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窗读书录》 作者:叶灵凤

  ●出版说明
  叶灵凤是中国现代有特色的作家、翻译家、画家和藏书家。
  叶灵凤1905 年4 月9 日出生,江苏南京人。原名叶韫璞,后名叶灵凤,笔名佐木华、昙华、林丰、霜崖等。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5 年加入著名新文学社团创造社,为“创造社小伙计”之一,参与《洪水》半月刊的编务。次年又与潘汉年合办幻社,编印《幻洲》半月刊。1928 年主编《现代小说》和《戈壁》。三十年代初曾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后任现代书局编辑。1934 年曾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在此期间,还积极提倡新兴木刻运动。抗战爆发后赴广州参加《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39 年到香港定居,先后主编《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和《华侨日报·文艺》等刊。四十年代香港沦陷时期曾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抗日地下工作,五、六十年代曾回大陆观光。1975 年11 月23 日在香港逝世。
  叶灵风著译甚丰。早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以浪漫、唯美为显著特色,三十年代转向创作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心理分析小说,并在通俗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作过有益的尝试,著有短篇小说集《菊子夫人》、《女娲氏的遗孽》、《鸠绿媚》、《处女的梦》、《灵凤小说集》,长篇小说《时代姑娘》、《永久的女性》、《未完成的忏悔录》等。作品曾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但叶灵凤更为擅长的是散文特别是书话的创作。他早期的抒情散文笔致细腻,带有浓厚的感伤情调,后致力于写作中外书话,坚持近四十年,形成熔知识、见解和情趣于一炉的“叶灵凤体书话”,被海内外读书界公认为现代书话大家。生前出版有散文集《白叶杂记》、《天竹》、《灵凤小品集》、《忘忧草》、《晚晴杂记》、书话集《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等。逝世后由友人编选出版了《读书随笔》(增订三卷本)、《香港的失落》、《香岛沧桑录》、《香海浮沉录》、《花木虫鱼丛谈》、《世界性俗丛谈》、《叶灵凤书话》等。叶灵凤还译有《新俄短篇小说集》、《九月的玫瑰》(法国短篇小说集)、《白利与露西》(罗曼·罗兰著)、《蒙地加罗》(显克微支著)、《阿柏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故事的花束》等。
  为了展示叶灵凤散文和书话创作的成就,征得叶灵凤家属同意,本社出版三卷本的“叶灵凤随笔合集”,收入叶灵凤生前编定的各本散文书话集和部分集外佚文。
  本卷题为《北窗读书录》,内容如下:
  一、书话集《北窗读书录》,据1970 年12 月香港上海书局再版本编入;
  二、散文集《晚晴杂记》,据1970 年11 月香港上海书局初版本编入。
  本卷所收诸文改正了明显的误植,对内容和体例(包括当时的译名)则不作任何改动,部分文末所署写作日期也一仍照旧。
  ●北窗读书录
  笔记和杂学
  我国的笔记,实在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散文小品集,也不是论文集。我在西洋的文艺作品中,就找不出有类似这体裁的著作。回忆录、札记,或是逸话集,都不似我们的笔记那么包罗万有。从诠释经史、考证碑版,以到诗词歌赋,野史逸闻,谈狐说鬼都可以包括在内。有的学术价值极高,有的简直不值一笑。我国从汉魏以来,以至明、清人所写的笔记,内容的广博,简直像是一个大海,里面蕴藏着无数的财富,使你取用不尽。
  然而笔记在过去却一向不被人当作正经书,往往“笔记小说”并称,好像只是供茶余酒后的消遣,不足供正经治学之用。其实,我觉得无论研究我国哪一部门的学问,若是不涉猎笔记,一定所见不广,错过了许多有用的资料。如研究历史的,无论是专治哪一代史,若是不看看那些专载有关野史和宫闱掌故的笔记,以便互相印证,那研究一定是有缺漏的。
  我一向就喜欢看笔记一类的杂书,有一位朋友称赞我很有“杂学”。若是真是如此,那也不过由于我平时所看的以笔记一类的杂书为多而已。
  当然,前人的笔记著作,好的有用的固然很多,而无聊的辗转抄袭的也不少。这只要看得多了,就渐渐的能辨别哪些是第一手的资料,哪些是改头换面,抄袭别人的东西。这类情形,在清朝中叶以后一些人所写的笔记里最多,因此也最为不可取。大抵宋朝人的笔记,以记载掌故旧闻见长,明朝人的多偏重史料制度,清朝人的以记载异闻奇事的最多。同时由于外国势力开始侵入了,有许多清人野史笔记也保留了不少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要利用前人的笔记来补助治学,除了多看之外,还要自己随手作札记。若是不能将自己认为有用或是有趣的资料抄下来,至少也该记下书名作者卷数和有关何事的一个简单摘要,以便要用到这些材料时可以查阅。若不是如此,日子一久,虽然仿佛记得某事曾在某书中见过,要查阅起来,往往就要大费精神了。
  从汉魏以来直到清末为止,属于“笔记”这一类的著作,共有多少种,从来没有人编过书目或是统计过,但那数量一定是非常庞大的。不过,我想一个人若是很耐心的将这类著作择要看过一千种左右,大约对于我国古往今来的一切,上自经史政治、天文地理、文章艺术,下至虫鱼狐鬼,都可以有一点门径了。
  ●笔记的重印工作
  “笔记”对于我们治学考证和增加见闻谈助,虽然极有用处,可惜种类太多,内容又精芜不一,最好先要有人来进行编目整理的工作。这项工作,近年在国内本来已经有人在着手了,不过只是偏重一方面的,那就是上海中华书局在过去几年着手整理排印的那几套笔记丛刊。如《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等。
  这几种笔记丛刊,已经出版的还不多,但是从所附的准备出版的书目看来,有许多却是刻本极少,或是还未经刊刻过的稿本和抄本。虽是偏重于社会经济史料方面的,但是由于前人所写的笔记,即使内容有一个重心,也往往会连带的涉及其他方面,因此,对于不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人,仍是用处很大。可惜至今不过出版了两三种,实在令人望眼欲穿了。
  如《清代史料笔记丛刊》里所预告的那部《三冈识略》,就已经预告了很久,还不见出版。这书是清初人董含所著的。我从前读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见他在叙述清初历史时,一再引用这书,知道其中有许多关于清初文字狱的资料,还有关于满洲人祭天竿子和欢喜佛的资料。要想找来看看,可是几十年来,除了从别人著作中所引用的,知道一点这书的内容外,一直未有机会读过原书。可见我国的笔记著作,由于种类太多,无法齐备,就是有志要读,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整理编目和用排印本来普及流通的工作,实在是值得去做的。
  大规模的将过去的笔记汇集在一起来出版,在过去本来也有人做过的,如从前上海文明书局所出版的那一套《笔记小说大观》,号称收录了历代笔记五百种。种类虽多,可惜内容多是不齐全的,任意删节。卷数虽仍旧,可是内容已十去五六,而且又是石印小字,错字又多,因此,仅可供偶然翻阅来消遣,若是要想凭此来参考引用,那就不可靠了。
  较好的是从前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那些宋人笔记。纸张、字体、印刷和版本都好,所用的底本又都请人校过,可说是很理想的版本。
  我以为重印古籍,最好是不要删节,其次是不用简笔字。上述的近年所编印的那几套笔记丛刊,显然已经能注意这几点了。
  ●乡邦文献
  前些时候,托人到上海去买一部《金陵丛书》,信已经去了很久,至今还没有回复。也许这样整部的地方掌故丛书,只有零本还不难买,要想得一部完整的,怕已经不容易了。
  近年时时想读一些有关乡邦文献的著作,可是自己手边所有的实在太少,借又无处可借,买又不易买,徒呼奈何。自己虽然备有好多种广东的地方志,可是自己家乡的反而没有。这种可笑的情形,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我曾经将手边所有关于家乡的典籍检点一下,重要的简直一部也没有。比较重要的只有一部《白下琐言》,而且是很坏的版本。此外就是《金陵古今图考》、《莫愁湖志》、《灵谷志》、《秣陵集》,寥寥可数的几种而已。没有一部主要的关于家乡的志书。
  近人的著作总算有了几种,大都是朱偰的,如《金陵名胜古迹图志》、《金陵六朝陵墓考》等等。朱氏对于我们家乡的名胜古迹沿革变迁,可说做了很不少的功夫,但也只有他一人而已,第二个人就举不出了。
  《白下琐言》的著者是甘熙。我记得我们家里同甘家还有一点亲戚关系,可惜我已经记不起是怎样的关系了。除了甘家以外,还有濮家,都是亲戚,他们都是书香世家。但这些都是祖父手里的事了,只是在孩子时代听见讲起过,已经无法能知道详细。
  甘氏是有名的津逮楼主人,家中富于藏书。这部《白下琐言》,对于家乡的山水名胜、掌故逸闻,搜罗得很多。尤其难得的是津逮楼就以收藏金陵地方掌故志书著名。后来的《金陵丛书》,就是据甘氏所藏汇刻而成。
  《白下琐言》所记载的有关家乡沿革掌故的书籍,共有五十多种。不用说,这对我来说,除了两三种以外,几乎全是未曾读过的。如唐人的《建康实录》,宋人的《景定建康志》,元人的《至大金陵新志》,我固然不曾读过,就是有名的明人颜起元的《客座赘语》,周晖的《金陵琐事》,我也至今未曾寓目。我这么不怕人笑我腹俭的写了出来,实在含有一点鞭策自己之意。因为过去对于乡邦文献实在太不注意,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这才有这样的现象。现在想急起直追,可是,要想买一部《金陵丛书》也无处可买,我能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弥补自己的无知呢?真只有徒呼奈何了。
  ●座右书
  一
  买了几只新的小书架,将其中的一只放在书桌的右首,以便将一些新出版的定期刊物,新买的书籍,以及要用的参考书,一起放在上面,翻阅起来较为方便。
  这是不折不扣的座右书了。
  最初放到架上的书,全是那些堆集在桌上地上已久,“无枝可栖”的书。我想,没有书架可放的书,就等于没有家可住的人一样,既然将书买了回来,竟无法给它安排一个安身之处,未免太对不起了。因此有了书架之后,就不管它们是什么书,不论古今中外,一起先堆到书架上再说,使它们先享受一下有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因此即使《香港的蝴蝶》傍着《意大利的艺术社会史》,《鸦片战争》傍着《拍案惊奇》,我也暂且不去管它。
  这样过了几天,形势粗定,对于放在座右的那一架的书,我开始着手想加以整理了。想将无用的、已经看过的,或是暂时不想看的书,清理出去,换上一些还没有看过的,自己想看的,以及自己喜欢的书。
  将一些不想放在手边的书,从书架上清理出去,这工作做起来倒并不怎样困难。如那一套六大本的《迦撒诺伐回忆录》,是根本没有理由要作为“座右书”,放在我的手边的,因此首先被搬了出来。还有一些介绍画家的小册子、美国文学史、良友版的《苏联版画集》。这些本是起初随手从地上搬到架上的,当然没有让它们继续留在我手边的必要,因此一本一本的都给我拿开了。
  满满一架的书,这样一加甄别,一本又一本的被拿开,几乎剩下一个空书架了。
  对于这一只空起来的书架,我决定依照自己预定的计划:将一些新买回来准备要读的、以及久已想读一直还未曾读的、还有自己特别喜欢,希望不时可以随手翻翻的书,都拿来填补这些空缺,使它们真正成为我的座右书。
  这个计划,本来很简单,而且也很合理,哪里知道执行起来,竟一点也不简单。那困难简直有一点像出门旅行之际,要挑选几本书带在手边供旅途消遣那样。这种滋味我是经验过多次的:这一本不适当,那一本又不适当,有的太轻松,有的太严肃,往往对着满屋的书,竟觉得没有一本是适合作旅途阅读之用的,有一次在出门之际,竟为了这一个问题彷徨终夜,还无法决定,最后只好塞了一本又厚又重的毕加索画集在衣箱里。结果到了目的地就赶紧送给了朋友,自己又再到当地的书店里买了几本新书来补充。
  二
  将一些常用的参考书和工具书,挑选一些放在手边,这工作做起来还不困难,可是要想将一些想看而未看的书,拿几本来放在手边,以便尽先的利用机会去看,这可不容易了。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想看的,而其中有不少一“想”就想了十多年,至今仍是想而未看。要想将这样的书挑选几本放在手边,如果不想太麻烦,本来只要随手拿几本就是了,可是一想到应该谁先谁后的问题,那就困难了。
  ●一本十年前买而未读的书,和一本昨天刚买回来的新书,我究竟应该先读哪一本书呢?这对我来说,有时竟是一个极不容易决定的问题。
  结果,首先入选成为我的“座右书”的,却不是这些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书。这是属于一个专题的:比亚斯莱。
  我明白自己这选择的动机,不只是喜欢比亚斯莱的作品,而是有一个愿望:一直想给这位世纪末的薄命画家写一篇评传,再挑选几十幅他的杰作,印成很像样的一本画册。我觉得这工作不仅值得做,而且可以做这件工作的人也不太多。因此,我就一向将这件工作看作是自己的心愿,也是自己的责任。可是因循又因循,许多不必做的事情都做了,惟独这一件蓄之已久的愿望,一直还不曾有机会去兑现。
  我将三本比亚斯莱的传记,两本他的代表作品集,放在书架上最当眼的处所。这动机我自己也是明白的:它们所代表的不只是我的座右书,同时也是我的“座右铭”:用来鞭策我自己,对于有一些搁置已久的工作,也该认真地去进行了。
  我又随手将都德的《磨坊文札》,果庚的《诺亚诺亚》,也放到了架上。因为它们都是我的伴侣。
  我检视了一下已经放到架上的书,渐渐的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想放在手边的书,全不是那些我不知道、不曾读过的书,而是一些我已经知道、已经读过的书。不是吗?谁都希望能经常同自己在一起的、能在自己身边的,乃是那些最知己的朋友。
  于是,尽管我的桌上和地上仍堆满了书,可是,可以作为我的“座右书”的书,仍是很有限,因此,这一只小小的书架竟仍有不少空位,而我也仍任它空着,并不想勉强的去加以填满。
  ●朱氏的《金陵古迹图考》
  今人谈南京六朝沿革和古迹名胜的专书,不能不首推朱偰的两种著作:一是《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一是《金陵古迹图考》。两书都是在一九三六年左右出版的,一图一文,图片有三百多幅,文字有二十余万字,相辅而行,互相印证。对于南京残存的古迹名胜,作了实地的调查报告,非常详尽,而且翔实可靠,纠正了前人沿用旧说的许多错误。朱氏并不是金陵人氏,他侨居是地,能够脚踏实地的完成这样的著作,实在难能可贵。
  前几年听说朱氏仍在继续他的南京一带文物史地调查研究工作。现在的工作条件自然比二三十年前更好了,希望他能有新著作问世,以慰我这个羁旅天涯的游子。
  在有关家乡的史乘方志一类旧籍不容易到手的海外,能有机会读一遍《金陵古迹图考》,再参阅一下那几百幅摄影,实在如前人所说:“过屠门而大嚼”,聊当一快。不仅能弥补了读不到那些旧籍之恨,同时也足慰游子的乡怀。
  《金陵古迹名胜影集》,据朱氏自己说,是他前后经历三年的时间,摄影千余幅,再从其中选取了这三百多幅来印成的。他自己在《金陵古迹图考》的“凡例”上说:
  “著者于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三年间,旅居金陵,鸠集同好三人,对于
  金陵史迹,加以实际调查,从事摄影测量。计调查范围,东至丹阳,西至当涂,
  南至湖熟,北及浦镇。举凡古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玄观梵刹、祠宇桥梁、园
  林第宅,无不遍览。计摄影所得,有千余幅,精选三百二十幅,另印《金陵古迹
  名胜影集》问世。惟一图一考,相辅而行,故本书所注图页,皆指《金陵古迹名
  胜影集》而言也。”
  我手上所有的朱氏的这两本作品,还是偶然从一家旧书店里买来的。同时买得的,还有《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也是朱氏的著作。此外还有一册张惠言的《明代大报恩寺塔志》。看来这几本书的旧主人,若不是同乡,一定就是同好。不知怎样流落到冷摊上,使我无意得之,可说是难得了。
  前几年曾回乡一行,想起儿时所住过的老屋,要想去看看,问了一下,连那街名也不再有人知道,使我一时怅然。面对着朱氏的这些图片,不难明白他当时也许是信手得来,可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来,物换星移,每一幅都是可珍贵的了。
  ●关于《喜咏轩丛书》
  多年前,曾在冯平山图书馆翻读许地山先生寄存的藏书,内中有一套《喜咏轩丛书》。因为这套丛书里面收了很多图籍版画,很想也买一部。不料这书不仅价钱不便宜,而且不易买得到,访寻多年,一直未能如愿。后来写信给北京的友人提起这事,他们竟十分慷慨,将所藏的甲编一函,慨然见赠。我本来是想托他们到琉璃厂看看,是否有机会可以买一部,这一来,倒使我有一点不安了。
  《喜咏轩丛书》是武进陶兰泉编印的,印得很考究,一共有甲乙丙丁戊五编,不过不是木版,而是石印的。所收的都是诗词戏曲传奇和图谱,以及附有插图的书籍,如《天工开物》和《授衣广训》等等。对我特别有趣的,是其中所收的陈老莲《离骚图》、萧木尺画的《离骚图经》、焦秉贞画的《耕织图》。还有,刘源的《凌烟阁功臣图》、金古良的《无双谱》,以及张士保的《云台二十八将图像》。
  许多年以来,整套的《喜咏轩丛书》虽然不曾见过,零本的却见过不少,如丙编的两种《离骚图》,丁编的《凌烟阁功臣图》,《御制耕织图》,康熙《避暑山庄图咏》,戊编的《仙佛奇踪》都先后买到了。
  由于意外的获得了一函《喜咏轩丛书》甲编,使我期待了几年的一个愿望竟兑现了一部分,同时也有机会将自己的这个愿望仔细检讨了一下,才知道愿望就是愿望,多少是一种任性的表现。只有当它始终是“愿望”时,才会“寤寐以求”,若是一旦实现了,反而会有一种幻灭。
  我翻开《丛书大辞典》,仔细看了一下五编《喜咏轩丛书》的目录,这才发现除了已有甲编之外,余下的四编,有几种是我已经有了零本,剩下只有一种是我希望能拥有的,其余都不是我想要的了。
  我想要买的一册,是金古良的《无双谱》。这是比《晚笑堂画传》更早的一部古代人物画像集,是康熙年间刊印的。原刻本现在已不易见到,我只见过一些零碎的。《喜咏轩丛书》本的《无双谱》,虽然只是石印本,但是除了这一种以外,好像没有第二种重印本了。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买到过这书,因此要买一套《喜咏轩丛书》,多年以来竟成了我的一种愿望。
  由于朋友的慷慨,使我有机会检讨了一下自己,至少是将这个近于盲目的愿望加以改正了:我其实是没有要买一整套的《喜咏轩丛书》的必要的,尤其在现在,我要买的不过是其中的那一册《无双谱》而已,然而过去却觉得非要买全套的不可,我这个人在买书方面是多么任性!
  ●张维屏的《花甲闲谈》
  不久以前在一个书画收藏家的集会上,看到一幅满清嘉道间广东诗人张维屏的画轴,使我想起这人有两件事情可以一说:一是他曾经身经鸦片战争,目睹广州三元里之事,在他的诗集里留下了不少当时的纪事诗;二是他曾刊行过一部《花甲闲谈》,有画有诗,记他的游踪和诗文唱和,是一部很好的版画集。
  张维屏是广东番禺人,号南山,曾中过举人,是嘉道间广东很活跃的诗人之一。他与林则徐是同时人,林则徐以钦差身份南来广州禁烟时,两人过从颇密。因此,在他的诗集里不仅有林则徐的唱和之作,当时的其他有志之士,如首先上禁烟折的黄爵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以及龚定庵等人,与他都有诗文往还。他在道光二十年刊行的《花埭集》,其中有一首“三元里”,写得慷慨激昂。可见他除了风雅吟咏之外,还十分关心国事。这在旧时文人雅士之中是很难得的,令人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张维屏晚年住在广州河南花埭的东园,园在大通寺附近,这正是他在道光二十年刊行的诗集取名《花埭集》的原因。他曾有《东园杂诗》数十首,是优游林下讴吟自娱之作,但也忘不了当时目睹鸦片流毒之烈,因此,其中也有一首提及了鸦片。中有句云:“海外芙蓉片,年来毒愈深;管长吹黑土,卮大漏黄金;旧染颓风久,新颁法令森..。”还有一首《吹萧引》,则是咏当时吸烟的和尚的,诗云:“巴菰不毒芙蓉毒,毒蔓引人自相续。玉萧吹暖夜眠迟,日上三竿睡方熟。往时吸食犹避人,近日公然席上珍。老僧无家偏有累,禅室也多烟火气。”
  《花甲闲谈》刊行于道光十九年,附有图三十二幅,是由南海叶春塘图绘的。他在自序里说:“偶约举生平所历,属叶生春塘绘之,图凡三十有二,略以对语相联,先后本无伦次,旧作可诗图互证者录之,师友篇章亦闲录一二,分为十有六卷,名曰《花甲闲谈》。”
  《花甲闲谈》刻得还不错,三十二幅图之中,包括了《罗浮览胜》、《珠海唱霞》、《杭寺梵钟》、《扬子风骚》、《黄河晓渡》、《匡庐观瀑》等,纪录了南北名胜风景。在清代所刻的这一类纪游图籍之中,虽然比不上《泛槎图》、《鸿雪因缘》的精细,但已经是很难得的了。这书除了原版的木刻本之外,现在还有缩印的石印本行世。
  ●张仙槎的《泛槎图》
  我一向很喜欢看张仙槎的《泛槎图》。若是要我举出喜欢这部图集的动机,我想不外有两个特殊的理由。一是作者张仙槎是金陵人,是我的同乡;二是这类纪游的版画图集虽有多种,但是《泛槎图》里面有我家乡的名胜风景,此外又有广东的名胜风景,而且这部图集又是特地拿到广州来刻版的。有这两个特殊理由,可以聊慰乡思,当作梦游,又可以取证眼前景物,因此,这部图籍会时常在我手边把玩了。
  本来,与《泛槎图》相类的图籍,还有《鸿雪因缘》和《花甲闲谈》。不过,《鸿雪因缘》虽然刻版精细,但是所画景物偏于北方一地,并且富贵气太重。张南山的《花甲闲谈》虽然画了不少广东景物,却又过于简单,内容没有《泛槎图》那么丰富,何况作者又与我有桑梓之谊,所以三种之中我还是最喜欢《泛槎图》。
  《泛槎图》共有六集,收有各地名胜风景版画一百零三幅,都是张仙槎自己画的。除了他自己的题诗之外,还附有他的朋友和当时名士诗人的题咏。这些题咏也都是根据墨迹钩摹刻版的。所以《泛槎图》是一部版画图籍,同时也是可以玩赏各种书法的一部丛帖。
  六集《泛槎图》,是分隔十多年,先后几次分别刻成的。第一集《泛槎图》刻于满清嘉庆己卯年(公元一八一九年);第六集也就是最末一集,刻于道光辛卯年(公元一八三一年),这时张仙槎已经七十岁了。
  在原刻《泛槎图》第一集的第一页上,有“羊城尚古斋张太占刻”一行题记。在第六集的序文上,也提到“余于丙戌暮春,复至羊城,刻续《泛槎图》第四集。”五集六集虽没有说明,可知这书的大部分图版都是在广州刻成的。
  原书六集的题名是:第一集《泛槎图》,第二集《续泛槎图》,第三集《续泛槎图三集》,第四集《舣槎图》,第五集《漓江泛槎图》,第六集《续泛槎图六集》。
  作者名宝,字仙槎。他在《泛槎图》第一集的自序上说:
  “余少喜作画,癖山水,年二十即弃举子业,游江右楚越间,所过名胜,遍访前人遗迹,以次临摹之..丙寅秋始北上,留滞三载,驱车秦晋韩魏,遂得望恒峦,登太华,上嵩山,绕道金陵,再入都门而返。旋又登泰岱观日出。戊寅初夏,由楚入粤,道经衡阳,登祝融绝顶。五岳既毕,乘兴所至,遂极罗浮焉。计此十余年中,山水奇胜,寓目难忘,因各绘为图,并识小诗于上。一时名公巨卿,谬加奖劝,日积一日,题咏遂多..爱不揣固陋,手自钩勒,付之梓人。..”
  就成了这部《泛槎图》。
  《泛槎图》六集,除了有从嘉庆到道光年间陆续刻成的木版原刊本以外,还有光绪年间上海点石斋缩印的石印本。石印本缩得很小,仅及原书开本的四分之一,而且还省略了若干题辞和序。原刊本现在已经不容易买,石印本还不难遇到。在买不到原刊本的时候,能有一部石印本,也可以聊胜于无了。
  我手上的一部原刻《泛槎图》,便是残本,仅有四册,缺了第二集《续泛槎图》和第五集《漓江泛槎图》。狡狯的书贾,将第六集的书名挖补了,挖去六集的“六”字,改填上“二”字,这样凑成了一二三四共四集,并且
  ●在书根上写“一凡四”的字样,使人误信全书仅有四集。其实,这种狡狯的作伪实在是多余的,并不能使原书多卖多少钱。何况遇到像我这样的顾客,即使是一册的残本也会买的,更不用说居然还有四册了。
  这一部残本的原刊《泛槎图》,我已经买了十多年,至今还不曾有机会再买到一部全的,可见原刊本已经不易买得到。幸亏石印本还不难买,只好靠它来补足这缺陷了。点石斋的石印本印于光绪六年,有一篇跋,说明原刊本在那时已经不易得。石印本的跋云:
  “《泛槎图》一书,系白门张仙槎先生遨游天下之作,凡名山大川,展齿所经,辄绘以图,题以诗,凿险缒幽,雕章琢句,虽古之图灵光,铭剑壁者不过是焉。图凡百有三,状烟云之变态,备海岳之奇观。抑且王公巨卿,题咏殆遍,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惜枣梨已失,几有广陵散之憾矣。本斋广为搜罗,得原本六集,以泰西照相石印之法,缩成袖珍,合订四册,移繁就简,以大易小,而于笔意之全神,仍不爽丝毫之末。公诸于世,不独卧游者取携甚便,而大著亦足与河山并寿矣。爰赘数语,以志其成云。光绪六年秋八月,点石斋主人敬跋。”
  一百零三幅《泛槎图》,可以分成三大类。一是南京的名胜古迹;一是广东广西的名胜古迹,这里面包括了一幅澳门,一幅海南岛的五指山;余下的便是其他各地的名胜古迹了。
  他没有到过甘肃四川云南贵州,也没有到过五台武当和五
  指山,但他在《泛槎图》的第六集里,画了《昆仑演派》、《峨嵋晴雪》、《点苍暮烟》、《叠翠朝霞》、《五台归云》、《武当梦游》、《五指擎天》七幅画,说明是“曾闻友人话其形势,约略抚其大概,使未了之缘,恍结于尺幅中云尔”。
  一百零三幅《泛槎图》,其中有二十几幅是描绘南京名胜风景的。计第一集里有三幅,即《秦淮留别》、《石城蚤发》和《燕子风帆》。第四集《舣槎图》,正如顾莼所题的“六朝余韵”四字所表示的那样,全部十八幅所绘的都是六朝名胜,其中如《锺阜穿云》、《雨花遇雨》、《北极登高》、《台城观渔》、《栖霞临碑》、《莫愁评画》几幅,更是最为人熟知的南京名胜。《秦淮留别》、《北极登高》、《台城观渔》可说画得特别好。当年秦淮河画舫笙歌的热闹情形,台城柳色和玄武湖风光,都令人仿佛可见。也许这些家乡的景色,正是我一向最熟悉和梦寐难忘的,因此看起来便觉得特别有趣了。
  关于广东部分的名胜古迹,第二集《泛槎图》里有《扶胥望海》,这是描写在南海波罗庙前的海景;《罗浮访梅》,这是罗浮山的全景。第三集里的《端州采砚》,事实上还画入了七星岩。《庾岭忆梅》,这是一幅山道行旅图。第六集里有一幅《五指擎天》,画的是海南岛的五指山。张仙槎并不曾到过海南,他在题辞上特别说明这是根据别人所说的情形来画的,用来“补海外游踪所未及”。
  最有趣的是第三集里的一幅《海珠话别》,和第二集里的《澳门远岛》。《海珠话别》可说是从河南望过来的羊城全景。珠江里不仅画有今日早已没有的“海珠”,左侧还有飘着外国旗帜的十三行商馆。在城墙之内,从右至左,可以辨得出五层楼、花塔和光塔。可见他在结构上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另一幅《澳门远岛》也很写实,教堂、山顶上的炮台、海中的多层甲板的外
  ●国帆船,表示他当年确是游过澳门的。
  第三集《泛槎图》里,已经有一幅《独秀探奇》,画的是广西桂林的独秀峰。但是第五集《漓江泛槎》十二幅,所画的全是阳朔桂林的奇景。有《月牙远眺》,有《风洞寻秋》。还有一幅《画山观马》,山壁上现九马之形,或立或卧,呼为“画山九马”。这是我所不知道的广西一处古迹,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除了以上举出的之外,《泛槎图》所画的,还包括了五岳、长江和江南各处的名胜。还有北京的一部分,如《帝城春色》和《芦沟晓骑》、《瀛海留春》,描写西山风景的《岫云折桂》之类。再加上西湖、黄鹤楼、膝王阁、兰亭、虎丘、小孤山、扬州虹桥,可说洋洋大观,中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大都被他画入《泛槎图》中了。
  这部图籍的缺点,我觉得是除了诸家的题诗之外,张仙槎本人不曾给他所画的这些名胜古迹写下一点考证介绍,或是纪游的文字。
  ●改七芗的《红楼梦人物图》
  清代画家改七芗所画的《红楼梦图咏》,这书本是木刻的,在光绪初年出版。大约当时的销路很不错,不久就出现了翻刻本。现在原刻本固然不易得到,就是翻刻的木刻本也不易买,好在今天国内已有了石印的重印本。
  许多不同版本的《红楼梦》,本来书前都有按照书中人物或每章回目画成的“绣像”。但是出自名画家笔下的《红楼梦人物图》,历来只有改七芗的这一部最流行,也最有名。
  改七芗是满清乾嘉年间的画家,活到道光初年才去世。据《历代画史汇传》所载:
  “改琦,字伯韫,号香白,亦号七芗,其先本西城人,以其祖殁于王事,家松江。写士女绝妙,折枝花卉娟秀可爱,工诗文。”
  这记载虽然很简略,但是已经可以知道他的身世大概。他的画迹现在流传的还很多,都是着色工笔仕女。但他也擅长白描,如这册《红楼梦人物图》,底稿就是白描的。这册《红楼梦人物图》创作的经过,据那位后来为他刊印这图册的淮浦居士在序文上说:
  “华亭改七芗先生琦,字伯韫,号玉壶外史,天姿英敏,诗词书画,并臻绝诣。来上海,下榻于李笋香光禄吾园。时光禄为风雅主监,东南名宿,咸来止止,文宴之盛,几同平津东阁。
  “先生在李氏园中所作卷册,惟红楼梦图为生平杰作,其人物之工丽,布景之精雅,可与六如章侯抗衡。光禄珍秘特甚,每图倩名流题咏。当时即拟刻以传世,而光禄旋归道山,图册遂传于外。前年冬,予从豫章归里,购得此册,急付手民以传之。时光绪己卯夏六月,淮浦居士记。”
  光绪己卯是光绪五年,即公元一八七九年,这大约就是这部《红楼梦图咏》初刻本刊行的年代了。《红楼梦里咏》的第一幅是《通灵宝玉,绛珠仙草》。我觉得这一幅画得特别好,一拳顽石一株草,看来简直像是《十竹斋笺谱》里面的作品。
  这一幅图后面有改七芗的弟子顾春福的题诗和跋语,也能供给我们一点有关画家和他这部作品的资料。这跋语是在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公元一八三三年)年写的。这时改七芗已经去世了。跋语说:
  “红楼梦画像四册,先师玉壶外史醉心悦魄之作,笋香李光禄所藏。光禄好客如仲举,凡名下士诣海上者,无不延纳焉。忆丁亥岁,薄游沪渎,访光禄于绿波池上。先师亦打桨由浦东来,题衿问字,颇极师友之欢。暇日曾假是册,快读数十周。越一年,先师光禄相继归道山,今墓木将拱,图画易主,重获展对,漫吟成句,感时伤逝,凄过山阳闻笛矣。道光癸巳夏,五月下浣,客上海官廨之禅琴趣室,听雨孤坐,并志颠末。玉峰隐梅道人顾春福。”
  跋中所说的“丁亥”是道光七年(公元一八二七年),据说“越一年先师光禄相继归道山”,那么,改七芗该是在道光八年(公元一八二八年)去
  ●世的了。可惜没有别的资料可供核对,不知道记载可靠否。
  原刻的《红楼梦图咏》,还附有一篇吴县孙谿逸士的跋语,是在光绪十年写的,说明除淮浦居士的原刻本外,这时外间已有翻刻本。他对改七芗的这部作品推崇备至,认为画《红楼梦》的人物,比画其他的人物画更难,因为:
  “《红楼梦》一书,欲征实则海市蜃楼,欲翻空则家庭琐屑;所传仕女,各有性情,各有体态,凭空想象,付诸丹青,自非笔具性灵、胸有邱壑者不办。云间改七芗先生,潇洒风流,精通绘事,红楼图尤为生平杰作,一时纸贵洛阳,临摹纷杂。惟此图乃先生客海上李氏吾园时创稿,庐山真面,历世不磨,经淮浦居士授之剞劂,公之艺林,诚盛举也。近外间竟有翻刻本,虽依样葫芦,而神气索然。余惧碔砆混玉,贻买椟还珠之诮也,爰志数行,口夸眼福云尔。”
  我手边的一部《红楼梦图咏》,前面有“吴县朱氏槐庐”,和“孙谿世家”的藏印,我拿来与阿英编的《红楼梦版画集》里的好几幅,对比一下,一模一样。他说他是据原刻本制版的,看来我这一部也该是原刻了。
  《红楼梦图咏》共有图五十一幅。题咏者之中,有一个还是广东人所熟知的吴荣光。
  ●读方信孺《南海百咏》
  宋人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一册不分卷,初刻于元大德年间,刻本流传甚少,仅赖抄本传世。清初厉鹗作《宋诗纪事》,吴任臣作《十国春秋》,都不见引用这书,可知自明末以来,曾见此书者已少。因此乾隆修纂四库全书,对于方氏这书也未著录。直到光绪八年(壬午年),广州学海堂才据抄本重为刊刻行世。可是现在说来,这也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近年旧籍日少,就是学海堂的重刻本,也可遇而不可求。我久想读一读这书,一直没有机会。直到前几年,承一位朋友的好意,给我从北京的中国书店找到了一部,并且还连带的找到了一部清人樊昆吾的《南海百咏续编》,这才使我能够得偿宿愿。
  学海堂重刻的《南海百咏》,注明所据的底本是《甘泉江氏所藏影抄元本》。前有蒲田叶孝锡的序言,这是原刻本的序言。卷末有两跋,则是抄本收藏者校勘的跋语:一是清康熙己亥艾亭金卓的,另一是道光元年嘉应吴兰修的。两篇跋语对于本书抄本流传和原作者的生平事迹,都有所考述。
  康熙己亥金氏一跋云:
  “《南海百咏》,大德间镂版行世后,未有重梓之者。余家向有抄本,承讹踵谬,不无鲁鱼帝虎之失,恨不能一一订正之。今春苕贾钱仲先携一册至,点画精楷,装潢郑重,卷端有印章曰绛云楼钱氏,乃知为虞山家藏善本也。借观三日而校勘之。功毕,因命学徒重为缮写,珍诸箧笥。视向之承讹踵谬者,相去远矣。灯下对酒,展转欣然,因速浮大白而为之跋,时康熙己亥岁长至前三日,艾亭金卓识于城东书塾之碧云红树轩。”
  金氏用钱牧斋的抄本,校勘过的这个抄本,后来大概就归甘泉江氏所藏。后面道光元年吴兰修一跋,只说“余从江郑堂先生假得抄本,爰为校正,并稽其事迹,书于卷末云”,不提到金氏,可知这个抄本这时早已易主了。
  方信孺是福建人,可是一直在广东做官,这才有机会写成这部《南海百咏》。他在《宋史》有传,吴兰修的跋语引《宋史·方信孺本传》云,“信孺字孚若,兴化军人,以父崧卿荫补番禺尉..是集乃其尉番禺时咏古之作,每题各疏缘始,时有考证,如辨任嚣城非子城,卢循故居非刘王廪,石门非韩千秋覆军处,皆足以正《岭表异录》、《番禺杂志》诸书之失,不仅以韵藻称也。”
  方氏的这一百首南海咏古诗,都是七绝,每一首诗题下都随有解题和考证。在今天读来,这些注解可说比诗的本身更令人感到兴趣,也更有参考价值。明清以来的有关广东名胜古迹的著作,总要引用本书作根据,可见他的影响之大。
  这一百首咏古诗,有许多首是关于南汉刘氏在广州留下的遗迹。这对宋人来说,自然是最感兴趣的题材;就是在现在来说,广州现存的富于历史趣味的古迹,除了赵陀的以外,仍要数到南汉刘氏留下的最多,也最富于传说和趣味。
  除了赵陀和南汉的古迹以外。《南海百咏》所咏的,便是有关仙人和寺观的古迹,就是有些以自然风景为对象的,事实上仍是与仙人或宗教有关。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广州别名五羊城,“五羊”就是一个与仙人有关的传
  ●说;同时广州又是禅宗六祖慧能削发的地方,佛教遗迹特别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南海百咏》所咏的,不只是广州一地的古迹。除了南海、番禺之外,遍及新会、东莞、肇庆各县。如黄巢矶、清远峡、广庆寺等,都在清远县。资福寺、罗汉阁,有苏东坡所施的佛舍利,在东莞县。凤凰台、会仙观在增城。龙窟、金牛山、仙涌山在新会。媚川都在东莞县。
  “媚川都”是南汉刘氏采珠的地点,又称珠池,其地就是今日香港新界的大埔。因为宋时未置新安县,这一带都是在东莞县辖境内的。方信孺的咏媚川都诗,有注云:
  “伪刘采珠之地也,隶役凡二千人,每采珠,溺而死者靡日不有。所获既充府库,复以饰殿宇。潘公美克平之后,于煨炉中得所余玳瑁珍珠以进。太祖曾于黄山持视宰相,且言采珠危苦之状。开宝五年诏废媚川都,选其少壮者为静江军,老弱者听其自便,至今东莞县濒海处往往犹有遗珠。”
  方氏咏媚川都诗云:“莽莽愁云吊媚川,蚌胎光彩夜连天;幽灵水底犹相泣,恨不生逢开宝年。”
  我在前面曾说过,现在读《南海百咏》,诗注比诗的本身更令人感到兴趣,“媚川都”就是一例。方氏的这首七绝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读了原注,知道媚川都的地点系在当时东莞县濒海。再查阅《东莞新安县志》,知道其地就在今日香港新界境内,那就令人特别感到兴趣,而且想到近年更有人拟在大埔设置人工养珠场,那就更加不胜今昔之感了。
  唐宋以来,广州已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方氏所咏的“番塔”、“蕃人冢”、“波罗蜜果”,都是当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所留下的遗迹。“番塔”就是今日的光塔,方氏说,“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
  方氏在这里所说的“夷人”,其实都是阿拉伯人,他们都是伊斯兰教教徒,光塔是教中长老每早登塔召唤早祷的地点。至于“蕃人冢”,俗称“回回冢”,其实也是当时侨居广州的伊斯兰教教徒的墓地。
  ●《南海百咏续编》
  《南海百咏续编》四卷,沈阳樊昆吾著,是继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仿其体例写成的一部咏事诗。初刻于满清道光年,书前有当时广东名士张维屏、黄培芳的序言。
  著《南海百咏》的方信孺是福建莆田人,著这部《南海百咏续编》的樊昆吾又是东北沈阳人。这两部关于岭南古迹名胜的纪事诗,都出于外乡人之手,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樊氏的诗,分成四卷八类,每一卷两类,第一卷名迹、遗构。第二卷佛寺、道观。第三卷神庙、祠宇。第四卷冢墓、水泉。他的诗也是七绝,注解和考证较方氏的《南海百咏》详细,并且并不重复,这是可取之处,又由于成书于道光末年,已入我国近代史范围,有些地方读起来,就倍感亲切了。
  卷一咏《黄木湾》诗,原解题云:
  “黄木湾在郡东波罗江口,即韩昌黎南海神庙碑所称扶胥之口,黄木之湾是也。土语讹为黄埔,为省河要津,近为夷人停泊所矣。”
  他指出黄埔即黄木,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原诗云:
  “黄木湾头寄画桡,高荷大芋接团蕉;怪他蟹舍春风紧,莺粟花开分外娇。”
  莺粟花即鸦片。由于作者写这首诗时,已在鸦片战争以后,所以慨乎言之。他在诗后的小注里说:
  “阿芙蓉即莺粟浆和砒石而成者也,夷人持以流毒中原,其祸至烈。圣天子仁育万物,欲挽浇风,起而禁之,诚转移之大机。而奸商狃于肥己,多方挠乱。大司马莆田林公,竭尽忠诚,卒之鲜济。兹则斩山为屋,架树成村,百弊丛生,阿芙蓉之毒不止遍布东南已也。”
  黄木湾就是有名的南海神庙所在地。南海神庙的波罗树铜鼓等遗物,已见于方氏的《南海百咏》,所以他在这里不再重复。但他能考证出黄埔即黄木,又指出鸦片之害,可说是有心。
  又,卷一所咏的招安亭,在香山县,乃是当时两广总督百龄受降大海盗张保仔、郑一嫂的地点。这是历来谈张保仔掌故的人所未知的。
  第三卷、第四卷的祠宇和冢墓部门,记载了当时广州的许多名宦的祠堂和坟墓,这些现在大都已拆毁湮没了。凭了他的诗,多少还可以寻出一点遗迹,尤其是耿之信等人的遗闻,他记载的更多。这些遗迹,现在有些还存在,因此,他的诗和诗注都成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顾恺之画的《列女传》
  最近从集古斋买回了一部有顾恺之作插图的《列女传》。这是道光期间扬州阮氏刊本,是根据南宋余氏刊本重刻的,通称《摹刊宋本列女传》。
  这样的书,在早几十年是很容易买的,而且价钱不贵。我也有过一部,随手送给了一位木刻家。这几年忽然想再买回一部放在手边看看,这才知道已经不是随手可得,而且书价已经贵了几倍。好容易耐心的等了许多,直到最近才有机会得到一部。虽然价钱不便宜,但是书品很好,并且想到以后只有更贵更不易得,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部《列女传》的插图,是不是顾恺之所画,自然大有问题。然而在今日看来,一部南宋所刻的附有插图的书籍,而且刻得如此精细,无论是不是顾氏所绘,都值得我们重视。
  阮氏所据以重刻的底本,现在早已下落不明了,我们现在能有机会约略见到顾恺之所作《列女传图》的面目,能有机会见到南宋人所刊的附有顾氏插图的《列女传》面目,可说就全靠了阮氏的这一部重刻本。
  南宋原本是有名的建安余氏刊本,除了每页上半截是图,下半截是文字以外,目录也刻得特别精细,并且附加了一些装饰。从现代书籍装帧的水准看来,这书在当时不仅是精刻本,而且可以说是豪华版。在流传下来的附有插图的宋本书中,这可以说得上是刻得精美的一部。
  这些优点,在阮氏的重刻本中都被保留了下来,因为重刻本是“全摹宋式,丝毫不改”的。因此在“去古日远”的今日,即使是从前在京沪一带古书店里随手可得的这部道光年间的重刊本,它的自身也有了值得重视的价值了。
  这些插图,说是顾氏原作,当然不大可靠,而且也没有根据。不过,正如重刊者阮福在序文里所说的那样,这是唐宋人根据顾氏所画的《列女传》图卷,辗转临摹而来,则是可以相信的。
  原图的构图和人物服饰、房屋器具等等,都画得十分古拙。这正是我一向喜欢这部书的原因。因此即使不是顾恺之的作品,我们当作是宋人所作的书籍插绘,也值得赞赏。何况,到了今天,这部道光年间的重刊宋本书,也自有它本身的价值了。
  满清中叶的许多徽派图版,都刻得流于纤细,我不大喜欢。这部《列女传》由于是依据宋版仿刻的,插图和字体都保存了宋版的原样。这才在清代乾嘉年间的刊本图籍之中,成为具有特色的一部。
  ●李龙眠的《圣贤图》石刻
  杭州的孔庙,一向藏有一套很有名的石刻画,那就是相传是依据李龙眠的画稿勒石的《圣贤图》。画的是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的画像。
  李龙眠本以白描著名,他的传世的《离骚九歌图》、《罗汉图》,都是白描的。虽然未必是他的真笔,至少也应该有一点根据。这一辑《圣贤图》也是如此。连孔子在内一共画了七十三个人,除了孔子是坐在坐墩之外,其余七十二弟子都是面向夫子立着;完全没有其他背景,采用长卷的构图方式,达到了每一个人物都能显著突出的效果。
  关于孔子和弟子们的画像,较古的有汉武梁祠画像石上所刻的,也刻足了七十二人,不过都是侧面的,类似剪影,着重装饰效果,并非正式的画像。此外,是木刻的《圣贤图像》一类的版画,很少有精彩的,有的还显然受了李龙眠的这一辑《圣贤图》的影响。
  这七十三幅画像,是分别刻在十五块石头上的,是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一一五六年)所刻。因为是在南宋时期,所以画像后面还有秦桧的题记;直到明朝才被人铲除。关于这一辑圣贤像刻石的经过,明人吴讷在画像后面所加的题记说得很清楚。他是经手将石刻从乱石荒草之中整理出来的,而且原来的秦桧题记也是由他铲除的,因此,他的题记对于这一批石刻的历史很有重要关系。他说:
  “右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高宗制并书,其像则李龙眠麐所画也。高宗南渡,建行宫于杭,绍兴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飞第作太学,三月临幸,首制先圣赞,后自颜渊而下,亦撰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学,附以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史秦桧记。桧之言有曰,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求,颇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其意盖为当时言恢复者发也。呜呼,靖康之祸,二帝蒙尘,汴都沦覆,当时臣子正宜枕薪尝胆,以图恢复,而桧力主和,攘拆众谋,尽指一时忠义之言为狙诈权谲之论,先儒朱熹谓其倡邪说以误国,挟虏势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者是也。昔龟山杨先生时尝建议罢王安石孔庙配享,识者韪之。讷一介书生,幸际圣明,备员风纪,兹于仁和县学得观石刻,见桧之记尚与图赞并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口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然念流传已久,谨用备识,俾后览者得有所考云。宣德二年岁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虞吴讷识。”
  这一共刻了七十三人画像的十五块石刻,每一块大小相等,长一三五厘米,高四十三点五厘米,所刻的人物却多寡不一。最末一块因为有秦桧的题记,只刻了一人。第一块有宋高宗的几句序言,因此只刻了孔子、颜回、闵子骞三人,其余几块刻了五人或六人不等。
  前几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将这一批石刻影印出版,书前还有黄涌泉的一篇序言,对于石刻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介绍得很详细。
  这十五块石刻,历经沧桑,到了现在,只存十四块,原来编号的第十块已经遗失。余下的十四块,有八块还是完整的,其余有的断成两截,有的只残存一块碎片而已。
  不过,这次人民美术出版社用来影印的拓本,乃是旧拓,七十三人的画像是完整的。后面的秦桧题记已经磨去,改刻了吴讷的新题记,可知这拓本
  ●乃是明宣德以后的,若是能有秦桧题记未磨的拓本,一定会更完整。
  由于这是根据画稿上石,并非特地为石刻而画的,因此人物的衣褶线条都很柔软,保存了李龙眠的白描特征,不似汉画像石上的人物,刻得那么刚劲有力。这是因为汉画像刻石的那些底稿,是专为石刻而作的,所以利用石材来表现构图的特点。《圣贤图》则是依据普通画稿刻成,因此要竭力保存白描画法的特征了。
  自唐以后,石刻的趋向都是这样:只是绘画的再现,不再像汉魏六朝的石刻那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并不是别人绘画作品的再现。
  以《圣贤图》中的孔子画像来说,李龙眠所画的孔子像,是很有特色而且有一种敦厚仁爱的个性的,不像一般常见的相传出于吴道子之笔的《夫子行教像》那么苍老严峻。这幅孔子坐像,看来倒有点像敦煌壁画中的《维摩问疾图》上的维摩居士。
  七十二弟子的画像,显然都是参考了各人的行迹才下笔的。以子路的那幅画像为例,别的弟子都是宽袍大袖,子路则是短髭如戟,两袖高卷,露出了双臂作拔剑姿势,颇有点像是达文西在《最后晚餐》壁画上所画的彼得画像。因为这两个弟子同样都是勇士。
  这一辑《圣贤图》石刻,无论是不是李龙眠的作品,都是值得宝贵的。
  ●郁达夫先生的《黄面志》和比亚斯莱
  一郁达夫先生和《黄面志》
  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有名文艺刊物《黄面志》,它的美术编辑就是当时英国有名的世纪末画家比亚斯莱。早年的我国新文艺爱好者能够有机会知道这个刊物和王尔德、比亚斯莱等人,乃是由于郁达夫先生的一篇介绍。这篇介绍文是刊在《创造周报》上的。自从他的这篇介绍文发表后,当时的新文艺爱好者才知道外国有这样的一个文艺刊物和这样的一些诗人、小说家和画家。
  这一批作家、诗人和画家是以王尔德和比亚斯莱等人为首的。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多方面的逃避、挣扎和嘲弄,并非单纯是“醇酒妇人”式的颓废。若是如此,王尔德就不会入狱了。他虽然以“男色”案获罪,但这正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流行嗜好。只是别人做了不说,他却又做又说,十分招摇,而且还敢向这些人嘲弄,这一来自然就惹祸了。现在已经有许多有关的新史料发现,显示当时有些人怎样一定要使王尔德“身败名裂”才肯罢手。
  然而就由于首先使我们知道了《黄面志》,郁达夫先生就至今仍被人说成是浪漫颓废派作家。其实这至多只能说是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一面是如此,有一个时期是如此,不能说是全面如此的。他一直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表示了不满和愤慨。他的早期作品,所表现的就已经是如此。
  他的介绍被接受了,而且发生了影响。可是,却使他自己从此被后人称为浪漫颓废派作家。这真是当时满怀愤世嫉俗的年轻的达夫先生所意料不到的。
  (顺便说明一下:当郁达夫先生介绍《黄面志》时,事实上这个刊物在英国停刊已久,有关诸人都已经去世,“世纪末”早已成为过去,新世纪也开始了四分之一。他不过是当作英国近代文艺活动的一个面貌来介绍的。我在他的藏书中就从不曾见过有《黄面志》。倒是后来在诗人邵洵美的书架上见过,是近于十八开的方形开本,都是硬面的,据说是他用重价当作珍本书从英国买回来的。)
  二比亚斯莱的再流行
  这一两年,比亚斯莱的画,忽然又在英国流行了起来。一九六六年英国曾举行过一次他的遗作展览会,规模很大,后来又移到美国纽约去继续展览。最近在一本画报上见到有一篇专文报道这事,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原来今年最新的衣料图案,以及发饰,都流行采用比亚斯莱的风格了。
  我年轻时候很喜欢比亚斯莱的画,觉得他的装饰趣味很浓,黑白对照强烈,异怪而又华丽,像是李贺的诗,曾刻意加以模仿,受过不少的称赞,也挨过不少的骂。后来时移世异,更多的别的爱好吸引了我的注意,比亚斯莱就渐渐的被束之高阁了。
  想不到英国十九世纪末的这个鬼才的画家,现在竟又流行起来,而且被时装设计家看上了。
  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是一个充满了苦闷和颓废的社会,比亚斯莱就是在
  ●这种倾向上反映得最敏锐的一个画家。他十九岁就成了轰动伦敦的一个插画家,但是死得更快,活了二十多岁就死了,而且是死于肺病。他的生活,他的病,他的早死,可说同他的作品,同他的时代,都是十分调和的。
  令人注意的是,像比亚斯莱这样的画,在抽象画盛极而衰之际的英美艺坛,忽然又开始流行起来,将意味着什么呢?我以为这是一个新的颓废时代的开始,一个已经到了烂熟期的文化行将崩溃的预兆。从抽象艺术的牛角尖退出来以后,茫然若失,惟有暂时向异国趣味和东方趣味方面去求发泄。这正是比亚斯莱的作品忽然又流行起来的原因。
  比亚斯莱的作品,虽是病态的,但他的线条和构图,却带有希腊艺术和东方艺术的浓厚影响,对当时伦敦画坛来说,是一种反抗和新的刺激。若是由于他的作品重行流行,能使得英美画坛从乌烟瘴气的疯狂世界中逐渐清醒,从异怪而趋向正常,再回复到现实的怀抱中来,倒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三王尔德与《黄面志》
  英国伦敦广播电台周刊《听众》,在读者来函一栏中,有人投书向该刊指出,说最近一期《听众》上所发表的一篇评论英国近代画展的广播辞(指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一期),其中用了一句:“王尔德的《黄面志》”,极不恰当,是完全错了。
  投函者指出,王尔德与《黄面志》的同人,虽然都是同时代的,而且有不少彼此都是好朋友,但是亨利·哈尔兰受书店的委托,计划出版《黄面志》时,并未邀王尔德参加。这个刊物上始终未发表过王尔德的作品,也未提起过王尔德的名字。
  但是一般文艺爱好者的印象,总以为王尔德与《黄面志》是一起的,其实并非如此。
  我年轻的时候,是爱好过王尔德的作品的,也爱好过英国“世纪末”那一批作家的作品的。这可说全是受了郁达夫先生影响。那时大部分的文艺青年都难摆脱这一重罗网。我就一直认为王尔德与《黄面志》同人当然是一起的。直到后来多读了几本书,读了几种不同的王尔德传记、比亚斯莱的传记,以及较详细的叙述英国所谓“世纪末”那个时期的文学史,这才知道事情并不是如此。
  现在读了《听众》上那个读者的来函,知道连伦敦广播电台的文艺评论员,连英国人自己直到现在还有弄不清这个问题的,以致说出了“王尔德的《黄面志》”这样的话,我们从前“想当然”的错觉,应该毫不足怪了。
  其实,不只《黄面志》同人同王尔德在文艺上的关系很疏淡,就是比亚斯莱同王尔德,彼此在个人的关系上也不很好。
  我们知道,比亚斯莱曾给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画插画,画得非常精彩,现在已经成为比亚斯莱最有名的一组作品。我们总以为当时一定是王尔德邀请比亚斯莱为他的剧本作插画的,他对于比亚斯莱的这一组插画一定非常称赞,不曾料到事情的真相又完全不是如此。
