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书话》 下 姜德明 主编 陈原 选编

  下编
  《苏联名歌集》前记①
  俄罗斯!从二十世纪30 年代起,这个名字曾经给人们多少鼓舞,多少激动,多少憧憬!在这新生的国土上面,人类在创造着他们的新生活。新的社会中,是新的人物,新的工具,和新的艺术。
  俄罗斯——这“无知”农民的北国,在仅仅二十三年中间,变成文化的,愉快的,艺术的国土,这是多么值得惊异呵。
  这新生国土上面的新生艺术,引诱着我们年轻的一群。
  从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就被一首叫做《伏尔加船夫曲》的民谣感动到落泪。那沉毅的歌声,那雄健的音响,那生活在高压下苦痛的呻吟,那确信自己力量的呼声,是世界艺术家都要赞佩的。
  而那正是一首俄罗斯的民谣——俄罗斯音乐的源泉,苏维埃音乐的基础。
  于是不记得是在那一年了,靠了世界语,苏联远东区教育学院的一个女生M 君寄来了迷人的两个小曲。其后列宁格勒的工程师G 君夫妇也给我们寄来了好些著名的同时是流行的短歌。我们贪婪地唱着。音响感动着我们的心灵。一定有许多人也热望着这些音符的罢。于是我们决心要编译一本北国的歌集,从那时起我们到处收集材料。
  椿芳君翻译的《祖国进行曲》,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这个小曲,在那晦暗的不愉快的日子里,带来了对祖国的热爱。这首歌,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国土,在歌唱者的血液中灌注了新的力量,那是保卫祖国的力量,反对侵略的力量,那是争取自由解放的力量。
  民族解放战争终于爆发了!
  我们在战地,在后方奔走着。我们编完了一本《新歌初集》,我们又记起编一本北国的新歌曲的事情了。责任推在我的身上。
  一年来,若断若续的,在炎热得连狗也懒出门的夏日,在冷得鼻子通红的严冬,我挤出了睡眠的时间,译着译着。为白天繁重的工作弄得疲倦了的身躯,往往要支持到午夜以后。然而那具有新生命力的歌曲在鼓舞着我们的灵魂。在这些翻译的日子里,歌中描写悲郁的旧俄生活的苦恼的情绪,使我联想起祖国苦难的人群,我激动,痛苦积压着我的心,我忍受着,同时幻想起我们光辉的未来。于是描写新的生活的愉快的旋律出现了,它使我欢欣,它使我喜悦,它使我竟至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
  情感是在起伏着。夜间的生活有好几个月是这样过的。
  歌曲大体在本年六月间就译完了。这之后便是和余荻同志再三的朗唱和修改。我们自己的贫乏的语言,往往使我们苦恼。西洋诗歌的整齐的节奏,八个音节一行的歌词,常常使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推敲译句的字眼。但偶而得到确切的表现时,那种欢喜足以抵偿一百倍的苦恼的。
  译诗的困难,已是尽人皆知;而译歌的困难,还要加上配合音乐的因素。
  而我们对于译歌的意见,是主张非万不得已时,不改动乐谱(如一拍拆成两个半拍音符之类)的。我们尽量使歌词与乐曲配合;自然因为人力和时间的① 《苏联名歌集》,陈原编译,桂林新知书店1941 年版。
  不足,更有因为重译的关系,也许很多地方还不免要待修改的。但我们坦白告诉读者: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最上善了。
  歌曲的选择,读者只要看曲目就可以了然的。大体上苏联声乐各家的各派曲子都有作品选进去。从简单的民谣曲一直到复杂的交响音诗,从独唱到合唱,鼻音合唱,和唱,都大体具备了。这许多歌曲中,除了一些民谣曲之外,只有柴可夫斯基的一个曲子属于旧俄的范畴。
  为了帮助自己记忆,我随译随记下了二万言的解曲。我一并发表在这里,也许它能多少帮助读者的了解。
  文字部分,我们称之为《苏联音乐常识》。其中《俄罗斯音乐的发展》,是比较长的一段。这之中的材料大多采自V.Feman 教授、M.Grinberg ,S.Shlifstein,徐迟,安娥,A.Aleksandrov 教授诸家的著作。《苏联民族音乐》采自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通信部的稿子,而《天才青年的音乐学校》则据莫斯科国立音乐院院长A.B.Goldenweiser 的文章。大概这几篇文章合在一起,可能绘出了一个苏维埃乐坛各方面的形象吧。
  写到这里,似乎要说的话都已说完。歌集什么时候印得出来,那是完全不能预料的,一转眼就是半年!预料得到的也许会有一些不着边际的谰言。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新生的音乐决不会在无谓的谰言下死灭。正相反,这个国家的革命,早已给人类带来新的憧憬。而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战斗的音乐艺术,也将给世界乐坛带来一些新的希望罢。
  假如这本集子对于在战斗中的中国人民,或者艺术战士,能尽一点鼓舞作用,那么,我的努力不算白费。
  (1940年初冬)
  《地主之家》中译本初版序
  一
  记得高尔基曾在一篇文章里,举出一些世界性的文学作品时,提到了萨尔蒂珂夫·谢德林笔下的普尔辉莱·犹独式加——这就是本书的主人翁。克鲁泡特金在他那一组著名的关于俄国文学的演讲里,曾把本书的名字,作《戈罗维略夫的绅士们》,这些演讲,后来收集起来用《俄国文学:理想与现实》的名字出了单行本,有两种中译本,可以参考。1931 年出版的一个英译本,是出自达丁顿夫人(Mrs. Duddington)的手笔,题名作《戈罗维略夫家族》(The Golov-lyov Family)。两个不同的译名,都是出自原文ΓосподаГоловлé?? 的。我的译本把那用汉字写出来就变得非常冗长的名字,改成现在的样子。
  这部作品,是十九世纪中叶所谓“倾向派”作家M·E·萨尔蒂珂夫·谢德林的名篇。它写成于1872 年至1876 年,可以说是谢德林后半生的力作,把农奴制度开始崩溃和崩溃以后的地主家庭的必然命运,写得极其深刻。在这之旁,十九世纪时代的俄国农村生活——特别是没落的贵族地主生活,活跃纸上。这部作品所创造的典型——犹独式加,在一般的评坛上面,是被称为“莎士比亚式”的典型的。
  二
  作者萨尔蒂珂夫,或者更为人所知道的笔名谢德林,他的全名是米哈依尔·叶夫格拉弗维支·萨尔蒂珂夫(1826—1889),谢德林是他的笔名,在好些册籍里,现在的人们常把他的笔名联在一起,唤做萨尔蒂珂夫·谢德林,即是《死魂灵》的译者用了许遐的笔名,在《译文》最初的几期内介绍了他的《饥馑》的那个萨尔蒂珂夫·锡且特林。
  萨尔蒂珂夫出身于富有的地主之家,但他从年青时代开始就献身于那些年代俄国觉醒的知识阶级的事业里。他最初在文坛出现,是用了翻译拜伦和海涅的诗人的姿态的。在1841 年他也印过一本自己的诗作。但从1847 年起,他就开始写小说。他用聂巴诺夫(Nepanov)的笔名,发表了最初的长篇《繁复的物事》;为了这,他被贬到维雅特加这个僻静的乡下八年(1848—1856年)。他的工作是在当时的边区官府里做一个小官。这几年的生活,供给他丰富的材料,使他写成了另一部《乡镇见闻》,这是1857 年的事。这部书,连同他以前的讽刺作品,暴露了同时代俄国各个阶层的真实。这都是用了谢德林的笔名,发表在诗人尼克拉索夫主编的杂志上面的。当它刊出的时候,读者用了欢喜的声音,向它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代的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部作品非常赏识,认为它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应该算到俄国生活的历史事实里面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用了比这更苛刻的言词来诛罚过我们的社会罪恶,也没有人用了比这更无情的态度把社会的病毒给我们暴露。但《乡镇见闻》决不是以揭发恶官吏为目的的,它只是社会环境的忠实底艺术的再现……
  一切社会成分中的腐败臭气,在他的尖锐的笔锋下面,暴露出它们的丑恶的本质。他的以讽刺为基调的作品,虽然常常惹读者发笑,但同时,从内容的本质看来,却是无比的阴郁,这恰如戈果里的笔锋一样的惹人发笑,一样的辛辣。
  1868 年他辞退了他的小官职,献身于写作。其后的两年间(1869—1870),他从事制作另一个名篇《一个市镇的历史》——这里边的一两节,已经由许遐先生介绍了给我们。——1872 年他写了《塔什干族的人们》,其后的四年间他创造了这部作品《戈罗维略夫绅士们》。到1880 年起的五年间,他写了许多小故事,或者称做寓言,后来集而成《故事集》,英译本作Fabls.这些小作品最为人所熟知,连在我们这边,也早就有过三五篇的翻译了。到1887 年为止的三年内,他写了《普舍干尼耶的往昔》。
  他揭发了旧世界的暴虐、无耻和怯懦;然而他的艺术手腕,却把尖锐的讽刺藏在艺术的形象当中,使他的作品不致于陷入应景的浅薄的泥沼里。他创造了只要人类社会的不平存在一天,就永远不会灭亡的鲜明的典型和性格。因此他的作品使同时代的知识青年,确信旧的将近崩溃,新的必然产生的真理。
  卢那却尔斯基把他称为“真正的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乌里雅诺夫和约瑟夫①也经常提起他的名字和他所创造的典型。
  三
  但在目前的这部作品里,你将看不见《寓言集》那样的笔调。它勿宁说是一本沉重的巨构,沉重得最后那一节使你不能呼吸。但也并非说它的情节离奇,不,他的故事勿宁说是简单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手腕,可以看出作品的伟大的艺术成就。
  书里的主题是写县里的一个地主的家族,在农奴制度正在灭亡的时代,怎样升起和怎样迅速地毁灭。这里面的人物都是些卑鄙的,自私到不可想象,如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地方所常见到的一些家伙:但是他们却深深地吸住了读者,得到读者的同情;并同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那个时代必然没落和衰亡的理由,清楚地告诉了读者。
  这个家族悲剧,在丈夫乌拉第米尔·米哈依里支和妻子婀莲娜·彼得罗芙娜的各走极端的开初,就预示出来了。在他这方面是憎恨和害怕,在她这方面是欲望。这整个的不和,就预兆了四个孩子——斯蒂潘、安娜、普尔辉莱和巴佛尔的不幸,他们都被母亲当作一个负累。母亲——女主人翁婀莲娜·彼得罗芙娜是一个生意经十足的女人,她把全部精力用来增加她的庄园和财产,虽然有时她也问自己,“我把这一切财产积蓄起来,忘饥失睡的,是为了谁呢?”她的无情的心,在一连串的优秀描写里表现得很清楚。她对她的长子“呆子斯蒂潘”的态度,是她的不可想象的程序的一部分。他简直被当作一种障碍。四十岁的时候他就无路可走,只能回转戈罗维略伏来,他被指定在庄园办事处的一个房间里,给他吃不饱饿不死,接着——简直忘掉他。斯蒂潘已经消失了希望和计划,为了度过那漫长而单调的冬天,他发现① 即列宁和斯大林——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两个名字是犯禁的,难以通过官方的图书审查。
  烧酒是他唯一的救星,外边是灰暗可怕的日子,而他的内心却是死一样的空虚。这几页优秀的描述,真实得极其可怖!在一种喝醉了的疯狂情况下,他跑掉了,可是后来给找了回来,但他的心神已经空无所有,他从此就变得一声不响了。
  斯蒂潘这样默默地死去。十年之后,是他的弟弟巴佛尔的死。在这些插曲的处理上,绝无半点枯燥。正相反,作者以其无比的丰富语词,编织了一个尖锐的对照。
  七十岁的彼得罗芙娜,早已解除了她的****支配权,把庄园分给了两个儿子,这之后又被犹独式加的不可忍受的锱铢计较的卑劣赶出了戈罗维略伏,变成巴佛尔的杜布罗维诺庄园的一个食客了。在这情形之下,彼得罗芙娜的晚年是绝望地寂寞的,她发现她一生劳碌,是为了“一个不存在的家族”
  工作着。两个兄弟互相憎恨;他们也从来没有理由要爱他们的母亲。她把自己消磨一世,结果只是为了一个幻影。
  巴佛尔死了,那是凄寂的死亡。现在进到小说的核心。犹独式加这典型一节比一节地更其活现了。他是可以称为俄国式的假好人的,但作者在这上头写了一两千字的申辩。他到处嗅着他可以得到的利益,他用双手把它抢回来,于是用了无涯的话语海洋,苦恼着别人和自己。甚至当他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一个地赶到死亡线上,他也从不曾想到过他自己要负责任。只有她的管家妇——叶芙柏拉克西雅是他的天罚。在描写犹独式加的儿子彼盾加最后回家的一节,和彼得罗芙娜的死的一节里,这部作品进入了极大的深度。
  安娜的生命在小说很早的发展中就完结了,但她遗留下来的两个孤儿安宁加和卢宾加,终于出走,去做女优伶去了。她俩的不幸的一生,卢宾加的自杀,安宁加的回来,处处和犹独式加这典型的发展交织着。在彼得罗芙娜死后,安宁加是回到过舅舅家里一次的,其时她播下了种子,使叶芙柏拉克西雅成为毒害犹独式加的生存的因素。接着是描写这个不幸的管家妇如何向她的“主人”犹独式加复仇。犹独式加为了自卫,就完全退入他的书室里了。
  当安宁加最后回来的时候,悲剧就发展到顶点。唯一的逃避是烧酒。而在这发展当中,犹独式加的天良一天天发现了,终于在大风雪里冻死路旁。
  在一个地方,作者这样地写道:有好些家族,好像已经不容易逃过灭亡的命运了。特别是在俄国星罗棋布的小地主阶级里,更可以瞧见。他们没有事情做,和社会生活没有接触,没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有一个时期是由农奴制度所掩护的,可是现在呢,没有掩护他们的物事了,他们正在把生命底残余,花费在塌壤了的乡下屋子里面。
  四
  这本书,是去年在一个偏僻的寂寞的地方开始翻译的,不幸敌人的炸弹,竟毁去了我的一切,连同好些原稿。今年春天,由于一个出版家的极力怂恿,好容易借来了英译本,把它重新弄了出来,翻译中虽得原文节本,但又因为节得太短,无法对照,也就等于专门靠的英译。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谁知时迁境变,这个出版家大约是以为出世界名著,不如《水浒》、《红楼梦》之类来得赚钱,竟把他的约言,忘得一干二净了。于是译稿就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也并不在心急,因为我已着手另一本书的译作,但偶尔也记起:犹独式加这个典型的创造,是值得介绍给这个古国的读者的。如今居然有人肯把它印出,我如释重负,就写了以上的几千字,作为介绍,战争中屡遭变故,材料失的失,炸的炸,详尽的介绍,就只能等将来了。
  临末,感谢一个朋友:在我心情恶劣的时候,他用了那样的热情激励了我,对于这本书的出版,他又做了媒婆的工作。
  (1943年中秋节)
  《科学与日常生活》①译者序
  这里翻译的四十四篇科学小品,是从英国有名的进步科学家J·B·S·海登氏的论文集《科学与日常生活》选出来的;原文每一篇都曾发表在《工人日报》上,作者说:“每一篇东西,我竭力要做到两点。
  “首先,我竭力讲出一些至今在教科书里还找不到的事实,而且是那些得到学位离开大学的学生不会知道的事实。“之外,我竭力把这些事实跟每天的生活联系起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普通教员认为最困难的事。”
  海登教授每星期在《工人日报》发表一篇这样的科学小品,几年来没有间断过。其中,首七十篇早已结成集子出版,就是上面提到的《科学与日常生活》,其后写的,似乎还没有结集,但是中国的读者倒是有福气的,因为这些论文的另一部分,最近有了中译本的专集了。②作者海登教授,生于1891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服兵役,被派到法国和伊拉克去,两次受伤。他是当代有名的生物学家,现任伦敦大学的“生物数学”教授——生物数学是他创始的一门学问,照他的解释,即是高等数学应用于生物学上的学问。1932 年起,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学会是英国最高的科学组织,皇家学会会员(F·R·S)的头衔是比之什么博士、教授之类光荣得多的。1940 年起,又被选为皇家学会的评议会委员。
  他不但是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斗争的战士。西班牙内战的时候,他曾亲到西班牙去为自由民主而战。其后他又担任英国《工人日报》的编委会主席。
  除这些通俗论文之外,有专门的著作:《动物生物学》(与J·赫胥黎合著, 1927 版。),《遗传与政治》(1938),《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1938)等。
  这里辑译的四十四篇论文,我把它分成五组,第一组是讲食物的,第二组讲居住——即所谓环境的问题。主要是讲空气,传染,等等。第三组讲自然界和一般的科学论,而以《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作结束。——这篇文章是他的上述文集最后一篇,在这里,他指出“没有一种事物是只有一个因素的。”
  他举例:
  “正如我们说房子起火是因为有人丢下一根香烟头,而不是因为空气里有百分之二十一的氧气。但是木头在只含百分之十五氧气的空气中,是烧不着的;这一点也满对。”
  所以,他指出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可是你想知道了所有原因之后才去思想或行动,这就不是科学,而是迂腐。如果你拒绝承认我们能够控制的一个新原因,或者甚至可以预言它的变化的原因,这就是依附古老教条的象征。”
  “所以,”他结论说,“我们科学家改变我们的理论,是不必烦恼的。
  这是一种健康的象征。”
  至于最后的两组,讲的是进化与遗传,这是作者所得意并且是作者所专门的学问。
  ① 《科学与日常生活》,英国海登(J.B.S.Haldane)著;中译本上海生活书店1947 年版。
  ② 《科学新话》,林曦、李亚合译,新知书店1946 年版。
  这些译文的一半,是去年六七月间在重庆译出的,另一半则是今年年初到了上海之后陆续译出的。因为篇幅太大,同时对于有些中国的读者不十分有兴味或已熟知的,共抽去二十六篇。这里的四十四篇中,也有所删节,译者认为失了时效或对此地的读者不甚合适的,都给删掉了,这一点,正合乎作者所说:
  我们必须向外国的读者告罪,因为我所举的例子,大多数是英国的例子,但我希望我可以鼓励对当地情形很熟悉的作家们,在外国照我的样子写。
  读了这几句话,我起先是准备根据他的书改写的,后来还是照样译出,译出之后再略加删节,因为改写是我所不能胜任的事。
  最后,对于所有关心和帮忙这本书的出版的朋友们,我寄以无限的谢意。
  (1946 年7 月,上海。)
  《平民世纪的开拓者》后记
  这里所收集的十三篇(其实是十四篇,其中有两篇拼做一篇)文章,是我这两年间所写的关于人物的述评的结集。最早的一篇写于1945 年2 月,最晚的一篇写于1946 年10 月。在这个期间里面,除了一些短稿及虽已发表但现在已无从收集的之外,我的关于传记之类的东西,大抵都收在里面了。我不把它们称做传记,是因为在这许多篇当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和通常的所谓“传记”相像;大部分形式既各不相同,内容也大抵只写一个时期或一个事件,因此有的变成特写,有的只是发抒感想,有的倒是长篇大论,泛谈一群人了。所以如此的原因,现在回忆起来,是有好几个的:——第一,这些文章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写出来的,最初也没有打算每篇写得一律,好让后来收集成书。而写作的两年间,又是世事变化得最厉害的日子;别的不去说它,单就我自己而论,这两年就迫使我由南跑到北,由北跑回南,又由南跳向东。生活既然变化得这样厉害,文章的体例也就不能强其相同了。
  其次,这许多篇可以说是我对于传记这一部门的尝试。既是尝试,也就大胆的写,并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写。
  方式虽然不同,可是这十三篇的中心,却只有一点:写人。青年们对于“人”往往有美丽的憧憬。一个学音乐的,他的心中总有一系列的“神”:巴哈,莫扎特,贝多芬,一个爱文学的,他的心目中也有另外的一系列: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对于各自心目中的神祗,他们寄以无穷的追慕。在追慕之余,也常常惊骇于他们的“神奇”,这就是说,因为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使他们不能透澈了解这些英雄们的成长是积聚了无数的艰辛斗争而得的结果,往往以为英雄们都具有“神奇”的力量,登高一呼而天下平。时下的所谓“传记”家们,便利用了这种心理,总是把人们心目中的伟人们,描写成一些离开人间的神。要写革命家,就连他两岁时候的啼哭,也合乎革命的规律。我曾不止一次地厌恶把人变做神的看法。我相信一定也有不少的青年朋友和我一样地厌恶。所以当我一有机会来作写人的尝试时,我就努力将巨人还原做一个人。不论我的尝试只有百分之几的成功,我还执着地要这样做。
  英雄的事业就是一连串的苦斗:——与命运的搏斗,与恶势力的搏斗,与传统的搏斗。在这艰难而孤寂的战斗中,时时有痛苦,有错失,有迂回,但自然也有欢欣,……于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战胜了!这就是英雄。这中间,依我来看,没有一点奇迹,没有一点侥幸。如果你了解这苦斗的过程,那么你就能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倘使我们太弱”,罗曼罗兰这样写道,“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
  多少年来,A·莫洛亚(Andre Maurois),E·路德威希(Emil Ludwig)吸引着我,S·茨维格(Stefan Zweig)吸引着我,而罗曼罗兰尤其吸引着我。
  贝多芬,托尔斯泰,米克朗琪罗,柏辽兹,哪一个不在罗兰的笔下放出光辉?
