者说了算数,根本就靠不住。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人心里是清楚的。记得二十年前,我曾参与一个藏书家的收书盛会,即席都是鉴赏名家。版本学者侃侃而谈,夸耀这部书如何“纸白如脂,墨凝如漆”,那部书又如何奇妙珍秘,“并世无第二本”。合座附和,众口一辞。主人满心欢喜,一一锁入秘阁。
  我向坐在身边的书店掌柜动问:这位版本家的鉴别力如何。他咬住我的耳朵回答:“别的我不敢说,反正那部《云谷杂记》……早先我师兄……唔,现在又转了几回手了。”我立刻恍然大悟,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滑稽感: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如醉如痴的时候,想不到就有人躲在一旁,吃吃暗笑哩。看起来,他是自以为冷静和清醒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场合,凡是自以为保持了冷静和清醒的人,往往倒正是这作伪者!
  这使我想起买卖双方的关系。对于书店掌柜,藏书家和版本学者一向都很尊重,称之曰“书友”,奉之若上宾,不敢有丝毫怠慢。表面上是要搞好关系,使他们一有善本,立即送上门来。实际呢,还因为藏书家的全部根底,版本学者的浑身学问,都逃不过书店掌柜的眼睛,加以笼络,正是希望他不要拿赝品来打自己的主意。不过,单看历来痛骂书贾的笔墨之多,便可知效果并不好。明代高濂的《燕闲清赏笺》,郎瑛的《七修类稿》,还有清朝蒋光煦为吴寿旸跋《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提到书贾,都曾历数罪状,大施挞伐,而最使他们痛心疾首的,也正是这伪造古书的案件。《燕闲清赏笺》说:近日作假宋板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锥书本子,委屈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
  郎瑛和蒋光煦也有类似的记述。不过三人之中,要算高濂这段话说得最为内行,一切作伪伎俩,好像都是他亲自目睹过来似的。他还指出,伪书制成之后,书贾又往往互相勾结,散布消息,以期先声夺人。他们或则讹称某地有藏书散出,或则伪托某家故姓所遗,或则假造藏书目录,预先填入书名版式,或则故意当着顾客的面以高价向同业购进……。总之,市侩狡诈,诡谲百出。
  这是买书人骂卖书人,反过来,还有卖书人也骂买书人,可惜后者不会著书立说,他们的骂人艺术大都失传。我在这里举出两本书来,虽然被骂的不一定是藏书家,却仍然概括了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这两本书便是《金陵卖书记》和《汴梁卖书记》。
  《金陵卖书记》出版于1902 年,由开明书店(不是后来的开明书店)用铅字排印,薄薄一本,作者署名公奴,经人考证,即是开明主人夏颂莱。开明书店在当时提倡新学,反对科举,以“广开风气,输布文明”
  相号召。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岁试,考生云集金陵,夏颂莱带了一批新书,到那里一面发卖,一面赶考。李伯元认为他下考场应试,言行不符,便在《文明小史》里着实讽刺了一番。《汴梁卖书记》则于次年由同一书店出版,作者为王维泰,也是开明股东之一。
  金陵一记,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新书发卖统计,根据销售情况,评骘优劣,提出应当改正的地方,就像绪言所声明的,目的是为了供“输入文明者较准其方针”。下卷记卖书和应考花絮,志在“示社会之现状”。
  其间描写考生不学无术,鄙吝成性,在书棚前发酸撒泼,到场屋里卖呆出丑,简直是绘声绘色,可以当作《儒林外史》的补编来读。作者认为考生入场前后,容态凡五变,精神凡六变,观察入微,分析得头头是道。
  现在且看他写买书一段:
  ……《李鸿章》、《康南海》二书,最足启其疑问,见者辄大诧曰:何谓《李鸿章》?告之曰:其传也。则曰:何以无传字?摇首咋舌不自己,信其为洋书益坚。……一日,有以“亚东地球全图”
  问者,有客在座,为之哄堂。其人始则赧然,既而曰:吾确见报上有此书名,谅尔店无此物耳。颔之乃去。
  有些人甚至指着宁波、香港等地名,询问这是什么东西,说明他们除了《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之类,别的实在懂得很少。
