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英美派”

  在谈“英美派”之前,先谈一谈一般所谓“派”的意义及形成“派”的过程。中国旧时士大夫阶级中,理学有“程朱派”与“陆王派”,古文有“桐城派”与“阳湖派”,诗词也有这派那派,这就是说信仰那些人和模仿、学习那些人的思想学说方法,同时又排斥其他不同思想学说方法的(所谓有“入主出奴”之见的),即成为什么派。从清季派留学生出国求学以后,因为英、美、德、法、日等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都比中国强,有些留学生回国后,总是夸奖外国的长处(有一个讽刺留学生的故事:某生留美回来,讲起什么东西来都是美国的好,中秋赏月,他说“月亮也是纽约的好”。他的父亲气不过,就打他一个耳光,骂他忘本,他却说“就是打耳光,也是美国人打得好”),住过甲国的说甲国好,住过乙国的说乙国好,从甲国学的欢喜用甲国的出品,从乙国学的熟悉乙国的机械,于是就成了英国派、美国派、德国派、法国派、日本派……到那一国去留学,理应知道该国的长处以及学她们的长处的,否则就不必去学,日本也有所谓“知英派”“知米(美)派”“知独(德)派”之称;但在咱们中国,因为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者掌握最高的支配权,所以若干“知英”“知美”……者就不仅对英、美等国盲目崇拜,遇到任何事情产生“如果在某国就一定有办法”的想法,且进一步依赖某一国,以为“只有某国能有办法”,就不是“知什么”派而是“亲什么”派了。
  以留学生的数量讲,日本的最多,“亲日派”就产生于留日学生之中,但所占的比数并不大,因为日本的教育精神强调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以大多数日本留学生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留美学生,第一是美国在华所办的大学特别多——如燕京、金陵、圣约翰、岭南、沪江、湘雅、协和、东吴、之江、文华、华西……遍于南北东西各大都市;第二是美国首先把庚子赔款用于对华文化教育方面,特别是用于派遣留学生方面。留美学生回国后,虽然不是多数变成“亲美派”,却大多数对美国有好感,或多或少地信赖美国。英国是第一个打开中国门户的,一直到抗战为止,操纵中国政治最有力的是大英帝国,上海人把美貌的人(不论男女)叫做“大英照会”,以形容其到处吃香,可见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势力的庞大与深入。英美两国语言文字相同,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常采取平行政策(虽然彼此间也有矛盾),所以“亲英派”与“亲美派”就很易联成一气,通常就叫做“英美派”。
  从广义讲,整个蒋介石集团都是“英美派”,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头子,一切都依靠美国,宋子文、孔祥熙固然澈头澈尾是美国买办,黄埔系、蓝衣社、CC也都是执行美国顾问的命令与实施“中美合作”的,就是素以“亲日”著名,靠“亲日”起家的政学系,现在是靠美国主子的青睐而掌权,张群就是到美国去“养病”,被美国当局评定为“自由主义份子”而回国任“行政院长”的。马歇尔说,“蒋介石是为英语民族的利益而作战的”。这句话如把“英语民族”改为“英美帝国主义”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英美派”,含义并不如此广,只是限于蓝衣社、CC、政学系、宋孔集团之外的一些职业外交政客与金融买办一类人物,连王世杰、郭泰祺都不算在内。
  在职业外交政客中,著名而又主要的数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三人,后进的则有魏道明、钱泰、金问泗、刘师舜、徐谟等人。
  王亮畴(宠惠)是法律专家,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民十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回北京后,曾一度出任“好人内阁”的国务总理,“好人内阁”的命运很短,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民国十六年以后任南京的司法院长,先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多年。孙中山说过中国有三个半人的英文好,他就是半个(其余三个为辜鸿铭的文学,陈友仁的时事评论,伍朝枢的政治宣传文章)。