  这不是上界的光圈,这是人间味的光辉。这里最初几篇,就是在罗兰的影响下面写成的。——《罗兰》(第十),《斯大林》(第四),《罗斯福》(第一和第二)都有这样的倾向。住在重庆时候,我又读到了美国的新进传记小说作家法斯特(HowardFast)的几部作品,集子里有两篇是受他的影响写成的。
  这十三篇文章分成四辑。第一辑是关于伟大的罗斯福。他的死,现在已经证明,是全世界无可补偿的巨大损失之一。谁也不能说人可以扭转历史的行程;但是一个英雄却能够加速历史的进展。罗斯福就是这些英雄当中的一个。如果在战争中换了一个杜鲁门做美国总统,如果贝尔纳斯代替了赫尔做战时美国内阁的国务卿,那么,美苏英就断不能像在过去几年间地合作,因此胜利也就不能这样快到临。——虽然人民都知道法西斯蒂是终有一天会垮台的。
  当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到山城时,每一个人心情的沉重,真是不能描写的。悲哀而惋惜的浓雾,顿时遮盖住这个战时中国的首都。连对于政治的感觉最迟钝的人们,也免不了叹一口长气。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写下了第三篇的1.第一,第二两篇却是此后一月写成的。一年之后,中国由合而分,怀着比去年更沉重的心情,我写了第三篇之2.又因为这篇的对象是更年轻的读者,我又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只重复了一次罗斯福生前所指导的几个原则。
  第二辑的第一篇所记关于斯大林的故事,是根据苏联几本传记书写的,其中有一本是雅罗斯拉夫斯基(Yaroslavsky)的《斯大林的学生时代》。篇前所引的歌,是名诗人因纽希金(Iniushkin)写的,曾由十多个音乐家分别谱成曲子,得奖的哈察吐兰(Khachaturyan)的大合唱,也是谱这首歌的。
  我译的《苏联名歌集》(1941)里面就收有同一首歌的三种谱。
  第六篇关于苏联科学和科学家,是根据好些专书的材料写成的。我特别爱好巴夫洛夫给青年的那一封信,所以也译在最后的一节里。这一篇不是讲苏联的科学家怎样生活,而是泛论科学与科学家在这个新世界里面的预见,组织,工作与发展的。
  有一个时期,我曾打算写一系列的民主战士的传记。这当中包括美国的杰菲逊,法兰克林,林肯,潘恩,法国的卢骚,伏尔泰,英国的米尔顿,俄国的罗蒙诺梭夫,赫尔岑,……但是我只写了其中的两个(法兰克林和潘恩),即第三辑中的第七第八篇,就没有写下去了。甚至可以说,仅仅第七篇是我原来的计划里要写的,第八篇只是记录了《人的权利》一书诞生前后的潘恩。
  ——潘恩的下半生是凄凉的,因为他离开了人民,甚至连他的骸骨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
  同一的情形见诸于收在同一辑里的第九篇的主人翁——即尼赫鲁身上。
  这一篇原题为《尼赫鲁·监狱·家庭》,现在改了,并且加了一个副标题:《J·尼赫鲁的前半生》。我所谓“前半生”就是他背叛了印度人民,和英国统治者妥协之前的那一段光荣的日子。
  关于潘恩,采自法斯特(美国左翼小说家)所作的《CitizenTom Paine》,甚至好几处连行文的口气也是他的。尼赫鲁的自传:《Toward Freedom:An Autobiography》提供了第九篇的主要材料。
  第四辑是文化部门的先知者。其中罗曼罗兰是1944 年最后一天死在解放了的法国土地上的,在这之前,曾几次地谣传他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受难而死的消息。这个老人在巴黎的住宅好像曾被侵略者所占领,他迁居到乡下,晚年曾写了《巴该传》(Paguy)。关于他病死的详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清楚。罗兰死后两个月,即1945 年2 月,A·托尔斯泰也突然病死了,留下了未完成的杰作《彼得大帝》。A·托尔斯泰死后一年有半,H·G·威尔斯也病殁于英伦。这三个伟大的思想家,在近代欧洲文化史上是占着重要的地位的。这三个年龄已经不小的文化战士,代表着三种类型:A·托尔斯泰从旧俄转入新社会,马上就成为新社会的坚强的斗士之一,直到他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为止,他的努力没有一刻停歇过。罗曼罗兰在上次世界大战之前,只能算是一个有良心,富于正义感的艺术家,可是在大战之后,他发现了战争的真正原因,也就成为不屈的斗士。反对法西斯,保卫文化的国际组织,是在他的倡导下结成的。与所谓转向的A·纪德不同,罗兰具有一种对于进步的事物底执拗的热爱。在这一点上H·G·威尔斯和罗兰大不相同。无论威尔斯对于自由与民主如何拥戴,可是他始终不能了解苏联。他对于自由与民主的理解,可就变成空空洞洞的理解了。
  收在这一辑里面的第十二篇,讲的是鲁迅先生。关于这一巨人,我想不必多说,大家也都知道的。去年(1945)的春天,我逃难到重庆,闲居无事,把《三十年集》重读了一半,写了几本笔记,很想写一本七八万字的小说体的传记,书名就叫做《黑暗中国的明灯》。明知以我来写,是决计写不好的,况且又有许多不曾公开的材料,我既不熟,而且那时连问人也无从去问,但秋初终于写了第一,第二两章,第一章写童年,交给《开明少年》。第二章写离乡之前,给《中学生》发表。可是那时是原稿先要给审查官审查的,而这两个杂志即都在成都编辑,送审,所以稿子也就寄到成都去,——谁知头一章到现在也还没有收到,只剩下第二章,登在十月号的《中学生》上,——就是现在的这一篇。
  为增加读者的兴趣起见,选用了好些插图。——这些图画是从不同的来源采下来的,这里也不打算逐一注明,只一古脑儿向作者们致谢。此外,开明书店肯把它印出来,也是我所衷心感谢的。
  (1946 年12 月5 日,上海。)
  《世界民主运动史纲》①译者序
  随着民主运动的展开,一般的读者需要一种不太专门的读物,这一读物提供世界各重要国家的人民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和讨论有关民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诸问题。一本纯粹的理论书,正如一本单纯的世界史,都不能满足这一需要。
  现在译出的这一本著作,大体上是属于这一类的,它或者多少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就整个而论——诚如作者所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纲要(Historical Summary),可是同时,这部著作又讨论了现代民主传统的发展,和在这发展中新哲学的兴起,以及这两者之间的有机的联系。它不是一部现代世界史,因为它只触到——或者说它强调了现代民主运动的一面;它也不是各国革命史,虽然要讲民主运动,就不能不触到各国革命,但这本书显然着重于检讨每一次革命的民主要求和成果,而不着重于把每一次革命作史实的叙述。
  然而,毫无疑问,这部著作绘出了从资本主义的兴起到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轮廓,使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它将走向怎样的逻辑结局;从而了解:民主运动是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的,什么是其中最坚定的力量……等等。
  这部著作的对象是一般读者,因此,它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读物。
  它在写作上有一个特点,即往往就整个世界形势来分析民主潮流的发展;在分析某一国家的民主运动时,也从不忽略它从外间和对外间世界所接受和所给予的影响。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困难;作者显然是花了相当气力的。
  作者自己也提到了最后的一章过于简略,变成一个提纲了,这无疑地是本书唯一的缺点。但虽然是简略的提纲,却也把百年来民主运动发展的线索给指点出来了。
  译本付排时,译者接到原作者关于本书内容的一些修改和补正——这些修正有一两处是很重要的,有些却使原著更加完整——,在第三章以下都已——照原作者意思改正,但一二两章已打纸型,来不及改了,只好把重要的几点订正附在译序之后。
  出版者和原作者对译本的出版,都给予可感激的协助和关心,我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
  (1947年9月)
  ① 这是美国一个进步学者兰地(A.Landy)的著作,原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Marxism and Democracy),译本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由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字眼在旧中国是犯禁的,因此出版者建议改用这样一个晦混的书名。译本用章怡的笔名付梓。解放后没有重印过。(1996 年注)
  《我的音乐生活》中译本初版前记
  一书名的来由
  在音乐史上,确曾有过几个作曲家,能够用文字来表达他们的音乐生活的;这稀有的几个,或者写回忆录(如法国的柏辽兹HectorBerlioz),或者写论文(如德国的苏曼RobertSchumann),或者写专书(如瓦格纳Richard Wagner)。就这一点而论,柴可夫斯基是不属于这一类型的。实际上在1876年以后,他就不曾写过一篇论文,这时离开他的死还有漫长的十七个年头。
  然而柴可夫斯基却留给我们丰富的信札和日记。从这些信札和日记看起来,他是能够用文宇来表达他的乐想的。他的一部分信札和日记已经由苏联科学院集成专书出版。印成单本的,是他和梅克夫人的通讯集。他和同时代人的通讯,有许多还未发表;最近在《苏联音乐论文集》(第三卷1945 年)曾发表了他和卡土亚尔(G.L.Katuar1861—1926)的通讯七篇,和格拉宋诺夫(A.K.Glazunov1865—1936)的通讯十三篇,和里姆斯基·柯萨可夫(Rimsky Korsakov 1844—1908)的通讯三十二篇,即是一例。
  在英语世界当中,有两本这一类的书:一本是《柴可夫斯基日记》,一本是《挚爱的朋友》(Reloved Friend)。前一本的内容如书名所示,后一本则是梅克夫人(Madame von Meck)的孙媳妇(Barbara von Meck)和C.Bowen根据学院版两卷本柴·梅通讯集编成的,其间加插了事实的叙述,和同时代人其他通讯的选择,首尾连贯,俨然一部专讲柴可夫斯基音乐生活的专书,甚至俨然是柴可夫斯基自己写成的讲他自己的音乐生活的专书,所加的说明正好是一种加深后人了解的诠释。因此,当出版者仿照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著《我的艺术生活》,想把这部书的译本定名为《我的音乐生活》时,译者经过一阵踌躇,也觉得相当恰切;不过因为不是柴可夫斯基亲自有意写成的专书,因此译者提议上下加一个引号,即《“我的音乐生活”》表示这不过是借用来表达书中的内容的。后来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
  书名的来由就是如此。
  二柴可夫斯基的一生
  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柴可夫斯基音乐生活的描叙和内心的自白。关于他的生平,这里是不详的。甚至他生于哪一年,也没有记叙。读者当然很有理由要求一个小传。我想,1944 年的《苏维埃日历》(Soviet Calendar)里面的小传的头一段,可以补足这个缺陷。现在把它摘译在下面:——音乐天才柴可夫斯基于1840 年生于维亚特加县(Viatka)。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音乐,那样小的年纪,他就表露出极大的音乐才能和深深的爱好。但是1850 年他被送入圣·彼得堡法学院念书,1859年毕业,入了司法部做小官员。
  可是这一部门的工作没有使他满足,1862 年他进了圣·彼得堡音乐院,1865 年在音乐院毕业,因为给席勒(Schiller)的《快乐颁》(Ode to Joy)作的康塔塔(大合唱),获得银奖章。
  第二年莫斯科音乐院开办(1866),柴可夫斯基就应聘到那里去担任和声学教授。他教了十一个年头。
  在这一段生涯里面,他的创造性底天才表现出充分的发展了。
  在这里我们还得加上几句话:在司法部做事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的余暇时间完全花在歌剧院、跳舞会和晚会里。进了音乐院之后,他从N·卢宾斯坦(Nikolas Rubinrtein)习作曲法,从萨林巴(Zaremba)习理论。N·卢宾斯坦是他的老师和挚友,但是庸俗的卢宾斯坦却不能了解柴可夫斯基。这中间的冲突,在本书里面表现得无遗。但是通过N·卢宾斯坦,他才得到终生没有见面的梅克夫人的赞助(金钱的津贴和精神的鼓励)。
  现在回头来说柴可夫斯基到莫斯科音乐院任教的情形:——
  那是1866 年旧历9 月1 日,一群音乐家集拢在俄罗斯帝国风的老式两层屋子里;莫斯科音乐院开办了。接待来宾的是一个眼睛活泼而有光彩的,头发乱蓬蓬地向后梳着的人。那是N·卢宾斯坦呀——著名的钢琴家兼指挥,同时又是年青的俄罗斯音乐底名教师。这个音乐院十十足足是他的血肉底一部分;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浸淫到音乐艺术生活里去的人。
  在这种场合免不了的互相道贺之后,一个年青人——教授里面最年青的一个——出现了,他坐到钢琴前面。莫斯科的人对于这位先生是不大知道的,只知道那是卢宾斯坦从圣·彼得堡请来的,刚从彼得堡音乐院毕业的小伙子。这个年青人的衣服很不华丽,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出身寒伧。据说他到莫斯科来,所穿的旧熊皮大衣,还是诗人阿普赫丁(A.Apukhtin)借给他的。这一位新教授弹了格林卡的歌剧《路斯兰与卢德米拉》(Ruslan andLudmila)底序曲;演奏得实在太好了!
  这个人就是柴可夫斯基,对于莫斯科音乐院的生长和进展,他是最有功绩的第二人。其后的十一个年头里面,他在那里教音乐理论,写下了俄国第一本的《和声学》。他成名之后,还不断与音乐院接触。第一次排演他的歌剧《欧根·奥尼金》(Eugene Onegin)的,也就是音乐院的学生。这一次历史性的演出,是1879 年3 月17 日的事。(见《苏维埃文学》Soviet Literature1946年10月号第71页)
  革命后,这个莫斯科音乐院已改名为柴可夫斯基莫斯科音乐院。建筑物已在十九世纪90 年代重修,现在能容两千学生,学院本部共分五系,附设了一所音乐学校,一所中央儿童音乐学校,和一个歌剧研究部。音乐院里面有一个可容两千人的大礼堂,这大礼堂的音响之好,据说是很难得的:坐在最顶的楼上连舞台划一根火柴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
  音乐院曾出了不少卓绝人才。柴可夫斯基的学生兼畏友,并且后来接替和声学教席,最后又任院长的伟大音乐家泰涅耶夫(Sergei Taneyeff 1856—1915)就是1875 年毕业的。现任院长舍巴林(V.Shebalin)是1918 年的毕业生。
  他一边教书,一边作曲。“在不断紧张工作之中,他常常受到苦闷、不安和绝望的袭击。这里的原因有个人的,有家庭的,也有社会的:70 年代莫斯科生活空气之窒息腐化,对于作家的多情善感的性格不能不起影响。精神的危机驱使他离开了音乐院。”(西尼亚维尔:《俄罗斯音乐史纲》,梁香译,33 页)。
  这一段内心生活的痛苦,和在痛苦中产生的作品,都仔细记录在本书里面了。离开音乐院后,靠了梅克夫人的资助,他把全部精力放到创作上头,同时到欧洲各地去旅行。直到1890 年9 至10 月(还有三年的日子就结束了他的一生),梅克夫人突然诿称破产停止了她对他的资助,并且对他断绝了书信的往来——这给了晚年的他很大的痛苦,但他在那最后的几年间也还创作出极其辉煌的作品(《第六交响乐》)。
  他死于1893 年。
  三柴可夫斯基博物馆
  柴可夫斯基晚年居留的地方,是离开莫斯科不远的克林(Klin)。经历了无数困苦与内心搏斗而达到了人生的暮年的他,在这风景纯朴美丽的田园中,作出了他最后的伟大作品。
  克林的寓所,在革命后改为柴可夫斯基博物馆。至今访问克林的人,还可以看见那大门上依然钉着柴可夫斯基所写的牌子: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寓
  星期一、四下午三至五时见客。
  现已外出。请勿按铃。
  经历了无垠的苦难底柴可夫斯基,晚年极希望能有一个恬静的田园,让他静静地安住下来创作。例如他曾在莫斯科的一张报纸上登了这样广告:独身男子征租乡下住宅一幢。
  如果我们在本书中所读到的,他起先住在迈伊丹诺伏(Maidanovo),离克林仅二公里。他在那里住到1887 年年底。1888 年4 月他又到弗罗洛夫斯柯耶(Frolovskoy)村去,这里也是离克林不远的。到1892 年5 月他才搬入克林。
  关于克林和柴可夫斯基的寓所,史涅尔生(G. Shneerson)曾写过一篇战后的访问记,载《苏联音乐纪事》(Soviet Music Chronicle)第八期(1945年8 月莫斯科版),下面就是其中几段的移译:——克林是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铁路线上一个小站。都是些小屋子,花园,一条上了柏油的公路从左边通入这里。三点钟火车,或者点半钟汽车,就把你从莫斯科带到克林。……
  ……我们登上一道狭窄的台阶,就走进柴可夫斯基生活和写作的地方。
  一个很大的光线充足的房间,家私简单而有味道——柴可夫斯基的书房,挂着家族的远亲近亲的褪了色的照片。书架上放满柴可夫斯基的书,乐谱、礼物……。这里有着许多俄罗斯作曲家和外国作曲家的集子,也有许多民歌集。
  莫扎特的全集共七十二卷,这是著名的乐谱出版商犹根孙送给他的。在许多乐谱和书籍的空白处和字里行间,还有柴可夫斯亲笔写下的若干断想。……
  ……《第六交响乐》的草稿,用铅笔写在三张五线谱上。他的思想比他的笔跑得快,因此他只好用缩写。柴可夫斯基就是根据这差不多是速记的草稿,写出了他的那部交响乐来的。
  这个博物馆现在由本书将近末了的时候提到的B·达维多夫(外甥)保
  管,他已是七十内外的老人了。法西斯侵略军到这里的时候,他收拾了重要的手稿及品物,运到乌拉尔去,德军于1941 年冬天占领了克林,住了二十三天,几乎把这屋子烧去。
  四围绕柴可夫斯基的人们
  柴可夫斯基的两个兄弟(阿纳托和摩德斯特)和一个妹妹(达维多夫)跟柴可夫斯基都很要好;妹妹的庄园——卡明卡更是他常去之地。到了晚年,妹妹去世了,他就疼爱他的外甥。这些关系,我们在本书中是可以看见的。
  然而本书展开了另外两种特殊的关系——其一就是偶然的(出乎意料的)结婚,由结婚而起的不能忍受的痛苦,终于儿乎断送了他的性命(他不止一次想过自杀,但是知识分子的懦弱,使他不能执行)。另一就是他和梅克夫人底多少有点神秘的关系。她是一个富有的,非常懂得音乐的寡妇。她非常欢喜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藉着N·卢宾斯坦的绍介,她按月送钱给他,使他不愁生活的困难,可以安心从事他的创作。
  但这两种关系显然结局都很不完满。结婚不久,他就诉说他的妻不能了解他;而到晚年,梅克夫人突然断绝通讯及资助,他更不能了解她。他和妻子的闹翻,常为世人所诟病;梅克夫人的突然离开,常为世人所不解。关于前者,在本书中已有足够的资料,看出柴可夫斯基内心的矛盾,也许是那个妇人庸俗的想法,使这个伟大的心灵容忍不住。关于后者,本书只收了柴可夫斯基的两封信,一封给梅克夫人而永远得不到回信,一封给梅克夫人的女婿巴胡尔斯基,回信是有的,但客气而且空洞,不能从那里面看出什么。可能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梅克夫人受不住外来的打击,才决然断绝一切关系的;本书的英文版编者,曾企图用心理的转变解释梅克夫人突然决绝,这在译者是不能同意的。
  除了以上这些关系之外,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界师友,也值得提一下。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之神是莫扎特(W.Mozart 1759—1791)。这个短命的天才那种乐观的气派,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身上重现而且深化了。在外国音乐家中,他佩服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他欢喜比才(Bizet 1838—1875)和他的《卡门》(Carmen),他讨厌瓦格纳(R.Wagner1813—1883)。在俄国音乐家里面,他称赞格林卡(Glinka)的作品,但是不佩服他的为人,称之为“两重人格”。他的音乐老师N·卢宾斯坦对他很苛刻,在这本书中,N·卢宾斯坦是以一个庸俗而恶毒的角色登场的,但是N·卢宾斯坦不仅仅从最初起就认识了柴可夫斯基的天才,而且柴可夫斯基的重要作品(到N·卢宾斯坦逝世为止)都是由N·卢宾斯坦亲自指挥或亲自演奏(他本身是一个优秀的音乐教育家、组织家、指挥者和钢琴家)的。N·卢宾斯坦的哥哥A·卢宾斯坦在本书中也偶而登场,不过他的活动场所是在彼得堡,与柴可夫斯基没有太密切的关系。
  柴可夫斯基和音乐五人团的关系是很值得注意的。当时五人团以“为人生而艺术”做口号,抨击N·卢宾斯坦等一派为艺术而艺术底唯美倾向;最初他们本来把柴可夫斯基归入唯美派里面,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柴可夫斯基所表现的无比崇高的正义感,感动了五人团(这在本书里面是有叙述的);由是才开始了五人团和柴可夫斯基的并不十分密切的关系。柴可夫斯基这善良的灵魂,首先欢喜了坦率的巴拉启列夫(Balakirev 1836—1910),有几部重要的作品是写明献给巴拉启列夫的。然后,里姆斯基·柯萨柯夫(Rimsky—Kor-sakov)——五人团中最有天才的作曲家——从柴可夫斯基的理论课本中学取了很多。
  然而在同时代音乐家里面,跟柴可夫斯基来往最密切,而为柴可夫斯基最钦佩,视为畏友的,则是泰涅耶夫。
  五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
  关于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的关系,当泰涅耶夫三十周年祭的时候,苏联科学院院士音乐学者阿沙菲耶夫(BorisAsafiev)所写的论文,第七节里面讲得恰到好处。他说: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是师生关系,他们两个都有同样的特性:爱艰苦的工作,受工作的基本规律所限制。他们两个都能够很完满地驾驭所谓“自己的想象底技术”,同时也都发展了创造性思想的准确性,而这是和他们所习惯的创作态度密切连结着的。柴可夫斯基是两人中比较冲动的一个,乐想在他的心中比在较理智的泰涅耶夫心中,施以更大的压力,因此柴可夫斯基在作曲的时候,往往是神经质地写得极快的。……
  他们之间的通讯,是一些无价的文件,它证明了这两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底思想如何作创造性的交换——而他们两个在性格上是那么相异,但他们被献身于音乐的那副精神联结起来了。在他们两人的作品中,“莫扎特”式的性质是主,“沙里爱里”(Salieri)的性质是从。这一点是不难了解的。
  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都崇拜莫扎特;他们之所以崇拜他,不是从风格家的观点,而是把他的音乐当作充满着理性,光明和生命的快乐的东西。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观念显然对泰涅耶夫的作品极有影响。但这些乐想并不以静态的僵硬的形式出现;可以简单地说,在泰涅耶夫的作品中,柴可夫斯基的抒情主义所产生的自发性底印象发生了一种诗化的、哲学化的抽象过程。既不能排除柴可夫斯基的乐想,唯一的办法——在泰涅耶夫——就是把它们沿着更高水准发展。像这样子,柴可夫斯基和泰涅耶夫的友谊,就恰如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的友谊似的,使两个人互相得到好处。
  六俄罗斯音乐之路
  如上面所说,泰涅耶夫受过柴可夫斯基的教益,又影响过柴可夫斯基;同时,泰涅耶夫比柴可夫斯基更为冷静、理智。所以泰涅耶夫对于俄国作曲家的路线的看法,也许大部分也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看法,虽然柴可夫斯基从来没有把它系统化写出来。
  因此,我们在这里引用一节泰涅耶夫的笔记,那是对于了解柴可夫斯基会有相当的帮助的。这一节笔记是1879 年2 月写的:这时柴可夫斯基刚离开音乐院不久,是创作欲最旺盛的年头(他已经写了《第四交响乐》和歌剧《欧根·奥尼金》),而泰涅耶夫则已从音乐院毕业了四年,留在那里继续担任柴可夫斯基的助教了。这一节笔记见莫斯科1925 年印行的《泰涅耶夫:其人,其作品及文献》(73—74 页)。
  他这样写道:
  西欧的乐式(奏鸣曲、交响乐等)逐渐地出现了。它们是从赋格曲(Fugue)
  发展而来的,而赋格曲则是由民歌和宗教音乐的复调音乐演变而成的。绝对没有一种乐式是突然发生的,所有的乐式都承袭着在它前面的乐式发展而来。因此,可以说,民歌和教堂音乐是所有欧洲音乐的基础。多少世纪以来,多少人在这些乐式上作了多少的劳动,他们的劳动结果却可以在西欧音乐的近代乐式中看得见。照这样子,民歌潜藏着欧洲近代的一切音乐。只需加上人类的智慧,就可以把它们转化为丰富的乐式。脑袋就是力量。如果把力量加到一件物体,必然得一个结果,这结果一方面是由所加的力量底性质而定,另一方面则是由加了力量的物体底性质而定。
  当俄国的音乐家研究西欧音乐的时候,他们所碰见的已经是弄得好端端的,完美的欧洲风格了。他们只要照着欧洲风格来作曲,否则就把俄罗斯民歌硬往欧洲乐式那里套上去;他们倒忘记了俄罗斯民歌是和欧洲音乐不同的两件物事。作品的式样是和它的原料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一座建筑物的式样,要看它的原料是木头还是石头而定。尽管每一种材料都潜藏了无限数量的形式,但对这一切形式却也有若干必要的限制。
  俄国的音乐家就像一个建筑师,他看见了一座木头房子,就打算用石头来仿造一座,他想把石头砌得像木头那样,有凹凸,有曲线。显然,很快他就会明白他的企图是什么结果都不会有的。
  俄国音乐家在本能上也明白这一点的……欧洲乐式不是我们所习见的形
  式。我们还没有我们自己的乐式。我们还没有民族音乐。优秀的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写了一部《和声学教程》。但这是什么和声学?这是欧洲的和声学。我们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和声系统……
  每一个俄罗斯的音乐家,他的任务就在于推进这种民族音乐的产生。西欧音乐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作怎样的努力?必须像对西欧民歌所曾作过的努力一样,我们要对俄罗斯民歌作同样的努力,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民族音乐……。
  让我们精通古代的复调音乐吧,让我们担负起这艰辛可是光荣的任务吧,谁说得定,也许我们下个世代就会有新的乐式,新的音乐呢,也许在下个世纪开头,俄罗斯的乐式就会出现,它们究竟在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于:它们是一定出现的……。它们是一定出现的!这句豪语仅仅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后就实现了。
  同样的精神,洋溢在这本书的主人翁身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向着泰涅耶夫所指出的目标奋斗的。
  七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精神
  柴可夫斯基一生完成了六部交响乐,八部歌剧,七部交响音诗,三部舞剧,几部交响组曲、幻想序曲、三部钢琴协奏曲和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和其他无数的器乐曲与声乐曲。靠了这丰富的作品,柴可夫斯基给全世界表现了他的崭新的创造力。他的作品本质上是俄罗斯的,虽然这并没有妨碍它们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热爱。他切实把握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他努力寻求音乐的民族形式。他的现实主义的原则是“诗的、人性的、单纯的”。
  柴可夫斯基靠着他天才的笔触,到达了气质和感情最繁复的结合,并且表现了生活的诸种矛盾。可是除此之外,在他的全部音乐中,主要的母题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烈的爱,和不倦的对幸福的追求。他的即使是最悲剧性的作品,也被斗争的精神所挽救了,也被一种克制命运的意志所解救了。举个例说,这就是他的《第四交响乐》——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本书中有很详尽的剖解。——从第一章那惨淡幽暗的场面出发,这部交响乐到了第四乐章,就引出了生命的凯旋。伟大的《第六交响乐》亦复如此。如柴可夫斯基自己所说,这部交响乐他是把整个灵魂埋了进去的。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曲《暴风雨》和《法兰西斯加·达·里米尼》的主题,是爱的主题,虽然那是悲剧性的,但它却是为了克服障碍而斗争的。
  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由于它们的内容的深度,戏剧性的紧张,和乐想发展的丰富,是贝多芬逝世以后,全世界交响乐最伟大的里程碑。
  他把交响乐这样式估计得很高。他认为人类的全部感情都可以用交响乐表现出来。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的灵魂,是在于:横扫千钧的旋律、清晰、明快、表现力丰富、美丽、音色富丽、易懂。他的曲调的渊源是在俄罗斯民歌里。
  他常常把民歌的主题引用在他的作品中,把它发展,使它丰富。
  柴可夫斯基热爱俄罗斯。他的庄严的《1812 年序曲》,他的康塔塔《莫斯科》,他的《斯拉夫进行曲》都是献给他祖国的英雄事业的。
  一个批评家说:
  “柴可夫斯基的全部音乐底本质,就在于:他深刻地了解人民底精神,而且和人民一起呼吸。”
  这些评论见于1945年的《苏维埃日历》和《简明苏维埃百科全书》和别的论文,上面是从这些论文摘译出来的。(下略)
  (1948年)
  《苏联新地理》译者前记
  苏联的青年地理学者兼著作家N·米海洛夫(Mikhailov)在战后五年计划开始那一年(1946),写了一本关于苏联的地理环境的通俗读物;在十月革命三十周年那一年(1947),他又写成一本综论苏联经济地理的通俗读物。
  这两本书写作的年代不同,但相距大致不久;其最大的差异是在于:前一本是横的叙述,把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全苏联各区的自然环境与经济政治建设,作明确而生动的叙述描写;后一本却是就经济地理的各个成份(土地、矿产、领土、人民、工业、农业、交通、社会主义复兴建设),作纵的和概括的论述。然而在写法上是有一点相似的:作者领着读者作“地图上的旅行”,因为是旅行,所以生动;但同时这旅行不是真正的地面上的旅行,而只是地图上的旅行,因此不受时空的限制,能够做到有系统和简明确切。这两本书合起来看,将打破了读者对经济地理“枯燥无味”的这种传统的印象,同时将大大地帮助读者了解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底全貌;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本书将不仅帮助读者了解苏联的地理环境,而且更主要地让读者知道,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面,人们如何变革了自然环境,使大自然为人类社会服务,使人类得到更舒服而美好的生活。
  这两本书中的第一本,就是现在呈献给读者面前的一本《苏联新地理》,第二本叫做《在祖国地图上》,得过1947 年斯大林文学奖金,西蒙诺夫称誉为优秀的散文作品。这部书译者也打算把它介绍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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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比较一下这两本书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是如何的相互补足,各个着重了哪一些方面,作出如何的叙述和描写了。
  下面就是这两本书的对照目录:
  《苏联新地理》《在祖国地图上》
  1.莫斯科及其周围〔苏俄〕1.历史的概观〔历史地理〕2.沿伏尔加河直下高加素2.在苏联国旗下〔领土〕〔伏尔加河;阿塞拜然;阿美尼亚;乔治亚〕3.越过西南部草原3.旧版图上的新土地〔新土地〕〔乌克兰、摩尔达维亚〕
  4.西北部的海〔白俄罗斯;立陶宛, 4.新的地下富源〔矿产〕拉特维亚,爱沙尼亚,卡累利亚芬兰〕5.从北部林地到乌拉尔5.社会主义工业的新堡垒〔工业〕
  6.中央亚细亚的绿洲、沙漠和市镇6.新的农村〔农业〕〔乌兹贝克、塔吉克、土耳其门、启尔吉兹〕
  7.横跨西伯利亚到太平洋〔远东区〕7.新的道路〔交通〕8.1950 年的苏联8.伟大的再生〔复兴〕从上面这个内容一览表看起来,我们可以知道,这两本书都是帮助我们认识苏联的重要读物,而它们两者之间却又没有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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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说过,这本书是纸上的旅行。它不同旧式的地理教科书,尽是地名的堆砌;它所提出的每一个重要地名,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山峰,都能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当然不仅仅关联到作者写作的技术问题:这就是说,在这本书当中,每一条河流或每一个矿山,都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联结起来,都变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只有如此,河名或地名才不会是孤立的名称,而是有血有肉,与现实生活有关联的实体。
  这本书既然是纸上的旅行,它就不同于一般的实地旅行记——那些旅行记当然也是活生生的,也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但是实地的旅行记,往往只描绘出一时、一地或一方面的印象,部分的实录;这里的纸上旅行,却可以做到有计划、有系统地全面描叙,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印象。
  我们的纸上旅行从莫斯科出发。我们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看到了莫斯科的街景,看到了莫斯科的郊区;然后作者让我们站在这联邦的首都,来观察整个联邦的地理环境(第一篇之五),我们从这里首先获得一个印象:苏联在与时间一起前进着;苏维埃人们正在为改造他们的自然环境,为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斗争。
  第二段行程是沿着伏尔加河进发的。我们经过工业的城市高尔基,到了萨玛拉的“牛轭”,到了英雄的城斯大林格勒,然后到达世界最大的湖——里海。我们渡过里海到了石油城巴库,巴库进入群山之间的阿塞拜然和阿美尼亚、然后走进乔治亚,到达南俄的里海岸边。这样子结束了我们第二段的行程。
  我们又回到莫斯科。这一回向西南跨过大草原,到了煤斤和谷物的故乡——乌克兰。我们看到了古老而崭新的基辅城,看到德尼泊水电厂如何建设,如何被德军破坏,战后又如何重建。过此,我们更到达了摩尔达维亚,这样,我们重又到达了黑海岸边,结束了第三段的旅行。
  第四段行程是在莫斯科的西北部。我们由莫斯科动身,沿着驱逐德国侵略者出国的道路,由斯摩棱斯克而明斯克,而立陶宛,而拉特维亚,而爱沙尼亚,而入列宁格勒。我们巡礼了苏联的第二大城,视察了列宁格勒的工业区,重温了列城被围时为打开生路而斗争的一幅图画。由是向北进入湖沼的国土——卡累利亚,便进而入北极圈。
  由北冰洋海岸进入乌拉尔,是我们的第五次行程。我们看到了木材城彼楚拉,北方的大港阿尔亨格尔;我们在乌拉尔区花了不少时光,看见了铁城玛格尼托哥尔斯克,知道了乌拉尔伟大的矿藏,及其如何开发。第五次行程就这样结束了。
  第六次行程是在中央亚细亚。我们到过中国西北及北部所邻接的地方;我们看见了丰饶的城塔什干,我们看见了缺水的沙漠地带,到过帕米尔高原——大陆的心脏。
  我们第七次的行程,是到苏维埃远东区去的。我们首先考察了西伯利亚过去的历史,然后横跨过它,到达太平洋岸。
  最后我们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假想了1950 年的旅行。我们将看到许多地方起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四年——五年的劳作,这个伟大的国家更显得丰饶和强盛了。
  ***贯穿着这许多生动的描绘的,是两根线。
  一根线是人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改造着自然。另一根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苏维埃人)在建设中、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新的爱国主义和新的英雄主义。苏维埃人如何征服自然,改变自然环境,在本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地方,都给以生动的描绘。由于自然环境的改造,新的生活就很自然地涌现出来。
  拿中央亚细亚做个例子罢:
  最大的变革是卡萨赫人的生活。二十年前这一区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时代相差不远。卡萨赫人把皮帐幕放在骆驼背上,从这里搬到那里去,全部生命消磨在鞍子上,一个字也不认得,唯一的医生就是巫师。今天却已有许多医生、教授、演员和诗人,而且在全苏联闻名了,……这个国家已有长远的历史;人民也存在了好几千年。新的卡萨赫斯坦才只有二十五岁,但是这二十五年却等于多少个世纪呵!(本书397 页)。然而这改变不是从天掉下来的。那是多少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呵。
  你看远东的共青城罢(康梭摩尔斯克):
  十三年前泰加的树木被拔去,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制造中心——康梭摩尔斯克( Komsomolsk)的基础。这个城是为了奖励共产主义青年团(Komsomols)而命名的,那时他们负担起在莽林中建设一个新的工业城底艰辛任务。
  在古老的渔村上面,现在已有成座成座的大砖屋。其间屹立着巨大的钢铁构造底厂房。过此,则新建的木房子一直伸展到辽远的群山去。地面给开掘了,铁轨给敷设了,到处都在不断地建设着。只有从飞机上才可以看见这个年青的城市底轮廓。
  康梭摩尔斯克有着伟大的景色。每一椿事情都表现了力量、美和大规模的建设。……
  年青的苏维埃男女认为在此地工作是一种光荣。这个城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给建立在辽远的阿穆尔河上的,这是工业的英雄主义底化身——在几次五年计划时期,是这英雄主义变革了苏联的面貌,尤其是苏维埃远东区的面貌。……(本书431—432 页)
  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洋溢着新的爱国主义与新的英雄主义,读者在上面所引的一小段当中:难道没有感到这伟大的气息么?