  王尔德的《莎尔美》,原来并不是用英文写的,为了卖弄才艺,是用法文写的。后来由别人译成了英文,这时王尔德在法国,因此,《莎乐美》的英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时,王尔德本人并不在英国,找比亚斯莱作插画,也是出版家的主意。比亚斯莱的《莎乐美》插画,虽然是他的得意之作,可是后来王尔德见到了,表示不满,认为比亚斯莱歪曲了他的剧本的本意,两人从此就有了芥蒂了。
  ●四再谈比亚斯莱
  刚谈到英国伦敦广播电台因王尔德闹了笑话,说《黄面志》是他的,受到听众投函去指责。不料英国有名的苏格兰场又因比亚斯莱的画闹出了新闻,而且是“官非”。原因是有一批苏格兰场的警探,带了“花令纸”,闯入伦敦一家美术商店,将店中陈列在橱窗里的比亚斯莱作品的复制品,全部没收了,理由是说这些作品“猥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由于这个仅仅活了二十多岁就死去的短命画家,他的作品近年在英国突然又流行起来,伦敦的维多利亚与亚尔培纪念博物馆,在五月间,开始举办了一个比亚斯莱作品展,规模宏大,搜罗了他发表过的和未经发表过的作品,一起陈列。由于这是皇家博物馆主办的,轰动一时,他的作品自然更加流行了。这时就有美术品出版商将比亚斯莱的一些黑白画,制成了复制品出售。这回被苏格兰场警探没收的,就是这样的复制品。
  据英国的《画室》月刊报道,当这家美术品商店将比亚斯莱这些作品的复制品陈列在橱窗里时,引起了许多途人驻足。其中有人认为这些作品有伤风化,就向警署去投诉。苏格兰场派了一名便衣警探,到这家商店选购了四幅,每幅的订价是两先令六便士。买回去看了之后,认为确是猥亵,就援用“一九五九年取缔猥亵出版物法令”,签发了入屋搜查令,来到这家商店内,将这些复制品全部加以没收,总共有二百六十幅。
  这件事情的有趣,不在于比亚斯莱的这些作品是否“猥亵”,而是在于他的这些作品的原作,正在国立博物院里堂而皇之的举行公开展览,这些作品的复制品摆在商店的橱窗里,却被苏格兰场认为“猥亵”,要加以没收。有趣的就是这种可笑的矛盾。至于是否有特别条文规定,这些“艺术品”只宜陈列于庙堂,供绅士淑女欣赏;一摆到街头的商店里,就要犯法,或是苏格兰场有意要同皇家博物院抬杠,那就不得而知了。
  比亚斯莱的黑白画,有些是画得很暴露的。就是那些有名的《莎乐美》插画,也曾经遭过“禁止”。他在临死的前一年,曾画过一组古希腊喜剧《莱西斯特拉妲》的插画。这是阿里斯多芬里斯的作品,内容是说雅典妇人为了反对丈夫与斯巴达人多年战祸不熄,大家一致拒绝与丈夫同房,并且说服斯巴达的妇人也采取同样行动,结果双方不得不停止战争。这种荒唐而有趣的题材,当然很适合比亚斯莱的画笔。他的这一组插画,大约画得非常暴露,送到出版家手里后,在临死时曾特地写信给出版商,要求将这些插画烧毁,以免后人指摘。可是出版商不曾照做,在他死后反而暗中印出来流传。这一批未公开发表过的画稿在这次展览会上都公开展出。被苏格兰场没收的也就是这一组插画的复制品。
  ●外国人新写的《中国医学史》
  日前买了一本新出版的英文《中国医学史》。
  我忽然买这样的书,倒并非因为早一向有过病,对这类问题关心起来了,要想加以研究。“六亿神州尽舜尧”,个人生一点小病,实在不算得一回事。我忽然注意到这本书,是因为封面上所用的那幅画,非常有趣。画的是中国的按摩术:“推拿松骨”的情形。这显然是一幅清末民间医药风俗画。图中两个男子的顶上都盘着辫子,像是《阿Q 正传》里的人物,穿的云头双梁鞋,圆领大褂,坐在一高一低的两张木凳上。被推拿者坐在低凳上,医生坐在高凳上,用膝盖抵住了病人的背脊,右手拎起病人的手,左手按住他的肩头,正在为他松右臂的筋骨。
  我一向喜欢搜集我国民俗图片资料,这幅推拿图自然吸引了我的注意,拿到手里翻阅了一下,这才知道还是一九六八年出版的新书,原著者是法国人,一九六八年在巴黎出版,同年就有了英译本。想必很受人欢迎,不然不会这么快就有了外国文的译本。书里所附的插图很多,有单色的,有彩色的,从类似封面上的那幅医药风俗图,古代我国名医画像,张天师的治病灵符,以至本草插图都有。
  更难得的是:还有用彩色印的我国在一九六二年发行的纪念医学名人邮票,一是孙思邈的,另一是沈括的。还有一幅是现代版画家刻的苗族姑娘采药的木刻。我认为只是看看这些插画,已经值得一买,因此毫不踌躇的将这本法国人写的《中国医学史》英译本买了回来。(法文原本是由一位法国人和中国人合著。《中国医学史》是本书原有的中文名称。著者在序文里曾说起写作本书时,受到我国政府医学机关和几位专家供给资料。我对于我国医药界的情形全不熟悉,除了知道他引用我国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一部药用植物图录,提到郭沫若的名字以外,有些新医药专家的名字却没有附有中文原名,这里只好从略了。)
  本书前半部是介绍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中间一部分是介绍中国医药给东方其他各国的影响,以及西医传入我国以后的情形;下半部是介绍新中国的医药卫生成就。这不是正统学院式的医学史。他特别注重我国过去民间医药习惯,以及近年大力提倡的中药、针灸等等情况。
  插图方面,有两幅图关于外科手术的插图。一幅是彩色版画:华佗给关公刮骨疗伤图;另一幅是照片,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在前线为抗日战士施手术的照片。仅是这样的图片,已经使我觉得自己对医药问题虽不感兴趣,这本《中国医学史》并不曾买错。
  ●卡夫卡的《中国长城》
  佛朗兹·卡夫卡,是近代捷克作家。他在现代欧洲文学上占了一个古怪的重要地位,重要得几乎令人难以理解。这就是说,卡夫卡的作品并不多,在他生前出版的更少。他的声望是由于他的遗著发表后,逐渐增加的。到了今天,卡夫卡已经成了欧洲现代文学的一尊偶像。悲观、怀疑,反对极权统治,反对大量机械化生产,反对抹煞人性,反对漠视个人存在;现代欧洲文艺作品所流行的那种绝望、空虚、空无内容,以及不可思议的情节的倾向,都追溯到卡夫卡的身上,说是由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染而来。
  在现代欧洲文学上,他成了一个先知,也成了祖师之一。
  卡夫卡生于一八八三年,已经在一九二四年去世,仅仅活了四十多岁。他虽是捷克人,却是用德文来写作的。他本是学法律的,却喜欢写作。可是染上了肺病,在恋爱和婚姻上又受到挫折,他所生活的又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个阶段。在大屠杀的战场上,在战后不景气的社会中,个人和个人的生命都像是一只蝼蚁,这就构成了在卡夫卡作品里的那种苦闷、绝望、冷酷和嘲弄的气氛。一九二四年因肺病不治在柏林去世。临终时曾要求他的好友麦克斯·布洛德将他的遗稿和日记书简等等全部毁去。可是布洛德不忍如此,不曾执行他的遗嘱。幸亏布洛德不曾遵照卡夫卡的这个愿望去做,否则现代欧洲文学史上可能会没有卡夫卡其人了。
  《中国长城》是卡夫卡的遗稿之一,虽然在一九一八年就写成,却一九三一年才初次发表。这是用第一人称,一个参加筑长城的劳工的口吻来写的。虽是小说,却并没有什么情节。虽然提到了“暴君”,说筑长城是为了抵抗来自北方的敌人,但是没有提到孟姜女,更没有采用有关长城本身的任何资料。卡夫卡当然不是用长城来写历史小说,但是我怀疑他对中国长城的知识根本就不很多。他采用了“中国长城”作他的一篇小说题名,不过是出于自己的一种爱好,用异国题材来发挥自己的苦闷而已。
  倒是他的另一个短篇《变形》,虽然情节更荒唐,但是却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一个男子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忽然变成了一只大昆虫。卡夫卡很细腻的描写这个由人变了虫的心理的种种反应,以及这人的家属对这件可怕事故的种种反应。起先自然是同情、伤心,接着是害怕、规避,终至视为是既成事实,加以厌恶、遗忘..,卡夫卡用这个荒唐不可思议的故事来抨击现代社会制度的冷酷和可笑,发挥了他的苦闷和绝望的人生观。
  ●画家果庚的札记
  画家保尔·果庚,第二次离开法国再到南太平洋时,他便决定在塔希提岛和玛卡撒斯长住下来,决不再回欧洲。果庚是一个有头脑的画家,厌恶欧洲人的糜烂生活和艺术,因此宁愿抛弃了他在巴黎收入很好的股票经纪生活,独自到太平洋的小岛上住下,过他的“野蛮人”生活。但是即使在太平洋中的这些小岛上,欧洲白种殖民者的皮靴也早已踢破了南海天堂的大门,使得果庚仍逃不脱他们的阻扰,使得他有时很气愤。
  果庚一向有喜欢将他对于各种事情的感想随手记下的习惯。恋爱、道德、殖民地统治者和教士们的嘴脸,对于别的画家和他自己作品的批评,他都这么随手写下了札记。这些札记在写的时候本来是无意发表,也不准备给任何人看的,因此写得极为随便,极为真切。
  他在第一次到南太平洋来小住,曾写过一部《诺亚诺亚》,也是纪录个人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想,其中还附了许多速写和水彩画作说明。但是晚年所写的这些札记,却比《诺亚诺亚》更为接近自己。这些札记,在果庚去世后被整理出版,其中有些有写作日期,有的没有。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位画家的作品和生活更为了解,我时常放在手边随意翻阅。请看他对于艺术的一些见解。
  “年轻学徒用模特儿作画,本来也不错。但是当他们执笔作画时,最好扯开帷幔遮起来。我以为根据记忆作画更好,因为这样,你的作品将全然是你自己的。你的感觉、你的智慧,将在艺术爱好者的眼中获得胜利。当你需要计算一匹驴子身上的毛,想知道它每一只耳朵上有多少根,并且每一根的位置如何时,你才需要亲自到驴厩去看。
  “谁对你说,你该在色调中寻求对照呢?
  “你要寻求的是和谐而不是对照;是互相调协,而不是互相倾轧的东西。只有无知的眼,才给与每一种物件以一种规定的不改变的色彩。注意这个绊脚的大错,只有绘制信号的油漆匠才需要模仿他人的作品。
  “不要过于修饰你的作品。一个印象的新鲜,经不起这么迟缓的对于无尽的细部之一再没有完的搜索。这样,你将使热情的溶液变冷,将腾沸的热血变成石块。即使变成的是红宝石,也该将它远远地抛开。”
  果庚的这些札记,在生活方面有时记得颇为大胆。他曾将商人印了卖给欧洲游客的春画,摆在自己房里的架上,使得看到的人大为狼狈。岛上的传教士在讲道时用这事向大家劝诫。果庚在自己札记册上写道:驱逐那些可尊敬的人士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你自己的门上钉一些这样的春画。
  ●画家的书翰和日记
  翻阅报纸或是杂志上的新书广告,偶然发现一本好书或是自己要看的书(这是与“好书”有分别的。“好书”是自己喜欢的书,有时买了回来不一定就看,甚至始终不看。“要看的书”则是自己想看的,不过有时未必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好书。这两者是很难一致的),连忙用笔摘下书名,或是用红笔做一个记号。这对我来说,是读报读刊物的最大乐趣之一,而且已经享受多年了。
  我手边有许多书,都是经过这样选择买来的。
  最近读伦敦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见有人编了一部西洋古今画家的书翰集。上下两册,并附有许多插画,觉得这一定是一部很难得的可读又可藏的好书,连忙用红笔在那幅广告上做了大大的两个记号,表示一定要去买了来。
  这类选集,我读过一部《画家论画》,是选辑西洋古今画家的画论、画评、以及他们日记书简中有关绘画的资料编辑而成。有的是论古人的作品;有的是论时人的作品;有的是论他们自己的作品的。这确是了解一位画家和他作品的最好参考资料。
  7 有些画家同时是很好的艺术批评家;有些画家则只是好发议论;有些画家则从来不大喜欢说话(如毕加索,就是其中之一)。关于后者,若是有机会读到他们的书信或是日记,往往可以令我们感到极大的兴趣,对于理解他们的作品会获得意外的启发。
  较近代的画家,有大批书信留下来的,是梵谷诃和果庚。看了他们的画,往往要令人认为他们一定不喜欢写信,至少不会是写信的能手。其实大谬不然,果庚和梵谷诃不仅留下了大批书信,而且这些信都写得极好:情意真切,内容丰富,是极好的所谓“书翰文学”。甚至有人说撇开两人的作品不谈,仅是这些书信,已经足够使他们在近代欧洲文艺圈子里占一个地位。
  那一部新出版的古今画家书信集的广告上,就特别提到了他们两人的名字。
  除了书信以外,有些画家还有日记留下来,果庚就有日记,鲁本斯也有日记。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罗瓦的日记,更是日记文学的名作。其中有他自己作品的纪录,有他的画论和画评,更有日常的记事。分量很多,共有数十年之久。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纪念,看来可能还会有一部特印的他的日记选本出版。如果有,那一定又是一部非买不可的好书了。
  ●日本新出版的几种中国美术图录
  一讲谈社的《中国美术》
  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大型图册《中国美术》三卷,是他们近年出版的《世界美术大系》的一部分。大系全书共二十四卷,外加别卷一册。《中国美术》共占了三册。
  这三册《中国美术》是值得特别介绍的,因为它是足以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出版物。
  第一、这三册《中国美术》里的一千多幅彩色和单色图片,全是由我国供稿的,全是由我国文物出版社聘请中国摄影专家,按照他们出版计划的需要,特别摄制供稿给日本讲谈社的。
  第二、三册《中国美术》里所介绍的全部中国艺术品,从铜器、陶瓷以至绘画,全部都是现藏国内的藏品,没有一件是已经流落海外或是到了外国人手上的。所介绍的藏品之中,有许多都是解放后新发现新出土的。这些新藏品已经填补了我国古代艺术史上的许多空白点,衔接许多失去的环节,解决了许多悬置已久的疑问。
  当然,我国古代艺术品,流失到外国人手上的已经很多,而且其中有不少都是难得的精品,就是流失到日本的也不少。但是从这三册《中国美术》所介绍的作品看来。现藏国内的我国艺术宝藏,仍是无比的丰富和优秀,仍足以压倒的优势面目与世人相见。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然而这也只有在新中国才可以达到的成就。试想,这十多年以来,若不是由于我们大力而且严厉的执行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政策,又不知有多少旧存的和新发现的文物会流失到别人手上去了。
  据讲谈社的介绍,这三册《中国美术》能够在日本出版,全是由中日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全力赞助,才能够实现的。通过了这两个团体的推荐,由我国文物出版社负起了供给全部资料图片的工作。据讲谈社在“出版说明”上介绍,文物出版社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曾经组织专家多人,在全国各重要博物馆挑选代表作和精品,摄制图片,又用专机飞往敦煌、云岗、麦积山、龙门等著名佛教艺术遗迹中心,摄制那些雕塑和壁画图片。因此,这三册《中国美术》全部是由我国供给资料和图片,而且是特别为这部书准备的。这件工作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当然不少,但是为了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发展,文物出版社自然乐意全力以赴了。
  三册《中国美术》,第一册主要介绍的是三代铜器至隋唐为止的我国古物。这包括战国漆器和楚墓文物、秦汉石刻、工艺品、青瓷和唐三彩等。
  第二册的内容是介绍我国的石窟艺术,包括了雕像、塑像和洞内的壁画。采录图片的范围,遍及敦煌千佛洞、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炳灵寺、麦积山,以及陕西、山西、四川等地的其他石窟,内容非常丰富。
  第三册的内容是介绍我国的绘画艺术,从古代的以至现代。起自五代顾闳中的《夜宴图》卷,以至新中国的国画、油画和版画家的作品。
  日本的美术制版印刷技术,是早已驰誉世界,达到了国际水准的。这三册《中国美术》的制版印刷和编排,因为开本大,图片又是特别摄制的,无论单色或是彩色的效果都十分好,清晰玲珑,奕奕有神,看来实在赏心悦目,定价又不算贵,折合港币算起来,三册一共只要一百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三册之中,我觉得内容最精彩的是第二册,即介绍我国各地石窟艺术部分。因为第三册的绘画部分,那些历代名迹,大都已经有机会在一些专集画册上见过了;第一册的铜器漆器和石刻陶瓷,除了石刻和陶俑以外,对我的吸引力都不大。因此看来看去,认为内容最好的是第二册。
  敦煌壁画和彩塑,在国内一直还没有图版较大的彩印专集出版,第二册《中国美术》在目前可以填补了这空虚。因为关于敦煌部分,它就有六七十幅图片,大部分都是尺寸很大的彩色版。敦煌僻处西陲,一般人都不大有机会能亲身去参观,对着这一幅图片,已经可以过屠门而大嚼了。
  除了敦煌、云岗、龙门之外,炳灵寺和巩县等处的石窟图片,都是比较少见的,这一卷里却有不少特地摄制的。卷首还译载了我国阎文儒的专文《石窟寺院的艺术》。
  第一卷所载的古铜器和漆器,属于新出土的最多,有许多形制都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如那座“人面方鼎”(图版四十五),四面有四个人脸,很大,每一个脸几乎占据了鼎的一边,而且是写实的,并非装饰化的面具。据考证这是殷代后期的制品,是一九五九年在长沙附近出土的。这是以前从未著录过的一件古器物。还有楚墓出土的漆器、乐器和木偶人。这些都是过去编著我国美术史的人从未见过的东西。
  二两种“全集”版的《中国美术》
  除了《世界美术大系》之外,日本出版的其他世界美术全集,其中也有关于中国美术的专册。
  日本已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共有两种。一种是平凡社版,在战前早已出版,一九五○年将旧版略加改编、换入若干新材料,重行出版。这部全集的《中国美术》部分,共占四册。
  另一种《世界美术全集》,是角川书店出版的。这是战后新编的,一九六二年着手出版,现在已经出齐,全集共三十九册,中国部分占了六册。
  平凡社的《世界美术全集》,战前的版本,是正集三十六册,别集十二册。从前在上海时买过一套,是向内山书店买的,早已连同存在上海的其他藏书全部失散了,因此其中关于中国美术部分的内容是怎样,己经记不起了。
  这次只是买了他们战后改版的中国部分共四册。第一册《秦汉六朝》,第二册《隋唐》,第三册《宋元》,第四册《明清和近代》。他们是在一九五○年改版的,因此其中也采用了一些新中国的资料,有些我国新发现新出土的文物图片。在“近代”的最末部分,还简略的介绍了一下新中国的艺术活动。
  这四册《中国美术》,每册除了文字说明外,有彩图十六幅,单色版一百二十多幅,外加本文的插图约二百幅。在印刷制版方面当然及不上角川书店新编的那么精好。但他们有许多图片,各建筑物陵墓和石刻,所采用的都是战前的旧摄影,有的原迹早已毁坏了,有的变化很大,因此很有参考价值。
  角川的《世界美术全集》里的《中国美术》,由于是新编印的,图片的编排和印刷都非常精美。图版大,制版好,印刷又精,每册原色版有三十幅。他们采用我国的新材料较多,因此内容自然比平凡社版的更为精彩。
  这两种“全集”版的《中国美术》编辑方针与讲谈社的“大系”编辑方针不同。“大系”版的三册《中国美术》,图片全是由我们供稿的,所介绍的也以现存我国国内者为限;平凡社和角川书店的两种,则兼收并蓄,包括历来流失到国外的我国美术品在内。因此也有他们的特点。
  ●三关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图籍
  日本的讲谈社除了出版《世界美术大系》之外,最近又准备出版一套介绍世界有名各大博物院美术馆的图录,预定要出版二十四卷,已有拟定的目录印出来,我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占了两卷。
  其余是日本自己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两卷、法国巴黎卢佛美术馆两卷、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两卷。余下的如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埃及开罗博物馆、巴黎近代美术馆等等,都是各占一册。他们准备以二十四巨册的幅篇,介绍世界有名的二十间美术博物馆。
  本文执笔时,《故宫博物院》的两册还未出版,当然还不知道内容怎样。但是根据他们编印《世界美术大系》,尤其是那三卷《中国美术》的认真态度看来,可以信赖这一批计划中的新出版物,一定也会编印得很不错的。
  近年不断的有日本文化代表团和作家代表团到我国来访问,再加上讲谈社本身已经有了编印那三册《中国美术》的经验,这次对于介绍我国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一定能胜任愉快,说不定早已完成藏品的介绍和摄影工作了。
  我国故宫博物院的规模之大和藏品的丰富,是举世闻名的。我们还有一项可以自豪的特点,那就是全部藏品,都是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都是劳动人民的勤劳果实。其中绝对没有掠夺品,更没有来历不明的赃物。这一点,外国有几间有名的博物馆,他们有不少珍贵的陈列品,其来历是说起了不免要脸红的。
  我曾三游故宫博物馆,三次可说都是匆匆的一瞥。我曾自己略略的计算一下,如果想略为安详的看一看故宫博物院陈列的文物和故宫建筑本身,分三路来看。第一天先看一个全貌,然后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午门到神武门,东西中三路来回各看两遍。这样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也许多少能看得周到一点。当然,即使是连看一个星期,也还不能说是详细。
  何况,现在北京除了故宫博物院,在文物展览方面,还有历史文化博物馆,也是够你看几天也看不完的。
  我很希望讲谈社这一套新出版物的编印成功,尤其是关于我国故宫博物院两册的内容,能不负我的期待。
  ●华萨里的《画家传》
  欧洲的古典艺术,精华萃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在将近二百五十年的时间内,意大利不知产生了多少有才能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他们的作品,到今天大部分已经毁坏消失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介绍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的著作,可说车载斗量。不要说是对于一般的美术爱好者,就是对于一个专门研究艺术史的人,也读不胜读。但是在这些无数的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的著作中,有一部书,差不多是每一个人都不免要提起的,或是直接间接采用其中资料的,这就是华萨里的这部《画家传》。
  乔基奥·华萨里是意大利人,他的这部著作全名,该是《意大利最杰出的建筑家、画家和雕刻家列传》,但是由于这个书名太长了,一般都简称作《画家传》或是《艺术家传》,甚或只是用“据华萨里说”来代表。反正至今只产生过一个华萨里,也只有一部这样的著作,总不会被人误会或是弄错的。
  华萨里生于一五一一年,死于一五七四年。他的生存年代,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最光华灿烂的时代。大部分的文艺复兴大师,与他都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朋友,他自己也是画家。他见过弥盖朗基罗,见过拉斐尔,见到达文西,也见过谛善。这就已经够了。此外自然还见过他的同时代无数大大小小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的朋友亲戚子女,以及雇用豢养这些艺术家的贵族豪门和教王、主教们。华萨里忽发雄心,要给这些艺术家们,无论识与不识,见过面或是未见面的,给他们每人写一篇传记,记载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以及艺术特点,留供后人作参考。于是就写下了这部《意大利最杰出的建筑家、画家和雕刻家列传》。
  这一来,他的这部《画家传》就成了关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艺术最可宝贵的著作,简直是这方面的知识宝库。试想,有几个人曾去参观过谛善的画室,归来写下所见的印象?有几个人曾留下纪录,说他曾亲眼见过巨人弥盖朗基罗在雕刻室里对了整块的大理石,运斤成风的豪迈气概?有几个人曾见过画好不久的《西斯廷的圣母像》和《蒙娜丽莎》?这些只有华萨里有这眼福,而且都在他的《画家传》里留下了纪录。因此,这部书就成了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史的人必读的著作。
  华萨里是弥盖朗基罗的弟子,因此在他的《画家传》里,对于他的老师记载得特别详尽。但是令后人读来,更特别感到兴趣的,乃是他对于达文西的记载。达文西是在一五一九年去世,这时华萨里刚好十岁,因此,他的书内对于达文西的杰作《蒙娜丽莎》的记载,成了最可宝贵的资料。虽然未必全然可靠,但是除了在《画家传》以外,就没有别的地方有这样第一手的资料。
  现在凡是介绍《蒙娜丽莎》这幅画的人,很爱说达文西将这个妇人的画像一共继续画了四年,还认为未曾画完。又说为了使她能面带笑容,画时特地请人在一旁奏乐,或是向她讲笑话。这类典故,都是出自华萨里的书中。若是没有《画家传》,我们就根本不会知道这些有趣的事情。这些事情无论是真是假,至少是在当时就已经有人这么说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即使有机会能在巴黎卢佛美术馆里,站在《蒙娜丽莎》的面前,亲眼欣赏这幅达文西的杰作,但它到底是已有五百年历史的一幅“古画”了,油色已经无可避免的趋于黯沉。可是在华萨里见到达文西的这幅作品时,它的色彩完全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样。我们试看华萨里在他的《画家传》里怎样记载他对于这幅画所得的印象:
  “凡是想看看艺术模仿自然,可以达到怎样程度的人,不妨去看看这幅画像。对象的每一个优点每一个特点都忠实的再现了出来。那一对眼睛是明朗而且盈盈滋润的,而环绕它们四周的却是在活人眼上可以见到的那种淡红色的小圆圈,睫毛和眉毛的描绘,都是无以复加的逼真,仿佛每一根毛发都是自皮肤上钻出,方向各自有别,连每一颗油泡都如实的被表现出来。鼻尖和美丽的嫩红色的鼻孔,看来很容易令人相信这是活的。那一张嘴,轮廓是值得令人羡慕的,色调是玫瑰红的,完全与康乃馨浅红色的面颊相称,这看来简直像是有血有肉,而不是画出来的。凡是向画中人的咽喉看得过分仔细的人,会仿佛觉得看出了它的脉搏在跳动。这是艺术的奇迹。”
  这样的《蒙娜丽莎》,只有华萨里有这份眼福,后人是无法再见到的了。并且,他若是不曾在《画家传》里这么记载下来,谁又会知道原来的《蒙娜丽莎》是这样的呢?
  仅是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对于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人,这是一部怎样重要的必读的著作。
  华萨里的《画家传》,初版于一五五零年,初版《画家传》所著录的画家,在当时只有一个还是活着的,那就是他的老师弥盖朗基罗。初版的《画家传》虽然是史无前例的著作,他当然很自负,可是同时也很不满意。因此一直又在搜集材料,进行补充和修改。这样一直过了十八年,在一五六八年又出版了修改后的第二版《画家传》。
  第二版的《画家传》,不仅内容焕然一新,而且篇幅也扩充了,除了原有的弥盖朗基罗以外,有好几个现存的画家也有了著录,等于是一部重写的新著。一共有五大册,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华萨里原文了。
  这书现在当然早已有了好多种的语文译本。以英译本来说,一八五零年出版的福斯特夫人的译本,可说是最标准也是最完整的译本。后来虽然另有别人再译过,但是以英译本来说,现在最受人称赞的仍是一百年以前的福斯特夫人的译本。
  除了华萨里的原文以外,后来的版本大都加了注释和考证,这是极重要的。这些注释家和考据家根据华萨里所叙述的,再参考其他方面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加以补充和校正。但这些考证和注释,对于专门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史的人才是重要的,一般的读者大都不感兴趣了。
  除了注释和考证以外,还有插图,对于像《画家传》这样的一部著作,自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华萨里的《画家传》第二版出版时,已经在每一篇传记之前加了一幅画像,这是依据当时流传的画家肖像来重绘后木刻的,大概都是华萨里自己的手笔。现代版的《画家传》,当然可以大量的增加插图,包括建筑物的摄影以及彩色版的原画了。
  在英译本之中,就我见过的插图本的《画家传》来说,最理想的是英国麦地希出版社所出版的一种。这家出版社本是专门出版名画复制品的,当然在取材方面是驾轻就熟。但是更难得的是开本大,文字印得疏朗易读,全书共印成十二巨册。可惜这是豪华版,售价太高,不适合一般读书人的购买条件。
  华萨里的这部书,自然不免有许多误错,而且他又喜欢以当时的道听途说,不加考核就据为题材。这是他的短处,但是在相隔将近五百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短处也变得难得可贵。因为,除了他的这部《画家传》以外,我们再也找不出第二部有关文艺复兴艺术这样知识丰富的大宝库。
  ●纪伯伦与梅的情书
  纪伯伦是诗人、散文家,同时也是画家。他曾在巴黎美术学院学画。他的作品单行本里有许多插画,全是他自己的作品。
  纪伯伦是大雕刻家罗丹的弟子。他的笔下的人物,都带有浓厚的罗丹速写风格。他所画的基督像,依我看来,简直是用他的老师作模特儿的。那些仿佛梦幻似的风景和人物,也受了罗丹速写的影响。难怪罗丹对他很称许,说他的才艺有点像英国的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
  纪伯伦是黎巴嫩人,一八八三年出世。十二岁时就跟了家人离开故乡到美国,侨居在波士顿,后来曾回到黎巴嫩去求学,并且旅行各地。十九岁时再离开家乡。以后就一直不曾回去过了。
  他有一个女朋友,名叫梅赛亚德,是一位女作家,也是黎巴嫩人。两人的关系是一种充满了诗意的罗曼斯。有一篇文章曾这么谈到他们两人的关系道:
  “这简直是有一点难以想象的,一男一女除了在纸上通信以外,彼此从不相识,也不曾见过面,会相爱起来。但是艺术家们自有他们自己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这只有他们自已能够理解的。伟大的黎巴嫩女作家梅赛亚德和纪伯伦的情事,就是如此。”
  一九三一年纪伯伦去世后,梅赛亚德曾将两人之间往来的一部分书信公开了。这件事情才确切的为世人所知道。有一封信,是梅赛亚德从埃及开罗寄给纪伯伦的,写信的年月是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这时纪伯伦出版了他的小说《破裂的翅膀》,寄了一部给梅,请她批评。梅读了之后就回了一封信,其中对于结婚和妇人的忠贞问题,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段这么说:
  “..纪伯伦,关于结婚问题,我对你的见解不能表示同意。我尊敬你的思想,敬重你的意见,因为我知道你对于为了崇高的目的订下的原则所作的防护,乃是认真而且严肃的。我完全同意你推动女性解放的那些基本原则。女性是应该像男子一样,自由地去选择她自己的丈夫。这不该被她的邻人和亲友的忠告和帮助所左右,应该由她自己个人的取舍去决定。当她选定了她的生活伴侣之后,一个妇人就应该使自已完全接受这种共同生活的义务的束缚。你说这些是由时代所构成的沉重的锁链。是的,我同意你的说法,这些确是沉重的锁链,但是请记住,这些锁链乃是出于自然之手,而他也正是今日女性的制造者。”
  纪伯伦在信上继续回答梅的询问,自然,他所用的言语是带有一点象征意味的:
  “..至于我今天身上所穿的衣服,依照习惯是同时要穿两套的:一套是织工所织,裁缝所缝制;另一套则是血肉和骨头制成的。但是今天我所穿的那一套,乃是一件宽大的长袍,其上洒满了不同颜色墨水的碎点。这件长袍与游方僧人所穿的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较为干净而已。当我回到东方以后,我就不穿别的,只穿老式的东方衣服。
  ●“..至于我的办事室,至今仍是没有屋顶,也没有四壁,但是沙的海和空气的海,都与昨天的它们相似,波浪滔天,而且没有涯岸。但是我们用来在这些海中行驶的船却是没有桅的。你看你是否认为你能够为我的船供应桅杆呢?”
  纪伯伦又用象征的手法,向梅描写他自己:
  “我将怎样告诉你上帝在两个妇人之间将他捉住的这个人呢?其中一个将他的梦化为醒觉;另一个则将他的醒觉化为梦。我对于上帝将他放在两盏灯之间的这个人,要说些什么呢?她是忧郁还是快乐?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陌生人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问你,你是否愿意这个人在这世界上继续是一个陌生人,他的言语是世人一个也不用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仍想问你,你是否愿意用这个人所用的言语同他说话,因为你对这样的言语是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更好的。
  “在这世界上,有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灵魂的言语;在这世界上,同时也有许多人不了解你的灵魂的言语。梅呀,我乃是生活曾赐给我们许多朋友和知己的那些人之一。但是请你告诉我:在这些认真的朋友之中,是否有人我们可以对PGN0067.TXTPGN他说:‘请你将我们的十字架,背负一天如何?’
  “是否有任何人知道在我们的歌唱后面还另有一首歌曲,这是不能由声音所歌唱,也不能用微颤的弦索来表达的?是否有任何人能从我们的忧愁之中看出欢乐,从我们的欢乐之中看出忧愁呢?
  “..梅呀,你可记得,你曾经告诉我,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信给你,向你索取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索取的——你的照片吗?我曾经一再想到这个新闻记者的要求,可是每一次我总是这么向我自己说:我不是新闻记者,因此我不便要求新闻记者所要求的东西。是的,我不是记者。如果我是什么刊物报纸的老板或是编辑人,我就会坦白的不害羞地向她索取她的照片。可是我不是记者,这叫我怎么办呢?”PGN0068.TXTPGN
  ●龚果尔弟兄日记
  法国龚果尔弟兄合著的小说,我仿佛只读过一种,这还是多年以前的事,我那时还年轻,所以还有那么好胃口。其实不看也罢,因为当时我所看的是一部什么小说,内容是讲些什么,现在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可知这样的小说实在是不看也没有什么损失的。若是别的小说,那就不然了。随便举一熟悉的例来说,如果是《茶花女》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看了之后,谁又会忘记呢?
  因此龚果尔弟兄合作的那些小说,实在不看也罢。至于他们两人合写的那部日记,那倒是值得我来读的。
  已经不只一次有人说过,他们弟兄两人在四十多年间合作的五十多部作品,最好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人所写的这部日记。这里面的原因很奥妙,又很简单,一句话来说,两人是文艺爱好者,是文艺家,但不是文艺作家。他们的那些作品,并非为了非写不可才写的。他们不必依赖写作来糊口,也没有非写不可的热情。两弟兄一再合作写下了那许多作品,绝大部分是由于经常同当代那些文人往来,自己见猎心喜,不甘缄默而已。因此所写下的那些作品,都是可有可无之作。
  但是两人每晚随手记下的那些日记,却是性质全然不同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龚果尔弟兄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是由于他们家道富厚,而又爱好文艺、了解文艺,所往还的全是当代文人和艺术家,又肯对新作家加以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文艺沙龙俨然成了巴黎的文坛中心。两人又有收藏癖,当时正流行东方色彩的小艺术品,他们热衷于此,又喜欢购藏精本书籍,因此每晚在灯下所写的日记,其中就充满他们与同时代作家的交游往还。这些人物的言论、活动、癖好和轶闻,以及他们自己对于当代人物、书籍和艺术品的评介。
  龚果尔弟兄不是第一流的文艺作家,但是他们对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见解却很精辟。有了这个条件,使得他们两弟兄所写的日记,内容就更加充实。龚果尔弟兄日记,会成为法国古今无两的一部作品,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龚果尔弟兄日记,开始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直继续到一八九六年。不过,这里面有一点是该特别说明的:龚果尔弟兄两人是分不开的。他们弟兄两人的声誉,以及这日记的引人之处,全是由于弟兄两人的合作。可是,到了一八七零一月二日,弟弟茹莱·龚果尔生了病,写了这一天的日记便不曾再写下去,到了六月二十日便去世了。于是这部日记就中断了一些时候,后来再由哥哥爱德蒙一人写下去,一直写到一八九六年。
  我们今日所读到的龚果尔日记选本,总是选到弟弟去世的时期为止。这就是由于他们弟兄两人在文艺的成就上是分不开的。一八七零年以后的龚果尔日记,那只是爱德蒙个人的日记,已经不是龚果尔弟兄日记了。
  很少人曾经读过龚果尔日记的全部。这不仅因为全部的卷帙很多,更因为其中有许多涉及当时人的隐私,怕这些有关者的后人读了难堪,所以一直至今仍保留着不发表。今日通行的龚果尔日记,无论是法文原本或是外国语的译本,都是经过相当删节的,并不是全部。
  茹莱·龚果尔在一八七零年早死,哥哥爱德蒙却多活了二十六年,到一八九六年才去世,活了七十多岁。他在晚年捐出自己的私财作基金,组织一个学会,用来鼓励青年作家的写作。这个学会就是今日有名的龚果尔学会。
  ●有一时期与法兰西学士院处于对立状态,壁垒森严,一个尊重旧的,一个代表新的。他们所设立的龚果尔文学奖金,至今仍是法国作家认为最高的荣誉。
  龚果尔弟兄日记,按照哥哥爱德蒙的预定计划,本来是规定要在他死后二十年才开始陆续发表的。可是后来,拗不过朋友们的要求,尤其是都德的怂恿,爱德蒙曾选了一部分先行发表。
  爱德蒙曾在他们日记的序文上说:
  “这全部原稿,可说是在我们两人口授之下,由我兄弟一人执笔写成的。这正是我们用来写这些回忆录的方法。当我兄弟去世后,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已经结束了,因为我决定将我们的日记在一八七零年一月二十日这天封笔不写。因为他的手在这天已经写下了他的绝笔。”
  可是爱德蒙后来终于又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一八九六年。
  ●读延平王户官杨英的《从征实录》
  一影印本的《从征实录》
  以前读日本人所写的郑成功传记,见他们引用杨英的《从征实录》,材料都是其他各书所未有的,很想找到这本书来看看。知道它有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影印本,便托在北京的友人去买。回信说已经没有存书了。后来向友人和图书馆去借,也不曾借到,因此当时始终未曾读到这本书。
  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读书就是这么随兴之所至,钻研一个问题,尽可能的将有关资料集中在一起看个痛快;兴致一过,便又束之高阁,再去涉猎别的课题。这几年很少再去注意郑氏的传记资料,因此,《从征实录》也早已被我置之脑后了。不料昨天逛书店,竟在中华书局的古籍部架上看到了这书,而且还不止一部,并且都是簇新的,大约是新近从什么仓库里发现的。
  买书就是这样有趣的事:可遇而不可求。十多年前那么上天下地刻意要找也找不到的一本书,十多年后,事过境迁,却不费工夫的遇到。好在价钱并不很贵,我随即毫不踌躇的买了一本回来。
  虽然对于郑成功的研究久已被抛置一边了,但是为了一偿十多年的宿愿,回来后我仍在灯下一口气将这本书翻阅了一遍。果然内容十分丰富,确是要研究郑成功的人不能不读的一本书。
  这部《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是民国二十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的史料丛书之一,是根据原稿的影印本。这部手稿是当时从福建故家发现的,以前从未刊行,也未有人提起过,因此较早出版的关于郑氏传记的作者,都未见过这书。据朱希祖在本书影印本的序文上说:
  “此书出于福建故家所藏,前后霉烂,书题四字脱去,末亦有缺文。装成四册,邮寄北平时,称为《延平实录》。因‘录’字原文尚隐约可辨,遂锡以此名。余观此书体例,不以延平一生事迹为始末,而以杨英从征目睹为标准..故余改其题为从征实录,而冠以杨英二字。”
  杨英是郑成功麾下所设置的六官之一,称为户官,职掌粮秣簿籍之事,追随郑氏十余年。书中对于行军筹饷,人事建设各项,记载特详,而且材料都是录自各科案卷和书牍,是研究郑氏事迹不可少的原始史料。其中记载郑氏与清廷使者议和的往返文书(关于与清人议和事,郑氏自谓系“清朝亦欲诒我乎,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也”),和攻克台湾初期的困苦艰难情形,都是杨英亲身经历的见闻,为他书所未见者,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二实录有关台湾的记载
  郑成功在进兵台湾之前,还经过一个封锁台湾,不许沿海和外国船只与占据台湾的红夷通商往来的阶段。这是杨英的《从征实录》所留下来的珍贵史料之一。见明永历十一年六月项下所记:
  ●“藩驾驻思明州,台湾红夷酋长揆一,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启藩,年愿纳贡和港通商,并陈外国宝物,许之。因先年武洋船到彼,红夷每多留难,本藩遂刻示传令,各港湾并东西夷各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输饷五千两,箭杆十万枝,硫磺千担,遂许通商。”
  这里所说的“藩”,就是指郑成功,这是杨英对郑氏的尊称。因为郑氏封延平郡王,诏许设立六部,自委职官,所以称为藩主,俨然是一个自立门户的小朝廷,何廷斌后来献了一幅台湾地图给郑成功,这才使他明白台湾的土地如何辽阔沃肥,决定一有时机,就要将它收复。他在决定要征讨占据台湾的荷兰人时,就先同部下这么集议道:
  “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所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
  进兵台湾时机的成熟,则是由于有了内应,据魏源的《圣武纪》所载:
  “时荷兰二城,已置揆一王守之,与南洋吕宋占城诸国互市,渐成都会。适其主计之臣,负帑二十万,恐发觉无以偿,乃走投成功,请为兵向导。成功览其地图,叹曰,此亦海外之扶余也。”
  这里所说的“荷兰二城”,乃是指荷兰人在台湾所占据的二城,即赤嵌与安平镇。只是不知那个“主计之臣”,是否就是献地图的何廷斌。不过在郑成功实行进兵台湾时,何廷斌则已经随军出发。这次出征不曾多带军粮,就是听了何廷斌的话。杨英记载这事道:
  “时官兵不多带行粮,因何廷斌称数日到台湾,粮米不竭,至是阻风乏粮。”
  后来郑成功在鹿耳门登陆,攻下了赤嵌城,揆一派使者来议和,郑氏后来向他招降。这几次任通译的都是何廷斌,可知他早已为郑氏所用了。
  三实录记郑氏开辟台湾的艰苦
  《从征实录》记郑氏开辟台湾初期的艰苦,尤其是粮食匮乏,部众趑趄不前情形,都是其他书上所未载的。杨英身为户官,负责军需,所以对于这方面的一切知之特详,这正是杨氏《从征实录》的可贵处。
  郑氏进取台湾之初,据本书所载,在永历十五年正月,曾召集诸将密议云:
  “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
  ●聚教训。时众俱不敢违,然颇有难色..。”
  可知在集议时已经有人暗中反对,因此在正式出发时,更有人逃亡,原书第一四九页云:
  “三月初十日,藩驾驻料罗,候风顺开驾。时官兵多以过洋为难,思逃者多,随委英兵镇陈瑞搜获捉解。”
  接着,在出征途中和抵达台湾之后,都发生了缺粮的恐慌。这是预计在台湾登陆以后就可以就地征收粮饷,不料当时台湾竟是少产米谷的,同时留守思明州金门的部将,为了反对郑氏进攻台湾,竟至扣留粮船不发,使得在台湾的郑氏军队几乎有绝粮之虞。杨氏记当时情形云:
  “七月,藩驾驻承天府,户官运粮船不至,官兵乏粮,每乡斗价至四、五钱不等,令民间输纳杂子蕃薯发给兵粮。”
  “八月,藩驾驻承天府,户官运粮船犹不至,官兵至食木子充饥,且忧脱巾之变,遣杨府尹同户都率杨英经鹿耳门,守候粮船,并官私船有东来者尽行买籴给兵。时粮米不给,官兵日只二餐,多有病没,兵心嗷嗷。”
  据另一书《海上见闻录》(阮旻锡著,也是郑氏部下)所载:永历十六年正月,郑氏下令将家眷搬到台湾,留守思明金门之“郑泰洪旭黄廷等皆不欲行,于是不发一船至台湾,而差船来调监纪洪初辟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往,岛上信息隔绝”。这种后方违令不肯合作的事件,不仅使得当时占领台湾的郑氏大军发生缺粮现象,而且也使得郑氏本人心里非常愤慨。幸亏赶紧下令指导土人开垦耕种,颁发耕牛犁耙等物,直到第一季收割有成,这才度过了难关。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日记
  公元一七九二年(满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曾派了一个亲善使节团来访问满清。这是英国第一次派使臣正式到中国来访问。本来在前几年已经有一位使臣衔命东来,不幸在半路上因病去世,这才在一七九二年又遴选继续完成这使命的人。这一次所选中的是乔治·马戛尔尼爵士。他在这年九月间启程东来,次年六月抵达广东洋面,七月到了大沽。这时乾隆皇帝正驻跸热河避暑山庄。马戛尔尼一行人在九月初被护送到热河。十四日正式觐见。九月底回到北京,十月初离京从内河南下,十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一七九四年一月十日离开广州,经澳门下船归国,在这年九月间才回到了伦敦,来回一共花费了三年的时间。
  马戛尔尼此行,在表面上是向满清作亲善访问,向乾隆皇帝祝寿,顺便再找机会建立贸易关系。事实上他另负有一个更重大的任务,那就是要向满清作一个全面的调查,以便作为将来应付中国问题的根据。因此,他这次所带的随员近百人,从军事人员以至科技和园艺学家都有,各人都有指定的观察和任务。
  马戛尔尼本人,在这次头尾三年的出使中国旅程中,曾留下了一部很详细的日记。这部日记原稿,本来为玛理逊图书馆所藏,后来被日本一个工业财阀购得,赠给了“东洋文库”。因此这部日记原稿现藏日本。
  这部有关中英早期外交关系的原始资料,一直未曾正式发表过,直到最近,才由一位克朗关尔宾先生加以校注,第一次出版了单行本。出版者是英国伦敦的“朗文”出版公司,每册定价四十二先令。
  这部日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在我们看来。将它与当时官方文件和私人记载互相对比一下,就可以获得这一个使节团在当时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的真相。这日记的本身,也有许多有趣之处。马戛尔尼记载他的日记,当然不是准备留给我们看的,更不是写给当时的满清官员看的,因此,其中有许多地方对满清很不敬,尤其是军事方面。他甚至坦白地说,如果满清胆敢阻挠英国人的贸易活动,则英国人只需用几艘战舰,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可以从海南岛以至大沽口,将满清的水师、航运和交通完全加以摧毁。不过,他也对中国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感到了踌躇,说是除非他们“自动的甘愿降服”,否则是不能征服的,因为“即使杀了几百万,也不会觉得什么”。
  ●许地山校录的《达衷集》
  三十多年前,许地山先生校录出版的《达衷集》,在今天看来,仍是一本可供参考的有用的书。这书有一个副题:“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是他在牛津大学留学期间,从校中的波德利安图书馆所藏有关英国和满清交涉史料中辑录出来的。来源是当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分公司存档的旧信和一些往来的公文副本,他们都捐赠给牛津大学图书馆。许地山先生所抄的不过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都是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同满清官衙往来交涉的公函呈文和告谕,也有一些私人函件。后者比前者更有趣,因为其中有些竟是这些英国烟商与沿岸私枭奸民往来通消息的函件。
  这些资料,原来都抄成两册,除了各件原来标题外,自然不会有总名。《达衷集》这书名的来源,是许地山先生发现其中有一项文件称为《尺牍类函呈文书达衷集中目录》,他就采用了《达衷集》作为出版的书名。
  《达衷集》分为两卷,主要的内容是那个强行要在满清沿海进行贸易的英国船主胡夏米,沿途与满清官商往来的文书,反映他经过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所招惹的事端。另一部分内容则是英国商民在广州历年与当地官商往来交涉的文书,如英国水手打死中国人,英国商船不依定例停泊,以及传达法令等等交涉经过。时间则历经满清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如英船水手杀死黄亚胜、蒋亚有的两宗凶杀案,都是发生在嘉庆朝的,胡夏米的事件,则是道光朝的事了。
  在胡夏米有关部分的资料中,有好几封是内地私贩奸民写给他的信,有的向他通报消息,有的接洽鸦片货物走私的方法。在现在读起来,不仅令人惊心怵目,更令人有今昔之感,因为有几封信仿佛就是眼前的走狗败类向它们的主子来告密通消息的信。
  如一个汉奸写信通知胡夏米说:
  “特字通知汝船中船主驾,记(应作既)入五虎,不可入闽安镇口。现锣身塔(应作罗星塔)地方有官兵千余人,四面伏兵,灭你大驾大船。汝船不能保全,我前日在抚台衙门内闻知两院上本与皇上知道。不可入闽安,恐九死无生,悔之晚矣。我祖宗洋船犯风,打汝贵国,劳汝贵国补助,送回。我恩情未报汝大恩,特送上好武彝岩茶一匣,有银无处买。”
  这个汉奸,为了他的祖宗在海上遇难曾受过英国船救助,现在竟卖军事消息,还要附送“上好武彝岩茶”一匣。可说荒唐之至。
  另有一个汉奸,写信给胡夏米,替他想方法,保证船只可以进口买卖,而且代他拟了一个给官府的禀贴。这封标题为《汉奸致英船主书》,抄在《达衷集》卷上的“福建事情”部分内。原信云:
  “近闻宝船至我界口,各处关口防守甚严。我有一言相告,未知听否?若听我言,包许进口卖货。我代你做了一纸叩禀之字相送,与须着人用小舟进省,到福省大将军麾下投递,万无不准。福省官员,唯将军最喜英国之船进关,卖货税例,乃是将军收管。你船到了福省,代你作个通事,未知用否?”