民国十五年起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一直连任到六届。抗战期间,曾一度任外交部长,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后为改组行政院候选院长三人之一(其他两人为孙科、张群,最后始由蒋确定任用张群)。王宠惠在国民党中是元老,是学者,一般认为是“正派”“清白”的。我只讲他一个故事:从“好人内阁”之后,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顾维钧四人结为兄弟,以便互相援引。那时国内三大势力,奉系、直系、国民党,究竟谁胜谁败,孰兴孰衰,尚难预料,因此他们就分了工,顾维钧投奔吴佩孚,汤尔和、罗文干依靠张作霖,王宠惠本是老国民党员,又系广东省人,则“参加革命”,将来不论谁胜利成功,他们四兄弟就都“朝里有人好做官”。北伐完成,东三省易帜,国民党的统治优势是成功了,顾、罗、汤都保持原有高官。但内部矛盾既多,帝国主义间角逐甚力,还是举棋难定,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更不易断定“鹿死谁手”,于是又有了新的部署,汤尔和留在北方与日本侵略者勾搭,罗文干到南京投宋子文系统,任外交部长,拉拢美国对抗日本(罗长外交时对日本采不理态度,日本公使来由亚洲司长接见,参事等来由科长接见,因与汪精卫的政见不合,于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时被蒋汪免职),王宠惠则以元老资格调停宁粤,实际上偏袒西南,顾维钧则周旋于英法之间,以观时变。“七七”以后,汤尔和公开投敌,出任华北临时政府的“常务委员”兼“教育督办”,死得早,未受裁判。罗文干则参加了国社党,以第三者姿态出现于国民参政会,不久就病死昆明,没有一显身手。王、顾两人则依然做国民党的大官。
  “惠灵顿”顾是有名的青年外交家,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熟悉一切西洋礼节,仪表很好,在国际会议中曾屡次驳倒日本代表(日来人的外国语,一般都说得拙劣的),但他的本领就是这些。顾少川(维钧)是唐少川(绍仪)的女婿(唐另一女婿为施肇基,亦为外交官),得唐绍仪的提拔,逐步上升,第一次欧战后召开巴黎和会(民八)时己任公使,为中国出席和会代表之一,以后历任驻法、驻英公使,民十华盛顿会议又为出席四代表之一(其余三代表为施肇基、王宠惠、伍朝枢,伍未出席)。共后即投靠直系吴佩孚,是年直皖战争,段祺瑞失败,吴佩孚正声势煊赫,顾曾任外交总长,并一度代理国务总理。中苏建立邦交,即顾在外长任内与加拉罕谈判,一切俱已商定,即将签字,其时直系内部又分为洛(阳)派(吴佩孚)、保(定)派(王承斌,曹锐),虽共同拥戴曹锟,但彼此间争权夺利,互相排斥甚烈,顾属洛派,保派对顾大肆攻击,吴佩孚则通电支撑顾氏,但顾终为保派所倒,故中苏协定由王正廷签字。顾之元配唐早死,续弦为南洋华侨富孀黄氏,系爪哇糖商黄某之女,以豪富著名。据传顾妻所戴的珠宝钻饰,曾使英国王后自愧不如,其父亲死后,她又承继到遗产八百万镑(合美金约四千万元,那时美国人有财产百万元的即称富翁)。当旧国会最后在北京复会期间(即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国会),顾维钧曾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当向国会提同意案时,有些无耻的议员们说:“顾少川吗?没有问题,顾夫人的钱那样多,做总统也很容易,何况做总理?”顾维钧为江苏嘉定人,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争(江苏为直系齐燮元,浙江为皖系卢永祥),直系军队的纪律极坏,江浙人民恨之切骨,而顾维钧则为直系张目,其嘉定的老家即为直系军队所抢掠,他元配唐氏的棺材也给直系军队撬开了。那时江苏的绅士曾由袁观澜(希濂)领衔打电报痛骂顾维钧,说他“祸国祸乡”。
  国民党执政之后,曾企图在党棍中及有关的大学教授中起用一些外交官,以代替旧的外交官僚,如以刘文岛为驻意大使,程天放为驻德大使,张乃燕为驻比公使,张歆济为罗马尼亚公使等,结果都闹了不少笑话,腾笑国际,最后还是不得不重用外交官僚。顾维钧即以此因缘,由法调英,由英调美。