  且看作者怎样描写拉多加湖在爱国战争中的任务吧。
  就在这堡垒附近,极目远眺,可以看见巨大的湖,湖面一直消失在辽远的地方。……
  在列宁格勒被围时,这个湖所起的作用是很值得惦记的。当包围圈缩紧的时候列城唯一的出路就是渡过拉多加湖。列城的人民曾必须咬紧牙根,整紧裤带,等待冬天湖水结冰,然后在那上头造成一条足供载重汽车行走的道路。这条路成功了列宁格勒的生命线。尽管这条冰路离开前线很近,尽管德国空军用高度爆炸弹炸碎冰块,但是整个冬天仍经常有无数的载重汽车,驶过这个湖面。来的时候,卡车装的是守城用的炮弹,汽油,面粉,肉,罐头食品,和其他宝贵的供应,这些东西量虽不大,但分发给留在城里的人们维持生命;去的时候,卡车装的是伤者和病者,以及在包团时来不及离城的妇孺,他们现在使用了最后的一点力气,走上这条“生路”,然而对于若干人,这“生路”却不啻是一条“死路”。关于这条冰路的组织,差不多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了。凡是炸弹炸成的窟窿,立刻用旗帜标明,接着马上在它的附近开辟一条新路。路上的制空权是几经争夺的;这战斗结果是苏维埃的空军胜利了,由是保证了这条冰路的相对的安全。交通管制员是穿了灰白制服的兵士,天气无论怎样恶劣,他们也在那里给卡车司机指点道路。日日夜夜,风霜雨雪,这两股交通不断地继续着,恰如任何忙迫的街道似的。……(本书280—281 页)。
  这是在战争中。在平时呢?
  拉多加湖是联结波罗的海和内地的一切人工水道的开端。斯维尔河流入奥尼加湖,而波罗的海白海运河,则由此通至白海;玛里英斯克水系(维特格拉河,玛里英斯克运河,柯夫札河,贝洛耶湖,和石克斯纳河)通至伏尔加河。……由拉多加湖直通伏尔加河,还有另外两条旧运河,即维希涅伏洛茨基水系和蒂赫汶水系,今天看来,这两个水系已失去重要性了。……(本书281—282 页)。
  可以说,随便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发现地理的描述是交织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气息的。在列宁格勒如是,在斯大林格勒如是,在塞瓦斯托普如是,在德尼泊河也如是……
  因此,这本书并非给你绘出一个板滞的静态的苏联十六国版图,而是给你绘出一张活生生的图画,有血有肉地表现出伟大的人民的英雄劳动和伟大的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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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的地名,国内还没有统一的译法;除了常用的一些依照常译的名字之外,都是译者根据自己定下的几条简单的音译规则(例如lo 译“洛”,ro译“罗”;vo 译“伏”,等)来译的,但常用地名有些却和这规则不合的,碰到这样的场合,译者也不强其统一,因为用惯了总比较容易联想起来。
  这本书是1948 年春在上海译的,中间因为黑暗统治的迫害和威胁,曾停顿了两次,因此原稿也分三部分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一直到最近才能够把它们集拢起来,从头匆匆校改了一次。
  临末,应该谢谢翰笙兄、锡嘉兄和鸿模兄在出版上的帮忙。
  (1949 年3 月,在香港。)
  《金元文化山梦游记》①译者序
  替独占资本服务的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目前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危机,而这危机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密切不可分的。这种文化在思想内容上是反动而且腐烂的。这种文化运动依循着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向着广大的劳动人民,用腐烂的作品来毒害劳动人民的心灵,使他们麻痹,使他们堕落,使他们失去信心,使他们离开斗争。另一条路线则向着“特选”的文化圈子,即知识分子,使他们沉醉在幻想的世界里,使他们脱离政治斗争,失掉他们所能起的启蒙作用。
  这本用幻想小说的体裁写成的论文,就是把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第一条路线(向着群众的路线)所进行的“斗争”,赤裸裸地加以揭破,无情地加以批判的。如作者所说,“这里所记的全部事实的数字,都有文件佐证。那全是美国杂志书籍上的资料。我的报告是一种不用摄影机拍成的新闻片。”
  在这部新闻片里面,美帝的代言人及其所谓“文化”,完全一丝不挂地裸露在读者面前。你不但知道美国有五十万“作家”,不但看见了袋中书(Pocket book)如何征服了广大的读者,而且看见了并且理解了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各种倾向。比如说,广告的倾向(娜娜式胸衣,罗密欧吊袜带,朱丽叶护肩),混和了人性的堕落(杀人Murder!妻子杀丈夫!)——又混和了反苏反民主的意图(纳粹间谍的反苏“著作”成为畅销书)。
  惊奇的事情一幕跟着一幕的展开在你面前。为着适应“大量生产”起见,美帝的“学者”们竟发明了“文学生产合理化”的做法(见本书第七章)。
  本书的最后一章指出了美国进步作家是“不会出卖他们的脑袋的”;他们的事业和人民解放斗争事业联结在一起。
  这部小册子是从1948 年5 月号的“苏维埃文学”译出的,其中有若干章曾在《世界知识》上连载过,现在把连载时所节译的,都一一查对原文补上;至于原文所举许多人名书名,因为译者即将离港,来不及加注了。
  (1949年4月在香港)
  再版付印后偶得1948年柏林SWA-VERLAG印行的德译本(书名是Der Amerikanische Parnass,由L. Nebenzahl 译成德文),查对英译,略有出入,只好待三版时设法补正。
  (译者再记1950年2月)
  ① 本书是罗曼·金(Roman Kim)原作,这可能是苏维埃时代的一位作家的笔名。
  开明书店和我
  1接触
  我同开明书店开始接触,是在初中读书的时候。
  那时我们班的国文教师是吕星云先生——他那时在教会办的岭南大学附
  中教书,却带着一种信念和热情到我们这个新办的并不著名的中学来兼课。
  吕先生为人正直,有学问,教得很认真,但更重要的是他思想新,接受新事物快。他教国文采用开明书店的活叶文选——这样,我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每周要同开明书店“接触”一次(现在叫做“采购”)。我不但采办了吕先生指定的《活叶文选》,而且买了不少没有指定的篇章。通过这些文章,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鲁迅,胡适,周作人,朱自清,司马迁,屈原,李后主……诗,赋,词,散文,小说,论文……《活叶文选》唤起了我的泛读兴趣,我在成长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习惯。也是吕先生介绍我们订阅新创刊的《中学生》,这个杂志从创刊号起我便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后来我进入社会以后又不时为它写点文章。我同开明书店天天“接触”,——因为书店的门市部就设在我家附近。我每天晚饭后总要去开明转一转,在那强烈吸引我这个少年读者的“书林”中,流连忘返,也许正因为开明书店的店员们都和蔼可亲,从不厌弃我这个“小弟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而且从不曾干涉过我自由翻阅所有我想“偷”看的书,有时,像负责人似的“店主”,还同我聊天,用他有点滑稽的广州话问长问短;当然,绝对没有一个店员对我这个每天在那里翻看一两小时的“顽童”产生过怀疑(怀疑偷书)。如果没有这种空气,我是决计不敢每天到那里去猎取知识的。也许正因为同开明书店这样一段接触,奠定了我一生同书籍打交道,直到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而爱书的心情始终没有变。我从心里感谢这家书店和它的从业员们。
  2《中学生》
  《中学生》给我的是什么?是知识。可不仅是知识,它以自己默默地认真地传播知识、鼓励进步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态度,给我启示,要做一个甘心默默无闻地、认真读书认真工作的人。《中学生》对于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我,是一座知识的宝库。我爱语言,我爱文学,我爱历史,我爱地理;我特喜欢数学,我为理化的天地迷了心窍;同时我喜欢音乐——我学唱,我弹琴,我甚至学着“作曲”!我对美术入了迷,以至于我在初中三时每个星期天都泡在野外写生里。所有这一切,《中学生》都能够启发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而且往往诱导我朝着健康的路前进。《中学生》从不装腔作势,也从不摆出教师的架子。平易近人,实事求是:可以说这就是《中学生》杂志和办《中学生》杂志的教育家们的观念。1947 年我在一个杂志上评介过《中学生》,我写道:有的人说,《中学生》是一种平淡无奇的杂志。是的,你想从这里找寻刺激,而你尽会失望。不消说,这里边一定没有“眼睛吃冰淇淋”之类的东西,甚至连慷慨激昂的政治号召性的文字也不常有的。
  然而平淡不等于衰萎。《中学生》对于一般青年读者,也恰如对于中学生似的,它可能成为每一个人的恳切而善良的教师、朋友和同志。
  当你不知不觉地从它那里学会了呼吸正义、诅咒黑暗的时候,才会惊骇于一种平淡的刊物竟也会在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力量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中学生》的评价仍没有变。
  3《文心》
  《文心》各篇发表时,给我学作文很大帮助——不,我说,不仅学作文,而且学做人,做一个平凡的、认真的人。可以认为,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像夏老(丐尊)和叶老(圣陶)写过那样动人心弦的作文指导和读书指导。有的“好为人师”,板起面孔“教”人,“填鸭”式“输入”——而学的人不是电子计算机,往往“填”不进去。有的心地好,而动力不足,难于那么恰中要害地循循善诱。只有《文心》的两位作者,心地善良,学问深,却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能写出这部抓住人心的书来。出单行本时,朱自清先生说它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这恐怕就是我上文所说的融作文指导与读书指导于一炉的意思。世间没有不读书而能作文者,世间更没有不善读书而善作文者。不妨说,我从二老的这一组文章中学到的,比作文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读书,如何能善于读书。《文心》是出版史上一件有意义的事,将来有人写近代中国出版史,请不要忘记提它一笔,这组文章似小说而非小说;似“指南”而胜于“指南”。完全可以说,两老的德行,都融化到这部小书里,因此它能深深地感动人。书中所写的几个小主人翁也很可爱,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常常在我脑海中展现。十年浩劫中我因挨了姚文痞的棍子而发愤读字典、写札记时,脑中常常泛起了《文心》中关于语感的一篇,大意是说做人不怕穷,但在存储语汇上却要奋力做个富翁。说得多好呀。
  4外国语
  我学过《开明英文读本》,也教过这部书——这部书的编者是林语堂,如果把林氏的后半生的活动暂不论列,那么,这部课本的确给人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我幼时在家读过商务版《华英初阶》,是带着哭声死啃的。少年时在初一读商务版《模范英语》,也引不起学外语的兴趣。唯有后来(大约从初二起)读开明的课本,这才诱发了我学外语的“潜”意识。要问这部课本“突破”了什么?我想大约有两点:一点是内容多彩,不呆板;另一点是插图美,编排新,注音用宽式国际音标,使人不觉得要哭。应当说,这部课本的编辑是同传统的翻译教学法决裂的。
  后来我又读了英文本《开明英文文法》,也是林语堂编的——那时这部文法也是“新”的,处理的是活的(living)英语,而且着重在约定俗成的表现法——我少时虽然死背了古老的纳氏(Nesfield)文法三、四两卷,但得到实际效果的还在于开明这部文法加上开明版加注的英语读物(如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
  从活生生的社会交际去学外语,这恐怕是开明版英文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许当时还不是很自觉的。40 年代金公(仲华)在重庆为开明编的英文学习杂志,也是循着这条“活的”路线的。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学外文,这是个好传统,看来是值得一记的。
  我知道世界语(Esperanto)也是从索非的一篇文章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最初几期《中学生》杂志上。我读完十分兴奋:啊!原来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语言。我那时只觉得世界语是寻求知识的极好的工具。这篇文章诱导我加入上海世界语学会主办的函授学校,其后又报名参加广州市立世界语讲习所。讲习所是晚上上课的,教师是前清时首批留法的许论博老先生。我读完6 个月,毕业考试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得了一张市教育厅颁发的毕业证书。
  开明版盛国成编《世界语全程》和周庄萍编《汉译世界语小字典》,对30年代我国世界语的传播起过很大作用。《全程》虽古板一点,但体系严谨,是很有用的——我学过,也用这课本教过人,至今还记得有一课说到久雨初晴,人们欢呼“O!Suno!”(“啊!太阳!”),这样的句子用不着主语,谓语,甚至多一个字都是多余的。几十年后,当我研究语言与社会生活,语言与信息量时,这个例子还经常闪现在我的脑际。我在世界语园地持续不断地踯躅了53 年,最初的启发是从开明书店来的,应当感谢它。
  5艺术
  我少年时迷醉于音乐和绘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开明书店诱导的——具体地说,是由于开明的一位热心普及音乐和美术教育的作家丰子恺先生。
  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的一个叔公(岭南大学文字学教授)让他的女儿给我捎来“生日礼物”,就是开明版《给孩子们的音乐》(日本著名音乐理论家田边尚雄著)。这部书是毛边的,封面画有点印象派的味道,内容却是打动人的。这部小书连同丰先生所编著的音乐书,指引我几乎走上了搞音乐的道路。只有一本书使我很恼火,那就是开明出的一部风琴曲集。那时我家有一座很大的风琴,它有两个增音器,十一个音色栓,不过这是簧风琴,不是管风琴。我买了开明这部曲集,简直望洋兴叹——因为那里收的主要是巴哈的管风琴加农曲或赋格曲,在簧风琴上是很难弹的,这使我很失望,觉得它不如商务版肖友梅编的《风琴教科书》,里面有很多改编的曲子,可以在小小的(甚至是三组半的)簧风琴上演奏,我初次接触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就是这部教科书改编的谱子。
  不过开明版黄涵秋编的《口琴吹奏法》,却是很实用的,比当时上海各书店出版的同类书有用得多。我用这部书苦练,居然后来还教会了很多人,还指挥过口琴队。可见出版社出了好书,会发生很大的社会效果的。
  无论如何,在普及音乐教育方面,开明作了很多启蒙工作,可以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别的出版家也作,如商务和中华,但常带有更多的学院气。比方王光祈先生的一套音乐丛刊,中华书局出的,内容也很精辟,但读者对象就狭窄得多了——这套丛刊中有一本是各国国歌述评,附有钢琴谱,我初弹《国际歌》(作为那时的苏联国歌),就是根据这本书的琴谱的。
  讲到美术,开明也出过不少启蒙书——其中丰子恺先生的《西洋画派十二讲》给我打开了眼界,原来外国的美术思潮竟有这么些名堂。我至今知道的西洋画知识,多半也是从丰子恺先生几部书得来的——其中有一幅未来派绘画,跑动着的马有十二三条腿,那时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印象很深;我第一次意会到“动”的观念引起了形象变化。
  6西诺曹和吉诃德
  如果说我童年因为读了一大堆中华、商务版的各国童话故事,使我知道有大人国,小人国,白雪公主,七个矮人等等童话世界,那么,到少年时代,开明的两本书《木偶奇遇记》(徐调孚译)和《吉诃德先生传》(节本)则开始诱导我进入外国文学的现实世界。那时脍炙人口的《爱的教育》(夏丐尊译)和《宝岛》(顾均正译),我也读了,但不如前面两本对我那么有启发。《木偶奇遇记》是和我同龄的堂姑姑送给我的,她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者,她觉悟得早,而且很早参加革命,我至今仍非常想念她——柳无垢同志从香港撤退到东江根据地时遇见过她,跟她谈起我来,才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分了手,都参加了革命,正是殊途同归了。后来我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跟这两部启蒙的小书不能不说是有点关系的。开明千方百计出版各方面的启蒙读物,对开发那一代的少年儿童的智力是有贡献的,这是开明主持人的美好的设想,可以说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一种很好的传统。
  7人
  此刻,我写着写着,脑海中时时闪现出开明的人来,特别是想起了几位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的人来。我不能自已地想起了范冼人,顾均正,傅彬然这几个名字。都是那么热诚,那么朴实,都是数十年如一日地认真从事他们的事业,尽管他们各有所长。范是搞经理工作的,却没有一点市侩气;顾、傅两公学术上各有千秋,但为启蒙工作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却是同样的。
  他们同你接触时,话不多,却使你感到真心都掏给你了。也许这就是爱国者的性格?也许这是真诚的中国知识界人士的性格?也许这是被称为“开明人”的那种平凡而实事求是的性格?我说不清。但我怀念他们。我这些年从他们那赤诚的,执著的,始终如一的,向着目标不断前进的性格中,汲取到力量。
  1984年12月15日
  三联书店的杂志和我
  从前,大出版社都拥有一份或几份代表性杂志,例如生活书店有《生活周刊》,新知书店有《中国农村》,读书出版社有《读书生活》;正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开明书店的《中学生》一样,都表达了和宣传了出版社的办社宗旨,同时也起着传播信息,扩大影响,招徕读者,培养作家的多种作用。
  我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接触,也是从杂志开始的。我从念初中时起,就是《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我随着《生活周刊》成长的过程而成长——这个周刊原先着重在“修身”之道,然而内忧外患的中国,迫使它一步一步走向找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作为读者,我受它的熏陶和启发,也逐渐开扩了视野,而《中国农村》则正好引导我注视这个对我这个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然而却必须熟悉的“新天地”。正好《读书生活》教我如何思考,如何去正确认识我自己和周围世界。除了这三个“启蒙”性质的杂志之外,还有两个比较“专门”的刊物,可以说对我进入社会甚至对我的一生,都起着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世界知识》,胡愈之创办的;一个是《语文》,叶籁士主编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胡愈之在杂志发刊词中这样说——是这个杂志给我展开了一个中国在其中的世界那错综复杂的图景。从修身到救国,从中国到世界;甚至我的世界观也年复一年在这个杂志的诱导下逐渐形成。它的先后几任主编,胡愈之,金仲华,冯宾符,言传身教,使我毕生难忘。后来,我立志参加它的编辑工作,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更为广泛的驰骋在国际斗争场地的志士们,也使我更加明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交织的意义——虽则我在《世界知识》工作时,这个刊物已脱离生活书店而独立经营了,但这无关宏旨。
  至于《语文》,我说不清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年青时正是30 年代中期,这是个伟大的时代,苦难多于欢乐的时代,愤激代替沉思的时代,语文运动(包括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世界语运动)同救亡运动密切联结在一起,杨沫《青春之歌》有一章写到拉丁化和世界语学习班的情景,正是年青时期的我所遇到的情景。探索语言文字本身的奥秘,从而寻求如何使语言文字不再披着神秘的外衣,更好地服务于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我和我的同道们那时急切要解决的问题——《语文》杂志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语文》是个“划时代”的刊物,说它是“划时代”,一则因为它坚持语文统一战线,团结各种学派的语文工作者去研究解决语言与社会的难题,结束了那时统治文坛的“左”的教务主义;二则因为它的排印格式,冲破了古板呆滞的传统框框,字体字号和版面的变化,实在吸引人,令人耳目一新,而在当时落后的排版条件下,这样的革新意味着编辑与排字工人打成一片,付出加倍的劳动才能成功。
  《语文》出版到上海沦陷时为止——从创刊号到终刊号,每期都给我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帮助。1938 年10 月广州沦陷中断了我的语言工作,而全份《语文》也都在撤退中失掉了。后来我在桂林帮新知书店邮购科和新华日报办事处答复一部分读者来信——有一位读者问到30年代中期语文运动的某些理论问题,我跟他通了几次信后,当他知道我非常怀念这个刊物时,他竟把全部一期不漏寄赠我,使我有可能在那样阴霾四伏的日子里重温我曾经涉猎过的语言学诸问题,以至于四十多年后还能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位读者多么可感激呵,可惜我连他的姓名也记不住。
  有意思的是,我同新知书店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语文杂志开始的。
  那是1937 年底1938 年初,王益从上海来到广州,在教育路一条小街里挂起了新知书店的招牌,同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英文排字架,连同一个杂志《国际英文选》,英文名字为International Herald,汉译可以是“国际导报”。
  这个刊物本是在上海出版的,由绿川英子的丈夫刘仁编辑,那时刘仁夫妇去了武汉,而书店还想继续刊行,王益就问我有无适合的人选可以接办。我那时还在大学上学,我的同班学友洪桥(字宜扬),小时候在香港学英文,水平还不错,我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我向他试探有没有兴趣和精力做这项工作。
  不料他很感兴趣,并且怂恿我由我们两人合作,用“余虹似”的笔名主编。
  王益同意后,我们把刊物改成很特别的开本,便于印插图和注释,选取英语世界进步报刊的报道和文章,主要是反对侵略,反对法西斯的内容,加上不少漫画,每篇都加上汉文注释一特别是字典中查不到的新字,都给加注,材料来自四面八方,包括大学图书馆,国际反侵略会,世界学联,以及英美报刊——值得一记的是,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西书部一位姓杨的朋友,给我们很多帮忙,例如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简称“Inprecor”)英文版,美国的《新群众》,英国的《劳工月刊》等。此外还有我的外国朋友寄来的剪报。我们接办后,刊物的销路很好,读者来信也很多,给我们两人很多鼓励——编辑和校对工作都由我们两人分担,每月一期,工作量也不少,这个刊物出到广州沦陷时,才停办。上面提到的洪桥,以后失去联系,听说解放后在我铁道部门做工程师,好像还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多少年来我始终没能跟他取得联系,不知还健在不。
  1939 年春,我在桂林正式参加新知书店工作。书店出版一个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少年战线》杂志,陆洛(静山)主编,也许我也是编委之一,每期撰写一篇科普文章。这个杂志算得是抗战前期“大后方”唯一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少年刊物。
  那时书店还出过一个极为别致的刊物——封面的刊名为《工作与学习》,封底的刊名却是《漫画与木刻》。说它别致,因为这是“二合一”的杂志,恐怕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确实是两个杂志“合”成的“一”个杂志。原先我们接触到桂林文化界有几个人要办一个政治思想综合杂志,另外几个人要办一个能刊载漫画和木刻的美术杂志。书店领导认为都可以接受,只因为那时印刷条件差,纸张也很困难,不知是谁建议,把两个杂志“并”作一个。
  几方面谈妥后,《工作与学习》就由季平(刘季平)主编,《漫画与木刻》就由刘建庵、黄新波主编,好像还有余所亚,也参加工作。书店责成我来做“二合一”——于是我定期向两处主编取回来稿子,经我剪裁编排,再同两处主编商定,便由我负责发稿。我记得这“二合一”的工作也不好做,比单纯编一个杂志伤脑筋多了。总共出了几期,记不得了。
  40 年代初,读书出版社在桂林出版《新音乐》月刊,由李凌、林路主编。
  因为我在抗战前后搞过歌咏运动,又在新知书店出过一部销行甚广的《新歌初集》,一部介绍苏联音乐的《苏联名歌集》,所以我也被李凌、林路“拉”
  去帮手。正所谓“滥竽充数”,但为了抗战,也顾不得许多了,我给《新音乐》写过好些稿子。读书出版社还在重庆出版一个《文学月报》,我投去一篇《高尔基论文学语言》,主编孔罗荪说不错,就登出来了,我计划还写有关鲁迅、曹雪芹的语言问题文章,做了好些笔记,却因杂事纷繁,没有成文。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办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综合杂志,由史枚主编。后来史枚调往香港,由我接办。这个杂志的编委会共5 人,有周建人、杜国庠、戈宝权、陈翰伯和我。每月聚会一次,定选题,分任务,直坚持到1948 年冬,政治环境更加恶化,只得停刊。回头一望,这个小小的刊物在那正所谓“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到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为缔造一个新的中国而斗争那样的作用——特别是第一线的刊物如《民主》,《周报》,《消息》,《文萃》等都相继被迫停办之后,更受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屈指一算,我同三家书店的杂志打交道长达半个世纪。三家书店的刊物都是按着“时代的脉搏”办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达到宣传政策,传播知识,团结读者,培养作家的目的,历史就是这样证明了的。我自己也是这些杂志的培育成人的,因此我一生都感谢它们。
  1992年8月
  图书馆和我
  当我在中山大学高中部读书的时候,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大学图书馆——那时高中和大学都在文明路校园里,而我们的课程都排在上午,因此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溜进大学图书馆去。我不记得那装满洋书的参考室是不是与书库同在一个小楼,我只记得要上好几级阶梯才能到那里。记忆中的参考室很大,很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脚下铺着吸音的地毯(也许我把外国一些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在记忆里跟它搞混了),书架是敞开的,它们如同魔术师一样,给我展开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曾贪婪地翻阅这部或那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幸而我自幼学英文,使我得以在这无边的书海中浮沉自如。我在高中乙部,学的是理科——但我爱一切门类的知识,因此,那些综合的或专门的百科全书,满足了我少年时期天真而傻态可掬的愿望。我记得格罗夫(Grove)的六卷本音乐大百科,曾给我打开了通向西洋音乐之门——例如贝多芬那一条(后来作为专书出版)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曾摘采了一些史实和警句,甚至想把它翻译出来,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是童年的梦幻。参考室里有很多外国作家的全集,我记得有几个诗人的,例如拜伦、雪莱,还有史温朋——史温朋集有十几大册,绿色封面,装帧得太迷人了,正如他的诗一样。我胡乱翻读诗人全集,这些韵文把我带到一个高尚的精神世界,以致我过去、现在都把诗、语言、现实、数学符号、公式混和在一起。由于我一个姑姑在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因此我得以“走后门”常常进入书库。爱看什么,就看什么。所存的书都平等地向我招手,我可以读了一章就放在一边,也可以读完一本。除了英文外,那时我在学日文和世界语,偶尔也翻看一些其他文字的书,中文书自然是占多数的。我几乎一类书一类书在读,恨不得把这蕴藏人类所有进步的或无用的知识,通通吞到肚子里去。
  高中三年的图书馆“生涯”,使我懂得很多很多,我在群书中找寻到真理,朦胧地铸成了我的人生道路。也许我“浪费”了精力最旺盛的时光;也许我把那许多有用和无用的“知识”塞满我的脑海竟是一种过错。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茫茫书海中独立地去寻求我要走的道路。后来,我在那疯狂的浩劫年代中,曾经“检查”过我的“修正主义”思想根源——就在于这几年的书海浮沉——但“检查”归检查,即使那时也没有后悔。甚至我在“牛棚”中还迷惘地怀疑过,光靠读几部“指南”、“导读”、“解说”、“语录”就能精通一门学问吗?生活是多彩的,生活是复杂的,也许只有图书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开这多彩而复杂的图景。