  这以下就是这个汉奸代胡夏米拟的禀贴。他这封信和代拟的禀贴,在所抄的诸件之中,算是文字比较通顺的,可知他曾经读过几年书,而且根据信上最末那句:“你船到了福省,代你作个通事,未知用否?”看来,他可能还是读过洋书的。那么他“学鲜卑语”,原来是用作这样的“敲门砖”,也太没有出息了!
  最有趣的,是有一个自称“三山举人”的家伙,曾经一再写信给胡夏米。最初是向胡夏米通消息,要送“内河水图”给他,后来就图穷匕见,在信上向他借盘费上京应考,不堪之至。当时论述时事的笔记野史上也曾经一再提过这个败类。他的信,有好几封就收在《达衷集》内。有一封写给“大英贵国大船主”的,一开头便说:
  “特字通知。有内河水图送你知道。我前一日上省探听,现在抚台总(应作准)锣心塔(应作罗星塔)地方,存火炮打汝全船..”
  这个“三山举人”,文笔欠通,而且还在信上夹杂了许多福建话的土音字,读起来费解。许地山先生曾费了不少精神给他注释,这里不再抄了。他写了几封向胡夏米讨好的信之后,就开口向他“求助”了。他在一封信上说:
  “大英国胡夏米老爷,船主大驾,宝舟回国,特来送行。前一日,多蒙老爷雅爱,订许今日特来求赠书财。我是贫穷举子,并无一物相送,乃孝子奉母言,令我送行。不是下类之人,可怜无恩可报。但愿老爷顺风相信,一路平安。船主老爷乃是大富大贵之人,量大如海..望老爷开此大恩德..蒙天庇佑,相逢贵老爷相送书财,我有日求得一官,做犬马报你大恩。若不能得官,后世转世,做犬马去你贵国船主家中报恩..”
  还有一封,也是如此,总是自称是“举人”,又是“孝子”,而且表示愿意来生做犬马到“船主大老爷”家中去报恩。可知他不仅甘愿做“黄皮狗”,而且希望投胎做“白皮狗”,一厢情愿,令人仿佛如见这个败类的嘴脸。
  《达衷集》后半部所抄录的文书,全是同广东方面有关的,包括英国商船水手因为杀人犯案,同官厅往来的文书,粤海关给他们的公文,以及洋行买办伍浩官等人同他们在贸易上往来的函件。
  英国水手在广州所犯的杀人案,有关文书见诸《达衷集》的,有被英国水手戮死的黄亚胜一案。起因是为了银钱争执。中国方面的见证,肯定黄亚胜是被“红毛国”水手杀死的,可是英国船主起先说黄亚胜由于讹骗英国水手银两,发生争执,致被杀死。可是当满清官方勒令交出凶手时,又狡狯地推说查不出犯案的水手是谁,甚至说无从肯定是不是他们船上的水手。
  集中所抄存的英国船主“哑吐■上镇粤将军禀”,以及给巡抚和两广总督的呈文,都采取了这样推搪的口吻:
  “禀为民人黄亚胜被人戮伤一事,因夷等已查明该事,且不见实据。黄亚胜以本处人被戮伤,并若死者真被夷人戮伤,人证方亚科周亚德不实知犯罪者或系咪利坚国人,或系英吉利国夷人,而现发给红牌,与咪利坚国船但给之,与本国船未有..”
  由于英国船主采用了这样狡辩拖延的手段,这一宗命案终于被他们赖掉了,后来不了了之。
  还有较后的“核治骨船”开枪打伤泥船工伴蒋亚有一案,也有好几封往来文书抄录在《达衷集》内。这一宗行凶案,结果也是不了了之。这些文书,都反映出英国鸦片商人,在广州逐渐猖獗,犯了命案,已经不肯把犯案的凶手交给满清官厅审问,故意采用种种拖延搪塞的手段,将凶手用船送回国,然后表示一时查不出,或是派人回国细查了事。
  满清官厅就这么逐步丧失了对英国烟商水手的审判权。
  校录者许地山先生说得好,“《达衷集》第二卷比较重要,因为我们从中可以寻出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外国金融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当时中国官吏的糊涂,每于公文中显露出来。”
  至于那些私贩奸民,勾结英国鸦片烟商私下进行非法贸易,或是出卖情报消息。这些人的发展,由于后来鸦片买卖合法化了,这些依赖洋人生活的人,也摇身一变,成为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康伯度买办之流的洋奴分子了。
  ●《天方夜谭》里的中国
  有名的《天方夜谭》,是古代阿拉伯故事的大宝库。自十三世纪开始,来源不一的故事,就经过许多不同的口述和手写,逐渐的集中在一起,成为今日世人所熟知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集》。
  这些故事的来源,远及非亚欧三洲。十三世纪,正是我国的宋元之交,因此在《天方夜谭》里所提到的中国,大都是在唐朝曾侨居在广州的阿拉伯人带回去的知识。稍后一点的,所提到便是元朝的情形了。因此,这时中国就被说成是一个在极远的地方,可又是极大的国家,她的特点之一是皇帝最喜欢杀人。
  有名的褒顿爵士的《天方夜谭》译本,在注释上对于有些故事里提到中国人情风俗的地方,都作了极有价值的注解。最近不是时常有人提起陈列在开罗博物院里的的中国古瓷,这都是在阿联境内发掘出来的。这不是可以用来证明中阿文化交流历史的久远吗?《天方夜谭》里的《汗里姆·宾·亚玉布》故事中所包含的第二个太监所讲的故事,其中就讲到这个太监的女主人和女儿等,因为知道主人塌屋压死,叫太监将家中陈列的器物瓷器,全部打烂,用来发泄心中的悲愤。这个太监说:
  “于是我就跟了她去,协助她打毁屋内所有的一切格架,以及其上所有的一切,这样之后,我又遍巡屋顶天台以及每一个地点,打碎我所能打碎的一切,使得屋内没有一件瓷器不是破的..。”
  褒顿爵士在这里就加以注释道:
  “据说这正是埃及和叙利亚的一种风俗,他们要在室内六七尺的高处,用格架沿了墙壁四周,陈列许多精致的中国瓷罐,构成一种极富丽的墙饰。我在大马士革时曾购买了许多,直到当地人士懂得了它们的可贵,开始向我索取惊人的高价。”
  褒顿爵士在这注释里所说的,毫无疑问的就是现在陈列在开罗博物院里的那些中国瓷罐。以中国瓷罐来作室内装饰的风气,不仅在非洲有,就是南洋一带也曾十分流行。就由于珍视我国的瓷器,不仅视为艺术装饰品,而且视为传家之宝,非洲和南洋许多地方很早就同我们有了文化贸易上的关系。
  又在《阿布·穆罕默德和拉赛波妮丝》的故事里,穆罕默德在海中遇救,救他的船只是属于在中国境内的“哈拉特”城的。中国当然没有这样的一座城池。褒顿爵士说,凡是说到渺不可及的极难以想象的地方,由于中国国境之大,他们总是说这地方在中国境内。
  又在《阿里沙与女奴茱茉露》的故事里,女奴不肯卖身给一个将胡须染色的买主,吟诗向他嘲笑,其中有两句是:
  “你去的时候胡须是一样,
  回来的时候又是一样,
  像夜晚做中国影子戏的丑脚那般。”
  褒顿爵士在这里加上注释,说明中国影子戏的表演方法,有点像外国的傀儡戏那样,不过是用一幅透明的布幔,燃灯在里面,用手将傀儡的黑影投在布幔上来表演。
  褒顿爵士当时是英国派驻中东的领事,他提起这时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所表演的影子戏,那个丑脚时常是很猥亵的,拖着一具比自己身体还要长的阳具来登场。使得在座的领事团人员大感狼狈。
  这里所说的中国影子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皮影”,多数是用驴皮作原料,经过特殊的硝制方法,使其薄而透明如毛玻璃,经过雕制,再加上染色,将这种如傀儡一样可以活动的戏中人物的影子,透过灯光投影在白布幔上,佐以音乐和唱词,就成了最原始的彩色活动有声影戏。
  相传我国的这种影子戏,在汉朝就已经有了。汉武帝思念亡去的卫夫人,由方士给他作法,将夫人的亡魂召来,出现在布幔上面。据说所使用的,就是这种影子戏的方法。美国哈佛大学魏姆沙特氏在他的那本《中国的影子戏》里,承认中国影子戏存在的历史,可能比汉朝更早,会有三千年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今日电影的祖宗。
  中东一带所流行的影子戏,也像爪哇的皮影戏一样,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如《天方夜谭》这个故事里所引用的举动可笑的丑脚,显然是加进了地方色彩。
  还有,在那个从第七百五十九夜开始讲起来的《沙夫·亚尔穆洛卡王子与巴地亚·亚尔查玛尔公主的故事》,王子为了要打听他的美人的下落,愿意到天涯海角去寻,朝中便有人向埃及的这位法老王建议,若是想知道公主所存身的那些神秘地方究在何处,最好乘船到中国去打听。说中国有一座大城市,其地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天下各地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任何古怪的地点和消息,都可以从那座城市里打听得到。
  褒顿爵士在这里注解道:
  “所指可能是广州,因为这是阿拉伯人所熟悉的一座城市。”
  当时沙夫·亚尔穆洛卡王子已经就了王位,听到朝臣说到中国去就可能打听出公主的下落,就向他的已禅位的父王说:
  “哦,我的父王,请你为我准备一艘船,以便我可以到中国地方去,同时请你为我暂摄王位。”
  可是老王回答他道:“孩子,你仍继续安坐你的王位宝座,统治你的百姓,由我给你航海到中国去,为你打听巴贝尔城和伊拉姆花园的所在。”
  但是亚尔穆洛卡王子不肯,一定要亲自去。老王只好给他准备了四十艘战船,两万战士,此外还有奴仆及一切作战物资和旅途用品,供他率领出发。
  故事里说,他们抵达中国的一座城市后(这座城池显然是濒海的,因此褒顿爵士认为所指的是广州),城中的中国人听说来了四十艘战船,战士武装齐备,认为一定是敌人来围攻他们了,连忙关起城门,准备守城工具。
  后来沙夫·亚尔穆洛卡王子派使者到城外来声明,他是来自埃及的王子,是以客人的身份前来观光的,并不是来侵略的。因此如果愿意接待他,他们就登岸,如果不愿接待,他们就原船回去,决不骚扰城中的百姓。
  中国人当然是好客的,因此这个故事就继续说,那些中国人就开了城门,领了他们去谒见中国国王。在这里,故事里称中国皇帝为“法福尔”。褒顿爵士在这个字的下面加以渊博的注释道:
  法福尔这字,是回教徒对中国皇帝的尊称。“法”事实上是“巴”的讹音,这字在中东的某些方言中有“神”和“宝塔”之义,因此他引用了一位法国学者的解释,认为“巴福尔”这字是中国话“天子”的意译。
  不用说,中国天子对这位远方来的王子竭诚招待,又为他召集一切的船主水手和往来客商,为他调查巴贝尔城和伊拉姆花园的所在,直到他获得满意的消息后才离开中国。
  《天方夜谭》里提起中国的地方还甚多。因为自唐朝以来从陆路和水路到过长安和广州的回教徒,回到中东以后,就带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传说,因此后来反映在《天方夜谭》这些故事里的,真实和想象参半,但仍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些中东的客人口中所留下的美好的印象。
  在辽远时代播下的种子,看来现在正在这些新生的国土上开花结实了。
  ●《蝴蝶梦》与风流寡妇的故事
  前几天读古罗马作家柏特洛尼奥斯的《萨泰里康》,见到有一篇介绍文中提起,柏特洛尼奥斯的这部讽刺世情名作,已佚散不全。在今日留存下来的片断中,除了《特里玛尔讫奥的宴会》之外,还有一篇是《艾费苏斯的寡妇》。这后一篇里所说到的这个寡妇故事,据说是古代流传很广的一个极有名的风流寡妇故事。不仅从罗马时代一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许多作家一再采用这个故事为题材,写出了不少各有特色的作品,就是古代中国作家也曾运用过这个故事。
  这后一句话很引起了我的兴趣。作者不曾说明这位中国古代作家是谁,但是既然这么说了,必定是有所根据的。后来就有名的寡妇故事这范围想了一想,又翻阅了一些我国古代话本的总集,这才发现所指乃是庄子戏妻的故事,也就是旧时京戏所演的《蝴蝶梦》的本事。
  《艾费苏斯的寡妇》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平日以贞洁自许的妇人,在丈夫去世后,矢志要殉夫,住在丈夫的墓室内,拒进饮食,日夜哀哭。附近有一个兵士听见了这哭声,走来查问。他是在附近的刑场上负责看守死囚示众尸体的。他见到这哀哭的寡妇后,问明情由,便竭力向她劝慰,又劝她略进饮食,说是她既然爱她丈夫,若是丈夫地下有知,必不忍见她如此。这兵士生得年轻英俊,妇人也是在艾费苏斯以美丽著名的,两人不觉发生互相爱慕之情,兵士将自己的口粮拿来,劝妇人吃了一些。妇人这时不仅不再哀哭,而且同兵士有说有笑。于是两人渐及于乱,就在墓室里面成就了雾水姻缘。第二天早上,兵士回到刑场,发现他负责看守的死囚尸体,已经被人偷走了。按照军律,这是要处死刑的,他只好凄然来向这寡妇告别。
  哪知这寡妇虽然是一夜恩情,却已经爱上了这兵士,不忍他去就死,而且这过失也一半因她而起,因此想了一下,向这兵士提议,她丈夫新死不久,既然死囚的尸体失踪了,何不趁上司尚未发觉之际,将丈夫的尸体拿去挂在吊刑架上充数,岂不是可以免得自己去抵罪?兵士赞同了,于是两人就合力开棺取出丈夫的尸体,挂到吊刑架上去冒充死囚,果然瞒过了上司的耳目。
  京戏《蝴蝶梦》的本事,出自宋元人的话本《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见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将《艾费苏斯的寡妇》故事与《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话本一比,可以看出故事的情节虽然大不相同,但两个寡妇却是同一典型的人物。
  《警世通言》里的庄子戏妻故事,与《艾费苏斯的寡妇》故事,关于丈夫的部分虽然大不相同,但是两个寡妇的举动,简直如出一辙。说这两个故事同出一源,是极可以相信的。
  这个有名的中国风流寡妇故事,见《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以庄子见到妇人煽坟作引子,引出他自己想试试自己的妻子,这就构成了这个庄子装死戏妻的故事。京戏《蝴蝶梦大劈棺》,就是由此而来。劈棺这一情节,在古罗马的那个寡妇故事里面,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大家都是为了要救眼前的情郎,便不惜牺牲已死的丈夫尸体。在古罗马的故事里,是开棺取出丈夫的尸体去替代那个失踪的死囚尸体,在中国的这个风流寡妇故事里,则是想劈棺取出已死丈夫的脑髓,来医治新情郎的心病。
  两个故事都是十分富于人情味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两个寡妇都太不近人情,但是我们若从“死者已矣”,救生不救死的常理来看,她们的所为,实在是很合乎人情的。丈夫反正已经死了,即然有了新情人,则为了要挽救情人的生命,将已死丈夫的尸体加以废物利用,实在是很现实的举动。
  我记得从前上海提倡改良京剧时,曾改编过《蝴蝶梦》,田氏劈棺、庄子复活以后,向妻子大施教训和奚落之际,却被田氏反唇相稽,挖苦了一场,新编的唱辞,其中有精彩的两句,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庄子的哲学思想来骂庄子。那两句唱辞是:
  “庄生空言齐物论,不责男人责女人!”
  说庄子丧妻可以再娶,自己死了却一定要责成妻子守节。庄子被骂得哑口无言。因此在新编《蝴蝶梦》里面,田氏并不曾吊死,庄子也就没有“鼓盆”的机会了。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当然比罗马人的故事更曲折多变化,也更富于东方色彩。我更喜欢前面煽坟的那个引子,那个寡妇倒是个坦白真实的好人,比那些挂着寡妇招牌,暗中偷人的好得多了,庄子见了心中不平,实在不是解人,难怪回家以后,要设计装死戏妻。在这方面,庄子比起古罗马故事中的那个丈夫,可说差得多了。那个丈夫是真的病死的,因此,能使自己的无用尸体供妻子利用,不像这个东方丈夫,故意装死,设下圈套引妻子入彀,然后再将她羞辱一场。
  《警世通言》所载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里的假死戏妻情节,不知所本,可是庄子丧妻鼓盆以及梦蝶,却是有根据的,这都见于庄子自己的著作。
  据《庄子》所载,庄周自言梦中尝化为蝴蝶,栩栩然蝶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化为蝴蝶,抑蝴蝶化为周欤。又据《庄子·至乐篇》载:庄子丧妻,惠子往吊,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足矣,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人且偃然寝乎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可知梦蝶丧妻,鼓盆倒是有根据的。大约就因为有了这一点根据,将那个有名的风流寡妇故事附会上去,遂构成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个话本。
  除了《警世通言》所收的这个话本以外,据《花朝生笔记》所载,还有一个《蝴蝶梦传奇》,系清初严铸所撰,即从话本的故事改编而成,而将它更通俗化了。我未见过这部传奇,但是从《蝴蝶梦》这题名来推测,旧时京戏的《蝴蝶梦大劈棺》,必是根据严氏传奇改编而成,不是直接取材于宋元人话本的。
  这个《艾费苏斯的寡妇》故事,在欧洲除了见于柏特洛尼奥斯的残稿以外,比他稍后的罗马作家奥柏尼奥斯,也在他的著名的《金驴记》里,收入了这个风流寡妇故事。稍后,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讽刺小说《萨地格》里,也采用了这个故事。还有,法国的寓言家拉封歹,也用这题材写过一首长诗。
  此外,如意大利的《一百故事集》,布列东的《风流妇人生活史》,都不曾放过这个精彩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
  我小时很喜欢看《蝴蝶梦》这一出戏,喜欢看田氏劈棺这一场的跌扑功夫。演这出戏的旦角,照例要踩■的,因此劈棺之后,见到庄子从棺中推盖而起,她吓得抛了板斧,从灵桌上一个倒筋斗翻下来,接着在地上翻腾扑跌,表示惊吓的动作。要表演得好,是极不容易,而且很吃力的。还有,庄子变成楚国王孙后,将灵前的一个纸人金童变成自己随从的经过,也是极有趣的。那个由真人所饰的纸人,起初要完全装成是一个假人模样,任人搬动戏弄,眼眉手足不得有丝毫颤动,往往是丑角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也使年轻的我看了大开笑口。
  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寡妇劈棺的故事,竟有这样远的渊源,而且竟是从外国传入的。
  ●《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
  “一梦红楼二百秋,大观园址费寻求;
  燕都建业浑闲话,旱海枯泉妄觅舟!”
  据说这是有人在北京和南京都寻不出《红楼梦》里所说的大观园遗址后,写出了这首寄慨的小诗,见吴柳先生所写的《京华何处大观园》一文。
  本来,大观园原有在南京或在北京两说,现在是后说占了上风。由于有新材料的发现,大观园是在北京之说,简直已经被肯定了。但是,大观园虽在北京,这并非说《红楼梦》与南京就根本没有关系了。《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仍是很密切,而且很大的。
  首先,《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是在南京任“织造”官的,这固然不用说了。而且曹雪芹的本人,就是在南京出世的。从前的传记资料说他三四岁时离开南京,现在的新考证,则断定他离开南京到北京时,至少已有十三四岁(见吴恩裕的《曹雪芹生平为人新探》)。这一来,他与南京的关系更加深了许多。十三四岁,自然懂得许多东西了,“秦淮旧梦忆繁华”(敦敏赠曹雪芹诗),自有许多事情可忆。
  曹雪芹的同时代人明义,《读红楼梦诗》的诗序,有句云: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
  大观园以袁子才的随园为蓝本之说,久已被推翻了,但当时南京为明朝故都,城中故家池馆很多,“大观园”的具体轮廓即使在北京,曹氏在起草《红楼梦》时,忆起旧日秦淮繁华,将一些他在南京住过玩过的园林池馆景物写入书中,实在是大有可能的。小说到底是小说,“大观园”的景物既非一成不变的实地写景,则掺入少年时代在南京所见的园林结构,也实在是大有可能的。这一点,还有待于新的“红学家”今后作更细微的考证。
  《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最令我特别感到兴趣的,乃是这书最初命名的经过。原来《红楼梦》最初并不叫“红楼梦”。今日通行本的“楔子”说:
  “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金陵十二钗”之名,虽然与“风月宝鉴”,“情僧录”一样,后来不曾正式被采用作书名。但是在“十二钗”之上冠以“金陵”二字,可知书中的故事与南京关系之深了。
  曹雪芹虽是在南京出世的,他的祖上却是旗人,我们不便说他是南京人。但是《红楼梦》里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却是南京人,而且后来还死在南京的,那就是王熙凤。据脂砚斋所见的曹氏《红楼梦》初稿,不可一世的泼辣的王熙凤,后来竟被原先惧内的贾琏将她贬为妾妇,接着更进一步将她休回娘家,于是她就哭哭啼啼的回到了“金陵娘家”,后来就死在南京。
  至于袁子才的“随园”就是大观园之说,这话最初本出自袁子才自己之口。随园在南京仓山,袁子才在他的《随园诗话》里说:“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这是大观园在南而不在北,是“随园”前身之说所由来。一向拥护此说的颇不乏人。据张次溪先生的《记齐白石谈曹雪芹和红楼梦》说:
  “首先,大观园的地址问题。齐白石认为:大观园应该在南京,袁子才说随园就是大观园的遗址,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曹家在南京,做了几十年的织造,有一所规模相当宏丽的园子,当然不成什么问题。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曹雪芹的父亲曹俯革了职,第二年被抄了家,所有家产,却由皇帝赏给了继任织造隋赫德。曹俯在南京的园子,隋赫德改名为隋国。袁子才买到手后,改称随园,这是很清楚的沿革。曹家被抄没后迁回北京,在那个官官相护的时代,未必就贫无立锥,说不定在北京另有一个园子。但可断言,北京的园子,决不能比南京的园子宏丽。抄家时,曹雪芹年纪虽还很小,但总能听到老人们回忆在南京时的生活状况,所以在写《红楼梦》时,就把南京的园子作为大观园的蓝本了。”(引自《散论红楼梦》一书。)
  大观园在南京之说,据说现在已由于新发现的有力证据,完全被推翻了(见吴柳先生的《京华何处大观园》)。但在感情上,我仍是希望至少该有一部分与他的南京老家有关。曹雪芹写《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时,他的脑中会想起了从前在南京的老家旧园景物,实在是极有可能的。
  《红楼梦》里所用的方言谚语,有许多也是南京话。如丫鬟们在大观园里放风筝,用的是“剪子股”的方法,这就是南京土话。因为这方法是将一柄剪刀缚在竹竿上,将风筝的线从剪刀柄中穿过,竖直了竹竿,利用竹竿本身的高度,曳动风筝线,以便容易放上去。这是我们家乡的女孩儿们在家里戏放风筝惯用的方法。
  ●印度古代的《五卷书》
  印度古代的《五卷书》,有点像《十日谈》、《七日谈》那样,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故事集。不过它与俗世气息较浓的《十日谈》一类的故事集略有一点不同,它虽然也有一些涉及男女关系一的小故事,但主要的内容是“寓言”,人的寓言、人与动物的寓言、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寓言。
  许多人已经知道,印度古代的传说、寓言和故事,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平日以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的立场去读基督教的《新约》和《旧约》,往往惊异于其中所包含的故事的丰富。西洋文艺作品和艺术品,以至今日的电影,取材于《圣经》者特别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同样,有机会翻阅过一些《佛经》的文艺爱好者,一定也会很惊异《佛经》里面所包含的故事和寓言之多,而且写得那么机智可喜。
  《五卷书》就是这样的一部故事集和寓言集。不过它并不是《佛经》,而且与宗教无关,只是一种“道德的课本”而已。由于这些寓言和有趣的小故事,却是流传在民间口头上,或是有抄本流传的,收集采录的不只一个人,因此某一个故事,往往大同小异,会在许多不同的作品中出现。
  《五卷书》的原名是Pancatantra,即五卷书之意。这命名的由来,是由于原书共分五卷,每一卷包含若干故事、诗歌和寓言,所以称为《五卷书》。
  这部故事集是只有编纂人,没有著者的。据说本是印度古代国王,为了教育王子们,传授他们以统治、辨别善恶、应付危难和治理国家的智慧,特地命臣下编纂这部《五卷书》,通过流传在民间的歌谣、寓言和故事,来灌输给他们这些知识。
  不管印度古代的统治者是否达到了他们的教育目的,这部《五卷书》却因了它的本身内容丰富和趣味浓郁,获得了王子以外的普通读者所爱好,并且流传得很广。
  近年,这部印度古代故事集,在我国也有了译本,是由精通梵文的季羡林先生翻译的,是北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之一。译者自己写了一篇长序,这本书的流传历史、版本沿革、对世界各国文艺作品的影响,作了很详细的介绍,并且对其中的思想内容,也进行了批判。
  《五卷书》的叙述故事方法,有些地方同《一千零一夜》一样,常常用头一个故事的结尾一首诗,引起下一个故事。在第四卷第七个故事里,猴子劝海怪不必因为失去了一个老婆而心里不好受,海怪却表示自己的命运不济,叠遭不幸,因此难以排遣,他随即吟了一首诗道:
  不管我是多么狡狯,你的狡狯加倍胜过我;情人丢了,丈夫也丢了,你赤身露体地看些什么?
  猴子不解所谓,向他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海怪就说出了一个不贞的妇人失去了情郎又失去了丈夫,连自己全身衣服也失去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对农民夫妇,老婆嫌丈夫年老,心想勾引别的男子,被一个无赖见到了,趁机引诱她,向她说了许多中听的话。妇人听了高兴,就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走,而且说家里还有一些钱,愿意先回家去偷了钱,然后再一起逃走,到别一个地方去享福。于是彼此约定了会面的地方。妇人回家,果然趁丈夫夜晚睡觉的时候,偷了家中所有的财物。第二天到了那约定的地点,跟了那个无赖一同逃走。
  两人走了一程,来到河边。无赖心想这妇人年岁已经不轻,对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如果被人追来捉住,更将得不偿失,不如撇下她,拿了她的财物,独自走掉的好,因此:
  “他这么想过以后,就对她说道:‘亲爱的呀,这一条大河不容易过,因此,我想先把我们的财物送到对岸去,然后再回来,把你一个人驮在肩上,平平安安地扛过河去。’她说道:‘好人哪,就这样办吧!’她那样说过之后,他就把她所有的财物都拿了过来。又说道:‘亲爱的呀,你把你上身和下身的衣服也都给我吧,好让你无忧无虑的到水里去。’她这样作了,流氓就拿了财物和她上下身的衣服到他自己想好的那一个地方去了。”(据季羡林的译文)
  这个妇人赤了身体,坐在河边等候那个无赖回来接她时,见到一只母狼衔了一块肉走来,这时河里跳上来一条鱼,它放下口中的肉想去捉鱼,鱼又跳回河里去,同时恰有一只老鹰从空中掠下来,攫走了那块肉。母狼两手空空,那妇人见了这情形,忍不住对它笑了起来,并且吟了一首诗。
  这个还不知自己受骗,赤身坐在河边等候情郎来驮她过河的不贞妇人,这么吟了一首诗嘲笑那只既失了口中的肉又失了鱼的母狼道:
  “肉给老鹰叼走了,
  鱼又跳到水里去;
  母豺狼呀,你丢了鱼肉,
  还有什么可看呢?”
  母狼因为妇人自己早为人所骗,既失了丈夫,又失了情郎,更失了钱财和身上的衣服,还要嘲笑它,因此,就吟了上一个故事末尾所引的那首小诗来回敬她,说自己虽然一向以狡狯著名,可是这女人竟比它更狡狯,但是即使如此,结果也仍是既失了丈夫,又失了情郎,到头来落得赤身露体,人财两空,亏她还有闲心来管它的闲事云云。
  《五卷书》里就充满了这样富于世情嘲讽和机智的小故事。据中译者季羡林先生在译本序文里说,《五卷书》里的这些故事,不仅见于《佛经》和印度其他的故事集,就是鲍伽丘的《十日谈》,斯特拉拍罗拉的《滑稽之夜》,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拉封歹的“寓言”,以及德国格林兄弟的童话,其中都有《五卷书》的影响,可见它流传之广。
  我国唐宋以来的笔记小说,其中也有《五卷书》的影响。季羡林先生从《太平广记》、《梅涧诗话》、《雪涛小说》、《应谐录》等书中,找出许多例子作证。认为这是随着《佛经》的汉译,这些印度民间故事传说也传入了我国,并且受到文人学士的喜爱和注意,奇怪的是:《五卷书》本身却一直没有中译本。
  像《五卷书》这一类的故事总集,在印度流传下来的还不只一种。季羡
  ●林先生提到了还有月天的《故事海》,安主的《大故事花束》等等。这些当然都没有中文译本。
  多年以前,曾在许地山先生的书架上见过有一部《故事海》的英译本,全部好像共有七八册之多,当时未及细看。他也是通梵文,喜欢研究《佛经》文学的,架上会有此书,正是理所当然。可惜我当时未加细看,现在许先生的藏书都由他的家人让给澳洲一所大学图书馆了,因此无法知道这部《故事海》的英译本是英国什么书店出版的,想买也一时无法买得到。
  ●月天的《故事海》
  我久想读一读印度古代的那部故事集《故事海》,可惜买不到这部书。我曾记起过从前见过许地山先生藏有这书,是英译本。他是研究《佛经》文学和梵文的,自然不能不备有这部印度古典文学的泉源作品。
  许先生去世后,遗书都存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内。十多年前我经常到那里看书,见到这部《故事海》仍在他的藏书架上,总想找一个机会细细的读一遍,一直因循未果。后来听说他的全部藏书,包括那些很难得的道教著作,一起卖给了澳洲一家大学新设立的中文学院。这一来自然更不容易有机会读到这部书,自己心里很懊悔错过了机会。前些时候读国内新出版的季羡林先生译的《五卷书》,这也是与《故事海》相似的故事集,不过规模较小。季先生在译序里也提起了月天的这部《故事海》,又挑起了我要读这部书的愿望。我再向当年负责保管许先生藏书的有关方面去打听,这才知道当年卖到澳洲去的只是中文藏书,至于西文藏书则大部分仍在这里,于是赶紧托人去询问借阅,终于借到了许先生旧藏的这部《故事海》,多年的宿愿终于实现了。
  月天的《故事海》,根据梵文音译的英文,是作:
  Somadeva:“Kathasarit Sagara”
  我不懂梵文,将作者的名字Somadeva 译成月天,是根据季羡林先生所译的。许地山先生所藏的这部英译本,是相当珍贵的,是一九二四年伦敦一家书店出版的限定版,共十巨册,印了一千五百部,编有号码。许先生所藏书的这一部,编号第一千五百,该是所印的最后一部了。这个译本后来是否重印过,我不大知道。不过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买这书,好像从不曾在外国书报刊物上发现过这书的广告。
  这部《故事海》的英译本,因为是限定版,排印纸张都十分讲究,装订也坚固大方。每一册上有许地山先生自己的签名,还有一个圆形的“面壁斋”图章,这是他的斋名。在正文的第一页上,他还用红笔写了“故事海”三字。他一定也很喜欢这部书。由于是限定版,在当时买起来一定也花了不少钱。
  原来的英译者是塔莱(C.H.Tawney)。这个版本则是经过潘塞(N.M.Penzer)的整理和注释,卷首并附有英译者的生平和汤白爵士(SirR.C.Temple)的介绍。
  《故事海》的编著者月天,他的身世不详。在这个故事集的卷末,附有他自己的一首小诗,曾简略地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后人所知道的,也就仅此而已。
  他自述曾任喀什米尔的阿郎达王的宫庭诗人,为王后苏雅伐蒂讲故事,这才写成了这部《故事海》。据考证,阿郎达王在喀什米尔的统治时期,是在公元十一世纪,他在一零八一年自杀。在位期间,父子争位,是一个血腥混乱的统治。大约也正因为如此,王后苏雅伐蒂才那么对听故事感到兴趣。她在阿郎达王火葬时,也投火殉夫而死。
  生于十一世纪的月天,是一个婆罗门。正像一切流传下来的古代故事集那样,我们与其说月天是《故事海》的著者,不如说他是这个故事集的编者。因为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各有来源的,有的在当时流传已久,有的则采自其他的故事,有的由他整理、改编、加工、汇集在一起,形成了这个故事的大海。
  ●《故事海》的主要来源,据月天自己的介绍,是取材于印度古代的一部更大规模的故事集,名为《大故事》(Brihat Katha)。这些都是写在贝叶上的手抄本。据说在上古时代曾被人焚毁了六十万叶,到他的时代只存下十万叶。这些材料,都采入了他的《故事海》。
  至于《大故事》本身,后来也另有一个单行本是由卡希曼特拉(Kshementra)整理汇集的,改称《大故事花束》(Brihat Katha ManJari),但是它的篇幅,不及《故事海》的三分之一。
  《故事海》命名的原因,据月天自己的解释,他说他这部故事集,已经将印度自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都汇集在一起,正如大海汇集了所有的河流一样。他说,一切发源于圣山喜玛拉雅山的冰雪河流,以及来自其他高山的河流,奔腾而下,或早或迟,都要汇流到一起,汇成一个大海。他的这个故事集也正是如此。它汇集了印度自古代流传下来的大情人的故事,帝王和政治变化阴谋的故事,战争谋杀、背叛出卖的故事,鬼怪符箓、吸血鬼和幽灵的故事,寓言和真实的动物故事。此外还有乞丐、方士、赌徒、醉汉和娼妓的故事。
  《故事海》全书共分一百二十四章。这一百二十四章又分为十八卷。他依据《故事海》的定义,称每一章为一个“波浪”,又称每一卷为一个“高潮”,英译本十巨册,每册平均有三百页以上,因此共有三千多页。
  《故事海》的内容,是在故事之中又包含故事,往往一个大故事之中包含了十几个小故事。有些故事追溯源流,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二千年,因此印度古代民间流传的故事,以及经典里所载的故事,其精华可说全部集中在《故事海》里了。
  古代的印度,不愧是许多故事的老家。这些故事从印度流入了波斯,再从波斯传到阿拉伯人的口中和纸上。到了中世纪,它们便由中东流入君士但丁堡和威尼斯。这才开始被欧洲人接触到了。从这以后,鲍伽丘的《十日谈》,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以及法国拉封歹的那些寓言诗和小故事,有不少都是从印度故事里取材的。
  它们流入我国子书,笑话和话本的经过,则是由于《佛经》译本的介绍。因为有许多《佛经》故事,也辑入了《故事海》,如《佛本行集经》,甚至有名的《五卷书》里的故事,都可以在《故事海》里找得到。
  更有名的《一千零一夜故事》,在十八世纪初年通过加尔兰的译本最初传入欧洲时,有不少欧洲人认为其中的故事和描写,都是加尔兰自己写了来托名译自阿拉伯文的。甚至后来对褒顿爵士更有名的译文也频频怀疑。直到后来,他们在一些印度古代故事集里找到了一些故事,正是《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本源。这才知道阿拉伯人所说的故事渊源有自,对加尔兰和褒顿爵士的译文不再怀疑了。
  这些故事,也是源出于月天的《故事海》。
  潘塞整理过的这十巨册的《故事海》英译本,确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十册之中,九册都是本文,第十册则是全书的索引。有按照故事的内容和人名的两种索引,此外还有一个总索引,因此如果要查阅一个故事,在总索引里一查即得。
  此外,每一册的卷末还附有几篇附录。都是讨论故事里所涉及的一些印度古代风俗,如****压胜,伞的形式和用途的变化,以及婚姻风俗等等。在本文之内,又随处附有注译,引经据典,考证故事里的一些地方名。我国赵
  ●汝适的《诸蕃志》和《齐民要术》、《古今图书集成》,都被引用了。
  英译者塔莱(一八三七年——一九二二年),是剑桥大学出身,后来在加尔各答大学任教多年,因此有机会研究梵文。他的《故事海》的最初译文,是在一八八零年在印度出版的。
  ●美丽的佛经故事
  前年我买了一本《佛经文学故事选》,拿回来放在桌上,还不曾看,就给别人借了去。总算我有经验,知道这样的书,照例是一借就不还的。等了一些时候,果然如此,我只好到书店里去再买了一本。
  本来,要欣赏佛经里的故事,最好是直接去读佛经。若是嫌卷帙太多,选择起来不容易,还有一部书可读,那就是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门释道世玄恽撰的《法苑珠林》。这可说也是一部佛经故事的总集。但是这书也有一百二十卷,而且文句简练深奥,颇不易读,比之经过编选加注的这部《佛经文学故事选》来,自然仍是难懂多了。
  《佛经文学故事选》,所选录的故事,虽然也是保留了佛经的原文,但是仅仅采录了那些叙述故事的部分,而且加了标点,加了注释。这对一般文学爱好者来说,当然方便多了。
  我想这解说该是多余的了,但我仍想说明一下:不一定要做和尚做尼姑才应该去读佛经;佛经更可以不一定当作宗教经典来读。我在这里要向佛教的诸大德告罪一句,我就是将佛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当作寓言集、当作故事集,甚至是当作《十日谈》来读的。就是对于基督教的《圣经》,我也是如此。
  事实上,《伊索寓言》,我国古代许多神怪故事集,甚至近代作品如《聊斋志异》等书,有许多故事的本源都是出自佛经,而佛经里所引用的这些故事,多数又出自当时印度民间传说和古传说。印度——在古代许多寓言和故事的流传上来说,她是世界最主要的泉源之一。
  鲁迅先生对于佛经里的故事的文学价值,也早已注意到了。他在早年曾自己舍钱托金陵佛经流通处雕版印过一部《百喻经》。这就是《伊索寓言》似的故事集,里面的比喻非常机智美妙。后来北新书局也出过加了标点的排印本,题为《痴华鬘》。这就是这部佛经的原名。
  《佛经文学故事选》,一共选了七十八个故事。这当然只是佛经中所包含的有趣故事极小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是一个从不曾踏进过这一块美丽园地的文学爱好者,我劝他买一本看看,一定要惊异佛经里面原来有这许多美丽的故事。
  ●寓言家伊索的故事
  《伊索寓言》的著者伊索,是古希腊时代的人。他的身世非常隐晦,差不多像借了他的名字来流传的那许多寓言一样,他的自身也几乎成了一种传说。我们今日所能知道的,只是他的出身一点也不“高贵”,是当时的一个奴隶。而且据可以信赖的史料看来,当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人记载时,其时他已经被他的主人辗转贩卖了两次,正在第三次又被送到奴隶市场上去待价而沽。
  我们今日能够读到的有关伊索生平的资料,最可靠的是得自古希腊有名的历史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因为他与伊索生存的年代,前后相距不过百余年,而且他的历史著作中的其他记载,已经从各方面被证实相当可靠,所以他的关于伊索的记载,自然也较之别人所说的更为可信了。
  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寓言家伊索,系生于埃及法老王阿玛西斯的时代。这时代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但是据近代更可靠的考证。伊索的诞生年代该是公元前六二零年。他的身份是奴隶。因为是奴籍,所以出生的地点不详。希罗多德氏说他生在希腊的萨摩斯岛上,但是正如后人争论希腊大诗人荷马的故乡一样,至今希腊至少有四处地方的人在争执他们那里才是伊索的故乡。
  据说身为人奴的伊索,被主人辗转卖了两次以后,第三次又卖到一个名叫查特孟的人手上。这个新主人看见这奴隶机智有学问,便解除了他的奴籍,恢复他的自由公民身份。按照古代希腊的法律,一个恢复了自由的奴隶,他就有资格享受一般公民应享的权利。因此伊索不久就获得了很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周游希腊各地,在各藩王和贵族之间过着幕客的生活,用他的寓言和机智才能博得他们的倾服,同时更充实自己的修养。后来他住在萨地斯。这是莱地亚的都城,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中心。有一次受了克洛苏斯王委托,以使臣名义到特尔费去料理一笔赈款。不知怎样,特尔费的市民触怒了他,他也激怒了特尔费市民,双方争执起来,伊索命人将赈款携回萨地斯。这样更激怒了特尔费市民,据说他们便不顾伊索是克洛苏斯王的使臣,将他从悬崖上推下去,使他粉身碎骨而死。
  伊索死在特尔费人的手上,这事大概是可靠的,虽然他致死的原因还有几种不同的解释。至于这是哪一年的事,则没有资料可供查考。由于他是无辜而死的,古代希腊又有关于伊索死后向特尔费人复仇的传说,使他们饱受天灾人祸。古代希腊有一句“伊索的血”谚语,就是表示为恶终必受报之意。
  ●伊索的相貌和他的画像
  我的手边有好几本《伊索寓言》,都有插图,可是没有一本有他的画像。伊索是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人,又是奴籍出身,后来虽以善说寓言著名,但是不会有真的画像流传下来,自是意料中事。不过有许多传说中的古代人物,总有一两幅想象中的画像流传着,惟独伊索可说是例外。我只知道有一种旧的英文《伊索寓言》译本前面有一幅伊索的画像,可是我至今仍未见过这种版本。
  前几年,有一个国家发行过一套纪念邮票,其中有一幅有伊索的像,但那是作为戏中人物之一而扮出来的,所以不能说是正式的画像。但也仅此而已。
  据古代的记载,伊索的相貌是奇丑的,近于我们所说的“十不全”,驼背拐脚,缺耳歪嘴,无一不具,而且说话还口吃。因此还有一个传说,说他的主人见他生得太丑,在一个官员面前竟否认伊索是他的奴隶,说这个丑汉与他根本没有关系。据说伊索就根据主人的这种表示,要求那个在场的官员作证,要主人解除他的奴籍。因为他已经公开表示过他没有什么关系了。主人为了赏识伊索这种敏捷的机智,果然答应了他的要求。据说这就是伊索获得解除奴籍的经过。
  这个传说如果可靠,连主人也嫌他生得太丑,不肯在别人面前承认是他的奴隶,他的其貌不扬可想而知。
  不过,不见伊索的画像,但是有关他的雕像的材料,倒有一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伊索在特尔费市被当地市民谋杀了以后,市民发觉上天在惩罚他们杀害了一位才人,就集资为他建立了一座雕像,以平神怒。另有记载,则说后来在雅典也有他的雕像,还是大雕刻家里西普士的作品。这在我国《留庵丛谭》里也曾提及:
  “伊索之著寓言也,半成于苦林斯,半成于雅典。两城之人,读之而善,醵金赠之,以为酬报。伊索却之不能,乃受之转馈诸旧主人。及卒,大雕刻家里西普士为之选文石,琢其遗像,屹立于雅典之市。沧桑屡易,陈迹遂淹,像已早亡。惟此寓言久而愈光。里西普士之刀笔,焉能及伊索之笔墨也哉。”
  相传这位相貌奇丑的古代大寓言家,他的画像竟这样的难得见到,恰与他的作品成为举世家喻户晓的情形相反,实在是件难解的怪事。
  ●明译本的《伊索寓言》
  《伊索寓言》传入我国很早,在明朝就有了中文译本。除了佛经以外,这怕是最早的被译成中文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了。据日本新村出氏的研究,明朝所刊行的《伊索寓言》译本,从事译述的是当时来中土传教的耶稣会教士。这是由华名金尼阁的一位比利时教士口述,再由一位姓张的教友笔录的。书名并不是《伊索寓言》,而是《况义》。况者比也譬也,汉书有“以往况今”之语。这书名虽然够得上典雅,可是若不经说明,我们今日实在很难知道它就是最早的《伊索寓言》中文译本。
  据新村出氏的考证,《况义》系于明朝天启五年、即公元一六二五年在西安府出版,现在仅知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有两册抄本,所以不仅见过这书的人极少,就是知道有这回事的人也不多。从前周作人先生曾在《自己的园地》里提过明译的《况义》,也是根据新村出氏的文章写成的。
  《况义》仅译了三十几篇寓言,不用说,全是用极简练的古文译成的。我只见过一篇,是关于那只衔了骨头过桥的狗,从水中见到自己的影子,以为另一只狗也有骨头,起了贪心去抢,结果连自己原有的骨头也失去的故事。
  次一种较早的伊索寓言中译本,该要算到广州教会所出的那一种了。这是英汉对照的译本,出版于清道光十七年,书名是《意拾蒙引》,译者署名是“蒙昧先生”。“意拾”即伊索的异译。这书出版至今虽不过百余年,但是已经很少见。据一八四○年广州外商出版的英文季刊《中国文库》的介绍,这部英汉对照的伊索寓言集,一共译了寓言八十一篇,全书共一百零四页,每页除了英汉对照的寓言本文以外,还有汉字的罗马字注音。中文居中,译音居右,英文居左,这是专供当时有志学习中国文字的外国人用的。出版后很获好评,一八三七年第一次出版后,在一八四○年又再印了一次。可惜这译本至今也不易见到了。
  据《中国文库》介绍,本书的译者是一位汤姆先生,他是当时广州渣甸洋行的职员。由他口述,再由一位“蒙昧先生”用中文记下来的。这位“蒙昧先生”就是他的中文教师。
  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八三七初版的《意拾蒙引》,出版后曾被清官厅所禁。但是据后来在一八四○年又再版看来,禁令显然后来又取消了。
  ●伊索本人的轶事
  美国财阀摩根出钱搜集的欧洲古代手稿,其中有一卷古希腊文的,是公元二世纪之物,据考证,作者是一个懂希腊文的埃及人。手稿的内容全是有关寓言家伊索的轶事,从他卖身为奴起,直到被特尔费人害死为止,共有轶事一百四十二则,等于是一篇完整的伊索传记。
  这些轶闻与《伊索寓言》不同。《伊索寓言》,是他讲给别人听的故事;伊索轶事,则是别人所讲的关于伊索的故事。
  这一些关于伊索的轶闻手稿,也像《伊索寓言》本身一样,流传下来的很多,彼此大同小异,都是各人根据别人的口授资料,以及自己听来的,集中在一起来写成的。因此有些搜集的资料较多,有些则很简略。现存最完备的,要算摩根藏书楼所收藏的这一份了。它所纪录的一百四十二则伊索轶闻,差不多应有尽有。凡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都一起收集在内了。
  伊索的传记资料,可靠的并不多,因此这些与他有关的轶事,我们又不便真的看作是他的传记,只能当作是关于他的传说而已。
  这些轶事,也像他所说的寓言,全是充满了可喜的机智的。以下就是一例。
  有一天,伊索的主人对伊索说:“到公共浴室里去看看,今天就浴的人多不多。”
  伊索走到公共浴室去看,见到里面的人非常多。他发现浴室门口有一块大石,碍手碍脚,也不知是谁放在哪里的。出进的人,偶不小心,就要给这块石头绊倒。他们总是将那个放石头在这里的人咒骂一句,然后爬起身走开,从没有人动手将这块石头移开。
  伊索站在那里好笑时,忽然又见到有一个人被石头绊倒了,他也骂了一句“哪个该死的将石头放在这里!”可是爬起身后,却动手将石头移开,然后再走进去。
  伊索就回去对主人说:“今天浴室里只有一个人。”
  主人听了大喜,“只有一个人吗?那真是好机会,可以舒舒服服的入浴一次了。”他吩咐伊索赶紧收拾衣物跟他去。可是到了浴室,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因此他向伊索责备道:“里面这么多人,你为什么告诉我说只有一个人?”