  王儒堂(正廷)与蒋介石同乡,小时曾同学过,信基督教,辛亥革命时任黎元洪的军政府外交部次长(总长为伍廷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总长仍为伍,次长则易为温宗尧),任南北议和代表参赞(民军代表为伍廷芳,参赞为温宗尧、汪兆铭、王正廷),临时参议院议员。民二第一届国会召开,任参议院副议长。民六西南护法,王亦南下。民八巴黎和会,南北合派代表,王正廷为南方代表,与陆征祥、顾维钧等同时出席,曾把山东问题密约告诉留法学生代表,当时颇负时誉。时传美国威尔逊,是王正廷在美读书时的教授,与王有师生之谊,威尔逊颇有帮助中国“翻案”之意,因北洋政府的代表软弱,故毫无结果。这一说法,是教会中人为抬高王正廷的声望而编造的,实际上美国与日本早订过“蓝辛、石井秘密协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是袒日的。巴黎和会之后,王正廷就离开了南方而投到北洋政府去做官,华盛顿会议后,因直系军阀的支持,任接收青岛的督办,在洛、保派的争执,王正廷是保定派,是声名狼藉的曹锐(曹锟之弟,时任直隶省长)的门下客,因此得任外交总长。民国十三年以后,王又以同为基督徒的关系成为冯玉祥一派;十六年后,以同乡关系任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南京做过两次外交部长,也被学生打了两次,一次是为了济南惨案,日军占了济南,杀了交涉使蔡公时,国民党政府完全取退让政策;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这当然不能要王正廷负主要责任,但他既做了外交部长,就首当其冲,尝了爱国青年的拳头。抗战开始,王正廷做驻美大使,那时蒋介石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希望美国出来调停,国民党“抗战”的目标,是“三国干涉还辽之举,不难重见于今日”)。而不学无术的王正廷,却为罗斯福总统所轻视,王每次去请见罗斯福时,罗斯福在礼节上不能不接见,但罗实在不耐烦与王谈话,所以每一见面就先邀王正廷打高尔夫球,以消磨时间,使王没有谈话的机会。蒋介石知道了之后,不得不把王正廷调回,而派“学者”胡适去继任大使(不过胡适的荒唐更超过王正廷。胡适到任不久,外国记者问他:“中国的游击战打得怎样?”胡适的回答竟是:“游击战,不过害害老百姓而已!”所以许多华侨控告他,说他“完全不是中国人的立场,竟像是日本的大使”)。
  王正廷下台的另一原因,是为了他建议征用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所保有的国外证券(股票、债券),宋子文说他“不明事理”。抗战初期,只有苏联借钱借军火及派遣空军志愿兵到中国来助战,直到第二次欧战发生时止,英国或美国贷给中国的借款,不及苏联十分之一,总计起来,不过几千万美元,而且都附有苛刻条件。王正廷在美国既借不到钱,觉得难以完成任务,恰巧他的兄弟王正序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经理,从王正序那里知道中国银行存储着外国证券有二万万美元之多,就一个电报向蒋介石建议,由政府征用这笔财产。蒋介石听到“两万万美元”那样大数字,很为高兴,马上邀宋子文商量如何提用。宋子文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考虑了一下,这样答覆蒋介石:“政府一定要动用呢,也可以,但要给我一个月时间,把所有海外中国银行分行的负责职员统统都调回来,准备好破产办法,免得他们都吃外国官司。因为这二万万美元的证券,是所有海外分行的存款准备,如动用了,就无法支付存户提款,那只有破产;而中国在外国又没有领事裁判权,各地分行的负责人就要吃外国官司的。”蒋介石一听,等于兜头一盆冷水,把一团高兴化为乌有。接着宋子文就主张把王正廷撤换,促成了王的去职(同时王正序也因此被调回,改任总行专员)。王下台后居香港,与杜月笙、钱新之等代蒋与日本兴亚院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投降条件。日本投降后,王任扬子建业公司董事长,成为孔系财阀的傀儡。
  在金融买办中,我只介绍两个典型人物——陈光甫与贝淞荪。一般把他们列入宋子文系,那也有相当道理,一则他们都和宋子文密切合作过,二则他们是“具体而微”的宋子文,起着与宋子文同样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资本,并不是依附宋子文得来的,正因为与宋子文能起同样的作用(只是量的不同),不免“同行嫉妒,互相争宠”,所以不应作为宋系。他们在某些方面与宋子文完全沆瀣一气,某些方面则与宋子文“分庭抗礼”,不受宋子文的支配。