  知识来自实践,这是真理;但人——现代人——获得知识,很大一部分通过传媒,其中书报应该占很大的比重。在离开那个宝库之后近五十年,不意在巴西的故都里约热内卢街上散步时,竟然惊讶地发现,我的这个想法是现实的。那条街是普普通通的一条街,走过一间并不巍峨的建筑物时,抬头一望,是公众图书馆。我走进去,面积不大,仿佛我记忆中那个参考室那样大。书是敞开的,有各色各样百科全书,还有很多地图,有一壁是文学的和科学的册籍,书不多,却是可以随手“摸”到,并且抽出来阅读的。管理员微笑着同我打招呼,当他知道我从遥远的中国来时,他到里面一个房间(也许是善本室)捧出了一部大书,说这是多少年前某一位旅行家的游记,有图,有文,图是线条画(也许那时还没有照相)。这部大书顿时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来此读书的人们都围拢着来看这部大书,七嘴八话,好像开什么学术讨论会——而这是真正的、普通人的、洲际讨论会。可惜,他们说葡萄牙文,我只能听懂几个与西班牙文语根相同的单字。还是管理员给我们解了围——他会说英文,也能说西班牙语,这样我就有了“翻译”。原来这是区里办的民众图书馆,普通市民碰到问题,大都到此查字典词书百科全书解决,也有闲人(包括失业的、半失业的、做计时工的以及下了班的职工和主持家务偷闲来此的主妇们),一有空就来这里读书,寻求知识是他们的乐趣,他们的享受,就像上茶馆聊天一样。巴西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巴西人——至少是他们中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努力改善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平。我和这个街角图书馆的管理员以及那一群普通读者告别时,深深地感动了。我仿佛又找回我失去了的少年时代,仿佛回到了文明路校园那幢大学图书馆参考室里——恰巧现在中山图书馆新馆就是在文明路那可爱的校园里崛起。
  1992年
  林则徐译书
  林则徐译书,是中国近代史一段很有意义的插曲。林则徐在一百二十多年前(1839)被派到广东去跟西方国家的鸦片贩子作斗争,他译书完全是从实际斗争的需要出发的。林则徐不会外文,人们说他译书,就是组织翻译和审订加工的意思。那时译书是一桩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原来那时封建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已失掉信心,所以很不愿意中国的百姓跟外间世界发生密切接触。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大规模翻译外国经籍的时候,但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夜,译书却成为大逆不道了。不用说,那时的“翻译家”
  很少,他们的工作是替做生意的人当通译,社会地位也很低。像林则徐那样明了译书的作用,一到广东便在自己的衙门里组织翻译,后来竟然还将材料汇编成辑,附在奏章中送给皇帝去看,这见识和胆量着实是罕见的。林则徐自己也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过他是少数派:人家要开放鸦片贸易,他却极力主张禁烟;人家害怕洋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却针锋相对地跟外国殖民主义者作斗争;人家不敢打开“天朝”的窗户,他却敢于张开眼睛正视周围的世界。
  译洋书,知洋事,然后才能够跟外国打交道。——林则徐始终相信这一条。经过了一年多的尖锐斗争,他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这少数派在内外敌人夹击下,后来还是站不住,被革了职,最后还被流放。尽管如此,他始终相信外国侵略者可以打败,而了解敌情和翻译洋书则是十分重要的。林则徐对那位只会向英国侵略者投降的奕山提出的六条意见,最后一条也就是译书。他这主张自然不会被奕山这些民族败类听进去,只是后来经过魏源反复宣传,总算有很多人对译书觉得颇有道理了。
  林则徐译书既然从斗争的需要出发,那就不能不引起外国人的注意和惊讶。例如,当时一家英国人办的周报说,中国大官都是不问世界大事的,愚蠢不计,只有林钦差例外,他手下有人能翻译,而且广为搜罗西书,派人刺探消息。美国人那时在广东办的月刊,也不胜惊叹地报道林钦差的译书情况。
  英国有个侵略分子叫德庇时(J.F.Davis),在1852 年出版了一部《战时和缔和后的中国》,第一卷有个附录就专门讲林钦差“关于西方各国的专著”
  ——这里讲的其实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魏书大部分也确实是根据林译的《四洲志》扩充的。德庇时又说,林则徐叫人译了大炮瞄准法的书,并且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实际应用。
  当时译书既然服务于实际斗争,所以主要精力集中在翻译外人报刊有关时事政策的反映、报道和评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十分正确的。
  现在我们在《海国图志》看到的林译《澳门月报》五辑,便属于这一类。拿这五辑文字跟现存的《澳门新闻纸》钞本比较,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澳门新闻纸》就是当时译出的材料集。这些材料经过林则徐加工,便变成《澳门月报》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这五辑。这五个论题无疑都是那时对斗争有很重大的参考价值的。
  被称为《澳门月报》或《澳门新闻纸》的材料,一般都说是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办的《中国丛报》(月报,旧译《澳门月报》)译出来的。其实,拿现存中文材料跟原文对照一下,很难同意这一点。那时在广州商馆内还出了两个周刊,一个是鸦片商人马地臣(JamesMatheson)办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逢星期四出版;另一个是英国“自由贸易派”,即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逢星期六出版。现存《澳门新闻纸》钞本1839 年全系译自星期六的报纸,可见这是从《广州周报》译的。英国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威里(Waley)
  在他的近著里也这样说,不过他没有说出理由。《广州周报》在1839 年7月因为局势紧张,迁到澳门去了,不知怎样一弄,林手下的人便把它署为《澳门月报》了。明白这些翻译材料的出处,对于研究当时政策的反应是很有用的(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说可能译自葡文的《澳门月刊》,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个刊物当时早已停刊了)。
  收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华事夷言》录要,也署林则徐译。这份材料是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零星意见,但不像前面说的《澳门月报》那样强烈地反映时事政策。有人认为也是从西洋报刊转译的,但也有人认为译自一本英文书。1839 年晋谒过林则徐的英国医生喜尔(Dr.Hill)在《广州周报》上写过一篇印象记。那篇文章说林则徐给他看两本英文书,书中都已作了若干摘译,其中一本已缺封扉,据他猜想是德庇时的《中国人》。《中国人》一书出版于1836 年,讲中国文化艺术、风土人情,一直到政治经济。我猜想《华事夷言》可能就是摘译此书的。
  和西方侵略者作斗争,除了需要时事政策性的翻译之外,显然还需要有关各国的基本知识。林译《四洲志》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翻译的。原文是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作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 年才在伦敦出版,作者和东印度公司有关系。毫无疑问,此书在当时是一本新书,也算是林则徐唯一新颖的《世界知识手册》了。《四洲志》比前此西洋传教士所写译的地理书新颖得多,比1840 年上半年在广东出版的《海录》更有参考价值——《海录》是杨炳南根据一个出国十四年的水手谢清高1820 年时的口述写成的,着重在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而《四洲志》则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地理了。
  极为有意义的是林则徐选择了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一书的几节。原书出版于1758 年,作者是瑞士人。此书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维护民族国家独立的。现保存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两份译文,一署米利坚医生伯驾译,一署袁德辉译,两种译文有一节是重复的。袁是衙门中的一个翻译;这个伯驾医生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以开设眼科医院为名进行侵略活动。此人写的医院年报中记有六五六五号病案,说:“小肠疝气。林钦差,人未见。”
  从职业观点来看,这个病案没有什么可记;但与这样显赫的人物交往,记录其若干经过,未始不是很有意义的。与他初次来往是在(1839 年)7 月间,不是治病,而是他叫行商送来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若干段,要求译成中文,这几段谈到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可见现今保存的一份译文,确是这个后来当过美国驻华使节的伯驾再译的。两种译文虽只有寥寥几条,但其内容却很重要,看来对当时的斗争很有益处。例如,那时英国水兵在尖沙咀杀害了中国农民林维喜,义律拒不交凶,还私设法庭审判五个印度水兵。
  林则徐对义律的狡辩始终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这是和他了解外国律例不无关系的。
  林则徐收买到的西书,一定比他译出的多得多。例如上面提到的喜尔医生说,林则徐1839 年11 月便已看到同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即地尔洼(A.S.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而且译了其中几段。这确实令人很惊佩。这本小册子作者是英国僧侣,从“宗教”和“道德”的立场攻击鸦片贸易,其实在客观上也不过反映了“自由贸易”派棉织资本家的意见罢了——他们原来是要向这神秘的天朝推销棉布的。这复杂的情况,林则徐那时不可能理解,但他至少知道: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鸦片贸易的,这个矛盾可以利用。
  《澳门新闻纸》钞本里有一条译文说澳门出版了一本禁烟文献,此条末尾有批语说:“此书应向澳门寻觅”,一般认为这批语是林的意见。他要找的这本书,是美国传教士沙克(Shuck)编的《中国政书》( Portfolio Chinese),1840 年在澳门印行,收七个中国官方禁烟文件,中英对照,另有附录,即当时广东当局出的捕捉英船英“酋”立即给奖的“赏格”。这个文件在中文册籍中没有看到,英美侵略者当时即以此攻击林则徐是用“暗杀”方法对付外国人,甚是“野蛮”云云,其实那时对付这批“文明的野蛮人”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什么野蛮可言呢?
  由于不断在斗争中扩大眼界,总结经验,林则徐的国际知识和策略思想,一天比一天丰富,比如说,他把当对的主要敌人英国与美、法、荷、葡分开,从而孤立了敌人,连澳门的葡人总督也不肯直接帮英国侵略者,这就是一个胜利。他又把英国女王与在华代表义律分开,把英国官方与商人分开,把正当商人与鸦片贩子分开,把一般鸦片商与走私头子分开,把肯具结的商船与不肯具结的商船分开……这些都是富有策略意义的,现在看来,大致上也是对的。
  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打破了统治阶级的胆,却激起了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腐朽压迫者的雄心。至于地主阶级中少数觉醒人物,面对这样新的形势,也在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凡此,都促使知识界要认真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局势。这样就给中国近代书籍的出版历史开辟了新的门路:“了解夷情”的书籍在这以后像雨后春笋似地相继出版,其中较著名的有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2),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8),夏燮的《中西纪事》(1850)等等。
  林则徐译书,为中国近代书史开辟了光辉的一页。至于他所译的书,由于时势所迫,当日大部分是内部参考性质,对斗争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们并没有能够在国内知识界中燃点起思想的烽火。这个时代所赋与的任务,后来是由林的朋友魏源通过他的《海国图志》来完成了。
  1961年5月4日
  关于裨治文和《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报刊;这是美国殖民主义者和传教士推销美国式的“善意”和“友谊”的一份忠实纪录。今天离开它创刊之日,已经足足有一百三十年了。
  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是《中国丛报》的创办人和主编。裨治文于1830 年2 月被美国教会派到广州;他到广州后,住在美国商人的“行馆”里,学习中文,跟那时英国侵略者的谋士、“中国通”马礼逊鬼混。不久裨治文和马礼逊向美国教会建议派一个印刷所来。1831 年,果然运来了一整套印刷设备。这样,他们就决定办一个刊物,尽管那时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Matheson)已经在广州出版了一个周刊——1827 年创刊的《中国纪事报》。
  1832 年5 月,《中国丛报》出了第一期,这样一直到1851 年,共出二十卷(每月一期,每年一卷)。《中国丛报》的经费起先据说是由广州的一个由英、美人组织的宗教团体出的,但裨治文的野心很大,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生怕出钱的机关不能切实执行美国的政策,一年之后,美国一个商人叫奥利芬(Olyphant)的就掏腰包,做《丛报》的后台老板。所以这个刊物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主要不谈宗教的内容”。再过一年,又来了一个卫三畏(S.WellsWilliams)负责印刷所——此人立即成为《中国丛报》的合作者,后来回到美国还写了几卷《中国通论》,当了教授。传教士、商人、“学者”,一套人马齐全了,殖民主义的“班底”也快完善了,但是还缺一位医生。裨治文写信回国呼吁道:“我们这里急需这样的一个人(医生)来工作。”(1833 年12 月26 日函)
  这样,1834 年10 月就召来了一个既修完医学又修完神学课程的“慈善家”巴驾(Rev.Parker),此人到广州后就成为裨治文、奥利芬、卫三畏一伙人的合作者。巴驾于1835 年在广州的一个行商的协助下开设了眼科医院,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回到美国去游说美国当局,请他们务必步英国的后尘插手到中国来——这可以想见也是裨治文这一伙人共同参谋出来的主意。巴驾后来正如裨治文一样,成为美国侵华的急先锋。
  裨治文于1844 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之后,由《中国丛报》的主编而成为美国驻华官员的翻译、参谋、顾问,很受主子的器重,这和他长期办报,刺探了满肚子情报有关。1858 年美国公使列卫廉给国务卿的公函中这样表扬过裨治文:
  裨治文博士在1853 年之于马沙利(H.Marshall),在1854 年之于麦连(McLane),于一应公务上都是主要的助手,现在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他不时的帮助和经常可贵的画谋献策,我得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谢意,实深欣幸。
  至于裨治文所主编的《中国丛报》,也得到美国侵略者的很高评价。例如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也这样说过:
  的确,从《中国丛报》和望厦条约的仔细比较之中,可以看出顾盛(C.Cushing——按: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的代表——引用者注)在1844 年的交涉中不但多亏裨治文的翻译工作,而且多亏有他作为顾问。条约中有一些条款似乎都是直接出诸《中国丛报》的先期讨论的。
  《中国丛报》每卷开头几乎都要给自己打气,要求“更多的”、“更准确的”、“更详尽的”情报资料。在它存在的二十年中,公开发表了许多有关中国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一切方面的调查研究,其中也包括一些当时很有军事价值的材料。这仅是可以在刊物上看到的,至于它搞了多少秘密情报,那就无法查明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丛报》更明目张胆地提出,要以1840 年5 月英军当局给侵华远征军制定的“调查要点”
  (Hints)作为自己发表文章的“选题”。它除了按照“要点”所规定的项目(山川、城乡、岛屿、海流、风向、气温、雨量、矿物、植物、动物等)进行调查之外,还特别着重有关人事的材料。
  试看看1843 年的《中国丛报》的主要文章目录,就可以明白美国传教士和官员们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兴趣来办这份刊物了。这一年从1 月号到9 月号依次发表了下面的主要论文:
  《北京官员录》
  《广东地貌》
  《厦门港测量志》
  《厦门及其居民志》
  《广东通志摘要》
  《香港史》
  《中国沿海由厦门到长江口航行指南》
  《福建至交趾支那沿海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刊物很少直接宣传华盛顿的观点,它总是把自己装扮成为“公正”和“客观”的杂志。它发表对时局的评论,一般地说也是很“谨慎”的。所以英美资产阶级后来总是将它说成“不偏不倚”的“学术”刊物。例如另一个“中国通”,在中国海关长期工作过的美国人马士(Morse),就说裨治文“完全了解当时的情况,而由于他是一个美国人,所以对于当时在争执中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完全没有偏见的。”(!!)不过裨治文的狐狸尾巴仍然不时在这个“没有偏见的”刊物中露出来。例如1839 年5月号有一篇很长的社论,题目是《关于当前鸦片贸易引起的危机的若干意见》,其中第三点大意是说:西方各国利害相关,对中国人的不满,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中国人提出的原则或要求的权利,要联合起来共同议定才好。
  “不应当再各行其是,只着眼于狭隘的利益了。应当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付中国,或者勿宁说是整个西方世界为了中国。”——整个西方对付中国,这是实话,但美其名曰“为了中国”,或者如后来所说的“加深对中国的友谊”,这是糖衣。裨治文的衣钵一直传到当今的美国冒险家身上。
  相传林则徐曾命人从这个刊物译过材料,其实林译并不出自《中国丛报》(也有人把这个刊物叫做《澳门月报》),我在《林则徐译书》一文中已经说过了。现在没有材料说明林的幕僚参加过这个刊物没有;不过这是个月刊,又常脱期,当时斗争激烈,恐怕参考作用不是太大的。林则徐当时对美国传教士所采取的方针是和对英国鸦片贩子不同的,所以在1840 年6 月虎门烧烟时,林则徐曾在现场接见过裨治文。《林则徐日记》载(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七日):“今日已刻,■夷带其女眷与啤■呅、■■等,同驾小船,由师船带至虎门,在池上看视化烟,并至厂前,以夷礼摘帽见,令员弁传谕训戒,犒赏食物而去。”其中所记“■夷”是美国当时在广州的商人金氏(King),“啤■呅就是《中国丛报》的主编Bridgman.那时中国文书上写洋人的译名都加“口”旁的。
  《中国丛报》创刊时印四百份,四年后增到一千份以上,以后增加到多少,没有材料可查。发行地区主要是英美、南洋、广东(广州、澳门)。这个发行量当时是算多的。英国人办的《广州纪事报》只有二百八十个订户(1836年),《广州周报》的订户更少些。这些英美侵略分子躲在“行馆”里鬼鬼祟祟地办报,有时也不能事事打“如意算盘”。裨治文曾经大发牢骚,说在那里办报有“九大困难”——其中一点是:“一出门便被中国人称为番鬼,到处都碰到敌视的眼色”。这倒如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憎恨情绪。
  1962年
  书的生命……
  在广州旧书摊买到一本《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著),是1931 年8月20 日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是“九·一八”的前夜,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形势非常紧张,人们引领北望,憧憬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苏联。这本书曾在一个周刊上连载。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彼此争相走告。书虽不大,而且也仅仅记载了作者1931 年1 月间靠世界语的关系在莫斯科游历七天的印象,但是给那时的读书界颇大的影响。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我国宣传苏联的几本影响较大的专著之一。小册子的作者在出书两年后的一篇文章里说:此书“竟有人当作关于苏联的宝贵读物,在两年中间行销了数版”。确实如此。昨日偶在旧书铺中又得到此书的第二版,记明是1932 年1 月20 日出的,那时正是“九·一八”后四个月,“一·二八”前几天,形势是更为紧张了,而读者愈加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家。“大众不但要从研究苏联中,找寻客观的事实,而且也想从这社会主义的‘雏形国家’的描写中,找寻他们的未来生活的憧憬。”(胡愈之:《苏联大观》序言)
  作者用了最大的同情和热情,来描写他在莫斯科的见闻。那时候,我们处在白色恐怖下面,由于层层封锁,读者难于得到关于这个国度的正确消息。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的青年,对于苏联是具有无穷的信念的,但是也不容易说出我们的苏维埃兄弟是怎样生活着和斗争着。这本小册子恰巧用作者亲身的经历,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作者写到那艰难的岁月,写到和生产劳动打成一片的学校,写到集体农庄,写到红场,写到列宁墓……也写到一些困难。所有这些,在那时看来都是十分新鲜的“奇闻”,简直像太阳光透过层层的浓雾,射到人间一样,吸引着万千的男女。
  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前,在我们的国家里,追求光明的年轻人,连读这样的书也不得不躲躲闪闪。在我买到的那一册旧书上,写着好几行字,虽然墨水已经氧化褪色了,可是字是工整的,还很清楚,那是一封信:你的学校寒假期中所指定应读的这本书,我替你买着了,特邮寄给你,希望你一心一德的去读,不要辜负了我买这本书的意思。此致
  映霞妹
  兄彬购于芜湖
  1月31日
  如遇不懂的名词,例如:苏维埃、普罗和布尔乔等名词,可以查看新术语辞典,便可明了意义了。
  我不知道这写信的和受信的是谁,他们是否健在;我更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兄妹。如果有,这位哥哥的拳拳之心是可以感激的。但我疑心那是一种假托,那时未必有一所如此进步的学校,竟会指定这本书当作学生的假期必读书。我猜想,那是一位进步的青年故弄玄虚,想骗过那时的邮政检查官,把这本好书寄给他的同道的。遍翻此书,页页都崭新得很,没有一点读过的痕迹,因此我又怀疑在邮寄的途中,被国民党的检查官所检扣,直到解放后才能重见天日。
  这些都是遐想,没有什么根据,但那时反动派尽管如此摧残文化,封锁新闻,群众却一点也不肯低头。鲁迅先生说得好,无论国民党反动派要跟苏联“绝交”还是“复交”,“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因为“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①有些书底子过分单薄,本来不该生存在这世界;有些书虽也有它生存的意义,或者还起过一时的作用,但不久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力。但是有些书却在它出世的时候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教育他们,带引他们走上人类解放的道路,而它本身也确实记录了一个时期的历史真实,几十年后虽则时迁景变,广大的读者自然无需乎再去亲近它了,然而这样的书却还有自己的生命。
  《莫斯科印象记》属于最后这一种:它在黑暗的王国里给万千青年投过一线光明,它在两大民族的友谊的生长中起过促进的作用。它记述了那时苏维埃国土的欢乐和痛苦;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它反映了过去走过的脚迹,并且照亮了未来的道路。
  1959年
  ① 《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353—354 页。
  《东方红》
  不记得是在去南京的火车上,还是在上海的饭店里,胡愈老跟我说,他流亡印尼时,看见过一部年历,那不啻是民间日用的百科全书——不,是万宝全书,他说。书名叫做《欧家全》——欧家全是广东一个企业家的名字,他开了一间药厂,他这药厂出产的“广药”,大量推销到南洋去。为了推销药品,每年印出一部“皇历”,趁机登了很多产品(药品)广告;书里还有很多家庭日用常识。那时除了“月份牌”——即现在附有月历的年画——之外,人人都争着买这么一部万宝全书。因此,《欧家全》变成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成为华侨必备的“皇历”了。胡愈老问我:你看到过《欧家全》吗?
  我说,我幼年时家里有过这么一本《欧家全》,我们都管它叫“通胜”——就是“通书”。
  胡愈老问:为什么你们把“通书”叫作“通胜”?
  我说,广东人也怪,有时说话都是文绉绉的,我们从不称“皇历”,却像《红楼梦》所写的,贾琏还是什么人要查好日子,就捧过“通书”来,书中有禁,有宜,有吉,有凶,一查便得。广州话“书”与“输”同音,犯忌,怎么能去“输”呢?所以不称“输”而改称“胜”,取其吉利之意,正如广州人把“猪肝”称为“猪润”一样,忌“干”字,口袋里没钱就“干”,不如说湿润一点,图个吉利。
  胡愈老说,他也想编一部“欧家全”,即编一部包罗万有的“通书”,发行到农村去,成为农民的万宝全书。
  胡愈老在60 年代老是想农村,想农民,想农村文化,想怎样在农村中扫除文盲,如何向农民灌输科学知识文化知识。他又想到农村里很穷,很难抽出多少钱买书,最好一年买一本包罗万有,既实用又可以作文娱活动材料的书。
  这就是1964—1965年胡愈老亲自到农村读物出版社去搞《东方红》的前
  奏。胡愈老说,他想了很久,才想出一个《东方红》做书名,因为毛主席威信很高,而“东方红”这首小曲确实是人人都会唱,书名定为“东方红”,那就最通俗不过了。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我非常欣赏为农民大众编印一部包罗万有的农历,但是我不主张用“东方红”作书名。胡愈老问为什么?我说,“东方红”象征毛主席,人家一唱起“东方红”,眼前就出现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你编一本农历,一本百科全书,怎好滥用这崇高的类比?——当然,我是个教条主义者,而胡愈老却能时时刻刻冲破教条的束缚。胡愈老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据胡愈老的设想,这部《东方红》有日历,有日用知识,例如卫生知识,医药知识,编毛线的花样,沼气制造法,等等,也可以登很多很多广告,比方——他举例说——卖胶鞋的广告,卖各种药品的广告,收买农村废品的广告等等。登广告可以收广告费,因为这部书发行量大——他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一家一户买一本那就不得了——所以广告费特别高,收了很多广告费,书价就可以大大降低,这就适合农村人口的购买力,也就能吸引更多的读者。他还说,登的广告都要详细审查,货真价实才让它登出来,绝对不能骗读者。编辑部要时时刻刻为农村读者着想。
  他——胡愈老,真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者,他真能想象:按他后来的想法,这部书(《东方红》)的编辑部,将来发展成为替农村群众解决问题的服务部,不但一般意义的服务,而且还要逐步发展为“权威”的机构。凡是农村里不能解决或不肯解决而又应当解决的问题,只要告到编辑部,编辑部都乐于为他解决,小到买一双胶鞋,代办什么联系——为联系专门大夫或找寻失散的亲人朋友——,大至闹离婚,告发贪污和欺压群众等违法乱纪的事,只要下面不解决,告到编辑部,编辑部就给他去设法解决。我说,你的设想像傅利叶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现在的体制下是决计不能实现的。他说,只要我们有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事情就好办。我说,你这样做不是凌驾各级政府和党委之上么?他说,这是实现主人翁的监督作用,不是凌驾,编辑部不能执行,只能催促,联系,监督。我说,你真这样做要犯错误的。胡愈老一听很生气,他说,你就是怕犯错误。你不干,我来干。
  胡愈老亲自带农村读物出版社的编辑下乡调查研究,亲自定选题,亲自设计内容,亲自审改稿件,后来,甚至亲自下印刷厂。《东方红》的书名确定下来了,《东方红》上马了。
  当时没有一个人不佩服胡愈老的毅力,胆力,勇气,以及为农民群众做好事的高尚品格;没有一个人不敬仰他以将近七十岁高龄亲力亲为的这种事业家的精神。我劝不住他老人家,那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那正是风暴将来临前的低气压日子,我已经被安排到预演“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粉墨登场”了,但可悲的是我仍不能置身事外,我在那苦闷的日日夜夜里同胡愈老竟然发生了悲剧性的冲突了!