  伊索就将他在浴室门口所见的情形告诉主人,认为别人被石头绊倒,只晓得骂人,从不想到将石头搬开。只有一个人在绊倒之后,想到将石搬开,以免再绊倒别人,“因此我认为只有他才配称得起是一个人,我一点也不曾说谎。”
  ●伊索和女主人的轶事
  流传下来的关于伊索的轶事,也有一些像他听说的寓言一样,带有一点
  ****趣味,但是仍含有惯有的机智。有一则关于他的传说便是这样的:有一天,伊索撩起了他的下衣,取出阳具握在手中抚弄。他主人的妻子
  见到了,便向他问:“伊索,你在做什么?”伊索回答道:“夫人,我夜来受了凉。握着它可以对我有一点帮助。”妇人见到它十分伟岸,不觉动了欲念,向他说道:“伊索,你如果肯做
  我要你做的事情,你可以获得比你的主人更多的快乐。”他回答道:“夫人,你是知道的,如果主人知道了这事,就对我很不利。
  他一定要惩罚我,使我付出应有的代价。”女主人微笑向他说:“你如果能同我睡十次,我可以给你一件衣服。”伊索要她发誓不食言,她发了誓。伊索为了要向主人报复(主人曾经答
  应豁免他的奴籍,后来又食言反悔),就同她睡,一共睡了九次之后,就说:
  “夫人,我无法再做下去了。”她的欲念正炽,便说,“你如果不做足十次,我就什么也不给。”于是他只好做了第十次,但是故意遗泄在外,然后说:“快点将衣服给
  我吧。如果你不给,我要向主人去诉说。”女主人说:“我叫你来耕我的田,你却越出了我的田界,在别人的田地里工作。你要重做一次,然后我才给你衣服。”不久,主人回来了,伊索便走去对他说:“主人,请你给我和女主人评一评理吧。”
  主人问他什么事情,伊索说:“我同女主人在果园里,她见到苹果树上有许多苹果,对我说,你如果能一口气给我打下十枚苹果,我就给你一件衣服。我拾起一块石头打去,果然一手打下十枚苹果,但是有一颗苹果落在屎堆上,她就不肯给我衣服。”
  妇人起先很耽心,听到伊索这么说,这时便向她丈夫说道:“我对那九枚苹果毫无意见。但是对于在屎堆上的第十枚,却不满意。叫他再给我打一枚苹果,我就给他衣服。”
  主人认为衣服是应该给的,不过这么对伊索说:“你且跟我到街市去,等我们回来之后,你给她多打一枚苹果再拿衣服吧。”
  ●没有教训的《伊索寓言》
  千余年来,《伊索寓言》好像已经成了一种道德的经典,与教训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是举世一致的采用他的寓言为教科书教材的原因。这种倾向由来已久,在希腊时代已经如此了。
  然而,《伊索寓言》的真面目并不是如此的。今日我们所读的《伊索寓言》,已经大部分不是伊索的作品。就是那属于他的作品一部分,也全是别人的笔录,并不是伊索的原作。伊索是一个奴隶出身的人,他有机智,善于说故事,但是并没有什么著作(他那时代当然更没有印刷品出版物),也没有手稿留下来。今日的所谓《伊索寓言》,全是从古代来源不一的各种稿本内辑录而成的。
  在伊索生前,他只是善于说故事获得主人的欢喜和尊重,甘愿解除了他的奴籍。他后来漫游各城市,也全仗了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到处受人欢迎。原因是这些故事寓言都说得很有趣,而且很机智。但结果也因了这些故事罹祸,得罪了人,遭遇了横死。
  当年伊索说故事和寓言,并非为了要教训人,因此他的这些故事和寓言,虽然具有教训的作用,却并非每一篇寓言都是教训什么的。我们今日所读的《伊索寓言》,尤其是那些选入教科书中的,其中所附的那些教训,全是后人附加上去的(或者可以说,全是前人附加上去的)。这些教训多数不免是画蛇添足:减削、甚至歪曲了《伊索寓言》的原意。
  有不少研究希腊古稿本的学者,认为今日所流传的各种《伊索寓言》译本,往往与原来的《伊索寓言》面目相差甚远。尤其是每一篇末后必附几句教训话,都是好事者妄自加上去的,成了《伊索寓言》的一种累赘。
  最近,英国有一本新的《伊索寓言》译本出版,译者是美国精通希腊古文的劳埃·达莱教授。他的译本便以削除了这些蛇足来标榜,称为《没有教训的伊索寓言》。这新译本所收集的伊索寓言,有不少都是以前未经人译过的,还有几则略带一点****意味。这更使得读惯了教科书中的伊索寓言的人,大感意外。
  这以下就是我随手选出的几则:
  有一个猫与司爱女神阿弗洛狄德的故事:
  一只雌猫,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向阿弗洛狄德女神祈祷,请将它变成一个妇人。女神怜悯它,答应了它的请求,使它变成了一个美丽年轻的妇人。年轻人见了她,不禁爱上了,将她带回自己的家中。两人在卧室里欢好时,女神想试试看她从猫变成人以后,是否连性格也变了。便故意将自己变成了一只老鼠,出现在卧室内。猫立时忘记了自身的现状,从床上一跳而下,就去追老鼠,准备饱餐一顿。女神失望而且生气,立时将她打回原形。
  还有一个年轻人与妇人的故事,简直像是后来意大利所流行的谐话了:
  一个炎热的夏天,有一个年轻人在路上遇见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妇人。见到这妇人由于天气太热,已经走得十分疲倦,几乎要昏倒了。他起了怜悯之心,见她实在无法再走下去了,便抱起她,将她负在自己的肩上。这样起了一程,年轻人忽然动心起来,欲念大炽,翘然而举,无法自持。他便将妇人放在地上,荒唐的同她苟合起来。妇人并不拒绝,只是冷冷的问他:“你在向我做些什么呀?”年轻人答道:“由于你的身躯太重,我想给你凿去一些肉。”事毕之后,他又将她负在肩上,继续走路。这样又走了一程。这回却
  ●是那妇人向他提议了。她说:“你如果觉得我仍是太重,使你走起来吃力,
  何不将我放下来,给我再凿去一些肉?”
  另有一个寡妇与农夫的故事:
  有一个新丧夫的妇人,葬了丈夫之后,坐在墓旁哭得很伤心。一个正在田中耕田的农夫,见到了她,忽然心生一计。他抛下了牛和犁头,走近妇人身边,也装做哭了起来。妇人觉得古怪,便停止了哭,向他问道,“你为什么哭呢?”农夫说:“我新近埋葬了一个美丽聪明的妻子,惟有用眼泪来减轻我心中的忧伤。”妇人说,“我也新近埋葬了一个好丈夫,因此我哭的时候,也同你一样可以减轻我心中的忧伤。”于是农夫说:“既然我们两人的命运和遭遇的都是一样,我们为何不彼此相处呢?我将爱你像爱她一样,你也可以爱我像爱你丈夫一样。”农夫用这话说服了妇人,于是两人就欢好起来。可是当农人事毕回到田中的时候,发现他的牛已被人偷走了。不见了牛,农夫不禁伤心痛哭。妇人诧异的问他为何又哭起来,农人回答道:“女人,这一次我真的是伤心了。”
  另一则题为“大神宙斯与廉耻”的:
  大神宙斯造好了“人”之后,立时将各种品质都放到人的里面去,可是一时竟遗漏了“廉耻”。他想来想去,想不出有补救方法可以使它进入人的内部。最后只好同廉耻女神情商,请她从人身上的后门钻进去。起初,廉耻女神认为有损尊严,拒绝不肯。大神宙斯再三坚持要这样,她只好勉强答应了,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她说:
  “如果我这么进去了,还有跟着进来的,我就立刻离去!”
  就由于这样的条件,凡是一个人身上的后门有什么进去过的人,这人都是失去了廉耻的。
  再有一则题为“两个情人”的:
  有一男子每晚秘密的去会晤一个妇人,同她一起享受欢乐。这人同她商议好了一种暗号,以便她可以知道是他。他同她约定,每逢他来到门外时,他就作小狗吠声,她闻声就可以开门放他进来。他就用这暗号每晚同她相会。但是另有一个男子,见到他每晚如此,心有所疑,不知他干什么,便远远的跟在后面偷看。那个人不知有人跟踪,走到门外照例发出惯用的暗号,那个跟踪的人见到了,知道是怎样一回事,高兴的回到家中。第二晚,他也来到那个妇人的门口,比那人来得略早。他学小狗吠了几声,屋内的妇人以为情人来了,便吹熄了灯,以防被人见到,开门放他进去。这人进来之后,就同妇人上了床。哪知不久之后,原来那个情人来了,他照例在门外连连作小狗吠声。床上的情人听到屋外有了小狗吠声,明白是怎样一回事,便起床站在门后,从屋内发出了几声凶恶的大狗吠声。
  屋外的情人一听,以为里面的人一定是不好惹的,连忙悄悄的走开了。
  还有一则,简直是笑话:一个中年人有两个情妇,一老一少。老年情妇耻于这人比自己年轻,每逢他来的时候就拔去他头上的黑发。年轻的情妇又耻于同一个比自己年老的男子做情人,每逢他来的时候,就拔去他头上的白发。这样,两个轮流的拔,这中年人不久就成了光头。
  这就是所谓《没有教训的伊索寓言》。不过,我们倒不能说这些寓言就一定没有教训。
  ●《北窗读书录》校后记
  我的读书趣味一向是多方面的,因此所读的书很杂。这种倾向,从这个集子里也可以略见一斑。这几十篇读书随笔,有的是近一两年写的,有的已经是十年以前的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这些书包括了有名的古典著作,以及今人的新作,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还有艺术图籍和版画,因为这些都是我所喜爱的书,也是我喜爱读的书。
  一个喜欢书、喜欢读书的人,能够将自己向往已久的一本著作,摊在面前精心细读,或是随手翻阅,都是最难忘的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时常令我在忙碌之中获得片刻喘息的调剂,给与我面对人生的新的勇气。
  有些蓄意寻访已久的书,多年都未能有机会读到,后来终于能见到了,内容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或是想象中的那么有用,反而会感到一种失望。如我在《乡邦文献》中所提到的那部《三冈识略》,后来终于有机会从一位朋友处借来读过了,我想查阅的资料,和我平日已经知道的也差不多,因此除了兑现了一个多年的心愿以外,别的可说并无所获。
  有关家乡的志乘文献,近年确是愈来愈不容易买得到,因此自己虽然很想多读几种,也不大有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出版商的展览会上,总算买到了一册《金陵沿革表》和《六朝事迹类编》的合订本。后来到了北京,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里,更买到了《金陵琐志九种》。这简直令我喜出望外,可说是近年购求家乡志乘的最大收获。可惜想买《金陵丛刻》,连他们那样汗牛充栋的书库架上也缺货了。
  那一次,我还在古籍书店的架上找到了零本木刻的《无双谱》。我以前不惜重价想买《喜咏轩丛书》,就因为其中有石印本的《无双谱》。想不到无意中能够买到零本的,而且还是木刻的,自然不必再要石印本的《喜咏轩丛书》了。
  关于本集里有几篇随笔提到的英国鬼才画家比亚斯莱,近年英国又一连出版了好几种不同版本的他的画集,以及新写的传记。由于英国出版法令修改了,有些过去不便发表的作品都可以公开印出。因此这些新出版的比亚斯莱画集内容与过去出版的颇有不同之处。这些我差不多一一都买到了。我久有要选印一本比亚斯莱画册、为他写一篇评传的计划。这是蓄之已久的一个心愿,藉这校阅《北窗读书录》的机会,在这里披露出来,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一九六九年九月,香港。
  ●晚晴杂记
  我的读书
  我的读书,这就是说,除了学校的课本以外,自己私下看书,所看的又不是现在所说的“课外读物”,而是当时所说的闲书。据自己的记忆所及,是从两本书开始的。这两本书的性质可说全然不同。一本是《新青年》,是叔父从上海寄来给我大哥看的;一本是周瘦鹃等人编的《香艳丛话》,是父亲买来自己看的。这两本书都给我拿来看了。
  这是一九一六年前后的事情,家住在江西九江。我那时只有十一二岁,事实上对于这两种书都不大看得懂,至少是不能完全理解。但是至今还记得这些事情的原因,乃是到底也留下了一点难忘的印象。一是从那一期的《新青年》上,读到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自己读了似懂非懂,总觉得那个人所想的十分古怪,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另一难忘的印象是《香艳丛话》留下来的,这是诗话笔记的选录。其中有一则说是有画师画了一幅《半截美人图》,请人题诗,有人题云:“不是丹青无完笔,写到纤腰已断魂。”现在想来,这两句诗并不怎样高明,而且当时自然还不会十分明白为什么要“写到纤腰已断魂”。可是,不知怎样,对这两句诗好像十分赏识,竟一直记着不曾忘记。
  就是这两本书,给我打开了读书的门径,而且后来一直就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这样同时读着两种不同的书,仿佛像霭理斯所说的那样,有一位圣者和一个叛徒同时活在自己心中,一面读着“正经”书,一面也在读着“不正经”的书。
  这倾向可说直到现在还在维持着,因为我至今仍有读“杂书”的嗜好。愈是冷僻古怪的书,愈想找来一读为快。若是见到有人的文章里所引用的书,是自己所不曾读过的,总想找了来翻一翻,因此,书愈读愈杂。这种倾向,仿佛从当年一开始读书就注定了似的,实在很有趣。
  父亲的手上没有什么书,我有机会读到更多的书,是到了昆山进高等小学的时期。住在叔父家里,这就是寄《新青年》给我大哥的那位三叔,我在那里读到了《吟边燕语》、《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类的小说,也读到了《南社丛刊》。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使我有机会读到了一些通俗的名人传记。书籍世界的大门,渐渐的被我自己摸索到,终于能够走进去了。
  ●写文章的习惯和时间
  蓬子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时期,他很苦闷,又很穷,又很懒散,整天的东跑西跑,好像很忙,什么事情都不能做。这就是鲁迅先生《赠姚蓬子》诗里所说的“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的时代。我们劝他多写一点文章,他总是说心情不好,又说环境不好,不能执笔。
  有一天,难得他认为心情好了,那时他住在北四川路一家人家的亭子间里,时间正是夏天。他在傍晚时候,洗完了澡,坐在向北的窗下,摊开了稿纸,坐下来说是要写创作了。那知环境太好了,拂着北窗的凉风,通体舒适,很快就伏在桌上呼呼大睡起来了。后来有朋友去看他,发现稿纸已经吹满了一地,他伏在桌上未醒,结果,自然仍是一个字也不曾写成。
  我从前曾有要在灯下写文章的习惯,可是这习惯早已无法守得住了。最近我时常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在深夜还执笔未停的话,并非我仍在维持要在灯下写作的习惯,而是这枝笔在白天里就早已在动着了,一直写到夜里还未曾写完该写的一切,只好继续写下去,根本不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了。
  对于写作习惯,我自己倒另有过一点别的斗争,那就是抽烟的问题。不知怎样,在好多年以前,对于“写文章的人一定要抽烟”这条“定理”,忽然想表示反抗,决定怎样也不抽烟,文章却一定要写。结果,几十年以来,这一场斗争总算不曾败下阵来。因此,现在每逢有新见面的朋友惊异的向我问:“哦,你写文章居然不抽烟?”我就会十分得意的回答:“见笑见笑,所以文章写不好!”
  不过,我们虽然不必一定要提倡在晚上读书、在灯下写作,但是,在灯下写作或是读书,会特别专心和兴致好,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无论在怎样的季节,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夜深人静,自己一人坐在灯下翻翻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是工作,同时可说也是一种享受。这种心境澄澈的享受,在白昼是很难获得到的。
  说到底,我自己仍是喜欢在夜晚写作和读书的,只是有时由于白天的工作做不完,一直要伸延到夜晚来做,遂连这一点享受也被取消了。
  ●我的藏书的长成
  我在上海抗战沦陷期中所失散的那一批藏书,其中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书,可是数量却不少,在万册以上。而且都是我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自己由编辑费和版税所得,倾囊购积起来的,所以一旦丧失,实在不容易置之度外。在抗战期中,也曾时时想念到自己留在上海的这一批藏书,准备战事结束后就要赶回上海去整理。不料后来得到消息,说在沦陷期间就已经失散了,因此意冷心灰,连回去看看的兴致都没有了。
  我的那一批藏书,大部分是西书,购置发展的过程,其中的甘苦,真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他看过了就随手塞给我:“这写得很好,你拿去看看。”还有则是张闻天先生也给过我几册,大都是王尔德的作品。当时我住在民厚南里,还是美术学校的学生。他也住在同一弄堂里,任职中华书局编辑所。因为我从达夫先生处认识了他的弟弟健尔,时常一起到他那里去玩,他知道我在学美术、又喜欢文艺,那时他好像正在译着王尔德的《狱中记》,便送了几册小品集和童话集给我。我最初读王尔德的《幸福王子》,就是从这些选集上读到的。
  我那时穷得很厉害,从当年的哈同花园附近到西门斜桥去上课,往来都是步行,有时连中午的一碗阳春面的钱也要欠一欠。但是这时却已经有了跑旧书店的习惯。当时每天往来要经过那一条长长的福煦路,在一条路口附近有一家旧货店,时时有整捆的西书堆在店门口出售。我记得曾经用一毛钱两毛钱的代价,从那里买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英国画家诗人罗赛谛的诗集,使我欢喜得简直是“废寝忘食”。
  我的那一批藏书,就是从这样的胚芽来开始,逐渐发展成长起来的。一直到参加《洪水》编辑部的时期,我几乎每月仍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因此,仍没有能力可以买较多或是较贵的书。所幸的是那时的旧书实在价廉物美,只要你懂得挑选,往往意外的可以买到好书,因此,无意中倒也买到了好一些很难得的书,即使富有如诗人邵洵美,见了也忍不住要羡慕。
  后来到了自己编辑《幻洲》,又出版了单行本,有编辑费和稿费版税可拿,这才可以放开手来买,于是我的书架上的书,很快的就成为朋友们谈论和羡慕的对象了。
  ●读少作
  偶然在一家书店里见到有一部《现代中国小说选》,编辑人是赵景深和孙席珍,出版年月却是一九六零年九月,里面所选的几十篇短篇小说全是一九三零年以前的东西。这显得有点不伦不类,看来若不是利用别人家的旧纸版,便是根据旧书来翻印的。
  翻了一翻,赫然也有自己的一篇《昙花庵的春风》在内。记得这是发表在《洪水》半月刊创刊号上的,《洪水》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创刊的,这已是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作了,连忙买了一部回来。
  回来查阅了一下《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知道《洪水》是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创刊的,而我的那篇《昙花庵的春风》,却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所写。一九二五年,我那时还是个二十岁的少年。因此,这篇东西不仅是我的旧作,简直是我的少作了。虽然比这更早,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三年,我已在学习新文艺的写作了。
  我是从学习写抒情小品文开始的。我的“老师”是当时新出版的冰心女士的那本《繁星》。当时我还在一个教会中学校里念书,附近有一家隶属同一教会的女学校,她们在圣诞节招待我们去看戏。我正读了《繁星》,被那种婉约的文体和轻淡的哀愁气氛所迷住了,回来后便模仿她的体裁写了两篇散文,描写那天晚上看戏的“情调”。写成后深得几个爱好新文艺的同学的赞赏,我自己当然也很满意,后来还抄了一份寄给那位女主角,可惜不曾得到什么反应,但是,从此我便对新文艺的写作热心起来了。
  去年,冰心女士经过香港,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称她为老师,她听了大笑,说是再也想不到还有我这样的一个学生。其实,她的小品散文确是值得青年文艺爱好者去研究学习的。直到今天,我仍是《繁星》和《寄小读者》的爱读者。
  我没有勇气读我自己的《昙花庵的春风》,只是翻了一翻,便连忙去看目录,发现还有倪贻德的《零落》、周全平的《守旧的农人》,内容好像自己都不曾看过,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发表在什么地方的,看来可能是在《创造日》上发表的。这是当时上海《中华新报》的一个副刊,一九二三年九月间创刊的,出了一百天便停刊了,可说是最早的纯文艺副刊之一。
  小说选里还选了罗皑岚的一篇《来客》。这个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大约已经很少了,他是我们的《幻洲》半月刊经常寄稿者之一,用“山风大郎”的笔名写过许多很好的杂文,当时还是清华的学生。
  ●旧作
  整理抽屉,拿出了几本自己的旧作,在灯下读了起来。我自己本来早已没有这些东西存留在手边了,只是近年有些好心的朋友,偶然在旧书店里或是自己的书架上发现了,总是很热心的拿来送给我,于是有些我自己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写过的东西,现在又使我再有机会见到了。这些东西往往使我读了忍不住要脸红,或是低微的叹息一声,然后就随手搁到抽屉里,不想随便使别人见到。
  就这样,一只抽屉几乎要塞满了。
  今夜整理抽屉,在灯下信手将其中的几册翻了一下。从记在稿末的年月看来,最早发表的几篇小品和创作,都是写在一九二五年的。当然还有比这更早的,不过不曾在正式的刊物上发表过,或是发表后不曾收在集子里,现在当然更是记不起了。
  仅就现在所见到的这几篇的写作年月算一算,已经都是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前写的东西了。自己读了一遍,有些还认得出是自己所写的东西;有些简直想不起这是自己所写的了。这种生疏,简直较之一时想不起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更甚。若是有人将这些旧作抄一遍拿给我看,说是别人的东西,我可能会完全信以为真的。
  三十多年,这该是多么悠久的岁月,多么漫长的一条路了。可是,今夜在灯下回想一下,这些岁月过得又多么容易、多么快,甚至多么糊涂。有几篇东西好像还是昨天才写成的,有些事情好像还是昨天才发生,可是它们已经成了历史,在时间上已经是永不会再翻回来的一页历史了。
  有些愿望,至今仍是一个未能完成的愿望;有一些梦,至今仍在我的憧憬之中;只是有些年轻时代的眼泪和欢笑,现在已经给岁月的尘埃所掩盖,若不是特地去拨弄一下,一时就不再那么容易打动我的心了。
  今夜的情形就有点如此。在灯下读着这些旧作,有些使我脸红,有些使我微笑,也有些使我骄傲,但更多的是使我感慨。有多少值得好好珍惜的感情,有多少值得细细去体会的经验,都是那么漫不经心的被我糟蹋和浪费了。
  但是我却从不懊悔。这也许正是我至今仍在走着这一条路,仍在凌晨六时,在灯下写着这一篇小文的原因。
  窗外的天色已经鱼肚白了,桃树上已经有小雀在叫,辛勤的年轻人该已经起床了吧,但我仍在这么一面向前走,一面读着自己的旧作。
  ●今年的读书愿望
  又是一年了。在这一九六三年的新年开始,照例有一点愿望,我也不能免此。
  我的愿望,与其说是新的愿望,不如说是旧的愿望。因为这些都是我平日的愿望,蓄之已久,可是一直未能兑现。现在趁这新年的开始,特地再提出来,向自己鞭策一下。
  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
  近来对于书的饥渴,真是愈来愈迫切了。有一些书,自己立志要好好的读一下,拿了出来放在案头,总是咫尺天涯,没有机会能够将它们打开来,仅有的一点时间,往往给翻阅临时要用的书,或是自己根本不想看的书,完全霸占去了。结果,那几本书便被压到底下,始终不曾读得成。
  隔了一些时候,偶然又因了一点别的感触,又想到别的几本应该看看的书,又拿来放在手边。结果仍是一样,又给一些本来不想看的书占去了时间,不曾读得成。
  日子一久,这些想读而未读的书,在我的书案上愈积愈高,结果只有一搬了事,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的梦想。我的读书愿望便是这样磋跎复磋跎,一天又一天的拖过去了。
  这就是我在今天这个日子,重新再向自己提出这个愿望的原因。我固然愿望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愿亲戚朋友和读者们幸福快乐,但我同时也愿望能够充实自己。如果无法不多写,那么,至少也该多读,万不能只写不读。
  有一时期,我曾经读书读得很多,一天要同时读几本书。读了历史或学术性的著作之后,接着就改读小说或是笔记,用来调剂口味。许多较枯燥、卷帙很繁重的书,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利的读完了。可是这样的读书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是梦境。《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多夫》,几部较大的文化史,美术史,还有文明书局的笔记小说五百种,都是在这样情况下读完的。可是现在呢,我想读一读几种不同的比亚斯莱的传记,多次都未能如愿。我决定暂时不将这一叠书从我的桌上搬开,以便考验自己是否有毅力能执行在这新年开始重新提出来的读书愿望:
  今年要少写多读,或者多写多读,万万不能只写不读。
  ●迎春颂
  若不是看到报上有卖春卷春饼的广告,我还不曾想到今天已经是立春了。
  春天本来应该是惠风和煦的,但是农历季节的编排,每到立春前后,天气总是很冷的,不要说是在北方和江南了,就是在这里也是如此,这实在很可玩味。
  记得小时在家中看大人举行迎春的仪式,庭中总要用铜火盆生起一盆炭火。这不只是取暖而已,同时也是象征暖洋洋的春意,随着这季节的变换,就要来临了。
  但是在春天未来之前,照例是要有几天严寒的。紧随冬天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春天,这正是诗人雪莱那两句为人传诵的名句命意所在。这几天,我们不是都在嚷冷吗?可是季节的好消息已到,今天已经是立春了。
  一旦到了春天:和风解冻,万物更苏,不要说是枝上小鸟的歌喉了,就是土洞里的懒蛇也要伸一个懒腰,再也耐不住朦胧昏睡的生活了。
  遥想在那些一望无垠的田野里,在翻耕过的乌黑肥润的泥土里面,这时正孕蓄着多少种籽的新芽,只要春雷一动,一阵微雨,它们都要脱颖而出,于是一个新的春天又开始了。
  不是吗,已经有一只燕子,不惜冲破严寒的包围,从老远的地方飞来,给大地带来了好消息:燕子已经来了,春天已经近在眼前了。
  就在不远的将来,严冬灰白的天空就要化成一片蔚蓝,太阳带来了更多的暖意,身上的衣服渐渐的少了,心上也更轻松了。不要说是少女了,就是树洞里的猫头鹰也会觉得它的翅膀有了一种新的力量,要不停的抖动,不等到月亮上来,就要飞出来看看这个新生的世界了。
  至于眼前,看来我们还要略为忍耐一下。因此,尽管在季节上来说,已经是立春了,但是在我执笔的时候,四周还是寒冷,而且黑暗。可是,我是对于放在眼前的日历有信心的。它像历史一样,从不会倒流,也不会骗人,既然严冬已经结束了,即使眼前包围着我们的寒冷是怎样的严密,春天的太阳不久就要带着温暖,给我们驱散了寒冷和黑暗,传达了春的消息。
  这么想着,我凝神细听,有一派轻微的有韵律的声音从邻房传来。这是孩子们的呼吸声,那声音虽然细微,但是我听了仿佛觉得是一只小鸟在鼓着翅膀,这是一种充满了生意的春之呼吸。
  ●晨起
  清晨六点钟就起了床,推开窗门,站在深圳华侨大厦楼上的阳台上,呼吸一下祖国宁静和平的新鲜空气。
  就是昨天晚上不曾欣赏到新歌剧演出,不曾还额外的听到庆祝我国热核爆炸成功的朗诵,就是这么享受一下似乎一点杂质也没有的从梧桐山脚下飘过来的清新的晨风,此行就已经很值得了。
  何况还受到那么热烈的款待,欣赏了我国新歌剧的成功的演出。
  华侨大厦前面那条深圳河的支流,自从一再加深疏浚之后,整理了两岸,有计划的种植了一排一排的花木。这几天,夹竹桃开得正盛,艳红的花朵,衬着浓绿的叶子,使人觉得春天仍停留在这里,等待我们这些匆匆而来、很快又要匆匆而去的游子。
  时间虽然还这么早,河对面的车站上,机车已经在进行调度车辆的工作了,一声短促的汽笛响过之后,就可以听到一连串的车底的挂钩碰撞声,一列火车已经在缓缓地向前移动了。可是隔了一条河,这边的一切却仍是这么宁静。
  东南面一带起伏不断的山领后面,灰白的云层很重,但是太阳的金箭已经从云层后面射了出来,随着云层的移动,放射出来的几道金光,一时伸长,一时缩短,仿佛猎猎有声。有几朵云头的边上已经嵌上了耀眼的金黄色。
  大地似乎在睡着。其实像我一样,人们早已醒来过了。经过一夜休息之后,大家早已精神奕奕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迎接愈来愈令人感到丰饶富足,愈来愈令人感到骄傲的日子。
  不是吗,昨夜在深圳戏院的台前,八名歌剧团的男女演员,在那幅红色的幕景前朗诵一个即编即演的临时节目,庆祝我国新的热核爆炸的成功,乐队指挥者指挥乐队奏起了激情的乐曲,一时面向台上,一时又转过身来面向我们观众,指挥大家进行合唱。这时,有谁不心清激动,为自己,为大家,为整个国家感到喜悦和骄傲呢?
  我站在阳台上,耳中仿佛仍在响着昨夜的台上台下交融一片的雄壮的歌声,忽然发现远远的树丛顶上,有一片红色的东西在缓缓的向上移动,仔细一看,这是我们的国旗,在分界线的旗杆上,升上杆顶了。从附近一排一排的宿舍里,有两辆脚踏车首先驶了出来,他们是一男一女,都很年轻,前去接班,开始新的一天,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
  ●春寒
  立春才两天,一股寒流就来到,而且寒意颇劲。从季节上来说,这该是所谓春寒了。
  春天本来该是和暖的,冬天才是寒冷的,但是最冷的天气,往往是在残腊新春之际。这正如最热的天气,往往不在夏天,而在夏末秋初,俗称秋老虎的那种天气。
  秋天太热可不大好,春天寒冷却是好事,因为她是不宜暖得太早的。春初的寒冷,一方面可以补冬天的不足,增加压杀害虫的力量。另一面又可以使得地下的生命力孕蓄得更丰富。这对于农事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除非冷得过久,春寒不仅富于诗意,也富于经济价值。
  我是一向喜欢新春能有一段寒冷天气的。在这地方,若是天气暖得太早,就不是春天来得早,而是夏天来得早,结果春天会在冬与夏之间,被挤得一霎眼就消失不见了。
  若是天气较冷呢,冬天的衣着还可以多穿几天,这就意味着“夏威夷恤”可以上市稍迟,也就是春天暂时还可以在这里小歇几天,不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使得“春装”在这里,徒负一个虚名而已。
  我自幼就不喜欢“过年”,却一向喜欢岁初这种清冷的气候,可以冲淡过年的俗气,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料峭春寒”。年轻的时候,一身逍遥自在,往往利用岁初这春寒天气,闭户读书,在小楼的纸窗下,恣意翻阅自己喜欢读的诗词,对于拜年的喧笑声和爆竹声,一概屏之耳外,不加闻问。
  年轻的时候,我一向以为自己这样是清高自赏,不随流俗。直到现在,才觉得这种态度不仅可笑,而且有点不近人情。我的家人一定为我这种怪癖的态度在暗中很感到难过,只有我自己不知道罢了。
  现在当然不是如此,早已学会见了人拱手说“恭喜发财”了。但是对于喜欢这样的春寒天气,却是积习难除。可惜的是:早已失去了可以安坐下来读书的闲暇,现在对着满架的图书,仿佛是街头的行人对于陈列在橱窗里的各种新上市的货物,只能投以匆匆的一瞥,没有细细欣赏的余裕了。
  ●小病的乐趣
  小病了几天。
  病,当然是苦痛的。不过我觉得,不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眼前这里的这个小社会中,有许多人就是不病也够苦痛的,因此病了也不过如此,有时反而会减轻一下某一些的痛苦。
  至于对于我来说,大病的滋味如何,我不知道,不知其中是否也有乐趣。至于小病,虽然这是够令人麻烦甚或苦痛的事,但我却觉得其中颇有一点乐趣。
  首先,我可以有了一种藉口,有些平时不能不做的事,这时却可以公然不做了,别人不仅不会怪责你,反而会向你安慰。
  其次,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任性一下。有客人来了,衣履可以不必那么整齐,甚至可以躺在床上不必起身。还有一些平日不好意思做的事情,如不想吃什么,或是指定要吃什么,这时都可以藉端要挟似的一一提出来了。
  但是最大的乐趣,还是自己可以懒散一下,可以不做什么就过却一天,或是任随自己的意志做一点什么,就这么过了一天。
  这几天,我就利用这小病带来的方便,放下了许多“急务”,尽量的做了一些“不急之务”。我看了几部毕加索的素描集,看了现代表现主义的版画选,整理了一下压积下来的剪稿,读了几章美国山额博士所著的有名的《世界娼妓史》。这是一世纪以前出版的,他将中国和日本都列于“半开化”之列,心里生气,便放下不读了。我还想翻翻《宋人画选》,欣赏一下那些笔墨精妙,印得又好的小品画,可是从孩子们的举动和口吻上看来,他们已经不将我当作一个“病人”看待,眼看这种“任性”的权利就要被取消,“小病”的乐园就要不存在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好笑,病了仍要看书,还以为这是一种乐趣,若是不病又怎样?他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恰是如此,不病时候的最大苦处,就是眼望着书,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看。现在病了,有些事情可以暂时放下不做,时间松动起来,可以任随自己的意思看看书,自然会觉得这是乐趣了。
  当然,这只是小病才可以。若是病得头昏眼花,五谷不分,虽有好书当前,也不能咀嚼其中的乐趣了。
  ●春归燕
  在一家晚报上读到一条很动人的新闻,说是有一对春归燕在尖沙咀车站的钟楼顶上结了巢,而且已经孵出了小燕,哺雏衔泥,往来十分忙碌云云。
  在香港岛上,由于人烟太密,房屋的建筑式样,既然没有“堂”,也几乎没有“屋檐”,因此,香港这一带虽然是候鸟往来的一个很好的中继站,可是在岛上能有见到燕子的机会实在不多。只有在十多年前,我曾在皇后道中华百货公司的骑楼下,见过有燕子在那里结巢。这几年不曾去留意,不知还有这样的事否。
  在新界的乡下,燕子到人家的屋檐下来结巢,自然是比较多一点的。上面所说的那一对在钟楼塔顶结巢的燕子,自然是少见的。若不是它们已经有过可怕的经验,不喜再近人,便是这一对燕子,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家燕”,可能是另一种的燕子,如岩燕之类,它们是喜欢在危崖高处去结巢的。
  燕子有多种,在本港常见的就有三种或四种,除我们中国常见的那种家燕之外,还有日本燕和西伯利亚燕。不过它们都是路过此地,停留的时间不会很长,因此,很少在这里结巢孵卵的。
  燕子来了,是意味春光已老,夏天就要来到了。但是这种季节变换的情趣,在这里是很难领略得到的。因为以这几天的天气来说,一面好像仍是冬天,可是大太阳一出,立刻就跳到了夏天。江南的那种春夏之交,轻寒乍暖,令人有点惋惜、有点惆怅的那种气候,在这里是领略不到的。
  我很喜欢杨柳,因此也喜欢燕子。这里几乎见不到垂杨,因此在这暮春天气,根本感受不到“柳烟”、“飞絮”那一类的应时点缀。燕子不肯多在这里停留,可能也是与没有杨柳有关。因为燕子与杨柳几乎是分不开的。
  我的壁上就有一幅王一亭画的《柳燕》。在柳丝之下,一群燕子正在飞翔,另有几只“排排坐”似的停在枝上,空中还有几片桃花。我本来不大喜欢王一亭的画,但是觉得这一幅的意境很好,在春天拿出来挂一挂,令人有身在江南之感。
  春光已老,结巢的燕子却又要有新的任务,那就是领着小燕去试飞,指导下一代怎样踏上生活的另一个阶段。因此到了初夏的骄阳下,我们见到它们也能在柳荫中穿来掠去,轻捷飘忽的飞翔时,那些母燕一定也是在笑着的。
  ●春夜二题
  夜归
  夜归,循着石级走回家时,觉得四周滴滴答答的有声音,似乎是大雨点打在泥土上的响声,可是又不曾下雨。站下来抬头仔细一看,藉着淡绿色的街灯的光,才知道这是山坡上的那几棵大榕树的落叶。
  因为在这里已经住过了多年,而且摸清楚了季节变化和自然界新陈代谢的一般规则,才知道这里的树木,多数不是在秋天落叶,尤其是榕树,它们一年四季根本是常绿的,只有在这春天要到未到的时候,经过几次忽冷忽暖的气候变化,白天里大太阳一晒,夜晚又刮起东北风,大榕树枝上的新叶子钻出来了,已经长了一年的旧叶,就在这时纷纷的落下来。这种变化的过程很快,往往只需一天一夜的时间,地上落叶满阶,树上就换上了满身新绿了。
  今天白天的天气特别和暖,有点回南,晚上又刮起风来,这一切条件都适合老榕树的换季,因此,走在石级上,不觉遇到了“三日不来秋满地,虫声如雨落空山”的景象,只是不是秋天而是春天,不是虫声而是落叶声而已。
  这些落下来的树叶,并不是枯叶,也不是黄叶,都是好好的碧绿的叶子。由于它们在自然生存上的任务已经完毕了,新生的一代已经成熟了,因此,它们就愉快的让接班的接替了自己的位置。
  灯下
  归来在灯下读了一位作家所写的冬日随笔,又读了另一位诗人所写的《文不在长》。两人都引用了苏东坡的那篇短短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似乎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表示大家都在关心近年青年人的写作问题,希望他们能注重情真句美,避免用些空泛字句将文章无谓的拉长。虽然长文章自有好的,但是好文章未必一定要长。
  这使我想起写文章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文与情的问题。国内的一些喜欢写文章的年轻人,大都生活充实,可以写的东西很多,可是文字的技术不够,写起来情胜于文。老一辈的文字修养够,可是生活空虚,写起来又不免文胜于情。如果能将自己的短处加以补救,写得文情并茂,好文章就可以产生了。
  至于这里,从发表在《学生园地》一类副刊上的文章看来,年轻人所写的多数都犯了文胜于情的毛病,而且那个“文”,也是新的风花雪月,既不真也不美,总是空空荡荡的像是画得不成话的抽象画一样,我以为挽救这毛病,也应该从充实生活、多读好文章入手。
  ●江南柳
  有一年的春天,在新会县的宾馆小住,宾馆的园林全是按照中国民族风格布置的。有小桥流水,水里有浮萍,桥头岸边种了一排垂柳。
  许多年没有见过江南的春天了,在南国的这个花园城里,抚着桥边这丝丝的垂柳,虽然尚未成荫,已经很使我有古人所说的“销魂”之意,当时曾请朋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我是喜欢柳树的。在自然风景里,在画上,在诗词里,各式各样柳的形象,都同样能唤起我的爱好。初春的新柳,春雨中的烟柳,春风中的柳浪,夏天的柳荫,还有秋天的疏柳。这些不同的形态不仅都富于诗意,而且使人对于如流的岁月和季节的变换有一种切身的感受。
  西湖的风景,若是没有了柳树,那减色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西泠桥畔的柳色,柳下的苏小小墓,岸边垂柳下的一只无人小船,船上沾了许多柳叶。这都是西湖景物迷人的神髓。若是换了另一种树木,情调不同,就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杭州西湖的柳色好,但是我觉得扬州瘦西湖的柳色更好。这大约与那一个“瘦”字有关。柳树不适宜于金碧辉煌的宫庭景色,也不适宜于过分热闹整齐的环境,它是特别同空旷萧疏的景物调和的。更有,柳的美丽是古典的,近于文艺的,这一切恰适合扬州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因此瘦西湖的柳色,看来就比春日游人倾城倾巷的西湖更为宜人了。
  还有,从前南京台城的柳色,也是十分动人的。今日玄武湖公园的堤柳,长丝拂面,仍足以不负“白门杨柳好藏鸦”的盛名。前几年小游玄武湖,偶然见到一群“红领巾”在柳树下捉迷藏,不觉又有一种新的感受。这才是活生生的,不该老是想到许仙白娘娘在柳下避雨的那些故事了。
  现在南方的园林,已经在大量的移植江南的垂柳,不仅在新会见到了,我在广州越秀公园也见到了不少。江南柳显然已经在岭南安家落户,不过却是在春天见到的,不知到了夏天怎样。南方人知道“榕荫”,大约很少领略过“柳荫”的风味。柳树没有榕树那么密,树荫没有那么浓,但是柳条摇曳生姿,空旷通风,在柳下的水边小立,听一听蝉鸣,或是看水中的小鱼逐食,却是能令人心暇神怡,恢复工作疲劳的。
  ●夏夜
  夏天的夜晚,这是一天之中最可留恋的一段时间。本来,对于像我们这样生活习惯的人,总觉得夜晚的时间特别可以留恋。春夜、秋夜、冬夜,都是富于诗意和抒情趣味的,但我觉得更迷人的是夏夜。这大约由于夏天的白昼太累人了,固然比不上春天和秋天的白昼,就是冬天的白昼也比不上,因为在晴日的冬天白昼也是令人觉得温暖可亲的。就因为这样,虽然古人也曾经有过“我爱夏日长”之说,但我总觉得夏天的白昼是不可爱的,这就愈加显得夏夜的可爱了。
  我曾在北方度过两个夏天。一次是在北京,住在燕京未名湖畔。这是一位朋友邀我去的,学校正在放暑假,他留在校里不回去,因此,就便宜了我这个远方来的客人。宿舍虽然宽大清静得令人感到不安,但是白昼依然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只有到了傍晚,残阳抹过未名湖上的几株古松,薰风从湖上吹来,这才是一天最好的时光。有些南方人以为北方的夏天也不热,这是未曾亲身经历过的想当然之谈。江南、华中、华北,夏天的炎热,只有比南方亚热带更历害。以香港来说:夏天即使在正午,有时也会有一阵阵的凉风自海上吹来。北方在夏天可不容易有风,因此热起来特别难受,仿佛坐在蒸笼里一般。
  另一个夏天是在温州过的。那里近海,夏天的气候好像比北京松动一点。这一回是住在父亲任职的机关里,宽大的四合院,是典型的北方房屋。因为还是孩子,生活可以过得毫无拘束,因此,一点也不觉得炎热之苦。到了夜晚,就坐在院子里乘凉,天上繁星如点,满院都是晚香玉的香气。我对于这一种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一嗅到了它的香气,就憧憬着在北方过夏天的情调了。
  这几天的天气特别热,白昼骄阳如炽,我虽然有时仍不得不挥汗伏案,但是到了夜晚,工作时就感到轻快得多了。而且夜愈深,就愈觉得凉静可喜,想起白昼在大太阳之下再加上噪杂的尘嚣,那一种令人烦闷的情形,同现在比起来,真是两个世界了。
  夏夜就是这么令人值得留恋,可以使人工作得更为安静,虽然损失了几小时的睡眠,但是想到白昼的烦躁,只有在这时候,我是宁愿黎明迟一点来到的。
  ●纳凉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情节是说一个年轻的革命工作者,在上海工作,由于环境恶劣,只好到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去暂避,这是一个朋友给他安排的,藉口养病,就在这个朋友的亲戚家里住了下来。这时正是夏天,这个人家有一个女儿,在外面念书,放暑假回家。由于彼此的印象都很好,两人很快的就成了朋友,而且发生了情愫。不过,男的知道自己的处境和任务,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果然,暑假还未完毕,他已经接到指示,匆匆的离开了这个人家。临分别时,他同这女的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终于不曾说,就这么分开了。明知道女的心里很难过,而且会怨他,但他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谈恋爱的人,只好这么硬着心肠走开了。
  虽然小说里并不曾说明这个小城市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自己却是以上海附近的昆山为模型来描写的,因为我自己曾在这地方住过,而且度过夏天。我在小说里而描写他们两个人,怎样晚上在院子里或是大门口纳凉,怎样到小河边上柳荫下散步的情形,也都是根据自己的体验。
  在江南的夏天,尤其是那些小城市里,夜晚在自己的院子里,或是在街上纳凉,实在是一天之中最好的一种享受。我说夏夜特别可爱,这也是主要理由之一。
  纳凉的时候,所坐的无论是竹椅竹床、或是木凳藤椅,甚或只是坐在阶石上,扑着芭蕉扇,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潇洒和轻松。就我自己的回忆来说,在这样的时候,若是在一起乘凉的恰是几个彼此年岁相近的人,这时就会上天下地的乱谈。年轻人是最喜欢谈自己的志愿和抱负的,这时就有多少伟大可爱的人生蓝图,从自己口中披露出来。
  夏夜的天空,看来好像特别的黑,因此,那些星星也就显得特别的亮。纳凉时静看繁星满天的夜空,也是乐趣之一。这时天上若是恰巧有一颗流星飞过,就会引起你的许多幻想,使你想到不仅你自己,就是你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也是沧海中的一粟。
  夜深了,有人开始打呵欠,这动作就好像有一种感染力似的,立时就接二连三的也有人打呵欠,于是有谁提议说时候不早了,可以睡了,就各自端了坐椅,或是合力抬了竹床进去,乘凉的节目就告结束了。这是夏夜最可留恋的一幕。
  我不曾说到“热”,因为那是白天的事。夏天到了晚上,尤其在乘凉的时候,根本是不会觉到热的。
  ●新的乡思
  “故乡今夜思千里,双鬓明朝又一年!”