  而且问题还不在于对新学的无知,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大都以腐朽的观念看待一切新的东西。作者在上卷里于说明生理学诸书极为畅销之后,指出考生中没有一个人有正确认识,“最下者视之若淫书,一见其图,喜跃不自己。然惟恐人之见之也,故来购必以暮夜,避师友,屏群从,伺人少时以只身来。其择取之也,指以手,而口不敢道也。”这种贼头贼脑的行状,看了使人啼笑皆非。《卖书记》还对这批考生有价必还,为了几文钱,不惜说谎乞怜,龂龂而争,作了深刻的批判。第二年到汴梁卖书的时候,遇到同样情况,主人便不再多费唇舌,只是把已经出版的前“记”免费赠送,所谓“投之以当药石”了。
  一日,有客昂然入。拣阅书数十种,随手一揭,即云不好,置之,又揭一书亦如之。余友应柜者,亦孝廉也,询以何科,大声答曰:甲午。阅书如故。其胸中举人两字,膨胀已臻极顶,故外形亦庞然而不自觉。继而选定书数种,问曰:有无折扣?答以无,则鼻应曰:哼!又问:能欠否?答以不能,又应曰:哼!声益厉。同人知其非药不灵也,即以《金陵卖书记》进,客受而问价,答曰:非卖品:遂与同来者并观之。未及数行,两人相顾语,蛮■不可辨,忽掷书汗赧而遁。
  《汴梁卖书记》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记卖书,中卷记游历,下卷记交际。论志趣不及前记。惟第一部分有几节写得极好。即如上举那段,其实何必一定是清朝末年,何必一定是候补举人,凡老掌柜,曾在解放前亲炙过藏书家中所谓名流豪客的,读此都将作会心的微笑。所以谈到卖书人骂买书人,我以为当推这两书为第一。
  相传黄丕烈每逢书贾送来好书,辄连呼:翰墨因缘!翰墨因缘!我本想谈一谈买书人与卖书人之间的关系,不料写下题目,做的却是反面文章。只得在此声明:这题目原本也是反面的,至于正面的“翰墨缘”,当时还没有出世,且待下回分解吧。
  书林即事
  考场外面设立临时书铺,这个风气由来已久,另外如灯市庙会,向例也有书摊。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记云:“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崑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孔尚任作《燕台杂兴》诗,有一首即咏此事:
  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
  清初北京书铺,大都在广安门内慈仁寺一带,每逢初一月半,往游的人很多,临时增设小摊,比平日更为热闹。慈仁寺又称报国寺,顾炎武曾在寺里借住,朱彝尊、何焯也常出入于此,如今遗址尚在。后来岁朝集市,改在厂甸举行,书摊也随着迁移,逐渐在海王村设肆。到了乾隆年间,李文藻作《琉璃厂书肆记》,提到的书铺有三十几家,已经俨然是一条文化街了。这时正值“四库”开馆,江浙两地贩书的人,每次运载入京,也都在琉璃厂附近驻足。据翁方纲说,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大臣,午后自翰林院回寓,往往带着待查待校的书单,过海王村,在书店里来回徜徉。有些掌柜乘间找寻门道,结纳权贵,慢慢的气焰熏天起来。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劾宝名斋主人李钟铭,说他招摇撞骗,卖官鬻爵,带五品冠服,出入宫禁,大概并非虚语。比这稍早,还有宝文斋一件公案。相传同治年间,五城都堂某甲路过琉璃厂,车盖擦着宝文斋书铺的挂牌,将牌招碰了下来,店伙一哄而出,拦住不放,非要这位都堂大人亲自下车挂好不可,都堂也只得从命。不过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掌柜都如《旧京琐记》所说,宁愿保持一点“书卷气”,学学斯文样子,决不肯当面得罪顾客。
  继李文藻之后,缪荃孙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追述自同治丁卯(1867 年)至辛亥革命一段时间内的情形。从书店本身来说,此起彼落,沧海桑田,变化的确很大;但厂桥东西,仍然是图籍集中之地,嫏嬛风光,不减往昔,两记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区别。二十年后又有人作《琉璃厂书肆三记》,1963 年5 月号的《文物》上,还发表了《四记》,说明自1912 年至解放初期,大致状况还是如此。
  前年10 月,中国书店自国子监迁至厂甸,这本是合营后一件大事,我因事没有前去参观。去春过海王村,才知公园旧址,重经修葺,中间坐北主楼,放着善本珍籍,左右两厢廊屋,迤逦而南,狭长如双臂平举,室内纵横列架,满眼都是图书,近肘处各有圆阁,看书的人可以在这儿休憩。腕以下折而相向,两肆并列,铺面临街,一个叫做翰文斋,一个叫做文奎堂。街上除了原有的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等之外,又多了这两家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老店,而园内面积,几乎抵得上二十家书铺。