  1991年8月
  在“企鹅”书店距今四十五年前,英语世界出现了第一套用一只企鹅为标志的平装本书,它立即吸引了读书界的注意。首先,它定价便宜——那时只售六便士一本(在上海只卖几角钱);其次,内容比较有吸引力。这个以第一套共十本书起家的出版社,最初资本只有一百镑,现在已发展成为国际性企业。它的办公楼坐落在伦敦最大的国际机场的对面。说也奇怪,这个建筑物面对着每几分钟起飞或降落一架飞机的噪音,因为装有隔音玻璃,却没有感到噪音的厌烦。这座占地很大的建筑物,除了办公楼以外,还新建了一个全部用电子装备管理的仓库——七个工作人员用七部运载工具,就可以每年搬进搬出一千八百多万册书。
  “企鹅”丛书诞生那一年,即1935 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我们的民族也经历着一场危难。在欧洲,也是光明与黑暗搏斗的一年:希特勒和莫索里尼都已上台,那时欧洲诸国的政治家大都目光短浅,他们以为用讨好的办法(后来叫做“绥靖”)就可以填满法西斯主义的贪欲,而结果适得其反,诱发了四年之后的大灾难——“企鹅”的创办人阿伦·棱(Allen Lane)是有抱负的,他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创始了平装本的出版事业。他要冲破欧洲古老国家硬面精装书的束缚,用低廉的定价来“夺取”市场。他宣传用“买一包十支装香烟”的价钱,来买一本书,以便适应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过后刚刚复苏的社会购买力。他成功了。不过他那第一套十本书,全是挑选出来的重版书,他向作者购买出平装本的版权。在这十本书中,大都是当时很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例如法国莫洛亚( Andre Maurois)的《阿丽尔》(Ariel),美国海明威(E.Hemingway)的《与武器告别》(Farewell to Arms),还有现在很红的女小说家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一部侦探小说《TheMurderontheLinks》——现在,大约在国内此时已看过她的《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那部电影了罢?但30 年代时这个女作家只是初露头角呢。
  我昨夜想了一想,“企鹅”书店之所以能生存,不但生存,而且发展,到今成为拥有巨大资金的国际出版公司,那道理怕有三条:第一条,是上面说过的,它适应了读者的购买力,以一包十支装香烟的价钱买书一册,打破了西方“硬皮书”几百年的老传统,开辟了一代“平装书”的新纪元。六便士一本书!在30 年代是不可思议的。顺便告诉你,现在一本普通的“企鹅”小册子,定价不是六便士了;一般售九十便士到一镑(每一英镑合一百便士)左右,同香烟比较,伦敦一般廿支装的香烟涨到七十便士一包,这就是说,一本“企鹅”平装书,比一包廿支装香烟稍稍贵一点。
  当然比30 年代它初出之时“涨”了价了。之所以定价便宜,是靠节约用纸,精打细算,用小号字,天地留得很少,行距也很密。说来也很可笑,“企鹅”现在也出版大型插图本的平装书,那天去访问时,它刚出版了插图本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蒂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售价也只三镑半,有很多彩色插图,三百七十几页,如果这样大小的硬面精装学术著作,怕要卖十多二十镑呢。更可笑的是,“企鹅”以打破精装推广平装起家,现在它也开始出硬面的精装本了。从精装到平装,又从平装到精装,这是说明西方世界的购买力发生变化呢,还是说明什么社会因素呢?
  其次一条,不能不认为“企鹅”的主持人是有见地的——他能紧紧抓住读者当时关心的问题,出了好些所谓“畅销书”。我们叫做“配合中心”——他也配合读者心理和时局的。有价值的著作,不一定是畅销书,这是对的;可是不受读者欢迎的书,一般地说是没有生命力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书卖不出去,出版社就必然倒闭。当然,“读者”也有广泛的、部分的、专门的之分,书按销路说也有畅销的、常销的和适应少数专门人员使用的销数不多的书。总之,你知道,出书没有人要,那么,这个出版社就没有生存权利。
  “企鹅”在30 年代确实出过几本轰动一时的书,例如那时法国名记者塔布依夫人(Mme Tabuis)的《黑幕还是战争》(Blackmail orWar?),揭露当时欧洲政界的肮脏交易,指出战争不可避免,很受人欢迎。据说这位记者有不少“内幕”新闻,是她利用各种场合“刺探”得来的。此书我们在1940 年前后有中译本,是新知书店出版的,书名我已记不清了,当时也受国内读书界的欢迎。“企鹅”有一部“特稿”(Penguin Special)是英国记者莫勒(Edgar Mowrer)写的“非小说”(non-fiction),——西方通常把书籍简单分为“小说”与“非小说”——叫做《德国把时钟扭转》(Germany Puts to Clock Back),是时论性读物,抨击希特勒主义的一部书,当时也很受读者欢迎。
  这次访问,特别注意到“企鹅”有一个样本室,占了很大的半层楼。主人告诉我们,他们30 年代的样书,因为战争,已散失不少,现在正出高价搜购。据说30 年代出的版本,原价六便士,现在出一百三十镑买一本也干。因为出了高价,他们确实搜集了不少样本。我原想到那层楼上去浏览一番,只是行色匆匆,没有如愿。我记得30 年代有个英国生物学家,皇家学会会员(FRS),叫做海登(F.B. S.Haldane),他担任过英国《工人日报》主笔,写过很多通俗的科学文章,合编为《科学与日常生活》(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编入“企鹅”丛书,销行颇广。1946 年有朋自外国来,送了我一本,曾译为中文,编入生活书店的“生活丛书”,印过几版,可见读者是欢迎的。
  此人好像因为不赞成李森科的学说(但那时苏联“批准”李氏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而禁止摩尔根学说,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后来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现在不知是否过世了。那天匆匆忙忙,问了一问主人,却没打听出结果来,也算是憾事。
  据我看,“企鹅”站得住脚还有第三条即最后一条“诀窍”——那就是翻印古典作品。古典作品经过千锤百炼,是常销书,即如我们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之类,一不需付稿费,二保证有读者。
  按照英国版权法,作家死后二十五年,版权就归社会公有,出版社出版这种书,可以不付分文稿费。莎士比亚,狄更斯,史各脱,都已死去何止百年,所以出版商各出奇计,印行各种能吸引人的版本——“企鹅”则以廉价来吸引读者,这也是它能保证持久利润的窍门之一罢。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企鹅”的生活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原来,1960 年时“企鹅”主人异想天开,要把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的小说《查脱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erley'sLovers)不加删节地公开印行。这是大胆的设想,这部小说初版于1928 年,里面有多处对这位夫人同一个看林人发生性关系的露骨描写,历来是禁书。英国正式禁止过,认为它是****文学(Porno),欧洲很多国家却偷偷影印,运回英国销行,因为是禁书,更显得“洛阳纸贵”——记得我在《书林漫步》中一篇短文里引用“雪夜闭门读禁书,乃人生一大乐事”,就是出自30 年代北平影印此书的广告的。
  出书几十年来,世界闻名,争论颇多,倒是毁誉参半,有人以为诲淫,归入黄色小说一类,有人则以为是上乘的艺术创作。“企鹅”要公开印,胆子是够大的了(如果问为什么1960 年忽发奇想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到那时作者逝世已逾廿五年,版权自动消失了,印书不必付稿费了)。果然不出所料,书一出,“企鹅”公司便以触犯出版“淫书”的条例被控于官,于是引起英国朝野议论纷纷——无非两种意见,反对者斥之为黄色,赞许者誉之为艺术,知识界头面人物也纷纷表态(我猜,有不少人可能是这个出版公司“动员”他出来表态的),最后英国司法当局撤销这个控告,宣判此书不触犯法律,也就是承认这部小说不是黄色小说——这样一来,一场冒险带来了更大的名声。这部几十年偷偷摸摸影印出版,秘密发行,高价发售的“禁书”,当天即售完它所印出的二十万册,一时身份百倍,立即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十几二十年了,在“企鹅”畅销书单中,这部小书还是名列前茅。昨夜我在旅馆附近散步,一个兼卖文具的书店网(斯密司联号W. H. Smith)书架上赫然陈列了这部一度“雪夜闭门”才敢读的“禁书”,售价只九十五便士,等于三瓶汽水的价钱。
  “企鹅”确实得到很多当代作家的支持,此中奥秘,一时无法弄清。比方萧伯纳就很欣赏这家出版社,当“企鹅”公司某一年拟编印一套“塘鹅”
  (Pelican)丛书时,萧伯纳欣然同意把他的著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编为第一本,并且增补了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个部分,改名为《知识界
  妇女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维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指南》
  (Intelligent Woman'sGuidetoSocialism,Capitalism,Sovietism and Fascism)。萧是当代最红的作家之一,他心甘情愿将自己的著作编入廉价本,用小字体,排得密麻麻的,也是颇有意义的。萧把这个版本戏称为“萧氏六便士初版书”。这样一来,这套丛书名声大振。此书近来没见重版,否则真想再来看一遍。
  我们去访问时,这位创办人(后来封为爵士)棱先生已病故多年(1970年逝世),这个人的“发达”史,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一侧面缩影。这个出版社从创办到现在已四十余年,出书四千种,每年行销四千多万册——其中一半是在英国本土销售,一半是在英语世界其他各国销售的。
  我们在编辑部转了一转,又到仓库看它的现代化设备,花了大半天,颇有感受,搞事业就得有胆识,而且要有创新。因循苟且打不开门路来的。不过即使它生存下来了,但最终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主人一死,翌年就同龙门(Longman)合并,也许可以说是并入了“龙门集团”(LongmanGroup),成为这个包括出版及其他工商业的大资本中的一个子公司了——但也仍然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出版方针。
  1979年
  在牛津的一家书店
  到牛津当晚在圣约翰学院参加夜宴,点着蜡烛,古色古香,厨师捧着烤好了的全羊出示客人,仿佛进入了史各脱小说中所描写的场面。今日清早便到镇中心的宽街去逛书店。我说“逛”书店,就是此间常用的一个字:browse——即“随便翻阅”之意。宽街48 到51 号是世界有名的布莱克威尔书店(B、H、Blackwell Ltd.)。这家书店多年前我曾经同它打过交道,早已耳熟得很了,今天“逛”了一个上午,果然名不虚传。——到伦敦时人家说最大的书店是“福伊士”(Foyles)书店;可是一到牛津,牛津人说,不,最大的书店在我们这里。我也懒得去考证谁是最大的书店,总之,朋友们说,到了牛津而不去“逛”这家书店,等于你没有到牛津。难怪希思也说,他每次回牛津都必到这书店来,可见这家书店在这个大学城的文化生活中有着怎样的影响了。
  到这家书店门口,忽然又觉得它并不“宏伟”。三层楼加上半层阁楼的旧房子,三开间的旧店铺,这就是主要的门市部(在另外一条街还有音乐、珍本、儿童等专业门市部)。可是一进门,则里面甚为宽畅,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分门别类,到处陈列的书籍都任人取阅。这家书店刚刚庆祝过它的一百周年,从1879 年三个人办的小书铺发展到今日雇用六百五十多职工,装备电子计算机的大企业。主人说,他们库存十七万种书,邮购特别发达,全球都有它的读者。英国近年每年出新书三万种,重版约一万种,品种是很多的,至于它的门市是否有十七万种之多,那就只好相信主人的介绍了。书是按学科分类陈列的,所有书架上的书,都可以伸手抽得出来。来看书的人不少,挑选到合意的书,便拿到柜台去付款。你在这里可以无忧无虑地翻检查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比图书馆还方便。资本家开的书店全部开架,任人翻看,这一点对我们是一种“刺激”。我今天拿到一份推广品,头一页印的一段话,更使我有点惊讶。我把它抄给你看看:
  当你到
  布莱克威尔书店时:
  谁也不会来问你打算作什么。你爱上哪里去,便到哪里去;你爱抽看那本书,便抽看那本书。简而言之,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翻阅。
  本店职工只有在你需要的时候前来为你服务;但除非你叫他们,否则他们绝不干扰你。你来买书也好,或者仅仅到此翻看也好,都一样受到欢迎。这种服务方式是布莱克威尔书店九十多年来保持的传统。
  你说这几句话写得多漂亮。我觉得也相当恳切。我特别喜欢其中一句话:“你来买书也好,或者仅仅到此翻看也好,都一样受到欢迎。”——我认为这才叫做书店。据我在这里“逛”了一两小时的观察,这句话他们是做到了的。这里那里都是顾客,或者更准确地说,这里那里都站满了翻看的人,不知他或她是来“买书”的或仅仅是来“翻看”的。环境是那么恬静,安静,寂静,没有说话声,更没有职工或者读者的高谈阔论,谁也不来找你麻烦,确实没有人嫌你老站在那里看书。无怪乎很多英国学人认为“逛”书店是一种享受,一种文化享受。逛书店不一定要买书,这种“哲学”是很文明的“哲学”,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书店不单纯是做买卖的——它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的场所。这一点,我们过去无论在白区还是在解放区开书店,都是如此的,不过我现在却只能怀念那时的书店了。
  你一定对这家书店的电子装备感到兴趣吧?在书店的终端机荧光屏上,可以找到任何一种当代出版物的资料——作者,出版者,开本,定价,是否售缺,是否修订重版,只要一按电钮,发出指令,你所需要的情报就出现在荧光屏上,真好玩得很。主人说,这里存储了六十万种书的准确资料,随便你问当代的哪一种书,几秒钟就能获得答案。我们试验了,也确实如此。不过如果一本书的资料没有储存进去,可就问不出来了。
  在陈列书籍的铺面上,有一个直径约一尺的地球仪似的东西在转动着,这是电子监测仪。承主人盛情,邀我们到控制室去看荧光屏,原来靠了这个电子仪器,店面的情况到处都可以受“监视”。自然就产生了一连串问题:偷书的人多吗?靠这个仪器抓贼吗?主人笑着说,这不过是“威慑”力量,其实是拿来吓唬人的。按英国法律规定,偷书者当场被抓,初犯罚款二十镑到二百镑(二百镑约等于当地最低的月薪),再犯则坐牢云云。英国是个“法”
  治国家,什么都有一大堆“法”的。不过丢书据说也是常有的事,“法”治也没法杜绝偷书,但是羊毛出自羊身上,资本家也并不因为偶有丢书而把书架封起来不让人看的,这是他们“明智”的地方,也许以为这样才可能多赚钱,倒不一定那么好心要传播文化的。“逛”完书店,又匆匆赶别的约会,可惜不曾“逛”个够,专业门市部也没有机会去“逛”呢。
  1979年
  玛雅人的世界
  ——在墨西哥城的见闻
  在举世闻名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Muzeo Nacional deAntropologia)里,买到了玛利亚·斯登(Maria Sten)的《墨西哥古文书》(Codices of Mexico);之后又在离城二十五哩的太阳金字塔(Teotihuacan)那里买到摩拉列斯(D. S. Morales)的《玛雅人世界》(The Maya World),高兴极了。不知为什么,这种通俗的学术著作,在本土以外却很难买到。两个作者都是墨西哥人,前者是艺术学博士,多年来从事墨西哥古文明的研究;后者则是玛雅文化的权威,曾二十二次深入现代玛雅人聚居的河谷考察——1959 年还在内陆发现过两处玛雅人的遗址——会讲玛雅人部落的各种语言。通俗的学术著作,一定要深入浅出,这就非由专门家来写不可。这两本小册子把专门的学问讲得娓娓动听,再加上许多引人入胜的插图,简直令人爱不释手。
  《玛雅人世界》有专章讲“古代玛雅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是关心古代玛雅文明的人们要解的谜。书中说,玛雅历史最辉煌的时期,是从四世纪到十世纪初(公元325—925);但在西班牙人入侵前几百年,这里的灿烂文明突然中断了——仿佛着了魔法似的,倏忽之间一切都停止了,有点像柴可夫斯基的舞剧《睡美人》所描写的情景。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书中也只好推测说,那时由于原始耕作方式耗尽地力,古玛雅人不得不放弃原来聚居之地——但这个民族既已达到如此高度的文明程度,就算是地力衰竭,何至于这样一蹶不振呢,书中无法解释。另一种说法认为那时是神权统治,阶级压迫十分厉害,剥削严重,引起奴隶们到处暴动,多年反复交替着起义和镇压,内战不断,终于无法自拔(见原书16—17 页)。书中没有提到另外的推想,例如大瘟疫或大天灾(如旱灾)。
  据我看,这个谜之所以解不开,是因为西班牙人入侵时把玛雅文明所有记录(“古文书”)都烧掉了,现今只存三部古文书,一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在法国的巴黎,一在德国的德累斯登,而且这三部书都不是讲历史的。所有文字记载既已付之一炬,要解谜只有待今后考古发掘了。
  斯登这部《古文书》,记下了入侵者焚书的罪恶,确是触目惊心的。书中引用了当时入侵僧侣的记录,证实墨西哥人(不止玛雅人)的古文书被大规模焚烧。书中记载,1547 年被任命为墨西哥首任大主教的祖玛拉甲在一封私函中“骄傲地”(恬不知耻地)宣称,他那时摧毁了五个寺庙,焚毁了二万多个神像,至于所有古文书都是异端邪说,在广场上堆成山似的一把火烧了,烧了多少,甚至不值这个大主教一提。书中还揭露,其实在入侵者到来之前,某些统治者也早在焚书了,作者举例说阿兹特克第四代皇帝伊兹戈亚特勒(1428—1478)曾下令焚书,目的是使人不知古事,只知今事(见原书23 页),有点像秦始皇。——《史记》记载“有敢偶语诗书,弃市”,那就不止焚书,还杀人了。《史记》也没有记载那时究竟烧了多少书,那时印刷不便,更没有静电复印机,所以很难指望有一张焚书单子传下来,只好相信司马迁说的,除“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都烧。说也怪,幸免于火的这三类书,是保护人体,保护环境(绿化)和预测未来的书,焚得颇有点“现代”头脑,至少比玛雅人的遭遇好一些。书中又说,除了玛雅人三部古文书外,阿兹特克(Aztec)的古文书也只留下九部,麦斯特克(Mixtec)则留下十三部。
  墨西哥的古文书用的是图形文字,怪有趣的,甚至引人入胜——这部小书举的例就很吸引人,一条蛇从天上挂下来——“下雨”了,语义是“雨”;一支箭射中了一条蛇——代表“干旱”;一只乌龟——“夏至”;一支箭插在庙宇里——“征服”了!书中记录了负责烧书的神父兰达(Landa)从玛雅古文书中推断出来的“字母”,这可能不那么可靠,正如当代墨西哥学者不相信异国人译解的玛雅图形文字一样(我在《社会语言学》§8.8 举出的几个“字”,是苏联学者译解的,墨西哥人不以为然)。
  翻着这部小书,不禁想起古代阿历山德里亚(Alexandria)图书馆被焚的那一段历史,据说那里藏书七十万卷轴(不是册页)——从凯撒起的几个“征服者”都以焚书为“乐”,烧尽了这些东西才安心,连那时当地采用“开放政策”得来的抄本都给烧了。我写这句话是根据英国威尔斯所说,他说“每当外邦人携带一本未见过的书来到埃及,他必须把抄本交给图书馆收藏”——这个图书馆竟同我们的版本图书馆相类似了。至于1933 年5 月10 日希特勒党徒在德国大规模焚书的事,我们这一代人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最有意义的和最带讽刺味的是,那时在巴黎的进步人士开设一个“焚书图书馆”,那边烧一本,这边藏一本,可惜法兰西的软骨头政客后来在纳粹淫威下,竟然将这个图书馆封闭,连书也送给纳粹了——这样,我们这一代人也得不着一张法西斯党焚书单子了。
  想着想着,竟想到如果有人写一部世界范围的焚书史话,该多么发人深省呵;书虽焚毁,人还在,文明的脚步也还是前进的——玛雅文明中断了,但在这泥土上成长的墨西哥,现今不也在迈步前进,以至于今年平均国民收入竟达二千三百美元呢。
  1984 年3 月17 日,墨西哥城
  忆冯伊湄
  很难相信这是半个世纪前的事。
  “九·一八”过后不久,在我们理科高一B 班上国文课时,突然出现了一位穿得很朴素,落落大方的女教师。女教师居然来教高中的国文课,当时在我们城里就够不寻常了。军阀陈济棠那时正提倡尊孔读经,提倡男女授受不亲……而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年轻女教师来教高中的国文!
  也许是在第一次上课,或者是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刚好要读孟子的课文,而我们那位年轻女教师发挥了那时十分新鲜的见解。她说,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却认为人性恶;其实从唯物史观看来,他们两个都没说对,人性本无善恶,受到社会上善的教育,他就变善,受到恶的教育,人就变恶。唯物史观这四个字她特别说得重些,这使我大吃一惊——居然公开宣传“唯物史观”!当然,我的多数同学们恐怕也吃了一惊,因为当时还很少有人讲唯物史观呢……
  这样,我完全被这位女教师吸引住了。她讲话有一股动人的力量,而且列举了不能驳倒的例证。我庆幸我离开了初中时代的老国文教师吕星云先生(他为我打开了社会的奥秘)之后,现今我又遇到一个能指引我走上正路的好人了。
  她就是冯伊湄。
  我们班里有些同学消息很灵通,马上就传开这个年轻女教师刚从法国回来,是画家司徒乔的新婚妻子。不久之后,她果然怀着孕、步履维艰地来上课了,并且在课堂上常常给我们讲美术作品,这就证实了传闻之不误。除了听课,我还在假日单独到她家去过几次,是不是遇见过画家司徒乔,我可完全忘记了;我所记得的是她永远挂在嘴角的微笑,她那诲人不倦的态度,她那滔滔不绝的辩才,她那渊博的文学艺术知识,以及她那明确而又单纯、充满着希望的一种进步立场:这些都吸引着我,使我坚信要做个“善”人,为我们的“明天”奋斗——至于这“善”,这“明天”,确切地是什么内容,我那时其实是不很清楚的。然而我至今还感激她,当一个少年正在成长的时候,一个启蒙者的指引,对他未来的发展是多么有意义呵。
  头一回上作文课,这位女教师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是《冬日的黄昏》。
  ——顿时又吓了我们一跳。当时,在充满着封建思想的城市里,谁见过在高中国文课出这样的作文题?!那时教高中国文课的多半是吃古不化的卫道士,老一点的作文题是《孟子见梁惠王论》,迂一点的则是《非礼莫视说》,新一点的无非《双十节感言》,打破陈规的也不过是《春日郊游记》——尽管时届冬令,也还是让你写“春日”郊游。而我们的年轻女教师竟出了一条小说的题目,一篇散文或一首诗的作文题!有的同学大约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嗡嗡地交头接耳谈起来了,有的大声嚷嚷:“先生,这道题怎么作呀?”
  这可是真的,我们多数同学还没有作过这种抒发自己感情的文章,不,连题目也没遇见过。于是在吵吵嚷嚷中,我们的年轻女教师微笑着,不慌不忙地启发我们:这不正好到了冬天么?冬天的黄昏你经历过么?在这样的时刻,又冷又饿,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说,你记忆中的东西,写下来不就是一篇作文了;你认为要抒发什么感情,那么,你也坦率地写下来,不就是一篇作文了?有些同学免不了还在咕哝着,但我却喜欢这个作文题。我记得儿时有一个冬天的傍晚在家乡的路上看到的情景:一个八九岁的农家女被人“买”走时,小女孩凄凉的叫声,“妈呀,妈呀,我不走呀!”这情景甚至现在还清楚地展现在我眼前。我写了一篇“作文”,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散文”——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我的习作得到冯先生的欣赏,加了很多圈圈,还有一条激发人心的批语。我不记得这条批语了,但她找我单独谈话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回旋。她说,你写的感情很幼稚,但很真挚;感情要真挚,别装假,千万不要装假,装假就是无病呻吟——她强调的无病呻吟这四个字,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昨夜,我重读冯伊湄去世以后才能有机会出版的《未完成的画》时,我吃惊于这部纯朴的散文作品,洋溢着的就是这真挚的感情。这样纯朴的美,又这样地动人。你看她写司徒乔这个不畏贫贱不畏强权的画家,是多么可爱呀。“人们称乔为‘有血性的画家’,还光荣地称他为‘人民的画家’,所有这些出自群众心坎深处的诚挚声音,光荣称号,都是对画家劳动的最高奖赏,可惜画家听不见了。”多么纯朴,一个多余的形容词都没有,这正是这位纯朴的女教师的文风。“可惜画家听不见了”——这句话多么简单,而又多么真挚呵,这句话使人想起了很多很多,无言中的语言,无歌词的乐曲!这正是我们年轻女教师教给我们的呵。
  大约“一·二八”之后不久,她不来了。传说她分娩去了。但她以后就没有露过面。我那幼小的心曾经惋惜过:为什么不回来呢?我那时懂得很少,但却怀疑是我们的主任迫走她的。主任也是一个刚从法国回来的,他是公费留学生,光着头,说得好听像个大教授,说得难听像个耍猴子的老“油条”。
  为人很顽固,守旧,见到新兴的东西无不加以攻击,对那时的学生救亡运动是不怀好意的。而这人又很笨,逗人可怜。我怀疑他是在法国认得司徒乔和冯伊湄的,也怀疑他知道她的进步倾向所以把她解雇。我那时的怀疑也许是由这位大主任干涉学生运动而引起的,但却全无根据。不料昨夜读了冯伊湄这部遗作,才证实我的推测。这部作品中赫然写着:这时候,中山大学校长换成邹鲁,自教务长、教员以至门房被撤换的一共二百多人,我这个没有后台的人,当然是在被撤之列。
  一点不错。那位大主任是国民党学阀邹鲁的“门生”(这在当时我们就知道),为了实施他们那一套反动教育纲领,当然要迫走像冯伊湄这样宣传唯物史观的青年女教师了,何况她又“没有后台”。
  她不来了。代替她来上课的;不出所料是个酸秀才——刮光了头,穿一件不甚称身的长衫(总算还没穿马褂),满口“之乎者也”,其实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三家村老学究。人们传说这人前清时当过吴淞炮台司令,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们这班同学就从炮台司令这里做文章了。他一来上课,就嚷开了:
  “先生,讲讲吴淞炮台呀!”
  “先生,日本鬼打上海,你怎么不守炮台,却来教书呀?”
  “先生,你会不会开大炮呀?”
  “先生,之乎者也能开大炮么?”