  这是古人在除夕所写的两句诗。这位诗人在除夕想到远隔千里的故乡,当然是作客在外,想到了自己的家。我虽然同样在外作客,可是久客成家,我的乡思,并没有想家的成分在内。我想念的是许多朋友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家乡新消息。今天又恰是新历的除夕,我就在这里写下我的新的乡思吧。
  最近,客从故乡来,为我谈了许多故乡的新事物,其中有一位更送了我一罐故乡新出品的茶叶,称为“雨花茶”。
  从故乡来的朋友,如果送我一包雨花石,固然会使我高兴,但是现在送的却是雨花茶,则除了高兴之外,更使我诧异,因为我的家乡是从来不以产茶著名的。
  提到茶叶,自然使人不能不想到杭州。杭州的龙井,有雨前茶和明前茶之别,想不到我的家乡现在竟有了一种“雨花茶”。我将“雨花茶”试泡了一杯,叶细如针,泡开了以后,多是“一枪一旗”,可知所采的全是极嫩的茶叶,茶味在碧螺春与龙井之间,虽然用的是这里的“水喉水”,喝了几口仍令我有口舌生津的快感。
  “雨花茶”之名,当然是取自雨花台。可惜罐内并没有仿单,不知道这种茶叶是否真的采自雨花台一带的山上?过去,雨花台只以产石子著名。前几年我路过家乡时曾去一游,拜谒了烈士公墓,并不曾听说那里开辟了茶园。现在相隔不过六七年,居然已经有“雨花茶”出产,可见变化之速。
  今天读报,见到自国内新运来的特产,更有一种“清凉山茶”,看来家乡这几年已经在大规模的种植茶树,这才除了“雨茶花”之外,还有“清凉山茶”。我幻想着不久可能还有“莫愁茶”和“玄武茶”。
  仅是这一罐“雨花茶”,已经足够勾起我的乡思。家乡这几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咸板鸭和花生米虽然依旧有名,但是同时却增加了不少新的出产。这里面小如茶叶,大如汽车,都包括在内。家乡居然有了汽车厂,正如家乡有了茶园一样,都是使游子要刮目相看的事实。
  从来客的口中,还知道家乡还有许多更令人高兴的建设工程,有大如一座城市的工厂,另一座比武汉长江大桥更大的大桥,也在下关与浦口之间完成了。这些可喜的消息,在啜着雨花茶的时候,自然更增加我的新的乡思了。
  ●晚香玉
  街上有卖晚香玉的,买了一束回来,插在瓶里,晚风过处,发出一阵阵的幽香,使我想到北方的夏天,北方夏天的晚上。
  在北方人家的庭院里,尤其是从前那种典型的四合院里,除了金鱼缸之外,所种的花木,总不外是枣树、葡萄、夹竹桃和晚香玉。一年四季之中,庭院里最热闹的自然是夏季。到了傍晚时分,一家老少都洗完了澡,这时便一起坐在廊缘下或是庭院中心来乘凉,摇着芭蕉扇,讲故事,说笑话,闲话家常,可说是一天最轻松闲逸的一刻,也是最愉快的一刻。这时晚香玉的幽香就充满了整个的庭院。我想这正是这种白色的小花朵获得这名称的由来。花朵洁白如玉,一到夜晚便幽香沁人,因此,就成了晚香玉。
  这是北方夏天特有的时花,因此,即使远在这苦热的小岛上,一嗅到了它的那派幽香,就使我想到了北方的夏天,北方夏天的庭院生活。
  可是,这里的花贩,却称它为玉簪。我想,这正与称洋花“康乃馨”为丁香,称大丽花为芍药一样。若说这里与中原文化有一点隔阂,这才是最明显的证据。就拿晚香玉与玉簪来说,花形、叶形,以及花朵的大小,都是相差很远的,不知何以会混而为一。若说未开的百合花蕾,与玉簪有一点相似,倒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晚香玉,大小与玉簪比起来,实在相差太远了。这里根本没有玉簪,我想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才指鹿为马了。
  事情很凑巧,说到玉簪,我的墙上正挂着一幅白石老人的玉簪蜻蜓。这还是在老人去世那年,从北京琉璃厂买回来的。画着种在瓦盆里的一棵玉簪。花开得肥大,虽然有一只黄蜻蜓,玉簪的叶子却有一两张有一点黄了,因此,这一定是画初秋的玉簪。
  我很喜欢这幅画,因此,当时一见到就立时买下了。虽然后来有人对那一只花盆提出了疑问,说是中国花卉画很少是连盆一起画的。但是我觉得这是白石老人的画,他的作品打破常规的地方真是太多了,若是采用这样拘泥的态度,是很难欣赏他的作品的。
  壁上的这一幅玉簪,对于瓶中的晚香玉,正好作了最具体的说明,我真想将街上的那个花贩喊进来,指给他看:这才是玉簪,这乃是晚香玉。
  这是在北方怎样也不会发生的事,因此,嗅着它散发出来的幽香,使我愈加想到了北方的夏天,愈加想到了北方夏天的夜晚。
  ●晚香玉的怀念
  买了两枝晚香玉,插在一个暗花的仿龙泉的小瓷瓶里。淡青的釉色,衬了开在浅绿色茎上的洁白小花朵,显得非常高雅。这些柔白如玉的花,一到了晚上,就散发出一阵阵很浓烈的香气,无愧于“晚香玉”这三个字。
  晚香玉是夏天的花朵,而且是盛产在北方的。它的香气不似梅花,不似水仙,更比不上兰花,没有它们那么清淡幽雅,浓烈得有点近于姜花和茉莉,因此虽是北方的花,却有一点南方的特性。
  这几天秋暑很盛,溽热恼人,在夜窗下,一阵风吹来,香气显得特别浓烈。我会停下笔来,凝视着这些六瓣星形白色的小花,悠然出神。香是花的言语,它一定向我表示什么,可惜我无法领略。
  它该不是向我诉说北方的夏天?那些往事,我倒是还记得的。在北方,晚香玉没有这样矜贵,它们总是种在人家庭院的花坛上,或是墙根下,长得很茂盛,一丛一丛的,花开得也特别繁密。坐在庭院里或是屋檐下纳凉的人,只要有一阵微风吹过,就笼罩在它的香气里。
  我曾在北京和天津附近的沧州,销磨过北方的夏天,那时很年轻,没有经过什么忧患,也没有什么牵挂,觉得人生好像是一张白纸,任我随意抒写,而在白纸上给我留下了一派香气的,就是晚香玉。因此一到了夏天,每在街头见了这种花,总忍不住顺手买几枝回来,就像今天这样,插在瓶里,供在案头,嗅着那种带有炎热情调的香气,重温青年时代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现在,当年的那一张白纸,早已写满了字迹,都是些潦草不堪,不能辨认,甚或不堪卒读的字迹,一点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是重读的价值,只有那一派香气,却依然存在,因此我一嗅到了,就想起它在我的生活中所点缀的那几个夏天。
  季节已经到了秋天,但是这几天的气候仿佛仍在夏日。在北方,墙根下的晚香玉,摇摆在西风中,叶尖上大约已经要露出一点黄意,意味着中秋一过,秋意就浓了。但是庭院是永不会寂寞的,枣树上的枣儿已经开始甜熟,墙根下出现了新种的鸡冠花和雁来红,替代了晚香玉,在晓日的照耀中,在霜夜的星空下,继续为这庭院装点着秋色。
  但我也仍将迎着西风,继续坐在这南方的夜窗下。
  ●家乡食品
  尝了新自我的家乡运来的香肚。大约为了赶运来应节,风干得还不很透,但是已经够甘香了,一吃到嘴里,就获得了这种家乡食品所特有的滋味。而今年的香肚售价更特别相宜,我只能说这真是“口福”。
  香肚不见于乡土籍载。它的滋味好,该是与猪肉本身有关的。我们家乡有一种小型的猪,肉质特别好,是冬季的最好肉食。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云:
  “猪肉,中国人贵贱之通食也,金陵南乡人善豢之,躯小而肥,俗呼驼猪,岁暮始宰以祀神,供宾客,给年用,非市间所常有。其皮厚肉粗,间杂以臭恶者,皆贩自江北之猪,必稍稍饲之然后杀,始无此病。”
  香肚的滋味,近于火腿,一定要用上好的肉,这正是我们家乡能有这特产的原因。这正如板鸭一样,当地并不产鸭,所用的鸭也是从江北来的。但是在宰杀之前,先要经过若干日饲养,不仅使它肥大,而且还要改变鸭的肉质,因此,不论是制咸板鸭、烧鸭,或是盐水鸭,都能够肥嫩鲜美,使尝过的人恋恋不忘。
  每逢农历年节,家乡还有许多特制的应时食品,配合了过年风俗。《金陵物产风土志》云:
  “岁聿云暮,宜备糇粮。取糯米杂沙于炒之,去其沙,曰炒米。蒸而干之,和以饴糖,掬之使圆,日欢喜团。”
  这种“欢喜团”,是白色的,比乒乓球略大,是我们家乡的特有食品,可以就这么咬来吃,或是用滚水泡开来吃。新年亲友来了,这是最简单的下午点心。滋味不错,而取意又吉祥,所以老少都欢迎。
  “欢喜团”是用糯米炒涨制成的,另有一种用黏米炒熟作原料的,不用白糖而用赤砂糖拌和,制成一个个两寸直径的圆饼,称为“炒米粑粑”,滋味比“欢喜团”更好,小时最喜欢吃,未尝此味者,已半个世纪了。
  “祀灶有灶糖,作元宝状。以芝麻和糖焙焦之为金,以大麦糖揉之为银,兆家富也。”
  祭灶风俗和这类祭灶的物品,现在在家乡大约已经渐渐革除了。还有其他点缀年节的食品,在名称上都脱不掉迷信色彩。
  “除夕名物,多取吉祥。安乐菜者,干马齿苋也;如意菜者,黄豆芽也。守岁时取红枣、福建莲子、荸荠、天生野菱,煮粥食之,谓之洪福齐天。”
  这一种粥,不同于腊八粥,滋味不错,不知现在还有人吃否,我以为倒不必以名废实的。到了新年,我们家乡还有一些应节食品。《金陵物产风土志》说:
  ●“食之以时,唯节令为最备。元旦祀神,取麦屑揉糖为圆式,蒸之使起,曰发糕。和糯粉条分之,曰年糕。其供祖先有饦■,则取糖馅之饼四,贯以四柱,影堂几上物也,谓之桌面。汤团谓之元宵,以节名也。贺客至,率以芹芽松子核桃仁点茶,谓之茶泡,煮鸡子以充晨餐,谓之元宝。”
  所谓发糕,即广东人所说的松糕。用白糖的作白色,用黄糖的作黄色,象征金与银。但是白面的发糕,面上必须略涂洋红,因为纯粹白色是忌讳的。就是前面说起过的欢喜团也是如此,每一个雪白的欢喜团上,必须用洋红点一个小红点。
  我们家乡的酱菜也很有名。这在镇江淮扬一带也是如此。有酱莴苣、酱萝卜、酱生姜、酱黄瓜。其中最有名的是酱莴苣,可以长至尺余,他处所无。切片佐粥,最为相宜。还有将莴苣腌后晒干,卷成小圆饼,中心饰以玫瑰花瓣,称为“莴苣丸”,佐饭下酒,甚至作为零食都相宜,更是我们家乡独有的特产。
  酱生姜之中,最珍贵的是酱嫩姜芽,称为“漂芦姜”。这是春末初夏才有的,由酱园现制现卖,过了嫩姜的季节就没有,而且每天仅清晨有得卖,因为“漂芦姜”取其鲜嫩清淡,浸酱过久,就成了普通的酱生姜,不是“漂芦姜”了。
  陈作霖的《物产志》记家乡有名的酱菜道:
  “酱有甜咸二种,以豆麦为别,各种小菜,皆渍于中。承恩寺僧有制此者,号阿蓝斋,芦姜豆豉,所制最精。阿蓝菜一名阿猎,形如荠,味辛,必去汁渍以盐始可食。高座寺僧尝蓄以为菹。承恩寺斋名之所由称也,令则失其传矣。”
  在从前,不仅和尚善于制各种酱菜咸菜,尼庵里的师姑们所制更精。这些出家人有的是闲暇,可是尘心未泯,别出心裁,用这种精致的小吃来讨官家富室老太太少奶奶们的欢心。她们饱厌膏梁,尝到这种清淡的蔬食自然口味一新,于是,这些出家人就有资格可以穿堂入室了。我记得有一家尼庵的某师太所秘制的“臭卤面筋”,最为有名。她不肯多制,必须有深厚香火缘的施主,才肯赠送一小坛。我的吕姓外婆家是在被送之列的,得了一坛后就珍如拱璧,我们孩子是没有资格吃得到的。
  某师太秘制的“臭卤面筋”,简称“臭面筋”,小的时候虽然没有资格吃,岁数稍大以后却有机会吃到了,那是我们家中自制的。看来是我的继母从娘家学来的,可能还是从庵中讨得了一点老卤,因为最难得的就是这种老卤。面筋是普通的面筋,每一团搓成只有鱼丸大小,浸到盛在瓦坛的卤中,过了若干日子,就成熟了。
  这种泡好了的臭面筋,作灰白色,可以就这么像吃腐乳一样的生吃,也可以用素油炸了来吃。说到滋味,由于各人嗜好不同,那就很难说。我看凡是喜欢吃乳酪、腐乳、臭豆腐、鱼子、黑黄咸蛋的人,就一定喜欢吃这东西。若是不喜欢上述诸物的,对于臭面筋一定会望而去之。
  我尝到臭面筋的滋味,已经不是在家乡,而是远在江西的九江。我父亲也像当年的陶渊明一样,为了五斗米在那里折腰,酷尝臭面筋,继母这才托人远远的从娘家带来了泡臭面筋的老卤,自己试制。我记得当时九江没有生面筋卖,还是自己买了麦麸回来,洗制生面筋的。
  ●我们家乡对于面筋和豆制的素食,都有特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金陵物产风土志》说:
  “取芥菜盐汁,积久以为卤,投白豆腐干于瓮内,经宿后煎之蒸之,味极浊,馥之有别致,可谓臭腐出神奇矣。江宁乡白塘有蒲包五香豆干,以秋油干为佳。秋油者酱汁之上品也,味淡可供品茶,故俗呼茶干。”
  “磨坊取麦麸揉洗之,成小团,炙以火,张其外而中虚,谓之贴炉面筋,物虽微而行最远焉。”
  所谓“贴炉面筋”,就是无锡、上海一带的“油面筋”,这里的上海店和国货公司也有得卖,不仅是素食中的妙品,就是嵌肉也是一味好菜。
  蒲包干是圆形的。大约制时是用“蒲包”包扎而不是用布包扎的,制成后上面有细细的篾纹,所以称之为蒲包干。五香干是普通制品,秋油干则是特制品,黑而且硬,最耐咀嚼,可以送茶送酒。相传金圣叹临刑时所说,伴花生米同吃,滋味不殊火腿者就是此物。这本是江南很普遍的豆制食品,最好的出在安徽芜湖,黑硬而小,可是滋味绝佳。称为“芜湖秋油干”。从前上海流行的“小小豆腐干”,就是仿芜湖的,可是滋味差得远了。本港也有普通的五香干,称为“豆润”(为了忌讳“干”字。所以改称“润”),只可作菜中的配料,是不能就这么用来下酒送茶,更谈不上有火腿的滋味了。
  ●江南的野菜
  清明前后,趁着扫墓踏青之便,从前江南的小儿女有一种很有趣的野外活动,称为“挑野菜”。这个“挑”字用得很有意思,因为有许多野菜都是生得扁平的贴在地上,要从土中将它们连根挑起,抖去泥土,放入带来的小竹篮或是手巾包内。
  这是江南暮春天气最富有吸引力的活动,因为既可以玩,事后又有得吃。虽然有些野菜在市上也可以买得到,但是自己劳动得来的果实,虽是一勺之微,吃起来也是别有滋味的。
  在这类野菜之中,滋味最好的是马兰头,最不容易找到的也是这种野菜。这是一种叶上有一层细毛像蒲公英一样的小植物。采回来后,放在开水里烫熟,切碎,用酱油麻油醋拌了来吃,再加上一点切成碎粒的茶干,仿佛像拌茼蒿一样,另有一种清香。这是除了在野外采集,几乎很少有机会能在街上买得到的一种野菜。同时由于价钱便宜,所以菜园里也没有人种。《本草纲目》有“马兰”之名,说它“湖泽卑湿处甚多,二月生苗,赤茎白根,长叶有刻齿状,南人多采汋晒干,为蔬及馒馅。入夏高二三尺,开紫花”云云。所说颇似马兰头。但说它高二三尺,则又有点不似。不知是否我们在春天所摘的是嫩苗,到了夏天会长得那么高,还是另一种植物。
  较容易找得到的是荠菜。这东西现在显然已有人种植了,因为在香港的上海馆子“新到上海时鲜”的广告中,也有荠菜之名。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野生的总比菜园种出来的滋味更好,至少是吃起来更有风味。荠菜不仅可吃,花也很美丽,江南人素有“三月三,荠菜花儿赛牡丹”之谚。
  荠菜可以炒来吃,可以切碎了加虾米或肉粒作豆腐羹,又可以作馅包馄饨或包子。《本草》说荠菜有大小数种,我们现在所吃的乃是较小的一种。扁平的生在地上,摘的时候一定要连根从地上挑起来,据说《诗经》上所咏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所指的就是荠菜。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先早已知道它的好滋味了。
  另一种更普通的野菜是金花菜,一名三叶菜,古称苜蓿,原本是马吃的,据说还是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宛带回来的,这就是今日上海人所说的“草头”。这种野菜现在也渐渐的成为“园蔬”了。除了可以炒来吃(即上海馆子的“生煸草头”)之外,我们家乡还将它腌作咸菜,日久色泽微黄,吃起来甘中略带苦沥之味,是很好的“茶淘饭”小菜。
  ●笋脯豆的滋味
  现在已经是农历三月,在江南正是竹笋上市的季节。粗大的毛竹笋,已经没有纤纤的春笋和嫩竹笋那么名贵。但它的好处是产量多,市价相宜,可以切成大块来焖肉。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若要不瘦又不俗,顿顿还他笋烧肉”了。
  除了烧肉之外,还可以“烧”了晒干,成为笋干。若是与黄豆同煮,就成为有名的“笋脯豆”了。
  “熏青豆”是用嫩毛豆制成的。“笋脯豆”的原料则是黄豆,也就是老了的毛豆,略加笋片,用适量的酱油和糖同煮,经过烘干或是晒干的手续,就成了“笋脯豆”了。
  这种“笋脯豆”,近年这里的国货公司也有供应,是上海的产品,味道好,而且吃起来不像“熏青豆”那么硬,细细的咀嚼起来,颇有本地人所说的“和味”之妙。此外另有一种福建的出品,称为“五香豆”,豆质就硬得多了。(上海人的“五香豆”,是用蚕豆制的,这里所说的福建“五香豆”,却是用黄豆制的。)
  从前江浙一般人家,在春末夏初,毛笋最便宜的时候,总是大量的烧笋干制笋脯豆,晒好烘干以后,用瓷坛贮藏起来,可以历久不坏,有亲戚人家的孩子来了,就装一碟出来给孩子们吃。
  这种笋脯豆,也是送粥下酒的妙品,因为它的味道不咸,而且耐咀嚼,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一壶绍兴酒,两个人对酌,呷一口酒,随手摸几粒笋脯豆送入口中,是有一种淡泊家常的风味的。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代,没有雪糕,也没有朱古力,能从大人手上拿到一把像笋脯豆这样的零食,是会感到非常满足的。现在的年轻人读了,也许会暗暗的好笑,笑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要求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满足。
  当然,现代的孩子们有他们的幸福,但是当我们想起我们的孩子时代,吃一把笋脯豆,玩几枚小钱一个的泥人,我们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不会感到有什么贫乏。反之,我倒觉得现在的孩子过早的被剥夺了天真淳朴的享受,使他们一下子就成为“准大人”,反而是一种损失了。
  想想吧,我们现在老了,还可以吃一把笋脯豆,回味一下童年的滋味。现在的孩子们到了将来,有什么能供他们回味的呢?
  ●碧玉一般的莴苣
  在一家饭店上吃到了新上市的莴苣,自己到市上去买却买不到。吃到这种春蔬,就不仅意味到已是春天,在这里简直觉得初夏也快到了。
  本地出产的罐头酱菜里,也有用莴苣作原料的,称为“笋菜心”。除了这样腌制作酱菜以外,不见有其他用途,而且提出了“莴苣”之名,好像谁也不知道。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较老的生菜心。它可能与生菜是同宗,但是莴苣自是莴苣,决不是生菜心。
  我的家乡是盛产莴苣的,而且特别肥大,有时可以长至一尺多二尺,通称莴笋。
  有一种称为“莴笋圆”的食品,是将莴苣用盐腌渍后晒干,使它成了像扁尖笋那样瘦长的一条,然后将它卷起来,由粗到细,卷成一个扁平的小圆饼,这样就成了“莴笋圆”。这是我们家乡独有的特产,是送粥的妙品,同时也是一种可以送酒的小吃。这不是酱园的制品,而是像熏青豆和笋脯豆等等小吃一样,是属于食店的出品。
  制成了的“莴笋圆”还保持茶青色,远看起来像绿豆糕一样。他们还喜欢在中心放一片晒干了的玫瑰花瓣,看起来特别精致。这是在春末夏初,莴苣大量上市的时候才有的应时小吃。过时就没有了。
  上海人在春夏之交所爱吃的“腌笃鲜”,有时除了鲜笋之外,也用莴苣笋作配料。但我认为最理想的吃法,是凉拌生吃。
  将莴苣斜切成薄片,那色泽简直像碧玉一样,用盐略加腌渍片刻以后,逼去盐水,用上好的酱油和麻油凉拌,现拌现吃,清香爽脆,有春天的感觉,也有夏天明快的感觉,是非常美味的蔬食。
  菜根有香,它可以当之无愧。
  北京的酱菜里,也有酱莴苣,是将整条的大莴苣,放在酱油缸里腌渍成的,已成紫黑色,依然爽脆。潮汕人的“笋菜心”,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制品,只是口味淡得多了。
  莴苣本是过了夏天就没有的,记得有一年深秋,在北京新侨饭店吃早餐还吃到了凉拌莴笋,我觉得奇怪,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四季青”的出品。他们说,现在的农村,又增产又改良,四季长青,要啥有啥。
  ●“美人肝”与胰子白
  近来在报上读到谈南京著名的特产食品“美人肝”的文章,使我不禁有一点感慨。
  所谓“美人肝”者,乃是鸭肠的一部分。这东西在南京本地人称为“胰子白”,从来没有人称它为“美人肝”的。“美人肝”名称的由来,是军阀盘踞南京以后的事。达官贵人饱厌膏粱之余,垂青到这种小食,并且自命风雅,给它题上了“美人肝”这个名称。
  这貌似风雅,实在毫不风雅。这正如吃斋的人要吃“素火腿”、“素鸡素鹅”一样,既然不能忘情于火腿和鸡鹅,又何必吃斋?
  如果觉得“胰子白”特别美味,一定要给它另题一个风雅的名字,也未赏不可,但是何必一定要在“美人”身上打主意?试想,如果喜欢吃鸭肠的人,就称之为“美人肝”,万一另有人觉得鸭腿特别美味的,就称之为“美人腿”,以此类推下去,这成何体统?
  可知“美人肝”者,这名称貌似风雅,其实毫不风雅。不仅不风雅,简直还伧俗。
  我就从来不叫这东西为“美人肝”。前几年路过家乡,晚上抽暇到新街口闲逛,世界翻新,连东南西北都分不出了,但是乡音未改,记忆犹新,我随便走进一家鸭子店,向他们买了一包板鸭,又问他们有没有胰子白。老板说卤鸭肠就有,纯粹的胰子白可没有,我说我本来就是要买鸭肠,不过叫得好听一点罢了。这位老板比我的年纪还大,他从老花眼镜下面向我细望了一眼,笑着问:
  “你老一定多年不曾回来过了吧?”
  我点点头。我明白他这句话的用意,我想我若是问他有没有“美人肝”,他一定不会这么问我了。
  南京是以板鸭出名的。其实盐水鸭、烧鸭、鸭杂、鸭四件,都同样的可口,其中如卤鸭肠,更是价廉物美,本是一般家庭的日常食品。可是自从那些达官贵人在我们家乡反客为主,妄加品题,一定要吃纯粹的胰子白,炒成一碟,而且还名之为“美人肝”,西子就真正蒙不洁了。
  我很高兴在胰子白称为“美人肝”的时代,不曾回家乡去过。我是在家乡解放以后才回去的。官僚们不见了,“美人”也解放了,已经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又成为胰子白了。
  ●家乡的药草
  在北京的书店里买书,想找一些有关我家乡的文献。可是,可以买到手的实在很少,因此我向那位店员求教说:请你给我找找看,只要是有关我们家乡的,什么都好。
  他去找了一会,拿了一本书来递给我说:
  “你看,只有这本。”
  我一看:《南京民间药草》。薄薄的一本,这确是一本有关我们家乡的著作。我虽然不研究民间医药,但是喜欢看看《植物志》一类的自然科学通俗著作。这是不该放过的,随即接了过来。
  《南京民间药草》,这是一本专门性质的著作,而且是冷门书。我想如果有人专诚托我买这本书,只怕很不容易找得到。现在既然无意中遇见了,即使自己不想读,也应该买下一册。
  国内现在很重视中药研究,对于流传在各地民间的医药秘方,更在大力整理。南京是个大地方,开发经营的历史很久,传统习俗的累积知识很丰富,对这地方习用的药草来作科学的分类和记载,实在是值得从事的工作。据本书《前言》所载,两位编著人对本书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很认真的做过一些工作。他们不仅从观察研究实物入手,而且还亲身到出售草药的店家去调查和访问。他们访问了南京经营药草业的一些前辈商人,如雨花街的张忠林,夫子庙的雷国信,钓鱼台的魏文龙等人。
  这些有关家乡的知识,虽是一点一滴,都使我感到了很大的兴趣。
  本书记载了一百一十一种药草,附有二百多幅插图。老实说,大部分药草的名称,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但这是一些多么有趣能吸引人的名称:狼把草、免儿伞、六月雪、飞来鹤、威灵仙、马兜铃..遥想这些名称的由来,不仅是象形,而且背后一定还有不少有趣的附会和传说。可惜这是属于民俗学的范围,本书是研究它们的药用价值,不会提到这些。
  只有少数名称是我自幼就熟悉的,如马齿苋、瓦松、蒺藜那几种。马齿苋在阶前就可以见到。瓦松在屋脊和瓦沟里。蒺藜,则只要在秋天到野外钻一次草丛,衣上和裤上就可以沾了不少。
  ●南京的马车
  从前南京最多马车,几乎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特色。这是因为南京的地方大,从前从城里到下关,步行固然不可能,轿子和人力车都不能一口气直达,一定要在中途换人,十分不便。只有马车可以直达,因此大行其道。
  这种马车,有自置的,十分讲究,马也精壮,车窗和车灯的玻璃都擦得雪亮,马车夫总是穿制服的。此外还有跟班。另外有大规模的马车行,备有马车供人租用,仿佛今日的营业汽车那样。此外就是几个人合资购置一辆马车来谋生的,车敝马瘦,聊以糊口,这就是上海人口中所说的“野鸡马车”了。
  这当然是初时的情况,为期约在清末民初之际。等到汽车出现了,最时髦最名贵的当然是汽车,马车遂退居第二位。只有旧家仍有自备的马车,新贵大都不屑一顾了。等到我们这一辈长成以后,南京的马车虽然仍在大行其道,但是街上所见,几乎所有的马车全是“野鸡马车”了。
  同马车夫讲价钱,最费唇舌。他们漫天讨价,只要你开口还了价钱,他们就驾了车子跟在你一旁,向你兜揽不休。而且别的马车夫都拒绝再同你接洽。因此,你如果问了一辆马车的价钱,就无法再雇第二辆,不容你有选择。如果有别的马车夫破坏了这行规,吵骂和打架就要发生了。因此,对当时初到南京的人士来说,雇马车和讲价钱,都是一件苦事。
  马车也有篷车和轿车之分,后者就是这里所说的“房车”。出租的野鸡马车,大多数都是敞蓬车。坐在这样的车上,虽然慢而颠簸。但是如果从下关进城,在那一条长长的马路上,从夹道的垂柳荫中缓缓前进,蹄声得得,杂着鞭声和马车夫的吆喝,也自有一种风趣。
  不用说,那些驾车的马,都是极其羸瘦的。车主只仅可糊口,马儿的食料自然不会好。这些马匹的来源是怎样,我不大清楚。但是它们后来的去处,我却有点端倪。
  当时南京市上有一种卤马肉出售,是沿街挑担叫卖的,切成薄片,铺在磁碟里出售,称为“马儿筋”。孩子时代曾经试过,当时虽然觉得滋味很不错,我现在很怀疑这可能就是那些不能再拉车的马儿的最后出路。
  ●家乡的剪纸
  日前买了一本小书:《南京剪纸》。虽然只是选印了二十几幅剪纸,但是我却以无限的喜悦将它捧在手里。我想,在这里很少人会像我用这样珍爱的心情来翻阅着这本小书的,因为这是来自迢迢千里外的我的家乡的东西,而我又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对着这本书,使我想起了儿时在自己家里和外婆家里的门上窗上所见过的那些剪纸。可能没有一幅真的是我从前见过的,但我却觉得每一幅对我都是熟悉,而且亲切的东西。我的老家在九儿巷,那座至少有四五进深的大屋,据说在太平天国时代曾经做过王府的。五开间的大厅屏门上,还残留着斑剥的漆绘彩画,若是现在还不曾拆掉,该是很好的太平天国历史文物。在后进的正房和两旁厢房的玻璃窗、纸窗和明瓦窗上,便常年贴着这些窗花。五月节和八月节往往要换上一两幅新的应时的,过年时则全部更换一次。房门上若不是贴着“麒麟送子”或“一团和气”的年画,便要贴着大幅的“喜上眉梢”和“满门富贵”一类的剪纸。前者是用喜鹊和梅花构成的图案,后者是一群孩子围着一只大扑满。
  用剪纸作装饰的方法可以有几种变化。一种是单纯用红纸剪成的;另一种则是在红纸剪成的花纹下面再衬上一张实地的绿纸,四周比红纸略大一二分,留出一条边;再一种则是用白连纸剪成再用红纸衬托。贴在窗上的总是单独用红纸剪成的,有绿纸或红纸衬托的则贴在门上或一般器物上。有时,亲戚家有人过生日,送去一盘寿面和寿桃,也要在上面压上一幅剪纸。至于有其他喜庆事件时,那更不用说了。
  不知是不是由于我爱乡的偏见,我觉得家乡的剪纸,构图和花纹的排列方法匀称自然,不流于过分的纤细和无谓的复杂,而意匠则别出心裁,一幅有一幅的特色,比起闽浙两广的剪纸更自然清新可喜,只有最优秀的一些北方民间剪纸才可以同它相比。南京剪纸采用人物作题材的很少,所以没有王老赏的那些戏曲人物,也不曾发展到在白纸上染色,但它用花鸟虫鱼所构成的吉庆图案,在写实和装饰趣味的调和上,可说是已经获得了极高的成就。
  有一幅剪纸,是一对鸳鸯,是家里有喜庆事时用的。在一对经过了装饰化,但是仍使你一望就辨得出是鸳鸯的剪纸上,每一只鸳鸯身内又装饰着一对小鸳鸯,彼此都是成双成对。这种对称的图案很容易流于单调刻板,可是鉴赏家不必耽心,我们老练的民间艺术家早已顾虑到了。她(我们家乡剪花样和上门兜售花样的总是妇女)在一只鸳鸯脚下用了一枝藕,却在另一只鸳鸯脚下用了一张荷叶,这样一来,对称的单调立刻被打破了,而莲塘荷叶又是与鸳鸯分不开的东西,这意匠多么巧妙而又不违背自然。只有在艺术趣味感受上全然是白痴的人才会说:“鸳鸯是卵生的,怎么它们肚里会有两只小鸳鸯?这不合动物学!”
  ●玄武湖的樱桃
  樱桃又上市了。虽然国内出产樱桃的地方很多,但是一提到樱桃,我总是首先要想到我自己的家乡,以出产樱桃著名的玄武湖。
  学生时代去游玄武湖,出了玄武门,站在长堤边上,遥望湖中的沙洲,但见一片芳草萋萋,烟笼绿树,总是使人立时想到诗人所咏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那一类的感伤诗句。
  那时在春末夏初去游湖。如果要想尝尝樱桃的滋味,一定要乘船才可以到洲上,向那些门前种有樱桃树的洲上人家买一小筐,价钱往往很不便宜。
  现在的玄武湖,早已辟为公园,成了正式的风景游览区。湖上的各座沙洲之间,早已筑了土堤衔接起来。前几年曾去游览过一次,不要说找不出旧时的洲渚,就是湖上的东南西北也分不出了。因为一眼望过去,沿湖都是用城砖铺成的供游人散步的小路,到处的土坡上都是绿草如茵,种满了花树,收拾得十分整齐,完全不像是旧时所见的郊野村景了。由于去的时候已是秋天,所以不曾有机会尝到樱桃。
  最近在这里上市的樱桃,不知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我听到街头小贩喊的是“上海樱桃”,这是不大可信的,因为在小贩的眼中,凡是外地出产的东西,总说是来自上海。上海虽然有桃,但是并不以出产樱桃著名。
  以出产樱桃著名的,乃是我们家乡的玄武湖。这正是我一提到了樱桃,就要想到玄武湖的原因。我笑小贩将不知产地的果物都称之为“上海的”,其实我也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我俨然已经将所有的樱桃,认为都是来自玄武湖的了。
  这次运来的樱桃,非常新鲜。樱桃熟透了,滋味就特别甜,可是熟透了就不能外运久藏,这是难以两全的。因此这次运来的樱桃,达到了新鲜的标准,甜味却差了一点。
  外国也有樱桃,就是广东人所说的“车厘子”。用来酿酒,或是作甜食品的点缀。不似我们主要的只是当作鲜果来吃。
  樱桃是一种很美丽的容易令人发生好感的小果品。画家喜欢画它,诗人也喜欢咏它。用白瓷盘盛了朱红的樱桃,从前人说是用铁如意敲碎了珊瑚枝,可说是非常富于想象力的形容。
  ●家乡名称沿革的小考证
  我的家乡南京,在历史上是六朝旧都,堆集着一大堆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旧渣滓。不说别的,单是这个地方的不同名称,就多得使你弄不清,要整理考订一下也不是易事。《金陵建置沿革表》的编著者傅春官,在他这本书的自序里说:
  “金陵之邑,帝王之州,古称重镇,八姓所都。东晋以还,复多侨置,欲考名实,最易混淆。”
  最近有机会又重读了几种关于家乡的志书,在名称的沿革方面,读到了不少很有趣的新资料。
  首先,我们的家乡今日通称南京。这个名字实在是很新的,在明朝才开始用,明以前是不通用的。明以前的南京,通称金陵。
  朱元璋灭了元朝以后,在金陵建立了“大明王朝”,并且定金陵为国都,称为南京,用来与元朝的旧都“北京”相对,这是南京的由来。后来镇守北京的燕王起兵“靖难”南下夺取侄儿的王位,成功后迁都北京,定南京为陪都,南京的名字不废,从此成为近世通用的名字了。
  南京最古的名字是金陵,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当然若要再往上推,还可以称为“扬州”,因为《禹贡》所称的当时“十二州”,其一“扬州”的范围就包括今日的南京在内。但这是泛指一个专区而言,并非专指南京一地,所以不能算数。
  金陵这个名字,始于楚国,楚占领了吴越以后,就称今日的南京为金陵。这个名字可说一直到今天仍在沿用。“金陵”二字的解释,有两种说法。《景定建康志》说:楚王尽取吴越之地以后,以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号曰金陵”。另一说见《建康实录》,说楚威王因这地方“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这是说楚威王“因山立号”,根据山川形势来定地名。由于南京的山脉与华阳金坛来的山脉相接,所以取名“金陵”。不管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是正确,我们可以知道,自吴越以后,今日的南京就被称为金陵了。
  金陵这名字也曾经被废除过的,那就是在秦始皇的手上。《建康实录》说:“始皇三十六年东巡,自江乘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因凿钟阜,断金陵长陇以通流,至今呼为秦淮,乃改金陵邑为秣陵县。”
  于是我们的家乡又多了一个名字:“秣陵”。
  自从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以后,我的家乡的名字就不断的被人一改再改。继秣陵之后,曾改称建业、建康,后来又改称江宁。
  秣陵改称建康,是三国时代的事。陈寿《三国志·孙权传》说,建康十六年,孙徙治秣陵,筑石头城,改秣陵为建康,又称建业。建业的业字,有一时期还规定要写成“邺”字。
  三国以后,到了晋初,又改称江宁。《宋书·地理志》说,晋太康元年,分秣陵置临江,二年更名江宁。“临江”之名,大约是由于临大江。由临江再改成“江宁”的原因,据《太平寰宇记》引《晋书》说:“晋永嘉中,帝初通江南,以江外无事宁静,于此因置江宁县。”
  不过,江宁不是南京的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直到清末为止,南京或金陵,是由两个县组成的,除了江宁之外,还有一个“上元”。
  ●这样,到了唐朝,我的家乡又多了一个新名字,改称“白下”,又称“白门”。后来的诗人有句:“白下有山皆绕郭”,又云:“白门杨柳好藏鸦”,都是指此。我觉得“白下”和“白门”两字很漂亮,一向很喜欢。可是,据史书的记载,曾经有一个皇帝因“白”色是不祥之色,不喜欢这个名字。这个迷信的小故事很有趣。
  宋人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曾记载了这个笑话,又考证白下得名之由。他说:
  “两汉《地理志》未有白下县。按南史,宋明帝时,闻人谓宣阳为白门,以
  为不祥,甚讳之。右丞江谧误犯,帝变色曰:白汝家门!
  “按《唐会要》及《地理志》,武德二年,更江宁曰归化,八年又更归化曰
  金陵,九年更金陵曰白下,正观九年又更白下曰江宁,则白下县始于此,然未知其
  得名之因。”
  据他的考证,白下的得名有几种说法,而且不始于唐。他说:“春秋时,楚使子木之子胜,处吴邑为白公。金陵,吴邑也,恐白之得名自此始。一说谓本江乘县之白石垒,以其地带江山之胜,故为城于此,曰白下城,东门谓之白下门,正其往路也。”
  白下门的驿亭,当时就称为白下亭。李白有《金陵白下亭留别》诗,有句云:“驿亭三杨树,正当白下亭。”但我觉得关于“白门”这名字,最有趣的是:那个迷信忌讳白色的宋明帝,因臣下偶不小心提到了白门,竟狠狠的骂道:“白汝家门!”简直是泼妇骂街的口吻。
  在南京不曾被称为“南京”以前,即在唐朝以后,明朝以前,我的家乡就在金陵、秣陵、建康、建业、江宁这些名称上打转,改来改去,同时还将辖境分成新县,时而隶属甲地,时而又隶属乙地,但是主要的名称不外上述那几个。直到明初,出现了“南京”,这才稳定下来了。同时除了本身以外,所辖的县分,也固定下来了,这就是江宁和上元两县。
  到了清朝,南京在行政区划上的正式名称是江宁府,南京是府治的所在地,辖下有两县,即江宁县和上元县。因此一个南京人,他若是世居城内的,他就是真正的南京人,若是住在城外的,在籍贯的填写上就应该称为江宁人或上元人。从前应考时就要这么严格的区分。
  在地方志乘的编纂上,有金陵志,建康志,江宁府志,江宁上元两县志,却始终没有南京志。上江两县的辖境,满清同治年修的《上江两县志》上说:
  “上元县,江宁府附郭首邑,境辖城东一面,北宽南狭,..江宁为省城附郭,与上元同城,境辖城之西南一面,统计积地三千四百十四方里。”
  不过,南京虽有上元江宁的区分,过去除了在官式的履历籍贯上要这么填写以外,一般都是同称南京。
  除了上述的这些名称以外,由于历代在行政统辖上不时有合并创新的措施,南京过去的面积范围和隶属问题,也非常复杂。上面已经说过,在隋唐以前,南京这一带的地方始终是属于“扬州”的范围。直到唐朝以后,“扬州”才成为江北的江都县专用名字,这就是今日的扬州,不再管辖到江南了。
  还有,江乘、湖孰、丹杨、濑渚、平陵、归化以及其他上十个少见的名
  ●字,在过去都曾经是南京,或南京一部分区域使用过的。濑渚、平陵是吴越时代这一带的旧城名称。江乘是秦朝的。《史记》说秦始皇三十六年东巡,“自江乘渡”,就是说他自江乘县渡江。
  还有“丹杨”,这个古县也是设在今日南京境内的,“杨”字从木,不同于后来的“丹阳”。直到清朝,在江宁县境内还有古“丹杨”县城,俗称小丹阳,以别于今日镇江附近的另一个丹阳。
  “丹杨”的得名,据《晋书·地理志》说,是由于附近的山上多赤柳,所以称为“丹杨”,与镇江的“丹阳”,全然是另一回事。
  我看,很少别的地方,在名称的沿革上,会像我们的家乡这么多变革和不易弄得清楚的。
  ●夏天的花
  夏天的花,当然很多,但我在这里要说的,却不是莲花白兰一类的花,甚至不是茉莉栀子,因为这些虽然都是夏天的花,却不是在一般人家庭院里都见得到的。我在这里想说的,乃是孩子们在家里可以随手种在天井里石阶下,到了这样的夏天,就可以茂盛的开起灿烂的花来的那些草花,如凤仙、洗澡花、茑萝之类。
  往往,孩子时代的一点园艺实践经验,都是从这些上面获得的,因为如凤仙、喇叭花这一类的草花,只要将隔年所收得的种子,随便抛在墙根下或是天井里的花坛上,不用你去照顾。到了时候,它们自然会发芽抽叶,按时按候的开起花来。就凤仙花来说,最常见的是那种浅红色单瓣的,若是偶然的种出来的是一棵大红双瓣的,甚或是红白双色的,那就高兴极了。
  夏天的清晨,或是傍晚,在阶前小立小坐,天井里这些随手种出来的花,就成了夏天生活中的最好的点缀。在江南小城市里的生活,多是轻松闲适的,那种纯粹中国传统的瓦房,即使是极小的一个天井,地上铺了土砖,生满了青苔,也总是充满了一种幽静可爱的感觉。这时对着自己种出来的凤仙,蔓延在阶石上的洗澡花,还有凭了几根竹竿就可以攀缘上去的茑萝牵牛,都可以令你感到特别亲切。
  小小的紫色洗澡花,总是在傍晚时候才盛开起来的。夏天洗完了澡,赤膊在阶前坐一下,这时往往也正是洗澡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我想这大约就是它得名的原因。这种紫色喇叭形的小花,将它摘下来,小心抽去中间的那一根花蕊,放在嘴里轻轻的去吹,便能发出呜呜的响声,因此又叫喇叭花。但这种喇叭花,是与牵牛花同名异物的。
  记得有一年夏天,家里住在故乡城北很冷落的一条街上,父亲好像出外谋生去了,家里就剩下继母和我们几个孩子,生活不仅过得很清苦,而且也很寂寞,我就在小小的天井里种了一些茑萝,打发了一个夏天。那时还不曾读诗,不知道用它来譬喻一个女子愿意去依附君子的那些典故,只觉得那些细小的嫣红色烛形的花,以及嫩绿的松针一样的细叶,令我特别欢喜。我为了要想知道它是怎样沿着竹杆往上爬的,往往一人在阶下枯坐很久,目不转睛的望着它,怎样也看不到它有攀动的形迹。可是睡了一觉起来,它往往已经攀高了半尺多,使我对它发生了更大的兴趣。
  ●茶淘饭
  在这夏天的傍晚,肚饿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在家里赤了双脚,仅穿汗衫,吃一碗茶淘饭充饥,实在是人生的一种享受。
  夏天吃茶淘饭,本来是很寻常的,可是在小时候,大人见了总要加以劝止,说是吃多了会黄脸。到了现在,这一点“吃茶淘饭”的自由,总算由自己掌握到了,但是形势比人强,虽有这自由,却未必一定有时间和方便,因此,本来可以有机会吃一碗茶淘饭的,却终于吃了几块甜饼干,一片牛油面包。
  我说能够有机会在肚饿的时候吃一碗茶淘饭,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不仅不是矫情之谈,这里面甚至还有点庆幸。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机缘,并不是随时都有的。
  讥笑以吃茶淘饭为享受的人,自有他们的庸福,可是每天不得不用茶来淘饭吃的人,也不免有他们的苦楚,惟有可吃可不吃,想吃而无法吃,一旦有机会能顺遂了这小心愿这才会觉得是人生的一种享受。
  不过,吃一碗茶淘饭,也不是简单的事。
  首先是饭。这一碗饭,虽不一定要是冷饭,但是热饭却一定不行的,最好是新煮而又冷却了的。其次不能是烂饭,以不软不硬,没有大饭团的“剩饭”最为理想。
  再有,用来淘饭的茶,也是重要的。用“立普敦”红茶来淘饭,固然大煞风景,可是用碧螺春龙井来淘饭,不仅暴殄天物,甚至饭与茶皆不得其宜,也是双方都糟蹋了。以我的经验,就用普通的“水仙”,泡得浓一点,以热茶淘冷饭,饭浅茶深,坐下来未吃饭之前,先痛快的喝一口茶,乐在其中矣!
  吃茶淘饭不能没有菜,但这个“菜”以“小菜”“咸菜”为宜,同时这里面也有点讲究。“肉松”只宜送粥,送“茶淘饭”就不相称;腐乳也是如此。咸蛋倒可以,广东人的茶瓜笋菜心倒是合适的。若是能有云南大头菜、香椿头,自然更合江南人的口味了。火腿也是不相宜的。用火腿来送茶淘饭,简直是呵道游山。
  什么都是家乡的好。我们家乡有一种用盐渍的萝卜干,可说是送茶淘饭的妙品。还有那些酱菜,酱莴苣酱生姜之类,用来佐茶淘饭,可说“天衣无缝”,简直令人说不出究竟是为了这些小菜而吃茶淘饭,还是为了茶淘饭而吃这些小菜。
  ●蚕豆食谱
  新蚕豆上市的很多,又新鲜又便宜。这是江南的时蔬,在这又是蚕忙又是农忙的四五月间,江南家家户户的三餐佐膳,总是少不了它。在这里见了可慰乡思,试作蚕豆食谱。
  蚕豆最嫩时,剥开那两片小小的豆瓣,碧绿如翡翠,用来作羹,配以火腿蓉鸡蓉,这是席上珍。每人用匙羹吃一两羹,代价可能贵过一只鸡。这是豪华的吃法,吃的是“时新”,并不是吃蚕豆,这是我所不取的。
  真正能够享受新蚕豆滋味的,该是乡下人自己。将新摘下来的初熟蚕豆,剥去外层大壳,就这么铺在刚收水的饭锅上,什么作料也不用,饭熟了蚕豆也熟了,清香软糯,最能保持蚕豆的真正滋味,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吃蚕豆的方法。
  不过,这个食谱,只有江南的乡下人才可以享受,更只有孩子们才有机会享受。有时,将这些新鲜蚕豆,事先用小竹签穿成一串串,再放到饭锅上去蒸,熟了就可以拿着竹签,一颗一颗的吃,最有意思。
  新蚕豆上市,到了城里,除了剥壳作小炒以外,最简单的吃法,是连壳用油盐来炒。吃时可以连皮吃下去,也可以吐皮。我是折中派,壳嫩的就一起吃下去,壳韧一点的就吐出来。昨晚在晚餐桌上,就实行了这方法。
  我们家乡有一种吃法,将稍老的蚕豆,剥了壳与猪肉红烧,作蚕豆樱桃肉。所谓樱桃肉,是将五花猪肉,切成比豆粒稍大,约半寸见方,这么与蚕豆红烧。肉是殷红的,豆瓣是绿的,颇不负樱桃肉这个美名。
  蚕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老了的蚕豆,甚至干了的蚕豆,仍可以浸水剥壳作豆瓣酥;若是与上好的咸菜作汤,成咸菜豆瓣汤,是夏季最好的家常汤,可以用来淘饭,也可以整碗的喝。这样的汤,关键是在咸菜,一定要鲜而不陈。若是发过霉有气味的,那就大为逊色了。
  将蚕豆干浸水,使其发芽,然后再煮了吃,称为“发芽豆”。这是江浙人家的家常食谱。休小看这一样菜,我认为“发芽”这手续是极为重要的。最初发明这样菜的人,一定是天才。因为经过这手续,蚕豆的滋味和营养价值都提高了。
  砂炒蚕豆、兰花豆、油炸豆瓣、五香豆,这是蚕豆离开厨下,进到小吃店糖果店以后的面目。直到这时,它仍是老少咸宜,受到大众欢迎的副食品。
  ●蔬食和凉拌
  夏天到了,更加容易有机会领略蔬食的滋味。有几种适合热天吃的家庭素菜,制作起来都十分简单,而且所费也不会多,如香椿头拌豆腐,即是其中之一。
  这一样菜,就是最近游黄山的朋友们,在山顶上所吃的那一味“香椿芽拌豆腐”,不过这里不是用嫩的新鲜椿芽,而是用盐渍过的一般嫩椿叶,即听谓香椿头而已。
  结伴游黄山,而且还在山上吃到鲜美的蔬食,这一分清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试一碟香椿头拌豆腐,也就可以不虚此日了。
  香椿头就是椿树的嫩叶。椿树有两种,有一种臭椿,那是不能吃的,能吃的称为香椿,叶是对生的,初生时作紫红色,有一点像岭南吊钟树的嫩叶,群聚在树顶上,作轮状,采摘起来很不容易,只能用长竹竿去打,或者在竿上缚了铁钩去钩。
  这些嫩芽,就是他们在黄山上所吃的,在暮春三月的江南,在村市上也有用小筐盛了求售的,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野蔬。至于在南货店里出售的香椿头,则是用整簇的嫩叶用盐腌渍而成。这里面也有新旧之分,春末夏初新上市的,还略带绿色,洗去盐末,切碎了拌豆腐,滋味与新鲜的相差不远。若是既陈又老的,那就失去了香椿的那一种清香,但仍不失是很好的一种“咸菜”。
  香椿头拌豆腐,豆腐不必切碎,但要用滚水烫过,去其豆浆气,而且豆腐务必要保持新鲜。香椿头要洗净盐粒,切碎洒在上面,再浇上麻油拌匀就成。若是嫌味淡,可略加精盐。
  没有香椿头,仅用麻油和盐拌豆腐,切一点酱瓜丁来替代,也不失是一样美味的素食。这都是我们“凉拌”的妙处。
  “凉拌”可荤可素。不说荤的,在素的方面,黄瓜、笋、菠菜、莴苣、蒿笋、萝卜,此外如荠菜、马兰头等,都是凉拌的妙品。有的宜用糖醋,如黄瓜和马兰头便是;有的宜加豆腐干粒,如拌菠菜便是。还有上好的腐皮,加上扁尖笋,也是凉拌的素材,这是宜用酱麻油,外加少许辣油便成。
  凉拌萝卜,是该切成细丝的,用糖醋或酱油均可,外加麻油。不过,萝卜宜拣圆而且脆的,广东的所谓“扒齿萝卜”,是只宜煲汤,不宜凉拌的。
  ●冷面的滋味
  冷面,是夏季的美食之一。冷面不同于凉拌面或拌面。顾名思义,拌面是要用其他交头来拌的,而且也不一定是冷吃的。冷面则除了作料调味品以外,几乎不用再加入其他配料。
  提起冷面,就不能不想起上海街头所卖的。冷面的制作方法虽然很简单,但是自己家里所制的,吃到嘴里,总比不上在街上所买的那么爽滑有滋味,就是店里所卖的,比起街头小贩所卖的,吃起来也觉得要逊一筹。
  这里面的差异,不仅由于街头卖冷面的小贩,不知怎样,他能够将已经煮熟的面,弄得那么干爽而又柔软,堆在大盘子里,随时用手一抖,几乎没有一根会粘在一起。这是我们家里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同时,上海弄堂口卖冷面的,用的总是小碗,每碗面的分量不多,所用的酱油、麻油、醋、辣油、芝麻酱的分量,又恰到好处,你站在那里吃一碗,几筷子就吃光了,自然会觉得滋味特别好。这就像广州人从前到池记去吃云吞面一样,一定要吃小碗的,宁可吃完了再添食,这样才够滋味。否则为了饱肚起见,叫他用大海碗盛一百只云吞,吃一个痛快,那就等于将铁观音或碧螺春来“牛饮”,不仅煞风景,而且一定会使你不再觉得它的滋味好,甚或从此倒胃口了。
  我想这一定就是每逢在家里吃着自己弄的冷面,往往要想起从前在上海弄堂口所吃的冷面的原因。除了专卖冷面的小贩,他的煮面方法一定有独特之秘以外,那种站在弄堂口捧着小碗露天进食的情调,一定也能助长滋味。不然,为什么连一般小吃店里所卖的冷面,滋味也抵不上弄堂口的呢?