  陈光甫(辉德),江苏镇江人,在上海金融界(钱庄业),有四帮:江苏的苏州帮与镇江帮,浙江的宁波帮与绍兴帮。从钱庄发展到银行,镇江帮势力较大,在大钱庄中(汇划庄)则宁波帮居优势。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廿万元的资本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于办法新颖方便,管理科学合理,给往来者以许多便利,业务逐渐扩大,资产日益雄厚,截至抗战之前,上海银行所吸收存款之多,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占第一位。陈光甫有那样的成绩,所以中外资产阶级都承认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成功的企业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家很看得起他,因为他从美国学到本事,能灵活运用而得到成功。民国十七年起,宋子文掌握南京财政权以后,在上海银行界中特别倚重两个人,一个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一个是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铭)。浙江实业银行是四十万元资本搞起来的,那时也已为大银行之一,不过从发展的比例上讲,“浙实”就不如“上海”。从表面上看,中国所有银行都是从小到大的,实际上则有许多银行都是有所凭借的,如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是靠侵占交通银行起家,大陆银行则靠侵占中国银行起家的:金城、大陆两银行为中交两行的高级职员所创设(大陆银行在北京时就设在中国银行的后门,室内完全相通),放款做生意,赚了钱就算大陆、金城的,蚀了本就记入中交两行的帐内,这样才成为大银行。在上海,中交两行(特别是中国银行)扶植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但新华银行到今天还不能算什么大银行。可见上海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的靠经营得法而逐步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为陈光甫有这一资本,所以他在美国资本家眼中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抗战初期,蒋介石要从美国取得物资与借款,同时又不愿重用宋子文(那时蒋宋之间有矛盾,宋孔之间有矛盾),而宋子文则多少有“你要打通美国关系,就非我不可”的气概。蒋介石既不肯对宋让步,孔祥熙又不中用,不得已而思其次,就派陈光甫到美国去谈判借款和换货协定,借款和易货,均以钨砂、桐油、猪鬃等特产偿付。一九三九、四○年时有人主张设贸易部,以陈光甫为部长,但孔祥熙不肯把大利让人,结果只设一贸易委员会,以陈为主委。在这一阶段中,蒋介石、孔祥熙以陈光甫代替宋子文,所以也有人把陈光甫列入孔家系统,那更不恰当,陈根本瞧不起孔,而且多少有矛盾。在抗战之前,陈光甫的事业,民族资本的气味较重,抗战后特别是做了贸易委员会主委之后,买办性的比重就大大增加。一九四七年蒋政府“改组”,要把陈光甫列入“府委”,除为了取得美国财阀的好感外,是没有其他作用的。
  贝淞荪(祖诒)是江苏吴县(苏州)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兼买办的世家,第一次欧战中发大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是他亲房哥哥。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香港分行行长,宋子文做中国银行董事长时任沪行经理。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宋汉章病死,贝淞荪就继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时期对黑市汇率的处理,贝淞荪是实际的负责者。据说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得国际汇兑,这半个人就是贝淞荪,所以贝淞荪不仅是中国对国际汇兑问题的专家,而且是权威。因此他在美国资本家中也有“信誉”,所以他被选为谈判“五亿七千万美元援蒋贷款计划”的代表。中国银行历史上就分为两派,一为浙江的王克敏派,一为江苏的张公权(嘉敖)派,在北洋军阀时代,王克敏任总裁,张公权为副总裁,大权操于王克敏。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了上海,张公权就把上海区间行(中国银行在全国分为四区,沪行管东南各省分行,津行管华北各省,汉行管长江中游及西部各省,粤行管华南各省,上设总管理处于北京)改为总行,自任总经理,排斥了王克敏的势力;宋子文攫夺中国银行,把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撵走张公权(给以中央银行第一副总裁的空衔),就利用王克敏系的力量对张反攻。贝淞荪是中国银行的老干部,在王张两人之间,比较接近张公权。一九四八年初赴美谈判“援蒋贷款计划”,主要是政学系的意见。