  嚷呀嚷的,弄得这位酸秀才讲不上两句子曰诗云,就只好在人声嘈杂中溜出教室——其实也可怜,这个酸秀才不知失业了多久,还不是为了糊口才天天来受我们的闲气嘛。可是我们的年轻女教师来上课时,却从来没有人嚷嚷过,虽则有些同学也不一定赞成她的主张,这又是为什么呢?
  打从那时以后,我就没有再看到过她。直到60 年代的艰难日子刚刚过去时,也许是在1962 年,或者在1963 年,忽然有两位高中同年级的同学到北京来,找到了我,并且邀我同去看望我们的老师冯伊湄先生——我才发现原来她就住在离我寓所不远的一条小街上。
  那个晚上过得很高兴。老师看见她几十年前教过的“小”同学,一个个成长了,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几个“小”同学也很高兴,古语说得不对,“乐莫乐兮新相知”,其实最快乐的是几十年分手之后的重逢。至于我,则因为突然再见到最初指引我踏上人生“正”路的师长而格外高兴。我们叽叽咕咕地七嘴八舌说了很多话。她在那间平房里,在那间杂乱无章地放着书和画的小小起居室里,她还是那么——怎么说呢?还是那么落落大方,怡然自信,岁月并没有使她失去童心,五六年前失去了亲人司徒乔并没有使她颓然,她还是像教我们课时那样,带着同样的微笑,戴着同样的近视眼镜,同样清晰而动人的语调,是的,她就是用这微笑,这眼神,这语调,播送过进步的种子。到这时,我才知道她——更准确地说,他们俩——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到过美国,到过南洋,到过重庆、汉口、西北、西南,经历了艰难的岁月——但是她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她还是那么乐观,那么诲人不倦。到这时,我很想告诉她,我感激她指引过我走上人生的长途,但不知怎样,我平时的口才一下子都消失了,变得讷讷不能言。在真挚的师长面前是不能也不应当说感谢的话的。我们那个晚上,无论是女教师,无论是“小”同学,都沉醉在如梦的回忆中——真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因为我们那时每一个人都工作得很起劲,有理想,有抱负,有雄心,当然还有曲折,困难,险阻……
  在那之后,我很想把我的习作再送给我那可敬的老师改一改,但是霹雳一声,我和我们文化系统的同事们一样,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前两年,就提早受到这个社会性悲剧的冲击。接着是一场风暴带来了十年浩劫。我那愿望当然不能实现,写交代材料是用不着老师帮着改的。我不知道伊湄先生这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我也完全不知道她是否也同样受到过暴风雨的洗礼。
  我想,那是避不开的罢。直到1976 年春她逝世,也根本不知道她的下落,不,连我自己的“下落”都几乎不知道,哪能知道这可敬的、一生受了多少苦而没有失掉信心的老师的遭遇呢?不过我确信她不会被腥风恶雨吓住的。她是散布幸福种子的人。她不怕强暴,更不怕苦难。但毕竟是很遗憾的,因为她没有等到晴天就离开人世了。今夜我捧读老师的遗文,想着想着,不免记起她的几行诗:
  漠漠春魂泣野烟,乱蓬残碧委荒田;哀黎涕泪英雄血,洒作千山红杜鹃!
  好一个“洒作千山红杜鹃”呵!
  1980年5月于上海
  怀新波
  一转眼,新波离开我们一年多了。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正如他的挚友所说:“露浓春暮,献恨供愁,故人何处?”新波毕竟不在人间了。去年三月,当我接到噩耗时,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发了封电报给他家:新波虽则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好人是不会死的,他将与人民同在,他将永驻人间。当天夜晚,他的也是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封短简,也提出了同一个幼稚而天真的问题:好人为什么会死呢?像新波这样的好人,难道会死么?……《他并没有死去》,四十年前新波用这个画题来悼念江南的死难烈士。今天,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借用同一的词句来悼念我的挚友——新波这个好人。
  凡是认得新波的,凡是接触过这个艺术家的,无不称赞他是个好人。他为理想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为人民事业操劳了五十多年,他为文化艺术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当他正在庆幸“万里长空赛白璧,银光遍抹好山河”的时候,当他正要“突云破浪,壮岁重生”的时候,他突然不得不放下了他的画笔和刻刀,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人间——不,他并没有死去,他将永驻人间,因为他爱这人间,在这人间,他爱过,他也被爱过,他为人间创造幸福,但他暮年却被妖魔折磨,被病魔缠绕,然而他始终没有失掉对人间的信念。“我们热爱人间,我们表现的都属于这人间的一切”,这是新波在40 年代为人间画会写的宣言书的信念,这是新波办人间画会,办人间书屋所持的信念,也必然是他到最后一息所保持的信念罢。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同新波开始交往。我只知道几十年如一日,我们一见面就要大嚷大笑。即使在苦难的日子里,一见面,说不上两句话,就不得不又笑又嚷。1939 年在桂林办《漫画与木刻》时,他和刘建庵是主将,而我则负责这个奇怪杂志的“总体设计”,因为这个杂志从封底开始看是《漫画与木刻》,从封面开始看是《工作与学习》。那时我们还年轻,他,建庵,和我都不过二十岁出头,一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笑开了,真开心,什么妖魔鬼怪,什么艰难困苦,镇不住我们;在这笑声中都给驱散了,压倒了。
  正如常言所说,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有时不过是阿Q 式的胜利。我不知道新波同别人在一起时是不是那么乐观,记得我们两个在1975—1976 年那窒息的日子里,也还是一碰面就笑开了。有时是他讲一两句尖刻而幽默的讽刺“四人帮”的笑话,有时是我提出一两个辛辣而诡秘的问题,大家都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思维来回答,于是,我们只能借助于大笑来结束我们的谈话。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在那笑声中,竟是甜酸苦辣的味道一应俱全呢。
  但在50 年代初,我们的笑声却是爽朗的,也许没有这么复杂的味道。1954年冬,我是解放后第一次回到少年时代离开的广州,住在爱群大厦。那天晚上,刚从杜老(国庠)家里回来。还带着杜老的拳拳之心——他亲自用纸包起来一定要我带回去品尝的潮州点心,两个小伙子忽然嚷着笑着闯进来了,一个是泰仔(梁永泰),还有一个就是他——我们亲昵地叫做波仔的黄新波。
  他们两个,一人拽着我一只胳膊,“去,到大同酒家去饮夜茶去!”于是我们三个人,在那里欢乐地度过一个冬日的夜晚。如果说人间有欢乐的夜晚,这个夜晚应当就是。也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也不知谁打断了谁的话,谁又接过去讲新的话题,也不知对话被笑声和因大笑而引起的咳嗽声淹没了多少次,也不知饮干了多少壶茶,那一夜,天南地北,讲旧城市的新生,讲新人的成长,讲生活,讲爱情,讲理想,讲诗,讲音乐,讲木刻,讲罗曼罗兰,讲罗丹,讲毕加索,讲贝多芬,讲鲁迅,讲我们共同的挚友,……
  人间难得有知己,这一夜真是知己的谈心呵。我真怀念这么一个夜晚,理想的星火在召唤着我们,祖国的变化在激励着我们,艺术的冲动在吸引着我们。
  没料到不久以后,泰仔在小岛写生时死于非命,于是这就成为我们三个年轻人解放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欢聚了。而现在,波仔也走了,再也听不见他们那爽朗的笑声了。
  不知道多少人在怀念新波。他爱人胜于爱自己。他近年来血压高得惊人,他还是乐呵呵的。前年,在北京,我们一起吃饭,我问他:你吃东西有禁忌吗?他大笑说,没有,没有,凡是好吃的都吃。我也报之以大笑,因为我也患顽固的高血压症。而我也同他一样“百无禁忌”。但是他能体贴人,他能济人所急。朋友病了他比自己生病还着急,他用种种感人的行动使病者得到安慰。而朋友们都知道,他宁肯自己挨饿,也把仅有的口粮或钱财送给急需的友人。
  他嫉恶如仇。在70 年代艰难的岁月里他创作的一系列以鲁迅诗文为题材的木刻,深深地刻画了他这品格,一个革命者的品格。他鄙视敌人,他唾弃那些出卖灵魂的动物——这也是那一段日子里我们大笑的话题之一。他无所顾忌,他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能面向敌人投射出致命的种种形式的子弹。
  他坦率,真诚,他具有艺术家的品质,往往把他所喜欢的人当做艺术品,他要保持在一定距离来欣赏他所喜爱的一切。然后他塑造出好人的形象,他塑造出新人的形象,他塑造出理想的崇高的人的形象。这是艺术,不,这也不单单是艺术,这是人的品格,真正的人的品格。
  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我们在香港碰面了,我那时被调到北方去,他被留在南方准备南国的解放——我们是在铜锣湾电车站握别的,两个人在电车站足足谈了两个小时,共同的憧憬,未来的愿望,挚爱的友人,还有艺术与生活……谁知道三十年后,我们在北京开文代会时作了最后的握别。那是1979 年冬,我在广东代表团驻地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他精神很好,劈头就向我要书——“哈哈,你的书重版了,平反昭雪了,不送我?”然后他提议,明年春天,我到广州来,我们约请我们共同的好友,来谈个痛快,像50 年代三个人畅叙那样。我十分兴奋,当然答应了。但是还没有等他约来我们共同的好友聚会时,他却先走了。不然,也许我会在南国再过一次欢乐的夜晚,在这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这些欢笑,会给每一个人增加多少力量呵!……
  去年几个杂志要我为文纪念新波,我写不出。最相熟的人,最真挚的友谊,在生离死别的一刹那,连哭也哭不出来的,别说写诗文了。今年是波仔离开我们一周岁,我又想念着这个好人。今夜,新波呵,我才最后一次与你道别,没有香烛,没有果品,没有酒,没有花,只有一段美好的记忆——永远激励着我热爱人间的美好记忆,化为以上的字句,供奉在你的灵前。
  热爱人间的人,将永驻人间。他并没有死去。
  1981年5月之夜北京
  忆梁纯夫
  他装着满肚子的学问,他怀着满腔忧国忧民的思绪,他诚诚恳恳地工作了一生,他没有留下一本足以传世的著作,他就在孤独中离开了人间。正如罗曼罗兰评论一个音乐家那样,低回咏叹“孤单——孤单——孤单”。他走向忘川的时候,正是祖国受难的年代——空气窒息的年代——那是难忘的1971 年。据说他病得很厉害,因此他没有被下放到那旨在“脱胎换骨”的“五七干校”去。他临死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同事们、同志们却正在那里“战天斗地”。怕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有心思去看他,有些人恐怕也不愿去看他,不敢去看他。这种情景同他的性格倒是协调的:他最不爱凑热闹,他不爱随随便便附和别人,他不肯浑浑噩噩地接受他所不理想的意志,他是有名的“孤癖”派。现在,青年们知道“梁纯夫”这个名字的已经很少了;再过几年,记得他的人恐怕就更少了。然而他在我们这个求解放的伟大时代里,却真正做到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勤勤恳恳地,落落寡欢地,有时被人认为是孤高自赏地默默地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文明,而不是为他自己,贡献出他自己的一切。
  这个人就是梁纯夫。
  一个认真的国际问题研究者,一个诚恳的出版工作者,一个合格的老编辑,一个早期曾经狂热过的世界语学者——一个以研究西洋唯心主义哲学开始,以信服马克思主义哲学告终的善良的学者,本名叫做梁叔仁的,就是他。
  当纯夫在中山大学念他的康德和黑格尔的时候,我碰巧在大学附中当学生。那是30 年代初,纯夫初时是个世界语迷,他组织了一个后来在国际上颇有名望的世界语团体:“踏绿社”,出了一个纯学术的世界语刊物《踏绿者》——这个季刊在它生存期间也享有世界声誉。光看“踏绿”这两个字就猜到纯夫那时是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语迷,正统的人类爱主义者。我说的是那时。
  世界语最初是以人类之爱为标榜的,它赞成和平,用绿色来表示它的和平愿望:绿星,绿旗,绿章……然后纯夫创造了“踏绿”,其实这个名字的世界语称呼,如果倒过来译出,则是“爱绿成癖的人们的团体”。那个季刊专发表学术文章,不谈政治,但确实是学术文章,它不吹捧法西斯国民党,它不替那个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涂脂抹粉。作为主编的梁纯夫,是正直的。我刚学世界语,被这些活动所吸引了。我投去了一篇用世界语写的“学术论文”,我记得它的题目是《中国古代歌谣所反映的妇女生活》——自然,我那时太幼稚了,我迷醉于文学,迷醉于诗歌,刚刚开始接触唯物主义,从一个朋友的书箱中借读了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又刚刚从英文本瞎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我瞎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有点不自量力,所引用的诗歌还得按照西洋诗律(至少按抑扬格)来译写。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我知其名而不认得的梁纯夫。——他回信说,准备用,有几处希望改一改,约我去面谈。
  这是我同纯夫的第一次会面。在挂着“踏绿社”招牌的木屋中,即他的寝室兼书房中。这房间很小,一张帆布床,几个书架,一张三屉桌,两把椅子。再简朴没有了。但是那么多的外文书呵,那么多的世界语书呵,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梁纯夫招呼我坐下来——他的面部没有表情,他说话时声调没有抑扬,他的嘴唇在抖动着。我是肃然起敬的。在我面前的是个哲学家——那时我以为哲学家就应当是这样子的。但看得出他是诚恳的,而且是善良的。我们只谈了十几分钟,然后我就告辞了,虽则我眷恋着那么多的外文书。——临走,纯夫说,你爱看书,就到这里来借,这句话对我是极大的吸引力。或者说,比之颜面的无表情来,这句话真有深度表情呀。这样,从此以后我就常到那里去,有时他锁了门出去了,但多数是白天开了床头电灯躺在床上看书。多少外文书我是从这个斗室借去啃的呵。我至今还神往于这段生活,我至今还感激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大约来往了一年。纯夫在哲学系毕业了,他要到清华研究院去,于是他把“踏绿社”的招牌、书籍,连同那间斗室(他向学校申请得来作为“社团”办公室的)都“传”给我们几个人——在那一年中“我”已经发展为“我们”了。这样,从1935 到1936 年,以这个团体为中心,以这间斗室为活动基地,我们在校内校外展开了世界语活动,拉丁化新文字活动,广泛团结了进步同学,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救亡工作。至于那个杂志《踏绿者》,却没有按照纯夫的原意出下去——那时,部分因为民族危机已到了紧急关头,部分因为我和我的小友们“左”得可爱,认为再也不能继续出版那样的纯学术刊物了。
  我们从世界语——新文字运动出发,参与了歌咏运动,戏剧运动,宣传抗日,下乡动员,总之,一切为了准备神圣的抗日战争。我们用世界语争取国际上的支持,我们用《国际团结》和《地狱通信》这样两个打字复印的小刊物,来代替那个大型的学术季刊。前年看到西德的研究者林兹博士的文章,居然还提到这两个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宣传抗日救亡的实际的小刊物,我心中是有很多感慨的——而那时纯夫已经北上了,他全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大约不但不会反对,而且一定会支持我们或者同我们一道干的。因为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他的普遍人类爱主义在法西斯侵略者的屠刀下已被粉碎了。
  他一定会参加我们的战斗。后来,在抗战中他从研究院转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去工作,这一点就是旁证。
  到1944 年冬,战争实际已临近结束了,然而那时我并不这样清楚地意识到。我经历了湘桂大撤退,而纯夫则在重庆办起出版社来。他同东北的民主人士金长佑先生一起,脱离了某一个他们所工作而又被CC 派控制的团体,创办了“五十年代出版社”。其时由于国民党的压迫,我们三联书店的三家出版机构(那时还未合并)已不大能出书了,而纯夫主持的这家新出版社却还能做一点点工作。翦老(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就是这个出版社出的。翦老住在乡下,他一进城就找到纯夫,然后纯夫就找了我,到冠生园“摆龙门阵”去,饮茶,吃饭,都由纯夫这号称“老板”兼自封“总编辑”的包了。胡风办的杂志《希望》,也是“50 年代”出的,后来几年后,十几年后,人们大批这个刊物,纯夫有点悸然,也有点戚然,然而他沉着气。他有一回同我说,这刊物我看不出什么“阴谋”,但这里的一些论点是可以批的。他说话时脸孔没有表情,语调没有抑扬,一如平常似的,但我感到他不无忧虑。
  然后是在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和我先后到了这十里洋场。他卖文为生,一度给《文汇报》编副刊“新闻窗”,写了不少国际问题文章。此时,一个风暴在等着他。他不知道。到他知道的时候,四面八方的骤雨向他扑过来了。那就是1947 年前后的有名的争论: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同苏联呢,还是美国同英国呢?纯夫发表了一篇文章,阐明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那时还没有创造“超级大国”的术语)的斗争,是两个制度之间的矛盾。
  那时权威方面则认为主要的矛盾是英美争霸。一本精辟的小册子传到我手里,是论断英美争霸的。当时纯夫未必看到过这小册子。接着一场论战(企图压服人的论战)在香港——上海之间展开了。我说论战,是按其性质来说的;我说“压倒”,是一面倒的意思。大家都认为纯夫的主张是完全错了。
  而有的人还有点诡秘地暗示纯夫文章有利于统治阶级,或者导致了很不好的后果。有一天,纯夫在我家里同我和另一位朋友为这个主题辩论——三个人争论了四五个小时,大家都搬出了数字,材料,事实,倾向,然后作出各自以为对的逻辑推理——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纯夫不是风派,他在他所相信的真理被证明是谬误以前,他绝不随声附和。而我和我那位朋友却从“权威”出发,找到有利于我们自己结论的材料,企图以此说服他,当然结果并没有说服他。现在一回想,我是愚蠢的,纯夫是理智的。但后来十几年相处我们谁都没提过这一段往事。如果纯夫还在,我可要告诉他:我多么蠢呀,而你却多么聪明呀。
  十七年间我们经常见面,纯夫是老练的,而且是沉着的。他并不因为某个时期得到不公平的评价而耿耿于怀,不,他总是热诚地从事分配给他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认真地工作着。他当然也没有因为曾经信仰过唯心主义而后来转到唯物主义立场而感到害羞或不快,不,他以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他皈依真理而不随便转舵。他刚正不阿,有时近于迂腐,从不吹捧人,也不附和人。他的心装满了祖国,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我们同学中的骄傲呵。
  1981年3月北京
  记史枚
  史枚同志,苏州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读书》杂志副主编。1914 年生, 1981 年4 月11 日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四十余年,先后在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以及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做过编辑工作;解放前曾编过《读书月报》,《新学识》,《救中国》,《读书与出版》等刊物。
  他弥留时没有给家属留下一句话,没有对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说过一句话,没有为自己的身后暗示过一句话,他临终前只是用手指了指书包——他惦记着他夜里带回来的书包,装满了改过的和尚未加工的《读书》杂志下期的稿子;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这是4 月11 日。这一天,从凌晨到深夜,抢救经过了整整一天,然而到了当天夜里,他终于永远离开我们了。
  作为一个合格的老编辑,他孜孜不倦地劳碌了四十多年;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先后被囚禁在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牢笼里;作为《读书》杂志的副主编,他从筹划起就竭尽全力,有时甚至是独力支撑,把自己一切才能为读者,为作者,为信念,为理想,奋斗到最后一息;作为一个家庭生活的主要成员,他对家庭的安排考虑很少,他不愿意为某些事情奔波、走后门,因而更值得人们的怀念。
  他学识广博,他旁征博引,但他不能算是书呆子,因为他早年从事过地下革命斗争,他心中没有忘记要把知识同实践结合起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那灼热的年代,当他在上海主持《读书与出版》的编务时,他给青年读者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研习提纲,他引导读者注视现实问题。《春天——时局的关键》,《新中国宪法问题》,《中国土地问题》……一篇接着一篇。例如在土地问题一篇提纲中,他信心十足地预言:“中国的土地问题必须由耕者有其田而走向完全、彻底的解决,这是无可怀疑的。”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文学方面,他都可以算作博览群书,但他没有兼收并蓄,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见解。50 年代,为了系统地吸收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参与了叫做“蓝皮书”的翻译选题计划起草工作(这个计划是准备由九个出版单位联合起来做的),他付出了很多心血,运用了他博古通今的学识,通过他对革命实践需要的认识,提供了他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
  这个“蓝皮书”真正的计划者就是他。现在我们值得自豪的是,虽然有十年浩劫的干扰,这个出版方面积累文化的“蓝皮书”计划毕竟一步一步接近实现了。
  他是勤奋的。他没有八小时“内外”的问题。他从来不知道工作八小时之后就应当休息。他把醒着的每一分钟埋在书堆里,埋在稿件里,埋在信件里(要不,他从前怎能为杂志写《书市散步》的专栏——材料那样丰富而观点又那样鲜明的报道?)。他总是夜以继日,没有休息,没有中断,没有早,没有晚。当人家谈论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他工作;当人家适当玩乐消除疲劳的时候,他工作;当人家进入睡乡时,他工作。他什么时候休息过呢?甚至从牢里一出来,他就奔向工作。从干校一回来,虽然让他退休了,他也在找工作。那是70 年代前半期,他找我要工作,我那时刚刚因肺炎引起了心脏衰弱,不能多说话,我为他不要休息只要工作的精神所感动,但我那时能帮助他什么呢?只能苦笑着劝他多读点书,多写点笔记。那天他说了很多,他说他身体很好,还可以看稿子,还可以编词典。我永远不能忘记他的身影,这个不知疲倦、顽强奋斗的,近乎“迂腐”的“傻”知识分子的身影。
  他一丝不苟。他看稿子从来不偷懒,老老实实看,从头到尾看,然后写出他的意见,蝇头小楷,密麻麻地写几大张纸,以致人家认为他抓不住要领——但他是个合格的编辑,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告诉别人,而他知道的又那么多,因而他的要领往往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平常说这是他的缺点;如今他去了,我想着想着,这是叫人感到可爱的缺点呀。
  他正直。绝不随风倒。近乎固执,有点犟。虽则他很少发脾气,但他那副锲而不舍的犟脾气也是少见的。他是个甘心做无名英雄的“一砖一瓦”,他默默地工作了一辈子,他不求名利,只要工作,他不追求世俗的桂冠,可是他永不停息地,愉快地(有时是气愤地)奋斗了一生,追求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多半是“为人作嫁衣裳”,为别人的稿子修修补补,多半是从马群中发现千里马,哺育千里马,因此他真可说是文化出版界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如今又少了一个,对我们的事业自然是一种损失,但这样的战士会多起来的,一定会。他对没有想通的问题,决不随声附和。他争论,他用不甚抑扬的(绝非演说家的)语调,平淡的陈述句,没完没了地争论。所有以上这一些,加起来就是一个十足的无名英雄。他却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
  这是难能可贵的品格啊。
  一周前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不短的信,仍然是一笔不苟。他为了发表一篇替外国一学派翻案的文章向我呼吁,他坦率地发表他的意见:他认为过去、现在对这个学派的抨击和否定是不公道的。他的态度很诚恳,他何尝是为自己呢。他建议我向上面反映,他表示如果上面不同意他这意见,“我虽然仍要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当然服从。”这句话多么可爱:他心目中有个组织,有个党。这是他可爱的品格:作了决定,“我当然服从”。可惜我还没有同他争辩,他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我毕生感到遗憾。
  我说,他是个战士,是出版战线的战士;凡是接触过他,读过他编的杂志,看过他写的东西的,都会说他是认真的,严肃的,虽然时时会发生僵硬情景甚至发生错误,但毕竟是个可爱的战士。他将活在我们后死者的心中,他将作为无名英雄活在万千读者的心中。
  1981年4月19日
  忆黄谷柳
  当《虾球传》重版本送到我手中时,谷柳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他没有看到这部小说重新问世,而我也没有可能听到他那憨直的笑声,看不见他饱历沧桑,在额头留下的几道皱纹了。但终归《虾球传》还在传世,后人可以从他这留下来的唯一创作中,窥见这个一闪即逝的有才气的作家。
  我和谷柳朝夕相处,几达一年之久。那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年,我们碰巧都在重庆,他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我也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我们同住在枣子岚垭,只不过他住坡顶,我住坡底,每天我得有一次到谷柳所寄居的“大厦”里去“方便”。因此,我和谷柳几乎每天都有机会摆一次“龙门阵”——有时也一起到茶馆去,半躺在帆布椅子上,嗑着瓜子,东拉西扯,望着墙上贴着的“莫谈国事”的警告,时时低声地互相通报所得到的政治传闻。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们变成“同事”关系——我作为一个叫做《民主世界》的杂志的总编辑,谷柳作为这个杂志的总经理:说也可笑,我虽挂个“总”字,手下却没有半个编辑;同样,谷柳这老“总”手下也没有半个经理。我们两人共同“拥有”的只是一个校对员兼发行员,记得这人也是谷柳熟悉的,可能就是他介绍的。去年看见《新文学史料》刊载谷柳《自传》,中间曾记述这桩事,不知是他记错还是故意“降低”身份,“总”经理写成了“副”经理。由此,我不禁作了些遐想。
  我一次,两次,三次读这《自传》,总觉得有点凄然。不知道他是何时写的这份自传,更不知道为了何种目的写的这份自传。我颇怀疑它是一份早期的交代材料,因为字里行间略有点压抑之感,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但它决不是十年浩劫中的交代材料,一则里面还没有“自我臭骂”,二则结尾于“1953年底回到广东,即调到广州作协当专业作者”——从1953 年到1976 年这二十三年间的遭遇并没有记载。当然,如果把这二十几年岁月也记录了,可能使人读了更凄然的。关于这,我曾点滴听到过一些传闻,但这将永远是传闻,不能像我们在重庆时那样,半躺在帆布椅子上,嗑着瓜子来互相通报和证实这些传闻了。
  就是在重庆近一年相处,我发现这个比我年长十岁的青年人(那时他不过三十余岁),很爽朗,心怀坦荡,没有什么阴暗的东西。他显得过分天真,加上时不时的自责神色,使你容易和他相处,而且容易亲近。在“摆龙门阵”
  时,他给我展开的就是一篇篇小说:他讲南洋的生活,他讲还没有参加上大革命,宁汉就分裂,因而被阻于香港,他讲他一家流落异乡的穷苦生活,他讲香港黑社会的种种“奇闻”——这些对我全是新鲜的,特别那“奇闻”颇使我神往。这些“奇闻”后来部分地写进了他的小说《虾球传》。我们摆龙门阵时,记得我曾毫不踌躇地怂恿他把奇闻写成小说,其实我自己那时也醉心于做“文学家”,也想写小说,但是我在城市中长大,生活平淡无奇,没有踏过艰难或险阻的道路。我那时同谷柳说过,你写呀,你有生活,而我呢,我三十岁要投笔“从戎”——当时计划到令人神往的敌后去,我们称之为“从戎”;我说,到那时,我也写,不过三十岁以前的东西,我将一律烧掉。他听了哈哈大笑,很欣赏我这“美妙的”设想。有几次他还打趣我:还有多少年才到三十岁呀?但他说这话是诚恳的。记得日本投降消息传到山城那一夜,我们都很高兴,买了一点大曲,买了一包那时流行的“芝麻杆”,买了一些花生米,在他寄居的“大厦”中或在我所住的斗室中,畅谈到深夜。这时,他认真地同我说:你说三十岁以前写的东西全该毁掉,嘻嘻,这回可要实现了,嘻嘻,我赞成,我也把四十以前的写作全毁掉,嘻嘻,我们来从头写起。我们谈得很兴奋。我记得以三十为界的“幻想”,只同谷柳一个人谈过,因为我觉得他憨厚,不嘲弄人,不刺人,有时还真的为你的“幻想”出点傻主意。
  然而我的“幻想”并没有实现,既没有“从戎”,也没有和过去的习作告别。但谷柳却在几年以后真的“投笔从戎”,而在“从戎”之前却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虾球传》——在重庆他本来就可以把“奇闻”写成小说的,而且确实天天在写,也许因为虽有奇闻还没有生活的细节,不足以展开小说似的作品。记得他在重庆时天天写,写了很多,好像只在我们那个杂志上连载过他自称为中篇的《杨梅山下》。至于这篇小说写什么,我是一点也记不起了;我只记得谷柳要我问雪峰对他这作品的意见,雪峰那时每期都写一两篇杂文,而且亲自送到我的“斗室”中,雪峰一定发表过意见的,但连这一点也完全记不得了。
  我和谷柳分手是在1945 年秋。我南行到粤桂边的山区去寻找我失散的家人——他们在湘桂撤退后不知漂到哪里去了。谷柳呢?他好像有个什么“官职”,好像是不必上班就拿到“干”薪的,可能就是那篇《自传》中记载的中国青年剧社辅导员。他那时进退两难,他何尝不想去找他那失散了的妻儿呢?但他说,他没有决心也不知到何处才能与妻儿会合。他对局势的发展比较乐观,他说看看再说。后来我离开广州北上时,谷柳终于到了南国,并且找到了妻儿。听说他几乎掉进反动的“巢穴”,想是为了生活吧,不然,这个老实人常常带着自责的神气要冲出旧营垒是为了什么呢?