  至于拌面,那就是广东人所说的捞面,面是微热的,用以拌面的配料有时也是热的。北方的炸酱面就是属于这一种。这里酒楼的“精美面食”名目里,也有“京都炸酱面”之名,叫一碗来一看,不仅“炸酱”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面也是普通的阔条面,而且还有汤。我想北京的面馆也不妨来一种这样的“炸酱面”,投桃报李,美其名日“香江炸酱面”或“羊城炸酱面”。
  在北方,炸酱面是夏季家常主食之一,所用的多数是较粗的圆面条。既是拌面,当然不会有汤的,除了肉末炸酱之外,还要有一点清水煮热的毛豆,以及一点生黄瓜丝。这是要用大碗吃的,吃完了再喝一碗小米稀饭,扪腹而嘻,那滋味又与吃冷面的滋味完全不同了。
  ●阳春面之忆
  前辈余翁先生,说我对于上海的冷面有莼鲈之思,引得他也趁兴谈谈热面。所谓热面,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汤面。余翁先生是苏州人,他如数家珍的介绍了家乡许多种有名的汤面,使我读了不仅有莼鲈之思,简直是食指大动,懊悔前一年路过苏州,虽然到松鹤楼去吃了松鼠鱼和卤肺汤,却不曾一尝他们拿手的卤鸭面或是三虾面。
  余翁先生又提到了阳春面,说他幼年的时候,一碗阳春面只卖十文,这至少该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阳春面已经要卖到“一只八开”①一碗。但那时候的我,袋里有时连一碗阳春面的钱也没有,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小馆子里吃一碗阳春面充饥时,往往也要向那位山东老板挂账。因此,一向不仅对阳春面的印象很深,而且觉得那一碗面的滋味也不错。
  我很喜欢阳春面这个名字,这一定是从阳春白雪脱胎出来的。我想这名字不会是上海人想出来的,上海人有这一分聪明,却不会这么风雅。阳春面,就是广东人所说的“净面”,但它的身价却没有“上汤净面”在广东面食店中那么的高贵。换一个譬喻说,它简直是像一碗“白饭”。试想,你走进馆店里,准备吃一碗没有交头的光面,你若是吩咐堂倌来一碗光面,多么寒伧,可是说要一碗阳春面,气氛便不同了,不仅很体面,而且仿佛还很清高似的。
  何况,阳春面吃起来,有时滋味实在也不恶,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一只八开一碗的阳春面,没有交头,当然比不上牛肉面,或是肉丝面,可是面上洒一点葱花,面软汤清,吃起来也别有风味,我年轻的时候,就往往吃完一碗赊来的这样的阳春面,就继续到课堂里去画模特儿,或是躲到图书馆里去写小说,真是“帝力于我何有哉”!
  近年香港有许多上海小吃店和北方小馆子,也有阳春面卖。去年我到湾仔的一家北方馆子里去吃阳春面,几乎闹了一个笑话。这家馆子和我有一点相识的,我向堂倌要了一碗阳春面,用意乃是像曹聚仁先生所说的那样,本是医“乡思病”的,可是堂倌送上来时,除了一碗光面以外,还用一只小碟盛了一块五香排骨,变成了“排骨面过桥”。我指着排骨问他,以为一定是他弄错了,可是这个堂倌竟笑嘻嘻的回答我说:“吃面没有交头怎么行,这是小意思,你老先生怎么说便怎么说好了。”
  原来这是他的一番好意,大约见我头发白了还要“捱”阳春面,于心不忍,便自动的给我加了一块排骨。我只好领了他的情,付了双倍的小账,茫然走了出来。
  ① 沪语,一毫线。●蒌蒿和莴苣
  江南三月,莺飞草长,竹笋的时节已过,正是各种野菜当令的时候,在我们家乡,这时正有一种新鲜的野蔬上市,称为“蒌蒿”。蒿是塘蒿菜之蒿,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不知这个“蒌”字应该写作“芦”还是“蒌”,我见到秀水词人朱竹垞的《鸳鸯湖棹歌》有句云,“听说河豚新入市,蒌蒿获笋急须拈”,获笋不知何物,萎蒿怕就是我们家乡所产的那种,姑且借来一用。
  蒌蒿是水滨的产物,卖的人用蒲包盛了,像卖菱角荸荠那样,总是洒得水淋淋的。这是一种细小的像芦根一样的植物,可吃的只是它的嫩梗,像豆芽菜那样粗细,作深绿色,摘成一段一段的,就这么炒来吃。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比芹菜的滋味更好。可是这东西也并非每一个人都爱吃的,有些人就嫌它那一种“蒿味”,不喜欢吃。
  蒌蒿是一种很价廉的野蔬,只是出产的时间不多,要在这春末夏初的季节才有,稍迟就老了不堪吃,所以上市的时间很短。江宁沿江一带多洲渚,这就是蒌蒿的产地。这一带的江边又盛产芦苇,我们家乡普通人家的主要燃料就是“芦柴”,因此,我又怀疑这个“蒌”应作“芦”。
  “蒌蒿”可以炒腊肉,又可以先用开水灼熟了,用酱麻油凉拌吃。若是与“白肉”一同吃,称为“蒌蒿白板肉”,更是暮春时节的名菜。白板肉就是将猪肉在白汤中煮熟了,捞出来切成薄片,点着上好的酱油来吃。这是江南人夏天吃肉的方法,因为这样就不觉得肥腻。
  蒌蒿在沿江一带都可以吃得到。若是朱竹垞所咏的就是这东西,则是鸳鸯湖滨也有出产,嘉兴人一定也喜欢吃了。可是我在上海住了多年,从不曾见过这种菜,可见上海人是不吃的。
  除了蒌蒿以外,暮春时节另一种可喜的时蔬,该是莴苣。这是较为普遍的蔬菜,从北到南都有,近年连香港也有了。上海人则喜欢在这名字下面加一个“笋”,称为莴苣笋。我们家乡所产的莴苣,特别肥大,可以有一尺多长。除了新鲜的之外,还有用酱渍了的,一年四季可以吃到的“酱莴苣”。另有一种“莴苣圆”,将整根的莴苣用盐腌后晒干,盘成一卷一卷的,像是柿饼那样,在中心塞一点玫瑰花瓣。这是我们家乡特有的一种精致的食品,已经不是在酱园里买得到,而是要到稻香村一类的茶食店里去买的。并且也只有在莴苣上市的时候才有,像熏青豆一样,过了时候便买不到的。
  ●夏赏绿荷池
  西湖的荷花,当然也不错。“曲院风荷”,正是西湖十景之一。只是夏天游西湖,实在不很相宜,热得你要像狗一样的伸出舌头喘气,欣赏的情绪,要大大的打一个折扣。
  我曾在北京度过一个夏天,什刹海的荷花也很可观。在柳荫之下,听着蝉声,欣赏那一片绿色的荷海,也自不俗,只是太荒疏了一点。但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印象了,现在一定早已今非昔比,改变得很厉害了。
  在我的记忆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荷花塘,仍是九江北门外的那一带的荷花塘。因为一出了城门,一眼望去,就是一片绿色的荷叶海,没有人迹,更似乎没有涯岸。我至今仍不知道那些种荷花的水荡究竟有多少大,而且为什么一走出城门就是,几乎不见房屋,一眼望去尽是随风翻动的荷叶。
  但是,更使我不能忘记的,是自己那时年纪小,一来到这样只见荷叶不见人的地方,玩得更可以不受拘束,也没有人干涉。我总是有一两个同伴一起去的。我们那时还不懂得欣赏莲花,也不想偷泥里的藕,莲蓬还在莲花心里,小得比一个小钱还小,我们只是折一张大荷叶,高举在头上当遮阳伞,或是蹲在塘边上捉红蜻蜓,就这么可以玩上大半天。
  这种荷花塘,不同于西湖点缀风景的荷花,它们像稻田一样,是种来谋利的,所以规模往往很大,这才可以令我们有一望无际之感。荷花的经济价值很大,除了出产藕和莲蓬之外,还有荷叶的用途也很大。今日的都市居民大约只知道新鲜的荷叶可以制荷叶饭,包粉蒸肉,没有想到千百年以来,这是我们市场上用来包裹粮食鱼肉蔬菜的主要材料,正如今日的旧报纸和胶袋。
  由于荷叶的用途现在缩小了,我想象我小时在九江所见的那种大规模种植荷叶的情况,一定也起了变化。不过,荷叶的用途虽然少了,但是莲子的市场仍是存在的。我国最好的莲子称为“湘莲”,看来湖南种植荷花的面积一定很大,可惜我不曾有机会见识过。
  广州的泮塘是以产藕著名的,当然也有荷池。但是南方的藕,比起江南的,实在相差太远了,因此荷塘的规模,从不会很大。那类小规模的荷塘,在苏浙一带到处可见,但已不是令我憧憬的那种一望无际的大规模荷塘了。
  ●老菱
  对于这里的孩子们,见了菱角能认得出的已经不多,曾经吃过菱角的更少。就是我自己,也怕有十多二十年不曾见过这小果物了。前些时候游钻石山,见到路边果摊上有卖菱角的,是那种双角的大乌菱,看来像是一对水牛角,又像是乌木的雕制品,两毛钱就买了一大堆。听说这还是供应七巧节的货尾,大约我不买就没有第二个顾客买了,因此两毛钱就买了这许多。
  这种双角的大乌菱,我们俗称老菱,这与一般的红菱刺菱不同,是不能生吃,只能煮熟了吃的。这是我们儿时的恩物,到了这样的秋天,街上从早到晚都有卖“老菱”的小贩,好像现在卖良乡栗子的那样,背上背了一只小木桶,上面盖了厚厚的棉花垫。有交易的,不论一个铜板两个铜板,总是随手抓一把,从来不用称。热腾腾的,就像吃良乡栗子一样,先用嘴咬破,然后再用手剥了壳吃。
  煮熟了的老菱,粉而甘香,咬成了两半后,用手执着一个菱角尖,往嘴里一倒,半颗“菱角米”就可以倒到口中。若是有残余留在壳内,只须将菱角壳在牙齿上轻轻的一叩,碎了的菱角米就可以趁势落在口中。
  若是菱角肉煮熟后不能这么随手脱出的,一定是“生水”菱角,吃起来会索索有声,有一种气味,不是好菱角。
  在钻石山买来的这种乌菱,不知是哪里的出产。固然不能生吃,我试剥了一颗来看,里面的菱角肉很小,看来就是煮熟了也未必佳。惟有选了造型最佳的两颗,留作“案头清供”。有时执在手里看看,乌润光滑,仿佛像是非洲土人的小工艺品。
  “老菱”当然也有未“老”的时候。未曾老的“老菱”,就是水红菱,那是可以生吃的,用手指就可以将它剥开,里面的那颗菱角肉,像是一双小元宝,吃起来脆嫩多汁,又是一番滋味。不过,要吃生菱角,最好吃的是那种圆角的小菱角,水红菱并非上品。
  这种小菱角以浙江嘉兴产的最有名,号称是鸳鸯湖的菱角,其实嘉湖一带水乡到处都有。在这样的季节乘沪杭客车经过嘉兴站,就可以有机会尝到这种大泽菰蒲的风味了。
  ●春初早韭
  新年第一次逛书店,见到有一本《中国的韭菜》(蒋名川著)。想到孔夫子所说的“不时不食”之诫,新春吃韭菜,该是最合时的,虽然这是一本研究栽培韭菜的书,并不是炒韭菜,但我仍旧顺手买了来。
  从前人过年要吃“五辛盘”以辟疫秽。五辛之中有一辛便是韭菜。《诗经·豳风》:“四之日献羔祭韭”;《礼记》上也说,庶人春天“荐韭”,还要配以“卵”,似乎是用春韭炒鸡蛋来祭祖先,可见中国在商周时代就已经以韭菜入馔,而且很看重春天的韭菜。
  《山家清供》载,六朝时代的周颙,平时清贫寡欲,终日常蔬食,惠文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他答道:“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菘就是白菜。秋末冬初经了霜的白菜,滋味特别好,称为晚菘。春初早韭则是指我们今日所说的韭黄。从前用人工培植韭黄的技术不普遍,产量也少,尤其在北方,在严冬新春之际要吃韭黄,那价钱可说与人参燕窝差不多,因此,从前北方人在新年的宴会上用韭黄,只有富豪之家才有这享受,认为是珍味。可是在林下淡泊自守的清贫之士又不同,小园的畦间常年种有韭菜,因此像周颙那样的人,也有机会可以领略“春初早韭”的滋味了。
  中国人种植韭菜,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极普遍,从西北的边塞直到南方都有。韭菜栽种一次,只要韭菜长得有五六寸长了,就随时可以割下来上市,不必连根拔起,余下的根慢慢的会长出新叶,不久又有新的收获了。据《中国的韭菜》一书所说,韭菜的寿命很长,能够耐寒耐热,栽种一次,若是培养得法,按时割叶,可以继续至三十年之久,不似白菜萝卜,只能种一次收一次。
  广东人对于韭菜,没有北方人那么看重。北方人是一年四季经常吃韭菜的,而且非常爱吃,吃的花样也多。除了春天吃韭黄以外,还要吃韭菜花、韭菜挺。一时则吃韭菜叶。韭黄包春卷,韭菜挺炒猪肉丝,都是广东人所说的时菜。至于韭菜本身,一年四季蒸包子,包饺子,炒鸭蛋,煮豆腐,炒豆腐渣,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吃起来又是价廉物美。安徽山东一带乡下人,还懂得腌韭菜,将又长又肥的韭菜札成把,用盐腌了密封在罐里,时候够了取出来佐稀饭,比泡菜和腌菜又别有一番滋味。
  韭菜也很有医药价值,我们只要一翻李时珍的《本草》就可以知道。
  ●秋末晚菘
  菘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白菜。古人评论蔬菜的滋味,推崇“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早韭就是韭黄,古时用人工培养韭黄的方法还不普遍,在春初吃新出的韭黄,最当令,自然滋味也最好。至于白菜所以要推秋末的最佳,则是因为白菜虽然一年四季常有,但要过了降霜,田里的白菜经过霜以后,吃起来滋味才特别鲜美。这个诀窍,北方的农人和一般家庭主妇都是知道的。所以古人谈到“菘”,要特别推许“秋末晚菘”。南边没有雪,也没有霜,就不大懂得这奥妙了。
  “秋末晚菘”的典故,出在六朝。《周颙传》:“颙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惠文太子问颙,蔬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古人称白菜为“菘”,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解释说:“按陆佃《埤雅》云,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今俗谓之白菜。”
  古人所说的菘,虽然就是指我们今日常吃的白菜,但所指的白菜,似是指北方人所说的白菜,即我们所谓的“黄芽白”那一种而言,也就是广东人所说的“绍菜”之类,并不是指“江门大白菜”。因为这种大白菜,通常又称为“青菜”。有大白菜小白菜之分。大的一种,江浙人冬天用盐整缸腌了,成为“咸白菜”,或简称“咸菜”,可以生吃,可以炒吃,又可以煮汤,是江南人冬天最好的家常菜。不大不小的一种白菜,梗色较青,只在春天才有,上海人称为“小堂菜”。还有更小的一种,像是新出的苋菜一样,称为“鸡毛菜”,这是在夏天才有的,是滚清汤的妙品。更有一种贴地而生的,菜身扁圆,梗色青绿,称为“塌姑菜”,用冬笋切片配了来烧,是上海馆子里的冬令隽品。
  被我们称为“黄芽白”的那种北方白菜,在北方是同我们南方的“青菜”一样普遍的。可是运到南边,它就名贵起来,身价也不同了,被人尊称为“胶菜”、为“绍菜”,还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用红头绳穿了吊起来,不是放在菜摊上,而是挂在水果店门前来卖,这真是物以稀为贵了。
  北方的黄芽菜,在降霜以后,下雪以前,都要从田里起上来,藏到地窖里,用稻草盖了,以防冻坏,这样可以从秋末一直吃到春初。他们平常所说的“溜白菜”、“白菜熬汤”,就是指我们所说的“黄芽白”,并不是指“青菜”。另有一种真正的“黄芽白”,则是在一般白菜未上市以前,像用人工培养韭黄那样,在地窖里用马粪壅培出来的。因为不见天日,菜梗特别白嫩,菜叶浅黄,这就是“黄芽白”一名的由来。这在从前是京师达官贵人的席上珍,后来交通便利,较南地区的菜蔬可以及时运到北京,“黄芽白”便不为人所重了。
  ●记胡玉美的虾子腐乳
  有一年岁暮,我写了一篇短文,谈谈记忆中令我念念不忘的一些土产食品,我提到了九江的豆豉生姜,江西的南丰蜜橘,安庆的虾子腐乳和芜湖的秋油干。这些土产的食品,大都是我在儿童时代吃过的,几十年过去了,从不曾有机会再吃过,可是想起它们的滋味,仿佛仍留在齿颊间,可见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因此不知不觉的信笔写了出来。
  这几种小食,除了南丰橘子以外,至今仍是没有机会再试过,只有南丰橘,近几年每到冬天,就有大批运到,而且售价十分便宜。不过,这种在这里的小贩口中称为“皇帝橘”的南丰橘,据我的记忆所及,可能不是南丰当地出产的,这就恰如市上所售的“新会甜橙”,未必是真正的新会所产一样。因为我儿时在江西所吃的南丰橘,橘皮黄而光润,果身小如金橘,可是每一枚总有十多瓣,而且不会有一粒子,吃在口中就像一泡蜜一样,这才令人毕生难忘。
  真正的南丰橘,也像真正的新会甜橙和增城挂绿荔枝一样,产量一定不会很多。今日我们在这里所吃到的,显然是用旧树接枝新栽培出来的,因此要恢复原来的滋味,一定还要假以时日。
  至于那几种其他土产食品,我认为除非有机会亲自到当地去以外,在这里要想尝到,大约很难很难了。
  哪知后来作羊城之游,偶然经过中山五路口的致美斋酱园,竟然买到了安庆胡玉美的特产“虾子腐乳”。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致美斋是广州有百年历史的老酱园,以自制小磨麻油芝麻酱和各种酱菜酱料著名,同时也兼售各地著名的酱菜土产,如云南大头菜、杭州扁尖笋、天津冬菜之类。这一天,我跟了几个在五羊城生长的朋友去逛街,经过这家老酱园,朋友想起小时放学经过这里,一个仙买一大包话梅、八珍梅一路吃回家的故事,见到它门面依然,仿佛当年,动了怀旧之情,忍不住走了进去。但见这家百年老店,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而且返老还童了。首先是店里磨麻油的情形,从前是土磨,由一匹小毛驴牵磨。现在则装上了马达,营营有声,改用电磨了。
  朋友从前挟了书包来买话梅,照例要站在这里欣赏一下驴牵磨的,现在见到已经由畜力改用电力了,不禁感慨系之。
  致美斋盛酱菜凉果酸甜食品的大玻璃瓶,一长列的排开,少说一点也有四五十个,每一只瓶上都写明了里面所盛的是什么食品,以及零售的价目。在最高一列的最末一只玻璃瓶上,那签条写明是“虾子腐乳”。这名称好生面熟,真是似曾相识,我想了一下,再向瓶中细看了一眼,见到瓶中所盛的并不是有汁液的腐乳,果然是用纸包了的像云片糕一样的一包一包的东西。我立时跳了起来,欢喜得大声的喊着:
  “虾子腐乳!安庆胡玉美的虾子腐乳!”
  我当时的表情和举动,一定很古怪可笑,想必高兴得有点忘形了,或者用朋友的话来说,那时的表情很“天真可爱”。因为经我这么一喊,不仅朋友惊问我见了什么东西,就是致美斋的店员也赶紧走了过来。
  我有一种自信,知道胡玉美虾子腐乳的人一定不会很多,眼前的这几个人,包括出售这货物的致美斋店员在内,一定都不会知道,因此我毫不踌躇
  ●的用最快的速度,将这是一种有怎样悠久历史的著名食品,向大家介绍了一下。我的话一定说得很急促,而且未必每一句都使得大家听得明白,但是我这时的欢欣和紧张的表情,一定已经使大家懂得我这个“发现”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否则我也不会这么兴奋的。
  果然,致美斋的那位女店员首先被我的话引动了,她说他们一直都不知道这种“虾子腐乳”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食品,一向只是当作“咸餸”来卖,而且由于许多人见了这东西感到生疏,向他们询问。他们无法作详细的解释,惟有拆开了一包,另外用一只小玻璃瓶盛了,遇见有人询问这是什么食品以及什么滋味时,就请顾客自己去观察和尝试。这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百问不如一试,顾客拈了一小块送到嘴中加以咀嚼以后,自然会明白这生疏的食品滋味是怎样了。
  女店员的话句句都是实在的。我这时才注意到大玻璃瓶上果真有一只小玻璃瓶,里面盛了一些细小的紫黑色的碎块,这是只有我这个识货的波斯胡才认得,如假包换的虾子腐乳。我连忙取了过来,迫不及待的自己先送了一块到口中,然后再敦劝朋友也试一试。我不知他们当时的感觉如何。至于我自己,简直就像久别重逢,遇见了几十年未见面的亲人,久别还乡,重行到了儿时的游息之地,一时悲喜交集,眼中忍不住涌上了眼泪。
  出品“虾子腐乳”的胡玉美,开设在安徽省会安庆,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酱园。现在已经是公私合营,称为“胡玉美罐头食品公司”。从前就简单的称为“胡玉美酱园”。我不知“胡玉美”三字的由来,看来可能是这家酱园创办人的姓名。
  在我还未满十岁的幼年,曾随了家里在安庆住过一个短短的时期。安庆是一个临江的城市。迎江寺的那座宝塔,是这个城市最令人不会忘记的标志。胡玉美的“虾子腐乳”,就用了这座古塔为商标。
  我不知胡玉美的这一项出品已经驰誉多久,但是在五十年前,当我住在安庆时,他们的“虾子腐乳”招贴纸上,已经印明这种出品曾在巴拿马博览会和南洋劝业会上得了奖状和奖章,而且为了提防假冒和影射,曾向工商部注册,并将官厅的批示刊石立在店门前。
  胡玉美酱园门前的这一块石碑,十分有名。由于碑上雕刻了两只倒立的狮子,维护着这告示,替代了盘绕的双龙,安庆人就称这块石碑为“倒爬狮子”。因此在安庆提起“倒爬狮子胡玉美”,就无人不知。而且一提到胡玉美,就要想到他们最著名的出品:“虾子腐乳”。
  虾子腐乳不像一般的腐乳,是没有汁液的。这种紫黑色沾满了虾子的干腐乳,想必是他们的独特发明物,因为除了胡玉美的这一种出品以外,我还不曾见过有第二种。
  虾子腐乳的干燥特点,也正是它的最大优点,保藏和食用都十分方便,就这么用来送茶、吃粥、下酒或是佐餐都可以。但也有人喜欢在饭锅上将它蒸软了来吃。吃时若是滴一点麻油,滋味就更好。虾子腐乳的滋味,是咸而且鲜,微带一点酒香,极耐咀嚼。拿一小块放在口中,愈嚼滋味愈好,这正是它适宜送茶又适宜送酒的原因。我想也会有人并不特别喜欢它的。但是据我所知道,像我这样一尝之后就毕生念念不忘的人,却很多很多。
  ●镇江的鲥鱼
  近日报上已有鲥鱼上市的广告。江南鲥鱼,首推产于镇江江面者,近读番禺屈氏的《粤东诗话》,也盛称焦山鲥鱼之美。
  “丙子初夏客金陵,同社欲择地为鲥鱼之会,予曰,渔洋诗云:鲥鱼出水浪花圆,北固楼头四月天,何等雅致,何不雅集焦山枕山阁乎,众称妙。时渔者放舟象焦两山间,得数尾,即烹而食之,鲜腴冠平生所尝。群贤称快。此一事也。翁山诗称鲥鱼以甘竹滩所产樱桃颊者为最佳,此又一事也。学海堂诗课,尝以鲥鱼命题,刘彤卷颔联,传诵一时,吾粤人视之,以为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一联,不能专美矣,此又一事也。言鲥鱼故实者,或亦乐道之。”
  所谓刘彤鲥鱼诗最受人传诵的一联,据同书所载,为“新滩甘竹水,凉雨苦瓜时”。甘竹滩在顺德,即屈翁山在《广东新语》中所称产樱桃颊鲥鱼的地点。鲥鱼在广东又名三■。广东食谱以苦瓜煮三■为一名馔,所以刘诗有“凉雨苦瓜时”之句。至于“炎天冰雪护江船”,则是在满清时代,长江鲥鱼初上市时,列为贡品,由地方官将渔船最初网得的鲥鱼呈封疆大吏,再由大吏以快马驰驿入贡京师,由皇帝荐诸太庙,然后臣下和老百姓才敢随便购食。鲥鱼贵新鲜,在初夏天气要用藏在地窖里的天然冰块来覆盖,所以有“炎天冰雪护江船”之句。
  我不大喜食鲥鱼,因此诗人所艳称的镇江江中鲥鱼滋味之美,虽然尝过,却不大能道出究竟。年轻时家居镇江,在一家教会所办的中学念书,大哥则在镇江海关任职,同沿江一带的艇户渔家非常熟识,鲥鱼初上市时,往往能优先受到他们的馈赠,用竹篮盛了,上下护以柳叶。最好的吃法是用猪网油裹了来清蒸,加上几片上好的火腿,滋味据说非常腴嫩,尤其是鱼鳞下面所含的脂肪。可是我不喜肥腻,吃鱼只喜欢吃桂鱼一类少刺的鱼,又只喜欢吃鱼背,因此,虽然住过长江出产鲥鱼最好的地点,也吃过最新鲜的鲥鱼,却辜负了它,不能完全欣赏它的美味。
  ●谈镇江的肴
  镇江著名的“肴”,近年也有外销的,甚至有制成罐头的。这种用猪腿肉腌渍成的食品,一般人称为“肴肉”,但在镇江本地人口中,则简单的只称为“肴”。
  外地人也许不大相信,镇江著名的“肴”,在当地并非当作菜肴,而是当作点心,当作小吃来卖的。因此,卖“肴”的地方,并不是酒楼饭店,而是喝茶吃点心的茶楼。
  当然,酒楼也会有肴供应,作为冷盘之一,但是最好的肴,只有在茶楼面馆里才可以吃得到,在酒楼里是吃不到的,并且只有上午有。过了中午,多数大茶馆都收市,以便堂倌休息,应付第二天黎明就要开市的早市。
  年轻时候在镇江念书,家里就住在有名的大茶楼“朝阳楼”附近。放假回家的时候,早上有机会上朝阳楼去吃茶,实在是一件大乐事。所谓“吃茶”,不只是吃点心,主要的就是吃“肴”吃面。最有名的面是白汤的,浇头是鸡火。
  点心包括汤包、菜包、烧卖和大肉包,烧饼有蟹壳黄和酥油烧饼,此外,还有千层油糕。但是最精彩的节目是来一碗白汤的鸡火面,再来几块“肴”。
  “肴”是论件吃的,吃一件算一件。老茶客要“肴”的时候,总要向堂倌叮嘱一句:“多来几件眼镜儿”!这是腿肉的肉眼部分,即广东人所说的“老鼠肉”,切成件后恰好是两个圆圈,看来像是眼镜,因此称为“眼镜儿”,这是蹄肴中之最上品,一碟之中只有一两件。
  “肴”是冷吃的,而且不是咄嗟立就的,但是吃“肴”又贵新鲜,因此,茶馆总是在隔晚或是夜里将“肴”煮好,留在第二天早上应市,货品准备是有限度的,往往早市一过,肴就已经卖完,要明日请早了。
  据老于此道的人见告,“肴”的原料所用的猪腿,前腿比后腿更好,经过用硝腌制的手续,煮熟就成了美味的肴。
  “肴”是连皮吃的,因此,猪肉本身一定要细嫩,据说从前镇江每天有人到四乡去收购猪腿,送交市中的茶楼供作制“肴”的原料。甚至还有人过江到瓜州扬州一带去搜购,可见肴的每天销场之大。可惜我从不曾认真的向善于制肴的老师傅请教过,为什么镇江当地所卖的肴,吃起来会那么又香又嫩。
  镇江的肴,吃时是要用镇江特产的黑色滴醋,伴以姜丝,蘸着来吃,滋味就显得格外鲜美。
  ●复盛居的“火烧”
  我曾说起过很喜欢吃北方的面食“火烧”,可惜这里的北方馆子一直没有这东西供应。有一位足未离开过港九的朋友问我,“火烧”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
  这一问不仅将我问倒,而且也将我问醒了。
  要说明“火烧”是什么,问题倒不难。可是,要我说明为什么喜欢吃这东西,倒使我忍不住也要向自己问:是的,为什么偏偏喜欢吃“火烧”呢?
  我想了一下,我并不是北方人,是江南人。小时候曾在北方住过几年,可能有机会吃过“火烧”,可是想不起那时的“火烧”曾经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这种子显然不是那时种下的。我再继续往下想,后来到了上海——哦,是的,这一想终于给我想到了。
  原来我念念不忘于“火烧”,固然由于这种面食的本身滋味很不错,但是更重要的乃是由于这东西所联想起的其他一切。
  我领略到“火烧”的滋味,是在从前上海石路弄堂里的一家北方小饭店“复盛居”。这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人,正走上文艺写作的道路,初初认识了成仿吾先生,决意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自己所喜欢的这种事业。正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跟了他来到这家北方小馆子。也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吃到用嘣口的小碟送上来的热辣辣的“火烧”。就这样,我用当时爱好文艺、爱好人生的那一股热情爱上了“火烧”,从此给我留下了不忘的印象。
  这么想了一下,我现在明白了。我忘不了“火烧”,是忘不了年轻时代对于文艺的那一股热情,是忘不了那时候无拘无束的生活,是忘不了对于仿吾先生的敬爱。
  一想起了“火烧”,就要使我想起了他,想起了那时的一切。这正是我时时要在口头上和笔下提起这种小小面食品的原因了。
  “火烧”不像馒头和花卷,不是用蒸笼蒸,而是像江浙的烧饼一样,是放在炉里烤熟的。这里的北方馆子在吃烤鸭的时候也有烤馒头供应,不解为什么从不来几件“火烧”?莫不是这东西现在不行时了么?
  可是,在我的记忆中,复盛居的“火烧”,永远是那么热辣辣的、新鲜的、可口的。四十年了,它在我的记忆中仍是如此。
  ●吃小馆子的乐趣
  天寒,使我想起一些吃小馆子的乐趣。
  在从前上海的石路上,在三马路与四马路之间的一个弄堂里面,有一家非常简陋的小馆子,称为复盛居。这是一家小小的天津馆子,卖的只是一般的北方面食和几种简单的炒菜。在进门处左右,一面是煎锅贴和烤“火烧”的火炉,另一面就是卖熏肠酱肉的柜台。走进去才是店堂,后面是厨房。
  我对于这家小馆子的历史和它成名的经过,不大清晰,只知道第一次跟了郭沫若先生和成仿吾先生到这家小馆子去吃饭时,他们的生意已经非常好,每一张小板桌上都坐满了人,要站在墙角等一会才有空桌可以供我们三四个人坐下来。
  大家吃得很高兴,我当然吃得更高兴。所吃的不外是火烧、馒头、炸酱面、酱肉、熏肚、熏肠之类。他们所用的碟子很小,仅有小春卷那么大的火烧,也只是两个一碟。盛酱肉肚肠的碟子,也小如现在所用的匙羹碟。吃完一碟可以再叫一碟。堂倌答应得非常快,柜上的伙计供应得也非常快,一呼一应,不消多久,客人所要的东西已经送来了。
  由于碟小,每一个客人面前很快的就堆起了一叠碟子。五六个是常事,有的人面前要堆上十几个碟子。
  我想,这大约就是这家小馆子特别迷人的地方。因为我第一次去,就被这种有趣的情形吸引住了:举目四顾,每一张桌上都是高高的堆满了碟子,而在客人吩咐伙计算账的时候,伙计所表现的“口算”的绝技就更令你叹服。由于这家馆子是用“钱码”来计数的,一个铜元等于十个钱,十个铜元等于一百钱,盛肉的小碟和盛火烧的小碟显然又有一点区别,因此,那个算账的伙计来到你的身边,抹桌布塔在肩上,眼睛朝你桌上的一叠碟子一望,口中就念念有辞的喊起来:
  “一百,二百二,三百五,四百三,..一吊五百五!”
  他一口气的喊下去。不许打咯嘟,立刻就给你结出了一个总数。四五个人,大约不需一块大洋,就可以吃得大家鼓腹而出了。
  这是一九二五年前后的事情,因为正是在这时候,我第一次跟了成郭诸人去吃复盛居的。食品新鲜热辣,伙计招呼周到,具有北方伙计那种惯有的殷勤亲切特长,价钱又十分便宜。大约就由于有这种种原因,凡是吃过一次的人,都喜欢再去,因此就生意鼎盛了。
  复盛居的价钱,虽然那么便宜,但是当时还在学生时代的我,自己仍不是随便可以吃得起的,因此多数总是跟了别人一起去的。这里面,东道做得最多的是仿吾先生,因为当时郭先生住在上海的时候不多,仿吾先生则是经常留在上海的。这时经常跟了他一起去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倪贻德、敬隐渔、周全平,有时严良才从苏州来到上海,也会跟着一起去。
  仿吾先生是喜欢喝一两杯的。复盛居供应的酒,自然是白干,因此壶和杯都很小。我是自少就不会喝酒的,可是全平却有很好的酒量。因此,能够陪仿吾先生喝一杯的,只有他了。敬隐渔和倪贻德虽然比我能喝,但他们有时过于相信酒能够浇愁那一类的话,于是半杯下肚,就已经醉态可掬,对于人生、爱情和社会,发出许多感慨了。
  这时只有仿吾先生仍是像平时一样,不大开口,默默的喝着小杯里的白干,偶然说一句什么,那湖南乡音也仿佛更重了。
  ●我记得从不曾同达夫先生去过这家小馆子。原因不仅是他不大喜欢吃面食,同时也因为他爱喝的是“老酒”,又喜欢吃上海本地菜。因此,他总是爱去“鸿运楼”一类的本帮或是徽帮馆子,而且要拣不是上市的时候去。两三个人坐在空廓的楼上,叫一壶老酒,一只“白烂污”或红烧划水一类的菜,一面喝酒吃菜,一面高谈阔论。
  达夫先生是健谈的。在他面前,不愁没有西洋文坛掌故可听,这与讷讷寡言的仿吾先生完全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我则照例仍是不喝酒,也不大说话,只是吃菜。因此,有时会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
  等到我自己有资格可以单独去上复盛居,或是自作东道请朋友们去吃一次时,仿吾先生和达夫先生早已都不在上海,前辈风流,早已风流云散,只剩下我们几个小一辈的,在支撑门户了。
  这种情形,在当时虽然很使人羡慕,但有时却不免令自己感到有一点寂莫。因为最初跟了仿吾先生走进复盛居时,我还是个无忧无虑的文艺青年,因此大家在这位前辈面前,吃喝欢笑得那么任性尽情。可是曾几何时,自己居然“自立门户”了,这时虽然也另有新的乐趣,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有自己料不到的麻烦和忧患了。
  这时,我虽然能够自己上复盛居,甚或作东道请别人去了,但我总觉得复盛居的“火烧”滋味,最好的还是同仿吾先生他们在一起吃的。
  ●金山忆旧
  金山在镇江,古名京口,以三座山著名,这就是北固山、焦山和金山。我的家曾在镇江住过,我自己也在镇江的一所教会中学里念过几年书,金山正是我的旧游之地。不要说是在舞台上,就是在纸面上每见到金山两字,也令我分外感到一种亲切。
  以三山著名的镇江,焦山矗立大江的急流中,北固远在郊外,只有金山最接近市区,交通也方便,因此,平时逛金山的人最多。它本来也是在江中心的,由于长江改道,日向北移,因此沧海变成桑田,本来接近长江南岸的金山,由于沙洲高涨,久已完全成为陆地上的一座小山了。
  金山的形象很美,整座金山寺与山结为一体,山门在临河的山脚下,寺里的殿宇房舍随山势盘旋而上,以一座宝塔和一座小亭构成了它的顶点,无论近看远看都十分相宜。金山是宜入画的,我当年住在镇江的时候,课余总是背了画架,到金山脚下来写生。
  从市区到金山,要经过一个叫作“昭关”的地点。在古老的石筑关门上,刻有“昭关”两字,关上筑有一座喇嘛教的白塔,像北京北海公园所见到的那样。在闹市之中忽有这样的点缀,看来有点不伦不类。这古迹的由来不知怎样,但我们年轻时候从这里经过,总说是“伍子胥过昭关”。
  在梁红玉擂鼓战金兵的时代,金山一定是还在江中心的,否则韩世忠也不会与金兵在这里大战了。白娘娘水漫金山也是如此,否则也不会招来虾兵蟹将,要将金山浸到水底。我不知金山附近是否有关于梁红玉的遗迹,但是法海禅师的遗迹倒是有的,在金山半山处有一座山洞,称为法海洞,据说洞里所供的还是法海的肉身像。
  ●瘦西湖的旧梦
  翻开一册《文艺世纪》,见到有一篇《春到扬州瘦西湖》,读了一遍,使我又回到过去的记忆中去了。
  我只游过一次瘦西湖,那还是少年时代的事情。在更早的时候,我的家住在镇江,与扬州仅有一江之隔。“两三星火是瓜州”,真的站在江边上就可以望得见,可是我一直不曾渡过江。直到我离开镇江,到上海去学画,反而从上海远道背了画箱画架到扬州去游瘦西湖。
  也许就是由于这一点曲折,十多天的扬州旅居生活,像是在我平淡的生活旅程中拾得一颗宝石,偶尔取出来把玩一下,总觉得它光彩动人,又像是曾经读过的一本好书,虽然已经许多年不曾再读了,只要碰到偶然的机会,拂去封面上的岁月的尘埃,翻开来读一下,依然觉得回味无穷。
  今天,就是我又将这本书再打开的时候了。
  那时候的扬州,早已是一个破落户,瘦西湖也像是一座旧家池馆,朱栏已经褪了色,石阶的缝里长了青草,到处都显得荒凉和遗忘,可是,到处又还留下一点前代风流繁华的影子。我就是这么带着一点感慨和凭吊的心情,第一次接近这个过去曾被诗人誉为占了天下三分之二明月的风景胜地。
  那时候的我,正是“白袷少年”的时代,读过杜牧的诗,读过韦庄的词,去的时候又恰是春天,因此一到了扬州,在心情上就仿佛坠入了一个梦中,在十多天的旅居生活中,觉得随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给我留下了至今想起来还有回味的记忆。
  当时我曾画过瘦西湖上的垂柳,画过平山堂一带的松林,又画过水关和坍败不堪的城楼,都是油画。这些都是被我认为同我那时的心情十分调和的景色。可惜这些使我现在看来也许会脸红的作品,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然,我知道如果现在再去重游瘦西湖,所见到的决不会再是这些。但在我的记忆中,就如一个年轻时代曾经在一起相处过的朋友一样,无论他现在怎样改变了,在我的记忆中仍是那副样子。因此许多年以来,我虽然极想再到那些旧游之地重去一次,但是如果真有了机会,到时我是否真的会去,我自己也不敢向自己保证。
  分明知道过去的已经是过去了,但是对于有一些旧时的梦境,自己总好像有一点珍惜,留待不时把玩回味一下,不忍轻易去触破它。这种心情说出来大约会使得许多年轻人认为可笑吧。
  ●烟花三月下扬州
  有一年的春天,我同全平应洪为法之邀,到扬州去玩。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镇江,摆渡过江到瓜州,再乘公共汽车到扬州。那时正是莺飞草长的三月天气,“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一路坐在车中,油绿的郊原不停地从车窗外飞过,不曾进城,我已经心醉了。
  那时洪为法正在第五师范教书,热心写作,写诗也写小说。“沫若哥哥,沫若哥哥”,他同郭老的许多通信,曾经发表在当时的《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上。后来创造社出版部成立,《洪水》创刊,他同我们的书信往还也繁密起来,可是彼此一直不曾见过面,这时他便一再写信来邀我们到扬州去玩几天。恰巧我这时在美术学校已经读到最后一年,要缴毕业制作,便决定趁这机会到扬州去作旅行写生,实在一举两得。因此,那次“烟花三月下扬州”,我并不曾“腰缠十万贯”,却是背了画架画箱去的。
  全平因为事忙,同洪为法见了面,在“香影廊”喝了一次茶,游了一下瘦西湖,就在第二天又遄回上海去了,我则一人在扬州住了将近十天左右。
  本来,我在镇江住过几年,对于一江之隔的扬州,两三星火,望是久已望见了。可是始终不曾有机会去过。这时住在上海,反而远道经过镇江再过扬州去,想到人生的际遇真是难以预料,心中不免有了许多感慨。
  扬州是一个具有悠久浓厚的我国古老文化传统的地方。可是即使在三十年代,当我们第一次去时,盐商的黄金时代早已是历史上的陈迹,一代繁华,仅余柳烟,社会经济的凋敝,已经使得扬州到处流露了破落户的光景。我晒着午后微暖的阳光,踏着青石板的街道,背着画架,到西门外去写生时,沿街那些人家的妇女,往往两代三代一起,坐在门口糊火柴盒,可知衰落的暗影已经笼罩着这个城市了。
  扬州当时的土产,除了酱菜和化妆品以外,还有漆器,这是一般人少知道的。洪为法领了我到街上去逛,有一条街一连有许多家漆器店,所制的文房用具和小摆设都十分精致,当时使我见了十分诧异,因为一向只知道福州以漆器著名,从不知道扬州也出产漆器的。我买了一只嵌螺甸的黑漆小盒,可以放书案上的零物,一直用了十多年还不曾坏。
  最近读报,知道扬州地下发现了许多古代漆器,都是楚国文化遗物,原来扬州的漆器生产已经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了。
  瘦西湖在扬州西门外。我到扬州的目的,除了拜访洪为法之外,另一目的就是作画,因此,在那十多天之中,差不多每天背了画架,独自步出西门,到瘦西湖上去写生。
  那时的瘦西湖上,五亭桥、小金山、白塔诸胜,由于年久失修,显得有点零落之感。沿湖的一些园林,又被白宝山徐老虎之流的小军阀和土豪恶霸占去了,一般游客休想随便闯得进去,只有沿岸的垂柳和芦苇,那一派荡漾的春光是不用钱买的,因此,我总是在西门的桥下佣一只小船,叫他沿湖缓缓的划,一直划到平山堂,然后弃船上岸去写生,同时同船家约好,在夕阳西下之际,到原处来接我回去。
  有一天,不知怎样,船家竟失约不来。我在平山堂山冈的岸边等了又等,松树上归巢的喜鹊乱叫,仍不见有小船来,眼看暮色四垂了,只好赶紧沿湖步行回城。好在那时年纪轻,腰脚健,走几里路实在不算一回事,反而藉此欣赏了一次薄暮中的瘦西湖。
  ●在整个瘦西湖上,除了沿岸的芦丛垂柳,那种草木明瑟的风光之外,当时最令我流连的是平山堂的景色。那一带布满松林的山冈,仿佛已经是瘦西湖的尽头。高建在山冈上的平山堂,前面有一座大坪台,可以凭栏眺望瘦西湖时宽时狭的湖面。
  山冈并不高,但是形势非常好,“竹床跣足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平山堂确是有这样的一种好处。
  扬州在旧时不愧是一个风雅的地方。当时虽然已经破落了,但是也破落得毫不俗气。湖上有乞丐,在岸边追着船上的游客要钱,但他们并不口口声声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而是用一根长竹竿系着一个白布兜,仿佛生物学家捉蝴蝶所用的那样,从岸上一直伸到你的船边,口中随意朗诵着《千家诗》里的绝句:
  “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除非你自命是一个俗物,否则对着这样风流的乞丐,你是无法不破钞的。
  有一次,我同洪为法一起坐在瘦西湖边上那家有名的茶馆“香影廊”喝茶,有一个乞丐大约看出我是一个从外地来的“翩翩少年”,竟然念出了杜甫赠李龟年的那首绝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喜得洪为法拍手叫绝,连忙给了他两角小洋。
  平山堂所在地的那座山冈,古称蜀冈。据近人考证,明末有名的大画家石涛,晚年寄寓扬州,运用画理为人家园林叠石,死后就葬在蜀冈之麓,在平山堂之后,可惜现在已经湮没,找不到了。
  近年国内有消息,说自古闻名的扬州琼花,绝迹已久,现在又被人发现了一株,发现的地点也在平山堂,可见在瘦西湖的名胜之中,这实在是一个重点。在平山堂的后面,有一片洼地,像是山谷,又像是沼泽,四周有大树环绕,景致特别幽静。山鸟啼一声,也会在四周引出回响。我看得着了迷,摆下了画架要想画。可是这是诗的境界,哪里画得出。我便坐在三脚帆布小凳上出神,直到脚底下给水浸湿了才起身,始终无法落笔,然而那一派幽静的景色至今仍不曾忘记。
  隋炀帝开凿运河到扬州来看琼花的故事,流传已久。可是据明人的考据,琼花到宋代才著名,因此,隋炀帝是否曾到扬州看过琼花,大有疑问。宋人笔记《齐东野语》说:
  “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绝类聚八仙,色微黄而有香,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王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间所有者,特当时接木,仿佛似之耳。”
  据此,后土祠的真本琼花,在宋朝就已经绝了迹,后人所见,全是由聚八仙接种而成,所以,一般人都将琼花与聚八仙合而为一。郑兴裔有《琼花辨》,言之甚详。不过,缺乏实物作证,即使是聚八仙,也已经很少见。
  近人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引《续夷坚志》,说陕西长安附近的鄠县,也有一株真琼花。原文云:
  ●“鄠县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琼花树。树大四人合抱,逢闰开花。初伏开,末伏乃尽,花白如玉,攒开如聚八仙状。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着地,乘空而起。乱后为兵所砍去。”
  那么,即使真有,现在已同样不存在了。
  琼花既是木本植物,最近在平山堂发现的那一株,在我流连在那里的时候,应该早已存在,可惜当时年少,不曾留意到这样的问题。不说别的,我当时在扬州玩了十多天,只知道流连在瘦西湖上,连梅花岭史公祠也不会去拜谒过一次。虽然那时我已经读过《扬州十日记》,却交臂失之。现在想来,真有点令我惭愧而且懊悔了。
  ●九江通信和一棵桃花
  在报上读到了一篇《庐山北麓名城九江》的通信。这是许多年以来第一次读到的有关这个城市的报告。它虽然远处扬子江中游,在江西省境,但是对我来说,它是近在咫尺的,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心上。
  九江并不是我的故乡,但是在我的心中同我的故乡一样的亲切。我的十二三岁以前的童年生活,都是在这座城市里过的。人生可以开始于三十四十,甚至还可开始于五十六十,但是童年只有一次。这一段用什么也不再可以换得回来的生活,残留下来的只有记忆,因此,这些记忆对我就显得特别亲切和珍贵了。
  那篇通信里提到了九江的许多地名:莲花池,延支山,甘棠湖..这些地名在今天读起来,对我仍是像昨天一样的亲切。可是,你可知道这个“昨天”和今天的距离有多远吗?让我低声的告诉你吧:半个世纪了。
  是的,这一切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但是在我的记忆里,仍像是昨天一般。我也许会忘记昨天在路上曾经有人漠然向我望了一眼,可是,我仍记着九江城里的延支山,山顶上的那一座小亭,南门外的甘棠湖,湖边上那些俯了身子在水里洗衣服的女人,她们的棒槌捣着衣服的拍拍响声。
  那篇通信里有一点令我失望的地方,就是不曾提到西园的情形,也不曾提到今日仓巷的情形。西园是我的家所在地,仓巷是我读书的那座学校的地方。在我家里厨房侧边用篱笆围成的一个小小的后院里,我曾经种了一棵桃树。这是有一年的春天到野外去玩时,从乡下人家的桃树上偷折下来的一小枝桃花,还挨了人家的骂,几乎被狗咬了,我那时连一只花瓶也没有,玩够了就将这枝桃花向后院的泥地上一插。这真是“人杰地灵”,无心插柳柳成阴,这枝桃花就这么在地上活起来了,第二年的春天还开了几朵花,在我们举家离开九江的时候,桃花在我家的后院里已经长了三四年,已经是一棵很像样的桃树了。