  一时车马盈门,看上去的确热闹得很。
  但我觉得真能给琉璃厂带来新气象的,却不是这些刚刚开辟起来的铺面,而是正在铺子里边活动着的人。他们已经由书贾一变而为书业工作者,重要的不是写文章的人大笔一挥,换了称呼,而是他们自己由衷地感觉到了这个改变的意义。书店的经营方针不同了。本来是为少数藏书家服务的,现在却是为学术服务,为研究工作者服务,为大众的文化需要服务;本来是秉承掌柜的旨意,一切为了赚钱,现在却知道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解放前经常为我送书的书店学徒,合营后重又遇到,不知怎的,对我就像一家人一样,仿佛格外亲热起来。
  由于研究项目的变动,近几年来,我买的主要是“五四”以来的旧书,尤其是期刊。我有一种想法,要研究某一问题,光看收在单行本里的文章是不够的,还得翻期刊。期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内的社会风尚和历史面貌,从而懂得问题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在当时的反应和影响。这样,我和古书的关系比较疏远了,每到厂甸,常去的两家是曾经刻过《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邃雅斋和补刻了续编的松筠阁,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鞠部怀有好感,因此连及书店。邃雅斋如今经营的是“五四”以后的旧书,不过好的很少,浏览一转之后,如果时间许可,自不妨在附近几家出售古书、碑帖或者笺纸的铺子里走走,否则的话,那就往东直奔松筠阁。松筠阁专营期刊,曾有“杂志大王”之称的刘殿文老人,年逾七十,现在是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据说他年轻时常跑西晓市,为人配补期刊,随见随录,辑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稿本十二册,目前每周一次,在店内讲解这方面的目录学。后起的有王中和、刘广振等,王中和新旧版本,都有素养;刘广振是刘殿文老人的儿子,记忆力强,对期刊知道的较多。过去头本不零售,书店准备逐渐配全的刊物不零售,现在如果确知为研究需要,或者顾客手头已有的期数远远地超过于书店所有,也肯破例成全。有些一时不易访求的期刊,书店还能根据多年来售货的线索,代为借用,譬如我要了解外来文艺思潮对“五四”初期文学社团的影响,需要翻检一下绿波社、艺林社、弥洒社、骆驼社、浅草社、白露社、飞鸟社、觱篥社等主办的刊物,就从松筠阁那儿得到了不少的帮助。
  至于单行本书,我所需要的大部分得自东安市场。除了厂甸之外,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都有中国书店的分号,兼营着线装古书和“五四”以来的旧书。星期假日,谁如果愿意把时光消磨在里边,慢慢翻检,也常有好书可得。东安市场还经常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先送书至家,由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完全是一种为顾客着想的好办法。
  给我送书的王玉川,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要买什么新书,本来不是他份内的事,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千方百计地代为买到。近年以来,我得了心脏病,养成早起习惯,燕都入夏,晨凉如水,趁着朝暾未上,时而策杖街头。有好几次,看到小王骑着自行车,车座上驮满书籍,在清晨的几乎是洗过一样的长安街上,疾驰而去,很快地消失在远处的绿树荫里。我心里不免充满赞叹:这么早,这个年轻的传播文化的使者,又在执行他的任务了。
  写着写着,想不到竟从书房写到街头去了,这在文章来说实是一种破格——也就是不成章的意思。关于北京书市,前人已经写过不少诗文,记得最受赞扬和常被引用的,好像是潘际云的一绝: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
  奚童私向舆夫语:
  莫典春衣又买书。
  典衣买书,原是会有的事,但一定要让奚童与舆夫私语,终不免带点大老爷口气。直白地说,我不喜欢这首诗,这大概也是自己只能写些破格的文章的缘故吧。前后一数,共计八篇,因谓之“八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