  和谷柳重新见面是1949 年初在香港,也许是在一个文艺界的集会上,我们这次突然见面,彼此都想不到,我是那年年初调离上海到香港转华北去的。
  他说,嘻嘻,没想到在这里又见面了。是呀,重庆一年相处在我们两人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须知那时在恐怖的山城,能得一知己互通心声是多么不容易呀。
  谷柳那时仍然是瘦长条,穿着紧绷绷的、不合身的旧西服。这时他已经成为叫做“谷柳”的作家了,而且是拥有很多读者的《虾球传》的红作家了。
  我们见面时陡然记起了重庆的插曲。此时我刚过三十——谷柳兴冲冲地说,“嘻嘻,三十岁了,你不是说把三十以前的东西都烧掉重新来么?”我那时仍然是一个没有“从戎”的编辑,我还怀着谷柳问话中所指的“幻想”,但谷柳是真诚的,他提醒我要认真投入新的生活。我们在香港可能还会过一两次面,我住在香港,他住在九龙,可能饮过一两次“下午茶”,可没有太多时间摆龙门阵了——战局的发展预示着人民的胜利在望,新的战斗在吸引着我们。春三月,我离开香港北上了;谷柳是六月间入了党以后回到粤桂边游击区去的,他真的去“从戎”了,而我却没有。然后是充满着兴奋的十月。
  然后是抗美援朝的枪声打响了。然后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谷柳参加了这个慰问团,我记得1951 年慰问团回国时,我和另一位同志由北京奔到天津去迎接团中的好几位作家和记者,其中一位作家兼记者就是谷柳。他长得更结实。他不像摆龙门阵时那么多话了。他沉着、庄重,但仍然那么真诚、憨直。“嘻嘻,我们又见面了。”他说。我们没机会深谈,因为我忙于在许多同志中间周旋,组稿。如果知道未来多少艰辛岁月在等着谷柳,那么,我一定不肯放过这机会,拽着他,摆龙门阵摆个痛快。他再次入朝,我没见着,那一次还立了功——这不在我意外,因为憨直和真诚一直是他的本色,这样的人在危急关头是会豁出性命去救别人的。
  然后是那“不平常的夏天”。人们传说谷柳这样那样的命运。我以后多次到广州,见到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特别是在粤桂渝苦斗过的同志们,每次我都打听谷柳,却每次都没见着他。说是下乡了,说是不在城里,说是躲起来赶个东西,等等。总之,没见着。我不想证实谷柳这些年走过怎样艰难的路,但我确信他是一步一步地熬过来了。他是从旧营垒杀出来的战士(他常常带着自责的神气讲述他在旧营垒中的经历),他是真诚的,要不,为什么他要杀出来?他彷徨过,他苦闷过,他想冲到“前沿阵地”过,他珍惜他的感情,他从旧的营垒艰难地却又坚实地移向新的地平线。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正如鲁迅先生说,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但正因为他从旧营垒中来,有些激进者就有点另眼相看。从他从不讳言从旧营垒中杀出来一点,我倒完全相信他是觉悟了的“后知后觉”,当他一旦觉悟,他就把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人民的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同他笔下的虾球突然参加了革命同样可亲——有人认为《虾球传》后半部,虾球突然去革命是不真实的,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写黑社会还可以,写革命生活不够真实,我从前也这样认为。但我现在却不。至少,虾球去革命是必然而不是突然,正如谷柳一入党便要求到最艰苦的游击区去,是必然而不是突然一样。谷柳塑造了虾球这个形象,又天真,又可爱,同时也易受欺骗,但最终他还是投身革命了——这个人物有点谷柳的影子。谷柳没有写完第四部,不知道在他笔下虾球以后会怎么样,什么样的考验在等待着这个青年。谷柳那时也许根本写不出来,但他用自己的生命写出来了,一直到死,他是真诚的,乐观的,自信的。据他女儿一篇回忆所讲,他看见了“四人帮”的覆灭,在1977 年初才离开人世的,他临终说“我看到了我们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光明”。是呀,这就是谷柳。他写了三十万字的长篇《和平哨兵》,他没写完便在这场浩劫中把它烧毁了——但即使这样,即使只有一部《虾球传》,谷柳还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作家,他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他是真诚的。
  1981年冬
  忆孟超
  我最初见到孟超,是抗战初期在桂林的一个戏剧团体里。我是文化战线的一个新兵,然而孟超却没有一点老将的架子,一见如故,好像旧友重逢——满脸的笑容挂在满脸刮不干净的胡子上,长而瘦的脸配着微微弓着的背,显得有点滑稽。他打开了话匣子就说个不停。我最后见到孟超,无疑是在“围湖造田”的“改造思想”的干校里——我偶而陪一个军代表到他所在的连队去洽谈什么,远远瞧见一个老头,弓着背,瘦长的脸,漠然的表情,“既无风雨也无晴”,配着好像很久没刮过的胡子,我想这人一定是孟超(直到如今我还相信这就是孟超),于是我急急跑过去,他似乎也察觉了,一转身就躲到什么屋子去了,我想这一定是他有意回避我——须知这里“人”“鬼”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呀,何况我还陪着一个军代表。我那时据说已被“解放”、从“鬼”域中转回“人”世;而他呢,他还是背着一大堆罪名,作为一个“鬼”挣扎在“人”间。我黯然。我只能黯然。这时,我反倒看到了孟超那善良的心——他该是怕他的“鬼”气会给我这个“人”招惹麻烦,毅然避开了我的罢。多好心的人啊。可是我再也没机会见到他,他便背着那一大箩筐捏造的罪名离开了这人世。
  我这几年常常问自己,好人为什么总是受折磨呢?孟超该是个好人(自然不会是个完人,而世间哪里会有完人呢?)。一到风吹草动,投机家便望风转舵,不论航向是否违背自己的初衷,不,勿宁说投机家根本就没有航向——而好人总是有憧憬,有目的地,他就是经历万险千辛,也要驶向彼岸的。
  这样,他就不能不拂逆着暴风的旨意而遭殃了。可能是这样的罢。比如孟超写出了昆曲《李慧娘》,书印出后,有一夜,他忽然兴冲冲地到我住的小楼上,送给我一册,并且兴高采烈的告诉我,“康老”看了戏,认为很有深度。
  显然他被这种“激赏”所感动了,不然他不会那么激动,也不会在夜里跑来看我,虽则我们那时住得很近。这“康老”,便是他的山东同乡,善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人物”。我听过这“康老”一次讲话,自夸在中南海里就数他最懂旧戏。因此,那天夜里,一听到是这位“大人物”,这位唯一“懂”戏的“大人物”竟然赞赏起孟超老头的昆曲来,那戏一定是“大大地好”了。我不懂戏,更加不懂昆曲,我却一口气读完了《李慧娘》,我觉得很舒畅,有戏没戏反正我不知道,但孟超笔下的李慧娘却是不畏强暴的好人,正义的化身。我爱这号人。谁知没多久,霹雳一声,大祸临头了,棍子直往孟超头上打。有一夜,他又跑到我那楼来,他还是很激动——当然一点也不兴奋了,他说他这戏被称为“反党”戏,他说他想不通,他说革了一辈子命怎么落到反党的地步呢;他向我走近一步,轻轻地告诉我:连“康老”也说这戏“反党”,他更想不通。在那一夜以前,我已知道《李慧娘》被说成是“反党”了,我而且知道不是别人,正是他所信赖的“康老”“识破”这“阴谋”的。孟超不幸遇到了这么“权威”的同乡——他是那么敏锐,一眼看出了它有深度,再一眼又看出了它“反党”。真是——怎么说呢?那时——其实早就——被指责为借古喻今的事是层出不穷的,被指责为“反党”的又何止写昆曲的一个?然而,那一夜我毕竟还是有点目瞪口呆,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智力。怎么我总是看不出苗头呢?我完全觉不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我这僵化的头脑,只有“纯粹理性”的逻辑:要吗是这个古人李慧娘反党,孟超写下来了;要吗是孟超这老头反党,借李慧娘的口说出来了。但谁都知道,当李慧娘活着的时代,还没有党,那反党的就只能是孟超无疑了。
  可是我给弄糊涂了,这个大半生为革命奔波的老好人,怎么会反党呢?……
  他那夜有点颓然,话不多。我那夜也有点木然,除了几句安慰式的多余的话之外,也没能说什么。凭我的政治经验,我完全明白,这场风波是不会小的,我又能同孟超说些什么呢?
  那一夜,孟超走了以后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在桂林相识以后的那一段艰难的日子,孟超参加过《野草》这个杂文杂志的编辑工作,也主持过《艺丛》杂志的编务。有一回,为了《艺丛》这个短命的杂志,孟超兴冲冲地抱了一大堆乐谱到七星岩后面我的住所,说是让我写篇文章,介绍肖斯塔可维支的歌剧《姆真斯克的马克佩斯夫人》——脚本译成中文了,乐谱马上得改写为简谱,于是我花了好几个夜晚,同我的知友们研究这份总谱,最后总算应孟超的要求,写了一篇很长的评介文章,对这个歌剧作了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剖析,还对它的音乐的独创性作了细致的描述。我把总谱和文章送到孟超在城里住着的“狭的笼”子里时,他高兴极了。他在那狭小的住所里大声的笑着,他以为(我也以为)这个杂志可以给读者介绍一个“新世界”的新歌剧了——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那时都是这个“新世界”的盲目崇拜者。
  无论是他,无论是我,都以为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谁知几天后有人从重庆捎来消息说,这个戏是30 年代早被批判过的,说是反党的“喧嚣”,根本不是音乐——这样,这乐谱连同我的文章当然不该刊登了。孟超马上来找我,说了一箩筐的抱歉的话,我呢,我只大大地吃了一惊,我自己怪自己如此无知和幼稚——无知,是因为30 年代批判过的事我没知道;幼稚,是我竟然嗅不出这些音符中有反党的气味。他的抱歉完全是多余的,这只能怨我水平低——我这样对他说。可是这个好人还是很有点歉仄,因为他知道我那时靠卖文为生,一篇长文章宣判死刑,拿不到稿费,柴米油盐就没着落了。我感到了他这拳拳之心。我是很感激的。我说,不要紧的,我还有米。
  过不了几天,孟超又来找我了。这回又是兴冲冲的。他说就在我住的木屋后边小山上,有一间公立中学,他说新到任的校长是个好人,很开明,他说校长欢迎他和我都去教几点钟书。这分明是为了补偿我的“损失”,并且陪着我找一点补助糊口的办法,多好的心呀。于是立刻就确定了,他教国文(语文),我教数学。每天去两小时,并不妨碍我的编辑写作生活。看得出,这里的学生很喜欢他们的新校长;也看得出,他们也很喜欢孟超和我。孟超上课时总是唾沫横飞地谈论时事,而我则在课外被同学所包围,要讲音乐,讲戏剧,讲科学,讲时局,往往中午下课后一小时我还逃不出同学的包围圈。
  有时孟超和我下课后就一同“下”山到我家里吃午饭——自然他还是那么唾沫横飞,谈笑风生。确实这也拿到几个钱,虽则七折八扣,却也对艰难的生活不无小补。孟超这好人这时也比较开心,仿佛他对我也尽到了真正的朋友的责任了。
  那一夜,即孟超告诉我被指为“反党”的那一夜,我想起了上面的往事,心里闷得慌,这么好心的一个人怎么会“反党”呢?我那一夜,以及一连好几天,都被这个问题折磨着。我得不出答案。不过,折磨我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自己也被告知,我的工作也带有“反党”的性质了。但我比他的处境好一些,我还没有变成“分子”。批判我这不是“分子”的“反党”的会,天天下午在开着;我不记得有孟超在场——可能孟超早已成为“分子”,自顾不暇,也许没让这“分子”来批判“反党”的人了。到这时,折磨我多少日子的难题,终于好像在黑暗王国中找到一线“光明”,有点悟道的滋味……
  我想不通。犹如当初孟超想不通一样。然而我这时还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等着孟超的,等着我们这些在黑暗年月里苦斗过来的一群,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等我被卷入这场风暴,并且卷入台风眼,完全陷入“静止”状态时,我才比较地明白——这是一场社会性的悲剧,我很想找孟超去谈一谈,但是晚了,我已经不能找他了,而后来遇见的一次(如果真是他的话),又错过了——于是他走了,永远走了,他也许比我“悟”得早一点罢。
  今早,我翻开了前年多半是为了“平反”而重印的《书林漫步》,第一篇《柏园夜读偶记》使我陷入沉思——这篇文章就是三十八年前被孟超编《艺丛》时“迫”出来的。重读这篇文章,还仿佛听见孟超迫稿时那爽朗的笑声,和拿到稿子后那满意的笑声。十八年前孟超的也是我的一位朋友,听说我找《艺丛》,给我抄来了这短文。我现在还是喜欢孟超拿到稿子后朗读的第一段:
  我爱柏。我爱它在凛烈的寒风中那优游自得的英姿,我爱它永远青绿、在严冬中从不肯枯黄了自己的枝叶。秋风起后,要是你住在柏园中,你看到的将不是肃杀之气,而永远是春天,战斗的春天。
  孟超那时呵呵的笑着,他说,是呵,真是个战斗的春天——不料这几句话在那场风暴中也成了我“反党”的证据,因为据说我等待的是复辟的春天。
  真是天知道什么意思。李慧娘那一码事,这才算懂了。但我今天仍然爱这一段,这几句话我写的是柏树,我歌颂的是在那艰难岁月中奋斗的许许多多无名英雄们,其中有孟超一个,他是个好人,他留下来的《李慧娘》和许多杂文,就是常青的柏树呵!
  1982年秋
  记齐燕铭
  有机会跟燕铭同志面对面谈话,是在我知道“齐燕铭”这三个字和中共代表团秘书长这可敬的职称之后很久很久,那时北京已经解放多年了。
  那是一个晚上,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话是这样开始的:“咦,我以为你是个老先生啦!”他说。
  “哎,怎么以为我是个老学究呢?”我说。
  “是这样的——在延安时我们印过你一部书,我经手办的,我看过这部书,心想著者该有相当年纪了……”他说。
  “我收到过样本。油光纸单面印的,延安捎来过一本。那正是白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这印本给我带来过很大力量。原来是你主办的,谢谢你了。”
  我说。
  “别谢我。这是组织的力量。可我把作者身分猜错了。解放后你没修改那部书?”
  “没有。改不成了。那是年轻时胆大妄为的习作。一想到延安也印过,就有点特别的滋味……”我说。
  “是呀,延安!”他说。
  那个夜晚,我们谈得很多,完全不像初次见面的。我骇于他的学识渊博,我折服他的敏锐思想,我敬佩这样的一个党务活动家。他说的是纯正的、悦耳的、一板一眼的“官话”,跟我的南腔北调的“怪话”相对照,越发显出那种庄重的但是使人信服的声调来。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接触的次数就多起来了,但却没有机会作那样漫无边际的闲谈。有时是他交代什么事要办,或者要提供一个什么材料;常常是三言两语,却总是那么明快,那么斩钉截铁地——燕铭同志不是个只会画圈圈的“官”,完全不是的,他勿宁是一个会把复杂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又能果断地作出决定来的学者。他当过大学教授,他深刻地了解知识和知识分子;他能够并且善于从党的立场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而更为难得的是,他有着文人学者所常常不具备的那种行政能力,也许这使他成为总理处理很多复杂政务的一个得力助手的原因;也许正因为他多年做过总理的助手,又使他不断地增加学者们所不那么擅长的行政能力。总之,我以为他正是我们所钦佩的有学识,有胆略的行政“官”。
  60 年代初的三年困难,对燕铭同志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磨练,或者说,超乎寻常的考验。他知道“底细”,而他不能“捅穿”这“底细”;他厌恶浮言,而他无法消灭浮夸;他重视知识,他爱“才”如命,但他得抵挡九级邪风,然后才能够扬起“知识”的帆,然后才能用巧妙的方式来“庇护”知识分子。如果不是那几年同燕铭同志频繁接触,我完全不会理解这个可敬的长者那份菩萨心肠和钢铁意志。有一次他同我说,某某单位根本不懂得某某人是个少有的专家,他们不识货,得想办法把他“调整”一下。当一批一批知识界人物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纲”上理由得不到发挥长处的机会时,他反复同我们几个人说,想办法“请”一些有用之才来——这主张,后来汇成为十年浩劫中被批判的所谓“人弃我取”那样的“口号”。人弃——我取,这四个字多轻巧,可是它积聚了燕铭同志要发扬“人尽其才”的多少心血,又遇到过多少无知而蛮横者的阻力,当然,再往深处看,这四个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会重演了。当那个“左”得出奇的“理论家”,以俨然正统马列大师的口吻,大整知识分子,叫嚷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什么也不能做,只配“滚一身泥”的时候,当这“大师”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猛烈抨击知识界研究某些问题是“钻牛角尖”,“脱离实际”的时候,他——燕铭同志却着重地支持传播知识的工作。他常常说,知识都是自己或别人实践的结晶,但其中有些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曾经有过用,现在用不上了。他说,这要加以细心的分析,他幽默他说,比方研究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种知识乍看似乎是没有用,他说中国这么大,几亿人口中有个把人研究洪秀全的胡子,还是允许的,当然不能提倡,至于研究出洪秀全有没有胡子,你以为完全没用?不见得。至少演戏要扮个洪秀全,就可以参考——他是精通京戏的,这个问题归结到演戏,讲者、听者都不禁哑然失笑。
  至于在那几年讲大话、空话、废话已成为日常习惯的环境里,他——燕铭同志在一个杂志的发刊词中,竟然明朗地标示出“崇尚实学,去绝浮言”,那该需要多少勇气和胆色呵。
  在那艰难的三年中的最后日子里,我有机会跟随燕铭同志到外地去视察。住在一起,对话的机会更多了。有一个晚上,他忽然严肃地跟我说,我们这些年反封建反得太不彻底了,现在得补这一课。得大力去反。他给我讲了很多历史知识,在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两千多年封建束缚——他说——给我们留下十分顽固的习惯势力。婚姻——他说——在农村里仍然到处是买卖婚姻(我知道那天刚看了几个材料,也听了几个干部的汇报)。人与人的关系——他说——甚至也带有封建味道。你知道——他说——“五四”运动一开始反封建是很猛烈的,可是反得不彻底;这些年我们没有太强调,也许是时势所迫;可现在越来越明白封建意识的毒害。那天晚上他说的全是这个主题。我不时地发问,有时也附和几句,但主角是他唱的。老实说,我当时完全不理解他的话;甚至我那时并不以为反封建在中国革命行程中还有重大的意义。坦白地说,三年困难并没有能启发我思考这个问题。只有经过十年艰苦岁月,我才恍然大悟,是呵,燕铭同志那天夜里的话包含着多少深意。
  我现在才有一点“台词”可以跟燕铭同志对话(那时我一句也没有),但可惜他已不在了,找不到了。
  “牛棚”百日,燕铭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的乐观主义感染了我,使我懂得一个革命者在受到挫折的时候(甚至在受委屈的时候)应当怎样操持自己。暴力和咒骂不能使他吐出一点点机密,虽则他知道的机密是很多的,这我亲身体验到。每到夜阑人静,他给我们讲现代史,还讲好些可笑的事;他甚至还笑呵呵地给我起绰号:“新会陈铁嘴”——新会是我的祖籍,“铁嘴”
  是旧时代算命先生的雅称。这是因为在“牛棚”中我往往煞有介事地掐指推算明天该斗谁。碰巧言中的机会很多,仿佛我会“算命”了。在我们从“牛棚”走向湖畔“干校”以前,燕铭同志就被“监护”了——直到春回大地以后,在人民大会堂的电梯中,我才又见到了他。这是大灾难后相见的第一面,也是最后的一面。
  1977 年9 月,燕铭同志为商务印书馆八十周年纪念题词,是他留给出版界最后一段遗言。他不多写;还是那主张:“浮言之务去”;他只抄录了一句名言: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坦率地说,我收到这题词时并不理解他为什么引这一段名言。如今,大乱之后又七年,我才多少领会了些。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为了完成这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为了找出这么一条路,我们的前人和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呵——但毕竟我们是胜利的,因为我们正在走上新的路。我很想有个夜里又能跟燕铭同志聊天,听他那一板一眼的悦耳的“官话”,听他讲古今中外,听他讲戏曲,讲语言,讲生活,讲知识,然后受到另一次新的启发(也许一时也不能领会)……然而这已经只能在梦里实现了。
  1983年春改作
  记徐伯昕
  刚从国外回来,便听到伯昕同志病情恶化的消息;我还来不及去见他最后一面,他就永远离开我们了。我知道,要写悼念徐伯昕同志的文章,我不是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是后辈,也许了解他不及同辈那么深。然而我不能自已,还是拿起了笔——前年,应申同志走了,我想写而没有写,也不知从何写起;去年,洛峰同志走了,我也没有敢动笔;今年,此刻,伯昕同志也走了,我这个由生活,新知,读书三家革命书店培育起来的后辈,顿时感到即使不相称,也得写几句话来抒发我的哀思了。
  当我还是中学生时,正是这三家出版社的出版物指引我正视人生,窥探社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当抗日的烽火把我卷进拯救民族危亡的浪潮时,这三家书店的前辈先后哺育我成人。坦率地说,我年轻时对于生活书店出版物版权页上的记载“发行人徐伯昕”不如对于写了那么多发人深省的文章的宣传家邹韬奋那样敬重和崇拜。我参加进步出版事业的头一个十年,竟以为只要有一个邹韬奋,我们的出版社便可以兴旺发达了;到我参加工作第二个十年,我发现我不对,却又以为只要有一个徐伯昕,我们的出版社才能蓬勃发展;进入第三个十年——当我有了出版行政经验时,我以为一个出版机构必须有一个邹韬奋加上一个徐伯昕,然后能够有效地传播革命种子。直到我参加工作第四个十年,当我在十年动乱中接触了很多事物,从而又听到了很多前辈的讲述,我才顿时觉悟,如果没有一个革命组织的决策和引导,即使有一个邹韬奋加上一个徐伯昕,革命种子还不能有目的地成功地传播的。
  韬奋是个事业家,虽则他以政论家传世——我以前没认识到,直到1954年编《韬奋文集》时,长江同志有一晚打电话给我,说他发现了韬奋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他盛赞这本书对管理学的贡献,他要我重读这部著作,此时,我才有所体会。但韬奋毕竟是宣传鼓动家,他是事业心十分强烈的政治家,但如果没有伯昕那种十分执着顽强的事业精神,小心谨慎地去实现计划,那么,我们的革命出版事业也不能在那样恶劣的政治条件下取得战胜敌人的辉煌成就。
  然而伯昕同志是谦虚的,谦虚得不能不令人感动——他常说他没有贡献什么,他只不过埋头做一些事务工作而已。凡是同伯昕共事过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是一个事业心十分强烈的人,是一个万事认真、百折不挠的人,是一个对公众利益斤斤计较,绝不马虎的人,是一个自奉甚薄克己奉公而又不发牢骚的人;甚至有时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待人有点冷,要求人过于严。是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何尝为自己谋求过什么?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却不以为他冷,而无时不想着他的严。他对手下的同志了如指掌,这个人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弱点,有什么困难,他无不记在心中,并且采取使人一时察觉不出的有效措施来“扬长避短”。有一年,我心脏病突然发作,极度的供血不足,使脑血管失去了记忆,伯昕有两天坐在我病床旁,他说着说着,我当时睁大了眼睛却不知他说什么,但我察觉到他对像我这样的青年编辑的关怀——那真挚的面容、那祝愿的面容,至今仍然固在脑际。当我康复后,他要从白区撤退到香港。他走前的一个黄昏,让我到他家里,他要我主持撤退后书店的编辑工作。他说不要搞得太红,要有步骤,我只记得他说我的计划太大,想做的事太多。他劝我编好一个杂志(我做了),团结好几个文化人让他们为出版社出主意和写东西(我做了),他说,你就在你家里同这几个人开编委会,每月一次就够了(我做了),他要我集中力量把《世界政治手册》编好出版(我做了)。我那时显然是因为这撤退弄得黯然——他听到了我无声的话语,他笑了笑,说,你愁什么,我们要回来的。如果形势更坏,我们会让你南下的。果然,他的实实在在的不求轰轰烈烈的方案,在那种环境下是唯一有效的方案。在那“孤岛”般的上海,我们坚持了好些时候。也正如那时预料的,1948 年底杂志办不下去了,条件更恶劣了,我奉命南下同伯昕同志会合,准备新中国的教科书了——这样我又赶到香港。他来接我——并且令人发笑地,竟然指挥一部卡车到码头来接我。他以为我一定带着我这个书呆子所不舍得丢掉的成箱成箱的书南行,谁知只有一肩破行李,书籍哪里能带走呢。他一个劲地让我准备编一部供初学语文和扫盲用的小字典和英语小字典,这个活动是伯昕、荃麟和我一起进行的,请教过叶老(圣陶)
  和许多有识之士——不久他奉命北上,我住进他在英皇道的房子,把那么多空肥皂箱堆起来当做书橱的房子,这使我乐不可支,因为从东北解放区运来了根据地大批出版物,我分类放在竖起来俨然大壁橱的肥皂箱中,真带劲——这是事业家伯昕同志那时留给我最好的“工具”房。
  随后我到北平(北京),伯昕南下上海接管;然后我到上海,伯昕让我筹备一个像生活周刊那样的杂志;随后他调北京,我也调北京——然后他生病,脑痛,痛得不可开交。直到50 年代下半期他稍稍康复以后,离开了出版界,不知为什么那时要借重他去搞电影发行——我记得那天他在文化部里遇到我,他问我知道不,他要离开出版界了,他补充说,他对出版有感情,而且他不懂电影。他没有去。他转而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工作,而且像对待事业那样一板一眼地做出版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工作。可以说他一直到最后几年,也还是在出版事业中,只不过他做的是人的工作,而不是书的工作。
  十年浩劫以后伯昕同志是兴奋的,他甚至劝我也从事这人的工作——虽则出书的工作缠着我,没有如他的愿。有一回开了关于三联书店革命事迹的座谈会,应申、洛峰和伯昕同志都去了,当然还有胡愈老——那时他是兴奋的,他为恢复三个书店的革命形象而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活动。我记得那一次,伯昕同志面孔上焕发了好久没有见过的光彩,他知道,默默无闻的出版工作者终于得到人民的认可,而这就够了;甚至可以说,一切都如愿以偿了。
  1984年冬
  记宾符
  宾符,冯仲足(1914—1966)笔名,浙江省宁波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出版家。半个世纪前《世界知识》杂志创办(1934)时起,即参加工作,主持编务达24 年(1946—1966)。
  早年曾任职于商务印书馆,解放后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除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做研究工作外,还从事统战工作。
  我怎样也不能相信宾符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今夜,坐在中美洲一座摩天楼上,远眺这高原城市万家灯火,我的心顿时驰往太平洋彼岸的祖国——想起二十年前宾符从加勒比海国家访问归来时的那个夜晚。我记得,那一夜北京很冷,我们饮着他从热带捎回来的咖啡,谈呀谈的谈到子夜,不仅没有感到凉意,反而觉得有点热了。还是那个夜晚,我们——宾符和我——都预感到会有一场风暴,可是我们当中谁也说不清这是怎样的一场风暴,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刮这么一场风暴;我们带着眩惑的心情试图分析这里那里的形势,预测它的前景——我们之间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们绝不掩饰心中的忧虑,只能彼此规劝着要注意些什么。不久之后,宾符便病倒在北京医院了。
  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开会的新侨饭店常常步行去附近的北京医院,看宾符和灿然。我每去一次都很难过,虽则我见到他们时只好强作欢颜:因为我被告知宾符的病可能是肠癌,而灿然则可能是脑瘤——都要动大手术,都在经历着一场生死搏斗。然而两个战士却都是乐观的,或者看上去仍旧是乐呵呵的。果然开了刀。宾符和灿然都安然地从手术台上躲过了死神的袭击,先后回家休养了,我自然是很高兴的,虽则那时我和我的同事一样,已经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漩涡。有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几乎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检查”,这些日子即后来在十年风暴中被称为“假整风”的岁月。大约在1965 年5 月春暖花开时节,我们才被告知“运动”已告一段落,新的领导人来了,我们这里忽然被描写成十七年来从所未有的“革命化”了,充满着“新风貌”了。我被告知工作转入正常的轨道。就在这个夜里,宾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年不见,宾符好像已经休养好了,可仍带着那尚未消失的病容。他以无邪的喜悦同我紧紧握手,连声说,好了好了,我等你多时了。我知道他说的是他日夜注视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关切着我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我们——宾符和我——那一夜是喜悦的,也是天真的,我虽已经好像被“解放”了,可我仍不免有点消沉,而宾符却不那样,他以为阴雨已经过去,又是晴空万里了。我们谈了一夜,我又一次感到了友谊的力量,人间的温暖。那一夜,他说得多,我说得少。其实我即使一个字也不说,宾符也会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白区经历过残酷的现实斗争,这斗争把我们的心联成一片了。临走时已是过了午夜,我哑然无语,紧握着他那微微有点颤抖的手,我感到了亲切的温暖,这是同志间珍贵的情谊,它给人以力量。