  这样一棵由我亲手栽活了的桃花,在我的记忆里是怎样也不会忘记的,已经五十年了,它该是一棵了不起的老桃树了,虽然还不能与西王母的千岁蟠桃树相比,但这是由世上在五十年前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随手栽活的,在今日的新九江城里,也该是一棵有资格一提的老树了,但是那位通信员为什么不提呢?也许新九江可以报道的景物太多了,一篇写不完,下一篇一定会提到了——我就这么向我自己安慰。
  ●九江的延支山
  九江城里的延支山,实在说不上是山,不过是较高的一座土丘,用古老的文言来说,“一培■耳”。可是在九江人的口中却很有名,闲来没有事做,就去上延支山。小孩子更不用说,简直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后园。
  在最近读到的那篇九江通信里,自然也少不了提到这地方,可是给它加上的头衔可不大漂亮,说是“垃圾层层的延支山”。这在我的记忆里,倒并不如此,不过是一座杂草丛生的土地,瓦砾当然是有的,“垃圾层层”的现象还不曾发生,因为垃圾是照例可以随便倒在自己的后门口,倒在街上的,似乎不必跑老远的路去倒到延支山的脚下。这想必是后来的情形了。
  通信里说这座延支山现在已经整治开辟为公园了。山顶上的那座小亭,想必早已一再重建,现在面貌变化成怎样,已经无从想象。但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一定不会很大。这就是说,即使是今日的九江人,站在这座小山顶上,仍可以像我当年一样,一面可以望见城墙外的扬子江,一面又可以望见经常在云雾掩映中难见真面的庐山。
  延支山事实上一共有两座小山头,一座上面有一间小亭,游人到这里一定要停一停,因为游延支山的终点就在这里,在亭子里站一站,或是在石栏上坐一下,凝望一下江天景色,游程已经完毕,只好下山了。
  下山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循适才上来的石级走下去,另一条是沿了小亭另一边的土路向山腰里走,再走上第二个较低的山头,从那里沿着不成路的小路走下去,就到了城墙根了。
  在这座小山头上,有一座了望台,是了望火警用的。这是一座用木板搭成的方井形的了望台,下大上小,漆成灰色,现在想来,那式样颇有一点像美国殖民地时代的乡下建筑物。九江当时是“通商口岸”,有租界,外国教会的势力很大,如果我推测得不错,这座了望台可能会与洋人有一点关系。
  也正因为如此,这座木板的建筑物建得十分霸道,一丈见方的这座小山头几乎全给它霸占了,游人经过这里,只好沿了剩下来的仅有尺许宽的小路,一手扶着了望台的木板这么绕过去,不免很不方便,因此,多数人总是循原路下山,很少经过这里。
  这一切情形,现在当然早已不存在了,但我仍这么不嫌絮絮的写,为的是想立此存照,几时找一个机会再去印证一下。
  这座延支山,给我留下很多难忘的印象。因为那时的九江根本没有公园,孩子走出家门,可以自由自在去玩的地方只有两个,一是甘棠湖,另一就是延支山了。甘棠湖在南门外,要出城,又远又不方便;延支山在城内,就在大街附近,几乎是城市中心,去起来方便,自然就成为孩子们常去的地方了。
  延支山的“延支”两字,在九江人的口中通常叫成“胭脂山”。由于九江的土山多是红土的,延支山也不例外,大人们最初告诉我,由于土是红色的,所以称为“胭脂山”。当时当然深信不疑。后来读了山顶上小亭石柱所刻的对联,才知道是叫“延支山”。可是孩子们对这样的问题是不大有兴趣的,管它是胭脂还是“延支”,只要有地方去玩就够了。
  延支山除了一年四季可以上去走走之外,对于孩子们最大的吸引,就是春天可以到那里去放风筝。在山脚下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空地,平时是操场,清早时常有兵士在那里一二一二的上操,地面被踏得很平坦。这里四周没有树木房屋,又空旷,风又大,所以,在春天是放风筝的好去处。
  ●本来,附近另有一个放风筝的地方,称为“鼓楼”,是一座用砖砌成的土台,有石级可以上去,台上杂草丛生,并没有建筑物,不知为什么叫“鼓楼”,也许原来有楼,那时早已毁坏了。这样的“鼓楼”共有两座,在街边上遥遥相对。其中一座“鼓楼”被一家酱园占用了,上面放了许多晒酱的大沙缸,缸上罩了大竹箬,从街上走过也嗅得一股酱味。另一座“鼓楼”是无主的“公地”,因此就被孩子们用来放风筝了。
  这两处虽然都是放风筝的地点,不过无形中好像有一点区别。鼓楼上是“小孩”玩的地方,放的是“一片瓦”一类的风筝,用的线都是棉线。若是放大风筝,如“八角”之类,用的是麻线时,那就要到延支山的空地上去放了。
  有一次,小小的我,“不甘寂寞”,积了一百几十文,又向大人讨了一点钱,买了一只大“八角”和几两麻线,由女仆的儿子陪了我一同到延支山去放风筝。两人兴高采烈,举着风筝跑来跑去,始终不曾放得上去,不料已经被另外几个放风筝的较大孩子看上了我的新麻线。他们几个人拿了风筝在场上跑了几跑,故意使他们的线同我们的线发生纠缠,扯来扯去,等到我们发现这阴谋时,已经被这几个人连收带抢,将我的新麻线扯去了一大半。
  ●大校场
  黄仲则的诗句:“五市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北邙山在洛阳的北郊,是自古以来的墓葬区。大约以北郊为一个城市的墓葬之地,已经是行之已久的一个通例了。
  九江的西门外是长江,从前临江就是租界的所在地,南门外有甘棠湖,可说是风景区。北门一带很荒僻,城里城外都是起伏不断的小山冈,自然也成就了这个城市的墓葬区了。
  在北门附近有一大片空地,是从红土的小丘开辟出来的,称为“大校场”,是驻军的操场。民国初年的九江,还是江西省的一个重镇,沿江的湖口,小池口和马当,都是打起仗来的枢纽地点,经常驻有大批军队,因此,作为驻军操场的大校场,一向很热闹,每天总有几队兵士在那里操练,城头上还有号兵在练号。
  这是最吸引孩子们的,因此,我至今还能够对这地方记得很清晰。
  有一年,不知是换了新的统帅,还是对于军队训练方法颁布了新的法令,大校场忽然特别热闹起来了,竖立了框架、木马、浪桥、高高低低的障碍物和壕沟,沿山还开辟了几处斜坡和峭壁,每天有大批兵士在这里受训练,像是举行运动会一样。兵士们都赤了上身、穿了土黄色的军服,上上下下的乱爬乱跳,我们就坐在一旁看热闹。
  除了我们孩子们以外,还有卖油条大饼和花生糖的,也来凑热闹。这些丘八们身上都没有钱,不知是欠饷还是不许带钱,他们要吃东西,就向一个叫作“司务长”的小军官去借,你借一个铜板,我借两个铜板,借了就去买麻花或是花生糖吃。
  当时使我们看了十分羡慕,因为那时我们身上也照例是不会有半个小钱的。现在想来,我真替那个“司务长”耽心,他在当时并不记账,大家七嘴八舌的乱借,后来这笔账不知怎样去清理。
  操练的兵士收队以后,我们若是不去骑木马爬浪桥,就沿了大校场再向北走,就踏入那荒寂无人的北门乱葬冈了。这时天色总是已经将近傍晚,四周寂无一人,在那些旧坟堆里穿来穿去还没有什么,若是见了一堆还飘着白纸幡的新坟,心里就难免一惊,若是再见了一具搁在地上的土红色的九江人称为“火板儿”的小棺材,只要有谁发一声喊,大家就一起拔脚向回跑,往往要一直跑回大校场才敢停下来。
  ●庐山和牯岭
  夏天到了,避暑的胜地,从前北数北戴河,南数莫干山,但是环境最理想、风光最好的避暑胜地,却是长江中部的庐山。
  庐山的山势幽深,夏天住在山上,夜晚还要盖被,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正因为如此,在过去早已被走到中国来的洋人看中了。庐山上面本来是没有租界的,但在过去那个媚洋卖国的时代,他们威迫利诱,自有方法在庐山上面成立了变相的租界,而且霸占了最好的地方,那就是“牯岭”那个特区。
  从此,当年庐山虽然仍是中国人的,但是“牯岭”却是外国人的。老百姓上庐山,多数是为了谋生,不是采药,就是砍柴。但是洋人上牯岭,却是为了避暑。一到了夏天,自九江被人抬着上山的洋人就是络绎不绝,他们都是远从长江上下游各通商城市赶到这里来的,称为“歇暑”。一到夏天,当时许多洋行都停止做生意,因为“大班”上牯岭避暑去了。
  自然,在这些“洋大人”的后面,还跟着有官僚买办、洋奴西崽一类的人物。那时的蒋家还是上海的小流氓,没有熬得上这资格。但是宋家和张家(宋的亲家),他们照例总是跟在洋人后面的。
  小时候在九江念书,一到夏天,照例就要见到这种怪相。那时候我们也时常想上庐山去玩,但总是到了山脚下的白鹿洞就停止。因为都是步行前去的,到那地方可以一天来回。再上去,大人告诫说山上有老虎,而且当天不能赶回来,因此,我们总是走到朱熹讲学的这个古迹所在地,就转身回头走了。
  在后来国民党统治时期,“牯岭”也闹着“收回租界”了,但是换汤不换药。“洋大人”的威风如故,再加上军阀豪门党棍的气焰,只有像胡适那样的“过河卒子”,才以上庐山大谈投降日本为荣,一般人仍是裹足不前的。
  这要直到今天,庐山才真正回到人民的手里。现在每到夏天,那里仍是避暑胜地,但已经像全中国的每一块地方一样,是劳勤人民的天下了。
  ●小买手
  九江从前的街道,也像一般城市的街道一样,除了烂泥地以外,大部分的街道都是用青石板或是麻石条铺成的。日久失修,石板高低不平,或是缺了一小块,可以看见下面黑黝的下水道。在这样的石板路上,在冬天严寒下雪天气,穿了高齿的钉鞋,撑着油纸雨伞,在这样的街道上走路,唧唧各各,一步一滑,钉鞋齿在污秽的积雪上留下一排一排的黑色钉痕,对于十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件苦事,可是有时也是一件乐事。
  十岁的我,在这样的下雪天气,有时就要挽了竹篮,到巷口的大街上去买豆腐,或是去买油。钉鞋在石板路上一走一滑,一不小心就要跌一跤,这种滋味我已经尝过多次,可是总不觉得是苦差事,仍是很高兴的去做。就像一条狗一样,放它到外面去跑,它总是高兴的。
  这时家里虽然有一个烧饭的女仆,可是年纪很老,又是小脚,要上街去买一次东西很不便,哥哥已是“中学生”身分,家中的男小孩只有我,因此,这分差事就义不容辞的落在我的身上了。中午从学校里回来吃午饭的时候,或是下午放学回来,往往就要这么到大街上去买一两次东西,就是下雨下雪,也是一样的去买。有时自然也不免表示不肯去,可是,只要女仆或姊姊们说一两句好话,戴一顶高帽,我就自然又高兴的去了。
  要去买的东西,总是很零碎的。因为蔬菜和荤菜,是每天早上由女仆去买的,若是临时缺少什么,这个责任才落到我这个小买手身上。因此所买的东西,总是油盐和豆腐一类的零碎东西。买油的时候最多。
  家里用的是菜油。油坊就在巷外的大街口,规模好像很大。不仅是油坊,同时也是酱园,除了食油以外,还卖桐油。店门口有几只大缸,盛的就是桐油。我特别记得这事的原因,是因为这家油坊有一项特殊生意,凡是要制订鞋的人,可以将制好了的钉鞋底,交给他们抛在桐油缸里去浸,收取若干代价,半个月、一个月后捞起来,这时鞋底浸透了桐油,将来制成钉鞋,就怎样也不会过水了。我那时自己脚上所穿的一对钉鞋,鞋底就是在他们的桐洞缸里浸过的,因此,这一切也就特别记得清楚。
  记得有一次雨天,钉鞋一滑,跌了一跤,跌破了油瓶,哭丧着脸回来,以为要挨骂了,哪知并不曾挨骂,反而得了姊姊们的几句安慰话,大约是明白这种工作本来不该由我去担任的。
  ●西园和鬼屋
  我曾经说过,从前住在九江的时候,家里所住的地方是在西园。这个区域,在九江人的口中,不是一个好地方,因为那里是“私门头”①的集中地。当时太年轻,又是从外地初来的,自然不懂得这些事情,可是在学校里,本地同学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说住在西园,他们总是要向我取笑,而且那些取笑的话都很难听,我起初自然不大明白,后来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
  现在想来,家里会在西园租房子来住,一定是初来九江不久,外地人自然不大明白当地的情形,觅到有适当的空屋,看了合适,自然就租下来了;另一原因是这里与父亲任职的地点——军米仓十分相近,往来方便,何况所住的这座房屋,是一座独立的三开间新落成的楼房,条件十分适合,也许分明知道这个区域的声名不大好,但是未必家家都是如此,就毫不在乎的租了下来。
  本来,家里一到九江,住的并不是这地方,是另一座房屋,那地名我已经忘了,虽然也很宽大,却不很光朗,好像是一间大店铺的后座。大门在一条巷内,但是若从厨房的天井另一个门口向前走,穿过几进厅堂,就可以抵达面临大街的一间南货店了。
  这座房屋给我留下了两个有趣的记忆,一是它的溷所是设在大门内的右首,里面没有窗口,暗不见天日,哥哥第一天去上“茅厕”,就嚷着有鬼,提着裤子跑了出来。后来就一直听见家里的人说,那里面有鬼。
  另一有趣的记忆,是书房里有一副对联,上联的最末一字是一个“日”字,我那时刚进私塾读“千字文”一类的书,认识了不少字,而且已经很喜欢“舞文弄墨”了,不知怎样竟一时“手痒”,用笔在那个“日”字里面加了一划,使它变成了“目”字。我记得当时对这工作非常自负,认为添得“天衣无缝”。不曾料到这是对联,“楼观沧海日”,“春风桃李花开日”,“日”字忽然变成了“目”字,自然一看就被人看出来的。我那时哪里懂得这些,心里正在暗暗的得意,不料第二三天就已经被人发觉了。
  父亲自然很生气,可是我并不曾因此挨打。原因是父亲虽然读书不成,一直当一些闲差事,却很希望子女能读书,见我自幼就失去了母亲,难得喜欢画画看书弄笔墨,大约就不忍责罚我了。
  这件事情,从来一直成为哥哥姊姊们对我取笑的资料。
  ① 私娼。●芦席下的一双小脚
  年幼时候留下的记忆,也不一定都是天真欢乐的。在幼小的心灵上,也会一早就给人世的苦难事情染上了一层阴暗的影子,令人许多年都无法忘记。
  在延支山那样自由自在的天地里,有一次我也无意中接触到人生悲剧的边缘,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一瞥,像是揭开了人生舞台的大幕偷看了一眼一样,初以为可能会看到使得年轻的我感到有趣的东西,不料一眼所见到的竟是孩子们怎样也不敢再看的可怕景象。这才知道遮在人生大幕后面的,并不全是有趣好玩和可爱的东西。
  当时我一人独自在山上闲玩。山脚下是一片田地,沿了城墙根有几间低矮的瓦屋,看来都是种菜的菜户。这一天我在小土山上望见山下那些瓦屋外面的空地上,有不少人围在一棵柳树底下在看什么,狗也在吠着,似乎很热闹。我本来闲得要找事做,见了就立即从山坡上沿了草丛中踏出来的捷径,一口气跑了下去,挤到人群中去看。
  柳树下有一口水井,井旁的地上有一张芦席盖着什么,一个老妇人指着芦席在不停的骂,旁边的人也在指手划脚的讲着什么。
  我起初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看得仔细一点,芦席下面隆然有物,在一边的底下还露出了两只小脚,这才知道是一具死尸,而且还是个女人。
  这显然是个跳井死了的女人,给人捞了上来,现在放在这里等候收殓。本来,死了人总是有人哭的,这一点我早已懂得了,可是这时却不见有人哭,反而只有那个老妇人在指着死尸乱骂,好像骂她死得好,或是死得不好,连累了她。
  本来是想赶来看热闹,一看是一具死尸,好奇心和兴趣全消失了,连再上延支山去玩的兴致也没有了,就沿了小路绕着山脚走回家去。那时正是秋天,太阳晒得暖暖的,我望见山脚上的一个洞里,有一条灰白色的土公蛇正在缓缓的从洞里爬了出来,我连忙将脚步加快走过去了。
  对于那个女人跳井的事,当时自然不会再去加以什么研究。
  奇怪的是:那一对从芦席底下露出来的小脚,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至今还使我无法忘记。她有什么冤抑呢?为什么要跳井而死?为什么死了还要挨骂,而且没有人哭?这一切我至今还不明白。只知道她一定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否则也不会死得这么寂寞,只用一张芦席盖着,而且露出了一双小脚。
  ●城墙上的罗曼司
  现在的九江不知还有没有城墙。在我的记忆中,九江是有城墙的。延支山就在城墙边,西门外沿江一带是租界,沿了租界的堤岸溯江向西北走,不久就可以走到城墙根。在这里沿了江边全是低矮的瓦屋和茅草棚,称为“机湾”,是九江有名的贫民窟。
  从延支山越过那座了望台,顺了山势经过那些乱坟堆,爬上了城头,从城垛上俯身下望,就清楚的看见了这些密密麻麻的瓦房脊背了。
  这些低矮的瓦屋一面倚了城墙根,一面几乎是临江的。沿了江边只有一条石板小路,江潮涨的时候,可能就要淹上岸。若是发大水,那自然就不堪设想了。
  站在城墙上望下去,下面的一切不仅十分壅挤湫隘,而且好像终年都是阴暗潮湿没有阳光的。当时年纪太轻,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有这许多人要选了这地方来住,或是肯住这地方,但是至少也有一点感觉,觉得住在这地方,一定不是十分舒服的。
  我时常上这一带的城墙上去玩,是有一点有趣的原因的。有一个同学的哥哥,有一个女朋友,就是住在城外这地方的。同学的家里住在城里,就在我们家里的附近。他们是当地人,一定是旧家,所住的房子很大,不知怎样会结识了一个经济环境这样不同的女朋友。
  我时常上城墙的原因,就是跟了他们弟兄同去。这一对情人的通信和馈赠方法,就是利用这城墙,用一根绳索将要交给下面的东西缒下去,然后再将对方交回的什么收上来。有时就干脆将一包东西从上面抛下去,下面自有人来拾去。
  他们这么做,一定是有暗号或是预先约定了时间的。我在当时,只觉得这种举动很好玩,因此喜欢跟了去看,对于其他的细节还没有研究的兴趣。
  同学的哥哥是在念中学的,也就是我正在念书的那间教会小学所隶属的中学。至于他的那位女朋友,则是在当地的一间教会女中学念书的。那时的九江,有两间规模很大的教会女书院。一间称为“儒立”,另一间称为“诺立”,都是很贵族的教会女学校。听说宋家姊妹们年轻时代也是在这里做过学生的,可是我的那个同学哥哥的女朋友,既然也是在这间女学校念书的,为什么家里却住在“机湾”那样的地方呢?这是我至今还想不通的。
  ●南门湖的夏天
  每到夏天,我总要想起了九江的南门湖。我并非说那里是夏天避暑的好地方,因为我并不曾在那里避过暑,我只是想说那里每到夏天就是我常去玩的一个好地方。
  南门湖又称甘棠湖。当时并不明白它为什么要叫甘棠湖,只记得出了九江城的南门,在湖边的桥上有一块石碑,上面刻了“甘棠遗爱”四个大字。现在想来,一定是什么朝代有人在九江做官,曾经建议或是开浚过南门湖,所以有了这个名称,我不曾查阅过《浔阳志》或是《九江志》,但是私心很希望这个故实能与白居易或是苏东坡有关,那就更加令我感到兴趣了。
  我不知道南门湖的面积有多大,只记得出了南门,就有一条长堤,将湖水分成了两半,仿佛西湖的苏堤那样。东面大约是湖水的出路,远远的就可以望见庐山。但是游人到这一边来的并不多,总是趋向长堤的西边,因为西边接近市区,隔湖可以望见城郊的市楼,在湖中心还有一座小洲,其上有树有楼,像西湖的湖心亭那样,九江人称为周瑜点将台,说那里是周瑜练水军的地方。
  从湖边到点将台去,是要坐船的。这对于当时的我是一个难题,因为坐船是要花钱的,可是在暑假期内,总是吃了午饭就溜出门,身上不会有一个小钱。幸亏那时划船的好像总很“古道可风”,他如果送客人上点将台去,你只要有勇气,跟着别人一起上船,船夫是决不会拒绝,也不会向你收渡钱的。但是这样的事,我们到底不敢常做。这并非怕船夫会忽然向我们收钱,而是害怕到了湖中心的洲上以后,玩得太高兴,一时疏忽,那一只载客来的小船已经开走,将我们剩在点将台上,那就问题大了。因此,我到过这座周瑜点将台的次数并不多,每一次总是就在石级的大柳树下坐坐,随时注意着那只小船的动向。
  其实,并不用到湖中心去,仅是在湖边上已经够我玩的了。城门口的那一座拱背大石桥就已经够有趣。站在桥顶上,可以望见桥下那些洗衣服的女人,用棒槌翻过来覆过去的在湖边的石块上捣着衣服。一只渔船驶过来,站在船头上的渔夫,用两根长竹竿缚了鱼网,向水里一挟,网里就出现了闪着银光的白鳊鱼。
  有一次,城里来了一个戏班,就住在南门大街上,班里一个演员,大约是个武生,赤了膊摇着芭蕉扇,在桥上站了一会,突然一个鹞子翻身跳下水去,看得我们眼都直了。南门湖的那一条长堤,我不知道它一直向南可以通到哪里去,但是依据我走过的那一段看来,堤面愈来愈阔,等到越过湖的范围,它已经是一条普通的大路,两旁尽是田野和村落,已经不再是堤岸了。
  在堤岸的范围内,有三处地方最值得我留恋。一是在堤岸的尽头处,有我当时念书的学校里的国文老师的家。这位老师姓胡,是一名举人,不知怎样会在这南门外非村非镇的地方建下了他的家宅。在沿湖的一座疏落的树林内,通常这该是建立庙宇祠堂的地方,他却住在这里。房屋是相当宽大的,在大门上有“举人第”的匾额。在这乡下,出了一个举人,在当时大约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因此,他的住宅才可以这么鹤立鸡群似的独立湖边。不过。到了民国初年,即使是举人老爷,大约也没有什么特殊入息,否则,他也不会到我读书的那间教会学校里来做“猢狲王”了。
  我所以特别记起这位老师,是因为他为人很和善,对我的感情特别好。
  ●他也有一个小儿子在我们这一班念书,虽然是举人的儿子,国文程度好像特别坏,而我因为自幼就喜欢胡乱的看书,做起国文课卷来自然较为容易应付,因此,举人老师曾经一再在他儿子的面前对我特别夸奖,好像很有感慨的样子,时常邀我到他家里去玩,叫师母煎糯米粑粑给我们吃。
  我在当时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自然不会理解这位老师心中的感情是怎样,只是对于有机会能到城外去玩,总是高兴的,何况他的儿子并不因为父亲夸奖了我,在感情上对我有什么反感,我们两人仍是要好的同学。因此,一到了南门湖上,我总要到胡老师的家里找他去玩。他家的门前像五柳先生那样,临湖有几棵大柳树,那是捉知了和天牛的好地方。
  湖堤上的另一好去处,就是面向庐山的这一边,一向是荒凉少人的,尤其是向南多走一程,过了胡老师的家,沿了湖边走去,全是红土的湖岸,时高时低,湖水十分清澈,小鱼一群一群的在岸边游着,清晰可数。这时我们就要一直走下水边,脱了鞋,脱下了袜,到水里去捉小鱼。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夏天游南门湖最精彩的节目。我们就在湖边这么捉小鱼,捉到了就放在预先在岸边挖好的小水坑里,一直玩到天快晚了,才舍得离开,匆匆的赶进城回家。至于水坑里的小鱼,则任它自生自灭,早已置之度外了。
  南门湖上另一处吸引我的地方,乃是桥垛下的那一片大草地。
  过了石桥,堤岸的右首忽然宽阔起来,长满了青草,成了一座小小的广场。在这小广场上,经常有人在这里变把戏,卖跌打膏药。那个走江湖的,有时卖刀创药,当场用一只小风炉熬药,眼看他用一把铁锉,将虎骨锉成粉末投进炼药的小铜锅内,又将一块黑黑的东西,说是橡皮,也锉一些投入。据他解释说,橡皮最厚,刀枪不入,所以,是治刀创的良药。
  最精彩的是将药膏熬成之后,涂在一块块的红布上,成了膏药,然后取一柄小刀,突然在自己的大腿上划一刀,眼看鲜血汩汩的流出,他就随手取一块膏药,撕开来向伤处一贴,随即将胸膛一拍,说是不出一时三刻,就可以痊愈,所以根本不必去过问。
  我始终看不出那一刀是真是假,但是鲜血却像是真的。因此即使是假的,
  那手法也值得称赞。这该是最直接爽快的宣传方法,所以很能收效,我们虽
  然看惯了,但是每一次当场总有乡下人掏钱向他光顾。
  那个变把戏的,照例是吞剑、耍飞叉、叫“小把戏”①钻罐子。分明从罐
  口还扯起一根缚了红头绳的小辫子,可是一个转身,将罐子高举起来当当的
  敲着,里面已经是空的了。
  最骇人的是表演腰斩“小把戏”。虽然明知从刀柄里冒出来的乃是预先藏在里面的红苏水,但是看得很神往,依然透不过气来。
  这一块草地上,有时还有令人震惊又喜的场面出现,那就是在这里杀人。
  不是变把戏,而是真正的杀人。我要说老实话,我不曾有机会在南门湖的这
  个刑场上亲眼见过杀人。只有一次,等到我从街上得到消息,赶到这里来时,
  人已经杀过了,只见到三具没头的尸身,赤了上身,青绿的草地上有几处染
  成紫黑色,可见流出来的血一定不少。有一个犯人还被剖开了肚皮,据说是
  挖了心,从剖开处露出了一截花花绿绿的肚肠。
  当时到底年幼,这景象将我吓坏了,回家后整晚不曾好好的睡,发了一夜的热,说了许多呓语。
  ① 江湖卖药的小伙计。●从此以后,来到南门湖上,对这一块草地总有一点戒心。如果要到湖边的柳树下去乘凉,总要避开走过草地的中心,仿佛那三具没有头的尸首仍仆在那里似的。
  ●小楼里的生活
  我忘不掉年轻时候在镇江住过的那间小楼,是因为有许多事情,都是从住在里面的那个时期开始的。
  我在里面开始看杂书,看笔记小说;开始学刻图章,开始学画中国画,甚至还开始学做旧诗,做了几首便放下不做了。
  学刻图章和画中国画,都是没有师承,自己摸索的。一部廉价的石印《六书通》,成了我唯一的老师。一把普通的刻字刀,几块青田石,就使我刻了又磨,磨了又刻。当然不会有人拿石头来找我刻,因此刻来刻去,都是刻给自己的。好在已经读了一些闲书,又在学画中国画,又在学做旧诗,因此要刻图章,不愁没有字句可用。我还记得当时曾刻过一方“某某二十以前作”的阳文章,印在自己的画上,十分得意。
  后来学西洋画,当然是正式到美术学校里去学的,但是这时躲在那间小楼上画中国画,却是没有老师的。所用的范本还不是《芥子园画谱》,而是上海出版的石印《古今名人画谱》之类,我就整天对了临摹,自己设色,从花卉翎毛一直画到山水。那时当然已经有了有正书局的珂■版画册,可是我不曾买得起,也没有机会见到。
  后来到了美术学校,专心学西洋画。学校里虽然有国画系,而且有很好的老师,诸闻韵、潘天寿几位当时都在任教,可是我反而放弃了中国画,不曾去正式学了。
  在那间小楼上,画好了的画,都拿来贴在玻璃窗上。自己画,自己题字,再盖上自己刻的图章。“二十以前”的我,就曾经这么销磨了一个暑假。那时当然没有跳舞场,没有咖啡店,没有电影院。在镇江那样的地方虽然有卖笑的娼妓,甚至也有赌场,但是我好像对这些都不感到兴趣。我不知那时别的年轻人怎样,我却是个十足的书呆子。
  当然,书呆子也不是没有感情的。只是一句“书中自有颜如玉”,就已经够我去幻想。因此那时在感情上所做的梦,全是“礼拜六”派的,全是“鸳鸯蝴蝶”式的。一间小楼,已经尽够我的感情去驰骋了。
  若不是我的三叔从上海来探望我们,带了我走出那间小楼的天地,我无法想象后来我的生活会怎样发展下去。就是由于这一走,我就从江南城市的一间小楼,走进十里洋场的亭子间了。
  ●亭子间的生活
  从前上海旧弄堂房子的亭子间,可说是非常具有地方色彩的房屋构造设
  计。它与这座房屋的主体总是隔开一个小天井,用一道吊桥来衔接。由于普
  通的弄堂房子总是两层的,因此,亭子间的下面总是厨房,头顶上却是晒台。
  虽然两面有窗,但是窗口照例是特别小的。因此到了夏天,头顶上的晒台水
  门汀给太阳晒热了,再加上底下的厨房里烧饭,上海人烧的总是柴片和煤球,
  烟特别多,下蒸上晒,简直就像蒸笼一样。
  这是亭子间的坏处,但它也有好处。那就是它在建筑上是与这座房屋的其他部分隔离的,只要关上了通到吊桥上的那扇房门,就是自己的天地了。同时,要将余屋出租的人家,总是先将自己家中的亭子间出租,因此,要想向人家分租一间房来住的人,总是喜欢租亭子间,因为它不仅租起来方便,而且房租也较廉。这样一来,就使得从前上海亭子间的住客也有了特性。他们总是收入较少的小夫妻或是小职员,尤其是贫苦的文艺作家、知识分子,多数是住在亭子间的。
  从前的上海弄堂房屋,也有好坏,因此亭子间的环境也有好坏。有些称
  为什么新村的新式弄堂房屋,这里的亭子间就较好,面向后面的窗户也较大。
  石库门的旧式弄堂房子,若是两上两下的,其中的亭子间自然也较宽敞。但
  是这类房屋是很少分租的。有亭子间分租的总是那种最老式的一上一下的石
  库门房屋。这里的亭子间,就具有上述的那些特性,可说是标准的亭子间。
  这种亭子间,也类似旧式西洋房屋的屋顶小楼。在外国,一向有“屋顶
  小楼作家”这个名词,是专用来指那些生活贫苦的无名文人而言的,这就同
  上海的“亭子间里的文人”,同一意义了。
  亭子间的生活,并不是可耻的。在旧社会人们的心目中,他们自然瞧不起住在亭子间里的人,因为收入不多的人才住亭子间。住亭子间的住客向二房东交不出房租,是常有的事。所以在这些人的眼中,住亭子间的人总是被瞧不起的。但是,亭子间却是革命的熔炉。许多人都是从这里受煎熬,被锻炼出来的。
  在三十年代的初期,郭老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环龙路,生活很清苦,
  靠了替商务印书馆译书来应付生活,有时也给当时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
  《学艺杂志》写点文章,他曾用《亭子间里的文士》这题目写过一篇小说,
  内容有不少是自传性质的。
  当时郭老每天要自己上小菜场买菜。他挽了菜篮,拖着木屐,身上穿的
  是一件旧西装,剃光了头,戴着一幅黑边的近视眼镜。小菜场的菜贩都当他
  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厨师。因为除了厨师以外,来买菜的总是女仆和家庭主妇,
  很少男子自己上小菜场。菜贩们见郭老天天来买菜,就称他为“大司务”,
  见他每天买的菜很少,诧异的问他,他的主人家既然用得起大司务,买的菜
  却这么少,为什么这样的“做人家”①,郭老只好笑而不答了。
  ① 上海旧时俗语。即广东人俗语“孤寒”之意。●《A11》的故事
  《A11》是当年创造社出版部刊载新书消息的一个小刊物,八开四面。这个有点古怪的刊物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当时出版部是开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 十一号的,因此,就采用了这个门牌号数作刊物名称。
  提议出版这个刊物,以及对这件工作最热心,并且实际负编辑责任的,是潘汉年。他那时也是出版部的小伙计之一,负责刊物订户的工作,同许多读者联络得很好,因此,感觉到有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需要,所以一直对这件工作非常热心。
  这是三十年代的事情。那时新文艺出版事业正在开始,即使在上海,专门出版新文艺书籍的新书店还很少,更没有“出版消息”这一类的半宣传小刊物出版。不像后来那样,多数较具规模的书店,都有自己编印的宣传刊物,按期报道本版新书消息,分赠读者。因此《A11》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
  这个小刊物是非卖品,最初好像是个半月刊。到门市部来买书的人,可以随手拿一份。若是外埠读者,只要寄了邮费来,就可以按期寄奉。第一期印了二千份,就这么一销而空。
  《A11》的内容,并非是纯粹的新书消息,它还刊载一些短小精悍的杂文,以及读者的来信,因此,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小刊物。这正是它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
  除此之外,当时创造社几位巨头的通信,以及他们译作的片段,也偶尔会出现在上面,但主要的还是那些《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这些都是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北方的胡适、刘半农,还有当时正在受人注意的张竞生,都是经常被攻击的对象。
  当时上海出版刊物,是不必登记备案,更无须送检查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人在暗中注意。因此这个小刊物就由于锋芒太露,很快就被人认为是另有背景的,在“黑名单”上有了名字。有些外埠读者开始写信来说邮寄收不到,有些在校的学生为了看这个小刊物发生麻烦。
  一九二六年八月间,创造社出版部被上海警察厅下令查封,这个小刊物也成了罪状之一。
  启封后,《A11》就不曾再继续出版,但它后来又以另一面目与读者相见,成了一个正式的刊物,那就是在光华书局出版的《幻洲》半月刊。
  ●记《洪水》和出版部的诞生
  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开始筹备,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招股筹备期间的办事处,设在南市阜民路周全平的家里。那是一座两上两下上海弄堂式的房屋,不过却没有弄堂而是临街的。全平的家人住在楼下的统厢房,另外再租了楼上的亭子间。那里就是出版的筹备处。同时也是《洪水》半月刊的编辑部。
  在这间亭子间里,沿墙铺了两张床,成直角形,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全平的。窗口设了一张双人用的写字台,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地方了。
  上海南市的老式弄堂房屋,即使是亭子间,也有四扇玻璃窗,对着大天井。另外一面的墙上还有一扇开在后面人家屋脊上的小窗口,因此十分轩朗,不似一般亭子间的阴暗。不过当时白昼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总是在外边跑,大部分的工作总是在灯下的深夜里进行的。
  我那时还是美术学校的学生,本来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叔父家里(最初的创造社和郭先生的家,都在这同一个弄堂内),为了要参加《洪水》编辑部的工作,这才搬来同全平一起住。白天到学校去上课,中午在学校附近的山东小面馆里吃一碗肉丝汤面或是阳春面当午膳,傍晚才回来,在全平家里吃晚饭。不过,我那时的兴趣已经在变了。虽然每天照旧到学校上课,事实上画的已经很少,即使人体写生也不大感到兴趣,总是在课室里转一转,就躲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看书或是写小说。
  那时上海美专已有了新校舍,设在西门斜桥路。虽说是新校舍,除了一座两层的新课室以外,其余都是就什么公所的丙舍来改建的。这本来是寄厝棺材的地方,所以始终有一点阴暗之感。图书馆有一长排落地长窗,我至今仍怀疑这可能就是丙舍的原有设备,里面设了桌椅,有一个管理员。书当然不会多,来看书的学生更少。我就是在这么一个冷清清的地方,每天贪婪的读着能够到手的新文艺出版物,有时更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
  当时的上海美专真不愧是“艺术学府”,学生来不来上课,是没有人过问的,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只要到了学期终结时能缴得出学校规定的那几幅作品,平时根本不来上课也没有关系。不过,学费自然是要按期缴的,可是我后来连这个也获得了豁免的便利,因为我的“文名”已经高于“画名”,就是校长开展览会,也要找我写画评了。
  当时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白天到美术学校去作画、看书和写文章,晚上回到那间亭子间内,同全平对坐着,在灯下校阅《洪水》的校样,拆阅各地寄来的响应创造社出版部招股的函件。
  这些函件,正如平时来订阅《洪水》或是函购书籍的来信一样,寄信人多数是大学生、中学教员以及高年级的中学生。但也有少数的例外,如柳亚子先生,他住在苏州乡下的一个小镇上,创造社的每一种出版物,他总是一定会寄信来定购一份的。
  当时有几个地方,新文艺出版物的销路特别大,北京和广州不用说了,此外如南边的汕头、梅县和海口,往往一来就是十几封信,显示这些地方爱好新文艺的读者非常多。后来这些地方都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可见火种是早已有人播下了。
  也有些个别的特殊情形,使我到今天还不会忘记的,如浙江白马湖的春晖中学,河南焦作的一座煤矿,寄信来订阅刊物和买书的也特别多。后来上
  ●海的一些书局还直接到焦作去开了分店。
  当时创造社出版部公开招股,每股五元,那些热心来认股的赞助者,多数是爱好新文艺的青年,节省了平日的其他费用来加入一股,因此拆开了那些挂号信以后,里面所附的总是一张五元邮政汇票。
  招股的反应非常好。我们每晚就这么拆信、登记、填发临时收据。隔几天一次,就到邮政总局去收款。这些对外的事务,都由全平一人负责。他那时显然已经很富于社会经验,在外面奔走接洽非常忙碌,我则还是一个纯粹的学生,只能胜任校对抄写一类的工作。
  我已经记不起出版部预定的资本额是多少,总之是来认股的情形非常踊跃,好像不久就足额,或是已经到了可以成立的阶段了,全平就忙着在外面找房子,准备正式成立出版部。后来地点找到了,不在南市,也不在租界上,而是在闸北宝山路上,那就是后来有名的三德里A 十一号了。在这同一条弄堂里,有世界语学会,有中国农学会,还有中国济难会。这些都是当时的革命外围团体。后来一个反动的高潮来到,眼见他们一个一个遭受搜查和封闭,最后也轮到我们头上,出版部也第一次受到搜查,接着就来封闭,并且拘捕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伙计。
  在出版部还不曾正式成立以前,这就是说,还不曾搬到三德里新址,仍在阜民路的时期,在那年的岁暮或是年初,总之是旧历过年前后,郭老又从日本回来了一次。特地到阜民路来看我们,并且留下来在全平家里吃晚饭,而且还喝了点酒,兴致特别好。
  晚饭以后,大家在客堂里围了桌子掷骰子玩,玩的是用六粒骰子“赶点子”或是“状元红”那一类的古老游戏。我记得那时间正是在旧历过年前后,否则是不会掷骰子的。
  参加掷骰子的,还有全平的姊妹。大家玩得兴高采烈。郭老每掷下一把骰子,在碗里转动着还不曾停下之际,他往往会焦急的唤着所希望的点。若是果然如他所唤的那样,就兴奋的用手向坐在一旁的人肩上乱拍。我那晚恰坐在他的身边,因此被打得最多。我想古人所说的“呼么喝六”的神情,大约也不外如此。不过,那晚的桌上却是空的,我们并不曾赌钱,只是在玩。
  创造社的几位前辈,我除了从达夫先生后来的日记里知道他有时打麻将以外,像郭老和成仿吾先生,我就从不曾见过他们做过这样的事情。全平是个“社会活动家”,大约会两手。至于那时的我,是个纯粹的“文艺青年”,仿佛世上除了文艺,以及想找一个可以寄托自己感情的“文艺女神”以外,便对其他任何都不关心了。
  出版部的筹备工作渐渐就绪之际,阜民路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文艺活动的中心。许多通过信的朋友,来到了上海,一定要找到我们这里来谈谈。僻处南市的这条阜民路,并不是一个容易找的地点,但是当时大家都有那一分热情。彼此虽然从未见过面,只要一说出了姓名,大家就一见如故。可见那时创造社所具有的吸引力。
  意外的来客之中,令我至今还不曾忘记的是蒋光慈。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外面有人来敲门,说是要找我们。我去开门,门外的来客戴了呢帽,围着围巾,是个比我们当时年岁略大的不相识的人。他走进来以后,随即自我介绍,这才知道竟是当时正在畅销的那本小说《少年飘泊者》的作者。
  当时蒋光慈还叫蒋光赤,刚从苏联回来,那一本在亚东书局出版的《少年飘泊者》已经吸引了无数热情青年。他刚到上海,就在这样严寒的夜晚摸
  ●到我们这里来,实在使大家又高兴又感激。
  闸北宝山路A 十一号的地点租定了以后,创造社出版部就正式开张了。可惜我无法在这里写下开张的日期,以及当天的情形。反正那时是不会有什么“鸡尾酒会”的,同时在不曾正式开张之前,有些读者寻上门来买书的,也早已照卖了。
  出版部的招牌是横的,挂在二楼,好像是红地白字。不用说,招牌字是郭老的大笔。他从那时起,就已经喜欢写字了。
  三德里的房屋,是一种一楼一底的小洋房,每一家前面有一块小花园,没有石库门,一道短围墙和铁门,走进来上了石阶,就是楼下客厅的玻璃门,这里就是我们的门市部,办事处则设在楼上。这一排小洋房共有十多家,租用的多数是社团。出版部的A 十一号是走进弄堂的第二家。第一家住的是老哲学李石岑,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一种哲学月刊。我们的右邻是一位女医生,没有男子,只有一个女伴与她住在一起,不过时常有一个男子来探访她们。
  这是一个古怪的人家。因此这家右邻的动静时常引起我们这一群年轻人的注意。那位女医生和同住的女伴都已经年纪不小了,可是脂粉涂得很浓,每天在家都打扮得像是要去作客吃喜酒一样。那个时常来探访她们的男子也是中年人。这两个妇人的生活很神秘,有人说她们是莎孚主义者。两人感情好像很好,可是有时又会忽然吵嘴,而且吵得很厉害,会牵涉到许多小事。有时会深更半夜忽然这么吵了起来。
  站在我们这边通到亭子间的吊桥上,是可以望得见她们的后房的。有时晚上实在吵得太不成话了,哭哭啼啼,数来数去老是不停,这时性情刚烈的诗人柯仲平就忍不住了,总是拿起晒衣服的竹竿去捣她们后房的玻璃窗,并且大声警告,叫他们不可再吵。
  由于隔邻而居,已非一日,平时出入也见惯了,因此这一喝往往很生效,她们总是就此收场不再吵了。
  这些有趣的小事情,四十年仍如昨日,我还记得很真切。前几年游西安,知道柯仲平正在西安,曾设法去找他,想互相谈谈彼此年轻时候这些有趣的经历,相与抚掌大笑。不料他恰巧出门去了。满以为且待以后再找机会相见,哪知回到香港没有几天,就从报纸上读到他的噩耗,缘悭一面,可说是最令人心痛的事。
  阜民路全平家里的那一间亭子间,也就是《洪水》编辑部和创造社出版部筹备处的所在地,我在那里住过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不到半年,出版部已正式成立,大家就一起搬到了闸北三德里。
  然而在那间亭子间里所过的几个月的生活,却是我毕生所不能忘记的。因为正是从那里开始,我正式离开家庭踏入了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参加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校对了自己所写和自己付排的文章。在这以前,我不过曾在《少年杂志》投稿被录取过,又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较长的游记《故乡行》而已。
  然而这时却不同,我不仅正式参加了《洪水》的编辑工作,给这个创造社同人的新刊物设计了封面,画了不少版头小饰画,而且自己还在上面发表了文章,这意味着我已经正式踏上“文坛”了。因此一面兴奋,一面也非常感激,那些日子的情形实在是我怎样也不会忘记的。
  更有,也正是在那间亭子间里,年轻的我,第一次尝到了人生的甜蜜和
  ●苦痛的滋味。当时也曾写过几篇散文发表在《洪水》上,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后来这些散文曾用《白叶杂记》的书名印过单行本,其中有一篇的一节这么写道:
  “回想起我搬进这间房子里来的日期,已是四月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是枯寂的隆冬,春风还在沉睡中未醒,我的心也是同样的冷静。不料现在搬出的时候,我以前的冷静竟同残冬一道消亡,我的心竟与春风同样飘荡起来了。啊啊!多么不能定啊,少年人的心儿。”
  这种郁达夫式的笔调,现在重读起来,自然不免有一点脸红。然而想到这是将近四十多年前的少作,自己那时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且再回想到那时的心情,我不觉原谅了我自己。
  那时正是我们要从这间亭子间搬到三德里新址去的那几天,当时我个人实在有种种理由舍不得离开这地方,可是事实上既不能不搬,而且我们的房东早已先期搬走了,只剩下全平一家人,整个楼上也只有这间亭子间还有我和全平两人。可是我实在舍不得离开这间亭子间,这正是我要写那篇文章的原因。我曾继续这么写道:
  “这一间小小的亭子间中的生活,这一种团聚静谧的幽味,的确是使我凄然不忍遽舍它而去的。你试想,在这一间小小的斗方室中,在书桌床架和凌乱的书堆隙地,文章写倦了的时候,可以站起来环绕徘徊..”
  若不是重读自己这样的少作,我几乎忘了我们的全平,有一年他就是那么神秘的失了踪,彼此天南地北,谁也不曾再见过他,谁也不再知道他的消息。这位《梦里的微笑》的作者,可说是《洪水》和“创造社出版部”最忠心的保姆。就是我和柯仲平等人,当出版部被淞沪警察厅封闭,并将我们拘捕以后,若不是靠了他在外面奔走,我们这几个小伙计也早已不在人世了。可是新的一代文艺工作者,大约很少会知道《梦里的微笑》这本书(其中还有我的插图),更不知道全平其人了。
  在我的那篇写于一九二六年的《迁居》里,其中有几句是写到了他的像貌的。这怕是仅有的资料了,现在特地重录在这里以作纪念:
  “我们工作的时间,多半是在夜晚。在和蔼温静的火油灯下,我与了我同居的朋友——这间屋子的主人,对面而坐,我追求着我的幻梦,红墨水的毛笔和令人生悸的稿件便不住地在我朋友手中翻动。我的朋友生着两道浓眉、嘴唇微微掀起,沉在了过去的悲哀中的灵魂总不肯再向人世欢笑。虽是有时我们也因了一些好笑的事情而开颜欢笑,然而我总在笑声中感到了他深心的消沉和苦寂,我从不敢向他问起那已往的残迹..”