  谁知那一夜竟然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此后他的病时有发作,而我自己则仍然浮沉于斗争的海洋中,没有机会同亲人述怀了……
  对于我,宾符是前辈,自然,同时也是知己。宾符带给我的——以及带给其他同志、同事和朋友的,是亲切和温暖。他从不以前辈自居。他从不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他要高兴,就放声大笑,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而绝不是皮笑肉不笑的阴阳人。他待人亲切,真诚,坦率,热情,宽容。在我心中他是编辑出版的前辈——当我学习起步时,宾符已经参加翻译《西行漫记》(斯诺),《世界政治》(杜德)和《列强军力论》(威尔纳)那几部当时为知识分子所爱读的大书了。“宾符”这个名字在我是亲切的长者,他的译作引导我去研习分析时局;但同他个人认识却已很晚了。
  那是1946 年初。有一天,金公(仲华)对我说——其时我刚从重庆转到上海——,你去看看宾符,他编杂志,要你写东西。金公说,他是个老实人,你会喜欢他的。金公是我尊敬的老前辈,他这样一说,我便立即照他所说的地址在爱多亚路一个并不显赫的办公楼上一间挤拥不堪的小房间中找到了宾符。一个胖胖的、矮矮的、戴着近视眼镜的圆圆的脸,常常笑嘻嘻的脸,有点近乎老太婆那么和善的脸,不是书生的脸,而是一个企业家的脸。显然宾符也得到金公的招呼,我们一见面,没说客套,就熟了。从那一天起,他编报,编杂志,办出版社——凡是他要我写译的,我都如命了。宾符不嫌弃我那时对国际问题的幼稚无知,包括对一些策略性论断的无知;反而那么热情地,像对后学一样给我暗示,给我建议,给我规劝,一直到给我修改。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写,写,写。他更不知疲倦地给作者改,改,改。那时的工作条件是现在的写家们难以想象的,政治环境恶化时他巧妙地写,噪声干扰得厉害时他能充耳不闻地写,世事纷繁使他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应酬以后,他在深夜里仍然写,写,写。
  那是白色恐怖严重的一年。有一夜他找到我,以我从来不曾从他脸上看到的那种严肃表情,轻轻地告诉我:某某被捕了,他和好几个同志恐怕会被牵连,他们当夜就得撤离上海。他说他主编的周刊必须像往常一样出版,而且——他说——必须照常出现这几个撤离的人的文章,以便迷惑敌人。他严肃地告诉我,要我仿照他和别人的笔调写文章发表在这杂志上,按期出版。
  他问:办得到吗?他没等我回答,赶紧补充说,我们相信你办得到。他严肃地紧握了我的手,走了;当然还有我熟知的几位“同道”也走了。我被宾符那种信任和亲切感动得没有话说。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写,我译,我编,仿照他和他们的文笔,“依样画葫芦”。宾符主编的那份周刊,一期一期地照常印行,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过了若干时候,宾符笑嘻嘻地回来了,显然是一个危机已经过去了——他笑嘻嘻地(不那么严肃了)连声说,好,好,下期起让我来罢。他没有说一句道谢的话,绝对没有,亲人之间是不说感谢话的。他只把工作接过去,重新默默地笔耕。他把笔耕看做一种庄严的工作,神圣的事业,他这精神感染了他的周围——连同我——使大家相信这工作是有成效的。他教会了我在紧急时如何悄悄地撤退,而在另一些时机又怎样勇猛地重新发动进攻。
  1948 年底,由于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白区条件猛然恶化,我被通知立即南行。
  宾符赶到我所住的一个仓库的顶楼同我话别——此时他是兴奋的,我也是兴奋的,因为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他把几张美钞交给我,他说,战事发展太快了,也许上海又会第二次成为被包围的“孤岛”(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潜台词,因为他在日寇包围封锁下的“孤岛”中出色地战斗过,而且被日本宪兵特务迫害过),他说,这几个钱你到南方去也许用得着;他说,我们杂志有几个海外通讯员指望我们一点微小的津贴,你去接济他们;他说,也许可以买点有用的资料通过地下渠道运回“孤岛”;他说,只不过几个钱,你拿着,也许你自己也会有急用;他说,我们在胜利的上海再见。仅仅半年以后,我绕过了南南北北许多地方,我们两人又在我的出发点重新见面了。
  宾符那份喜悦,那份热情,那份亲切,就甭提了。我们——宾符和我——两人那时都忙得“一佛出世”,顾不上叙旧,胖胖的笑嘻嘻的宾符到处奔跑着,在那过去的“冒险家的乐园”里热火朝天的革命气氛中跳着笑着:他开会,演讲,写作,翻译,编报,编杂志,还做人的工作。他把他积累下来的全部知识与力量,都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他接触的人多,人们愿意和他接近。教员(他本人教过中学),编辑(他几十年如一日当过校对和编辑),作家(他一生写过译过不知多少东西),记者(他是职业的“报人”),职员,都喜欢接近他,同他来往,因为他懂得人家的苦乐,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明白知识分子往往要通过自己的业务实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的崇高境界,因为他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宽容;他为别人打算得很细——而从不为自己操心。他这种对人宽容而又乐于作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解放后我们——宾符和我——相处的十几年间,与日俱增。
  解放后的十七年间,我们——宾符和我——很少哭丧着脸了,而他常常显得很快乐。只有一次,那还是50 年代初期,他在一个出版单位里安排几个党外专家当上正副总编辑,而他自己则乐于被称为“秘书长”,一个打杂的称呼。他那时的组织关系还没有公开,有一天他有点凄然地悄悄告我,他为这事“挨”批了——人家竟以他交“权”太多而有点责怪他。他以为他安排得并不错。他安于做他的“秘书长”。我当“后勤”有什么不好?他说。何况——实践证明,他这“秘书长”得到所有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的尊敬,他绝不只能管吃喝拉撒,举凡书稿上的一应疑难杂症,无不请他“会诊”,甚至由他出主意“拍板”。生活证明那时宾符做对了,我那时信服他的见解,现在则更折服了:几个党外专家都先后加入了我们党的行列,宾符知道我们的事业是靠党内党外的革命者一道完成的。他很会信任人。他发现了一个人,他就使你知道你受到尊重,而且在他的感召下尽量发挥你自己的积极性。他一旦认为你可以按革命的需要挑起某一副担子时,他就把担子交给你,毫不迟疑。凡在他手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怀念他,不是因为他婆婆妈妈,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会同你喝酒抽烟,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从不呵斥人(他有时收起了平常那笑嘻嘻的脸,一本正经地轻轻地对你说:这样做不好,对什么什么不利,而绝不怒形于色),而是因为他要求严格,头脑敏感的同时,有一种善于体会别人处境的能力,有一副处处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好心肠。
  唉唉,宾符,如果在十年浩劫中能同你在一起,那该多好呀……
  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五十出头,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不治之症夺走了他,使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的事业。如果他不走,在十年浩劫中他会熬过来的,而今日他会多么高兴呵,他那笑嘻嘻的脸,那善良的心,那不顾疲劳的手,将会带给多少年轻的编辑们同情,规劝,信心和力量呵。
  1984年3月18日墨西哥城
  记陈翰伯
  陈翰伯,《读书》创办人,1988 年8 月26 日凌晨悄悄地离开了人间,结束了他74 年的勤奋生涯。他出生于苏州(1914),毕业于燕京大学(1936),毕生为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给新闻界出版界和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月26 日傍晚,我从外地回来,在北京站口被告知,翰伯于当日凌晨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直奔他家,见到了他的亲人,一切如旧,一堆堆新书杂乱地散在桌上,然而翰伯去了。我不相信翰伯真的去了,连他的夫人也不相信。
  然而翰伯不在了,再也听不到他那不紧不慢的男低音了。这几年他被病魔折磨,但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快,一转眼他就离开了我们。仅仅一个星期以前,也就是我去外地前夜,我们几个熟人和翰伯在一起筹划着编一种冲破海峡人为障碍的出版物;那天,他体力不支,但兴致盎然。临别,他叮嘱我说:你回来再来计议。我匆匆出去了七天,又匆匆回来了,可是我再也看不到翰伯,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而有力的声音了。
  被朋友们戏称为“CC”的翰伯和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相互支持,并肩战斗,这种友谊是珍贵的。他的职业是编辑,我的职业也是编辑;他写作,我也学着写。解放前他编《联合晚报》,我每天给写一段“天下纵横谈”;我编《读书与出版》,他每月给写一篇国际时事述评。金仲华和冯宾符的《世界知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同时约我们两人为社外编辑,既看稿,又写稿。40 年前即1948 年底,翰伯奉命撤离沪滨,北上天津转入解放区;我奉命南行香港,随后也经朝鲜入根据地。我们两家人话别时都料想不到仅仅四个月后便在北京饭店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晚会上重逢。解放了,我们都像松了一口气,但来往也少了。“大跃进”那一年翰伯调来主持商务印书馆——而我则在出版局工作。那阵我们几乎每天子夜都通电话,因为他习惯于夜间改稿,而我也只有在午夜才能思考问题。那是愉快的通话,那是互相了解的战友之间的通话,那是给我很多启发的通话。二十年后,我被调去主持商务印书馆——而翰伯却在出版局工作。我们仍然在夜间通电话,不过不在子夜,因为我们年纪都大了,而且都受过那十年的摧残。在那十年中,翰伯和我,一起讲过“悄悄话”,一起坐过“喷气式”,两人被编成一个劳改小组,打扫厕所,打扫食堂——我们劳动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认真,翰伯做什么事都认真的,即使在“劳改”中,对劳动也“乐此不疲”。1969 年我们同下干校,1972 年同被“点名”调回京,以致干校同学们产生了幻觉,认为两个老“总”,一对“CC”,回京工作可能是对知识分子的好兆头。干校同学们的“海市蜃楼”很快破灭了:因为翰伯和我,还有范用,被好斗的“造反派”指斥为“陈陈范回潮复辟集团”,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这顶帽子可能是合适的,如果反抗“四人帮”那种灭绝文化的行动就是“回潮复辟”的话。我们懒得反击,更懒得“检查”。好容易在那黑暗十年中出现了一线光明:那就是1975 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
  亏他还有那样的雄心壮志,竟要进行这样的工程;这就是后来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语文辞书编辑出版十年规划。翰伯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也抓住一些人不放,其中一个是我。那时,很少人相信“这是真的”,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人民。十三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十三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然而此刻,当大部头的中外语文辞书相继问世时,翰伯却去了,再也听不到他那低沉的充满信心的声调了。
  60 年代我们两人在海南军分区一位干部陪同下,到过“鹿回头”,到过“天涯海角”,见过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社会;80 年代我们两人又同十位有识之士去过伦敦,去过牛津,去过剑桥,去过巴黎。无论是在60 年代还是80 年代的旅行中,翰伯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启发我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这样,十年前当我躺在朝阳医院病床上“打点滴”(输液)时,翰伯同我酝酿办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这就是后来在真理标准论争前后创刊的《读书》。
  八年前当翰伯躺在朝阳医院同一个病房“打点滴”时,我和他多次商议,如何加速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如何能将张元济、严复、林纾以及所有文化先驱的著译传播人间。他念念不忘文化积累,不忘文化传播。然而此刻,翰伯走了,他默默地走了,他在那天午夜过后悄悄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我深知,他留下了一个精神世界,他留下了“奉献就是人生最大幸福”那样的精神境界。
  这境界第一个界碑是正直。正直真难呵,连高尔基也曾说过,在俄罗斯,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其实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何尝不是这样。翰伯有时正直到令人吃惊的戆态。例如他相信读书无禁区。他认为下流的黄色的东西不是书,是垃圾,根本不在书林里。他坚持这样一个观念。
  他正直,他不会阿谀奉承,当他相信一就是一时,他就说是一,而不说是二。
  正直而又有胆量,更难。他不怕谁。他不怕偶像。他不怕“官”,也不怕“管”。他只服从真理。那十年我曾劝他少说话,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该说时就该直言,决不沉默。甚至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真正的观点。
  达到这种精神境界是可贵的,同样可贵的是翰伯从来以平等待人,不管是什么人,除了恶人,他嫉恶如仇,可是对人,善良的人,真正的人,甚至懦弱的人,他都掏出心来,平等对待。这几年病魔缠身,他常常带有点火气,但也掩不住他心中的那股热气。因为他正直,不会吹,不会油滑;不会打官腔,有时人觉得他有点冷——有时觉得他有点漠然。用时下的话说,那是表层结构,他的深层结构是热心肠:为了使干校同学脱离无尽头的“苦海”,他做过多少努力,挨过多少讥讽呵。
  翰伯的精神境界是现实的。即使在近两三年恶病消耗了他的几乎全部精力时,他仍然念念不忘要吸收新知。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要我给他讲讲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我带了一部手提的能打字、能绘图、能存储的电子书写器去看他,他聚精会神地看我“表演”了近一小时,然后筋疲力竭地、满足地笑了,他说我总算知道一点新的技术了。至于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风云变幻,他也时刻注视着,他常常找人去给他“传递信息”。他要作准备:万一有一天战胜了病魔,他还将带着新的思想去参加战斗。
  倔强的人,正直的人,勇敢的人,永不向邪恶低头的人;为人民奉献了毕生精力的人:这就是陈翰伯。
  1988年8月31日
  记华应申
  凡在早期的国际书店(现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工作过的人,无不怀念华应申伺志。他在那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巧妙地处理了当时群众运动和外事交往中的许多棘手问题。是他最初明确这个开国后创建的对外文化贸易机构的性质和任务。他那特有的沉着、耐心、细致、和蔼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应申主持国际书店工作,可以说是由于偶然的机遇。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把应申卷到这个单位来。他奉派到这里领导运动。这是1951 年冬。不久我也被派到这里来协助他工作。经历过那场风暴的人们都会记得,当时对这个牵涉到多少有点“神秘”的外事单位,这个拥有巨额收支的贸易单位的“敌情”估计得多么严重,正所谓有山必有虎,山大林深风烈,正是“老虎”出没之处。“下达”的“老虎”指标是可观的。应申还有我被刮到这个“台风眼”中去了。坦率地说,那时谁都十分虔诚地膜拜在“左”倾思潮和无上权威的脚下,没有人敢于去怀疑对“敌情”的估计是否准确。这是一场悲剧。难能可贵的是,应申是沉着的,他不急躁,不说大话,告诫我们要认真去找寻“老虎”的踪迹。是应申教会我们遇事不躁,临急不慌;是应申教会我们怀疑和推论都是必要的,但不要急促下结论,然后去找证据。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忠诚地日以继夜调查“虎”情,谁也没有一句抱怨,花了很大劲,也没有找到“老虎”,应申就说没有找到就是没有找到,不要说谎。因此他多次挨批评,说他“右”倾——我不能忘记好几个冬夜,我曾跟着他去“分享”这样的严厉的批评。不能埋怨那严厉批评的领导:他是忠诚的,也是认真的;但那样的夜晚却是不好受的。看得出沉着的应申也很难受,但他久经锻炼,他还是十分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子夜过后,我和他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分手时他怕我这个没有经过风雨的青年人气馁,总是勉励我说,明天从另一条路上山去找“虎迹”,他说会找到的。六个月日日夜夜的辛劳,却始终没能找到“老虎”的踪迹。
  应申把假想的“老虎”都放归山林了,但他对于是否在这过程中损害过某几位读书人的自尊心,心里常在嘀咕。应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人的利益高于一切。
  风暴过去了。应申被留下来主持国际书店工作。我同时也被留下来。不幸我们两人都没有被允许离开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这样我们两人只好每天下午到国际书店办事,书店的日常业务重担就不能不落在薛迪畅同志身上,真难为了他。我是有幸的,因为我有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下班时总是跟应申步行回家——从苏州胡同步行到出版总署附近,约莫有半小时。应申是诲人不倦的好领导。对于我这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书生,这样的日子太珍贵了。
  我从应申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学会了做人,走路,处世,革命。我没有料到1939 年3 月我最初在白区参加工作,是应申第一个跟我谈话;而在十二年后,在解放了的新中国,又是应申引导我走上健康成长的路。
  从主持国际书店工作那天开始,应申就全力去探索这个仓促之间按苏联模式创办起来的单位应当怎样走自己的路。为此,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调查研究。而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探索与此有关的各种问题。应申向上面向下面以及向各个方面去请教。他终于写成一个文稿。我记不得这个文稿是否已经形成了文件,但是我清楚记得这个文稿曾在领导机关的会议上多次讨论过。
  将近四十年过去了,那时的设想和一些基本论点却仍然清楚地呈现在我面前。可能这些论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用了,但我仍然认为值得把它们记录在下面,以便更好了解应申那时的思路,而这思路,是集中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信息形成的。
  ——国际书店首先是一个文化事业,它应当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为书刊是知识的重要来源。
  ——国际书店同时是一个对外贸易机构,它应当而且必须运用所有贸易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国际书店得千方百计冲破当时被敌视我国的力量设置的“包围圈”,通过尽可能多的途径,获取我们事业所急需的资料,而不能满足于“一面倒”,仅仅成为苏联书刊的推销点。
  ——国际书店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成果输送到各国朋友和读者手中,扩大我们的影响,取得更大的精神援助。
  ——国际书店为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非认真培养自己的合格干部不可,目标是既要有敏锐的政治嗅觉,还要有熟练的业务能力,包括相当高的外语水平。
  早期国际书店的工作者可能并不完全清楚应申这位开拓者的这些思路,
  但人们看到那短暂时期中开始实现的一些措施(当然其中有些是由应申的后继者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的),例如:——建立同西方国家书商做买卖的一套规章制度。
  ——通过某些国家和地区取得十分重要的资料(甚至那时苏联所得不到的资料)。
  ——创立中文书刊服务部,为各国读者作“零星”服务。
  ——创办外国出版物样本资料室(当时没有完成)。
  ——定期向中央汇报我国出版物在外国的发行情况(包括评介,翻译,展览等)。
  ——鼓励在政治学习中研究国际问题和各国情况。
  ——提倡业务干部学习外国语。
  ——把一批党内外青年干部安放在基层领导岗位。
  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都是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实现的,有时还需要勇气和魄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应申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此刻,经过了三十六、七年的岁月,我只能说,所有这些应申只开了一个头,也许人们认为不必记述,但我今日可以强调,这个单位经过半年风暴之后只花短短的一年时间,便迅速恢复了元气,并且生机勃勃地阔步前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应申,只能归功于应申。
  应申是一个能掌握全局,深谋远虑的事业家,他从不以势压人,他总是耐心地苦口婆心地劝说别人。他远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雄辩家,却无宁是一个谆谆善诱的善良的有教养的老师。看上去,他像个威严的长者,但是只要同他一接触,你就会感到真诚和温暖,他的心是掏给你的,因此他的脉搏同你的脉搏一起跳动。但他是严厉的,他不放过任何错误,他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不合格的东西谁也不敢(也不愿意)送到他面前;可是他对青年是宽容的,他说青年人的生活应该是活泼的,不要受什么框框的限制,他说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碰一些钉子,摔几次跤没有什么了不起,别揪住不放。我就
  是他眼中的一个青年人——我至今还记得他对几个青年人的严厉评论和有效
  规劝,其中也有我。他好学不倦,然而他虚怀若谷。他的英文是自学的,学到能翻译的程度,并且在30 年代就已出版过一部翻译书,后来他的革命职业没有让他再继续文字生涯,他从不抱怨,而且从不对人说起这件事。他“不耻下问”,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兴趣,他向一切人请教他所不懂的东西——“十年浩劫”的后期,他在边远省份听说我奉命召开过几次学者座谈会(当时多么希罕呀!),连忙来信要这份材料。他从不失望,从不悲观。他在病重时也不悲观。在一个部队医院做化疗时,他请我吃西瓜,谈笑风生,仿佛生重病的不是他。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不知疲倦的事业家,一个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最真诚的朋友。他离开国际书店好久好久了,如今也永远离开了他所有的朋友,其中也包括我,但他其实没有逝去,像他这样的人是永远在我,在我们身边的。
  1989年初作
  ●选编后记
  陈原
  当十年噩梦醒过来时,我的“书林”只剩下十四平方米;这所谓的“书林”还得兼作饭厅和起居室。总算另外还有九平方米的卧室,不可谓不宽敞了。其实如今老伴早已在西山安息,这偌大的书房加上卧室,足够我独自在这书林里打滚,别说漫步了。
  我日夜在这里漫步或打滚,确实怡然自得,历几十年而不衰;说是说日夜,其实漫步还是在夜间居多,因为过去几十年我的职业是打杂——有打杂这一行么?有的。打杂就是做各种各样的无效劳动。说得好听,是当“不管部长”;说得确切点,是消防队长或服务团长。过着这样的生活,有时也着实感到十分疲倦,真想永远倒在这书林中不起了,但歇了一会儿终于又重新爬起来,漫步如故。说穿了,只不过是如过去所谓未曾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有那么一块自留地,让自己偷闲在这没有世俗烦扰的、引人痛苦同时又更多地给人欢乐的书林里独自反省和沉思罢了。
  姜德明同志从浩劫前的日子里,就关注着我的自留地。我感谢他过去常常引诱我,鼓励我,甚至逼迫我把漫步沉思写成文字。于是不时写一点,不时又收集成书,年复一年,书林纪事一类不三不四的文章,积成一大箩。于是这位年青人(不是年轻人)现今又来迫我编一部《书话》。我呢,不太愿意炒冷饭;他说,那就炒一点点冷饭,再煮一点点热饭。出版家则说,从炒的冷饭中,也可看出一个作者的心路历程。对,都说得对,只好又煮又炒,编成本集。
  书分三辑,名之曰上中下三编。上编十二篇,全系新作,成于最近两年,讲的都是与书有关的“故事”,不不,应当说是有关我和书的私事。中编有五十三篇,作于1990 年到1996 年,其中约有半数已在报刊上发表过,不过尚未结集。这几十篇东西,乱得很,有讲书的“故事”的,有读书之后发点议论的,有感情激动、掩卷长叹的。至于下编,则近乎炒冷饭:因为都是从我的集子中选出来,当然还有已绝版了的著译的序言后记;有到外国去的旅行纪事;也还有我自己喜欢(却不一定写得好的)读书笔记或随感之类。编完一看,好像是书话,又好像不是书话。故友唐弢似乎认定“书话”这种文体是一种散文——特种散文;他提出过,这类散文“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他说得真好,而且很形象化。可否理解为既不全是资料,不全是考证,也不尽是理论分析?照此衡量,我只能很惭愧地告诉主编者、出版者和读者,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不及格,也许上编的几篇勉强得60 分。没法了,真是罪过!
  这几年,是世纪的最后几年,我自知到了人生的黄昏,并且确实从现实生活中退下来,醉卧书林,不问世事,以至朋友说我把自己封闭在三合土的“碉堡”里,几乎不食人间烟火。可是我却自我感觉良好,我发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清醒,更开朗,更宽容,也更会爱人;我活着,但灵魂早已飞翔到那无边浩瀚的书海去——不再漫步了,代之以书海夜航。
  书海夜航!说不尽的风流潇洒!一望无际的大海。“老人与海”!无论是风和日丽,水波不兴,无论是天昏地暗,狂风巨浪,老人在大海中夜航,自有另外一番滋味:灵魂自由了,超脱了,得救了。天地间只有——或者说,只剩下——老人与海。天连海,海连天,人语也没有了,只能不断地沉思,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冥思。一个哲人说过,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有思想。一句话:我找回了思想。我找回了我自己。
  这本小册子便是我的夜航纪事。我把它留给爱书的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1997年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