  这里所写的生着两道浓眉的朋友,就是全平。关于他的那些所谓“已往的残迹”,我至今仍不大清楚,因为始终不曾正式向他问过,他也不曾向我谈过,但不外是爱情上的一些不如意事,也就是他的《梦里的微笑》所写的那些本事了。
  全平是宜兴人,办事和组织能力特别强,同伴之中是没有一个能及得上
  ●他的。若是没有他,创造社出版部是根本不会诞生的。他曾到过广州,筹备出版部广州分部的工作,住过一些时候,因此早期南方的文艺工作者,也许会有人同他见过面的。
  全平同郭老的感情特别好。有一年江浙军阀内讧,发生了内战,他的家乡受害惨重,当时有一班进步人士曾组织了调查团去调查这次的战祸,郭老也去参加了,就是由全平陪了同去的,郭老后来曾在《民铎杂志》上写了一篇纪行的长文。
  《洪水》的出版和创造社出版部的诞生,我虽然曾经躬与其事,可是时隔四十年,记忆到底有点模糊了,姑且这么信笔的记了一些下来。我相信再过几年,怕连这些也记不出了。
  ●读郑伯奇先生的《忆创造社》
  从上海出版的一期《文艺月报》上读到郑伯奇先生所写的《忆创造社》。他是创造社的老前辈之一,直到我在这里所读到的这一期(八月号)为止,他所讲的还是《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以前的事情,这都是我未曾参加的。我第一次寄稿给成仿吾先生,接到他的回信约我去谈话时,那已经是《创造周报》出版的时代。周报的编辑地点虽仍是设在泰东书局编辑所内,但已经不是伯奇先生所说的马霍路福德里的那一间,而是设在哈同花园附近的民厚南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在从前法租界近霞飞路的一个弄堂内。那也是一座两上两下的楼房,楼下是书籍堆栈,楼上则是编辑部。正是在周报编辑部内,我第一次见到了成仿吾先生,这是创造社诸位前辈之中我最先认识的一位,他当时对待像我们这样文艺青年的态度诚恳和亲热,实在是令我毕生难忘的。也正是在这间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全平和倪贻德,还有从四川出来不久的敬隐渔。他是从小被关在一座天主教修道院里读法文的,因此,他发表在《创造周报》上的创作,竟是先用法文起草,然后再由自己译成中文的。
  这时伯奇先生大约已经回到日本去,还不曾再回上海,但他翻译的《鲁桑堡之一夜》却早已出版了。我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他,那已经是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以后的事。好像是一个夏天,他从东京回到了上海,高高的身材,戴着金丝眼镜,似乎对我当时所画的比亚兹莱风的装饰画很感到了兴趣。我清晰的记得,他带我去逛内山书店,知道我是学画的,而且喜欢画装饰画,便用身边剩余的日本钱在内山书店买了两册日本画家路谷虹儿的画集送给我。这全是童话插画似的装饰画,使我当时见了如获至宝,朝夕把玩,模仿他的风格也画了几幅装饰画。所来被鲁迅先生大为讥笑,说我“生吞比亚兹莱,活剥路谷虹儿”,他自己特地选印了一册路谷虹儿的画选,作为艺苑朝花之一,大约是想向读者说明并不曾冤枉我的。
  这个小插话,伯奇先生大约是不知道的,我想这更是他当时买那两本画册送给我时怎样也意料不到的事。
  ●胡适与我们的《小物件》
  因了胡适的死,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同朋友们所办的一个小杂志,以及我在那创刊号上所画的一幅漫画。
  这幅漫画就是关于胡适的,画题是“揩揩眼镜”。这画题原是胡适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大约是发表在《现代评论》或是《独立评论》之类的刊物上的。他这时正在动了官瘾,表示对于时局有了一种新的看法,这正是“揩揩眼镜”的结果。
  我的那幅漫画,就是根据这一点来讽刺的。画得并不好,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乃是因为那本小刊物的本身。而且从那时以后,我就很少再执笔作画了。
  翻开十多年前出版的一册自己的随笔集,在一篇题为《回忆幻洲及其他》的短文里,其中曾提到了上面所说的这一种小刊物:
  “在这以前,在一九二九年左右,多年不见的周全平从东北回到上海,带来了几百块钱,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个‘新兴书店’,为沫若发行了《沫若全集》,同时和汉年三人更编了一个小杂志,名《小物件》。因为感到那时几个刊物都停了,无处可以说话,也无人敢说话。《小物件》的小的程度真可以,只有一寸多阔,二寸多长,四五十页,用道林纸印,有封面,还有插画。这怕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开本最小的一个杂志了。出版的时候,我们在报上只登了三四行地位的极狭的广告,然而初版三千册在几天之内便卖光了。可是,也许是形式小得太使人注意了吧,第二期刚出不久,便有人用公文来请我们停止出版,于是只好呜呼哀哉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那个“公文”事实上是来自南京国民党内政部的禁止出版命令。我用了一个“请”字,是因为那篇短文当时是在上海发表的。那时即使用了“请”字,也许仍有人看了不高兴。
  后来我们知道,《小物件》所以被禁得那么快的原因,就与那幅“揩揩眼镜”的漫画有关,原来胡适看见生了气了。
  一个刊物能印三千册,而且一口气就卖光,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事情,我们很高兴,不料第二期就被他们禁了,所以一直对这个“过河卒子”没有好感。
  对于胡适本人,我只见过一次,那是一九二五年左右,达夫先生在上海,他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教经济学,有一天中午,忽然对我说:“我们吃饭去,有人请客。”我自然跟了去,到了法租界的一家西餐馆里,才知道这天请客的竟是胡适。我那时才二十岁,就这么胡里胡涂的扰了他一顿。
  ●郁氏弟兄
  女画家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父亲郁华就是达夫的胞兄。郁华别号曼陀,是中国司法界的老前辈,在抗战期间,任职上海高等法院庭长,持正不阿,终为敌伪所害,在自己寓所门前殉职。这位大法官不仅精通法政,而且能诗善画,也是一雅人。有一时期,我们还是邻居,一同住在上海江湾路的公园坊内,直到他自己在法租界的新居建筑好了,这才搬出去。
  那还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情,文化人住在公园坊的很多,情形十分热闹。当时郁风还在南京念书,放假回上海的时候,也到我们这边来坐坐,不过由于我们都是她叔父的朋友,她只好屈居世侄女的辈分了。不过那盛况也不常,由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脚步愈来愈急,受到时局的激荡,大家已经无法在那个小天地里安居,于是不久就各奔前程,风流云散了。
  郁华住在公园坊的期间,达夫在杭州的风雨茅庐已经建成了,不常到上海来,因此,我们在公园坊里见到他的次数很少。这时正是达夫在写作和生活上开始大转变的时期,所写的全是游记日记一类的散文。发表的地方也是林语堂那一系统的《宇宙风》、《人间世》等类的刊物。他所交游的也都是些达官贵人,这都是王映霞的影响。他自己大约没有料到,随着风雨茅庐的建成,也早已伏下日后毁家的祸根了。
  也正是在这时期,达夫开始发表了许多旧诗。有人说,达夫旧学的根柢,完全得他哥哥的传授,这话未必可靠,因为达夫是个天分极高的人,而且据他的自传所记,远在他不曾从事新文艺写作以前,他已经在尝试写旧诗了。论功力,达夫的旧诗,当然不及他哥哥,可是讲到才华风韵,达夫就自有他的特色。一九三五年达夫在《宇宙风》上所发表的《秋霖日记》,其中就记有他们的兄弟俩的唱和之作,可见一斑,兹录于下。
  曼兄乙亥中伏逭暑牯岭原作:
  “人世炎威苦未休,此间萧爽已如秋;时贤几辈同忧乐,小住随缘任去留。白日寒生阴壑雨,青林云断隔山楼;勒移那计嘲尘俗,且作偷闲十日游。”
  达夫的和诗,前有小序:“海上候曼兄不至,回杭得牯岭逭暑夹诗,步原韵奉答,并约于重九日,同去富阳。”诗云:
  “语不惊人死不休,杜陵诗只解悲秋,朅来夔府三年住,未及彭城百日留。为恋湖山伤小别,正愁风雨暗高楼;重阳好作茱萸公,花萼江边一夜游。”
  郁华殉职后,郁风曾托人将她父亲的诗画遗著印了一本纪念册,可惜时值丧乱,流传不广,见过的人很少。
  ●达夫先生二三事
  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材瘦长,看来很像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那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虽然曾经有过一张穿西装的照相,但是当我们见到他以后,就从不曾见他穿过西装,老是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毫不抢眼。这种穿衣服非常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
  有一时期,他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一个人家的前楼上,小小的一张床,桌上和地上堆满了书。这简单的家具,大约还是向二房东借的,所以除了桌椅和一张床以外,四壁就空无所有。这时他好像正辞了北京大学的教席回来,身体不很好,在桌上的书堆里放着一罐一罐从公司里买回来的外国糖果,说是戒酒戒烟了,所以用糖果来替代。这就便宜了本来不抽烟的我,有机会揩油吃糖果了。后来隔了不久,他又继续抽起烟来,自然是戒不掉,但是另一开戒的原因,据说是吃糖果比抽香烟更贵,因此不如率性恢复抽烟吧。
  这时达夫有一个对他非常崇拜的年轻朋友,名叫健尔,是张闻天的弟弟,差不多每天同他在一起。达夫的小说里,屡次出现一个戴近视眼镜善感好哭的神经质的青年,这个人物写的便是健尔。这时张闻天在中华书局编辑所做事,也住在民厚南里,健尔就住在哥哥的家里,所以往来很方便。我那时也住在民厚南里叔父家里,晚上在客堂里“打地铺”①,白天背了画箱到美术学校去学画,下课回来后,便以“文学青年”的身份,成为达夫先生那一间前楼的座上客了。他是不在家里吃饭的,因此,我们这几个追随他左右的青年,照例总是跟了他去上馆子。他经常光顾的总是一些本地和徽帮的小饭馆,半斤老酒,最爱吃的一样菜是“白烂污”。所谓“白烂污”,乃是不用酱油的黄芽白丝煮肉丝。放了酱油的便称为“红烂污”。我记得有一次到江湾去玩,在车站外面的一家小馆子里歇脚,他一坐下来就点了一样“白烂污”,可见他对于这一样菜的爱好之深。
  后来为了反对他追求王映霞,我和其他几个朋友都和他闹翻了。他在《日记九种》里曾说有几个青年应该铸成一排铁像跪在他的床前,我猜想其中有一个应该是我。这样一直过了好几年,年纪大了一点,才知道自己少不更事,便写了一封信向他道歉。这时他的“风雨茅庐”已经建好了,住在杭州,回了一封长信给我,说是大家不必再提那样的事吧。这封信后来被人家收在《现代作家书简》里,可惜我不仅早已失去了原信,就是连这一本书手边也没有了。
  ① 把被褥铺在地板上睡觉。●达夫先生的身后是非
  前些时候,我曾写信托在上海的施蛰存先生,给我找一册孔另境编的《现代中国作家书简》,这是抗战以前生活书店出版的。他不久来信说,这类旧书,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出版年代一久,历经沧桑,近年又有许多人喜欢搜集这类史料,一时要买也不容易,只好可遇而不可求了。
  看那口气,几时能给我买到那本书,已经没有把握。
  我急于要想得到这本书,是因为其中有一封郁达夫先生写给我的信,信写得相当长。内容是些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能详细记得,只记得这是当年彼此有了一点意见以后的第一封信,可说是一封“复交信”,因此,很想再看看。当然,原信本来是在我处的,可是经过战争,连刊载这封信的那本书也不容易买了,遑论这封原信的下落。
  不知怎样,近年好像有许多人对郁王两人的问题很感到兴趣,可是,由于郁氏早已去世多年,他不再有说话的机会,因此,使得当年曾经躬与其事的人,读到别人的文章,不免有一点感伤。因为若是他在世,一定会使大家对他的“毁家”问题知道得更多一点的。
  我亟亟的要想看看达夫先生从前的那封旧信,可说也是与这个问题间接有关的。因为达夫先生写这信时,已经在“一二八”以后,他已经移家杭州,“风雨茅庐”也早已建成了。我当时在上海负责现代书局的编辑部工作,为了向他接洽出书的问题,写信给他。这是我相隔几年之后第一次再写信给他,因此曾在信上向他表示,对于过去的一些芥蒂,还是大家都不必记在心上吧。他得信后,就回了一封信给我,信写得相当长,而且很有点感慨。这就是孔另境收在《现代中国作家书简》里的那一封。
  记得有一次,施蛰存先生曾告诉我,达夫先生写这封信时,他恰巧正在杭州,到“风雨茅庐”去访问郁氏,见到他正在写信给我,有点诧异,王映霞女士在旁见了便加以解释道:
  “他们两人现在讲和了。”
  说是“讲和”,这对我来说,是有一点僭越的。因为以达夫先生的年岁、辈分和学问来说,对我是在师友之间的,所以应该说是他原谅了这个“少不更事”的我才对。
  也正因为如此,想到他现在墓木已拱,身后是非却还被人播弄不休,令我不免有一点感伤起来了。
  ●书店街之忆
  已经许多年不曾回上海了。上海的一切,变化一定非常大。不说别的,单是书店街——四马路的变化,就怕不是我现在所能够想象得出的。而在从前,这一条马路上的每一家书店,以及店门前的每一块砖石,差不多都给我踏遍了。
  记得一九五七年回到上海,第一件心急的事情就是去逛四马路。自以为一踏上了那一条马路,我就是闭了眼睛也可以走,用手摸一摸那门面,不用眼睛看也可以知道是哪一家书店的。
  当时我的心目中所存留的四马路印象,还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印象,我简直天真得认为走上那一条熟得无可再熟的马路,即使遇到劈面走来的正是我自己,也毫不会令我惊异。完全忘记了时间已经隔了二十年,而且是天翻地覆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间,上海受过战争的洗礼,受过地狱生活的洗礼,现在脱胎换骨,翻了一个大身,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上海。这一条四马路早已不是我心目中的从前的四马路了。
  只有望平街转角处的那一座宝塔式的屋顶还可以辨认得出,我用这作标志,站在那里向前后左右细细看了一下,这才如梦初醒,当时曾经狠狠的将自己嘲笑了一顿。
  现在眼睛一霎,又过了好几年,单就这条书局街来说,变化一定非常大。新华书店在哪里?古籍书店在哪里?还有,专卖美术图籍和外文的那些专业书店在哪里?摊开我心上的那一幅上海地图来寻找,早已模糊一片,我已经完全迷了路,什么也找不到了。
  那一次回到上海,除了四马路以外,我又特地去了一次北四川路底。目的之一就是想看看内山书店。我已经知道内山书店不可能仍开设在那里的,但是仍无法说服自己不去看看。那里也是闭了眼睛也不会走错的地方之一。下了车一看,一家药房,一家人民银行的服务处,就是当年内山书店的所在地。我站了一下,仿佛仍看见光头的“老板”笑嘻嘻的在收拾架上给顾客翻乱了的书,坐在一张藤椅上悠然吸着纸烟的正是鲁迅先生。在静安寺路上闲步,曾无意中发现一家专卖外文书的旧书店,开设在食物馆“绿杨村”的隔邻。这是一九四九年后新开的一家旧书店。想到自己存在上海失散得无影无踪的那一批藏书,满怀希望的急急走进去,在架上仔细搜寻了一遍,仍是空手走了出来。我安慰自己,可能是整批的送进了图书馆,几时该到图书馆里去看看。
  ●忆上海静安寺浴佛节庙会
  农历四月初八称为浴佛节,使我想起了从前每年这时在上海静安寺前所见的浴佛节庙会盛况。
  我不是佛教徒,我特别记起上海静安寺浴佛节庙会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沦为外人租界的上海,十里洋场,很少有机会能见到富于中国民族风味的节日活动,只有一年一度的这浴佛节庙会,能使我重见乡下“过节出会”的那种特有的热闹欢乐景象。
  有一年,北京民族出版社为了纪念佛诞生二千五百周年出版的《中国佛教画集》,其中就收了两幅上海静安寺浴佛节那天的庙会和佛教徒进香的盛况。那两帧照片注明是一九五五年摄的,看来比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印象更热闹。
  静安寺是上海有名的古寺之一,寺前有泉,称为天下第六泉。从前外人称“静安寺路”为“Bubbling Well Road”就是根据这道泉水命名的,因为它终年不息的缓缓的翻着泡沫。这个天下第六泉本来应该是在静安寺内的,可是为了开辟马路,已经弄到在马路正中了。但是总算不曾将它填塞,只是用石栏围起,任它终年在那里翻着水泡,也没有加以疏浚,因此俯在栏边往下看,泉水总是像一洼泥水一样,黑黝黝的。本来,既被品为天下第六泉,水质应该是不错的。可是,我喝过镇江金山寺前的天下第一泉,也喝过无锡惠山的天下第二泉,在上海住过那么多年,就从不曾喝过这个天下第六泉的泉水,也从不曾听见有人提起过这事。这个湮没了多年的名泉,现在想来一定有人整理过了。
  静安寺浴佛节的庙会,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到了浴沸节这天,庙前的马路上就搭起几列长长的赶庙会的货摊,就像香港的年宵摊那样,可是卖的多是上海四乡的土产,很少有洋货。有日用品,也有古玩小摆设。许多平时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得到的用具,这时在庙会上,都有机会可以买得到,如刨萝卜丝的刨子,老年人搔背的竹手,扫床的棕帚,庙会上都有专卖这类小东西的货摊。我那时最喜欢逛的是古玩书画摊和玩具摊。前者不过是看看而已,后者则往往随手搜集几件带回家,因为庙会上所卖的儿童玩具,都是用泥、纸、竹、木所制,富于乡土特色,是平时在上海街上买不到的,如竹制的节节活动的竹龙,泥和皮纸糊成的能够哇哇叫的老虎,总是使我见了就爱不忍释手的。
  至于浴佛的仪式是怎样,因为我的兴趣不在那上面,我逛了许多年上海静安寺浴佛节的庙会,却始终不曾进到庙里去看过。
  ●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在中国久已有了中译本。我想很少人会知道,远在这个译本不曾出版之前,早已有人曾经着手译过这本书,而且还是罗曼·罗兰本人授权给他翻译的。可惜只是译了一节便中断了。
  这位《约翰·克里斯多夫》最初的中译者是敬隐渔,他的译文是发表在当时的《小说月报》上的。
  敬隐渔的名字,现在知道的人大约已经不会很多了。然而他却是最初介绍罗曼·罗兰作品给我们的人,后来又译过一部巴比塞的小说《光明》。他同我们新文坛的关系总不算少了。但他同新文坛还有一个重大的关系,那就是他后来到法国去留学,再回到中国来时,据说罗曼·罗兰曾托他带来了一封信给鲁迅先生。当时敬隐渔在法国是由于穷得无法生活才回国的,由于他生性孤僻耿介,而且神经衰弱,这封信竟被他不知抛在什么地方,未能到达鲁迅先生手中。
  后来鲁迅先生知道了这事,他因为敬隐渔是同创造社诸人经常有来往的,便怀疑这封信是被创造社诸人“乾没”了,曾一再在文章里提到这事,这是早期中国新文坛一大“恩怨”。其实是莫须有的,因为真相已如上所述。记得在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先生曾在上海所出版的刊物《耕耘》上,为文辩解这宗“冤狱”,说创造社根本不曾“乾没”过罗曼·罗兰写给鲁迅先生的那封信。但郭先生自己也不知道这封信是由敬隐渔失去了,所以仍无法彻底解决这个疑问。——这一宗“纠纷”真是说来话长,不是在这样短文的范围内所能说得清楚的,只好留待日后有机会再说了。
  敬隐渔是四川人,据说是从小在四川一个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长大的。他是先学会了法文,然后再学中文的。后来不知怎样到了上海(也许是由于郭老的关系吧,因为郭老是四川人),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创作,这才同创造社诸人往还起来,并且也住在周报编辑部的楼上。他当时所发表的那几篇创作,还是先用法文写好,自己再译成中文,经过成仿吾先生润饰后才发表的。
  后来他为了想到法国去,写信向罗曼·罗兰求助,获得他的回信,这才决定着手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时《小说月报》出版了罗曼·罗兰专号,正要介绍他的作品,同时也只有商务印书馆才有财力接受这样长的译稿,因此,他的译文才会发表在《小说月报》上。敬隐渔也借此凑足了到法国去的路费。然而他性情怪僻,到了法国不仅不能工作,也无法生活,罗曼·罗兰也不能长期照顾他,因此,不久只好设法回国。不料就因了他误作“洪乔”,平空使得早期中国新文坛增加了一宗不必要的纠纷。
  ●“丸善”和《万引》
  记得郭沫若先生曾写过一个短篇,题目是《万引》,写的是一个买书人在一家书店里偷书的故事。背景用的是一家日本书店,规模很大,而且是卖外文书的。我推测他所写的一定是日本从前的“丸善书店”,即“丸善株式会社”。那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因为没有钱买而想偷的几本书,好像是德文哲学书,不知是尼采还是康德,因为手边没有郭氏的原文,记不清了。“万引”是日本话,即在书店里偷书之意。
  郭老的《万引》,主题写的当然不是“偷书”,但他在小说里所写的那家书店规模之大,架上庋藏的丰富,实在使我当时读了神往。
  日本这一家专售外文书的书店,听说现在仍存在,可说驰名已久。它在鲁迅、郁达夫诸先生的文章里,是时常被提起的。周氏兄弟的一些外文书,好像都是从这家书店买来的。就是我自己也曾同他们的函售部有过来往。那还是一九三零年前后的事情。那时我正热中于藏书票的搜集,既参加了日本斋藤昌三氏主持的一个“藏好票俱乐部”,再想看看欧洲出版的有关藏书票的著作。但这是冷门书,在上海的西书店里是买不到的,我便写信到日本向“丸善”去问。他们的服务组织真好,很快的就有了答复,并且开来了有关藏书票的参考书目,以及他们店中现有的几种。当时我就写信请他们将现存的几种用“国际C.O.D.”方法寄了来。现在我架上还有一册法国出版的薄薄的藏书票年鉴,就是从他们那里买来的。这是我离开上海时偶然带在身边,历劫尚存的残书之一,其余的早已不知失散到什么地方去了。
  日本是一个出版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因此他们的书店经营也是一流的。从前在上海所见的“内山”和“至诚堂”就已经可见一斑。书籍杂志总是随意堆在那里,任你翻阅,很少会有店员走过来追问你要买什么。
  当然,暗中监视的人大约也是有的,否则就不会有郭老所写的那篇《万引》的故事了。
  我不曾去过日本,更不曾到过“丸善”。但是想到这家有名的书店,仍使我不禁悠然神往。
  ●关于麦绥莱勒的木刻故事集
  当代比利时老版画家弗朗士·麦绥莱勒的作品,我们该是不陌生的,因为他的四部木刻连环故事《一个人的受难》、《我的忏悔》、《没有字的故事》和《光明的追求》,早在一九三三年就介绍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在上海一家德国书店里买了几册麦绥莱勒的木刻故事集,给当时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见到了,这时良友公司正在除了画报以外,转向印行新文艺书籍。赵家璧想翻印这几本木刻集,拿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认为可以,并且答应写一篇序,于是这项工作就正式进行了。这就是当年这四本麦绥莱勒木刻故事集在中国出版的由来。当时由鲁迅先生选定了那部《一个人的受难》,由他自己写序,将《我的忏悔》交给郁达夫先生作序。我因为是这几本书的“物主”,我自己又一向喜欢木刻,便分配到了一本《光明的追求》,也写了一篇序,剩下一本《没有字的故事》没有人写序,因为赵家璧是《良友》的编辑,便由他自告奋勇的担任了这一册的写序工作。
  原本每一册的前面本有一篇介绍,是用德文写的,鲁迅先生和郁达先生两人都懂德文,看起来不费事,我不懂德文,这可吃了苦头,自己查字典,又去请教懂德文的段可情,再参考其他资料,这才勉强写成了那篇序。但是后来还是不免被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奚落了几句,说我只知道说了许多关于木刻历史的话,忘了介绍《光明的追求》本身。
  至于那四册木刻集的原本,本来是由我借给良友公司的,后来赵家璧说制版时已经将每一册都拆开了,不肯还给我。当时在上海买德文书又很难,虽然赔偿书价给我,可是已经不再买得到,于是我便失去那四册原本了。好在已经有了翻印本,而且印得很不错,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这四册麦绥莱勒木刻故事集,绝版已久,直到近年,大约由于麦绥莱勒曾到中国来访问,上海才进行重印。先印了有鲁迅先生序文的《一个人的受难》,后来又续印了郁达夫先生作序的那一本《我的忏悔》。
  在《鲁迅书简》里,有三封写给赵家璧的信,就是讲到这四本木刻故事集的。
  ●从一幅画像想起的事
  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蒋光慈选集》,书前附有一幅铅笔速写像,没有注明这幅画像是谁画的,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光慈的爱人吴似鸿画的,因为这幅用铅笔画的速写像的原稿,至今还在我这里。
  这幅画像原先是发表的《拓荒者》月刊上的,这是蒋光慈主编的以当时太阳社诸人为中心的一个文艺刊物。我当时正在出版这个刊物的书局里做事,原稿和图片的排印制版都是我经手的,我一向就有收藏图片癖,因此这幅画像就由我保存了下来。在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战争和人事变迁,旧有的书籍图物能够幸存下来的极少,但是不知怎样,这幅画像夹在一包杂物里,竟被我从上海带到了香港,一直保存到今天。
  吴似鸿女士给光慈画这幅速写像时,已经同他同居了。这是画在一张像三十二开书本那样大小的铅笔画纸上的,是用六B 铅笔画的,签名的颜色很淡,因此经过制版后便辨不出是谁画的了。这幅画像画得不能算好,但是认识蒋光慈的人,一看还认得出来这是他的画像。在当时的环境里,多数作家过的都是受迫害的不自由生活,很少有被人拍照的事,尤其像光兹这样留俄回来的作家,所过的始终是一种半地下式的生活,随时有被“包打听”①光顾的危险。所以能有这样一幅画像流传下来,给今日的文艺青年依稀认识一下他的面目,实在是很难得的事。
  光慈最初写的两部小说《少年飘泊者》和《鸭绿江上》,今日的文艺青年,大约从新文学史上还知道这两部书的书名,但是读过这两本书的,怕一定很少了。不过当时却是极为畅销的为文艺青年爱读的两部小说,仅是这两个书名已经能令人向往了。在当时的环境里,凡是爱好文艺的青年,大都是不肯向反动势力和封建家庭低头的,因此谁不以“少年飘泊者”自居?至少在精神上是如此。这两本书的字数并不多,薄薄的两册,大红书面纸的封面,书名是用方体大号铅字横排的,出版者就是当时出版《新青年》、《独秀文存》和胡适标点本《红楼梦》、《水浒》的亚东图书馆。这家书店当时就靠了这一批畅销书赚了不少钱。
  那时的蒋光慈还叫“蒋光赤”(光慈的名字是后来改的。有一时期,在当时国民党的党老爷和图书审查老爷的眼中,不要说是蒋光赤的作品的内容,仅是这个名字,就不能通过,什么书都查禁,所以后来由书局经过他的同意,将赤字改为慈字,如《丽莎的哀怨》便是用蒋光慈的名字出的,但这遮眼法起初还行,后来也照样的要禁查了。许多青年往往为了身边有一本《少年飘泊者》就被捕,送了性命),他的这两本小说,显然是在未回国以前就写好的,因为我在一九二六年左右第一次见到他时,早已读过他的作品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情形:我那时正住在上海南市阜民里的全平家里,这里正是创造社出版部的筹备处,在一个大雪的冬天晚上,有人来敲门,我去开门,门外是一个不相识的毡帽戴得很低,用一条灰黑色围巾围住下巴的男子,年纪大约比我们大了十多岁。经他自我介绍,我们才知道他就是蒋光赤,有名的《少年飘泊者》的作者。他这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说话带点安徽口音,以后就经常见面了。
  抗战时期,似鸿曾来过香港,后来就一直不曾再见过她了。
  ●原稿纸的掌故
  在我们初学写文章的时候,是没有原稿纸可用的。若是用钢笔写,就用普通的练习簿横写或直写;若是用毛笔写,便用今日小学生作文簿所用的那种红格或蓝格的文稿纸来写。我的第一篇拿到稿费的创作,是发表在学生杂志文艺栏的《故乡行》,这是一篇散文,便是写在练习簿上的。当时是由成仿吾先生介绍给这位编者的,使我拿到了三十元或四十元的稿费。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高兴事情。
  我不知当时在北方的鲁迅先生等人用的是什么稿纸,但是当我在上海同创造社诸人有了往来以后,我见到他们写稿所用的稿纸,全是当时上海一家名叫“学艺社”印的毛边纸文稿纸,格子很小,每页有七百二十字,格子是印成蓝色的。
  那时多数作家都是用毛笔写稿。我见到好几位作家所用的也是这种稿纸,文学研究会的几位先生也是如此。当时学艺社的这种蓝色毛边纸的文稿纸,显然是作家一致惯用的稿纸。我当时既然想做“作家”,自然很快的也改用了。好在这并不要用钱买,泰东书局编辑部(创造社诸人主持的)的桌上有一大叠一大叠的摆着,只要拿一叠回去就行了。
  今日我们惯用的这种四百字或五百字的原稿纸,其实是日本式的,根本连“原稿纸”三字也是从日本输入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要来争这一分“光荣”,因为我觉得在我们不曾自印原稿纸以前,从来没有人印过这样的稿纸。那是一九二五或一九二六年的事情,当时被称为“创造社小伙计”的几个人,仿效日本式稿纸自印了一种横写的稿纸,每张三百六十字,是用道林纸印的,可以写钢笔,因为当时大家已渐渐不用毛笔写稿了。这时成仿吾郭沫若等人都不在上海,但是达夫先生在上海,他在这期间所写的创作,便多数是写在这种紫色横写的“创造社出版部原稿纸”上的。
  在这以前,要用日本式的原稿纸,在上海只有到虹口一带的日本书店里去买,多数是每张四百字的,因为日本作家稿费是按照原稿纸页数来算的,以四百字的原稿纸一页为一单位,所以多数是印成四百字的。但当时来货不多,很不容易买到。我们见到那时张资平先生从日本寄回来的三角恋爱小说,全是用这种原稿纸写的,真是不胜羡慕,有时白薇女士放暑假从日本回来,路过上海,箱子里有原稿纸,便老着脸皮向她讨一些,原稿纸上带着淡淡的日本化妆品的特有香味,便又收藏着舍不得用。
  等到北新、开明等书店在上海开设后,自制日本式原稿纸的人家便渐渐多起来。许多书局、报馆、杂志,都有了自己的原稿纸。有一时期,现代稿纸和生活稿纸最为流行。格式都是三十二开双折的,有的四百字,有的五百字。但我总嫌三十二开的格子太小,喜欢用十六开双折五百字的一种,因为便于删改。可是这样大的稿纸有时不容易买得到,于是只好自己印了。许多年都是如此,但我从来不曾在上面印过自己的名字。
  ●关于写作的老话
  茅盾先生,指示有志写作的年轻人,要他们写自己所熟悉的事情和人物,不要写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换句话说,不要见猎心喜,闭户造车。
  那么,一个作家岂不是只能写自己生活小圈子里的东西,永不能越雷池一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比执笔写作更重要的乃是他的生活。他如果平时接近现实,随时随地观察体验,他的写作范围自然就广阔了。
  这些关于写作的金石名言,其实也都是“老话”了。问题乃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在写作上肯认真做这样准备工作的作家更少。据我所知,以茅盾先生为例,他倒并不是说说就算的。为了要写《子夜》,他在上海曾天天到交易所里去观察,混在那些随着股票和标金涨落而狂呼乱叫的人群中,亲身去体验他们的那种疯狂感情。因此,他描写人物往往着笔不多,已经活现纸上,正不是偶然的。
  在文学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那几位大师,如福楼拜、左拉、莫泊桑,他们都曾经做到了这一点。据说左拉为了要描写马车撞倒人的场面,要亲身体验那个被撞的行人恐慌心理,自己曾故意在街上去给马车撞倒。这虽未必会是真的事实,但是当时法国这一批作家努力去体验生活,则是真事。
  更有名的逸话是莫泊桑与福楼拜的关系。福楼拜受了莫泊桑母亲的请托,要他精心指导她的儿子如何写小说。有七年之久,莫泊桑每天要登门受教,将自己的作品拿给老师去看。福楼拜给他弟子的指导是简单的:
  观察,然后再观察,再观察。对于每一种东西,只有一个最恰当的形容词,你一定要找到最恰当的那一个才歇手。街上有三十匹马,你如果要描写其中的一匹,你一定要使别人一眼就从三十匹马之中,认出你所要描写的那一匹,与其余二十九匹有如何不同之处。
  据说,莫泊桑终身不忘教师的这样训诲,养成了随时随地仔细观察的习惯。甚至福楼拜逝世时,莫泊桑随侍在侧,从入殓出殡到下葬,他都一丝不放松的看着,写下了详细的札记。这虽未免有点言之过甚,然而左拉、福楼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为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文学铺下了坦坦的大路,供后来有志者可以有遵循的途径,却是有目共见的事实。
  作家当然可以描写幻想,但是仅凭了幻想却从来不会写成好作品。
  ●五四的记忆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四十周年纪念。这几年被朋友们以“老”相称,自己也仿佛觉得果然老了,可是这几天大家谈起当年五四运动的情况,我掐指一算,那时候还是个高小三年级的学生,根本不够资格谈五四运动,而朋友之中却有人那时已经念中学甚或大学的。可见我实在还没有称“老”的资格,于是一时又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这倒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个人所得到的一项收获。
  在五四运动那年,我还在昆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念书,正是三年级,是要毕业的一年。由于是小学生,除了拿着“还我青岛”的旗帜,结队游行,摇旗呐喊之外,大约不曾做过别的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可做。我只记得曾经花了几十文,买了几张毛边纸裁小了,通过了一个同县教育会相识的同学的关系,借了他们的油印机,印了一幅自己所画的宣传画,拿到街上去张贴。画上是一只代表爱国精神的大手,挡住了滚滚外流的金钱劝告大家要爱用国货,下面写着某某学校某某小学生“泣告”。若说我曾经对五四运动有过什么贡献,不怕读者诸君见笑,这大约就是我的贡献了。
  然而这间学校和当时的一段生活,却给我的印象很深。昆山实在是个朴实可爱的小城市。这间小学就在城边那座有名的大桥附近,面对着的那一湾河水,称为“沧潭”,校门内有一株大银杏树,过了屏门再过一座有大树的庭院,才是礼堂,看那规模好像是由什么祠堂改建的。祠堂同时也是课堂,正中挂着“勤朴”两字校训的横额,我就在这间课室里销磨了两年童年的岁月,也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放学以后就到民众教育馆去看书,看的是《少年杂志》,自己也悄悄的去投稿,发表过几篇故事和一幅图画。
  我当时是住在叔父家里的。叔父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比学校更大。叔父是留学日本的,是老同盟会分子,当时大约眼看革命失败了,便和几个朋友在昆山租了一座很宽大的房子住了下来。我不懂他们当时为何远离家乡选了昆山来居住,但这选择,无疑是很恰当的,因为昆山正是民族志士顾炎武的家乡。在书房的案上,放着蓝色封面的《南社诗文集》,架上还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叔父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常同朋友们慷慨激昂的谈论着天下事,有空就教我们写字。叔父写得一手好柳字,可惜我一笔也不曾学到。
  在我不曾和姊姊来到叔父家里以前,叔父就已经从上海寄了新出的《新青年》杂志给我们,这是寄给我的大哥看的。我翻过一翻,记得有一期上面有《狂人日记》。这是当年这个作为五四运动代表刊物给我留下的唯一记忆。
  ●金祖同与中国书店
  目前读某报副刊“古与今”的郑逸梅先生:《郭沫若归国经过》,其中说起研究甲骨文的金祖同,说他已经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去世了,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若是如此,真是太可惜了,因为他还很年轻,一九三七年同郭老一起离开日本回到上海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如此算来,去世时不过三十岁上下而已。
  郑君说金祖同用“殷尘”的笔名,写过一篇《郭沫若归国秘记》,共有七八万字,一九四五年在上海由言行出版社刊行,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可惜未曾有机会读过,不知如何写法。
  郭老在一九二八年到日本去,是由于“宁汉分裂”、“南昌起义”,他发表了那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老蒋通缉他,无法在国内容身,这才逃到日本去避祸的。郑君说他到日本去是从事古史甲骨文的研究,这当是他到了日本以后的工作,并非他那次到日本去的目的。
  金祖同是在日本跟郭老学习甲骨文研究的,是他的私淑弟子。金氏的家里在上海经营中国书店,这是当时上海专门买卖古本线装书的一家书店,开设在南京路新世界游艺场对面的弄堂里,营业的主要对象是受外国图书馆委托配购中国古书,所以,同日本的那些古籍书店也有来往。日本出版的关于研究中国典籍版本的著作,也托他们代售,因此,我们的一些藏书家也是中国书店的主顾,郑振铎、阿英等人就经常出入这家书店的。
  后来,郭老在日本出版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也由中国书店代售。
  金祖同跟郭老一起回国后,在上海“八一三”那一段期间,同大家往来很密切。这正是《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的时期。后来淞沪战场发生变化,租界上流传着日本人将不利于《救亡日报》的消息。我们为了慎重计,临时放弃设在大陆商场楼上的办事处,将编辑部暂时设在中国书店,借用他们的“灶披间”①发稿,就由后门出入。每天晚上,在隐蔽的灯光下,大家就在那里工作,直到将大样送往承印的印刷所付印了,这才雇一辆出差汽车①,一路送大家回家。
  年轻的金祖同,在当时日本人横行的租界环境下,敢于借出他的书店余地供《救亡日报》使用,实在是很勇敢的行为。
  ① 便衣警探。① 沪语,厨房。●郭老归国琐忆
  郑逸梅先生在那篇记郭老从日本化装归国的文章里,说起金祖同曾用“殷尘”的笔名写过一篇小说体的《郭沫若归国秘记》。我还不曾有机会读过这篇秘记,内容如何,这里自然不说了。若不是郑先生说破了这个笔名,我即使有机会见到了,大约也不会猜到“殷尘”就是金祖同。但是一经说穿,想一想这个笔名倒也很有点蛛丝马迹。
  原来他对甲骨文和金石考古很有兴趣,当时在日本读书,其时郭老也正在埋头从唯物史观的立场,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希望从其中发掘中国古代社会史料,他遂从郭老游。“殷尘”这个笔名,显然与甲骨文有关,因为那些龟甲牛骨上所刻的文字,全是殷人的卜辞。“殷尘”者,殷人的尘屑之谓,所以这笔名一望就知道是对金石考古有兴趣的人所拟。
  就是郭老也是如此。他在那时不能用真名在国内发表文章,惟有采用笔名。他翻译美国辛克莱的小说,如《屠场》和《煤油》,用的是“易坎人”的笔名。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研究中国铜器铭文的文章,署名用“鼎堂”。从他这时为自己所拟的笔名用字来看,“鼎”,“易”,“坎”,也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古代文物典籍兴趣之浓。
  当然,想到郭老在日本读书时代用的名字是“郭开贞”,也可以说这些笔名与他学生时代所用的真名也有一点渊源的。
  当年郭老化装改名逃离日本,不知在船上所用的是什么名字。殷尘的《郭沫若归国秘记》不知有叙及否?事实上,他那时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在国内是早已有所安排的。因此船到虹口汇山码头时,已经有人去接船,并且给他在沧州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后来才在法租界租了地方住下。
  郭老回到上海之初,上海国民党官方还挂着“团结救国”的招牌,也喊着“统一战线”的口号,因此,他们也参加了文化界救亡协会。郭老当时从日本弃家归国,共赴国难,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文化界救亡协会曾在南市民众教育馆开过一个欢迎大会。那天是我陪他去出席的。因为时间还早,曾去逛了城隍庙,又在城隍庙的茶楼上小坐。
  欢迎会开得非常成功。官方一直想控制会场,始终未能如愿。赴会的青年对郭老的每一句话都报以掌声,并且在开会之前和散会之际,不停唱着救亡歌曲。
  ●《六十年的变迁》所描写的一幕
  李六如的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最近已经出版了。这部小说一共要写三部才完成。第一部所写的从满清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失败,这时期正是我的童年时代,而且我是在变法以后十多年才出世的,所以书中所叙的许多事情不曾赶得上。可是新出的第二卷所包括的时代就不同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那一年,我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已经从美术学校毕业出来,一面想做画家,一面又想做作家了。因此,这一卷所描写叙述的那些历史变迁,对我就有了特别亲切之感。尤其是第二卷最末一章“革命高潮又低潮”里的“萧墙启衅,功败垂成”所叙述的“宝山路上大惨案”,国民党军队屠杀请愿工人的那一幕,更是我亲身目睹的事实。
  这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的事情,我们的创造社出版部就开设在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弄堂隔壁就是那有名的大建筑物天主堂,也就是本书所说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的所在地。当时上海总工会的总部设在东方图书馆,在宝山路的另一头,相距约有半条街。前一天,为了一部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被缴械,已经有过一点小冲突,夜里已经听到有枪声。第二天,总工会召开大会后,就举行游行示威大会,队伍非常雄壮。当时我们都站在弄堂口,也就是宝山路边上看热闹。我清晰记得,在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工人纠察队,仍保持了相当的武装,有轻机枪,有盒子炮,有步枪。武装的纠察队过后,就是徒手的工人纠察队,紧接着的是一般工人和民众,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路走一路喊着口号,态度十分激昂。可是当这些徒手的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了一半的时候,耳畔忽然起了连珠似的枪声。因为司令部就在我们贴邻,因此枪声听来就特别响,同时在混乱起来的游行队伍中也就见到有许多人倒在地上。
  这次的屠杀是极其残酷而且懦怯的,因为这些军队是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事先一点警告也没有,突然就疯狂的开枪扫射。我们当时站立的地点是在天主堂围墙的这一边,若是站在街对面,也许早已遭殃了。
  从这一瞬间起,上海的******行动就大规模的开始了。东方图书馆的总工会被包围,彻夜响着不停的枪声,我们一夜不曾合眼。
  读完《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三十多年前亲身经历的这恐怖的一幕,不觉又浮上了我的眼前,使我又将这历史的一课温习了一遍。
  ●杂忆李公朴先生
  从报上读到杀害李公朴的一个主要凶犯已经被检举伏法的消息,使我想起以自己生命献给救国运动的这位老同学的许多往事。
  李公朴在一九四六年秋天遇害时,虽然早已留了那一把长长的络腮胡子,但是事实上还很年轻,至多不过四十多岁。而他的胡子,早已在抗战以前,成为“七君子”的时候,就已经留起来了。他那时不过三十几岁,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太年轻,这才留起那一把胡子来壮壮声威的。
  公朴的籍贯,有些记载上说他是扬州人,但是据我记忆所及,他实在是常州人。在一九二三年前后,我同他在镇江一家教会中学同过两年学,我比他高一班,他是在春季开学时从另一家学校转学来插班的。当时他的家境似乎还不错,因为我们冬天在学校里都是一件老布棉袍,惟独他这个新学生却穿了一件绸面的羊皮袍,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在学校里念书的名字,不叫公仆,叫李晋祥。公朴是后来才改的。真不愧是一位活跃的社会运动家。他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以一个新生的身分,就在学校的学生会占得了领导的地位。我一向是在公共场所站起来讲一句话也会脸红的人,见了他在学生自治会的讲台上那么旁若无人的气概,实在使我羡慕。
  我们所读的这间学校,是要寄宿的,因此校中除了课室以外,另有一座很大的自修大厅,每一个学生都在那里有一个编号的固定座位,两个人共用一张书桌。公朴初来的那一个学期,他的座位恰巧同我的编在一起。我那时已经喜欢看笔记小说,自己也学着用林琴南那样的古文笔调写记事文,曾将自己的作文簿题了一个什么斋笔记的名目,被国文老师狠狠的骂了一顿。可是李公朴来了以后,他见我在作文簿上题了这样的名目,以为这是合法的举动,竟在自己的作文簿上也大大的题了“谠论”两字,这大约是表示他的志趣和我的不同,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结果,卿卿我我也好,天下也好,彼此都同样挨了先生一顿骂,只有相对苦笑。
  后来大家到了上海,也经常见面。他创办《读书生活》时,为他介绍到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正是我,因此在那一份出版合同上,我竟成了双方订约的保证人。这已经是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五年的事了,但他那时还不曾留胡子。
  ●老同学成庆生先生
  早起读报,忽然见到成庆生先生在广州病逝的消息,这真吓了我一跳。怪不得在香港这许多时候不曾见过他,在若干应该见到他的场合,也不曾有他出现。我一向疏懒,以为他事忙,或是出门去了,从不曾向朋友们打听。不料他早已卧病,现在竟作了古人了,这真太出于我的意外。
  成庆生同我是中学时代的先后同学,我比他早了几年。这事我本来不知道,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其中提到我读过书的那间中学的景色,他读了就断定我所写的一定就是他也读过的那间学校。后来见了面向我一问,果然不错,这才知道我们还有同窗之谊。我虽然比他早了几年,但是教过我的几个老师,后来也教过他,可见其中相隔并不怎样久。后来大家一同北上,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在一起,一有空闲就谈从前那间学校的事情,我们就真正的成了老同学了。
  我们两人先后同过学的那间中学,是设立在镇江的一间教会中学。我年轻时候读书的几个地方都分散得很远。我自己是南京人,却不曾在南京念过书。我的私塾启蒙教育是在安徽一个小县宿松开始的。念初等小学时却到了江西九江。后来又到上海附近的昆山念高等小学。在昆山县立高小毕业后,就到镇江去念那间教会中学。这就是成庆生后来也念过的那间中学了。
  这间教会中学规模并不怎样大,办得不特别好,可是由于它的校舍是建立在镇江郊外的一座小山顶上,远远可以望见长江和北固山,景色特别好,远离尘嚣,因此,在那里念过书的人大都印象很深。再加上这间学校是规定要住宿的,年轻人一旦离开家庭来到一个新环境里,要独立生活,一切都要自己动手料理。这里面有麻烦,但也有说不尽的新奇和趣味。因此虽然相隔多年之后,我们两人互相印证当时的情形,谈了一样又一样,就像白头宫女一样,谈来谈去总谈不完。
  中年以后,能有机会遇见年轻时候的同学,而且彼此又是异地相逢,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正以为大家见面的机会正长,有很多的场合可以供我们坐下来如数家珍的谈那些可笑又可爱的往事,不料半年多不见,现在竟成了永别了!
  许多年以前,我还损失过一个也在这间中学里念过书的老同学,那就是李公朴。他比我低一班,但是在宿舍里却是同一个房间的。我曾经屡次在成庆生面前谈起李公朴的往事,现在又能再去同谁谈呢?
  ●关于内山完造
  一内山和他的书店
  内山完造先生应邀到北京去,日前过港,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走了。可惜我知道这消息太迟,错过了可以见到他的机会。
  他是从前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因此,大家一向惯称他为内山老板,报上说他今年已经高龄七十四岁了,我想他确是也该有这样的年纪了。因为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到他的书店里买书,如我上次提起过的郑伯奇先生送给我的那两部路谷虹儿画集,就是在他的店里买的,而这件事情,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旧事了。
  他的内山书店,最初是开设在从前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一条弄堂里的,卖的是杂志刊物,书籍并不多。后来业务日见发达,这才搬到北四川路底,正式开起书店来,原来的旧址改作了杂志部。他的书店,颇具一家第一流书店应有的好作风。这就是说:你进去之后,你如果向他招呼一下,他自然也点头向你招呼。但是你如果不想同他招呼,你就可以径自走到书架前去看书,根本不会有人来理睬你,也不会有人来向你问三问四。你看够了架上的书,若是不想买什么,就可以扬长而去,也没有人会给你难看的脸色看。但是你如果自动的问他或是托他找什么书,他的回答和服务就极为殷勤周到。内山老板也能够讲几句日本式的上海话,因此,当时许多不懂日本文的人也喜欢到他的书店里去翻翻。
  他的店里,在正中的大柱后面摆着几张藤椅,一张小桌,还有日本人生活中所不可少的火钵,其上放着茶壶。这是内山老板的坐处,也是招待朋友和顾客的地方。只要你自己高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些藤椅上坐下来,他会用雅致的日本小茶杯给你斟一杯茶。若是机会好,有时还可以吃到一件日本点心。这时若是会讲日本话的,就可以同老板开始聊天。若是不会讲的,彼此就作会心的微笑,也不会尴尬。
  就在这几张藤椅上,当年就经常坐着鲁迅先生。因为他不仅是内山书店的老顾客,也是内山老板的好友。当年鲁迅先生自己印的许多书籍,就托他代理预约,一般的信件和稿费,都是由他代收代转,就是有时同朋友约会,也是在他那里相见的。
  坐在内山书店藤椅上的鲁迅先生,见到相识的朋友,自然就趁便招呼,但他随时是在警惕着的,若是见到什么面生的人对他一看再看,他便会悄悄的站起身,从后门溜之大吉了。
  内山书店和当年鲁迅先生所住在大陆新村,十分相近。鲁迅先生在千爱里所租赁的另一个贮放藏书的地点,更是就在书店的后面,所以往来十分方便。前几年我回上海时,参观了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后,更顺便看了一下当年内山书店的旧址,现在好象已经改成了一家药房,附近有人民银行的储蓄处,还有一间售书报邮亭。
  当年在内山书店买书,还可以挂账,这对于穷文化人真是一种莫大的方便。八一三沪战发生后,北四川路的交通首先隔断,接着我也只身南下,因此,至今还欠了他店里的一笔书账未还,这可以说是对老板最大的抱歉。(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
  ●二悼内山先生
  从报上读到内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真使我吓了一跳。我前几天因为他经过香港北上,不曾有机会见到他,还特地写了一篇短文,讲讲他的旧事。我原本准备剪一份寄给他,博他一乐,希望他将来返国时再经过香港,便可以约我见面一谈。日前有一位朋友动身回去,我给他送行,几乎想将剪下来的这篇短稿托他带去,后来想到这位朋友与他并不相识,怕转折费事,心想还是寄给他吧。不料我的信还未写好,就从报上读到他的噩耗。看来他是一到北京就患了这急症的,人生的变幻竟这么无常,这真是叫人从何说起!
  一生为了中日人民友好合作努力的内山先生,这次虽然赍志以终,但是能够死在中国人民的首都,想他一定也可以瞑目了。
  他的一生,就为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曾经遭受不少诽谤和委曲。在他经营内山书店的初期,由于他同中国文化人过往很密,尤其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深切友谊,使得有些人怀疑他的书店乃是幌子,是另有人资助的一个秘密机关。在对日抗战前后,又有人怀疑他是派在上海的日本间谍,专门搜集我们文化情报的。而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听说他又被日本宪兵扣留,罪名乃是曾经协助中国文化人逃出日本宪兵布置的罗网。在香港沦陷初期,他曾来过这里一次,目的就是想对当时被困在岛上的中国友人有所协助。大约就是为了这样的活动,使他受到日本宪兵的注意了。
  其实,内山先生乃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他忠于自己的祖国,但是同时又热爱中国人民,正如许多善良的日本人民一样。这从他所写的两本关于中国生活回忆的小书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观点仍是日本人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中国民族性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爱好。这样的国际友人真是太可宝贵了。因此,在他怀着发展中日人民友好壮志来到中国作客的时候,突然染病去世,特别使我们觉得可惜!
  (一九五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